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作者：阎明-3

投身抗日　　姥爷1911年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虽不富裕，还算殷实，兄妹5人均受到过良好教育。　　16岁那年，受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与比他大一岁的姥姥结婚。听姥爷说，结婚前，在双方家长策划下，曾在沈阳中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偶遇”过一回，远远地“瞄”了姥姥一眼，长得咋样也没怎么看清楚，成亲那天不免有些忐忑。进洞房后掀开姥姥的盖头，只觉眼前一亮，哎呀！长得还挺漂亮。　　18岁那年，姥爷从沈阳电报学校毕业就业于沈阳电报局做国际电报报务员，邮电局属国家公务员系列，每月工资80块现大洋。按当时的物价，生活绝对是温饱有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在不做亡国奴的思想驱使下，姥爷毅然携家眷（姥姥、母亲、）离开沈阳赴天津，在天津电报局任打字员、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也沦陷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电报局停业并决定：职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职；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业复职。　　根据这一规定，姥爷属停薪留职一类。但他既不能回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老家，这有违当初逃离沈阳的初衷，又不能继续留在正沦为日本人统治的天津。为了寻找生计，只能将姥姥、母亲、舅舅寄放在沈阳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汉口交通部要求复职。临别时与姥姥约定：“打不倒日本我不回家，打倒日本要饭也要回家！”满怀生离死别的悲愤，姥爷乘船离津绕道香港，经广州抵达汉口，并获准在汉口电报局国际电台工作。　　在当时的形势下，汉口本应呈现一片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景象。但战时的武汉灯红酒绿，到处可见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日。所幸姥爷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从《新华日报》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消息，同时从三联书店的进步书刊中得到启迪。姥爷不仅萌生而且坚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确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时恰逢西安电报局要报务员，姥爷便申请到西安电报局工作。在国共合作期间，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和东北救亡总会。由于这些机构的合法存在和活动，西安街头到处可见抗日救亡的标语，这就更坚定了姥爷去延安的信念和决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非一件易事，要冲破重重险阻，须经受重重考验。　　根据当时规定，电报局的报务员即视为国家公务员，若擅离职守即是非法行为，何况是去投奔共产党。因此首先必须取得合法手续离开电报局，惟一的选择就是请病假获准离开。　　其次，去延安参加革命还需要相当单位的介绍。姥爷是经过“西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去延安的手续还是一大难关。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周围遍布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会被跟踪和绑架。　　从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难关。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国民党阻断，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几天。不仅如此，由于去延安途径的大小县城、村镇都有国民党军特驻守，对去延安人员倍加注意，时有绑架发生。因此只能躲开城镇一路绕行，食宿在偏远的乡下，这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是一次磨练和考验。姥爷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说，……你们来延安参加革命要学会三件事。第一件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步行800里走到延安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你们还要学会开荒种地；也要学会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党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敌后建立了“抗大”分校，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敌后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姥爷是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八队学习，他将原名孙继述改为孙辛，3个月后提前结业调到抗大直属二队（即“东干队”）学习。　　“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国后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和罗文同志。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人和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这些人是我党为收复东北储备的骨干。在技术干部里只有姥爷是做电信工作的，还有两名医生和4名朝鲜同志。　　“抗大”的学习虽是短期的，但相当紧张，除讲授军政一般理论外，还有哲学、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基础课。讲课的教员都是些知名学者和中央领导同志，有时还能听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窑洞是宿舍，露天为课堂，每人一个小马扎既是课桌又是坐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钱，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一元。　　尽管生活艰苦，但业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经常可以看到话剧、京剧和歌曲演唱会。各单位自己动手排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大的集会会场上更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抗大”的啦啦队生龙活虎甚是活跃，很有知名度，连当时美军观察团和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此参观都深受感染。　　延安开展体育活动虽受到地形和器材条件限制，但篮球运动还是较为普遍，在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的身影。　　开赴敌后　　1940年抗大“东干队”结业后，全队集体调赴冀中军区，姥爷被分配到司令部三科任通讯参谋，分管司令部的电台和电话通讯工作。在冀中姥爷和在作战科当参谋的我的父亲同在一个司令部工作。后来，每逢说到这一段，姥爷总会自嘲地对我说：“哼！那时在我们这些老参谋眼里，你爸不过是一个只会接电话的小参谋。”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阶段，冀中根据地是靠近京津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日寇占据津浦、德石等铁路沿线，筑有碉堡，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斗争非常残酷，冀中的部队已没有条件集结进行大规模地运动作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冀中军区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把军区机关疏散到六分区的各个游击小分队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武器弹药稀少，并优先保证一线作战部队。像姥爷这样的技术干部仅配给一颗手榴弹。姥爷说，这颗手榴弹是最后留给自己用的。姥爷曾自豪地对我说：“当年在冀中打鬼子，使用挑门帘子战术，我们在门后躲着，鬼子进来一个我们整死一个。”说得煞似轻松自如。但我也当过兵，很清楚被鬼子堵在屋里那种走投无路的滋味。整死一个好办，来一群呢？　　为以防万一，不给敌人留下可以证实个人身份的东西，部队将所有的文件统统销毁，姥爷的一枚“抗大”毕业证章是无意中滑入衣服的夹层角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姥爷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司令部通讯参谋和在职报务员培训队队长。当时冀中各部队报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指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来自各部队40余名现职报务员参加了培训。由于战争形势恶化，鬼子连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培训队根本没有集中训练的条件。无奈之下，姥爷和指导员只能各带一个培训班分散活动。一次几乎与敌人遭遇，他们发现敌情后及时转移到山上。此时正值严冬，由于衣着单薄，不少同志被冻伤。　　重回延安　　1943年底，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为大反攻接收城市做好组织准备，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通信学校开办有线电报培训班，姥爷从前线调回“延安通校”任专职教员。　　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从未接触过有线电报的通讯人员，约40名。授课没有教材，姥爷运用过去电信学校所学的有线电报常识和在国民政府电信部门的实践，亲自编写了《有线电报通报用语》小册子，要求学员下工夫熟记通报英文用语，同时概要地讲授了电磁学。为了掌握有线电报的通报技术，给学员的实践机会，姥爷利用仅有的两部音响机分别装到两个窑洞里进行实际操作收发电报训练。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学员基本掌握了有线收发报技能。　　另外，姥爷利用课余时间给学员们介绍了国统区几个主要城市有线电报的几种机电设施和使用情况以及国际国内无线电台的设施和通报情况。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了解放后邮电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挺进东北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8年浴血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然而蒋介石却下山摘桃子了。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以5个美械主力军向东北发动进攻。摆在我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和扩大解放区。