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高兴地告诉叶群：“那个山头（指杨成武）快被我拿下来了。” 叶群那边也策划了具体的方案，制造了很多罪名，目标就是把杨成武从总参位上弄下来。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向毛泽东灌输“杨成武政治面目值得怀疑”的材料。 经不住各方面一起努力，毛终于起了疑心。 毛泽东对林彪说：“杨成武的问题，是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问题。” 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数百人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内准备讨论中央文件。时间到了，可是没有人上台主持会议。一会儿，上来一些服务人员，将台上的桌子搬走了。出来一个人，说将有重要会议进行，请大家安静等待。又上来一些人，重新将台上的桌子排列，忙乱了好一阵子。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突然一片掌声。林彪出现在主席台上。 主持会议的一位军官说：“现在由林副主席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瘦小的林彪走上前去，向在场的所有人传达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杨成武的问题，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杨成武名义上要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林彪讲话以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什么也没说。他就象个跑龙套的演员似的，亮了相，表示这事他知道。然后，他们就在掌声中消逝了。整个事件极其短暂，如走马灯，如戏剧的过场一样。 就在这个看起来极不严肃的走马灯仪式前，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杨成武身陷囹圄。 不久，江青又借口北京卫戍区冲击中央文革，抓了余立金和傅崇碧。 杨成武先是被囚禁在北京，后来被关押在河南开封，而且是刘少奇死前住的屋子。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总是睡不着觉。晚上作很多恶梦，梦里经常得到刘少奇的提醒。杨成武不相信刘少奇说的那些话，不相信毛泽东是那样的人。他谴责刘少奇，说难怪毛泽东主席要整你，你刘少奇确实对毛有二心。杨成武想到毛泽东那里说说，可刘少奇的严肃和诚恳叫他无法怀疑。他经常在那种非常痛苦的恶梦中吓得一身虚汗。 杨成武后来又被押送到山西临汾。那个看守所在著名的盐池附近。那是关公的老家解州。他想到风陵渡和永乐宫看看壁画，被视为不轨。康生曾经要送杨成武到军事法庭，被周恩来压下去了。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垮台以后，杨成武才得到解放。 毛见到杨成武，说：“那些都是林彪搞的。我被林彪欺骗了。” 中央文革和林彪联合，打倒了杨、余、傅，双方的地位都巩固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九大”上分配权力。林彪这边，人事上比较稳定。中央文革那边，王力、关锋、戚本禹下去了，剩下的人大都红得发紫。只有陈伯达情况不好。 他在中央文革内的地位正逐渐降低，好象那些人都不喜欢他了。 冬天，雪花飘飘。陈伯达一个人在钓鱼台伤心地哭起来。钓鱼台里的少壮派已经不拿着他当回事了。他看见自己的地位在降低，但没有办法。一个江青，把他的计划打乱了。他想找人倾诉肺腑，可是满朝文武，居然没有朋友。他打电话给叶群，说：“毛主席对我不错，林副主席也很好，可是有人想整我。我很想到毛家湾拜访，可是又怕环境。” 叶群问：“你怕什么？” 陈伯达说：“我觉得政治环境越来越险恶。” 叶群没有完全明白陈伯达的意思，陈伯达也没再说。 叶群认为这是陈伯达想靠拢他们，心里暗自高兴。 其实不然。陈伯达那时已经知道毛对林彪已经产生了疑惑。 毛家湾没有慢待老夫子。 叶群大冬天派人去南方弄了些螃蟹。因为路远，等运到北京，螃蟹已经死了很多。叶群拣好的给陈伯达送去一些。陈伯达非常感激叶群，专门写了信表示谢意。 这是陈、林靠近，也是后来庐山合作的开始。 “九大”就要到了，这对林彪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此时林彪已经意识到，毛对他的信任在变化。他焦急万分，但无法说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感觉不断向他袭来。 叶群此时最关心的却是政治局名单。 一天，林彪正在吃饭，叶群突然进来了。 林彪恼火地说：“他们没告诉你我在吃饭吗？你一冲，我这顿饭就吃不下去了。” 叶群说：“都火烧眉毛了。马上就要选举政治局委员了！” 林彪没好气地说：“胡说八道！什么九大、政治局委员，一概不谈。” 叶群吃了一鼻子灰，自嘲地说“强巴头。” 林彪把碗一推，命令：“七天之内，不准见我。” 叶群出去了，继续担心她能不能进入政治局的问题。这时黄永胜打电话来，说政治局委员名单由三个人组成的小组审定。成员是总理、康生和他。叶群指示黄永胜一定要保护江青进入政治局，毛不让进，是伟大的谦虚。黄永胜当然明白，只有江青先上去，叶群才有地位。第二夫人要让第一夫人。 “我怎么也不能在她前边啊。”叶群对吴法宪这样说。吴法宪说：“我已经和黄永胜咬了耳朵。”叶群说，我最怕的是周恩来预先来毛家湾征求林彪对政治局名单的意见。林彪那个人，他会把我的名字无情地划掉。”吴说：“你放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叶群好几天都为此坐立不安，最后，她想起了一个只有她能想到的方法。 当总理要来这边征求名单意见时，叶群告诉他：“哎呀，林彪出汗了。不能见人。” 因此，政治局名单没有预先经过林彪就到了“九大”。 政治局名单定好后，秘书念给林彪听。 叶群在旁边胆战心惊地等待林彪说什么。 林彪问：“是否按姓氏笔划排列的？” 秘书说：“主席和首长的名字是大字排的，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小字。” 林彪在天空划了个大圆圈－－通过了。 “九大”确定的班子，林彪势力大增。除了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军委办公室主任叶群和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以外，还有总后勤部副部长张天际、张天云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张敬一、吴瑞林海军副政委张秀川、林绍宾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曾国华、罗元发、谭家述、何振亚空军副政委江腾蛟、刘锦平炮兵政委陈仁麒炮兵副司令员赵章成、宋承志第二炮兵司令员吴烈、政委吴法洪等。 各个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是原四野的力量。他们不仅是军区的负责人，而且兼任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头目：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邓岳、邹衍、张峰、汪洋、刘永源和政委李伯秋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文久、刘海清、副政委吴岱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周赤萍、副司令员段苏权、吴瑞山、吴保山、副政委程世清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副司令员毕占云、徐国夫、李化民、潘振武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员胡继承、胡炳云、王车保、谢正荣、政委张国华、谢家祥西藏军区司令员任荣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张文、副政委刘西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副司令员吴纯仁、江写元、叶健民、黄荣海、张景耀、欧致富政委刘兴元、孔石泉、任思忠、郭成柱、陈德、苏克之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龙书金、副司令员罗荣北京卫戍区素司令员杨俊生、李钟奇、吴忠、副政委刘绍文、周树青。 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的第一和第二书记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其中十个省委第一书记是：江西的程世清，福建的韩先楚，西藏的任荣，广东的刘兴元，山东的杨得志，四川的张国华，青海的刘贤权，新疆的龙书金，湖北的曾思玉，贵州的蓝亦农。 “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的心情都有一段轻松的时期。毛泽东主要兴趣是研究党内权力的平衡和中国的外交处境。林彪的则对儿女关心得多些了。 林彪的家庭关系并不复杂。他非常喜欢孩子，特别羡慕平民家庭中那种自由而和谐的伦理关系。孩子倒是明白父亲的心情，对林彪感情很深。但是，他们家唯一的问题是叶群。儿女都不喜欢叶群。林立衡甚至派人调查叶群是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叶群知道孩子都不喜欢她。作为母亲，这使她非常伤心。她无法改变自己，但又渴望改变这种家庭格局。什么样的父母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改善关系。一个无权无势的母亲可能会用苦口婆心的诉说召唤孩子，一个态度粗暴的父亲可能对孩子打骂，叶群使用的却是权力。 孩子越是要离开她，她就越想控制他们。 她越是想控制，孩子就越反感。 林彪多次对叶群说：“孩子的事情你少管，让他们自由发展。孩子有个性是好事严格要求，但不要控制。” 叶群听不进去。