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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明朝-11

作者:黎东方 字数:21258 更新:2023-10-08 21:58:16

守备四人——张文瀚、鲁承恩、祁谋、韩尚忠。  俺答在最后受封,与明廷言归于好,是在穆宗隆庆年间,张居正当国之时。  张居正于穆宗隆庆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到了隆庆二年十一月,便有宣府总兵官马芳,连败俺答于长水海子及鞍子山的胜利。次年正月,大同总兵官赵岢又大败俺答于弘赐堡。四年四月,俺答攻大同与宣府,均被马芳与赵岢挡住。 半年以后,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带了部下阿力哥等十人,到大同来投降。巡抚方逢对予以接受,报告总督王祟古。王崇古向明廷建议,封把汉那吉以官爵,让俺答知道,如果俺答肯归顺,便叫他把赵全等九个汉奸捆了送过来;如果俺答不肯归顺,便说要杀他的孙子把汉那吉,来恐吓他。  明廷批准王崇古的建议,封了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以下十人也分别封了千户等等官爵。  把汉那吉为什么离开了俺答,向明朝投降呢?因为,他的未婚妻“三娘子”被俺答霸占了去。论辈分,这三娘子还是俺答的外孙女呢。  在把汉那吉降明受封以后,俺答约集了各部人马,大举压境,见到明方有备,便派了一个使者来见王崇古,王崇古也派了一个翻译官鲍崇德去答拜,把归顺的利与不归顺的害,向他说明。  俺答听了,很高兴。他向鲍祟德说:“我本不想作乱,是赵全等人教我的。倘若皇帝封我为王,镇守北方的各个部落,有谁再敢作乱呢?我死了以后,我的孙子继位受封,衣食仰给予中国,也不会忘恩背德的。”  王崇古把交涉的经过报告明廷,同时也提出具体的封赏与贡市的办法。明廷照王崇古的办法实行,于隆庆五年三月封俺答为“顺义王”,他的部下与儿子等人,如昆都力哈(老把都)、黄台吉、宾兔台吉等十人,那木儿台吉等十九人,打儿汉台吉等十八人,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恰台吉等二人,都分别授了官爵。昆黄二人,授为都督同知,宾兔等授为指挥同知,那木儿等授为指挥佥事,打儿汉等授为正千户,阿拜等授为副千户,恰台吉等授为百户。到了秋天,俺答的哥哥吉能,也被授为都督同知。  赵全等九个汉奸,都已经在隆庆四年十二月被俺答捆了送来,斩首。把汉那吉也被明廷送给俺答;祖孙二人晤面以后亲爱如旧。  入贡的办法是,每年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其中许六十人进京,其余的只准留在边境等候。所贡的马,每年以五百匹为限,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给予马价,准许贡使以所得的马价购买缯布等项物品。互市的地点,除了陕西三边原有的以外,指定大同市场在左卫威远堡的边外,宣府的在张家口边外,山西在水泉营边外。互市的时期,定为每年以一个月为限。互市的物品,在蒙古人的一方,可用金、银、牛、马、皮张、马尾;汉人的一方可用绸缎、布匹、铁锅、铁釜。市场由明军五百人保护;蒙古兵可以驻三百人于市场之外。从此,俺答不再扰边。明朝的西北方得到安宁,直至他的另一孙儿撦力克之时。    八五、乞庆哈、力克、卜失兔  俺答在万历十年去世,他的儿子黄台吉继位,袭封为“顺义王”。“黄台吉”三个字,正如清朝顺治皇帝父亲皇太极的名字一样,是“皇太子”三个字的译音:从汉文译过去,又从蒙文译回来,走了样。黄台吉的本名,可能是“乞庆哈”。《明史·鞑靼传》说他在受封以后才改名为“乞庆哈”,可能是传闻之误。  乞庆哈在位三年而死。儿子撦力克袭封。三娘子于俺答死后,曾再嫁给乞庆哈;乞庆哈死后,又嫁给了撦力克。这是当地的风俗,并不足怪。她一向主张对明廷保持和平,明廷很感谢她,封她为“忠顺夫人”。  撦力克管不住自己的部下,包括他的一个孙儿卜失兔。他因事离开了河套之北,到西边去出巡。他的部下,在河套的庄秃赖,与他的孙儿卜失兔便骚扰起甘凉洮岷与西宁了。明神宗大怒,在万历十九年停止对撦力克的赏赐与互市。八个年头以后,明神宗才对他恢复了赏赐与互市。  撦力克在万所三十五年去世,诸部各不相下。到了万历四十一年,明廷才封卜失免为继任的顺义王。这时候,卜失兔已经对明廷表示服从,而且娶得了三娘子为妻。  三娘子嫁了卜失兔不久,使因老病而与世长辞。  卜失兔虽则受封为顺义王,而仍无统驭诸部的力量。他仅能驻牧于山西大同之北,割据一方。到了崇祯元年,东边的博迪一系君主所统辖的蒙古人,在林丹呼图克图的指挥之下向西发展,把卜失兔及其直属部落击溃。卜失兔逃奔到河套以内(黄河以南)苟延残喘。  他在何年去世,由何人继位,《明史》并无交代。蒙古人自己的史料《黄金史》与《蒙古源流》,也没有交代。我们仅仅知道,在他以后,不再有什么“顺义王”而已。  他的父亲是谁,我们也无从查考。其实,他是不是撦力克的孙儿,也是问题,只是《明史.鞑靼传》作了如此记载而已。  他可能是撦力克的儿子,或兄弟,或堂兄弟。总而言之,史无明文。  从俺答到卜失兔,均不是整个北元的正统君主。正统君主是博迪、达赉孙、图们、布延、林丹呼图克图;亦即《明史》上的卜赤、打来孙、土蛮、白言台周、虎墩兔。    八六、图们可汗  达延汗死时,由于长子图噜·博罗得先死,图的儿子博迪·阿拉克(卜赤)年幼,整个北元的领导权落入达延汗的第四个儿子,亦即俺答的父亲巴尔苏·博罗得之手,虽则巴仅是一个济农(“吉囊”,副王)而已。  博迪.阿拉克成年以后,就可汗之位。然而他所能控制的,只限于左翼(东边)的三个万户;作可汗也只是作了四年。  他的儿子库登可汗达赉孙(打来孙),据《明史·鞑靼传》说,本来驻牧于宣府塞外(张家口的北边),因为畏惧俺答的兼并而向更东的地区移动,移动到辽河上游,收福余(扶余)杂部。这就与泰宁及朵颜二部接壤了。  达赍孙在位九年。死后,他的儿子图们可汗,给了明廷以极多的麻烦,从嘉靖三十七年闹起,一直闹到了万历初年。明廷的君臣称他为“土蛮”。  最厉害的一次,是在隆庆元年。他在九月二十一日穿进长城,由蓟州转掠卢龙、昌黎,到了抚宁,才被总兵官李世忠挡了一阵。明廷宣布京师戒严,戒严到十月初五,他退出长城之时。 他同泰宁卫的部长速巴亥与炒花,朵颜卫的部长董狐狸与长昂,都连在一起。这泰宁与朵颜,加上福余,原是明成祖所设置的三个羁縻卫,称为“大宁三卫”,亦名“兀良哈三卫”,而讹称为“朵颜三卫”。朵颜位于热河东南,泰宁位于辽宁的西部,福余位于辽宁的北部。  图们可汗有两个弟弟,叫做大委正与小委正;一个叔父,叫做黑石炭;两个堂兄弟,叫做煖兔与拱兔。这五个人,都是很活动的分子。图们可汗的儿子也有好几位,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卜言台周,便是其后的布延可汗。  在明神宗万历初年,图们可汗闹得最凶。明廷幸亏有李成梁与戚继光,才守住了东北边疆。否则,便会在万历三年失掉沈阳,在万历四年失掉锦州义州,在万所五年失掉耀州,在万历七年失掉海州(海城),在万历八年失掉松山杏山,在万历九年失掉广宁(北镇)或辽阳。  速巴亥在万历十年于义州镇夷堡之战,死在李成梁部下的参将李平胡与苍头李有名之手。  图们可汗死于万历二十年。