《沉冤录》-3

第五位犯人进场，只见他三十多岁，红光满面，打扮怪异，长发披肩，穿的衣服有点类似于僧人袈裟，他目光直视前方，步履稳健，大步向法庭走来。旁听席中有人说：“这就是余杭章太炎！”　　第六位犯人，也就是最后一位犯人，只有十八九岁，身材瘦小。和其他五位同案犯不同，他剪掉了辫子（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举动），穿着西服，一派留学生的打扮。旁听席中有好几个人都说：“原来他就是写《革命军》的邹容！”　　就在六个犯人陆续进场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高高在上的两位清朝主审官坐立不安，紧锁着眉头。他俩对视了好一会儿，心里暗暗叫苦。法庭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官府早上安排了五百名官兵乔装打扮，来到租界，埋伏在六个被告上庭的必经之路，计划劫狱。法庭的公审还没有开始，法庭外的较量早已经上演了。但是，令清朝官员不解的是，为什么劫狱没有成功呢？那五百名官兵都干吗去了？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很多问号。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案子？这六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清朝政府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按照西方司法制度来审判这起案子？　　这是一起清朝政府状告《苏报》报社及其作者发表激进言论、煽动造反的案子，史称“苏报案”。要弄清楚苏报案的来龙去脉，得从《苏报》和它的所有人陈范谈起。　　陈范是江苏常州人，1860年出生，他的家族在当地是望族，他的父亲和大哥都考中过进士，都是朝廷命官。陈范从小就接受了系统教育，想走父兄那样“读书——考试——当官”的道路。他考中过举人，于1891年出任江西省铅山县知县。当年，陈范只有三十一岁，应该说前途一片光明。他怀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很快就被现实打垮了。1895年，陈范因为和上司不和，被罢官了。　　陈范被罢官时才三十五岁，刚好是干一番事业的年纪，总不能闲着。那么，干点什么好呢？重新当官，希望不大，而且陈范的性格也不太适合当官；给别人当幕僚，或者办私塾教书，陈范又有点不甘心。怎么办呢？　　幸运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除了官场和学校外，社会还给读书人提供了其他出路。当时，通信技术、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网络的建立，使得新闻出版行业蓬勃发展。新闻出版行业给读书人提供了大把大把的就业机会。你可以当记者、当编辑、当作家，或者宅在家里当自由撰稿人，只要有人愿意买你的稿子就行，如果有钱，你还可以自己办报纸当文化商人。　　距离陈范老家常州不远的上海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先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发展很快，给许多体制外的文人提供了谋生手段。很多读书人都到上海去闯荡。陈范在老家待了两三年后，也来到了上海。陈范有点小积蓄，决定搞点文化产业，于是，他开始寻找合适的项目。　　机会很快就来了。当时，有一家刚刚创办一两年的小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老板想找个下家接手。这家报纸就是《苏报》。《苏报》是一份日报，1896年在上海租界创刊，创办初期主要刊登八卦新闻，报道社会上的小道消息，销售量一般。　　陈范考察了报馆的情况后，决定买下《苏报》，自己当馆主，类似于现在的报社社长，他拉来妹夫汪文溥当主笔，类似于现在的总编辑。陈范又叫来儿子陈仲彝、女儿陈撷芬当记者兼编辑，一家人就这么开始了《苏报》的“二次创业”之路。当时上海滩的不少报纸都是小本经营，像《苏报》这样父子老少齐上阵的“合家欢”场景，并不少见。　　那么，他们一家人经营得怎么样呢？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惨淡。　　创业之前，陈范把未来想象得很好，真正当老板后，他发现现实太残酷了，根本不是自己原来想的那样。上海的报纸很多，竞争很激烈，陈范没有办报纸的经验，更不懂得经营，《苏报》在他接手后情况很糟糕。根据日后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苏报》的销量在一千份左右。当时报纸发行量至少要三千份才能保本。也就是说，《苏报》出版发行一天，陈范就赔一天的钱。　　怎么办？陈范总结经验教训，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作者。从事过新闻出版行业的人都有切身感受，作者资源很重要。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稿子；有什么样的稿子，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所以，作者资源是新闻出版行业的核心资源，报纸质量的竞争，就是作者资源的竞争。而陈范恰恰没有好的作者资源。　　于是，陈范开始留意作者资源，从1902年开始频繁地进出当时上海滩著名的社交场所张园。　　张园是上海租界的一个私家庄园，主人姓张，所以俗称“张园”。这个园子的特点，第一是大，占地六十多亩，是当时上海滩最大的私家庄园。第二是设施先进，里面有当时上海最高建筑“安垲第”，可以召开一千人以上的大会，又有电灯、照相、电影、气球等新事物，经常承办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展览大会等活动。第三个特点，也是更重要的特点是，张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来者不拒。老百姓的婚丧嫁娶放到张园办，霍元甲和外国大力士打擂台，也放在张园举行。很快，张园成了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空间，人气很高。　　陈范发现张园里有很多作者资源。园子里经常举办政治集会，什么拒俄大会、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都在园子里举办活动。其中，爱国学社是一个革命团体，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陈范本身具有改革思想，对清政府不满，所以在思想上很赞同爱国学社的宣传。于是，他找到了爱国学社谈合作，爱国学社也需要有一个宣传阵地，双方一拍即合，爱国学社的成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张继等人轮流给《苏报》写稿子，报馆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钱。　　爱国学社中有一个才二十二岁的湖南小伙子，叫章士钊，他之前在南京陆军师范学堂读书。章士钊人很聪明，书读得很好，学堂的负责人俞明震非常欣赏他。1903年，章士钊不满官府的腐败保守，参加了学校的罢课，后来干脆带着罢课同学到上海集体加入了爱国学社。陈范非常喜欢章士钊，大胆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也就是总编辑。　　经过这么一番改造，《苏报》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迅速从一份政治倾向并不突出的报纸，转变为鼓吹革命的激进报纸。新主笔章士钊的政治态度非常激进，他上任不久，《苏报》就在6月7日、8日连载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国处于革命的风浪之中，当权者胡作非为，把很多人推到革命阵营中去了。　　陈范看到章士钊发表的文章后很紧张，他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年纪比章士钊大很多，又当过官，知道在中国办事，保持“政治正确”是非常必要的。安全第一，没有安全，根本谈不上报纸的经营和发展。所以第二天，陈范就来到报馆，提醒章士钊发表的言论不要太过激，过激就不好了。