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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溯长江而上，去探寻它的源头，你将会看到：滚滚长江，最初不过是从青藏高原万里冰川的冰凌上一颗颗滴下的小水珠。它们聚集成许多条细细的水流，再汇成溪，汇成河，一路上接纳着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终于汇成大江，浩荡东去。你想过吗？这正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积累和发展过程的缩影。中国地方志起源于何时？怎样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这样从两千年前说起。第一节 周代的“四方之志”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上古的“史”本是一种官职，除记录君王的言行和国家的大事外，还负责起草文书，发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图书档案。《史记·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会见。当时秦国强，赵国弱。宴会之中，秦王要求赵王奏瑟(一种弹拨乐器。赵惠文王善鼓瑟)，然后让秦国的史官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立即上前请秦王表演击缶〔fou否，一种瓦质打击乐器〕，并威胁说：“现在我离大王只有五步远，如果您不肯击缶，恐怕不免要流血了。”秦王没有办法，很不高兴地敲了一下缶。蔺相如马上让赵国的史官也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件事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设置史官，将重大事件随时记录在案，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制度。在实行分封制的古代中国，一个世袭的诸侯国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国史官记录和保存的资料，就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文献了。当时统治天下的周王室，它所设立的史官和其他官职，出于职务的需要，各自掌握着一批有关诸侯国的文献。“方志”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专门记述周朝官制的著作《周礼》中。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有“外史”，他的任务是“掌四方之志”，并起草周王室下达给四方(各诸侯国)的命令。又有“小史”，掌管“邦国之志”，为的是辨明天子和诸侯的世系，以便执行各种礼法。还有一种官职叫“诵训”，职务是“掌道方志”(图3)；“道”，就是说、讲；他负责给天子讲解四方记录上报的史实。据考证，《周礼》这部书，虽然假托是周公姬旦所作，其实成书于战国时候。它所记的并不全是周朝真正实行过的制度，而是以周朝的官制，参照战国各国的政治制度，将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来反映一种儒家的政治理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至晚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方志”这个名词。实际上，在另外一些先秦古籍中，也有不止一处提到“志”、“前志”、“故志”，或者引用其中的文句。如《左传·昭公三年》，鲁国的叔孙豹劝说季孙宿(都是鲁国大夫)要好好接待小邾国的穆公，以免对方怀有异心。他引了“志”作论据，说：“‘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迎来者，天所福也。’”《国语·楚语上》记楚国大夫申叔时给楚庄王开了一个书目，供教育太子之用，其中也有“故志”。申叔时还对楚庄王解释说：“用‘故志’来教太子，可以使他了解前代的兴亡，从而有所戒惧。”可见“志”在当时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文献的名称。图3 “方志”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这些“志”、“前志”、“故志”，以及《周礼》的“方志”、“四方之志”、“邦国之志”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实物流传下来，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了。根据《周礼》的叙述大体可以断定，它们是各地的基本情况及往事的记录，其内容无疑属于后世地方志的记述范围，体例上却远远还没有形成后世地方志的样子，甚至很可能还没有什么统一的体例，或许是既有经过整理的史书，也有调查报告，也包含未经编辑的原始记录和档案。当时的“方志”，只是用文字记录的地方文献的通称，并不等于现在的地方志。除外史、小史、诵训以外，《周礼》所记的官职，还有一些同各国文献有关。他们除了要掌握必要的文字记录，还要掌握有关的地图。辅佐周天子安邦定国的大司徒，掌管各诸侯国的“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各种政策法令；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他要了解各地的民力、财力、谷物和牲畜的种类和数量，以便管理四方的朝贡；“司险”要掌握“九州之图”，以了解山林川泽的阻隔，根据地形开通道路，在险要的地方设置树林、沟洫作为屏障，一旦国家有变故，可以马上封锁要道，禁止行人通过，并派人防守；还有“土训”，专门给天子讲解地图，让天子了解各地的山川形势，什么地方适宜种稻，什么地方适宜种麻，等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地方文献已经十分丰富，而当时的中央王朝已很懂得充分利用地方文献来帮助治理天下。正是从《周礼》的记载中，透出了中国地方志萌芽的最初消息。第二节 先秦的国别史和地理书尽管《周礼》所说的“方志”还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但是在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已经可以觅到后世地方志的一些踪迹。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根据史官的记录编成的史书，如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taowu逃物〕，鲁国的史书叫“春秋”。《墨子·明鬼篇》还提到过“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孔子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的《春秋》了。《春秋》是一部简略的编年史，从它可以推想各诸侯国史书的大概模样。这些国别史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地方史，它们是后来地方志中历史门类的远祖。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对自己所居住的这片土地已经作了不少观察和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地区之间交流的增加，逐渐产生了一些试图反映全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如《山海经》、《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它们已经包含了后世地方志中地理门类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山海经》一共18卷，分为《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这部书是许多年中由许多人集体创作的结果，大约最初是口头传说，其中的主要部分在春秋末战国初形成文字，直到秦汉时还在增补。四个部分中，《山经》最重要，成书也最早。它以周的都城洛邑为中心，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山系，按照方向、距离依次讲述。每处地方详细介绍地理形势，如山的高度、形状和陡峭程度，水的发源和流向，有什么动植物和矿产，还记载了100多个古国和部族。由于它的记述夹杂许多神巫灵怪的传说，神话色彩很浓，过去有人把它归入小说。实际上它的大部分还是比较真实的地理记录，不少山川、物产是可以从现代地理中考求印证的。清代学者毕沅在《新校正山海经序》中，就列举了考实的具体山川100多处。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它所记载的金银铜铁锡等各种矿藏，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证实。《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只有1100多字，经后人考证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它先以自然山水作为界线，将全国分为九州，假托是大禹治水以后划分的行政区域。每一州中，简明地叙述境内山川的方位和脉络、土壤的性质、居民的种族、物产和贡品的种类、田赋的等级和运送贡品到中央的交通路线。然后是“导山”、“导水”部分，假托大禹治水时顺着山势疏浚河道，系统地叙述全国的山系水系。最后叙述“五服”(诸侯分封地区)。全文结构严密，基本上抛弃了神话迷信成分。它的记载比《山海经》更科学、更准确。例如《山海经》认为中国四面都是海，《禹贡》已经确认只有东方是大海。所以，作为一部地理著作，《禹贡》更加受到后人的重视。《周礼》在记载掌管四方朝贡的“职方氏”的职责时，也以不足700字的篇幅叙述了九州的位置，各州境内的名山、大泽、河川、特产、人丁、牲畜和谷物的种类、“五服”的分布；虽然比《禹贡》更简单，却也初步有了地理总志的格局。《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篇幅都很短，但是气魄都很大。笔下千里万里，山重水复，全都有条不紊。绝国异域，描摹得历历如见。试想在那交通极其不便，传递信息的手段极其落后的年月，它们的作者从哪里得到如此广泛的知识？一定是更早就有专人在搜集、整理这一类资料，包括留心采访来自远方的各种传闻。当时的各个政治文化中心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记录，一定也拥有丰富的地理记录。这些早期的地理著作，正是我国先民长期集体积累的地理知识的总结。《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还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共同点：它们在诸侯割据、邦国林立的局面下，却能够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描述的“九州”、“五服”，只是一种理想的区划，并不是当时真正实行的制度，却是当时正在萌发跃动的大一统思想的反映。后世的地方志，特别是全国总志(“一统志”)，往往参考它们的内容、范围和结构，决非偶然。此外，据汉代文献记载，古时候有采集民间诗歌的制度。政府设有“采诗之官”，王者通过采得的诗歌，可以考察民间的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这个说法看来是可信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传说原来有诗3000篇，后来经过孔子删选，选出305篇，编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中的《国风》，分国编集了15国的民歌。15国覆盖的地域很广阔，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的全部或一部。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如果不是有计划地派人采集，要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收集这样多的民歌，恐怕是不可能的。政府派专人采集，孔子又将它们整理出来给弟子们做教材，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文学欣赏，而是将它们看作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也是执政的或准备执政的人必须掌握的政治知识和社会知识。有人认为，《诗经·国风》是按地区收集记载文艺作品的开端，后来的地方志往往记录保存本地的诗文作品，就是受了《诗经·国风》的启迪。第三节 先秦的地图与地方志的产生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古地图。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有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能够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个地区的地理特点。中国的地图起源很早。