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 by 萧让

武则天-女皇之路 by 萧让遥想盛唐，多少繁华。这不仅在于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灿烂，更表现为精神风貌的昂扬自信，以及人物的俊逸与风流。绝代君王如太宗武皇，名将良相如李靖李泌，天才诗人如李白杜甫，高僧大儒如玄奘韩愈……他们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与那个云蒸霞蔚的时代一起，沉淀为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永远的珍藏与骄傲。人生意气唐时代。当我们为美伦美奂的大唐盛世赞叹不已的时候，也不禁会沉思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由谁创造？兴衰由谁主宰？古中国的先哲们把这归因于“天道”，冥冥中自有一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见证着尘世间一切生死荣枯。“天命当兴”、“气数已尽”，这样沉重宿命的话语，一直回荡在华夏历史数千年的时空之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便曾对着乌江的滔滔逝水，发出过“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慨叹。纵然英雄盖世，无奈形势比人强的苍凉与悲壮，弥漫着一页页的青史黄卷。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都不缺另一种声音，那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越呼声，那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狂放自信。于是，有人匍匐在天命的脚下，为不可揣度的天意而惶惧颤栗；有人更改名字称号以顺应天命，期望能由此带来非分的功名和富贵；但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自己创造预言，编织谶纬，一把扯过天命来为自己服务。不同的性格，构筑起不同的人生，也为历史的发展，平添了无数莫测的变化。是的，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都不能超越他所在的大环境，但的确有这么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他人的命运。他们不能战胜“命”，但却能把握“运”，他们不能超越时代，但他们成功地超越了自我。武则天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尽可以分析说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让她有了出位的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才给了她机会，或者干脆说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她的从政之路血腥残忍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留下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但不管你是崇拜她还是唾弃她，都无法不正视她的存在。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前面，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量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这段历史一直让我很感兴趣，初中时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唐朝的打油诗，其中有这么几句：“则天回首紫微暗，独坐金殿称风流。当世多少奇男子，对此莫敢不低头。”有时候真的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在千百年后依然让很多人感觉尴尬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又是怎么样的。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劳心竭力的狄仁杰，倍受疼爱、老公却被她活活饿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看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呢？这真是很有趣的事。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你一个简单的框架，同时又留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吧！然而隔了一千多年的风烟在来检视这个青史中的女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现实政治服务，向来是中国官方史学的基本特点，但对于武则天来说，事情甚至更为复杂。首先在于太宗高宗时期的史官许敬宗，其修史一向让人评价不高，比如太宗曾经赐《威凤赋》给长孙无忌，他写成给尉迟敬德，因为敬德是他的儿女亲家，长孙无忌却是他的政敌。因此许敬宗刚一去世，便出现了要求删改实录中不实之处的呼声，并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本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行。（此次改史，也牵涉到高宗后期帝后权力之争，容后再述。）因此，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宗后期及高宗时代的政争，面目已经十分模糊，对于武则天的崛起过程，也就充满了各种猜测。其二、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三、封建史家对于她的描述很可能是不公平的。比如《资治通鉴》里面就充斥着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流传甚广的武则天怕猫的故事，说她残酷迫害王皇后和萧淑妃，萧淑妃临死之前大声诅咒来世必化为猫，武则天为鼠，生生扼其喉。据说武则天被这样狠毒的诅咒吓怕，自此宫中永不养猫。然而同样是《通鉴》，又记载了长寿元年武则天如何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并在大臣面前显摆，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其四、建国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是变化无常的。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武则天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中进步的法家的代表，其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郭沫若连续发表文章，全面肯定武则天，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井引用武则天自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郭沫若还提出了无字碑是武则天自己所立的说法，据说是武则天的遗愿，表明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述。可是从现存的记载来看，从未提到过武则天的遗愿包括立无字碑这项。文革过去，随着“红都女皇”的倒台，关于武则天的口水战又再度升温。再加上当今女权运动的影响，她的身分除了女皇，僭主，法家代表之外，又多了一重妇女解放的色彩。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形象便象这无字碑一般任由人们涂抹评说，似乎再没有哪一个帝王惹了如此多的是非。隔着厚厚的油彩，要分辨她的本来面目，基本上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仍想试一试，尽量从现存的各种真假难分的记载和传说之中，追寻这个非凡的女子……第一章、并州女子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兴亡。”大唐二任帝太宗皇帝如是说。这话当然很有道理，然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照的不是哈哈镜？史家纵或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在史料鉴别和取舍之际，也难免因自身的立场而有所倾向，再加上执政者有意无意的影响，镜中人纵然有着相似的眉眼，气韵和神采也可能全然不同了。太宗皇帝可谓对自己这套镜子哲学身体力行，不仅表现在他的确从历代的兴亡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也表现在他把风月宝鉴背后的兴亡——争夺话语权的战争，毫无顾忌地搬上了前台。是有心？是无意？是不屑顾及还是无法顾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且沿着这样的轨迹一路发展下去。时隔千年，唐代的实录及国史，如今已经全部佚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史料的只言片语中，隐隐查知书写青史背后的那只翻云覆雨手。众所周知，唐代《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是由房玄龄监修的，其间发生过著名的“领导亲切关怀”一事，据传着眼点主要在于玄武门事件的定性问题，原有记载在太宗御览之后按其要求重新修改。尽管中国史书一向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而有改史之嫌的帝王也非他一个，然而官方明文记载且详述经过的他还是得算头一个。连作弊也敢开天下先，难怪惹了那么多的话题。而太宗朝后期的历史《贞观实录》，则由长孙无忌监修，其后许敬宗有过篡改。此外，许敬宗也负责《高宗实录》的撰写，但在许敬宗死后，高宗突然表示事多失实，命宰臣改正。而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宗的形象，极其心软仁厚，完全是在许敬宗的挑拨甚至恐吓之下，才含着泪贬杀了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果然，事隔不久朝廷便下诏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归葬昭陵。以武则天对于长孙无忌的仇恨来看，很难说这次事件得到了她的衷心支持，别忘了她直到临死之前才原谅了王皇后、萧淑妃和褚遂良等反对她做皇后的人。由此，我们不能不怀疑武则天在高宗朝后期对于朝政的掌控程度，以及当初那个真正想除掉长孙无忌的人究竟是谁。然而，时间是站在武则天这边的，她很有耐心地等到了高宗去世，自己完全而直接地支配朝政之后，亲自监修钦定《高宗实录》一百卷。和太宗高宗多少会有些避忌不同，她很直接地自己亲自出马操作，——《新唐书*艺文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均明文提到，《高宗实录》为“大圣天后”所亲撰。这一番龙争凤鸣，不由得让人想起奥维尔《一九八四》中的经典句子“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她关注的不仅是高宗朝的那段往事，也包括武周朝自我形象的塑造。在她当政期间，有宗秦客撰《圣母神皇实录》，长安三年，在她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当时已80岁），又下诏特进武三思等修唐史，只是书尚未成已然遭遇政变，被迫退位（见《唐会要*修国史》）。由此可见，武则天真是个很强势的女子，几乎做了男性帝王要做的一切事情，不仅占据了两性间的支配地位，更力图主宰那个男权社会中的话语权。可惜敌不过命运，李唐皇室复辟，一切的希望也如梦幻泡影般破灭。《则天实录》和《唐国史》最后由开元史官吴兢等完成。而她的毁誉，也只能在司马光郭沫若这些男性话语者的口舌间翻覆变化。重新检阅这段历史，有时不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唐朝历代帝王都在竭力仿效太宗，然而真正继承了太宗皇帝衣钵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仿佛却是这个和李氏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并州女子。武则天，并州文水人。关于她的出生之地，有利州（今四川广元）和长安两种说法，大抵是根据武则天出生之时其父在何处任职推断的，然而论她的籍贯，算来应是并州的。武则天本人便亲口说过：“并州，朕之枌榆”（枌榆，即故乡之意）。对于这片“龙兴之地”，她显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多次亲切接见当地父老乡亲，改并州为北都，并仿效汉高祖刘邦惠及故乡的先例，为当地百姓世代免除赋税等等，称她为并州女子，也许更为合适吧！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则天二字并非武则天的本名，而是来自于死后谥号“则天大圣皇后”，开元史官吴兢因做《则天实录》，这是则天二字的最早出处。但这个称呼并未流传开来，在漫长的千余年中，人们一般都以“武后”来称呼她。武则天这个名称，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我很怀疑她是否会喜欢这样的称呼，如果她只是满足于当太后、皇后，她这一生将会安宁得多，在下诏去帝号称皇后的时候，她的心里，想必是充满了郁闷和不甘的吧！在现代影视剧中，她的名字是“媚娘”，源于入宫之后太宗曾赐号为“媚”。而“曌”这个字，则是她觉得这个字型很气派自己拿来用的了，有人因此认为她的本名必是“曌”的同音字，遗憾的是史籍中只记载了她喜欢“日月当空”这个字型，至今还未找到其他的旁证。那么，她的本名是否就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再难追寻了呢？仔细找找还是有线索的。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条记载：“华州……垂拱二年避武氏讳曰太州，神龙元年复故名”。之后还有“华阴，垂拱元年更名仙掌。……神龙元年复曰华阴”。垂拱年间为武则天准备登基的时间，神龙元年中宗复辟，因此武则天的名讳中有个“华”字，应该是可信的。看来民间传说武则天的闺名为“华姑”，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华姑”这个名字实在有点土，远没有日月当空的则天女皇武曌听来那样威风了。按照中国帝王的传统，武则天的出生，自然也给笼上了一重神秘的色彩。传说著名术士袁天罡曾经给襁褓中着男装的武则天相过面，预言她若为女子，必将为天下主。武则天的父亲因此牢记在心，铁了心要把女儿送到宫里去“为天下主”。这个故事还有个更为古老的版本，袁天罡是给武则天一家人相面，但武则天已经四岁，并非襁褓中的婴儿。对于武则天的姐姐，后来的韩国夫人，袁的评语是“之后必当大贵，但夫婿沾不了光。”接着是武则天，袁天罡要求武则天在地上走几步，然后大惊：“可惜是郎君，若是女，当为天下主！”熟悉唐史的人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眼熟，若干年前，也传说有个神秘的白衣人为李家相面，奉承李渊“公当大贵，且必有贵子。”然后评论四岁的李世民日后必将成就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如果把这位白衣人加上袁天罡这个名号，两相对照，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惊人的相似。何况，最早记述袁天罡事迹的《感命录》里面并没有这件事，后人怀疑这段记载乃是伪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考据这类帝王出生灵异事件的真伪其实没有多大必要。只要是真命天子，就算没有高人相面，想必也会梦见下太阳月亮之类的，只是日人原百代的《武则天传》将这一事件渲染得十分神奇，认为是武则天日后遭遇困难仍能百折不挠过关斩将的精神支柱，个人觉得是不大可信了。女主天下的预言毕竟过于虚无缥缈，又能给一个深宫中的女子多少实质性的安慰和信心呢？武则天的野心，应该还是随着身份地位的变迁而逐步升级的。所以，没必要过分迷信命运的安排，只要走好了眼前这一步，也就为将来下一步打好了基础。而武则天的女皇之路，便是从她以当朝勋贵武士彟之女的身份，入选贞观天子的后宫才人开始的。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说来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武家世代务农，到了武士彟这里，不愿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毅然走了弃农经商的道路。武士彟为人精明，运气也很好，经营木材生意正好遇到文帝晚年好大兴土木，隋炀帝杨广更是一位狂热爱好基础建设的君主。随着大规模大手笔的土木工程接连不断，武士彟的家财也就节节看涨。