章士钊不想让陈范担风险，所以等陈范走后，就开始写辞职信了。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陈范又回到了报馆，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对章士钊说：“小章啊，你不要有所顾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这让章士钊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陈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有人说，陈范本来就有变革思想，仔细思考了革命党人的思想后，觉得很有道理，开始倾向革命了；也有人研究得出结论，说陈范被报社的职员钱宝仁给骗了，以为发表激进言论不会有危险。总之，陈范一开始对《苏报》的转型是不太赞成的，但是经过短暂的犹豫后，他开始支持章士钊的做法。　　于是，《苏报》越来越激进，开始公开号召革命，影响力与日俱增。其中最激进的，一是推荐和摘录了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是大力推荐和摘录邹容写的《革命军》，这两部作品成为苏报案的导火索。那么，这是两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当时爆发了革命与君主立宪之争，这场思想争论对中国人起到了类似思想启蒙的作用。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表文章，反对革命，提倡君主立宪。爱国学社的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的观点，就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是资深革命党人，1869年出生，经历很丰富。他先是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遭到清朝政府通缉，后逃到台湾避难，又留学日本，政治倾向从维新变法转向反清革命。　　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所以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章太炎就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主张用革命来移风易俗，让老百姓在革命过程中提高政治素质。　　康有为认为革命就是暴力，会对社会造成破坏，中国社会承受不了大的破坏。章太炎认为，革命是要流血的，但君主立宪更要流血，君主立宪成功的西方国家，哪个不是通过内战实现的君主立宪？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敏感的，也是日后苏报案争论的焦点，是直接批评光绪皇帝的内容。康有为说光绪皇帝是千古明君，章太炎却说“载小丑，不辨菽麦”，批评光绪皇帝能力很差。章太炎认为，从本质上说，光绪皇帝和所有独裁君主一样，满脑子都是皇权，不要对独裁者抱有希望，幻想通过独裁者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与富强是不现实的。最后，章太炎说革命是人类进化的潮流，是世界的公理，他号召革命，建立“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这样激进的文章，《苏报》发表了，而邹容的《革命军》，更加激进。　　邹容，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巴县。他从小鄙视八股功名，性格非常高傲。1902年，邹容留学日本后接触西方的民主自由，迅速倾向革命。邹容常常公开大骂清政府，是公认的革命分子。　　邹容写的《革命军》只有两万多字，通篇就只有一个目的：鼓吹革命。邹容毫不避讳地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并且高呼“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　　在书中，邹容揭露了清朝政府对汉族人的压迫，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奴隶”，痛骂清朝历代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大骂慈禧是“卖淫妇”。骂完政府后，邹容开始疾呼革命。他认为革命是社会进化的公理，是世界的潮流，革命则中国生，保守则中国亡，中国要自由、富强、独立，只有革命这一条路。　　《革命军》的语言非常通俗，具备初级文字水平的读者都能读懂，而且非常具有感召力。上海租界的大同书局在1903年6月出版发行了《革命军》，出版后迅速畅销。《革命军》的正版图书，加上各种各样的盗版、翻印版，发行超过了百万册。当时中国识字看书的人不多，上百万册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销量了。就是放在现在，一本图书能够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也称得上是超级畅销书了！在《革命军》畅销的同时，《苏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为其呐喊助威。　　那么，面对《苏报》如此激进的言论，清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第二回　宽容还是镇压？　　上海的《苏报》和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合作，刊登激进文章，公开号召革命，推翻清政府。报馆的主人陈范在报纸转型之初，也担心过、犹豫过，但他最终选择支持《苏报》转型为革命报纸。那么，《苏报》会不会遇到麻烦呢？　　当时，革命观念已经成为思潮，开始深入人心，国内陆续爆发了几次起义，清政府开始重视应对革命问题。就在陈范与爱国学社的作者联络的同时，清朝政府内部已经有人盯上了爱国学社。　　这个人叫吕海寰，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和洋人谈判条约。吕海寰到上海后，也到张园逛了逛。他看了爱国学社举办的政治集会，当他看到一个个人轮番跳到台子上去，慷慨激昂地痛骂当朝官员，号召推翻政府，下面还有人鼓掌时，他吓坏了，他觉得，这还了得！这分明是在鼓动造反啊！　　吕海寰看不下去了，决定出面镇压。他直接找江苏巡抚恩寿。1903年6月1日，吕海寰给江苏巡抚恩寿写了一封公函，公函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的热心少年，聚集在张园里举办政治活动，名义上是讨论时政新闻，实际上是要造反作乱，请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吕海寰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抓人，要镇压。　　吕海寰之所以这么做，和他所处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吕海寰一直待在清朝统治的中心，政治风气保守、社会环境僵化的北京，突然来到社会开化、环境自由的上海，肯定适应不了，看问题很容易上纲上线。从他发出的公函中，我们能看出，吕海寰的身体在近代，脑袋却停留在古代。　　还有一种说法，说吕海寰之所以要求抓人，和《苏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苏报》刊登文章，影射吕海寰是通过偷取科举考试的题目才考中的功名，吕海寰很生气。《苏报》案发后，外国的外交官们就认为吕海寰是被《苏报》戳中了痛处，所以找机会报复。　　我们已经查不到江苏巡抚恩寿是怎么答复的了。从之后事情的发展来推断，江苏巡抚衙门收到吕海寰的公函后，极有可能拖着没办。江苏地方官员长期在风气领全国之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看见的自由、开化的事情多了去了，已经慢慢变得比较宽容了。他们可能觉得，不就是几个年轻人在骂政府嘛！就让他们骂去吧，只要他们不杀人越货，不聚众造反，和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社会变化这么快，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如果连骂人的小事都要管，哪里管得过来？