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野心优雅-51

的不幸，但对此却不知所措。纽约大学的马丁·霍夫曼（）在一项研究中，注意到一个周岁婴儿让自己的妈妈去抚慰另一个正在哭的小玩伴，而实际上那婴儿的妈妈就在身边。周岁婴儿常会模仿别人的痛苦，这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一个孩子弄伤了手指，另一个周岁儿可能也会把自己的手指放进嘴里，想搞明白是不是自己的手指也伤了。如果看到妈妈哭泣，婴儿可能会擦拭自己的眼睛，虽然他们并没有眼泪。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铁钦纳（ ）首次使用移情一词时，指的就是此类“运动模拟” ，这与移情的希腊语原意“神入” ，美学家借以特指感知他人主观体验的能力）略有差异。铁钦纳认为，移情源于对他人痛苦的某种身体上的模仿，以此可激发自身的同样感受。铁钦纳选用移情一词，以便区别于同情。移情能够感受他人的痛苦，但并不沉溺于他人的痛苦之中。到两岁半左右，幼儿身上已见不到运动模拟，此时幼儿已能区分自己与他人的痛苦，还能更好地安慰他人。某位母亲的日记，记载了下面一则典型实例：邻居家的小孩哭起来了，珍妮走过去，给他小甜饼，跟着他一路走，也开始抽泣起来。接着她伸出手想抚摸他的头，但他挣开了??他不再哭了，而珍妮仍显得担心，不断给他玩具，轻拍他的头和肩。儿童感受他人情感痛苦的敏感性，在学步年龄便开始显示出个体差异。有些像珍妮这样的孩子非常敏锐，另一些却关掉了心灵之窗。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玛丽安·拉德卡亚罗（）与卡罗琳·赞恩韦克勒（ ）的系列研究显示，儿童在移情关怀方面的差异与其父母的教养方式大有关系。若父母在管教中特别提醒孩子关注自己不良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痛苦，比如，说“你看看你让妹妹好伤心”，就比仅说“你怎么这么淘气”可能使儿童移情更敏感。同时，身教重于言教，儿童通过模仿父母及身边成人对他人痛苦的反应（尤其是对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而发展移情反应。母子情绪的互动萨拉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马克和弗雷德。她觉得马克像自己，弗雷德像她丈夫。这种不同其实源于她对待两个孩子的微妙却又影响深远的不同态度。孩子个月大时，萨拉常常盯着弗雷德的眼睛，若弗雷德转过脸去，萨拉会截住他的目光，弗雷德的反应则是敏感地再转开脸。若萨拉眼望着别处，弗雷德会转过头来注视着妈妈，于是这种目光追逐逃避的循环又开始了，常弄得弗雷德几乎哭出来。但对马克，萨拉从不像对弗雷德那样，马克随时都可把眼神转开，萨拉也不会紧追不舍。这看似小事一桩，结果却大不一样。一年以后，弗雷德明显比马克胆小和依赖性强。他表现恐惧的一种模式即避免与他人的目光接触，他会低头、转过脸去，就像他个月大时与母亲的目光相交时一样。而马克敢于直视他人，若他自己想中断目光对视，他会微微抬头，转过脸去，带着自信的微笑。上述巨细无遗的观察是康乃尔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丹尼尔·斯特恩（ 领导的研究实验之一。斯特恩对亲子关系中这些琐细但不断重演的互动行为深感兴趣，坚信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生活的学习就奠基于这些亲密的相处。他认为最关键的是让孩子知道他的情绪感受会得到带理解和接受意味的反馈，这是一个斯特恩称为“调谐”的过程。双胞胎的母亲与马克的调谐是成功的，但与弗雷德不同步。斯特恩强调，正是亲子间的这种无穷无尽、不断重演的调谐与不调谐形成了今后成人阶段对亲密关系的期望，也许这远比童年期的很多表面上惹人注目的事件具有深远的意义。