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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军事艺术

作者:王永盛 字数:49020 更新:2023-10-08 21:58:23

--------------------------------------------------------  前  言  1893年12月26日,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诞生了一个杰出而特殊的生命。  他以自身的行动表明,他是家庭中不安分的人,他是学校中的动乱因素,他终于成为旧时代的叛逆者。正是他,后来却成了当代的伟人,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1921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个代表之一。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他去世,长达四十余年,而且他的思想还将继续指导着这个党。1949年,是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象征着几千年的旧秩序在他及其战友们的手中崩溃。使庞大、古老的龙的国度地覆天翻“换了人间”,1966年,他以自己的思考和威望,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什么角度,也不管他的功过如何,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时代的骄子、世界的伟人,他的名字连同他的影响,将会流传几代、十几代,甚至更久远。  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成功地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他没有俗守教条:“宜将剩勇追穷寇”,他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告诫。他就是他,他的思想源于马列,但又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有他自己的思维艺术。  他富有生气的语言,熔铸了古今中外语言之精华,谱写出史诗般的宏篇巨著、华美诗章。他深沉、含蓄、幽默。风趣的谈话,令中外朋友折服;他给家人亲友的书信,又是那么平易、亲切、热情;他的演讲能使人开怀大笑,也能令人颔首称道、遇思无限。他不傀是语言艺术的大师。  他从一介书生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家。他创造了独有的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他以自己的军事艺术谱写了多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篇章,留下了多少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千古绝唱。上下几千年,帝王写诗填词的大有人在,但没有哪一位能象他的诗词那样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高远,更不用说那种昂扬奋迸、高瞻远瞩的胆识和精神。他是领袖又是诗人,受之有余,当之无愧。他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初练魏碑,酷爱“二王”,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布局谐调、自成妙趣,众口皆碑。  《毛泽东的艺术世界》这套丛书,正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和探究毛泽东的一个侧面,使人们能从领袖之外看到一个艺术化的毛泽东,这也是研究、宣传毛泽东及他的思想所作的尝试。我们衷心希望这种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对毛泽东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编者 1991年6月  秋收起义旌旗奋 罗霄井冈建红军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湖南秋收起义。毛泽东到达长沙后,立即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同省委领导一起详细讨论研究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湖南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成立了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92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发动起义分路合攻长沙的计划,将武昌原国民政府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安源煤矿起义的工人自卫队和萍乡、醛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编为第三团,将流落在鄂南的一部分旧军队和通城、崇阳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编为第四团,共同组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9日,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  起义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中共湖南省委发动长沙工人赤卫队和近郊农民首先起来,破坏了岳阳至株洲的铁路交通。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四个团,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长沙进击,并先后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但是,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已开始趋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某些指挥员缺乏经验和警惕,措施不利,第四团中的旧军队在进攻平江时临阵叛变,以致起义先后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集合了受挫后的起义部队,召开了前委会议,分析了当时敌大我孝敌强我弱的形势,攻占长沙这一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决定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南进途中,在江西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1000人。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湾改编第一次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并成立了营以上的各级党委,建立了党代表,选举了士兵委员会,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矗部队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召集了占城会议,总结了湘赣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区域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为创建年冈山根据地,党和军队要执行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三项任务,并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还正确地提出了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力量和土客籍群众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以天险的茨坪、大小五井、茅坪等村庄为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向井冈山四周的永新、宁冈、遂川、茶陵、酃县、桂东、莲花等县出击,扩大根据地。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辗转作战,终于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呢?  因为:  (一)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分界江西、湖南,一切革命的举动都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工农群众。  (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  (三)井冈山上有村落,出产稻米和各种杂粮,四周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红军筹款、筹粮。  (四)井冈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坎坷崎岖小道,通向山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因此,是很好的军事后方根据地,最有利于红军的军事割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经过了十分艰苦的斗争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到达边界时,党的组织已全部被敌人破坏了,群众革命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首先恢复和建立边界各级地方党组织,还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带领边界军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红军医院,自己上山采药,村村办起熬硝盐厂,自己动手熬硝盐,启己种棉花,纺纱织上布,实行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开办红色圩场,繁荣根据地的经济。  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采用种种办法打破了敌人的反革命经济封锁,渡过了艰难的岁月,赢得了创建红色政权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一支完全新型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人民军队成长发展了起来。红军中严格实行党代表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发展大批工农战士入党;坚持实行民主制度;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又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以后逐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和团结人民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使军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  这样,就使红军从根本宗旨上区别于任何旧式的军队。由于群众武装、地方武装的组织不断扩大,从而创立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开展了真正的人民游击战争。在1928年4月朱德率部和毛泽东会师后,适应当时的情况,又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人民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为日益发展的武装割据的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军共3000余人,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达到边界全盛时期。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区域的进军,以及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和湘南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会师,创立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典范。这个进军是在革命暂时失败的形势下,革命力量被迫从城市退却下来,正确地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革命基础深厚的农村,特别是数省边界的边区,地势险要的山区,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边界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创建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黄洋界上炮声隆 以一当十败敌兵  1928年4月至7月,在湘赣边界,由于贯彻了毛泽东当时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军事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根据地区域一天比一天扩大。  可是,当时的湖南省委却采取错误的冒进方针。7月17日省委代表杜修经乘毛泽东不在酃县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指示,造成二十九团全部损失,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历史上的八月失败。  正值二十八、二十九团要去湘南之际,毛泽东便率领三十一团两营兵力,在永新阻击吉安来犯之敌,“在广大群众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井冈山的斗争》)从俘虏身上搜到敌军命令,8月1日敌人以6个团兵力直取宁冈的作战计划,终于被红军打破,未能实现。  可是狡黠的敌人乘我去湘南部队攻打郴县受挫,便向我猛攻,红军不得不退出永新。8月中旬,部队按毛泽东的部署,在永新、莲花、茶陵边境集结。  部队到达集结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召集连以上干部讨论行动问题,并总结永新阻敌的经验。但突然得到我军在湘南失利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由他亲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还大队,命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  他说,五百五十里井冈山的地势好,有红米南瓜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党恢复了,群众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割据地区,我们在这里有了依托,可以进退自如地打胜仗,扩大割据地区,敌人对我是无可奈何的。若失掉井冈山,我们将会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率第三营取间道向桂东去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布置了第一营和团部特务连的工作后,就带着团直属部队到井冈山部署防务去了,一营和团部特务连留在当地打游击,做群众工作,保卫红色政权,牵制与迷惑敌人,密切注视着湘赣两省敌人的动向。  情况紧急!湘敌第八军一个师配合其主力在桂东与我二十八团激战,从酃县进攻宁冈,奔袭井冈山,夺我根据地,妄图迫使我军在白区作战遭受失败。一营营长陈毅安得此情况后,留第二连、团部特务连坚持当地工作,率领第一、第三两连,用急行军的速度,于8月29日赶回小井,执行保卫井冈山的任务。部队一到小井,当即进行紧张的战斗动员。根据当时毛泽东坚守井冈山的指示,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讲明了敌我形势、作战任务、应有的精神和各项注意事项。经过动员,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誓死保卫井冈山。后方医院也进行了动员,轻伤兵员要求重返前线杀敌,重伤兵员充满了胜利信心,处之泰然。儿童团、少先队也全部动员起来,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赤卫队持各种旧式武器,夹杂着少数钢枪,担任警戒,准备配合作战。妇女们组织后勤队,为前线服务。全体军民决心为保卫井冈山而贡献一切。正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了。  第一、三两连准备好了,就从小井出发,跨过1430米高的山峰,进到黄洋界阵地。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1343米,距小井15里,只有荆棘丛生的一条小路可通。黄洋界左侧山峰高1351米,与八面山相连;右侧山峰1268米,可通往茅坪;背面(东)山峰1558米,与桐木岭连成一气。西面是敌人的进攻方向,地势很低,山峰之间,如万丈深谷,极为险峻,真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了。  湘敌第八军一个师从酃县经宁冈之睦村、大拢、桥林、陈家全、源头村,到腰子坑,距黄洋界约3000米,这是我军防御的主要方向,从酃县到源头村,只有110里路,相距可以说不远,但酃县东南部,即是边界割据地,井冈山是边界割据地的腹地,这里有巩固的红色政权,深入地分配了土地,武装了群众,敌人不敢轻易来犯,即便是胆敢来犯,在我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必遭灭顶之灾。  黄洋界哨口,是井冈山险要哨口之一,它与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土岭四大哨口相配合,构成井冈山的全面防御系统。从茅坪到黄洋界,沿途山高路远,构筑了防御工事。赣敌熊式辉师一个团,虽然已进到宁冈新城,有三十二团袁文才部在茅坪以北游击阻敌,束缚了敌人手足,难以同时来进犯。只要派出警戒取得联络就行。其它四大哨口,有三十二团王佐部和赤卫队警戒。各哨口都筑了防御工事,无后顾之忧。就黄洋界来说,指挥阵地的工事,就筑在哨口通小井一个稍低的山峰上,营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山峰下的小道上,有一棵大槲树,毛泽东、朱德行军或运粮上山,常在这棵树下休息。从黄洋界向西伸出一个小山梁,好象一个舌头,由高往低向前延伸约1500米,山梁上小竹、灌木、茅草丛生,草丛里都插有削尖了并用火烤过的坚硬锋利的竹钉,平常无人行走,哨口工事按坡度前低后高的地形,构筑几道壕堑。壕墙很厚,都用石块和土坯筑成,高出地面一米多,相当坚固,且是垛形,便于隐蔽射击。每一个或两个工事,可容一班人,互为犄角。工事面前地形陡峭,我可依托着工事俯瞰射击敌人,敌人则无法接近我壕堑。  8月29日黄昏,敌人进到源头村,观察地形布置警戒,我军闻讯,即进入阵地。  8月的夜晚,山下虽然闷热,山上却很冷,凉风阵阵寒气袭人。战士们都睡不着,干部们便凑到一起聊天,议论用兵打仗的事,大家谈到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从国内到国外,从古代到现代,无所不及。最后大家谈起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事,异口同声地认为,在秋收起义中,余洒度不听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挥,没有把第一团带到铜鼓集中行动,只顾招兵买马,结果被敌人假投降所欺骗,在平江长寿街附近的金坪遭到敌人的埋伏,以致损失一个营。