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明朝往事

挥师北平忆徐达(1)　　北京，在元朝称作大都。公元1368年，明朝大军攻占大都，标志了元朝灭亡，这是北京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年率领明军攻占元大都的人，就是明朝大将军徐达。虽然今天在北京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但是在明朝时候，这位大将军是明朝的开国功臣第一人，也可以称得上是明朝与北京相关的第一人。当然，当时的北京并不叫北京，而是称为北平。吴士俊题《徐达》诗，简要地概括了他从默默无闻农家子到声名显赫中山王的不同凡响的一生，不妨引录于下：“江左农家子，从征定北平；指挥皆上将，谈论半儒生；虎步龙骧度，银符铁券盟；中山功第一，开国佐皇明。”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从东南起兵，进而囊括了全国的统一王朝。明朝的第一个都城是南京，迁都北京是后来明太宗，也就是明成祖朱棣时候的事情。明朝建立以后，统一全国大业尚待完成，首先是要北伐推翻元朝统治。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将此重任交与他认为最可靠的人，派遣的北伐大军统帅非徐达莫属。　　徐达(1332—1385年)，字天德，濠州(今安微凤阳)人，出身农家。 史称他“长身、高颧、赤色、沉毅、刚决”。朱元璋投身群雄争逐以后，他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成为朱元璋最得力的将领，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所以朱元璋才任命他为大将军率军北伐。　　徐达率领25万大军，先取山东，会师河南，乘胜北进攻打元大都。洪武元年(1368年) 他率领大军到了通州（今通县），当时在距离30里的地方筑台驻军。在他驻军的地方，也就是通州以西有一个高半里，广半里的土台，人称“徐中山将台”，后人在此有诗凭吊云：“中山英爽在高阴。”也有人说那里原是唐代薛仁贵征辽时驻军所筑，徐达是因循而筑的。不管怎么说，徐达大军所向披靡，在他打到通州的时候，元顺帝夜半打开健德门（今北京德胜门）仓皇北走，此后徐达率兵从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填濠攀城攻入大都城内，入城后他坐镇齐化门楼，擒获元监国宗室及官吏等，至此，元朝灭亡。　　今天的北京城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如果自作为陪都的辽南京算起，至今也有1000多年。辽代以后又建有金中都和元大都。这一古都的分量，徐达还是深知的。入城以后，他禁约士卒，保护典籍、建筑，不许侵扰百姓，很快就稳定了秩序。这时的北平城（明朝将大都改名北平）经过战乱，城垣残破，加之元顺帝北走，因此徐达的当务之急是重整北平城垣和防御设施。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北京城表现在建筑和城市风貌上的变化如同沧海桑田。徐达及其部下华云龙在明初对北平城的改建，今天依然留下了痕迹。我们知道近年新建的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位于东起城东南的角楼，西至崇文门的地方，是明北京城的标志。然而，这部分城墙是后来建的，与徐达没有关系。徐达到北平的时候，他见到的是元大都城。大都建筑呈长方形，旧城周长60里，南北东西都是端正平直的，城垣是板筑夯土墙，高12米，宽31米。明初，徐达对大都城垣进行了改建，而明城墙是在元故城垣的基础上修筑的，在夯土上进行包砖灌浆而成，是特意加固了原来的城垣。这项工程，由徐达开始，一直延续到正统年间，才将城垣的内外壁全部用砖包砌了。徐达当时新建的北城墙比较内城其他三面的城垣都要高和宽，具体说是高四丈多，顶宽五丈，而北平其他三面城垣则都是只有高三丈余，顶阔二丈。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正是为了防御北边的蒙古势力。当时元顺帝退走蒙古草原，继续号称大元皇帝，时称北元，蒙古势力时刻伺机南侵复辟，徐达不能忘记他负有防守和保卫北平的神圣使命，所以对北平城加意修筑。　　当年，徐达在方形城垣的西北角上留下了一个斜角，至今我们如果驱车行驶在北二环路上，经过积水潭时，就会明显感到有一个倾斜度，这个斜度一直延伸到西直门立交桥。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缺角呢？经过学者探讨，徐达进入大都以后，认为原来的北边的城垣太广阔，不便于防守，就放弃了比较空旷的北部，将城向南移动了五里，并且加修了一道新的城垣。在城市南移修筑城垣时候，西面遇到了长河（今积水潭）水面，于是工程避开宽阔的水面，自德胜门以西起，城垣向南边倾斜修筑，因此上形成的北京内城不是方方正正的，而是在西北缺了一角的奇观。挥师北平忆徐达(2)　　城门是城墙的重要部分，如果把城市比喻为一个人的话，城门就好象人的嘴一样，格外关键，正是它们赋予整个城市以生活的节律。现在北京的城门，有的名称还是徐达在北平时命名的。元大都城原来共有11个城门。徐达废掉了元朝北面原来的光熙、肃清两门，在原来大都北城墙以南五里，另筑了一道新的城墙，还是开两个北门，将原安贞门改为安定门，将原健德门改为德胜门，同时又改东边的崇仁门为东直门，西边的和义门为西直门。这些城门的名称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后来，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又将南城墙向南推移了二里．仍旧开了两个门，名称依旧。