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注:[1]通鉴永徽三年事[2]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3]《隋唐嘉话》第六章 正位中宫初唐政坛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素来为人所称道,然而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所得评价一向不高。对他的指责主要有他身为人臣,两度干预君王立储,且都主张废长立幼;贞观时期建树不多,排挤大臣,又不敢向太宗进谏;永徽时专权用事,诛杀异己等等。有人甚至说他毫无才华,只是靠裙带关系才位居凌烟阁首位,一旦掌权又视君上为傀儡,如果不是出了个武则天,他很可能篡权夺位。加之现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几乎给妖魔化成了白脸奸臣。平心而论,长孙无忌确有好弄权有私心的一面,但怎么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太宗立储,主要还是太宗自己在决定,说来立储事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风波,也是太宗偏爱李泰而引起。各种明里暗里的支持,滋长了泰的野心,也让他对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过多次冲突。魏征就对李泰很不感冒,虽说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长的政见有关,但泰和不少极受太宗看重的贞观重臣的关系不睦是不争的事实,太宗不能不考虑这些。李治虽不理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继承人了。长孙无忌拥戴李治自然是因为李治性格柔顺,跟他更为亲近,不似李泰那么傲慢疏远,但李泰的这种做法本来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至于长孙无忌在贞观时的作为,更有必要一辨。长孙无忌的确很少向太宗进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向太宗犯颜直谏的,比如房玄龄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东宫人马,如魏征王珪等。长孙无忌是太宗心腹,参知机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么直言无隐,犯主逆鳞。但不劝谏并不等于就没有建树,不过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现在有些人把贞观之治的光环聚焦于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为人君是否失德的标准,以是否向君王进谏判断大臣是否有建树,着实有点奇怪。宰相的三个职权:议政,执行政事,监督执行情况,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个人以为长孙无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实际作用,恐怕比魏征还要大一些。就长孙无忌而言,仅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烁今了。他并不是那种名誉编撰者,而是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法律的修订,以及各种庭议和辩驳,如《贞观律》、《永徽留司格》、《散颁格》的修订。此外,贞观之治的成功不仅在于法律的完备,也在于礼仪的修明,即所谓“礼”“刑”兼备。长孙无忌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大唐礼仪》就是他编纂的,其实中国法律(指古代)礼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谓“以礼率律”。唐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这和长孙无忌的努力和学识分不开,所以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绝对是不容抹杀的。长孙无忌的才华,还可以从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为了李治的统治稳定着想。说他会成为王莽第二,夺取李唐江山,那是太过了。他从来没有试图掌控军队威胁幼主的举动,提拔的人物虽然有偏私之嫌,大多与自己政见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备口碑颇好,说他是权臣不错,但权臣却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汉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张居正,均属这类并非十全十美却力能回天的能臣+权臣。不过,高阳公主一案中他对于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确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后他即将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只因狠辣太过,势必万众瞩目。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长孙无忌的光芒,已经刺疼了年轻君主的眼睛。一个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结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太宗晚年,曾评点过当世三大名将,称李勣、李道宗作战,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作战,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道宗和万彻,无论是谨慎小心还是轻率鲁莽,都死于这场大狱。当世三大名将,已仅仅剩下李勣一人。他会否有物伤其类之心?会否因与长孙关系疏远而担心过己身的安危?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皇帝的授职,更有李勣的接受,这与永徽初年他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君上的恩宠犹不只此,之后又特命再度为他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置长孙无忌这位国舅兼托孤大臣于何地?如果无忌还能保持他在贞观时期的洞察力,应该会留意到这个危险的讯号,然而他没有。仍然沉浸在政敌人头落地胜利喜悦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换。李治对于政事的不满越来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会议上他抱怨官员们不给他意见,“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长安城外郭修葺,一个小官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言道:“汉惠帝修长安城,没过几天就死了,现在又修城墙,一定大不吉利。”这人真是很会说话,不是红口白牙地咒皇帝死么?几个大臣都上书要求惩办他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李治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其实薛景宣的话本无道理可言,李治执意饶恕这只大嘴乌鸦也不愿意断绝言路的心态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臣下提意见建议往往有两条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后或者直接处理掉或者作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种则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权相对较重而君权相对较轻时,臣下跟宰相接触多而和皇帝接触少,国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时处理,而多由宰相独对时向皇帝提出提议,此时缺乏参考意见的皇帝是很难对这些提案提出反驳意见的,所以以照准为绝大多数,一些试图垄断朝政的权臣,甚至是很不愿意臣下接触皇帝向皇帝提意见的,比如玄宗时代的李林甫。而相权轻而君权重时,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汉武帝时九卿“受事宫中”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里的“事”是文书之意,南朝有中书通事舍人,就是负责传递诏书的,“受事宫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从宫中下达的诏书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状态诏书拟就后下给宰相,由宰相指挥相关部门,这种情况也称“事从中下”),至于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决,这就是相权极轻的表现了,实际上这时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了。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对政治设施实际负责的唐高宗,却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来找自己,或者面陈或者上“封事”议论朝政,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可以理解为对君权过轻的一种不满,也可理解为对长孙无忌的施政有不满,因为臣下议论事情,虽然往往是采取对皇帝进行劝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针对宫闱私事的批评,否则实际受到伤害的总会是长孙无忌,因为作决定的实际是长孙。就以景宣议论修长安城来说,虽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没有触怒长孙为首的政府呢,因为作出修长安城决定的只会是长孙和他手下的官员。景宣批评政府修长安城的举措忽视了皇帝的健康,虽然话说得比较难听,其动机我想高宗还是很领情的,这也是政府要求惩处他而高宗给予庇护的原因吧。他宁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说辞,也不愿意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寂寞无垠的空间里,沉默而浩瀚,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逝于虚空。群臣意见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几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挥洒空间日益局限,后宫生活也同样不如意,永徽五年,发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后母舅柳奭惶惧自请辞相,李治于是想把心爱的女人武昭仪立为皇后。这并不容易,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加之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但如果能得到神通广大的国舅的同意,他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于是,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他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皇帝驾临太尉兼国舅的府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稀罕了。七窍玲珑心的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分,当下不动声色地将天子及其宠妃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看来心情很好,一见面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即使对于宰辅重臣,这样的重赏也是极为罕见的。按照大唐铨叙之法,散官分为九品三十阶,以科举出身的,进士只能由从九品上起叙,明经由从八品上起叙,以门荫出身而有国公封爵的也不过从正六品上起叙。朝散大夫计阶为从五品下,按大唐制度已属通贵之官,授官便必须奏取进止,按每年量多少起叙。而今次授官的三个儿子,不过是无忌宠姬所生的庶出儿子,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折腾了半天,至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国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无忌心里雪也似的明亮,却诈作不知,话锋一转,随口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如此几次三番,直到所有的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他在装傻为止。话到这个地步,已经没了继续说服下去的必要,于是“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悻悻然回宫。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王皇后无子”,这是李治唯一能搬上台面的废后理由,因为皇后杀一个未有公主封爵的嫔御之女,根本够不上废后的标准,何况此案还未证实,反而无子关系着大唐的国运。可是这个能搬上台面的理由,却不是个能说服人的好理由,尤其对于无忌来说。一方面,王皇后的养子太子忠正是由无忌拥立为太子的,且当年之所以如此匆忙立储,正是针对武氏入宫后不久怀孕即升昭仪的举措,因此先天便有一重抵触。另一方面,以武氏的出身和背景的确大有问题,寒门小户不说,还是先帝的侍妾,在深宫中呆着也就罢了,要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怎么可以?让天下人耻笑皇帝乱伦么?在他看来,武氏能做上昭仪已经很够意思了,她实在应该安分一点。说来可笑,长孙无忌多次干预帝王立储,每每因主张废长立幼而被人指为不合礼法,存有私心,当他头一次为了维护封建礼法力主立嫡以长的时候,却因此而身遭横祸,家破人亡。历史之吊诡,也正在于此了。李治很郁闷。“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别人的重礼,却不帮忙办事,香饵吞进去,鱼钩吐出来,难怪别人会有意见,何况这人还是皇帝。以堂堂帝王之尊,亲自跑到臣子的府第行贿,本来已是上下倒错尊卑易位,现在居然还被拒绝了,这真是……太太太不给面子了!如果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对自己意愿的冷淡和对帝王权威的轻视,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李治,此刻愤怒更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又怎会没有一点点脾气。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无法挥洒自如,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正妻,人生至此,实属无味。然而求诸朝堂,大臣们都意见一致铁板一块,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处理事情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失策的地方,想干预也找不到借口。后宫之中,如王皇后萧淑妃之辈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和支持,初唐宦官势力可以忽略不计。朝臣、外戚、后宫……思想一圈,能借重的只有她——武昭仪,苍茫的天地间,她是他唯一的同谋。向长孙无忌行贿试探,武昭仪第一次冲击皇后宝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她并不是承受不起失败的人,但长孙无忌的态度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夺取后位的这条路将会行进地异常艰难。她将面对目前掌控朝政的所有重臣的反对,一旦失败,已经亮出野心的她下场将极为凄惨。