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组成了由2万名干部、22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的庞大班子和约11万部队向东北挺进。　　1945年九十月间，中央军委三局派姥爷从延安来到东北，分配在西满军区司令部任三科副科长。　　司令部进驻郑家屯（双辽）后，政委李富春指派姥爷筹建地方邮电管理机构，成立西满邮电管理局，被任命为代理局长。该局在西满军区司令部领导下，接管西满地区邮政、电信和电业（发电厂）机构，恢复并发展地方邮政、电信和电业业务。姥爷对我说，刚进入双辽，到处可见日本人遗弃的物资装备，东北野战军可发大财了。他甚至在一个日本遗弃的军医院里收集到不少药品和医疗设备，还有几个未来得及撤退的日本籍医护人员。他不仅动员他们参加了民主联军，还和吕正操司令撮合成一对日本医护人员的婚姻。到达双辽后，姥爷托人到沈阳将姥姥、母亲、舅舅接到了双辽。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辽北地区进扰，邮电管理局奉命将大部分人员疏散至白城子，在白城子成立了西满邮电管理局的办事机构。齐齐哈尔市解放，姥爷率部进城，并接管了齐市邮政、电信和电业局。　　齐齐哈尔解放不久，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我军曾一度准备撤出齐市，根据李富春政委指示，要做好再次打游击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为此，姥爷组织邮电干部职工除将电信局的无线发射台和器材移交给新华社外，又搜集了一些西药和医疗器具交给部队使用。　　齐齐哈尔市是当时西满较大的城市。姥爷接管该市邮电和电业后，除了支援部队通信工作外，当务之急是保证对全市的供电。因为它影响全市粮食加工、报纸出版及生活用水和照明等。但当时齐市对外交通已被国民党阻断，煤无来源，电厂不能正常供电，这无疑是对我们新生政权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邮电管理局发动工人挖出电厂内铁路专线下残留的散旧煤，混合废油代煤发电；也曾拆用日伪军的木质马棚以木代煤发电；最后不得以还用电信局库房内的木质电柱来代煤发电。　　在此期间，姥爷组织干部职工还接管了当时的嫩江地区邮电局以及毗邻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部分邮电局，打通了各邮电局及辽北各局间的邮路和电路通信，从而在西满地区以齐市为中心较全面地恢复了邮电业务。同时，为开通电报业务需要，恢复了电信学校，培训了大量报务员。　　东北邮电管理局于1946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姥爷11月从西满邮电管理局调总局任副局长，分管电信工作。当时国民党重兵压境，欲将东北野战军就地歼灭。中央根据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主动让出大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支持东北的解放战争。哈尔滨市是我东北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国民党正沿中长铁路由南向北进扰，已到达哈尔滨以南的陶赖昭，我东北党政机关已做好撤离准备。　　东北局责成姥爷代表总局接管中长铁路以东的合江、牡丹江、吉林三地的邮电管理局和所属邮电局，统一开展邮电业务，支援解放战争的军事通信和开展城乡邮政业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和繁忙的工作中，姥爷利用休息时间拟定了东北邮电管理局的《电报、电话业务暂行章程》并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颁布。此时他还兼任吉林邮电管理局局长。吉林省的延吉市是朝鲜族聚集地区，百分之九十五是鲜族人。姥爷在该地开办了一个40至50人的邮电学校，就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邮电干部。至此，除了哈尔滨以南的中长铁路一线的几个城市和邮电局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外，东北解放区的邮电机构都由总局接管下来，并初步开通了邮电业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哈尔滨市电信局当时是东北解放区较大的电信局，又是当时东北解放区电信线路的枢纽所在。因此，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对各管区统一进行由点到面的技术、业务督查，东北局确定哈尔滨电信局为东北解放区的电信中心局，在技术、业务上对各地区的电信工作进行协助指导。为此，1947年10月，总局指派姥爷兼任哈尔滨市电信局长，同时还兼任该局电信处长。电信处成立后，建立健全了各管局电信技术和业务的管理规章制度，组织维修了以哈尔滨市为中心通向各管区的主要电信线路，如抢修五常——舒兰一段线路，这是通向吉林省邮电管理局的一条主要干线，也是为解放长春准备的一条外围电信线路。　　确保辽沈战役进军号令的顺畅下达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我东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部署，由北向南横扫国民党败军，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初夏，我军解放了陶赖昭松花江以北地区，国民党向南节节败退，逃窜中炸毁了陶赖昭松花江大桥，并将黑龙江双城至长春间的铁路和长途信线路全部炸毁破坏。当时哈尔滨以南的火车和长途电话只能通到双城，我军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为确保辽沈战役号令的顺畅下达，决定全力以赴沟通哈尔滨至长春的通信联络，并将修复任务交给了哈尔滨电报电话局。　　哈尔滨至长春的长途信线路原有一条架空明线和一条日伪时期敷设的地下电缆。架空明线因裸露在地面，电话杆被严重毁坏。要重新建设，当时的财力、物力、时间都不允许。最有希望修复的是地下电缆，但因地缆的埋设走向和破坏程度都不清楚，地缆入孔内还有敌人埋设的炸弹，且沿途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骚扰，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哈局”挑选了政治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线路员与东北民主联军通信三处联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埋设地段逐段地进行测试检查，并在遭破坏处做了标记。　　1947年底，我东北野战军继续向南挺进，驻守在陶赖昭松花江桥南的国民党军队逃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再次派人，在野战军三处协助下，检查双城至卡伦镇地下电缆情况。他们从双城出发到三岔河，逐段、逐孔井检查，一直查到卡伦镇。当时卡伦镇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地区，以南是尚未解放的长春，线路附近常有逃亡地主、土匪和国民党散兵袭击。时值数九隆冬、寒风凛冽，多数老百姓跑到解放区去了，没有走的连冻带饿走起路来直打晃。抢修队经一个多月艰苦工作，顺利完成了三岔河至卡伦镇地下电缆的调查任务。1948年春夏之交，兼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长的姥爷再次派人三赴前线抢修通信线路。因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战争环境，上级从黑龙江、吉林等地邮电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吉林省军区调来九九式步枪40支，子弹2000发；吉林省政府支援胶轮马车8辆，战马30匹组成了武装工程队。工程队的同志白天武装抢修，夜间和衣而睡，轮流站岗放哨；饥一顿，饱一顿，还时常遭受土匪袭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完成了哈尔滨到长春长途通信抢修任务。不久，辽沈战役打响，哈——长通信线路保证了战斗号令的顺畅下达，武装工程队因此集体荣立三等功。　　接收长春、沈阳邮电局　　济南战役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对解放的大城市接收工作下达指示：今后对大城市的接收工作，除要贯彻有关政策外，还要按组织有交、有接、有序地进行接收……　　吉林解放后，东北局成立了接收长春的军管会，姥爷是军管会邮电系统的军代表。他率队经九台到达卡伦时已经夜幕降临，当时长春市尚未全部解放。国民党60军起义部队已经向人民解放军交防，并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整编。但局部战斗仍在进行，枪声不断，流弹四处乱窜。沿路上，邮电接收队伍遇到了总局线路工程队的同志，他们全副武装，一派战斗气氛。大家在战场相见，格外亲切，兴奋地互相打着招呼问候。　　这时郑洞国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尚未彻底放下武器，直到第二天接收队伍才进入长春电信局。长春电信局是伪满时期东北最大的电信局，日本人为了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是下了大本钱的。局舍建设和电报电话技术设备当时在东北、乃至中国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尤其是电话容量大得惊人。姥爷兴奋地说，照这个容量，不扩容也足够我们使用30年！（1980年该局的电话使用量才达到设计容量）但长春被围困期间，电信局除市话机械室外，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动力室粪便满地，电报大楼的地下室被用做军队的弹药库，甚至在室内过道上还停放着一具尸体，在一个房间里还有被国民党遗弃的伤员20多人。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长春电信局内的职工绝大部分因无工作闲散在外，长期不上班。从接收情况看，这是个亟待整理的大乱摊子。　　这时姥爷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孙辛改回了孙继述，以军代表孙继述的名义，召唤东北邮电职工返回工作岗位。参军前姥爷曾做过国际电信业务，在邮电系统有一定知名度。大家得知孙继述代表共产党回东北接收邮电，思想顾虑少了许多，很多老职工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　　为了迅速恢复邮电业务，总局武装工程队主动承担了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派人看守电报大楼的弹药库和处理国民党伤员。当时只有市内电话开通，但多为国民党军队使用。姥爷带领大家着手进行清理工作，控制了市内电话线枢纽——配线架，掐断了全部市内电话，采取逐一登记、逐一开通的办法，彻底清理了市内电话。在接收长春电信局的当天就开通了直达哈尔滨的长途电话，保证了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指挥。　　1948年10月底，随着沈阳的解放，总局令姥爷立即出发接收沈阳邮电局。接收沈阳的军管会设在沈阳的辽宁宾馆，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张学思，姥爷作为邮电系统的军代表，兼任沈阳电信局局长。　　陈云同志对邮电工作的指示是：“为了政治影响，要在24小时内开通全沈阳市市内电话。”姥爷和同志们一道，利用电信局电信设备较完整、技术业务管理机构较健全的有利条件，在当天就开通了全市的市内电话，同时也打通了沈阳至哈尔滨的长途电话线路，新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同志参加了首次与哈尔滨的通话。　　沈阳解放不久，总局由长春迁到沈阳市。为了加强总局与东北地区各管局的内部联系，总局请示了交通部部长古大存同意，由姥爷负责，在总局暂设无线电台。由于当时沈阳解放不久，电信部门留用人员很多，甚至还有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人员成分极为复杂。为了安全保密和便于管理，姥爷将这部美制450瓦发射机临时放在自己在邮电局的宿舍中，由两名自己的同志轮流值机。同时将电话二局库存的一部500门自动交换机经过整修拨给东北野战军三处专管专用；在二局为军用有线电报通信设置了保密报房；协助军区三处为苏军在沈阳的防空指挥部作战室安装了室内外线路和部分通信设备；拨给苏联空军一部单路载波机，做沈阳至辽阳两机场间的保密专用线路，并陪同苏联专家康纳不列夫等巡视了北满几个大城市的电信局。　　