然而他的社会地位并未随之而水涨船高，在中古时代，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士、农、工、商），地位尚在农民和工匠之下，某日在东都洛阳得罪权臣杨素，武士彟毫无办法，只能连夜逃回老家并州。金钱在权势面前，竟然败阵得如此之惨，纵有黄金万斛不及当权者的冷冷一笑。这一场羞辱，若干年后由他的女儿报复回来，当时已是大周朝女皇的武曌特地下旨，杨素兄弟子孙世世代代不得为京官，理由是他挑拨杨勇杨广兄弟不和，对于隋帝国的覆灭负有完全责任。大周朝的女皇竟然为隋朝的废太子杨勇打起抱不平来了，这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不难想象女皇当时的心情，大权在握，快意恩仇，看着当年位高权重的仇家一个个匍匐在自己的脚下，那种快乐想必是世间的极致吧！权力带来的诱惑不是不吸引的。不知道逃回并州的武士彟是否也有此感受，但从那以后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积极地往官场上钻营。先是花钱买了个小官当当，而后着意接纳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李渊。他是最早劝李渊太原起兵的人物之一，甚至还捐出了家产供李渊打拚，——考虑到他当时属于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王威手下，不能不佩服他眼光还是很毒的。这位木材商人的智慧绝不仅仅只是在商场上。乱世风云变幻，舍弃人人看好的魏公李密而死心塌地地投效李渊，甚至不惜将身家性命和万贯家财投入这样一场豪赌，他的胆量可也相当惊人了。绝高的智慧，精准的目光，在必要时不惜舍弃一切放手一搏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日后都被他女儿继承，甚至走得更远。然而，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胆量，而是他的决心。辛辛苦苦积攒的万贯家产可以舍弃，自家性命可以不要，甘冒毁家灭族的风险，也要强登上这个本不属于他——一个商人能参与的政治舞台。这样的顽强执著，这样的不顾一切，其背后是急于摆脱自身寒微阶层的焦灼和对世俗权力的渴望。武士彟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定鼎长安之后，他被列为从龙功臣之一，算得上开国元勋了。他虽非驰骋沙场的将才，但长袖善舞精于经营之术，调度理财是把好手，加之于李渊关系不俗，因此一路官运亨通，武德三年即拜工部尚书，其间还一度兼统关中十二军中的一支，累迁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说是“既勋且贵”，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有指武士彟谦辞不就，然武氏被列为从龙功臣并因此发迹成为当朝新贵，应无疑问。）然而当时社会重门阀，世家大族就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中，在他们的眼里，武士彟仍然属于他们看不起的寒门小户，最多再加三个字“暴发户”。一些美丽而凄凉的传说由此开始。有说武士彟为了洗脱“暴发户”的名声而休了出身低微的原配相里氏，另娶武则天的母亲年轻漂亮的弘农杨氏为妻，活脱脱的陈世美前身。因此相里氏的两个儿子心衔母亲被休之辱，在武士彟去世后对武则天母女百般凌辱，由此养成了武则天倔强坚毅的性格云云，写得倒是十分精彩，可惜全无依据。武士彟虽常被看他不顺眼的史官讽刺为好奉迎拍马，但于公于私都十分尽职尽心，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当然更没有做过休妻再娶这种事了。相里氏乃因病而亡，武士彟在任上无法探望，高祖李渊曾因此大为称赞他的忠义，更亲自为他做媒选中弘农杨氏杨达之女为妻。[1]且杨氏以92岁高龄卒于咸亨元年，由此推算她嫁给武士彟的时候至少已经42岁，又何来年轻漂亮之说呢？[2]小说家为了故事曲折而编造一些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作为历史看还是应该尊重事实。弘农杨氏为关陇贵姓，是著名的高门士族。武杨联姻可谓旧日门阀与当朝新贵的结合，正和隋末唐初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相应和。不过，近来也有学者黄正健先生对则天母族提出质疑，理由是新旧唐书在《外戚传》和《后妃传》中均未曾提到武则天之母为隋宗室杨达之女，弘农杨氏的墓志铭也未提到为则天母族。且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她出生低微，如果其母真的是杨达之女，何不大力宣扬？并引用武则天立后之后曾作《外戚传》，引起议论纷纷为证。（“后乃制《外戚诫》献诸朝，解释讥噪”）黄先生认为，杨达“有学行”，而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心胸狭窄，缺乏大家闺秀的风度，而且七八十岁还和外孙贺兰敏之私通，不像杨达的女儿，因此断言她是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比如与杨达家有某种关系的侍女、乐伎等。[3]个人以为黄先生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偏颇的，最后一点明显证据不足且不说，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家世主要是考虑父系那一支，立后时未以母族的高贵为己辩护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新旧唐书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则天母族的事情，比如新唐书之《杨恭仁传》。后来武后用杨恭仁从孙杨执柔为相，就是因为杨执柔是外家，所以引以执政。时人议论武后所制《外戚传》，也不见得就说明身世完全编造，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呢？最重要的一点，武杨联姻时杨氏已经40多岁，武士彟则已功成名就，如果不是贪图杨氏家世显赫，何必娶这么一个半老徐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哪有高官娶一个侍女乐伎为正妻的？何况武士彟并不是那种感情至上的人。在无确切证据之下，似不可以轻易否定正史。不过，有一点仍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杨氏出嫁的年龄太大了些，萧淑妃的女儿拖延到二三十岁才出嫁已经被人说武则天搞政治迫害了。按武则天为其母所立的望凤台碑的说法，似乎是她孝顺父亲又信奉佛教所以耽误了，这当然纯属扯淡，如果杨氏这么清心寡欲，也不会频频与人私通了。所以我猜想她是不是曾经嫁过人，而时人的议论就是《外戚传》中抹杀了这一点呢？是耶非耶，就留待今后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的实证吧。杨氏既为高门贵女，颇具北朝女子精明强干、大胆泼辣之风，不好针线女红，轻视纺纱织布，喜诗书，善属文。这样的性格，也被武则天继承，她对于文学的爱好和才华无疑便是来自母亲的遗传。除此之外，杨氏赋予她的还有长寿的基因，杨氏享年92岁，武则天82岁，在中古时代这是异乎寻常的高寿了。健康的身体无论何时都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在某些时候，甚至比才智更重要^_^ 相里氏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二子早亡，还剩下元庆、元爽二子。杨氏则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即是日后的韩国夫人，次女为武则天，下面还有个妹妹，约比武则天小一岁，史书上记载不多。仕途得意，儿女满堂，武士彟的生命也算是很完满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唐高层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夺位成功，时为武德九年 六 月 四 日。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的武士彟，除了在事变后短暂地回京述职之外，终贞观一朝，便一直都在外地任职，再也不曾做过京官了。个人觉得这和武士彟与高祖关系密切有关。武士彟作为太原最早的从龙功臣，一直深得李渊赏誉，这可以从他顺畅的仕途反映出来。李世民武力夺嫡之后，致力于各派系的政治和解，并没有给他小鞋穿，但要再挤进政府中枢，那就大大不易了。这，或者可以解释武士彟在武德贞观两朝地位变迁的原因吧！贞观九年，李渊去世，武士彟闻之吐血而亡，当时武则天已经12岁，随母亲和两个异母兄弟扶棺回到老家并州葬父。她的生命，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关于武则天的童年生活，正史上记载不多，可以确知的是武士彟无论到哪里上任，都把她带在身边，跑遍了小半个中国。在她足迹踏过的每一处地方，都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传说，至今利州荆州等地仍有武则天庙。甚至，在靠近太平洋北部的钦州，都有祭祀她的庙宇，其名人效应可见一斑。据宋人笔记《岭外代答》记载：“广右人言武后母本钦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巍然，众人环坐，所在神祠，无不以武为尊。巫者招神，和曰武太后娘娘，俗曰武婆婆也。”在这些传说中，武则天通常都以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聪慧少女形象出现，整天在山林和绿野间到处乱跑，金口玉牙地施以各种神迹。这些故事当然不能成为信史，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童年备受父母宠爱，快乐无忧的生活。她似乎并不像同时代的官家小姐一样，养在深闺之中，学做针线女红，而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受母亲的影响，善属文工书，醉心于诗赋文学，审美观上喜欢宏大壮美的事物。旧史记载她后来因为“美容止”被召入宫，指她容貌与举止俱佳；另有“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有才貌，招入宫”等记载，都反映出她不仅貌美，且有才学，因此被皇帝看中征召入宫。这是史书对少女武则天的正面叙述。武士彟去世之后，杨氏因为没有生育儿子的缘故，在家族纷争中屡屡处于下风，史书上因而说武氏兄弟对她不加礼遇。不过，她毕竟是正室夫人，是嫡母，身份地位决定了武氏兄弟最多只是不尊重不买账，而不可能像对待庶出妾室那样肆无忌惮地欺凌迫害。要知道，杨氏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弱女子，那个时代，也不流行对牢白海棠吟诗不时吐口血荏弱美女。那是平阳公主助父起兵驰骋沙场的时代，是尉迟恭秦叔宝单骑闯阵单挑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女子，就如我们现今从唐代壁画和陶俑中看到的，丰润而鲜活，有着开阔疏朗的眉宇和雍容自信的笑容，嘴角眉梢都盈满了生命的元气和充沛的活力，那是唐。然而家人的不和不可能对武则天没有影响，从12岁丧父到14岁入宫，这两年间对于武则天一定是很不愉快的记忆。很多人因此认为，童年的阴影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全感，是武则天日后行事何以如此狠辣的原因。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也不是所有童年不幸的孩子都会养成如此凌厉的个性和强烈的报复心态。武则天是特殊的，非常特殊。纵然如此，我仍然不愿意将她想象成为单纯由戾气和野心凝结而成的怪胎。贞观十一年，天子以其才慧征召武则天入宫，她对母亲说了那句很著名的话“见天子庸知非福”，我怎么都不能赞同这是她觉得自己野心就要实现于是兴高采烈的表现。我并不相信高人相面女主天下的预言，也不认为武则天就会因为这个预言而自信爆棚，摩拳擦掌地准备去迷惑两代帝王登上女皇宝座了。在我看来，这话很可能就是一局普通的临别赠言，安慰她的母亲“我会过得很好，请不要为我担心。”不管她日后手段多么令人颤栗胆寒，但在当时，她毕竟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而已。当然，你可以反驳我，如果我的想法能跟武则天一样，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码字了。这倒也是，笑。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武则天，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臆测给这句话配上不同的潜台词了。我只是固执地相信，在她成为冷血无情的政治动物之前，也一样有过如花少女儿女情长的一面，直到日后对于权力的追逐一点一点地碾碎所有的柔软与天真。日后她纵然君临天下，事业上达到辉煌的顶峰，然而兄弟姐妹勾心斗角，子孙媳妇视若寇仇，就是和李治夫妻之间也多了功利和争斗，也就是和杨氏的母女关系还算比较单纯吧。她不能算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我仍然相信，或者说希望，曾经一度，她是个好女儿。宫门一入深似海，贞观十一年，14岁的少女武则天辞别母亲来到大唐的中心长安，成为太宗皇帝后宫花花草草中的一枝。这里，有因罪没入宫中的犯官女眷，有随例采选的普通宫女，武则天相比之下还算幸运的，一开始就有才人的封号，赐号武媚。因为母亲出生弘农杨氏的关系，她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亲戚。其中之一就是昔为太宗皇帝弟妇，今为天子新宠的巢剌王妃杨氏——在一些传奇小说中，她常被指为武则天入宫的引荐人。巢剌王妃杨氏，即是以前齐王元吉的正妃，玄武门事变后没入宫中，成为太宗晚年的爱宠之一，生有一子曹王明。她是杨达堂兄杨师道的从侄女，因此是武则天转折的表亲（这个关系远了一点>__< 武则天当时已经是天下至尊，要威胁人也用不着编故事，更犯不着把她曾侍奉先帝的尴尬经历拉出来，且这番说辞和她一向的对人处事也是一致的。前番也曾提及唐代才人本有伴驾骑射的机会，如果以宋明时代女子的孱弱无依来想象大唐，便免不了有错判了。对于这件事的解读，人们的看法也并不统一。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这表示在贞观朝，武曌在人格上已经显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在性情上，有暴烈、攻击及敌视不顺从她的人与物的倾向；在能力上，对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有极大的自信和果断；在动机上，喜欢表现自我，有很强的自尊心；在价值观上，不重视事物是否珍贵，以能满足自我为最大的价值所在（参见雷家骥先生所著《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一书）。其强势性格必然和“性本刚烈”的太宗发生抵触，性格不合是导致武则天在贞观朝不得宠的原因。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了。但也有人认为，“太宗壮朕之志”表明太宗对驯狮子骢事件是持欣赏态度的，唐代对于女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写《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徐惠也不见得温柔可人到哪里去。武则天之所以不得宠，不是因为性格因素，而是当时太嫩了，“脸蛋100分，脑袋59分。和脑袋100分，脸蛋90分的徐惠比自然落了下风。此后十几年历练才成就了她的‘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至于我么，我一向是骑墙派，呵呵，这次也不例外。 雷家骥先生的书也曾看过，主要论点是武则天童年和少女时期常遭人忽视虐待，由此滋养了暴力倾向和攻击性人格，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要求别人的完全屈从和臣服。雷先生并以此论及武后日后的杀子杀媳，认为这是家庭暴力的表现，要求儿子的绝对顺从，因而反抗欲较强的弘和贤被杀，反抗欲较弱的显和旦能够保留性命。这说法蛮有趣的。我并不反对用精神分析法解析历史人物，比如说李治有恋母情结就很让我信服，具体到武则天的个案，我认同雷先生所说的武则天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对待事物以满足自我为最大价值所在，要不怎么做了女皇仍然事无巨细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我一向认为不甘居人下的性格正是她越走越远的原因，才会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实权在手的皇太后，而一定要登基为帝的完全掌控，而挡我者死则是实现其目标的具体手段。但我并不认为她的童年或者少女时代有多悲惨，杨氏并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何况又是嫡母身份。如果说短短两年间武氏兄弟对她们母女的不尊重就可以导致武则天的暴力攻击性人格，卫青岂不是早就成了杀人狂魔了？此外，对她这番话的解读也不能不考虑到本有故作惊人之语以赚取眼球的意图，如同现在BBS上的文章要增加点击率总得取个耸动的标题一样。如果一定要用外因来解释，我倒认为她从一个让人伺候的官宦小姐变成伺候别人的嫔妾，落差太大，可能会让她心理不平衡吧。