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又修建了九门城楼、月城、角楼等建筑。完工后丽正门改名正阳门，文明门改名崇文门，顺城门改名宣武门，齐化门改名朝阳门，平则门改名阜城门。加上徐达原来命名的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和西直门，这九个城门的名称到清朝没有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内城。　　朱元璋曾称徐达为“万里长城”，他是不愧于这个称号的。原来，明朝北平周边的长城，也是徐达开始修筑的。　　中国古代修筑的万里长城是世界奇迹之一。先秦时期各国就开始建造，秦始皇统一后，利用战国时秦、赵、燕三国长城，向东西延伸，西起甘肃，东至鸭绿江，连绵不断，长达万里，俗称万里长城。此后，汉、北魏、隋、金等朝不断完善。明朝是集历代长城修建之大成的朝代，长城的修筑，几乎伴随着整个明朝历史。出于防御北边蒙古势力的目的，明初自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等攻克大都后，朱元璋即命徐达主持修筑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关城。以后明朝陆续加固和建筑，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城。明长城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总长达7000多公里，目前长城主墙体基本完好的有2000多公里，约占全长的三分之一。明长城从东到西横跨北京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及门头沟等六个区县，基本沿着燕山和军都山内侧山脊而筑，呈现出拱卫北京的态势。现存的居庸关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是大将军徐达所建。徐达所建关城，不在元代居庸关的中心部位(今云台一带)，而在云台以北的“上关”。居庸关长城位于北京昌平县境内，地形险要, 是长城重要的关隘。关城城周6．54米，高14米。于是居庸叠翠著名成为的燕京八景之一。为了防止元顺帝卷土重来，增强军事防御功能，居庸关建起水陆两道关门，南北关门之处都有瓮城。还筑有护城墩6座、烽燧18座等防御体系。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怀柔县，相传是徐达大败元兵之处。与徐达有关的还有山海关。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又有"天下第一关"之称。明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徐达奉命修永平、界岭等关，创建了此关，因其倚山傍海，故名山海关。山海关长城汇聚了中国古长城的精华，更重要的是成为保卫北京的重要屏障。　　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一代名将徐达不仅改建了北平城，在内城建立了一道城垣，而且在北平周围修筑了长城屏障，是建立了又一道防线。并且设立卫所，移民屯田，数次北征，练兵北平等等，在徐达的主持下，为北平建立起—套完整、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也为北平后来成为明朝都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徐达一生九佩征虏大将军印。自从攻克大都以后，徐达就与北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一生余下的十几年里，他有时连年驻守北平，御战在北边，后来更多的是每岁春出，冬暮召还，常年奔波往返于南京和北平之间。直至死前一年，明太祖还令他镇守北平。洪武十八年（1385年），尽管太祖与他有布衣兄弟之称，尽管徐达一生恭谨小心，但据传说，徐达是在毒疮生发于背上时，收到了明太祖赐给他的蒸鹅，虽然他明知蒸鹅正是他的病症大忌，但是伴君如伴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他含泪吞下了蒸鹅，不久病故。传说未必是真，事实是就在这一年，一代元勋永远闭上了眼睛，再也不能在春天来到他所熟悉的北平城了。挥师北平忆徐达(3)　　北京有条定阜街，东起龙头井，西止德胜门内大街，在今天厂桥街道办事处境内，德胜门内大街南段的东侧。明朝时这条街称作定府大街。清代曾名定府楼街，民国时改"府"为"阜"，名定阜大街。1965年定名定阜街。有人说，明朝时这条街称作定府大街，是因为开国元勋徐达的府第就在此处，因为徐达原封定国公，其府为定国公府，所以叫做定府大街。我们说这条街与徐达有关系，但上述的说法不确切。徐达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追封为中山王，并没有封定国公名号的事。可是，定国公与徐达又确实有关系，那是他的幼子徐增寿的封号。徐增寿的姐姐就是燕王朱棣（后来的永乐皇帝）妃，所以他素与燕王关系最好。燕王发动靖难之役时，徐增寿因为屡次给燕王通情报，又打算接应燕王，被建文帝亲手杀于大殿之下。燕王做了皇帝，永乐初年为了表彰他的功劳，追赠他为定国公。他的儿子15岁被召见，赐名景昌。也就是这个徐景昌，他袭封了定国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定国公也迁府于此，因此才有了定府大街之称。那么说起来，北京的定国公府第是徐达后人的府第，被讹传为徐达的府第了。明后期有记载说，定国公园在积水潭北岸，入门只见古屋三楹，上题“太师圃” 三字，除此以外，既没有匾额，也没有对联，墙壁上更没有诗文。