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8

瓦剌与“鞑靼”之间，“鞑靼”与明朝之间，情形便不同了。“鞑靼”阿鲁台在永乐十三年袭杀瓦剌马哈木的傀儡答里巴。另立一个傀儡，鬼力赤的儿子额森虎，亦即《黄金史》中的所谓斡亦喇台汗。　　马哈木为了报复阿鲁台，在永乐十四年绕到斡难河之北，从后面进入阿鲁台所盘踞的成吉思汗的发祥地。此种孤军深入的作风，原是极冒险的。果然，中了埋伏，马哈木自己阵亡，儿子脱欢作了阿鲁台的俘虏。额森虎(斡亦喇台汗)留在瓦剌，没有来，因此也就不曾被俘，当了名副其实的可汗，直至明仁宗洪熙元年。　　脱欢于两年以后被放回，作了额森虎的“太师”；他的父亲马哈木，曾经是本雅失里、答里巴与这位额森虎的太师。在蒙古人自己的史书上，他的父亲被称为“马哈木丞相”，而他，被称为“脱欢太师”。　　脱欢太师于额森虎死后，找到本雅失里的一个侄孙，脱脱不花，立为可汗，作为瓦刺一方面的第十一位君主。脱欢太师死于明英宗正统四年，脱脱不花可汗死于明景帝景泰三年。　　脱欢太师在去世以前，于明宣宗宣德九年击杀“鞑靼”的阿鲁台。那时候，阿鲁台已经被明成祖，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亲征，惊破了胆，对脱欢失掉了抵抗的信心。阿鲁台之所以又遭成祖讨伐，由于在永乐十九年企图掳劫兴和(张北)城内的财富。 明成祖对北元用兵，前后共有六次，第一次是派邱福担任主帅，其余的五次都是御驾亲征。只有第三次是对付瓦剌的马哈木，其他的五次，都是对付“鞑靼”的阿鲁台。　　关于前三次，我已经交代明白。这后三次，总而言之，皆花了极大的人力与物力，皆不曾遇到敌军，皆是徒劳往返。后三次的年代是：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七月，成祖在班师回京的中选，死在开平(多伦)西北的榆木川。　　　　五五、北元内情　　直至第五个君主额勒伯克去世之时，北元虽则颇已丧败，但王室(博尔济锦氏)的声威犹足以笼罩蒙古。那时候，热河东南的大宁三卫(朵颜、泰宁、福余)仍在明朝中央的控制之下，固不足以为患于明，也不够资格与北元相颉颃。松花江之西的科尔沁，尚未发展壮大，也决无对北元挑衅之意。西边，所谓瓦剌，仍自居为博尔济锦氏的臣仆。瓦剌在当时分成三部，不相统属。三部的部长俱已受明之封，彼此地位平等，不相统属。　　铸成大错的，是第五个君主额勒伯克自己。他误信来自瓦刺的浩海的谗言，杀弟夺妇，其后又误信此妇之言，以为浩海企图对她强暴，一怒而杀浩海。杀了浩海以后，又因得知真相而抱愧，授浩海的儿子马哈木以统率瓦剌三个部之权，并且给他以丞相(Ching-sang)的官衔。　　于是，灾祸接踵而来，马哈木虽受恩宠而不忘父仇，叫额勒伯克自己死于非命。　　马哈本与他的儿子脱欢，孙子也先，祖孙三代，作了北元的实际主宰，写出北元历史上的瓦剌时代。孤忠耿耿的北元知院(兼知枢密院事)阿鲁台，在明成祖的大军压境之时，制止不了本雅失里的西奔。结果是本雅失里与其弟弟答里巴，先后作了瓦剌的傀儡。　　阿鲁台甚至于在本雅失里西奔以后，似乎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皇室嫡系分子，而不得不扶立科尔沁的一个台吉，阿岱。阿岱作汗的资格，在表面上是，源出于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萨尔；在事实上是：阿鲁台需要借重科尔沁的实力。因为，在元顺帝北来以后，北元只有六万户左右而已，现在又经过了若干次的战争，怎能不向科尔沁求援呢？蒙古虽大，沿着长城的地区当时均在明朝统治之下。始则顺帝局促于应昌(经棚县西)一隅，其后各汗则远徙漠北，就食于克鲁伦河斡难河之间，成吉思汗的发祥地。 这样，北元(《明史》上的所谓“鞑靼”)勉强与瓦剌东西对峙，对峙到明宣宗宣德九年，阿鲁台败死于瓦刺的“脱欢丞相”之手。阿鲁台死后，阿岱可汗独力更加难支，被瓦剌压迫得无法回科尔沁，只能窜奔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一带)，死于明英宗正统三年。此后的“北元内情”，容我在说完明成祖与仁宗宣宗，说到英宗之时，再行交代。　　　　五六、郑和　　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所谓西洋，指婆罗州以西的一切海洋。)　　以前，太祖朱元璋在称帝之时，曾经派遣使臣，分谕南海诸国，告以即位。但是，太祖对于诸国之来贡与否，并不关心。 成祖在即位以后，也派遣了蒋宾兴、王枢、王哲、成务、张谦、　　周航、李兴、闻良辅、宁善、尹庆等等，到占城、真腊、暹罗、勃泥、满刺加、爪哇、苏门答腊，宣谕各国。所不同于太祖的是：除了告以即位而外，同时向各国表示，希望它们也派使臣到中国来上表进贡，加强邦交与贸易。　　郑和在永乐三年所负的使命，与蒋宾兴等人所负的使命，在实质上是一样的，然而规模却大得多。第一，他带了二万七干多兵；第二，他也带了难以数计的货物；第三、所乘的船也极多。虽没有像万历年间的小说《西洋记》所说，有一千四百五十六艘之多，也不致于少到像《明史郑和传)所说：仅有六十二艘。事实上可能是二百多艘，其中六十二艘是大船，而最大的长达四十四丈，宽达十八丈，有桅杆九根(郑和的“座舰”)。最小的，也长达十三丈。　　成祖如此舍得花钱，为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也有人说，为了张土诚(或方国珍)遗留在海上的余孽。这些揣测，均无根据。徐玉虎先生说，是为了组织海上大联盟，对中央亚细亚的帖木耳帝国作半月形的包围，也待考。徐玉虎又说，这也是为了增进国际贸易。折衷而论，国际贸易的增进是主要原因，而耀武扬威则是附带的一个目的。　　《明史.郑和传)说部和下西洋，一共下了七次。据徐玉虎考订，他可能一共出使了八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奉了成祖的孙子，宣宗之命，　　他到过的地方极多，而最远的是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Mogdacio)、不刺哇、竹步。那时候，比起西洋人达加玛之绕过好望角而东来，要早八十几年。　　郑和，本姓马，世居云南昆阳。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不详，似乎均曾到过天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因此而得以“哈只”(Ha- ji)为头衔。远祖可能是阿拉伯人或新疆畏吾儿(维吾尔)的回教徒，随了忽必烈征服大理，因而定居在云南。郑和本人在年纪极小之时，便作了明军的俘虏，送进宫中当小宦官，被派在北京的燕王府之中服役。成祖很喜欢他，于即位以后赐他姓郑，屡升他的官位，至“内官监太监”，官居正四品。他在永乐元年从道衍和尚(姚广孝)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　　他之所以奉派远航“西洋”，与他的回教血统不无关系。那时候，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亚齐)与巴塞(Pasai)均已经是回教国家。