说不定，恩寿在心底里还觉得吕海寰这个人少见多怪，多管闲事呢！　　事情最开始的时候，江苏地方官府其实对发生在上海租界的激进言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想管。但是，吕海寰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清政府内部比较保守和守旧的那一派官员。张园政治集会越来越多，爱国学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知道这些事的保守派官员越来越多，要求查办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保守派的官员还占据多数，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都施加到了江苏本地官员身上。当地官员有点扛不住了，不得不“积极”起来。　　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在巨大压力下，报告朝廷，上海《苏报》和爱国学社存在激进言论，申请查禁。第二天，朝廷就给沿海沿江的总督、巡抚发电报，说爱国学社及相关的革命分子“猖獗悖谬，形同叛逆”，“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清政府决定对言论激进派动手了！一张大网开始向上海租界笼罩过来。　　两江总督魏光焘也就成了清朝政府派来直接处理苏报案的最高官员。　　具体到《苏报》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吕海寰那样的，看不惯激进言论，要求抓人，要求镇压；一种是以江苏地方官员为主代表的，比较宽容。这两种态度贯穿了苏报案发展的始终。魏光焘的态度就是第二种。　　魏光焘当时已经六十七岁了，湖南邵阳人，镇压过太平军、西北回民起义，还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积累功劳，最后升迁到了两江总督。经历过几十年的磨炼，魏光焘做事情非常务实，非常平和，不愿意大动干戈。加上自己的年纪已经很大了，魏光焘的内心对镇压激进言论的积极性并不大。　　为了应付朝廷，魏光焘派了一个人去上海，专门处理苏报案问题。这个人叫俞明震，是南京陆军师范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俞明震这个人很开明，是清政府内部睁眼看世界比较早、比较深刻的一个官员。在《苏报》问题上，俞明震也是第二种态度。他不仅对镇压激进言论一点儿积极性都没有，甚至还赞同革命党人的一些激进言论，和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爱国学社中的不少学生都是南京陆军师范学堂的学生，章士钊更是俞明震最赏识的学生。此外，俞明震的儿子曾经留学日本，和爱国学社的很多人是好朋友。你说，让俞明震去镇压《苏报》和爱国学社，他怎么可能积极呢？　　魏光焘之所以挑中俞明震，恰恰是因为他了解俞明震的政治倾向和人脉关系，在他看来，俞明震到了上海，肯定不会大动干戈。魏光焘和俞明震一样，都希望上海的问题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俞明震的计划是，抓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快快宣判，早日收场。俞明震在展开捉拿行动之前，就把清政府要逮捕激进分子的命令，透露给了爱国学社。　　6月29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发出对陈范、章太炎、邹容等逮捕名单上七个人的拘票。　　逮捕行动正式开始。《苏报》报馆就在租界巡捕房的附近，巡捕们平时都认识陈范。29日当天，报馆正常经营。巡捕冲进报馆抓人，问陈范在哪里。当时，陈范就在报馆里，大家却都说：“陈馆主出去了。”巡捕们看了看陈范，说：“陈范跑了，那算了。陈梦坡在哪里？”大家都觉得很好笑，陈范不就是陈梦坡吗？但是大家嘴上还是说：“陈梦坡也不在，出去了。”巡捕们又看了看陈范，说：“陈梦坡也不在，那也算了。程吉甫呢？”程吉甫想蒙混过关，也说：“程吉甫也出去了。”这回，巡捕们看着程吉甫说：“你不就是程吉甫吗？”说完，几个巡捕抓住程吉甫，把他带走了。　　巡捕为什么放过陈范，逮捕程吉甫呢？因为，他们想先捉拿一个财务人员，发出警报，让其他人有充足的时间闻讯而逃，然后借口被逮捕的人对案件无关紧要，对他从轻发落。这样，俞明震既达到了保护革命党人的目的，又可以向上司交代。这是清朝官场惯用的伎俩，现在被俞明震用在了苏报案上。　　程吉甫被抓走后，陈范继续逗留在报馆中，直到当天晚上才跑到爱国学社的宿舍躲了起来。7月3日夜晚，陈范逃亡日本。　　29日巡捕到《苏报》馆抓人的时候，陈范就派人到爱国学社通知章太炎。章太炎说：“我们几个正在爱国学社工作，工作没做完，我还不能走。”有人就劝他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章太炎根本听不进去。29日和30日，章太炎都在爱国学社正常工作。30日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好几个巡捕来到爱国学社，章太炎正在账房算账。巡捕向他出示了拘票，要逮捕他，还问学社里有没有拘票上的其他人。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其他人都不在这里，只有一个章太炎，章太炎就是我。”巡捕就抓住了章太炎。章太炎要求回宿舍携带随身物品，没有得到允许。　　章太炎就这样在爱国学社被捕。从陈范告知他，到正式被捕，章太炎有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逃跑，但是他不屑于逃走，坐等巡捕上门。随后，报馆职员钱宝仁和不在名单上的陈范的儿子陈仲彝被捕。　　章太炎被抓到巡捕房后，写信叫邹容、龙积之投案。邹容在苏报案中的角色比较特殊，他不是爱国学社的成员，1903年初从日本回国，没地方去，就借住在爱国学社。他也不是《苏报》报馆的成员，没有在《苏报》上发表过文章。邹容和《苏报》的关系，只是他的作品《革命军》受到了报纸的大力推荐而已。邹容本人和《苏报》并没有直接关系。　　苏报案发生的时候，邹容已经离开了爱国学社，寄住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家里。他离开爱国学社，不是因为事先感受到了什么危险，而是因为个性高调张扬，和爱国学社的学生们关系闹得很僵，没法一起住下去了，就搬了出来。得知《苏报》出了事情后，邹容完全可以藏起来，或者逃跑，但是他选择了在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投案自首。　　邹容为什么要自首呢？当时和邹容住在一起的张继后来回忆说，是章太炎写信告诉邹容情况，叫他到巡捕房自首的。邹容收到章太炎的信后，说：“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可见，邹容是出于兄弟情义去自首的。1903年的一天，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张继四个人在四马路九华楼吃早餐的时候，结拜为兄弟。现在大哥章太炎因为《苏报》的事情被抓起来了，而自己多多少少也和《苏报》出事有关，所以邹容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巡捕房投案，不能让大哥章太炎一个人承担责任。　　章太炎事后用了四个字来解释自己叫邹容投案的目的：“期与分任。”章太炎说：“《革命军》是邹容写的，我给这本书写了序言，受到牵连。我被捕后，如果没有邹容的证明，那么《革命军》的罪状都要归到我的头上。所以，我以大义相招，邹容也以大义来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章太炎把邹容叫过来，是希望他把有关《革命军》的情况说清楚，减轻对自己的指控。　　关于邹容到巡捕房投案的具体情形，当时被关在巡捕房里的章太炎的叙述应该是最准确的。章太炎说，邹容徒步走到巡捕房，说：“我是邹容。”当时邹容虚岁十九，长得比较瘦小。巡捕看了他一眼，说：“你这小屁孩，谁认识你啊，怎么可能写《革命军》？你有病吧，快走开！”说完就要赶他走。邹容不服，说：“我没出版的书，还有成百上千卷呢，一本小册子算什么？