“太宗壮朕之志”，这番说话果然引起了太宗的注意，然而以铁血手段登位的太宗，一直试图以逆取顺守来消弭内心的隐痛，而贞观后期的诸子之争，无疑使过去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再度重现，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就连李治的软弱都成了优点，“晋王仁厚，必能保全兄弟”，从而立他为太子，又会怎样看待武则天这样莽撞而大胆的宣言呢？不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用词也很犀利，然而背后仍然是仁君爱民这样的儒家传统道德，和武则天“得不到的便毁掉，一切事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价值”的实用主义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太宗真心地欣赏前者，而对于后者，他只是惊讶地赞叹了她的勇气和胆量，便没了下文。毕竟，对于一个曾经亲身上过战场、从尸山血海中一路走过来的帝王来说，勇气和胆量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当时武媚身上仍有很不成熟的一面，至少，她应该想到爱马成痴的太宗不会受落如此强横的驯马方法^_^ 这个轻率而莽撞的形象，和《新唐书》中描写的“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仍有很大差距。多年以后，她才明白：男人无论是出色还是平庸，都不会喜欢太过强势的女子。你可以意志坚定，却不能太过咄咄逼人。可以出建议献计谋，却永远要让他觉得做最终决定的是他。你可以展现你的才华和头脑，让他感到和你谈话很有趣，却永远不要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装装傻，表示自己的角色一直都是解语花和贤内助。她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带来的羞辱和痛楚，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得失磨砺着自己，在这段痛苦和难捱的日子中，她的智慧和经验也在相应增长。仁慈的上苍再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她再次见到了作为新皇帝的李治，她容貌已过盛年，而智慧却正值巅峰。那时，她已无敌于天下。不过，关于武媚的失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唐三代后，女主武王当有天下”的传说。严格说来，应该是三个传说才对。头一个是李淳风星谏，太宗因此疏远武媚，疑杀李君羡，第二个是民间流行武媚娘曲，第三个则是推背图的来历了。这三个故事发生时间本不相同，后世却都搅合在一起，再与武则天是否曾被打入冷宫降为侍女，以及她出家的原因联系起来，也就越发的扑朔迷离了。一条一条地梳理，关于武则天出家的原因，史籍明载为“循例出家”，并非武则天担心太宗猜忌自请出家。根据大唐制度，先朝嫔妾不得久留于嗣皇帝宫中，高祖李渊死后无子嫔妃便是照此办理，现今出土的文物碑记等也证实了这一点，应无疑问。而武则天是否曾由宫妃降为侍女呢？就我看到的现存的各种史料，无论正史，还是唐代笔记、乃至唐传奇等野史，都从未提及此事。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也没有提到这个他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那么武则天“以先帝才人而归高宗”是如何变成“以先帝宫人而归高宗”的呢？答案就出在高宗李治的立后诏书上。众所周知，李治与武则天的结合为子纳父妾，与礼不合，虽然唐宫这类事情很多，但要公开立后如何昭告天下还是颇费思量。当时的李治，无论是声望还是权威都比不上后来纳儿媳时的李隆基，胆子也要小得多，总觉得好像应该圆圆场怎么解释一下^_^最后的诏书是这样的：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後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立武昭仪为皇后诏》诏书先表明他们是在太宗生前即已两情相悦，接着说明太宗是知情的，并且表示了理解和祝福，当时就把武则天赐给他了。自然，没有做父亲的把嫔妾送给儿子的道理，但又不便否认武则天常侍左右的事实，于是将武则天的身份由宫妃换为宫女，比附为当年汉宣帝为太子选宫人王政君侍寝一事。诏书写得十分直接，但又有点多此一举，特别是最后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很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还不如根本不提为好。而同期的废后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也属指鹿为马，毫无根据（男人一旦变心来真可怕），当时便惹了无数议论，只是皇帝决心已下，说归你说，做归我做，来个充耳不闻罢了。武则天从侍女到女皇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她二次入宫后由王皇后的侍女开始做起的历程。而后世把这些都作为“女主武王”传说的一部分，不断地加工完善，也就越变越离奇了。至于推背图，倒真是由这个传说演化而来的，可称之为改良衍生版。在这个故事中，没有李淳风夜观星象/发现秘记的细节，而是由李淳风独立推算出来女主代唐的劫难，且由此预见到此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态势，他推算地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袁天罡担心他泄露天机太多而遭天谴，推了他一下后背，才猛然醒觉，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当下二人将此推衍成果写成科研报告上呈给唐皇，太宗不解，问询，淳风答对，于是唐李问对之玄幻版热辣出炉。这份报告和答对，便是流传至今号称中国版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推背图了。唐代严禁图谶之说及相关书籍，推背图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乱世之际。《唐书*艺文志》中载有李淳风多部作品，但并无推背图，反而《宋书*艺文志》中有首见推背图，然作者佚名。值得注意的是宋书同篇文里同样列有李淳风的各类著述，独缺推背图。可见所谓李淳风所著，无非后人伪作托名而已。加之历代不断有人民群众加工再创作，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总结。时隔千年，当初宋人看到的宋之后卦象“无一应验”的推背图原始版本早已湮灭无痕，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连清人的黄袍马褂都画得分毫不差的乾隆版，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推背图是颇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已与历史无关了。顺便八一下，大约也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袁天罡和李淳风成了同事，后来更演变成好友甚至师兄弟，然而历史上的袁天罡只是一位民间术士，从未任过官职，唐人对他的传说也集中在相面上。而李淳风却高居太史令，为主历法类官职的顶点，曾奉旨编写过《晋书》，主持撰写《麟德历》，时称精密，一直使用到开元时僧一行撰《大衍历》，和袁天罡相比，地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李淳风著述颇丰，尤精于天文和数学，在他的主持下对中国古代算术著作进行了统一的批注和整理，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等，从此之后算术成为官学，而李淳风整理的这些数学著作，也就成为科举考试中明算科的考试指定书籍，是为十部算经了。而民间流行武媚娘歌的说法，则首见于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永徽后，也就是说即使此事属实，也是在高宗当政之后的事，而非贞观之时。[1]《新唐书*后妃传》中有如下记载，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这里描述中宗当政时韦后专权，有臣下希旨上表拍马屁，将民间采桑的民歌《桑条歌》十二篇重新谱词进献，并颁行天下。其中也提到《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天后时。如同我们知道的，《秦王破阵乐》并不是“太白现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武媚娘歌》也并非“女主武王”的秘记，而是一首隋代即有的情歌小曲，至于是真的流行过还是后人附会，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显然这和疑杀五娘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故事。至于李君羡之死倒是有载入唐书的，以旧唐书为例，就有两处提到。一处是《李淳风传》：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一处是《李君羡传》：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主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封为武连郡公）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勾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其他的版本里还有太宗将武姓宫人集中起来，命淳风指认的情节，但即使仅就旧唐书中的这两例，也颇有抵触之处。前者谣言是来自内府秘记，后者则为李淳风占星所得。在前一个故事中，太宗只听了李淳风一套"天命难违"的话，就再也不追究了。于是我们便从这故事中看到了李淳风术数的高明和李世民的知天命而行仁政。但若果真如此，李君羡又怎会被杀？难道那时太宗就不怕违背天意了吗？而以太宗的审慎，如果真的想消灭潜在的威胁，又怎会只除掉一个李君羡就能放心？回想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可是连建成元吉的孩子都一并除去了的。对此，清代的学者赵翼一针见血地说：“唐太宗何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其术而附会之！”更有人如此诘难：如是真有此事，长孙无忌在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个预言提出来作为阻止策立武氏的最有力的论证呢？同理，如果这个谣言真的给武则天带来那么多麻烦的话，她再次入宫之后就应该想法子堵住李淳风的嘴，免得他再说些什么于己不利的预言，但李淳风在高宗朝却是官运亨通，主持颁行《麟德历》就是在这个时候，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根本不存在这个预言。再：唐书中李君羡传是和刘兰、张亮等合为一卷，都是属于私通狂人信妖言意图谋反而诛，可见当时对此管束甚严，并非孤例。而“天授中，家属诣阙诉冤，武后亦欲自诧，诏复其官爵，以礼改葬。”这句话，尤其可圈可点，真是遗憾刘兰的家属没有想到这样美妙的故事，既可以帮助死者恢复名誉，又可以侧面宣扬武则天的君权神授、王者不死了。按《旧唐书》所记载的李淳风故事，本事见于《感定录》，今存《太平广记》卷二一五，《旧唐书》原封不动地把小说家言搬进《李淳风传》，如同把民间传说中武则天怕猫的故事采集入史，未免失之于滥。封建史家难以接受武则天的称帝和嗜杀，只能无可奈何地将其归于“天命”了，而人们愿意相信这些故事，大约也是出于传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心态吧！不过，贞观时期武则天在宫中的经历虽然没有传说中这么曲折动人如八点档连续剧，也绝对说不上美妙。从14岁到26岁，眼看着如花的青春就这么慢慢逝去，那种绝望而黯淡的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事实上，如果不是她幸运地遇见了一个人，她的一生，很可能如历史上那些不曾留下名字的众多后宫佳丽一样，默默地终老于宫中或者尼寺。这个人就是新近被立为太子的皇九子李治，和武媚生死荣枯紧密相连纠缠一生的人。注：[1] 《武媚娘歌》在隋代即有出现。《旧唐书李纲传》：隋开皇末，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白勇曰：“令则身任宫卿，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居其侧，至今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辞气凛然，左右皆为之失色。第三章 缁衣女尼高宗李治，是唐代一个颇为神秘的帝王。千百年来，他的身影隐没在他伟大的父亲和伟大的妻子之间，面目已经变得甚为模糊。唐高宗是个昏庸无能、优柔寡断而又惧内的君王，他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传统史家如是说。唐高宗是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最大，社会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医药法制方面成就斐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本草》，而唐律至今仍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封建史家对他评价不佳，是因为他信任妻子超过大臣，并且差点做出传位给妻子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新派历史学家如是说。的确，细查史书便可以感知，直到永淳二年，武则天还一直只是一个能把握命运的人，而不是命运本身。掌握军队的各高级将领几乎全是由高宗一手提拔起来忠于李唐的人：裴行俭、王方翼、刘仁轨……其中很多甚至是武则天的政敌，在此情况下很难说武则天能够有效而全面地左右整个政局。然而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高宗拥有这样的力量而竟然从不曾动用。也许，在他的眼中，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政敌，除此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然而，即使是新派历史学家也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宗英武果断而不惧内。 “仁弱”，这个性格软弱的同义词，是被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用来形容李治的同一个词。因为他的仁弱，太宗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的仁弱，长孙无忌认为易于控制而坚持立他为太子。因为他的仁弱，臣下为大唐的江山会否易姓而担忧不已。至于惧内，那更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以既聪明能干又惧内，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且隋唐上承北朝遗风，高官显宦惧内之事代代不绝，如隋文帝杨坚那般阴狠刻薄、对大臣轻则杖打重则灭族的帝王，也对老婆大人独孤皇后怕得厉害，搞了个“二圣”出来，李治惧内，那又有什么奇怪！可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李治的性格。李治的性格，极其矛盾难解。一方面，他为人仁厚，向有长者之称，在唐代帝王之中，他赏赐给臣下的东西是最多的。但另一方面，杀掉于自己有大恩的亲舅舅，赐死毫无过错的发妻，囚禁迫害亲生子女，命令样样都是他亲手签署的，手段又是何等冷酷！在这一刻，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你面前流泪，表现出对你的深刻依恋和浓浓的恋旧之情，但下一刻就给你送来赐你自尽的诏书，这样的“真情流露”，又是何等的廉价！治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无常形，犹疑不定，反复无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们今天看到的则天女皇，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始至终手握着最高权力的他，就像一个掌控着核按钮的幼儿，尽管他无心发动也一直表现柔顺，却也无法不让人神经紧张。不错，武媚对他有绝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情感或是惯性，而非来自于制度。这需要武媚有更超卓的智慧和手腕，但头脑清醒如武媚，必会看到这种不稳定的控制所潜伏的危机。如果李治完全的蠢笨易糊弄比如中宗，那么武媚也不必为了断绝一切可能性而采用极端手段了。韦后专权又杀了多少人？并不是因为她比武媚更善良的缘故。可是如果他更英武果断一点，武媚也就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媚也可以说是他一手培养锻炼出来的。李治，的确是武媚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李治初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是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时年九岁的他哭得十分伤心，引起太宗的怜爱，从此对他分外关注。