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涉及制度革新的是《资政新篇》，这本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1859年由“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他原来是拜上帝会骨干，到外地传教，朝廷通缉他，他就躲到了香港，香港当时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洪仁玕见过一点资本主义的皮毛，回来以后写了一本《资政新篇》。 对于《资政新篇》，学者潘旭澜先生曾指出：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能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玕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 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他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却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同时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第二章 坚船利炮叩国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第1节 慈禧太后主政 女人当家 清廷在同英法交战、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皇权在不自觉中又进行了一次更替。清朝对于西方人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妥协，这同幼主登位、决策者发生变故有关。 咸丰帝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一贯强硬。恭亲王在兵临城下的时刻，几乎是别无选择地签订了《北京条约》，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逃亡承德的咸丰帝来做。咸丰皇帝不太愿意妥协，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留守北京的官员竟然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他们开始对外国侵略者心存幻想，对外夷由抵制转而亲近，他们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并在此后的很多年内一直力图维持这种关系，这与逃亡在外的咸丰朝廷是有很大分歧的。 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咸丰帝竟然病死在承德。咸丰帝身旁有几位作风强硬的抵抗派，以肃顺为代表，急欲维护清廷统治，希望能够纠正政府各种弊端。肃顺作风泼辣而严厉，颇受咸丰赏识，并逐渐取得了实权。咸丰去世前，立下遗诏，立5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并任命肃顺等八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幼主处理政事。载淳的生母慈禧，野心勃勃，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夺取至高无上的统治大权。慈禧善于玩弄权术，同恭亲王商量，发动政变，处死了护柩回京的肃顺。此举得到列强的支持，1861年11月11日幼帝即位，年号同治。皇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在此后的47年中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这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 男人打仗 清廷经过政权更迭，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政权上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稳定。之后，清政府内有恭亲王、文祥等主持朝政，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镇抚，似乎景象一新。这段时期也被叫做“中兴”。有学者曾说过：“欧洲人的到来，中华帝国领土的扩大与中国人口增加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外部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自我修复的需要，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另一个时代过渡。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武装集团捻军的力量却在逐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捻军趁太平军动乱时开始由原来分散的组织发展为联合作战。清政府对其所投下的镇压力量之大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捻军在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雉河集站稳了脚跟后，频繁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了各地的叛乱，令清廷很是头疼。 捻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他们的部队使用了土炮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朝廷继续派出曾国藩剿灭捻军。各地动荡的局势，使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帝国制度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从农民军手中收复的城镇，民心需要安抚，民政需要恢复，这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同样是一场考验。清朝出台了一套抽取各省财政资源的办法，对于因战争受破坏的地方，田赋豁免。其他地方，鼓励耕作，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地方武装逐渐建立起来，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都掌握着强大的军事武装。清廷收敛起一贯的傲慢气焰，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录取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同时，兴办洋务，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合作。第2节 洋务运动为何没使中国走向富强 三次辩论定乾坤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未曾给中国太大的触动，“二鸦”给天朝带来的可是无限创痛。京师被洋人攻破，帝国都城三千多年来头一次被洋人占领，咸丰皇帝仓皇外逃，避难于避暑山庄，英年早逝一命呜呼。痛定思痛，朝廷决定改弦更张。 由于对如何解决国内重重危机，是否需要向洋人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等诸多问题上的差异，朝廷官吏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两大派别。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这也是洋务运动的目的。两派都是要维护清朝统治，但是怎么维护在手段上是有区别的。一方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着就行了，一方说洋一把吧。洋务派跟顽固派进行了三场论战。 第一场是华夷之辩。顽固派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以夷变夏，要毁弃中国的统治和伦理道德。中国近代的探索举步维艰，小日本为什么一下子就成功了？甭管我跟谁学了，我都还是日本人。中国几千年都是人家跟我们学，现在我们跟别人学，学了以后我还是不是我？这种观念非常强烈。你如果让我们学洋人的东西，那就是以夷变夏，如果中国人都认为洋人先进，北大清华毕业生都跑美国去，这不就是以夷变夏？当然这场辩论洋务派很容易就取得了胜利，因为甭管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其目的都一样，就是用洋枪火炮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保卫儒家文明。 第二场辩论是道器之辩。道是制度，器是技术。中国人是看中制度还是看中技术？当然是看中制度。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抵御外侮。洋人来了之后怎么抵御他？给他上课，讲四书五经，拿经书把洋人干掉，顽固派一帮人都是理学名家。洋务派说，大学士您说得太好了，但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已致酿成庚申之变”。恭亲王当朝问顽固派代表倭仁老师，下次若再发生庚申之变，联军打北京你敢不敢到前线去跟英国人理论，敢不敢披着你的甲胄，举着你的干橹去给人家上课？如果你敢的话，则本王唯大学士之命是从，吓得倭仁二十多天没敢上朝，说我脚崴了走不了。 庚申之变，是指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对列强作出巨大让步这一重大事变，该年为庚申年。 第三场义利之辩紧跟而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安石就是这么被攻击的，整天修工厂弄铁路，不就是一帮小人嘛。最后朝廷明白了，皇太后也明白了，光在那儿嚷嚷口号，国库里的银子能自个儿长出来？洋务运动通过这场辩论基本上把顽固派的势力给打下去了，洋务运动兴起、发展起来。 洋务运动轰轰烈烈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总督和巡抚，他们掌握地方实权。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迁直隶，任职直隶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直隶、河南和山东的军民政务。而由于直隶地处京畿要地，因此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曾国藩一走，遗缺就由李鸿章补，所以李鸿章也是两江总督迁直隶。 清中期以后对于地方大员定设八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另有漕运及东河、南河总督三员。两江是最富庶的地方，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地盘也大。左宗棠是闽浙迁陕甘，张之洞是两广迁湖广，基本上清朝地方八个总督这就占了四个，张之洞做湖广总督长达二十多年。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长官，管辖一省或二三省，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从一品。 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长官，职掌总理军民事务、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为一方面军民最高长官，世称封疆大吏。 