由苏门答腊而西，从印度半岛到阿拉伯与埃及，都是所谓回教世界。郑和是否能说回教世界的世界语，阿拉伯话，待考。在他的随员之中，有一位会稽人马欢与一位仁和人郑崇礼，却是能说阿伯话的，也均是回教徒。此外，另有通番书的教谕一人，通事七人、　　郑和本人的军事学识，即使有，也极有限。他当了正使，兼称“总兵”。在他的麾下，有都指挥二人，指挥九十三人，千户一百零四人，百户四百零三人，总旗与小旗的数日不详。他的舰队有如此多的军官及两万七千多的兵士，确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武力。　　然而，他并未征服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于迫不得已之时略为还一还手，或帮助平定当地的内乱而已。第一次航行之时，他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浡林邦，Palembang)，有本地华人首领陈祖义企图抢他的宝，被他战败，俘虏，押解到南京，正法。第三次航行之时，在锡兰，有本地的国王亚烈苦奈儿把郑和骗进国都，暗派五万人到海边劫郑和的船。郑和回不了海边，身旁仅有两千官兵，却能攻占该国的国都，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活捉，押解到南京。成祖很客气，放亚烈苦奈儿回国，另立亚的亲属一人为锡兰国国王。第四次航行之时，郑和在苏门答腊国帮助该国国王宰奴里阿必丁，打平争位者苏斡拉，追到喃勃利国(Lam- bri)，将苏斡拉活捉，押解到南京，斩首。　　在其余的几次，即第二次，第五次至第七孜，郑和皆没有动武。　　他的副使之一侯显，也是一个宦官。侯显在永乐十八年奉派到印度半岛东北部的榜葛剌国(Bengal)，用外交手段替该国消除了巨大的外患：沼纳朴儿国(Junapure)已经派兵侵入榜葛刺国，侯显亲自去了沼纳朴儿国，带软带硬地劝沼国与榜国言归于好。　　关于郑和之下“西洋”，究竟是有七次，还是八次，答案可能是“八次”。这八次的经过，简单言之，有如下表　　航行的干线是：由南京经太仓到福建长乐，放洋，直航占城的国都(今天越南的归仁)，然后到爪哇的苏鲁马益(泗水)，再到苏门答腊岛南部旧港，再以后去马来亚半岛西岸满刺加，这满剌加(马六甲)，是郑和的一个根据地，设了仓库与兵营在那里。从满剌加向西北，到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亦称“须文达那”，是其后的“亚齐”)。由苏门答腊国西航，到锡兰山(锡兰岛)，然后绕印度半岛南端而北，到葛兰(Quilon)、柯枝(Cochin)、古里(Calicut)。“宝艐”的干线是到古里为止。支线由少数的船只前往，称为分艐。　　支线由占城分路沿着中南半岛海岸到真腊、暹罗、急兰丹(吉兰丹)、彭亨、满刺加。另一条支线是由占城去浡泥(婆罗、文莱)与苏禄。从苏门答腊北端的苏门菩腊国也可以直航北方，经龙涎屿翠兰屿而达榜葛刺(Bengal)。　　古里以西，有两条支线。甲线是沿着印度西海岸北航，到今天属于伊朗的忽鲁谟斯(Ormuz)。(这忽鲁谟斯，在十六世纪初年是葡萄牙人东进的中途站。葡萄牙人的舰队司令亚伯奎到一处，占一处，没有郑和那么客气。)由忽鲁谟斯而去，绕着阿拉伯半岛的南岸走，可以访问祖法儿(Jufar，今天的Al juwara)、剌撒、阿丹(Aden)，然后再进红海，到秩达(Jidda)厦其东邻“天方”(麦加，Mecca)，郑和本人不曾到天方去，可能是因为改信了佛教。他只派了一个副使去过。　　另一条路，乙线，是由古里向西南，直航非洲东海岸的木骨　　都束及其附近的卜剌哇(Brawa)与竹步(Jobbo)。　　在郑和所到的国家之中，占城与浡泥不在“西洋”的范围之内。真腊与暹罗，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为西洋的二国。爪哇，按照以浡泥为东西洋分界的标准，可算是西洋的一国，但是爪哇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不是从郑和开始，也不是从明朝开始。　　甚至，满剌加与印度东海岸的琐里(Chola)，它们和明朝发生关系，也早于郑和。成祖在永乐元年便已派遣了尹庆去满剌加，闻良辅与宽善去琐里。　　然而郑和的功劳很大，由于他的劳力，满剌加成为明朝在南洋的最忠实的藩邦。他和该国的国王拜里迷苏剌及其儿子亦思罕答儿沙、孙子西里·麻哈剌，都处得极好。他分了砖瓦，给他们盖宫殿。成祖本人，也出面制止暹罗对满刺加的威胁。满剌加的这三代国君，都亲自到北京来过。从永乐三年开始，到宣德元年为止，满剌加的贡使来了十五次之多。其后，由宣德八年，直至满刺加国都于明武宗正德六年被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的贡使仍旧断断续续地来。可惜明武宗及其辅佐，毫无远略，不曾拿出实力来帮助满剌加收复失地，以致满刺加王室屈处柔怫(jo bore)一隅(其后改称为柔佛国)。　　郑和的另一作为，是树立华人政治基础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旧港原为三佛齐国的国都。三佛齐为爪哇的满者伯夷朝代(Majaphit)所灭，旧港沦为爪哇属地，但爪哇不久又分为东西，内战，无力顾及旧港，因此旧港才为几千个华人的领袖粱道明、陈祖义、施进卿等人所据。梁道明于永乐四年来过北京，向成祖上朝，其后失势。陈祖义于永乐五年，企图劫夺郑和的宝艐，被郑和俘虏，送到北京正法。郑和保荐施进卿继充旧港华人的领袖，成祖特地为施进卿创设一个“旧港宣慰使司”，以施进卿为世袭的宣慰使，和内地的“土司”一样看待。其后，施进卿在永乐十九年病故，女儿施二姐袭职，儿子施济孙于永乐二十二年来到京师，“告其父诉”，成祖不明内情，便封了施济孙，而且派郑和带了印诰，专程去旧港一趟。据陈育崧先生研究，施济孙回去以后，旧港的大权仍在施二姐之手，自称“本头目娘”。施二姐的丈夫邱彦诚，倒是站在施济孙这一边的。施二姐的姐姐施大娘出嫁给满者伯夷国的一个大臣。大臣死后，施大娘作了爪哇泗水城西边锦石港(Gresik)的市舶官。锦石港一向是南洋华侨的所谓新港，而浡林邦(Palembang)之所以被称为“旧港”，正因为有了新港。《明史·外国传》的作者把詹卑(Jambi)错认作新港。旧港的华人宣慰使，对外仍自称为“三佛齐国宝林邦帝王”，俨然以三佛齐的正统自居，同时却对中国与爪哇均称臣纳贡。　　除了满剌加与旧港以外，因郑和之西航而对华进贡，发生变相的贸易关系的，有下列各国　　此外，有地电不详的加异勒、剌撒、麻林、吉麻四个国家，均在成祖之时进贡了两次。　　次而地望不详的国家，则有沙里湾泥、千里达、失剌比、剌泥、碟里、日罗夏、夏治、合猫里、白葛达等等。　　我不曾把占城、真腊、暹罗、浡泥、爪哇(西王国)，列在上节的进贡诸国表之中，理由是：它们和明朝发生关系，不因郑和下西洋而开始。然而，这五国贡使来华的次数大为增加，也多少直该归功于郑和，虽则主要的推动力是成祖之打平安南，化安南为郡县。　　这五国进贡的次数．