他稍稍长大，温柔的晋阳公主总会拉着他的手一直送他出门。那时候的李治，感觉就像个温柔多情的白雪少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他身体一直很柔弱，人据说挺聪明，“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聪明到特异，从他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来看，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聪明，至于有没有到特异的程度就难说了。文章和书法都还不错，不喜欢儒学（这点一直让封建史家很不满意），而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词赋。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不例外，自己制作《上元舞》，新谱了多章《琴歌》《白雪》等，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标准的乖宝宝。然而，越是小白兔乖乖，内心深处往往越深埋着叛逆的种子，——他爱上了父亲的女人。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据说，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称“女中班、马”。我心里阴暗地揣测这大概也是高宗某种隐秘情怀的流露，笑。其余如登基后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达数十年，以及对亲征高丽的非理性热情，似都与此不无关联，颇让人怀疑是否高宗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外在表现。[1]乱伦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对父权的挑战，几种奇异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自有一种邪魅的吸引，何况武媚本身也是位才貌双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如果没有那张“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诏书，普天下没有人知道，原来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身前就已经发生感情。“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常得在太宗身边侍从应是确有其事，说妃嫔来往他连看也不看就可以当笑话听了。不过从这些话推测，一般认为贞观二十年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与武媚同在太宗身边侍疾，两人由此开始接触的。那一年，李治19岁，武媚23岁。当时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极为显赫，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长公主以其美貌推荐给太宗，太宗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但王氏似乎并不得宠，一直未曾生育。（对于父亲意志的潜意识背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体现？笑。）得宠的是另一位萧良娣，即后来的萧淑妃。萧氏出身齐梁皇族后裔兰陵萧氏，也是士族高门。贞观末年正是萧良娣宠幸最盛之时，一子二女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偷情的刺激。在曾经精明一世而今却孱弱无力的父皇身边，与他的嫔妾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吧。用“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来形容李治的心态，是最恰当不过了。至于武媚，大多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老子那里寻不到出路，才转到到儿子身上寻找机会。考虑到武媚是相当理性的女子，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个人以为其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成分。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会大起知己之感的吧！何况从晋阳公主对李治的依恋来看，他应该不是个讨女人厌的男人。“我爱你的人，也爱（更爱？）你的权。”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呢。爱情本来便不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点杂质，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段叫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恋情，就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他们还是处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因为李治胆子很小；也有人认为他们早已突破了那个尺度，因为武媚胆子很大，笑。我个人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的确有点什么的，抛开李治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不谈，他在这件事上胆子从来就没小过。何况诏书上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实在是很惹人遐思^_^ 这样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去世，武媚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得被送出宫削发为尼。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有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李唐皇室也似乎再没有去那里祭拜过先祖。如我们所知，李唐因尊老子为先祖，高祖李渊一度接受傅弈的建议欲废佛寺，后因玄武门事变而终止。李世民虽未如此极端，但也大力整肃佛门，淘汰僧尼，因此初唐的佛寺是有数的，而在当时京都长安，有案可查的尼寺也就27所而已。——但其中却并无感业寺。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好做翻案文章的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凌，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26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过商榷，但他提出的感业寺和蓄发问题仍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除了对感业寺位置众说纷纭之外，对于武氏出宫的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持传统观点认为她确曾出家削发，一种则认为她只是入寺暂住，受李治关照而未削发，过着托名出家实际却是天子外室的生活。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宋代已无定论。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后将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济度尼寺迁址，而将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因此感业寺便为崇德坊灵宝寺，即未搬迁前的济度尼寺，与太宗别庙相邻，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见附图）。而南宋程大昌则以为武氏出家的尼寺当是搬迁到安业坊后改名为灵宝寺的济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业坊，故又称安业寺。程大昌的说法为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为通鉴做注。然考其缘由实为程大昌误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为灵宝寺”所致。[2] 然而宋敏求之说亦未见所本，因此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又有德业寺说，和今感业寺小学之说。德业寺为皇家内道场，内有尼众数百人，为其后武昭仪埋葬其暴卒长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业寺小学旧址一说，则认为当在唐宫禁苑之内，据大明宫约有十公里左右，比传统的安业寺说法，都要近得多了。个人认为近来的一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断为主，缺乏文献实证。如武氏真有随太宗嫔妃出家，当在崇德坊灵宝寺，与太宗别庙崇圣宫相互呼应，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而安业寺说指特意搬迁远离太宗别庙，似乎于理不合。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因此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武氏出家是否有受到李治的特别关照呢？我们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嫔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载有一例：高祖李渊去世后，他的嫔妃薛婕妤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学渊源才学出众，太宗皇帝便将她留在宫中教导年幼的皇子，李治曾从其学。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话，皇宫内院反而不如宫外合适。毕竟，他以仁孝出名，刚登位便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送出宫反而是个不错的选择。李治为人不能算胆小，但他性格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以他的性格要能干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两断倒是奇怪了。且从地图上来看，崇德坊和皇宫相距甚远，要连过宫城、皇城，因此二人见面并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这倒是和旧史所载相符合）。如果说不多的几次见面已经能让李治情难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她入宫，那么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绝情断义，对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难以讲通了。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暗中关照蓄发如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_^武媚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分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但对于武媚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红颜易老春易逝，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探究武媚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只能采取这样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诗中那个为情爱颠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我想你想到患色盲，把红灯都看成绿灯^_^），是那么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见当时出现在李治面前的武媚，并不是强悍刚烈的强势女子，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处不可怜”的温柔意态。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深情柔婉，而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女子，李治无疑是非常满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种吸引。当时太宗去世已经很久，李治也完全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计舆论应该反映不会太大，他开始认真考虑把她引入宫中的事情了。第一步，当然要征得皇后的同意。[3]武则天是如何再次入宫的，旧史上已有不同说法。有指王皇后阴令武则天长发径直引入宫中的（《唐会要》），有指王皇后建议高宗召入（《资治通鉴》），而两唐书的《武后本纪》则直指是高宗自行召入（“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根据大唐制度，皇后虽是六宫之主，大事仍需皇帝亲自下诏，后来武则天虽贵为皇后，处死已贬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仍需向李治促旨便是明证。刘晓庆版电视剧说王皇后向武则天寻衅，诬陷她偷东西欲杖毙皇帝宠妃，那纯属绝不可能的艺术虚构了。武则天身份特殊，王皇后绝不敢不奏明皇帝就径直引入宫中有亏皇帝圣德，第一种可能性应该不大。而皇后为皇帝选妃之事，倒是早已有之，长孙皇后就做过，然而彼时长孙后位稳固，此举不过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贤德，和王皇后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对付了萧淑妃，来了武昭仪，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如是为了荐美邀宠，那么推荐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侍女或是亲身姐妹这样知根知底的人物，哪有满世界乱找枪手的？就算王皇后年轻识浅，她身边的智囊团也不会这么由着她胡来的。检验李治的后宫状况，萧淑妃以贞观末年最为得宠，永徽初年李治已是广泛撒网，萧淑妃对皇后的威胁，并不比先前更为严重。而以皇后的强硬背景，以及嫡妻无罪不可轻黜的法律保障，王皇后又何必突然在这个时候急着对付萧淑妃呢？史载，王皇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她生性庄重，不善于讨好上面（指皇帝李治）和笼络下面（应指一众宫女宦官了），这样的性格，与其说她会把武则天藏起来阴令长发包装好了，然后硬塞给李治作birthday cake，给丈夫一个surprise讨取欢心，还不如说李治突然把住在尼寺的女朋友带到她面前，让她大大的surprise来得可信。由上所述，个人觉得两唐书武后本纪的说法当更接近真实，武氏实为高宗自己召入，搞那么多花巧，无非为了掩饰李治自己积极主动子纳父妾的事实罢了。毕竟，《高宗实录》是李治亲自审定，武则天再度修改，李唐后人最终定稿的。对于李唐皇族来说，李治才是他们的父亲，武氏才是他们的母亲，又有谁会在意那个和李家没有丝毫关系的王庶人的毁誉呢？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有任人涂抹的份儿，没有丝毫辩白的机会。而当时面对着丈夫和丈夫的新欢（旧爱？）的王皇后，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她是皇后，因此必须大度。既然已经无子，那么就不能再嫉妒。收留下这个新侍女的滋味，大概也就只有她自己知道，恐怕未必是幸灾乐祸地就等着看萧淑妃的笑话吧！然而就算心有戒备，她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恭谦有礼的侍女，日后将会改变她的整个人生。而这对于武媚而言，同样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她终于结束了地下夫人的身份，正式成为李治后宫中的一员。