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

《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作者：陈羡内容简介：一对棋逢对手的冤家，一位争议千年的皇帝，一场难分正邪对错的大动荡，一段沧海横流、显英雄本色的大时代。从黑暗走向盛唐，整个中华民族在烈火中涅磐。“悠悠南北朝”之《三国归隋的统一路》带你走进公元六世纪的古中国，品味一部满载恩怨情仇、风急雨骤的历史悲喜剧。从公元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开始，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南征灭陈为止，前后绵延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这个大朝代上承魏晋、下接隋唐，整个中华世界几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转折的时代。其中发生的某些变化，甚至在各个方面影响到我们今人的思想。本书继承了《纵横十六国》的写作笔法，讲述了南北朝分裂与融合的历史篇章。作者及简介：陈羡，网名“残雪”、“石门居士”，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大学，获硕士学位，现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开始在浙大BBS上连载历史叙事系列作品《纵横十六国，煮酒话英雄》，受到众多历史、军事网迷们的热烈追捧与好评。此外，还发表有史评、书评及诗文，如《“胡思乱想”史评》、《闲谈大理》、《字母小史》、《汉音随笔》等。其出版作品《纵横十六国》《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引发读者热烈反响。　　序章 从大乱到大治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　　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　　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　　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　　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　　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开篇这首诗，是羁旅北周的南朝文人庾信的《拟咏怀》。　　庾信出生在南梁，文采一流，声名显赫，先后担任过东宫学士和建康令，却因为侯景之乱，从建康颠沛流离，逃到江陵，又因为西魏攻陷江陵，成为亡国奴被带到长安。南梁灭亡后，庾信留在北周，终老一生没能回到南方，他感世伤怀，思念故国，写下了二十七首题为《拟咏怀》的诗篇，此为其中的第十一首。　　庾信生活的时代，便是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代——公元六世纪。　　公元六世纪，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人与庾信有着相似的经历；而公元六世纪的中国，也和庾信一生的遭遇一样，有悲、有欢，有起、有落，有咏不完的激昂，有叹不尽的情怀。　　这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世纪。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大分裂时代，从东汉末年算起，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南北对峙的局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南方的梁国刚刚取代混乱腐败的南齐，而北方的魏国，则渐渐显露出暮气。在这个世纪中，有三件大事影响深远，头一件，是北方的六镇之乱，第二件，就是南方的侯景之乱，而在南北两大乱之后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却是隋文帝统一中国。在大乱之后，中国居然没有像中世纪的罗马四分五裂，反而迎来了大治，以空前强大的大一统形式为这个世纪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我们在今天翻开历史书卷，回望神奇的公元六世纪，看到的是一场难分正邪对错的大动荡，一段沧海横流、显英雄本色的大时代，整个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辉煌，最终在烈火中涅槃重生。　　在本书中，我们将循着三件大事的前因后果，走过大乱到大治的公元六世纪：《绝代双骄》与《侯景之乱》分别讲述六镇之乱和侯景之乱的前因后果、英雄人物，而《三分归隋》讲述的则是中国如何最终重归一统。　　好了，现在就把视线的焦点首先集中到公元六世纪中间的一个年份——公元546年。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一、传奇的开端　　公元546年的冬天异常漫长。这年的年底，在亚平宁半岛上与东罗马人交战了数年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在国王多迪拉（Totila）的指挥下重新占领了罗马城。然而，他们却无力守卫这座惨遭战火蹂躏的城市，被迫宣布退兵。与此同时的东方，同样争斗多年的两个政权也在一场攻城战后暂时停息了战火。与西方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损兵折将的东魏并没有攻下这座守备坚实的城池，却只因为一个人的倒下而全军撤退。　　十二月，东魏军退往晋阳，上上下下惶遽不安，人心思反，士气低落。有人开始传播一个来自西魏的消息：在攻打西魏重镇玉壁的过程中，东魏的最高统帅高欢被西魏守将韦孝宽的劲弩射中，已经身亡，只不过真相被高欢的左右严密封锁了。　　西魏境内的传言则更加传神，嬉戏的孩童都把“劲弩一发，凶身自陨”的儿歌挂在了嘴边，可怕的诅咒弥漫在两魏交界的黄河边上。　　面对如此的危机，只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化解，他就是事主本人，东魏丞相、渤海王——高欢。　　高欢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杀，但年过五旬的他已经身染重疾、力不从心。他勉力撑起病体，在中军大帐召集众多大将。环视帐内，将军们依然生龙活虎。自信都起兵以来，风风雨雨十六个年头，将士们出生入死，马上马下，几度干戈，几度浮沉，今日无功而返，情何以堪？　　看透高欢心思的老将斛律金肃然起身，道：“卑将今日触景生情，愿在帐中高歌一曲，以振军中士气！”　　高欢两眼放光，欣然同意。斛律金遂用鲜卑语引吭歌道：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曲至高潮处，高欢情不自禁老泪纵横，和声共唱，于是整座大帐里都回响起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曲《敕勒歌》。　　高欢这个名字，是如此的掷地有声，他几乎是用一生改变了南北朝历史的走向。他那传奇的故事，以及与他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会像《敕勒歌》一样，不断流传下去。而这一切，都从“传奇”的开端说起。　　