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5

一五、西征　　朱元璋吩咐徐达，改大都为北平府，留三万人成立六个“卫”，拱卫这个北平府，交给孙兴祖与华云龙二人指挥，徐达本人统率大军西征。　　西征的最大对象，是王保保。其次，是李思齐。又其次，是张思道及其弟张良臣，孔兴，脱烈伯。　　王保保这时候在太原，已于大都易手之前，被元顺帝赦免一切罪名，开复重要官爵(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　　徐达由今天的平汉铁路路线南下，进入山西，在洪武元年十月取了泽州(晋城)、潞州(长治)。王保保却也正在找徐达打，由太原北去，向着大都的目标走。徐达接到消息，决定不回师救大都，而贯彻原来的计划：打太原。　　王保保在十二月间走到了保安州(涿鹿)，听说太原丢了，慌忙选了几万骑兵回来，在太原城下扎营，当天夜间被明军偷袭，大败，溜去大同。其后，由大同移军(甘肃)定西，在洪武二年冬天围攻明军韩温部于兰州，围了几个月，徐达带了主力来到。洪武三年四月，两军在定西之北的沈儿峪对垒，一日激战。结果，王保保又吃了一个极大的败仗，被俘了八万四千五百多将校士兵，自己仅能与妻儿几个人逃走，在宁夏住了一些时，最后去到和林(库伦西南)，保元顺帝的继承者，前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驾。　　李思齐本在潼关，被明军冯宗异部吓走，退守凤翔。洪武二年三月，又从凤翔溜走，退守甘肃西南部的临洮。一个月以后，冯宗异追到临洮，李思齐投降，被送到应天(南京)。朱元璋赏他一个毋庸到任的官：江西行省左丞。　　张思道本在鹿台，保卫奉元(西安)。明军一到，他溜去甘肃，扎在庆阳。其后，留下弟弟张良臣守庆阳，自己去宁夏投奔老仇人王保保，被王保保禁闭。张良臣在洪武二年五月降明，降了又叛，在八月间战败，被杀。　　孔兴与脱列伯本来也是扎在鹿台的，其后于洪武二年八月攻明军某部于大同，李文忠来救，脱列伯战败被俘，押到应天，朱元璋赐他一套衣冠。孔兴溜走，被自己的部下杀了。于是在洪武三年四月沈儿峪之战以后，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都成了大明的领土。　　　　一六、深入沙漠　　当徐达在沈儿峪和王保保对垒的时候，正是李文忠以另一支精兵深入抄漠，希望捕捉元顺帝的时候。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年轻胆壮，战功颇多。北伐期间，他以偏将军的名义，隶属副将军常遇春的麾下。常遇春在洪武二年六月打下开平(元朝的上都)，却不曾捉住元顺帝。次月，常遇春在回师的中途，暴卒于柳河川，常的部队便完全归李文忠指挥。　　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正月，升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再度出居庸关。李文忠在五月间到达开平，由开平转向东北，走了三百多里，打元朝的应昌路。事先，他听说元顺帝躲在应昌；其后，他在快到应昌之时，又听说元顺帝已死，元顺帝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称帝，仍在应昌。　　五月甲辰日(另一说是癸卯日)，李文忠打进应昌，活捉了爱猷识理达腊的皇后、妃子、宫女、皇子买的里八剌等，与朝廷的大官、卫兵，还缴获了十五颗宋元两朝的玉玺与金印。爱猷识理达腊本人不曾被捉住，他向着和林(库伦西南)的方向逃走。李文忠带了骑兵追，追到北庆州(林西县西北)，追他不上。李文忠回师，经过兴州(滦平县西南)与红罗山，收降蒙古军民五万多人。 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决心大举，派徐达、李文忠、冯胜(冯宗异)各领五万骑兵，分三路出塞，搜捕爱猷识理达腊。徐达出雁门关，三月间连败王保保于野马川及库伦之南的土剌河(上拉河)，推进到“岭北”，与王保保对垒，死了一万多人，攻败垂成。这是徐达生平所吃的唯一败仗。　　李文忠出居庸关，在六月间到达土剌河，元将哈刺章退守阿鲁浑河(鄂尔浑河)北岸，李文忠据河死战，侥幸战胜，但伤亡极多。哈剌章再退，退到骋海(一作“称海”)，李文忠追到骋海。元军的援兵越来越多，李文忠只得班师。在敌人境内班师，是不容易的事，李史忠除了抵御追兵与伏兵以外，又一度迷路，一度缺水，艰苦备尝。　　冯胜由兰州出发，经过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受元将上都驴之降，推进到亦集乃路(额济纳，即居延设治局)，受儿将卜颜颤帖木儿之降，又推进到别驾山，吓得元将朵儿只班望风而逃。冯胜全师而退，俘获了十几万牛羊马匹骆驼。他的麾下傅友德，分兵西进，取了瓜沙州(敦煌)。　　次年，洪武六年，王保保反攻，来到了长城边，狠狠地在抚宁与瑞州(绥中)烧杀一顿，被徐达占败于长城以南的怀柔。　　洪武七年，李文忠又去热河，打下高州(平泉西北)的大石崖与毡帽山，杀了元朝的宗王朵朵失里，鲁王桑哥八刺(或他的儿子)，俘虏了小少人畜。　　洪武八年，王保保在和林(库伦西南)病死。三年以后，爱猷识理达腊病死，被元朝的大臣们谥为“昭宗”。元顺帝之被称为顺帝，是朱元璋送他的谥法。元朝自己的谥法，是“惠宗”。，　　继承爱猷识理达腊的，是弟弟脱占思帖木儿。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派沐英经出宁夏，翻过贺兰山，穿过沙漠，到了和林，活捉元朝的丞相之一，国公脱火赤，枢密院知院爱足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派冯胜，去辽东，对付那驻扎金山(开原西北)，拥有二十万兵的元朝开国元勋木华黎的苗裔，纳哈出。冯胜带去的兵，也有二十万。麾下的猛将也不少，包括傅友德与蓝玉。结果，不必交锋，便受了纳哈出之降，送纳哈出到应天(南京)。朱元璋封纳哈出为海西候。