曾国藩在危难之时，维护了清朝统治，维护了旧文化。他虽然并未亲身参与同英法联军的战争，但西方人的势力深入长江，在长江一带作战的曾国藩深知，旧文化并不能救中国。曾国藩注重水师，认为水上优势也能决定陆上优势，西方的军器和练兵之法在我们之上，所以他提倡自强，要购买西洋轮船枪炮，以夷器制夷。 后来的中国认识到，夷是制不了的，不被夷制就不错了，唯有自强。夷的洋枪火炮太厉害，所以，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比较重要的有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的天津机械制造局。通过洋务运动，清朝的军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军队五百年才完成的由冷兵器向火药兵器的过渡。 洋务运动的作用相当大。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收复南京的时候，湘军还放箭。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已经开枪。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比日军要领先了，再打不过就是兵将的问题，不是装备的问题。电视剧里一演，都辛亥革命了，清兵还举俩铜锤，那纯粹是瞎扯，是为了突出武打效果，抱一挺机枪怎么武打？其实清军的装备水平，已经不比列强差多少了，尤其是轻兵器。可能机枪大炮这玩意儿不行，枪这东西没问题，当然起到了一定的保卫国家的作用。 洋务派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燃料运输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建了近代的民用工业——李鸿章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天津的开平煤矿，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民国的时候，最大的兵工厂就在汉阳，所以那时候士兵用的枪叫汉阳造，其实就是仿的德国毛瑟枪，为什么在汉阳造？汉阳有最大的兵工厂，兵工厂为什么在汉阳？因为汉阳有铁厂。 洋务派还筹划海防，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建立后，成立了海军衙门。 中国几次败仗吃的就是有海无防的亏，大海不像陆地，大海是连成一片的，朝发夕至，从哪儿都能过来，所以有海无防吃亏就吃大了。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保举李鸿章到上海操练淮军。李鸿章提出专设海防的想法。1875年之后，朝廷任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四艘炮船，开始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不久，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因为对在英国订造的军舰不满意，经过反复比较后，李鸿章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 淮军是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淮军出于湘军，是清朝统治阶层中一个重要的武装政治集团。 1881年，李鸿章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当时美国海军是世界第十二，中国北洋水师是世界第六，还不算南洋、福建水师。 洋务运动还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在1872年到1875年间，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去美国留学，一去要在美国待很多年，而且这些孩子生死各安天命，去的都是穷孩子。有钱的孩子谁敢上那儿去？不像今天去的都是有钱的孩子，有钱孩子科举做官，没事上美国干吗去？没人愿意出国。那会儿一说出国都是去外夷，没准让那儿人给吃了，没人敢去。所以只有这些人去美国，去的时候长袍马褂大辫子，回来全都西装革履小分头，给李中堂磕头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因为辫子是假的，别一磕头辫子掉了，大逆不道。 可惜这些人学成的非常少，大概就第一批幼童有学成的，你想这一帮人到了美国，他们看了就知道什么是好的，民主自由比专制要强得多，人家那儿见总统都直呼其名，咱这儿见皇上还得跪着，多不好意思。原来咱们中国派驻在国外的使节，新的使臣来旧的使臣要归国，得到码头上去迎接，新的使臣宣读圣旨，使馆全体人员跪在那儿，接这个圣旨。外国人就跟看耍猴的一样围一堆看，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太好玩了，念什么呢都在那儿趴着，念完圣旨以后才到使馆。后来中国人也感觉这个太有伤国体，所以就奏请朝廷批准，这仪式在使馆里举行，咱就别在码头上现眼了。因为在中国肯定都得在码头上，钦差大臣来了你得迎到码头上，你得出城多少里去迎，在那儿就得宣圣旨，就得跪着，你不能回到衙门了才跪接。公使夫人裹完小脚，晾晒裹脚的白布，洋人以为中国国丧，皇上死了，都来吊唁，惊闻大皇帝不幸去世，我们特来哀悼。中国人傻了，没这事啊。洋人说那你这儿为什么挂白布啊，那是裹脚布，洋人不懂好好的脚干吗要裹起来。好多观念一发生冲突，这一帮人就不愿意再接受清朝的封建统治，朝廷一看，坏了。 于是下诏，召回当年出国的这批幼童。相当多的孩子没有完成学业就回来了，有的是上了大学，也有的不回来了，就在他那个寄养家庭的掩护下跑了。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五集的纪录片，当年好几个幼童跑了，跟当地人结婚，采访他们的孙子，长相完全是白人，而且只能说英文，一句中文都不会。而这些回来的人，就把先进的观念带了回来。 应该学什么？ 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原因是什么？只引进技术不改进制度。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我们的制度比洋人好多了，独火器万不能及，就这一条不怎么样，所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我们只需要学外国的军事技术就可以了，别的我们都不用学。我们远出西人之上，用得着跟他们学吗？他们应该跟咱们学。 而郑观应认为：要学就得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体”，不能光学“用”。咱们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郑观应明确提出来不能这么干，人家“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你光学洋枪火炮轮船水雷这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近代学习西方，日本学得比较彻底，包括1889年近代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甭管它多保守，也是近代亚洲的第一部宪法，日本是在亚洲第一个确定了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引自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刻自序》。 另外，对洋务运动进行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可以发现洋务运动得以兴起，原因在于一没内忧，大规模农民反抗运动刚刚被镇压。二没外患，列强忙于巩固既得利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中外各种势力暂时“和好”。而这时候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刚刚萌发，比较弱小，所以没有人反抗朝廷。随着列强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两次鸦片战争得到的利益，他们不再满足。农民反抗虽然被镇压，但是以后农民还要进行反抗，资产阶级随着力量的强大也会起来反抗，内忧外患只是暂时平息，洋务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为什么到1894年大规模战争又爆发了？列强已经不满足既得利益了，他们要瓜分世界，要资本输出，所以又爆发了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这个要求算是满足了，然后中外又是三十年和平，到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小日本又发起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近代史上这五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分三波。两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波，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是第二波，日本侵华是第三波。中间都是三十多年，给中国喘息的机会，中国发展就是利用这三十多年。中间为什么给你三十多年喘息的机会？帝国主义在巩固既得利益。 当然，抗日战争是很特殊的，因为后来英美用不着这种战争手段侵略中国，欧美列强用不着，小日本因为经济落后只能用这种手段，世界经济危机一爆发它没法摆脱，这次战争可看作是上一场战争得到的利益已经不能使它满足，它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这之间差不多都是三十年的时间。就像你吃完早点，需要时间消化，你不能早上起来油条煎饼豆浆鸡蛋牛奶吃个一斤多、二斤，8点刚来这么一餐，9点再让你来一顿，你就得哭了。你得12点来一顿，12点烧鸡烤鹅，再加几条鱼，一斤米饭又进去了，你再来就得晚上6点了。两次鸦片战争就是洋人的早餐，然后需要消化，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就是午餐，到抗日战争就是晚餐，最后小鬼子撑死算了，就这么一个意思。西方国家需要时间来巩固既得利益，咱们钻了一个空档。 学西方为何没富强？ 洋务运动最终没能让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它创办的近代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为主，不具备近代化企业的性质，或者说不是近代化企业。近代化企业是资产阶级企业，应该是商人办的，私人办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私人办企业大力扶持，国家可以半卖半送地把工厂给你。而大清呢？都是官办，甚至压制私人资本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就没法发展。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正五品，上班跟上朝似的，闲人闪开，肃静回避，厂长顶戴花翎去，工人上班不好好干，迟到了，给你50板子。 其次，力量分散，没有形成近代工业体系。洋务运动建的几个厂，就集中在长江中下游那些个有限的地方。要想建兵工厂，首先得有钢铁厂，要想有钢铁厂，资源得跟上，周围得有煤矿。如果兵工厂建起来了，机器全是从外国进口的，要是人家不卖给你机器，你这厂就开不了。有钢铁厂了，煤是从外国进口的，那就更扯了，所以洋务运动没有在中国形成近代工业体系。 再看洋务运动兴办的教育。洋务运动期间所开办的新式教育，只是培养了一些专门人才，没能建立起近代教育体系。出去了几批幼童，100多人还没学完就全给招回来了。后来陆陆续续派了一些留学生，比如说去英国学海军。但问题是，就出去这么一点留学生，绝大多数的中国读书人还在干吗呢？四书五经科举八股的还在干这个。所以没有形成近代教育体系。 