再一次踏入长安宫廷的武媚，心里想必是百感交集的吧。十四年，整整十四年！走过千里万里，她终于又回到这里。十四年前，她还只有十四岁，还拥有大把的青春和少女的憧憬，“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语言犹在耳，只是现在听起来更像是讽刺而已。而今华年已逝，起点甚至更低，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但这已是她花费了无数的辛苦，无数的心机，才能换来的呀！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曾让任何机会从她指尖溜走，因为，她已经输不起。“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於帝”，“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武媚初入宫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她那低眉顺眼甘心服小的姿态，就连王皇后也深为满意，忍不住为她说好话，一众宫女和宦官自然更是众口一词地赞誉有加。这种姿态是否为了成就日后废后的大事，个人以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至少在她初入宫时，这是为了能在宫中立住脚的必要举措。皇后毕竟是六宫之主，得罪了她有什么好处？而广结善缘，处处多栽花少栽刺，正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凄惶，作为一个曾侍奉过先帝身份尴尬的普通侍女，她可不愿意再被人像垃圾一样踢到哪个寺庙哪个角落里去，这种“懂事”和“本分”下面的凄凉和无助，又岂是别人想象得到呢！不过，对于下人的笼络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日后组建后宫情报网时事半功倍，不仅在争宠上，在和丈夫儿子争权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了。在隋末唐初的那段风云岁月，武士彟便是依靠善观时通变迎奉攀附的长才而发迹的，他对李渊刻意巴结所营建起来的良好私人关系，是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就连李渊都忍不住说他谄媚太过了。可是就算最拙劣的奉承话也比最高明的批评听着顺耳舒心，何况是历经沧桑练达世故又有相当文学才华的武媚。这方面，她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但更巧妙更具有女性的细心和慰贴。和她相比，皇后不过是个不愔世事的贵族小姐罢了，很快就给武媚的几句好话摆布得服服帖帖，“后喜，数誉於帝”，这样被人卖了还要帮忙数钱的单纯和无权计，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后位，看在武媚眼中，自是有一番想法的。那段时光，大概也是李治最幸福的时候。武媚对于王皇后尚且“下辞降体”，对于这个掌握着她命运的大唐天子更是加倍的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迎合奉顺了。那时的武媚，没有了太宗在世时的顾忌和避嫌，不象在感业寺时的咫尺天涯，而是全身心都属于他，释放出所有的温柔和体贴。“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帝谓能奉己”，如果说贞观时期的偷情还带着青春期少男对于成熟女性的朦胧的好奇，感业寺的相会还带着挑战禁忌的渎神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治，则是整个人都被她打动和征服，她那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更让敏感而依赖性强的李治找到了久违的温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学、音乐和书法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也让李治为之倾倒，诗词唱和琴瑟和鸣成为他们愉快的闺中游戏。这样身兼成熟女性的妩媚和慈母般温存的女子，正是李治梦想中的极品。热恋变成迷恋，从贞观二十年到永徽三年，长达六年相思累计起来的情感，让皇帝对旧情人的眷爱很快到了非卿不欢的程度。如同柏杨先生所说：“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年龄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像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难逃生。”她的温柔很快将他淹至没顶，她那似乎能洞悉他心思的微笑，是他一生的劫。幸运之神终于开始向她微笑，武媚迅速自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占尽皇帝的宠爱，她怀孕了。大喜过望的李治自然不肯让她再委委屈屈地做侍女，立即将她提升为昭仪，贵为九嫔之首。这样的升迁速度，已经不能用坐直升飞机来形容，简直是坐火箭了。已然失宠的萧淑妃固然是嫉妒得眼睛发绿，就连一向将她视为自己人的王皇后也不由得心惊。只是怀孕已经这个样子，要生下的是男孩那还了得？无子始终是皇后的致命伤，于是听从舅舅中书令柳奭之言，收养后宫宫人刘氏之子陈王忠，外朝联络长孙无忌请立忠为皇太子。这年李治不过25岁，照说没必要这么早立太子，可是为了给长孙无忌面子，更是为了报答皇后收留武媚的缘故，皇帝仍然照准了，并以德高望重的老臣于志宁为太子少师。事实上陈王忠于永徽三年七月被立为皇太子，当年年底武昭仪便诞下一子，起名为弘，证明皇后的担心绝非无因。从南北朝起，激烈的社会动荡让世人有种浮生如梦的感觉，一直流传着类似末世论的“终世之说”，余风流于初唐。民间因有佛教的弥勒崇拜，传说未来佛弥勒将会化身为人普度众生。后来武则天称帝就利用了这一传说，自称是弥勒化身金轮普照，自己上尊号大周金轮圣神皇帝。而道教则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指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假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也曾发生过多起。因此不少学者相信，李治和武则天的长子取名为李弘自有深意，暗含着对这个孩子的无限期望。[4]然而，王皇后已经先下手为强地立了忠为皇太子，再多的期望也只能蕴藏在心间，打好基础再说。事实上初入宫整整三年，武昭仪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忙着讨好丈夫，为他不停的生儿育女而已。继李弘之后，武昭仪又接连生下长女安定公主和次子贤。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经过三年时间的经营，此时的武媚，已经不再是那个担心随时会被人踢出局的小侍女了。她不仅成功地立住了脚跟，且成为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天子宠妃，所获得的宠爱和信任，后宫之中已再无有一人可以与她比肩。身份的不同必然带来心境的转变，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岂甘心终老于妾室之位？在武昭仪平静而温柔的微笑里，一场即将震动整个后宫乃至朝廷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酝酿中……注：[1] 高宗罢《破阵乐》事见《新唐书*礼乐》：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2] 宋敏求《长安志》 ：“（崇圣寺）有东西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3]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则天何时入宫，有说李治服孝期满（27个月）接她入宫，也有怀孕入宫说，及李弘诞于感业寺之说。个人认为第三种绝不可能，因感业寺离皇宫太远，不便照应。第二种倒是有可能，但还是偏向第一种。但这些说法都属推测，没有文献引证，还是模糊处理吧。[4] 见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及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第四章 血影*泪痕不知不觉光阴如风，三年时间，大唐后宫已然风云变幻。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媚的二度入宫而完全失宠，对于一个嫔妃来说，这是最悲哀的一点，生死荣辱都不过系于天子的心念之间。在帝王掉头而去弃而不顾的时候，所有的风光和荣宠都随之远去，无论过往曾经多么恩爱又或为他生育了多少子女，也起不了一星半点的作用。不是没有试过反击。史籍上便记述了萧淑妃怎样和昔日情敌王皇后携手合作共同诽谤武昭仪，但高宗不听云云。妃嫔间争宠互相诋毁原是稀松平常，但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就像玄武门之变前兄弟互相攻击原本平常，但建成太子并非无能之辈一样，历史上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是否就是那么愚蠢和善妒，而武昭仪是否只是笑而不顾皇帝便自动出马裁决，那大可以打个问号。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纪录，武昭仪是如何说服皇帝对这位昔日宠爱备至、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由冷落而厌弃，打入冷宫最后处死的，也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总之，萧淑妃已经给打倒了，现在武昭仪只需要对付王皇后一个人了。这倒不是因为王皇后分薄了皇帝的宠爱，事实上这个可怜的皇后虽然一向形象良好，有“佳儿佳妇”之誉，却似乎从未得到过丈夫的青睐。但凭着家世和傲人的背景，她仍然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而她的能力和地位，至少在武昭仪看来，是并不匹配的。母仪天下？她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如何母仪天下？在做王皇后的侍女期间，武媚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皇后，待人处事的能力跟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道说仅仅凭着与生具来的血统，就可以成为大唐最尊贵的女人么?智慧、能力、对男人的细心体贴，这些需要后天学习靠自己努力掌握的东西，她样样都不如自己，她甚至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除了天生的血统和美貌，她还有什么？何德何能，也配居皇后之位？难道说人的命运可以由出生就决定了吗？又不是种马。对于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认为是武媚野心勃勃太不安分，然而设身处地的以她的角度看问题，她的确有理由愤怒和不甘心。如果你十年寒窗苦读，吃尽无数苦头最后一门门全优地毕业，却发现由于血统这种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就抹杀了你的全部努力和竞争机会，你也会感到如武媚一般的不服气。只是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口头上抱怨几句，于是他们的人生，也就在满腹牢骚中原地踏步，这种不甘只能让自己生活得更为痛苦，而武媚却不同，她会去行动，她会去挑战。然而，李治虽然对她万般宠爱，却并没有废后的意思。在中古时代，人的一生的确很大程度上一出生就决定了（就算到了现在，也未必不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后天的努力只能帮助你在一定范围内升迁，却永远突破不了那一重极限。有人生来就是主人，有人生来就是奴才，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信念，如同太阳有太阳的位置，月亮有月亮的位置，臣子就该忠诚于君王，女人就该服从于丈夫。这些观念，构筑起了天地人世间的人伦秩序，也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权力顶端的君王，皇后是他唯一的嫡妻，立后不仅意味着两大家族两股势力的联合，也意味着政治利益的分配，其间牵涉的非爱情因素太多太多。何况，娶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做正妻，纳喜欢的女人做宠妾，原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惯常做法。王皇后就是当时人们眼中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在唐朝，士族的力量仍然强大，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翻翻宰相世系表就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均是出生世家大族，那些家谱可以上推几百年的士族高第，便是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里的。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贵姓高门虽然大多未能免于贫贱，然而他们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娶贵姓女是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唐传奇中那些善有善报飞黄腾达的书生，最后都会以娶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女为妻作为结束，仿佛不是这样就不足以表示他是真的发迹，被上流社会完全接纳认同。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颇以娶了弘农扬氏女为妻而洋洋自得中看出来。然而，唐朝也是科举制正式成型的时代。以士族高第为核心的精英政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为寒门庶族提供了进身之阶，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甚至还有意识地加以延揽和破格提用，从而给他们以参与感和归宿感。从马周白衣入仕的传奇，从太宗皇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大时代新旧兼容士庶合流的变迁。而李唐皇室南北混一胡汉兼容的风格，也让他们对于传统封建伦理不甚看重，对于妇女的束缚也没有后世那么严重。在施政方针上，唐代体现出对于前朝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明确提出应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对于各项调整和革新，完全没有后世那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诚惶诚恐，阻力也要小得多。新旧在更替，南北在交融，尊重传统的同时不乏创新，唐代特殊的时代氛围，是武媚的上位之路困难重重但最终仍能成功的大背景。这个宽容而博大的时代，有着沧海一般的魄力，既拥有无数的秩序维护者，以及他们的坚贞和保守，又容纳了无数的叛逆者，以及他们的破坏和革新。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惊心动魄的争斗，实际上就是一场新与旧、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与突破之间的争斗。在初唐仍为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为第一等，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太原王”五姓， 也是太宗高宗专门下诏禁止彼此通婚以高门第的主要针对对象。王皇后即出身于太原王氏。[1] 其父母两家都与李唐皇室有姻缘关系，她与李治的婚姻，就是从祖母唐高祖之妹同安长公主牵的红线。据说太宗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临死前曾对褚遂良说过：“佳儿佳妇，悉托付汝！”她也因此有了一重护身符。舅舅柳奭当时在朝内任中书令，按照唐代三省尚书执行，中书决策，门下封驳的制度，作为中书省行政长官的中书令，已是宰相级别的高官了。柳奭跟太尉长孙无忌交情很好，权势颇盛。此外，宰相之中的老臣于志宁为皇太子忠的老师，韩瑗为长孙无忌姻亲。因此当时朝中的宰辅重臣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皇后，并不是因为王皇后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士族高第，美貌守礼”正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对象。之后褚遂良反对废后的说辞便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另一位宰相来济的谏词：“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必择礼教名家，幽娴淑令，富四海之望，称神祉之意。”