担任中苏“热线”工程总队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它们千方百计地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封锁和破坏中国革命。国际上，随着美苏间冷战加剧，反映在通信领域，则是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更加激烈。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当时中苏间通信靠短波电台联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决定，国内只有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但美国报纸却公开报道了，蒋介石甚至还指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制定了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计划，铁路沿线的天津段甚至发现特务埋设的手榴弹。中方估计，完全可能是无线电码被破译。　　有无线电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线电报是通过短波发射台发向天空，通过电离层反射后由收信机接收的。无线电波在宇宙空间是一种共享资源，保密系数很低。因此中国党政代表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随访的中国邮电代表团与苏方邮电部签订了《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决定修建北京至莫斯科间直达有线电信线路，以适应中苏间交往的需要。　　北京至莫斯科间的国际电信线路，全长12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陆上有线电线路。中国境内从北京经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我国边境城镇满洲里的国境线，与苏联远东通信线路接通。中国境内全长2478公里，东北地区（包括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为1900公里。工程任务是全线沟通两对可开通三路载波的铜线（3.5和2.9毫米径各一对），另根据国内通信需要架挂若干对铜线和铁线。这趟线路多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杆线，大部分在解放战争中或毁于战火，或被土匪盗毁。东北解放后，虽有部分段落抢修恢复，但按开通长距离载波通信要求需要重新改建。因此工程任务是绝大部分需新建或改建杆路、加挂线条、调整线位。全线均按我国电话专家侯德原设计的88式交叉调整交叉点施做交叉。在国际线路中还要完成哈尔滨至我国边境城镇绥芬河间的调整线位交叉工程，作为国际线路的备用线路。　　为了完成这项规模庞大的工程任务，邮电部将它列为1950年的国家重点工程，全线开绿灯。东北邮电总局组建了由姥爷（副局长孙继述）兼任总队长的国际线路工程总队。供应处长白蕴章、财务处长孙绍迟兼任副总队长，分别负责器材、资金的筹措。工程师谢鼎为技术总负责人。总队只有六七个办事人员负责审查工程设计、审批器材和施工费用预算、器材分屯调拨、工程调度等工作。人员很精干，办事效率很高，急事不过夜、大事加班赶，甚至通宵达旦。　　沈阳、锦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邮电管理局分别成立了工程大队或直属队，由各管理局局长或副局长兼任大队长或直属队长，连同总局工程队，共组建了9个施工队，每队30至50人。各管理局都从市县邮电局或驻段线务员中抽调觉悟高、技术好的线务员参加施工队，工人们都以参加国际线路工程为荣。　　总队建立之初，对整个工程规模、沿线情况、原有杆线残存和可利用程度都不摸底，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说清从山海关到满洲里全线情况的人，特别是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戈壁草原一段都没人去过。身为总队长的姥爷亲率工程技术人员深入沿线，逐段检查线路情况和施工及分屯器材条件，基本摸清了工程规模以及各段施工的难度。然后夜以继日地赶制总体工程设计、器材和工程费用概算、器材运输分屯计划，使这一规模宏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4月初，东北邮电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修建国际线路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工程于5月1日开始，争取年底全线贯通。当时国家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恢复时期。资金不足、器材匮乏、工程技术人员奇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困难重重。在邮电部的苏联专家康纳布列夫疑虑地说：“这么短的时间，如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我给你们立碑！”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线路工人们真正发扬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总局队、长春等队在完成了山海关至沈阳间工程后，六七月份集中力量修通了齐齐哈尔至满洲里一线。这段线路原有杆线残存无几，完全要重新立杆架线。几个队分头从扎兰屯、牙克石、海拉尔施工，线路穿越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戈壁草原，不仅地形复杂，而且荒无人烟，气候异常，野狼成群，饮水也仅靠远地车运。施工人员住在帐篷或蒙古包里，中午戈壁草原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夜晚则降到10度以下。工人早晚上下工地穿着棉袄走三四十里；中午穿着单衣干活还汗流浃背。蛟叮虫咬、风餐露宿，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但却没人叫苦。　　入冬的11月份，正处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阶段，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总队调集几个队分头赶修哈尔滨至齐齐哈尔段。这一段的萨尔图（今大庆油田地区）是沼泽水害区，终年积水，电线杆整年浸泡在水中。立杆、架线、做交叉都要下到齐腰深的水中作业。当时没有在水中作业的防护用具，北国的11月，冰封雪飘，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破冰赤腿下水，冻得顶不住了，上来喝几口酒、烤烤火，暖和过身子后下水再干。　　在修建长春至双城和长春至铁岭段时，正值东北滴水成冰、地冻三尺的12月，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用丁字镐刨一个杆坑。举起镐狠劲刨下去，只能刨下拳头大一块冻粘土，手掌震裂、关节肿痛是常事。但工人们仍咬牙完成了这段近400公里冻土地的新建杆线工程。哈尔滨至绥芬河线路工程，正值北国的“三九天”，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边境实行强迫“并村内迁”的残暴政策，百公里内几乎无一村落。因此工人们有时在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中住在帐篷里，被褥外再铺上厚厚的麦草御寒，踏着一二尺厚的积雪坚持施工，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了施工任务。　　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的施工任务，与邮电部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了筹措器材，各邮电管理局千方百计挖掘库存、并将有些不开载波的线路上的铜线拆下以补充工程用铜线的不足。由于需要大量木杆，东北人民政府指示林业部门尽量支援，按时按需提供；指示铁路部门尽量沿线按点分屯器材，无论整车或零担，随时随地装卸。不停靠货车的小站，也破例停甩车皮，大大减轻了施工中的运输工作。　　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十分重视国际线路工程。总局局长陈先舟已年过半百，仍冒严寒深入工程现场指导工作，给工程队送来了猪肉、大米、面粉等生活用品。　　朝鲜战争最紧张阶段，美军飞机经常飞临中朝边界甚至深入中国境内狂轰乱炸，东北已处于第一线，工作异常紧张，已没有休息日可言。身为总队长的姥爷和工程师们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每天加班至深夜。吃住在办公室，听取各施工队电话汇报，分析工程进度，解决工程中的具体问题。姥爷每到工程现场都随身携带话机，随时搭挂在线路上检查工程质量，与总局和各队取得联系。东北邮电管理局许多老同志讲，姥爷对工程质量要求极其严格，容不得半点虚假成分，但对同志却非常关心、平易近人、工作作风很民主，从不摆领导架子，许多工程问题都是在现场和工人一起研究解决的。　　国际线路工程如此之大，当时邮电部又没有统一的规范，只有由总队暂定一些主要规格标准。班组长只能经短期培训上岗，许多技术问题也只能在施工实际中去解决。北满地区冬夏温差很大，如何设计杆距和导线垂度，成为保证国际线路畅通的关键。日伪时期的习惯作法是不考虑导线的热胀冷缩程度，都将导线收得很紧，冻断了再接，连续锻炼几个冬天到不断为止，这样做显然会影响电路通畅的。工程师谢鼎建议，根据国际线路沿线每年最高最低温度以及风速等情况，自行设计导线垂度，并用垂度测量尺严格按架线时的气温收紧垂度。姥爷及时采纳了这条建议，派人收集沿线气象资料，由工程人员算出垂度标准，解决了导线的热胀冷缩问题，防止了冬天断线、夏天混线问题的发生。　　国际线路全部工程从1950年“五一”后开工，到12月12日与苏联远东通信干线正式联通，历时仅7个月。由于各局保证了工程质量，我方线路与苏方远东线路连接后，立即畅通，这也是我国长距离路线建设史上罕见的。　　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也经受了历史考验。20年后的1971年，林彪出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我的岳父、时任驻蒙大使许文益，为急于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取国内指示，在不能利用蒙古国电报局发报的紧急情况下，断然启用已封闭数年的经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有线高频专用电话（热线电话），及时报告了飞机坠毁情况。这条线路在历经20年、而且封闭数年之后，仍可供紧急启用，可见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是过得硬的。　　抢修中朝通信干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仁川登陆后迅速向北推进，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保证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派出了志愿军入朝作战。　　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邮电部决定：对沈阳—丹东—新义州—平壤的对称电缆载波干线进行抢修维护。这条电缆干线是日伪时期日本人为侵略朝鲜和中国建设的，制式与我国东北的一致，但线路年久失修，1951年朝鲜新义州至平壤的长途地下对称电缆又遭到美机轰炸破坏。邮电部指示，姥爷代表中国邮电部与朝鲜信递省（朝鲜邮电部）会商：由东北邮电管理局派出一支长途电缆抢修队伍，奔赴前线，与朝鲜邮电工人一道，抢修遭受战争破坏的电缆。　　这条线路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通信干线，容量有5个四线组，开放3至6路载波电路，是当时沟通朝鲜南北和我国的主要通信干线，但修复这条干线却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工程资料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时无法下手。