伴随着亲子关系的进展，调谐默默融入其中。斯特恩对此进行了精细入微的研究，对母子的互动活动拍摄了长达几小时的录象。斯特恩发现，通过调谐，母亲让孩子感到妈妈知道自己的感受。比如，婴儿高兴地尖叫，妈妈则轻轻摇晃着小婴儿，嘴里发出应和的咿呜呜声音，表达出肯定、赞同婴儿的快乐。再如，婴儿摇拨浪鼓，妈妈则轻快地摇晃身体作反馈。反应行为中妈妈的认可信息或多或少地配合着孩子的兴奋程度，这种微调再次使婴儿确信与母亲的情感联系。斯特恩发现在母子互动中，母亲约每分钟发出一次信息。调谐完全不同于简单模仿。斯特恩告诉我：“如果只是模仿孩子，那只表示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但却不一定知道他的感受如何。要让他知道你感受到了他的内在情绪，就得以另外的方式回应，让孩子知道他得到了你的理解。”成人生活中的做爱可能是最接近这种母子间的亲密调谐。做爱双方相互体验到对方的主观存在，心心相应，情欲分享，爱愿匹配，交互激发，情酣意热。情侣双方同步回应，互动默契，两情相悦，鸾凤和鸣达到灵肉交融的境界。臻于极致，做爱乃相互移情；糟到绝顶，则参商无缘，恩断义绝。情感失调的代价斯特恩认为从婴儿期开始的不断调谐可让孩子逐步领悟：他人能够而且愿意分享自己的情绪感受。这种意识大概在婴儿个月左右出现，他们此时有了人我之分，今后一生将继续通过亲密关系的调谐以形成自己的情绪生活。父母的调谐不当将给孩子造成深深的痛苦。在一项实验中，斯特恩有意不让母亲对婴儿作调谐反应，故意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结果婴儿马上就显得惊慌不安、烦躁沮丧。亲子间长期的调谐失当将给孩子造成极为惨痛的情绪创伤。如果父母对孩子某些特定的情绪要求，像欢乐、哭泣或拥抱的渴望等一贯没有移情的反应，久而久之，孩子就开始避免表达，甚至避免感受这些感情。长此以往，在亲密关系的反应行为模式中将彻底抹去情感的表达，如果在童年期这些情感遭到或隐或现的压抑，则情形更甚。出于同样原因，儿童甚至可能偏爱某些不良情感，这取决于互动的情感基调。婴儿还可能“感染”上某种情绪，比如， 个月大的婴儿可在游戏时反射出母亲的抑郁沮丧， 相对于其母亲不抑郁的婴儿，更多地表现出愤怒、悲哀，更少主动积极的好奇与兴趣。斯特恩研究中的一位母亲对其婴儿的活动水平总是反应不积极，结果其婴儿变得消极被动。斯特恩指出“，遭遇这种反应的孩子会以为，我兴奋了可我没能让妈妈也同样兴奋起来，所以我最好再也别这样干了”。好在人际关系还有“ 补救”的希望“，人生中的各种人际互动关系，如与亲朋好友、心理医师的关系等，不断地重塑着自己人际关系的操作模式。某一点上的不平衡可在今后得到矫正，这是一个终其一生、不断推进的进程”。事实上， 精神分析理论把治疗关系本身就视为提供情感的矫正与调谐体验的补救。某些精神分析思想家使用“ 镜射”一词，意指医生像镜子一样把对求诊者内在情绪状态的理解映现出来， 借此让对方能清醒认识自我。正如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调谐一样，这种情感同步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且不可名状；但可让求诊者深深感受到被理解、被接受认可的安慰与欢欣。童年调谐不当的情感代价是惨重的，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儿童。对那些穷凶极恶、嗜杀成性的罪犯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早年要么是孤儿，要么是换过一家又一家收容院、寄养处，遭遇的是虐待、忽视，几乎从未有过情感调谐的体验。情感忽视会使移木讷迟钝，但也存在着另一个极端　情绪过敏。那些长期遭受严重的情感虐待，包括残酷殴打、恐吓威胁、羞辱、极度贬低等的儿童也可能变得过分警觉，这是一种创伤后应激的警惕反应，对身边人们的情感表达总担心有威胁性的信号。