这里不约而同提到皇后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出身于名门世家。因此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虽然没有爱意，但也存在一丝敬意，这是对于传统势力和主流价值观的尊敬，也是感性对于理性的屈服。换句话说，高宗对于王皇后的尊敬，实际上是对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对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荣光，是李治一面心不在焉地赞扬，内心深处却常常感觉窒息渴望摆脱的阴影。而他的屈服，也正是一个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轻君主，对挟顾命之威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屈服，也是君权对于相权的屈服。要扳倒王皇后，走上层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武昭仪便把目光投到了下层。和重门第的上层人物不同，下层的宫女和宦官对于王皇后和武昭仪的评价则刚好掉了个儿。倒不是王皇后专门对下人刻薄，但像她这样的人物，一出生就是人人艳羡的名门闺秀，出阁则是太子妃，然后又升为皇后，可谓一帆风顺到极点，从未有过底层生活的经历。在她的眼里，那些宫女宦官和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甚至根本不是人。唐律有云：“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低贱如牛马，卑微如尘土，这便是奴仆在唐人眼中的位置。象王皇后这样做惯主子的人，虽然生性善良，也不禁认为自己被人服侍是天经地义的事，对身边人有种熟视无睹的漠然，不可能去主动关心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2]武媚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宫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后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再度进宫之初，她谨慎小心，对人人都赔笑脸，因此下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她也深深知道，这些人虽然没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却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对于王皇后身边的人必然倾心接纳，赏赐起来毫不吝啬，配以她谦虚诚恳的态度，的确非常打动人心。她本来便是天子宠妃，出于跟红顶白的心态也是人人巴结的对象，如此很快便组建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皇后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入她的耳中。而这一切，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后全然未曾察觉。这位高高在上的六宫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鱼缸里一般，完全暴露在武昭仪的视野之中。那双美丽而冷酷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只待对方一个疏忽一个破绽便将发动雷霆一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年以后，尝到了甜头的武媚在感觉大臣不让自己放心的时候，同样想到了借助下层的力量，于是大开告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然而治国毕竟不同于宫廷政争，后者只需要打倒对手即可，而她在严密监控大臣的同时又需要借助他们来治国，酷吏政治既为她整肃政敌巩固君权扫清了障碍，也造成人心疑惧无法达到君臣共治，从而导致了武周政权的最终败亡，不能全归因于她是女子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帮她，这是后话了。然而后宫情报网传来的消息一直不能让武昭仪满意。王皇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个性，既让她显得缺乏吸引力，却也让她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即使从修改过多次之后的史书看来，她的最大罪过，也不过就是出于嫉妒而说了武昭仪几句坏话，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迫害举动。对于武昭仪等宠妃，以及她们所生的子女，也常来看望，维持着基本的礼仪和皇后应尽的义务。单一的人生，单一的性格，没有特殊的长处，却也没有致命的短处，正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子，让长辈感觉柔顺放心，让丈夫感觉无话可说，也让情敌找不准要害。李治对她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厌憎，以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要让他为了抛弃这么一个鸡肋而跟所有当朝重臣闹翻，那一百年也未必等到机会。如果是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形可能也就死心了，反正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何苦费那么大劲折腾？可是武媚不同，她有她的考虑。皇后的位置，带来的不仅仅是尊荣和嫡妻的保障，她的儿子就会成为嫡长子，有资格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成为大唐帝国的主人，而不会像那些可怜的皇子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久前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军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和太宗爱子吴王恪的无辜惨死，不是不让人惊心的。何况，君王的宠爱又有多可靠呢？感业寺的经历是她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萧淑妃的前车之鉴也让她看到了李治的另外一面，一旦恩爱不再可以有多冷漠决绝。她今日可以这样对付萧淑妃，明日未必不会有新宠这样对付她，如果只满足于眼下的一时风光，萧淑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事实证明，李治专情但不专一，他最依恋的是武媚，但身边女人从来就没有断过，不管后来是二圣并尊还是天后临朝，这一点都不曾改变。而世人眼中面首多多的武媚，至少李治在世之时还很收敛，从未找过情人，当然这未必是出于爱情了。她和李治因缘际会已近十年之久，但回顾过往经历，并不能让武媚感觉放心。贞观后期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和才人武媚暗通款曲的时候（浪漫点说叫共坠爱河^_^）， 也正是萧淑妃最受宠幸三年之中连生三胎的时候。登基之后，虽然不忘旧情一直都有去感业寺，但后宫美女也源源不断地进献。即使是她再度入宫之后，短时间内直升昭仪，风头似乎一时无两，李治也并没有停止东张西望的眼睛。这位新宠便是武昭仪自己的亲姐姐韩国夫人，皇帝对她的亲密关注，已经到了人们纷纷传说武昭仪的次子李贤其实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地步。而武媚此时孤立无援，与王、萧的争斗还不知鹿死谁手，因此对皇帝同她姐姐的私情，不敢置啄。这也许正是史书所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实际含义吧！风光无限下的危机，花团锦簇背后的悲凉，李治的恩宠既让她滋生了夺后的欲望，而他游移的情感又让她深深地感觉君王恩爱之脆弱易断。既然进取和保守都有风险，还不如放手一搏，杀出一片新天地，为自己争取正室的名分，为儿子争取嫡子的地位。强烈进取的进攻性人格，和内心无时或已的不安全感，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目标既定，那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没有机会，那就争取机会。神阻杀神，佛阻杀佛。蛰伏三年之后，她终于出手了！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舅舅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强大的外朝势力由此出现缺口。永徽六年六月，王皇后以厌胜事发，母亲柳氏被禁止入宫，柳奭被贬外放，此时的王皇后已经完全成了待宰羔羊。同年九月，直言进谏反对废后的顾命老臣褚遂良被贬出京。十月，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氏为后。这年年底，王、萧二人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次年正月，武皇后之子李弘被立为太子。短短一两年间，一连串的举措疾如闪电惊雷，不仅整个后宫彻底改观，也震动了大唐朝廷。出手稳、准、狠，对手未及反应便已人头落地，大唐未来五十年的走向，也在这一连串宫廷政争中初现端倪。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千载以来仍众说纷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据说武昭仪的长女安定公主刚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后探望之后离奇暴毙，武昭仪的盈盈泪水，让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认定王皇后便是杀婴的凶手，事情虽无由证明，王皇后却也无法自解，最后不了了之。但高宗对王皇后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奭便在皇帝凌厉的目光下窘迫难安地自请罢相了。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为一国之母的王皇后有什么理由去杀一个宠妃的女儿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对象也应该是皇子弘。因此，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凶手实际上正是小公主的亲身母亲武昭仪，因为没有这样嫁祸于人的举动，她很难向皇后的位置再迈进一步。但《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颇有不相信者，认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仪所利用而已。不过，最为劲爆的说法还是近来才有的——这位小公主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司马光编出来的！论者认为，武氏长子弘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初，次子贤生于永徽五年年尾，而小公主是中间出生的，那么一年之中怎么生得出三个孩子来呢?李弘的生年原本没有多少疑问，《唐大诏令》中的《孝敬皇帝哀册文》中起笔便已述明：“维上元二年(675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诏追号谥为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转迁葬於恭陵。”据此算来当生于永徽三年，新旧唐书均与之相符。通鉴则有显庆元年（656年）“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似可推为永徽四年，然通鉴这里只是笼统而言，比之官方讣文准确性自然不足。永徽三年七月李忠被立为皇太子，李弘生于这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因而后人即使有所争议，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末至永徽四年初之间。而近有学者宁志新独持异议，认为小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他引用《全唐文》里高宗为李弘所做悼词有“年才一岁，立为代王”之句，认为这是高宗亲笔所写，必定最为可靠。这倒也罢了，李弘封为代王的时间，《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和《唐会要》均作永徽四年，与李弘生于永徽三年说相符。而宁志新先生独取两唐书《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为永徽六年正月，认为本纪来自于实录，比列传更为可靠。于是，李弘生于永徽五年论堂皇出场，唐代官方为李弘去世专门发布的正式讣告可以无视，而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也就变成了司马光头脑中的幻想产物了。其实，本纪出错之事并不少见，史官日后整理记事，怎么也不可能有当时的官方诏令来得准确。何况各类史籍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关于小公主的大量记载，单是直言武后杀女的便还有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难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幻觉？不要说宋人，唐人苏冕所著《唐会要》里也记载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宁先生作何解释？[3]最为可笑的是，就连他认为的“最可靠”的高宗本纪，下文也白纸黑字地记述了怎么为小公主追封，怎么迁葬，宁先生怎么就选择性失明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也算登峰造极了。依据一己所好随意剪裁史料，官方专门发布的讣告不如他东拉西扯的推论可靠，大笔一挥，整个人便凭空从历史上消失了，如此做法，岂是治史者应有的行为？大量史实证明，武昭仪确有一女暴卒，并导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倾斜。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小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出生后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为王皇后所杀，时间应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为年纪尚小，还没有来得及封号。十年之后，当时已被尊为“二圣”的武后想起了早夭的长女，追封她为安定公主，谥曰思，于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旧唐书*高宗本纪》）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视如掌上明珠，成为她最疼爱的子女。小公主暴亡一事旧唐书并未专门纪录，仅在《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评论中略提了一笔，“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引为她的罪状之一。《唐会要》的记录简略平实：“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较为详细的是《新唐书》，记述如下：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而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但也因细节过于栩栩如生，难免启人疑窦，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觉？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那么武昭仪是否有杀女夺嫡呢？我们来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吧！认为武氏并未杀女的多是近现代学者，按他们的看法，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经过，因此指为一大疑点。 且按照旧史的记载，武昭仪便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皇后来访一事，并且立即做好相应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皇后走后杀害小公主，然后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这一系列行动很难保证不被宫女发觉，而武媚一向行事谨慎，如此冒险与她向来的作风不符。