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作者：阎明-6

也就是在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看来毛泽东也并未打算邀请美国队访华，他要吴旭君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文件退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晚上11点多，吴旭君和张玉凤陪毛泽东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毛泽东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要昏昏睡去。　　突然他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吴旭君给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不熟悉他口音的人是根本听不懂这些话的。吴旭君一下子愣住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中方意见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按毛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完全有可能办错。况且，主席平时曾明确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　　吴旭君很为难。假如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来说我没说让这么办，那还了得？这岂不是“假传圣旨”？可又一想，主席这些天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新决定。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吴旭君犹豫了。她既无人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了，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　　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吴旭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证实毛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得想办法让主席再主动讲话。　　吴旭君决定冒一次险。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主席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办？”　　毛泽东平时一般都叫吴旭君“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小吴”。　　吴旭君故意大声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话算数吗？”　　毛泽东向吴旭君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吴旭君可真着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　　电话通了，她把毛泽东的决定告诉了王海容。王海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吴旭君肯定地说。　　通完电话，吴旭君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　　吴旭君把刚才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完以后，毛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才上床躺下。　　第二天毛泽东醒后刚一按电铃，吴旭君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卧室去，要和主席核对这件事。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您还记得吗？”吴旭君问。　　“记得清清楚楚。”　　“您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毛泽东慢悠悠地抽着烟，并不着急。　　“您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吴旭君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苦笑着说：“唉！主席，您可真行。您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您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英明决策，通过乒乓球队打开中美之间交流的闸门，可以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政府邀请美国队访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国际舆论惊诧地大加欢呼：这一举动向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　　谈起这段经历，鲁老深情地说：“乒乓外交”纯属由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引发的，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不过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提供了一个机会。毛主席及时把握住时机，推动了中美改善关系的进程。