传说神农氏、黄帝的时代，已经有了《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当大禹走遍全国治水的时候，也该是有地图作参考的吧。据说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铜)，铸成九个大鼎，分别代表九州。鼎上绘着九州的山川、草木、物产、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庙里，作为传国的宝器。后来商灭夏，九鼎被迁到商的都城；周灭商，又将鼎迁到周的东都洛邑。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都曾兴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夺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见“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图，是当时国家统治权力的象征。周初分封诸侯，都明确规定封地东南西北所达到的位置，显然是根据地图来分封的。诸侯国也以图为据来管理它的土地和人民，并向周天子交纳贡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战争非常频繁，地图的使用更加普遍，不但天下国家有图，各国管辖下的比较小的地区也有地图。著名的“荆轲(借献地图)刺秦王”的故事，就相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地图相当多和受重视的程度。《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国逐渐兼并诸侯，燕国君臣非常恐慌，又无力与秦国抗衡，燕太子丹就派遣荆轲去谋刺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为了能够接近秦王，荆轲的借口之一，就是要向秦王献“督亢之图”。督亢是燕国最肥沃的一片土地，献地图就是献地，秦王很高兴，果然接见了他，并且让荆轲拿图来看。荆轲将淬了毒药的匕首卷在地图里呈献上去，图展到最后，匕首显露出来了。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就向秦王刺去。这次行刺没有成功，但直到现在，讲到一件事的阴谋最终显露出来，还在用“图穷匕首见”这个典故。地图不仅对于治理国家十分有用，在军事用兵方面更是不可缺少。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看，先秦两部著名的兵书，原来都是有图的。《孙子兵法》有附图九卷、《孙膑兵法》有附图四卷，图的分量都不少。《管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齐的相国管仲所著，但据后人考证，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专设有《地图篇》。《地图篇》中说：“凡是领兵打仗的人，在作战之先，必定要先熟悉地图，知道什么地方地势险要，什么地方是名山、通谷、河流、陵陆、丘阜，什么地方有丰茂的树林和牧草，还有道路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哪些是有名的城邑，哪些城邑已经废弃，哪些是荒地，哪些是已经垦殖的土地，都必须了解清楚，才可以制定作战计划，采取军事行动而不失地利。”这段话告诉我们，不仅当时运筹于帷幄、决胜于疆场的将帅人人离不开地图，而且地图的内容已经相当复杂。在一幅图上要说清楚这样多的问题，不仅要用多种多样的符号，很有可能还要附加若干的文字注释。正是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使历代统治者始终关注地图，不断收集、更新地图以使之更完善。后来，古地图加上说明文字，渐渐演变成为图经，最终同地方志融为一体。直到现在，地图仍是地方志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我国地方志的起源，历代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主要的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地方志起源于古代的国别史，断言先秦的国别史就是最古的地方志；另一种认为方志起源于《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一类地理书。甚至有人说夏禹的九鼎是“志之始也”(尹涟《(民国)定番州志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不够完整。无论国别史、地理书、古地图或是《诗经·国风》，都只包含了后来地方志的一部分内容。地方志的源头不止一个，正如长江的浩淼，是汇合了无数条涓涓细流的结果。第四章 “杂述”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了分封制，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从此，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对地方资料的需要更加迫切。全国性的地理总志，以及从各个侧面介绍地方情况的著作，就在这样的气候下蓬勃成长起来。它们的名目繁多，称为地记、地志、都邑簿、郡书、图经等等。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它们统称为“杂述”(见刘知几《史通》卷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的杂述，为综合性地方志的诞生准备了一片沃土。第一节 千峰竞秀的史地杂著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它在统一全国之后，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没有来得及留下什么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无疑要收集大量各国的图书文档，以备治理天下参考。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占领了秦国都城咸阳，其他将领争着分取金银财帛，只有丞相萧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图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积累的有关各地的材料。因此，刘邦得以详细地知道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少，兵力强弱和民众的疾苦，为他最后战胜项羽夺取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待到国家稳定了，汉朝政府随即命令全国各地，将记载经济、贡赋等情况的“计书”和记载山川、风俗的“郡国地志”上报给太史。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到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太史那里的资料已经相当齐全。这是全国各地要统一向中央汇送本地资料的最早的历史记载。统一的局面，充足的资料，以及中央集权政府对全国加强行政管理的需要，为编写全国地理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汉成帝时，宰相张禹曾命令他的部下朱赣调查全国的风俗，编成《地理志》一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东汉末年，担任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兰台(汉代宫廷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的图籍，吸收朱赣等人的成果，写成《汉书·地理志》。这是班固所著的西汉史《汉书》中的一篇，是我国第一部以一朝一代的疆域和政区为纲编写的地理总志。它不再像以前的《山海经》、《禹贡》一类古地理书那样以自然的山河划分区域，而是在简述西汉以前疆域的沿革和九州的概况以后，以主要的笔墨，按照西汉的行政区划，分别叙述每一地区的户口、山脉、河流、关塞、祠庙、物产等。它条理清楚，材料翔实，是我国地理学著作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成为以后历代编写“正史”地理志的典范。 由于《汉书·地理志》只限于记述地理，不包含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还不等于地方志中的全国总志，但是它为以后编修全国总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后，全国性的地理志还有一些，如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北魏阚〔kan看〕骃的《十三州志》、晋代的《太康地志》、陈朝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不过它们的影响都不及《汉书·地理志》，而且都失传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晋代挚虞编的《畿服经》，据《隋书·经籍志》介绍，此书有170卷。它除了和《汉书·地理志》一样地记载地理、风俗外，还记载了“先贤旧好”，开创了地志记述人物的先例，这就向兼记史地的地方志靠拢了一步。有人就根据这一点，认为《畿服经》已经是地方志的雏型了。除了全国性的地理志以外，各种地区性的史地杂著应运而生。它们以一郡一县为记叙对象，内容多样，体裁各别。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大类：一类是地理书，一类是地方史，一类是人物志。地理书基本上是先秦地理书的承续，数量最多的是地记，也称为地志。如东汉王褒的《云阳记》(陕西三原)、李尤的《蜀记》(四川)、陈术的《益州记》(四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种《荆州记》(湖北)等。它们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少数已注意到记录历史典故、古迹和传说。地记不是奉命编写的官方材料，它们的作者多出身于当地的世家大族，或者曾在当地做官，和地方豪族有密切的交往。这些作者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当地有感情，有细致的观察，为了给地方豪族增光，还往往借地记夸耀乡里的富盛，风光的幽美，因此写来文笔流畅，生动如见。如南朝宋人盛弘之的《荆州记》，记长江三峡的奇丽景色：“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 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夏之时，则素湍绿潭，迥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莹峻茂，良多雅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九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一声泪沾裳。’”“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引自《艺文类聚》卷七)地记、地志中，有一些只记录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方面。如《庐山记》、《汉水记》、《湘中山水记》专记山水；《诸番风俗记》专记风俗；《洛阳伽蓝记》专记寺庙；《交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南方草木状》专记物产，等等。它们可以说是后来专志的先驱。专门记载都市情况的称为都邑簿。都邑簿中只有东汉的《三辅黄图》还能看到后人的辑本。“三辅”是汉代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ping凭〕翊、右扶风三个政区，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咸阳一带。它们从三个方向夹辅京师长安，所以合称“三辅”。《三辅黄图》本来有图有文，后来只剩下一些被别的著作引用过的文字，可以看出它记载了长安地区的沿革、城池、苑囿、台榭、太学、祠庙、街市、楼观、官署、仓库、厩圈、桥梁、陵墓等，也记载了一些当地的风俗。后世修都邑志，往往以它作蓝本。都邑簿显然是后世都邑志的先声。图经实际上也是地志一类，不过它是从古地图演变而来的。秦汉以后，绘制地图的技术更趋成熟。为了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有的地图更附有文字说明。《汉书·地理志》中，就有两处引了《秦地图》的文字。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三幅西汉初年的地图，一幅地形图，一幅驻军图，一幅城邑图。画的主要是汉初所封的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流域一带。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地图。这三幅用途不同的图，图例统一，比例大致适当，图上不仅有山脉河流的名称，还有居民户数的统计。小小的长沙国拥有这样相当不错的地图，由此可以推想汉初制图用图的一般水平。