王皇后一旦熬过这场劫难,他年太子忠登基为帝,王皇后便将升格为太后,如何对付她这个情敌,是可以料想的。不错,是她先下的手,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痛。但现在再来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跨出了这一步,就不能再回头,而李治则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了。在命运的赌桌面前,这是她唯一可以带上阵的资本。纷繁复杂的局面蓦然间变得异常简单而清晰,为了达到彼此的目标,他们需要对付同一个人——长孙无忌。联系彼此的不再只是男女情欲,更关系着自身的生死浮沉,他们不再只是皇帝和宠妃的关系,而是政治伙伴,以及同盟者。两人齐心合力,共同对付阻碍他们前程和梦想的元老集团。得到高宗全力支持的武昭仪信心倍增,这年三月,她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名为《内训》,教导女子如何服从丈夫,幽娴贞静,俨然已以皇后自处。只因这类女子教育书籍,传统都是由皇后著述,作为母仪天下的懿德佐证,武昭仪此举,无疑已是僭越。而以她曾事二夫的经历,公然教导女子应该如何持节守贞,更是有些滑稽。好比一个经常作弊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写起学生手册,并要求别人遵守,被人指为“以身作贼”,那也不算冤枉。不过这正是武昭仪一向的风格,你有你说,我有我做。她是规则的制定者,却非遵行者,似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个明显的矛盾而伤脑筋。一如一切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制定规则,却又超脱于规则,仰天一笑打个哈哈,世俗礼法岂为我辈而设!轻轻松松一句话搞定。人言可畏,在一些人眼里,公众的声音是足可压死人的大山,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却不过是个气球罢了,轻轻吹口气便会飘远,甚至不必用针刺破。遥想当日踌躇满志地捧着《内训》的武昭仪,想必也是嘴角噙着一丝讥讽的微笑,傲慢的、挑衅的、不屑的冷对着大众的瞠目结舌或是冷嘲热讽。不过如此。如此稍事休息,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再度发难,目标直指已行同禁锢的王皇后。这位可怜的皇后,再度被身边人告发,指她与其母魏国夫人行“厌胜之术”。厌胜,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对其刺心钉眼,以此诅咒此人受苦或横死。也可用于媚道,以博取尊长的喜好或男子的爱恋。施此术者,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尊长或皇帝,则罪当处斩,列于十恶重罪之五的不道(即背违正道,阴行不轨),属不赦之罪。这次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昭仪诬陷,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王皇后,民间更是议论纷纷。[1]但皇帝的处理却异常果决,禁止魏国夫人入宫,复贬王皇后舅父柳奭为遂州刺史,中途又以“漏泄禁中语”之罪,再贬为更为遥远的荣州刺史。此外,以旧制“贵、淑、德、贤”四妃名额已满,欲别置“宸妃”之号,以武昭仪为之。以此事观之,似乎高宗此时尚未有立即废后之心,武氏也并未试图直接跃居后座,当是有意试探群臣的意向。“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当是出自素来醉心于文字魔力的武昭仪之请,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不料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却非关陇贵戚,素性忠直,贞观末期从未卷入太宗诸子之争,只在事后规劝太宗对承乾从轻发落以全父子之情,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私下打探长孙无忌的态度和进号宸妃之议,是武昭仪谋夺后位的两次序曲和试探,两次群臣都毫不含糊地亮出了反对牌,不能不悻悻然收手。纵有万丈雄心,却遭遇群臣一致的冷面以对,一时颇有进退维谷之感。既已付出了那么多,势必要个结果,然而旧时代留下的势力看来是如此强大,坚冰重重,何从突破?这时,一次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终于让李治下定决心将皇后废立提上了议事日程。起因是长孙无忌看某人不顺眼,按老规矩想把他贬出京,虽说长孙无忌贬斥大臣常有排除异己之讥,但他跟这个人过不去却绝对是有道理的。此人便是中书舍人李义府,《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第二,说来也是初唐有名的白脸奸臣了。只是跟电视剧中凡奸臣往往形容猥琐不同,李义府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他是靠刘洎引荐才得以入仕,又显然对这位恩人深怀感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刚正豪放的刘洎,怎么会和阴柔狠辣的李义府扯上关系,于是就纷纷传说他们是同性恋伙伴。咳咳,都是美貌惹的祸^_^ [2]李义府文采风流,与来济同以文章翰墨扬名,时号“来李”。当我们读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这样柔媚清丽的诗句,纵然厌恶其为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文学才华。看来做奸臣,也是要有几分真本事的,否则也不过只能做摇旗呐喊的小喽罗而已。《旧唐书》虽承认他“才思精密”,却又忍不住诸多不满,只得道“所谓猩猩能言,鄙哉!”这是因人废文了。和他清秀的外表一致,李义府跟人说话也极其谦恭有礼,脸上永远带着三分迷人的笑意,但你若以为他面和必然心善,那就赶紧攒钱给自己买棺材吧,因为李义府最擅长的便是温柔一笑就出刀,让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阴狠的事情干得多了,时人赠他一个美号“笑中刀”,又号“李猫”。初唐时选官讲究德才兼备,李义府风评太恶,和他同时扬名的来济都已经做到了中书令,他还只是个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跟许敬宗是同僚。长孙无忌掌政之后,李义府因为受马周、刘洎推荐入仕,算来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地位更是岌岌可危。因此之故,李义府一向极为留心朝中动态,探知长孙无忌有意将他贬出长安,到偏远的剑南做壁州司马,顿时慌了手脚。好友王德俭替他出主意说:“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本有意立她为后,只是担心宰相阻挠,你若能挺身而出,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说不定可以转祸为福。”李义府深以为然,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一旦出京便将难有翻身之日。当下飞速写好,趁王德俭在宫中当值之日,深夜叩阁,直达天听,恳请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深夜之中,当然没有朝臣阻碍,表章立即送到李治手里。正为立后事得不到群臣支持而烦恼的李治,见了真是大喜过望,立即传召李义府,并赐珠一斗,留任原职。长孙无忌贬他出京的诏书都已经在中书拟好,正要转送门下省,皇帝留任的圣旨已经到了,诏书顿时发不出去,徒唤奈何。隔日,武昭仪亲自派人登门慰问。不久更将他升职为中书侍郎,为仅次于中书令的副长官。对于李义府而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也打破了李治的重重顾忌,武昭仪更是大受鼓舞,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朝中还有支持他们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李义府是第一个提出废后事宜的人,也是第一个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的朝官,他职位的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上位的途径。这是李治第一次违犯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长孙要贬斥的官吏,虽然诏书未曾送达门下,上呈李治处理,从而避免了一场面对面驳回重议的尴尬,但宦海浮沉的老手们都能感觉得出这对君臣已有了裂痕,皇帝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的升迁,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首先波及的便是许敬宗。那位给李义府出主意让他深夜递表的狗头军师王德俭,正是许敬宗的亲外甥。我甚至怀疑,也许本来是老于世故的许敬宗察觉到了这一点,却不想轻举妄动,于是让李义府去投石问路了。许敬宗的仕途比李义府还惨,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才名满天下的他就已经入选秦府十八学士了,三十年过去居然还在原地踏步,继续编写永远写不完的国史,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这下总算看到机会,忙不迭地表忠心支持立武昭仪为后,四处奔走宣言:“田舍翁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当今天子!”其实这话说得十分不雅,居然把堂堂九五之尊的大唐皇帝比作喜新厌旧的老农民,真是岂有此理。许敬宗也算饱读诗书,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破比喻,但只要是赞成易后,李治听了也觉顺耳,当下又升他为礼部尚书。这样明显的暗示,就算是瞎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是最早的一批,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可以说是为她打江山的第一批功臣,后来被武后视为有“翊赞之功”,武周朝多次重赏加封,并惠及子孙,足见感念之深。受后宫之战的启发,武昭仪将这一批人物网罗麾下,组织成严密的情报网,触角于是从内宫延伸到外朝,连成一片,互为表里,便于及时掌握信息并做出反应。武昭仪坐镇宫中,总揽全局,随时留意最新进展并报知李治。这个情报网的严密与高效,是其最后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支持者中,许敬宗最为资深,又是李治东宫旧属,深受信任,当下便受命去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去登门拜访长孙无忌,望他通融赞成废后。从这里来看,李治对于舅父始终是心存忌惮的,然而关陇贵族的骄傲,两朝重臣的身份,以及一直以来的一帆风顺,长孙无忌仍然不愿意松口。李治花心思收买几个中下级官吏改变不了这一点。皇帝亲自登门都一无所获,许敬宗能得到什么?一通好骂。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出马,同样不给面子。皇帝肝火渐渐升起,恼恨舅父太以过分,长孙无忌也没有想通一向温顺的小外甥怎么会不听话到了这个程度。皇帝的坚持,国舅的固执,君臣矛盾越演越烈,逐渐从幕后搬到了台前。皇帝欲立武昭仪为后,已是尽人皆知,而长孙无忌的反对,也是明明白白,一个是“春秋鼎盛,声溢震方”的年轻天子,一个是受命辅弼权倾朝野的托孤重臣,满朝文武各自眼尖尖站好队,只待风暴来临之际能够找到方向。君臣对决眼见得已如箭在弦势不可免,最后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安政坛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那种大变将临的疑惧和不安,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长安令裴行俭忍不住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认为如立武昭仪为后,国家祸患必由此而始。武昭仪的情报网迅速做出反应,先是袁公瑜打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密告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又飞速传到了李治耳中。李治暂时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莫可奈何,一口鸟气全出在了裴行俭头上,立即下旨将其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西州都督府地处西域边陲,这是皇帝再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任免官吏,裴行俭也是第一个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遭贬的京官,不料这一去就造就了大唐一代名将的产生。裴行俭文武双全,纵横西域,从未败过,代表着大唐文人用兵的最高水准,并为大唐培养了王方翼、程务挺等诸多名将,他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也因为他是最早被逐出京城的反对派吧,这也让他幸运地避过了君臣交锋最激烈的对决,从而逃过了之后接二连三血腥的大清洗。后来被贬出京的人士,无不杀身殒命,家破人亡。裴行俭这个最初的失意者,却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塞翁失马,祸福相倚,古中国的这一智慧哲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得以印证。李治一旨贬黜裴行俭,再也按捺不住,遂于永徽六年九月,正式提出了易后之议,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政坛的飓风也随之而刮起!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政局及核心人物。大唐实行群相制,易后前夕共有宰相七名,分别为:1、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北魏皇族后人,父亲为隋代著名外交家长孙晟,母亲也出自高门大阀渤海高氏,关陇门阀领袖。与太宗相知莫逆,一手将李治捧上皇位。李治登基之后,长孙无忌因兼具顾命大臣吉国舅双重身份,权倾朝野,唯与军方关系一向疏远,且为当时三大名将李道宗、薛万彻之死负有直接责任。执政多年,缔造了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却也树下政敌无数。2、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初唐名将,军方领袖。起自山东寒门,少年时即已名扬天下,即《说唐》中的徐茂公是也。李勣向有“纯臣”之名,玄武门事件中恪守军人职业道德,拒不介入皇室内斗。贞观末期随着李靖的隐退、侯君集谋反被诛,李勣俨然已成为大唐首席将领。更因原为李治东宫旧属,太宗对其着意栽培,既是弥补长孙无忌不善军事的弱点,也是作为一种分权和制衡。高宗登基后,李勣为避免与长孙无忌直接抵触,坚拒尚书省左仆射之位,远离政治漩涡,高阳公主谋反案后,李治以之接替吴王恪拜为司空作为拉拢,推重之心,溢于言表。3、 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出身鲜卑贵族,其先祖于谨,与李唐皇室祖先李虎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家世十分显赫。本人文章德行冠于天下,高祖时便对他甚加礼遇,贞观时为太子承乾之师,因屡屡直言诤谏触怒太子,遣刺客刺杀于志宁。当时于志宁正在守丧,其孝行与品格竟连刺客也为之感动,下不了手,于志宁这才逃过一劫。因此太子谋反案发后,原东宫旧属均获罪被贬,唯有于志宁仍然深被信任,又被派去做李治的老师。于志宁是个老实人,真正的至诚君子,持身谨慎,一直力图远离政治是非,然德高望重,世所同钦,永徽时除继续担任宰相之外,更再拜为太子忠的老师。4、 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先祖为南朝衣冠,父亲褚亮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贞观时渐受重用,官至中书令,与长孙无忌一同受命辅政,颇有权势。褚遂良于贞观后期即已投效无忌,合力将李治推上皇位,其间也少不了有些小动作,对于拥护承乾及李泰的大臣有所打压,刘洎之死即与他有关。5、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旧隋名将来护儿之子,江都政变时炀帝被弑,来氏家族阖家殉难,来济成为唯一遗孤。来济并非关陇贵族集团成员,而是以原李治东宫旧属的身份被起用,直言敢谏,文名传于天下。