是：　　国 别 成祖之时 仁宗之时 宣宗之时 英宗景帝之时　　占 城 一九　一　九　 一五　　真 腊 四　 ○　○ ○　　暹 罗 一八　 ○　 六　 七　　浡 泥 七　 一 ○ ○　　爪哇(西王国) 一三　 一　五　 七　　吕宋(菲律宾)与苏禄两国，既不在“西洋”的范围之内，而且郑和也不曾去，吕宋在成祖之时进贡了一次，苏禄进贡了两次(国王来朝一次)。　　总结起来，郑和对耀扬国威，尤其是对增进贸易，我不能说没有贡献。因为海外各国见到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印象颇深，而所谓上表进贡，实际上也是以货易货。中国朝廷，一向采取“小来大往”的政策，常常以更多的赏赐(如绸缎、纱罗、茶叶、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脑、麝香，等等)，回报别国的贡品，不让别国的君主吃亏，同时也容许贡使及其随员顺便带些私货来，准许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卖，换买中国的物品带同去。普通的外国商人，由于他们的国家成了中国的“入贡之藩”，也可以跟随贡使作为“随员”，取得了把货物运进中国三个通商港口的权利。这三个港口，是宁波、泉州、广州；各设一个提举市舶司。予以照料，不抽关税。不仅不抽关税，而且对贡使及其qi免费供给食，住，车船.　　中国这一方面，花费很多，却换得了不少热带植物的果实、树皮(如槟榔、椰子、丁香、豆蔻、胡椒、苏木、沉香、金银香、檀香，等等)与若干奇禽异兽(如鹤顶鸟、长颈鹿，等等)，以及珊瑚、玛瑙、珍珠、宝石。　　有若干在朝的文人，认为郑和的宝艐太浪费，便在成祖死后竭力反对，使得仁宗朱高炽在即位的一天，便下圣旨，“罢西洋宝船”，后来又指定郑和以“下番渚军守备南京”。但是郑和停止了下番，番也就不再上表进贡，于是宣宗朱瞻基又在宣德五年旧事重提，叫郑和再下西洋一次。郑和这时候年纪已经不小，此次回国以后便不能继续有所活动。宣宗也只得另找一人统率宝艐。　　　　五七、仁宣二宗　　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死在开平西北的榆木川，享寿六十五岁，，　　他生于太祖称帝北伐以前的十二年。蒙古人传说，成祖是元顺帝的儿子，为业已怀孕的翁吉刺惕氏妃子于进了太祖之宫以后所生(见《黄金史》)，完全不确。　　成祖的长子，仁宗朱高炽，生于于洪武十一年。这一点，足以证明成祖不可能是元顺帝的妃子所生。　　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一年，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去世，享寿四十八岁。　　仁宗在成祖屡次北征之时，留守后方，以“监国”的名义处理庶政，深得民心。他为人仁慈，不愧被谥为仁宗。他即位伊始，便释放了被成祖关了十年的黄淮、杨溥。可惜他在位仅有一年，这是明朝的不幸。　　仁宗的长子宣宗朱瞻基，不及仁宗，但也可算是一个守成之主。此人在位不足十年，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纪仅有三十八岁。好色，是一个原因。　　辅佐宣宗的，是所谓“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原是成祖的旧臣，富于经验。仁宗把杨士奇屡升至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升至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溥升至太常寺卿、翰林学士。　　宣宗即位以后，令杨溥以“同治内阁事”名义入阁。此外，金幼孜原已在成祖时入阁，于仁宗时由文渊阁大学土兼翰林学士，转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宣宗留他在阁。黄淮出狱以后，未回右春坊大学士原职，被仁宗任命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不久又由通政使升为少保、户部尚书；宣宗也留他在阁。　　另有一位权谨，官运不佳，于洪熙元年三月刚被仁宗任为文华殿大学士，在九月间向宣宗请求致仕(退休)，宣宗因他年老，不留。　　黄淮也因为年老，于宣德二年八月退休。　　宣宗自己在宣德元年与宣德二年，先后提拔了两个人入阁，张瑛与陈山。这两人均不高明：“寡学多欲”。宣宗在宣德四年把他们逐出阁外，张瑛左迁为“南京礼部尚书”，陈山“专授小内史书”，教小宦官写字。　　此后，直到宣宗去世，内阁之中仅余杨士奇、杨荣、杨溥。(杨溥在宣德八年才由太常寺卿升加礼部尚书之衔，在地位上稍近于杨士奇与杨荣。)　　三杨官为尚书，而职为大学士，兵工礼三部真正办事的尚书另有其人。三杨只是皇帝身边师友之间的顾问之臣而已。但是，由于位居亲近，他们对于皇帝的用人行政，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也差不多是宰相了。　　三杨性格不同，学养不同，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好在他们均不负行政责任，因此皆能显其所长，而不致因有所短而误国误己。杨士奇之学，杨荣之才，杨溥之量，凑合起来，使得仁宣二宗在位的十一年左右，成为明朝少有的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的插曲。　　这时候，瓦刺业已归顺，“鞑靼”毋庸再打，二杨决定停止下西洋的宝船，停止对安南的征战。他们把贪污的“大官”略惩一二(如都御史刘观)转转风气，却也并不以察察为明，叫天下当“小官”的人人自危。　　仁宣二宗时代的六部尚书，多数均能称职。吏部尚书蹇义，是元老。他从成祖即位的时候，建文四年九月，便担任了这个职务，一直担任到宣宗四年，但仍旧以吏部尚书的名义，留在宣宗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他死在宣宗以后的几天，享年七十五岁。他是巴县人，于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充任中书舍人。太祖磨练他，于任满三年之时，叫他再连任两次，不于升迁。满了三任，依然作中书舍人(正七品)。建文帝将他越级提拔，任为右侍郎(正三品)，成祖在建文四年七月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又升他为吏部尚书。此后，对他一直是信任不衰，只有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因为对太子(未来的仁宗)不满意，迁怒于他，把他关了，关到次年二月放出来，仍叫他回吏部当尚书。　　吏部在成祖、仁宗、宣宗之时，权力最大。它兼有考绩与铨叙的大权，所以其他五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等等，虽并不隶属于它，而人事方面却归它管。蹇义为人“厚重”，作风‘小心”，的确是一个合于理想的人物。吏部本身的事务，已经够繁而且烦的了，他应付得了繁，也耐得了烦。十几年中书舍人的磨练，确有用处。在这一点上，太祖的高瞻远瞩，作育人材，不愧为一朝开创之君，值得我们佩服。　　