(其后，纳哈出随傅友德征云南，病死在中途。，)　　洪武二十一年，爱猷识理达腊的弟弟，第三个君主脱古思帖木儿南下，住在捕鱼儿海(热河经棚县西北的达尔泊，不是贝加尔湖)。蓝玉带十万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去突袭，杀了几千人，俘虏了七万多，但不曾捉得了脱古思帖木儿。　　脱古思帖木儿朝着和林的方向奔逃，在土刺河附近遭遇到叛臣也速迭儿拦截，只剩下十六人，再逃，被也速选儿赶上，勒死。　　此后，元朝内乱，朱元璋也不再对元朝用兵。要到了明成祖的时候，明元两朝之间才重新有战事。　　《明史·鞑靼传》说，在脱古思帖木儿以后，“部帅纷孥，五传至坤帖木儿”。事实是，“三传”至坤帖木儿。《明史》的撰述人，以为蒙古人其后不久便放弃了“元朝”的国号，而自称“鞑靼”，这也是错误的。蒙古人诚然不再用汉文与汉人的官名，然而对于“大元”的传统，却未忘怀。　　　　一七、北元概略　　《明史·鞑靼传》，是一本流水账，账上所记的是某年某处有鞑靼人入寇。撰述人对于所谓鞑靼的国内政情，甚至其君主传袭世系，一慨茫然无知。　　我们必须参考柯绍忞《新元史》里面的“宗室世系表”，才能够约略知道“北元”的世系。但是柯绍忞把年代弄错了很多，也把君主们的名字故意写得与《明史》所记载的不同，给研究的人增加困难。　　因此，我们又必须参考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及其所引的小彻辰萨囊台吉的《蒙古源流》，才勉强可以摸清楚这“北元”世系的一个大概——也只不过是一个大概而已。　　“北元”这个名词，是高丽人所创造的，比“鞑靼”两个字公平得多。直到崇浈八年为止，“北元”始终与明朝对峙着，其情形犹如金与“南宋”，虽则地域迥异。明朝有过十六个皇帝；北元有过二十八个君主。　　就大体来说，北元与明朝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谁。明成祖“亲征”了好几次，有一次到达克鲁伦河与鄂嫩河之间，成吉思汗的发祥地，几乎活捉了北元的第九个君主本雅失里，其余几次也吓得敌人望风而逃，然而他没有办法留下汉人在沙漠南北定居，没有办法收为“郡县”。　　在北元的一方面，第十三个君主脱脱不花的权臣也先，有力量活捉得明朝的英亲，却没有力量“收复”大都，终于不得不把英宗送还，和明朝言归于好。　　再其后，北元在明宪宗至明世宗之时，崛起了一位盖世英雄：第二十个君主达延汗(大元汗)。他统一漠南漠北，分封诸子，直至二十世纪，蒙古多数盟旗的王公都是他的苗裔。然而他也只能适可而止，望长城而却步。他在位很久。　　第二十二个君主卜赤无甚作为。另一房的孙儿第二十三个君主俺答，以河套为根据地，对明朝骚扰了几十年，直至受封为“顺义王”(明穆宗隆庆五年)，才肯罢休。　　第二十四个君王卜赤的儿子打来孙；打来孙的儿子第二十五个君主土蛮；土蛮的曾孙第二十七个君主林丹汗虎墩兔，都很厉害。他们使得国运已衰的明朝，有些招架不住。明朝的君臣恨他们，称他们为“西虏”。(“东虏”是建州的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　　有人说，倘若明朝的实力不曾被“西虏”长期消耗，也许不至于亡给建州，也不至于在亡给建州以前，应付不了李自成、张献忠等若干农民军。　　详细的经过，等到以后再分别叙述。　　　　十八、明玉珍、明昇　　明玉珍是湖北随州人，农夫出身，“身长八尺余”，眼中瞳人成双(目重瞳子)。他在家乡纠合了一千多人，在“青山”上筑寨自保，被徐寿辉威逼入伙。其后，奉徐寿辉之命，西取归州(归)，到夔州(奉节)一带抢粮。至正十七年十二月，他听说元军在重庆的很少，便溯江而上，取了重庆；次年，攻下成都、嘉定，取得整个四川(包括今天的贵州遵义)。徐寿辉任命他为“陇爵行省右丞”。　　至正二十年，徐寿辉为陈友谅所弑，明玉珍派人守住夔关，和陈友谅断绝往来，同时在重庆城南替徐寿辉立庙。一年以后，他自称“陇蜀王”；两年以后，他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以重庆为都城。三年以后，他的兵攻下云南路(昆明)，守不住，退回；五年以后，他的兵攻下兴元(陕西南郑，“汉中”)。六年以后，至正二十六年，天统五年，他去世，享寿三十六岁。　　他待老百姓极好，对读书人极有礼貌，税抽得轻，学校办得多。他不太喜欢扩充领土，更无意于统天下。他和朱元璋颇有往来。朱元璋比他为刘备，自居为孙权，说王保保想当曹操，却缺少谋臣如荀攸荀彧，猛将如张辽张郃，否则朱元璋自己和他(明玉珍)均不能高枕无忧。“予与足下实唇齿邦，愿以孙刘相吞噬为鉴。”　　明玉珍死后，儿子明昇嗣位，年纪才有十岁，大权先后操于佞臣张文炳及武夫吴友仁之手。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取得大都，洪武三年击溃王保保于甘肃定西的沈儿峪，便不再以孙权自居，也不再视“大夏”为唇齿之邦，而决心对明玉珍的阿斗下手了。洪武四年正月，他命令汤和由湖北进兵，攻瞿塘峡，以重庆为目标；傅友德由陕西甘肃进兵，以成都为目标；冯宗异(胜)留守陕西，修缮城池；邓愈坐镇襄阳，督运粮饷。大军出发以前他秘密吩咐傅友德效法邓艾，由阶州与文县的阴平道，突袭川北。　　傅友德在三月间完成任务，打下江油、绵州(绵阳)，六月间打下汉州(广汉)。　　汤和的工作很艰巨，不仅要“仰攻”，而且要冲断大夏军队所布设的“铁丝飞桥”，从三月打到六月，才打下了夔州，推进到重庆。明昇的左右，主张退守成都；他的母亲皇太后彭氏，以为迟早要降，不如就在重庆降了，免得老百姓多吃苦。于是，母子二人及全朝文武一齐投降，汤和把他们押送应天(南京)。朱元璋封明昇为归义侯，其后流放他到高丽去居住。　　成都及其他城市的守将，也一一投降。只有吴友仁在保宁(阆中)守了若干天，城破以后被送到应天，斩首。　　　　一九、梁王巴匝剌瓦尔密　　朱元璋在洪武四年受明昇之降，拿下四川与今天属于贵州省的遵义一带。　　次年，洪武五年(1372年)，他派遣一位“翰林院待制”王袆【yi】，到云南昆明去，传谕给元世祖的苗裔，“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叫他献出云南，免得用兵。　　