你不信，把《革命军》拿来，我讲解给你听。”巡捕见邹容这么坚持，就打开铁栅栏，把他抓了进来。　　邹容自首，是苏报案中最感人的情景，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在香港发行的《华字日报》发表文章评论说：“革命就是危险的事情，是要死人的。很多所谓的革命者，天天谈流血，日日言断头，但是流的都是别人的血，断的都是他人的头。这样的人算不上是革命者。邹容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章太炎、邹容两个人其实都有充足的时间逃跑，可是他们却不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租界施行西方的法律。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下，嫌疑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就可以被无罪释放。章太炎觉得自己没有罪，而且觉得邹容来了，既可以证明自己无罪，顺便还可以把邹容的嫌疑给洗刷了。　　从苏报案抓捕过程来看，江苏官府办案很宽松，有意网开一面。在上海具体负责的俞明震如此，在南京的两江总督魏光焘也是如此。魏光焘比较开明，不愿意苏报案成为大案，最好爱国学社等人都闻风而逃，《苏报》报馆自动关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情自动就解决了。但是，朝廷对江苏官府的表现是不满意的，对具体负责的俞明震尤其不满意。7月6日，魏光焘接到密电，通报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在日本留学期间，剪去辫子加入革命军，要魏光焘对俞明震“不可不防”。俞明震在巨大压力下，主动离开上海，不再参与苏报案，之后他再也没有做官。　　俞明震走后，上海道台袁树勋接手，负责处理苏报案。袁树勋是湖南湘潭人，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是个放牛娃，他从社会最底层上升为高级官僚，走的是从军打仗、立功当官的道路。袁树勋在江西当官的时候，成功处理过教案，声名鹊起，人们都觉得他擅长处理洋务。到了近代，随着上海对外开放，迅速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和洋人的交涉也越来越多。道台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外交涉，他必须擅长和洋人打交道。1901年，朝廷调任袁树勋担任上海道台，看重的就是他和洋人打交道的本事。　　至此，人犯归案，官员到位，皇帝状告平民的戏就要开场了。　　第三回　强硬的租界　　清政府抓捕了章太炎等六人，随即开展了外交交涉。因为章太炎等六人是被巡捕房抓捕的，被关在租界里，朝廷就指示直接负责的上海道台袁树勋，首要工作是要求租界把六个案犯转交给清政府审讯。但是从一开始，袁树勋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在汇报的电报中，详细说明了自己一开始和洋人交涉的情形。　　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抓人，一直以来都非常困难。清朝官吏到租界办案，必须经过外国领事签字同意。而工部局在租界的权力很大，各国领事都要看工部局的脸色行事。如果工部局反对，各国领事就不敢同意。所以，在苏报案上，袁树勋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取得各国驻上海领事的集体同意。　　袁树勋和各国领事的谈判，非常不顺利，双方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拍着桌子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外国领事一开始不同意移交犯人。袁树勋也坚持，为什么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政府就不能逮捕中国籍的犯人？在僵持过程中，外国领事说，发生在租界的案子要在租界审理。袁树勋就抓住这一点，以退为进。他说：“好，既然各位领事同意审理苏报案，那么清朝政府就派人到租界里来审理。”各国领事不好反驳自己刚刚说的话，勉勉强强和袁树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租界按清政府要求，逮捕有关人员；第二，封闭《苏报》报馆。　　第二天，袁树勋再去找各位领事落实前天的协议。想不到，领事们反悔了，仅仅同意抓人，不同意查封《苏报》报馆。领事们为什么反悔呢？原来，各国领事一开始签字同意查封了，但是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讨论的时候，认为案子还没审就查封报馆，不合适，应该在审讯后再决定是否查封，而且即便是查封，也必须由巡捕房来执行。所以，各国领事向袁树勋表示，要等案子审讯结束了，再决定是否查封报馆。因为查封这件事情，袁树勋又和领事们吵了一架。但是没有用，各国领事就是不让步。　　这就是清政府和各国驻上海领事初步交涉的结果。袁树勋在交涉中，为了让租界抓人，做出了让步，同意在租界里审理案犯。袁树勋和各国领事都签字同意了。这样，袁树勋也就完成了上司交代的、迫在眉睫的任务。但是，袁树勋做的这个让步，事先并没有向上司魏光焘报告，更没有和朝廷沟通。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想先完成眼前的任务，但是他的这个让步，却使得之后的交涉更加困难。各国领事和租界工部局，一直把袁树勋签字的这个协议当作挡箭牌，拒绝向清朝政府移交案犯。其他官员就对袁树勋很有意见，朝廷也非常生气。　　实事求是地说，袁树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清政府处理苏报案之所以步步受阻，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遇到了强硬的障碍：租界。租界是我们讲述苏报案的一个关键词。那么租界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在苏报案问题上这么强硬呢？　　租界是中国近代史的特殊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把通商口岸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给外国人，外国人在上面建造房屋，生活和工作，成立租界。中国拥有名义上的主权，但外国人控制租界的实际运转。　　1845年，英国人根据《上海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租界，建造房屋定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租界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设施完善的“国中之国”。租界成立了一个纳税人会议作为立法机构，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工部局，作为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不接受清政府的管辖，名义上接受领事团的领导。但是，领事团要在租界办什么事情，也得和工部局商量着来。工部局有一个下属部门，叫巡捕房，负责维持租界的治安。租界越来越类似一个外国人自治的殖民地，自己选举产生政府机构，有独立的规章制度，自己收税，自我循环，清政府的管辖权不断被削弱。　　租界还慢慢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立的态度。上海租界的政治立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中立。租界工部局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不明显倾向任何一方。只要不影响租界的安全，不破坏租界的社会秩序，工部局允许中国国内斗争的各个派别在租界安家落户。只要一个人不在租界里进行刑事犯罪，工部局都对他提供保护。