到了万历二十五年之时,他的儿子布延可汗(卜言台周)与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对垒,用埋伏击杀了李如松。    八七、林丹·呼图克图  布延可汗的儿子,林丹.呼图克图,被明人称为虎墩兔。他即可汗之位,在万历二十七年,去世于崇祯七年。关于他的事,我们不妨现在一口气地说下去,论次序,原应等到说了嘉靖隆庆年间其他的事以后。  “呼图克图”这个名词,原意是活佛。(林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正如俺答在其晚年一样。)明人省掉了“林丹”二字本名,而把“呼图克图”缩成了“虎墩兔”,可谓匪夷所思。这还算是客气的呢。普通,在官方文书上,只称北元的君臣人民为“虏”。虏这样,虏那样,不写出对方君主或将帅的名字,不仅蒙胞读了会生反感,我们汉人读了也觉得刺眼。这一方面,显出明人的小气;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人对北元的内情茫无所知。知己而不知彼,焉得不败?况且,明人连自己的国力与兵力也同样地不知! 林丹·呼图克图给于明廷的打击,虽不如图们可汗之甚,却也够受。最凶的两次,似乎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与四十三年。在四十一年,他与泰宁卫的炒花“三犯辽东”;在四十三年.他“掠义州,攻大安堡,兵民死者甚众”。  林丹和明廷的关系,发生在万所四十七年。这一年,努尔哈赤灭了叶赫,杀掉叶赫的君主金台什。金台什的孙女是林丹的媳妇。于是,努尔哈赤与林丹之间也结了仇。明廷见到有机可乘,便拉拢林丹,给林丹四千两银子表示好感,请他联络炒花等人,与明方一致,共同对付努尔哈赤。次年,明光宗泰昌元年,银子加送到四万两。林丹也正式宣告,此后要帮助明,对付努尔哈赤的金(后金)。  泰昌四年,为了林丹的一个亲属歹青,被明方的边境人民杀了,银子增加到“每年”一万三千多两,称为“偿命银”。这一年,炒花为后金击溃,他的残部有一半都归入了林丹属下。  崇祯元年,林丹攻破了哈刺嗔(喀喇沁),又攻破了卜失兔所统率的一部,与白言台吉所统率的一部,势力顿形庞大,便对明廷翻脸,向宣府大同之北的长城进攻,明廷把“赏银”增加到每年八万一千两,和他讲和。但是,次年他又“拥众至延绥红水滩,乞增赏,未遂,即纵掠塞外”。这一次,他被延绥的总兵官吴自勉赶走。不久,他竟然转到后金的一边,帮助皇太极攻打龙门。但是,他大吃后金的亏,后金不仅不领情,而且击破他的兵。崇祯六年,他撤出在热河的部众,向西逃。崇祯七年,他死在中途。崇祯八年,他的儿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在上都被后金的兵追到,只得投降,献出元顺帝当年从大都带走了的秦始皇帝的传国玺。    八八、倭寇  倭寇的入侵,在洪武年间便已开始,但到了嘉靖之时,才成为严重的祸患。  太祖称帝以前.便已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领了倭人来骚扰沿海。太祖在洪武二年三年,先后派了杨载与赵秩前往日本,质问当时的世袭宰相足利良怀。良怀派了一个和尚祖来,作为使臣,向太祖称臣纳贡,送还明台二州被掳去的男女七十余名。就在这一年,温州又来了倭寇。次年,海盐、澉浦,与福建的沿海几处地方,也来了倭寇。其后,良怀常常派人来进贡,太祖也常常拒收他的贡,倭寇也照样常常来,不过人数皆不甚多。太祖在洪武二十年命令周德兴与汤和在福建、浙江的沿海,造了几十座防倭的城,市置了六七万兵。倭寇敢来的,便较前更少了。  实际上,这些倭寇并非良怀所派遣,亦非良怀或他的世袭的宰相足利义满所能防止。割据各方的藩镇,想怎样便怎样。那不属于藩镇的“无主武士”(浪人)更是无拘无束的极端自由的分子。况且,所谓倭寇,有十分之七八是华人!  足利义满在晚年改名“道义”,复姓源(足利氏本为源氏的一支)。他在永乐元年向明成祖上表进贡,受到成祖的优礼。次年,他捕杀了对马台岐等岛的若干海盗,于水乐三年派使臣押了二十名解到南京。成祖不收,叫使臣将这二十人带回本国,自行治罪。使臣走到宁波,于上船以前,用蒸锅把这二十人活活蒸死。  永乐六年,源道义去世,成祖赐祭赐谥,而且封了他的儿子源义持为“日本国王”。虽则,当时以及其后,日本始终另有一个天皇,而源义持在本国的正式爵位不过是“征夷大将军”,这“大明日本国王”的封导,源义持却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源义持,正如他的父亲一样,仅能捕捉他力量所及的地区内的零星海盗,没有办法禁止其他的日本人到中国沿海作倭寇。在永乐十七年的时候,竟有几千个倭寇乘了二十条船开进辽东的王家山岛。这几千个倭寇不久便被刘荣击溃于樱桃园,杀了七百四十二名.活捉了八百五十七名。  宣宗即位以后,进贡的“日本国王”叫做源义教。宣宗把贡使随员的人数,由永乐年间的二百人放宽为三百人,贡船由二艘放宽为三艘。  源义教,也如同他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管不住倭寇。到了英宗正统四年五月,竞有装满了四十船的倭寇,来抢劫浙江沿海,攻破了两个千户所(台州的桃渚千户所,与宁波的大嵩千户所),又攻破了一个卫(昌国卫,今天的定海县城)。  有些贡使及其随员,也渐渐染上了倭寇习气,夹带了十倍于贡品的私货,在中国市场卖出,换买中国商品回国。在卖私货与买商品的时候,每每很不客气,强卖强买,甚至抢了东西不给钱。他们人人均带有武器,船上的武器更多。遇到中国的官军,他们便拿出贡物,说出贡使或随员的身份,不遇到中国官军而有机可乘之时,他们就使用武器,为所欲为。  贡使随员的人教与船数,没有一次不超过三百人与三条船的限制。  在景泰四年的时候,临清地方的指挥使,为了劝阻贡使抢老百姓的东西,几乎被贡使当场打死。事情被报告到景帝那里,景帝主张宽大,不予深究。  英宗复辟以后,源义教的儿子源义政派了使臣来谢罪。但是,到了宪宗成化四年,源义政的贡使又在某一城市打人,把人打伤。  孝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高。源义高的贡使也在弘治九年闹事,在济宁杀人。孝宗发了睥气,下旨:此后日本的贡使只许有五十人进京,其余的都必须留在“舟次”。  武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澄。源义澄的贡使宋素卿,根本是一个中国人,姓朱名缟。依照法律,中国人私自通番,而且冒充番人,作番邦的使者,应该处死。这宋素卿送了刘瑾一千两黄金,逍遥自在。  世宗嘉靖二年,宋素卿又以贡使的身份来到宁波。另有一位贡使,叫做宗设,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日本人,比他先到。宋素卿说宗设是假贡使,宗设也说宋索卿是假贡使。  宁波市舶提举司的主管人,太监赖恩,请他们二人吃饭,把宋素卿的座位排在宗设的上边。(原因是,赖恩已经收到了宋素卿的贿赂。)赖恩而且提前把宋素卿的货物验放。宗设气不过,动起武来,杀了和宋素卿同来的日本人瑞佐,追击宋素卿,从宁波一直追到绍兴城的城边。从绍兴回宁波,沿途烧房子,抢东西,而且架走了指挥袁琎,偷了一条官船出海,扬长而去,浙江都指挥刘锦,带了兵去追,追到他,打了一阵,刘锦阵亡。  宋素卿逃到绍兴城内或城外附近的地方,不曾被宗设追着。后来,他被明廷的官吏抓住,治罪,死在牢里。  明廷通知日本的“国王”源义晴,叫他交出宗设来。