而第三团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攻例阳东门市、自沙市,连战皆捷,敌人败退达浒。但主要是因我兵力未能集中,敌军一营加强火力逆袭我三团,我不得不退至浏阳排埠,敌人即转向浏阳县去打我孤立无援的第二团,致使第二团遭受惨重损失。这是余洒度不听毛泽东指挥,自行其是,分散兵力,致使我军遭到敌人各个击破的严重教训。只有毛泽东洞察当时革命低潮已经到来的形势,在文家市毅然决然地带着一、三两团进到罗霄山脉中段,创造了湘赣边界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才走上了前程似锦的光明大道。关于明天的战斗,陈毅安营长带有结论似的口气说,湖南的敌人以为我主力正在湘南和永新,山上无红军,是奔袭“空城”井冈山的好机会,因此,便轻装进到了黄洋界,想取胜邀功。我们处于地利人和的有利地位,是有后方的作战,可以持久地打;而敌人既无后方,又在我们根据地内作战,是不能持久的。毛泽东迎还了大队,如果从大汾插入敌后,敌人便会溃退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股敌人消灭一部或大部。若敌人早退回去,毛泽东带着部队从遂川方面打回来,即使打不着这股敌人,也同样可以打败敌人而归。  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泽东临别时的坚守井冈山的指示去办,艰苦奋战,一定能够取得保卫井冈山的胜利!他的话,给大家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8月30日,云雾散后,敌人爬上了小山梁,向我攻击前进。由于敌仰我俯,草丛里插了竹钉,敌兵只能一个一个缓慢匍匐行进,每一个兵又都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射击。敌虽以一个师人马企图偷袭井冈山,可是由于地形限制,使用在火线上的最多只能是一个营。我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又加固了工事,做了许多单兵掩体,还拣了些石块,必要时作投掷用。我前沿壕堑是第一连的一个排,其余二排作第二梯队。第三连除向茅坪派出一个排警戒外,其余在阵地休息待命,敌人鱼贯式队形进攻无效,便用机枪射击掩护,然而低射妨碍它的士兵前进,高射则于弹在空中呼啸,无明确的射击目标。  我则弹无虚发,每弹必打死或打伤一个敌人。敌人仗着人多,中午便更换了进攻部队,攻击也更猛些。但他们一连发起多次进攻,却未能通过小山梁的一个隘路,有竹钉刺脚板,好似触了电,无法前进。跑也不行,爬也不行,哭的哭,喊的喊,倒下去的有的刺破身手,有的刺破肚皮,任凭长官怎样督促,敌人就是无法接近我前沿阵地,象这样的竹钉防线,不只在黄洋界有,在八面山上,在鹿寨底下,也布置了竹钉,以加强防御力量,事实证明,这种防线在井冈山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是十分有效的。下午4时许。我红军战士们把南昌起义部队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八、二迫击炮抬来了一门,放置在营指挥阵地附近,向敌人发射了三发炮弹,其中一发正落在敌指挥阵地爆炸了。敌人原以为我主力部队不在山上,听见我隆隆的炮声后,又以为我主力部队回到了山上,直吓得魂飞魄散。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夜间,敌人乘云雾弥漫,我无法下山追击之际,逃之夭夭,溜回到酃县去了,困在宁冈新城之敌,则不敢越雷池一步。此次战斗敌人死伤300余人,而我红军仅伤数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当毛泽东得知我井冈山以两连兵力,按照他的指示,坚守井冈山,打退了十倍于我之敌的进攻时,非常高兴,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光辉词章。他在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我军之所以能够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是由于我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井冈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临别时对坚守井冈山作了具体的安排,授予了“空城”退兵之计,正是:黄洋界上炮声隆,以一当十败敌兵。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特别是1930年七、八月间,红军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湘鄂赣闽诸省的统治。?0月,蒋介石在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之后,随即调集重兵,对我红军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敌人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中央革命根据地。  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采劝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这时,我红一方面军4万人左右,由吉安经峡江向袁水流域推进,正在新余县罗坊、清江县黄土岗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红军总前委得悉国民党军队已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的消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红军反“围剿”的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红军历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作战方针。?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园前村红军总司令部,签发了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消灭之”的命令,具体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  11月上旬,敌人开始进攻。敌人占领吉安后,即由赣西尾追红军过江,沿赣江和抚水之间地区,自此而南向我根据地进犯。敌人从吉安到建宁,建立了长达800里的弧形围攻线,分东、西两路,西路由鲁涤平的第九路军负责,由张辉瓒担任前线指挥,这是“围剿”的主力;东路由朱绍良的第六军负责。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则由赣江西岸的萍乡方向远道赶来,从永新和万安向泰和推进。  敌人气势汹汹,妄图依靠兵力、武器的绝对优势速战速决,因此急于寻找红军主力作战。但我红一方面军遵照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方针,就是不与敌人交战,几次使敌人扑空。12月1日,红军主力已全部集结于宁都县的黄肢、小布地区,养精蓄锐,待机破敌。  12月24日,红军总司令部发现敌谭道源五十师于午前11时到达源头、上潮、芦峰岭一线,有继续入侵小布之势,当即由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了红字第九号命令,“决定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  为了做好战前的动员工作,第二天,总前委和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了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主席台两旁柱子上,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宣布: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部已经发生了变化,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毛泽东那振奋人心的话语,给予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会后,红军立即由小布出发,轻装向北运动,在通往源头的道路两旁埋伏下来,“专候”谭道源由芦峰岭下山。  谭道源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谭师进入我根据地后,进展缓慢,一则因为根据地处处坚壁清野,寸步难行;二则谭道源小心翼翼,唯恐被红军歼灭,直到2月26日师部才进驻源头。源头在宁都、永丰两县边界芦峰岭的山腰,夹在庐木峰和牛姑之间,是一条狭长地带,上下山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谭道源到了源头,便不敢再向前走了。谭道源师刚到源头,红军就已经在源头通往小布的途中布下埋伏,准备歼灭它。  红军在那里一连等了两天,就是等不到狡猾的谭道源,只得撤回来。有的战士憋不住气,直接找到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打就在鼻子底下的敌人。  毛泽东耐心地给士解释,说明我们在小布地区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引诱敌人来钻,可是敌人始终不脱离所守的坚固阵地,如果我们硬攻,伤亡代价就很大,现在撤回去,再等机会等等道理。  小布设伏,没能使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就范,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冈逼近了。红军总部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与朱德依然在昏暗的油灯下研究具体作战方案,最后,毛泽东紧握的红铅笔,在作战地图龙冈周围,画上了一个大红圈。于是一个集中兵力、全歼敌人的大歼灭战即将开始了。  张辉瓒率领的十八师,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曾有“铁军”之称。  这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张辉瓒奉蒋介石、鲁涤平之命,负责前线指挥,他决心打几个漂亮仗,以作为自己加官晋级的筹码。  正当张辉瓒率部由永丰向东固方向推进准备同公秉藩师、谭道源师会合攻击东固根据地的时候,由于我红军的主动撤离,公秉藩师已先期占领东固。  张辉瓒比公秉藩晚一天到达东固,凌晨浓雾之中,张辉瓒误认公秉藩师为红军,强行攻击,激战4个多小时,互有伤亡。直到午间大雾消散,方知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干上了。  公秉藩挨了打,认为张辉瓒是妒忌他先占东固,抢了头功,一气之下,折回富田“休整”去了。张辉瓒孤军深入,不得不实行分兵,留下一个旅看守东固作后方阵地,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9000人马于12月29日到达了龙冈。  红军总部获悉张辉瓒师开抵龙冈的消息后,立即下达攻击龙冈张辉瓒部的命令,命令规定各路红军向龙冈方向攻击前进,乘敌正在运动之时,出其不意地将敌军全部围歼。  龙冈,属永丰县,位于永丰、吉安、兴国三县交界处。四面环山,孤江自南而北穿流其间,形成一个狭窄的冲积盆地,从地形看,和一个“瓮子”差不多。  12月30日拂晓,雾气蒙蒙,红军按照总部的安排,顺利进入预定阵地。  毛泽东和朱德向着海拔430米高的黄竹岭指挥所走去,毛泽东一边走,一边风趣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借晨雾,全歼顽敌啊!”两人爽朗地笑起来,周围的同志也笑了。  张辉瓒果然按照红军的预料,率师部和两个旅由龙冈向东行进,来钻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口袋”。五十二旅刚走到表湖以东的小别大拱桥时,就遭到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的迎头痛击。  敌人陷入重围,仍然垂死挣扎,作困兽之斗,仗打得异常激烈,敌五十二旅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向张辉瓒告急,张辉瓒派出一个团增援,又被红军截击,死伤大半。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急命五十三旅抢占龙冈西南的万功山,掩护师部向东固方向退却。但是,我红十二军抢先占领了万功山,把敌人压在了山下。  下午,第三军团和红四军团的大部分队伍,分别从龙冈西北和东北方向包抄过来,把张辉瓒紧紧地锁在“口袋”里,形成了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形势。  下午4时许,红军指挥所发出了全面攻击的信号,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四面八方冲向敌群,顿时,枪声、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  红军仅有的一门早先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大炮,这一次大大地派上了用常这一仗,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他率的师部和两旅人马死的死、伤的伤、俘的俘,9000余人,无一人漏网。  事后,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他的著名词篇《渔家做。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峰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  龙冈战斗,是红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好典型。毛泽东谈到龙冈战斗时曾说过: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的第一仗,就全歼敌人,不漏一兵一卒,这在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  龙冈战斗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红军从战略防御中改变敌我形势,从防御转为反攻,基本上是依靠集中兵力这一着。因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战略上以少胜多,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最好的作战方法。红军反“围剿”,在战略上是处于防御、内线、被“围剿”的不利地位,但是毛泽东通过集中红军的兵力这一着,在战斗中使用了几倍于敌的兵力,便改变了进退、攻守、内外线的形势,在局部地区对被分割的、孤立无援的敌人进行个别的围歼,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蒋介石派了10万兵马来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却集中了4万兵力在龙冈围歼了张辉斑的9000人马。这就叫做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正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指挥作战上,才使得张辉瓒一败涂地。  红军旗开得胜,第一仗就歼灭了所谓的“铁军师”。老好巨猾的谭道源,听到张辉瓒被活捉的消息,如惊弓之鸟匆匆由源头向宁都县的东韶撤退,企图向东路军靠拢,挽救其所将被歼的命运。  1931年1月2日,红军总司令部在小布颁发了追歼谭道源,进攻东韶之敌的命令,决心要把谭道源师歼灭在东韶这块四面环山、道路狭小的洼地之中。  红军战士发扬了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冒雨勇猛追击。担任诱敌任务的小部队和地方赤卫队截住了谭道源的后卫团,歼敌两个营。第二天,红军主力就追上了谭道源。  1月3日清晨,红十二军在浓雾的掩护下接近敌人,发起了攻击。谭道源刚刚率众退到东韶,未得片刻喘息,就被迫仓猝应战。我第三军团、红三军不久也陆续赶到,几支部队一起对敌人进行猛烈攻击。敌人阵势大乱,官兵竞相溃逃。  别看谭道源前进动作不快,逃跑却不慢,一直逃过南城,跑到了抚州。  这一仗,歼敌两个团。  红军五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共13000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从实践中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方针的正确性,红军实行诱敌深入,虽然暂时丧失了一些土地,在一部分人家里打烂了一些“坛坛罐罐”,换来的却是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武装了自己,不但恢复了失地,而且扩大了根据地。  七百里驱十五日 横扫千军如卷席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并不甘心,1931年2月初,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去江西,代行总司令职权,重组南昌行营,他从各地搜罗了20万杂牌军,开始了第二次“围剿”;并疯狂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1931年4月1日,敌人以江西的宁都为主要目标,全线发动了进攻。敌人吸取了第一次“围剿”“长驱直人,分进合击”失败的教训,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作战方针。敌人为了防备冒进深入,被红军各个击破,规定部队每天行进5里、10里或20里,而且在大队人行进的前一天,要预先进行侦察。每到一地,马上修筑坚固的工事。  4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从黄肢来到宁都西南面的青塘。在青塘,举行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刚刚到达的王明派遣的代表们认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法打破“围剿”,提出应采劝分兵退敌“的策略。毛泽东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红军是能以少胜多,打破第二次”围剿“的。并提出采劝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当时,虽然王明路线的代表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占了上风。  4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青塘的红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强调“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钎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  王金钰指挥的敌第五路军,4月1日开始分左中右三路进攻,另一部巩固后方,维持交通。4月7日,右路的公秉藩师及王冠英旅侵占富田及固陂圩。这些杂牌军,害怕步张辉瓒的后尘,到了富田和固陂圩就开始大修工事,以免被红军吃掉。  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集中地,为了及时捕捉战机,红军大胆接敌,再向西移动40里,集结于东固。  东固位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部,在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几个县的交界处,四面群山环抱,地势险要,这里又是著名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东固、富田两地相距40里,中间隔了一座大山,名叫白云山,山势陡峭,其中,九寸岭、观音崖是富田通向东固的两个必经的险要山隘。  