“伪满”时期，这些电信设备和技术资料及维修管理都是日本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姥爷找了当时在总局留用的几个日本工程师，可是他们对此采取支吾搪塞的态度不肯出头。后来了解到留用技术员纪守民有这方面资料并参加过该方面工作。于是立即组织抢修队，让纪守民当教员为工程队边上课、边学习、边操作。　　其次是设备能力不足。抗美援朝时期，我国还不能生产长途对称电缆，也不能制造三路载波机。为了朝鲜战场的需要，只能将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沿前苏联边境埋设的对称电缆挖出来，送到朝鲜供抢修使用。没有载波机，就利用缴获的国民党使用过的美军CF1A四路电缆载波机支援朝鲜使用。　　当时，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已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但是我们没有制空权，敌机不断地轰炸新义州至平壤的铁路线和公路线。而长途电缆干线恰恰是沿着这一线路铺设的，因此不断遭到破坏。为了防止敌机袭击，工程队常常利用夜间抢修，但夜间敌机也很猖狂，到处都是照明弹，工程队为对付敌机想了不少办法。随着我军空军力量壮大，线路沿线安全了许多，邮电工程队常常可以看到我空军机群与敌机在空中搏杀的壮观场面。　　1952年2月，我邮电工程队完成新义州至平壤的全线抢修工程，恢复了通信，保证了我赴朝志愿军前线指挥部与祖国的通信联络。回国之际，朝鲜信递省颁发命令，授予我抢修队以“信递省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此后，事业如虹、正值壮年的姥爷忽然沉寂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姥爷是因为“特嫌”问题而身陷囹圄。其罪状是：解放前能在国民党邮电部门做报务员的，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辽沈战役接收沈阳邮电局时为了安全和保密临时安放在家中的电台成了“与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的工具”。更没想到的是，揭发姥爷的恰恰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这是一位由红军摇机员出身的领导干部。尽管审查了两年未发现任何问题，但姥爷还是忍痛离开了他钟爱的通信事业。以后姥爷在沈阳许多基层单位待过。按说，人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放在谁都会郁闷的，但姥爷却不以为忤，没有悲天悯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用协和耳光打穿了耳膜，他都泰然处之。旧社会的磨难，参加革命的艰辛和生死考验，已使他历练出一种意境，始终以平常心态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这样，他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走了过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在邮电部过问下，姥爷的问题得以解决，并重新回到邮电队伍中来。姥爷今年已是95岁老人了，但许多事情还坚持自己动手去做。沈阳家中几十米的客厅里，几乎布满了自己做的鱼缸，用遥控器控制的彩灯使各种热带鱼五色斑斓；他制作的盆景在沈阳市比赛中还拿过奖牌。　　纵观姥爷一生，可谓是起伏跌宕。可是他从不消沉失落，更没有满腹感怀。也许他本来就没有把名和利看得很重，因此才能有处波澜而不惊的心境，才能平静地过好每一天，认真做好每件事，也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作战珍宝岛　　——曹建华的1969　　41年前的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一个面积仅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中国与前苏联边防军人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苏方不惜出动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多架次飞机对该岛发动多轮攻击；苏方炮群向岛上倾泻了上万发炮弹；双方在岛上布设了上千枚地雷……　　面对装备精良、占有绝对优势的入侵者，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国边防军人，毫不畏惧，士气高昂，奋勇作战，使用极其简陋的武器，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战斗(苏联称为“达曼斯基岛事件”)。　　这次战斗，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边境保卫战。时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战后任司令)的曹建华同志参与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2006年5月，笔者在大连沈阳军区联勤部第一干休所见到了已80高龄的曹建华老人。　　曹建华，1926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41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挺进东北。辽沈、平津战役后，已是营指导员的曹建华随部南下，参加了解放广西和当地剿匪战斗。1950年4月入朝作战，五次战役打了四个，战争结束，时任政治部敌工科长的他被调往开城板门店谈判代表团。1954年回国任39军34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1956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七系(原子导弹系)任教员。1964年调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任处长，1966年调合江军分区任副参谋长，珍宝岛战斗后任副司令、司令……1983年离休。　　多年的东北边防工作使老人饱经风霜。与其他军事干部不同，老人的言谈举止让人明显感觉沉稳而不失儒雅，这或许和他曾经做过政治工作、当过教员有关。谈吐中，老人的一口苏北话里不时会蹦出一些：咋整、猫着、拉倒吧之类的东北方言。长期在边防生活，已使老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在我的恳求下，老人为我讲述了那难忘的1969年3月……　　60年代，多事的中苏边境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的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恶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于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但当时中国国内军阀割据，中国的边境还在日本和沙皇白卫军占领下，列宁的承诺无法兑现。列宁去世后，这些承诺均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也曾度过一段“蜜月”。但苏联对兄弟党表现出盛气凌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强烈反感。1958年4月，毛泽东拒绝了苏联要求在华建立“联合潜艇部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使赫鲁晓夫怀恨在心，翌年便撕毁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1960年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终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开始在边界上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枪杀我边民，劫持我牛羊，甚至利用中国暂时的经济困难，在新疆地区制造民族纠纷，煽动大量边民外逃。　　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意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中方指出，应分清历史是非。清政府和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中方愿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苏方却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双方谈判出现严重分歧。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两国划定边界时，山界应以山顶部中心骑线点划分；河界应以水流最深处(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主航道中心线所在国一侧岛屿归该国所有。但当时的苏联政府根本无视这一国际准则和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早已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划归自己的内河。他们不仅将江上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800多个岛屿划为己有，而且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甚至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部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面对苏联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决不示弱，更何况边界问题关系到江山社稷，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不会温、良、恭、俭、让!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从始至终关注着这场边界斗争。　　边界冲突加剧，他来到斗争前线　　1966年，在中苏边境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曹建华由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长调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合江，在建国前东北九省时曾为合江省，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结合部。江对面是苏联的伯力(苏远东军区大本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乌苏里江除了作为中苏边境的界河，还是鲑鱼(又称大马哈鱼)的回游通道。每年夏秋两季，鲑鱼由海入江产卵，据说当时的鲑鱼籽在国际市场能卖到黄金价。因此一年四季，江上捕鱼生产十分繁忙。　　曹建华老人说，60年代以前，尽管对部分边界归属存在分歧，但双方群众和边防军人仍能友好相处。那时我方渔民在江上捕鱼，遇到苏方巡逻艇，往艇上甩几条鲜鱼；冬季双方军人在冰面上巡逻时相遇，互敬支香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66年以后，只要我军巡逻人员一踏上冰面，对方就派重兵前来驱赶，就好像乌苏里江是他们家的，任何“外人”不允许随便进入。为此我方据理力争，双方边防军人先是口头争辩，苏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开始对我推搡加拳脚殴击，随后升级到以棍棒殴打，致使我多人多次受伤。苏军巡逻艇还多次撞沉我在江上正常捕渔作业的船只，抢走我渔具，殴打、绑架我渔民，其气焰十分嚣张。曹建华老人说，那时双方见面不是递烟甩鱼了，只恨不能给他们两颗手榴弹!　　国内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边防。