汉朝宫廷中更是收藏了大量地图。西晋的裴秀，是我国杰出的地图学家。他在晋初做过尚书令，佐理国家军政，由于职务关系，就曾看到过国家收存的大批汉代地图。不过裴秀对这些地图的准确性很不满意，他经过认真考订，编成了我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图集》，同时总结前人的经验，创立了一套科学的绘制地图的理论，成为我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随着地图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一部分地图根据需要，注释的文字越来越详细，渐渐形成了一种有图有说的新体裁，这就是图经。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东汉的巴郡在今重庆市南的巴县一带。《巴郡图经》的图早已没有了，只保留了被晋代《华阳国志》引述的一段文字。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郡太守但望在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上疏说：“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但望认为巴郡面积太大，管理非常困难，官吏休假探亲，来回几千里，一年也回不来；发生了盗贼，捕盗的人要十天才能赶到出事地点，盗贼早已逃之夭夭。所以，他建议将巴郡分成两个郡。从但望的语气推想，“图经”一定是中央政府很熟悉并且可以引以为据的官方资料。既然地处偏远的巴郡有图经，其他各郡想必也有。境界、属县、盐铁之类官员的设置、户口的多少和道里的远近，都是当时图经记载的重要内容。只因它是由官吏编纂的，主要供政府参考，在社会上很少流传，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了解只有这一些。以记述地方人物为主的著作称为“郡书”。先秦的典籍中虽然有许多生动的人物故事，却并没有人物传记专书。实行郡县制以后，地方官都由中央派遣，为了解决官吏的来源，必须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办法。汉代主要采用“察举制”，由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推荐品德好或学问好的人，有“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后来避刘秀名改称“茂才”)、“明经”等等名目。魏晋南北朝则实行“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大、小中正官。中正官由当地有“声望”的人担任。他们根据乡党的评论选拔优秀人才，将选出的人才按才能高低分为九品，上报中央，由吏部授予官职。这两种办法都是以舆论的“公议”为基础的，这就推动了社会上评议人物的风气，从而推动了传记的发展。从西汉末年开始，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尤其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门阀制度。所谓“门阀”，就是历代相传的名门贵室。他们在地方上有权有势，声势大，关系多，评论和推荐人物的大权都垄断在他们手里。这些世家大族为了不断扩大本族的影响，巩固本族在地方上的特权，竞相编写地方人物传记，以标榜自己的门第高贵，夸耀本族的人才出众，于是“郡书”风行一时。东汉光武帝刘秀做了皇帝以后，为了表彰他家乡的人物，下令编纂《南阳风俗传》，一般认为这是编写郡书的开始。此后，如东汉有《陈留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等；三国时有《汝南先贤传》、《会稽先贤传》、《吴先贤传》等；魏晋时期有《益部耆旧传》、《山阳耆旧传》、《蜀后贤传》、《会稽后贤传》、《幽州古今人物志》等。后世地方志都用专卷记载一方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起源于此。唐代刘知几曾批评当时郡书的通病是“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炫耀本地本族的人物，只说好不说坏。这种风气也对后世地方志的人物志有一定的影响。地方史则是古代国别史的发展，以记述一个地区的历史为主。现在知道的，如江苏、浙江地区有东汉的《越绝书》及其后的《吴越春秋》；四川地区从西汉到晋代先后有10来种《蜀本纪》、《蜀王本纪》，还有东晋常璩〔qu瞿〕的《华阳国志》等。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地杂述，大多已经失传了，现在还可以知道书名的不过100多种。这百多种著作，涉及今天的18个省区。其中记述四川的有《蜀记》、《蜀志》等十几种，仅晋人记述名城洛阳的就有《洛阳记》等六种，由此我们可以遥想当年此类著作的兴旺景象。从整体来看，撰述者的笔已经涉及了地理和历史、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为综合性地方志的出现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二节 在交融中推陈出新多种多样的史地杂著各展所长，争奇斗妍，同时它们也必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种新的著作形式，便在这种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中悄悄地孕育成长。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丰富多彩的杂述，其绝大部分我们已是无缘相见了。但是从它们残存的文字中，或是从其他古籍对它们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它们互相浸润的痕迹。郡书往往含有地理、风俗、传说；地志亦往往含有人物资料。地理志、地方史和人物志逐渐显示出一种相互结合的趋势。后魏刘芳的《徐州人地录》，书名就标明了既记人也记地。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最早是名为《襄阳记》的，按照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介绍，它是“前两卷为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地方行政长官)”。而这种融合现象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它们不但兼有古国别史、古地理书和人物志的内容，并且开始采用横分门类的编排方法。虽然类目分得比较粗糙，不太系统也不太科学，却已初步显示出后世地方志的一些主要特色。它们之所以著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两部书都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越绝书》又名《越绝记》，原有25卷，现存15卷。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众说纷纭。它的书末有一段“隐语”，其中暗藏着作者姓名，起初谁也破解不出。直到明代中叶，学者杨慎经过考证，认定它是东汉人袁康所著，吴平所校，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部书不是成于一人一时，而是从先秦到东汉经过许多人不断充实的结果。《越绝书》基本上是一部地方史。它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吴国、越国(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历史，另附有秦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史事。但它又以《记吴地》、《记越地传》两篇叙述吴、越的山川城邑，同时记载了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范蠡、文种等许多人物的事迹。虽然分类较嫌杂乱，但各篇自成首尾，不相连续。明代就有人称它为“地志祖”(《(万历)绍兴府志序》)。清代洪亮吉曾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乾隆)澄城县志序》)。现代也有一些方志学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华阳国志》，东晋常璩著，记载晋代梁、益、宁三州(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情况。常璩是四川人，曾在成汉(四川的一个割据政权，存在于公元303至347年)做官，既有条件作实地调查，又有条件接触成汉政权的文献秘籍和官方档案。他又是一位饱学的历史学家，除《华阳国志》外，还写过成汉的历史《汉之书》，不过没有留传下来。所以，他的《华阳国志》材料既详实可信，分类也清楚合理，很受史志学者的称誉。《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一共12卷。它的前四卷以地域为纲，分别叙述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和所属郡县的政区沿革、山川、道路、物产、人口和民情风俗；第五至九卷以年代为纲，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历届政权的更替和重大事件，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谚语歌谣，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最后三卷记人物。比起《越绝书》来，它显然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志互相结合的倾向，也更具备了地方志的各种特征。因而，作为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最早的地方志，它也更得到学者们的公认。后来四川、云南一带编纂地方志，往往拿它当范本。不过，像《越绝书》、《华阳国志》这样的著作，尽管代表着史、地、传记相互融合的方向，在方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当时却如同凤毛麟角，远没有成为普遍现象。由形形色色的地方史、地杂著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最终汇成定型的地方志，还要再走几百年的路程。第五章 由图经到地方志隋唐两宋，是我国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时期。经过漫长的孕育和发展，中国地方志终于进入了它的成年期。第一节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公元581年，隋朝结束了东晋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为了有效地治理这片辽阔的国土，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其中一大项，就是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考核和任免，并且三四年调动一次，以防官吏和当地豪族势力勾结。后来又建立了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势豪之家要操纵选举就困难多了。另外一项措施，就是尽可能把编史修志的权力控制在政府手里，既便于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决定治理方针，又便于控制舆论，一举两得。隋文帝杨坚即位不久，就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和评论人物。因此，自隋唐以后，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衰落，同时私修的地记、郡书逐渐让位于官修志书。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在他执政的短短13年里做了许多大事：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巡游江南、还三次远征高丽。同时，他在方志史上也有两大创举：一是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我国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隋炀帝的这道命令看来是切切实实地被执行了的。据《隋书·郎茂传》记载，郎茂在隋炀帝的时代编过《隋诸州图经集》100卷，编成之后，书归皇室收藏，郎茂受到“赐帛三百段”的奖赏。这部书没有传下来，从书名和多达百卷的篇幅来看，它应该是隋代全国各地图经的汇编。如果这个理解不错，它就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一部图经总集。隋炀帝对地方志事业的另一项贡献，是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志》。隋炀帝对这件事很重视：第一次编成500多卷，他看了不满意，指定虞世基等18名学士重编，扩充到800多卷，他还嫌篇幅太少，再派人重修，终于编成1200卷的一部大书。