院墙没有粉白，水池没有砌边，主体建筑既不象阁，也不象亭，园中所栽的树不开花，也不结果，而且并不成行配对，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也许是明初的遗存，因此保持着古朴无华的风貌，在后来奢华的北京城中，却是凤毛麟角了。（万明）迁都定鼎说朱棣(1)　　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的8月，塞北朔漠已经进入深秋，北风卷地，阴云布满天空。猎猎旌旗声中，大队明军士兵军容整肃，簇拥着一部龙辇向前行进。谁也不曾想到，翠华宝盖的龙辇内，竟然放置着一具锡棺，冰冷的锡棺里，躺着大明王朝的第三代天子永乐皇帝。这是他第五次出师北伐亲征蒙古，不想却在回师北京的途中，因积劳成疾，于8月12日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境内），享年65岁。六军在外，皇帝不幸病故，永乐皇帝的左右亲信大臣决定封锁消息，秘不发丧。他们命人收集军中的锡器熔铸成棺材，装殓皇帝，放上龙辇，又杀死了锡匠，每日照例进膳，上书言事一如既往，向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快马密报皇太子，太子派遣皇太孙至军奉迎。不久，一代雄主的遗体，由皇太孙护送，终于回归了他所热爱的京师——北京。　　永乐皇帝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十三年(1380年)三月，燕王朱棣带领两护卫将士五千七百七十人，离开南京前往他的封地北平(今北京)，这年，他整整21岁。北平是故元旧都，更是通往塞外辽东地带的咽喉重地，退往塞北的蒙古势力拥众边陲，不时窥伺，年轻的亲王承担着为国守边，“羽翼王室”的重任。他多次参与北方的军事活动，两次受命北征，从这片土地上出发，跃马弯弓，驰骋疆场，每次都大获全胜，凯旋而归。这大大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壮大了他的军事实力。后来太子朱标、兄长秦王、晋王相继死去，朱棣在家族尊序上成为诸王之首，也成为了后来建文皇帝的最大威胁。　　朱元璋晚年，由于太子朱标早丧，为了维护统系，册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即位为建文帝。为了削弱藩王的势力，建文帝一登位就开始削藩政策，一下子削除周、代、湘、齐、岷五王的封号，至使诸王惊恐不安。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这场“靖难之役”足足打了三年多，经过一场场浴血战斗，1402年（建文四年）7月，朱棣攻入南京，入正大统，改元永乐。　　永乐皇帝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尽管他以血腥的手段打击政敌，残酷杀戮建文朝臣，使他蒙上了暴君的恶名，但他在位二十二年，在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颇有作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堪称一代英主。永乐皇帝即位后，继续执行削藩政策，削夺诸王护卫，巩固中央集权。他设置内阁，整顿吏治，分派御史巡行天下。建立卫所制，发展军屯，加强军事力量。永乐皇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在位期间，不断组织规模较大的移民屯田，发给牛、种、车、粮，三年免征税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在江南兴修水利，疏浚吴淞，这些措施使明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海内富庶，每年输往京师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府县粮仓中更是堆积如山，以致下层的粮食腐不可食。他加强对周边的管理，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使之成为省级行政单位。还在西北设立“西北七卫”，管理天山南北以及广大的西疆地区，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并修筑了联系内地的驿道，促进了这一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他注意经营东北，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乌绍河、库页岛等地，有效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他还五次亲征漠北，扫荡蒙古各部，解除了故元贵族势力的威胁，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他实行带有开放色彩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远洋舰队，先后六次出使西洋，成为航海史上的壮举。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布政司设立“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使前来通好贸易的国家多达30余个。还命大学士解缙负责，组织了三千多人的编撰队伍，编成22937卷的《永乐大典》，辑录自先秦至明初图书七八千种,达3亿7000万字，为保存我国的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迁都定鼎说朱棣(2)　　在明代十六个皇帝中，与北京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永乐皇帝，这是因为他的迁都北京之举，使他成为了紫禁城里的第一个皇帝。　　