户部尚书复原吉，也是在建文四年九月受任的，一直当到宣德五年正月病故。所不同的，他被成祖关得较久，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关到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之时。所犯的罪过，是反对成祖对北元作第三次的亲征。　　夏原吉，原籍江西德兴，生长湖南湘阴(和曾国藩同多)。父亲是一个穷“教谕”，早死。本人是南京的太学生，并无“功名”。太祖叫他当户部的主事(约略相当于今日的主任科员或科长)，其后，派到福建与湖北当采访使。建文帝拔他为户部右侍郎。成祖即位，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再升为尚书，和蹇义一样。　　替成祖管钱，管稂，小是容易的事，因为成祖是极会花钱费粮的人。浚吴淞江，修运河，犹有可说；打安南，动员八十万兵，(可能并没有八十万，但也绝对不是八万；我考校了很久，八十的十字不是抄写人或刻字匠的错加)；造宝船，一造便是两三百艘三四十丈长的大船，八九百艘“小船”；他所建筑的新都北京的宫殿苑囿(三殿、紫禁城、三海)，气魄诚然雄伟，费用却是天文数字；他又要对北元一打再打，第一次是派邱福，其后五次是亲征。加起来，成祖一共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粮？《明史》的作者说，以“钜万万计”，钜万，应该写成“巨万”。巨万，是一万万，今天的“亿”。一个“巨万万”、便是“一万亿”。以“巨万万计”，便是‘以万亿为单位’。这或许是言之过甚。　　太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平均每年的税粮有三千万石左右，在洪武廿六年，夏税是米麦共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秋税只有米，是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余石。此外，有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钱钞三万九千余锭(每锭合银五十两，亦即钱五万文，或钞五十贳)。当时米一石，折合钱价五百文，白银一两折合钱一千文，钞(洪武宝钞)，按照票面数字，十足通行。绢一匹，折合钱钞为一千二百文。所谓“钱钞”的岁收，是各项杂税，加丝钞、棉钞、麻钞，按户征收(与唐朝租庸调制度下的庸相仿)。 然而太祖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夏原吉在“盐税”方面打主意洪武的盐税税率是二十取一，全中国的盐，共计有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余引，每引是四百斤，盐价各地不一，总税收折合白银，在九十六万两左右，等于铜钱九十六万贯，或白米九十六万石、　　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　　成祖又要打安南，打北元，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可惜，成祖的花费没有上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本来，在洪武宝钞发行不久，民间对它便发生歧视，而宁可用金银。政府用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用金银，而老百姓的答复是把物价对钞抬高，对铜钱则差不多照旧。在洪武二十五年的时候，以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省而论，铜钱一百六十文可以换钞一贯(应该是一千文换钞一贯)。成祖即位不久，在永乐二年规定，老百姓买盐，必须用钞，以钞一贯换盐一斤。家家户户，按人购盐，成年的每月买盐一斤，未成年的半斤。这样，宝钞回笼了不少。然而抵不住他自己的好大喜功，入不敷出。到他死时，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换句话说，单就米而论，物价增加了五十倍。　　这一种物价直线上升的趋势，在成祖死前无法挽回。夏原吉于永乐十九年因反对第三次亲征而被关在“内官监”，一直关到仁宗即位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筹钱的烦恼。仁宗请他回任户部尚书，向他询问理财的方略，他说，最要紧的是，少发钞，多收钞。仁宗因此而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夏原吉又向仁宗建议，招商人用钞换盐，沧洲以三百贯换一引，河南山西以一百五十贯换一引，福建广东以一百贯换一引。　　宣宗即位以后，也听从夏原吉的话，用种种方法使得宝钞回笼。例如，凡是犯禁以金银布帛代替宝钞作交易的媒介的，所缴罚款概用宝钞；各府州县的粮仓，如已有十五年以上的积存，便可以叫老百姓用宝钞纳盐税与田赋；所有全国各地的秋税(最主要的政府收入)，一概必须以十分之三折合宝钞，缴纳宝钞而不缴纳实物，凡是私用白银作交易媒介的，每银一钱，罚钞一千贯；官吏贪污，每受贿一两银子，罚钞一万贯。　　夏原吉在宣德五年正月去世。他在去世以前的一年半，实际上已经不管户部的事，只是接受宣宗的优待，照支尚书的薪俸而已。户部在宣德三年五月便已添设了一个尚书郭敦，在宣德四年六月又增加了一个以“太子太师”的原官，兼掌户部事的郭资；在宣德五年六月增加一个兼任户部的入：兵部尚书张本；八月与闰十二月又添设两个专任的尚书：黄福与李昶。户部的事情之难找替人，于此可见，而夏原吉的才干也就因有此比较而更为显露了。　　郭敦、李昶、郭资，先后积劳病故，于宣德六年四月、十月，八年十二月死在任上，黄福则因为事办得不好，于宣德七年八月降凋为“南京户部尚书”。于是，以尚书之多而著称的户部，在宣德九年与宣德十年两个年头，却连个专任的尚书也没有。只剩下一个兼任的尚书，胡[左水右荧]是礼部尚书，从宣德六年正月开始，奉旨兼任户部。　　胡[左水右荧]是武进人，于建文帝时以进士充任兵科给事中，成祖升他为户科都给事中。《明史》说，成祖在永乐五年派他遍游天下，探访建文帝的下落，他探访到永乐二十一年，获得结果，向成祖报告。这结果究竟是什么，《明史>却不交代明白。他的官职，在永乐十四年的时候，已经升为礼部左侍郎。　　仁宗降他为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监祭酒。宣宗即位，令他官复原职，先在南京当南京礼部左侍郎，宣德元年转到北京，不久便升他为尚书。胡[左水右荧]一直当到英宗景帝，于英宗复辟以后退休，退休了七年才死，享寿八十九岁。此人的长处，是“老成持重”，却也在宣德元年八月，和杨荣一齐主张对汉王朱高煦大张挞伐，弭大乱于无形。　　朱高煦是仁宗的弟弟，在成祖年间企图争夺仁宗的太子位不成。成祖最后封他在河北乐安，强迫他搬到乐安去住。宣宗元年八月初一，他在乐安造反，成立“五军都督府”，想再来一次“靖难”。