对于这些，我们下面是不知情的，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体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一些报刊在宣传这段历史时过分夸大某个运动员的作用，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当然个别人也因此被“四人帮”利用，在政治上发了迹，为此步入政坛。翌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庄则栋成了团长，而体委领导李梦华却成了副团长……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友谊重于比赛　　在谈话中，鲁挺多次对我说：体育里面有政治，有辩证法。国运盛而体育强，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不可能有体育的全面发展。一个运动队仅有夺金实力是不够的，体育竞赛不仅是体能和智慧的较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传播友谊，展现民族精神。这一点他从周总理身上学到很多……　　1961年1月，为参加缅甸联邦独立节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的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一个庞大代表团赴缅。总团长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轻工业部长李烛尘，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张致祥，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云南省副省长刘明辉等高级军政官员。下辖八个代表团：军事代表团、文化艺术代表团、电影代表团、云南省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佛教代表团、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和体育代表团。　　在代表团里不仅有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这样的高级将领，还不乏像佛教协会会长喜绕嘉措大师和副会长赵朴初居士等知名人士。鲁挺虽然是体育代表团长，但职位最低，军衔仅为上校。然而，他所率领的八一足球队却格外引人关注。　　为了适应缅甸炎热的气候，八一足球队提前半个月到昆明做适应性训练。秦基伟将军等多次到驻地看球队训练，并和运动员一起用餐。这些老军人性格好斗，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他们要求八一足球队这次出访一定要赢。球队队员们也摩拳擦掌，决心不辜负首长期望。按常规，与缅甸国家队的比赛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八一队必胜无疑。但是赛前的一件事却改变了人们的初衷。　　代表团到达仰光后，缅甸总统吴温貌第一次接见周总理及代表团团长，不谈别的，专谈足球。他当着全体团长的面对鲁挺说：“上次我们球队到你们国家比赛时输了，这次我们一定要赢你们。”在场的人都笑了，原以为只是句玩笑话，并没很在意。但周总理却将此事记在心上，回来后专门找到鲁挺商量：这场球不能赢！并第一次提出了“友谊重于比赛”的口号。比赛那天，首都仰光万人空巷，政府首脑全部都到了场，不仅体育场内人山人海，连四周的树上、房上都站满了观球的群众。鲁挺根据周总理的意图及时调整部署，让比赛打了个平手。缅方反映很好，缅甸各报均做了报道，盛赞这场比赛堪称是中缅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驻缅使馆的同志评价，这场比赛的结果与中国代表团的访问结果是一致的。　　实践证明，由于双方的共同呵护，中缅关系经受了历史考验，中缅边界成为一条和平安宁的边界。陈毅元帅在《赠缅甸友人》一诗中，深情地抒发了这种情怀：我住江之头，君主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优美的诗句至今被两国人民广为传诵。　　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前的准备会议上，周总理给运动员们讲徐寅生的《怎样打乒乓球》，说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辩证法，毛主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还问女队员郑敏芝学过没有。他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党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才能在比赛中打出水平，赛出风格，为人民立新功，并正式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谈到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会，鲁老尤为兴奋，这是体育界多少代为之奋斗的结果啊！是国家的盛事。他说，举办亚运会，争办奥运会，依然是政治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此提升本国政治地位，促进经济发展的，否则，大家都争它干啥？切不可忽视它的综合效应，我们体育工作者要通过比赛为祖国的强盛作贡献。鲁老尽管年事已高早已离休，仍然笔耕不辍，他将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汇集成文，写出了《通向冠军的道路》《离休散记》等多篇论文，用以教育培养下一代。诗人张恒用诗句高度概括了鲁老的体育人生：　　心血浇灌强国路，累累硕果慰平生，前浪如潮后浪涌，老骥欣然望前程。　　是战士，才能演好战士　　——我所知道的李长华　　当初，我与长华叔叔并不熟悉，最早我是从银幕和舞台上认识长华叔叔的。