这种对他人情感的怀疑、恐惧、拒绝等，在那些长期遭受精神虐待的儿童身上表现得很典型， 他们到成年时情绪严重不稳定， 起伏剧烈，常被诊断为“ 边缘型人格障碍”。相当多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都对身边人们的情绪反应极为敏感， 他们往往遭受过童年情感虐待。从神经病学看移情神经病学研究移情与大脑的关系， 最初是从一些罕见奇特的病例得到启发的。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若干例右前额叶损伤的患者出现一种奇怪的功能缺损：能完全理解他人讲话的内容，但却不能理解别人讲话时语调中的情绪含义。无论是冷嘲热讽的“谢谢”，感激涕零的“ 谢谢”，或疾言厉色的“ 谢谢”，对他们来说全都一样，都是中性的。与此对照， 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右半脑其他部位受损的患者出现了另一种情绪感知的空白： 不能通过语调或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了解自己的感受，却苦于无法将之表白出来。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中，研究者都注意到大脑皮质损害与边缘系统有密切关系。加利福尼亚科技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莱斯利·布拉泽斯）从移情的生物学立场回顾了上述研究，同时考察了神经病学的发现与动物的比较研究， 指出杏仁核与皮质视觉区相关部位的连接是移情关键的脑神经中枢基础。神经病学的大部分相关研究来自于动物实验， 特别是非人灵长类。非人灵长类能表现出移情（或如布拉泽斯喜欢用的“情感交流”），并非天方夜谭，而是经实验证实的。首先，科学家通过伴随电击的方式使恒河猴对某种声音产生恐惧，接着，让它们学会一听到声音马上按压一个杠杆而躲避电击。第二步，将这些猴子分别关在隔离的笼子里，只能通过闭路电视交流，它们可在屏幕上看到其他猴子的脸。当第一只猴子听到那可怕的声音时，它那惊恐万状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此时，第二只猴子虽然听不到那可怕的声音，但从屏幕上一见到第一只猴子的惊恐神色， 它就会立刻按杠杆以逃避电击如果这称不上是利他行为，但属移情行为是无疑的。确信这些非人灵长类已学会了破译同类的面部表情所流露的情绪后，研究者又在它们的大脑植入微电极，以记录下每一个神经元的活动。植入视觉皮质区及杏仁核神经元的微电极显示，当一只猴子看见另一只猴子的脸时， 信息首先到达的视觉皮质区神经元被激活，接着传导到杏仁核。这正是情绪激发时信息传送的标准通道。令科学家最感惊奇的是，视觉皮质区的神经元似乎只对某些特定面部表情或姿态起反应，如威胁性的龇牙咧嘴、恐惧时脸的扭歪或温驯的蜷伏等。这些神经元不同于辨认熟悉面孔的、地处同一区域的另一些神经元。这似乎意味着从一开始脑的设计就有对特定情绪表达信号的特定反应，也就是说移情具有生物学的先天设定。布拉泽斯提出，在解读情绪并对之作出反应的过程中，杏仁核皮质通道的关键作用还可从另外一些研究成果中得到证实。把野生猴的杏仁核皮质区连接切断，再把它们放回自己的群体中，它们可对付一般如觅食、爬树之类任务，但可悲的是，它们丧失了怎样与群体中其他猴子作情绪反应的所有感觉， 哪怕是别的猴子主动前来表示亲善，它们也会逃之夭夭，最终落得离群索居，与同类老死不相往来。布拉泽斯还强调，对特定情绪作出反应的神经元集中的皮质区，与杏仁核的连接也最密集。杏仁核皮质区不仅破译情绪，还指挥调动对之作出适当反应。对非人灵长类来说，该系统的生存竞争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能“感知到有其他个体靠近，即刻激发特定生理反应模式（越快越好），判断其意图是攻击性的撕咬、友好平静的理毛还是求偶交配”。