红军3万多人隐伏在东固山上,等了又等,但王金钰和公秉藩硬是不肯出来。  总司令何应钦多次督催逼迫,但胆怯而又狡猾的王金钰和公秉藩,用所谓大雨冲垮道路、桥梁等各种借口,死死地蹲在富田和固陂圩坚固设防的阵地里不出来,红军中有些人不耐烦了,要求快打。但毛泽东要求红军继续潜伏待机,一定要等敌人脱离阵地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红军迫敌而居,在东固山区足足等待了25天之久,敌人终于脱离阵地,象蛇一样爬出洞来了!  尽管王金钰、公秉藩在富田和固陂圩徘徊观望,但是坐镇南昌督战的总司令何应钦却发来一道又一道“金牌”,严令他们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否则,就要“取消番号,撤职查办”。  5月15日,红军初建的第一部电台抄收到了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从敌台的电报,从红军侦察员、地方群众向红军总部报告的敌军动态,都一致证实了,第二天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将分别从富田和固陂圩向东固进发。  敌人终于出动了!事实证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总部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红军总部立即作出具体作战部署:派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的大道前进,设下埋伏,准备奇袭敌公秉藩师;派红四军、红十二军为右路军,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迎击敌人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另派第三军团为左路军,迂回包抄,直捣敌人的后方阵地富田和固陂圩,端他的老窝,断其归路。  晚上,黄公略正在红三军指挥所里,借着松明的微光,伏在军事地图上研究着行军的路线,他在思考着:敌人将在明天中午之前抢占制高点——将军帽,而我军如何寻找一条捷径,缩短行军时间,先敌到达将军帽呢?  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毛泽东亲自来到了红三军的指挥所,他和黄公略一起带着警卫员连夜去调查行军路线。经过一位70多岁老农民的指点,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缩短半天行程的小道。  红三军出发后,沿黄土坳、鸡公坳一带山径小道,直向桥头岗、伯佐、中洞穿进。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穿峡谷攀峭壁,终于抢先占了将军帽和接近中洞方向的几个制高点,在当地独立团、赤卫队战士的帮助下,又赶修了工事,严阵以待。  5月16日清晨,毛泽东身着旧灰布军装,肩上斜背着挎包和一把油纸伞;朱德背着竹叶斗笠,手里拿着望远镜,两人健步登上白云山的指挥所。这两位出生入死,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战友,每逢重大的战斗,总是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亲自指挥作战。  白云山上,白云缭绕,一场关门打狗的战斗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那公秉藩从固陂圩吃过早饭便率领师部直属队出发了。由于山道狭窄,他们只好摆成一字长蛇阵,1000多人的队伍,他们就拉的有五、六里长。  敌军在山间艰难地爬行,隐蔽在白云山上的红三军,正待机破敌。  突然,发动进攻的信号枪声一响,红三军由山上以战斗队形猛冲下来,高山滚石,势不可挡。正在山间行进的敌军,遇到红军如此猛烈的侧击,兵力无法展开,机枪重炮也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七竖八地倒卧山道两旁。那些尚未死伤的官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纷纷惊呼:“红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  这时,红军在前,独立团、赤卫队在后,不断向敌人冲杀。  死到临头,敌公秉藩仍妄图负隅顽抗。他一面命令特务营组织抵抗,一面命电台发出紧急呼救信号。公秉藩指示位于他前后的两个旅“着率所部轻装跑步前进,支援山坑”,并且向邻近的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  但是,公秉藩是枉费心机,敌人苦心经营的富田、固陂圩的堡寨,已全部被第三军团攻占了;敌人囤积于该地的大批粮食、军火等物资,全部被红军缴获了,敌人的后路也完全被切断。而位于公秉藩师部直属队前后的两个旅,也落得同公秉藩一样的可悲下常在九寸岭和观音崖,红四军、红十二军同样向敌四十七师的王冠英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虽然,敌王冠英旅比红军早到达该地,抢占了两座山头,凭险顽抗。但红四军立即发动强攻,迫击炮集中向糜集山头的敌人猛射,为夺回这两个制高点,红军师长曾士峨和政委罗瑞卿站在火线前沿,指挥作战。罗瑞卿的腮部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伤势很重,但他顽强屹立,继续指挥部队。在红军指挥员英勇果敢的指挥和鼓励下,战士们手执刀枪,向山头冲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打垮了敌人。  从白云山到富田,红军各路部队在几十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歼敌大竞赛。  这一仗,缴枪5000多支,机枪30多挺,迫击炮30多门。同时,还缴获了公秉藩自备的100瓦的大电台。从此,红一方面军不但可以在内部用电台联络,而且可以同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直接通电报了。  打胜了第一仗,红军胜利会师于富田。  王金钰所部郝梦龄师害怕被歼,连夜由藤田逃回永丰县城。为了追歼王金钰第五路军的另一个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大队人马,冒着大雨,由富田穿过圳头,直指水南。  敌郭华宗率部由腋下仓皇逃到水南,一看浮桥被炸过不了河,又从水南逃到白沙,准备天亮后继续逃跑。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红军击溃郭华宗驻水南的一个团后,5月19日天没亮就追到了白沙。兵分三路,立即发起攻击。敦华宗前临大河,后有追兵,被打得狼狈不堪,红军顺利地歼灭了郭华宗师一部连同逃窜到这儿来的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缴枪4000余支和大量物资同时还缴获了两门75山炮和160多发炮弹,建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  位于白沙东侧的是敌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的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  5月20日,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在宁都县的南团,接到南昌行营何应钦来电,奉命驰赴沙溪增援王金钰的第五路军。5月22日,高树勋师在中村被红军紧紧包围。战斗进行了两天一夜,23日上午,红军发起总攻击,高树勋慑于被歼,急忙率领残部狼狈东逃。  红军在中村击溃了高树勋师,势如破竹,日夜不停地向东奔袭。  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分别被红军打垮后,东线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更感岌岌可危了。朱绍良为保存实力,除留胡祖钰的第五师守卫广昌外,慌忙率部向南丰撤退。胡祖钰则在广昌城内拼命地加固工事,修筑了一条5里多长的土墙,墙外加挖战壕,还修了许多碉堡,妄图坚守广昌。  5月26日,红军追到了广昌,把城团团围祝胡祖钰率领14个团的兵力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第二天,红军发动了攻城战,在红军猛烈的炮火轰击和奋勇冲杀下,敌军不得不丢掉外围工事,缩进城内。  这时,毛泽东、朱德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战斗。他们同军以上干部共同仔细地研究和部署了攻城的方案。考虑到敌军已集中了14个团的守城兵力,并且拥有坚固的防守工事,而红军的力量还不足以达到两倍或三倍于敌的绝对优势,一口吃不下这么多敌人,毛泽东决定,一方面集中兵力,采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逼退敌人;另方面,网开一面,放一部分敌军逃去,以便迅速夺取广昌城,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打开通路。  27日傍晚,红军开始总攻。战地上,近200挺重机枪和几十门迫击炮齐射,地方武装在煤油桶里点燃爆竹僻啪作响,城外大小山头上前来助战的城郊农民杀声震天。守城的敌军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红军攻城,一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师部慌忙向朱绍良发出呼救的急电。  总攻发动以后,红军又悄悄地把广昌东北面的渡桥开放了,给敌军让出了一条逃命的路子。时不多久,敌人象潮水般地向这座桥涌来,桥窄人多,不少人被挤得跌下河去。  后来,红军对残敌展开了政治攻势,晚上9时,红军终于顺利进入广昌城。  广昌战斗获胜后,我红军一部分兵力北上追歼逃敌,毛泽东等人则率领主力部队1万多人向东进入福建,攻打建宁。  建宁是闽赣边界的一个重镇,山地纵横,地势险要,没有大的河川阻隔,行动比较方便,而且这里是闽西北的“鱼米之乡”,我党有良好的群众基矗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对付敌人新的“围剿”。因此,毛泽东预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就是打建宁。  驻守建宁的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共4个团,约七八千人,装备精良,号称“福建第一师”。当刘和鼎得知广昌城破,红军向建宁进军时,便破坏了通向石城、宁化的木桥,烧毁河里的船只和竹筏,闭城严守。  但是,红军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建宁。5月30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向县城发起攻击。红三军团在大雾中迅速地对各个山头上的守敌进行分割包围,夺取了外围阵地,一直打到了城下。这时,红十二军也迅速从右翼截断敌人通往宁化的道路,占领水南东面山头。经过半天的战斗,红三军团从西门、北门突破缺口,红十二军也从南门突破缺口。敌军被迫涌向东门城楼和大桥,仓皇逃命,刘和鼎从建宁逃到将乐,他手下的七八千人马,连同被红军俘获后释放的在内,总共只剩下了五六百名残兵败将。  从5月16日开始,到5月30日结束,15天中,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走了700里路,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  事后,毛泽东曾赋词一首,以记其事,即《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七百里横扫敌军,生动地反映了红军打运动战的鲜明特点。这种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运动战,毛泽东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运动战,而不打阵地战,这在红军没有扩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切的“走”,又都是为了“打”。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看准了打,集中优势兵力狠狠地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你消灭。  风云滚滚我谈笑 卅万敌军任我调  蒋介石第二次“围剿”惨遭失败后,仍不死心,再次纠集30万重兵,自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但是,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和“磨盘战术”,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一周之内,连续三战,三战皆捷。  敌军始终扑朔迷离,不知我军主力所在。起初,我军巧妙地穿过敌军空隙,大踏步东进以后,敌人依然驱兵向西、向南急进,日夜辗转于兴国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直到我军在莲塘。良村、黄坡给了他们一连串沉重打击之后,才恍然大悟,连忙转旗向东,向着我军主力合击过来。  敌军采取大包围态势奔向黄坡地区,其部署是:陈(诚)罗(卓英)挺进纵队4万余人,由西北长驱疾进;蒋(光鼎)蔡(廷错)韩(德勤)挺进纵队4万余人,由西南方向逼近;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三师跟踪而进;孙连仲军两万余人由东南,朱绍良的左路军由正北和东北方向猛力进迫。  蒋介石以为使用如此优势大军,分进合击,抓住红军决战,一举消灭之,是毫无问题了。  这样想有他的道理,当时,我军兵力不过3万余人,而且刚刚经过二次反“围剿”的大战和莲塘、良村等连续战斗之后,部队尚未得到休整。而敌人的兵力超过红军六七倍,且又经过严密部署,从四面八方包围奔杀过来,气焰十分嚣张。  大敌当前,怎样才能挫败敌人的狂妄企图、达到歼敌的目的呢?多谋善断的毛泽东,沉着地命令部队在山里休息,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研讨情况,制定胜利的决策。  部队一休息就是三天,这三天真是不简单啊!了解敌情的同志个个心情忐忑不安,注视着侦察人员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有毛总政委在这里,一定有办法制服敌人。  红军总部住在杨寨村,连日来,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在总部办公室地图旁研讨军情,听取侦察员汇报敌情,谋划着打败白匪“围剿”的通盘大计。  不平凡的三天即将过去,然而情况愈来愈严重。在总部的军用地图上,蓝色箭头形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正在飞速恶化……第三天下午,黄公略、罗炳辉等领导同志,都齐集在总部开会,直开到大将黑时,毛泽东宣布会议暂停,并发出了出发的命令。  部队出发了。总部同时也离开杨寨村,向南翻过几座山。部队走了约20多里路,来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地方,毛泽东命令部队停下来,这是一个峡谷的谷底,毛泽东叫传令兵把地图铺在沙滩上,点亮马灯,压着地图纸角,首长们再次围着地图坐下,继续开出发前暂停的会议。经过认真地分析敌情,毛泽东最后决定: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诱惑和调动敌人,将敌人牵走;我军主力通过兴国那个缺口,跳出合围圈子,进到泰和附近,荫蔽休整,以便以逸待劳,歼灭敌人,粉碎“围剿”。同时,又亲自向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仔细地交代了任务,要十二军一路上扬旗鸣号,大张声势,诱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此突围,吸引敌人出击,以调动和分散敌人。  十二军在罗炳辉军长和谭震林政委的率领下,穿过敌人空隙之后,一路浩浩荡荡,向北直插,果然,蠢猪似的敌人跟着来了,我军又怕把敌人甩得太远,便走走停停,保持不即不离状态,紧紧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  行军逾夜,天色大明,敌人的飞机跟上来了,在十二军行军纵队上空嗡嗡乱转,左歪右斜地向下侦察。  为了更有效地诱惑、麻痹敌人,上级传来了命令:“拉开距离,旗子打开!”  于是,部队的距离拉的更长了,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旗的拿出了各种花色包袱皮,高高地摇晃着。走到尘上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象孩子们那样跳跃前进,荡起浓厚的尘土,漫天飞扬。从空中和远处一看,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气魄浩大,简直不是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而是一支凡万人的大军!飞机乱转一阵之后,便得意地回去报信。  为了进一步贯彻好毛总政委的指示,红十二军上下一致行动起来,为敌人设下了更多的“圈套”:在我军行经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团由此向北”,“……”;一到宿营地,便忙个不停,只要会写字的,就都拿起粉笔号房子,见门就写。围追我主力的敌军全部被十二军牵着鼻子拖了出来,而我主力却安全到达预定地区开始整训。  为了使主力部队能创造更有利的歼敌战机和进一步疲惫敌人,红十二军的行动又作了新的部署:哪座山高就翻那座山,哪里道路险峻就从哪里走。  江西到处是绵亘起伏的山岭,山路荆棘棱石遍地。这对于行装笨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似难耐的酷刑;但对于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来说,却算不了什么。  十二军拖着敌人经白沙、藤田转到安乐的大、小金竹,离东韶十多里路时,发现敌人后续部队已到东韶,我军仍不进东韶,而在东韶以北十里森林地区埋伏起来;黑夜派出一部兵力奔袭东韶,佯攻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到达,怕被我消灭,就在当夜仓皇溃逃。我军当即追击敌人,歼灭敌人后尾梯队一部,从容地收复了黄肢、小布根据地。  我军主力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敌人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蒋介石下决心撤退了。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向全军发出命令:立即出击!英勇善战的红军,在毛总政委的英明指挥下,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以只有敌人六、七分之一兵力的劣势,取得了歼灭敌人、恢复与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全面胜利,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  声东击西有主动 四渡赤水出奇兵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从此,几乎陷于绝境的红军开始神奇般地恢复活力。四渡赤水就是恢复毛泽东领导地位后的第一个漂亮仗。  1935年1月19日,第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向川黔边境的赤水前进。  当时,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为阻止我军北进或东出湖南,纠集了其嫡系部队和各路军阀150多个团共约40万人,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前面是敌军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来的敌人重兵,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圈,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作出科学的决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使敌人造成错觉,继而调动敌军,乘隙脱险。