源义晴办不到。于是,明廷便拒绝了源义晴的请贡,一直到了嘉靖十八年七月,贡使硕鼎来到宁波之时。硕鼎却被准许进京,于十九年二月到达,明廷仍一面叫他转达源义晴,把宗设押解来华,一面准日本恢复入贡,贡使随员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船只以三艘为限,贡期则以每十年一次为限。  没有等到十年,日本的贡使又在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到了宁波。这固然是日本不对,明廷的限制也根本太不合理。当时的皇帝与大官都不懂国际贸易对两国彼此均有好处,只是一味地想省事。于是,明廷振振有词地又拒绝了日本的贡,而且治了沿海文武将吏的罪,严禁老百姓与日本贡使交通。事实上,尽管禁令皇皇,老百姓之中有力量的仍旧和贡使暗暗交易。  十年一次的限期,在嘉靖二十八年轮到(是从嘉靖十八年算起的)。源义睛派了一位周良作贡使,于嘉靖二十七年秋冬之际到了宁波,带来六百名随员,分乘四条贡船,向地方官要求暂在宁波停泊,等候明年的贡期,地方官呈报中央,中央请示皇帝(世宗)。皇帝在十一月间下敕书,叫地方官勒令周良带领随员与贡船回国。周良只得怏怏而去。  次月,十二,便有了若干倭寇,大掠温州台州二府。这些倭寇,是否为周良的随员,史无明文。  周良在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又遵旨如限而来。巡抚朱纨替他请准,带一百名随员入京。到了京城以后,周良向明廷诉苦,说:贡船高大,原限的随员百人不够驾驶,必须有五百名才够;贡船原限三艘,但是沿途有海盗,必须再加一条船护航,因此才带了四条船来,并非敢于“违制”。  周良走了以后,巡抚朱纨杀了若干私行贸易的中国人。这些人,多数都极有钱,在朝廷中也有奥援。于是,朱纨被朝廷降为“巡视”,不久又被免职,而且背了若干洗不清的罪名,愤而自杀。  朱纨死后,他留下遗缺,“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有四个年头不曾补人,“海禁复弛,乱益滋甚。”  明廷在嘉靖三十一年复设浙江巡抚,以王忬充任。王忬的运气不好,在次年三月便遇到海盗汪直勾引倭寇,大举入侵的事。  汪血与宪宗时候的一位坏太监姓名相同。太监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的瑶人。这一个海盗汪直,是安徽徽州府歙县人。他亡命在海外很久,有海岛根据地,在日本也有家。他的养子叫汪滶,原姓毛,名海峰;是他的得力助手。和他一伙,而势力相伯仲的大海盗,另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汪直与他的同伙,以及真正的倭寇,一共集合了几百条船,“蔽海而至”。他们在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攻破昌国卫(定海县)。次月,骚扰太仓,攻破上海县城,抢掠江阴、乍浦。八月,抢掠金山卫、崇明、常熟、嘉定。  次年,嘉靖三十三年,他们在正月间从太仓进犯苏州,抢掠松江,转而北向,渡过长江,抢掠南通州、泰州。其后,又转而向南,再渡长江,于四月间破嘉善县城与崇明县城,再攻苏州,进了崇德县城。六月,从吴江出发,抢掠嘉兴,然后,屯扎在柘林镇。 明廷在沿海的卫所,久已“船敝伍虚”,无力作战,王忬所倚靠的只是一些渔船,与一些临时招募的兵,坐视汪直等几东驰西突,如入无人之境,而一筹莫展。  明廷把王忬调走,换了李天宠,加派兵部尚张经到浙江来“总督军务”。一时,汪直等人依旧横行无忌。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才在王江泾吃了张经与李天宠一个苦头,被杀了一千九百余人。  昏愤的明世宗,却又听信佞臣赵文华的话,颠倒功罪,把张经与李天宠逮捕下狱,改以周玧为总督,胡宗宪为巡抚。周忬干了不过一个月,被杨宜所替代,杨宜干到三十五年二月,被胡宗宪所替代。胡宗宪的巡抚一缺,由阮鹗接充。  胡宗宪是安徽绩溪人,他人极聪明,懂得应付赵文华,也懂得迎合明世宗的癖好(例如:献白鹿)。他的打仗本事,很平常,却有一个极大的长处:知人,《明史》对他的批评很坏,其实,他能选拔出戚继光,而予以信任,使得戚继光终于替国家平定倭寇。功罪相较,他已经足够留名青史了。  在杨宜与胡宗先分任总管巡抚之时,倭寇横行无忌。有六七十个个人从抗州北边的新关镇,向西,抢掠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芜湖、太平府(当涂)、江宁镇、南京大安德门、夹冈、秣陵关、溧水、溧阳、宜兴、武进、尢锡的惠山、浒墅、杨林桥,才被明军剿灭,世是他们蹂躏了几千里,杀戮了几千老百姓。另外有一批,不到二百人,在浙江乐清登陆,抢掠黄岩、仙居、奉化、余姚、  上虞,到了嵊县,才被消灭。这一批,走过的地方虽只有三个府,残害的老百姓之多,更甚于杭州新关镇的那一批。  胡宗宪当了总督以后,一面从山东、山西、河南、广西,调集强厚兵力;一面派遣间谍,分化倭寇的首领。这些首领,几乎完全是中国人。胡宗宪骗徐海,叫他捆送陈东和麻叶。徐海中计,果然就把陈麻二人捆了送来。于是,桐乡之围,不解自解。胡宗宪随即追击陈嘛二人的余党,毁掉他们扎在乍浦的巢穴。然后,胡宗宪又出其不意,包同徐海于平湖县的沈庄与梁庄,恶战七日,把徐海及其二千余众也完全杀了。这是嘉靖三十年五月到八月间的事。  胡宗宪派在沈庄与粱庄前线的指挥官,是俞大猷。俞是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世袭百户,于嘉靖十四年参加“武会试”,中了武举,升为千户,守御金门,其后历官至苏松副总兵,于嘉靖三十三年在张经的指挥之下大破倭寇于王江径。又其后,他连胜倭寇于陆泾壩、三丈浦、莺脰湖、马迹山、茶山、老鹳嘴,在三十五年三月受任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归胡宗宪节制。  俞大猷于歼灭徐海一支的倭寇以后,奉命进剿在舟山群岛的倭寇老巢,获胜,被升至“都督同知”,仍以都督同知的官阶,充任“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戚继光这时候,是浙江的“宁绍台参将”。参将之上为副将,副将之上为总兵。  胡宗宪对于汪直,也用了一套权谋。汪直在倭寇首领之中,是最厉害的一个,绰号为“老船主”,所盘踞的大岛有五个之多。胡宗宪先把汪直的母亲与妻儿,从金华的牢里释放出来,养在杭州,然后派人向他劝降。汪直在原则上答应,要求胡宗宪派一位“贵官”当人质。胡宗宪便派遣一个官居“指挥”(比千户高一级)的夏正,到了汪直的岛上。果然,汪直把夏正留下,交给养子汪滶(毛海峰),自己来见胡宗宪。胡宗宪招待他一番,叫他去见巡按御史王本固。王本固毫不客气,一见面,便立刻将汪直逮捕下狱。  汪直的养子汪滶(毛海峰),听到消息,就把夏正“支解’(裂开四肢而死),率领五百名死党占了[定海县西北的]岑港。胡宗宪派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去打,打了一年多,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打到三十七年七月,打不下来。敌人从容不迫地离开岑港,移屯柯梅,到十一月造好若干艘船,搭上帆,扬长而去,去到福建,占住浯屿(在金门之南,大胆岛之西)。  