高欢的先祖出自渤海郡蓨县（今河北景县），高氏在当地是大族。五胡大乱，幽州是后燕的势力中心，高欢的曾祖高湖在后燕慕容垂手下任职，提出的意见未被采纳，还被免官。北魏入侵后燕，高湖就投奔了拓跋珪，官至右将军。高欢的祖父高谧做到侍御史，因为犯了事，被流放到北魏北方六镇之一的怀朔镇。高欢父亲高树那一辈一直就住在这个胡人聚居的地区，从语言到习俗逐渐与鲜卑人没有什么差别。高欢出生后，高树还给他起了一个鲜卑名字：贺六浑。　　与刘寄奴一样，贺六浑出生时也是难产，孩子下来了，老娘就去世了。幸亏他还有一位成年的姐姐，嫁给了镇上的狱队尉景，就把高欢接到家里来养着，小高欢才免却了夭折之灾。　　高欢四岁那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朝中发生了大事，孝文帝元宏在最后一次南征的归途中驾崩。太子元恪继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　　在《明主昏君》里我们提过，元宏临终之前，本打算将政事一概托付给弟弟彭城王元勰。元勰这个人是元宏兄弟之中汉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懂事理的一个，他深知官场复杂，权高盖主，将来必难全身而退，所以硬是不肯接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孝文帝无奈之下，便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加上太尉咸阳王元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六个人同为顾命大臣。　　这六个人的地位各不相同，其中王肃和接替李冲之位的宋弁都是汉人，王肃更是南朝的降将，于皇帝家事自是远了一层。遗诏下来没多久，宋弁就去世了，王肃也倍受排挤，一直被限制在南方边境不得回朝，两年后死在北魏刚刚到手的南朝重镇寿阳。去掉了这两位，剩下的四位就都是北魏的宗室了：元禧、元详是孝文帝的弟弟，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元嘉则是孝文帝的叔祖，前两位权力较大，后两位则威望颇高。　　新登基的宣武帝只有十七岁，被立为太子的年数也极浅，执政经验明显不足（北魏皇帝的成熟年龄不断延迟，不知道这是否也与汉化程度的加深有关系）。他最为信任的其实还是六叔彭城王元勰，孝文帝虽有遗诏，命他遵从元勰归隐的意志，他却不死心。宣武帝几次召见元勰，要任命他做丞相，元勰呢，则每次都搬出孝文帝的遗诏，执意表明自己不愿辅政的心迹。宣武帝不得已，只好任命他做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想用一大堆官衔压住他，迫他在政事上对自己有所帮助。元勰屡次推辞不过，勉强接受，但也只是上任走走过场，对于权谋毫无兴趣。　　（元勰打心底十分欣赏南朝文化，在感情上倾向于做一个清流。问题在于，你既然身为宗室，处在权力的高层，想要一尘不染、独善其身地做一个宗室中的隐士，又怎么可能呢？元勰是个有才识也有能力的人，年纪也轻，明智的做法，就应该是在皇帝对他信任的前提下，主动接过重任，调协各方势力，以摆脱孝文帝死后北魏朝中权力争夺的危机。在这个时候，是绝不可以念小我而废大家的，这是元勰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北魏政权的悲哀）　　既然元勰不愿辅佐，宣武帝就只能向身边的亲信们“请教”执政要领了。常侍卫左右的左中郎将于忠（当年北魏猛将于栗的曾孙）乘机对宣武帝说：“辅政诸王（指元禧、元详等人），专横放纵，其意难测，陛下应该早日将其罢免，亲揽权纲。”　　于忠向皇帝进谗言打压元禧等人，可不是出于什么国家社稷之大义，而完全是为报自己的私愤。于忠的父亲于烈是个领军，骄奢贪淫、喜好排场的元禧对于烈提出要求，请他从羽林虎贲军中退下来的老兵里头选拔一批人，给他做仪仗队，遭到严词拒绝。元禧怒火中烧，派人给于烈传话，说：“我，乃是天子的儿子（指魏献文帝之子），又是当今天子的叔父，身为元辅，向你提点小小要求，与皇帝诏书有什么区别？”　　于烈的确也够烈，回答说：“我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的显贵，但是派人来要天子的羽林军，这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于烈的头可以给你，羽林军，对不起，给不了！”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元禧遭此“大辱”，便与于烈结下了仇怨，他命于烈做恒州刺史，想把这个眼中钉贬到外地为官。于烈辞官不得，便称疾不出，私下里让于忠去皇宫里做“思想工作”。　　宣武帝也看不惯元禧飞扬跋扈的样子，于忠的建议令他深以为然，暗中表示赞许。这一赞许可开启了朝纲乱事之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于忠的那句话，就不难发现它在逻辑上的问题。元禧的确“专横放纵”，甚至于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但是因此就将打击面扩大到“辅政诸王”，不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北魏朝中暂时能镇得住局面的，也就是这几位王爷，宣武帝久居深宫，若要亲政，一时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那就相当危险了。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春天，北魏皇帝准备举行祭祀宗庙的大典。依照惯例，祭祀前夜诸位王公需在宗庙东面的侧坊内用斋。宣武帝秘密让于忠通知于烈，次日清晨入内侍卫。　　天一亮，于烈来了。宣武帝命他带上六十名卫兵，到各位王爷的寝所宣读诏书，将王爷们一个一个带到皇帝接见大臣的光极殿。　　不一会儿，元禧、元勰、元详等人齐聚殿内，这架势哪里是请人，分明就是重兵押解哪。宣武帝见几位王爷并无防备，心中有了些底。　　他开口说道：“朕愚昧不才，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也快三年，实在是多亏了诸位叔父的尽心辅弼。叔父们做得非常辛苦，朕今天便宣布亲理朝政，请暂回府上，自有职责安排。”　　元禧被轻易夺权，心有不甘，可是宣武帝准备充分，实在无法提出异议；元勰是本来就无心为官的，没有任何意见；元详是几个叔叔里年纪最轻的，但也是最狡猾的一个，他预先就与宣武帝通了气，还说了不少元禧、元勰的坏话，皇帝出这一手他早有预感，料想不会给亏待了，当然也表示支持。　　王爷们回到府第，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书：元勰免职，算是遂了他的愿（也是毁了北魏的前程）；元禧进位太保，得了个虚位，失了实权；元详则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捡了个最大的便宜。亲政一事于烈功劳最大，宣武帝恢复他领军的职位，另外还加封车骑大将军，得以参预军国之事。　　权力在手却用不好的，宣武帝大约就是个典型。他整天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除去太监宫女，那就是统领禁军的军官，以及宫中的侍卫了。他在这年内一下子提拔了一批亲信，如茹皓、王仲兴、寇猛、赵修、赵邕等人。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魏书·恩幸传》，可见得都是些什么料了。　　宣武帝还想起了他的亲舅舅高肇、高显等人，决定把他们召入宫内，封他们做公爵。