工部局的这种态度，造成了上海租界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也是这种氛围吸引了各地的人才、资本等来到租界，创造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工部局严守中立，保证了租界繁荣。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有为，康有为跑到了上海租界。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总办濮兰德找到康有为，问康有为，你在北京有没有杀过人，有没有参与谋害皇帝，康有为说没有。濮兰德说，那好，我相信你，我保证你在上海租界的生命安全。濮兰德把康有为藏在兵船上。上海道台怀疑康有为藏在船上，要派人上船搜查，遭到濮兰德的坚决反对。　　负责苏报案的上海道台袁树勋，之前在抓人问题上就和租界发生过矛盾。当时朝廷命令袁树勋抓捕龚超。龚超是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1900年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跑到上海租界。清朝官员签发了逮捕令，领事团也签字同意了，但是工部局却通知清朝官员，逮捕令不予执行。清政府就派人偷偷把龚超诱出租界，进行逮捕。龚超的一个朋友知道后，向工部局和英国领事求助。英国总领事以尊重已有做法为理由，向上海道台提出抗议，两江总督最后同意把龚超交给租界的会审公廨，会审公廨宣判龚超无罪释放。　　那么，会审公廨是什么机构呢？这就要谈下租界的司法秩序问题了。　　租界没有独立的司法权。租界成立后，为了解决司法纠纷，中英双方签订了《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清朝政府在租界内设立会审公廨，作为清朝的派出机构行使中方的司法权。清政府派出官员，称为谳员，主持会审公廨的工作。如果案子涉及外国人或者外国利益，外国领事要观审。说是观审，但因为外国领事非常强势，清朝官员不得不妥协退让，所以外国领事事实上拥有审判权。　　根据会审章程，中方的谳员可以直接派遣衙役在租界内逮捕中国嫌疑人，不需要工部局的同意。但是，工部局对中方可以直接抓人这一点非常反对，从一开始就借口维持租界秩序，坚持要求逮捕令经过外国领事签字认可后，还需要获得工部局同意，最后才能由巡捕房来执行。久而久之，会审公廨的命令和判决都由工部局负责执行。因此，工部局的巡捕房就在事实上拥有租界的司法执行权。　　苏报案发生之前，上海道台袁树勋通过会审公廨的谳员，要在租界张贴告示，禁止抨击朝廷官员的集会演说。上海的领袖领事，也就是各国领事推举的首领，签字同意了，但是工部局不同意。工部局的理由是，租界居民有权利集会演说，内容涉及政治，说明他们在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对政治的关注，并没有妨碍治安，因此张贴那样的告示是不合适的，会让租界居民产生不安全感。最后，袁树勋不得不放弃在租界张贴告示。　　其实，苏报案发生前，工部局也注意到了爱国学社的活动，也看到了《苏报》刊登的文章，他们也很担心爱国学社这些人闹出什么事情来。为此，巡捕房多次传讯过吴稚晖、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其中，吴稚晖就被传讯了四次。濮兰德亲自询问了吴稚晖，他最关心的是吴稚晖等人有没有军火，吴稚晖明确回答，没有！濮兰德据此认为，爱国学社等人只是批评政府，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所以没有逾越言论自由的界限。　　按照西方人的政治哲学，租界居民天生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除非是辱骂造谣、破坏治安的言论，不然每个人都可以议论敏感政治问题，批评其他任何人。租界成立以来，巡捕房也查办过几家报纸，但那都是宣传色情、恶意污蔑攻击的媒体败类。对于正常的政治类报刊，租界是允许存在的。濮兰德和吴稚晖等人接触后，认为他们是在正常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嘴上说和动手做，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吴稚晖等人没有军火，没有策划推翻清政府的行动，所以濮兰德就觉得不能抓他们。相反，如果有人要抓他们，濮兰德觉得自己还有义务挺身而出，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言论自由，就是在保护租界的宽容与繁荣。　　总之，租界之所以对清政府态度强硬，既是因为有西方列强和不平等条约在背后撑腰，也是因为要坚持原则。　　章太炎被捕后还能看报纸。他们被关押在工部局巡捕房的楼上，环境还不错，不断有朋友和支持者来看望他们，人来人往的，还挺热闹。巡捕房还给他们提供纸笔，章太炎在监牢中还能写文章发表。7月5日，《新闻报》发表了《论革命党》，嘲讽革命党人。章太炎看到这篇文章后，写下《狱中答新闻报》，继续鼓吹革命。这篇文章被探望的朋友拿了出去。当时，因为租界不同意查封《苏报》报馆，《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还在继续出版发行。章士钊很快看到了章太炎回击新闻报的文章，把它发表在了7月6日的《苏报》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袁树勋拿着《苏报》发表的文章，态度强硬地向各国领事抗议，说你们把犯人抓起来和不抓起来一个样，犯人继续在攻击政府，报纸继续在鼓动造反。这样下去，清政府和租界没法合作下去了。租界工部局不得不让步，同意查封《苏报》馆。《苏报》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7月7日下午，报馆就被租界查封了。至此，案发后，《苏报》一共继续出版了七天。　　袁树勋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清政府的难题才刚刚开始。租界还会设置什么样的障碍？袁树勋会如何应对？苏报案又会怎么发展呢？　　第四回　法庭交锋　　清政府和洋人打了好几个回合的交道后，最后被迫同意在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审理苏报案。得知这个消息，清朝官员心里叫苦不已。　　清末的法制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法庭要求程序公开透明，指控、辩论和举证过程都要向老百姓和媒体公开，这让清朝官员很不习惯。之前，清朝官员的司法权极大，既是警察又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没有律师，没有监督，自由操作的空间非常大。暗箱操作，对清朝官员来说，太简单，太寻常了。所以，在黑暗中待的时间长了，走到阳光下面来，反而不习惯了。面对公开审讯，清朝官员想到的第一招就是抢人。把人抢到自己的地盘上，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审判，一切就好办了。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租界会审公廨7月15日第一次公审章太炎等人的场景。当时，清朝官员知道，按照西方程序来办太慢，太麻烦，而且判决结果还不一定有利于清政府，他们还是想把案犯从租界劫出来。之前，这六个人被关押在巡捕房，清政府不好去劫狱。第一次公开审讯，要把案犯从巡捕房转移到法庭。袁树勋就安排了五百名官兵，潜伏进租界，想半路把章太炎、邹容等人劫走。　　工部局想到清朝官员会来这一手，做好了防止劫狱的准备。巡捕房用马车转移犯人，每个犯人坐一辆车，每辆车有一个英国巡捕陪坐，同时马车外面还有一个英国巡捕跨辕，也就是抓着马车，贴在马车车身上随行。此外，车队外围有好多巡捕全副武装，防止劫狱。在车队经过的街巷隘口，也都有巡捕把守。因为巡捕房防范严密，袁树勋劫人的阴谋没有实现。　　劫狱失败后，清政府没有选择，只好老老实实准备庭审了。　　审讯正式开始。第一天的庭审内容主要是确认犯人身份和初步的陈述。第一位被告程吉甫是《苏报》报社的账房，在法庭上他供称自己在报社只管广告，不负责内容，更不管言论。第二位被告钱宝仁在法庭上说自己只是报馆普通员工。第三位被告陈仲彝是《苏报》老板陈范的儿子，之所以抓他，和中国人“父债子偿”的观念有很大关系。陈范虽然跑了，但他涉及的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是要株连家族的，所以儿子陈仲彝也有罪，他就这样被抓了。