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变被动为主动。1月下旬,一方面军进抵赤水河畔的土城,击溃了守敌,又给从北面赶来的敌军以重大杀伤,红军由土城、元厚场一带一渡赤水涧。进抵离长江几十里的四川叙永,积极准备渡江,与四方面军会合。  由于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煮违抗中央命令,自作主张,破坏了统一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各省军阀,集结重兵封锁长江,阻止一方面军入川,同时对红军形成大包围。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如果继续北上硬攻,将对红军极为不利。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放弃原来的渡江计划,命令部队西进至云南的扎西(即威信)地区,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红军在扎西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宣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蒋介石发觉后又急急忙忙调兵遣将,追赶而来。但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出奇不意,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突然又从扎西挥戈东指,2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河,再度进入贵州,把敌人远远抛在长江两岸,红军进入贵州后,迅速占领桐梓,直取娄山关。  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是桐粹通遵义的必经关口。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敌人有一个师的兵力把守,妄图凭借天险进行顽抗。  但还是被我英勇善战的红军打垮了,一举夺取了娄山关。。红军通过娄山关,直抵遵义城下。从桐梓、娄山关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龟缩在遵义城内。红军一阵猛打猛冲,迅速登城,城内的8个团,被彻底歼灭,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城。  红军回师的巨大胜利,大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的蒋介石急调两个师,杀气腾腾直奔遵义而来。红军再次同敌人展开激战。当时,天下大雨,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同敌人反复争夺遵义南面的制高点——老鸦山主峰,战斗异常激烈。入夜,红一军团从西侧插入敌人队伍中,霎时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陷入红军的重重包围中,顿时乱作一团,慌忙向南溃退。红军乘胜追击,直达乌江北岸。  这次,红军在遵义地区共歼灭和击溃敌人达两个师又8个团。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毛泽东的光辉诗篇《忆秦娥。娄山关》,就是这次战役的真实写照。  遵义大捷之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到重庆“督剿”。他妄图故伎重演,采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老办法,用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压迫红军与遵义、鸭溪地区进之围而歼之。毛泽东洞察其好,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以利我军摆脱强敌尾追。蒋介石错误地以为围歼红军的时机已到,于是命令他的军队火速向遵义逼进。为进一步迷惑、调动敌人,毛泽东率红军又突然北进,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装着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扑了一个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赶紧调集大军堵截,并在云、贵、川边境大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他的如意算盘仍然是围歼红军。不料,红军并没有渡江北上,待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后,毛泽东又指挥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四川南部重返贵州,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这就把敌人的主力全部抛在后面,使敌人的碉堡完全置于无用。  3月底,红军除留下一支部队在乌江以北地区牵制敌人外,大部分部队迅速渡过乌江,直向贵阳挺进。当时,毛泽东布置了巧妙的阵势:派出一支部队出击瓮安、黄平方向,装作东进湖南,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态势;而主力部队迅速向南移动,逼近贵阳城。红军部队打到贵阳城下,吓坏了正在守备空虚的贵阳城督战的蒋介石,他既害怕红军围攻贵阳,又担心红军东去湖南,于是便急调云南军阀部队开进贵州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吁等地布防,以阻红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其实,红军既不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回师湖南,而是要经过云南迅速西去,渡金沙江北上。  因此,毛泽东在布置这次战略行动时讲得很清楚: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蒋介石乖乖地按照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当敌人把兵力调集贵阳附近,云南十分空虚时,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乘虚从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湘黔公路,甩开敌人,大踏步地由黔南向云南前进了。  四渡赤水,是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灵活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牵着敌人的鼻子转,迫敌陷于被动,使敌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而红军的战略意图则得以实现。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体现,它在中国战争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瞒天过海实堪夸 神机妙算渡金沙  1935年4月下旬,红军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进军:一路是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九军团,他们胜利地完成任务后进入云南,占领宣威、会泽,渡过了金沙江。另外两路是红军的主力,沿路翻山涉水,攻城拔寨,直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一下于慌了手脚,因为他的主力部队全部东调增援贵阳,深怕红军乘机抄掉他的老家,他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调动各地民团援救昆明。其实,毛泽东并不真要红军占领昆明,而是为了迷惑敌人,虚晃一枪,突然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急进,准备渡过金沙江,以便摆脱后边的敌人。  金沙江属长江长游,婉蜒穿流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深山狭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令人胆寒,两岸悬崖峭壁,形势异常险要。  红军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被敌人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一面急忙调遣军队增援云南,并亲自赶到昆明督战;一面派飞机在金沙江一线侦察红军的行踪。  红军一军团经武定、元谋,迅速赶到了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金沙江边的龙街渡渡日。但此处因江面宽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但为了迷惑吸引敌人,红军便伪装架桥,摆出一副渡江的架式。果然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渡江,便集中全力围追,妄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  当敌军麇集于昆明、元谋地区时,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五军团殿后掩护。  5月初的一个黄昏,红军先遣队(干部团)火速赶到了金沙江江边的绞车渡渡口。这时渡口的船只已被敌人掳过江去,断绝了江上的交通。但先遣队却发现了敌探过江来侦察情况的小船,敌探不知哪里去了,便立即派两排红军马上乘小船悄悄过江。红军上岸后,两个哨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摸清情况后,红军两个排立即兵分两路:一排往右打国民党的一连正规军,二排往左打保安队。  当一排赶到敌人的连部门口时,被敌人的岗哨发现了,刚捉到的俘虏按照红军的事先嘱咐作了回答。哨兵还没有问第二句话,战士们赶上前去,捉住敌哨的喉咙,冲进放入的住院,踢开了房门,躺在地上的吸大烟的敌军还以为是兄弟部队发生了误会,当得知是红军“从天而降”时,一个个胆颤心惊,乖乖地做了俘虏。  当二排赶到保安队的驻地时,敌人正在打麻将,抽大烟。红军和船工机智地装着缴税的人骗他们开门。这些唯列是图的家伙听到有利可捞,马上出来开门。  红军冲进去,把几十个保安队员全部捉往了。  红军迅速控制了绞车渡两岸的渡口,并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在渡口附近找到了七条小船,红军便从这里陆续渡江。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组织了红军的渡江行动。毛泽东过江后,就在渡口边的一个潮湿的山洞里,日夜指挥着大队人马迅速过江。周恩来是渡江总指挥,他不仅协助毛泽东制定红军进军、渡江的路线,并亲自派遣突击队,抢占绞车渡渡口。当突击队过江后,他又派出一支部队沿金沙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龙街渡口,阻击沿昆明经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敌人,掩护大部队过江,同时下令让一军团火速赶到绞车渡渡江。  绞车渡渡口,因为船少水急,红军渡江昼夜不停。夜晚,两岸燃起照明的熊熊火光,把江面映得通红。红军就靠这七条小船,经七天七夜,全部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便把江边的渡船全部烧毁。  当敌人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无影无踪了。金沙江滔滔东去,奔流不息,敌人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矗古人的兵书上“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的第一计就是“瞒天过海”计。可以说,毛泽东率红军渡江中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策略,佯装从龙街渡渡江,以此吸引敌人,实则赶向了绞车渡。正是:瞒天过海实堪夸,神机妙算渡金沙。  双管齐下兵分路 大渡河上争强渡  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继续向大渡河挺进。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部队在这深山沟中,没有回旋的余地,极易被敌人伏击歼灭。太平天国石达开所率全军,就是在这个渡口被清兵消灭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下令薛岳、周浑元等反动军队继续围迫红军;一面下令四川军阀在大渡河沿岸修筑碉堡,布置防线,阻止红军渡河。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要他效法清代在大渡河边生擒石达开的四川总督骆秉章。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毛泽东指出,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毛泽东的话,给了红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红军先遣队冒着蒙蒙细雨在夜间火速赶到了安顺常安顺场住有近百户人家,早有敌人在这里“等候”红军的到来,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的这般神速,当先遣队到达时,敌人屋里还亮着灯光,隐约传出胡琴声和唱戏声。乘敌人毫无准备,红军很快地消灭了他们。  先遣队控制了安顺场渡口,积极准备渡河。但河边的船只已被敌人掳到河北岸去了,南岸边只留有一只作交通用的小船。红军从敌人手里得了这只小船,并找来了渡河的船工,决定进行强渡。次日上午,由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连长率领和南岸我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一条小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前进。北岸敌人对我渡船展开了猛烈的射击,子弹在船周围激起一串串浪花。但载着我勇士的小船依然劈涛斩浪迎着弹雨前进,小船一靠对岸,17名勇士便立即登岸,向敌发动猛攻,很快打垮了敌人,控制了渡口的工事;小船又迅速返回南岸,继续运载红军过河,过河的勇士们猛撵敌人;敌人军心已乱,全部溃败。红军迅速占领了北岸渡口,乘胜追击,并在渡口下游缴获两只个船。但仅靠找得的几条小船,要很快渡过全部红军是很困难的,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央军委立即决定,红军一师继续渡河,沿左岸北上;主力沿右岸北上,直奔距安顺场320里的沪定桥,以夺取沪定桥,然后通过大渡河与第一师胜利会合。  红军分左、右两路向沪定桥急进,5月27日,左路军先遣队自安顺场出发,翻山越岭,且战且走,第二天,突然接到军委命令,要他们在29日夺下沪定桥,时间只有一天,路程却有240里,沿路不但有高山深谷,且有敌人阻拦,应当说,任务相当艰巨。为什么非要在29日夺下沪定桥?这是因为两旅敌人正在向沪定桥增援,如果比敌人到的迟了,红军渡河就更加困难。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必须同敌人争分夺秒。红军立即加快赶路的速度。  一路上,打垮了凭险据守的敌人,修好了被敌人破坏的桥梁。夜幕逐渐降临,最后变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又偏偏下起雨来。英勇的红军战士发扬不伯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冒雨急行军,突然,对岸山拗上亮出一长串火光,这才发现增援沪定桥的敌人,正在点起火把赶路。  摸黑赶路速度慢。于是,红军先遣队也点起火把前进。一点起火把,对岸敌人立即问话;红军回话时,巧妙地冒充是国民党的被红军打垮的队伍,敌人信以为真,糊里糊涂地同红军走了几十里。后来,雨越下越大,敌人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停下来宿营了。这时红军先遣队一看正是大好时机,为了早到目的地,哪怕风吹雨打,道路泥泞,沿着高山急流的曲径险途,继续向沪定桥急进。  一夜急行军,我左路军先遣队终于在拂晓抢先赶到了沪定侨,占领了桥西头。  大渡河上的沪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桥是用13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联成的,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栏,底下并排9根铁索,铁索上横铺木板做为桥面,桥头石碑上刻有诗句:“沪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桥下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浊流从上游山峡间如瀑布倾泄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激起无数的巨浪和旋涡。  桥对岸沪定城里驻着两个团敌军,桥头早已筑好了防御工事,并把铁索上的桥板全部抽去。敌人以为有此天险,万无一失,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迅速夺下这座桥,红军先遣队一到桥边便立即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士们个个争先恐后,抢做夺桥的先锋。后来挑选了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另有一个连携带木板,随后铺路修桥,下午,夺桥的激烈战斗打响了!  激越的冲锋号一响,红军22名突击勇士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手榴弹,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过去。  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汇成一片,震天动地。红军勇士们扶栏突进,勇往直前。河水在脚下咆哮,子弹头顶乱飞,他们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杀过河去,夺下铁索桥!正当勇士们冲到对岸桥头的关键时刻,忽然东桥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放火焚烧了桥头的亭子,妄图用烈火阻止勇士的前进,西桥头战友们的口号声给了勇士们有力的支援。勇士们个个发扬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立即向浓烟烈火中猛冲过去,他们的衣帽着火了;他们继续前进,他们的眉发烧焦了,顾不得停一停。他们这种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终于威慑、制服了敌人,胜利地占领了东桥头,打垮了守敌,一直冲到街上,同敌人展开巷战。敌人妄想反扑,这时红军增援部队已经过河,经过一番激战,敌人大部被歼,残敌抱头逃窜。我左路军胜利地控制了沪定桥,过河后和右路军取得了会合。  这样,红军主力便从沪定桥源源不绝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军事上有句话叫兵贵神速,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的英雄壮举,再一次证明,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完全能够战胜干难万险,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狭路相逢勇者胜 突破天险腊子口  1935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渡过了水流湍急的白龙江,通过残缺而危险的栈道,到达了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四川进入甘肃的天险门户。