严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翻译《天演论》的人。严复从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毕业，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他的学长，伊藤博文回来当了日本首相，严复一辈子最高做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这不属于官，无官无品，为什么严复不可以做官呢？学历不够啊，学历怎么不够？有的留学生是美国的博士，那白扯，你是中国的进士吗？博士管什么用，你连一个举人都不是你怎么能做官呢？所以这一帮留学生回来只能做事不能当官，回来的人还得捧起四书五经来，从头看从头考。能考上的估计也不多，你想他整天念英文，现在来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肯定有抵触情绪，只有做事的，很少有做官的。最大的官可能就是唐绍仪，后来做到清朝的外务大臣，民国首任国务总理，那个时候风气已经开放多了。一开始出去的一帮人都不行，没人搭理。 《天演论》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英国博物学家。《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 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工业和教育，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海军更是装装门面，是皇太后、王爷们的豪华大游艇。要知道海军最主要的作用是与敌人争雄于海上，整天在港口藏着没用。当然，洋务运动毕竟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引进技术，培养人才，刺激民族资本主义，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毕竟中国的厂子办了起来，国货卖出去，洋货就少一点。第3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 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就开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分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它能够为西方提供市场和劳动力，就也能为中国提供市场和劳动力，只要这事你愿意干。其次，受外商企业的刺激，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投资近代工业，不仅受外商企业的刺激，也受洋务派的刺激，他们一看这玩意儿能来钱，比土里刨食来钱快，所以他们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上海、广东、天津等地兴起资本主义工业，比较着名的有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继昌隆机器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继昌隆机器丝厂是纺织厂，贻来牟机器磨坊磨什么玩意儿？磨面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轻工业，这几个工厂跟前面洋务派创办的企业要分开了。名字怪不啦唧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都是由私人创办的，不像国企名头比较大，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你继昌隆机器丝厂，能代表广东吗？你们家开一个小饭馆叫中国大饭店，工商局绝对不给你注册，你叫北京饭店他也不给你注册。北京饭店在哪儿，在长安街上，回头你这儿一干扰，外国人跑你这儿来了，就不合适了。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产阶级采用西方近代企业管理模式，厂长不能拿鞭子抽人，敲板子更不能干。其实中国资本家也是人民大众，也是被压迫的，被谁压迫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座大山，它们也压迫资本家。不像在国外，资本家就是天老爷，中国不行。资本家都受压迫，所以他们有革命性。 而有产者总是希望维护社会稳定，“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造反者总是无产者，我怎么着都是死，所以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斗争吧，你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去斗争呢？我什么都没有啊，等死，死国可乎？资产阶级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社会稳定，当这个社会动乱的程度超过他们的忍受限度的时候，他们就往后撤了。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稳定一定是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有产者众，国家才能够稳定。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根本原因就在这儿。 一般欧美国家先有资产阶级后有无产阶级，中国正好相反，因为他们诞生在外商企业里。工人阶级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厂矿里也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深受压迫，所以革命性是最强的。这样，出身于破产农民的工人便和农民结盟，他们集中程度高，便于斗争。第4节 清朝、法国大角力 属国多，责任大 中国曾经也是个有很多属邦的国家。缅甸、安南、朝鲜、尼泊尔都是。我们对于属国抱有唯一的一点希望就是它们能来朝贡，我们不去干涉属国的内政外交，更不会有殖民通商的经济政策。这些属国同中国的关系也还不错，按时纳粮，请求册封，如此而已。而且但凡属国内部有叛乱，中国都会不计酬劳、跋山涉水前往摆平。所以，属国对于我们是拥戴的。 中国喜欢拥有自己的属国，是一种传统。因为中国文化的关系，古代圣贤君王，都追求使四夷倾心向往，然后散点钱财，传播一下文化。而这些国家多半就是我们的邻国，越南在我们的南方，朝鲜在东北，琉球在东南，它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边防线，属于国之门户，唇亡齿寒。 西方资本主义对清朝的侵略，除了直接攻打外，还有就是侵略属国。法国人侵占越南，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就开始了。 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因为湄公河不适合航运，把目光转向越南北部，并很快攻陷河内。越南无力抵抗，向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刘永福求助。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刘永福身先士卒，冒死冲锋，斩法军数百人首级，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后来，法军屡犯越南，并屡次向驻守越南的清朝军队进攻。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尽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刘永福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领导人之一，其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太平天国”失败后，黑旗军活跃于中越边境。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朝廷内部纷争不休。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多次要求朝廷采取抗法方针，曾纪泽还照会法国，极力维护宗主国地位，毫不退步。但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最终控制了局面。 左宗棠死不瞑目 1883年底，法军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法国舰队强行驶入福建水师的马尾基地，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 同年，法军侵占中国台湾，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清军统帅刘铭传审时度势，放弃基隆，集中兵力扼守淡水，击退侵略者。转而，法军攻占谅山，进犯镇南关。老将冯子材率部英勇抗击敌人，取得镇南关大捷。冯子材乘胜追击法军，清朝电令乘胜即收，并在1885年4月7日，宣布停战撤军。对此，张之洞奏请朝廷，延缓撤兵时间，以克河内。然而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致使中法战争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镇南关大捷 清政府在胜利的情况下，同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定越南条款》，对此，左宗棠内心悲愤不已，病死福州。在临终前，他留下这样的话：“唯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中国西南从此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第5节 甲午海战，蒙羞千重 挑事儿急先锋 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要求重新分割世界，加紧争夺市场，中国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还没有被瓜分的大国，拉丁美洲基本被瓜分完了，澳洲也没了，亚洲也几乎被瓜分殆尽，除了中国外，只剩下日本和暹罗。列强都对中国虎视眈眈。同治之前，列强实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在中国门户被打开后，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统一，美国中央政府消灭南方独立运动，恢复统治并加强统一。此时，东方帝国主义日本也已兴起。光绪年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的四面包围之中。 暹罗，现今泰国的古称。 在这种情况下，谁表现得最积极？日本。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强盛，可是其市场狭小，资源尤其匮乏。特别是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钢铁和石油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橡胶也依赖进口，当然它国内产一点铜，产一点很有限的东西。其本身3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森林覆盖率将近70%，几千万人口都集中在7.54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带，直至今天。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不是一点半点，大部分森林山地没有什么人。所以它极需对外扩张，它对外扩张的目标是中国和朝鲜。明治维新使日本脱亚入欧，与欧美列强共进退，失之欧美，取之邻国。