宣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御驾亲征，兵临乐安城下，朱高煦投降，被带回北京，于九月间被杀。这是宣宗一朝惟一的战事，　　中央六部的其他三部，兵刑工，尚书的人选不及吏户礼三部，多数却也在水准以上。兵部从洪熙元年四月到宣德六年正月，是张本。其后是许廓，许廓当了一年半，也病死在任上，和张本一样。再其后，尚书一职虚悬了一段时期，在九年三月补了王骥。在刑部的是金纯，从水乐二十二年八月，干到宣德三年五月，下狱；关了三个月，退休。其后，虚悬到十年七月，补了魏源。在工部的．是黄福、吴中、车友直。黄福从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干到宣德五年八月，转任户部。吴中从水乐二十二年十月，干到英宗正统七年四月，退休。李友直从洪熙元年正月，干到正统三年九月，病故。　　　　五八、英宗　　明朝的国运，在英宗朱祁镇之时急转直下。　　他九岁即位，三十八岁死，中间有七个半年头皇位被景帝朱祁钰占有。　　即位之时，他年幼无知，国家大计方针，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张氏知书识礼，信任老臣，一切事由旧章，虽有对北元阿岱可汗(阿台)与麓川土司思任发的战事，而国力未损。她也颇能制抑太监王振，要等到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她去世以后，这王振才专横起来。　　当张氏死时，三杨之中杨荣已不在世(病故于正统五年)，杨士奇、杨溥已老。蹇义与夏原吉也作了古人。于是朝中并无一人能够对付得了王振。　　王振是一个太监，何以能对英宗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一，我们该责备宣宗，不曾注意到儿子的教育，替儿于(尤其是太子)选择好的老师，好的“东宫官”，结果是，英宗在童年所认识、所崇拜的，仅有这么一个王振。英宗到了即位以后，当皇帝当了十几年以后，还一直称呼王振为“先生”。第二，我们该责备成祖。成祖违反了太祖不许令宦官识字，不许令宦官干政的遗训。成祖对宦官有偏好，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当他起兵夺位的前后，颇有一些在南京宫城以内及派遣在外的宦官拥护他，向他送消息。另一原因，是尹庆、郑和、王景弘等人的表现太好；使得他感觉到宦官可靠。再有一个原因，是成祖猜忌成性，对统兵的将领不肯信任，因此就常常派宦官当监军。由监军而升为“镇守中官”，于是宦官也当起方面大员来了。　　宦官在生理上有缺陷，因此在心理上有变态。中国历史上未尝没有好宦官，然而究竟极少。多数的宦官，一朝有权在手，便无恶不作。　　英宗在成年以后，依然是一个未成熟的儿毫。王振说什么，也都听从。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下跪的极少。除了二杨以外．有不肯对王振下跪的，迟早皆免不了吃亏。然而王振的官职，只是宫内的司礼太监而已。　　王振是蔚州人，不学无术，懂得写几个字(淡不上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人。他自己作威作福，还不够，又引诱英宗对大臣无礼，对瓦刺用兵。也先在正统十四年大举入寇，实际上也是王振激出来的。也先选马进贡，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得很少；他又在也先入寇之时，力主御驾亲征，使得英宗成为也先的俘虏。　　　　五九、也先　　在北元的一方面，阿鲁台在宣德九年被瓦剌的脱欢战败，身死。他所奉的阿岱可汗(阿台)失了依靠，窜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于宣德十年十二月骚扰凉州(武威)与镇番(民勤)，被陈懋赶走；又在正统元年五月骚扰肃州(酒泉)，被蒋贵赶走。到了正统三年四月，他被蒋贵袭击，死于脱欢之手。在他以后当可汗的，是脱脱不花，汗号“岱总”。　　脱脱不花的父亲，叫做阿寨台吉。阿寨台吉是额勒伯克的弟弟，鸿台吉的遗腹子。　　脱欢在正统四年病故，继承脱欢作为瓦刺的领袖，同时也是全部北元的实际主宰的，是脱欢的儿子也先。也先的官位，正如脱欢的一样，是“太师”。脱脱不花名为可汗，力量极小。　　也先从正统五年到正统十三年，对明朝差不多是年年进贡，只有在正统十年缺了一次。这一方面是给了明朝面子，一方面他自己也不吃亏。他所贡的是蒙古土产的马与骆驼，而换来的各种赏赐都是他所必需的各种物品。除了贡与赐的互换以外，明朝又已经从正统三年起，在大同特设一个马市，准许内地的老百姓用钱买瓦刺人与“鞑靼人”的马。　　也先的贡使，正如其他各国的贡使，一入明朝困境，便获得白吃白住，白用交通工具的优待。因此之故，贡使的人数，每年均在增多。到了正统十三年，竟有两千多人，而号称三千，向明朝朝廷支取三千名额的招待费。《明史》说，太监王振恨他们虚报人数，而无可如何，便故意减估他们的马的价格，于是激怒了也先，决意对明朝大举入侵。《明史》又说，在正统十三年以前，王振和也先暗中有来往，秘密地送箭头给也先，换取良马。　　也先这时候，承继了父亲脱欢所遗留下的庞大领土，而且向东发展，征服，“三万水女真”(可能是明朝的“三万卫”，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又向南发展．裹胁了“大宁三卫”的兀良哈人。　　他早已不把明朝看在眼里，此时在受了王振的挑衅以后，便分兵数路，叫脱脱不花率领兀良哈人进攻辽东，知院阿拉进入宣府(宣化)，自己以主力进攻大同，另派一人以偏师进攻甘州。　　这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间的事。　　大同的参将吴浩阵亡，消息传到京师(北京)，王振怂恿英宗，带五十万兵御驾亲征。　　　　六○、土木之变　　英宗那时候年方二十三岁，不仅毫无作战经验．而且不曾出过京师的城门。王振虽则年纪较大，然而对军事之茫然无知，正与英宗相同。被他们带去的老将，确也不步，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公张辅，却皆没有指挥之权。况且，张辅的年纪已有七十五岁。被他们带去的文臣，也很多，其中官阶最高的是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邝埜主管兵部。却不会骑马，一路上跌了好多次。王佐呢，心中十分反对亲征，一路上常常跪在草中不肯起来，请求英宗回銮班师。　　五十万大军，挤作一团，从京师出发，经居庸关、怀来、宣府，向大同前进。未曾到达大同，未曾遇到敌人，粮食已经吃完!兵士饿倒在路边的，比比皆是。加上老天不肯作美，天天刮风下雨，士气颓丧，未战先败。　　事实上，在大军出发的前一日，奉命总督大同兵马的西宁侯宋瑛，已经在阳和卫(阳高县)惨败，宋瑛与武进伯朱冕阵亡。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都督王贵，这三人所统率的四万兵，也在大军出发以后，尚在中途之时，先后被也先消灭。　　英宗、王振与大队人马，在七月十六日(甲午)离开京师，八月初一日(戊申)到达人同，一其走了十五天。