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罗伯特·利文森）研究认为，人类的移情也有着相同的生理学基础。利文森研究激烈争执时夫妻双方对对方的感受。在实验中，他让受试夫妻谈论婚姻中的一些麻烦事（如怎样管教小孩、各自的花钱习惯之类），予以全过程录象，并记录他们的生理反应。然后让夫妻双方分别看录象，并叙述当时自己的感受。最后让他们第二次看象带，要求解读对方的感受。他发现，在观看象带时，自己的生理变化追随着配偶反应的夫妻是移情感受最准确的：一方刚有一点出汗反应，配偶接着也出汗了；一方心率降低，配偶则心跳减缓。总之，他们的机体模仿着配偶的精细而又时时变化的生理反应。反之，那些观看象带时的生理模式仅是重复自己先前在夫妻讨论中的反应的人，辨识其配偶情绪的准确性最差。只有配偶间的机体反应同步，才可能发生移情。这就揭示，当情绪中枢驱动机体作出强烈反应时，比如七窍生烟时，就不可能有移情。移情要求清醒的镇定和足够的感受敏锐性，否则情绪中枢就无法接收到他人细微的情绪信号并加以模仿。移情与伦理学：利他主义之源“别问丧钟为谁而鸣，不为别人，恰是为你”，这是英国文学中的名句。英国玄学诗人约翰·多恩（ ）的这一感伤诗句道出了移情与关怀的核心：设身处地，他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推己及人，感人之所感就是关怀。以此意义，移情的反义词则是反感憎恶。道德判断中一再用到移情态度，几乎所有的道德两难都涉及可能的受害者：为了不伤害友人的感情而说谎是否道德？应当信守诺言去看望生病的朋友还是去出席一个事关重大的晚宴？已经是沉疴不治，还有必要维持生命抢救措施吗？马丁·霍夫曼在其移情研究中提出了上述道德问题。他认为道德的源头可从移情中去探索。移情于潜在的受害者， 即将心比心，感受他人的痛苦、危险、丧亲之痛或破财之苦等，将推动人们行动起来去提供帮助。霍夫曼强调，人际互动中的这种移情除与利他主义的有直接联系外，它还导致人们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霍夫曼认为移情是从婴儿期开始自然发展起来的。我们前面已看到，一岁左右的婴儿看到别的孩子跌倒哭起来，就感到好像是自己的痛苦；见别人手伤了，马上会把自己的手指放进嘴里，把脑袋钻进妈妈怀里寻求安慰。婴儿再大一些，可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 他们会努力去抚慰其他哭泣的婴儿， 把自己的玩具熊给对方等。早在两岁时，婴儿就意识到他人的感受不同于自己的，因而对揭示他人真实情感的线索更加敏感。而且，在这个阶段，儿童还会认识到为了不伤别的孩子的自尊心，在他们强忍眼泪之时，最好不要特意去注意。孩子长到青春期时，达到移情的高级阶段，能够理解的不仅仅是眼前痛苦， 还能认识到某人的生存环境或条件是他们长期痛苦的根源。因而儿童可以感受到群体的痛苦，比如穷人、被压迫者、无家可归者的痛苦。少年的这一移情理解有助于发展他们的道德信念，强化他们扶危济困、伸张正义的渴望。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的很多方面都以移情为基础。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 ）称之为“ 移情的愤怒”，即“ 因为他人受到伤害我们自己也感到受了伤害，理智与同情使之产生了要求报复的自然情感” 。米尔将它赞誉为“ 正义守护神”。另外，移情可导向道德行为，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研究显示，旁观者对受害者的移情越是强烈，挺身而出的可能性越大。有证据表明，移情的水平高低影响着人们道德价值观的形成。美国和德国的研究发现，移情水平越高的人，越是赞同这一道德原则：应当依据人们的需要配置资源。移情缺乏与犯罪埃里克·埃卡特是美国花样滑冰选手托尼亚·哈丁的保镖，他卷进了一桩不名誉的犯罪中：指使暴徒袭击哈丁角逐年冬季奥运会女子花样滑冰金牌的主要对手南茜·克里根。在袭击中，克里根的膝盖被打伤，错过了最关键的训练。