高肇兄弟虽然早就是皇亲国戚，却都一直在高句丽待着（有人因此怀疑他们其实是高句丽人），没见过啥世面，在皇帝面前手忙脚乱，闹出了不少笑话。宣武帝靠这一帮子人治理朝政，北魏不出乱子那真是奇迹了。　　果不其然，才过了四个月，朝廷里就闹起动静来。丢了大权的元禧心中每每不自安，疑心皇帝要对自己进一步下手（从心理角度而言这是所谓权力失落症，有此顾忌其实也正常）。身边的护卫刘小苟还添油加醋对元禧诉说利害关系，搞得元禧心惊肉跳。他让长子元通潜入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在外接应，然后与亲信们商量对策。有人提议乘皇帝到北邙出猎的时候，占领洛阳，与之对抗，事情再不顺利，好歹也能割据河南，做个天子。　　元禧这家伙，贪心很足，魄力却不大。几个亲信有的想造反，有的想观望，相互之间没有统一意见，元禧犹豫不决，最后散会，约定商量的事情，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人心隔肚皮，这道理元禧居然忘了。会刚一结束，与会者之一杨集始便快马前往北邙，向宣武帝禀报此事。宣武帝即刻通知城中的于烈，对元禧严加防备，然后从容回城，捉拿元禧。元禧被人告了密，却还蒙在鼓里，闻听风声再想逃跑，哪还来得及。惊慌渡过洛水的他，在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落网，被押回宫中，面见宣武帝。宣武帝将他数落一番后，赐他自裁。他那个想在河内举兵起事的儿子，也被河内太守捕杀。　　据说，北魏宫中有人凭吊元禧，为他写了一首诗，并且还一直流传到了南朝：　　〖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　　人生一世贪婪，到头来两手空空、死于非命，这又岂是元禧一个人的写照？　　二、北投与南征　　公元六世纪的头十年，是高欢的童年时代，也是南北势力拉锯不下的十年。　　我们说过，南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向北魏献了寿阳。鲜卑大军不废吹灰之力，便进驻了垂涎多年的淮南地区，占领了寿阳、合肥等地。　　当时南朝内部二萧（萧衍、萧宝卷）争斗得不可开交，镇南将军元英及多名边将纷纷上表，要求乘此良机，大举伐齐，统一南北。试想此时若孝文帝元宏仍在世，他或许会誓师洛阳，陈兵江北，以观“天命”吧。可惜宣武帝才刚坐稳位子，他没有发动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只是让豫州刺史田益宗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骚扰，白白把千载难逢的战机错过。　　到了两年之后，也就是北魏的景明四年（公元503年），萧衍已经取代了南齐，建立了梁朝，坐稳了皇位；北方的宣武皇帝却又改变主意，决定大举讨伐南梁。这里头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偏偏还不是北朝的王侯将相，而是两个刚从南朝投降北魏的人：一个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弟弟萧宝夤，另一个是南梁的江州刺史陈伯之。　　萧宝夤是正宗的南齐宗室，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当年哥哥萧宝卷在位的时候，底下有人几次谋立他为帝，计划都没有成功。萧宝卷虽是个暴君，对他却格外网开一面，不予追究。萧衍大军攻占建康后，威望尚未确立，也不敢轻易动他，还封他为鄱阳王。　　萧衍受封梁王，决定对萧宝卷的几个兄弟下手，他先是安排专人对诸位王爷严加看管，然后秘密杀害了萧宝夤的几个弟弟。萧宝夤的家人预先获取情报，连夜挖开院墙而出，在江边上准备了船只，供他潜逃。当时的情景，保命要紧，也容不得你萧宝夤摆什么王爷架子了。他换了黑布衣裳，腰间系上一千多文钱，穿着草鞋，徒步赶往江边。　　一路可谓亡命之旅，天蒙蒙亮时，筋疲力尽的萧宝夤终于爬上了船头，脚底娇嫩的皮肉早已被磨得鲜血淋漓。王府的看守觉察到王爷失踪，火速赶往江边搜寻。萧宝夤急中生智，端坐船上，假装垂钓，在江心漂流。看守们距离甚远，看不真切，只当是个普通的渔夫，并不起疑。萧宝夤捱到卫兵散去，便渡过长江，投奔西岸的大户华文荣。　　华文荣见来者竟是落魄的王爷，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便私下里领了几个最为亲信的随从，弃了家室，租了几头驴，与萧宝夤一同北上，昼伏夜行，来到了北魏新占的寿阳城。　　驻守寿阳的正是北魏的资深亲王，扬州刺史元澄。他听说南齐宗室来投，心知这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不敢怠慢，以车马来迎，以礼相待。萧宝夤一路跋涉，面容憔悴，狼狈不堪，风度却依然不减，极受北魏贵族的器重。在寿阳停歇数月后，元澄便派手下护送萧宝夤北上洛阳，面见魏宣武帝。（这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初投往北魏的刘宋宗室刘昶，造化弄人，三十年又是一循环）　　陈伯之的情形则与萧宝夤截然不同，他与梁武帝并无大恨，事实上梁武帝待他不薄。在梁武帝反齐的过程中，他先是被萧宝卷任命为豫州刺史，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梁武帝派人劝他投降，他犹豫不决，最后见朝廷军形势有利，才献城投降，可是心中总怀观望之意，首鼠两端。直到建康方面大势已去，他才断了回头之念。梁朝建立，梁武帝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征南将军、江州刺史。　　陈伯之本是无赖出身，文化水平很低，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字认不得几个，更别提那些简洁晦涩的正规文书了。他在府内养了一批旧时的狐朋狗友、乡里乡亲，一一任命为别驾、参军，专门帮他处理这些繁杂公事。　　领导没文化，政治能力不强，下面的人自然就会借机做些损人利己的坏事。坏事做多了，就传到梁武帝的耳朵里。陈伯之本非自己的嫡系，梁武帝多少有些担心，正好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在建康，他便派陈虎牙去江州劝戒其父，又另外派人去取代陈伯之任命的别驾邓缮。　　朝廷方面的这一动作，陈伯之还是能读懂的，他当时就上表指出：“我手底下的人都有能力，也有业绩，朝廷方面派来的别驾，我请求让他做我的治中。”南北朝的时候，别驾和治中都是刺史手下的佐吏。别驾，顾名思义，便是当刺史出巡时，另外乘坐一辆驿车随行；治中，字面上也很明白，就是管理内部事务，换成现在的职位，就是文书档案管理员。同是部下，别驾与刺史的关系要亲近许多，在实权上也大于治中。陈伯之如此处置，是摆明了自作主张，不接受朝廷给他安排的那一套。　　邓缮深知夜长梦多，每天在陈伯之耳边吹风：“朝廷现在是国库空虚，兵粮缺失，东面又在闹饥荒，此乃取而代之的时机，不可错过！”不只是邓缮，陈伯之身边的其他心腹褚緭、戴永忠等人也对建康的新朝廷严重不满（好容易找到个糊涂上司服侍，你朝廷想来坏我的好事，怎么可以？），一致赞成邓缮的意见。　　陈伯之想了想，对邓缮说：“我再向朝廷上书一封力保你，如若皇上还不听我的，咱们就一起反了。”果不其然，梁武帝很快就发了批复，命令陈伯之在江州找一个郡，安排邓缮去任职。　　陈伯之看看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就召集府内的将领佐吏，说：“我刚刚接到建安王（即萧宝夤，他在南齐时被封为建安王）的密令，他已经率领江北十万大军进驻六合，约我以江州兵力运粮东下。我陈伯之受齐明帝厚恩，自当誓死相报！”他怕大家不信，又拿出褚緭事先伪造的萧宝夤的书信，公之于众。这一招的确奏效，大伙儿一个个热血澎湃，发誓要反梁复齐，拥戴萧宝夤。