胡宗宪被御史李瑚等一再弹劫。李瑚是福建人,和俞大猷同乡。胡宗宪怀疑俞大猷,以为俞供给了李以军情内幕,便奏上一本,说岑港之败,全由于俞大猷作战不力。于是,俞大猷被逮捕审问。不久,俞的好朋友陆炳私下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了一些钱,俞才被释放,派往大同,在巡抚李文进指挥之下戴罪立功。  本来,俞大猷早就在岑港之战未了以前,和戚继光、张四维都革了职(和清朝的所谓“革职留任”相同),限一个月把岑港打下。岑港虽不曾如期打下下,过了几个月敌人溜走,俞戚二人也可算是有功,所以革了的职就复任。偏有御史李瑚等人一再弹劾胡宗宪,又恰巧李瑚是俞夫猷的同乡,因此俞大猷才仍旧倒霉。 戚继光的运气,也不比俞大献好多少,他祖籍安徽定远,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官至大宁都指挥使,神机营副将。他自己嗣职以后,作过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佥事,负责“备倭”。调到浙江以后,升到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打岑港打不下来,革职留任;敌人走了以后,复职。但是,又有别股的倭寇在台州登了陆,他被给事中罗嘉宾参了一本,就真地丢了宫,在胡宗宪面前当了一名闲人。这是嘉靖三十八年七月的事。到了二十九年二月,他才又因胡宗宪的保荐,重新作了参将,防区改为台川、金华、严州。  他在赋闲的段时期,曾经被胡宗宪派往义乌县,帮助县知事赵大河选兵练兵。他见到义乌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认为他们是好材料,便决心把义乌人练成精兵。他说义乌人“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这骄气不难消除,所需要的只是严格的训练与军法而已。  义乌附近的东阳、金华、浦江各县,人民的性格大致与义乌人相同。  胡宗宪授权给他,招募义乌及其邻县的壮丁四千人。  戚继光把招募来的四千名“义乌兵”,带到台州,练成了一立劲旅:在编制、武器、战术、军法等等方面均有彻底的革新。编制方面,他以十二人为一队,比起明朝原有的兵制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火兵”(伙夫)。有了这“火兵”,全队的人走到某处,便可以在某处吃饭,也就可以住在某处了。平时行军,毋庸赶到城市,赶到乡镇村庄;战时更可随处扎营,行动自由得多。 每队有个队长,亦称旗总。四个队合成一哨,有哨长,亦称百总。四个哨合成一司,有把总。三个司,合成一营,有千总。五个营合成一军,有主将。这便是所谓“戚家军”的编制。  武器方面,他发明了“狼筅”,用以对付倭寇的倭刀。倭刀长大而锋利,每每一砍便可以砍掉明军的花枪杆子好几条。戚继光研究出来,用毛竹做花枪杆子,便不是倭刀所容易砍的了。而且,倘若把毛竹尖端,留下两三尺长的枝叶,更可以抵御倭刀。这尖端再加上刺刀,就成了戚继光的“新武器”。  每一个司,有百总所直接指挥的“火枪队”。每一个营,也有把总所直接指挥的“火炮队”。这也是过去明军普通部队中所没有的。  每一队兵,分作两组:每组五人,最前边的一人左于执“长牌”或“藤牌”,右手执短刀,第二人用狼筅,第三第四两人用加长的花枪,第五人用“钯叉”。全队的序列,是队长在前,两组纵列左右:这叫做“鸳鸯阵”。或是队长居中,两组横列左右,以钯叉压阵:这叫做“三才阵”。  队是作战的小单位。队长的责任,是向前冲。兵的责任是跟着他冲,保护他。队长不退,兵先退,或是队长前进,兵不进,以致队长阵亡,全队的兵皆斩。一队陷入重围,队长之上的哨长不下令救援,或同哨的其他三队的队长不依令去救援,则哨长或三队队长之违令的,也斩首不留。哨长是全哨之首,哨长不退而阵亡。所有的四个队长皆要斩首。扩而充之,哨长(百总)之上,统率叫个哨(一个司)的“把总”,以及把总之上,统率三个司(一个营)的千总,如因不退而阵亡,则把总之下的四个哨长(百总),或千总之下的三个把总,皆要斩首。这叫做“连坐法”。  营之上的主将,统率五个营,分别称为左右前后中。进退之际,各营均按固定的左右前后中的次序。进退的号令,操于主将,一概不用口传,而用锣鼓。敲锣是退,敲鼓是进。听了锣声而不退,听了鼓声而不进,都要以抗令论,军法从事。  作战之时,某队有一人阵亡,但也获得了敌人首级一颗,免罚。兵士负伤的,有赏。倘若伤口是在背后,则不但没有赏,而且要罚。同袍之间,互抢敌人的首级或财物,可以由哨长以上的军官当场下令处死。,  戚继光练兵,最重军法,然而他并非以军法为万能。他说:“威严不能自行永守,保无阻坏。而所以使威严之永行无阻坏者,恩与信也。”严厉的军法,可以化部队为机器,要推动这部机器,必须驭之以恩,励之以信。  他在受任为金严台三府的参将以后,便把这一支义乌兵带去台州,继续训练,留作御倭之用。倭寇一直到了嘉靖四十年四月才来,足足给了他以一年多的训练时间。  一小股的倭寇,在四月十九日登陆于奉化。奉化不是戚继光的防区,他偏要带领义乌兵去救。作用是,为了引诱倭寇的主力“乘虚”袭击台州。果然,就有了两千矮寇又在桃渚登陆,向着台州的方向杀人放火而来。戚继光得到消息,便从桐岩岭折回.于半天的时间急行了七十里,赶到台州城下,转向花街,迎击倭寇,倭寇排开了一字阵,被戚继光施展出鸳鸯阵,杀得两千名倭寇大败全输。  这一仗打完以后,又有两千名倭寇于四月底在宁海县的圻头登陆,向着台州府城而来,在五月初一日到达大田镇。戚继光也把义乌兵开到大田镇,两军对峙了一天半,倭寇在雨中溜走,企图经由仙居,袭攻处州(丽水)。戚继光也就转军向着仙居急进,抢先占了白水洋镇附近的上峰山,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这一仗,又挫了倭寇凶锋,却被逃出了主力,窜至白水洋多的朱宅。戚继光追到朱宅,将他们包围,杀光,只剩下三个活的,作为俘虏。  从此,倭寇不敢再向台州进犯。戚继光被朝廷升为“都指挥”。  这一年(嘉靖四十年)冬天,戚继光被调往江西,剿当地的“土匪”。他五战五胜,将“土匪”肃清,于次年三月回到浙江。  自从汪滶(毛海峰)的一股窜据福建金门的浯屿以后,便有一批一批的“新倭”涌到福建,攻破了寿宁、政和、宁德三个县城,与元钟一个千户所,靡烂了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兴化,这八个县的属境,而且扎了一个坚强的营垒在三都澳的横屿岛。  于是,在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又奉命到福建去作战。这时候,他的部队早已不止有二四千义乌兵了。他带了六千人去。胡宗宪又加拨了一千六百人,交由戴冲霄率领,归戚继光节制。戴冲霄的官阶,也是都指挥,与戚继光相等。  戚继光率领不足八千人的部队,于八月初六到达宁德,宁德这时候已经是一片废墟。他略事休息,便在初八日黎明以前,乘着潮退之时,命令三分之二的兵上,每人带一捆草,越过大陆与横屿之间,足有十里宽的沙滩上,突袭敌人最坚强的堡垒。这一仗,杀死倭寇六百多人,救出八百名以上的被倭寇拘囚的中国老百姓。其余的倭寇狼狈而逃,死在水里的极多。(朝廷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佥事。)  戚继光转军南下,又在九月初一黎明以前对福清县的圯寨夜袭,杀尽那里在酣睡之中的七百多倭寇,当天,光复牛田镇,击溃倭寇五千人之多。