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在应天称帝，八月，改应天为南京，而以汴梁（今开封）为北京，元大都改称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刚刚即位五个月的朱棣即升北平为北京，北京之名即由此始。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下诏迁都北京。　　永乐皇帝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21岁起就藩北京，在那里做了20年的燕王，渡过了他的青壮年时期。他在那里接受政治磨练，羽翼丰满，从而发展壮大。对朱棣而言，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立业的根本。明代以南京为国都已经三十余年，但南京似乎并不是理想的都城，因为自从将元朝势力驱进漠北，定鼎南京之后，军事上的威胁都来自北方的蒙古部落，这就造成了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在地理形势上，北京地势雄伟，背靠长城，北枕居庸，西倚太行，东连山海、南瞰中原，“金汤之固”，易守难攻，便于实现“控四夷以治天下”的远大抱负。迁都北京或许还与朱棣的得位不正有关，他以武力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江山，南京是建文皇帝的施政中心，长居于此，他多少会感到心中不安。　　永乐皇帝即位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北京经济的措施。他下令迁徙山西、浙江等地民户到北京，充实北京的劳动力，减免赋税，赈济灾民，又派人疏通大运河，恢复舟师海运。下达迁都的诏旨后，永乐皇帝即刻行动，分派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云南等地采集名贵木料，在山东临清督造青砖，在房山开采巨石。永乐五年（1407年），征集全国的能工巧匠，征调民夫二三十万人，调用部分军队，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照南京城池宫殿的规制，开始营建北京的宫殿、坛庙。七月，皇后徐氏病死，朱棣派人到北京选取陵地，以善望风水著称的廖均卿遍历群山，为他选得昌平县北的黄土山为“吉壤”。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皇帝前往巡视，将黄土山更名天寿山，征调了山西、河南、山东等地民夫工匠和北京附近卫所的兵卒，开始营建陵墓，定都北京之意已牢不可破。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住北京，而命皇太子监国南京。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疏必须送往行在，北京已经成了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永乐十八年（1419年），北京的营建工程基本完工，主要分为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内城就是北京城，内有中央构机构、王府、官宅、仓库和民居。皇城内布置有太庙、社稷坛、御苑，以及各内府监、局、厂、房等机构。紫禁城既宫城，又称大内，是全城的中心，前部以以奉天（后改名为皇极）、华盖（后改名为中极）、谨身（后改名为建极）三大殿为主体，是皇帝坐朝和举行大典的外朝，后为内廷，以乾清官、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整个紫禁城周长6里，城墙高7.9米，内外砖砌，外围护城河。紫禁城布局严谨，宫殿、楼宇高畅壮丽，金碧辉煌，今天北京紫禁城的规模就奠定于当时。在北京城的设计中，一条8公里长的中轴线纵贯南北，为全城布局的依据，内城、皇城和宫城，都以这条中轴线而对称展开，而紫禁城的主要建筑都坐落在中轴线上，这种布局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日，朱棣正式下令迁都北京。紫禁城中鼓乐齐鸣，身材雄健，美髯齐胸的永乐皇帝衮冕龙袍，缓步登上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自此，北京成为明朝的国都，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永乐皇帝的遗体被迎回北京后，葬于长陵。长陵是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墓，从陵门至祾恩殿，再至明楼、宝城，共有三进院落。祾恩殿九间重檐，气魄宏伟，黄瓦红墙，所用木料全是名贵的香楠木。殿中的三十二根独木巨柱，更令人称奇，每根都高达三丈以上，特别中间4根，两个人都不能合抱。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世宗来此朝拜，上尊谥，庙号为成祖，所以永乐皇帝又称明成祖。 （杨艳秋）入世异僧姚广孝(1)　　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曾经把出家人积极入世，救众生于水火的所谓“济世”分为“以出为济”和“以应为济”两类，前者即以出家为手段，始终保持出家人的身份参与时政，避免卷入不必要的人事纷争，如佛图澄、陆法和、姚广孝等；后者为直接入世，介入政治，功成名就后飘然而去的方式，如张良、李泌等人。这些人或前或后，都有出家的经历，给人一种神秘感，因而在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奇异故事流行。在明代，最出名的就是刘伯温和姚广孝。