“文革”初期，曹建华除了在部队任职外，还是合江地区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自然也回避不了地方上的政治运动。革命小将并不因为他是军人而手下留情，照样在合江满大街贴他的大字报。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6个师，其中3个师在合江地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兵团的革命小将敢于和一切帝、修、反做斗争。但美帝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太远没辙。面对近在咫尺的苏修，小将们异常兴奋，坚决斗争没商量!他们随时会冲到乌苏里江冰面上向苏方示威，乱糟糟的还都不怕死，有时呼啦啦能聚集上万人，局面严重失控。曹建华的部队除了正常巡逻外，还要不断到江上疏导群众，苦口婆心，磨破嘴皮地给他们讲解边防政策，防止事态扩大。客观地说，兵团革命小将的过激行为，使苏联人非常紧张，也激化了两国的边界矛盾，导致苏方疯狂地向我报复，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1967年12月16日晚上，曹建华带着县委两台车到七里沁岛检查我边民在江上的生产斗争，突然遭苏军开枪袭击。子弹将县委的小车击中，司机李国荣胸部中弹身负重伤。当时江上我方人员很多，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曹建华迅速跳上自己的车顶，大声呼喊群众分路疏散。他的喊声引来了苏军密集的枪弹，小车当即中弹40余发，车胎全部被打扁，操纵系统被击毁，车辆完全报废。　　大家震怒了，群众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将开枪的苏联边防军包围起来，混乱中双方开始动手厮打。这时一苏军士兵在装甲车上架起机枪向曹建华瞄准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老渔工奋力甩出手中的渔叉将机枪撞飞。混战中，群众撕扯掉苏军一上尉的皮袄袖子，还缴了他的枪；几个群众还扣留了一苏军小毛子，吓得这孩子吱哇乱叫一副可怜相……第二天，就袭击事件我向苏方提出严正交涉，但苏方拒不认账。无奈之下，我方只好抬着受重伤的李国荣到饶河会谈点去对证，吓得苏方代表跳窗落荒而逃。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1月，苏军连续出动兵力干涉我边民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从事冰上捕鱼生产，中国边防部队前来保护群众，屡次被围殴打，由于我方力量较弱(每次都是五到六人围打我一人)，因此群众和边防部队被打伤100多人，有的战士被打昏过去，许多战士头破血流，而苏方只有10人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在七里沁岛上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的边民，当场撞死、压死我5人，重伤450人，轻伤200人。几天后，曹建华带领12人在我方卡脖子岛执行任务，被苏军70多人围堵，他们五六人围打我一人，一苏军中尉端着刺刀照曹建华当胸就刺，曹建华急忙躲闪，刺刀穿透了大衣、棉袄和毛衣，紧擦着左肋而过……曹建华老人说：你不亲眼目睹苏军的横行霸道，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欺人太甚!你不亲身经历苏军对我们战友和群众的施暴过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忍无可忍!　　为此，沈阳军区报军委批准，拟在1968年3月12日前后在七里沁岛方向进行自卫反击。但是当时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暴风雪阻断了一切。积雪没过了电线杆子，车辆、马匹原地不动，五分钟就能被暴风雪掩埋。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从佳木斯到饶河只需一天，（现在只需3小时）当时却要在暴风雪中连续走7天8夜。生产建设兵团出动了40多台推土机帮助部队开辟道路，仍然不能保证部队和物资的集结。随着春天乌苏里江开冻，反击计划被迫取消。　　艰难的战前准备　　1968年8月，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其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军事占领。随后勃列日涅夫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在中苏边境向我施压。苏联已由“修正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了，为此中国政府理应百倍警惕!就在这一年，苏军飞机越境侦察挑衅事件日益增多，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以酷似中国的金元宝而得名，与七里沁岛相距20公里，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19世纪时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初被洪水冲刷出一个江汊子后才形成岛屿。过去我边民上岛打柴捕鱼苏军并未加干预，但60年代后，苏联边防军开始阻拦我军民上岛，不断制造纠纷。特别是1968年入冬后，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武装军人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并以棍棒加以殴打。我方虽给予还击，终因人少力单，屡次吃亏。1969年1月23日双方摩擦中，中国军人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从2月6日至25日，在珍宝岛地区发生殴打我方事件5起，甚至发生开枪阻拦我巡逻的事件。曹建华老人说，边境斗争实际是一个主权之争，那时珍宝岛上没有驻军，但为了证明是自己的领土，我军会定期上岛巡逻，而苏联为证明该岛是他们的，也会出动部队驱赶我们，双方实际上是在打一场针锋相对的心理战。　　随着事态不断扩大，沈阳军区指示合江军分区具体组织反击，并规定：反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回有利地区，战场选择在珍宝岛。　　曹建华老人说，这场战斗面临的困难太多了，首先是没办法看地形。我们完全暴露在对方观察范围内，只要上岛，不消三分钟，对方的装甲车就会冲过来，我们只能后退。打仗不看地形怎么部署部队!几年前他曾上过一次岛，在印象里岛南端有一段土堤可潜伏部队。他同曾三次上岛巡逻的孙玉国核实此事时，孙玉国却说没看见过。这下可麻烦了!情急之下，他冒着暴风雪连续走了17个小时赶到公司边防站(因当地公司亮子村而得名)，要上岛核实。实在太危险了!孙玉国拉着他死活不让去。碰巧正好有一只野狍子掉进江汊的冰窟窿里，趁大家乱糟糟打捞狍子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蹿上岛核实了地形，回来后凭印象绘制了地图，进行沙盘作业。在以后的战斗中，这段土堤发挥了很大作用。　　其次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前线部队只有一半配有自动武器，无奈之下，他只得花钱将地方上民兵和武装部的武器弹药收购上来，集中了13辆车。他带了7辆车赶到了前线，分区政委陈升带的6辆车却被红卫兵小将扣留了，说是合江军分区政委企图带6车军火叛国投敌!真是忙中添乱。武器运到后乱糟糟地堆在边防站的食堂里，没枪的战士都去抢，最后还剩下四具火箭筒没人要，曹建华让饶河勤务连的几个炊事员现学现卖。也就是这几个炊事员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毁了一辆装甲车。　　三是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观察哨报告，敌方巡逻车辆明显增多；拉饮用水的水车拉水次数增加，可能敌人增加了兵力。曹建华立刻派侦察员身着伪装抵近侦察，通过识别车号，发现敌人用4部装甲车围着公路绕圈子，给我们造成部队频繁调动的假象；拉饮用水增多是因有慰问团来演出，因而敌情变化不大。　　最后是在严寒下作战的防冻问题。冬季珍宝岛地区零下30多度，如何防冻关系到战斗胜利。曹建华他们根据部队现有装备，将人埋在雪里，刚开始40分钟就抗不住了。随着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延长到6个小时。那时部队防寒也就是大衣、棉衣、绒衣这类简单装具，更重要的是靠精神和意志。当时边防战士流行着这样的口号：为了保卫毛主席，粉身碎骨志不移!为了打倒新沙皇，愿做雪地邱少云!　　1969年3月2日，他果断下令“开火”!　　战斗准备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尽管战场选择在珍宝岛，但如何掌握反击的开枪时机，军委和沈阳军区没有明确规定，只给了一个原则：“灵活掌握，先礼后兵。”　　笔者在老人尘封的文档中看到了1969年1月25日，曹建华代表饶河前进指挥所起草的第一个作战命令。由于年代久远，这份由4张300字格信纸起草的命令已泛黄折断，但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命令抬头是当年行文不可缺少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而后是敌情、任务和战斗动员。按部署：曹建华为一号区指挥，带领部队上岛潜伏，消灭入侵之敌；二号区是负责增援和火力掩护部队；孙玉国带领一部公开武装巡逻，诱敌于一号区潜伏地点。命令中还对侧翼掩护、炮兵，机枪和救护所位置做了规定。省军区安怀副司令、合江军分区李清正司令坐镇209高地指挥所。整个部署严谨周密，上报总参、外交部、沈阳军区后批准执行。　　3月1日下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并严格控制了去前沿的车辆；所有进入饶河的军车实行闭灯行驶；采用有线电联络，实行无线电静默。晚20点左右，曹建华率伏击组向珍宝岛作战地域运动。在地图上，珍宝岛地形看似不复杂，却处处暗藏杀机。由于江水长期冲刷，岸边、岛上布满沟壑沼泽，且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稍不留神陷进去就休想爬出来。往往50米距离要走10多分钟，没走多远浑身就热气腾腾。曹建华领着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摸上岛，找到了那段土堤，架通了电话，规定了信号，留下观察员，每人挖了个雪坑伪装起来。当时岛上气温零下30多度，大家除了武器外，每人还带了一小包饼干，一小瓶散装老白干和一包止咳药；每人还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这天夜里，珍宝岛出奇的静，一弯冷月挂在空中，阵阵寒风绞起林间的积雪，天地间灰蒙蒙的。偶尔隔岸传来几声狗咬……这真是难熬的一夜。在这片寂静的雪原下面，我边防战士用意志与严寒博斗着，他们互相鼓励，苦苦支撑。　　3月2日早上6点多钟，突然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珍宝岛对面的江岸边停下，从车上跳下两个军官，大家立刻警觉起来，这种情况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只见那两个军官对着珍宝岛指手画脚了一番便跳上车开走了，曹建华预感今天“有情况”。　　上午8点40分，按预定方案，我军分成两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边防站长孙玉国的第一组沿着中国境内冰道抵近珍宝岛时，江对面传来一阵马达轰鸣。苏联边防军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同时开出两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我巡逻队合围过来。孙玉国带领第一组12人加速前进，在岛东侧上岛，迅速向我潜伏点靠拢。敌人第一路24人分三组从岛南航标处登岛；第二路9人从岛内侧(我方领土)100多米处登岛；第三路7人在岛西侧上中部岸边与我巡逻二组对峙。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过去苏军对我进行驱赶时，都不带钢盔，手持棍棒，斜肩大背着冲锋枪。而今天却头带钢盔，平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直逼过来，看那架式是要动真格的了。