日本当时也受欧美欺负，直到1910年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国力也不强于中国。但它就是敢赌国运，对中国发动这场战争。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西方列强为什么支持日本？日本独占中国，不会对西方列强的利益构成威胁？谁都想着瓜分中国，可中国毕竟不同于非洲，是史前文明时代，和拉美香蕉共和国也有区别，也不像当时的印度，很久没有统一过。中国即便到184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那么强那么大的国家，如果要去瓜分，就得考虑谁有这个实力。一口想把中国咬下，回头把牙硌掉了，怎么弄？这个时候，小日本“不揣冒昧”地跳出来，我来，我打头炮，西方列强当然求之不得，因为你们俩都是亚洲国家，都是黄种人，属于黄种人的内讧，对于基督教文明没有任何损失。你们来吧，既然日本愿意做先锋，帝国主义自然怂恿加支持，尤其是英国，表现得最积极。 此刻，“帝国主义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它们希望战争，尤其希望中华帝国对外战争爆发，因为这不但可以削弱这个帝国的国力，而且还可以检验这个帝国目前的抵抗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自中国务实的官员致力于洋务运动后，帝国的防务实力让帝国主义们有点儿摸不着底。只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帝国主义们并不希望日本人真的打胜，至少是不能让日本人获得圆满的胜利。因为如果这样，中国人给日本人的好处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中华帝国的版图和市场再大也是有限的。” 引自《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王树增着，海南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不宣而战搞袭击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兵，日军也趁机开进了朝鲜，挑起战争。当时的中朝关系，我们是宗主，朝鲜是藩属，是我们的属国。属国有难宗主出兵代为平乱，这是符合宗藩关系的。当然，这种关系完全不符合近代国际法，所以小日本说我不承认朝鲜是属国，称它是一个独立国家，你能派兵我也能派兵，清军进去2000，日军进去8000。清军一入朝鲜，迅速平定东学之乱，但是日军就赖着不走，蓄意挑起战争。 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后，朝鲜逐渐沦为殖民地。随着朝鲜国内社会矛盾加剧，1894年2月，东学党领导人全琫准领导农民起义，攻占古埠郡衙，活捉郡守。起义军攻占郡城后建立革命政权执纲所，提出“灭尽权贵”的口号。3月，农民军击溃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并乘胜前进。5月底，一举攻占南方重镇全州，起义浪潮席卷全国。 在明清两代，朝鲜与中国是宗藩关系。藩属国的国王继位，须经过宗主国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藩属国需定期向宗主国进贡；宗主国负有帮助藩属国维护统治秩序的责任。 中日甲午战争有陆战和海战，陆战主要是两场，平壤之战和辽东之战。海战是三场，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威海卫之战实际上是海陆都有，中日甲午战争首先是在海上打起。 黄海、丰岛、平壤战役属于第一阶段，战火没有烧到中国，辽东和威海卫就是在中国本土打的。首先爆发的是丰岛海战，因为日本增兵咱也得增兵，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舰掩护商船往朝鲜增兵，当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日本联合舰队三艘主力舰不宣而战，对中国发动了突然袭击。日军有备而来，我们毫无准备，因此广乙舰沉没，济远受伤。有说济远管带贪生怕死，贪不贪生、怕不怕死不好说，不死也得一块儿沉没，所以济远号撤退。这样，两艘没有武装的商船高升号、操江号就暴露在日军面前，操江号上官兵被俘。操江号比较小，是一艘木壳的老式军舰，原属南洋水师，后借调北洋用于通信和运输，配置官兵82人，船龄已超过20年，虽然也配备了5门火炮，但也只能勉强对付海盗而已，根本不可能作为对抗军舰的战船。操江号上面有20万两白银的军饷，也被日本缴获。高升号是中国租的英国商船，日本人挂出信号旗要求高升号投降，船上1000多陆军将士表示拒绝，用步枪射击日寇的军舰，然后放下小艇让欧洲籍船员离开船。日本人发射鱼雷把高升号击沉，1000多名陆军将士落水，800多人殉国。 甲午海战烈 丰岛海战是日本不宣而战，首先挑起了战争。丰岛海战第二天，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对日本宣战。第三天日本天皇也下了一道圣旨，对中国宣战，战争正式打起来了。在朝鲜境内进行的第一场战争是平壤之战。平壤是朝鲜的古都，仅次于国都汉城。清军14000人，日军16000人。日本人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但战争还没有打起来，清军统帅直隶提督叶志超就打算放弃平壤城，退守鸭绿江。总兵左宝贵是回族，坚决主张抵抗，说：“敌人悬军深入，正宜出奇痛击，使其片帆不返，不敢再窥视中原，今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 左宝贵守平壤玄武门，激战中，警卫劝他摘掉红缨帽，脱去黄马褂，那一身红的黄的跟交通信号灯似的，太明显，一看就是个高级武官。左宝贵说我穿这身衣服是激励士气，结果清军激励了，日军也激励了，发炮攻城，左宝贵亲自指挥重炮向敌人还击。在激战中，左宝贵腿上中了一弹，他很敏捷地用一块布包好伤口站起来继续鼓舞士兵作战。不幸再次中弹，以身殉国，平壤沦陷。叶志超一口气往北跑了500多里，连马都没下，过了鸭绿江，日军尾追进入了中国境内。 战场上的家书 几乎与平壤之战同时，北洋水师主力掩护陆军在朝鲜登陆，返航途中行至黄海，在鸭绿江入海口大东沟遭遇了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久已失修，舰桥被突然开火的大炮震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摔伤，信旗被毁。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是他只能鼓一舰士气，战斗刚开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指挥。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日吉野、高千穗等舰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舰身倾斜。吉野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 管带邓世昌下令撞沉吉野。致远舰向吉野号右舷高速撞去。日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枚鱼雷后，不幸为另一枚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牺牲。致远被击沉以后，邓世昌落水，他的随从刘忠抛救生圈给他，被他推到一边；左一号鱼雷艇赶来相救，他拒不上艇，并说：“吾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犬游到他的身边，先是咬住他的手臂不使他下沉，他将犬奋力推开，犬又衔住他的发辫，使他的头露出水面。邓世昌抱定与战舰共存亡的决心，毅然抱住爱犬，一同沉入滚滚波涛之中。 除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外，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也壮烈殉国。北洋水师当年曾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从综合力量上来看，不说强于日本的联合舰队，起码也应该是在伯仲之间，开战的时候北洋水师是10艘军舰34000吨，日本12艘40000吨。北洋水师两艘最大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远东第一流铁甲舰。 但北洋水师自从1888年成军以来到甲午年间，6年时间不但未添一舰，甚至未添一弹，船只也没有很好地维护。海军的钱，被拿去修颐和园了。这样一来，北洋水师老矣。当时军舰争雄于海上，主要是比航速和火力，火力主要是看射速。北洋水师的平均航速是15.5节，日本联合舰队是16.4节，联合舰队主力舰吉野舰的航速高达22节。另外就是火力，日本军舰的炮虽然比咱们小，但是它有68门速射炮，我们一门都没有。速射炮是新生事物。速射炮出现的时候，海军军费被拿去修园子了。 吉野舰本来是大清订购的，连订金都交了，最后没钱了不买了。英国看这一艘军舰砸手里了，皇家海军也不需要，就向日本兜售，打折卖给你，你要吗？日本多穷的国家，没有钱，明治维新是1868年，洋务运动是1861年，日本工业化晚于中国。没有钱怎么办？天皇捐了30万，那会儿的日元是银洋，不像现在的日元，30万合不了多少人民币。各级文武官吏、国会议员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捐出来，皇后把自己的首饰都献出来，以后就只能头上插樱花了。然后发行公债，老百姓踊跃抢购，甚至有日本女学生去卖身然后把钱捐给国家，就这么买的军舰。 日本是举国一致，君臣一体，上下同心，一定要把中国给打败。你再看咱们这儿，老太后拿着海军经费，过一个生日，用银700万两。700万两白银是一个什么概念？定远、镇远各是62.5万两，老太后过一个生日，北洋水师远东第一流铁甲舰能买11艘。老太后一个生日的花费再造一个北洋舰队都没有问题。慈禧太后做60大寿，翁同龢等大臣上奏请求寿诞从简，节约公众开支，补充前线军费，慈禧太后当即不悦：“谁要是令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要他一生不痛快。”四下当即噤若寒蝉。 再看军队士气。据说日本有一个小兵出征，他妈这么跟他说，这一仗打完了，我希望在靖国神社看见你，言下之意就是没指望你活着回来。平壤之战，清军的统领卫汝贵的老婆给他写的家信，被日本人缴获，登在日本军中的报纸上。卫汝贵的老婆给他写的家信是，老爷春秋60岁了，咱家有钱有地，上战场千万别玩儿命，勿挡前敌。你想这人指挥的军队，不是说枪炮不如人，根本没有精气神。人家打仗，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咱这可倒好，统领都打了一上战场就跑的主意，让当兵的给你玩儿命，开什么玩笑。 另据史料记载，卫汝贵治军不严，常纵兵抢掠，但在平壤之战中，他率盛军在西南战场作战，重创日军。平壤失守后，清廷以卫汝贵罪责严重，将其革职逮问。1895年1月，被斩于菜市口。 另有一种说法，此信并非卫汝贵家信，而是另一位清军将领的家信。 令人震惊的屠杀 一样都是洋枪洋炮，清军那会儿没有拿粪叉，刀矛弓箭都是爷爷辈的玩意儿，但还是不行。黄海海战中国5艘主力舰沉没，日本5舰重创。重创跟沉没的区别是重创的那个还能拉回去炼钢，咱们要炼钢得给它捞上来。我们的定远、镇远挨了200多发炮弹都没事，是不沉之舰，主力尚存。速射炮120毫米口径，打上没事。 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以及触礁后被毁的广甲五艘军舰。来远受重伤。 可朝廷不允许北洋水师继续出战，就此造成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敌。辽东之战，大清发祥之地，除了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抵抗之外，余皆一触即溃。这样，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制海权指交战一方在一定时间对一定海区的控制权。目的是确保己方兵力在海上行动的自由，剥夺敌方兵力海上行动的自由；保护己方海上交通运输的安全，阻止敌方的海上交通运输，使该海洋区域为己所用而不为敌所用。 