她要保持母亲的威严，要替孩子作主。 叶群苦于找不到能够切入的点，苦于没有办法表示自己的那种由权力和母爱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当林彪表示出对儿女婚姻大事的关心时，叶群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叶群要为儿子选一个美丽的贤惠的妻子，为女儿选择一个英俊厚道有本事的丈夫。未来的女婿和媳妇可能会听她的控制。通过他们，可以实现对儿子和女儿的控制。那样，这个家庭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在决策的力量对比上，不会是现在的三比一，而可能是三比三或者更好些。 “首长你说，什么地方的女子最好看？” 林彪说：“锦州的女人好看。” 他记起锦州，记起了那个叫做秀水河子的村庄。在那里，林彪曾经和一个漂亮文雅的女子谈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知道那女子是谁。跟随林彪多年的将领们都知道，林彪一生中很少和一个女子谈那么长时间，而且是和战争无关的话。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使林彪对锦州的女人印象如此深刻。人的印象是很难琢磨的，比如，在布满弹坑的山坡上，在尸横遍野的荒地上，战火的硝烟仍在弥漫，冰雪上是烧毁的武器，突然有一个戴红头巾的女子从远方走来，那就可能是美景。或者，在行军途中，到处都是一色的大兵，突然看见一个少女在湿漉漉的井台上打水，都可能构成当时动人的图画。即使她不十分美丽，都可能成为眼中艳丽的美女。 根据林彪的指点，秘书们到了锦州。 被挑选的女孩都以为是到北京工作，很高兴地随着秘书们来到北京。她们在养蜂夹道游泳，接受了叶群的评价。即使这时，她们也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和任务。直到来到大会堂，参见了那个光秃秃的头，她们才知道这是林彪的家。 这些人都没有被选上。姑娘们蒙在鼓里，又回原单位好好工作了。 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合适的，但选美并没有停止。林彪觉得自己政治上已功成名就，不仅帮助毛泽东从蒋介石那里夺取了大陆，而且帮助“明君”与政敌斗争并巩固了权力，这就够了。当他意识到自己政治生命的秋天就要到来，第一缕寒风吹到那瘦削而敏感的面颊时，他的反映是叹息而不是抗争。世道沧桑，如此而已，寒冷的政治空气无端地就吹来了。除了尽力而为，还能做点什么呢？ 林彪想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这种想法使他走向儿女亲情。他只希望儿子有个美丽的能干的媳妇，并不知道叶群在到处选美。大人物的悲哀就是老被人家欺骗。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事，自己反正不能做，就让他们弄去吧。林彪既不想干涉，也不想操心。他希望只是接受儿女的选择。事实就是胜利。 一位从南京选来的姑娘，名字叫张宁。张宁一米六九，亭亭玉立，如花朵似玉，是一个有教养的城市淑女。可谓才貌双全。叶群偏说看不中。她嫉妒张宁，不希望儿媳妇个子比她高。叶群带着明显的倾向问林立果：“老虎，你看呢？” 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他对张宁是满意的，但嘴上却说：“马马虎虎。” 叶群巴不得老虎这样回答，于是立即打发人送张宁回了南京。事情好象就这样断了。 可是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林家的要人，空军作战部的周宇驰告诉林立果：叶群曾经派他们监视林立果，并且要找一个和叶群贴心的女孩子作老虎的妻子，选美是叶群要控制林立果的方法之一。林立果听后勃然大怒。他找到父亲，直接把叶群的阴谋捅给林彪。 林立果是个倔强的青年。他和妈妈顶上了。越是你叶群说不行，我越是说行你想给我一个你满意的礼物，我偏不！林立果故意和叶群对抗，把张宁从南京偷偷接到北京。 叶群知道了，对儿子大发雷霆：“老虎你无组织无纪律！我还没政审呢！” 林立果说：“我爸爸同意的，你有本事去找他呀！” 叶群找到林彪，大声谴责道：“我辛辛苦苦为老虎找对象，你倒是成了摘桃派了。” 林彪没听懂，问：“你说什么？” 叶群拉大嗓子喊叫：“你－－是－－摘－－桃－－派！” 林彪也大声反问：“为什么说我是摘桃派？” 叶群说：“你摘的是女人，漂亮女人！“ “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 “你就是摘桃派，摘－－桃－－派！” 说时迟，那时快。林彪上去就给叶群一个耳光。 叶群挣扎着。 一不作二不休。林彪对叶群又是一阵子拳打脚踢，嘴里还不住地骂：“你这个坏婆娘，你这个坏婆娘！你给我滚！我要和你离婚……” 叶群看见林彪真的翻脸了，趴在地上求饶。 就在他们夫妻吵架的时候，秘书何一伟进来了。 林彪说：“你来得正好。叶群说我是摘桃派。我要她滚开。我要跟她离婚。你给我作证。” 何一伟出来，心里懊丧得不得了。他以为出人命了，原来是夫妻打架。 叶群对秘书们说：“何一伟何必插手我家的事呢？在他面前，我这个主任怎么当？” 何一伟懊丧透了，后悔不该进去。他向林立果抱怨叶群的不善。 林立果说：“主任这次挨批，就是我故意挑的。我没怎么着她，她倒是打起我的主意来了，找人监视我。哼，老子也不是好惹的。”第十三章 一号通令下午六点钟，两架“子爵”号和一架“伊尔－十八”降落在江西樟树坪机场。 时值盛夏，北京炎热干燥。林彪离开首都，重上井岗山，凭吊一个将军的真正故乡。 除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其他都是林彪的家里的人：叶群、林立衡、林立果。他们的队伍看上去更象一次贵族的家庭旅游。 这是林彪的顶峰时期。林彪反复思考，希望得到人生的觉悟。在信任与怀疑，朋友与对手，成功与失败，前进和退却之间，他老是弄不清楚。也许是华北平原过于平坦，也许是京城过于嘈杂，他在北京得不到结论。他想到井岗山看看。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高高的峰峦上，也许可以看见前方的答案。如果要进，井岗山可以点燃新的火焰。如果要退，那里的小路是消声匿迹的好地方。他要问一问井岗山：一个成功的战将，会不会同样是一个政治上的好手。 林彪按照原定的旅行计划，向深山走去。这个本来应当在家里完成的思考，现在搬到山中进行。在林彪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比这次行动更不伦不类的了。 进入井岗山境内，林彪的话多起来。 他似乎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他指着那些一闪而过的悬崖峭壁说：“创立井岗山，几十年了，得之不易呀。红军在这些天险要隘上，修筑了哨口工事。当年战事频繁，若不是天时地利，很难保住这弹丸之地。井岗山方圆四、五百里。当地人叫大小五井。周围山上的这些井，不知还有没有…” 林彪不住井岗山高级别墅，拒绝在已安排好的地方歇息。他非要住附近的井岗山宾馆不可，吴法宪只好临时为他改换住宿地。林彪一改，上上下下都很被动，忙乱自不待说。 林彪的行动看起来神出鬼没，手下的人都摸不着头脑。 孙志民问何一伟：“首长这次来井岗山，为什么改变计划，不住别墅？” 何一伟说：“主席来井岗山时，就没有住别墅。首长也不住，有什么奇怪的？” 林彪登高看黄洋界，指着一棵大树说：“主席、朱德都曾在这里打仗，朱德挑粮就在这里歇息。在这里，一九二八年，二百多名红军战士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 次日，登七溪岭。在层峦迭嶂的山岭上远眺，四下里云雾蒸腾，白瀑如练。 林彪气喘吁吁。他的单薄的身体已经抵抗不了这样的旅游。如果说毛泽东是一条矫健的龙，林彪更象一头生病的猎狗。身体条件限制了林彪的兴趣。那根生命的蜡烛，剩下的部分已经不多了。他不得不中止旅游，带着满心的不足，提早回到宾馆里。 虽然宾馆的设备不如别墅，但自然风景却同样丰富多采。巍峨的群山连绵而来，迤逦而去。在层山叠峦之间，荡漾着白色的云霓。时候已经是黄昏，在幽暗的屋子里，看外边被阳光刺激着的景色，一切都显得格外灿烂。巨大的瀑布发出鼓舞人心的响声，晚霞在溅起的水雾上绣上一道彩虹。光秃秃的山顶，在阳光下也显得铮光耀眼。被林木该覆盖的山坡，象黛色法兰绒似的，将大小五井装点得深沉博大，奥妙无穷。山间的那些大路看起来就象一条条断断续续的线。就是从那些陡峭的山崖上，红军走出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简直是无限的。那样的小路终于变成的北京的长安街，黛色的山坡变成了铺满法兰绒地毯的大会堂，原来穿草鞋的脚后来走上天安门城楼…… 林彪无法马上将未尽的余兴安静下来。不安静的时候又绝对不找叶群和工作人员说话。他被自己少有的激情煎熬着。傍晚时分，他决定出去走一走。这里应该没什么危险。 大家都休息了，林彪从屋子里溜出去的时候居然没被人发现。他没有走远，而是顺着条小路走下山坡。先是看见一个锅炉房，那里堆着一些破烂东西和煤炭，煤堆的最上层被雨水淋得发白。饶过锅炉房，有一条山涧，悬崖峭壁，好不奇险。林彪站在那悬崖的边上，扶着一棵松树，仰首看对面高耸的山峦。 有歌声从背后轻轻飘来。 林彪回头一看，是一位老人。 老人笑着问他：“抽烟吗？”林彪摇头说：“多谢，我不会抽。”老人以舒缓的语气说：“你站的那个地方很危险，朝这边站点。我怕突然有人喊一声，把你吓一跳，所以才随便地唱歌。其实我哪会唱歌。我就会抽烟。” 林彪对老人颇有好感，离开那地方，向老人走过去。 原来这个人是烧锅炉的。这个锅炉担负着整个宾馆的热水供应。老人在昏暗的暮霭中没有认出林彪，也许因为林彪戴了帽子。他们两个谈得很投机。那个老人其实并不老，只有五十来岁，生活把他磨炼得过于苍老。他喜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人独处的日子，很安静，可以作他喜欢做的事情。他的爱好是书法。他们来到老人的屋子里。那是一间非常狭窄的房间，其实就是锅炉房的一部分。那里有一张小床，铺盖很破旧。和床对着的，是一张很旧的桌子。桌上放着很多纸，有的写了字，有的卷成一轴，好象还没写。一个巨大的砚台旁边是一个用井岗毛竹截的笔筒。从墙壁上贴着的一些中堂和条幅可以看出，这个人会写字，书法造诣颇高。 “你这字，写得真不错。”林彪说。 老人说：“过奖了。不过是个爱好。” “有个爱好，人老了就不寂寞。”林彪说。 老人说：“倒也是。井岗山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向我要字。” 