不久以后,他进一步肃清倭寇在兴化县林墩镇的另一堡垒,斩了九百六十,俘了一千以上,救出二千一百名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  他见到大功告成,便收兵回浙。福建的文武官吏要留他,却留他不住。他的军官与兵士,经过了这几次的战役,虽则阵亡不多。仅有六十九名,但是伤残的与患病的,几乎已及全军的半数。他必须回浙,一面给伤病的官兵以疗养的充分时间,一面向胡宗宪请示,倘若福建仍需要他再去,可否增募若干兵丁。  不料,在他回到浙江之后,胡宗宪已经丢官被捕。罪名是阿附严嵩。(严嵩是在四十一年五月被免职的。胡宗宪被押解进京以后,一度被明世宗释放。其后,大概是在四十四年三月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被杀之时,他又因被御史汪汝正指为与严世蕃交道,关进牢狱,病死在牢里。)  胡的总督一缺,并未补人。当时的巡抚已不是阮鹗,而是赵炳然。赵炳然并不因戚继光之曾经受知于胡宗宪,而对戚继光岐视。他准许戚继光增募新兵,也同意福建文武官吏之请戚再度入闽的要求。  事实上,自从戚离开福建以后,又有成万的新倭蜂拥而来。兴化府于十一月被攻陷,烧杀一空。各地的山寇(土匪)纷纷揭竿而起,与倭寇相勾结,打家劫寨,无恶不作。  明世宗下旨,调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又加派广东总兵刘显,到福建对兴化府城的倭寇会剿。  戚继光带领一万六千名新旧的募兵,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开拔,四月初八日路过建宁(建瓯),十九日到达兴化前线。俞大猷与刘显也均已在那里了。戚继光地位低,不能指挥他们两人。但是,他已经迎了福建巡抚谭纶夹,作为俞戚刘三人之上的共同主帅。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谭纶下令,戚继光居中,刘显居左.俞大献居右,三军一齐发动,进攻兴化平海卫的渚头许家村赤崎山倭巢。戚军先到,击败倭寇的马队,与倭寇的步兵肉搏,登上赤崎山,进逼许家村。刘、俞两军从两翼包来,把许家村合围,这一仗,是自有倭患以来,最猛烈一次的战斗,斩杀了倭寇二千二百,释放了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三千。兴化城与各村镇余寇纷纷逃走。  明世宗接到捷报,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同知,派他作福建总兵官,调俞大猷为南赣总兵官。  于是,他留在福建,把闽南闽北的“山寇”以及沿海各地的零星倭寇,一一肃清。其中,较重要的一役,是在四十三年二月打垮包围仙游县城的倭寇一万多人,又连胜他们于王仓坪及漳浦县的蔡丕岭。从此,福建也不再有大批倭寇入侵之事了。  倭寇的目标移向广东。广东有一个大海盗,姓吴名平,一向与倭寇勾结,引狼入室,帮助倭寇劫掠福建与广东沿海的各县。  明世宗在四十三年把俞大猷从南赣调往广东,充任广东总兵官。到了四十四年秋天又叫戚继光去,与俞大猷会师,解决吴平。吴平这时候,已被戚继光在福建打得站不住脚,逃到南澳岛扎了营垒。  戚俞二人会师以后,一鼓攻下南澳岛,歼火了吴平部属一万余人,烧了他的几百条船。但是,吴平溜走。  吴平溜去了饶平,号召当地土匪,占住风凰山。俞大猷派部下的将官汤克宽去打,打了几仗,都打不赢。最后,又被吴平从凤凰山再溜了走,抢了渔船,出海而去,不知所终。  俞大猷因此而被革了广东总兵官之职。(后来,他擒斩了翁源的“巨匪”李亚元,才复了职,调任广西总兵官。)  戚继光留在南澳岛一个短时期,防备倭寇或吴平再束。结果,不见他们来,便回到福建原防。事实上,福建也不再有多少倭寇敢来了。  到了穆宗隆庆二年,张居正感到北方吃紧,便把戚继光调到蓟州,以都督同知的原官阶,“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  他在蓟州,又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那是后话。    八九、穆宗  穆宗朱载垕,是世宗八个儿于之中的第三个。  世宗的长子载基,是阎贵妃所生,生下了两个月,得病而死。次子载壑,是王贵妃所生,生于嘉靖五年,在嘉靖十八年被立为太子。到了嘉靖二十八年,也得病而死。  穆宗生于嘉靖十六年,母亲是杜康妃。他和世宗的第四个儿子,卢靖妃所生的载圳,均于载壑被立为太子之时,同日受封为王。他被封为裕王,载圳被封为景王。世宗的四个别的儿子,都是生下不到一年便死。  世宗听信道士的话,以为自己命中克子,便在太子死后不仅迟迟未立太子.而且不与穆宗(裕王)和景王见面,叫他们搬出宫中,分别住在裕王府与景王府。穆宗比较浑厚,景王却野心勃勃,于言谈之间盼望越次被立为太子。世宗得到情报,就在嘉靖四十年命令景王离开京城,搬到湖北德安所谓“封地”去住。四年以后,景王在德安病死。然而,世宗依然不肯立穆宗为太子。  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自己去世之时,剩下的活的儿子只有穆宗一人。于是大臣们秉承“遗诏”,便立了穆宗、这时候,穆宗的年纪已有三十。  穆宗是一个贤君,可惜享祚不久,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便短命而死。  他即位之时,内阁的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这四位,都是正人。李春芳是扬州府兴化县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性情和平,操守廉洁。他竭力折冲于徐阶高拱之间,无甚效果,在隆庆五年辞职回家,侍奉双亲,享受天伦之乐。郭朴是安阳人,嘉靖十四年的进士,选庶吉士(翰林),历官礼部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为人忠厚,被徐阶引人内阁,在感情上与高拱比较接近。高拱和徐阶合不来,他被卷入漩涡,却能见机而作,在隆庆元年九月便辞职回家,在家中颐养了二十几年,才死。  高拱是新郑人,中进士,选庶吉士,比郭朴晚六年,与郭朴同时入阁,也是徐阶所荐。他忠于谋国而度量不足,不能与徐阶始终合作。徐阶写世宗的遗诏,不和他商量,他怀恨。他因一件小事而被徐阶的一个同乡、官居给事中的华亭人胡应嘉所弹劾,又以为这胡应嘉是受了徐阶指使,一怒而使得胡应嘉被贬为民。因此之故,弹劾高拱的人更多,他只得在隆庆元年五月挂冠而去。两年七个月以后,他被召回内阁,兼掌吏部,到了隆庆六年六月,穆宗去世之时,他又因为和张居正不能协调,被神宗的嫡母与生母罢黜回家,郁郁而死。    九○、张居正  张居正是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他在十二岁时“进学”(当了秀才),十六岁中举(当了举人),二十三岁成为进士,选庶吉士,受教于徐阶。(那时候,徐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两年以后,散馆(毕业),张居正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他当了编修七年,感觉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因此之故,他毅然决然,称病辞职,回到家乡,种了半亩竹子,闭户读书。  