可惜随着隋朝的灭亡，这部大书不久就散失了，到唐朝已经只有120卷，现在则只剩下几小段文字，被清代的王谟辑在《汉唐地理书钞》中，记的是地理、古迹和神话传说。 另外，宋代类书《太平御览》第二○二卷中，保存了一段隋代人对它的描述，说它：“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郡邑图。”还说：“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极细。”是由书法家欧阳询的长子欧阳肃所写。欧阳肃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工于草隶，为世所重。”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零星的文字约略窥见《区宇图志》当初的风姿。继隋朝之后的唐朝，更加重视对编史修志的管理。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宫中设立史馆，编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自己常常参加讨论，给予指示。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贞观年间编成了多种史地书籍。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很有文才，得到太宗的宠爱，特许他招徕文士，在王府里设置文学馆。李泰想谋求当太子，为了讨父亲喜欢，组织许多学者用四年时间编成《括地志》550卷。这是唐代一部有名的地理总志，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及各地的地理沿革、风俗物产、掌故人物。书成之后，唐太宗非常称赞，给了很多赏赐。《括地志》曾被后来不少著作引用，原书却在南宋时佚亡，现在只能看到汇集各书引用文字编成的辑本。清嘉庆年间孙星衍辑有《括地志》的遗文八卷。 目前比较完备的辑本是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1980年出版)。唐德宗李适〔kuo阔〕建中元年(公元780上)，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中间一度改为五年，后来又改为逢闰年上报。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如山河改易，州县增废，则要随时报送，不受规定时间的限制。从此，各地定期编修志书报送中央成为定例，一直延续下来。唐朝政府在丰富的图经、地志的基础上，为适应统治的需要，曾多次编修全国性的图志。现在知道的，除《括地志》外，还有《贞观郡国志》、《职方记》、《郡国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等名目，以及多种《十道图》、《十道录》(唐代为了便于对郡县加强管理，将全国按山川的自然形势划分为十个区域，称为十道)。有一次，唐宣宗秘密地对翰林学士韦澳说：“我经常要向全国各地派遣节度使和刺史，需要了解各郡的风俗，你给我编一本书吧。”韦澳于是根据十道四方的志书，将各州郡的境界、风俗、利弊编成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题一个名称叫《处分语》(处分，是吩咐、嘱咐的意思)，亲自缮写，献给宣宗，连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让知道。不久，薛弘宗被任命为邓州刺史，去谒见皇帝谢恩，唐宣宗根据《处分语》所提供的知识，一一嘱咐治理邓州应注意的事项，使得朝中“人人惊服”。薛弘宗也大为佩服，出来对韦澳说：“上(皇上)处分州事惊人。”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继承了隋唐官修志书的制度，并且使它进一步完善起来。宋太祖赵匡胤初定天下，就重申州县遇到闰年要造图上报。所谓“图”，要包括土地物产、风俗所尚、古今兴废的原因、州县的土地及户口数等，显然不是单纯的地图，而是地志性质的图经。同时，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12个年头，开始整理汇编全国的图经。先后由卢多逊、宋准负责，花费了四年时间，编成《开宝诸道图经》，这是宋朝所编的第一部全国图经总集。30多年以后，在宋真宗时期，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全国普遍修图经的活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阅读《西京图经》，觉得记载不够完备，下令全国各路、州、府、军、监都要将图经重作校勘补充。各地新修的图经报来以后，他嫌体例不统一，便任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人，按照统一的体例，对所有的图经重新加工。到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修成《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另有目录2卷，抄成342本，在第二年颁发下去。这部图经总集不但篇幅宏伟，而且是第一次将全国图经统一了体例，对各地编写志书起了示范作用，影响很大。但它到南宋后期已经残缺，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明代以后就基本绝迹了。在汇编《祥符州县图经》的同时，为了决定各地赋税的数额，又命令王曾利用《祥符图经》的资料，编了一部简明扼要的全国总志《九域图》，只有三卷，供制定赋额参考。此书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由王存等人增订成为10卷。它专记宋朝熙宁、元丰年间的情况，对于行政区划、各地之间的距离，以及户口、土贡(当地物产及其数额)，记得特别确切，对于研究北宋的地理和经济很有用处。《九域图》的名称，原是沿袭唐《十道图》而来的，其实没有图，所以书成之后，王存奏请改名为“志”，这就是著名的北宋官修总志《元丰九域志》。由于《元丰九域志》过于简略，宋徽宗曾打算再次重修。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再次诏令各州郡重修图经。但是，没过多久，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都被俘北去，修志计划成为泡影。“九域图志局”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从此以后，历届政府都采取这种设局修志的办法。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过去地方政府编报图经，多半是以旧图经为基础删改添补，增入户口、贡赋等方面的新资料，就可以抄录上报。这时候就大不相同了。《(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的编纂者周应合写过一篇《修志始末》，叙述他受南京(指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兼建康知府马光祖之聘，“开书局于钟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经过。这篇文章仿佛带领我们去参观了一处南宋的修志机构，让我们很具体地看到当时官修志书的编纂过程。周应合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列出了书局人员的编制和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务管理人员，有抄写人员，也有专管收发传递的人。周应合本人是淳祐年间的进士，有学问，又有编史修志的丰富经验。他受聘后，负责制订修志的全盘规划，包括提出宗旨，制订凡例，设计篇章结构，作出所需人力物力的预算。修志正式开展起来以后，他要主持书局的日常工作，分派助手去采集资料，同时“夜考古书，朝订今事，右分编纂，左付刻梓”，承担主要的编写任务。马光祖则负责审查和批准规划，提供经费，调集人员。修志过程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马光祖请示决定。最后由马光祖审定志稿，并为志书作序。可见，这时地方上的修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修志是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物质保证。后来习惯将主持修志的地方长官称为“修”者，将实际编纂的人称为“纂”者，如《(景定)建康志》就可以写作“马光祖修，周应合纂”。主修人和主纂人都把修志看作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这样编出来的志书，和那些仅仅责成书吏抄录档案上报的早期图经相比，其质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官修志书形成制度，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封建政府倡导修志自有它的政治目的，客观上却成为地方志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全国上下大规模的修志，只有由政府组织才办得到。用行政力量来网罗人才，提供经费，提供利用官府文书档案的便利，都十分有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从此，我国的修志事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持续地开展起来。第二节 遍地开花说图经图经虽说起源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默默无闻。可能由于它图文并茂，既具体又形象，特别适合于中央集权政府了解各地概况的需要，自隋朝大业年以来，它成为官修志书的主要形式，从多种类型的地方文献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不仅数量猛增，而且逐渐荟萃了其他地方文献的长处，成为方志类图书的主流。隋朝的图经都散失了，现在能知道书名的不过五六种。唐至五代的图经绝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国大西北的干旱风沙，才保存下来一点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残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学术界重视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它们现存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所记的事物往往不见于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沙州图经》现存的有三件，一件纸卷长不到三丈，首尾残缺(图4)，看不出书名；另一件只剩下79行，但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一行字，才使我们知道了它的原名。所记的内容有河渠、古城、堤堰、盐池、驿站、学校、祥瑞、歌谣等。这两件均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据学者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还有一件是写在一个经卷的背面，只有六行，约90字，现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它的第一行题：“沙州图经卷一”。第三行写明沙州“属凉州都督府管”。记的内容是：“右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卤。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其木无椅、桐、梓、漆、松、柏。”学者们一直认为这就是《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另一个抄本。但有的研究者提出，凉州都督府建立于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沙州是它属下的8个州之一。到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沙州才升为都督府。既然图经上写着当时沙州还是属于凉州都督府管辖，这部图经的纂修时间必定在公元624至651年之间，必定比《沙州都督府图经》要早，所以，这应该是我国现存图经中最早的一部。图4 敦煌文献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部分)《西州图经》大约成书于唐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只剩寥寥40几行，目前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容是记道路、寺院、古塔等。这几种图经，现存的都没有图，但是从行文的格式看，很像是图的说明，很可能原来另有图卷。《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还列有许多没有下文的空白类目，如“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铁”、“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帝王游幸”等等，后面注着“右当县并无前件色”(本县没有以上开列的这些内容)。