传说中的八臂哪吒北京城即为两人设计。其实刘伯温和北京没什么关系，这姚广孝却是联系多多。　　姚广孝（1335—1418年），苏州长洲人，幼名天僖，字斯道。父亲是个医生，本来准备让他子承父业，可他偏偏不愿意，表示自己想读书做官或者学佛。在元末，入仕的途径较少，于是他在14岁时在家乡附近的妙智庵剃发做了和尚，法名道衍。虽然做了和尚，可做官的打算并没有泯灭，平时不修佛理，一味研习兵法韬略。后来干脆违反佛规，跑去拜道士席应真作师父，学习阴阳术数之学。一次，姚广孝云游到嵩山寺挂单，碰巧遇上了元末著名的相面先生袁珙。这袁珙也会奉承人，本来姚广孝长的很丑，黄脸上一对三角眼，在袁珙嘴里却成了异相，说他是“异僧”，“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和元初辅佐世祖忽必烈统一华夏的名僧刘秉忠是一类人。姚广孝听后大喜，更坚定了入世建功的信念。　　由于不守本分，反而对儒、释、道家之学都有涉猎，显得学问高深，因而“浙东四学士”。宋濂、高启等都爱与他交游。只是他的运气一直欠佳，别人都在新王朝谋得一官半职，他却一无所获，唯一一次应召到礼部参加僧试，还没被重用，只领到一套御赐的僧服，就被打发出来。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脚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为表示怀念，决定选拔有道高僧侍奉诸子，并辅弼诸王诵经祈福。姚广孝的朋友，当时已出任僧录司左善世的宗泐借机推荐了他。姚广孝到南京后见到燕王朱棣，言谈颇为投机。于是朱棣请求朱元璋派姚广孝随他一起回北平，获准。到了北平，姚广孝以主持身份住进庆寿寺，但经常出入燕王府，密谈军国大事，成为朱棣的心腹军师。　　建文帝即位后，为维护中央集权，在齐泰、黄子澄等的辅助下大规模削夺藩王的权力，但由于动作过大，招致手握兵权的藩王反对，朱棣既是一个。姚广孝见立功的机会到了，积极动员朱棣起兵反叛，并且把袁珙和另一名著名术士金忠介绍给朱棣，帮他一起动员。朱棣于是决心反叛，秘密招募军士，勾结军中将领，并利用所住宫殿（原元朝皇宫）幽深的优势，在宫内秘密制造兵器。姚广孝为防止泄密，特意把兵器场安置在地下，还养了一群鸭鹅，用鸭鹅的叫声掩盖兵器锻造声。　　1399年（建文元年），朱棣不轨行为泄漏，于是以“清君侧”，诛杀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匆忙起兵，史称“靖难之变”。姚广孝并没有随军南下，而是留在北平，辅助朱棣的长子，后来的仁宗朱高炽守卫北平根据地。朱棣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先向西进兵，计赚宁王朱权，夺得大宁都司的军队控制权。明朝官军趁北平守卫不足，合围北平。姚广孝充分施展了他的军事才干，指挥全城军民固守，并不是派小股部队出城偷袭，后又与回援的朱棣一起合击官军，大败南军。　　朱棣叛军虽然勇猛但数量有限，和号称百万的南军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在叛乱初期虽然互有胜负，总体上却一直处于劣势。东昌一战，不仅大将张玉阵亡，朱棣本人也差点做了俘虏。如果不是建文皇帝有令不准伤害朱棣性命，战争可能早就结束了。另外，叛乱初期朱棣叛军追求的是攻城略地，但由于人数上的劣势，要么顿兵坚城久攻不下，要么旋得旋失。面对不利局面，朱棣几经动摇。姚广孝一方面在战争不利时及时建议回撤保存实力，一方面千方百计给朱棣鼓劲打气。在仔细分析了形势后，姚广孝提出避免和南军进行硬碰硬的对抗，放弃夺取城市，直接从南军缝隙穿过南下，直取南京的战略建议，被朱棣接受。此后叛军一路南下，只在淝河、灵壁遇到少许抵抗，即杀进南京，夺得天下。入世异僧姚广孝(2)　　在朱棣的心腹中只有姚广孝是文士，其他都是武将。姚广孝虽然没有随军亲临前线，但他在策划叛乱、为前线指挥献计献策方面贡献最大，因此朱棣在登上皇帝位的第二年即不顾他和尚的身份，封他做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恢复姚姓，并赐名为“广孝”，同时要求他蓄发还俗，赐给他府第和两名宫女。姚广孝撺的朱棣叛乱，为的是实现早年建功做官的理想，但朱棣即位之后大肆屠杀异己，特别是杀害他先前特别叮嘱要留活命的方孝孺的事实，让他心存余悸，唯恐朱棣像其父一样大杀功臣，于是坚决拒绝还俗。平时穿朝服上朝议政，退朝后随即换上僧服，而且依旧住在寺院。为表示不喜欢荣华富贵，在奉命赈济苏州、湖州一带时，特意到家乡长洲走了一遭，把所获得的金银布匹全部散发给宗族乡里。　　此后姚广孝曾和解缙一起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在朱棣北伐蒙古时辅佐朱高炽处理日常国务，并曾辅导后来的宣宗学习。朱棣迁都北京后，姚广孝回到庆寿寺居住，直到病逝。　　姚广孝帮助朱棣叛乱，颇为正直之人所不齿，他的朋友王宾拒绝与他见面，双胞胎的姐姐要么不理他，要么对他厉声痛骂，让他大为失望，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并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如在晚年病重，朱棣亲身探望时请求赦免已经被关押十余年的建文皇帝的僧官溥洽；为表示忏悔并帮助朱棣赎滥杀之罪，建议并亲自设计建造了著名的永乐大钟，等等。　　姚广孝死后，朱棣非常悲痛，为之停朝二日，追封荣国公，以僧礼安葬于房山，并亲自撰写了神道碑。在今房山区崇各庄乡常乐寺村东仍保存着姚广孝的墓塔。塔高33米，八角形九级密檐式。塔身往上是九层叠涩檐，各角均悬铜铃。塔刹铁制，状似葫芦。朱棣御撰神道碑也已出土。 （张金奎）朱能地下犹护主(1)　　在怀柔北宅村北泽山将军顶下有一片明代陵墓遗迹，石人石马散落在田间地头或农家墙、院内，当地人称之为“小十三陵”，理由是北泽山与昌平十三陵属于一个山系，十三陵是龙头，北泽山是龙尾，而且这里恰恰埋葬着13位武将。