读书又读了整整六年。他的父亲(张文明)“郁郁不乐,日见憔悴”,父亲向朋友说,“吾生平志愿未遂,望斯儿树立,用显吾祖。今顾若此,吾复何望!”  张居正只得又进京城,作官。这一次所作的,是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高拱和他同事,是国子监祭酒。祭酒等于今日国立大学校长,司业等于是教务长。  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十二月,世宗去世,徐阶写遗诏,邀张居正参加意见。次年,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也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半年以后,他上给穆宗一封“陈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  所谓六事,是:(1)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妻,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伏望皇上备乾纲之断,普离熙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3)重诏令。“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令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院)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核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5)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6)饬武备。“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二月入阁,两个月以后就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十二月,升“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加柱国”;几天以后,加“少傅”,改“建极殿大学士”。六年正月,改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六月,穆亲去世。八月,加“左柱国”,改“中极殿大学士”。  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辞职,三年十二月再度入阁,六年六月被罢免。他被罢免以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直到万历十年六月病故之时。在这十个年头之中,他只有三个月(万万六年三月至六月)给假回籍葬父,不在京城,但是重要的公事仍旧有人送到江陵,请他裁决。他的加官,由少师而改为太博,又由太傅而改为太师,均仍兼太于太师,可谓位极人臣。他不曾被封为侯伯,因为叫朝的规矩不封文臣(除了外戚以外),但是他在万历四年十月被改为太傅之时,已经被特许“俸如伯爵”。  他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与慈圣太后李氏,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议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粱、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倖,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明朝自从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上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他忠君守法,敢于负责,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于是,张居正一死,池的家属就遭受奇锅。  张居正的治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孔子诚然以“道之以礼,齐之以乐’为提高社会水准的途径,但是也从来不曾主张过以姑息为政,像汉元帝以后的所谓儒臣。  张居正大权独揽,是事实。他却未包而不办。国家的大小政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是所谓纲举目张。他也颇能分权给主持各部的尚书,御寇平乱的将领,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负责办事的人,他都能让他们放手干,虽谤书盈筴而他决不轻易换人。  在他执政的期间,六部尚书的更选很少:  吏部——张瀚、方逢时、王国光。  户部一一王国光、殷正茂、张学颜。  礼部——万士和、马自强、潘晟。  兵部——谭纶、王崇占、方逢时。  刑部——王之诰、王崇古、刘应节、吴百朋、严清。  工部——朱衡、郭朝宾、李幼滋、曾省吾。  在这些尚书之中,只有张瀚一人是被免职的。王国光先任户部,后调吏部,马自强离任,是由于入阁。谭纶与吴百朋死在任上。殷正茂等所有的其余人,都是在告老退休之时,才去职的。  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先当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的总理,不久兼为蓟镇总兵官,差不多与张居正在内阁的时间相终始。(张居正入阁在隆庆元年二月,戚继光由闽北调,在隆庆二年五月,到了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又被调往广东。)倘若不是有张居正在朝中替戚继光撑腰,戚怎么样也干不到那么久,因此也就练不成守边的精兵,修不好沿边的“敌台”(小部队可以集中防守的堡垒),发展不了“车战”的战术,挡不住最足以震撼京畿的土蛮,也就无法保得住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一大段长城内外的土地。  李成梁能久于其任在辽东,也全靠张居正对他信赖不疑。 李成梁是铁岭人,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积功升至辽东镇的险山参将。他因救援永平而由参将升为副总兵,是在隆庆元年,亦即张居正入阁以后,因击斩张摆失而进秩一等,是在隆庆三年,因辛爱大举入寇,需他抵御而由副总兵升为都督佥事、辽东总兵官,是在隆庆四年。  次年(隆庆五年),他大胜土蛮,斩其部长二人,被升为都督同知,赏一子世荫千户。他在隆庆六年与万历元年,又连胜土蛮,于是又增秩二等。