照此看来，唐朝对于编报图经，一定颁发过统一的类目和格式。这种类目和格式是根据全国的情况拟定的，当地既然没有这项内容，就只好不填了。唐代的沙州在现在的甘肃敦煌一带，西州在现在的新疆吐鲁番一带。另外，唐朝末年在中国做官的高丽人崔致远在他的《补安南录异图记》一文中曾说：“交趾四封，图经详矣”(《桂苑笔耕集》卷一六)。交趾，指唐代安南都护府管辖的地区，大约相当现在的越南北部。可见唐代编修图经已经普及到极边远的地区，繁华的中原更可想而知了。当时还有不少图经由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携带到日本，藤原佐世在公元891年左右(相当我国唐昭宗在位时期)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土地家”一类，就列有《扬州图经》、《濮阳县图经》、《唐州图经》、《越州都督府图经》、《海州图经》、《州县图经》等。《州县图经》后面附注：“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道、淮南道、岭南道各一卷”，可能是各地图经的摘录吧。公元875年，日本宫内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室藏书荡然无存，这个目录，是在大火后重新收集的图书的记录(所谓“见在书”，就是“现在还在的书”的意思)，失火以前的收藏想必还要更多。唐朝的官吏十分熟悉图经，唐朝文人的诗文也常常写到图经。中唐诗人张籍有一首《送郑尚书赴广州》诗，广州是唐时岭南道的首府，诗人想象郑尚书作为节度使出镇岭南的威仪，以及到达广州后将受到的隆重接待：“圣朝选将持符节，内制宣时百辟听。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郑尚书带着朝廷的符节到达那里，百官(“百辟”)静听他开读皇帝的诏旨(“内制”)，不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来舞蹈拜见，而且岭南道所管辖的地方都要向他呈送图经。诗人的想象必定有所依据，显见呈送图经是当时各地接待新到任重要官员的一项通行的仪式，也是汇报地方情况的一种重要方式。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被贬官到潮州(广东潮安)，路过韶州(广东韶关)，想要游览一番，就预先向韶州太守借看图经，并且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曲江山水由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将入界”就是“带入界”。带着图经作为旅游向导，韩愈或许是中国的第一人。盛极一时的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藩镇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这时，一些关心时政的大臣和学者热心于修志，希望帮助皇帝认识国家的现状，找到巩固中央政权，恢复国家统一的办法。如著名的地图学家贾耽，每献上一幅地图，都附一部《别录》，作为地图的说明。他配合《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编写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配合《海内华夷图》，编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较为简明的《贞元十道录》。这些别录，记载风俗、山川、道路、物产、历代兴废沿革的原因、贡赋的数量等，和地图相互补充，当是属于图经一类。现在只有《贞元十道录》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部分手抄本残卷。更有名的，是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稍晚于贾耽，是唐宪宗时的宰相，很有政绩，曾几次参与策划平息藩镇之乱。他善于读书，特别注意研究地理。《元和郡县图志》完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原有40卷，现存34卷。它以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规划的十道为纲，按照当时的47个方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军事兼行政区域)，依次叙述各州县的境界、人数、乡数、地理、贡赋。原来每镇前都有图，到宋代图失传了，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它在魏晋到隋唐的地理总志中，是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一部，也是编得最好的一部。负有盛名的诗人元稹，也是图经的热心编纂者，他写过一篇《进西北图经状》。这篇奏状说，他曾进呈过一幅《京西京北图》，十分详细。只是图太大，在墙上挂起来，皇上看它要忽俯忽仰，末免过于劳累，所以又根据古今的图籍编成《京西京北图经》四卷，希望能便于皇帝随时阅览。有了它，靠着枕头就可以巡视各个郡邑；游幸的时候，倚在马旁，各处山川便尽在眼前。当时正值太和公主要下嫁回鹘〔hu胡〕(唐朝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他恐怕皇上担忧路途遥远，还特意将去回鹘一路上食宿休息的地点，都附在图经内一起进呈。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却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和图经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即使在五代十国战乱时期，各地编写修订图经也没有完全停止。据史书记载，唐朝开始的关于闰年编报图经的规定，到后唐仍然很正规地在执行。在敦煌石室中还曾发现后晋的图经《寿昌县地境》一卷(寿昌在今甘肃敦煌西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宋朝派卢多逊出使南唐。当时南唐割据江南，还没有归入宋朝版图，不过实际上已是宋朝的附庸，甚至自愿取消了帝号和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只求宋朝能容它在江南苟延残喘。卢多逊完成使命离开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走了不远又停下来，派人回去对南唐的国主李煜说：“朝廷正在编修图经，只缺江东各州，希望各求取一本带回去。”李煜奉命唯谨，连忙找人通夜缮写校对送去。于是卢多逊对江南十九州的地理形势、兵力布置、户口多少了如指掌，回去便向朝廷建议，说南唐软弱可攻。这段记载说明，五代十国之一的南唐，对所属州县的图经收集保存得相当齐全，随时可以查阅索取。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地志、地记来，隋唐的图经更多地注意到记载社会现象，如官署、学校、歌谣等。不过它们基本上还是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即使像《元和郡县图志》这样的名作，也是只记地理不记人物。我国古代各种目录都很少记录隋唐图经，说明当时的图经多半还不是成型著作，可能只是一些地方给中央的呈报材料，属于半档案性质，内容比较单调，也缺少文采，所以不能传之久远。图经的遍地开花，是向正式地方志过渡的前奏。第三节 瓜熟蒂落——地方志的成熟和定型图经到北宋进入了它最繁荣的时期。现知北宋图经的数量大大超过隋唐。宋代将天下分为一府(首都开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学家郑樵所著的《通志》，在《艺文略》“图经”条下，载有北宋图经的目录，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图经都是齐全的。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活泼的时期，私人不得编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时，经过隋唐五代几百年的编图经用图经，社会上下对图经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负的地方官，开始将修志作为一项地方文化事业来对待，而且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志书是一种很好的著作形式，通过它，可以向政府、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见解，既能影响当代，又可以传之后世，所以愿意将他们的学识和才能贡献给地方志事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北宋的图经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质量上有了重大突破，从内容到体例都在从早期图经的旧框框中摆脱出来。图经在质量上的突破，突出地表现在它开始挣脱古地理书传统范围的束缚，大量增加了历史和社会的内容，逐渐向兼记史地、统合古今的正式地方志过渡。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体现这一转变的名著。乐史是抚州宜黄(江西宜黄)人，一生志在研究历史地理。他曾长期担任史馆编修，得以阅读皇家档案和藏书，又做过多年地方官，获得很多亲身感受。《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全国总志，原有200卷，现存192卷。它的书名一语双关，既说明这部书编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又表示对宋朝大一统“太平盛世”的赞颂。乐史在这部书中，除保留传统的地理类目外，增设了姓氏、人物、风俗等类；由人物又扩充到官爵、诗词、杂事；不仅参考了过去的地志、图经，对于正史、杂史以至小说笔记中的材料，只要靠得住，也都尽量采取，从而大大扩充了志书的容量。过去也有个别志书记载过人物或歌谣，那只是偶尔的昙花一现，不能形成普遍的气候。《太平寰宇记》却能将多方面的内容融会贯通，合理地综合组织起来，从此确立了历史、人物、艺文在志书中的地位，为以后修志树立了史、地、人、文并重的范例。《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它说：“后来方志必列入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显然认为它是方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北宋另外两部著名的全国性志书，一是官修的《元丰九域志》，已如前述，基本上仍是传统的地理志；一是欧阳忞〔min民〕的《舆地广记》，着重记述政区的沿革和地名的变迁，只能算一部记载地理沿革的专志。而南宋流传到今天的两部总志，一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是祝穆的《方舆胜览》，都承袭了《太平寰宇记》有史有地有文的体裁。它们尤其重视记载古迹名胜，收进了大量咏赞地方风土的诗文。不过，这两部“总志”都只限于记述南宋的疆域，没有包括北方金国治理下的大片土地。北宋的地区性图经有刻本传下来的，只有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朱长文是苏州人，因为有足疾，早年不肯出来谋官做，在家里筑了一所“乐圃坊”，读书著书，学问“名动京师”，以致经过苏州的士大夫都以不曾到过乐圃坊为耻。他非常熟悉当地掌故，地方官到任总要先登门拜访他，将政务上的疑难向他请教，他都能提出切实的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吴郡图经续记》是一部苏州志，完成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是续旧的《吴郡图经》而作的。在它的28个门类中，包含有学校、人物、事志、杂录等，当时人就很称赞它记事之全备。此外，还有一部《明州图经》(浙江宁波)，成书于北宋末的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问世不久即毁于兵火。但据看见过它的人说，它也有人物、古迹、释氏(佛教人物)、道流(道教人物)等类目，和《吴郡图经续记》很相似。由此可见，北宋的地区性图经，同样在悄悄地越过单纯地理书的边界，迈进了更为宽阔的社会和历史学的领域。图经本来是以图为主，以文字说明为辅的。后来图经中需要说明的事情越来越多，文字部分就越来越详细，图则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图又很容易丢失。无论什么时候，处理图画总是比处理文字要困难些，在传抄或翻刻图经的过程中，常有人只抄刻文字，而将图画舍弃。而且，古代的图轴幅很大，展开和折叠都麻烦，人们往往把“图”和“经”(文字说明)分开缮写，分别保存，所以，有些“图经”本身并没有图，一旦另行出版的图幅损坏或丢失，它却仍称为“图经”，就名不符实了。于是，从北宋开始，“图经”这个名称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被“志”所代替。北宋元丰年间官修的《九域图》，因为没有图而改称《九域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严州(浙江建德)几种志书的名称，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的脉络。