两座高山夹着一道山沟,山沟宽约30多米,两边是悬岸峭壁;山沟两峰之间,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河上横架着一座木桥,把两山连在一起。这座桥是过腊子口的必经之地。  常言说:“走过腊子口,象过老虎口。”甘肃军阀鲁大昌在这里驻有重兵把守。桥周围筑有许多坚固的工事,形成了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敌人妄图凭借天险和重兵来阻挡红军的去路。从当时情况看,左右两边都有敌人的重兵,一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一边是杨士司的两万骑兵,红军要迅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别无他途,只有通过腊子口这一条路。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后,决定夺取腊子口。先遣队接受了夺取腊子口的战斗任务。  入夜,夺桥战斗打响了!红六连30多名勇士,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向敌人展开了正面猛攻。子弹象雨点般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但狡猾的敌人龟缩在工事里一动下动,等我火力一停,勇士们开始向桥头冲锋时,敌人的手榴弹象雹子般扔了过来,由于敌人凭险顽抗,我方地形不利,连续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  为了压倒敌人的火力,红军便进一步加强了攻击。轻重机枪象暴雨似地轰鸣,喷射出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但敌人一束束的手榴弹仍然不停地在我勇士突击的道路上爆炸,使我勇士难以前进。  毛泽东对突击队的战斗情况和力量配置十分关心,多次派人到前沿阵地了解情况。  红军虽然向敌人发动了多次猛攻,但一直没能接近桥头。后来部队决定让战士们暂时撤下来休息,准备再攻。  配合六连正面进攻的一、二连,在团长率领下,准备从腊子口右侧,包抄敌人的后路。但腊子口右侧的石壁非常陡峭,难以攀登。有位勇士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绝大困难,终于攀登了上去,然后用绑带当绳子,将战士们一个个腾空吊起来。  撤下来休息的红六连,在战地召开了党团员大会,组织了敢死队。挑选了15名勇士,编成了突击小组,准备分两路向桥下集结,突击敌人:第一路从桥底攀桥柱运动到桥对岸袭击桥上敌人;另一路则在桥这边会同第一路,对桥上敌人实行两面夹击。  一场新的战斗又悄悄开始了。第一路战士,趁天黑慢慢地摸到桥下,再攀桥柱向对岸运动;途中因有人不慎掉下水,暴露了目标,敌人顿时向桥下猛烈射击,战士们无法前进,只得摸到一块岩石背后躲着,待机行动。另一路战士,在连长率领下,趁敌人往桥下扫射的时候,迅速冲到桥边,向敌人摔过去一排手榴弹;接着,冲进了敌人筑在桥上的工事,猛袭敌人,敌人没料到这一着,顿时乱作一团。躲在桥下岩石背后的战士,也纵身跃上桥面,拔出大刀,同桥上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右翼一、二连战士迂回也取得成功,冲锋号起,顿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炮声和呐喊声。  敌人被红军杀得晕头转向,以为自己已被红军四面包围,于是甩下枪支没命地逃窜,勇士们胜利地占领了腊子口。部分残敌直向氓州方向败退,我红军部队乘胜追击,使得敌人狼狈不堪。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红军顺利攻占天险腊子口,就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所率领的军队完全是一支英勇顽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军队。  伤十不如断一指 直罗全歼先头师  1935年11月下旬,陕北已进入了寒冬。红十五军团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下,一鼓作气,攻下了张村驿,打开了东村,接着扫清了附近的两个小据点。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来到了东村一带。从此,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毛泽东一到陕北,即首先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这就是直罗镇战役。  陕北的战局当时是这样:陕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胜利后,敌人以5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东边:个师沿洛川、鄜县(今富县)大道北上;西边4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鄜县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并要求认真察看地形,再作具体的布置。  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前往直罗镇去看地形。  大家首先登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举目望去,直罗镇尽收眼底。它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子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大家举着望远镜,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大家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研究,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结论得出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它。为了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的寨子作固守的据点,大家商讨后,决定把它预先拆掉。当天晚上,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去拆那个小寨子。这时战斗命令虽然还没有下达,但战士们凭着自己的经验会猜测到,将会在这里打仗,同时坚信:有毛泽东同志亲自坐镇指挥,肯定能打个“瓮中捉鳖”的漂亮仗!  为了迎接这个大胜利,打好会师第一仗,红十五军团除留一个排在直罗镇警戒外,主力集结在张村驿一带,养精蓄锐,积极地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  各级干部层层深入,具体进行战斗组织。  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三天下午,敌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6架飞机掩护下,果然来到了直罗镇。  晚上,毛泽东下达了命令。按照已经确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的指挥所设立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之前,毛泽东就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发起后,又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去。敌人虽有防备,却没想到我军会如此迅速,及至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的山岭已被我军占领。南面一响枪,敌人立即向北撤,北边一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一○九师被夹击在两山之中一条川里。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喊杀声。  一○九师是东北军的部队,是红军的老“运输队”了。有不少的士兵和军官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有的还不止交过一次枪,在我军猛攻之下,纷纷瓦解,交枪投降。一些拼命顽抗的,丧身于刀枪之下。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两路合攻,占领了敌人的师部所在地直罗镇。  最后牛元峰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指挥着一个多营负隅顽抗,死不投降。  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的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时,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从山上走下来。周恩来和干部们——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恩来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枪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两边的山坡上,镇子里,到处堆积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到处聚集着俘虏兵。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  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要求董英斌解围。  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的一○六师还没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了,并且在黑水寺被红军歼灭了一个整团。  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红军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一气追了25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牛元峰也当了俘虏。  一○九师全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的覆灭,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得敌人一○八师、一一一师不得不退回了甘肃境内;东路侵入杨泉源的一一七师也退出了鄜县。陕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直罗镇战役,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正确。  平汉线上败敌兵 釜底抽薪战火停  自1945年10月21日开始,至11月2日胜利结束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指导下,由率领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的刘伯承、邓小平具体组织指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军为反击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歼灭战。该战役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领该军与河北民军万余人战场起义,粉碎了敌军沿平汉路对解放区的进攻,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了蒋介石以有力的揭露和重大打击,迫使他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  战役开始前的形势是这样: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正式投降,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浇的蒋介石,却急急忙忙“下山”来要抢夺抗日战争的“桃子”,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即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的方针。9月10日至10月12日,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上党地区粉碎了敌人的进犯,歼敌3.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但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不过是一个骗局,协定墨迹未干。他就一面密令所属“努力进剿”,一面将部分军队从空中和海上运送至华北等地,并且令其全力加紧从陆路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在国民党向北推进的各路大军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的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4.5万余人,在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和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并有第三十二军和伪军孙殿英所部跟进,其后续部队4个军,有的已进至新乡,有的正准备向那里开进。  为粉碎敌人的进犯,把好华北大门,确保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毛泽东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犯之敌,并集中主要兵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毛泽东在部署这次战役时,先后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说明“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需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并且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他还对这次战役的任务区分和兵力使用作了具体指示。  我晋冀鲁豫军区根据赋予的作战任务,对敌我情况和有利不利条件作了深入的分析,按照毛泽东关于“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的指示,决心集中第一、二、三纵队以及太行、冀南、冀鲁豫3个军区的主力共6万人,并动员10万民兵和群众参战,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为便于集中力量从东西两面对敌人实施钳击,我将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路东军;将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太行军区、冀南军区部队编为路西军。  另将大行军区一部组成独立支队,结合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至安阳之间,采取各种方式滞敌前进,以争取时间掩护我主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向平汉线集中,并迫使敌人留置大量兵力于安阳以南的铁路沿线,减少其北进力量;等敌人通过漳河后,即以独立支队控制漳河渡口,阻止其后续梯队的增援,其余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继续钳制安阳以南的敌人。  整个战役共经历了阻击、合围、总攻、追歼四个阶段。  敌人的第一梯队3个军从新乡北犯后,求胜心切,沿途虽然遭到我独立支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不断袭扰打击,但由于没有与我主力接触,前进仍然比较快。  10月20日,其先头部队已进占漳河边的岳镇、丰乐镇等桥头阵地,掩护架桥。  为了保障我参战主力的集中,滞敌前进,我先行赶到临漳、南东方衬地区的路东军的第一纵队于21日夜以一部奔袭敌人的先头部队,因被敌人发觉过早,在给他们一定杀伤后便撤出战斗。22日,敌人第一梯队的3个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北渡漳河,并以一部占领磁县,一部向南东方村进攻,主力则沿着铁路东侧前进,我第一纵队为不让敌人进入邯郸,以便尔后我主力在野战中予以歼击,除留下一个团在临漳以北地区阻敌外,主力赶到邯郸以南至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扼阻敌人。23日上午,敌人的先头部队在我工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向我第一纵队的第一旅阵地展开攻击,我第一旅广大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的精神,一边战斗,一边加强工事,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  24日,敌第三十、四十军和新八军全部渡过漳河,倾注全力北犯。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等部,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我第一旅阵地反复攻击竟日。我守军顽强抗击,以短促火力结合反冲击,打退敌人多次攻击。激战到黄昏时分,敌人用集中攻点的方式突入我阵地,但他们哪里知道,我参战部队已经大部赶到,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我第一纵队胜利地完成了将敌钳制在预定战场和掩护我军主力集结的任务。  我军主力到达后,便立即出击。但由于部队刚到,准备仓猝,当夜战果不大。  ?5日夜,第二纵队全部到齐,再次出击,但由于敌人依据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并利用村落周围的树木设置鹿砦障碍,结合暗堡的火力封锁,使我进攻的效果仍然不理想。但这时敌人已被我四面包围,进退两难,在这种形势下,从新乡北进时就曾派人与我联系的敌新八军,更加动摇消极。?6日,胡宗南的第十六军和孙连仲的第三十二军分别从石家庄和安阳南、北两个方向进行增援。  为了保证集中主力歼灭被围之敌,对于石家庄南下之敌,我增调太行军区一部在晋察冀军区一部协助下进行阻击,同时加强漳河阻援阵地;对于安阳北上之敌,我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抽调中心区的游击队和民兵在安阳周围,开展游击活动进行牵制。对当面被围之敌,在其阵势未乱,兵力损耗不大,以及我后续部队到达之前,暂不与之决战,只以部分兵力利用夜间迫近敌阵,采取逐点割歼和渗入袭击等打法削弱和疲惫敌人。对敌新八军,又打又拉,促其反正。我军主力则养精蓄锐,进行战场练兵,研究战法,等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对敌人发起总攻。  对此,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又说,“石家庄、新乡两处之顽共八个师,你们当面之顽共六个师,总计不过十四个师。在你们歼当面之顽一两个师,可能引起南北增援,你们须准备在连续多次战斗中总共歼灭四五个师,即能转变局势。”  