辽东之战时，日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全城2万多人，被杀得还剩抬尸的36人。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在日军中观阵，被日本的暴行惊呆了，他给国内的报告中说，旅顺城内凝固的鲜血有一英尺（1英尺等于0.3048米）厚，到处都是残肢断臂。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英国人艾伦对这次屠杀有过描述： “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片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剖腹、挖心的事在当时的旅顺并不少见，多少无辜的儿童惨死在日本人屠刀之下，世界很多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令世界舆论哗然，日本不是文明国家吗？怎么能这么野蛮？日本为了掩盖罪行，赶紧把中国人的尸体收集火化，有人可能就剩一根指头了，哪找去？甭管是谁的往一块儿堆，骨灰装了满满七口棺材。这是什么概念，你看一个人往那儿一站那么大一坨，烧完了就一把。你想七口棺材的骨灰得有多少人？小日本有多狠！ 日本人在坟上插一木牌，上写“清国阵亡将兵之墓”。里面有将和兵吗？没有，将和兵都跑了，留下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日军除了一路奔东北而来，还有一路占领了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最突出的成果，打到这个份上打不下去了，只得屈辱求和。 虫子渴望吞大象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李鸿章以致命一击，也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是大国，有4亿人口，军队95万，打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日本是小国，军队只有29万，后方遥远，供应不便，干的是无耻的侵略勾当。可是最终清政府竟然失败了，日本上演了一曲小虫吞大象的荒诞剧。 大清政府，从来都是只记吃肉，不记挨打。清政府平定了国内叛乱，列强之间又相互争夺利益，暂时对中国无暇顾及。在签订《北京条约》后，清政府内部一些握有实权的官员同英法之间不再交恶，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几乎毫不费力地享受着既得利益，中国政治家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友善充满了感恩。对于隔壁小国日本，清政府基本没有放在心上。 小日本不知道哪根筋倔上了，几乎从没停止过打中国的主意。它很无畏，妄图以它弱小的身躯吃掉中国，吃下中国是它这辈子的梦想，不管肠胃是否能够消化。明治维新后，小日本资本主义得到飞速发展，可能是由于非良性的过快发展，加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产生了军国主义的变种。日本变得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1855年，日本有政治家提出要占领台湾岛、吕宋，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种思想竟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想。很快，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得到具体化，并形成文字，日本出台了一部《清国征讨方略》，详细写明了征讨的步伐。可怕的是，日本严格按照征讨方案，不动声色地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且几乎完全达到了目的。 清朝政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隔壁的邻居，不怎么富裕，还愿意倾家荡产花钱打仗。有好日子不好好过，动辄动武，盘算着怎样吃掉别人，不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小日本提防不够，是清政府最为失策的一步。对于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清朝，能够哄好西方列强不再炮轰，老佛爷就该在宫里暗自念阿弥陀佛了，更别说早做判断，提高警惕了。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小国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清政府跟洋人打了几次仗，便开始奴性十足。清廷实权人物慈禧太后、恭亲王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局面，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过于老到，他企图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毕竟对洋人的认识不够，对洋人寄予的希望过多，放松了自己的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延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人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没有国家愿意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这次失算了。 李鸿章自认为武器装备落后于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抱太多的胜算，主将尚且如此，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果然，在中日海战中，李鸿章主动放弃制海权，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李鸿章拱手相让。如此犹疑的战争心理，同小日本咬定中国不放松的决心，对比鲜明。 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第一，割三岛，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第二，赔款两亿两白银。小日本穷疯了，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是亿！以前我们也赔，几百万，上千万，到头了。日本张嘴三亿，不许还价。兔子成精，比老虎还厉害，这下李鸿章发愁了，这三亿从哪儿筹？ 李鸿章回旅馆途中被一个日本愤青给了一枪，日本愤青为什么要刺杀李鸿章呢？他认为他们能把中国灭了，凭什么跟李鸿章谈判，所以要一枪把李鸿章打死，让这个判谈不成，然后日本皇军就可以占领北京。哪一国都有愤青，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可恶，他在道义上占了一个制高点，替国家做决定。当时日本的愤青能知道国库里除了耗子屎什么都没有了吗？ 李鸿章的遇刺让日本政府非常尴尬，万一李鸿章愤然回国，这仗拖下去，就不太划算了。中国这么老大，什么时候征服完？几十年后它都没有能征服中国，甭说那会儿羽翼未丰满的时候。所以，日本见中堂受伤表示慰问赔款减一亿，你挨了一枪减一亿，李鸿章说那再给我两枪吧，再打我两枪，我值了，反正我七十多岁了，来日无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我自个儿去，再挨两枪得了。日本人当然不干，但因李鸿章挨枪，赔款从三亿减到了两亿。 李鸿章的无奈 李鸿章20多年训练的北洋水师，就因为这场水仗，葬送海底。此后的北洋水师，几乎完全蜷缩起来，望风披靡，不能再战。淮军声望，从此算完了。当时的舆论给李鸿章的压力很大，都说李鸿章昏庸误国，媚日卖国，更有甚者希望李鸿章以死谢天下。李敖曾经质疑，历史对李鸿章公平吗？ 我们一起同李敖回顾那段历史：“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日本马关当时叫下关，他们见了面，在日本的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方代表是伊藤博文，就是这张照片，我们也看到了李鸿章。”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代表中国签订城下之盟，这两位被西方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人物坐到了一起。李鸿章是青年伊藤博文的偶像，年轻的伊藤博文曾经在维新时期到访中国，对这位晚清政府中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最具世界眼光和担当的中堂大人满是景仰。时隔不久，这位后辈小生同昔年偶像再次见面，双方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伊藤博文提出来要台湾的时候，李鸿章谈都不跟他谈啊，你谈什么台湾啊，谈都不谈。可是形势比人强，我们看到当时日本人的口气，大家看看那几段伊藤博文跟李鸿章的对话，伊藤博文说，中堂，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就是说只有答应或不答应，YES OR NO两句话，你是答不答应？李鸿章说，难道不准分辩？我跟你辩都不能辩吗？伊藤博文说，你辩好了，但不能减少，我要的条件不能减少，随便你辩，可是不能减少。你想想这是什么口气啊！李鸿章是在这种情形底下跟日本的伊藤博文谈判的。”弱国无外交，国运如此，大清国国力弱到了极点，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被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非常无奈。 节略，外交文书的一种。用来说明事实、证据或有关法律的问题，不签字也有用印，重要性次于照会。 引自《李敖有话说3》，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1月版。 “我们再看后来对于台湾，李鸿章说如果不肯让，不肯割让台湾给你，又将如何？伊藤博文说，如果所让之地必须以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意思是说，你不给我台湾，我就要你山东了，我打到山东去了。做这个假设，做这个威胁。李鸿章有什么办法，是牺牲山东呢，还是牺牲台湾？”日本以深入山东并进入各省相胁，言外之意是你愿意牺牲台湾还是愿意亡国。李鸿章没有选择，他怎么会不知道合约一旦签下，自己的名节就将毁于一旦，死后仍得背负骂名。 同上。 “我们再看日本人吵着要办手续，就一个月。李鸿章说时间来不及，两个月吧。李鸿章说，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你看伊藤博文怎么说，伊藤博文说尚未下咽，饥甚。口中之物，我还没咽在肚子里面，我肚子饿得要死。你看这什么口气啊，日本的王八蛋。” 引自《李敖有话说3》，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1月版。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谈判，是一场羔羊与恶狼的谈判。李鸿章全无谈判的筹码，这位73岁高龄的老人，抱着争得一分是一分的态度，拼力力争，“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其实根本没有可商量的余地，李鸿章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耻辱的条约上，最后却不得不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使台湾跟祖国隔离。它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果说甲午战争以前，列强对大清帝国还有最后一丝敬畏的话，甲午战争之后这种敬畏就彻底没有了。