林彪问：“你能不能为我写两张条幅？冒昧相求，不好意思了。” 老人问道：“那有什么难的？你要写点什么？” 林彪说：“我就是看你的字不错，但不知道要写什么。你随便挑点什么写吧。” 林彪默默地祝愿，请这个素昧平生的老人为我指导。他写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如果他暗示我激流勇退，我就不干了。如果他叫我继续前进，我就…… 老人很痛快，说写就写。 林彪怕老人写得太随便，提醒他好好想想。 老人看看林彪，好象有点面熟，但也没再多虑。他是那种不很在乎的人。 老人说：“不管认得不认得，如今一面就是朋友。我给你写张关于朋友的条幅。” 老人铺纸泼墨，运了精神，站在桌子前，悬笔写下十六个字。林彪不由自主地吟诵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老人说：“这是鲁迅先生的话。鲁迅那个人，可以说是个英雄人物，看人看到骨头里去了。不服不行。” 林彪很高兴。他想到自己的心事，想到了那个他奉为知己的人。 接着，老人去锅炉里鼓捣了几下子，挑出来一些炼在一起的炉渣。他也没洗手，马上提笔写了第二张。他举着刚写的条幅对林彪说：“我说老表，这个也不错吧？古人说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也是好话啊，不服不行。人要是有这么点精神，干什么都行。” 林彪觉得心里加注了一股劲，便对老人说：“谢谢您啦。我得怎么答谢你呢？” 老人神秘地笑着说：“你要是手头宽裕，给我点，我好买烟。你要是穷，就算了。这些笔墨纸张，你以为是我的？不，不是我的，是那些当官的送的。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都是用公家的钱买的。我就是出点工夫，不能算钱。再说，你将来有了大出息，我说不定也能得点济呢。” 林彪说：“我老了，不会有更大出息了。” 老人说：“不能这样说啊。甘罗十二为丞相，梁灏八十三岁中状元，要的是才气和机会，年龄是其次。当年林彪二十一岁当红军第一军团长，那得多大的能力！ 当然，我不知道你干哪一行，我不喜欢问人家私事。但我直言，你身体不很强壮，适可而止啊！ 我有体会。一样的事，年轻人和老年人就会作出很不同的决定。你说这是为什么？一句话，精的问题。人一老，精干了，神也就少了，精神呢精神，连在一起的。没有精，就没有神。我当年嘿，和老婆一夜折腾五六盘啊！后来呢，熊了，一盘就累得要死。拿出那时我写的字和现在的比，显然不同。那时的丰润华美，现在瘦多了。杜甫说，书到瘦硬方通神。那是他老了说的。年轻人不会说这样的话。信不信？” 林彪点头，起身告辞。 他听见外边有慌乱的声音。可能大家在找他。 林彪没有回头，冥冥中的神没有给他明确的指导。 自从下了井岗山，林彪就一天天走向倒霉。 林彪在倾覆之路上遇到的第一个陷阱，就是一号战备号令。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专案组发布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材料之三》中，罗列了林彪二十一条罪状，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擅自发布的第一号一级战备通令”。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为了缓和局势，两国总理曾经在北京机场会晤，协议恢复两国边境谈判。第一轮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会谈定于十月二十日在中国举行。苏方代表将于十月十九日到达北京。谁都知道，那是没有结果的争吵。十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决定加强战备，以便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会后问过康生：“中苏谈判会有什么结果？” 康生说：“沙皇的历史就是不断扩张的历史。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 毛问：“谈不好，我们怎么办？“ 康生想探索毛对林彪的看法，故意将话题朝军队上引。 康生说：“谈不成就得打。” 毛追问：“打起仗来，你看谁胜？” 康生说：“开始我们输，但我们必将胜利。” 毛摇摇头说：“不，我们很快就会失败。中国历史上，外族迫使中原人当亡国奴的事情不少了。元，是一例；清，是一例；日本来去之间是八年，也算一次。日本侵华，蒋介石还有个陪都重庆，我们怕连那样的地方都没有。” 康生说：“从长远的观点看，苏联吃不下去这个大国。” 毛说：“什么叫长远观点？十天？五年？一百年？他们统治上十年，我们就都死了。怎么叫蛇吞象？苏联是我们的两倍半啊！再说，你没看见蛇能把比它重好几倍的动物吃掉吗？我看我们一定输，再翻过身来，也要十年八年。” 康生说：“我们人多，军队多，文化根基牢，敌人无法改变我们。” 毛说：“这也是书生之见！当了亡国奴，还说同化，丢人！你说我们人多，大概是说汉人多吧。元、清两代，汉人少吗？也是亡国了。光人多没有用。军队多也不行，要看战斗力。我们的军队好多年不打仗了。老是突出政治，不搞军事，军队还象军队吗？简直成了教堂！说我那本小红书能对抗人家的高级坦克，这和义和团喝了神符就以为刀枪不入一样有什么不同？自欺欺人！他们以为我信，以为我是傻子呢！” 康生明白了七八。他转换方向，说：“军队不搞军事技术，是一个倾向。我同意主席的看法。还有一点，我得提醒主席注意。现在的宣传说，我们的军队是主席缔造的，但却不提是主席指挥的。这样不妥。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口号。长时间喊下去，很不好。”毛泽东用那种极端情绪化的口气揶揄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偷梁换柱！” 康生得到了毛泽东的底牌，知道林彪已经引起毛的猜疑和嫉妒。他决定靠毛泽东，糟蹋一下林彪。康生想充分利用这个最高情报，因此而多收获一点。他于是先去找了周恩来，暗示他的行动方向。这显然是帮周恩来的忙。康上希望听到周的赞许，至少可以听到一句公开表态的话，将来说不定有些用处。他知道，周才是真正老辣的对手。 周恩来虽然对康生的情报有热情，也察觉了康生的意图。但是，周恩来没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周在谈话中拐弯抹角，一直回避与康生讨论和林副主席有关的话题。康生想：“这个老滑头，明明喜欢，却不说话。你不干算了，我自己干。不过，有了功劳也没你的份儿。”周恩来想：“只要你能杀了那头猎狗，我就谢天谢地。骨头、肉都是你的，我不眼红。” 就在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头三天，康生利用他的情报系统，向国内军事指挥系统发出警报：苏联借谈判为掩护，将在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天，即六九年十月十九日，首先向中国的新疆发动进攻，夺取油田和铁路。作为呼应，原珍宝岛战场也将发生冲突。来自苏联的一份情报说，苏联副外长库佐涅夫乘坐的飞机将在伊尔库次克登机，但是现在那架飞机上正在装配空对地导弹。美国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已经投入全面戒备。日本和南朝鲜也加强了空军防卫，地面部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身负国防重任的林彪当时在苏州。那些情报拨动着他的紧绷着的战备心弦。他认为，敌人利用谈判作烟幕搞突然袭击是完全可能的。作为国防部长，如果掉以轻心，造成敌人的胜利，那将是他的严重失职。 十七日，林彪对秘书说：“打个电话给黄永胜，一，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各部队要紧急疏散，重要设备、装置及目标要迅速伪装和隐蔽；三，抓紧武器和弹药生产，迅速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四，确保通讯系统的畅通，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加强首长值班，掌握敌情，迅速报告。五，二炮部队要做好导弹发射准备；六，一切行动听从军委办事机构指挥……” 这就是一个战备紧急动员令。 “都记下来了？”林彪问。 “都记下来了。”秘书说：“我再念一遍。” “赶快用电话通知黄永胜。”林彪命令。 何一伟迟疑了一下，问：“是不是按照惯例压一下再打？” “是的，压两三个小时，宁慢勿错。”林彪恍然想起他的规定，对秘书说：“把记录稿给叶群看看。” “叫你们打电话就打吧。”叶群看了一眼，无动于衷地说：“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替首长想得周到些。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何一伟说：“你叫我想周到些，我就提两条建议参考。” “哪两条？快说。”叶群蛮有兴趣地说。 “一是应当向主席报告，这是很重大的决定。” “这一条很好。”叶群高兴地说：“你这个人，不仅人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还蛮有脑子。真不错。我告诉你，首长过去打仗养成的习惯，遇到紧急情况，当机立断，事后再向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是信得过。要不还能算亲密战友吗？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伊尹和大甲就是一个例子，以后我再对你讲。毛主席也了不起，他对军队首长的指示从来不十分具体，让带兵的人相机行事。这和蒋介石不同。宋朝的皇帝怕军队造反，出征前连作战的地方都规定好，所以老是打败仗。” “主任您……”何一伟问。 “我扯远了。第二条呢？”叶群不好意思地说。 “第二，我想关于发射导弹的事情，其实就是按一下电钮，一不小心就会导致世界大战。是否再增加点什么限制，以免出现不必要的疏忽。”何一伟说完了他的两条建议。 “很好，慎重一些对。你随我见首长去。”叶群边朝林彪那里走边说：“首长是大手笔，大军事家，善于作大文章，不象你们那样注意个别词句。当然个别词句也很重要。” “首长的几条很好。”叶群神采飞扬地说：“不过我得提两条建议。你喜欢听吗？” “喜欢听。”林彪说。 叶群重复了何一伟的两条建议，问林彪：“你看怎样？” 林彪完全同意。他低着头在屋子里来回走着，说：“就照你说的那样办。” 