于是陈伯之在府前筑起祭坛，歃血为盟，并且号令州内各郡，宣布“起兵反对建康的恶政”。　　建康方面是早有准备的，梁武帝既然屡次三番地驳回陈伯之的要求，当然是做好了陈伯之窝里反的准备的。陈伯之这边祭坛上的血还没干，那边梁武帝已经发兵了。他命领兵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军讨伐陈伯之。　　与此同时，江州所属的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太守郑伯伦不愿跟从陈伯之造反，率本郡士兵拒守。陈伯之决定先摆平南面的豫章，以绝后顾之忧，打通粮道，然后在挥师北上。　　以为稳操胜券的陈伯之亲自率部南下，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豫章城，相持之际，后方王茂已经逼近了江州的老巢。陈伯之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只好带着儿子陈虎牙以及褚緭等亲信，抄小道渡过长江，逃奔北魏境内。　　（乱世之中，像陈伯之这样毫无政治原则可言的将领十分常见，著名的就有吕布、刘牢之等等，可以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人往往有个共同的特征，很会打仗，但却没有政治头脑，对局势的认识几乎为零，这类人若碰上和平治世，在军队里做个将军，还是足以胜任的；但若不幸撞上乱世，就很容易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到了北魏，萧宝夤和陈伯之南征的积极性无庸质疑，超过了任何一位鲜卑贵族。萧宝夤是国恨家仇、刻骨铭心，陈伯之是甫投新主、立功心切。两人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递上了请求发兵的决心书。　　宣武帝很快就答应了这一要求（所以说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景明四年的四月，他先封萧宝夤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齐王，给他一万兵马，驻扎在寿阳东城；又封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兵阳石（今安徽霍丘东南），先期驻于边境之上。　　秋季淮水水位下降，是有利于北方军队南下的季节，北魏以任城王元澄与萧宝夤、陈伯之率领大军五万（北方冀、定、瀛、相、并、济六州征募的二万加上萧宝夤、陈伯之部的约三万人），进攻钟离；又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进攻义阳。　　南朝的军队自从魏孝文帝死后，除了裴叔业主动投魏的那次，已经好几年没跟北魏打过象样的仗了，偏又碰上改朝换代，战斗力可真是提不起来。东路的钟离方向，元澄分兵外围，一路凯歌，拿下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颍川（今安徽寿县西）、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焦城（今河南中牟西南）、淮陵（今江苏盱眙西）等八座城池，接着又攻打阜陵城（今安徽全椒东）。西路的元英则攻破司州刺史蔡道恭借助地势布下的三道防线（当时南梁的司州治所即在义阳），将义阳团团围住。　　刚刚建立不久的南梁王朝，第一次在战场上陷入了困境。　　三、萧衍的难题　　南方政权自齐明帝以来的将近四十年中，除却最东面的郁洲等地外，一直与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孝文帝数次南征，争夺的也一直是淮南的重镇：钟离、寿阳、义阳，以及西头的南郑，这个我们在前头是多次强调过的。这条防线对于南朝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北朝军队轻松占领了寿阳这座防线的桥头堡后，又顺手夺取了合肥，如同一把利刃插入到南方统治的心腹地带，也打破了双方的势力均衡。何况，合肥、寿阳离南梁国都建康已然不远，不是南方重振旗鼓，夺取失地，将这把利刃顶回去，就是北方席卷江北，全面开花，直捣建康的皇帝老巢。这是一场没有选择的争斗。　　战争的第一阶段，北魏的军队显示出强大的攻击能力，几路并进，多点开花。唯一的一处挫败是当东路元澄的军队试图攻打边镇阜城时，遭到南梁轻骑兵的突袭，被切断粮道。不过问题并不大，元澄下令撤军后，便转而以主力围攻重镇钟离。　　陈伯之和萧宝夤的两支偏师也表现不俗，令南梁的军队无处突破。南梁将军姜庆真倒是想出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他乘元澄攻打钟离之际，率部偷袭其后方的寿阳，攻下寿阳外城，一部分守军投降。　　问题在于，姜庆真的破敌妙法不能得到决策层的充分支持，或者说没有其他友军及时的后续支援。外城被占领后，双方形成攻守之势，寿阳还有不少军队，主要包括裴叔业献城时的南齐将士，以及北魏接受时派出的将士。这些士兵在组织严密性上值得质疑，北魏将士对于南齐将士颇不信任，南齐将士的忠诚度也大打折扣，不愿死心塌地地为北军守城，再加上主帅元澄在外，对于后方战况尚不知情，寿阳城处在一个最为脆弱的节骨眼上。梁国军队若能大举支援姜庆真，在寿阳局部占据攻城的优势兵力，那么可能产生的两种战果无外乎：城防危在旦夕，元澄回援，钟离之围自解，并可觑机转入战略反攻；如若更加顺利的话，寿阳城一举拿下，元澄老巢被端，梁军便可形成包夹之势，吃掉元澄的军队。　　两种可能因为南梁的决策失败没有成为现实。姜庆真虽一时迫使寿阳魏军婴城自守，但却不能形成足够的压力。城中的守军缓过劲来之后，由元澄的母亲孟氏出面主持大局。这位老太妃身为女流，却有几分草原民族的英豪气。她临阵并不慌乱，一方面撤掉防守外城不利的官员，一方面指派将领严守内城，并激励全城士兵，不分新旧老幼，都一视同仁，赏罚分明。一切布置完毕，她又亲自登城检视，指挥作战，不避矢石。这些举动果然大大提升了守城官兵的士气，主帅不在城中，却多了一位更令人敬佩的“女指挥官”，众人不再有异心。（花木兰的故事出自北朝传说，绝不是偶然的）　　梁军没捞到任何好处，附近萧宝夤的军队得到了寿阳的情报，发兵来救，魏军内外夹击，激战一日，将姜庆真打得落荒而逃，彻底粉碎了南梁主动还击的力量。　　让梁武帝感到焦头烂额的还在后头。面对钟离和义阳的两路吃紧，他分别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和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出兵支援。张惠绍的任务是领兵五千押送粮草前往钟离，然而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一带遭到北魏平远将军刘思祖的拦截，一败涂地。张惠绍等十余名将领被擒，粮草也都做了见面礼（梁武帝后来用俘虏的魏兵，才换回了张惠绍等人）。　　曹景宗和王僧炳的一路主援义阳，步骑兵共计三万（可见南梁的兵力还是有不少的），对北魏的攻势应不处下风才对。王僧炳分拨两万军队前往凿岘（今河南信阳南），曹景宗以剩下的一万人为后继，企图扰乱魏军的行进计划。魏军西路统帅元英获知梁军行踪后，派遣冠军将军元逞等人在樊城（今湖北襄樊一带）阻击王僧炳的梁军，双方一交手，王僧炳大败，南梁士兵战死、被俘的就有四千多人，其余人做鸟兽散。（这个时段的南朝军队让人失望，几万的士兵，敢情是豆腐做的？）曹景宗听说前师挫败，便裹足不前，不敢再增援义阳。　　好容易撑到夏天，东面的钟离才传来一条所谓的好消息，由于降雨量增加，淮水水位暴涨，攻城的魏军无法驻扎，只好撤还寿阳。　　西面淮水上游的义阳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司州刺史蔡道恭手中的守城士兵不满五千人，粮草也只够吃半年的，援兵迟迟不到，只好勉力硬扛。