甲午战争以前，我们打败仗都是输给英法。输给英法不丢人，全世界谁打得过英法？俄罗斯打不过，美国打不过，澳洲更甭提了，非洲还用说吗？拉美谁能打得过？拉美不是从西班牙、葡萄牙这“两颗牙”手里独立出来的吗？所以谁都打不过英法，我们输了也不丢人。现在被谁打了？日本，一千多年跟我们低声下气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大替矣。”中国这人就丢大了，中国在亚洲称王的时期也结束了。一千多年汉唐以来形成的以中国为亚洲中心的体系被颠覆了。甲午一战乾坤颠倒，日本国力不如中国，都能把中国打成这样，西方列强一看日本都行，咱哥儿几个别客气了，来吧，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特别是这一仗打完，台湾就出去了，1895年台湾被占领，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整整被日本占领了50年。这50年小日本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台湾人必须起日本名字，按日式的起居饮食，家家不能供祖先，要建神社，供日本的天照大神。每天中午老师带着学生向东京皇宫方向遥拜，学生的课本里面的世界地图，日本、台湾、朝鲜是一种颜色。扉页上都印着这么一段话，“大日本天皇陛下对本土人民、半岛人民、台湾人民皆爱若赤子”，就向台湾人灌输这种观念，日本、台湾、朝鲜是一个国家，都是天皇陛下的子民。 1945年，台湾的经济水平确实在中国是最高的，至少它50年没打仗了，内地一直在起义，在革命，在打仗，小日本在那里搞了经济建设。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台湾的民族认同感相当低，好不容易回来了4年，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到现在一眨眼60多年。从1895年到现在117年，这117年里面，台湾只有4年跟大陆连在一体，113年都分开，所以这种认同感需要慢慢找回来。台独势力这么猖獗，始作俑者是谁？小日本。如果没有这一次台湾跟祖国分离，能够闹台独吗？四川怎么不独立？北京怎么不独立？ 其次，巨额赔款，清政府无力偿还，不得不举借外债，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大清一年财政收入是8800万两，要给日本2亿两，后来赎辽东花费3000万两，威海卫赎城费150万两，8年还清，这一笔钱可就多了去了，到哪儿去找这一笔钱？只能跟洋人借。借洋债，跟英法俄德四国银行借了3亿两银子，拿到手的是2.65亿两，剩下的算回扣了，要还7亿两，还有很多苛刻的政治条件，还清贷款之前，铁路得列强修。这笔钱折合成日元是3.25亿，相当于日本4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也就是说咱们赔这一笔钱，3年不吃不喝，小日本可以4年什么都不干。当时正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日本急需资金，中国一下给了4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于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六强，与英法俄德美并驾齐驱了。 再次，开放通商口岸，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这次战争后，中国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个通商口岸。重庆已经是西南腹地，八年抗战时，国民政府就在重庆领导抗日战争。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闭关锁国，专限广州一口和恰克图一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南京、九江、镇江、汉口。中日《马关条约》又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且允许日本设工厂免收内地税。 最后，资本输出，在中国设工厂，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今天看得特别明显，巴黎春天百货商店，最好的耐克鞋也就是50多欧元，折合人民币400多元，法国人都不买。咱们这儿耐克鞋除非是十年前的款式，打完折也不是这价，这鞋都哪儿生产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结果中国卖得最贵，人家那儿极其便宜，二三十一双就很不错了，这个巨额利润都被洋人挣走了。咱们出口一双鞋挣2.3元，出口一件衣服挣3.51元，大部分的钱都让人家挣走。很多年前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9.99美元，2元从中国进的，运费1元，出口材料0.65元，等于中国做这么一个娃娃挣0.35元，大头都让人家给挣走了。最后还算咱们跟他们的贸易顺差，因为这个东西Made in China。你能找到美国生产的耐克鞋？开玩笑，那得多少钱一双？工人一年五六万美元，他做鞋多少钱一双，工厂得卖多少钱才够给工人开工资？咱中国劳动力极其便宜，几乎跟不要钱一样。倒退一百年，连那三块多钱你也没地儿挣去。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俄、德、法强迫小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友谊吗？不是，俄国想把中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它想要却被小日本给弄走了，俄国绝不答应。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跟着抗议。德国想占山东，也不愿意辽东变成日本领土，所以三国抗议。日本一看国库就剩耗子屎了，没法跟强国作战，那行，辽东我就不要了，但是给我钱，3000万两银子。俄国说我有功吧，我给你要回辽东，旅顺、大连归我了，强租25年，把辽东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结果老毛子不争气，十年后日俄战争战败，小日本又把这地儿给弄回来了，等于我们白花了3000万两银子，兜一圈，最后这地儿还是小日本的。九一八事变后更彻底，不光是辽东半岛，大清龙兴之地、太祖太宗陵寝所在，都成日本领土了，要是我们要不回来，扫墓得申请签证，给祖宗上坟去不了，可怜。 清政府无能，台湾人民有种，台湾人民自发进行了保卫战，前后五个多月大小百余仗，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比甲午战争当中清军打死打伤的日军都多。日军主力部队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消灭，近卫师团和日本的二、三、五、六师团，并称日军的五大主力。近卫师团在这一仗被消灭了近一半，以后历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出动过，只保卫皇宫。近卫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明治天皇的叔叔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击毙，第一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也被击毙，近卫师团死了一个中将师团长、一个少将旅团长，这个师团长还是皇叔刘玄德一样的人物。但可惜没能保住台湾。第6节 老佛爷掐断了变法的路 维新人士十大论条 甲午战争中国损失太大，面子上也过不去，梁启超先生讲：“华夏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这一仗可把中国人打醒了。我们为什么败给小日本，有人开始琢磨，因为我们的变革没有触及根本，小日本除了人种不能变，其他全变了，完全西化。咱们是弄一点皮毛，“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得，现在火器跟人家一样了，还干不过人家，而且干的还不是欧洲，是它的学生日本，跟老师打就更打不过了。这样一来，中国人认识到，制度也得变革，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被破坏，大量的劳动力市场涌现，朝廷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政策——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改变，与世界潮流接轨，资产阶级活跃异常。 19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出现早期维新思想。王韬、郑观应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文化上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政治上实现君主立宪，突破了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只是就事论事。 有行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位，他们的思想为变法做了理论准备，主要行动是： 第一，开办学堂，即广州的万木草堂。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涉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 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其中的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封建教育，但他的目的则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发愤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体育方面，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康有为编着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宣传今文经说，鼓吹变法维新。起初学生不满20人，后增至100多人，培养出了一批着名的维新变法人才，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1894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学堂一度停办。1896年后又有短期讲学活动。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承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第二，康有为把西方政治资本主义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奠定了资本主义维新派进行变法的理论基础。 第三，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指明变法有四条途径：“其一，像日本，自变；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主张学习日本，迅速变法，避免印度、波兰那样亡国的命运。 第四，发动“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1895年，李鸿章跟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签完字之后需要两国的皇帝批准，加盖玉玺，用玺之后才能生效，当时日本给的期限是10天。