10月28日,我后续部队全部到齐,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于是便决定当日黄昏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在总攻前,我将围敌部队改为北、南两集团,北集团作为总攻的突击队,狠打敌四十军,并以西北和东南两面对打,重点是割歼已遭我打击、突出于其阵地北端的敌一○六师。南集团钳制敌第三十军和佯攻敌新八军。同时,加紧对新八军的政治争取,由参谋长李达前往该军与高树勋进行谈判。我军发起总攻后,战至30日,先后攻克村镇20余处,敌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到我沉重打击。这时,敌人的南北援兵分别被我阻隔于漳河以南和高邑附近。为了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援敌,毛泽东又急电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协同太行部队歼灭由石家庄南进之十六军。”  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高树勋率领其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援军被阻和高部起义,对敌震动很大,使敌人失去战斗信心。  31日早晨,敌人的主力开始向南突围。由于我军预先估计到这一点,于是便有意让开了一条退路,在他们脱离阵地后,我便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并以一部前出至漳河北岸进行兜击,以大量民兵密布各个交通要道捕歼逃敌。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领残部近两万人窜至南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企图据村顽抗。我当即集中优势兵力对其进行猛烈攻击。?1月1日,我突入马法五的长官部,敌人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我南北集团立即奋起围追堵截溃败之敌,11月2日,向南突围之敌,除少数漏网外,大部被我歼灭。南北援敌也闻风而退。  11月2日,毛泽东、朱德向率军起义的高树勋发去贺电。电文是: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无论在什么时候,军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燃起内战的战火,要实现和平,挫败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在军事上给其重大打击,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强调:“这个战役的胜利,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并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这次战役。  我军的重大胜利,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定。正是:平汉线上败敌兵,釜底抽薪战火停。  大敌压境疑无路 以弱胜强又一村  1946年9月3日至7日,我军进行了以歼敌整编第三师为主要目标的定陶战役,取得歼敌1.7万余人,活捉中将师长赵锡田的巨大胜利。这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下,由刘伯承和邓小平负责指挥的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  1946年8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策应中原突围,配合苏中作战,突然向陇海路出击,一连打下了10余座重镇,攻入开封,共歼敌1.6万多人,控制了开封到徐州间的铁路300余里。这拦腰一刀,砍乱了国民党在南线的作战计划,于是,蒋介石便集中了14个整编师共32个旅约30万人马,由白崇禧、陈诚在开封坐镇指挥,刘峙亲临前线督战,于8月28日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杀气腾腾地扑来。局势是十分严重的。敌人象把张开的大钳于,正向我军合拢,东路徐州绥署的5个多旅自砀山。虞城一线向单县、成武、丰县、鱼台地区进攻;西线郑州绥署的10个旅自封丘、开封、商丘一线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攻。此外,在豫北的安阳等地区,还有大量的敌人配合作战。  敌人的如意算盘十分明确,企图以三倍于我的优势兵力,乘我陇海作战后疲惫的时机,将我钳夹歼灭于陇海路以北、老黄河以南的狭窄地区。  “兵来将挡,水来上掩”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究竟如何“挡”如何“掩”却往往由于军事指挥员军事艺术水平不同而使战争结果相差甚远,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毛泽东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陇海路北休整,诱敌深入,寻机歼灭,并指出对进攻的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必须以三倍、四倍甚至五倍、六倍的优势兵力,先歼敌一部,再歼另一部,各个击破。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面指示部队抓紧作战间隙休整,一面准备再战。他们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情,认为东路敌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强,而西路5个整编师中,只有整编三师是蒋嫡系部队,其余都是杂牌部队,如把整编三师诱到预定战场再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敌人内部派系矛盾很深,其他杂牌部队不会积极支援,这时强敌变成弱敌,就好打了,整编三师一旦被歼,西路敌人必将震惊溃败:继而使敌人整个计划落空。  于是便决定先打敌人的整编三师。  我军担任诱敌任务的是第六纵队,他们象磁石一样紧紧地吸住敌人,使敌人一步步迈向灭亡的深渊。但愚蠢的敌人对于勒在他们脖子越来越紧的绞锁却毫无察觉,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频频报“捷”。蒋介石的“嘉奖”电报接二连三地从南京发来,陈诚。范汉杰、刘峙等也都飞临前线督战。  敌整编三师师长赵锡田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似乎看到了军长的宝座在向他招手,他决心施展“雄才大略”,干一番“辉煌的业绩”。他驱其全部兵力,向北猛进。正当他蒙头转向往我军布好的口袋里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及时告诫前线将士: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要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刘、邓首长一面利用行军和作战的间隙,组织干部进行学习,使大家明确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导原则;一面迅速对孤军深入的整编三师布下了天罗地网。  9月5日,敌整编三师已全部进入我预定战场,师部进至天爷庙,主力二十旅进至大、小杨湖,三旅进至周集。原来和敌整编三师并肩前进的敌整编四十六师,被拦阻在40里以外的曹县以南地区,这时,我二、六纵队为右集团,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向敌人展开分割包围作战。敌整编三师已陷入我重重包围之中。  当日下午,刘们承来到六纵队司令部,召集纵队负责人会议,布置战斗。  他要求当夜发起总攻,井提出用中刀杀鸡的办法,集中六纵全部兵力,先歼驻在大杨湖的敌二十九旅五十九团,五十九团是整编三师主力的主力,人多,装备好。歼灭了这个强中之强的五十九团,就会使整编三师惊慌失措,士气动遥这样的打法,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对这次战役的部署要求,会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进而把处于孤立状态的敌整编三师全部吃掉。六纵首长当即决定:由十八旅和十七旅四十九团担任主攻,十六旅和十七旅的一个团(另一个团在北面掩护十八旅主攻)配置在大杨湖东北4公里的大张集、范庄一线为预备队。  我军在天黑之后分头向前运动,五十二团从村东北进攻,四十九团由村东南攻击。五十四团任务最艰巨,他们迂回到敌人后面西南方向发起攻击。  而他们的西面就是敌整编三师师部,战斗发起后,可能会受到敌人的夹击。  五十三团两个营在他们南面,准备打援和掩护他们翼侧的安全。  我向大杨湖之敌的攻击是9月5日夜11时30分开始的。进攻信号一发,枪弹、炮弹象一阵狂风暴雨压向大杨湖,攻击部队乘势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经过激战,五十四团首先从村西南攻进了村子,占领了两座院子;五十二团、四十九团也相继从东北、东南攻入,夺占了几间房子。  敌人的整编三师五十九团虽然战斗前由于受到我军的连日阻击,部队疲劳,伤亡也较大,但它毕竟是敌军中的强中之强。我部队一进攻便遭到敌人疯狂的火力阻击。战士们前仆后继,十分英勇,却仍然进攻受阻,五十二、四十九团都未进入敌人纵深阵地。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敌人反扑出来,再要进攻,困难就会更大,二梯队也将无法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已攻人村子的部队一部分连续向敌人进攻,以攻代守,阻止敌人反扑,掩护另一部分构筑工事,掩护二梯队火速进入战斗。这样,他们便稳住了阵脚,为后续部队创造了有利的进攻条件。  五十四团的情况最为紧张。他们攻人村子,夺下两座院子以后,敌人便开始了猛烈的反扑,敌人迅速从四面调集了大批兵力,一齐向我夺下的两座院子集中开火,争夺异常激烈。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七连长紧靠在一堵墙边,拼命堵住企图冲出的敌人,一口气扔出了100多个手榴弹,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息。机枪手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伤了,三营教导员抱起机枪就打。团长、政委、参谋长等,和团部所有人员都投入了战斗。正在我五十四团与敌人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敌人的3辆坦克从整编三师师部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企图援助大杨湖的敌人,坦克冲到我团指挥所旁边时,团主任就抓起两颗手榴弹首先向坦克扑去,警卫员、电话员、通信员等13个同志也随后跟了上去。在他们的英勇反击下。  敌人坦克两边的步兵,有的被打死,有的逃跑。坦克见步兵溃逃了,慌慌张张地打了一阵炮,也逃了回去。  但战斗依然在激烈地进行,我五十四团伤亡越来越大,在这危急的关头,南面的五十三团按照旅首长的命令,除留下一个排监视敌人外,其余部队飞跑前往支援五十四团,这样,便扭转了五十四团危急的局面。  担任主攻任务的十八旅已把作为旅预备队的最后一个营投入作战,但整个战斗仍迟迟不决。  当纵队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把纵队的第二梯队3个团立即投入战斗,以求在拂晓前全歼敌人。五十四团那个重要方向增加了两个团,经过一阵激战,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经过一夜血战,6日拂晓,大杨湖的敌整编三师主力五十九团被歼灭了。  赵锡田见他的师部暴露在我军直接攻击之下,慌忙调整部署,并企图南逃与敌整编四十六师靠拢。敌人一离开工事,我各纵队立即乘机追歼,一时广阔的田野上人喊马嘶,杀声震天。当天下午,敌二十旅、三十旅及整编三师师部,就全部在运动中被我歼灭。7日,敌人的整编四十一师、四十七师仓皇向考城逃窜,被我歼灭约两个旅;敌整编五十五师与六十八师向开封逃窜,又被我追歼约1个团。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优势与劣势是相对而言的,既没有绝对的优势,也没有绝对的劣势。在作战中,如何变敌人的优势为劣势,变自己的劣势为优势,这是检验一个指挥员军事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而毛泽东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战略战术原则就是可以变劣势为优势的有效方法。从定陶战役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敌人的兵力处于优势,而我军处于劣势,而我集中1个纵队的兵力攻击他的1个团,从而又形成了我军的优势,造成了敌人的劣势。同时,首先被我歼灭的敌整编三师五十九团,是敌人的强中之强,它的被歼对敌人起到了震慑作用,敌人的调整又为我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敌人以三倍以上的兵力却被我挫败,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军事原则的无比正确。  华东敌情多变幻 挥师莱芜操牲券  莱芜战役,是毛泽东指导,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2月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这个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收复城市13座,使鲁中、渤海、胶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了我军后方,夺取了战区的主动权。  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华东解放区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蒋介石集中了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共62个整编旅(相当于师)约50万的正规军,企图首先侵占我苏皖解放区,消灭我在该地区的主力;或压迫我军北撤山东,然后寻机与我主力决战。到1947年1月底,我华东野战军在连续进行苏中、皖北、鲁南等战役,取得歼敌近20万人的重大胜利以后,为了继续执行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将主要战场转到山东境内,主力则集结在临沂地区休整待机。  蒋介石为取得侵占我苏皖边区一些城市和地方的表面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判断我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又侦悉我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认为临沂为山东解放区中心城市,我军必将固守。因此,急忙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代替薛岳指挥,以31万余人的兵力向我进攻。据说这个陈诚发明了个“豆腐渣”战术,让欧震领着8个整编师20多个旅,从陇海路东段新安镇以北60华里的正面上,分左、中、右三路从南向我临沂杀来;以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配置在白塔埠、驼峰地区担任侧翼掩护;以4个整编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3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淄川、博山、明水一线分两路南下莱芜、新泰。各路敌军实行南北对进,分进合击,妄图围歼我军主力。陈诚说,30多万人马“即使都是豆腐渣也能胀死共军!”  同时,他还有个自鸣得意的安排,在南线的三路进犯之敌中,“烂葡萄”里夹上“硬核桃”,左路夹个整编十一师,中路夹个整编七十四师,右路夹个整编二十五师。  在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际,我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南线敌军紧逼我军北上,威胁我临沂安全的情况,拟将作战重心放在南线。待部队略事休整后,即准备南下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七十四师。并以一部兵力牵制北线进攻之敌。毛泽东根据华东战区的情况,多次致电华野:“你们应以歼灭欧震六个旅至八个旅为目标”,“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四、九两师可否留下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即使泰安失守也不要紧”,“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华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休整部队,调整部署,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积极进行战役前的组织准备方针。于2月5日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以1个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吸引右路之敌北援或调动中路和左路之敌北进,造成各个歼敌的战机。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能奏效,除以1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到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机,第三方案,如果南线敌人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1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人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然后进行全力反攻,各个歼灭。报告侧重讲了第三方案的好处,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完全同意五日十五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2月6日夜晚,我二纵遵照陈、粟首长命令,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向东南挺进,7日在白塔埠、驼峰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右路军侧翼的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主力,并生擒了郝鹏举。在我打郝鹏举部时,欧震集团未敢增援和北进,左潞军反而向后收缩。2月8日,北线的敌人也进占新泰。毛泽东依据战况的发展,于9日电示:“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  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部并无妨碍。你们需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抉择。”方针,于2月5日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以1个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吸引右路之敌北援或调动中路和左路之敌北进,造成各个歼敌的战机。  