魏军攻城日夜不息，蔡道恭也毫不示弱，拿出守城的各种方法，一次又一次地打退魏军的进攻。战斗居然从天监三年的四月一直持续到七月，魏军死伤不计其数，连元英都快要绝望了。谁知城里又发生了变故，蔡道恭病逝了。义阳城转由蔡道恭的堂弟骁骑将军蔡灵恩和侄子尚书郎蔡僧勰代为防御。　　正想打退堂鼓的元英可不会放过这个“彼竭我盈”的机会。他下令猛攻义阳，重新展开大战。　　义阳的守军虽然众志成城，但毕竟是肉做的人，眼看着弹尽粮绝，回天无力，只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建康方面的援军身上了。（曹景宗那支完全成了观众的军队是指望不上了）　　梁武帝真的又给派了一支军队，这次由宁朔将军马仙琕率领，一路转战向西，直接支援义阳。马仙琕乃是梁初名将之一，以作战勇猛闻名，梁武帝是想凭借他的战斗力扭转颓势。　　对手元英也不是吃素的，此人是魏文成帝的弟弟南安王元桢之子，自小“性识聪敏，博闻强记”，武艺高强，更难得的是他吹笛子也是一把好手，还懂一点医术，是个高智商的全才。他父亲元桢因为参与了穆泰的那次谋反行动（参见《明主昏君》），被削夺了王爵。数年来元英憋足了劲，就是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一雪前耻。这场南北战争中，他对付南朝援军的手段十分对路，其诀窍就在于：重视情报工作，预做充分准备，截断援军和守军的联系，各个歼灭敌人。张惠绍和王僧炳的失败都是他的杰作。　　第三次轮到了马仙琕。元英在义阳城东的士雅山（此山原来叫做大木山，东晋祖逖北伐时，曾送家属去此山避难，后人便以祖逖的字“士雅”来命名，以纪念这位北伐英雄）构筑营垒，先命诸将埋伏在山中，再派小股军队出阵，向马仙琕示弱。　　马仙琕是个缺少心计的大将，这一路来也没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心里早就放松了警惕。他还以为魏军就如此不堪一击呢，便直扑元英大营。元英佯败，率部北退，顺势将一心想要生擒自己的马仙琕的追兵引到了山间的平地上。　　元英见马仙琕乖乖地钻入了自己的包围圈，忽然掉转马头，发出信号，漫山遍野的魏军同时杀出，向梁军袭来。马仙琕准备不及，拼死抵抗，才逃出一条性命，一个儿子则死于乱军之中。　　马仙琕遭此大败，一时半会儿也没法恢复元气。眼看义阳就要被攻下，他又硬着头皮继续进攻魏军，结果又是损兵折将。　　当年八月，内外交困的蔡灵恩开城投降。义阳南面有三座关隘：平靖关、黄岘关和武阳关，义阳一失，三关守将都弃关而走。北魏占领义阳后，在此设立郢州。与东面以寿阳为中心的扬州（北魏设立的扬州，不是南朝的那个）呼应，在淮南地区形成一对钳子。　　南梁在此窘境下，将防线又南移到南义阳（今湖北安陆），淮水一带的重镇就剩了一个东面的钟离还在控制之下。　　倒霉的事并没结束。一年后（公元505年），本是裴叔业旧部、镇守汉中的夏侯道迁向北魏投降。北魏以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都督征梁汉诸军事，迈过秦岭，攻占了汉中。梁州十四郡，皆入于魏，南面的益州，也岌岌可危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前的窘境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　　南朝在刘宋初期，曾与北魏划河而治。宋武帝刘裕死后，丢失河南四镇，到宋文帝刘义隆时，尚有实力多次发起北伐，虽然败多胜少，但好歹稳固住了河南防线。宋明帝时由于举措不慎，才丢失了淮北四州，与北魏划淮而治。南齐二十多年间，南北大战四次，没有一次是南方的主动进攻，而全都是北魏孝文帝的南征（与宋文帝的三次北伐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嘿嘿）。南齐灭亡，寿阳又失，防线再移，这时候能保住淮南的一座重镇都成了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我们如果细心比较这些战争的过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北魏每次南征，都是发动北方几个州的兵力，经由精心准备，分几路入侵，几方协调，相互呼应；而齐梁的这几次应对，都是以守城为主，各自为战，偶尔的支援和出击，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完备的全局规划，所以不仅是城池一座座的丢，援军也是一支支的败。因此到目前为止，抛开步骑差异、士兵战斗力以及统帅综合能力不提，南朝的战争动员力，就与北魏相去甚远。如果用现代的词汇说，北魏有能力打赢一场全面战争，而南朝只有能力打赢一场局部战争。这样的差距，焉能不败，防线焉能不一退再退？　　所幸，梁武帝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能力扭转乾坤么？　　四、丘迟书降陈伯之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回过头来仔细审视一下梁武帝萧衍。他二十多岁出道，就有人说他“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三十岁之后）则贵不可言。”好友王融更是评价他：“宰制天下，必在此人。”这些赞誉之词都不算说错。其实，以或褒或贬的态度来评价萧衍，都有失偏颇，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萧衍乃是整个南朝史上承前启后最为关键的人物，并且也是南朝二十七个皇帝中极其独特的一位。　　一百七十年的南朝，到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已经过了八十年，刚好一半。如果说早期的刘宋还曾因为刘裕的武功威镇河北，因为元嘉的文治引人仰目，一度有过朝气蓬勃的景象，那么此时则只谈得上是消沉和落魄。从萧衍出生到梁朝建立的三十九年，历经十一个皇帝，执政者是三年一小换，五年一大换，即便是政局较为平稳的齐武帝时期，也还有一年之久的唐寓之之乱。朝廷之上礼崩乐坏、人伦丧尽，民间也难得一日安宁，人心思变。如此严重的忧患，体现在天下这个大棋盘上，就成了国土的日渐局促，政权的日益“猥琐”。　　摆在萧衍面前的摊子，并不容易收拾。　　萧衍很聪明，虽然利用南齐内部的问题夺取了政权，却深谙“得天下易，治天下难”的大道理。受禅当日，他一坐上皇帝的辇车，便对陪乘的重要辅臣、侍中范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朕之今日，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范云反应极快，当下回道：“亦愿陛下日慎一日。”　　“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夏王太康失国，他的五个弟弟追述大禹的训导，写下了五首诫诗，这便是其中的一句，意思是说“君临万民，恐惧的心情就好比用坏掉的绳索来驾驭六匹马”，告诫统治者时刻要有危机意识，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对权力的态度应该是敬畏而非放纵。萧衍竟会用亡国贵族的话语作为自己执政生涯的开场白，意外之余，也让人惊叹于他无比清醒的头脑。　　深受萧衍器重的范云出身寒族，大他十三岁，南齐时便同朝为官，又都在“竟陵八友”之列，同为萧子良的座上客，甚至还做过邻居，关系十分密切。萧衍消灭了萧宝卷，便让他做自己的大司马咨议参军，运筹帷幄，后来又升为侍中。　　萧衍做梁王后，纳了原先萧宝卷的一个姓余的妃子，宠爱有加，渐渐妨碍到处理政事。