日人原百代因此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气中毒），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以次来反驳旧史上的记载个人以为仍嫌不足。旧唐书因成书仓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实录和国史，几可视为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历代治史者所公认。而高宗实录，曾有被武后亲自出面监修的纪录，后虽经反复，但为尊者讳的现象仍不少见，如不载太宗纳弟妇事，不载杨玉环原为玄宗儿媳等，而这些新唐书和通鉴均秉笔直书，因作者为宋人不必再为前朝避讳之缘故，故不能以旧唐书未详载经过而否认其事。且旧唐书虽然不曾在正文中专门记录，但史臣评传中仍有“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表明了五代人对此事的看法。那么武昭仪有没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后来访并做出安排呢？皇后来访并非邻居串门，以当时武昭仪在后宫遍布的眼线提前侦知并非难事，而整件事发生在武昭仪自己的寝宫，她要安排宫女们守在哪里不可走动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可以说，如果她在自己地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了。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后的上官仪事件。高宗密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如此机要隐秘之事，也逃不过武媚编织严密的情报网，立刻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且立即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去联络外朝官员如何在事发后进谏阻止诏书生效，而是马上赶到现场，说服高宗改变心意，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昭仪的信息掌控程度和应变能力无可怀疑是极其高效的，这还完全是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变，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处心积虑已久的策划（皇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小公主），要做到这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武昭仪作风稳健是不错，但并不等于说她不敢冒险。早在太宗病重之际敢于与太子私通，足可证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颈之际,为寻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而彼时她面临的风险甚至更大，能掌握的东西更少，任何一点不慎都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为了多年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个渺茫的机会。这种性格，我们还可以从她父亲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来是以敦厚谦恭的长者著称，曾经因为顾忌自己名望不够而坚辞工部尚书的职位，可见其为人的谨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风云之际，他同样可以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将万贯家财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场凶险莫测的政治投机中。作为武士彟的女儿，武媚无疑继承了他这一特点，并且走得更远。因此，无论是从动机、性格、还是作案条件和能力，认定武昭仪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并不过分。诚如胡戟先生所言：“许多人怀疑武则天手杀女儿的可信程度，一个母亲如何下得去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对武则天可以象常人一样论理，那么她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 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进一步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学者勾利军更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认为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生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后来武后临朝称制，大杀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为武后“献药”薛怀义得到赏识，被武后收为义女，改封安定公主，证明她对长女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这么一对比，感觉正方的论据的确比反方更有说服力。然而勾先生后面的分析，个人以为画蛇添足之嫌。因武媚向有迁怒于人的习惯，如她不喜欢常乐公主，便将其女周王李显之妃（也就是她的儿媳）活活饿死，难道这也跟安定公主的早亡有关么？因长女早逝而特别珍爱次女，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密室杀人，如无旁证，何以证实？新唐书和通鉴的相关描写应该是出自唐人笔记，以弥补正史中缺少的这一环了。以野史入史作为正史的补充原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放在这里就显得太戏剧化，应是史官根据民间流言加上自己的推断而作，而不会真有人亲眼见到那一幕。也就是说，虽然种种矛头都指向武昭仪杀女夺嫡，但并没有目击证人亲眼看见。那么，有没有可能小公主的确是自然死亡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微乎其微而已。如原百代所说，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会否被奶妈或者王皇后不小心闷死？当然，既然没人亲眼见到，那就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要说是很可能，那就大有疑问。诚然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那是由于医疗卫生条件不好，随便一个伤风感冒就可能不治而亡。但一个健康的婴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原百代所说的碳气中毒）或者不小心闷死的死亡率高不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此事而言，个人以为说小公主睡得太香，不小心被口水呛死，其可能性是和以上两种死法的几率差不多的。此外，小公主的出生和死亡时间都是个谜，不知原氏据何而言认为此事必然发生在冬天需要生木炭取暖。而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巧，正好在武昭仪苦寻机会不得的时候，王皇后就遇到这样说不清的事情，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你相信世间有奇迹，或者就是这类事了吧！而我个人是认为，武昭仪确有杀女夺嫡，有机会能充分利用到尽，那不过是汉武帝之母王夫人的档次，没有机会自己能创造机会，这才是武则天的手段，也是她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的原因。事情以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的印象彻底破裂而终结，从此之后，冷淡变成了厌憎，李治的心底，这个发妻再也没有丝毫的位置。他虽然不能处罚她，但冷漠而凌厉的目光，却令得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坐立不安，不得已在永徽五年六月自请罢相。[4]丧失了外戚援助又被丈夫彻底遗弃的王皇后，此时已如生活在冰窟般奇寒彻骨。武昭仪的苦肉计终于达到了目的，亲生女儿的死亡为她带来了一个上位的机会。仅仅是机会。一个卑微者想要走向高贵需要付出多少？商人的女儿，先帝的侍妾，随便哪一样，都是她无从弥补的致命的缺陷。然而她仍然成功了，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她这一生似乎都在创造奇迹，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以女子之身而在男权之上的中古社会中登基称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她所付出的代价，世间有几个人付得起？“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血肉相搏的战场，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而铲除敌手的第一刀，她是望自己身上刺下的。这一刀，也刺破了世间一切规则和定理。士庶的界限，伦理的约束，都在这样不惜伤亡不计代价惨烈到近乎偏执的决心面前，灰飞烟灭。她终于突破了宿命的限定。一直觉得，武则天一生中的真正转折点，不是由感业寺二度入宫，而正是以安定公主之死为开端的皇后争夺战。如果没有这次事件，以她的出身和背景，很可能一直和后位无缘，甚至入不了两唐书的《后妃传》。那么她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可能就是《高宗诸子传》中短短的一句话：“武昭仪生弘、贤、显、旦”。由于官方史书为尊者讳的传统，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她原来还做过太宗的才人，更不用提感业寺那段往事，那么她传奇的前半生也就永远湮灭在苍茫的时空中了。她其实并不是没有选择。长期受母仪天下需要贤惠不妒洗脑教育的王皇后，本身又没有什么手段和能力，并不见得会拿她怎么样。李治去世后，因为育有子嗣，依据大唐律令她大概也会随着外放到某地做刺史的儿子到封地，如同她的表姐燕德妃一样，以太妃的身份，度过平静而寂寞的下半生。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依靠丈夫的宠爱，儿子的孝顺，多少女人这样度过了一生。而舍弃这样的安宁，断然出击，将自己的夺嫡之谋暴露于人前，无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将已经拥有的一切投入到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豪赌中。只因忍功了得的皇后们或者可以容忍君王的心被别的女人占据，却没有人能容忍一个妄图侵占夺取自己地位的人活下来。人彘的惨案不是因为戚妃的专宠，而是因为她的夺嫡了。同时，对后位的挑战也就等于对拥护王皇后的元老集团的挑战，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接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从此之后，她将注定只能在刀尖上跳舞，休想再有一刻的安稳。胜则正位中宫，败则粉身碎骨。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她何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有怎样强烈的自信，怎样旺盛的企图心，怎样冷静到冷酷的决绝，才有胆量拥抱这样的人生！这是……疯狂。“所以我们成不了伟人，因为我们都不够疯狂。”平凡如我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一面默念着平平淡淡才是真，一面怀着复杂的心情，议论着、艳羡着、鄙夷着、唾骂着，看着那个一千多年前的女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等傲慢地转身，弃绝一切尘世间平凡的温暖和快乐，头也不回地走向高处不胜寒的荣耀与凄清。属于燕子的道路有一千条，属于鹰的道路却只有一条，于是，注定了我们只能是看客，而她却是主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谈论她是否事后有过后悔有否痛哭过长夜，似乎显得有点多余而矫情。人心肉造，她当然会痛苦，但不会因此而改变决定，不会因此而停下脚步，她的意志强大到足以战胜她的情感，这也是超人与凡人的分界吧。我们只能从日后史书上的零星记载中，约略窥知这位女皇的内心世界：——深宫里那抹淡淡的血痕，原来从未随时光而消逝。金庸认为，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就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随着安定公主之死，成为政治家的武则天，终于修练到功德圆满。精密的计算，准而狠的出手，就算老辣的政坛高手也难于抵挡，何况未经风浪的王皇后？永徽五年六月，随着王皇后舅父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武昭仪感到时机已至，遂在争取到李治的支持之后，向皇后宝座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终于在永徽六年十月得以正位中宫，而有唐一代的历史，也随之而改变。注：[1] 当时有以“娶四姓女”为时尚，即“崔范郑王”，一说为“崔范郑李”。[2]通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3] 唐德宗时，苏冕撰成《会要》40卷，记唐初至代宗时故事。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宋人王溥合并二书，并采择唐宣宗以后故事加以续补，撰成《唐会要》。[4] 通鉴永徽三年事第五章 舅甥之间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影响深远，因此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1）美色所惑说2）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3）士族与庶族之争4）君权与相权之争千百年来流传的多是第一种说法，即“女祸论”，指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旗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世易时移，如今当然没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于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呵呵，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说成是老鼠爱大米，大约也是国人善良心态的一种体现吧^_^ 然而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李治若真对顾命大臣们信任有加，倚之为国之栋梁，大可采用折衷的办法，如后来唐明皇便是让武惠妃享有皇后的待遇却无皇后的名分，岂会为了一个宠妃而自毁长城？考虑到长孙家与李唐皇室姻缘交错，渊源极深，高宗两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长乐公主与新城公主均联姻长孙家族，而竟采取贬嫡、杀戮乃至祸连九族这样的极端手法，着实令人深思。所谓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纵，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一说，则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开创之关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为支柱，人事上以关陇集团为轴心，其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存在。故太宗晚年为国本计，大力扶持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胄，打压山东寒族，杀刘洎、推倒魏征碑、贬逐李勣等，均为其执行关中本位制确保传位顺利的一系列具体手段。