陈仲彝在法庭上供称自己与苏报案没有关系，自己既不是《苏报》的职员，也没有在《苏报》上发表文章，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工部局从一开始也觉得抓捕陈仲彝非常不合适。在法庭上，法官问陈仲彝：“你能不能代替父亲受罪？”陈仲彝回答：“不能。”审问这三个人后，法庭认为程吉甫、钱宝仁、陈仲彝三个人和《苏报》激进言论没有关系，就无条件释放了。　　第四位被告龙积之，虽然与此案关系不大，但是涉嫌参与自立军起义。所以，对他的处理结果是“取保暂释”。他在缴纳了保证金后，也被释放了，之后再也没有被捕，实际上等同于无罪释放了。　　本次庭审的关键是审讯章太炎和邹容。面对第一次公审，章太炎、邹容并不太懂得保护自己，不太会和清政府周旋。章太炎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作者，说自己看到康有为写文章反对革命，袒护政府，不同意他的观点，所以写了这篇文章驳斥他。这就等于承认了原告对他的指控。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罪名。　　按照西方司法程序，原告提出诉讼，必须师出有名。你要告对方什么？这一点，就让清政府犯了难。苏报案本质上是媒体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当时清朝并没有新闻出版法，也就没有起诉的罪名。清朝官员和幕僚们寻章摘句，找到了大清律中与本案最相关的内容是《刑律·盗贼类》之中的“造妖书妖言”一条。这条律法的内容是：“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清朝官员想以“造妖书妖言”的罪名起诉章太炎等六人。但是，他们转念一想，觉得这都什么年代了，把“妖书妖言”拿到租界公堂上，估计会让洋人和媒体笑话，不利于打赢官司。所以，清政府在表述上做了一些调整，把指控的罪名定为：“任意污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其中，清朝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证据就是章太炎在文章中写的“载小丑”四个字，触犯圣讳。针对这个指控，章太炎轻蔑地回答：“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个字，章太炎解释成是“类”字或“小孩子”。章太炎还说，自己只是《苏报》的一个作者，《苏报》的言论和自己没有关系。当然，章太炎在法庭上也说了比较激进的话，比如他说自己“不认野蛮政府”。　　邹容在法庭上说自己对清朝的专政非常不满，所以写了《革命军》。对于其他的，邹容什么也不说。　　简单的陈述完毕，第一次公审就宣告休庭。章太炎、邹容两人被继续关押，等待接下来的审讯和法庭辩论。当时有许多租界的老百姓涌到法庭外的街道两旁观看。章太炎、邹容乘马车回巡捕房，围观的人几乎堵塞了道路。章太炎情绪高亢，朗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像英雄凯旋一样。　　按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案犯只要对案情供认不讳，就可以给他定罪判刑了。很多清朝官员觉得，章太炎、邹容已经承认自己写了大逆不道的文章，完全可以判决死刑了，根本不需要再审了。但是，西方司法制度不重口供，重证据，充分保护案犯的权益。会审公廨的司法程序显然不合清朝官员的心意。所以，第一次公审结束后，清政府决定另辟蹊径，找办法惩办章太炎、邹容。　　清政府想到的办法就是拖，然后背后去进行外交交涉，企图绕开法庭审讯。　　于是，7月21日会审公廨第二次公审苏报案的时候，原告律师一开始就指出，本案“另有交涉”，要求暂停审讯，改期进行。法庭批准了。　　面对不利局面，被告律师博易还是尽量做出努力，他抓住原告的身份问题，对清政府做出回击。被告律师问道：“现在原告到底是谁？是中国政府呢，还是江苏巡抚，或者是上海道台？”在场的清朝官员没有明白被告律师这么问的深层含义，就回答说这次审判是“奉旨”办理。这一回答正中被告律师的下怀。既然是“奉旨”，那么也就是来自皇帝的圣旨，也就是意味着皇帝要打官司，皇帝是原告了。博易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律师，他立刻抓住清朝官员的疏忽：“堂堂的朝廷，和自己管辖下的小老百姓，在最低级的法庭上打官司，最后还要接受低级官员的裁判。这不是一个笑话吗？”这一句话，狠狠地扇了清政府一个耳光。在场的清朝官员听了，无言以对。　　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次庭审的法庭是中国最低级的法庭。在清朝，最低级的政权是县衙门，当时上海只是一个县，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是上海县的派出司法机构，直接审判苏报案的是上海知县，所以被告律师说苏报案是皇帝和老百姓在最低级的法庭打官司，受低级官员的裁判。　　案件延期审理，清政府开始了外交交涉。清政府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把苏报案的犯人转移到自己的手上来。上海租界工部局不是拒绝移交犯人嘛，那好，我不和你打交道，我直接找你上级的上级，也就是各国驻华公使！于是，北京的总理衙门给各国驻华公使团写信，要求移交章太炎等人。多数国家的公使对于这件事情没有明确的态度，交或者不交他们都无所谓，关键是看英国，因为英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在中国力量最强，又实际控制着上海租界。所以，英国公使的态度至关重要。　　清朝这次走的是上层路线，相当高端，由负责总理衙门事务的庆亲王奕，给英国参赞署理公使焘讷里写信，要求交人。清政府的依据是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一款和《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其中，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一款规定：“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交出。通商各口倘有中国犯罪民人潜匿英国船中房屋，一经中国官员照会，领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隐匿袒庇。”《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第二条规定：“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必应到岸者，必须领事官会同委员审问，或派洋官会审；若案情只系中国人，并无洋人在内，即听中国委员自行讯断，各国领事馆毋庸干涉。”所以，中国政府认为，租界扣留案犯没有法律依据，英国应该交出苏报案犯人。　　英国代理驻华公使焘讷里请示本国外交部，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接到驻华公使的电报后，倾向于把章太炎等人移交给清政府，他不想因为苏报案影响了中英两国的关系。但是，兰斯多恩侯爵很怀疑犯人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所以他希望清政府能够保证不对案犯施加酷刑。可见，外交大臣总体上倾向于交出犯人，只是在细节问题上有所犹豫。　　按照程序，兰斯多恩侯爵把这件事情的材料转给了皇家法院，请法官们提供意见。估计走完这个程序，英国外交部指示把章太炎等人移交给清政府的可能性很大。章太炎、邹容的命运堪忧啊！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扭转了整个局面。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沈荩事件”。　　1903年7月19日，中国记者沈荩遭到告密，在北京被捕，31日被慈禧太后下令在监狱中“杖毙”。此事经海内外媒体报道后，举世震惊。舆论普遍认为，沈荩是因为向日本报纸披露了《中俄密约》，揭露了清政府的秘密外交，被清政府秘密逮捕，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活活打死了。　　