叶群和秘书走出来。叶群对何一伟说：“你通知黄永胜，我给主席那边联系。” 这时林立果来了。林立果见叶群风风火火的，问何一伟发生了什么事。 何一伟将一号通令的事情说了。 林立果不屑地说：“什么紧急动员！打不起来。现在中苏美互相摸不清对方的情况，不敢胡来。这叫狗咬马，两头怕。都怕别人先动手，谁先动手谁是罪魁祸首。再说，就这样打起来，也犯不着嘛！” 何一伟问：“照你说，这个战备号令不必要吗？” 林立果说：“鬼知道那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 发布一号战备通令后，林彪依然非常紧张。二十日中午，林彪没有午睡。这种违反惯例的事情是很少的。他一直注视着苏联代表团乘坐的那架飞机，不断收听来自边境的情况。直到苏联代表从飞机上走下来，林彪才去休息。他对那次战备是认真的。 林彪这一有备无患的军事号令，叶群事后才向主席汇报。 毛气愤地说：“先斩后奏，我不同意。” 毛命令林彪：“把你的那个号令烧掉。” 林彪那天出了汗。 他知道中了别人的奸计了。 一号通令事件过后，根据康生的建议，毛将两个在边疆担任革委会主任的军人调走，他们是分管西北边疆防务的曾雍雅和内蒙古防务的滕海清。 一年后，到七□年十月，中苏关系又一次危机，林彪再也不敢发布战备通令了。林彪在苏州的别墅里指示：空军应加紧科技研究，当苏美发射带核弹头的武器时，中国应能及时发现、报告并作出准确的反映。林彪提议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到空军工作。 林立果到空军不久，就被吴法宪提拔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这期间，毛家湾发生了一起桃色事件。 支部书记耿守义突然摸进“林办”警卫队长王孝忠妻子刘颖的房间，刘颖说耿企图奸污她。在双方的挣扎搏斗中，耿的手被刘咬破了。 耿守义是毛家湾的党支部书记，平时趋炎附势，对同事刻薄，对叶群奴颜婢膝，服务人员都看不惯他。这时见他出了事，大家幸灾乐祸，不怕事情闹大。何一伟、孙志民将这件事报告了叶群。 叶群懒洋洋地说：“我当出了什么大事呢。那个小刘还敢咬老耿一口！何一伟，你是党小组长，开个会，内部解决吧。不光彩的事不要宣扬，我们是四好单位，不要给自己摸黑。”何一伟和孙志民都不同意叶群内部处理的做法。叶群借口是首长的意见，将老耿保下了。 大家仍然不服气，一次一次地找叶群反映。叶群只好找小刘谈话。小刘坚决要求处分耿。叶群觉得很奇怪，对刘颖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别扭！是不是有人背后指使你？” 在机关生活检讨会上，孙志民当众说叶群：“我看，老耿的堕落和你有关。” 叶群大惊，质问孙志民：“你为什么这样说？” 孙志民说：“他看过你的《金瓶梅》。是不是？” 叶群瞪了孙志民一眼，气哼哼地当众把她那套《金瓶梅》烧毁了。 第二天，叶群说：“首长说了，老耿这个人不能保了，调离毛家湾。” 小人物为自己的胜利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他们一起吃瓜子，喝啤酒，说说笑笑，好不开心。可是这个庆祝会，还是被叶群知道了。她把何一伟叫过去，说：“何一伟，现在老耿走了，你得当支部书记。”何一伟坚决推辞。可叶群就是不同意。叶群说：“这个职务是我对你的期望。至于成不成，要看党员的意见，后天选举。” “我服从党员的意见。”何一伟说。叶群说：“这就对了。何一伟，我们党员都得服从组织的决定。如果你选上了，就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如果选不上，也要好好工作。”这时，叶群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但那眼神如闪电般马上就熄灭了。 叶群问何一伟：“你觉得老耿犯错误是偶然的吗？” 何一伟说：“不，老耿对自己要求不严格。” 叶群说：“不完全对。人毕竟是人。也许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太寂寞了。” 何一伟觉得这里好象不是办公室，而是亲密朋友的私下谈心。他有点愕然。 叶群说：“所以，应当把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属都调动到北京来。不然还会出事。” 平时的呆板枯燥的工作和千篇一律的声音和今天叶群的情况不一样。何一伟没做声。 “你的家属怎么还不来？”叶群问：“你难道不想念他们吗？” 何一伟说：“我的先不调吧。我不是说自己不安心。我是想，将来从毛家湾出去，我还想回老家工作。就象兔子似的，我得保留那个窟呢。”叶群问：“家属不来，你不觉得生活很寂寞吗？”何一伟说：“不。工作很忙。没事我就看书。也挺好的。”叶群感慨地说：“怎么会不寂寞呢？看书是看书，并不能取消别的。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性也。那是人的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说起这句话来，我又记起一个小故事。台湾有个女作家，故意将标点符号点错地方。那句话就成为：饮食男，女人之性也。哈哈。” 刚才被战胜的那个东西又占领了叶群的身体。她的眼睛突然又明亮起来。 何一伟被叶群的眼睛照得清清楚楚，每个部位都无法隐蔽。一直显示着权力的女主任，突然展现出她的女人的一面。那是叫男性一眼就能发觉的放射性元素，那是人类最基本的沟通方式。叶群仰视着高大的秘书，嘴唇轻轻阖动。中年人所具有的那种叫女人迷醉的成熟使得叶群微醺如眠。 何一伟吓坏了。 他说：“主任还有事吗？没事，我就走了。”第十四章 联美抗苏毛泽东忘不了与赫鲁晓夫的那次谈话。 那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党政领导人要与赫鲁晓夫会谈。 赫鲁晓夫到达前，毛泽东散着步，悠闲地问警卫：“你说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卫士认真思索着，希望给毛一个满意的回答。 其实毛不需要别人揣摩，也不必要回答。毛说：“不是人民怕反动派，而是反动派怕人民。四年前，赫鲁晓夫就和阿登纳谈到一个话题：他们对中国的恐惧和担心。他们为什么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怕。俗话说：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他们不是有原子弹吗？放啊。如果苏修敢在中国放下两颗原子弹，那就好了。你看我有没有办法治它！” 颐年堂里，迎来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看起来充满热情、兴奋和高傲的尊严。毛就是受不了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当赫鲁晓夫以夸张的口气表示友好，并且说些不连贯的俏皮话时，毛好象看出这种表情中所包含的不安和深藏的担忧。毛泽东看起来则自然轻松得多。他就那样随便朝沙发上一靠，安详地等待开始。一切准备都已经在一杯杯的浓茶和一支支的香烟中完成了。他胸有成竹。 会谈开始时候还算柔和。可是不久就谈到分歧。这时的赫鲁晓夫突然就象下等演员突然找不到提词的人似的，烦躁不安，表情判若两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种粗暴蛮横、飞扬拔扈、咄咄逼人的老子口气不能忍受。尤其当他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安置无线电通讯设备以便联络他们在太平洋上的舰队时，毛看见了并且进一步确认了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野心。他瞧不起那种威胁。尽管赫鲁晓夫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贷款相要胁，甚至拒绝上天安门参加观礼，这些都没有改变谈判的结果。 谈判结束后，他对警卫说：“想压我们这个民族屈服！难道我们是那种没有骨气的国家吗？他越是趁火打劫，我们越是敢顶！” 送走赫鲁晓夫，毛就去外地视察。 在南去的列车上，他看见的是龟裂的田地、荒芜的山坡和饿殍遍地的山东、安徽，反复地感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啊！”他说的“人祸”，不是指领导人的经济政策错误，尤其是他自己的错误决策，而是指的苏联。 十年过去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说干就干，虎视眈眈。任何一方都可以说自己受到威胁而采取战争措施。这等于将两把叉子叉在一起。美苏谈判一次又一次。任何一方想得到利益，都必须牺牲点什么。欧洲、中国、东南亚、中东，总不会牺牲自己的东西。万一有一天美国和苏联谈判，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那就惨了。毛泽东在分析形势时多次表达了自己深沉的担忧。中国的核武器还非常弱小。那只不过是为了打破核垄断。你有我也有，吓唬不着我。可是论实力，中国的原子弹远远不行。 游泳池里的毛泽东，要周恩来过去谈话。 周放下所有紧急的和不紧急的事情，急忙赶到中南海游泳池。 “今天不谈小事，只谈大事。只说不愉快的，不说好听的。”毛对周恩来说。 周感到毛有非常重要的想法。他对主席说：“大事小事，面对现实，说心里话。”毛展开地图，对周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大国、强国，不少哇！”周说：“各自都有自己的绝招。”毛说：“你说说看，我们的绝招是什么？” 周说：“人民战争。谁来都得陷进去，是个泥坑。” 毛说：“人民战争嘛，倒也算个招。我们死上两亿人，他们就被拖完了。” 周说：“我们的人民懂得游击战争。毛泽东思想，学了这些年，深入人心了。” 毛说：“那个作用不大，别人说得天花乱坠，我自己心里有数。人们要是相信它，能变成暂时的热情，热情多少也能产生点实际作用。就这些。国际斗争呢，就不同了。到头来还是靠实力，靠钢铁、粮食、武器、先进技术和人的知识水平，这些又都需要钱。一分钱难死英雄好汉。我那年从北京回上海，鞋子在火车上被小偷偷去了，就只好赤脚出火车站。后来章士钊老先生借给我钱，大仁大德，救了我的急。人没钱不行，国家没有钱财也不行。没有钱，毛泽东思想救不了毛泽东自己！” 说到这里，周恩来找不到头绪，不知下边说什么好了。 毛接着谈家常，说周有个好妻子。在叙述了自己感情上的难处后，毛万分痛苦地说：“一句话：内外交困，焦头烂额。操他的娘！” 