故此以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李义府为刘洎引荐）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便拥护同为山东庶族出身的武氏为后，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则拥护同样出生士族的王皇后，双方遂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最终以关陇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武后掌权之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富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勣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勣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因此，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曾跟人笑说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网友可卿语），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1]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文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被誉为“聪敏绝伦”、“文辞美丽”的魏王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2]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 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太子党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1）长孙无忌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2）李勣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1） 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2） 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3） 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的心态下发动的。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彦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恐吓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针对西突厥汗国发动以吞并整个西域为目标的昆丘道行军，唐军杀焉耆王，俘虏龟兹王，“绑架”于阗王入侍，招抚西突厥各部，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从此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镇，以安定西域，守护陇右，捍卫关中。经过一轮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对境外势力的优化组合了一番，唐帝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太宗十分关心的问题。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晋王派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立晋王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结党相互倾轧之意，继马周、刘洎被派去辅佐东宫之后，原魏王党的岑文本又被升为中书令，可见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终更为信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部，且对于曾经卷入承乾与李泰之争的大臣心有成见，这就为长孙一派打压异己提供了机会。晋王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原来拥护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决非偶然。先是崔仁师“忤旨”被贬，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留太子监国，崔仁师与韦挺（也是魏王党）共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是个苦差事，结果两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师之后将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参知机务，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颇忌嫉之”，终又以“罔上”之罪被贬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为中书令之后不喜反忧，叹自己非勋非旧而得高官，责重位高，惶恐不安，应是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莫名压力。或者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岑文本越发兢兢业业，疲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马周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谦冲，很会做人。唯有一向任侠使气的刘洎依然故我，锋芒毕露，终被卷入党争之中而遭横死，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刘洎“性疏峻敢言”，为贞观后期最出名的谏臣，不仅对太宗多有规劝，同僚之中若有过失也同样率直敢言。曾上书猛烈抨击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勋引荐官员多存私心，处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久妨贤路，殊为不可。”这种性格是否受人待见，问问你自己是否喜欢BBS上老拍你砖头的就知道了^_^ 纳谏是帝王的职业道德，普通人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还真有点吃不消。不过，刘洎的确也有不知轻重，政治敏感度不够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时被提拔为侍中和中书令，分掌门下和中书省，但却没有岑文本那份惧月满则亏的智慧。太宗征辽，命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贞观十九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诸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经过一轮有意无意的清洗和排挤，原魏王派官员已所剩无几。后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龄、李靖等重臣也相继去世，原本熠熠生辉号称明星阵容的贞观政坛逐渐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心境更是进入了沉沉暮年。在继承人差强人意的情况之下，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变得越发重要。故旧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坚辞宰相之位的长孙无忌越来越受重用，地位稳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机中，他除了表态支持皇帝的决定，几乎都隐身幕后，沉默以对。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贞观后期宫廷里，他的沉静和稳健，使得太宗对他越发看重，视之为宁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为李治挑选辅政班子的时候，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选。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综合各种资料看来，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单一早已经确定，即以长孙无忌为主，以诸遂良为臂助，以李勣为制衡。能被列入顾命大臣的人选，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作为下一代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风稳健，也不缺乏决断，玄武门事变力劝太宗夺嫡，贞观年间辅政多年经验丰富政绩斐然，显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虽有私心，但对外甥李治的关爱仍是有目共睹的，决非作伪。其关陇贵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声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托孤人选。太宗对于他的担心主要有两重，其一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怀疑。贞观末年，太宗品鉴群臣，对于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长孙无忌长于内政，却不善军事，加之个性“倨傲”，和武将关系疏远，多有不合。（题外话一句，这种疏远，不排除有无忌刻意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这四字评语也不是白来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终争取到顾命大臣的权力。）随太宗亲征高句丽，大约使这一缺点暴露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有一位军事强人来协助他处理国际事务。其二是对外戚专权的担心。贞观末年，无忌的专权之势已然隐隐流露，太宗对其私心也有所察觉（详见上文君臣二人论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历史，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主幼国疑之际循环出现的外戚权势过大的现象，隋文帝杨坚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国辅政最后篡夺了北周的江山。特别是在继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况下，太宗不能不没有这层顾虑，于是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贞观二十三年，继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之后，再以嫡亲女儿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巩固两家联姻，动之以情。此外，以与长孙无忌关系疏远的李勣执掌军事，分之以权。如此既有协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执政人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的职业道德。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再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诸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太宗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有说太宗生前贬嫡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我偶像高适的爷爷啦，一定要提一笔^_^）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阿史那贺鲁的叛军也被唐军击败，边陲安定。国内则表现为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问也不问当即初斩。接着褚遂良和许敬宗双双被人弹劾，褚遂良被告以低价强行购买他人土地,就是仗势欺人搞土地兼并了，许敬宗的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个小王子的说，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宁愿倒贴也要嫁出国去，咳咳，时代不一样^_^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号为永徽之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议的颁行，其二是五经正义的统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后世各朝修订法律的楷模和蓝本，之后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未超出唐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我们所称的唐律，正是于永徽年间制定并颁行的唐律疏议。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溶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因此，《永徽律疏》就成为唐律的代表，后世称为《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对变相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给今人的一份极为珍贵的瑰宝。而五经正义的修订则是延续太宗朝未完的事业，两汉经学大盛，然派别众多，各存门户之见。至大唐太宗皇帝尊祟儒学，对经学亦极留意，认为经籍文字多有讹误，为害后学非轻，遂于贞观四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定为五经定本。其后，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复诏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至贞观之末仍末完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学士复以考正，于是长孙无忌诸人便就原书加以增补，作为定本，于永徽四年诏颁全国，定为国学，规定科举取士皆以正义为标准，就是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了统一标准教材^_^ 要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必须熟悉五经正义了，这是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把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联系起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另一方面，自《五经正义》修定后，诸经文字由此划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也有助于政治上的统一及稳定。由此可见，永徽之治的出现长孙无忌当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无以伦比的。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时人的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李治初登大位，经验和信心都不足，还在继续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学生=好皇帝^_^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自揣诚不羡越公，”无忌听后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2] 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长幼虽关人伦，君臣自有名分，李治虽是他的晚辈，虽亏欠了他许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XXXX”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