消息传来，康有为正好在北京参加会试，联络各省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给皇帝上书，康有为在北京南城杨椒山祠写就的上书里说：“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听说日本要赔两亿，我们上至老佛爷，下至小百姓，勒紧裤腰带三年不吃才能给它。要是向洋人借钱，不晓得几时能还清，这是死路一条。要是这两万万自个儿花多爽，你赔它干吗？所以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 拒和就是拒不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提议迁都到西安去，那个地方离大海远，周秦汉唐历代兴王之地，小日本登陆一定到不了那儿。练兵，练20万精兵，拿2亿两银子练兵、买武器，跟小日本再决一死战。变法，“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康有为引经据典，说《易经》里头说了：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也说了，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要是祖宗的法不能变的话，那么世祖何尝没有变太宗皇帝的法？要是用八贝勒的旧法治天下，那我清朝怎能够长治久安呢？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到最后亡国，与变法而使宗庙得以继续，孰轻孰重，孰得孰失，皇上必能分辨的。康有为用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的例子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这一封上书，皇上是看不到的。朝廷的法度是京官四品以上，地方官三品以上，才有权上折子。否则全国那么多官员，人人给皇上上折子，皇上不得看吐血？清朝每一代皇帝有这种专折奏事权的官员就300多个人，300多人一天给皇上上一折子，300多份折子皇上从早看到晚，你老百姓上折子那不可能。通政使司衙门拒绝代奏，所以皇上没看到。但是此文在报纸上一发表，康、梁火了，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一夜爆红，名震天下。 第五，创办《中外纪闻》。《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登载一些格致有用的书，探讨万国强弱的原因，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后来，这份刊物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期刊，其前身是《万国公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编，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该报的出版使广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渐知新法的好处，为改良派政治团体的建立和改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格致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命题，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 汪大燮（1860-1929），原名尧俞，字伯唐，原籍安徽黟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后考入总理衙门章京，以明敏谨慎着称。辛丑和议时，沙俄妄图在山东享受特别权利，汪上书陈述利害，被清廷采纳，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1914年，汪任教育总长，明言废除“中医”之举，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掀起废中医之议。1917年，汪任代理国务总理。同孙宝琪、钱能训合称“三老”。晚年致力于红十字会慈善事业。 第六，成立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或译书局。入会者众多。袁世凯曾捐银入会。帝师李鸿藻、翁同龢等予以支持。李鸿章也愿捐银2000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不好，遭到拒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强学会。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立即南下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倡导维新变法。强学会之后，各地也纷纷组织会社，有湖北质学会、广州圣学会、湖南南学会、广东粤学会、苏州苏学会、陕西味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等。强学会已具有现代政党的雏形。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积极投入山东、山西的救灾活动，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在上层人士中间，曾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他主持广学会达25年，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通过译介西学，出版刊物，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他参与了戊戌变法，被维新派视为精神导师。李提摩太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经常参加中国和列强间的斡旋活动。另外，他还热心中国的教育，创办了山西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1916年，由于健康原因，李提摩太回到英国。着有《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第七，同封建顽固势力论战。论战中的封建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论战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中心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同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是近代史上维新与守旧的论战，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第八，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迅速变法。康有为跟皇上讲，说现在是“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自台湾割让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既无强邻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瓜分豆剖，这个时候渐露机芽，德国能占胶州湾，法国就能占广州湾，英国就能占威海卫，意大利都想租三门湾，中国面临被瓜分，面临着严重的外患。 同时，老百姓内乱，要造反了，所以面临着内忧外患，皇上需要迅速变法。在上书中，康有为围绕召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进一步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亲自主持大计，宣布变法，是上策；召集有才能的人，共商变法的具体方案和步骤，依次推行，是中策；责成督抚在各省实施新政，是下策。当时康有为中了进士，授官六品工部主事，闲衙冷曹一个小官，皇帝见他不符合规矩，但给了他专折奏事权，你虽然见不着我，你可以给我上折子，你不是让我变吗，咱们怎么变，大变？小变？所以康有为给皇上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 第九，1898年，康有为起草《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在这份折子里，康有为写道：“今天世界上的守旧国家，没有不被分割，不亡国的。被人家割了土地被人民推翻的有波兰；有捞权捞利被举事而亡的缅甸；有亡尽土地，人民还是人民，国家不过徒有虚名的越南；有收利权而后亡的印度；有自己握其权利而慢慢被分割最终亡国的土耳其、埃及。我朝今天没有士，没有兵，没有粮饷，没有船只，没有军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只要听到洋人一声命令，任凭取之。虽然形式上没有亡国，实际上国已经不存了。以后会是怎样，我不忍心说。看世界各国，都以变法而自强，守旧而亡国。以皇上的聪明，看各国的形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还进一步分析，“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与改革，势实难行”，所以主张“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设立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康有为在机构设置上的提法让陈旧的中国耳目一新。康有为对当前一番形势的分析，看得光绪皇帝很害怕，想想也有道理。老康的话句句说进了皇帝心里。 第十，成立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保国会。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时已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组织。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大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力挺康有为，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劾奏，但未被查禁。 这里保教的“教”，特指儒家思想。 多个敌人少条路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体系对中国思想界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国是”则指国家大计，国家的指导方针、理论基础、方针政策。《定国是诏》是光绪帝颁布的改革纲领。 诏书中说，数年以来，中外明主，讲求时务，多主张变法自强。我今天在诏书中说的，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都是经再三审定，觉得成熟以后才打算实施的，但这毕竟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对它的评论肯定是莫衷一是。有的人老成忧国，以为必须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新法必当摒除。试问今日时局都这样了，国势是这种状况，如果仍用不练的兵，有限的钱，没有实学的人，在强弱明显、贫富悬殊的情况下，能对抗外夷的坚船利炮吗？国家大计要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最终的结果肯定就是门户纷争，相处如同水火，走宋朝、明朝的老路子，对于状况的改善一点用都没有。最后皇上对众臣给予了很高的希望，希望各王公大臣努力向上，发愤图强，用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多多务实，改变空谈的流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要只学皮毛，空说大话，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颁布诏书时仪式十分隆重，历史上称为“金凤颁诏”。