此时我巡逻队和敌人仅距我潜伏组十余米，孙玉国当即向敌人提出严正警告，但敌人反而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包围过来，眼看就要吃亏，再晚，孙玉国这个组恐怕一个都回不来了。为了打响这自卫反击的第一枪，曹建华做了充分准备。珍宝岛属高寒地区，且长时间在冰雪中潜伏，枪栓很可能被冻住打不响，因此他在身边准备了三名冲锋枪手。就在敌人开火的一瞬间，曹建华果断下令“开火”!此时，三支冲锋枪同时吐出愤怒的火舌，弹雨像飞蝗般地向敌人倾泻过去。霸道惯了的敌人哪曾想我们会拼死反抗，一下被打懵了。曹建华甩掉身上的大衣一跃而起，带领部队向敌人猛扑过去。此时岛上枪声大作，爆炸声震响一片，曹建华老人说，那时候没人表现出害怕，各路反击部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冲向敌人。　　此时第二巡逻组正与苏军伊万上尉(瘸子上尉)7人相遇，听到枪声，班长周登国和巡逻队果断开火，将7人全部击毙；战斗中，副连长王庆怀、副连长陈绍光身负重伤，仍然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时一辆装甲车边打边冲入内河，企图从侧后攻击岛上我军，中国边防部队当即以猛烈火力将其击毁；在我反击部队遭受苏军火力压制时，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几个点射打翻了几个敌人，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当卫生员扑上去救护时，只见子弹从他右边太阳穴进去，从后脑穿出来，脑浆和血水不断外溢，已经没有了脉搏。这时一阵激烈的枪声在他身边响起，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于庆阳突然站起，刷地一把撕掉头上的绷带，手中的冲锋枪吼叫着向敌人扫去，他向前冲出六步后轰然倒地。于庆阳生命的最后一跃成为珍宝岛战斗的经典，“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那个年代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标志。　　3月2日可以说是我军在有准备的情况下的一次遭遇战。从9时17分打响。至10时30分结束，历时1小时30分钟。歼敌56人，其中击毙48人，击伤8人，击毁敌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缴获冲锋枪14支，手枪两支，子弹和其他器材一部。我方伤亡54人(亡20人，重伤8人，轻伤26人)，战斗得手后，曹建华迅速组织部队撤出战斗。这时上级来电询问为什么没抓俘虏?有俘虏才好扩大宣传效果。曹建华急忙环顾了一下硝烟未尽的战场，除了跑回苏联境内的，哪还有活人?但他还是上岛清查了一番，在苏军的尸体堆中还真用脚踹出一个喘气的重伤员，他即刻让担架队往后送，无奈那家伙伤势太重，还没抬到救护所就断气了。　　第二次反击，他曾否定了上级原作战方案　　3月2日战斗后，敌我双方都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3月9日，沈阳军区全面接管前进指挥所，曹建华在作战组任副组长。　　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曹建华与其他同志发生了严重分歧。按原方案，下一步作战重点放在距珍宝岛20公里外的七里沁岛。上级的意图是：自1966年以来敌人多次入侵该岛并制造多起严重流血事件，是敌我边界斗争的焦点，在此反击政治意义重大；1968年3月我军曾在该岛进行过反击准备，甚至还派出侦察分队上岛潜伏；我方地形视野开阔、道路状况较好，便于防御和部队展开，是个较理想的歼敌场所。曹建华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七里沁岛苏方江岸多为90度峭壁，不利于敌装甲车机动，在这种复杂地形下作战，敌人会百倍警惕，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而珍宝岛却存在战机：3月2日战斗后，敌在该地区调动频繁，大有报一箭之仇之心态；珍宝岛沿江地势平缓，上冻后，敌装甲坦克可直接上岛；敌对岛上地形熟悉，容易产生麻痹心理。只要部署得当仍可取得战果。尽管他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有人却不以为然，说反击地点是由领导决定的事情，一个作战部门的副组长不可以否定领导的意见。曹建华据理力争，双方发生激烈争吵，甚至还拍了桌子。无奈之下，只能请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做决断。肖副司令听了曹建华的分析后认为有道理，立刻开会复议，上级批准了曹建华的方案。当时珍宝岛地区有大小13个作战单位，尽管曹建华职务较低，由于他最熟悉情况，大家一致推举他担任珍宝岛方向总指挥。　　事实证明了曹建华的判断。3月2日战斗后，苏军增加兵力，多次对珍宝岛进行袭扰。他意识到，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根据苏军作战特点，我军很可能面临与苏军大规模装甲坦克的对抗。他提出迅速在我方江汊布雷；加强前沿反坦克兵器；火炮位置要靠前，以提高反坦克效果。炮兵却有意见，说曹建华不懂炮，说外行话。　　3月14日夜间，西北风卷着小雪，24点，三辆苏军坦克入侵我珍宝岛，从我方江汊的北口进，南口出。敌人的挑衅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到来。曹建华紧急调动部队，并在凌晨2点派出一个班上岛监视敌人，掩护我军登岛巡逻。但珍宝岛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太恶劣了，雪厚、沟深、沼泽遍地，道路泥泞不堪，炮兵上不来，部队展不开。一些部队战士上来了，干部却没到位，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坦克溜掉了。曹建华在江边部署部队时，遇见七五炮班长杨林，他积极求战。当听说炮连的干部还没上来，曹建华鼓励杨林，如果战斗打响，排长没到你当排长，连长没到你当连长。一些战士很不服气，悄悄跟曹建华嘀咕，杨林原来是连部的文书，就会耍嘴皮子，根本不会打仗，甭理他！　　3月15日凌晨，风停雪住。2点时苏军20多辆装甲车集结后闭灯前行，从珍宝岛北端登岛并进入树林隐蔽。同时苏边防军6辆装甲车，载着30余名步兵趁拂晓前的夜稍稍从珍宝岛西北端入侵，企图天亮后偷袭我巡逻队。我军观察哨发现情况，使用高音广播发出警告，令其退出我国领土，苏军随即潜伏在丛林中。　　上午7时47分，曹建华命令营长冷鹏飞带一个步兵排和一个火箭筒班，孙玉国带一个一个步兵班，分两路登岛并迅速向土堤靠拢，与敌人形成对峙。同时调一个步兵连前出江边，准备登岛。8时2分，入侵之敌以装甲火力和步兵轻重武器向我军猛烈射击，步兵在6辆装甲车掩护下向我守岛部队进攻。曹建华指挥我岸边所有82迫击炮向敌装甲车开火，支援上岛部队。冷鹏飞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以猛烈火力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同时指挥40火箭筒和无后座力炮打击装甲车。这时敌30余人迂回到冷鹏飞侧后对我偷袭，我潜伏在左侧的警戒小组在于宏东、杜永春带领下突然开火猛击，毙伤敌人10余人。经过一小时激战，毙伤敌20余人，击毁装甲车2辆。9时16分敌人逃窜，我军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　　曹建华命令我军利用战斗间隙补充弹药，巩固阵地，并要求上级增援炮兵，做好敌人再次进攻准备。9时40分，苏军地面炮兵和坦克对我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射击，接着又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向珍宝岛进攻。其中4辆坦克扑向珍宝岛南端窜入中国江汊，迂回到我守岛分队侧后。另外2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由岛北端我军的正面发起进攻，企图前后夹击中国守岛分队。苏军大口径火炮和高射机枪火力同时封锁了江汊，拦阻中国部队上岛支援。曹建华当即命令岛上南北两路分队迅速靠拢占领土堤一线，同时派出民兵上岛输送弹药，集中兵力和反坦克武器抗击正面进攻之敌，并命令班长杨林率两个无后座力炮班上岛支援战斗。杨林，这个被战士认为只会耍嘴皮子的连部文书表现却异常勇猛。他率两个班冲进被炮火封锁的江汊，发现4辆坦克成纵队高速驶来，便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隐蔽待机，待坦克驶近10余米远时，他们突然跃起，接连投出5枚反坦克手雷炸乱了苏军坦克队形。杨林班就势开炮，先头一辆T-62坦克中弹后闯入我军雷区，右侧履带被炸断。另外3辆坦克夺路逃窜，杨林命令在冰面上架炮跟踪射击，击伤掉在后面的一辆坦克。随后杨林带领两个班继续向岛内跃进。苏军2辆装甲车向他们冲来，杨林操炮开火击毁一辆，另一辆掉头逃窜，杨林操炮追射又将其击毁。这时又有1辆坦克和1辆装甲车向他冲来。此时杨林左手已经负伤，右手也被炸掉三个手指头。他强忍剧痛，用血肉模糊的双手操炮射击，先将装甲车击毁。随即调转炮口向坦克瞄准……双方几乎同时开火，杨林的炮弹击伤了坦克，坦克的炮弹将杨林炸得人炮全无。　　这时敌人除用大口径炮拦阻轰击我增援部队外，还以两架战斗机和一架直升飞机轮番俯冲盘旋，冷鹏飞中弹负伤，曹建华命孙玉国接替指挥。经过两小时激战，我军打垮了敌人第二次进攻。　　下午13点35分，苏军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兵侦察校射飞机引导下，对我军防御阵地和公司边防站进行大规模炮火袭击。炮火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持续时间达两小时。曹建华及时向军区反应情况，几次派出增援部队向珍宝岛机动。紧接着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第三次猛攻。他们向我防御阵地轮番冲击，企图以优势兵力将中国守军赶出珍宝岛。下午15点30分曹建华命令我增援的反坦克武器上岛增援，此时岛上已集中了15具40火箭筒和7门75无后坐力炮。我军敢于近战接敌，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围打1辆坦克的战法，予以各个击破。火箭筒手华玉杰甩掉棉衣和绒衣，扛着火箭筒，打一发换一个地方，先后击毁击伤4辆装甲车；我军两门八五加农炮在开进中，面对迎面而来的坦克，连助锄坑都来不及挖，架炮就打，将敌坦克击伤。曹建华老人说，那是一场真正的血肉与钢铁的搏斗，战斗异常残酷激烈。苏军猛烈的炮火把小岛炸得体无完肤，浓烟包裹着火团，爆炸的气浪将岩石般坚硬的冻土掀向天空，然后又像冰雹一般噼里啪啦地砸下来，巨大的爆炸和灼热的弹雨使整个小岛仿佛在燃烧；机枪喷射，铁甲奔突，手雷飞舞；双方士兵凄厉地喊叫，坦克装甲车打着加力，车屁股喷着浓浓的黑烟吼叫着在沼泽中挣扎，炮弹和装甲撞击后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天地间一片昏暗。我军越战越勇，粉碎了敌人第三次进攻。　　3月15日，我军使用约一个营的兵力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与苏军5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一个步兵加强团激战近9个小时，顶住了6次炮火急袭，粉碎了3次进攻，击毁敌坦克2辆，装甲车7辆，击伤4辆，毙伤敌60余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国家主权。　　3月15日战斗后，被击毁在我国境内的苏T-62坦克成为双方争夺焦点，他是苏联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中央军委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抢回。苏联当然不干，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在此后的几天里，曹建华被接防的67师师长黄浩留下当顾问指挥炮战。双方你来我往反复争抢，最后炮弹将冰面炸裂，坦克沉入江底，被我们打捞上来后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向全世界展出。　　珍宝岛战斗打响后，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全力以赴。组织了1万余人的筑路大军，抢修公路、桥梁并出动车辆为前线送粮送弹药。当时需要组织一个450人的支前担架队为部队运送伤员，当地群众有6000多人报名。