范云私下进谏说：“当年汉高祖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入关平定秦朝时却不取秋毫，不幸妇女，这也是范增认为他志向远大的原因。如今明公刚平定天下，海内想望声誉之时，岂可拖累于女色呢？”　　萧衍被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范云便自作主张，起草了一份命令，将余氏赐给将军王茂。萧衍有些无奈，对于这位老大哥的意图却只有赞赏，最终他默许了范云的做法。　　登基大典上范云的警戒坚定了萧衍振兴朝纲的决心。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他便下诏重修礼乐的标准，甚至以他本人丰富的音乐知识，亲自参与制定。这一举措谨遵儒家强调的礼乐教化之道，也是他开始推崇“移风易俗”新气象的第一步。　　梁武帝改革内政的第二步，是于同一年下令删定修订，并于次年出台的法律典章《梁律》。在《梁律》之前，刘宋和南齐沿袭的都是西晋贾充制定的晋律，条款大同小异，齐武帝时期曾修定过二十卷的《永明律》，但与前朝旧律在篇目和制度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梁武帝的这次刑律改革，参照以前几朝的得失，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共修成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光从篇幅上看就比过去完善了不少。新律强调“明慎用刑”，后来逐步将一些严厉的肉刑，比如劓鼻、刺字等等一概废除，又改革各项滥刑和赋税。总体而言，南梁的刑法是比较宽恤的（当然这在后来也产生了各种弊端，尤其对于贵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纵容，但这些问题在王朝的全盛时期尚不明显），再加上梁武帝与萧道成一样，提倡节俭，南梁的世风在几年之间就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又颁布一道诏令，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在建康开馆教授，推行儒学。开办国学馆讲学，前朝最盛的元嘉和永明年间都搞过，但都比不上梁代的规模。五馆的讲学，动辄成百上千，比得上现在名教授的公开讲座。学说分门别派，各有所长，连北魏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如清河崔灵恩、范阳卢广，也纷纷慕名前来，聚徒讲说。作为统治中心的建康城，俨然是一派天下儒学教研中心的气象。　　对于士族与寒族之间的矛盾，他采取两手抓的政策：一方面下诏优显士族高门，从而获取士族阶层的拥护支持，并要求核实谱牒、严防冒袭，这就有效限制了士族数量的过度扩张，减轻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注重从寒门之中选拔人才，像范云、沈约等人，都是寒族，写《宋书》的沈约是刘裕手下大家沈林子之孙，排得上是老牌的寒族了。范云是最受重用的大臣之一，只可惜死得太早，天监二年五十三岁就病故了。为了填补空缺，梁武帝提拔了寒族出身的徐勉和周舍，掌管朝中机要。这两位都是不到四十岁，梁武帝看重的是他们办事得力。可见在用人方面，梁武帝坚持的是惟才是任的方针。这些，还没算上他一直收在身边做亲信随从，后来在战场崭露头角的名将陈庆之。　　枯朽的南齐经过一系列政策的“整修”，从内到外翻了新，梁武帝有了足够的底气和本钱，实现他锐意进取、复兴天下的计划。　　梁武帝的计划以《北伐诏》的形式保存在《全梁文》中，可谓振奋人心，显然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先拿下重镇寿阳，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出徐州，平定中原，一路出义阳，夺取关中，各路齐进，会兵洛阳，生擒元恪，统一天下。　　天监四年十月，梁武帝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统领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淮南东北），大举北伐，兵力总计数十万。自宋文帝北伐失败以来半个多世纪，南朝从未发动过如此强大的攻势，就连北魏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百数十年所未之有”。　　北伐军的启动并不顺利，萧宏的前锋一部、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东北的边镇梁城（今安徽寿县东），却打不过北魏的平南将军陈伯之，吃了败仗。　　陈伯之是南朝的降将，又不像萧宝夤那样与梁武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本没有道理死心塌地地为北魏卖命，阻挠南梁北进的步伐。萧宏对于此人的性情，拿捏得颇准，他让自己的记室（也就是重要秘书）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劝他投降。　　丘迟以文笔闻名于世，得过梁武帝的亲自认证。他的劝降书是我最为敬佩的南朝文章之一。我们说过，陈伯之是个没啥文化的大老粗，也没什么品行（之前就反复了两次，已是三姓家奴了——虽则齐、梁两朝同姓同宗，多少有些“冤枉”他）。两军阵前，要用书信的方式劝这样一个家伙投降，在我看来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等同于对牛弹琴，而丘迟居然出色完成了任务！　　这篇陈情说理的美文，写于天监五年（公元506年）三月：　　〖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先用好话把您老人家捧上天）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再刺激一下您作为军人的神经）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这句说得准确，其实陈伯之的降魏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手下人的蛊惑，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张）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倳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再举前人的例子，给陈伯之作个保证：既往不咎）　　夫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迷途知返的道理谁都懂，关键是碰上重恩不重刑的皇帝，更值得一试了）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祖坟、住宅都完好无损，留在南梁的亲戚女人都安好着，这是以亲疏利害劝诱回归）悠悠尔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从好的一面展望投梁后的出路）将军独颜借命，驱驰异域，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从坏的一面警告顽抗到底的可耻下场）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以我猜来，最终打动陈伯之的，正是这最后一段。前面都是说理，而至此煽情，以情动心。出生南方的陈伯之，客居别国，怎能不思乡？