万历二年,他击斩建州都指挥王杲;三年,他击走土蛮于长勇堡,击走炒花、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煖兔、拱兔、堵剌儿等人的联军两万多于沈阳西北,张居正给他以“太子太保”的加官,增荫一子千户。万历四年,他再破黑石炭于大清堡,袭击土蛮于辽河之东。万历五年,他捣破速把亥与土蛮于劈山。他有这几项功劳,张居正更进一步,把他的加官由“太子太保”而升为“太保”,赏一子世荫铁岭卫的指挥使。 这一年(万历五年)的十二月,速把亥、土蛮、炒花、煖兔、拱兔、黄台吉、大委正、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等,又集合了三万人以上的联军,深入到耀州。李成梁一面留兵遏守,一面目已提兵出塞二百余里,直捣敌后的圜山,斩其部长九人,部兵八百四十,使得对方的联军不得不由耀州撤退。张居正于是也不惜爵赏,奏准神宗,封他为宁远伯。  万历七年,土蛮以四万骑来攻,屯聚在锦遄营。李成梁挡住了他。恰好,戚继光奉命率兵来救,土蛮又不得不撤退。避了不九,纠合了速把亥卷土重来。宣传即将分别攻取海州、锦州、义州。李成梁不理他们的宣传,率兵正面迎敌,又出塞二百多里,到了红土城,找他们打,打了一个胜仗。他们狼狈而散。  万历八年,李成梁两御“迤东都督”王兀堂于宽甸,连败土蛮于大凌河及锦州。  万历九年正月,李成梁大破土蛮、黑石炭、大委正、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煖免、拱兔、炒户花(炒花?)等人于塞外四百余里的袄郎兔。张居正增加他的伯爵岁禄,由八百石改为九百石。四月,黑石炭等深入辽阳,李成梁派副将曹箫迎敌,小胜,追击至长安堡,遭遇埋伏,大败,损失了千总陈鹏以下三百一十七人。张居正将曹箫逮捕下狱。十月,土蛮纠合了十万人以上围攻广宁(北镇),攻不下来,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十三山驿、攻义州,都被李成粱击退。  万历十年二月,在张居正去世三个月后,速把亥进犯义州,被李成粱的参将李平胡射中而被苍头李有名斩首。神宗大喜,让李成粱往京师有一个“甲第”,加赏一个儿子锦衣卫指挥使。  张居正去世以后,李成梁继续镇守辽东,到了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因贪利、行贿,掩败为功、杀民冒级等等恶行,被谏官一再弹劾而不得不辞职。倘若张居正尚在,他决不敢如此,自己固可以保全始终,国家也不致遭受他卵翼努尔哈赤的养痈之患。他作战的能力很高,威望亦重,其后在万历二十九年东山再起,“复镇八年,辽左少事”;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上边必须有一个能够驾驭他,维持他,像张居正这样的人而已。  明朝正北的边疆,也就是沿着今天的长城,东段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有了戚继光,高枕无忧。中段宣府大同,西段延绥宁夏,均由于王崇古在隆庆年间,赖有高拱张居正从中主持,而安抚了俺答和俺答的侄儿吉能,不仅在万历初年汉蒙相安无事,而且一直相安到明朝结束之时。  王崇古的功劳,不在戚继光之下,更不在享有赫赫之名的李成梁之下。他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郎中,安庆与汝宁二府知府,常(州)镇(江)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宁夏巡抚,陕甘宁总督(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于隆庆四年调任宣大山西总督(总督宣府、太同、山西军务),毅然决然作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之事。俺答去了赵全所捧他的帝号而受封为顺义王,吉能受封为都督同知,俺答所筑的开化府改名为“归化”。王崇古奏准明廷,让汉蒙人民互市,一举而奠定了两族之间的和平与相互依存。他“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王崇古在万历元年九月,被召入京,督理军营,三年九月,受任刑部尚书,五年四月,被调到兵部,继谭纶之缺。十月间,他告老退休,  继王崇古宣大山总督之任的,是方逢时。其后,继他的兵部尚书之任的,也是方逢时。方逢时湖北嘉鱼人,与王崇古同年中进士,历官知县、郎中、知府、辽东巡抚,在隆庆四年调任大同巡抚。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他投降,他报告王崇古,和王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终于完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的大工作。王祟古内调以后,他在总督任上,颇能萧规曹随,功绩也不算小,其后,继王崇古作兵部尚书,作到了万历九年四月,才退休。  在张居正当国的期间,内乱不是没有,但张居正皆能选用将才,予以“平定”。  内乱之中,最厉害的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壮”,与广东的“罗旁瑶”。“都掌蛮”的首领叫“阿大”,据有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称王。另一头目,叫做“阿苟”,据有凌霄峰,和阿大相倚角,张居正派曾养吾当巡抚,留刘显为总兵官,拔郭成为副将。那时候(万历元年),有很多朝臣攻击刘显,张居正一概不听。果然,刘显感恩图报,很愿意接受曾养吾的节制,而曾养吾又是一位驾驭武人的能手。刘显等人诱擒了阿苟,夺回凌霄峰,随即围攻九丝山,攀登绝壁,斩杀阿大,取得土地四百余里,卤获了九十二只铜鼓,  “占田壮”的首领,叫做韦银豹。他的父亲韦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间造反,杀了副总兵马俊,其后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韦银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头目黄朝猛两度抢劫广西省城的银库,杀了参将黎民衷,声势浩大。  张居正在隆庆三年叫殷正茂当广西巡抚,负责剿办。殷正茂到任以后,便调集了土兵汉兵十四万人,交给俞大猷。俞大猷那时候是广东总兵官,被调来广西帮忙。以俞大猷之才,对付韦银豹与黄朝猛,游刃有余。他分兵七道,连破几十个寨子,只有最后的一个潮水寨比较费力,打了几十天才打了下来。黄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韦银豹诡计多端,用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后,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为“提督两广军务”。于是,惠州的蓝一清与赖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的李茂,等等,也都被殷正茂调兵遣将,一一“荡平”。  