论气派，显然没有十三陵宏大排场。但此处三面群山环抱，就像一堵天然的围墙，一面平地开阔平坦，山上的流水从北向南而流，将平地整个环抱起来，与明代福建派的风水选址观点完全吻合。是谁有此眼光，而且有资格与朱家皇帝埋在一条山下呢？查阅史籍，知道这里埋葬的是成国公朱能一家。　　朱能的父亲朱亮，安徽凤阳府怀远县乐河乡人，也算是朱元璋的老乡。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朱亮组织义兵保卫乡里，后率部整体投入朱元璋起义军。明朝建立后不久被调往北平，任燕山中护卫副千户，主要负责保卫当时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　　朱能（1370—1406年），字士弘，朱亮长子，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继任燕山中护卫副千户，曾经参与朱棣主持的北伐，活捉了元朝太尉朵儿不花。　　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并且大肆屠杀元勋功臣，国初名将杀戮殆尽；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万人。边塞诸王因有防御元朝残余侵扰的重任，护卫甲士尤多。其中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燕王曾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所以倍受重视，有权“节制沿边士马”，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需可以自断军中小事，大事才向朝廷报告。但朱元璋低估了诸位“孝子”的政治野心，致使藩王势力日渐膨胀，呈尾大不掉之势。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没有从其他儿子中另外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是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专权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对策。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下令取消亲王节制文武将吏的权力。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　　燕王朱棣早就对朱元璋不立自己为继承人不满（朱标死时，二子、三子已死，四子朱棣是事实上的长子），于是密谋反叛。朱能是他的三个主要助手之一，另外二个是谋士姚广孝和大将张玉。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在朱能等人的协助下，诱杀了中央派来监视自己的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迅速占领北平九门，起兵叛乱。朱能因功晋升指挥同知。　　朱元璋当国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朱棣起兵后，朱能首先领兵攻占北平以东的蓟州，进而攻占遵化、永平（今河北卢龙）等州县。与此同时，其他部队也先后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等地，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便于从容对付朝廷的问罪之师。　　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朝廷已经没有大将可用，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近古稀的幸存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30万伐燕。八月，南军进至河北滹沱河地区。朱棣军在中秋之夜发动突然袭击，突破雄县，尽克南军的先头部队。朱能在此战中率先攻破雄县东门，并追击到月漾桥，活捉南军大将都督杨松、潘忠等，继而一鼓作气追赶南军到莫州，斩获无算。当时耿炳文大军尚有数万，而且已经于滹沱河北岸摆开阵势，明显是敌众我寡。朱能见南军连败，士气低落，于是冒险率领30多个敢死军士，跃马疾呼，冲入敌阵，南军气馁，纷纷后退，自相践踏，损失惨重。三千多南军缴械投降。耿炳文无奈，只好率残部退守真定城内，闭门不出。朱能地下犹护主(2)　　建文皇帝得到耿炳文战败的消息后，召其回京，改任李景隆为大将军。李景隆虽然是名将李文忠的后人，但自幼娇生惯养，只会纸上谈兵，没有真本领。九月，李景隆进至德州，收集溃散兵卒，调集各路军队，号称50万，进抵河间府。此时江阴侯吴高奉建文皇帝命令，率兵从辽东南下进攻永平。朱棣为争取战略上的优势，不理睬李景隆，而是亲率大军回援，朱能跟随前往，赶走吴高，杀获很多。随后，朱棣又兵指大宁，控制了宁王朱权，把宁王手下精锐的朵颜三卫军士收归己有。　　李景隆听说朱棣主力离开北平，于是率兵过卢沟桥，抵北平城下。朱棣长子朱高炽在姚广孝的帮助下，拼死守卫。李景隆号令不严，指挥失当，几次攻城，都被击退。南军都督瞿能曾经率千余精骑，杀入张掖门，但后援迟迟不至。李景隆贪功，命令瞿能停止前进，等待大部队一起进攻，错过了时机。燕军乘机休整，连夜往城墙上泼水，天冷结冰，待到次日，南军再也无法攀城进攻了。　　十一月，朱棣带兵回师至北平郊外，在郑村与李景隆军遭遇，朱能大败南军。又进攻南军大营，再获胜利。北平城中军队也乘机出击内外夹攻，南军不敌，李景隆乘夜率先逃跑，退至德州。　　建文帝为大臣所蒙蔽，反而奖励了李景隆。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会同郭英、吴杰等集合兵将60万众，号称百万。