在进行颁诏仪式时，工部要预先在天安门正中垛口设置备有黄案的宣诏台，并准备好“金凤朵云”，金凤朵云是漆成金黄色的木雕凤凰和雕成云朵状的木盘。捧接诏书的官员和宣读诏书的官员衣冠楚楚，恭候在那里。诏书放在太和殿黄案上，皇帝盖上玉玺后，经过一套繁琐的礼仪，由礼部尚书用云盘承接诏书，捧出太和殿，暂放到午门外的龙亭里，然后在鼓乐仪仗的引导下，抬到天安门城楼上，再将诏书放在宣诏台的黄案上。宣诏官登台面西而立，宣读诏书。这时，只见天安门下金水桥南，文武百官按官位序列，依次面北而行三跪九叩大礼。 清朝的工部主管兴修水利、主要的土木建筑工程。 诏书读完，由奉诏官把诏书卷起，放在木雕的金凤嘴里，再用彩绳悬吊金凤从天安门垛口正中徐徐放下。城楼下早有礼部官员双手捧着朵云样的盘子，等在那里，这样，金凤嘴中的诏书也就落在云盘中了，此举称为“云盘接诏”。 接诏后，诏书仍要放回天安门前的龙亭内，然后由黄色伞盖、仪仗、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抬出大清门，送往礼部衙门。这时，礼部尚书早已从长安左门快步回到礼部衙署门前跪迎诏书，并将诏书恭敬地放在大堂内，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用黄纸誊写若干份，分送各地，颁告天下。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戊戌变法开始。 引自《近600年历史的天安门》。 政府准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汰冗员，废除旗人特权。官民上书言事是好事，皇上就靠300多人向他汇报外面的情况，他基本上两眼一抹黑。光绪皇帝并非庸君暗主，就是胆小懦弱一点，也算得上是少年早慧，受过良好的教育。结果他让人蒙成什么样？皇上平日一天吃6个鸡蛋，一个鸡蛋是3文到5文铜钱，结果内务府给他报账说26两银子一个，你一天吃6个，就是156两银子。一两银子是2000多个铜钱，156乘以2000，然后除以3或5，算算能买多少个鸡蛋？这鸡蛋打碎了皇帝能在里面游泳。 皇帝一天吃这么多鸡蛋，却连鸡蛋多少钱一个都不知道。老师翁同龢给他上课，皇上说话了：“翁师傅，这个鸡蛋特别好吃，稍微贵一点，你们家吃得起吗？”翁同龢自然知道这是太监捣鬼，他不能说破：“我们家吃不起，祭祖宗时拿一个鸡蛋模型摆一摆。”结果皇帝召见外省官员就出事了，外省官员不明就里，“朝臣待漏五更寒”，皇上早早地跟他谈完了公事聊聊家常吧。 “卿这么大早就起来上朝，吃早点了吗？” “吃了。” “你早点吃的什么？” “臣家贫，只鸡蛋三枚而已。” 皇上一听就晕了，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敢吃三个鸡蛋，一顿早点，70多两银子你干进去了。这个官可能当过京官，一看周围太监脸色有变，狠狠地盯着他，他明白是太监捣的鬼，便说皇上你吃的是超市里面的无公害鸡蛋，我这是早市里的臭鸡蛋，便宜。皇上说原来是这样，皇上不能吃臭鸡蛋。 准许官民上书言事，民间疾苦就悉入龙眼了，这是好事。取消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特权，这也是好事，但问题是有相当多的人要跟你玩儿命了。日本明治维新，不是减人而是增加人，原来的地方大名这时候让你做藩知事，但是别掌实权，一切待遇不变，武士的俸禄由国家出，你最起码要让他活得下去，生活水平还比原来好一点，就像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你得有赎买政策。戊戌维新倒好，从明天开始你下岗了。我除了当官什么都不会，你让我下岗，我不跟你玩儿命怎么着？旗人是不应该寄生，问题是旗人是大清的根基。你不给他钱粮，他们就全上颐和园找太后出来主持公道，这样无形中就制造了很多对立面。 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编制预算决算，设立邮局。 军事方面改习洋操。洋操不是广播体操，是用洋人的操练方法。打仗得匍匐前进，别背着洋枪摆八卦阵，没用。诸葛武侯传下来的，诸葛六侯也没用，一炮就轰烂了，你该匍匐前进得匍匐前进，然后一二一齐步走，你得这么练洋人的操练方法。要是每个士兵后边背一杆旗，你不是有毛病吗，唯恐人家发现不了你？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的北大，中小学堂就是中学小学。废八股改试策论，这事又大了，读书人十年寒窗准备，一朝临考，你通知我不考孔子孟子改考原子电子了，我跟你拼了。谁会那个？变法的措施，给变法者树的对立面太多，好是好，未考虑周全。 维新变法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只是这些人在中国少之又少。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代表人物严复曾说过，中国守旧和维新的人是1000：1。可能连这个比例都不止，那维新变法肯定要失败。 老佛爷发怒了 光绪皇帝支持变法，一方面是不甘心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也想将权力从慈禧手里拿回来。慈禧26岁守寡，掌权48年，心理变态，陪伴她打发漫长岁月的是权力。慈禧善于玩弄权术，1861年，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便联合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除掉八位顾命大臣，宣布垂帘听政。1873年，同治帝下旨重修圆明园，第二年，工程全面铺开，内外重臣都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恭亲王也屡谏阻止。同治帝大怒，降恭亲王为郡王并撤去其一切职务。第二天，慈禧出面，加恩赐还恭亲王一切爵位，从此以后，恭亲王对慈禧更加俯首帖耳。 慈禧的亲儿子同治皇帝被她活活逼死了，怀有四个月身孕的皇后也被她冷言冷语千般虐待自杀身亡。从理论上说，应该由比同治皇帝低一辈的人继承大统，如此一来，慈禧晋升太皇太后，无法垂帘听政。所以她坚持立当时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就是光绪。光绪性格懦弱，但天资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直想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却苦于无力摆脱。 垂帘听政图 清朝的冲灵之主继位，应该是14岁大婚，世祖、圣祖都是这样，圣祖康熙14岁大婚，继而除鳌拜，大婚就表示已经成年。而光绪帝眼瞅着19岁了，还不让大婚，其实就是慈禧不愿意放权。群臣议论纷纷，慈禧没辙了，只好下令光绪大婚，然后自己撤帘归政。于是八旗秀女全来参加选秀，经过初赛、复赛、决赛，最后闯进决赛的五个女孩，即慈禧的亲弟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在体和殿等待太后跟皇上面试。 皇上拿着玉如意递到谁手里谁就是皇后，给荷包的就是嫔妃，给50两银子的，就是给你报销往返机票走人。太后就说：“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皇上回答：“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持令其自选，皇上看中了巡抚德馨的长女，拿着玉如意奔向自己的梦中情人。走到半路脑袋后面一声暴喝，皇帝回头一看，太后满脸怒容冲都统桂祥的女儿努嘴，都统桂祥是光绪的亲舅舅，他的女儿是光绪的表姐，比光绪大三岁。慈禧冲叶赫那拉氏努努嘴，给她！光绪万般不情愿地把玉如意交到了自己表姐的手里，这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叶赫那拉氏相貌平庸，且含胸驼背，和“靓丽”二字不沾边，且已21岁，比光绪帝还年长3岁。在光绪看来，表姐当妻子有点接受不了，而且隆裕的长相又难如人意，不选其为后也在情理之中。但隆裕是慈禧指定的，光绪再不愿意也不敢违背太后懿旨。大婚当晚，光绪自个儿回养心殿，把皇后扔到坤宁宫，两人感情一直不好，夫妻失和。 慈禧将侄女立为皇后，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首先皇帝的后妃，尤其是皇后，与皇帝的关系最为密切，对皇帝的想法有特殊影响力。将自己的侄女立为皇后亲上加亲，而且这样做无异于在光绪身边安置了一个最忠实可靠的耳目和密探。其次，同治帝选后的失败对她的教训很大。慈禧与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有矛盾，甚至导致母子不和，慈禧自然不愿让历史重演。 婚后，慈禧太后跑到颐和园幕后操作，光绪一直耿耿于怀，变法要不跟太后打招呼也不合适，于是去找太后。太后对光绪醉心于新思想早有耳闻，老太后沉得住气，只要大清国号不改，辫子不剪，别的我不管你，变去吧。光绪傻傻地变，这一变把底下人都得罪了。六部堂官好几十人，成群结队往颐和园跪，请太后出来，太后一出来光绪就没戏了。 据说皇上被囚禁前，多次密诏让康有为等人来救，谭嗣同智慧火花一闪而现，找袁世凯。干吗要找袁世凯呢？变法初期，袁世凯在训练新军，表现出对变法极大的热忱，还捧过光绪帝的臭脚，骗取了维新人士和皇帝的信任。维新人士冒死一搏，想争取袁世凯的新军同老佛爷最后一战。搁咱们谁是袁世凯，咱都毫不犹豫地把他给卖了，因为你找我本身就把我给搁进去了，你让我7000新建陆军打北京，围颐和园，杀太后，太后跟皇上谁腿粗我拿脚指头都能想得明白，我干这事，开玩笑吧。我绝对不能干，搁咱谁也不会干这事，所以这一帮人就是书生误国。慈禧太后后来说，康有为要想变法干吗不找我？谁有权啊。太后有权你找皇上，人家娘儿俩的事，你说你两姓旁人搅和这浑水干吗？你还找袁世凯，袁世凯连犹豫都不犹豫就把他们给卖了。 太后一听有这事，成。维新变法百日后，百官上朝，宝座上是满面怒容的老太后，皇上坐在边上的小马扎上。太后说你看我春秋已高，六十多了，本不打算干预朝政，这皇上闹得太不像话了，一帮老臣劝我以江山社稷为重，我不得不出来。随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老太后到底还是个文化人，保留京师大学堂，其余被废。 瀛台是一个岛，四面环水，有一个吊桥，民国的时候修了石头桥。每天上朝的时候吊桥放下来，或者太监划着小船把皇上接到岸上，抬到养心殿往宝座上一搁，一言不发。慈禧太后说完了，看他一眼，皇帝你看呢，皇上赶紧站起来，亲爸爸说了算。光绪在瀛台，戴皇冠做了十年囚徒，那岛是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政治犯监狱。 皇后说我照顾你。住在这个岛上，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十年的时间，除了跟着皇太后上西安，那时候八国联军打过来了，不跑不成，剩下的时间就在那个岛上，看看《三国演义》，越看越郁闷。然后锻炼身体，射箭，箭靶子画一个大王八，写上袁世凯。 老太后收拾完光绪，接着收拾怂恿变法的一群人。谭嗣同要跑是可以跑的，但他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无人为变法流血，此国运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我要以颈中鲜血唤醒国人，而且告诉梁启超：“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你说一死酬圣主容易啊？还是逃到外地将来东山再起容易？当然是你难我容易，一死酬圣主，颈中鲜血唤醒国人。但国人能被你的血感动吗？开玩笑。你咔一刀被砍了，鲁迅说得好，拿着馒头蘸血吃，我管你是为什么死的，你的血能治病，这是典型的国人。你看所有留下来的历史照片，杀人的时候，老百姓围观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好玩儿。为什么要在菜市口杀人，繁华啊，闹市啊，老百姓娱乐一下，占个座啊，给我买爆米花我给你占一座，多好玩儿。你想让自己的死感动别人，根本不可能，所以死了几乎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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