周恩来猜不透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得不虚晃一枪，大而无当地说：“因为要探索新路子，没经验参考，难免走点弯路。平庸就舒服些，创造就有痛苦，但是创造能调动热情。” 毛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将自己埋在烟雾里，看上去面目不清。 周怕坠入毛的泥潭，不敢恋战，想把话题转一下。 周恩来问道：“主席，你饿不饿？要不要加点夜餐？” 毛泽东兴奋地说：“要的。人是铁，饭是钢。没有物质基础不行。” 周要了毛爱吃的杂粮粥、辣椒和咸菜。 周漫不经心似地说：“无论怎么说，这三年忙于文革，生产受到影响。得补上。” 他看看毛，毛点头承认。 周恩来以忠诚能干的大管家口气说：“你说过，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有些家伙要打我们的主意。苏联陈兵百万，说干就干，虎视眈眈。从历史上看，苏联是扩张主义，几百年来把一个俄国变成这样大。俄国人欺负我们，是由来以久的。珍宝岛事件不分胜负，事没有完，随时还会打。这是一。二呢，美国扶持台湾，有机会就闹事，没机会就自己发展。三呢，就是日本。美国希望日本有一天能够代理美国管理东南亚。这些都好说。我们都对付得了。我们舍得的东西他们舍不得。可是我怕万一，万一美国有一天和苏联谈判，那必然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如果日本也来抢肉吃，那就不好对付。” 周看看毛，毛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周说：“是的，即使他们都来，又怎么样？斗个十年八年，我们还是要胜。 可我们的目的不是老领着老百姓打仗，而是要过好日子啊。我经常想象你所构思的五。七指示，那个图景非常美妙啊！我们的群众要求不高。这个民族不是个很看中物质享受的民族啊。” “你说对了。”毛激动地说：“我想三年结束文革，现在都快四年了，还没看见尽头。这样不行。除了国际，国内问题也越来越棘手。无论如何要解决，谁拦都不行！现在的问题是干部，很多人经过文革以后，没有胆量了，与我的愿望相反；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学会了胡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和我的愿望相反。” 周恩来附和道：“我们得创造一个时期的和平，以便进行有革命目标的经济建设。” 毛沉思着，说：“这话题使我想起来一个人，一个管理和建设的人才。你说是谁？” 周恩来对着地板机警地转动眼睛。他想了想，果断地伸出他的食指。 毛泽东笑着说：“对了，就是那个第二号走资派。你要过问一下他的安全。绵里藏针，能屈能伸。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敢想而不虚妄，能干而不结帮。人才难得啊！” 毛作了个让周恩来讲话的手势，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在这些不怎么样的邻居中，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建立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关系。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张良一曲破楚兵，都是历史故事。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局面也出现过，甚至比现在更险恶，不是都过来了、胜利了吗？我虽然着急，但不慌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一点，在战略构思和运筹上，主席是高手。” 毛泽东说：“你一下子都推给我？” 周恩来说：“你当司令，我当参谋。” 毛泽东说：“那好，你今天就给我当好参谋。今天我们来个诸葛亮和周瑜的方法。我们用一个动作，将整个计划表示清楚。我另外给你一张地图。” 周恩来说：“这是何必呢？你说就是了。” 毛摇头说：“不，我一表示，你就随上了。你这个人就这点不好。老是随声附和。” 毛泽东的话说到表象，但没说到实质。周恩来看起来是跟毛，实际上心里离毛很远，很警惕。既然跑不开，他就必须关注自己的安危。为此，他必须顺从毛的意见。在解放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中，周恩来何曾有过自己独立的理念？大跃进、反右、庐山会议、四清、文革，都一样跟毛泽东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站在毛一边，通过了十六条。文革中的一系列政策性讲话，是周发表的。夺权风暴、批判知识分子、作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清查五一六、打击造反派，都有他的股。他愿意保护的那些贵人和名人，是军队和地方的诸侯等。对于和老百姓生死攸关的政策，他或者漠不关心，或者说因恐惧而不敢关心。四九年以后，周恩来除在一九六二年钢铁生产计划的马鞍形问题上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其他都是跟毛的。 周恩来一惊，但很快就笑着说：“可我没附和高岗、彭德怀、刘少奇他们。” 毛说：“这就是你的高明之处。你知道他们不行，成不了事。实践证明你是对的。” 杂粮粥做好了。两人一边喝粥一边各自完成了思考。 两张地图放到一起，竟然是完全一样的表示：都在中、日、美之间划了一个圈。 “老鹰和北极熊，谁更可怕？”周和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杰克。安德逊在周恩来去世后写过：“美国人总是那么现实！现实得目光短浅。抗战胜利时，很多美国人都把蒋介石看作中国的希望，只要他讲话，就都蜂拥而至。那时我曾经对周恩来说过，很多人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看成铁板一块。周恩来说：不。因为地理上的接近，苏联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如果将来中国共产党掌权，将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不能容忍大国沙文主义的毛泽东，更是对苏联戒备有加。 一九六零年六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共产国际大会。会上，苏共围剿中共，周恩来奋起反抗。苏共攻击斯大林，周去斯大林墓献花圈。后来周奉命回京，毛破例地到机场迎接。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联大军入侵捷克，才真正使中共惊慌起来。次年，中苏之间发生了边境冲突，毛看见战火迫在眉睫。那时中共的外交基础理论极其简单，一切反对苏联或与苏联有矛盾的，都是朋友。 在周恩来主持政务中，一直坚持反对苏联。美国的前锋论坛报副社长Ｒｅｓｔｏｎ在访问中国以后说：“中共面临三个大问题。一是教育七亿人民，二是准备和百万苏联军队打仗，三是将政权移交给第二代。”周恩来一九七零年同斯诺谈话就明显表示了中国寝食难安的就是北方的苏联军队。周恩来有意利用毛的民族主义心理，将中国的外交引导到白宫那边（见《文革的预谋者和发言人周恩来》）。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很多，谈得很投机。 那以后，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开始了对中美恢复关系的试探。 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中朝乒乓球比赛在首都体育馆进行。斯诺夫妇被邀请观赏。可是因为事先他们已经有一个吃北京烤鸭的约会，不能去看表演了。这本来是生活中常有的事情，尤其在中国，改变作息和约会，是常见的。但是这一次不同。斯诺夫妇正吃着美味的北京特产，突然有人打电话说：“请你走一趟。” 对于普通人，这可能是司法机关送达传票的语言。但是斯诺知道，这样的话通常是说有人要接见他，而且是重要人物。 当斯诺走进那座漂亮的建筑物，看见了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副总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那风韵绰约的妻子。叫斯诺感动的是，他们夫妇的座位是安排在主人席位上，而不是客人的席位。 七十二岁的周恩来已经满头银发，但是精神依然不错。他上身穿运动衫，下身是一件灰色长裤，白袜子，动作和眼神依然机灵，而眉宇间的精神却更加坚硬，表情运用也更圆熟。 他先谈了美国的一大堆国内问题，是研究者的口吻，没有嘲笑和幸灾乐祸，好象谈一个正在困难中的邻居。斯诺不知道周为什么谈这些。斯诺毕竟是美国人，即使知道的不如周多，至少那是自己的祖国。周是作为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议论美国的。 斯诺问：“是不是你觉得美国国内问题严重，失去了在东方的主动性了呢？” 周恩来说：“这正是我要请教你的问题呢。”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是先找苏联呢，还是先找美国？” 就在这时，这个需要回答最严肃的问题时，服务员送来积分牌，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他们必须去和胜者握手了。主人和客人，喝完各自的咖啡。周对斯诺说：“最后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次谈。我可没有把你当做客人啊！”这个意思说说：虽然你是美国人，但是我们希望你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我们中国的利益考虑问题。哪怕就这一次也好。 十月一日，斯诺在庆祝会上短暂地见到了周，并告诉周，美国人提议重开谈判。 周恩来那时说：“中国对此不感兴趣。” 斯诺诚恳地说：“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一是从历史上看，谁对中国的威胁更大，更实际。二是从现实情况看，和谁交往对中国的政治地位更有利。三是从长远看，经济和技术上的交流与互补，苏联与美国，中国从哪个国家那里能得到更切实的东西。” 周说：“你觉得美国在走下坡路吗？” 