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文章，详细描述了沈荩被杖毙的细节，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圣旨最终下发，不是将沈荩处决，甚至也不是凌迟处死，而是在狱中杖毙。没有哪种生灵会被如此严惩，但在刑部却并不缺少这样的惩罚。可怕的刑罚在四点钟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钝竹条像雨点一样落在可怜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鲜血淋漓，但是犯人还没有死。他痛苦万分，请求行刑者速将其勒死，最终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直到夜幕降临，血肉模糊的身体才停止了颤动。”　　事件披露后，清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尤其是洋人舆论一致谴责清政府。舆论很自然就把沈荩事件和苏报案联系了起来，转向同情章太炎、邹容，反对移交。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不移交苏报案被关押者……充其量不过是没有与中国政府合谋屠杀主张改革的进步人士。”　　租界工部局更是强烈反对移交，他们致函北京公使团，认为“未经审判并证明有罪，本地居民不能够被逮捕或被带离租界”，如果那么做会威胁租界的持续繁荣和安全。为了尽快结束这个案子，工部局还威胁，如果上面长期不能形成共识，巡捕房就要先释放章太炎、邹容，等审判时间定下来了再把他们俩抓回来。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8月4日，英国皇家法院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认为英国政府不应该向清政府移交苏报案犯人，理由是，之前上海道台和领事团有协议，答应在租界内审判苏报案。所以，苏报案必须在租界内审判，不能移交给清政府。　　第二天，在英国下议院听证会上，有议员特别提到了苏报案，询问英国政府在移交章太炎等犯人的问题上，是不是已经有结论了？英国首相贝尔福回答：“已经电令驻北京公使阁下，根据英国政府的意见，不能引渡被关押者。”这立刻成了英国政府的官方态度。　　1903年8月12日，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给驻华公使焘讷里发电报，命令他：“如果要求工部局移交被关押者，你应该支持他们拒绝移交。考虑到最近在北京实施的野蛮处决，与道台达成的协议已构成拒绝移交的充分理由，我们不能容忍将苏报案被关押者移交给清朝政府。”　　有了英国方面的明确态度，北京公使团很快达成共识，拒绝向清政府移交苏报案案犯。上海领事团依据北京公使团的决议，致函两江总督魏光焘，拒绝交出苏报案被关押者。庆亲王奕、两江总督魏光焘等人都强烈反对，但是没有用，洋人就是不交。　　高层交涉不成，清朝官员只好乖乖地回到法庭上来。苏报案进入了下一步法庭交锋，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法律观念激烈碰撞，在中国法制史乃至近代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第五回　僵持不下　　清政府外交交涉失败，不得不重新回到法庭上来。于是，苏报案在1903年12月3日开始了第三次公审。会审公廨成立了“额外公堂”，一共审讯了四天。法庭上的辩论异常火爆。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尤其是经过第一次公审后，章太炎和邹容都对西方司法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表现得谨慎稳重了许多。　　在第一天的律师辩论环节，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邹容发表激进言论，扰乱人心，犯了“煽动性诽谤罪”。被告律师坚持认为，在新闻出版领域，不仅要有写作行为，而且还必须要有印刷、出版的意图和行为，这样才能构成诽谤罪。　　第二天，被告接受律师的讯问。章太炎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自己写给康有为的一封私人信件，信写好后他寄给了康有为，并不知道怎么被印刷出版的。对于在文章中直呼皇帝名字的指控，章太炎引用外国惯例，说称呼统治者私人名字并不违法。律师问章太炎“小丑”两个字怎么解释？章太炎笑而不答。　　轮到邹容出场了。邹容说《革命军》是他在日本读书时写的一篇作业，回国时，他把这篇作业留在了东京的中国学生俱乐部里，回到上海后，才在一个报刊亭里看自己作品的印刷本。所以，他也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被印刷出来的。邹容的意思是，有人偷走了自己的学校作业，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私自出版发行了。　　所以，按照章太炎和邹容的说法，不论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是《革命军》，都是盗版物，他们两个人都是盗版行为的受害者。　　要证明他们有罪，原告律师必须证明他们两个人和出版发行环节有关系。　　《革命军》是由上海大同书局印刷发行的。出版反政府的图书，风险很大，大同书局就在出版的时候采取了防范措施，封面和内文都没有写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名字。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每本小册子卖十个铜板。而且，两本书的出版和发行都是在租界内完成的，清朝政府没有办法去调查出版方和印刷厂。况且在苏报案发生后，《革命军》等图书在市场上立刻就消失了，想买一本都非常不容易。原告律师很难证明这两本书的出版发行和他们本人有直接关系。　　章太炎、邹容都坚决否认书籍的印刷、出版和自己有关。原告只能指控两位被告写了不恰当的文章。可是，写文章不犯法，写文章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原告律师古柏毕竟是位有经验的大律师，他揪住章太炎称呼皇帝为小丑一事不放，企图在文字上逼他们认错。古柏先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问章太炎：小丑这个词用在中国皇帝身上是恭敬的还是不敬的？　　这个问话是古柏精心准备的陷阱。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不敬的用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对皇帝不敬；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个敬辞，古柏马上能找出证据来说这是个贬义词，证明章太炎在说谎。　　当时法庭上的人都屏住呼吸，为章太炎捏了一把汗。每个人都在暗自盘算着：这该如何回答？　　章太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呼。观审的英国副领事这时候插话了：那不是不敬的吗？章太炎坚持说：既不是尊敬，也不是不敬。总之，不管古柏怎么问，章太炎都回答得很模糊。　　轮到邹容的时候，邹容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给《苏报》投稿，不想推翻朝廷。　　在第二天的质询环节，章太炎和邹容都没有让原告律师抓住把柄。经过两天的审讯，章太炎、邹容并没有让清政府抓住什么把柄，渐渐占据了优势。　　庭审的第三天是证人质询环节。证人出庭，证明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是不是具有煽动性。　　被告方找来的证人是工部局的董事李德立。李德立是个外国人，他认为普通人不会把《革命军》这样的小册子当真。因为章太炎和邹容两个人的文章充满情绪，语言离奇荒诞，如果不是被请来做证，他自己没兴趣看完这两本小册子。李德立的证言，显然有利于被告方。　　原告律师的对策是，抓住李德立的中文水平不高的缺点，挑选了《革命军》中的几个段落，让李德立解释。李德立老实回答自己解释不了，因为他觉得文章中的典故很多，无法判断整体意思。原告律师就势说，既然你连文章都看不懂，怎么能判断它的影响呢？因此，你的证词不可信。　　律师又把《革命军》呈递给了审判官、上海知县汪瑶庭看。