在大同住了两天，不敢与也先交战，慌忙班师。　　从八月初三日(庚戌)离开大同，到初十日(丁巳)回抵宣府，又走了八天。在宣府住了四天，也先的军队赶到，战了一场。明军损失大将二人：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英宗派成国公朱勇与水顺伯薛绶去救，这两人也中伏阵亡。　　英宗与剩余的大军匆匆离开宣府，向蔚州方向撤退。原因是王振想带着皇帝到自己故乡一趟，摆摆威风。刚走了一会儿，王振又顾虑到大军会踏坏故乡，尤其是自己田地上的麦子，临时下令改道，转而向东，去怀来。　　八月十二日(庚申)下午，天尚未晚，大军到达距离怀来仅有二十里路的土木堡。王振不肯再走，要停了下来，等候他的一千多辆的私人辎重。于是，大军留在土木堡过夜。这时候，已经有两天找不着水喝，人和马都渴得受不了。　　次日，八月十三日(辛酉)，整个的大军被也先包围。又过了一无，壬午，王振下令向南突围，走不上三四里，队伍大乱，敌人追及，全军覆没，张辅、邝埜、王佐，连同王振，一大批文武百官阵亡，士卒死亡了几十万，英宗本人被俘。　　　　六一、景帝、于谦　　景帝朱祁钰，比英宗小一岁，是英宗的异母弟。英宗的母亲是孙贵妃，景帝的母亲是吴贤妃。宣宗的正宫皇后，原为济宁人胡氏，无子，于宣德三年因孙贵妃“生”了英宗而被废。孙贵妃是邹平人，一向有宠，在胡后被废以后，被封为皇后。传说，英宗根本不是她生的，而是一位姓名难考的宫女所生，被她抱了来，冒作己子。　　吴贤妃是镇江府丹徒县人。于宣德三年被封为贤妃。　　宣宗内宠甚多，却只生了英宗与景帝两个儿子。　　英宗即位之时，大政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景帝被封为郕王。英宗在正统十四年听了太监王振的话，贸然御驾亲征。八月间，发生丁土木之变，英宗作了也先的俘虏，太皇太后命令郕王作“监国”，升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于谦是杭州府钱塘县人，于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在宣德初年充任御史，为人守正不阿，疾恶如仇。其后奉命以“兵部右侍郎”的官衔，巡抚河南山西，前后有十九个年头，威惠并行，爱民如子，中间一度被依附王振的通政使李锡诬控下狱．关了三个月。正统十三年，他在巡抚的任上被召回京，升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兵部尚书邝埜随英宗出京亲征，于谦留在京里主持部务。英宗被俘，郕王监国，翰林院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京，于谦反对。于谦说：“建议迁都的人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大事去矣。宋朝迁都的结果如何，难道大家不知道吗？”郕王认为于谦的话很对，便决定留在京师(北京)不走。　　那时候，京师所有的兵，不足十万，都是老弱。好兵，都给英宗带去，在土木堡白白牺牲。于谦请郕王把两京及河南的“备操军”，山东与南京(江苏)沿海各卫所的“备倭军”，北京(河北)与江北各府的“运粮军”，都调到京师来，加以整编、安排。这三部分的兵，来到京师以后，人心大定。　　于谦与朝中的大臣，如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值阁的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陈循，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高谷，翰林院修撰彭时、商辂，等等，于九月间请准太皇太后张氏，推戴郕王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景帝即位的事，是于谦等人对付也先的一着好棋。也先满以为拿到英宗在手，奇货可居。事实上，也先已经派了使者来京，提出交还英宗的苛刻条件，包括万万文以上的赎金。景帝和于谦对他的条件置之不理，只赏赐也先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缎二百匹。　　也先于十月初七日，带了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宣称送英宗进城。驻守大同的总兵官郭登，关着城门不开，叫人告诉也先：“中国已经有了皇帝”，意思是说：“景帝已经即位，你送不送英宗回来，毫无关系。”　　也先经由紫荆关，直薄京师。于谦把京师城内的兵，大多数都开到城外，关上城门，自己率领诸将在城外迎战。也先在十月十七日到达，攻了五天，吃了几个败仗，分两路撤退。也先出居庸关，也先的弟弟卜颜·帖木儿带了英宗，出紫荆关。　　英宗自从被俘以后，一直是由卜颜·帖木儿看管。传说，在被俘之初，也先本想杀害英宗。《黄金史》上说，也先用剑砍英宗，剑断了，英宗不曾受伤。也先又把英宗放到水中，英宗浮了起来，不沉。(《黄金史》称英宗为“景泰可汗”，错得可笑。)后来．也先便把英宗交给卜颜-帖木儿。(《黄金史》说，交给了永谢布族的额森.沙迈。)　　也先在撤退以后，攻了几次大同，均被郭登打了回去。这位郭登颇能打仗，发明了好几种新武器，例如“搅地龙”、“飞天网”，也仿造了古时候的四轮“偏箱车”，行军时供输运，作战时有钩环连结成阵。他把兵士每五人成为一伍，叫他们宣誓结盟，他对每伍的人，有功同赏，有罪同罚。十个伍成为一队，十个队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可能是称为营)。军官临阵退却，杀军官；前队退却，则后队杀前队。于是，他虽则麾下官兵不多，而始终守住了大同。　　大同以外，独石口、宣府、居庸关、涿鹿、易州、保定、真定(正定)，于谦也都派了得力的将领坚守。　　也先一再表示，愿意送回英宗，对明朝讲和。景帝在最后派了右都御史杨善，中书舍人赵荣，指挥王息，干户汤胤勣，偕同脱脱不花的使者皮儿麻黑马，去到也先那里，于景泰四年(1453年)八月初二日见到也先，初八日陪同英宗由也先的大营启程，廿一日(丙戌)回抵京师，景帝迎拜于东安门，英宗答拜，彼此谦逊了一番，景帝把英宗安置在宫城内的南官。　　景帝自从在正统十四年九月即位以来，一向对于迎回英宗的事，甚不热心。英宗回京以后，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等人在十一月请求向“太上皇”拜寿，又在十二月请求于明年元旦向太上皇朝贡，均不被景帝许可。也先在放还英宗以后，屡次派人来修好，请求派使臣报聘，景帝一概不理，而且在敕书上明白告诉也先，议“前者使往，小人言语短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而太师请之，甚无益。”为什么景帝不愿意再派使臣呢？因为他怕也先提出叫英宗复位的要求。　　景帝而且已经在景泰三年五月，去了英宗儿子朱见深的皇太子名义，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是景帝的错。