他曾在电影《狼牙山五壮土》中饰班长马宝玉、《碧海丹心》中饰连长肖丁、《战上海》中饰连长李永刚、《江山多娇》中饰男一号高国林；在话剧《带兵的人》中饰连长林智勇、《英雄工兵》中饰连长丁战……他原本就是战士，他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都与士兵有关。他的表演，将部队战士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不仅形似，更为神似，在我幼小心中深深扎了根。后来我也成为了战士，并和长华叔叔的儿子同在一个连队。那时，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在我们部队扎了根，长华叔叔隔三差五带着团队到部队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他说部队是“娘家”，要经常走动。这又使我对长华叔叔平添了几分敬佩。　　“九一三”事件后，我受父亲株连，被处理复员，分到一个山区里“三线”小厂工作。由于离市区太远，工厂每两周进城休息两天。对于家住广州的工人来说，返城之日犹如过年，个个喜气洋洋。对于我却痛苦不堪，因为广州没有家。我家原在广州，兄妹几人也是从广州入伍。随着父母远调北京工作，广州早已没有了栖身之地。按国家政策规定，复员兵应哪儿来回哪儿去。此时我们兄妹几人处在既回不了北京、又无法在广州落脚的两难境地。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揭、批、查”和“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大家人人自危、个个反目，有谁还敢收留我们这些落难子弟。　　就在这极其窘迫的境遇下，身为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长华叔叔收留了我。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并不好，我却成了他家的常客，有时还与他在一张床上共眠。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长华叔叔这样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与长华叔叔有了更多接触，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曾经被遗弃的生命　　秦岭中央的陕西商县，曾是商鞅的封邑，自古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这里最大的特产是“穷”。但这穷乡僻壤却又是关中通往中原的通衢，历朝历代征战必经于此，兵祸连年、徭役无度、土匪如麻，各方势力横行乡里，百姓一贫如洗。　　1925年９月，长华生不逢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李臣是一个靠挑脚为生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担着200多斤重的担子去河南、过四川、下湖北、上山西，满世界给人挑脚、送货，还是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这时又有了长华娃，养不活啊！父母一狠心，把他给扔了出去。谁知这孩子命大，在西渠里风吹雨打整整一夜，狼没吃，狗没衔，第二天四娘上山剜野菜时，见他还活着，便硬把他抱回来。四娘一跨进门槛就说：“嫂子快看，这娃还活着！这娃好着哩，命大，说不定今辈子还要得他的济哩！”母亲夺过孩子，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还没出月子，母亲就带着他去帮工，干活时往草庵子里一撂，老鼠嗑、老鹰抓、乌鸦啄，头都睡扁了。５岁上还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长年没鞋穿，满脚磨得都是鸡眼。1929年，商县大旱，穷人饿死一大半，长华身上长了鸡蛋大的８个脓包，每个脓包一挤就是半碗脓血水，天天高烧不退。娘寻思他活不成了，从涝地里捞了些黑泥巴往他身上糊，谁知倒让他活了过来。第二年2月，身上脓疮又复发了，小长华初九夜里断了气，娘哭得死去活来。父亲说：“别哭了，趁天黑把娃埋了吧！”母亲不答应，非要等天亮后找块席子裹上再埋。父亲只好把他抱到牛槽子里。天亮后，当父母拿着席子到牛槽边一看，着实被吓了一跳。只见小长华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父母。母亲说：“他大，这是阎王爷捉弄娃哩！嫌他在阳间的罪还没受够，叫娃再回来接着受罪的！”父亲说：“不管阎王爷咋打算，我李臣只要有口气，就一定要供我这小娃子上学念书！”为了这个承诺，父亲没有歇过一天，整年在外头跑。有一次，父亲从四川回来，刚放下扁担，商洛镇货行里来人说，有批货要急送湖北竹山县，脚钱给双份。父亲说这是成全娃念书的好机会，他顾不上休息，领上三哥和村里几个乡亲就走。没承想，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三哥也没有了下落。母亲成日里带着小长华在官路畔的大榆树下哭啊，嚎啊！８个月后，同去的村里人才说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肩胳子(肩膀)叫扁担压破中了毒死的，三哥害怕，几年后才敢回家。　　1931年，家里租了巩家湾二亩稻地。稻子刚熟，老天不长眼，从河南又杀上来个叫李长有的大杆子土匪。半年里血洗了几个村寨，杀了2000多人，抓走了1000多人，全家“跑匪”整整半年，不管刮风下雨，躲在树笆里不敢出来。吃的是麦麸子和山樱桃叶子。为了摘山樱桃叶子，小长华从树上摔下来，眉梢摔了个大口子，鲜血流了一大摊，二天三夜都没醒。先生说是震了脑子了，就是好了也是个憨憨，可把母亲愁死了。没想到，穷孩子命硬，半个月后，他又活蹦乱跳了。　　生活的磨难，使他从小跟着哥哥学着种庄稼、割草、放牛、打柴、送粪，成了家里好帮手，顶得上一个大人用了。　　年少参加革命　　商州自古没太平。刘邦、刘秀、李自成……兵祸连年，把百姓祸害得不轻，民国实行新政，却又出了个袁世凯篡位；后来又来了蒋介石，更是天下大乱。小长华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颠沛流离的跑“匪”、跑兵中度过的。