斯诺说：“就美国的意志说，是开放的，进攻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贪婪的。但是五十年代是这样，六十年代就不行了，七十年代在退缩。我说的是在亚洲。他已经没有胆量招惹愤怒的八亿中国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研究成果，美国人也这样叹息自己的黄昏。” “难道苏联就敢随便招惹中国人吗？”周尖锐地问斯诺。 时间太短暂，周必须去参加另一个约见。斯诺没回答，会见就结束了。 十一月五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周恩来又一次约见斯诺，两人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 这次谈话，显然发生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之后一段时间。 “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中国现在愿意和美国进行一次秘密接触。”周恩来说：“我们做事是讲道理的。一九六九年尼克松就职演说中提到，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如果华沙不行，也可以在北京谈。中国当时表示，欢迎尼克松派一位特使来北京会谈。可尼克松没有及时回答我们的好意，倒是及时地入侵了柬埔寨。所以，中国人得到结论：美国人说话不当真。” “现在，”斯诺问：“门还开着吗？” “还开着。”周说：“但是，关键是美国是否认真对待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 “其他呢？”斯诺又问：“还有其他障碍吗？” “其他都是枝节问题。”周恩来干脆地回答，显得简洁而明快。 会谈就这些。斯诺整理笔记，并且删去那些估计不能说的话，将可以说的写成一个很长的电报，交给总理审定。然后，斯诺将这个电报发到太平洋那一边－－美国－－他的祖国。 就在那个星期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将军到达北京，递交了尼克松的信件。尼克松说：在他正式和中国打交道前，将授权一位特使先行访问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又过了几个星期，毛告诉斯诺：“尼克松的特使就要到达北京了。” 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引起震动。他传达了毛、周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新闻。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抓紧研究这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大事。处于对苏冷战时期的美国，正在努力寻求美苏之间的第三张牌。 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在外交上柳暗花明。 周在外交方面的经验、知识和风度，是中国领导人中少有的。他总是那样风度雍容，机智风趣。周恩来信心十足而又谦虚有礼地进行着与毛泽东协商好的那些步骤。他好象不是从艰苦的长征、上海地下斗争和延安出来的，这样的风度，在别的中共领导人那里几乎看不到。周在谈话中常常扮演不同的人物，这使人觉得别人都是角色，而他是作者。别人是演员，他是导演。即使在他仰视什么人时，他的内心也仍然在那人之上。他是真正的贵族，一位全天候人物。 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说：“别看周恩来风度翩翩，那是假象。他杀过了人，会若无其事地抽根烟就走开了…他是那种看起来不说假话的人，但实际上他从来也没说过真话。他总是在演戏，而且叫你跟着他哭笑…他既能对人热情周到，又能做到无情残酷。周出身于官僚书香之家，具有贵族的血统。在文化上，他抛弃了传统的表面，但保存了传统的实质。” 任何一个强硬派得到毛的认可，周都会与之合作，但绝不是合流；任何一个温和保守派得到毛的支持，周都会将之纳入自己的圈子。但如果危险来了，需要抛弃这个或那个力量，他也会不眨眼地扔掉。如果还有价值，事后他会再想法拣回来。周会顺水推舟，但不添油加醋。他知道怎么把各方面关系都弄得都很光滑。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当他难受时，能尽量保持冷静。可是当他手中有了好牌时，就会更加温文尔雅。 一个时期过去了，中国的困境得到缓解。 周给毛泽东打电话说：“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我想去看看你。” “没有大事，我不会找你。你呢？”毛说：“你现在找我干什么？” 周恩来说：“人家都有假期，就是我们没假期。要是年轻，老婆肯定得吹。” 毛泽东说：“懂哲学的人，都没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康德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性交，萨特不结婚，孔子的夫妻关系也一般。我也一样。有假期也不行。”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随后，他们在电话中还谈到了性。毛泽东说到李商隐的无题诗。他说李的很多诗歌被人看作淫诗，如雏凤胜于老凤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还说，有人将他的庐山仙人洞一诗也看成淫诗，周恩来大笑起来。他和毛泽东，出身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对待异性上也很不同。周的性情是知识分子式的，不论外表多么刚毅，温情是始终存在，而且力图找到美好的表达。毛泽东不同，他渴望美好的平等的爱情和热烈的性，但是他的无于伦比的权威威胁了女人，即使真正有个女人要和他维持平等的感情，毛也不会容许。他陷于传统政治与人类感情的矛盾中，最后只好走向性的消遣甚至性的虐待。他一定想过：“既然你们都无法达到我的要求，我就只好把你们当做玩具了。”周恩来则不然，他小心地保护自己心中一块美好的东西，身在地狱心在天堂，向往纯情的女子和远离尘世的爱情。这个不同，两个人都互相理解。周恩来从不嘲笑毛在性方面的放纵，因为他知道他的孤独；毛泽东也深知周恩来向往的小姐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即使周有什么花花事，毛泽东也不会忌妒。他们在不同的山坡上寻找不同的花朵。 他们谈得很多，很开心，彼此距离很近很近。 那是毛和周关系最融洽的时期，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 访问中国的法国人曾写道：“毛和周的关系那时非同寻常。我们和毛谈话的时候，周居然在那边随便翻阅报纸，显然没有注意谈话的经过。不能想象，有什么人可以在戴高乐面前这样做。” 在一次随便的聊天中，周恩来很动情地向毛叙述了自己的思想经历。他曾经在游击战争问题上和毛泽东有相反的意见，但后来他知道那种路线不行。周认定毛具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作领袖的独一无二的品质，因为他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具有献身精神、创造性、中国式的个性和超人的魄力。 周的这些主动的内心暴露，获得毛极大的好感。毛坦白告诉周，他认定周聪明过人、宽宏大量、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在一蹶不振的情况下挽救局面的能力。他尤其看中周的是那种忠诚和牺牲精神。毛说了一句叫周恩来胆战心惊的话：“你好象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这个判断大概不会错吧。” 周诚惶诚恐地说：“如果我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承认，这是第一条。” “你比我聪明。”毛泽东说：“谁当第一把手，谁最可怜。如果叫我再生一次，我当哲学家，当诗人，不当领袖，坚决不当。”周恩来问道：“让蒋介石当？”毛泽东说：“咳，谁想当谁当。”毛泽东以那种对政治和人类的弃绝口气说：“谁当都弄不好。这个世界，操他的娘！无论谁管，都管不好。那时我因为年轻，不服气，以为自己很行，上了主观主义的当。后悔晚了。” 两个人一齐哈哈大笑。 周恩来用那个融洽的气氛，忧虑地说到当时的四大危机：接班人问题，军队内部的宗派问题，左派右派对国际国内政策认识的倾向性问题，以及战争危机。毛、周都认为：形势发展比估计要快。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很多人跟不上。要迎接新形势，把思想的混乱降低到最低限度。 毛说：“账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不管怎样，中国不会在地球上消失。” 木已成舟，中美关系迅速发展。 三月十五日，美国取消了去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 四月六日从东京传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 四月十四日，就在周招待乒乓球队时，美国宣布结束对华贸易的禁令。 五月十三日，美国住巴基斯坦大使转来叶海亚。汗的口信，中国反映积极。高级会晤将在中国境内进行。尼克松读完这封信，马上对基辛格说：“这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们那天晚上破例喝了陈年白兰地，为庆祝一个和平现实的新秩序的到来。 在这巨大的政治运作中，周恩来得了满分。 相反地，林彪却被中美合作这个突如其来的浪潮甩到历史的浅滩上。 当中国的马车向右拐弯时，林彪仍然一直前行，自个尔冲向危险的悬崖。 失败的政客往往后悔没能激流勇退，而得意的名士往往自诩先见之明。其实，在所有行业中，政治的马车是最不容易刹住的。商人因为金钱的得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中止合同甚至不再做生意，如范蠡。文人学士可以凭一时的血气弃笔投戎或弃文经商，如班固。其他劳动行业间的互相转换也比较容易。唯独政治，没有那么简单。 