出现了新婚妻子为丈夫报名，父母为儿子申请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伤员转到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后，兵团家属不仅精心护理，还为伤员输血1.7万多毫升。　　珍宝岛反击战的胜利，使一向不为任何势力屈服的毛泽东主席极为兴奋。在紧接下来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战斗英雄孙玉国代表边防部队在大会上汇报我军为捍卫国家主权与苏修作斗争的经过时，毛泽东主席激动地几次站起来带头鼓掌，全场代表无比振奋，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天。“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成为毛主席对边防战士的褒奖，也成为全国人民战天斗地的座右铭。　　珍宝岛牵动了世界　　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和建国后的几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印、中越）相比，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这一事件的战略规模之大，耗费之多，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之深却超过了建国后历次军事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较量。军事评论家认为，珍宝岛冲突是二战结束后，朝鲜停战以来最具有危险性的一次全面地区战争，甚至是一场核战争的导火索。在外交关系上，对中美、中苏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苏联的意图很明确，在中美矛盾也相当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美国不动手也应至少保持中立。基辛格感到事态严重，立刻向尼克松总统做了汇报。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通过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让中苏两国打开潘多拉盒子，全世界将被核战争毁灭。美国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同时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点很难，中美积怨30年，如直接告诉中国，中国人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人在玩花招。最后他们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在美国，无秘可保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勃列日涅夫气得勃然大怒，破口大骂：“美国佬出卖了我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却显得很平静，他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他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中央开始向外地疏散在京老干部，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为了防止突然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第二炮兵所有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所有的兵工厂加紧研制、生产反坦克武器装备；全军部队加强了以打坦克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笔者那时也和战友们在训练场上利用各种地形，手持原始爆炸器材，围堵追逐着飞奔的坦克……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当量为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外电评论，这是中国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随后中国成功发射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中美加紧了华沙大使级谈判，双方改变敌对立场，加快了建交步伐；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一场核危机与我们擦肩而过。　　对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曹建华是不知晓的。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虽有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军人，他更多的是在继续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党和国家对珍宝岛战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表彰，他却远离鲜花和荣誉，默默无闻地回到边防一线。他深入连队帮助他们建大棚解决冬季吃菜问题；他抓每月三斤肉三斤蛋工程，提高战士的生活水平；他动用有限资金将防区内低矮潮湿的藏身洞建成了钢筋水泥的永备工事；他还为边防老同志解决了住房问题……在边防斗争最紧张的时候，他连续10年没回家过春节。他的老伴郭玉英阿姨也是边防军人。在那非常时期，她深知边防斗争的凶险，因而更多了一份牵挂。　　时光如水，岁月如局，40年弹指一挥间。回顾这段历史，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伍修权老将军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 我们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总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地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①【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第11起。】珍宝岛反击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避免地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应该看到，这一斗争的本质仍是中国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领导人霸权主义行径的行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把主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国家主权事关国家利益，共产党人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经过中国坚决斗争和长期谈判，使苏联方面后来采取了比较理智的态度，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当年双方发生冲突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为中国领土。苏联解体后，该协定继续得到俄罗斯的承认。　　如今的珍宝岛，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阳光下，满目苍翠中跃动着中国边防军人的身影，滔滔的乌苏里江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江那边，昔日的敌人已成为今日的盟友，并结为战略伙伴关系；江这边，当年曾参加过那场战斗的人们都已年逾花甲。他们偶尔相聚，追思过去，续写着战友情谊。当我问老人，听说2002年孙玉国曾到前线为战友扫墓，他请宝清县领导为他留出一块墓地，百年之后要与战友相伴时，老人表情凝重起来。他深情地说：“孙玉国从当司务长、副指导员时就带队巡逻，在江上斗争中14次负伤，无怨无悔，我认为他配！”从老人的话里我看到了他对昔日战友的眷念和对边防事业深深的爱，也使我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和平的环境，但和平不能依赖他人的赐予，必须用经济、军事实力来保卫。我们的祖国正是有千千万万像曹建华老人这样的军人用鲜血和生命去呵护，才能边境稳固，国家安宁。　　京西喋血　　——吴瑞林与四野五纵的京西丰台阻击战　　引　　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叛军首领摩拉宣称，除了自己率领的四支纵队外，城内还有一支第五纵队在配合我们作战。以后，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就成为帝国主义在他国进行颠覆活动、间谍特务的通称。　　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人都知道，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有意回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中（东北、西北、华北、华东、中原），第五纵队的番号都一直空缺。直到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为统一编制序列，才增编了第五纵队，使该野战军拥有了完整的十二个纵队（不含特种兵、铁道兵纵队）。　　这支由原辽东和辽南地方部队组建的五纵，在东北野战军各路纵队中只能算一个“小老弟”，但组建伊始便出手不凡。在辽沈战役中，五纵、六纵、十纵在法库、彰武地区封堵廖耀湘西进兵团，参与了著名的“黑山阻击战”，确保了我攻锦部队侧翼安全，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中出色完成野战军交给的任务。建国以后，五纵向共和国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原北京市委副书记丁国钰、南京军区司令固辉、广州军区司令李锡林、总政主任于永波、北京军区司令李希良，首任驻港部队司令刘振武、政委熊自仁等均源于这支部队。　　笔者曾经在这支部队服役，接触到许多踏着战争硝烟走过来的老同志，在他们那充满沧桑的记忆中，让他们颇为自豪的是，60年前那个冬天，吴瑞林和他们在京西丰台与敌人的一场殊死较量。　　“东北虎”下山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北傅作义成为惊弓之鸟。中央军委抓住他徘徊不定、去留两难的心理，命令华野二十兵团于1948年11月29日包围了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歼，诱使傅作义调兵西援。傅果然中计，急派“王牌”35军驰援，又被我华北野战军在新保安团团围住，进退不得。　　毛泽东之所以在平绥线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稳住傅作义，不使其西撤南逃，掩护东北野战军入关。　　时间紧迫，我东北野战军兵未卸甲，马未卸鞍，在辽沈大战未得到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披着战争的硝烟匆忙南下了。　　首先，程子华率先遣兵团攻克密云。随后，我“东野”十几个纵队（包括特种兵、铁道兵纵队）近百万人马，经冷口、喜峰口、山海关，兵分三路，以雷霆万钧之势，所向披靡，向平、津、塘猛扑过来。一时间，古老漫长的长城线上，烟尘滚滚，各路大军汹涌西进，关里关外到处充斥着戴狗皮帽子的“东野”部队。傅作义感到大势已去，慌忙收缩兵力，妄图以守待变。　　差点活捉傅作义　　五纵副司令吴瑞林一直随前卫师行动（我军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凡有战斗，部队副职要下到下一级指挥所协助指挥）。两天前，五纵作为“东野”右路先头部队，从冀东三河出发，两天奔袭200多公里，打了几仗，歼敌一部，抢占了昌平、沙河。12月13日到达红山口附近一带,接到“林、罗、刘”电报,命令部队避开名胜古迹,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道,迅速“抢占丰台”。开进中，部队在红山口遭遇敌人顽强阻击。　　红山口是穿插丰台的必经之路。