1932年10月，乡亲们开始“跑红军”。盛传红军是红鼻子绿眼睛、“共产共妻”，还专门杀念书人。吓得家家把门框上的对子都刮光了。先是跑徐向前，后是跑贺龙。12月底，三哥从武关寺底铺回来说，红军是好队伍，不糟害老百姓。还说他见过贺龙，人可和气了。这样乡亲们人心才稳住，不再跑红军了。　　家里为了供小长华上学，父亲累死了。哥哥背着三分利的债送他上了学。但不到３个月就开始跑土匪，后来中央军和土匪打，再后来中央军又和红军打。小长华的学习也就读读停停，到了也就是个初小文化。商州是红军和国民党势力的拉锯地区，因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所作所为深入人心，许多有志青年背着家人参加了革命队伍。1935年１月５日，红军在村东四方岭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几百人，全村人坐在大清山顶看得清清楚楚。小长华对红军佩服极了，认为红军一定得天下。反正在家也念不成书，便萌生参加红军的念头。当他背着家人追赶红军时，被母亲发现，硬把他拽了回来。1936年开春，红74师又一次开到龙驹寨，他又想去参加红军。母亲知道后把他在屋里反锁了好几天，使他与红军失之交臂。由于母亲阻拦，他只能在当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在1938年10月13岁那年加入了共产党。如果长华叔叔早早跟上红军队伍走，他恐怕就不是“三八式”干部了。　　在烽火剧社　　1939年1月，长华告别了家乡，和一群进步青年奔向解放区。最早是在安吴堡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长华在“青训班”年龄最小，由于从小吃苦，干起活来却又快又好。着实让那些从上海、广州、天津、北平和海外来的大哥哥、大姐姐赞叹不已，被全连同学一致推选为“劳动英雄”。　　1939年6月上旬，中央决定从抗大、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抽出部分人员到延安组建华北联合大学，准备开到敌人后方去。长华和战友们一起来到革命圣地 延安，被分到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烽火剧社。　　烽火剧社正式命名是1937年10月，他的前身是红军大学三科。成员是一、二、四方面军和红１５军在“红大”学习的剧社同志组成的，在延安很有名气。初到剧社，长华整日里混混沌沌，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的儿子，论文化，只是断断续续读过几年小学。论长相没长相，由于过早从事重体力劳动，个子矮小。一副吃糠咽菜撑大了的肚皮，握惯镢头镰刀粗笨迟钝的手。照现在的选材标准，他的确缺乏从事艺术的条件。然而，就是这么一副憨相，却鬼使神差的被留在了剧社。刚开始，剧社领导认为他年轻，属可塑之材，将他分到舞蹈队跑龙套。但他实在太笨，手脚就像不长在自己身上似的，根本不听使唤。别人一个小时学会的动作，他得两三个小时才能学会，还经常跟不上节拍，总被大伙讥笑。他没事经常到乐队看练习，音乐队长朱仲义以为他喜欢音乐，便动员他学习乐器，还发给一把二胡让他学。他起早贪黑地拉了半个月，把同志们折磨得痛苦不堪，说他在“杀鸡”、“推碾子”！手指头还没有别人脚指头好使。后来领导让他学吹笛子，吹了半天，因为握惯镢头把子的手指头实在不灵而告失败。领导不死心，又让他学口琴，认为用嘴不用手或许好办些。可他那张嘴并不比手指头好多少，领导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最后又把他打发回了舞蹈队。　　在烽火剧社，长华管过道具，烧过炭，赶过猪，看过仓库。由于年纪太小，他和所有未成年的孩子一样，贪玩，经常小小不言地犯点错误，挨批评后也哭鼻子，还尿炕，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个功课就是到窑顶上晒被子。但是在这革命大家庭里，他是无忧无虑的，他任劳任怨地去做好领导交办的每一件工作。　　第一次上台演戏的经历，让长华终生难忘。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抗日将士的罪行，团里赶写了一个独幕话剧，领导让长华出演戏中的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报童。长华天生怯场，被领导和导演逼到绝路上，只好硬着头皮上。排练的几天里，简直是首尾难顾，他非常后悔接受这个任务。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在陕北公学院礼堂西侧的露天舞台上，观众是党校和中央机关人员。长华从侧幕布向台下一看，妈呀！毛主席和留守兵团萧劲光、莫文骅几位首长都在前排坐着，吓得他立刻筛糠，竟忘了上场，是同志们把他硬推上去的。面对台下黑压压的观众，长华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懵了。这时，他清清楚楚地听到台下的毛主席用浓重的湘潭话说：“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　　戏演完了，他羞得把自己裹在侧幕条里不敢见人。同志们将他拉出来去见萧、莫首长。萧司令却鼓励他：第一次上台难免出错，演多就好了。尽管日后同志们老用毛主席那句“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来取笑他，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逐渐喜欢上了话剧这门艺术。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他从一些并不起眼的小角色开始，在《九一八前后》他演个叫狮子神的小孩，在《军火船》中扮演一句台词没有的日本兵，在活报剧《十月革命》中扮演一个报童。依靠这些积累和沉淀，逐渐走出了自己的戏路子。而后，他在《治病》、《小小锄奸队》、《假皇军》、《打狗》、《刘顺清开劈南泥湾》、《徐海水锄奸》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的戏越演越好，最后成为了烽火剧社的台柱子。