万历三年,殷正茂受任为南京兵部尚书,遗下的“提督两广军务”之缺,由凌云翼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四年秋天调遣张元勋、李锡等将领,大举进攻广东“罗旁瑶”,打了四个月,打到万历五年的春天,瑶人首领潘积善,投降了,“罗旁瑶”所住的地区,在德庆州上下江,东西两山之间,有七百多里。韩雍在宪宗成化年间把西山的一部分镇压下去,剩下的是这些东山的部落。他们深处林莽,常常出来活动,兵来则退,兵去又来。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外患与内患之外,另一种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黄河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决口的地点在河南原武县境。洪流泛滥到安山湖,把会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谓会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筑的山东省一段的运河。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对运河十分重视,派了宋礼去浚。宋礼用了二百天的工夫,完成任务。  此后,河患虽则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间,它便严重起来。嘉靖六年,黄河溢出堤外,流入沛县之北的庙道口,淤了运河几十里长。明世宗派盛应期去办,盛应期开了一条新河,从昭阳湖东北到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用六万五千个伕子,二十万两银子,作了六个月,未能如限完工。谏官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便命令盛应期停止工作。盛应期要求再作一个月,世宗不许,于是功败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又发睥气,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进了昭阳湖,又把运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办理。朱衡也开一条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总算是筑成了。然而,这只是治标而已。  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与睢宁决了口。穆宗派潘季驯去治。潘季驯把所决的口子堵住。  万历五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个的淮河向南搬家,冲坏了高堰(高家壩),弄得高邮宝应等县成为一片汪洋。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与“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意见不合,吴主张疏浚老黄河故道,傅主张堵住决口,“束水归漕”。迁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张居正派潘季驯去负专责。潘季驯在过去也只是一个懂得治标的人,但是他有了经验,又肯实地研究,把他的心得报告张居正作为建议,说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为一),则海口自浚。”张居正接受他的建议,让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万历七年冬天,潘季驯把黄河与淮河同时治好。  在潘季驯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正如当年戚继光等人之被攻击一样。但是,张居正给予潘季驯以大力支持,对一切闲言闲语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变成水利。张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后的荒地,按户分给江北各县灾民,三年以后才征赋。明朝自从中叶以来,政府不做该做的事,而收不该收的钱。农民在种种高压之下,也就无精打彩,把该垦的地不去垦,该种的田不去种了。再加上,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有田而不报,即使报也以多报少。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全国已垦已种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一番整顿与鼓励,万历九年的数字竟然一跃而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起洪武年间的情形,虽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间的情形,真是进步得太多。  万历九年的数字,是经过三个年头的严格丈量而来。有人怀疑这数字的确实性,说张居正“尚宗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拮克见田(苛征暴敛现有的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司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们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办事不必综核,因为一丈量综核就难免没有少数的坏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殷噎废食,大家省事,大家静候亡国,饿死!至于说,因为有了“溢额”就免不了“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似乎田亩尽管溢额,而所溢出的田亩绝对不可以征赋。这是一种什么想法?  《明史食货志》却也保存了几句公道话:“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明朝初年,各府州县本有记载田地的“鱼鳞册”,与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由于中叶以后上下官吏的偷懒与舞弊,久已与事实不符。张居正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实重新弄个清楚。(他有没有采用当时福建所已用的经册、纬册与“归户册”,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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