6、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出身山东著姓、四大望族之首的博陵崔氏(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崔敦礼高祖时便已入仕,精善辞令,长于外交,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后接替为中书令,当时年事已高,屡次请求退休,处于半隐退状态。7、 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关陇贵胄,与长孙无忌及李唐皇室均有间接婚姻关系,新近提拔为门下省最高长官。虽然从家世和背景来看,这些人多出生于高门士族,但和长孙无忌真正说得上同气连枝的,主要也就是褚遂良和韩瑗二人,只是因无忌同时兼具外戚与顾命大臣的身份,无形中成为众人领袖罢了。这日朝罢,按规矩宰相在退朝之后当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是为政事堂体制。忽闻皇帝宣召宰相入内殿议事,然而宰相七人,仅有四人被宣召,即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省左右仆射于志宁及褚遂良,而近期提拔的韩瑗、来济及崔敦礼三人均未获召见。事有蹊跷,人人心中俱有所感:“今日之召,多为中宫。”——该来的终于来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到了眼前,仍不免让人感到紧张。“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有人提议。褚遂良考虑了一下,道:“太尉贵为国舅,如触怒皇上岂非让皇上蒙上不敬尊长之名?不可。”又有人提议说:“英公李勣素为皇上所重,当先言之。”褚遂良称:“司空为国之元勋,不可让皇上负上降罪功臣之名。遂良躬奉遗诏。若不尽其愚诚。何以下见先帝。”表示自己将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首先劝阻皇帝了。[3]这样的交谈,无疑是在事先串联以求达到共同劝阻皇帝废立的共识,要求英公李勣首先进言,则是明着试探李勣的态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勣当即决定称疾不入,避免在关键场合公开表态。他既不愿意帮助群相给皇帝施压,也不愿意当众和同僚翻脸,回避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其余三人步入内殿,皇帝沉默良久,顾望长孙无忌道:“莫大之罪,绝嗣为重。皇后无嗣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褚遂良即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孝道的大帽子压下来,谈话顿时无法继续。不欢而散。李治不甘心,第二日,旧事重提。这回褚遂良干脆把武昭仪的背景全部抖了出来:“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使万世之后,何以称传此事?”武氏原为先帝侍妾,高宗以之为妃,已是子夺父妾,行同乱伦。这个事实虽然尽人皆知,却绝少有人敢当面说出来。而今到了废立皇后的生死关头,褚遂良突然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大出高宗的意外。光天化日之下,自己的隐私突然被赤裸裸地形诸口舌,公诸于众,“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一字字如箭刺心,凌厉尖刻,惟其说的是事实,更让当事人觉得情何以堪。褚遂良犹未住口,续道:“陛下倘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此次以孝道责备皇帝,已经不像昨日那样仅仅是遗弃王皇后,有负先帝嘱托,而是直斥皇帝子夺父妾,乱伦通奸,给先帝戴绿帽子了。纵然他是顾命大臣的身份,说出这话也可说是大胆已极了。皇帝一口气还没喘过来,褚遂良已经先把朝笏放到地上:“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臣得罪陛下,罪该万死,可是只要能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罢频频叩头出血。题外话一句,褚遂良对于太宗倒可以说是竭尽忠诚,相当依恋的,太宗曾谓:“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李治此刻听来,只觉愤慨,怎么你对老爸就是小鸟依人,对我就是老树盘根?难道他是皇帝,我不是皇帝?骂得那样痛快,皇帝还没有发作,他倒先寻死觅活起来,一腔怒火,哪里还按捺得住!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刺目的鲜血,盛怒的皇帝,气氛紧张得如绷紧的弦,快要断裂开来,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何不扑杀此獠!”赫然竟是武昭仪!她当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嫔妃罢了,竟然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不仅偷听,而且公然发作出声要求惩办顾命大臣!群臣震惊过度,一时反倒说不出话来。平心而论,武氏这一生很少有这么失态的时候,当是褚遂良先鄙薄她出身寒门,接着揭露她曾事二夫的隐私,让她太以难堪,激怒之下终于不克自制吧。原本紧张得让人喘不起来的局势,被武昭仪这么横插一脚,顿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尴尬。长孙无忌毕竟久经风浪,当下道:“褚遂良曾受先帝遗命辅政,不可加罪。”此次激烈程度比昨日尤甚,先是褚遂良指责皇帝乱伦,天颜震怒喝令拉出,顾命大臣血染金殿,武昭仪帘外发难,君臣针锋相对,态势逐步升级,亲眼目睹这一场龙争虎斗互不相让直至最后彗星撞地球一幕的两朝老臣于志宁,吓得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举朝惊骇。与长孙无忌荣枯与共的韩瑗当即入奏:“皇后是陛下在籓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欲行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大计,无以臣愚,不垂采察。”[4]这是重弹太宗亲为择妇的老调,加以废立为取乱之道,可是皇帝要的就是四海之士惕然心惊的效果,重塑天子威严,哪里肯听?次日韩瑗再度切谏,感情更加悲切,说到激动之处,潸然泪下,悲不自胜。皇帝大怒,促令引出。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以皇后母仪万国,左右善恶,事关重大为由,援引妲己倾覆殷商,褒姒毁灭周室为例,直斥武昭仪必为亡国祸水,不堪为后。与关陇集团素无瓜葛的中书令来济也上表声援,纵论古今,大谈家世背景之重要,汉成帝以出身微贱的赵飞燕为后,如何使得皇统亡绝,社稷倾沦云云,总之以出身背景两皆尴尬的武昭仪为后就是不行。这些话虽已重复过多次,高宗早已听得耳朵生茧,再不新鲜,可是立后之事竟然牵动那么多宰相,态度又都是如此坚决,高宗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七名宰相除了李勣尚未正式表态之外,无一持赞成态度,激烈反对的倒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多出生士族,无论家世背景,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力。而武昭仪虽然新近也招揽了一批支持者,但都是中下层官吏,资历最老的也不过就是有“无行文人”之称的许敬宗而已,他的礼部尚书还是刚提上去的。要依靠这些人力拼整个宰相集团,显然不现实。他们的富贵都是高宗给的,而高宗自己的皇位都是长孙无忌给帮忙捂热的,只此一端,高下立见。高宗烦闷之下,轻车登门,密访李勣。“朕欲立武昭仪为后,然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皇帝吐出一肚子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现在只能停止。”李勣微笑,笑容中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以他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此为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5]作为军方代表的李勣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自可随心所欲,不必有太多顾忌。对于高宗来说,这句话真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露,精神为之一振,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一锤定音。——“上意遂决。”对于李勣这一举动,历来颇多猜测,有认为他因太宗临终前的贬官举动暗含杀机感觉寒心,故此在大唐社稷面临危机之际采取了袖手旁观冷漠以对的做法,然而细细考究便可知此说颇为牵强,大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毕竟,武氏当时不过是个宠妃罢了,后来能走那么远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开天辟地以来什么时候出过女皇帝呢?而当时有震主之威权势侵凌天子的,并不是曲意承欢的武昭仪,恰恰正是直言厉色反对废后的托孤大臣们。如果李治自己是有才能的,那么很显然他借皇后废立事件开始巧妙地摆脱被老臣控制的情况,意欲有所作为,难道不好么?如果他本人昏庸无能,那么被权臣挟制和被内宠玩弄又有什么不同呢?这至少是个改变的机会吧!王皇后本人并不是一个贤能出众的聪明女人,况且没有子息,何足为惜。值得注意的是,受命保护王皇后和长孙无忌的,是褚遂良而不是李勣。从太宗的临终安排倒是可以看出他是以长孙为辅政,以李勣为制衡了。李勣是否另有遗命在身,这里暂且不论,但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和褚遂良不同。而终高宗之世,李勣这个军政大保镖的任务,也算功德完满,这不仅表现在皇后废立事件中,给予李治以军方的承诺和支持,也表现在日后李义府触怒高宗时,李勣作为唯一监审的朝中重臣,判处李义府以长流岭外的无期徒刑,累及家属,虽遇大赦而不得放还,最后愤激而死。这也难怪日后武后临朝称制,何以会激起李勣之孙徐敬业的反抗,而武后又何以会罪及英公尸骨了。除了以上为公的原因,从个人上来讲,不过问皇家是非向来是李勣坚守的原则,玄武门事件即持中立态度。而他跟长孙无忌的关系,素来疏远,真要说起来,长孙一手炮制了名将李道宗和薛万彻之死,跟这二位有袍泽之谊的李勣未必不怀有戒心,又怎么能期待他会像一直和长孙合作愉快的褚遂良那般支持长孙无忌呢!总之,不管他是为公也好,为私也好,作为军方领袖人物的他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说话,给了李治以万金不易的承诺,暗示长孙决不会得到军方的支持。只要军队不掌握在权臣手中,那就好办。得此一诺,李治始能放手施为,不致担心长孙无忌情急之下效霍光行废帝之事,当即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拿顾命大臣开刀了!永徽六年十月,高宗终于下旨:“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所谓“谋行鸩毒”云云,无非欲加之罪,只是因王皇后历经劫难而未倒,在此添上最后一根稻草,而萧淑妃如何会获罪,却完全找不到迹象。唯一的解释是武昭仪忌惮她曾经受宠,又有子嗣,视之为潜在对手,务必除去,至于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令李治对淑妃如此厌恶,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道诏旨一下,足见胜负已分,大局已定,许敬宗遂联络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于是高宗再度下诏:“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这道诏书也是出于许敬宗的手笔,与其说是措辞如何巧妙,用典如何精致,毋宁说是一通挟嫌含怨的回应之词,字字句句,皆是针对众宰相反对武后的言辞。既鄙薄武氏出身寒微,便开篇即声称她为名门闺秀勋贵之后,既指责她曾事二夫不堪为后,便回应这是先帝自己的安排,亲自送给儿子做礼物的。这类册后诏书原本吹捧虚饰的居多,但似这般从头到尾撒谎到底,竟赫然昭告天下的,也算史无前例了。不过昭仪的性格,向来不惧人言,若是真一剑刺去她可能还害怕一下,若只是出言议论,她当你是空气。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因此册后典礼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异常隆重,让天下都看到新皇后的煊赫声势和今日风光。这种心态,李治完全可以理解,他深心之中又何尝不想穿着正式的皇帝冠冕,册立自己所爱的女人为皇后,好好地向一众反对立后的老臣示威一番?立后诏书一下,随即大赦天下,普天同庆,恭贺道喜的人络绎不绝,而武昭仪这时却出乎意料地上了一道表章,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皇帝以表章出示韩瑗和来济。武昭仪何以会在立后大殿前夕上此表章,其用意颇可玩味。有指她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故示大度,表示自己确有母仪天下的胸襟和雅量,其实不然。若武昭仪果有此心,她应该要求的是宽恕二人谏阻立后之举,却无端端的把庭争宸妃的往事提出来,“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 既然这件事情那么困难,他们也算忠心为国了,当赏。”)尤其语含讥讽。当日韩瑗与来济以不合制度为由,迫使武昭仪做宸妃一事搁浅,而今立后的诏书也堂而皇之的昭告天下,岂非一大讽刺! 更是一种危险的提醒和暗示,表示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过了就会这么算了,这一点一滴,件件桩桩,都深刻地铭记在心,并没有被忘记。难怪韩瑗来济看了表章之后不喜反忧,频频要求辞职,皇帝不许。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废立皇后之争,终以朝臣的全面败北而告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回顾这场没有硝烟却意义深远的战争,深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们(可称为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吧!)是太过自信,也太轻视对手了。明知道王皇后已经因为小公主之死而失宠,王皇后舅父柳奭也因此罢相贬黜,仍然没有一点点警觉意识,严重低估了武昭仪的野心和能耐,从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应变的状态,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其次,长孙无忌掌政多年,虽然权倾朝野,却也树敌无数,对其专权垄断心怀不满的大有人在,只是被掩盖在一片喝彩声中罢了。而无忌因为仕途的一帆风顺,逐渐冲昏了头脑,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尤其对于皇帝转变态度与自己渐行渐远无所察觉,对手握军权的李勣的立场和态度,也自始至终在状况外,直至最后决战时刻,仍然蒙在鼓里(由此也可见李勣的世故与老练),铸就了最后惨败的主因。军队既不在手,何以威慑他人?只搬孝道这类的大道理,那是只能招人烦,不能让人怕的。道理大不如拳头硬,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昔日西汉权臣霍光便是靠了军队的支持,就算毒杀许皇后,汉宣帝也只能忍气吞声,长孙无忌若有军队之助,何至于如此束手无策?不过,这也从一方面反映长孙无忌虽有私心,但对李治由始至终并无加害之意,更无篡夺李唐江山之心了,否则掌政多年,在军队上安插收买几个亲信并非难事,然而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而武氏再度入宫之后,能在短短数年间,由侍女而宠妃,最后夺嫡成功,正位中宫,除了她本身的聪明机智,以及李治对她确有真感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李治本身跟顾命大臣们便有嫌隙,一直希望能找机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否则即使李治对她宠爱有加,也很难无视那么多重臣的激烈反对,将她捧上皇后的宝座。我们对照日后玄宗对于宠妃武惠妃立后之请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玄宗对于武惠妃是有真情的,后来明知道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对她的怀念依然不曾稍减,让她死后还圆了自己的皇后梦。然而在武惠妃生前,面对着活色生香的妃子,玄宗也并没有让她戴上皇后的凤冠,起因也无非就是重臣反对而已。最后君臣各退一步,武惠妃享受皇后的实际待遇,却始终没有皇后的名分。