当埃卡特在电视里看到泣不成声的克里根时，突然间悔恨难当，后来他找了一个朋友坦露这一隐秘，才使真相曝光，袭击者落入法网。这就是移情的力量。但是，更典型也更可悲的是那些杀人越货的罪犯却最缺乏移情。强奸、儿童性骚扰、家庭暴力之类罪犯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移情能力。无力感受受害者的痛苦使他们在罪恶面前泰然自若，强词夺理，以强盗逻辑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强奸犯的逻辑是“女人其实喜欢被人强奸”，或“女人的反抗不过是耍手腕来引诱你罢了”；儿童性骚扰罪犯的借口是“我并不想伤害孩子，只是表示我的爱心”，或“这不过是另一种爱的方式”；虐待子女的父母则辩称那是最好的管教方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述这些自我开脱的借口都是这些罪犯在摧残受害者或打算要去做时所用，是心理医生在给他们进行矫治时了解到的。这些罪犯总是处于情绪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旦丧心病狂此时当然无移情可言就会荼毒生灵。这在性犯罪罪犯，特别是儿童性骚扰罪犯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往往一开始感到焦虑、愤怒、抑郁、孤独，再可能因看到电视上的幸福夫妻或家庭欢聚，而愈感形单影只，更加抑郁沮丧，于是，罪犯企图从幻想中得到慰藉，大多是想象与某个儿童有着温馨的友情，接着演变为性幻想，终以自慰形式暂告一段落。虽然他们仍很悲哀，但获得了一时的解脱。不过这缓解是极短暂的，抑郁与孤寂卷土重来，更加难以忍受。此时罪犯开始寻思把幻想变为现实，并找出所谓的“正当”理由来说服自己，如“只要小孩身体不受伤害我就算不上伤害了她”，或“假如小女孩不想跟我发生性关系她可以不干”之类。此时此刻的罪犯是以变态幻想的眼光来看儿童的，绝不可能以移情之心顾及真实环境中的孩子将如何感受。以后发生的所有一切都具有这种泯灭人性、冷漠无情的特征：从设法搞到一个独自在外的孩子，仔细排练打算要干的事，到最终实施犯罪计划，无不如此。罪犯把自己幻想中百依百顺的儿童形象投射到真实的孩子身上，似乎自己的施暴对象根本没有自己的感受，视而不见儿童突然的退缩、惊恐、憎恨、厌恶等。若罪犯真能看到这些，也就不会犯罪了。现有一种新的矫治儿童性骚扰罪犯及类似罪犯的方法，它是针对罪犯对受害者的痛苦视若无睹、彻底丧失移情的心理特点设计的。在一项鼓舞人的矫治实验中，研究者让罪犯阅读从受害者的角度讲述的类似罪犯所犯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同时让他们看录象，看受害者锥心泣血地讲述受骚扰的痛苦，然后再让罪犯用笔写下自己的罪行，从受害者的角度想象可能会有什么感受。之后，让罪犯在治疗小组里宣读自己写的东西，并努力以受害者的观点回答有关自己暴行的问题。最后，让罪犯重新模拟自己的犯罪场景，但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一治疗方法是佛蒙特监狱的心理学家威廉·皮塞斯）发明的，他认为“对受害者产生移情可改变罪犯的观点，使他们哪怕在幻想中也难于抵赖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而且强化了这些罪犯抵御自己变态性冲动的动力。在监狱里接受过这一矫治的性犯罪罪犯，出狱后的重犯率是那些未经治疗组的一半。如果没有移情激发的原动力，什么治疗都劳而无功。如果说像儿童性骚扰一类的罪犯多少还有点希望，可通过灌输的方法来发展移情之心，那么对另一类罪犯，即人格变态者，这点指望就微乎其微了。最近以来，精神病学的诊断将一类人称为反社会变态者。反社会变态者以暴戾恣睢、寡廉鲜耻著称，他们可能既风流倜傥，又会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胡乱杀人。