即便亡命天涯，永不舍弃的，依然是归葬故里的心愿……）〗　　陈伯之听手下为他念完书信，顾不上自己留在北方的儿子，便带上统领的八千兵众，从梁城投往南梁。他的儿子陈虎牙被北魏所杀，不到两个月，梁军前锋攻陷梁城，直指寿阳。　　五、萧宏怯阵　　梁军攻取的城池，不止一个梁城。从天监五年的五月到七月间，北伐军两线并进，先后拿下宿预（今江苏宿迁南）、梁城、合肥、羊石、霍丘、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固城（今山东滕县东）等十几城。其中不少都是在齐末梁初被北魏乘虚夺取的，现在失而复得，梁军的士气正是空前旺盛。　　最值得一提的，是收复了除寿阳之外中段最重要的边镇合肥，而率军攻克合肥的，就是梁初第一将、豫州刺史韦叡。　　大多数南朝名将都是北方人，不过他们的先祖早在永嘉之乱就纷纷南迁，在南方安居乐业已有百年以上。韦叡则不同。　　韦氏一族西汉时出过一位大儒韦贤，官至丞相，因此后世在关中三秦地区发展，一直颇为兴旺（西魏名将韦孝宽也出自这里）。后秦末年，韦叡的祖父韦玄为了躲避做官，隐居在终南山中。刘裕入关灭秦，钦慕他的才华，征召他当自己的助手，做太尉掾（掾在汉晋是助手的通称，正的助手叫“掾”、副的助手叫“属”，比如掾史、掾佐、掾吏等等）。他似乎看透了乱世的纷扰无奈，对这份主动上门并且很有前途的美差辞而不就。不过按照《梁书》的说法，韦玄的两个儿子韦祖征和韦祖归（一征一归，也算是有趣）却都被召到了南方，在刘宋一朝为官。　　韦叡是韦祖归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韦家入宋才二十多年，上头还有两个早有名气的哥哥。韦叡自小好学，年轻的时候为人就很低调。伯父韦祖征到各地做郡守，喜欢把他带在身边，看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韦叡的内兄王憕和姨弟杜恽在乡里享有盛名，韦祖征就问他：“你觉得你自己和王憕、杜恽两个人相比，怎么样呢？”韦叡谦虚地摇摇头，不愿作答。　　韦祖征笑道：“你呀，写文章或许比他们差一些，学识上则比他们强。若是说到治理国家、成就功业，我们这一族里，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你！”韦叡后来的确没有辜负这句预言。　　韦叡先后在梁州、雍州做小官，依旧保持其低调的作风，在宋、齐两朝一片贪腐的大环境中，他独能做到清廉，拒绝接收别人的各种贿赂。　　南齐末年，造反的队伍一支接着一支。他看不上陈显达的才干，也瞧不起崔慧景的懦弱，却偏偏看准了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本州刺史萧衍，认定他是“天下真人”，率众投奔萧衍，与其成为忘年之交。韦叡的眼光，丝毫不差于自己的伯父。　　这时候的韦叡，已经六十岁，整整一个甲子。　　“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韦叡的年代，能有多少人活过六十？不会太多。古往今来，又能有多少人，活到六十未做成什么大事，这才找到向往已久的奋斗目标，并依然保持一颗炽热的心，去实现“治理国家、成就功业”的伟愿？想来更少。但我能肯定，韦叡是其中的一个。　　他不是没有命世之才，却苦于政治昏暗、苍生潦倒。他的心境，或许与祖父韦玄一样，无奈于欲为而不得为。梁初的一批将领，恐怕都有过类似的感慨，作为其中年龄最长的韦叡，感触应是最深的。　　北伐大军挥师北进，身为都督的韦叡第一次有了一种报效国家的兴奋。　　在攻打合肥东面的小岘时，他率领军队巡视敌军布下的围栅，城中忽然冲出数百人，在门外列阵，对梁军虎视眈眈。韦叡当即下令进攻，手下众将都说：“我们现在是轻装出动，只是巡查而已，不如回去披挂整齐，再来迎敌。”　　韦叡答道：“不然，小岘是个小城，城中只有两千多守兵，如果他们闭门坚守，足以自保，如今无缘无故派几百人出城，必然是他们最为骁勇的士兵，想要逼退我军。如果我们能够打败这支军队，小岘自然就攻下来了。”　　众人尚在迟疑，韦叡正色说：“朝廷命我都督各军，符节就在我手，绝非摆设，不得违命！大家力战，必能克敌！”在韦叡的指挥下，梁军士兵个个奋勇争先，果然把城外的魏军打得落花流水。梁军乘势猛攻，不到半天工夫就占领了小岘。　　合肥城下，韦叡同样强调大胆用兵，并辅以策略。北魏派大将杨灵胤领军五万前来救援。韦叡的部下又认为众寡不敌，希望韦叡能够上表请求增兵。韦叡笑道：“敌军已到城下，现在我们才求增兵，于事无补。何况我们的兵力增加了，敌军更多的后援团也来了，还是得不到优势。古人云：‘师克在和，不在众。’（用兵贵在心齐，不在数量之多）”说罢挥师反击，大破魏兵。　　韦叡不言后退、连战连胜的气势不仅让敌人丧胆，也让手下部将兵士心服口服。他在合肥城外的淝水上修建高大的堰坝，疏通河道，孤立城池，准备水灌合肥；然后又在淝水岸边筑城守卫堰坝。　　魏军并不示弱，他们乘着梁军防备不稳攻陷了新城，接着带了工具，杀到堰坝前，想要将其凿毁。韦叡再次斥责手下退兵的建议，亲自上阵，带领守堰的士兵击退魏兵，然后点起大型战船，居高临下，从四面围攻合肥，万弩齐发，将督战的北魏守将杜元伦射死。魏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合肥城重新姓了“梁”，并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南梁豫州的治所。　　功臣韦叡声望大增，人们不但传说他“用兵如神”，也夸赞他“待人如己”，远近的民众慕名前来投奔，都愿意在他手下任职，为他效劳。为将之人，能得到如此爱戴，真是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　　梁武帝能有如此将领，也真是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可惜，他在用人上还是出了大问题。　　梁军阵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强将很多，韦叡之外，前面提过的张惠绍、曹景宗、马仙琕、昌义之等人都是有头有脸有本事的人物。可是梁武帝安排的这个头儿，临川王萧宏，却是个“银样蜡枪头”，标准的纨绔子弟。　　萧宏是梁武帝最为信任的一个弟弟，此人“长八尺、美须眉，容止可观”，人帅样子好，上场加三分……的确，古时统兵打仗，仪容也很重要，主将的外表对于一支军队的号召力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打仗毕竟是打仗，不是选美，战争的胜利，需要主帅的勇气、策士的谋略、三军的用命，缺了任何一条，即便是选美冠军来也是白搭。　　韦叡年老体衰，上阵打仗连马都骑不了，只能坐在平板车上发号施令（不知道后来的小说家让诸葛孔明坐上四轮车，是否受了韦叡的影响），他的一言一行却让人感到勇不可当的气势。仪表堂堂的萧宏则相反，他的“勇气”，都被用去搜刮钱财了。　　《梁书》为萧宏开脱，说这次北伐时日已久，梁武帝颁了一道诏书，命萧宏班师回朝。这条记录，让人无论如何无法相信其真实性：且不说梁武帝锐意进取的决心，只看战场上全面飘红的优势，这事就不可能。　　《梁书》是姚思廉及其父姚察撰写的史书，姚家在南朝做官，父子二人出于个人感情的因素，在书中用了许多隐恶的曲笔，关于萧宏的退兵，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处。　　比姚思廉稍晚的李延寿父子，一直在北方为官，就没有义务“为尊者讳”了。王爷萧宏的胆怯嘴脸，被完完全全记录在了《南史·萧宏传》中。　　当时的形势，北魏东南边境只剩下一个重镇寿阳位于淮南，东线的淮阳位于淮北，也面临着失守的威胁。鉴于防线连连吃紧，宣武帝不断调兵谴将，先派荆州刺史赵怡和平南将军奚康生救援淮阳，然后任命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领十多万军马抵御梁军，继而，又调来前不久攻克汉中的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与元英一同攻打梁城，最后由安乐王元诠统领后发各军，奔赴淮南以为支援。　　