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为讨好宠妃杀子杀女都很常见,——那不过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副产品,但为此而杀大臣却不多见,杀宰相一级重臣的更是寥寥可数,反而为了讨好大臣而宁愿娶丑女为妃为后的比比皆是,网络上流传的晚清诸妃照片可以为证^_^ 何况李治针对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朝臣,而是整个宰相团体,立后事件不久,除李勣外,其余六名宰相全部大换血,可见其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度。因此,这场立后风波的真正主角正是李治本人,有计划地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发动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于收回帝王的权柄,只是因为政事上无隙可乘,于是转而从后宫寻求突破。而武昭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出谋划策和牵线搭桥,因天子深居九重之内,是不好动辄亲自出面拉拢官员的。不过也应该看到,在立后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李勣,并非短期内利诱以金帛功名便能打动,考虑到李勣事后依然谨守臣节,远离决策圈子,并未借机邀功,为自己谋取任何政治上的利益,因此很难说他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武昭仪合作了。然而武昭仪的表现,仍是令人赞叹的。在李治的支持下,利用行贿、重赏和贬黜等手段,以拉拢和收编的方式,迅速组织起自己的翊赞班子,在内宫外朝均密布眼线,随时监控政敌的一举一动,甚至亲自监听君相的密谈,充分展现了她强烈的企图心和控制欲,以及灵活机动的斗争战术。她的果敢和才智,令李治对她叹服之余也更为倚重,已不再只是亲密爱人,更兼具了政治伙伴这一身份。而在立后斗争中收编的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也逐渐成为她的心腹,为她日后进一步干预朝政建立自己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高宗李治正式册立三十一岁的武昭仪为皇后。是日,百官朝新皇后于肃仪门,开百官朝皇后之先例。司空李勣与立后斗争中持中立态度的老臣于志宁,各奉玺绶与册文于武皇后,标志着她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在这万众瞩目荣耀之极的时刻,她在想什么呢?她是否会想起从十四岁入宫起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回首当年,几番感慨,几多悲凉?她是否在总结这次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中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而倍感欣慰?或者,低回凝眸间,她也会想起早夭的长女?那一抹大红朝服也掩不去的淡淡的血痕,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和遗憾。这些都有可能,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她已经在盘算下一步计划了吧,如何把长子弘扶上太子的宝座,令自己的后位更加稳固。沉溺在往事中顾影自怜或沾沾自喜,并非武皇后的风格,她的目光,永远是向前看的。事情也总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现有的,便必须拥有更多的。填不了的欲望,停不下的脚步,目标永远在前方。为什么不呢?欲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王尔德曾经说过:“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不幸。”当踌躇满志的武皇后为儿子的将来谋筹规划的时候,她不会想到,日后她的弘儿将成为她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而此刻,终于排除万难让武昭仪带上凤冠成为皇后的李治,也不会想到,这个自己生命中最爱的女人,才是李唐王朝的真正终结者,李唐皇族最可怕的敌人。同样,时光倒流十多年,当长孙无忌最终说服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又岂会想到跟自己最贴心最温顺无害的小外甥,今日会变得如此疏远如此陌生呢?时光在走,改变所有,至亲至爱,终成对手。在危险而残酷的权力的祭坛上,所有的热爱与依恋,终究会化为阵阵轻烟,随风湮灭。立后大典,肃穆而堂皇。成为皇后,是古中国每个女人梦想中荣耀的极致,却非武则天人生道路上的巅峰。接过李勣呈上来的皇后的玉玺,如此晶莹而温美,折射出它所代表的无上荣光。从宫妃到皇后,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她终究是走过来了。轻迂一口气,她极目远眺,看夕阳将血倾泻在长安城巍峨的宫墙上,华丽而森然,有种令人震怖的美。现在她是这里的主人。注:[1] 通鉴的记载即是来自于实录,民间传言可见刘肃所作《大唐新语》。[2] 《全唐文*劾李义府疏》:昔事马周,分桃见宠;後交刘洎,割袖承恩。[3]《唐会要*忠谏》[4]《旧唐书*韩瑗传》[5] 通鉴谓李勣自行入见,今从唐书。(第六章完,第七章:长孙失势)第七章 长孙失势永徽六年十一月,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终于以武昭仪被册立为皇后而徐徐落下帷幕,然而由此引发的政坛震动不过刚刚开始。新皇后颇有“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并未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而是迅速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备战状态:其一、她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巩固后位。其二、长孙无忌等反对立她为后的元老重臣需要铲除,以永绝后患。读史之际,常常会惊叹武后旺盛的精力,似乎永远也不知道疲倦。我写一部长篇连续写几章都觉得累了,想休息,她刚经过历时两年殚精竭虑的立后之战,竟然没有一点点想放长假的意思,立刻就精神饱满地投入到下一个project中去,让人由衷的佩服之余不禁疑惑:这个女子,究竟是否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或者,她骨子里就是如此的渴望战斗,追逐和征服本身即能给她带来刺激和快乐,如同我们总是眷恋和平与安逸?也有学者认为,武后的勤力实际上和她潜存于心的自卑感有关,高傲倔强的外表下深藏的不安全感,终其一生也未曾消弭。一般来说,通过非正常渠道登上高位的人,对于到手的一切有种难以置信的不真实感,相对而言总是更为谨慎小心,行事也更为周密毒辣。出身的寒微,曾事二夫的经历,让她受尽士族大家的奚落和白眼,想要出人头地争一口气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武后超强的权力欲即是由此催化而成,因为“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行动必然会同时出现。”(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具体到后宫女子,由于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又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在一个远比大多数男性和民间女子更为局促的环境中竞争,她们的进退、荣辱、以至于生死,全都系于天子的一念之间,也由不得她们不战战兢兢,时时刻刻如履薄冰了。对于武则天来说,既然她选择了跟整个元老集团开战的夺嫡之路,要面对的敌人甚至比一般的后宫女子更多,也实在容不得她偷懒懈怠。事实上,她还没有来得及为儿子争储位发动攻势,手下探子就为她带来了一个令她既惊且怒的消息:——李治竟然背着她去探望被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了。《资治通鉴》中如此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事件: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这里谈到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不久,李治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被他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跑去一看发现她们住的环境很不好,不禁起了恻隐之心,王皇后抓住机会,恳求李治念在昔日夫妻一场的份上,让她们能够再见天日,即使为奴为婢,也心甘情愿。李治来了句:“朕立刻就会处置。”此事为武后知悉,大为震怒,炮制出惨绝人寰的人彘惨案,将二妃杖打、断肢、酒泡,死后再斩首。不过她自己也被萧淑妃临时前的诅咒吓得不轻,终身不敢养猫。新唐书的描述和通鉴差不多,只是少了死后斩首这个环节,但多了断肢之后将手足反接这一项: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死,殊其尸。初,诏旨到,后再拜曰:「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骂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后闻,诏六宫毋畜猫。旧唐书记述比较简略,但过程相似,只是认为数日而亡不是斩首,而是缢杀,即绞死: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妪骨醉!」数日而卒。对于这次事件,市面上流行的说法是武后自立后以来,颇有些得意忘形,露出本相,对高宗不再象以往那么谦恭体贴,让李治重新感念起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温柔可人,所以旧情重燃。要么就是武后尝到了干预朝政的甜头,欲罢不能,整天忙于朝政,冷落了李治这个家庭妇男,寂寞难耐之下跑去偷腥,最后当然是在母老虎的一声怒吼下吓得连忙把爪子缩回来,想偷抓的坛坛罐罐反而摔了个粉碎,前面半截象极《苹果日报》的本港新闻,后面半截则似足副刊中登载的灵异故事^_^其实,算来武氏于十一月被立为皇后,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就是年底的事,通鉴列为十一月事,那么也就是距武氏立后尚不足一个月,皇后位置都没有暖热,易太子、铲除老臣等要紧事情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她怎么敢得罪李治?此外,长孙无忌以权倾朝野的国舅之尊,稀里糊涂地败在这个小女子的手上,也就是没有把李治监管好,不曾察觉到皇帝已和自己渐行渐远,前车之鉴,她又怎能不惕然心惊呢?何况长孙无忌有掌政垂三十年的雄厚资本,而李治却是她的唯一靠山,哪有这么快便得罪米饭班主之理?事实上,武后这一生,从来不曾远离李治半步,宁肯放任太子监国势力逐渐坐大,自己随着李治全国各地到处游山玩水,寸步不离地做足跟得太太。只因唯有掌握了皇帝才能拥有一切,孰轻孰重,她是分得很清的。在她的严密监控之下,李治再怎么偷鸡摸狗,也只能勾搭一下武后的姐姐、侄女之类的,虽说仍然让人心中不舒服,至少不会带来政治上的威胁。要说她会因为勤于政事而冷落李治,简直是笑话,如果有可能,她恨不得能把李治打包装箱,塞到手袋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免得有人横插一脚,不过就算是这样,李治大概也会拉开提包拉链,向外东张西望的^_^ 毕竟,这不是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的问题,皇帝即是权力之源,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个道理。然而,现在李治去探望的并不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按:韩国夫人尚在武氏为昭仪的时候便跟李治打得火热,武后碍于是自己的姐姐,且不构成政治威胁,故一直容忍,前文已有所述),而是她的敌人刚刚被打倒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仅仅据她荣升皇后不足一月就出现了这种事,怎么不让她既惊且怒呢! 立后之战,历时两年之久,耗费了无数心机和手段,甚至陪上了亲生女儿的一条性命,才能打倒情敌,正位中宫,谁知一转眼间李治就做故剑情深状地跑去探望,真是让她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而在李治而言,他和武后之间的感情并不存在问题,新皇后册立不过十几二十天,蜜月都没有过完,两人还有共同的敌人要对付,仍然是同盟者的关系,应不至于此时就出现危机,此举当是出于以“谋行鸩毒”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将一后一妃打入冷宫的歉疚心理吧。虽说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出诸多辩护理由,但将人无辜罗织入罪是不争的事实,毕竟是陪伴自己这么久的发妻,和曾为自己生儿育女的女人,心里多少会有点过意不去吧,有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的举动对于普通人是极为正常的,但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可是大大不妥了。曾经觉得奇怪,李治左看右看也不象个笨蛋,铲除重臣、治理国家都算有板有眼;也算不上怯懦,除了被太太吃得死死的之外,对付其他人可是威风八面,倔强难治如诸遂良、位高权重如长孙无忌、高傲跋扈如李义府,一旦真把他得罪狠了,或贬或杀,并不手软;而他还是名正言顺的大唐天子,那么除了身体不好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导致大臣背叛他而倒向武后么?后来看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这个意大利人用非常直接的语言描述了君王的权谋,可操作性极强,足可被历代帝王奉为金科玉律。里面提到,君王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被人憎恨,而是被人轻视,因此,君王的大忌不是残暴不仁、骄奢淫逸、横征暴敛,而是反复无常和缺乏决断。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似的提防这一点”,至尊的权威不容有失,必要时甚至不应吝惜公开使用暴力,以使豺狼惊骇。总而言之,君王必须让臣民感到他所做的决定不容更改,谁都不要指望可以欺骗他或者愚弄他。若要以这一点来衡量,李治可就大大不合格了。君无戏言,纶言如汗,他历时两年才能找到机会,从后宫事件中打开缺口,借废后之名贬黜诸遂良,试图摆脱重臣,然而君臣之战才刚刚开始,本应乘胜追击一网打尽,却突然跑去对被废的后妃表达同情,并信誓旦旦地承诺要接她们出来,这会给朝臣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好不容易才让朝臣从无忌的压制中挣脱,敢于表达相反的意见,争取到一帮支持者,李治此举无疑让他们摸不清皇帝的意图,不敢积极行动贸然向元老集团开战,也让本来有意投靠的朝臣狐疑止步,再度陷入观望状态。而元老重臣必定大受鼓舞,针对李治心软的弱点发动又一轮攻势。更不用说这一后一妃一旦出了冷宫会给武后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了。如此反复无常,摇摆不定,李治真不是一个让人感觉放心可靠的同盟伙伴。出尔反尔比蛮横粗暴的拒绝更让人不满,日后许敬宗李义府投靠武后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吧!眼看着李治置费尽心力才能取得的成果于不顾,听任软弱的感情流露,去向政敌和情敌表达他的怜悯和同情,大好局面又起反复,武后立即向高宗提出处死王萧二人,以表示皇帝的决心和强硬态度依然如故,彰显大局已不可更改不必再费心机,从而给己方阵营的大臣一颗定心丸,当然也顺便为自己免除后患了。做法虽然残酷而不无私心,但这种顾虑也是有道理的,冷静下来的李治很快照准了,只是不知道他想起自己 “朕即有处置” 那句轻率而不负责任的承诺,是否会有一丝歉疚?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有负于人而产生内疚,是正常的人性流露,然而对于领袖人物,便成了软弱而缺乏决断的致命伤,心若不能坚如铁石便不能成功,做皇帝真是一个泯灭人性增添兽性的行当吧。从旧史上“王氏初闻宣敕”“初,诏旨到,后再拜曰”等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事情或是因武后向高宗促旨而成,然而处死王萧二人的诏令是高宗亲自签署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绞死以保留全尸,即《旧唐书》所说的“缢杀”。武后心衔旧怨,同时也是为震慑后宫,又私下用刑在她们死前加以凌辱,当最后走过场似的将绳索套上她们的脖颈之时,已经只是两具冰冷的尸体。