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能奏效,除以1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到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机,第三方案,如果南线敌人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1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人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然后进行全力反攻,各个歼灭,报告侧重讲了第三方案的好处,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完全同意五日十五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2月6日夜晚,我二纵遵照陈、粟首长命令,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向东南挺进,7日在白塔埠、驼峰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右路军侧翼的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主力,并生擒了郝鹏举。在我打郝鹏举部时,欧震集团未敢增援和北进,左路军反而向后收缩。2月8日,北线的敌人也进占新泰。毛泽东依据战况的发展,于9日电示:“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  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部并无妨碍,你们需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抉择。“ 2月10日,华东野战军根据当时情况,最后决定,集中53个团的兵力,首先解决第七十三军及南北师庄第十二军的1个师,然后再转移兵力,解决进占新泰的第四十六师,并向胶济线进攻,以彻底解决北线问题。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决定,于是,我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和迷惑敌人外,迅速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毛泽东在华野主力北移后指示:“为彻底解决北面(敌)三个军二十三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似宜北上参战。”  临沂,是华东解放区的首府。保卫临沂,是全区军民的愿望,如今一旦放弃,许多人思想不通。敌人则得意忘形,狂妄不可一世。国民党宣传部长陈学沛在南京叫嚣:“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陈诚更是大吹大擂:“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会合,国军正追剿中。  山东大局指日可定。“其实,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主力正日夜兼程开往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但陈诚却被我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和主力迅速西进北上之举迷惑住了,他断定:“华东共军迭经重创,无力与国军决战,企图偷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因此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坚决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断切我们西退之路。还说什么:“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李仙洲无奈,不得不再命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和颜庄地区。正当敌人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我华野大军已由远道赶来,包围了新泰、莱芜之敌——李仙洲集团。  20日夜,我八纵、九纵首先在何庄地区消灭了由博山南下归建的敌七十三军的第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退路;21日晨,我一、四、七、八、九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莱芜城及其以北地区,李仙洲率领的七十三军和刚从颜庄撤回的四十六军成了瓮中之鳖。当夜,我六纵歼灭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十二军新三十六师;李仙洲逃往济南的后路也断了。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南、西面的重要高地皆被我军占领。敌人虽然不断抵抗,但越来越无望了。王耀武也感到济南空虚,命李仙洲率部向北突围,向济南靠拢。敌人统帅部也觉悟到所谓“陈毅残部己无力再战”,是自欺欺人的胡说,只好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妄图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但李仙洲也明知无济干事,所以在给王耀武的信中悲鸣道:北撤部队能否安全和胜利,“只祈上帝保佑”。  李仙洲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于2月23日早晨率七十三军和四十六军的人马,乱纷纷地离开莱芜,分成三路钻进南北不到20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  事先埋伏在西侧的我军战士,根据华野首长的指示,以最大的克制,一直等到敌人全部离开莱芜城,指挥员一声令下,我各纵队的大炮、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敌人的先头部队又遭到吐丝口附近我六纵的迎头痛击。敌人顿时骡马乱窜,车辆狂奔,建制混乱,再也不能有组织地抵抗了。  我军乘机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人截成数段,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突围之敌,这次战役,我军歼灭了敌人两个军又一个师,李仙洲本人也被生俘,李仙洲被俘之后,还不胜感慨他说:“我早知道你们要找到我头上来,可他们一定要我来碰!”  这时,被我三纵拦阻在南线的敌人,深怕我军“围城打援”,在临沂以北踏步不前,我军趁此机会解放了新泰、莱芜、博山、淄川等13个县城,胶济路南北连成了一片。敌人40天不敢出战,山东局势暂时稳定了。  毛泽东在指导莱芜战役中,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本来,一开始就确定了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并准备集中兵力歼灭南线欧震集团,以部分兵力阻击北线之敌。但由于南线敌人兵力集中,一时难以调动和分割。此时北线之敌已进入莱芜、新泰,如果让敌人长期占领,必然影响我华东战区尔后的作战。同时对于北线冒进分散之敌,也便于我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因此,毛泽东果断地批准了华东野战军移师北上的计划。我不惜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不怕打破坛坛罐罐,直扑李仙洲集团,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的,其结果不仅共歼敌6万余人,还收复了13座城市。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军事原则的正确性。  胸中自有百万兵 蘑菇战术显神通  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白白送掉65个旅之后,仍然野心不死,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  仅陕甘宁边区,敌人就调集了胡、马军23万多人,妄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西北解放军,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当时,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5万余人,形势十分严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运动中寻机破敌。  对于撤离延安,当时许多战士甚至不少干部想不通,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毛泽东耐心地给同志们讲解道理。他说,我们在这里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他反复说明,作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从全国战局、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看,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  过去8个月内,蒋介石已损失了60多个旅,他能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因此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在解政区的两翼:山东和陕北。  实行“重点进攻”,这正表示蒋介石已走近穷途末路,离灭亡之日不远了。  目前全国正面临着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我们要用百折不回的毅力,去克服所有的困难,促进新的高潮很快到来。对于如何解决对陕甘宁边区迸犯之敌,毛泽东说,敌人有23万人,我们才两万多。两万多人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要战胜敌人,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现在,就靠你们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团团转。这种办法就叫“蘑菇”战术。陕北山高路隘,你们牵上敌人去爬吧。等它爬够了,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毛泽东的话,给大家拨亮了心中的明灯,增添了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力量。  3月16日,敌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进抵垦区金盆湾、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大门。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那里坚持工作,18日,敌人窜到延安城郊三十里铺,枪声已清晰可闻,毛泽东最后离开办公室。3月19日,我教导旅和警备七团己歼敌5000余人,胜利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而自动撤离延安。在敌人占领延安后,我一纵用少数兵力,故意摆出阵势,漫山撤开,向西北方向的安塞转移,诱敌前进。敌机跟踪侦察,果然以为是大兵团行动,即以其主力五旅之众追扑上去。  敌人占领我主动放弃的延安空城后,就拼命吹嘘“胜利”,而此刻,我新四旅、教导旅和刚由河东过来的二纵,已到延安东北的青化贬一带隐蔽埋伏,毛泽东在离开延安时,就已决定要在这一带打一个歼灭战。而且判断,敌人一定会来,并且是实力较弱,便于歼灭的。  青化砭,30里大川,公路两边都是高山,正象张开一条口袋。只是青化砭有个土寨子,要使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就得让出寨子。但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攻击时的困难;不让出来,又不能全歼敌人。最后决定,拆北墙留南墙。因为敌人由南边来,既可以挡住敌人的视线,又减少了我军攻击时的障碍,这个巧妙的主意立刻被采纳了。  3月24日拂晓,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进入指定地区,一纵把敌人牵到安塞后,又掉头向东,赶到青化泛参加战斗。刚刚布置妥当,就得到情报,敌三十一旅、一三五旅自延安分兵北犯,已进至拐峁、刘家沟了。但战士们等了一天,却不见敌人的到来,原来敌人在拐峁补给粮食,宿营了。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两架飞机到我设伏地点侦察一番,当确信没有伏兵的时候,他们的部队才出动。将近10点:敌人的先头部队闯进了伏击圈,他们虽然得到了“无有伏兵”的报告,但还是例行公事地朝半山腰扫了一阵机枪,火力侦察了一番。战士们一动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目标,前进的胆于更壮了。我军1万多人,就集结在这里,吃饭睡觉,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由于有广大群众掩护,封锁消息,传送情报,敌人一举一动我军都了如指掌。  敌人得不到群众支持,完全象瞎子一样乱撞乱窜,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时,我二纵就在尾部打响了,新四旅在前头捏住了敌人的脖子,一纵、教导旅自两侧合击,分割穿插,把敌人斩成数段。顿时,枪炮齐鸣,杀声四起,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似蚊龙入海,向敌人猛打猛冲。由于山高沟深,敌人躲无处躲,逃无处逃,只好等着挨打。  仅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三十一旅旅部并一个团近3000人全部被歼。  旅长李纪云被活捉,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撤出延安仅6天,我军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这一仗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俘获的人员、马匹、弹药、物资,又充实了我们的力量。敌主力5个旅,武装游行到安塞,扑了一个空,听说三十一旅被歼,慌忙赶回救援,而我军已撤往几十里以外休整了。  青化贬战斗的胜利,不仅使敌人大为震惊,就连我军内部许多人也不曾想到会如此顺利。其实,马到成功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为着迎合敌人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在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指示西北解放军一部,仑开向安塞方向转移,以调动敌人主力到西北方向,而我主力则隐蔽在延安东北一带寻找战机。毛泽东分析,敌人在延安立足未稳,必然会派出警戒部队,向延安东北方向幡龙一带伸展,以便确保外围。青化砭是去幡龙的必经之路,地形险要,便于我军用兵。就一般而言,敌人会把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用来对付我军主力,战斗力较弱的放出警戒。而我军则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事前做好充分准备,以逸待劳,一鼓歼灭之。  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敌人认为是分兵所致,于是便迅速改变战术,一出动就是八九个旅,一下于摆开几十里的方阵,行则同行,住则同住,以为采用这个新制定的所谓“方形战术”,就不会暴露弱点,被我“各个击破”。  其实,分兵也罢,“方形”也罢,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面前都失去了效力。  不久,敌人又在羊马河受到一次比青化贬更沉重的打击,一个美械装备的整旅被我完全歼灭。  羊马河战斗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青化贬战斗刚一结束,我军主力便转移隐蔽休整,养精蓄锐;只派出小部队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出现过失,便于我们歼灭。果然,当敌人发现我军主力就在延安东北时,立即以董钊、刘勘两个军共八九个旅,紧迫不舍。然而我军主力却按步不动,只由新四旅两个营佯装大兵团,牵着敌人的鼻子,经延长、延川、清涧至瓦窑堡,又来一次长途大游行。我“磨心”由于是小部队,机动灵活,且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掩护,使敌人到处扑空。敌人的大部队,不仅行动不便,补给困难,还要不断受到民兵游击队的袭扰打击。实在是苦不堪言。  敌人到瓦窑堡,见不到我军的影子,粮食也吃完了。于是留整编一三五旅守备瓦市,主动南下集结于幡龙、青化贬一线,进行补给。4月6日,我军于皤龙附近的永坪地区,给从瓦窑堡哨退的敌整编二十九军重大杀伤。敌人发现我军就在背后,马上又掉头北上。对于敌人这一阶段的行动,毛泽东作了极其精确的估计:“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全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析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18页)因此,毛泽东指示部队继续在现地区同敌人周旋,然后寻机歼灭它。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一纵便乘机诱敌,敌人误认牵制部队即为我军主力,便紧紧追来。敌人在瓦窑堡的一三五旅也急忙南下,企图与其主力会合。我指挥机关发现这是个“可乘之隙”,立刻命令主力部队坚决截击歼敌。在一纵继续牵着敌人向西游行之时,我新四旅、二纵和教导旅则在延榆公路两侧隐蔽集结,准备夹击敌人。  敌一三五旅在14日拂晓进至羊马河附近伏击圈,我军主力立即对敌人进行攻击。我军集中优势人力,层层排除敌人的抵抗。二纵和教导旅由东往西攻,新四旅由西往东压。阵地上,炮弹开花,浓烟滚滚。敌人见势不妙,急忙给胡宗南发电求援,胡宗南一一边令一三五旅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紧紧吸庄;一边令董钊、刘绒急速回转同我军决战。  其实,他要消灭我军主力只不过是黄粱美梦罢了。这时董钊、刘勘的部队已被我一纵紧紧拖住,要回来己不可能了。只有后卫部队一个旅,跟一三五旅隔着一道山,可是又被我十六团二营顶祝不能前进一步,只好胡乱地打一阵炮,权作“声援”。而一三五旅由于一直等待主力接应,因此连逃跑的机会也错过了。我军以压倒的优势,猛打猛冲。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敌一三五旅的4000余人被全歼,代旅长麦宗禹也被活捉,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机动灵活,善于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善于制造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隙”,在运动中捕捉战机,歼灭敌人。  所以,敌一三五旅尽管有9旅之众作为接应,仍然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我军撤离延安还不到一个月,就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两个旅,鼓舞了士气,改善了装备,补充了人员。敌人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开小差的屡屡发生。毛泽东正确估计了敌人的情况,要求我军,继续采用“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使其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并攻击敌人的薄弱部分,断其补给,使其饿饭。这样,下一次战役就是以攻打皤龙最为有利。  幡龙位于延安东北90里,是敌人的大“粮库”。我打下蟠龙,就断绝了敌人的补给,无异于釜底抽薪。我军经过两次歼敌的锻炼,炮火大大加强,已具备一定的攻坚力量。蟠龙原有敌整编一六七旅把守,周围还有几个旅来往活动,要打,就必须把敌主力调开,使其孤立无援。