梁王巴匝剌瓦尔密迟疑不决，虽则对王袆招待得很好。最后，在洪武六年年底，于来自和林的“北元”钦差脱脱的责难之下，终于把王袆杀了，表示对元朝忠心到底。　　朱元璋又两次派了代表去：在洪武七年派元朝威顺王的儿子，[已经降明的]伯伯，在洪武八年派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伯伯到了昆明，向梁王投降；吴云走到中途，被同行的一个“铁知院”杀了。铁知院本是梁王的臣子，曾经奉粱王之命前往和林，被徐达俘虏，押送应天，朱元璋叫他陪同吴云去昆明，说服梁王。 又过了六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才下命令，对梁王用兵。兵分两路，一路是奇兵，由永宁(四川叙永)南下，攻乌撒(贵州西北部，包括云南的镇雄)，另一路是正兵，由遵义南下，经由今天的贵阳、安顺(在当时叫做普定)，以曲靖为目标。　　奇兵的指挥者，是郭英，归正兵的总司令，“征南将军”傅友德节制。傅友德的左右，另有猛将蓝玉和沐英二人。这两人的名义，都是“征南副将军”。　　傅友德在十二月间，进抵曲靖，与梁王的大将达里麻对垒。双方的兵力似乎均在十万人左右。交战的结果，达里麻大败，被俘了两万多。粱王在昆明听到消息，出城，到普宁州的忽纳砦，烧了龙袍，跳进滇池自杀。傅友德取得昆明。　　那时候，郭英尚在乌撤的赤水河边，与梁王的另一大将实卜，相持不下。傅友德回师而北，对实卜夹攻，实卜吃不消，丢下三千多尸首逃逃走。　　云南，以及贵州的所有其他地区，其后也逐渐成为明的领土。大理的土司段世，在洪武十五年闰二月被沐英活捉。云贵许多苗胞部落(泰缅等族)，都归附了大明皇帝。“八百媳妇”、“金齿”等等，也是如此。　　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正月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在洪武十六年二月设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贵州都指挥使司到了明成祖永乐十一年，被升为“贵州等承宣布政使司”，也成了一个“完全的省”。　　　　二○、开国规模——甲、里、州、县　　朱元璋在贵州设“都指挥使司”,在云南设“承宣布政使司”，似乎是“例行公事”，实际上不但不是例行公事，而且充分显现了他本人和他的左右的政治能力与责任感。　　辛亥以前的中国历史，没有真正的革命，只有朝代的更换。有些新朝代比旧的好，有些新朝代与旧的如出一辙，或甚至更坏。明朝比元朝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把元朝的官制、军政、财政、教育、经济，改进了很多。　　就官制而论，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方面都有更张。县以下的机构，在元朝有所谓“社’，以五十家为单位，设一个社长。在明朝，是以十家为单位，称为甲，设一个甲首。十个甲，成为一里，设一个里长。里长任期一年。城内的里，称为坊；近郊的里，称为厢。坊长和厢长的职权，与里长相同：一方面帮助执行中央与省府州县的政令，一方面领导本里的公益事业，兼为无形的仲裁法庭法官，解纷息讼。比起元朝之只有“劝农”的社，进步多了。　　县的一级，明朝和元朝比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人员减少：减去了县尹之上的“达鲁花赤”，与县尹之下的“尉”。县尹改称“知县”，由从六品降为正七品。知县以下，设县丞、主簿、典史各一人。元朝的县，设典史二人。元朝的中级县与下级县，不设县丞。明朝的中下级县则不仅不设县丞，有时候连主簿也省了(倘若户口不及二十个“里”)，事务统由典史兼办。　　县之上，有府有州。元朝的府，分为总管府(路)与“散府”(府)二种，总管府的汉人长官称为“总管”，散府的汉人长官称为知府。总管与知府之上，均有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达鲁花赤”。明朝把达鲁花赤裁了，“路”一律也称为“府”，元朝的总管是正三品，知府是正四品，明朝的知府一概是正四品。元朝总管府的属官，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照磨、译史(翻译官)、儒家教授、学正、学录、蒙古教授、医学教授、阴阳教授、司狱、丞，平准行用库大使、副使，织染局局使、副使，杂造局大使、副使，府仓大使、副使，惠民药局提领，税务提领、大使、副使，[管理户籍的]录事司录事、司候、判官、典史。户口少于二千家的总管府，与一般的“散府”，官员较少。明朝把知府衙门的官员，减少到寥寥可数：同知、通判、推官、经历、照磨、检校、司狱。推官以下，每职均只一人。经历与照磨，约略相似于今天的文书主任与收发，检校很像今天的校对与监印。　　　　二一、州、省　　有一些元朝的“散府”，到了明朝，被降为“州”。元朝的州，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州设达鲁花赤、州尹、同知、判官、知事、提控案牍。中下等州不设知事，而设“吏目”。下等州不设提控案牍。明朝的州分为两等：一等的叫做直隶州(直属于省的州)，原则上与“府”相等，但官员于知州以下仅设同知、判官、吏目。知州的官阶是“从五品”，比知府低一级半。元朝的州尹，是“从四品”。　　明朝的二等州，叫做“属州”(属于府的州)，在原则上与县相等。　　府以上的机构，住元朝叫做“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简称为“行省”、“行院”、“行台”。这三样机构的管辖区域并不一致。行省约略等于明朝的省，而数目较少。行院视军事的需要，因时因地而设。行台的设置，除了江南与陕西两处以外，其他无规律可言。