只是有关记载太过血腥暴虐,让人看得头皮发麻,今人颇有持怀疑态度者,认为是否封建史家憎恨武后有意夸张了。按以上的记载,先杖责一百,打完了砍手砍脚,泡在酒里,过了几天,勒死,再斩首。杖打、断肢、酒泡、勒、斩首,正好五个…… 逐个对比的话,比具五刑还惨。真正佩服这两个女人,居然一直熬到最后。说来杖责一百如果是结实打下去,五六十下大男人都可以打死,明代受廷杖而死的大臣可以引为例证,不过既然有圣旨要求缢杀,或者想让她们死前多受折磨,杖责之后仍能受刑也算合理。可是把四肢都砍断泡在酒里还能支撑几天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是说不相信武后可以那么心狠,而是不相信两个纤纤弱质可以有那么好的体质,就算酒精可以消毒杀菌,可是断肢这样大的伤口,扔到酒坛里血液不能凝固,那还不马上变番茄汤?而按照《新唐书》的说法,“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这里的“反接”,并不是指断肢之后用黑玉断续膏接上但故意接错,而是指反绑,可是如果已经砍手砍脚,又何必反绑?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剔其手足”应该是指挑断手筋脚筋,四肢无力不能活动,这样子扔到酒坛里,伤口不大,支撑几天才死还比较可信。所以如果真有断肢泡酒这一项,《新唐书》的说法比较能让人接受,没可能砍手砍脚地丢下去。这段记载真真假假,带有太多吕后造人彘故事的痕迹,大约凡是想证明某个女人残忍,大都让她这么杀人。不过王萧二人为受尽屈辱而死,应无疑问,之后武后还将她们的姓名改为蝮、枭,让她们的家人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沦为贱民,可见怨毒之深。面对这样残酷的结局,废后王氏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只是静静地下拜:“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面对出尔反尔、负心薄情的丈夫,她曾经收容过、怜惜过,却反过来夺走她名誉、地位、甚至生命的女子,仍保持着不卑不亢的风度,不曾在死亡的面前露出丝毫怯意,不曾乞怜哀求,为对方的胜利再增添一丝快感,甚至不屑做无谓的口舌上的抨击指责,世家女子的骄傲和涵养,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既然不容她活下去,甚至不肯让她好好的死,她仍然可以从容地饮尽这杯命运的苦酒。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散发出光彩。算来她死的时候也不过就20多岁吧,大约相当于武媚初入感业寺的年纪。从史书上的寥寥几笔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单纯得甚至有点蠢,武媚的几句好话竟然让她可以在高宗面前为自己的情敌说话。她个性拘谨,不知道怎么讨好自己的丈夫,“性庄重,不曲事上下”。为人有点迟钝,一点儿也察觉不到自己身边的人已经被别人收买。她的一生,从来不曾得到过丈夫的宠爱和疼惜,生命于她不过是块橡皮泥,任人搓圆捏扁,皇后的尊荣是出于他人的安排,受到打击也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荣也罢辱也罢,都非她自己所能左右,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所共有的悲哀。临时前的从容与镇定,或许已经是她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了吧!写这一段的时候感觉非常矛盾,固然佩服武则天够狠够强,情感的天平却不由自主地向王皇后倾斜,只因她的命运才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最典型的命运。我们没有几个可以做成武则天,却有太多是王皇后这样的平凡女子。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应当庆幸,一旦嫁错郎还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女权,于我而言,从来都不是要求所有的女子都去做女强人,而是女子可以有更多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力和机会。愿意做贤妻良母的没有会笑话她,看不起她,骂她是寄生虫软脚蟹,愿意在事业上有番作为的,也能有同等的上位机会,不必行此心狠手辣之事。而被武后处死的另一个女子萧淑妃就没有那么好相与了。她临时之前大骂武后,扬言来世一定要变猫,武后变为老鼠,以报今日之仇。据说武则天虽然胆大包天,对这种因果报应的神秘事物还是心头发毛,从此后宫不再养猫。可还是经常遇到王萧二人的冤魂作祟,所以劝说高宗常居洛阳,直到晚年才返回长安。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从此猫儿就有了天子妃的别称,但这明显和通鉴上的另一段记载抵触:长寿元年,当时已经是武周女皇的武则天专门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试验成功后出示百官,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不过这段记载也挺有讽刺意味的,而武则天怕猫的故事一则萧淑妃心怀怨毒之下完全有可能出言诅咒,二者武则天本人也的确比较迷信,看来可信度挺高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后者才是编造呢?在《全唐诗》中,我们看到武周朝大臣阎朝隐所作的一首《鹦鹉猫儿篇》,下面是序:鹦鹉,慧鸟也。猫,不仁兽也。飞翔其背焉,啮啄其颐焉。攀之缘之,蹈之履之,弄之藉之,跄跄然此为自得。彼亦以为自得。畏者无所起其畏,忍者无所行其忍。抑血属旧故之不若。臣叼践太子舍人,朝暮侍从,预见其事。圣上方以礼乐文章为功业,朝野欢娱。强梁充斥之辈,愿为臣妾,稽颡阙下者日万计。寻而天下一统,实以为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亦太平非常之明证。事恐久远,风雅所缺,再拜稽首为之篇。阎朝隐以谄媚出名,被张说称为风雅罪人,在这篇序言里,他描述了亲眼看见武则天调教出来的鹦鹉怎么样驾驭降伏猫儿的情景。里面称鹦鹉为慧鸟,猫为不仁之兽,鹦鹉如何怡然自得地啮啄逗弄猫儿,然后从中感悟到了真理,就是智慧无敌,仁者无敌(“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就像皇上您这样聪明仁慈地治理国家,朝野欢娱,就连恶徒们也拜倒在您的脚下一样呀。这件事也说明了如今天下是何等的太平。担心事情要是隔久了别人不知道,现在就专门写首诗把它记录下来。可见武则天亲手驯猫实有其事,她让猫与鹦鹉共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让鹦鹉驾驭猫,并出示百官,以显示自己的驾驭能力,因为猫被认为不仁之兽而鹦鹉被认为是慧鸟,让鹦鹉与猫共处实际是一种政治比喻,于是这件事的结果:鹦鹉被猫吃掉这件事也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预兆,事实上这件小事得以流传下来并郑重其事的记入史书,也正是因为这种寓意吧。那么反过来说,武则天怕猫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像武后这样城府深沉的人,即使害怕也不会让情绪轻易地流露人前,只会深深地压抑在心底,到了她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这种恐惧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发泄出来,并导致了她人生道路中的又一次危机,这是后话了。新皇后册立不到一个月,废后即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连新年都过不了。武后行动之快捷,手法之残酷,令得人人震怖,完全达到了杀人立威的效果。六宫之主的权威,至此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此时的武则天,内宫外朝眼线遍布,任何风吹草动尽在掌握之中,君恩如海加之霹雳手段,从此无人再敢与她争宠,也无人再敢说她半句不是。马基雅维利要求君王必须让别人感到谁都不要指望可以欺骗他,她倒是做得丝毫不差。太子忠原本因是王皇后养子而被册立,眼见得王皇后落得如此下场,吓得魂飞魄散,主动上表要求辞去太子位,前后足有四次之多,武后毫不客气,本着她一向打铁趁热的原则,顺势就将自己的儿子李弘扶上太子宝座。短短数月间一口气连下两城,可谓大获全胜。多事的永徽六年终于过去,朝廷下诏改元显庆,废太子忠为梁王,出为梁州刺史,立皇后子弘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更因新皇后崇佛的缘故,特地在玄奘法师译经的大慈恩寺举办无遮大会,为新太子祈福。这标志着后贞观时代的彻底结束,从“显庆”这个年号,我们可以隐约看见新皇后踌躇满志而略带自得的微笑。而就在朝野上下为新太子的册立而欢呼喝彩的时候,废太子忠黯然离开了长安,启程前往梁州赴职。时正值新年的正月,家家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然而这份喜庆丝毫不能感染这个薄命的少年。废太子诏书一下,原东宫官吏都怕受到牵连四散逃亡躲藏,没有一个人敢来见他。世事如棋,人情如纸,当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迎着凄冷的北风前往遥远而陌生的梁州时,他所感受到的,必定是彻心彻骨的孤单和无助。而对于这一切,元老集团一直采取坐视不问的态度,或者是已被武后的毒辣手段吓呆,或者是明知道劝谏也无用,总而言之他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于是高宗御宇七年整,终于尝到了宸衷独断的滋味,欣欣然之余自然要好好打赏一众“翊赞功臣”,而头一个表态支持立武氏为后的李义府,便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阁拜相。原本一个朝不保夕的小角色,突然跃居宰辅之位,咸鱼翻身的李猫,就像一个投机成功的赌徒,用无节制的追逐声色财富来弥补自己长期受人轻视压制的屈辱,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欺凌百姓,无恶不作。小人得志便猖狂这句话,就像专为他而设一样。他看上一个犯案系狱的洛州美妇人淳于氏,便指使大理寺臣放人,打算纳为侍妾,此事被有司弹劾,朝廷展开调查,李义府怕事情败露,竟然逼得帮他违法放人的大理寺臣自杀灭口。然而高宗知道事情原委之后,仍然“原义府罪不问”。身为宰相,竟然于天子脚下,擅杀六品寺丞;侍御史王义方认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决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然而李义府圣眷正浓,权势熏天,王义方纵有舍生取义之心,也担心老母在堂不能尽孝道。而王义方的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勉励孩子为国尽忠,不必以他为念,王义方含泪拜辞母亲,坚持提出弹劾,言辞恳切,正气凛然,力陈天子广置大臣,便是为了君臣一体,同心协力才能共创太平盛世,“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其中“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之语,千载之下,读来依然震撼人心。高宗阻止不了王义方的弹劾,可是听完之后却仍然开释了李义府,反而责怪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为莱州司户。[1] 一场人命关天的大案,就这样一床棉被遮盖蒙混了过去,恶徒逍遥法外,正义遭受羞辱,遥想高宗初登位之时,曾经就政府官员徇情枉法的风闻专门问政于长孙无忌,表示担心引起民愤,此刻言犹在耳,行事却已经大相径庭。如此黑白倒置,纵容迁就,无非就是报答李义府当日“打响了第一枪”而已。王义方事件,让天下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天子的真实意图,不问是非,只计成败,只要在某一方面立有功劳,便是天良丧尽的奸邪小人,皇帝也会一力维护到底。从原东宫僚属不敢为废太子忠饯行的风声鹤唳中,从王义方力图伸张正义却被贬黜的赏罚错位中,可以约略想见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态势。于是,人们沉默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勇气,在强权面前低下了头。在之后一连串莫须有的谋反大案里,大批朝臣遭受清洗、流放、杀戮,再没有出现一个王义方式的人物,质疑这些谋反案件的真伪和犯案人士是否无辜。直言敢谏君臣共治的贞观遗风已然成为过去,朝臣的监督功能逐渐让位于天子的意志,一切正按照高宗的梦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彼此都是聪明人,李义府自然也知道皇帝为何为纵容他,投桃报李,当然也要尽好枪手的本分,与许敬宗等人日日夜夜密切监视,准备抓元老集团诸人的小辫子,再立新功,不把旧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誓不罢休。只因没有别人的血泪和尸骨,哪有自己的泼天富贵?人人都眼绿绿地盯着被元老重臣们占据已久的高位,恨不得干脆一脚把他们踢飞自己抢过位子来坐。权力的高位,原本需要踩着血去换。而这一切的背后,当然也少不了武皇后的身影,她的皇后之路是越走越宽敞了,弘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她便第四次怀孕,于当年十一月生下皇子显。生育的频密,足可证明她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仍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新皇后地位越来越稳固,新党又是如此咄咄逼人,元老集团中人终于坐不住了,特别是被新皇后点名提到要好好“奖赏” 他们一番的韩瑗和来济。新皇后在册后大典之前,出人意料地突然上书要求褒奖二人反对封她为宸妃的“忠心”,那番皮里阳秋的说话一直让他们寝食难安。眼见事态发展越来越不妙,他们急需找回以往的主力战将褚遂良以修补其翼,这年十二月,由韩瑗出面,为褚遂良讼冤韩瑗上疏,称褚遂良体国忘家,为“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却无罪被斥去朝廷,就算他有违忤天子,被贬一年也该够了,希望皇帝能将他召回。高宗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紧箍咒,哪肯傻到自己再戴上去,当即召来韩瑗,话说得很不客气:“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卿言何若是之深也!”韩瑗眼见无望,一激动又不觉用上了以前常用的腔调:“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这不仅把褚遂良的被贬说成是高宗听信谗言的结果,更把是否召回褚遂良说成是有关社稷兴亡的大事。教训,又见教训!高宗早已烦透了这些说教,只觉对方动不动拉大旗作虎皮全然无视天子权威,于是一纸令下,将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贬到更遥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而旧党看不顺眼的李义府却升迁至中书令,作为给韩瑗的答复。这样不给面子的举措,无疑已是个清晰明显的警讯,预示着政坛的风暴,即将到来。从高宗废后易储之后,大唐的政局又有变动。易后之争只是将褚遂良贬黜,长孙无忌仍任太尉,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这三人的职务均未变动。立李弘为太子之后,德高望重的于志宁任太子太傅,这是他继承乾、李治、李忠之后第四度出任太子的老师(此公挺谁谁死,屡试不爽^_^)。太子宾客则由韩瑗、来济和许敬宗兼任,由他们共同辅佐太子。这样吴越同舟的局面,其实也是沿用贞观故例,当日承乾与李泰之争李治渔翁得利被册立为太子,太宗便把原来拥戴李泰的朝臣如马周、刘洎等派去和拥戴李治的关陇重臣一起,组成新的东宫班子。然而,表面上的和谐掩盖不了台面下的明争暗斗,得势的关陇重臣少不了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倾轧,原魏王党的刘洎因此被诬屈死,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倒霉的轮到他们了。被刘洎引荐入侍属于魏王党外延的李义府,作为立后之争中的头号功臣而入阁拜相,便想到为昔日恩公平凡昭雪。题外话一句,李义府虽然恶毒,但对于他有恩的人倒真是感恩图报,对刘洎是这样,对武后也是这样,虽是小人,倒也是真小人。因刘洎之死事关褚遂良的进谗,高宗也有意借此事再打击一下元老集团,大臣们纷纷希旨附和,唯独门下省的乐彦玮进谏称此案为先帝所定,如为刘洎翻案岂非指责先帝用刑失措,高宗深以为然,于是罢议,乐彦玮也因这一番进言而得到重用。说来也是可笑,李义府胡作非为得到天子的庇护,想为刘洎的冤案昭雪却无能为力,朝臣弹劾李义府的恶行遭到贬黜,阻挠他平凡冤案反而得到重用,而高宗明明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是非对错,却仍然作出这样的处置,只能让人为政坛的黑暗而叹息。