朱棣命令张玉、朱能等率军十余万迎战，首先占据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三日后南军才赶到。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燕军一度受挫。但南军政令不一，不能乘机扩大战果。燕军利用有利时机，力挫南军主将，朱能作为前锋，首先击败南军都指挥平安部。次日，朱能又率领左哨军，连续冲破南军营栅，并跟踪追至德州。五月，李景隆从德州逃到济南。朱棣率燕军尾追不舍。南军在平安的率领下于济南城外的铧山居高临下摆开阵势。朱能派奇兵绕道南军背后，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收降万余人。济南在都督盛庸和山东布政使铁铉的死守下才得以保住。朱棣围攻济南三月未下，遂回撤北平。　　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建文帝改用盛庸率兵北伐。十月，至沧州，为燕军所败。十二月，燕军进至山东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一带。盛庸率南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严阵以待。燕军屡胜轻敌，被南军打败，大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朱能率小股部队殊死迎战，保护朱棣冲出重围。东昌战役是双方交战以来，南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由于建文皇帝不愿意承担杀死叔父的罪名，致使南军不敢致朱棣于死地，朱棣才得以逃跑，朱能也因此立下救主大功，晋升都指挥同知。　　东昌大战后，朱能又于建文三年（1401年）跟随朱棣参加了夹河战役。此战中，燕军大将谭渊战死，先败了一阵，朱能领兵赶到，获胜，军威复振。朱能进而又在藁城三次击败南军，追杀到真定，进而攻占彰德、定州。又袭破西水寨，打败驻守衡水的南军。活捉指挥贾荣。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朱能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攻克东阿、东平，尽破汶上诸寨，进至淝河。朱能在淝河设伏兵，大败十余万南军。四月，燕军进抵宿州，与跟踪袭击的南军大战于齐眉山（今安徽灵璧县境），燕军大败。燕军夺得的城池虽多，但往往得而复失，不能巩固。此战失利后，燕军士气低落，很多将领建议撤军。朱能劝阻朱棣说：“兵家胜败是常事，怎能因为一时的小挫折就气馁呢？当年刘邦屡战屡败，项羽屡战屡胜，可最终的胜利者是刘邦。殿下您举兵以来获胜很多，此次失败不足多虑。还是应该以江山社稷为重。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只能整兵前进，怎么可能撤回继续作臣子呢？”朱棣同意，整兵进攻灵璧。在这次决战的关键时刻，建文帝受一些臣僚建议的影响，把徐辉祖所率领的军队调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南军粮道又为燕军所阻截，燕军抓住时机，大败南军于灵璧。此战中，南军合兵60万依潼山而阵。朱能率李远等从四面展开合击，大败南将平安的银牌军。南军都督陈晖来援救，再遭败绩。南军投降者达十余万众，陈晖等南军将领30多人被俘。朱能地下犹护主(3)　　此时，朱棣已经获悉南京城空虚的情报，于是决定不再和南军主力纠缠，而是从南军防守薄弱的泗州为突破口，渡过淮河，攻克盱眙，下扬州，自瓜洲强渡长江，直取南京。六月十三日进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诸将中，张玉和朱能最为重要。张玉在东昌战死，朱能成为第一功臣。论功封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成国公。永乐二年（1404年），兼太子太傅。　　安南国黎苍在明初夺取了国王陈氏的王位，并于永乐元年（1403年）骗取了朱棣的册封。后来陈氏子孙到明朝鸣冤，朱棣派人前去核查并送陈氏后人回国继承王位，不料被黎苍伏兵所杀。朱棣大怒，决定出兵讨伐。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朱能被任命为总兵，征夷大将军，率兵80万讨伐安南。大军进至广西龙州，朱能因病于十月初二日去世，年仅37岁。朱棣听说后非常痛苦，下令停止上朝五天，表示哀悼，并亲自撰写了祭文。下令葬于昌平州北泽山（今属怀柔）。后来又追封为东平郡王，谥武烈，并赠上三代均为王爵。仁宗继位，下令将朱能作为配祭人，立牌位于成祖的太庙中，享受后人的祭祀。　　北泽山地处龙尾，朱能陵墓与成祖的长陵大约同时修建，暗含有在地下继续为朱家天下守卫的含义。　　成国公的爵位可以世袭。在世袭的子孙当中，最出名的是朱勇。　　朱勇（1391—1449年），字惟真，永乐五年（1407年）袭成国公。后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跟随朱棣北征蒙古。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叛乱，朱勇跟随宣宗出兵讨伐。大军出城后，朱勇建议兵贵神速，应全速前进。宣宗采纳，大军直抵叛军盘踞的青州城下。朱高煦慑于威势，出城投降。宣德三年（1428年），朱勇进封太子太保，主管明朝的中央军——京营。以后宣宗每次到边境巡视，朱勇都跟随前往。　　1435年，英宗即位。次年正统元年，命朱勇主持经筵——皇帝定期学习古代治国方略的一种形式。正统九年（1444年），朱勇统兵出喜峰口北进，在富峪川、热水川两次击败蒙古军队，进封太保。　　英宗时期，明朝的军事实力下降很多，军政腐败日渐严重。相反，北方的蒙古瓦剌部却日渐强大起来。