元朝而且有所谓“中书分省”、“枢密分院”(不曾有过“御史分台”)，其临时性与“代表中央”的色彩，较之行省与行院更为浓厚。行省、行院、行台，也本是中央机构在地方上的办事处，并非地方政府。中央的丞相、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知院等等，可以兼行省的丞相、参知政事、知院等等。中央也可以在行省另设丞相以下的雷同于中央的官，而并不派遣中央官兼任。很显然的一种后果，便是行省行院变成尾大不掉。虽则丞相在行省很少设置，而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等，或此或彼，或多或少，是常设的。行院呢，也常有所谓知院、同知、副枢、佥院等等。行台呢，也有所谓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御史等等。全国又分成二十二“道”，每道设提刑按察使及其属官。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以后，提刑按察使改称为“肃政廉访使”。 明朝在洪武九年以前，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度，不曾有多大改革；到了洪武九年，便一举而创立十二个“承宣布政使司”，以代替元朝的行省。(其中的一个，叫做“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在明成祖永乐元年改称为“北京”[直辖区]；明英宗正统年间，把“北京”改称为“京师”，所谓北京与京师，均兼指北京城及其直辖区，老百姓为了避免混淆，称北京城为京城或京师，称它的直辖区为“北直隶”。原来的南京所直辖的“直隶”，被老百姓称为“南直隶”。)　　洪武九年的十二个承宣布政使司，是①浙江、②江西、③福建、④北平、⑤广西、⑥四川、⑦山东、⑧广东、⑨河南、⑩陕西、⑾湖广、⑿山西。　　洪武十五年，增设云南；永乐元年，减去北平；永乐十一年，增设贵州。于是，明朝的省定了型：直至清兵入关为止，明朝有两个直辖区(京师与南京)，也就是两个直隶，十三个省。　　　　二二、布政使司、分守道；按察使司、分巡道　　明朝的“承宣布政使”，不是中央官，而是最高的地方官。每一个承宣布政使的辖区，称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为“布政司”，而不称为‘行省”。在正式的文件中，为了避免“行省”两个字，地名下面加上“等处”。例如，江西“行省”，被称为“江西等处布政使司”。所有的布政使，不分左右，官阶概为“从二品”，不像元朝之有时以中央的正一品丞相与从一品平章政事，派到行省来，或另派“专任”的行省丞相与从一品行省平章政事。　　元朝尚右，明朝尚左。元朝在行省的编制上有所谓“右左丞相”，与“右左平章政事”，等等，并不填满。明朝的每一个布政司，在编制上有左右两个布政使，与从三品的左右两个“参政”(参知政事)，以及无定额的从四品左右参议，——事实上也不填满。　　元朝的行省衙门，等于是小规模的中书省(行政院)。明朝的布政司衙门，除了参政、参议而外，属官仅有经历、都事、照磨、检校、理问、副理问、提控案牍、司狱、库大使、副使、仓大使、副使，与四个局(杂造、军器、宝泉、织染)的大使、副使，共只二十个人而已。(官下面的胥吏，未计在内。)　　每一个布政使司，有“督册道”若干人，“督粮道”一人，“分守道”三人至八人。“督册道”无定额，有设有不设。督粮道很重要，差不多是今日的粮食处长，不过在任务上是专管征收田赋，不管增产，分守道，无甚实权，是府省之间的一种催办公事的人。大省如“湖广”(包括今日的湖北湖南二省)，设有分守道八人，驻在武昌、郧阳、澧州等处，称为“武昌道”、“下荆南道”、“上荆南道”等等。小省如山东，仅设分守道三人，称为济南道、东兖道、海右道，都驻在省城。　　这些道员，均由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兼任。　　布政使所主管的是民政。司法也管，但主管司法的是提刑按察使。因此之故，布政使的属官之中有所谓“司狱”；提刑按察使的属官之中，也有“司狱”。把司法和民政完全划分，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才开始推行的事。明清两朝及其以前的中国人，没有这个司法与民政划分的观念。知县与知府均“兼管司法”。布政使因此也多少有点司法权力。但是，提刑按察使在司法范围内是一省的最高负责人(差不多等于今天的高级法院院长)，而且兼有一部分的监察权力。　　明朝有十三个提刑按察使，与承宣布政使平行，而官阶略低：正三品。提刑按察使的衙门及其辖区，称为“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司里有若干正四品的副使与正五品的佥事，兼任本省的“分巡道”。分巡道的衙门称为“按察分司”。有时候“分巡道”本人，也被老百姓称为“分司”。全国共有四十一个“分巡道”，但是各布政使下而的“分守道”却有六十个之多。　　　　二三、巡抚、总督　　明朝在洪武年间没有巡抚与总督。　　最初的一个巡抚，发表于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委派了一个职司监察的七品官“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所谓巡抚，在当时只是中央官的一种临时工作，而并非固定的官职，更没有如同清朝一样，变成了事实上的省级最高长官。明宣宗宣德年间以后，巡抚才渐渐地多起来。到了明朝末年，差不多每省均有，但是辖区有大有小，并不与布政使的辖区相吻合，而且在职务上也是偏重军事，常常在官衔上加了“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的字样。　　最初的一个总督，似乎是明景帝景泰元年(1450年)所发表的“总督湖广贵州军务”王来。王来那时候已经以“都察院副都御史”的资格，“巡抚河南等处”。