严州在宋代一共修志五次，前三次都称为图经，都失传了。第四次修于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起初仍题名《严州图经》，后来被改称《新定志》，两个名称并存，说明这时候“图经”和“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区别。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第五次再修，就径直称为《新定续志》了。还可以举两个例子：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罗鉴为新完成的《罗山志》(江西崇仁)写序，序中说，这次修志是“以祥符图经为祖”，而修成后却“名曰《罗山志》”。又，南宋人笔记《宾退录》卷四有这样的记载：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胥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都可以证明，在南宋人看来，“图经”和“志”是同一种东西。而且，以“志”的名称取代“图经”，显然是大势所趋。北宋以“志”命名的志书，现在知道的只有20多种，比“图经”少得多。其中宋敏求的《长安志》(陕西西安)最受后人推崇。宋敏求做过宋朝的编修官，参与过《新唐书》等多部重要著作的编撰，自己家里藏书30000卷，本人的著述也很多。他还纂修过《河南志》(河南洛阳)20卷，可惜散失了。同时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曾为《河南志》写过一篇序，只有这篇序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称叹《长安志》和《河南志》内容的充实：“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市、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志书和《吴郡图经续记》都是学者的个人著作。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见闻，对于丰富志书的内容(特别是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南宋，称为“图经”的志书数量锐减，“志”的数量猛增。现有名称可考的“志”有200多种，大大超过了“图经”。这200多种志书遍及南方各省，有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还有镇志。我国现存最早一部镇志《澉〔gan敢〕水志》(澉水是浙江海盐的一个镇)，就是南宋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纂修的。南宋偏安于富庶的江南，100多年中环境相对安定，经济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加上修志制度日益完善，大多数志书由才学之士主纂，一些文人学士痛心于中原失陷，常将故国之思，兴亡之慨寓于修志之中；所以南宋的志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现存的20多种南宋志书中，不少是历来公认的名志。南宋首都临安(浙江杭州)，曾在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三次修志，后人合称《临安三志》，都是宋志中的佼佼者。《(乾道)临安志》在现存南宋志书中是最古的一部。它也是现存最早的杭州地方志，后面的两部《临安志》都是以它为蓝本的。它的纂修者周淙曾两度任临安知府，关心农事，兴修水利，多有善政。原书有15卷，现存只有第一至三卷。《(淳祐)临安志》早年亡佚。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意外地在书市上发现了它的残抄本六卷，学者和藏书家们如获至宝，甚至赋诗相庆，欣吟“宋室江山存梗概，乡邦风物见繁华”；“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涯。近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永乐大典》残卷中，找到一篇陈仁玉写的《淳祐临安志序》，才确知这部官修方志原有52卷，分为12门99类，全文有“数十万言”。也才确知它的主纂者是陈仁玉。在现存的第五至十卷中，保存着它前、后两志中都没有的一些重要材料，所以不能因为篇帙不全就轻视它。《(咸淳)临安志》原有100卷，现存95卷，是三部志书中保存得最全的。它的纂修者潜说友，曾兼任过临安知府，很有能力，但因趋附奸相，后来作平江府(今苏州市)知府，元兵临城时又弃城先逃，被认为人品微不足道。但他编的这部志书，在现存宋志中是内容最详实的，而且体例完善，对于疑难问题或史料记载说法不一的，都加以考证，说明依据，对乾道、淳祐二志的记事多所订正，它的史料价值一直为学术界所公认。此外，如高似孙的《剡录》(浙江嵊县)，在卷首立“县纪年”，这是县志设立编年大事记的开始；又在第五卷中收进晋人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14人的著作目录和阮、王、谢的家谱目录，开地方志收本地人著作的先例；都很有新意。南宋的几种《四明志》(浙江宁波)、罗愿的《(淳熙)新安志》(安徽歙县)、杨潜的《(绍熙)云间志》(江苏松江)、范成大的《(绍定)吴郡志》(江苏苏州)、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等，也都有盛名。两宋时期，图经、方志显然早已是地方官的得力助手。北宋政治家寇准晚年被贬官到雷州(广东海康)，刚到达州界，雷州的官吏已经在道旁拜迎，并且首先送上图经。南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胡太初被调到汀州(福建长汀)做官，亲朋都说这个地方“僻远而难治”，他就在赴任之先，辗转找到曾在汀州做过官的人，要求借地方志看看。可见南宋地方官离任时，往往还要带走一部当地方志，留作以后参考。我国方志学家张国淦在考察了早期方志的发展过程后总结说，隋唐以前，方志的门类“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而且是“分别单行，各自为书”。他认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现代方志学家普遍认为，我国地方志到南宋基本定型。从此，中国地方志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第六章 攀向古代方志的峰巅元明清三朝，我国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动下稳步前进，走向它的鼎盛时代。第一节 走在稳步发展的路上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辖着中国历史上最辽阔的疆土。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以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继承了前朝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编纂地方志。据统计，现在可以考见名称的元代方志有200种左右。这个数字虽然少于南宋，但考虑到元朝历史不到100年，可以说它的成绩比前朝毫不逊色。而且南宋的志书局限在长江以南，到了元朝，随着国家的统一，志书的分布才重新扩展到北方。随着“省”的设立，元代出现了我国的第一批省志。见于记载的，有《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元辽阳行省统辖东北地区)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奉中央政府之命编修的。完成后马上呈报，没有刊刻，结果都没有逃出佚亡的命运。现在还能见到的元代区域性方志总共只有十几种，多数都深受后人的赞赏。元代的志书比较注意纪实，编纂者对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物，记载惟恐不细不详。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做法当然十分受欢迎。例如元初徐硕的《(至元)嘉禾志》(浙江嘉兴)，一共32卷，“碑碣”一门占了11卷，从三国到南宋，只要是石刻文字都尽量收罗，其中有许多是一般人没见过没听说过的。仅这一部分，就为研究历史、研究人物、研究古文物保存了一大批有用的资料。袁桷〔jue绝〕的《(延祐)四明志》(浙江宁波)，“赋役考”下列了33个子目，其记载之细致可以想见。元末的李好文，曾两次在陕西担任重要职务。他关心民间疾苦，凡经过的山川、城邑，必定要实地查访考察。他认为“泾渠之利”和百姓的衣食相关，所以特别重视水利。他的《(至正)长安志图》(陕西西安)，又称为《长安图记》，一共两卷，一卷记述长安宫阙、陵寝、坊市、古迹等的沿革，另一卷专记水利，从先秦的郑国渠讲起，历叙各泾渠的变迁、洪堰制度、用水则例、屯田的设立等等，分析水利和水害，并配有详备明晰的泾渠总图和灌溉图(图5)，以特色鲜明和切合实用备受称道。此外，如元末至元年间的《齐乘》，实际上是山东第一部省志，不过它不是官书，而是纂修者于钦独力完成的。于钦以本地人写本地事，又广阅经史，对当时当地的政治、风俗、人物都作了认真的探讨，颇有自己的见解。熊梦祥的《(至正)析津志》，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北京志。这是元朝人讲述元大都情况的书，所以十分珍贵。可惜这部书已经散亡，据记载原来有34目，不知道有多少卷。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将它的残章断简编成了《析津志辑佚》一书，只有薄薄的一册，仍能看出它工细详实的风貌。还有冯福京的《(大德)昌国州图志》(浙江定海)、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江苏镇江)、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江苏南京)、骆天骧的《(元贞)类编长安志》(陕西西安)等，也都是比较优秀的志书。图5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中的泾渠总图元代著名的农学家王祯，在做安徽旌德县令的时候，主编了《(大德)旌德县志》。他用自己创制的一套木活字和自己发明的转轮排字架试排试印，全书六万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600部，比雕板印书快得多。他把木活字的制作方法和这次试印的经验详细记录下来，收在他的名著《农书》中。这在方志史和印刷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官修的《大元大一统志》，则代表着元代地方志的最高成就。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兵攻下了宋朝抗元的最后一个据点——今广东新会县南面的崖山。陆秀夫背负着宋朝末代皇帝七岁的帝昺投了海。南宋灭亡，中国重新统一。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大学士、西域人札马里鼎建议说：“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图，宜为书以明一统。”元世祖忽必烈欣然同意，编修全国总志便由此开始了。志书完成以后，许元壬奉命作序，对这部书的编写意图讲得更明白。这篇序指出：修这部方志不仅仅是供人增长见闻而已，而是要宣扬大一统的国威。要“垂之万世”，让后人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要“播之臣庶”，让臣民都知道生活在一统之世，政治清明，时势安定，臣子要各尽其职，百姓要各尽其力，维系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共同巩固这个一统，使国家同天地一样长久。所以，这部总志就命名为《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初次完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共750卷。元成宗时续修了一次，完成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增加到1300卷。它既概括了元代的现实状况，又充分采择历代旧志和其他图籍，关于边远地区，则有新编的辽阳、云南、甘肃等图志作为依据，古今兼备，类目完善。过去历朝编修总志，体例各不相同，到了《大元大一统志》，才有了一个规范。明清两朝修总志，都是拿它作范本，但都没能达到它的规模。这部志书到明朝已经佚失，只剩很少一点残卷，今人金毓黻〔fu符〕曾收集它的残页和佚文编入《辽海丛书》中。又有赵万里经过20年的努力，汇聚它的残篇零句，重新厘订校辑，编成10卷，单行出版，题名《元一统志》，这是现在较为通行的本子。元以少数民族君临中原，正像俗话所说的“人生地不熟”，却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中，在修志方面成绩斐然可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地方志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已经构成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到志书缺了，陈旧了，一般官员甚至在野的学者文人，都会主动站出来建议、呼吁，或者径自执笔重修。