别的行业象是爱好，政治却象赌博。封建或类封建社会里，权力的涵盖一切的功能对人的诱惑太大了，权力不仅是调动物质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是一切价值的参照。这个无处不在的东西成为唯一的硬通货，它换算一切，动摇一切，建设一切。它甚至能影响人的思维，影响概念和逻辑。政治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集团行为。即使你想退却，你身边的人，你所在的那个集团不容许你那样做。此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政治上没有撕杀到最后一口气而中途退场的，连敌人也不会理解。如果你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他们倒会承认你。这种社会的政治机制的无层次性，不仅是终身制的土壤，而且也是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根源。谁上了封建政治的贼船，谁就要拼杀到底，就象穿上了红舞鞋。到头来，胜利的精疲力尽，失败者血肉模糊。 尽管林彪已经意识到危险，尽管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甚至开始向往平静的平民生活与天伦之乐，但他不可能停止。一号通令被毛泽东愤然废弃，已经告诉林彪毛怀疑他的权力了。但林彪还是想：那不过是偶然的判断问题。一个国家面临敌人极有可能的突然袭击，没有战备号令，让敌人长驱直入，将构成历史上的笑话。谁指挥军队，谁都逃脱不了人民的指责。有准备总比没准备好哇。谁都没有资格嘲笑一场作了准备但最终没有发生的战争。 正确的逻辑没产生正确的结果，因为林彪使用的概念错了。这里的头人是毛泽东，他的最高权力不容分散。这里的一切首先要保证第一把手的利益，这不准分辨。这里没有任何谁都可以一样使用的词语，每个人都用不同的字典。这里的比赛规则瞬息万变，谁输谁赢不是根据能力而是根据裁判的好恶。在这里，你的敌人常常就是你的老板。凡是认真的人都会输得一败涂地，只有痞子才吃得开。 林彪恰恰不是痞子，而是一个认真的人。 林彪承认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是最直接的威胁。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将军相信两点：一，苏联毕竟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二，修正主义迟早要失败。在那片公有制的国土上，共产主义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冬眠的社会主义要比活蹦乱跳的资本主义好。虽然上上下下所表示的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痛恨达到咬牙切齿的程度，但这个帝国主义毕竟还有“社会”这两个字啊。从根本上说，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从政治的血缘上说，还是中国的兄弟－－尽管是不和睦的兄弟。而美国，却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只家兔子尽可以不和野兔子来往，但是绝不应当与老鹰做朋友。 毛泽东不是这想。 一九六五年，当苏联总理柯西金路径北京回国时，毛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苏联会不会帮助我们。柯西金只是哼了一声。毛泽东记得很深刻。他坚信苏联绝对不会是中国的患难朋友。毛泽东呢，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然我成不了你的朋友，那就让我就你的敌人的朋友吧。你以为我非靠你苏联不行？不见得！ 毛泽东当时曾向罗瑞卿等人征求意见。罗瑞卿等人认为：和苏联的携手不过是军事共和，而和美国合作则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罗瑞卿甚至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认为应当和苏联在越南联合行动。六九年九月，苏联总理来北京，周在首都机场接见了他。毛泽东说他不愿再见到苏联的任何领导人。当时很多将领劝说毛，希望毛能在有生之年将中苏关系解冻，即使不象蜜那样甜，至少可以象糖。 到年底，林彪接受军方的意见，正式对毛建议：对美国、苏联应当一视同仁。 在中国的高级将领中，大都有这种对苏联的亲善感情。他们和苏联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很多人是在苏联接受的教育（不仅军事的，而且还有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很多部队使用的都是苏联制造的武器和苏联使用的作战技术。这些被称之为留俄亲俄系的将领包括：刘伯承、林彪、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肖克、王震、王首道、韦国清、李天佑、彭德怀、黄克诚、滕代远、刘志坚、傅秋涛、李聚奎、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秦基伟、李德生、谢富治、郑维山、陈再道、周纯全、陈锡联、尤太忠、向守志、贺龙、黄新庭、顿星云、李先念、皮定均、张才千、张震、滕代远、李涛、李达、王尚荣、王秉璋、常乾坤、吴克华、解方、苏静。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核心。 中美建交与合作，将苏联作为唯一的敌人，使这些人大为惊讶。 林彪对中美合作不以为然，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美国人曾经惊讶中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上要求大书特书中美双方的不同点，其实这正是写给那些反美亲苏的人看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和美国合作了，但是没有出卖原则。对内，官方则努力使得中国人明白：那个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只能隔靴搔痒，而苏联鬼子却会闯进卧室强奸我们。他们都是大鼻子，但是性器的长度不一样。 没能积极认同毛泽东的做法，使林彪在毛泽东的天平上越来越没有分量。在毛泽东眼里，林彪成为一个不懂经济、不懂外交、贪恋军权、只会喊口号的人。一个病态的，对国内外方针大计持抵触情绪的将领。一个不可能对苏联积极作战的指挥官。毛泽东甚至怀疑：这个林彪难道就是当年那只曾经在黑土地上勇猛追扑猎物的雪地之狐吗？ 无论如何，毛泽东是不喜欢他了。有时简直是讨厌他！毛恨不得他马上走开，走得越远越好，或者被什么人杀掉，或在灾难中死去，都行。而林彪还自以为是毛的最好伙伴呢！ 仅仅这些成见，就足以使毛除掉林彪了。 不久出现的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使多疑的毛对林彪更加猜忌，从而导致毛最后决定干掉这个刚刚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助手。第十五章 天才和诱饵中美建交后，战争危机得到缓和，中共开始集中处理国内问题。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进行，青年学生基本退出政治舞台。 七零年初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将文革积极分子收拾了。造反派不吃香了。 老干部纷纷参加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瘫痪的国家机器又开始运转。生产得到恢复。 为了健全政治生活，一九七零年三月九日，开始按照毛的意思修改宪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应由人民广泛讨论。如果有一套良好的民主程序，修宪并不难进行。可惜中共上层人物，认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任何观点的争论就会成为冲突。除了党的权力，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平衡、缓解和裁判那些冲突。可那是中国，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一个走向极端化了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治。 设不设国家主席，实质在于怎样处理林彪和周恩来位置。 “九大”以后，林彪势力的膨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安。一号战备通令以后，毛泽东决心让林彪下去，他不能容忍一个靠军队成长起来的人对战争问题发号施令。毛泽东一直想找将林彪的麻烦，可是苦于找不到。说到底，林彪也有发布战备通令的权力，说他完全不对是没有说服了的。其他问题又找不到，连个借口都找不到。这一方面是因为林彪小心，更重要的是，林彪这一生确实是紧跟毛泽东的，很难找到他冒犯毛泽东或策划阴谋集团之类的反党活动。就象老虎吃乌龟似的，毛泽东下不了口，想搞搞不下去，心里很着急。 毛泽东为此费尽心机。 他想起了诱敌深入的办法。 ……只有一个诱饵可能具有迷惑性，就是设立国家主席。设了国家主席，总理在国家事务中就不再是第一。即使周恩来继任，他的上面也加了一条紧箍。如果我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林彪就以为他会顺理成章地当副主席。林彪会以为自己影响我要比影响周更容易些，至少现在是这样。如果我说当国家主席，林彪也可能会预测我管事少，国家事务就会落在他身上。如果我不当那个国家主席，只要宪法上说设立，这个职务则可能完全落到他林彪身上。无论谁当国家主席，都能削弱周的权力。 ……打这样的狼，必须使用很象样的诱饵才行。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考虑，待成熟后再抛出去。 他要求中央委员们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周是何等聪明！