不过,对于以前失势的承乾党及魏王党旧人,高宗还是有提拔的,原本坐承乾谋反案而贬职的杜正伦,便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显庆元年,早因年高体弱而处于半隐退状态的中书令崔敦礼寿终正寝,后又发生韩瑗为褚遂良请命一事,高宗便干脆再度贬黜褚遂良,而将李义府升为中书令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宗的用人政策,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新党人士,不遗余力地支持庇护;对于受旧党排挤的原承乾魏王党中人,予以拉拢提升,以扩大统治基础;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要么明示尊崇暗里不理不睬,要么贬黜打击不留情面。可怜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初费尽心机才能打倒承乾和李泰,将李治扶上太子的宝座,换来的却是政敌的扶摇直上和自身的岌岌可危。上苍嘲弄人类的智慧,可谓极矣。如果他们早知道会有如今的结果,当初是否还会这样一心一意地为李治打算筹谋呢?注:[1] 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奏章:臣闻春莺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人有贱而言忠。臣去岁冬初,云阳下县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极文学之清选。未几,又拜臣侍御史,滥朝廷之雄职。顾视生涯,陨首非报,唯欲有犯无隐,以广天听。伏以李义府枉杀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应更有鞫问。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亦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昔唐尧失之于四凶,汉祖失之于陈豨,光武失之于逢萌,魏武失之于张邈。此四帝者,英杰之主,然失之于前,得之于后。今陛下继圣,抚育万邦,蛮陬夷落,犹惧疏网。况辇毂咫尺,奸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愤,义士扼腕。纵令正义自缢,弥不可容,便是畏义府之权势,能杀身以灭口。此则生杀之威,上非王出;赏罚之柄,下移佞宠。臣恐履霜坚冰,积小成大,请重鞫正义死由,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除了文臣方面的调动,武将方面也有安排,显庆元年派程知节出征西突厥的葱山道行军便是一次让人疑窦丛生的军事行动。前文已述,太宗皇帝去世后,原本归降唐廷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叛唐,被唐军击退,但阿史那贺鲁本人并未成擒,因此高宗发动葱山道行军,旨在打击西突厥,安定西域,选定的主帅便是程知节。程知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他的本名程咬金可就响亮多了,《说唐》中大名鼎鼎的瓦岗寨主混世魔王是也^_^ 他成名于隋末唐初的乱世风云,成名之后嫌自己的名字太过老土,像个俗不可耐的土财主,于是换成了文绉绉的程知节。和小说中那个只会三板斧、时常要人搭救的搞笑人物不同,历史上的程知节出名的勇猛善战,玄武门事件中表现积极,是当时伏兵宫禁的十三首领之一。但太宗登基之后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大的战事,贞观后期大部分时间是以禁军统领的身份在京城宿卫。显庆元年,程知节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被高宗一纸诏令调出京城,出征绝域,开始还取得了一些战绩,手下苏定方表现出色,五百骑兵就把西突厥四万军队冲得溃不成军,但很快便出了问题。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之功,假传圣旨,称皇帝认为程知节恃勇轻敌,特别派他来节制,不许进兵。苏定方认为有诈,皇帝既任命程知节为主帅,岂会别传圣旨?要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飞表奏明皇帝查清真相。程知节不听,任由王文度胡来,结果贻误了战机,阿史那贺鲁得以逃窜。而后兵至怛笃城,有胡人出降,王文度尽杀之而分其财,程知节作为主帅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战事结束以后,王文度坐矫诏,按律当诛,改判除名,程知节由于逗留不进,被免官。葱山道行军总体上算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没有什么战绩可言,然而高宗会突然启用一位年近古稀、远离沙场已久的老将出征,颇耐人寻味。从整个过程来看,命令收军、造成逗留不进的是副总管王文度,主要责任并不在程知节,且王文度得以控制程知节的原因竟然是“假传圣旨”,身为大将的王文度岂会不知假传圣旨的后果,竟可以这样有恃无恐的利用假圣旨来挟制主帅,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王文度假传圣旨,其罪当诛,高宗却异常宽大地仅判以“除名”,且旋即启用,显庆五年苏定方平百济之后,唐廷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首任熊津都督即王文度,这距显庆元年冬葱山道行军结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而并不负有主要责任的程知节也照样被免官,之后再度启用,也是远离京城,外放做岐州刺史。程知节于是上表请求告老还乡,立刻得到批准,一直活到麟德二年,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而终。王文度何以胆敢假传圣旨?程知节何以会任他胡来?高宗的行事又何以如此费解?这背后就关系着当时的政局了。程知节为秦府旧将,一直深受太宗信任,贞观十七年确定太子之后,他出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也就是负责宫廷枢纽玄武门的保卫工作。而玄武门是否在掌握中,关系着宫廷政变的成败;唐代前期四次成功的宫廷政变者,无不抢先夺取玄武门,陈寅恪先生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程知节能负责把握此要塞,足证他的确是太宗的心腹。时至永徽六年,他不再担任检校北门屯兵,但仍任左卫大将军,掌宿卫宫禁,负责守卫正殿诸门,宿卫内厢,并防守皇城四面。[2]而长孙无忌作为策划玄武门事变的头号功臣,与参与此事的得力干将程知节,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据程知节的墓志铭记载,当日太宗病逝于京城郊外的玉华宫,长孙无忌为免引发恐慌,封锁消息,密召6000禁军飞骑护卫太子先回京,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才宣布太宗死讯,太子登基。而统领这6000飞骑、“从今上先还”的禁军首领,正是程知节。高宗要对付长孙集团,虽然已经得到了以李绩为代表的军方支持,但如果长孙无忌心一横,联络昔日同僚,借用程知节统领的禁军之力,再策划一次玄武门之变,兵谏逼宫,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程知节的左卫大将军之职决不能保留。因此,高宗才会派遣这位在京城养尊处优已久的老将再临沙场,并安插王文度故意破坏程知节的行动,找岔子剥夺程知节的兵权。所以王文度并不是假传圣旨,而是确有密令在身,苏定方作为小角色不知道其中内幕,年老成了精的程知节却是清楚得很。自己年事已高,早已无复昔日锐气,更不想临老还参与这种政争内斗,所以他会任由王文度胡来。对方既然如此识做,高宗也没有必要做得太绝,本意是把他外放,远离京城,让长孙无忌找不到援手就算了,程知节干脆请求告老还乡,安度晚年,高宗也就顺水推舟,不再折腾这位伯父级老将了。程知节去世之后,高宗对他还是很不错的,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也算极尽哀荣。[3]由上所述,葱山道行军从头到尾不过是个圈套,高宗虽然借皇后废立事件成功除掉了元老集团的骨干褚遂良,但还不敢发动正面的攻击。解除程知节禁军统领的身份,是高宗瓦解元老集团的关键一步,此后,长孙无忌已经基本没有什么资本与高宗抗争了。不过,高宗想免去程知节的职位竟然会如此大费周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虽然君臣之间彼此攻守形势已经易位,高宗对长孙无忌这位执政多年足智多谋的舅父还是相当忌惮的,此番布置称得上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了。也正是因为长年郁结在心的这份畏惧,日后高宗才会不满足于仅仅将舅父撤职软禁,而一定要将他杀掉才能安心吧。不 过,这 次 战 事 也 带 来 一 个 意 外 之 喜,在 葱 山 道 行 军 中 表 现 出 色 的 苏 定 方 得 到 了 高 宗 的 青 睐,显 庆 二 年 破 格 提 升 他 为 伊 丽 道 行 军 总 管,再 击 西 突 厥。苏 定 方 大 发 神 威,连 战 皆 捷,一 路 追 亡 逐 北,冒 着 平 地 二 尺 的 大 雪 昼 夜 兼 程 狂 追 不 已,最 后 生 擒 阿 史 那 贺 鲁,西 突 厥 汗 国 灭 亡。显 庆 五 年,又 为 大 唐 扫 平 百 济,韩 国 电 影 《 黄 山 伐 》 讲 述 的 就 是 这 次 战 役 , 但 里 面 对 苏 定 方 的 形 象 很 是 丑 化, 这 点 让 人 很 不 满 意。 不 过 他 的 运 气 真 是 很 背, 不 知 怎 么 的 得 罪 了 民 间 艺 人,在 中 国 的 俗 文 学 中 他 也 一 直 都 是 以 反 面 人 物 出 现 。 苏 定 方 连 灭 两 国 , 军 功 卓 著,大 唐 新 一 代 的 将 星 冉 冉 升 起。说 来 苏 定 方 原 是 隋 末 反 王 窦 建 德 的 部 下,当 时 默 默 无 闻 , 未 见 出 众 , 归 降 大 唐 之 后 的 第 一 次 惊 艳 亮 相 是 李 靖 灭 亡 东 突 厥 汗 国 那 次 著 名 的 雪 夜 突 袭 , 他 作 为 前 锋 当 先 闯 进 颉 利 可 汗 的 大 营。 但 此 后 或 者 是 他 确 有 掳 掠 财 物 , 或 者 是 他 没 有 背 景, 沉 寂 了 很 久 才 在 葱 山 道 行 军中 崭 露 头 角 , —— 他 当 然 和 长 孙 无 忌 没 有 任 何 关 联 。 也 就 是 在 这 个 时 期 吧 , 在 后 世 小 说 和 戏 曲 中 被 传 得 神 乎 其 神 的 《 薛 家 将》 主 角 薛 仁 贵 也 开 始 逐 步 得 到 高 宗 的 重 用 , 伊 丽 道 行 军 中 他 还 是 苏 定 方 的 部 下 , 出 征 高 句 丽 的 战 役 就 已 经 开 始 独 当 一 面 了 。 薛 仁 贵 勇 冠 三 军, 霸 气 横 溢 , 为 后 世 留 下 了 “ 将 军 三 箭 定 天 山,壮 士 长 歌 入 汉 川 ” 的 浪 漫 传 奇,和 苏 定 方 正 是 两 种 风 格。将 帅 争 辉,照 亮 了 大 唐 的 天 宇,谱 写 出 又 一 段 神 话 般 的 故 事。至此,文武两方面的新旧交替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发动最后攻击的时刻终于到了!高宗在剥夺了程知节的禁军统领之职后,已经再无任何顾忌,遂于显庆二年三月再度贬黜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揭开了大清洗的序幕,现在,轮到许敬宗和李义府粉墨登场了。注:[2]张国刚:《唐代官制》[3]琅玡弓月:《论程知节与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朝政的关系》 许敬宗在立后之战中表现是很积极的,但事后并没有捞到太多的好处,也就是提升到礼部尚书而已。七年以前高宗刚登基的时候,他便以高宗东宫旧班底的身份担任此职,可惜位子都没有暖热就给人弹劾,发配到弘文馆坐冷板凳去了,然后兜兜转转一大圈,又做回礼部尚书,李义府却已经做上中书令了。许敬宗眼热之余也急着立功挣表现,看到皇帝不理韩瑗的请命反将褚遂良再度贬黜,揣摩上面已经有了进一步动手的意向(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希旨”),便于当年七月,也就是褚遂良被贬数月之后,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潜谋不轨”,勾结桂州都督褚遂良以为外援。因为桂州为用武之地,作为都督褚遂良可以总管该州军事。不过桂州远在广西桂林,离长安何止千里万里,连兵府都没有几个,不知道怎么引为外援起兵造反?但群臣早有王义方事件的前车之鉴,不敢再不识相地跳出来质疑真伪,高宗也很干脆,连派自己人调查一下做做样子的环节都省了,直接将侍中韩瑗贬为振州刺史(今海南三亚),中书令来济贬为台州刺史(今浙江临海),终生不许入朝;年逾花甲的褚遂良则再度被贬为爱州刺史(今越南清化,当时越南还是大唐的领土)。此外,已经被贬为荣州刺史的王皇后舅父柳奭也没有被遗忘,被罗织入罪再贬为象州刺史(今广西象州),——这无疑是出自武皇后的意思,目的是不让王皇后的任何亲属有翻身的机会。从这里也可看出武后参与此事极深,应是扮演着出谋划策、坚定信心的军师角色吧,司马光认为许敬宗的诬告是“希皇后旨”,虽有为高宗开脱之意,但武后起的作用相当重要应是无可置疑的。二相一贬,顿时空出来侍中和中书令两个相位,贬黜诸臣的诏书于八月十一日下达,仅仅四天之后,许敬宗便一把抢过还带着韩瑗体温的位子,做上了门下省最高行政长官侍中,经过三十年漫长的等待,历尽浮浮沉沉,尝尽酸甜苦辣,终得入阁拜相。而武皇后从中捞取的好处也不少,她不仅报了当年之仇,更于中书省安插了李义府,门下省安插了许敬宗,诏书已可顺利地通过中书、门下,为今后进一步攫取政权,打通了至关重要的一环。这里我不打算渲染失败者韩瑗被贬到当时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南省的悲惨结局,——个人对韩瑗没什么好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有一大堆的政绩和特长,足以让人原谅他们个性中也有自私和保守的一面;来济文章人品俱佳,很提了些好建议,最后的结局也很悲壮;韩瑗给人的感觉却只是个含银钥匙出生但没什么具体建树的贵族,几次直谏也颇有出于私心之嫌。倒是因此拜相的许敬宗,这个《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居首的大奸臣,引起了我的兴趣^_^许敬宗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是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他的父亲在江都政变中被叛军宇文化及所杀,许敬宗作为儿子本来是逃不了的,可是他为了保命,奴颜媚骨地苦苦哀求留在杀父仇人的手下任旧职,这即使在乱世也不多见,曾亲眼见过此事的封德彝以“蹈舞求生”来形容许敬宗当时的丑态,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名声就算毁了,“无行文人”这个标签便象蜗牛的壳,从此跟了他一生一世。但我觉得为了活命而哀求几句就算举止夸张点也可以原谅吧。 生命和尊严究竟哪个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交出一份符合世间伦理的答卷。许敬宗文才出众,学富五车,对自己的才华深具信心,虽然德行遭人鄙薄,仍然深信自己有朝一日必能出人头地。隋亡唐兴,秦王世民为与太子建成争夺储位,开文学馆延揽人才,其中出类拔萃的十八位海内名士受到特别优待,被称为秦府十八学士,其中就有许敬宗。能和房玄龄、杜如晦、一代大儒孔颖达等人并列,便可以看出许敬宗的文才有多么出色。他的眼光也很不错,秦王果然当上了皇帝,他被任命去修国史,当时心里很高兴,美滋滋地说:“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那自负的模样颇有点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_^ 哪里知道太宗皇帝心中另有打算。太宗认为,乱世当唯才是用,不给政敌以可乘之机;而治世提拔人才便需要德才兼备,严格把关。他欣赏许敬宗的文才,利用他好献媚的性格让历史按自己的提示书写,但心里又看不起他,并没有给他多少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根本就把他当御用文人看。在太宗而言,他这样做是物尽其用,但对于许敬宗而言,那可就大大不是滋味了。眼看看一个个后起之秀都做上了宰相,他才做到中书舍人,爬得比蜗牛还慢,他是小人,但小人也是有理想的,也想做出一番事业不是?倒霉的事儿不止这一桩。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百官服丧悼念,率更丞欧阳询也在其中。欧阳询,就是那位出名的大书法家,我们现在练的欧体就是他独创的风格,可他同时也是出名的相貌丑陋,长得三尖八角,俨然孙大圣再世,此刻再穿上丧服,更是丑得惊心动魄,不类人形。别人看了,忍不住都会指指点点,遇到飞扬跳脱的许敬宗,哈哈哈哈哈哈哈,一通狂笑,声震四方,当场把他头上的乌纱帽震飞。太宗皇帝刚死了老婆,心里正不痛快,许敬宗竟敢在国母的葬礼上大笑,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把他打回原形,好容易到手的中书舍人之位就这么没了,又得一点一点地从基层做起。