那时在延安，他可算得上一个人物。上至中央、兵团领导，下至普通战士、百姓，无人不晓李长华。谁见了都用舞台上他扮演的角色和他打招呼，走到哪里都有好招待。也就是凭他那近似本色的表演，为广大部队干部战士所喜爱，并成就了他终身为兵服务的夙愿。长华叔叔的老伴赵晶辉阿姨曾对我说：“那时候，我们长华不仅戏演得好，嗓子也敞亮。几千人的大场子，根本不用扩音，照样声震四邻。后来在冰天雪地里演出呛了风，嗓子劈了，变沙哑了。”我倒觉得，除了上述原因外，长华叔叔坏嗓子，可能和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他和许多陕西人一样，见了辣子不要命！即使这样，也没影响他继续活跃在舞台上。他那副现在许多歌手需要用烟熏酒烧才能养出的沙哑嗓子，是那么的厚重而富有磁性，听起来令人回味无穷。　　和冼星海在一起的日子里　　冼星海的名字和他谱写的抗日救亡歌一样家喻户晓。当时延安上自高级首长、下至普通群众都称呼他“星海同志”，或称“冼星海同志。”烽火剧社的小鬼们也这样叫他。管他的爱人钱韵玲叫老钱同志。在延安，许多人对“冼”这个广东姓氏很陌生，大都把它误读成了洗澡的洗字，叫他冼星海。星海同志也不计较，从未做过解释和更正。许多同志是在星海逝世后的纪念会上，才知道将星海同志的姓氏搞错了。　　星海同志很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1939年1月，他第一次应邀到烽火剧团上课，进北门不久，被一个坐在门蹲上弹三弦的小八路纯朴悠扬的琴声吸引了。星海快步走到街对面，也坐到一家店铺的门墩上，认真地听小八路弹琴，并且掏出小本本，用铅笔一段一段地写着什么。陌生人的举动逐渐引起了小八路的注意。　　小八路慢慢收住琴声，好奇地跨过街道走近陌生人，便有了下面一段对话。问：“你做啥哩？”答：“记谱。”小八路不解又问：“记谱？啥叫记谱？”星海解释到：“就是用音符把你弹的曲调记下来！”小八路惊奇地问：“我弹的曲子你能记下来？”星海：“对呀！”小八路：“我听听。”星海把刚才写下的谱子唱了一段。小八路拍着后脖梗子叫到：“噫呀！这真神了！”星海：“小同志，你弹的曲子是……？”小八路：“陕北民歌‘刮野鬼’。”星海又问：“你还能弹什么曲子？”小八路自豪地说：“多呢，迷糊（眉户）、陕北道情、陇东小调……”这就是烽火剧社小八路任青发和星海第一次见面的对话。以后，任青发与星海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他的指导下，任青发业务提高很快，成为一名很出色的乐手。　　烽火剧社门外有颗老榆树，树下有盘碾子。这里是星海和群众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战士们弹琴，听乡亲们唱民歌小曲，组织大家开“碾盘音乐会”，唱“保卫黄河”……大冬天里，两耳冻得通红也全然不顾。　　当时星海正在修改《黄河》准备第二次上演。但他住的地方狭小而且非常嘈杂。萧劲光司令知道后，指示剧社为星海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后，剧社除每月给星海同志送去两块五毛的补贴外，有了大米白面也给他送去些，每星期还多发给他两支蜡烛。剧社为星海解决了一套内外两间的套窑住，同时派了一个叫杜虎的陕北娃娃给星海当勤务员。可是这孩子眼里没活儿，扫完地便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领导发现这情况后派长华去带杜虎。长华高兴极了，连蹦带跳来到星海同志住处。星海见到他便说：“啊！是狮子神呀，今天不排你的戏？”长华说：“领导叫我来带带杜虎。”星海说：“杜虎挺好的，刚从家出来有点迟钝，时间长就好了。新环境他不熟，送信老是找不到地方，有功夫你领他认认路就行了，没事不要来，把你的戏演好。”星海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事事为别人考虑，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当问星海还缺什么时，星海同志用延安话说：“盛（什）么也不缺，就是缺灯油和洋蜡。”长华立刻做了汇报，剧社及时送来一瓦罐麻油和一包洋蜡。入冬后，肖劲光司令让长华带给星海一件棉大衣，星海同志非常激动。长华看到星海同志整夜地写东西，鼻孔让灯油熏得黢黑，他知道星海不愿麻烦别人，但还是向领导做了汇报，不多久，肖劲光司令让警备五团从长延送来一驴驮子蜡烛，星海知道后，还埋怨长华不该给领导找麻烦。　　1939年到1941年春天这段时间，是星海同志最忙的日子。《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三八大合唱》等作品，差不多都是这段时间完成的。他很强调洋为中用、中西合璧。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乐器也多，每种乐器都有它的独特表现能力。特别是在今天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就地取材，发挥每种乐器的长处，让它为革命服务。他帮助烽火剧社组织了民乐团，从如何识谱，到使用乐器如何掌握音准、节拍、手法，手把手地教大家。他要求队员们多做练习，不要怕枯燥，不要怕手痛，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在星海同志细心指导下，乐团小鬼们有了惊人进步。结业汇演，乐团演奏了《黄河大合唱》组曲，受到肖劲光、莫文骅、周扬等首长的好评。星海兴奋地说：“这些年轻人多好啊！我太喜欢他们了。抗战胜利后，不打仗了，我一定要帮助烽火剧社建立一个管弦乐队！”　　1940年5月，星海同志去苏联的当天，开车前还托人叫来烽火剧社的人，传授他刚谱好的《留守兵团进行曲》，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材料说，是林彪从苏联回国，拒绝星海上他乘坐的飞机而迫使星海客死他乡的。这过于牵强，是曲解历史。实际情况是：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向前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苏联上层判断失误，苏军被打得猝不及防。前线吃紧，自然对滞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无暇顾及，便紧急安排他们回国。