这种心理变态感受不到移情、同情、怜悯或者一丝一毫的所谓良心谴责之类是极难解释、错综复杂的情感病态。心理变态者为铁石心肠，冷酷至极，他们似乎根本不能与人建立任何情感联系。例如系列虐待杀人狂，甚至以欣赏受害者的垂死痛苦为乐，是心理变态的极致。心理变态者还说谎成性，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什么谎是他们不敢或不能说的。他们随心所欲地玩弄受害者的感情。有一个岁的洛杉矶黑帮成员法罗，曾有一次驾车开枪扫射，使一对母子致残，事后他不仅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洋洋自得。作家利昂·宾）为写一本有关洛杉矶黑帮的书《残疾与鲜血》去访问法罗。在车上，法罗想露一手，指着旁边一辆车告诉宾“：我要瞪得那两个花花公子屁滚尿流”。宾记下了这段经历：那个驾车人感到有人在注视自己，朝我们这辆车瞥了一眼。他的眼光刚一碰到法罗的视线，眼睛立刻睁大，赶紧转过头去看别处。千真万确，我在他眼里看到了恐惧。法罗要让宾见识见识刚才他甩过去的是什么样的眼神：他直直地盯着我，我觉得他的脸陡然变色，好像耍魔术似的，突然间变成了一张梦魇般的脸，令人不寒而栗。这张脸告诉你，若胆敢回敬一眼，若胆敢向眼前此君挑战，最好还是先站稳自己的脚根再说。他的眼光让你明白：世上的一切他都不在乎，哪怕是玩自己的命，更何况是你的小命！当然，像犯罪如此复杂的行为，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解释与生物学毫无关系。但有一种理论指出，身处弱肉强食的暴力环境，反常的情感技能（如恫吓威胁） 可能更有生存价值，太过移情却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对人生的某些角色来说，能依据环境的需要在某些场合去除移情，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优点，如警察审讯犯人的声色俱厉或炒作股票的翻云覆雨。在研究那些殴打妻子最残暴的丈夫的案例中， 偶然发现了另一种缺乏移情的现象。在这些最凶残的丈夫中，有很多人都有某种生理异常，他们隔三岔五地殴打妻子，或用刀枪威胁妻子。问题在于， 他们并非是在狂怒之下， 失去理智而对自己的妻子拳脚交加的，而是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地把妻子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随着他们的怒火上升，反常随之出现：他们的心率不升反降，这与一般发怒的情况完全相反。这意味着他们在生理上比一开始反而更加平静，尽管他们的行为已更加暴虐和心狠手辣。他们的暴行显然是为实施恐怖统治而精心策划的行为， 通过恐吓以达到控制妻子的目的。这类冷血动物似的丈夫与其他大多数打老婆的男人不同， 他们在家庭之外也常常诉诸暴力，如在酒吧斗殴、与同事大打出手，甚或对亲友也饱以老拳。其他男人殴打老婆往往出于冲动， 因忌妒、感到被拒绝、害怕遭抛弃等而怒而出手。但这种老谋深算型殴妻者则往往是连“ 莫须有”也不需要就可穷兵黩武。一旦动手，其妻则无路可逃，只求两世为人。某些研究者认为，心理变态罪犯的冷静操纵力，如此的毫无移情或关爱之心，可能源于神经功能方面的缺陷。有两种方式的检验都显示出心理变态者的冷漠无情与边缘系统的神经通道有关。一种实验是让被试者辨识打乱的字词， 字词闪现的速度是秒。大多数人辨识有情绪含义的词如“杀害”远快于中性词如“椅子”，而且对有情绪含义的字词脑电波会发生波形变化，中性词则没有。但是，心理变态者没有这类差别反应，并未显示出对有情绪含义的字词反应更快或有不同的脑电波，这意味着他们辨认字词的语言皮质区与附加情绪意义的边缘中枢连接有缺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进行了上述实验。