不偏心地说,这事儿真是欧阳询的不是,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不对,居然害别人丢官,估计许敬宗一定恨死他了。初唐有无名氏撰写唐传奇《白猿记》,里面说有只大白猿强抢民女,云雨一番生下个儿郎便是欧阳询,一般认为是唐人诽谤欧阳询貌丑所做,欧阳询那么老实巴交的人怎么有人忍心欺负他呢?我私下嘀咕这作者别就是许敬宗吧!倒霉的许敬宗,可怜的许敬宗,蜗牛背着他沉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这回他学乖了,投靠了李治。他柔艳轻薄的文风也很对李治的胃口,不久太宗东征留太子监国,许敬宗就得以参知机要。高宗嗣位,他成为礼部尚书,以为终于迎来艳阳天了,谁知没几个月就给人一脚踹了下去,继续编国史坐冷板凳。到了显庆二年,他已经是66岁两鬓华发的老人了。一般人到了这个年纪都已经安心隐退含饴弄孙了,而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名利场上打滚,屡败屡战毫不气馁,始终相信自己会寻到功名富贵,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份执著,这份自信,实在让人佩服不已。许敬宗的经历,常让我想起温瑞安笔下那些不择手段却又空负大志的反派人物,比如“想飞之心,永远不死”的白愁飞,有惊世之才却命运多厄,有智慧通天却天时不与,机关算尽,富贵却始终与他擦肩而过。世上有一种人,他们眼光其烂,挺谁谁死,总是站错队,然而就算他们再换10个主子,再做10次俘虏,对手照样对他们尊之重之,待他们如珠如宝,让人不佩服不行,比如魏征。世上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精明能干,目标清晰,无论风浪如山也总能找准那条唯一能靠岸的船,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里差一点就是那里差一点,始终就是爬不上去,每次以为快要熬出头了就被人一脚踢飞,叫人不吐血不行,比如许敬宗。论眼光,精准无比,论才华,出口成章,然而宦海浮沉三十年,却依然在别人的冷眼和鄙视下讨生活。除了内心深处不灭的野心和斗志之外,一无所有。少年时的热情已经死去,曾经飞扬跳脱的风发意气,已经在时光的磨砺下消逝无痕。许敬宗行事越来越谨慎低调,但也从来不曾放弃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许敬宗这一生,为了保命,向杀父仇人拜舞求生过;为了升官,违背自己的史官良心删改过史书;为了财富,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了蛮荒地带,可无论他怎么努力地追逐,仍然如同花猫拼命地追逐着系在自己尾巴上的蝴蝶结,明明近在眼前却永远抓不到手。也许他还不够卑鄙,也许他出卖的范围还不够大,于是,在他出卖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卖了女儿的终身幸福,最后干脆把良心摘下来,诬陷出卖起他人的时候,他终于成功了!在白发苍苍的花甲之年,他终于,终于,终于,当上了宰相。与之对应的,则是政敌的悲惨下场了:——显庆四年,在长安过惯了锦衣玉食日子的韩瑗,病逝于流放地振州。死亡并不是他的最后结局,之后还将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被开馆验尸。——显庆四年,王皇后舅父柳奭被杀于象州。——来济因为不属于长孙无忌派系,只是政见相似而得以轻判,徙为庭州刺史。来济不愿苟活,突厥入寇时挺身赴难,战死沙场,时为龙朔二年,是反对废后诸人中下场最好的一个了。这里也可以看出,高宗的打击对象主要是长孙无忌派系内的人,并不完全是针对和他意见不一反对废后的朝臣了。而一贬再贬的褚遂良,也在不断的打击之下,豪气尽失。短短的一两间,他由位极人臣的宰相贬为潭州都督,由湖南长沙贬到广西桂林,现在又从广西桂林,来到越南清化,地方越来越偏远,环境越来越恶劣,对于一个已经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很容易身心俱疲,意志消沉。慷慨赴死容易,但在这样长期的慢慢煎熬之下,人很难再保持原来的气节。他不想再争了,只想回家,活着回到长安,于是上表给高宗:往者承乾废,岑文本、刘洎奏东宫不可少旷,宜遣濮王居之,臣引义固争。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龄、勣及臣定策立陛下。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哀大告,内外宁谧。臣力小任重,动贻伊戚,蝼螘余齿,乞陛下哀怜。这里他先提到了自己为高宗力争皇位的策立之功,回忆了太宗去世时手足无措的高宗抱着他脖子的温馨情景,最后说他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蚂蚁一样的卑微渺小,乞求皇帝怜悯。写得声情并茂,婉转可怜,依稀可见太宗所说的“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此一时,彼一时,高宗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赤子之心的少年,褚遂良此刻重提对方真心情的往事,徒然让高宗感觉丑态露于人前而恼羞成怒,他的效忠也被视为借表功来施加压力,——感恩图报这样高贵的情感,并不适用于帝王。表章呈上去,便如石沉大海,再也没了消息。褚遂良日盼夜盼,但一直都没有回音。伤心,绝望,疲倦,一点一点地蚀刻着他的身心,第二年便病逝于爱州,享年63岁。褚遂良为初唐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因曾经官至右仆射河南公的高位,世称褚河南。他的楷书历来评价极高,如美人婵娟,不胜罗绮,被称为“唐楷第一人”,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后人并称为“欧颜褚柳”唐代四大家。政坛上,他直言敢谏,风骨凛然,一生竭智尽忠,可谓“两朝开济老臣心”。然而少年得志的书生意气,金殿上的慷慨陈词,政坛上的翻云覆雨,书海间的翰墨风流,最后都只化作绝域蛮荒的一抔黄土,以及后世读书人的一声长叹: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汗,贴上来了。好久没写了,有点找不到感觉。程知节禁军统领之职被夺,韩瑗、来济被贬,便如同斩断了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针对这位当朝国舅的罗网正在悄然收紧。历经两朝风云的长孙无忌,此时无疑已经感受到了步步逼近的杀机,大厦将倾的阴云如梦魇般地笼罩在心头。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他既没有为韩瑗来济求情,组织力量准备反击;也没有像褚遂良那样主动向李治申诉忠诚,试图挽回上意;甚至不曾上书辞职,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并未威胁帝位。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位佐命元勋、两朝重臣,一直都维持着奇异的沉默,一任身边的潮起潮落,看着自己的知交好友在万丈风涛中被淹至没顶。当时的长孙无忌,已经处在武后编制的情报网的严密监视之下,许敬宗等人天天在瞪大眼睛找他的岔子,实在也无法向老友伸以任何援手。而在程知节罢官之后,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挽回败局的机会,虽以国舅之尊,也无法避免最终败亡的命运。——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时刻却很少,很少。我们常常钦羡那些睥睨众生的英豪,羡慕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扼住命运的咽喉,间或也会有一丝冷嘲:“他能成功,无非是心狠手辣而已。”这话不能算错,可也不能算对。在先下手为强的背后,是对人性的清醒认识以及当机立断的果断决策。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在濒临悬崖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有着不计存亡纵身一跳的勇气。长孙无忌惊才绝艳,诚为当世人杰,然而对比李世民和武则天的夺嫡之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就是人才与天才之间的差距。要成功,首先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和深谋远虑的居安思危。李世民早在宫门溅血前两年便将心腹常何调去把手玄武门这样的咽喉地带,而当时的兄弟之争尚不是很激烈,未必一定会动用到非常手段。武则天则经过三年的蜇伏时期,广泛地建立起自己的后宫情报网,达到了“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的地步,这个时候她也许只是为了争宠而已。而长孙无忌却一直不曾想到有朝一日高宗会对他猜忌嫌恶,不曾为自己谋一条后路,以至于事变来临时竟然连军方代表李绩的真实态度都不知道,完全处于一种敌暗我明的状态。其次,长孙无忌也缺乏当机立断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从武氏立后时对韩瑗和来济的威胁,到不足一月即以残酷手段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来看,他应该知道这位新皇后的手段,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立即联系程知节发动禁军谋立新君,也许并不是没有一线机会,然而他却迟迟没有动手,犹豫之间程知节已被调开,唯一的翻身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当然,发动政变也很冒险,然而同样是毫无胜算的情况下,李世民依然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武则天依然以小公主之死揭开了废后的序幕,期间的差别也许并不是能狠得下心来与否的问题。曾经跟人讨论过,如果要在杀头和废帝之间做一个选择题,按照情理自是选择废帝,只因成与不成,至少还有一线生机。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却都是选择坐以待毙,冒险犯难的少之又少,就算明知道不久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依然没有胆量进行生死立决的一搏。或者依然心存侥幸,或者忍不住犹疑观望,他们会选择妥协让步,一步步地被逼入死角,直到最后退无可退被斩首抄家。长孙无忌的顾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程知节廉颇已老,是否还会帮他?长孙家族枝繁叶茂,如果失手家人会怎么样?本来自己两个儿子娶的都是李家的嫡亲女儿,也许自己虽死他们还能活着呢?能够抛却任何顾忌,斩断任何牵挂,在危机来临之际毅然放手一搏的人永远只是少数,因此独步历史天空的星辰,永远只是寥寥几颗。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高宗和武后没有给长孙无忌太多思考的机会,永徽六年易后,显庆元年易太子,八月即以程知节出京征西突厥,短短几个月间要长孙无忌做好应变立即发难,也实在比较困难。彷徨顾望间,良机已逝,自己又处在武后情报网的严密监视之下,从他和裴行俭私下讨论立后之事便导致裴行俭被贬外放,即可看出武后情报网的高效。身处重重束缚下的长孙无忌,再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依靠,注定只能于政治的漩涡中万劫不复。历经风雨的他,必定已经预料到了这样黯淡的前程,也预料到了舅甥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是以重申忠诚或者忆及亲情就可以让对方的心柔软下来的,于是,他选择了沉默和平静的接受,维持着关陇贵族一如既往的骄傲,不曾向对方求和乞怜,正如若干年后的被武后下狱的裴炎,面对亲友的安慰只是镇静地说一句:“你几时见过宰相下狱还能活着出去的呢?”他开始淡出政坛的是是非非,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著书立说之上,意欲为自己身后留下些什么。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武德、贞观二朝史八十卷,相继完成。这一部部凝聚着他心血的煌煌巨著,也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闪光。显庆三年,长孙无忌所修的《大唐新礼》也告完成,在古中国,“礼”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礼仪的修明与法制的完备同样重要,即所谓“礼”“刑”兼备。由长孙无忌监修,被誉为中华法系巅峰的代表作唐律,便是 “以礼率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想想一千多年无人能超越的唐律,也可以知道《大唐新礼》的严谨与精致。然而新礼呈上去,却受到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横挑鼻子竖挑眼,到处删改增减,按照高宗和武后的意思乱改一气,惹得学者们议论纷纷。(“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长孙无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也真叫做十年风水轮流转了。许敬宗则是越改心里越欢畅,这辈子还没这么爽过,到最后干脆说新礼里面讲葬礼的《国恤篇》不好,因为君王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制定死后的礼仪,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事,竟然把《国恤篇》给当众少掉,以至新礼里面独缺葬礼。柏杨先生对此评论说:“专制封建的密度越浓,摇尾系统的谄媚方法也越精致,以至礼仪中竟然缺少葬礼,实在使人咂舌。唐王朝共有二十个君王,没有一个死后被野狗吃掉的,全都依照一定规程,把尸体装进棺材,然后拿到墓地埋葬。这仪式是存在的,但却不允许列入典章。只因几个摇尾分子要用精致马匹术达到升官发财目的而已,诚是《官场学》奇异的一章。”其实,高宗倒未必是那么在意这些,以前某乌鸦嘴咒他修城墙要死,也没见他怎么的,许敬宗的建议如此荒唐却得到他的赞同,想必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只是出于以前装乖学生自感受气的报复性心态了。士可杀,不可辱。目睹着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当众焚毁,对于高傲的长孙无忌而言,那一刻一定比死更难受。如果高宗只是受了武后和奸臣的蒙蔽,如果他对于舅父还有一丝一毫的尊敬和亲情,又怎么忍心让他遭受这样的羞辱!这个昔日曾经搂着舅父的脖子哭泣着寻求安慰的乖乖外甥,一旦翻脸竟是如此的冷酷。就这样,凝聚着长孙无忌数十年心血的作品,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付之一炬。熊熊的火光,昭示着盛世皇权的狰狞与凶狠,也将长孙无忌的骄傲、尊严,以及残存的希望,寸寸燃烧成为灰烬。(未完待续)天涯足有1个小时上不来,只好先在才发上来:一叶落知天下秋。生命对于无忌来说已经变成一串醒不了的噩梦,这几年来,他的挚友被放逐,著作被焚毁,政治迫害如瘟疫一样降临在一切他所爱的人、所在乎的人身上。表弟高履行首先被贬出京,为益州刺史,这是直接向无忌的亲人开刀了。无忌年幼时被异母兄弟欺负排挤,赶出家门,幸得舅舅高士廉收留,后来高士廉被隋炀帝贬黜,临行之际又安排无忌的妹妹嫁给唐国公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让这对年幼的兄妹有了栖身之地后才放心离去。高履行便是高士廉之子,东阳公主的夫婿,虽以驸马之尊,也难逃厄运。接着堂兄长孙祥也由工部尚书被贬为荆州刺史,长孙家族之中,以他和无忌的关系最为密切。罗网在慢慢地收紧,任谁都已看得出,长孙一族的富贵已如草上之露,即将消逝在黎明的前夕。夜幕沉沉,杀机森森。大明宫中的红烛已燃烧殆尽,留下一滩血色的泪。长长的卷轴徐徐展开,只待匕现的一刻。现在唯一欠缺的,只是一个下手的理由而已。显庆四年有人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互为朋党,也就是拉帮结派存有私心的意思,高宗让许敬宗去调查,许敬宗自感得到机会,故意扭曲案情,严刑拷打韦季方,要求他诬陷长孙无忌谋反。震动初唐政坛的血腥清洗,终于开始。许敬宗的意思,本来是想按照长孙无忌诱供房遗爱将吴王李恪罗织入罪的手法,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可惜无忌没有看错房遗爱,许敬宗却看错了韦季方。本来只是一个结党营私,却要上升到谋反的高度,牵扯的还是当朝国舅,当时风声鹤唳的情形,他还能不清楚?情知一松口就是满门抄斩的罪名,韦季方怎么会愿意承认?这可不像房遗爱的案子,横也是死,竖也是死。许敬宗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通狂轰滥炸严刑逼供,韦季方受刑不过竟然自杀,意欲以死相抗,还好给抢救了过来。许敬宗很郁闷,看韦季方的样子,是怎么也不可能从他口中得到满意的证词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一点点进展都没有,他已经失去了耐心。