在苏联养伤的林彪和十几个在苏学习和养伤的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踏上了回国的途程。10月到达乌兰巴托，准备从那越过边境，经内蒙古大青山游击区，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经苏方与国民党紧急交涉，国民党方面同意派飞机将林彪接送回国。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是有限度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百般限制和刁难。林彪是国民革命军115师师长，身份是公开的。而其他同志都是我党秘密派出国的，身份不能暴露，只能另想办法。刚开始苏驻蒙使馆还管管，时间一长，供应发生了问题。使馆无能为力了，便让他们自谋生路，解决吃饭问题。这样，滞留在蒙古的李天佑只能去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了一家农场干苦力，在长征娄山关战斗中失去一条右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了卖票人，贺诚在一家医院做护工。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那时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的境遇不过如此，更何况音乐家冼星海了！　　与领袖近距离接触　　抗战时期，尽管敌我矛盾尖锐，社会环境复杂，但延安纯朴的民风和融洽的干群关系，为中央领导接触群众制造了机会。那时经常可以看到中央领导在大街上自由地漫步，随时停下来和路人交谈，身后最多只有一个警卫人员在远处跟着。　　烽火剧社去陇东演出，为了增加一些节目，团里成立了一个魔术小组，其中有几个节目需要使用玻璃酒杯。当时延安很少见过这种稀罕物，有的同志说，曾在毛主席那里见过两只玻璃杯。于是高波社长写了张条子，叫李长华到毛主席那里借一只。长华自然很乐意办这件事，因为又能见到毛主席了。杯子顺利地借来了，同志们都倍加爱护，细心手巧的女同志还给杯子缝制了一个装有棉花的布套子保护起来。可是事情总有不测之时，陇东巡回演出快结束时，保管杯子的同志在行军中滑了跤，把酒杯底座碰掉了。虽然那同志从医院讨来胶布把它粘上了，可是杯子总是坏了，没法子跟毛主席交代。回到延安，长华怕领导要他去给毛主席还杯子，天天躲着领导。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最后还杯子的任务还是落在他的头上。　　往常从剧团驻地桥儿沟到杨家岭15里路，不大工夫就能走到，可是这回觉得路特别长。在路上长华还指着能遇上个熟人，把杯子往他手上一交便溜之大吉，但直到主席驻地也没遇上个熟人。他扒着墙头一看，毛主席正坐在躺椅上看书。无奈之下只能喊了声“报告”硬着头皮走进去。主席见他进来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询问演出情况，还问葫芦河两岸稻子的长势、庆阳地区的麦子收成等等。长华都一一做了回答。当主席问他还有什么事，他才哼哼唧唧地说来还杯子。主席看出了他的窘态，单刀直入地说：“坏了是不是？”长华不好意思了。主席拿着坏杯子转身进了窑洞。不一会儿，毛主席举着两只玻璃杯从窑洞出来说：“小陕西，我这里还有一只，放着没用，都给你们了，让他们继续为人民服务吧！”长华怎么也没想到主席不仅不责怪，反而将自己的杯子全部给了剧社，他有些得意忘形了，连礼都没敬，拿起杯子撒腿就跑。主席在后面喊：“不要跑，小心摔跤子！”他一口气跑到沟底，回头看时，看见毛主席仍站在山坡上，不住地叮咛“不要跑，小心摔跤子！”　　为了加强演戏效果，剧团从文化俱乐部萧三主任那里借了台留声机。戏演完了，送留声机的任务就交给了长华和杜虎。老式留声机体积大，方不楞登的不能提也不能背，只能使杠子两人抬。因为杠子不合适，机器捆绑得又不好，不是碰屁股就是磕膝盖，15里路竟走了大半天，弄得两人精疲力尽。可是到了萧三同志窑洞前还要爬一个不小的坡。两人抬着杠子，前高后低，留声机贴着长华的肚子，挡着腿迈不开步子，眼看着机器要滑脱，长华失声大喊：“杜虎拽住了，不能松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杠子离开了长华肩头，一个纯厚的川音说道：“小李子你挪开。”他让开身子定神一看，是朱德总司令一只手举着杠子。他高兴地喊了声：“总司令！”朱总司令冲着杜虎说：“小娃娃，上！”一鼓作气冲上山坡。长华接过杠子谢谢总司令，总司令说：“莫客气！”还完留声机，长华看见总司令在坡下向他招手，他和杜虎跑到总司令身边。总司令和蔼地问为什么派两个娃娃出公差呀？并指着杜虎说：“这个娃娃我没见过，叫啥子名啊？”杜虎过去也没见过总司令，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总司令说：“噢，这还了得，斗虎，敢和老虎斗。”杜虎忙说：“不，是杜梨树的杜，不是斗老虎的斗。”朱总说：“好哇，那可有杜梨吃了呀！”杜虎说：“你这个老同志真有意思，那他姓李一定有李子吃了！你姓啥？”总司令说：“我姓朱。”杜虎说：“那你家一定有猪肉吃了！”长华觉得不礼貌了，忙喊：“杜虎！”可是总司令笑眯眯按住他的手不让他阻止杜虎说话，说：“我那个朱是红颜色的朱，不是猪肉的猪。”杜虎高兴了，“嗬，那就是红猪了！ ”　　这时延安的工运理论家朱宝亭老人骑着毛驴走过来。朱总司令拦住他说：“这两个娃娃累了，让他们坐会儿驴吧。”说罢，便亲自牵着驴缰绳，和朱老边走边聊，还让警卫员为他俩买了烧饼充饥。小哥俩吃饱了，坐舒服了，竟然在驴背上昏昏欲睡了。　　在那个年代，中央领导无时无刻地关心、呵护着烽火剧社。周恩来副主席多次来剧社审查节目、看彩排。每次来团就像回家一样，和长华他们拉家常，还让警卫员帮助长华挑水洒舞台。有一阵子，长华单独在中央大礼堂看道具，任弼时同志每天早上都来叫他起床，和他聊天，还亲自帮助他修改日记。长华叔叔深情地说，在他们这些小八路眼里，中央领导就像一群慈祥的长者，没有一点架子，是娃娃们最亲的亲人。　　在战火中成长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长华随宣传队开赴东北。他们边行军，边演出，追赶这汹涌向前的大部队。当时敌情严重，在山东烟台渡海时，不得不换上便装扮成逃荒的难民。