他们是出于对历史、对家乡、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一定等谁下命令，也不一定要受谁的委托。传统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无形的力量，它推动着地方志不断地稳步发展，也促使每一个新来的统治者很快就对地方志刮目相看。第二节 “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历史翻到公元1368年。这一年正月，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八月，明朝的北伐军进占元大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出身于农民领袖的朱元璋刚刚坐上皇位，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全国百废待兴：行政机构要重建，户口要清理，田地要重新丈量，赋税要赶紧整顿……无数紧急的事等着办，他却没有忘记首先将修志提上日程。明代曾经五次修总志，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中就修了三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诏令儒士：“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见《明史·艺文志》)到年底就完成了《大明志书》。但此书已失传了。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修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详记郡县的建置沿革；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修成《环宇通衢书》，专记全国的交通驿程。这三次修志，重点在地理和交通，看来是为了应付整理全国行政区划和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统之急需。认认真真地打算编一部高水平的总志，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明成祖计划修一部《天下郡县志》，不但组成了以户部尚书夏元吉为首的规格相当高的工作班子，而且由礼部派遣官员，分路到全国诸郡县，去采访故实事迹和收集旧志。但是，由于明成祖去世，这个宏伟的计划没能完成。直到代宗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才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了《寰宇通志》119卷，并颁行于天下。一年之后，发生了史书所谓的“英宗复辟”。因战败被蒙古瓦剌部俘去后来又放回的明英宗，趁他的弟弟代宗病危，发动政变，重新夺取了皇位，《寰宇通志》立即遭到全盘否定。英宗声称这部总志繁简失宜，去取不当，另行派人重修，并同样自称是继承明成祖的遗志。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又修成志书90卷。英宗亲自为它写序，并赐名《大明一统志》。它从内容、体裁到名称都明显地仿效《大元大一统志》。在明代这五部总志中，《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是影响比较大的两部。明朝政府一面积极编纂总志，一面三令五申督促全国修志。中央督促省，省就督促府州县，因此，有明一代，各地修志蔚然成风。据统计，在明朝280多年中，广东的府州县接到皇帝诏旨或总督巡抚通令，要求纂修或报送志书的，可考的就有13次，平均约22年一次。各地修志要由地方长官主持，志书修成了由地方长官写序，既可以算做一种政绩，得到上司的嘉许，又可以扬名于后世，自然竞相从事，惟恐落后。当时，一个地方有没有志书，是有关本地声誉的事。如刘瑞《(正德)夔州府志序》说：从前路过夔州(四川奉节)的人，问起有没有志书，一说没有，都对夔州很藐视，把夔州看作“陋邦”。现在志书修成了，夔州从此有光彩了。可见修志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标志。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沈庠《(正德)上元县志序》)。据统计，整个明代修志在3000种左右，现存的也约有1000多种。明代的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民间仍按元代的习惯称为省)都修了志书，而且绝大部分修过三次以上。四川、宁夏等都是从明代才开始有了省志。府州县志那就更多了，不但连僻远小县也大多有志，而且如浙江的萧山、杭州、江苏的六合、常熟，广东的潮阳等府县志书，都修过六七次。修过四五次的更是不计其数。地方志这种文化形式，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牢牢扎下了根，甚至被传播到了隔海的日本。明朝末年，浙江余杭的文人陈元赟〔yun氲〕东渡日本，在那里定居下来。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日本传播中国的老庄哲学、公安派诗文、赵子昂派书法、制陶瓷的新技术和少林寺武术，并且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 日本元和三年(公元1623年)，陈元赟为长门藩主毛利辉元用汉文编写了一卷《长门国志》(今日本山口县)，这一志书的稿本现在还保存在山口县，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有的学者认为，以后日本陆续出现一些汉文志书，或许是受了它的影响呢。明代志书不但数量增多，品种也在增加。新品种中比较重要的是边关志、都司志和卫所志。明代的边境一直很紧张，北方有蒙古瓦剌部和鞑靼部的威胁，东南沿海不断受倭寇侵扰；到了后期，东北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清的前身)，更是对中原虎视眈眈。所以明朝政府极其重视边防。它在各省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作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归京师的五军都督府统一指挥。在军事要地设卫，卫下设所，由都司统辖。又在边防重地设镇，在边镇和重要的关隘派驻重兵，构成一整套防御体系。有些地区，就由都司、卫、所兼管地方行政，不再另设省府州县。当时，即使是一般的志书，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志书，也都非常重视记载兵防，例如《(嘉靖)山西通志》，对山西各卫、所的驻军总数、兵力分布、武器配备等都有详细记录，军事方面的内容占了全志3/10。都司、卫所、边镇、关隘修的志书，当然更加侧重于武事，成为明志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明代都司志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前后几部《辽东志》。明朝撤销了元朝的辽阳行省，在这里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志》便是由辽东都司主持修纂的。它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创修，完成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这是东北地区现存最早的志书。此后，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几次续修。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李辅巡抚辽东时，看到旧志错讹脱落，已经没法读了，指示辽东都司再次重修，并改名为《全辽志》。这一系列志书，翔实地反映了明代边陲重地辽东的风貌。此外，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四“史部地理类存目”中，记有《陕西行都司志》12卷，据说它分为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六门，“简陋而不荒谬”，究竟原书是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了。现存最早的卫所志是《(正德)金山卫志》(上海金山)。它一共六卷，分为上下两志，各三卷，而以上志主要记武备、兵防。此外知道名称的还有《(正德)天津三卫志》，这是天津最早的地方志，但后来因失火烧毁了书板而失传。此后又有《(万历)天津三卫志》、以及嘉靖、万历年间修的《西宁卫志》(青海西宁)等，可惜也都没能保存下来。边关志中比较著名的，有孙继鲁的《(嘉靖)三关志》，记山西境内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王士翘的《(嘉靖)西关志》，记当时拱卫京西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刘效祖的《(万历)四镇三关志》，详记蓟州、辽东、昌平、真保四个军事重镇和居庸关、紫荆关、山海关的建置、形胜、兵力、粮饷、职官、人物、防御工事等；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海关，在明代曾五次修志(图6)。据《明史·郑晓传》记载，嘉靖初年，新进士郑晓做了兵部职方司的主事，天天研读旧存文档，“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兵部尚书就嘱咐他编撰了一部《九边图志》，一时大家争相传抄。可见当时朝野人士对边事的关心和对这一类图书的迫切需求。专志在明朝也兴盛起来，有山水志、书院志、陵墓志、名胜志等等。总之，到了明朝，地方志的类型已经基本齐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图6 《(嘉靖)山海关志》卷首的山海关至黄花镇驻兵图(部分)为了使郡县志书尽量规范化，重要的内容不致于遗漏，明朝政府制订了一个《纂修志书凡例》，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最初颁布时是17条，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修订成为21条。它列出了志书应该包括的21项内容，如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物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寺观、古迹、人物、诗文等。对每一项内容必须记载什么，如何记载，都作了明确规定。例如“城池”，规定要记载什么时候兴建，什么人增筑，有碑文的要记下碑文，城楼、垛堞、吊桥都要有记录。“税粮”、“贡赋”、“户口”等，要求记载自前代到明洪武二十四年和永乐十年的情况，必须“详其数目”。这是我国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条例，明代的许多志书都是参照它来设置类目的。它对于提高地方志的整体水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明代有许多方志编纂人员在继续探索改进地方志的体例。有人根据孟子说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在方志中只设土地、人民、政事三类，称为“三宝体”。例如《(嘉靖)醴泉县志》(陕西醴泉)和《(万历)湖州府志》(浙江吴兴)便是如此。有人认为当时一些地方志过于冗长繁琐，就反其道而行之，创设“简体方志”，如康海的《(正德)武功县志》(陕西武功)，只有3卷7篇2万多字；韩邦靖的《(正德)朝邑县志》(陕西大荔)更简单，只有5700字。它们的结构、记事、文采都很出色，不过毕竟太简单了，作为资料书就不能令人满意。此外，明代方志还有仿纪传体史书的，有采用编年体的，有仿政书体的，各有千秋。虽然有些尝试并不成功，但他们力求汲取其他著作的长处来丰富地方志的表现手法，对后人是有启发的。方志学家们对明代志书的评价不太高，总的认为质量比较粗糙，反而不如宋元时期的佳作多。连它最重要的一部总志《大明一统志》也有不少错误、疏漏、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些地方句读不通，受到后人尖锐的批评。一般认为，明代学术界的风气比较粗疏，喜欢空发议论，不大愿意做切实的学问。这种学风，显然也波及了地方志。但是，全面来看，明代毕竟是地方志阔步前进的时期。明人修志，多数注意广搜博采，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明代史料。他们留下的近千种地方志，以及他们在地方志编纂中的探索和创造，为古代方志走向全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 踏上古代方志的顶峰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最高峰。为清代修志事业立下了第一功的，是清初的河南巡抚贾汉复。他以明代的《(嘉靖)河南通志》为基础，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主持修成《(顺治)河南通志》50卷，而且率领河南8郡2州95县都陆续修了志书，奏响了清代大规模修志的序曲。《(顺治)河南通志》受到朝廷的好评。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又主持修了32卷的《(康熙)陕西通志》。