这架势，便吓得萧宏寝食难安，特别是元英和邢峦，刚让南梁吃过大亏，他觉得不惹为妙。这个既无胆识，又无见地的家伙，想的只是如何保全自己，尽量见好就收。他在洛口召集众将，讨论撤退的议题。　　跟随梁武帝多年的吕僧珍了解萧宏的脾性，附和说：“知难而退，倒也不错！”　　萧宏点头赞许：“正是正是，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着准备发撤兵令，下面就吵成一团了。　　柳惔和裴邃首先不同意，说：“现在我大军压境，是我们攻，敌人守，魏国谁敢不服？难在何处？”　　马仙琕决心更大：“王爷怎么能说‘亡国之言’？天子扫除境内之敌，我们大家只有前进一尺、身死沙场，绝无后退一寸、苟且偷生的道理！”　　脾气最火爆的是昌义之，他怒发冲冠地跳出来吼道：“应该将吕僧珍斩首！岂有以百万之师，轻言退兵的？我们有何面目回去见皇帝陛下呢！”　　朱僧勇、胡辛生等偏将则以死相要挟，坚决不同意退兵。　　萧宏害怕军士不听将令，口中的“退兵”二字哆哆嗦嗦咽了下去，军事会议不欢而散。但他还是明令“人马有前行者斩”，不许军队进攻寿阳，统帅不愿打而将领们战气正盛，梁军上下出现了不满情绪。　　萧宏的不进不退被北魏大将奚康生看在眼里，他派部将杨大眼到元英营中，指出萧宏明显的怯战心态，建议元英进据洛水，必能让梁军不战而败。元英知道萧宏智商不行，但却顾忌梁军势大，又有韦叡、裴邃等名将指挥，主张坐观其变。　　两军对峙了大约半个来月，九月底的一天夜晚，洛口忽然天降暴风雨，水位暴涨。驻扎的梁军发生骚乱，日夜胆战心惊、害怕魏军袭击的萧宏以为魏军真的来攻了，也不跟部下打个招呼，就带着身边的几个随从，骑着马往南逃亡。大营里的将领们梦中惊醒，四处找寻统帅，哪里还有踪迹？原本一起局部骚乱迅速演变成一场混乱，各部士卒四散奔逃，光是自相践踏就死了将近五万人。魏军还根本没有出动！　　隔岸观火的元英得到梁军崩溃的消息，喜出望外——萧宏果然是个草包，他点起兵马，乘胜追击，向梁军发起全面反攻。　　怯阵的萧宏成了他们一路上取笑和戏谑的对象，从此北魏军中流传起一句顺口溜：“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　　（姥，音“母”，与“虎”押韵。萧娘（萧大娘）和吕姥（吕大妈），指的是萧宏和吕僧珍；韦虎，便是魏军唯一忌惮的南梁将领，韦叡）　　六、韦叡救钟离　　洛口溃败，梁军的全面攻势随之化为泡影，之前在淮阳、义阳等地如火如荼进行的攻城战被迫放弃，宿预、梁城这些小城也先后弃守。　　邢峦和元英的人马分别占领了宿预和梁城，梁军主力沿着淮水一路向东撤退，已无防线可言，而魏军的后援部队还在不断赶来。元英马不停蹄地追奔到梁军的屯粮要地马头（今安徽怀远南），将城中储备的粮草悉数运往淮北。　　几无损失地得了数十万大军的粮草，元英赚大了。消息传到建康，满朝文武反倒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魏军运粮的举动是北撤的信号，应该不会再渡淮南下了。　　朝堂之上的梁武帝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说：“不对，此举必然是要进兵，先以运粮北上为幌子，放松我军的警惕。”战争远没有结束！他下命修缮钟离城防，并急令从梁城撤下来的昌义之带领三千兵马，进驻钟离，准备抵御来自北方的又一拨进攻。　　梁武帝对于敌军的判断，非常准确，昌义之的守军刚在钟离城中整顿完毕，元英就从淮北卷土重来，几十万大军将南岸的钟离围了个水泄不通。中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攻防战拉开了序幕。　　钟离城，位于今天安徽凤阳东北，是春秋诸侯国钟离的国都，到梁、魏对峙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复姓中有姓“钟离”的，便是钟离国的后裔，钟姓，也出自钟离氏的一支。春秋诸侯争霸，这里作为南北要冲，曾是诸侯聚会的地点。战乱时又有过霸王城、东鲁城的别名，相传项羽和鲁肃都修筑过此城，但已无迹可考。钟离城紧邻淮水的独特位置，在划淮而治的南北朝中期显得十分重要，钟离的西南是合肥城，东南的江东是建康，三个城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构成品字形。从钟离到建康，再无其他重要的大城，换言之，钟离若失，则魏军可以迅速挥师东南，饮马长江，兵临建康。钟离是南梁防线上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淮南沿岸几个重镇中，钟离城也是最难攻取的一个。离钟离不远的淮水下游，有两个比较大的小岛：邵阳洲和道人洲。邵阳洲较大，也更重要，连接北方的粮道必须经过这里；谁控制了邵阳洲，谁就控制了攻守战的主动权，而要在水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长期占据一个岛，何其之难？魏孝文帝那次攻钟离（参见《明主昏君》），就因为南齐军夺取了邵阳洲，而功亏一篑。　　如何有效控制邵阳洲，保证攻城战的顺利进行，是困扰北魏君臣多时的难题。度支尚书邢峦深知其中窘境，对于攻打钟离很不以为然。宣武帝下诏让他领兵与元英会合，一起攻城，他却上表，认为“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城守有余；今尽锐攻钟离，得之则所利无几，不得则亏损甚大”，更何况就算直接受降，大军也没有足够的粮食守备，不如暂且收兵，寻找机会再做打算。宣武帝不听，催他进军。邢峦仍以士卒易疲、粮草不济、钟离天险、城无内应四条理由竭力反对，并指出如果真要进军，还不如出其不意，直接攻打江北的广陵，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宣武帝屡催不得，只好尊重邢峦的个人意愿，用镇东将军萧宝夤替换他，与元英同围钟离。加上在北岸支援的平东将军杨大眼，仅集结在钟离附近的魏军不下四五十万。　　以马后炮来看，邢峦是对的，不过他提出的观点不足以让战场上过于顺利的魏军打道回府。宣武帝恐怕忘了，这场战争的开端是南梁挑起，魏军并没有周密充分的作战计划，四五十万大军是接连几批援军叠加的产物；南梁的北伐计划虽然失败，但他们的反击能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最高决策者梁武帝，比南齐的几位皇帝都要高明不少。　　梁武帝明白在城防上梁军处于绝对劣势，他派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曹景宗率领二十万大军，从建康前往救援。这基本上是京城能够出动的全部精锐了。出发前，梁武帝命令曹景宗在道人洲驻营，等待其他各军的跟进。　　曹景宗这个人，打仗厉害，但是贪婪成性，人品无法与韦叡相比。他不仅贪财，也贪功，一心想着要独霸救城的功劳，对于梁武帝谨慎再三的叮嘱不予理会。到达下游的道人洲后，他命援军逼近上游的邵阳洲，意图先期占领这个必争之地。　　这时忽然天降暴雨，水位上涨，淹死了几个冒进的士兵。曹景宗无法行军，被迫退回到道人洲上，等待后援。（前一次的暴雨造成了洛口大败，这次老天总算帮了梁武帝一回）梁武帝闻讯大喜，心说天意支持我的作战计划，“破贼必矣”。　　他又下令，命驻守合肥的韦叡前往增援，并受曹景宗节度。这一安排非常巧妙，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对手下的将领了解透彻。韦叡比曹景宗年长十多岁，但为人谦逊，淡泊名利，性格与好大喜功的曹景宗正好相反，两人又是同乡。以曹为正，以韦为副，既满足了曹景宗的心理，也发挥了韦叡的特长，是最恰当不过的将帅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