此时的红山口作为护卫北京的西北屏障，敌人已将它与颐和园联成一体，构筑成坚固的“园林阵地”。万寿山上工事纵横，昆明湖堤上布满了火炮阵地，颐和园成了敌人的大兵营。如果死打硬拼，损害颐和园名胜古迹，无法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交代（毛泽东明令：攻击北平的部队不准在故宫和颐和园的金銮宝殿上拴战马）。　　敌人好像也知道我们不敢攻打颐和园,园内的敌人见到我军,打几枪就缩回去,死顶大门不出来.但红山口的敌人却给我们的穿插任务带来麻烦。如绕道而行，时间又不允许，我军几次进攻均告失利。　　天上飘着小雪，吴瑞林冒着弹雨，一瘸一拐来到前卫39团指挥所（吴瑞林红军时期右腿负过重伤致残，同志们戏称吴瘸子），亲自组织部队实施强攻。团炮兵两个连顶着敌人的炮火，在驮炮马匹全部被打死的情况下，硬是人拉肩扛在前沿占领了发射阵地，以准确有力的抵近射击，配合我步兵迅速突破红山口防线，夺取了青龙桥。随后撇开颐和园，从西侧长驱直入。　　部队插到田村附近天已全黑了。这时岔道上过来一支队伍,两支队伍挤在一起，使原本并不宽敞的道路一下变得拥挤起来。为了不影响前进速度,纵队命令跑步前进甩开他们。那支队也跟着跑了起来;纵队命令休息,让他们先走，他们也跟着坐下，稀稀拉拉的，坐下来还有人抽烟，根本不像我军的模样。仔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部队。　　那时北平地区大军涌动,国共两军犬牙交错,加上我们五纵是新组建的部队,穿的是打下锦州后缴获的国民党服装,辽西会战就和兄弟部队闹过误会，一纵把五纵当成了国军打了。也难怪，五纵穿着一身国民党黄萝卜皮，真假难辨，不打他打谁？直到双方吹起了冲锋号，一听号声，才知道都是自己。双方伤亡都不小。为此五纵司令万毅给东野总部发报，要求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据笔者父亲生前透露，当时东野指挥所笼罩在一片焦躁气氛中。派去封堵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两个纵队（五纵、六纵），黄永胜率六纵一路猛插猛打，为了抢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根本没工夫架设电台，已有十几个小时和总部没有了联系。林彪紧锁眉头，急得在作战室里来回转悠。刘亚楼则跳着脚大骂：放跑了敌人，一定枪毙了黄永胜！此时,万毅又不合时贻地发来电报要求休整，更使东野首长气不打一处来。林彪还说了一句颇有战场幽默的话：不怕一万，就怕万毅（一）。好在这两个纵队最后都出色完成了任务，总部也就没再追究。　　这会儿，国军又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我们不动声色,突然冲锋号响,敌保安2旅500多人便当了俘虏。　　部队插到北平西郊五棵松的铁家坟(现在北京京西宾馆附近)，只见一个挺大的院落,里面喊叫声、发动机的轰鸣连成一片,刺眼的车灯晃地人睁不开眼睛。只见黑乎乎的一大片汽车、装甲车向前蠕动。肯定是敌人！我军将士迅速猛扑上去，与敌人展开了混战。　　前面两辆卡车车辆被击中着火，后面的装甲车拱开残车，发疯般向我军冲来，前卫班十几名战士躲闪不及，全部被撞倒、碾压牺牲。　　我们的战士被激怒了，他们咆哮着向敌人扑去。愤怒的子弹向敌人倾泻，成束的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一时间枪声、爆炸声、呐喊声连成一片。经过激战，30多辆战车全部被炸瘫。经俘虏交待，此地是傅作义”剿总”的前进指挥所,他们是负责掩护傅作义撤退的后卫营，傅作义刚走十分钟，放在桌上的一盆饺子还在冒着热气。　　事后，据傅作义本人讲，那天晚上，他并没走远，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天气很冷，他蜷缩在战车里,虽然裹着一件棉大衣，还是忍不住浑身筛糠，脊背上的冷汗浸透了衣衫。是为侥幸逃脱而庆幸？还是被我军的勇武所震慑？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如果活捉了傅作义，平津战役的进程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　　抢占丰台　　丰台，是天津、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是北平的门户。丰台又是北平敌人最大的后勤基地。数十座庞大的军用仓库，储有汽油、柴油、枪炮子弹、被服粮秣，军队所需应有尽有。　　抢占丰台，可切断北平与天津的联系，也堵住了北平敌人南逃去路，而且能够断绝敌人的军需供应。因而，丰台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丰台实在太重要了,换了谁都要拼命的。　　五棵松战斗后，纵队继续向丰台急进。沿途吴瑞林发现，敌人马嘶人喊，调动频繁。从俘虏口中得知，他们也在奉命向北平西郊、南郊集中。很显然，敌人很可能已查清了我军的企图，正在调整部署，准备与我军决战。　　吴瑞林立即命令：部队要不顾一切地向前猛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丰台火车站。为了加快前进速度，他要求各单位路上不得恋战，凡是前卫打响，第二梯队立即变为前卫，继续前进，在途中不和敌人纠缠；凡是失掉联系的部队或个人，一律自行奔往丰台；凡是掉队的人员，若遇到上级指挥员，自动接受指挥。　　穿插中部队报告：“西边发现机场，有十几架飞机和不少敌人，打不打？”吴瑞林果断地说：“不打！告诉部队加快前进速度……”　　12月14日黎明前，五纵部队已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宛平至丰台被我14师占领，13师进入岳各庄、大井、小井、北高地一带，15师占领了财神庙和蒋家坟地区。　　在岳各庄一个大砖窑下，吴瑞林亲自审问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丰台守军只有一个旅，增援的一个师还在途中。根据敌情，吴瑞林迅速布置了作战任务：趁敌援军未到，纵队炮团在七里店、周家庄、前后泥洼占领发射阵地，封锁桑园、三路居、深州馆地区之敌。14、15师两翼掩护，13师以两个团从北面攻击丰台。一旦突破防线，另两个团迅速跟进，猛插分割，将敌人搞乱，拿下丰台。　　一切部署完毕，下午3时，在炮火掩护下，13师一个团首先占领了敌兽医院，另一个团攻占了火车站，进展还算顺利，黄昏时分战斗结束。就此，五纵完成了抢占丰台的任务。　　39团1营在团参谋长魏化杰带领下猛冲猛打,不要俘虏，越过丰台,直奔七间房,上级要他们占领此地后，在那儿组织防御，阻击北平的敌人反击丰台。　　当时魏化杰手里是幅日制地图。图上看,七间房就在丰台东北五六里处,却怎么都找不到,问俘虏,问老乡都说不知道。跑出10多里,前面传来激烈枪声，我们又和敌人打上了。1连长马连喜报告：前面一个财主大院，没炮,攻不动。魏化杰说投手榴弹呀。他说院墙太高,投不进去。真是见鬼了,天底下还有投不进手榴弹的财主大院?这时,几发照明弹升空。魏化杰仔细一看,大吃一惊,这哪里是财主大院,分明是由重兵把守的北平广安门城门楼子……　　热血丰碑　　我军攻占丰台，犹如在傅作义肋上插刀。西去驰援的“王牌”35军被“华野”部队围在新保安，已是血本无归。东逃天津的道路又被我“东野”五个纵队堵死，突围无望。尽管傅作义极不情愿南撤，但五纵抢占丰台，无疑是断了他最后的生路，他真急眼了。　　当夜，傅作义急命92军、94军立即抢回丰台。这两个军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全部为美援的机械化装备，兵员满额，训练有素。可以说是蒋介石为了全面发动内战，摆在华北的主要资本。　　经过一夜的充分准备，12月15日凌晨，敌92军和94军百余门大炮同时从两个方向向五纵13师丰台防御阵地和15师以东防御阵地实施猛烈的炮击。一时间，炮弹的出膛声和爆炸的轰鸣声连成一体，山呼海啸一般，整个北平城都在剧烈震颤。　　丰台地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瞬间，五纵两个师的防御阵地被炸得天崩地陷，硝烟弥漫，不少房屋燃起熊熊大火。炮火袭击是可怕的、毁灭性的。我军的阵地几乎全部在敌人的炮火中崩塌，整个阵地布满了像锅底一样的弹坑，到处冒着黑烟。　　敌人的坦克出动了，紧随其后的是密集的突击士兵。士兵头上的钢盔犹如瓜地里的西瓜,波浪似的滚动着，在残雪中泛出暗绿色的寒光。夹在队伍中的各级指挥官，都在不时地挥动手臂，鼓励和催促他们的士兵前进。他们没有遭到阻击，他们坚信自己炮火的威力，他们感到胜利了。　　可是当他们刚踏入那满目疮痍的村落时，我军将士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有的利用地形猛烈射击，有的毫不畏惧地朝坦克扑去。15师3营唯一的火箭筒手陈凤祥趴在墙头后沉着应战,一发炮弹就将头辆坦克击毁。这时一发炮弹飞过来,院墙倒塌,陈凤祥被埋住半截身子,头和腿都负了伤。他挣扎地爬起来,抓过被炸断腿的火箭筒,又将一辆坦克炸毁,他也昏了过去。　　没有火箭筒,爆破组上。战士李润太、朴宪吉甩出两枚手榴弹,冲上去爬上坦克。那坦克炮塔猛的一转,将他们甩了下来.阵地上的人看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连长正要命令第二爆破组上,只见李润太一个飞身又翻了上去,奋力揭开顶盖,塞进一颗手榴弹。　　坦克一辆接一辆被炸毁，随坦克冲击的步兵群在我军旋风般的火力下，像受惊的羊群，惊惶失措，争先恐后地往回跑……　　第二次进攻开始了，敌人两个军以步兵团为单位，采取集团冲锋，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许多地段不惜伤亡，反复冲击五六次，以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程度，双方均付出巨大伤亡。　　敌人多次进攻失败，使我军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报复，五纵的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密集的坦克在我军阵地上横冲直撞，阵地多处被突破。蝗虫般的敌群在军官的驱赶下，向我军最后的防线涌来。尽管我军轻重机枪构成一道道密集的火网，一部分敌人还是疯狂吼叫着冲了上来，有的敌人甚至冲到吴瑞林纵队指挥所一箭之遥的地方。　　打得最激烈、也是最残酷的是39团。没找到七间房,却遇到了攻不动的“财主大院”。敌人看我军孤军深入,想吃掉我们，向我猛扑过来。我军用28挺轻重机枪断后,把敌人放到100米以内突然开火,子弹扫过去像刮风似的。两辆坦克不知死活往前冲,被爆破筒炸毁了。　　11点左右,敌一个师兵力分三路向39团阵地扑来。一路是从北平开出来的两辆装甲列车,车厢在前,车头在后,推着30来节车皮，车厢是装甲的,两侧有射孔,车顶上还堆着沙袋,伸出枪口、炮口,沿着铁路,冲向丰台。　　我军顽强抵抗,机枪子弹打在车上却像手指头弹脑门似的毫无作用.装甲列车一路轰击扫射,向前、后、左、右倾泻着火力.一下把三营的防线撕开、隔断了。另外两路敌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一路从38团与三营结合部突破,一路从7连、8连之间锲入,将7连包围了。　　7连9班被围在一个土窑上,班长姜新良带着8个战士,打退了敌人约一个营的7次进攻。　　7连长阎春宝驳壳枪子弹打光了,敌人已冲到面前,来不及换弹匣,抓起包炸药就往上冲。通信员见了,一把夺下,拉开导火索冲了上去。　　8连长魏修堤也抱着炸药包和战士一起炸毁了两辆装甲车。连连长都抱着炸药包炸坦克，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天黑时,从8连方向突入一股敌人,摸到三营营部的院子里。正在3营指挥战斗的副团长杨针见状,抄起卡宾枪喊了声“跟我冲”,便猛扑上去。几个敌人刚进大门,他一梭子扫过去,跟在后面的政治处主任、营长、教导员、医生、警卫员,用手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通猛砸,把这股敌人顶了回去。　　15日晚,打得最惨烈的是一连。一连坚守观音堂及以西一带,身后就是团指挥所。敌人两个营不到1小时,发起6次冲锋,阵地不断被突破。　　吴瑞林果断指挥纵队炮兵对敌进行火力拦阻，同时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迅速歼灭突入阵地的敌人。我军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枪炮声稀疏了，呐喊声、枪刺的搏击声清晰入耳。　　在1连指挥战斗的副营长负伤了,连长、指导员负伤了、正副排长负伤了。一条胳膊被炸断的指导员邱正亚,战场上几次宣布立功受奖的就有30多人,生前死后入党的20多人。　　副连长于新球带个班,守个地主大院,死战不退。于新球3次负伤,2次重伤,最后牺牲。光是打进大院没爆炸的88式掷弹筒炮弹就有30多发。　　后面的敌人被阵地上的肉搏吓呆了，敌营开始动摇，我军一鼓作气，又将敌人推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