总督是他的一个临时兼衔，为了便于调发节制湖广与贵州的兵讨伐造反的苗民。　　第二个最早的总督，是景泰二年的“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徐和滁三州”王竑。王竑正如王来一样，集巡抚与总督二衔于一身。他们两人的本职，也均是“都察院副都御史”。所不同的，漕运是一种经常的政务。因此，漕运总督便成了固定的官职，直至清朝末年。其他各地的总督，以后越来越多，大都是为了军事上需要有一个官，来节制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兵员与粮饷。崇祯年间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总督因此也特别多。　　明朝的巡抚与总督，均没有什么特别的官阶。他们的官阶大小，以各人的本职为定。倘若某人是“副都御史”，那末，他仍是正三品，不因兼了巡抚或总督而升高一级或半级。　　到了清朝，顺治十年以后，巡抚与总督不再是出巡的或出征的中央官，而是“加”上中央官衔的“外官”了。总督所“加”的官衔，在康熙三十一年被明文规定：兵部左侍郎或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倘若本人已当了任何一部尚书，则一律称为兵部尚书。巡抚所“加”的官衔，在雍正元年也获得规定：各部侍郎出身的，加衔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不是侍郎出身而当到内阁学士的，只加“右副都御史”，不加“兵部右侍郎”。再其次，只当过四品京堂、按察使，或左佥都御史的，只能加一个“右佥都御史”。　　这些规定，其后有过不少次的修改。但是，官阶相当固定。直至宣统之时，清朝的总督是“从一品”，巡抚是“从二品”。总督在咸丰以前，兼管军民两政，是巡抚事实上的上司；咸丰以后，巡抚的权力被提高，与总督形成“分省而治”，总督只能在所驻的一省握有全权，倘若这一省已裁去巡抚。　　　　二四、都指挥使　　洪武年间，各省既无巡抚，亦无总督，最高的军事负责人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的衙门及其辖区，均称为“都指挥使司”。这都指挥使司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为“三司”，分别主管一省的军政、民政与监察。　　都指挥使的辖区，与布政使的辖区并不吻合。例如，在洪武八年，十三个都指挥使司之中，有一个辽东都指挥使司，而当时并无“辽东省”。洪武十四年，增设贵州与云南都指挥使司与一个所谓“中都(开封)留守司”。洪武二十年，再添一个“大宁(热河平泉)都指挥使司”。加起来，一共是十七个。　　在这十七个都指挥使司之中，浙江、辽东、山东，属于左军都督府；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广西，属于右军都督府；中都、河南，属于中军都督府；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属于前军都督府；北平、山西、大宁，属于后军都督府。　　此外，又有三个“行”都指挥使司，地位略低，一在福建，管建宁、延平、邵武、汀州、将乐；一在山西，管大同、蔚州、朔州；一在陕西，管今日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以及青海的西宁一带。 明成祖迁都北京，把北京都指挥使司取消，部队改为“亲军”。明成祖也把大宁都指挥使司移到保定，在事实上把热河东边的领土放弃。　　明宣宗添设了一个“万全都指挥使司”，管辖后来的察哈尔南部与绥远的兴和等地。　　明世宗添设了一个“兴都留守司”，以承天卫(今日湖北的安陆)为中心。此外，又有两个新的“行”都指挥使司，一在四川，管今日的西昌一带；一在湖广，管今日的湖北省的西部与西北部。 都指挥使，勉强可比对日抗战期间的“军管区司令”与“保安司令”。在他的下面，有若干“卫”及若干直属的“所”。每一个卫，通常有五千六百名世袭的兵与军官。卫下面有五个千户所。每一个千户所，包含十个百户所。每一个百户所，包含两个“总旗”。每一个总旗，包含五个“小旗”。　　“都指挥使”的地位，不是世袭的。但是，只有属于“指挥使”一级的世袭的“世官”，或考中武科举的人，才有资格被任命为“都指挥使”。世官共有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这些世官，依照明朝的“军民分籍”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封地而有禄田，没有人民而有部队的贵族。　　　　二五、军民分籍、卫所　　军民分籍，是把老百姓分为两种。一种是“军”：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当兵或军官。另一种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除非是志愿投军的)。政府的户籍，因此也有两套，一套是军户，一套是民户。　　这是来元璋所手创的奇特制度：综合了汉的屯田，唐的府兵，与宋的尺籍。他很以此种军民分籍自豪。他说：“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　　他早就在占有和州之时，试行军士屯田：拿下了集庆(南京)及其外围以后，更是十分注意于此。他的军队，从不缺乏粮饷，因此才能做到对人民秋毫无犯，到哪里均受欢迎。　　洪武元年，天下事已经大定，他考虑到如何于胜利以后，安顿庞大数量的军官与兵士。裁减，编遣，复员，都不是好办法。裁谁？不裁谁？编谁？遣谁？复员，复到哪里去？复到农村，农村吃不消；“退伍军人”无田，无牛，无农具，无种子，也复不进农村!　　于是，朱元璋想出了这个军民分籍的办法，不仅安顿了兵士，酬庸了军官，而且替他自己与他的子孙保存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替大明帝国维持了长治久安的国防军。　　