把军装书籍日记本裹上石头放在船舷两边，一旦有了敌情就把它推下海去。半道上船还坏了，又遇国民党兵舰，真是祸不单行。幸而突然天降大雨才逃过一劫。经历千辛万苦才踏上了东北这块沦陷了14年的土地，许多同志掉下了激动的泪水。到达辽宁安东后，只见满大街都是无人管理的日本败兵。据说日本投降后，光安东就有20万之多。他们成群结伙四处游荡，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见到我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点头哈腰的，还管我们叫“太君”！　　紧接着，长华随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经历了整个辽沈平津战役的全过程，在战火中得到锻炼。战争年代文工团员的工作远比现在复杂繁重得多。他们不仅要用文艺做武器，配合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行军鼓动，同时还要承担大量的战争勤务工作。组织担架、抢运伤员、设查兵站、组建政府、筹粮筹款等等。在战争中，宣传队员又是各级指挥机关最可调动使用的机动力量，作为兵源补充到部队。在塔山阻击战中，各宣传队一直坚持在前沿阵地上，传决心书递鼓动口号，每打退敌人一次冲锋，宣传队立即把作战勇敢者的事迹写成诗歌快板活报剧沿交通壕分段演出。阵地上常是锣鼓喧天，欢呼声不断，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夜间，宣传队把阵地前敌人的尸体像柴火垛一样高高摞起来，旁边竖起芦席，上面画着一只指着敌尸的大手，手旁写着：“你们看！”带惊叹号的三个大字，让敌人心惊肉跳！　　在辽沈战役每个战斗发起前，文工团都不失时机地到部队进行宣传鼓动。这期间，长华演出的节目有《徐海水锄奸》，在戏中演徐海水；《军民互助》演主角陈勇；《刘顺清开辟南泥湾》演张老汉。还有《霸王鞭》《斗笠舞》都有他的角色。经常忙得连换装都来不及。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团里专门组织人写了几个演唱节目穿插在幕间，才解决了难题。那时长华是名角台柱子，走到哪里，干部战士都要指指点点议论他，向他微笑点头致意或者问长问短。随后长华又在《杨勇立功》中饰杨勇，在“四野”更是名声大震。但是他并没因自己是名演员而得意忘形，反而更加严格自律，认真去演好每一场戏，他用戏中的人物激励自己，保持着一个普通战士的本色。在整个战役期间，长华多次跟随部队进入战区，清点俘虏，破坏敌人铁路线，深入部队了解情况，组织兵站抢运物资护送伤员，押车运送伤员时曾被敌机追赶扫射轰炸，多次遇险。二下江南在德惠为抢运伤员累得瘫倒，一时不省人事。我军撤退，敌人反扑过来的枪声都没把他惊醒，险些落入敌手……　　心里永远有战士　　长华叔叔是靠出演战士而成名，他又是一名表里如一的战士。由于他在话剧中成功塑造了各类基层干部战士的形象，为部队广大干部战士所喜爱，也受到电影界的关注，使他成为部队演员中最早“触电”的人。1950年8月正随第四野战军南下的他，被调往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参加电影《人民战士》的拍摄，在影片中担任主角刘兴。尽管长华从未接触过电影；尽管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影片还是在1951年3月份完成拍摄，6月份在全国上演，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1952年《人民战士》被国家送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卡罗维伐利第七届国际电影节。并组成了由蔡楚生为团长王震之为秘书长，田华李长华等为团员的电影代表团一同前往。代表团出发前夕，他恰好去长影补录台词，完成任务后匆匆赶回北京与代表团汇合。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在我东北许多地方投放了细菌炸弹，所以进出山海关要打预防针。此时他出关时注射的疫苗开始反应，发烧浑身不适，迷迷糊糊的。不料黎明前，从大虎山押上一个送锦州处决的死囚犯，利用上厕所卸掉手铐的时机，抢夺押送人员的枪支。当时软座车厢里只有他一个军人，他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与囚犯搏斗，手臂多处受伤，十个指甲缝里鲜血淋漓。因没工夫治疗，只好双手裹着纱布随团登上了出访的飞机。　　建国后，尽管长华叔叔已经做了领导，他仍然对部队倾注着一往深情。他多次到基层连队代职，长期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月。他将当战士的体会真实充分地运用到今后的表演实践中。他把扎根基层视为团队建设的基本宗旨，战士话剧团每年有8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基层演出锻炼，家中自然无暇照顾。儿子出生两个月了，他才匆匆从长影赶回来。儿子4岁以前可以说是话剧团的公共“财物”，整天被同志们抱走，逮哪吃哪住哪，成了吃“百家饭”的人。为此儿子两岁就被教会喝啤酒、一次能喝大半缸子。两口子工作实在太忙，女儿在襁褓中就交给保姆看管。由于好东西都让保姆偷吃了，女儿缺乏营养长得黑矮瘦小。女儿长期跟着姥姥，和父母彼此显得生疏,而且性格倔强，非常独立。　　长华叔叔很重视培养演员们的军人情结。他非常熟悉部队，和许多干部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下部队能随口叫出许多基层干部战士的名字。50多年来，部队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成为了将军，更多的人回到地方成为平头百姓。他们分散在祖国各地，不管在哪里，他们始终忘不了与长华叔叔建立的友谊。凡到广州出差，都要到他家里走动走动，因此他的家总是显得热闹些。长华叔叔不仅自己成天“泡”在部队里，而且他要求团队必须深入基层。他将战士话剧团的实践基地放在野战军下面的部队，每年大多时间都在部队渡过。我多次听到曾在战士话剧团工作过的同志说：长华团长规定，凡是新学员，必须到部队体验士兵的滋味，不在部队呆上个一年半载，把兵当够了，别回来演戏！就是他自己在部队搞创作，也从不放过接触战士的机会。