当年太皇太后张氏于英宗被俘之际，命令景帝监国，差不多同时候(四天之后)也命令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太皇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天下是英宗的，你(景帝)不过是暂时代为料理而已。”现在，英宗回来了，景帝不把皇位交还给英宗，犹有可说；把太子的位置也连带废了，未免示天下以私。　　比起宋高宗来，这位明景帝又略高一筹。宋高宗明知乃父徽宗与乃兄钦宗有可能被救回来，不让岳飞等人去救，而宁愿向金称臣，请金人扣住徽钦二宗。　　就能力而论，景帝比英宗高。景帝能用贤，英宗不能。倘若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景帝当总统，比英宗好。然而，明朝是一个君主国。就君主国的体制而论，景帝应该把皇位还给英宗，至少是不该夺去英宗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　　于谦的态度如何，史无明文。我们仅仅知道，当英宗仍在蒙古之时，景帝是听了于谦的话，才肯派李实、罗绮二人去见也先的。李实和也先谈好了放还英宗的事，其后扬善等人才顺利地把英宗接了回来。　　更换太子的事，景帝是否曾与于谦商量，我们无法知道。他的职务是兵部尚书。皇帝下颁诏敕，照例只是值阁的学士或大学士之事。《明史纪事本末》说，景帝“分赐内阁诸学士金五十两，银倍之，学上陈循王文等遂以太子为可易。”第一个建议更换太子的，是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黄竑．这黄竑越位干政，本该处罚，而景帝赞为忠臣，升授都督。于是，“吏部尚书”王直与于谦“相顾惊愕”。尽管他们两人相顾惊谔，那懂得逢迎的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却出面奏请更换太子了。景帝立即予以批准。这便是景帝更换太子的经过。　　　　六二、夺门之变　　景帝除了这位皇太子朱见济以外，没有其他的儿子。而朱见济不幸在景泰四年十一月病死。　　次年四月，御史钟同上疏，请复立英宗的儿子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五月，礼部的一个郎中(司长)，管仪制的章纶，也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并且要求景帝在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与各种节日，率领文武百官，朝见“太上皇”(英宗)于宫城的延安门。景帝读了章纶的疏，大怒，叫锦衣卫把章纶逮捕，加以拷打，追问主使，连带地也捕了钟同。　　章纶、钟同二人在锦衣卫关了一年多，到了景泰六年八月，忽然被押解到宫门的阙下(阙是两根柱子，一种没有匾的牌楼)，用棍子打脊背与屁股(这一种刑罚，叫做“杖”)。同时被打的，有“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原来，这廖庄曾经于朱见济死后也上过疏，请求景帝常常“朝见”太上皇(英宗)，并且说太上皇的儿子是“皇上之犹子”，“亦宜令亲近儒臣，以待皇嗣之生”。这位廖庄在六年八月来到京师陛见，令景帝想起了他的那一本奏疏，也想起了章纶、钟同两人，于是下旨，把章钟二人由锦衣卫牢里带到阙下，和廖庄一齐挨打。钟同当场被打死，章纶在打完以后，仍旧关回牢里，廖庄被贬到四川宁羌驿，充任驿丞。　　景帝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他自己占了皇位，不肯让还英宗，却又不忍对英宗的“太子”朱见深下毒手。有一个给事中徐正，向他秘密建议，把英宗所住的南宫，加高围墙(等于是所谓“圈禁高墙”)，令朱见深出京，就封沂州。他不仅不接受，而且大发脾气，把徐正充军到铁岭卫(辽宁铁岭)。　　其后，英宗复辟，对景帝便不如此客气。 英宗复辟，是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 当时，景帝得了重病，群臣惶惶不可终日。于谦每天领了若　　干大臣。上疏请求“立皇太子”，意思是恢复英宗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然而不曾明说(怕叫景帝生气)。东阁大学士王文似乎想另立仁宗第五个儿子襄王朱瞻墡的儿子朱祁镛，却也不曾明说，只上了一疏，请求选择一个人立为太子。景帝叫太监传旨，将在正月十七日临朝，宣布他的决定。　　景帝没想到，在十四日的夜里，使发生了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张[左车右兀]等人的“夺门之变”。　　徐有贞在景帝即位以前，只是翰林院的侍讲，是在景帝朝中才因治河有功，升至左副都御史。中间有一度他想当国子监祭酒，托于谦向景帝说，景帝不肯，徐有贞反而怀疑于谦，以为是于谦不曾去说。景帝之所以不肯，是由于记得徐有贞在英宗被俘，也先大兵压境之时，建议放弃京师，迁都南京。　　石亨在景帝即位以前，官至“都督佥事”。于谦向景帝保荐他，升为“右都督”，掌“五军大营”，封武清伯。提督新成立的“团营”十万人，在于谦指挥之下，抵御也先，守住京师，因功进封为侯，佩“镇朔大将军”印，充任镇守大同总兵官。　　曹吉祥是一个宦官，一向阿附王振，常常出外监军，选了“达官”“跳荡卒”自随，犹如卫队，回京以后，便把这变相的卫队养在“家”中，成为私人军队。宦官有“家”，本是滑稽的事，在当时却是一种风气，大率以侄儿或别人收为养子，娶了媳妇。以便公余由宫内外出之时，以“老公公”的身份享受家庭之乐。有些宦官，甚至纳妾，这妾自然也是名义上的妾而已。曹吉祥的养子，是侄儿曹钦。　　张[左车右兀]是张玉的儿子、张辅的弟弟，在英宗正统年问官至前军都督，总管“京营”。在景帝即位以后，他未曾升官，而且因“骄纵不法”，一度于景泰二年被景帝叫人捕他下狱，关了很短的时间。他因此记下景帝的仇，在景泰八年正月，成为政变的发动人物之一。　　政变的机缘，是景帝无法“郊宿斋官”。特地召见石亨于病榻之前，命他代为行礼。石亨见到景帝确是病得厉害，不久必死，因此在辞出以后，便找了张[左车右兀]与曹吉祥商量，打算于景帝死后迎立太上皇(英宗)复位。这三人商量不出一个办法来，又去找太常卿许彬。许彬说：“我老了，徐有贞的主意多，不妨找他谈谈。”他们见了徐有贞，徐有贞怂恿他们干。于是，在正月十六日的夜里，便发生这“夺门之变”。　　所夺的门，是宫城的“长安门”。他们带了一千兵进去，守门的卫士见到他们都是文武大员，仓猝之间，未敢阻挡。他们进入长安门，一面把门下锁，防免别人带队伍进来，一面冲进英宗所住的南宫，用“辇”把英宗抬到“奉先殿”，高坐龙床(皇帝的大椅子)。这时候，天已快亮，到了习惯上皇帝坐朝的钟点。他们击钟鸣鼓，叫文武百官进宫。文武百官还以为是景帝坐朝。来到奉先殿前一看，才知道是英宗，而不是景帝。　　英宗复辟以后，第二天便下旨将于谦逮捕下狱。和于谦一齐被捕的，是华盖殿大学士陈循；谨身殴大学士王文；户部尚书兼太子少师、值阁萧镃；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学士、值阁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江渊；都督同知范庆；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永。 