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清政府决定动手编纂《大清一统志》。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命令全国各省纂修通志上报翰林院，并且将贾汉复的《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颁发天下，作为示范。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礼部又奉旨督催。一时各省纷纷设立志局，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各省普遍修了通志，有的甚至修了两到三次，为编纂《大清一统志》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大清一统志》前后修过三次，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5朝，150年没有中断。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三月朝廷正式设立一统志馆。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第一次成书342卷；第二次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续修成500卷，这个续修本被编进了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第三次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成，增加到560卷，由于它记述的事实到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庆志》当时没有刊印，直到194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清朝皇帝不仅对修志的组织、进度抓得很紧，而且对志书的内容和质量往往亲自过问。例如，雍正皇帝曾严旨斥责广西巡抚李绂〔fu浮〕主修的《广西通志》“循私”，一怒之下，这部《广西通志》被焚书毁版，同时命令各省督抚都要将本省的通志重新修订一遍，“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果一年内不能完成，可以宽限到二至三年。果然修得又快又好，可以考虑总督巡抚升官；如果拖延日子，成书又草率滥略，就要“从重处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七五：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乾隆皇帝同样亲自审读志稿。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上谕曾明确要求，为了加快一统志的进度，志稿要“随缮随进，候朕审定”。有一次，一统志馆的官员进呈松江府(上海松江)清朝人物的传记，他读后发现其中没有曾做过刑部尚书的张照的传，就指示说：这个人虽然有过失，但是很有才学，书法精工，为海内所推重，不给立传“实属非是”。如果各省有类似情况，也都要查明补上。在皇帝的督责下，《一统志》的纂修官无不兢兢业业，严谨踏实地工作。编好的稿子由专人一校，副总裁二校，总裁三校，抄成清样以后如发现问题还要校改。所以《大清一统志》是历代总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为了配合国家编写总志，各省编写通志，以及光绪年间编写《大清会典》，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总督巡抚都一再向全国州县催修志书。雍正年间并明确规定志书60年一修。因此，清代方志之多居历朝之首。现存的8000多种地方志中，清志有5000多种。而且品类更加丰富，省、府、州县、旗、关镇、土司、盐井等等无不有志。乡镇志在清代大批出现。自明末清初以后，地方手工业和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集镇经济迅速崛起。道光年间，江苏吴江县的乡镇人口已占全县总人口的35%；广东仅佛山一镇就有五万织布工人分布在2500家工场中。尤其是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名乡名镇星罗棋布，又是历代人文荟萃之地，修乡镇志更是盛行。江苏省现存的清代乡镇志约百种左右，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多的；浙江有77种，仅次于江苏。像江苏吴江的《(嘉庆)黎里志》、《(道光)震泽镇志》，上海嘉定的《(乾隆)真如里志》和《(嘉庆)南翔镇志》，浙江吴兴的《(乾隆)乌青镇志》、宁波的《(康熙)桃源乡志》，以及广东佛山乾隆、道光年间的《忠义乡志》，安徽贵池的《(康熙)杏花村志》等，都很有名气。近年还发现了清志中惟一的一部街道志——《冈志》(也称为《冈上志》)。这也是我国旧志中独一无二的一部街道志。记述的是今日北京宣武区的牛街和它附近35条胡同的情况。以牛街为中心的这一地区，自清初以来，就是北京最大的回民聚居区。《冈志》没有署著者的名字，据考证，它的著者可能是清朝康熙年间太医院的医生赵士英。赵士英是回族人，所以，它又是回族人写回族居住区的惟一的志书。这部志书的主角不是达官贵人，而是牛街的平民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其中记了七八十位回民的事迹，大多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它也保存了若干弥足珍贵的伊斯兰教史料。例如它记载了三种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其中有两种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部对于研究北京史、研究回族史和研究伊斯兰教史都很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志，清嘉庆年间就在牛街回民中流传，但一直没有刊刻，到本世纪20年代左右失去了踪迹，只有几个抄本保存在个人手中。现在已由研究人员将抄本整理注释，1991年由北京出版社排印出版。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朝野震动。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上下要求变革图强的呼声很高。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皇帝决心变法，在103天内，先后发布了数十条除旧布新的诏谕，其中之一，就是罢科举，开学校，将各地旧式书院、祠堂、庙宇改为各级学堂，兼授中学和西学。此后，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教材。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还颁布了一个《部颁乡土志例目》，列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15个类目，作为编修乡土志的统一规范。于是乡土志作为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了地方志这个大家族。现存的乡土志有500多种，绝大部分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05年至公元1911年)之间修的。许多乡土志的编纂者，怀着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以培育儿童的爱国主义为己任。如王永江在《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赞皇乡土志》卷首有一篇《编者题辞》，说明编辑的宗旨：“大地椭圆，万国罗列。列强称雄，弱则败灭……中国维新，振兴学校，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心，始自一方，请与幼学，说我赞皇。”都表明了编纂者的深心与厚望。乡土志浅显，简明、通俗，一般篇幅不长，但也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而它对于儿童的启蒙作用，却是其他书籍所不可替代的。随着清代统一大业的进展，清代的地方志真正走遍了全国。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shuang爽〕归附清朝。康熙皇帝统一了台湾，随即设置了台湾府。第一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就在他的任期内，和诸罗、凤山县令季麒光、杨芳声一起，纂成了《(康熙)台湾府志》，这是台湾省的第一部志书。在此后的90年中，《台湾府志》续修过五次。此后，到清朝末年，还有一部《(光绪)台湾通志》问世。清康熙年间，曾派遣西方传教士到全国各地用西法测绘地图，但是当时没有深入新疆，只测到哈密为止。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新疆地区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结束了，清政府随即派左都御史何国宗率领测绘人员携带仪器前往新疆，在军队的保护下，实地测绘新疆的山脉、河流、沙漠、草原，绘制地图。又派大学士刘统勋随同前往，就地考察山川地理的古今沿革。他们踏遍了天山南北，最远到达克什米尔地区。最后，由刘统勋汇总资料，写成志书初稿送到北京，又经过傅恒等人加工定稿，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完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48卷(图7)。这是新疆的第一部志书，也是清代有关新疆的最重要的一部志书。图7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的西域全图远处边陲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间也出现了一部《西藏志》。《西藏志》不分卷，也没有著录作者，传说是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所作，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它的内容比较简略，又没有人物传记，但它作为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方志，自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极为研究西藏学的人所重视。在政府大力倡导，各地竞相修志的风气下，各省府州县的长官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同时由于清政府不断兴起文字狱，相比之下，修志毕竟是一个风险较少，相对安全的领域，所以，清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加入了修志的队伍。例如戴震修《(乾隆)汾州府志》(山西汾阳)、钱大昕〔xin辛〕修《(乾隆)鄞县志》(浙江宁波)、《(嘉庆)长兴县志》(浙江长兴)、章学诚修《(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洪亮吉修《(乾隆)淳化县志》(陕西淳化)、《(嘉庆)泾县志》(安徽泾县)、缪荃孙修《(光绪)顺天府志》(北京)等。学者们在做学问方面训练有素，对志书的体例、篇章结构、编纂方法等等都非常讲究，又各自学有专长，往往将自己的治学心得贯穿到修志中去，使所修的志书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些知识渊博的学者自己做了地方负责官员，亲自指导修志，更有条件将自己对于地方志的种种见解付诸实施。例如主修《(嘉庆)广西通志》的广西巡抚谢启昆，本人著述宏富，在学术上深有造诣。他在升任巡抚的第二年就开馆修志，并亲自发凡起例。他仔细研究了历代志书的体例，取长舍短，写出《修志叙例》23条，对编纂通志提出了非常切实具体的要求。《(嘉庆)广西通志》的主纂胡虔，一生勤奋治学，精于考据，又曾参加过多部地方志的编纂，富有修志的经验，很好地贯彻了谢启昆的意图。例如，谢启昆认为，过去被贬谪到“瘴疠之区”的官员，往往是正直之士，或是触怒了权奸，或是受小人倾轧，他们的高风亮节，至今还在边疆流传。所以《广西通志》在记载官员政绩的《宦绩录》之后附有《谪宦录》，专记从三国到明代被贬谪到广西的官员。谢启昆认为作志应当以详备为宗，但又不能冗滥，因而这部志书采取的资料十分详备，并吸收某些宋志的长处，将所引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如果资料有谬误或已和当前情况不符，就另外加按语说明，使后人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可靠。所以，《(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一代名志，很受学术界推崇。晚于谢启昆的阮元，同样以博学名重一时。他曾历任浙江、江西等省巡抚和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对修志多有建树。他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就全以谢启昆的体例为本，可见谢志在当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