因此,能不能调动敌人就成了攻打蟠龙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判断,当时敌人正急于赶我向北。因此我三五九旅便“投其所好”,积极出击,诱敌沿咸榆公路北上;同时,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成南进支队,到延安以南破坏交通,断敌粮运。我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瓦窑堡到清涧大路以南,等。敌人一到绥德,就在蟠龙打响。敌人再想回援,至少需六七天,胜利就有绝对把握了。  敌人发现我三五九旅,便象鱼看到了诱饵,紧紧追上来,敌人9旅之众,再加上前面机枪开路,也算得上浩浩荡荡了。敌人主力一上钩,我军主力便立即进入皤龙周围,严密封锁了消息。经过两昼夜的紧张侦察,加上被敌人抓去挖工事的老乡跑回来提供的材料,我军已基本掌握了敌人工事构筑和火力配置的情况,并按顺序把敌人的工事标为5个阵地。其中的5号阵地是主要支撑点,其人力配备还不十分清楚。为了彻底弄清楚,便在附近的山沟里捉到两个去抓鸡的俘虏。  这样,整个蟠龙的防御体系我们都了如指掌了。  4月30日,我担任攻击蟠龙的部队,进入攻击准备位置,一纵在西南,二纵独四旅在东南,新四旅在东北,完成四面包围。一切准备就绪,定于5月1日拂晓打响。不料天不作美,头天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由于山洪暴发,遍地泥泞,部队难于运动,只得推迟一天。  5月2日,云收雨住,天刚拂晓,战斗便打响了。我各路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连续夺取十几处前沿阵地。东线兵团突破鹿砦、铁丝网,以对壕作业迅速逼近敌阵,直捣蟠龙。敌人仓猝应战,也不知我军来了多少,山炮、迫击炮、化学炮,只管乱轰一气。  战斗进展极其顺利,次日即将遍布群山的30多个碉堡外壕大部占领。前来助战的两架敌机,一架被击落,一架慌忙逃走。我独四旅和新四旅七七一团借着炮火掩护,扫除了前沿阵地密布的地雷,接近敌人的主要支撑点5号阵地,敌人依仗纵深工事,和猛烈的炮火配合,进行顽抗,攻击难以奏效。  我军重新调整火力,发起猛攻。七七一团一个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逼近5号阵地前沿,迅速挖好单人掩体,紧紧贴在那里,分批轮流向敌人阵地投掷手榴弹,给敌重大杀伤和消耗,最后敌人不支,慌忙开来一连人换防。我军乘机发起攻击,夺取了5号阵地。接着又攻下了3号阵地,摧毁了敌人的山炮阵地。  4日黄昏,各部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向镇内之敌猛攻。敌人狼狈向沟里逃窜,战士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的精神,奋力追歼。夜半,敌人的精锐部队整编一六七旅就被我全部歼灭,毙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6700余人,缴获山炮6门,军衣4万多套,面粉1.2万余袋,骡马千余匹。  与此同时,我教导旅在青化砭以北地区阻敌,歼敌保警队一部。4日驻青化砭之敌整编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各一个团附坦克两辆,去解幡龙之围,被我阻于青化贬以北10里处。5日晚该敌才得知蟠龙守敌被歼的消息,连夜冒雨南逃。  南进支队也在这以后不久,攻克延安以南的门户金盆湾。我三五九旅则紧紧拖住敌人北上主力,就在我打下蟠龙的当天,他们得知后方告急,仓皇南下,等敌人抵达蟠龙,我军主力已到安塞地区体整了7天。  撤出延安仅仅40多天,西北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三战三捷,歼敌1.4万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打击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并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的妄想。  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论断: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  在西北战场上,尽管敌人骄横一时,侵占了陕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由于我军采用了毛泽东制定的灵活机动的“蘑菇战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对敌人一拖再拖,一磨再磨,使敌人越打越孤立,越打越弱,越打越少,陷入绝境,仅仅过了一年多,革命圣地延安就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敌人在损兵折将10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边区,落了个“人地皆失”的悲惨结局。正是:胸中自有百万兵,蘑菇战术显神通。  尖刀插进敌心间 千里跃进大别山  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虽然受到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当时,从表面上看、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但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是因为,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我军已歼灭敌人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计120万人。敌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未,国民党士气低落,军心动遥而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不断壮大,装备大为加强。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越来越为更多的指战员所掌握。  在重大变化来临之时,毛泽东认为,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机不可失,时不再未!  毛泽东及时作出了战略决策:“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泽东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是老革命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军队容易在这里立足。我军长驱直人,一举插进敌人的腹部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无疑象是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等率领的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同时实施两翼牵制,即由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敌军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山东我军则在胶东发动攻势,继续把山东敌军顾祝同部往东引向海滨,以利三军的行动。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12万大军在鲁西地区工面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  敌人惊恐万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六。三○事件”,蒋介石慌慌张张于7月7日宣布全国“勘乱”总动员,这也从反面证明,我军渡过黄河,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决策,恰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纠集了大批兵力,妄图将我刘邓大军歼灭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将其逐回黄河以北。  面对这种情况,我军应采取怎样的进攻样式?毛泽东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象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以半个月行程直趋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当时,毛泽东分析了部队跃进大别山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部队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  渡河大军于7月中旬在鲁西南地区歼敌9个半旅后,8用上旬向南推进,11日越过陇海线,接着陆续跨过涡河、黄泛区、颖河、沙河、淮河,攻占了豫东南、鄂东、皖东大部县城,一路劈荆斩棘,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地区。  此后,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从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武汉至南京之间,插上一把尖刀。  实行中央突破,采取跃进方式,打向敌人战略纵深,是击中敌人要害、转变战争全局的极其英明的决策。这种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迸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是一种独特的进攻方式,是史无前例的。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中原三路大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把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沿阵地。从而使蒋介石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被摧毁,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  攻济打援各有兵 守敌援军两哀鸣  济南战役,是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的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开始到24日结束,全歼国民党守敌11万多人,解放了国民党部队坚固设防、重点守备的大城市——山东省省会济南市,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胜利序幕。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展开战略进攻已经一年,胜利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部队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又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企图争取时间,恢复与加强军事力量,挽救失败的局面。  处在解放区四面包围中的孤城济南,是国民党部队支撑华北残局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位于津浦、胶济两条铁路交会点,南可向徐州呼应,北能与平津声援。  蒋介石以他的嫡系军队的所谓“名将”王耀武为司令官,在这里设置“第二绥靖区”,以11万重兵防守,并在日伪原有的城防工事基础上,修筑了以内城为核心,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以距城二、三十公里的城镇为外围的永备性防御体系,总面积达600多平方公里。1947年2月23日莱芜战役,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蒋介石亲自飞往济南向王耀武面授机宜,指挥王耀武布置防务,固守济南。1948年8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裁并绥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将每个兵团配备五、六个旅甚至十二、三个旅之多,并命令山东全境的国民党军队与地方保安旅统归王耀武指挥。王耀武则亲自督率所部到处征工征料,大量砍伐树木,加强防御工事,妄图长期坚守。蒋介石为了支援济南作战,夹击解放军,同时为了巩固陇海路东端,以作南京的屏障,在济南战役之前,将其在华东地区的主力编成三个兵团:第二兵团邱清泉部集结于商邱一带,第七兵团黄伯韬部集结于新安镇一带,第十三兵团李弥部集结于宿县、固镇地区,从事整理补充,准备作战。  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里,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争取歼敌正规军100个旅以上,以取得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要求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旅左右,并于八、九月间解放济南。  对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目的和部署等问题,毛泽东、中央军委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了攻济打援的方针,指出:这次战役以既攻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为目的;在兵力部署上,应以一部分兵力攻济南,集中大部分兵力打援阻援。为了策应华东野战军攻济作战,同时对中原野战军作了相应的部署。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和部署是济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8年8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前委召开了有纵队以上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研究了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根据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山东兵团全部,加外线兵团一部共7个纵队,组成攻城兵团,统由山东兵团领导人谭震林、许世友、王建安等指挥;另以8个纵队组成打援兵团,主力部署在运河两岸的巨野、嘉祥、济宁、兖州地区,准备阻击和歼灭来援的敌人。攻城兵团又依据济南地形和敌情,划分东、西两个集团,分别由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和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统一指挥。主攻方向置于西面,先夺取飞机场,断敌空援,然后东、西两个集团协同攻城。其他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工配合济南作战和保障解放区后方安全。  战前,华东野战军前委颁发了《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响亮地提出了“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大量歼灭来援之敌,争取战役全胜”的口号。参战部队指战员纷纷表决心,请任务,要求到济南城头、打援前线杀敌立功。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正式打响了。午夜12时,解放军攻城部队东、西两个集团,在南、北、东、西各百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守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  战事以东郊最为激烈。17日上午,解放军以榴弹炮及重迫击炮,集中火力掩护步兵直向济南城东郊的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猛扑,与固守该地的敌十五旅展开激战。解放军以人力封锁敌人堡垒的射击口,战士们奋不顾身英勇向前冲锋,并向堡垒里投掷爆破筒。敌多处堡垒被炮火及爆破筒炸坏。守敌妄图负隅顽抗,他们也集中炮火向解放军还击,掩护防守茂岭山、砚池山的部队反攻。经过一夜血战,王耀武视为济南屏障的茂岭山、砚池山便被解放军占领。  东面战斗最为激烈,王耀武便认为解放军的主力可能在东,便将调往城西的十九旅和五十六旅由西面调回,并令六十三师预备队及十九旅向解放军反扑,企图夺回茂岭山、砚池山阵地,他们曾向解放军数次冲击,激战甚烈,均被解放军击退。  到20日拂晓前,王辉武吹嘘至少能守半个月的外围阵地全部被解放军占领。  攻城西集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济南市的商埠,并占领了飞机场,完全断绝了敌人的空运补给。敌人西守备区的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率领所属3个旅约两万人起义,撤离战常解放军的快速进攻和吴化文的起义,迫使王耀武考虑弃城突围,但蒋介石严令其坚守待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战况及时电示:“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  并指出除由正规部队负责外,应布置通往各路之地方部队及民兵“节节堵击,是为至要”。华野前委遵照电示即令攻城兵团迅速向商埠及城垣攻击,并部署兵力防敌突围。同时详细研究了徐州之敌北援情况,进一步调整作战方案,随时准备歼击北援之敌。  解放军的高速度的进攻和吴化文的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敌人坚守济南的信心。  王耀武慌忙调整部署,把主力撤入城内,同时留下较强的兵力防守商埠,商埠是济南城西工商业集中的地区,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就设在这里,9月20日晚6时,解放军攻城西集团各纵队同时对商埠实施突击。经过40多分钟猛烈炮火轰击和连续爆破,解放军多路突破守敌阵地,并肩向纵深挺进。第十纵队由商埠北面攻克敌人装甲车防守的济南火车站,直插外城角下,堵死了商埠守敌后退进城的道路,第十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由商埠南面向东北猛攻,切断了城内外守敌的联系,第三纵队从横贯商埠东西的经二路和经三路迅速前进。经过激烈战斗,直追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当时王耀武早已撤入内城,这里仍然有他的精锐部队防守着。防区由几座钢筋水泥的高大建筑组成。四面马路上有明碉暗堡控制,院内院外工事密布,共有100多个机枪火力巢和1000多个步枪射击孔。?1日晚,解放军突击队在炮声轰鸣、硝烟弥漫中突破了严密设防的高大围墙,冲进院内。  敌人从楼上地下四面八方疯狂反扑,依靠着一切障碍物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火箭炮手和爆破手大显神威,一处处地迅速摧毁敌人的楼房和工事,为突击队勇士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战士于22日下午冲上了这群高大建筑的最高层,胜利结束了肃清商埠守敌的最后一战。  王耀武以为解放军攻占商埠后需要准备三、四天才能攻城,不料我军当晚6时30分就发起向外城猛烈攻击。我军各纵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连续爆破,勇猛突击,迅速多处突破城垣,先后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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