他认为，研究结果揭示，心理变态者对情绪词汇的理解表浅，反映出他们在整个情绪领域的“空空如也”。黑尔早些时候的研究还发现，心理变态者的铁石心肠可能与杏仁核相关神经通路的工作异常有关，比如心理变态者在临近接受电击前显示不出一般正常人在此情况下体验的痛苦和恐惧。黑尔强调，对痛苦的预知会激发焦虑，但心理变态者对自己所作所为将受到的惩罚满不在乎。因为他们自己就并未感到恐惧，对受害者的恐惧或痛苦就更感受不到，所以毫无移情之心，同情之心。提请注意：如果某些犯罪具有生物学因素，如移情方面的神经缺陷之类，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罪犯都有生物学缺陷，或存在着犯罪特有的生物学标志。就犯罪原因而言，目前尚有很多争论，但就此已取得共识：既不存在犯罪生物学标记也没有所谓的“犯罪基因。甚而就是那些具有移情缺失的生物学基础的人，也并非最终都会沦为罪犯。第八章社会交往技能这在岁多的孩子是常有的事。莱恩忍不住对两岁半的弟弟杰伊冒火了，因为他把积木搞得乱七八糟。气极之下，他咬了杰伊一口，使杰伊“哇哇”大哭起来。听到杰伊的哭声，妈妈赶快跑过来，不问缘由当即斥责莱恩，命令他把积木收拾好。莱恩感到被冤枉了，好不伤心，也“哇”地哭出声来。妈妈还在气头上，让他哭去。但此时却从最不可能的地方杰伊那里，送来了安慰。原本是受害者的小弟弟被哥哥的眼泪所打动，立即展开了抚慰行动。且听下面对话：“莱恩，别哭了。”杰伊恳求他“，别哭了，哥哥，别哭了。”他的直接恳求失败了，莱恩照哭不止。杰伊转而为莱恩求助母亲“：妈妈，莱恩哭了！你看嘛，莱恩哭了妈妈没有理会他，杰伊再转向莱恩，学妈妈的样子，一边拍着哥哥，一边安慰他“：乖，莱恩，别哭了，好吗？”莱恩全然不理弟弟的抚慰，一个劲地直管哭，于是杰伊又换了一个策略，伸出援手帮着把积木装进盒子里，友好地说“：你看，我把它们装好了，别哭了，嗯？”到这一步，莱恩还在哭。聪明伶俐的杰伊再换一招：转移注意力。他拿出一辆玩具车给莱恩看，想把莱恩从刚才小小的悲剧中拉出来：“里面有个小人，看到吗？在这儿呢，莱恩，看看吧！”莱恩毫无兴趣，只觉得伤心至极，仍涕泪滂沱。妈妈终于不耐烦了，祭起了为人父母的法宝“：你是不是想挨揍了？”莱恩哽噎着摇摇头“：不。”“那就请你别哭了！”妈妈的口气不容讨价还价，颇有些恼怒。莱恩悲悲切切，抽抽噎噎地说“：我是不想哭的。”这让杰伊甩出了最后一招：借用妈妈的坚决和权威的口气，威胁地说“：不准哭了！再哭，打屁股！”从这一微型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到岁的学步小儿居然掌握了如此复杂精妙的情感技艺并能以之调控他人的情绪。出于想安慰哥哥的急迫愿望，杰伊采用了大量战略战术：简单的恳求、寻求妈妈支援（可惜妈妈不予理睬）、身体抚慰、伸以援手、转移注意力、威胁乃至直接命令。毋庸置疑，杰伊搬弄的这十八般武艺都是他以往烦恼痛苦之时，别人用在他身上的。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如此稚龄竟能如此随机应变并即时应用。当然，每一个幼儿的父母都知道，像杰伊这样的移情和安慰行为是普遍现象。也有可能杰伊这个年龄的儿童看到哥哥的悲哀会认为正是报复的好机会，想方设法火上浇油，使用同样的技巧逗弄、折磨人。但哪怕是如此卑劣也预示一种关键的情感技能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了：理解他人情感、反应这些情感并调控其进一步发展。能够调控他人的情绪是把握人际关系技巧的核心。要显示出这样的人际控制能力，学步儿童首先得达到自我控制的起码线，至少开始表现出能够压下怒火、抑制悲哀、控制冲动、调节兴奋，虽然更可能的是常常没做到，或做得很拙劣。与他人调谐，要求自我多少能做到心平气和。学步儿童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最初表现在：能够安静等待而不再哭闹；通过辩解或说好话、许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