他知道设国家主席一说是对着他来的。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总理有可能是另外两个人。文革派得逞，张春桥可能当总理。林彪胜利，陈伯达可能会入主国务院。 内政和外交上的两个银牌（金牌当然永远是毛泽东的），已经使周恩来在毛那里站稳了脚跟。就在让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了周恩来：你这个总理，还是总理。 周恩来得到这个金口玉言后，就不再做声，努力做事，谁想闹就尽情地让他们闹吧。如果他们把毛闹烦，那才好呢。周恩来那时进退有方：静可以坐山观虎，动可以火中取栗。 周很清楚，打击林彪必须用毛的力量。有利条件是，当时毛泽东已对林彪的权力膨胀极其敏感，而林彪还不十分清楚毛对他的猜忌。毛泽东立意要扶持周的势力，以对抗林彪压制林彪。比较林彪，周没有多少军权，毛泽东不担心。 那年八月，毛泽东给林彪投放了一个诱饵。 他亲切地对林彪说：“文革收尾了。形势不错。以后我想只管管行政上的事，到世界上跑跑，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林彪当时好象颇为高兴。也许他以为这是毛泽东示意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也许他以为毛泽东要把党内职务让给他，履行关于接班人的诺言。也许林彪这样想，即使不让出党的主席，至少也能作政府副首脑。那样周的地位就相形见绌了。 林彪同意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说：“国家要有一个头，不然很多事情不好办。” 林彪想了很多。该怎样提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而不让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得逞呢？当时的老将领们大都担心江青张春桥那些人会在四届人大上夺取很多政府职位，一致呼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那些人就是直说，没有个名义。林彪叫叶群谈谈看法，叶群说可以请老夫子参谋参谋。她说的老夫子就是陈伯达。陈伯达说，可以以讨论天才切入，大家容易接受，没人能对抗。林彪沉吟不语。他觉得绕了个大弯子，还不如直接说更好。 林办后来以天才为话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建议设立国家主席。又说，只有象毛主席那样的天才领袖人物才能胜任。这个报告完全没出毛泽东所料，他们上钩了。 这时，毛泽东突然撤销了他的成命，说：我不宜任此职。此议不妥。 “主席不让再提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林彪问叶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主席可能是谦虚。”叶群想当然地分析道：“他怎么会自己说兼任国家主席呢？” “一会儿说设，一会儿说不设。叫人不好办。”林彪自忖着原因，象进了迷魂阵。 林彪特意嘱咐叶群：“既然主席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算了吧。” 林彪重新提起并力主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江青。 那天，林彪接见江青，讨论军队文革问题，因为江青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中共“九大”以后，都当上政治局委员的叶群与江青，关系开始淡漠。除了毛泽东怀疑林彪戒备接班人权力膨胀以外，江青、张春桥（即后来的四人帮）也开始得寸进尺，利用和毛泽东的关系向林彪瓜分权力。林彪面临毛泽东、四人帮、周恩来及其官僚机构和军队内部不走红的将领的四种力量的敌视，而林彪在民众中的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主变量是毛泽东。只有在毛泽东信任他时，他的地位才存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政治上没有及时地调整好，他与几个重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搞得都很糟。 叶群和江青的蜜月时期过去了。中央文革对林彪开始冷淡，而叶群除了对陈伯达保持良好关系外，对别人报之一不理不睬态度。这可以从一本《基督山伯爵》上看得出来。一九七零年春天，这本书被叶群借走，但是没有按时还书。后来姚文元要看，图书馆来电话催叶群还书。叶群知道是姚文元要看的，不仅不积极还书，还故意拖延。图书资料管理员得罪不起姚－－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就托人催叶群还书。毫无政治头脑的叶群对陈伯达说了，更加没有政治常识的陈伯达，居然要撤那个管理员的工作，还说“叶群难道没有姚文元重要”那样的话！ 中央文革内部有了矛盾，而且中央文革和林办这边也有了矛盾。 林彪骂江青，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受中央文革操纵的红卫兵组织要冲击南京军区，绑架许世友。林彪凭着天然的军队领导人的护家心理，简单地对付了那个事件。林彪对江青说：“如果让许世友下跪，就是叫我林彪下跪！” 江青很不高兴，但是不敢对毛泽东说，因为许也是毛泽东的爱将，于是就去找张春桥。张春桥恶毒地说：“当年那个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解放军快成为林家军了。这个问题比当年的北京市委要严重，弄不好，我们就得成为他的阶下囚。”当时江青浑身哆嗦了一下。 江青很清楚，林彪看不起她。一九六五年的那次合作，林彪是硬着头皮同意的。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上报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说江青“他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林彪是不愉快的。江青后来多次找林彪支持样板戏，他宁肯躲避。连林办的秘书都说：“一个副统帅，叫一个女人追得到处跑。” 江青寻找机会打击林彪。林彪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之后，江青抓住讲话的一些问题，不仅作了批示，并且交给林彪，想让林彪写上几句谦虚的话，再转毛泽东。林彪当时气坏了，骂江青是臭婊子。江青来催，就和林彪吵起来。林彪当着秘书的面说：“你给我滚！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江青和他吵，骂他是大男子主义。林彪当时要“毙了她”。 他看不起中央文革那些秀才。当毛泽东带着张春桥到苏州看他，问他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彪坦白地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张春桥当然不高兴，毛泽东也不高兴。 林彪那天和江青的谈话很不成功。整个谈话几乎是江青一个人说，林彪只是听。江青的中心议题是要林彪同意不设国家主席，总理由张春桥担任。她希望与林彪达成一个神圣同盟，在庐山会议上将张推上去，将周恩来拿下去。当时林彪根本没看穿周恩来，又忽视了四人帮的力量，就拒绝了与江青的合作。没有达到目的的江青眼看不能利用林彪先将周恩来搞掉，掉回头来与周、毛合作，打击林彪。 林彪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肯定要周当总理，打乱江青和秀才们的如意算盘。 同时，江青向毛泽东告状，说林彪想设立国家主席，自己当，让陈伯达当总理。 毛泽东气愤地说：“天狗吃月亮！” 一九七零年八月，又一次庐山会议。 林彪第一个发言，他语无伦次地说：“我这次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知道思想，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接着，林彪开始从反面影射攻击那些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人。 这个发言被到会的代表误认为是开幕词。当天晚上本来安排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议程也被吴法宪要求学习林彪讲话的发言打乱了。次日，即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听林彪的录音，下午的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以辩论天才为话题发言。陈伯达代人捉刀，在天才上做起文章，论证毛泽东的天才。 有人说，林彪之所以大谈天才，因为他想要证明发现天才的人也是天才。也有人说，陈伯达积极论证天才，是因为如果林彪当国家主席或副主席，陈伯达就有可能代替周恩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林彪那个势力只是想抵挡张春桥以及中央文革派的上升。当时的焦点是批评这样一种观点：给毛泽东加的那三个副词是对毛泽东的讽刺，宪法中应当取消那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话。而这种意见正是康生和张春桥的论调，只要承认天才，文革派的提法就成为政治上的小辫子。这个趋势，在华北组的简报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林彪胜利了，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等一些人，就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这时的周恩来，心中暗自高兴。不论谁倒霉，对他都是好事。中央文革倒霉，少了一条疯狗；林彪倒霉，少了一头恶狼。而这两种结果，都是对毛本人的沉重打击。 江青气急败坏地对毛泽东喊叫：“不得了啊，他们要抓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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