韦季方不承认又如何?就算他意志坚定能捱过这一番酷刑,就算他甘愿以死来保护他自己的家族,然而卑微如他,就算用尽全部的努力,也只不过是一场笑话。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无法自救也无力救人,在翻云覆雨的当权者眼里,无论他的生命还是他的自由意志,都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趁韦季方伤重的时候,许敬宗已经向李治呈报:——韦季方勾结长孙无忌,意图谋反,故此奸谋败露后想畏罪自杀。消息传开,举朝震惊,虽然人人早有所感,然而朝廷处理此事的决绝与冷酷,依然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人性的美好与丑恶,也在这样极端的时刻,彰显得格外分明。长孙无忌和韦季方是如何勾结的?为什么会谋反?要为这事找一个原因,对于流氓才子许敬宗来说简直比吃白菜还容易。惯于修改史实的他向来都有编故事的天赋,当下道:“韦季方之所以结交朋党,就是为了方便陷害忠良,这样大权就可以重归长孙无忌手中,再伺机谋反。”高宗表现出震惊的样子,说话却很有意思:“是吗?舅父现在被小人包围离间,可能会对朕生有嫌疑,但还不至于谋反吧?”这话说得很妙,许敬宗还没有费神去想,皇帝倒已经帮忙把长孙无忌谋反的因由给找好了——小人离间嘛。这么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许敬宗只需要给一个肯定的答复就行了:“的确如此,反迹已露!”寂静无声。隔了一会儿,高宗嘴里哼了一声,状极痛苦,泪水簌簌而下,如同若干年前太宗去世时那样满面的惶惧不安。不过当年他22岁,现在他已经31岁,未免有些老黄瓜刷青漆装嫩的感觉,不过没关系,他演得投入就行了。“家门不幸,亲戚之中屡有作乱之人,”高宗哽咽着说,“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这样,朕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人!”他擦了擦泪水,直盯着许敬宗:“若此事属实,朕该怎么做?”高阳公主一案是怎么处理的,天下人人皆知。许敬宗心头雪也似的亮,顺着话头说下去:“其实房遗爱乳臭未干,与一介女流之辈谋反,有何可怕!无忌曾助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若作乱,陛下能派谁去对付?幸好祖宗有灵,奸谋得以败露,陛下如果不速作决断,臣担心长孙无忌得知韦季方畏罪自杀的消息后会狗急跳墙立即发动,到时候悔之晚矣!”高宗不语,沉吟良久,只叫许敬宗再详加询问。然而这样的大案,既不曾加派人手,更不曾亲自提审韦季方,完全交给许敬宗一个人全权处理,其用意大堪玩味。许敬宗没让高宗等待太久,回家美美地睡了一觉,养足精神,第二天便会报告高宗:“昨天夜里韦季方已经坦白招供,承认与长孙无忌一同图谋造反。臣又问季方:‘无忌贵为国戚,宠惯两朝,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造反?’季方回答说:‘长孙无忌曾和柳奭、褚遂良一起劝皇上立梁王为太子,现在梁王被废,皇上又对他起了疑窦,所以贬黜高履行,放逐长孙祥,韩瑗来济等人纷纷被逐,因此无忌惶恐不安得很,于是和他一起日夜计划造反。’”这过程说得大致不差,皇帝因起了疑忌之心而贬黜众多朝臣,更将前后因果关系讲得明明白白,除了结果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这个推理过程,大致可以为人所接受。皇帝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啊啊,舅父真的这样做了!可是他对朕恩重如山,就算这样,朕也不忍心杀他呀,否则天下人将怎么看朕?后世有怎么看朕?”丝毫不质疑长孙无忌是否谋反的事实,只要求一个动手的理由而已。许敬宗学富五车,要找一两个典故还不简单!“皇上如果担心后人的批评,可以想想薄昭的故事。薄昭也是汉文帝的舅舅呀,也是文帝从代王时代便追随他的功臣,可是他恃宠而骄,横行不法,汉文帝大义灭亲杀了他,天下人从来没有非议文帝做得不对。帝王有承担天下的责任,不可只顾及个人的私惠。薄昭不过只是杀了人而已,长孙无忌身受两朝重恩,不思报效,竟然谋反,输理的是他呀!常言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长孙无忌当世枭雄,才能不下于王莽、司马懿,陛下这样心慈手软,难道想将锦绣江山易姓他人吗?”万事都已齐全,皇帝于是正式下诏,剥夺长孙无忌太尉的官职和赵国公的爵位,贬为扬州都督,并且限制他只能住在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这是前太子承乾流放的地方,也是终结他生命的地方。诏令一下,遣使发兵“护卫”长孙无忌前往黔州,名为护送,实为监视,各州县沿途增派人手,严密警戒,如临大敌。长孙无忌的所有亲友家人无不连坐除名,流放岭外,包括贵为驸马的两个儿子,尽管他们娶的都是高宗的嫡亲妹妹。已经被贬黜的高履行则再被贬为洪州都督,长孙祥再贬为常州刺史,另一位堂弟长孙恩则流放岭南高州。由始至终,高宗不曾亲自召见审讯一下长孙无忌,甚至不曾加派人手和许敬宗共同审理,完全没有给过长孙无忌丝毫的辩驳机会,是怕节外生枝,还是根本不敢面对?大狱之初,高宗给长孙无忌的待遇还算不错,虽然行同囚禁,但食物还是可享有一品官的待遇,每月有猪羊鱼肉若干,皇帝对于这位舅父,似乎仍然关爱有加。究其实不过是暂时稳住他而已,让长孙无忌及其党羽以为事情还有回旋余地不至于拼死一搏的缓兵之计。囚禁中的长孙无忌,被严厉禁绝与外界交通,长孙祥曾经给流放黔州的他写过一封信,立即被就地处决,此后他再也无法了解外面的情况。无忌身为两朝重朝,佐命元勋,长孙家族根深叶茂,势力庞大,朝廷不得不小心从事。切断长孙无忌与外界的联系之后,可以腾出手来,一一剪除长孙集团的枝枝叶叶。事实上,长孙无忌的两个儿子长孙冲和长孙诠,一尚长乐公主,一尚新城公主,都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嫡亲女儿,高宗同父同母的姐妹,此时也被牵连除名,一位贬放岭南,一位贬放巂州(今四川)。两位驸马刚到当地,便被怀有密旨的县令下令杖杀。先前文文里有一个错误,长孙诠应该是长孙无忌的堂弟,谢谢mlhl的指正。==========正文=============长乐公主当时已经去世,新城公主和长孙诠可还是一对恩爱夫妻,她是太宗皇帝最小的女儿,此时不过二十三四岁左右,就这么成了寡妇,之后改嫁韦正矩,因为是落难皇族又心念前夫,颇为夫婿凌虐轻贱,年纪轻轻便不明不白地去世了,成为长孙家族大案的又一个牺牲品。[6]此外,长孙诠的外甥赵持满时为凉州刺史(今甘肃武威县),工书善射,力搏猛虎,捷及奔马。为人性格豪爽,侠义可风,正是古诗中那种白马金羁、连翩西北的豪侠英杰。不像长孙家族的其他人,他不喜欢京都软红十丈温柔富贵的官僚生活,而由衷地爱上凉州这片荒凉的大地。他曾迎着旷野的风追逐奔腾的野马,自后而射,无不洞于胸腋,当地人惊以为神,无论老少贵贱都十分敬重喜欢他。许敬宗担心以他的性格和人望,会为了搭救舅父兼朋友的长孙诠而冒险起事,犯上作乱,快马将他招至京师,持满一到便身陷囹圄,严刑逼供,要他承认与长孙无忌勾结造反。刑讯昼夜不停,日后让人闻名丧胆的武周酷吏,此时已初露端倪,赵持满被打得满身是血,却仍不肯屈服,由始至终,神色不变:“杀了我可以,想让我诬陷他人,这办不到。”最后只好捏造口供,处斩,暴尸于城西,家人畏于形势,竟不敢为他收尸,可以想见当时的恐怖气氛。“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赵持满既是这样甘愿一死以全道义的热血男儿,世间也必有甘愿为他而舍命的性情中人。友人王方翼,感叹人情冷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收尸礼葬。王方翼是废后王氏的亲戚,有同一个爷爷王裕。王裕的妻子即是做媒将王氏嫁于李治为晋王妃的同安大长公主。同安大长公主很讨厌王方翼的母亲,当王方翼的父亲去世后,就将王方翼母子二人赶出了家门。当时王方翼年纪还小,却是一位孝子,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便主动要求和佣人一起垦荒干苦力活,辛勤的耕作终有回报,数年之后辟田数十顷,成为富室,让母亲得以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他们直到同安大长公主去世后才回到长安,当时王氏已经荣升大唐皇后,对这位堂兄颇为友好,提升为安定令。然而风云突变,王皇后被废,亲戚并流岭外,王方翼因为是远亲而侥幸避过,这样的身份,本来该低调低调再低调,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然而为了朋友,他毅然挺身而出,置生死于度外。立即有人将此事上报,高宗感叹他的忠义,不仅没有处罚,反而开始器重他。难以想象武后会让这样一个公开表露出不满的危险人物活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由始至终高宗都十分清楚地了解并掌控着局势的发展,赵持满的入狱和处死既然是他亲笔签署,即使是出于许敬宗或者武后的请求,也必然经过高宗的同意,目的是防止赵持满为救长孙诠而铤而走险,那么长孙诠之死就很难说是仅仅因为武后弄权、奸臣肆虐,高宗完全不知情了。王方翼的为人,可用“至情至性,人间奇男子;允文允武,浊世真丈夫”来形容,一生对母亲尽孝道,对国家尽忠诚,对朋友全道义,对百姓怀仁心,舍身葬友不过是他侠骨柔肠的一个侧影而已。他曾多次出任地方官,诛盗贼,行善政,并发明了耦耕法,为后世耕架代牛的开端,这是一种人力耕地机械,我国农业科技史上的一大进步。在任肃州刺史期间,各地蝗灾饥民遍地,唯有肃州安然无恙,于是各地灾民蜂拥而至,王方翼尽出其私人积蓄以安置灾民,黎民感念其仁心侠骨,为之立碑称颂。之后王方翼投入裴行俭麾下效力,成长为一代名将。天地苍茫,正是男儿建功立业的好地方,塞外的风,正可抚平他在中原坐看世事变迁内心的积郁。他追随裴行俭战突厥,平西域,重复安西四镇,累功升至安西大都护,碧血黄沙,写下一幕幕惊世的传奇。唐高宗曾专门召见他,王方翼解衣示创,身上遍布的一道道伤痕,都反映着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唐高宗去世后,王方翼被武后以谋反罪贬杀。流不尽的男儿血,唤不回的侠义风。有人为了朋友和道义情甘舍命,也有人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而不惜以无辜者的鲜血开道铺路。许敬宗在一纸参倒长孙无忌之后,再度上表:“长孙无忌谋逆,是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之后,柳奭暗中给废后王氏鸩酒,唆使她谋害皇上。此外,于志宁也党附无忌。”高宗照样是采取了问也不问的态度,并未作任何调查,即下诏削褚遂良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褚遂良的两个孩子彦甫、彦冲跟父亲一样流放爱州(今越南清化),但走到半路上即被杀,和长孙的族人一样下场悲惨。褚遂良当庆幸自己的早死,不至于亲眼目睹子孙的凄惨结局。七月,皇帝再度下令,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将三人批枷带锁当犯人押送至京师。刚刚上路,新的命令又下来,改为原地处死。于是将柳奭就地处死,另一位使者来到振州,才知道韩瑗早已亡故,掘墓验尸证实无误方才罢休。这三人之中,唯有长孙恩逃得性命,改判流放檀州(今北京密云县)。这个决定有点莫名其妙,如果只是改判,又何必专门押送至京?还是从瘴气横生的岭南转到檀州?这样出尔反尔的手法,不象武后素来斩草除根的作风,应该是高宗的意思,他心中对于舅父一家仍有歉意?这三家都被抄家,所有近亲不论男女老幼皆流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连坐被贬的官员长孙氏和柳氏共有13人。此外,长孙祥已因与长孙无忌通信被杀,高履行再被贬为永州刺史。于志宁被免官时已72岁,一般认为是他在立后事件中的中立态度引发武后不满,在武后的眼里,世间只有黑白二色,如果是中间色,她一定视同黑色,必要铲除。这样的看法个人认为有些偏颇,武后当时还是颇注重收买人心的,即使在武周朝,执政年限最长的宰相也多是中间派。何况于志宁还是武氏立后大典上的使者,也算是识时务的人了,武后完全没有必要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对他下手,主要还是因为他关陇重臣的身份而遭忌吧。于志宁的曾祖父于谨,与李唐先祖李虎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于家历经北周、隋、唐三代而不衰,贵盛已极。于志宁的政见偏于保守,确实和长孙无忌比较接近,又是废太子忠的老师,故此也被牵涉进来,于家连坐贬官的有9人。至此,永徽年间本有七位宰相:1)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2)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3) 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4) 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5)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6)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7) 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如今除李勣与早逝的崔敦礼外已经全部或贬或杀,收拾殆尽,中书省换上李义府,门下省换上许敬宗,执政班子的大换血便以这样血淋淋的极端方式而告完成。事情既已尘埃落定,高宗再度下诏,命李勣、许敬宗等五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实际上是想对这次事件有个最终的结案陈词。李勣对此事始终不肯积极参与,其他人都是许敬宗的属下和才提拔上来的新贵,一切为许敬宗马首是瞻。许敬宗只好一人唱独角戏,要审案当然是要先提审犯人,于是派袁公瑜快马至黔州提审长孙无忌。袁公瑜,便是主张立武氏为后的六位翊赞功臣之一,告密致使裴行俭被贬出京的那一位。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既然人都死了,案子自然没有重审的必要,——除了畏罪自杀,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一场惊天动地逼杀5位宰相的大案,就这样干净利落地了结了。时为显庆四年秋,正西风渭水,落叶长安。不知道长孙无忌临死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呢?也许他并不是被袁公瑜逼令自尽的吧,只需要告诉他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最终结局,他只怕已经宁可自尽了吧?秋风凛冽,心如死灰。曾记得9岁的李治,伏在长孙皇后的灵柩前哀哀哭泣,太宗皇帝由此对他分外怜爱,他也因此而打动了舅父的心吗?22岁的李治,面对着父皇的去世手足无措,惶恐地抱着他的脖子大哭不止,以至于他不得不轻声提醒他记得天子的责任。永徽初年的李治,一听到有人告发舅父谋反,立刻问也不问便将其处斩,以示对舅父的绝对信任。……那样的日子,那样的信任,终究已经远去。再浓厚的亲情,也终敌不过君臣名分,弹指间尘归尘,土归土。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得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事变。曾经的殚精竭虑,曾经的呕心沥血,只换来今日血淋淋的一刻;自己最疼爱的外甥,最后竟成为长孙一族富贵的终结者,这样的黑色幽默,世间有几人能承受得起?长孙无忌一生,两度干预帝王立储,由此带来长孙家族的泼天富贵,三十年宰相生涯,权倾当世。然而绝顶的富贵,必然伴随着绝大的危机,昔年长孙皇后便是有鉴于历朝外戚兴衰多祸及自身,力劝太宗不要重用自己的家人。然而贞观后期重臣凋零,太宗的信任越来越集中到外戚的身上,长孙无忌自己又何尝没有尽展长才、青史留名的凌云之志?终于步步深陷,忘却回头。托孤重臣有几个是能善终的?帝王羽翼丰满之后,总是期望着破茧而出大权独揽,而长孙无忌,不幸便是李治要冲破的那层茧。于是在令人目眩神迷的金粉繁华、漪欤盛哉之后,顷刻间便是彩云散尽琉璃碎,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此情此景,真不知该钦佩皇后的睿智,还是感叹权力之争下亲情的脆弱与苍白。沈思往事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长孙无忌与其家族的覆亡,标志着后贞观时代的彻底结束,大唐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即将来临的一切究竟是好是坏?所有的人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观望着……=======================[6]《新唐书*公主传》:新城公主,晋阳母弟也。下嫁长孙诠,诠以罪徙巂州。更嫁韦正矩,为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礼。俄而主暴薨,高宗诏三司杂治,正矩不能辩,伏诛。以皇后礼葬昭陵旁。由昭陵发掘出的新城公主墓志铭不曾提到她再嫁韦正矩一事,只说她因为驸马长孙诠之死郁郁而亡。(第七章完)后面几章调整一下:八、二圣争锋(打倒门阀-李义府之逐与上官仪事件-泰山封禅)九、天后临朝(许敬宗之死-北门学士智囊团-上书建言十二事的背后)十、挡我者死(肉搏战-弘、贤、高宗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