英宗同时叫徐有贞以副都御史本官兼翰林学士，“直内阁，掌机务”。这时候，内阁只剩下少保兼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高谷一人。英宗把许彬与大理寺卿薛瑄二人升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和徐有贞同时入阁。　　英宗与徐有贞研究，如何处置于谦。英宗说：“于谦曾经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则今日之事无名。”结果，把于谦加了一个“意欲迎立外藩”的罪名，在正月二十二日(丁亥)和王文，及四个太监一齐斩首。陈循、俞士悦、江渊被充军，萧镃、商辂“除名”为民。范庆在二月间被杀。　　英宗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大封复辟的功臣：石亨，忠国公；张左车右兀]，太平侯；张[左车右免]，文安伯；杨善，兴济伯；孙镗，怀宁伯；童兴，海宁伯；徐有贞，武功伯。曹吉祥的养子曹钦，被任命为都督同知。　　景帝于二月初一日被“废”为郕王，于十九日或其以前“病故”。　　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于三月间被复立为太子。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皆没有好的下场。这三人互相争宠。 最先是，徐有贞被石曹二人进谗，以泄漏秘密的罪名于天顺元年六月下狱，贬为广东参政；刚走到德州，又因石曹二人进谗．以指使门客写匿名信骂皇帝(英宗)的罪名，再度于七月间下狱，而且拷打，其后因打不出证据来而释放，充军到“金齿”(云南保山)，到了英宗死后，才被宪宗准许回吴县原籍。　　石亨以忠国公的身份，自居复辟元勋，每天直入内廷，引起自居为内阁第一人的徐有贞的嫉恨，与英宗本人的厌恶。英宗特地吩咐左顺门的卫士，凡是总兵官，非有“宣召”不许让他们进来(石亨是五军营的总兵官)，于是石亨便失了宠。到了天顺三年的秋天，他的侄儿石彪，因私藏绣蟒龙衣及“违式寝床”等等罪名下狱，连累了他，英宗命令他“养病”。四年正月(据《英宗本纪》)，他本人又因在大同侮辱过代王朱仕墿，在家里“私讲天文，妄谈休咎”，以及“招权纳贿，肆行无忌”等等罪名，被捕下狱，于一个月后死在狱中。　　曹吉祥于英宗复辟以后，荣任司札太监兼“总督三大营”，招权纳贿，不亚于石亨，和石亨时而水火，时而勾结。在石亨倒霉以后，他和养子曹钦大散家财养士，终于在天顺五年七月庚子日造起反来。曹吉祥在宫内被英宗捆住，曹钦在官外与怀宁伯孙镗及其所率领的“西征军”巷战，战败，投井自杀。三天以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　　　　六三、京军三大营、团营　　曹吉祥所统率的京军三大营，是太祖遗留下来的五军营、三千营，与成祖所创立的神机营。所谓五军营，原本是“五军都督府”所统辖的全国军队之中的捍卫京师的部分，共有四十八个卫。成祖增加了二十四个卫，共为七十二卫，人数相当庞大，不仅足以捍卫京师，而且成了征讨北元的主力。宣宗讨伐汉王朱高煦与兀良哈，也倚靠这五军营的精锐。三千营的兵员，在原则上仅有三干人，与五军营不成比例，然而由于开始之时全为从北元来降的蒙古兵，其后所增补的也都是“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因此而作战能力颇强。它在平时的任务是充任皇帝的仪仗队，与巡逻京城。神机营，是专用火器的队伍，起源于成祖征讨安南之时，人数多少待考。　　三大营的官兵，大部分跟随英亲亲征也先，在土木堡伤亡殆尽，京中剩下的多数是老弱。于谦于仓猝之间，除了征募民兵，檄调“两畿”(南北两个直隶)与山东河南的运粮军、备倭军等等，也顺利地选择三大营的可用之兵十万人(《明史·于谦传》作十五万人)，成立十个新的单位，总称为“团营”，分祢为“毅勇营”、“某某营”，等等。团营的总兵官，由三大营的三个总兵官选一人担任。这团营总兵官之上，另设提督一人，由一个尚书或都御史兼任；监军一人，由太监兼任(这是成祖以来的坏制度，于谦没有力量改变)。那时候石亨已由于谦保荐，作了五军营的总兵官，于谦又进一步保荐他，作团营的总兵官。景帝照准。提督的职务，景帝叫于谦本人兼充。团营的监军是谁，待考；可能便是曹吉祥，《明史·宦官传》含糊其辞，说曹吉祥在景泰年间“分掌京营”，于英宗复辟以后“总督三大营”。　　于谦在选了“胜兵”成立团营以后，把三大营留下的老弱，称为“老家”，于是团营与老家，成为两个对待的名词。而总称为京军，或京营。　　英宗把团营废了，宪宗把它恢复，由十营而扩充为十二营，称为奋武营、耀武营、练武营、显武营、敢勇营、果勇营、效勇营、鼓勇营、立威营、伸威营、扬威营、振威营。　　其后，老家变成了当差与打杂的集团，根本不像军队，但正式的名称仍是“三大营”。团营呢，也逐渐腐化了。武宗先后成立了所谓“东官厅”与“西官厅”。东官厅所选的是京军精锐，而西官厅所选的是边军(原来在边疆各地镇戍的兵)。东西官厅合称为“两官厅”，团营变成了“老家”。三大营连“老家”的资格也丧失了。不久，两官厅也步了团营的后尘，官长们平时吃空额，战时拉壮丁。世宗接受王邦瑞的建议，把两官厅与团营同时废除，恢复“三大营”的旧制，以团营的十二营划入五军营，五军营仿照成祖旧制，分为“中军”、“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三千营改称为“神枢营”，神机营的名称仍旧。这些话，本该留到说至宪宗武宗世宗之时再说。　　　　六四、孛来、毛里孩　　也先在送还英宗以后，一心想与景帝通好。景帝对他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原因是，一则怕也先提出苛刻条件，二则宣府与大同有杨洪与郭登两个得力将领在镇守着，京师固若金汤。 也先自己的困难也很多。他的领土太大，不易控制；脱脱不花可汗与他并不能合作无间。脱脱不花于土木之变以前，便不主张对明用兵。也先叫他攻辽东，他攻得并不卖力。而且当也先从北京郊外撤退以后不久，脱脱不花便派了使者先来，对明“单独媾和”。种种迹象，显得他不甘心作傀儡。　　两人终于在景泰二年的十二月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战败，逃到郭尔罗斯部部长彻卜登那里，于次年某月死在彻卜登之手。彻卜登有个女儿，原为脱脱不花之后，已被脱脱不花休废，彻卜登记仇，而脱脱不花懵然无知。这个后，她替脱脱不花生有一个儿子，叫做摩伦。　　脱脱不花的另外一个后，生下一个儿子，叫做马古可儿吉思(《蒙古源流》上的蒙古勒克呼·青吉思，《黄金史》上的Makha— kurkis)。　　也先于战胜脱脱不花以后，自立为可汗，称“大元天圣可汗”。到了景泰五年，被自己的知院阿拉打败，逃走，于景泰六年死在永谢布族的布浑之手。阿拉在《黄金史》上，称为“阿拉克·他木儿·丞相”，是镇西(巴里坤)地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