兵士，每人赏官田五十亩。条件是：当兵到老(六十岁)；老了或死了以后，由儿子孙子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每代只须有长子一人服役，次子以下作为“余丁”，也就是补缺的兵。这五十亩田，也要纳税(称做粮)，每亩二斗四升，不运到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而集中储藏起来，作为军粮军饷。　　军官，每人封一个“世官”：最高的是指挥使，管一个卫，其次有“千户”、“百户”，管千户所与百户所，最小的是镇抚，有资格管一个总旗或小旗。千户有正有副，百户之下有所谓“试百户”。指挥使与正千户之间，有所谓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　　共有九等。　　大军官有功劳的，封为指挥使不够，便封公、封侯、封伯、封子、封男。这五等封爵，不属于“卫所体系”以内。　　卫所的军官与兵士，分别居住于指定的地区以内，遍于全国。全国的卫所，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共有四百九十三个卫，卫之下各有若干千户所、百户所。独立的干户所有三百五十九个。此外，属于羁縻性质的边胞的卫所，也有四百多个。“世官”的总数，在洪武二十三年，有一万六千五百名左右。“世兵”的总数，有一百二十万名左右。全国的总人口，依照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　　　　二六、五军都督府、兵部　　某一个指挥使，被升任为都指挥使或更大的官，仍旧保存他的指挥使世职，虽则“都指挥使”等等的头衔及权力，是不能传给儿子或自己终身做下去的(原则上是五年一任)。　　“都指挥使”是所谓“流官”(流转的官)。流官共分八等：在都指挥使之上，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在都指挥使之下，有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　　那时候(洪武年间)，明朝还没有所谓“总兵”，也没有专任的“提督”。提督二宁，其后见于若干人的官衔之中，当作动词用，而不当作名词用。　　在中央，军政与军令两项大权，分别由兵部与大都督府执掌。大都督府在洪武十三年，于丞相胡惟庸造反的案子以后，与丞相府同时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所谓“五军都督府”。五军，是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设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都督佥事若干人，同知是从一品，佥事是正二品。都驻在京师。各军都督府之下，有各省的若干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的官阶，是正二品。下边的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　　(卫的指挥使，是世官，但也有官阶：正三品。指挥使以下的各级世官，也均有依次递减的官阶。)　　除了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各卫所以外，另有直属于皇帝的“亲军”。亲军在洪武年间，共有十二个卫，其中以“锦衣卫”为最重要。明成祖把亲军扩充到二十二个卫，称为“上二十二卫”。 兵部在丞相一职未被废除以前，属于以丞相为主管的中书省。其后，与别的五个部(吏户礼刑工)直属于皇帝。　　兵部设正二品的尚书一人，“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设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作为尚书的辅佐。这三人的官阶，均及不上五个军的都督府的左右都督(正一品)。　　发兵、调兵，必须“纳符请宝”。符是金牌，只有两块，一块藏在中书省(其后改藏在兵部)，一块藏在大都督府(其后改藏在中军都督府)。皇帝下诏发兵，由中书省(兵部)与大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及有关的某军都督府)会同奏覆，会同缴进这两块金牌，“请宝”。请宝，是请求发给“走马符牌”。然后，分遣使者，佩上这“走马符牌”，到各个卫所去调兵。走马符牌，是铁的，一共有四十块，二十块铸有金字，二十块铸有银字，平时都藏在宫城里的内府。　　战事完毕以后，司令官缴印，军官与卫兵各回原有的卫所。　　永乐七年以后，不再用走马符牌，而改用编了号码的“调军勘合”。　　　　二七、六 部　　在明朝，洪武十三年以前，兵部只不过是中书省的一个“部”，上边还有中书省的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等的官。洪武十三年，左右丞相被取消，平章参政等等也被取消，中书省的名义也被取消，兵部便和其他五个部，直接在皇帝的管辖之下。　　其他五个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加上[位列第四的]兵部，统称“六部”。　　六部渊源于秦汉，成形于魏晋，壮大于唐，叠床架屋于宋，大权上移于元。最先，在秦始皇的时候，有“少府”衙门的四个“尚书”(高等书记)，在“殿中”“发书”。其后，汉武帝派一个宦官(太监)范任所谓“中书谒者令”，作为这四个尚书的小长官，也无非仍旧是叫他们五人办办文书，跑跑腿而已。文书越办越多，腿越跑越远，中书谒者令和尚书们，也就日形重要，重要到武帝在晚年不得不叫自己最亲信的臣子霍光，以崇高的“大司马大将军”名义，来“录尚书事”。(霍光的异母兄霍去病，是武帝卫皇后的姨侄。)