汪瑶庭看了刚才李德立阅读的段落，说这些内容没有用典故。相反，汪瑶庭找出几段文字，让李德立阅读。李德立阅读后，说这些文字的内容都是号召杀死满族人、把满族人赶出北京的，他不得不承认《革命军》具有煽动性。　　现在，轮到原告方的证人出场了。原告方找来的证人叫西蒙，也是个外国人。西蒙的态度很鲜明，发言也很激烈，他明确说章太炎等人有非常明显的煽动叛乱的意图，必须严惩。西蒙说，章太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印刷出版的事。至少，把这封信寄给康有为就是将其公开。显然，西蒙的证词对清政府非常有利。　　因为两个证人都是工部局找来的，而且都是外国人，原告律师表示这样做不合理。因为这个案子说的是对中国人的影响，为什么要请外国人做证呢？同时，苏报案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不是用英语写的，为什么要请并不精通中文的外国人来做证呢？所以，原告律师抗议，说本案讨论的言论是用中文写的，读者是中国公民；中国官员应该比任何一位外国人都更能准确理解中文的含义。所以，他建议找清朝官员来当证人。法庭没有采纳。　　法庭庭审过程结束后，控辩双方各有输赢。这就要看法官如何定罪了。清政府方面的做法是，抢先单方面宣判。12月7日，上海知县汪瑶庭按照朝廷的意思，判章太炎、邹容污蔑皇上、诋毁政府，大逆不道，照例应该处决，现在格外开恩，减为永远监禁。会审公廨谳员邓鸣谦把判决送给观审的英国副领事翟理斯。第二天，翟理斯把判决原封不动送还给了邓鸣谦，同时致函给汪瑶庭，声明这是中方的单方面宣判，不合常规。　　汪瑶庭针锋相对，回了一道函，说自己是根据条约和会审公廨的规章下的判决，签署的判决是符合条约和规章的。你说事先没有咨询你的意见，请你告诉我，哪个条约或规章规定了我必须要先征求你的意见才能宣判？　　翟理斯说不出驳回汪瑶庭判决的依据，因为外国领事本来就没有审判中国人的权力。过了几天，翟理斯再次发函汪瑶庭，重申终审判决太重了，英国方面不认可。他说出了英国方面的底线：章太炎和邹容只能判决三年和两年。翟理斯威胁说，如果案子再拖延下去，租界当局将释放被关押者。　　汪瑶庭依然非常强硬，在24日公开宣布将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但他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两个人犯都在巡捕房的手中，英国方面如果不承认汪瑶庭的宣判，这个判决就等于一纸空文，没法执行。于是，苏报案又陷入了僵局。　　苏报案拖了大半年了，清朝政府方面慢慢失去了耐心，不希望因为苏报案破坏了中英两国的关系。1904年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与庆亲王奕劻就苏报案会谈，表示判处终身监禁太重了，英国方面不同意。既然英国方面非常坚持，清朝政府决定妥协，表示可以不判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但要求把刑期尽可能延长，至少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但是，英国方面的底线还是不超过三年。双方再次僵持不下。　　又过了三个多月，1904年5月17日，上海领事团开会，决定给上海道台下最后通牒，如果在5月21日之前不接受英国方面的判决，租界就释放被关押者。5月20日，会审公廨谳员致函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表示上海知县接受英国方面关于苏报案判决的建议。第二天，判决正式宣布。邹容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二人期满释放，驱逐出境。此时离苏报案案发已过了十个多月。　　最后介绍一下苏报案几个关键人物之后的命运。　　邹容于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二十一岁。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政府追授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衔。《革命军》在辛亥革命前后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有几十个版本流传于世，价格在偏远地区甚至高达十两一册，热血青年无不以阅读此书为快。　　章太炎1906年刑满后，被同志迅速接到日本。在日本，章太炎参加了同盟会，担任过《民报》主笔，之后从政治转向学术，专心学问，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学生，1936年因癌症在苏州逝世。　　《苏报》的主笔章士钊躲过了抓捕，之后与同乡黄兴创办了华兴会，筹划反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其间，章士钊转向学术研究，成功游走在政治、教育和学术三者之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章士钊留在大陆，参与政治协商，1973年病逝。　　需要一提的是《苏报》的主人陈范。苏报案发后，陈范流亡东京，陷入赤贫，两个小妾改嫁，儿子出走，不知所终，真正是家破人亡。陈范在日本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有交往，但没有投身革命。1904年，陈范回到上海，遭到清政府逮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投奔该县知县、曾经担任过《苏报》主笔的妹夫汪文溥。中华民国成立后，很多人拼命往革命阵营里挤，但是陈范置身事外，绝口不提往事。他晚境凄凉，贫病交加，1913年5月在上海去世，时年五十四岁。　　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事件。中国到了近代以后，社会迅速发展，新思潮、新问题不断出现，政府管理面临挑战。但是，很多清朝官员固守旧思维，遇到事情习惯于用旧的条条框框去套，用旧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去理解新情况，寻找新办法。如果把新思想比作洪水，洪水来了，我们知道正确的办法是疏导，让洪水沿着河道沟渠流走。但是，清政府却用旧标准、旧方法建造堤坝，堵塞洪水。清政府想通过镇压来阻挡激进言论，没想到却助推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清政府想通过查封《苏报》报馆来控制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没想到反而推动了各地的反清报刊蓬勃发展。苏报案激励了革命言论。最后，清政府威信扫地，革命党人士气大发。　　清政府幻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阻挡新思想的传播，这是典型的“懒政”，典型的不思进取。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苏报案吸引了人们的普遍兴趣。中国政府为此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他们使用一般的热情保卫国家的其他权利，中国也不会沦落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的确，清政府把力量用错了地方，它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顺应形势发展、提升管理水平上，而不是一味地墨守成规，封堵言论。　　苏报案在中国法律史上也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给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司法模式带来冲击。苏报案展现了媒体监督、律师控辩、自由言论、禁止刑讯、逻辑分析、重视证据等现代法学精神和程序，让清朝办案者如坠云海。此案的适时发生，终于让守旧的清朝官员，在头破血流、尴尬万分之后有所醒悟，更使西方法律体系踏足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促进了它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