我就见过在部队写剧本的长华叔叔，穿着大裤衩，光着大膀子，挥汗如雨地帮助师部招待所垒猪圈。　　“文革”以前，是长华叔叔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他在许多电影和话剧中都担纲主要角色，受到全军指战员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喜爱。那时我们都为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有李长华曹会渠（铁道游击队里饰刘洪大队长）这样大腕级的演员而自豪。但是长华叔叔对角色从不挑剔，只要演戏，什么角色都愿意。他曾在一些影视剧中客串过搬运工人政委老将军什么的，我还听他说，曾在一部战争片里演过坏蛋！长华叔叔把演戏视为生命，为此可以放弃做官！同时，他把演戏作为人生中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是一种享受。他从不计报酬，一些做影视工作的朋友对我说：这老头好，拍戏不要钱！　　文化大革命时，在军队中，文艺团体是最早受冲击的单位。作为军区文化部领导兼战士话剧团长的长华叔叔自然难逃噩运。他和老伴赵晶辉阿姨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造反派”批斗他时，甚至残忍地将钢针扎进他的臀部。“九一三”事件后，新上任的军区领导秉承江青旨意，以钦差自居，对广州军区内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重新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长华叔叔再一次受到冲击。在那是非不清、人妖不分的年月，他们老俩口始终坚信党和毛主席，坚守着做人的最后防线，不为一时的利益而去伤害别人，维护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对于这场周而复始烙饼似的政治运动，长华叔叔除了感到茫然无措外，更多的是对国家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就是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念念不忘帮助处在危难中的同志。我的情况且不用说，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文革”期间被江青一伙扣了许多莫须有罪名，被开除党籍，两口子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境遇十分凄惨。1972年落实政策后，当时八一电影厂无法安排工作。张良非常苦闷，便贸然给长华叔叔写信陈述了自己的处境。长华叔叔不仅为帮助他，更是为了解放军保留人才，他大胆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几经波折，最后让张良夫妇在珠江电影制片厂落了户。“珠影”稳定的环境使张良和爱人王静珠艺术事业得到发展。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夫妻二人不断有佳作推出，被电影界公认为最佳拍档。到目前为止，张良到广州已30余年了，他把长华当作良师益友，年年相聚。凡有新作，无不聆听他的意见。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张良获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光荣称号。　　八一厂的陶玉玲（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春妮扮演者）也有类似经历，只是由于当时南京军区领导干预才没办成。“文革”期间，广州地区相对稳定，珠江电影制片厂也成为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庇护场所。我就曾在“珠影”看到邢吉田张怀志等30多位原八一厂的电影演员在此落户。　　长华叔叔非常注重在艺术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人才。现八一厂演员宋春丽就是他培养起来的。他将宋春丽由一个跑龙套的舞蹈演员培养成影视演员实属不易。宋春丽刚进话剧团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这场摧残文化的“革命”不仅影响了大的，也耽误了小的。派性武斗使幼小的宋春丽十分茫然，有人还借口她是长华的人给她小鞋穿，甚至要将她处理复员。眼看一颗好苗苗夭折，长华叔叔比谁都着急。尽管当时已被免职靠边站，他还是设法动用了一切关系，将宋春丽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宋春丽不负众望，通过自己努力，在八一厂站稳了脚跟，成为著名的影视剧演员。到目前为止，从长华叔叔麾下走出的演员仍有许多活跃在影视舞台上。如：张国民、宋春丽、谢钢等，在他们永恒的话题里，永远不会忘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培养；永远不会忘记老团长李长华。　　尽管长华叔叔因为年龄的缘故，早已淡出影视圈，但他每年必须回部队走走。此举并不为了表演和创作，而是追求一种心境，是一种习惯。如果不和战士们接触，叔叔心里就会犯闷，他已将自己的生命深深根植于部队这方沃土之中。　　现如今，在国内红火的影视剧市场，已难觅像长华叔叔这样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影，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思念。因为这些老艺术家用自己一生的追求，诠释了一个党的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内在品格，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用自己的言行在人们心目中铺就了一条红地毯，永远被人们所尊敬。长华叔叔，我永远是你的粉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