从此，直至东汉之末，谁兼了这“录尚书事”的差事，谁便是事实上的宰相，而所谓丞相或司徒，倘若在官衔上缺少这四个字尾巴的话，使成了徒拥空名。　　不屑挂上这个尾巴的，仅有董卓一人。曹操在建安元年，迎汉献帝于洛阳，迁都许昌以后，也未能免俗。他是“镇东将军，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其后，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又在建安十三年改任丞相，可能仍旧挂上这“录尚书事”的尾巴(但是史节上缺乏明文)。　　东汉从光武帝的时候起，便设了“尚书令”。这是一个“事务官”，比不上“录尚书事”，但是在地位上高过了原来的“中书谒者令”与汉成帝所改称的“中谒者令”，也不再像起自武帝迄于元帝之时由宦官来充任。尚书令下面，有一个仆射，六个尚书，三十六个侍郎，十八个令史，简直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的主官了。　　武帝的四个尚书，分掌四个曹(科)：常侍曹(处理关于京中大官的文书)、二千石曹(处理关于地方大官的文书)、民曹(处理关于小官与老百姓的文书)、客曹(处理关于外国人的事)。　　光武帝以后的六个尚书，分掌六个曹：把常侍曹改为“吏部曹”，主管选举与祠祀；叫二千石曹主管辞讼；叫民曹主管公共工程；客曹仍旧；增设“三公曹”，主管考绩；增设“中都官曹”，主管“水火盗贼”。　　曹丕篡汉以后，增加一个仆射，减六曹为五曹：吏部曹、左民曹(公共工程)、客曹、五兵曹、度支曹。司马炎篡魏以后，把左民曹与五兵曹取消，改设三公、驾部、屯田，三个曹，于是又有了六个曹。　　魏晋两朝的尚书令及其属员，由附庸蔚为大国，自成一省。省字的原意是“厢房”，皇宫大殿两旁的厢房。　　与尚书省比起来，其他三个省要小得多：这三个小省，是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中书省的来源，不是汉武帝的“中书谒者令”，而是由于曹操当魏王之时用了两个人当“秘书郎”。这两个人，刘放孙资，在曹丕当了皇帝以后被升官为所谓“中书监”与“中书令”，以便留在身边，“办办文书”，但毋庸“跑跑腿”。“跑跑腿”的工作，交给门下省的侍中，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等等。至于秘书省，所作的却不是文书方面的事，而是保管宫内所秘藏的书籍!　　南北朝时代的南朝与北朝的中央官制，就尚书省及其他三省而论和魏晋在大体上出入很少。　　隋唐也是如此。唐把尚书省的六曹扩大为六部，称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又在左右仆射之下，新设左右丞各一人，每一丞管辖三个部，左右丞的下面，又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左右司员外郎各一人。尚书令的一职，因为唐太宗在未为皇帝之时，于唐高祖之朝担任过，所以唐高宗在龙朔二年把它废了。虽则唐玄宗恢复了它，却直至唐朝结束为止，始终是阙而不补。　　唐朝的六部，比以前的六曹，充实得多。每部除了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以外，有若干名郎中，员外郎，主事，令史，书令史，“掌故”与或设或不设的“亭长”，计史。郎中之中，有四名各主管一个司。六部一共有廿四个司：　　吏部一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　　户部一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　　礼部—礼部司、祠部司、膳部司、主客司。　　兵部一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　　刑部一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　　工部—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部司。　　宋朝开国于晚唐藩镇及五代纷扰以后，而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及他们的辅佐赵普之流，又无甚学识，以致规模庞杂，名实颠倒，于六部以外有了不少的骈枝机关，事实上使得六部有如虚设。最高的官，文的叫做“平章政事”，武的叫做枢密使。“平章政事”四个字，渊源于唐朝的“尚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唐朝，这是“真宰相”，集尚书、中书、门下三个省的大权于一身。在宋朝，“同平章事”的不一定是尚书省的尚书令或仆射，中等官如开封尹，也可以挂上这个尾巴而变成了“真宰相”，然而并无实权。枢密使和其下的副使，参知枢密院事，也都可以挂上这个尾巴，也照样毫无实权。　　单就六部而论，宋朝的尚书侍郎管不了各人本部的事。管事的常是加了“判某部事”四个字头衔的或大或小的部外的官，实际上，这些“判某部事”也判不了多少事。因为，各部的职权早已被其他的机关分割了去。例如，吏部的考选官吏与黜陟官吏之权，旁落于“审官院”，也上移于中书省(政事堂)及枢密院。户部的收支之权，旁落于所谓“三司使”(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兵部，由于有了枢密院，成为赘瘤。其他三部，礼部刑部工部，也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雄峙于宋朝之北的辽朝金朝，在政治组织上比宋朝简单。金朝尤其好，做到了“职有定位，员有常数”。金主亮把沿袭自唐辽的三省，废掉中书门下二省，只留下一个尚书省，也把左右仆射的名称改为左右丞相，在丞相下面设专任的“平章政事”(不再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个长尾巴作为所谓真宰相的标记)，在平章政事下面设左丞右丞，作为事实上的“执政”，再下面设六部尚书侍郎各一人。六部各干各事，没有骈枝机关加以牵制。 元世祖改称尚书省为中书省，以“中书令”为只有太子才能兼领的“加官”，改左右丞相为右左丞相，左右丞为右左丞(不尚左面尚右)。其余，丞上面的平章政事，丞下面的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一律仍旧。　　但是，他把六部的尚书侍郎增加了。至元二十三年，规定每部有两个尚书，两个侍郎。至元二十八年，又规定每部尚书由二人增加为三人。这样，每一部的里面均形成多头政治，大大地减　　低了办事的效率。元朝六部的附属机关也特别多。部内部外的冗官冗吏，数不胜数。比起金朝来，元朝在种种方面都差得远。 朱元璋在“吴元年”(洪武元年的前一年)以“吴王”的资格建立吴国的中央政府，在大体上沿袭元朝的规模，有相当庞大的中书省。中书省虽不设中书令，却有左右相国(尚左)、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检校、照磨、管勾、参议、参军、断事官、考功郎等等。洪武元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明，改左右相国为左右丞相，在中书省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侍郎各一人，属官若干人。　　朱元璋在洪武六年，感觉六部的工作很繁，在每部添设尚书侍郎各一。两年以后，又在户部的五个科，刑工两部每部的四个科，各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于是，户部有了七个尚书七个侍郎；刑工两部也各有六个尚书，六个侍郎。加上其他四部的尚书侍郎，中书省一共有了二十七个尚书，二十七个侍郎，未免太多。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怒而永久废除丞相制度。他取消中书省，裁掉省内的所有官员，只留下十名“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洪武七年设置的，原称“直省舍人”)。六部被保留，也不得不保留。朱元璋藉此机会，把六部的机构简化，把六部的地位提高。　　每一部，从此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称为左右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一律降为郎中。各部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侍郎也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原则上，六个尚书均直接秉承皇帝，办理各人本部的职务。于是，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有权力的君主。　　在六个部之中，吏部最重要。它主管全国文官的升迁调转，甚至有力量保荐其他各部的尚书。　　就人员而论，户部最大。一开始，它就有五个科，洪武十三年，五个科改为四个“属部”。洪武二十三年，四个属部分为十二个属部。洪武二十九年，属部改称为“清吏司”。明成祖在永乐十八年，减掉一个司，增加三个司。明宣宗在宣德十年再减掉一个司。于是，直至明朝末年为止，户部共有十三个清吏司，每一个司主管中央对某省的收支，以及某省对中央的报销。军队的俸禄粮饷，也归这些司主管。各省的承宣布政使，虽则是任免属于吏部，在业务上则与户部的关系最密切，等于是户部的属员。 礼部，自古以来，都是冷衙门，然而它主管国家的吉凶大典，主管教育与考试，主管招待外宾，宴劳功臣文士，也不能算不重要。　　兵部，在上节已经有了交代。　　刑部，主管“天下刑名”，也有十三个清吏司，“如户部之制”，“各掌其分省及兼领所分京府直隶之刑名”。它们和各省的提刑按察使有经常的接触。主要的业务是覆勘、录囚、决因。　　工部，主管公共工程，包括宫殿、陵寝、城郭、祠庙、仓库、车船、钱币、兵器、颜料、窑器等等，兼管水利。工部业务虽繁。地位却是六部之中最末的一个。　　　　二八、都察院、十三道　　明朝在洪武十三年以前，沿袭元朝的监察制度，设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人，官阶是从一品。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等等。 察院是宋朝的遗留。宋朝把监察权分由三个机构执掌，有所谓台院，负责人称为“权御史中丞”；有所谓殿院与察院，分别由侍御史负责，名义是“殿中御史里行”与“监察御史里行”。三院的总负责人在名义上是御史大夫。比起秦汉隋唐之以御史大夫(或司空)真正总管监察，自然是差远了。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60年)所实施的大改革，兼及于军政、民政、监察。在军政上，取消大都督府，设五个“军都督府”；在民政上，取消中书省，以六部直属皇帝：这两项均是“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手法。在监察上，取消了从品的御史大夫，改以正二品的左右御史中丞为负责人：这是用降低负责人身份的手法来加强他个人的统治。跟着．他也废除了御史台与监院的名称，连带地也取消了御史中丞及其属官。　　两年以后，他感觉到仍有设一个监察衙门的必要，于是便成立“都察院”，放八个“都御史”在里面，官阶一律是正七品，下面设“监察御史”荇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在大体上包括当时的一省，有监察御史三人至五人，但并不驻在各道，而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