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农历七月，瓦剌部在大汗也先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大举进犯。也先亲自率领瓦剌主力部队向大同一带进军，企图首先攻占大同，然后进逼北京。驻守大同的明朝军队拼死抵抗，但连战连败，消息传到北京后，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效仿祖先，御驾亲征。　　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带领文武大臣，贸然起用50万大军亲征，从北京、宣府浩浩荡荡向大同挺进。八月，朱祁镇来到大同。王振本来以为只要显示一下兵威，瓦剌就会退走。等亲信郭敬把吃败仗的经过一说，王振吓得丧魂落魄，赶紧劝说英宗率师回京。结果，朱祁镇和50万明军只在大同停留了3天，没与瓦剌军队交火一次就离开了大同。　　王振是蔚州人，想让大军绕经蔚州，从紫荆关回北京，顺便邀请皇帝光临他的家乡，抖抖自己的威风。明军大队人马进入蔚州境内后，王振又一考虑，这么多兵马来到他的家乡，必然会糟踏他的家园，破费他一大笔财产。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让朱祁镇从来时的宣府旧路撤退。朱祁镇听任他的摆布，绕道再返回旧路，结果，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给瓦剌军队造成追击的好机会。朱祁镇带领明军回到宣府旧路后，果然被瓦剌军队赶上。明军慌忙应战，结果一触即溃。朱勇和永顺伯薛绶提兵四万前去救援。与瓦剌军队相遇于鹞儿岭（今河北涿鹿西北）。监军刘僧不了解地形，在大军阵势没有摆开之前就贸然率部突入隘口。朱勇担心刘僧出事，挥兵跟进，结果中了瓦剌军事先设下的埋伏，大败，朱勇战死。朱能地下犹护主(4)　　八月十三日，朱祁镇带领明军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冲击过来，明军溃不成军，互相拥挤践踏，死伤数十万人，尸体横堆，惨不忍睹。随军大臣、武将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等五十多人战死身亡。作恶多端的宦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昏愚荒淫的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之变后，于谦等人认为朱勇损兵折将，有罪于国，建议削夺爵位。直到1457年，朱祁镇复辟，这才追封朱勇为平阴王。　　朱勇以后，朱仪、朱辅、朱希忠等先后袭爵并主持中央军务，至明末朱纯臣，一共传袭了13代，均葬于北泽山下。朱氏陵园建国初期保存尚好，“文革”中石人石马等建筑被炸毁殆尽，只剩下一些残余扔在田间地头。当地的阮氏家族据称世代为朱家守墓，或许是朱能当年讨伐安南时的俘虏，可惜没有充足史料可资证明。 （张金奎）风华当年寻郑和(1)　　2005年是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明朝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均达到了当时世界前列，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伟大壮举，成为古代中国强盛的标志。　　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郑和航海是自南京宝船厂开船，龙江关出水，到太仓刘家港出海，七下西洋始命于南京，历次也均从南京出发，到后来郑和又在南京担任守备，地位显赫，家住南京马府街，他在南京留下了很多遗迹。相对而言，郑和在北京似乎就没有南京那么多的遗迹可寻。然而，如果我们想一想，郑和自小入宫后，被带到北平燕王府邸，他自幼至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北平度过，并在北平建立了功勋，才成为永乐皇帝的亲信；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才被任命统帅千军万马下西洋，出使海外的。如此说来，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是在这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起家，他的事业开始在这里，他的成长历程也在这里，他和北京的关系可谓至深。当然，起初这里还不叫北京，而是称为北平。　　郑和，原姓马，他是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人，出身在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军统一云南战争中，他被俘带至南京，成了一名宫廷内侍，随即派到皇四子燕王朱棣的北平府邸里。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以反对建文帝削藩为名，于北平起兵，号称“靖难”，意图夺取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进行了四年“ 靖难之役"以后，才登上了皇位。如果我们以郑和13岁入明宫算起，他年青时代的十几年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成长在北平，而在事业上暂露头角，也是在北平。“ 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派李景隆率领各路军马50多万人来攻打燕王，燕王朱棣与李景隆大战于郑村坝（今北京东郊东坝村），燕军出奇兵直捣李景隆大营，李景隆大败而逃。在这场战役中，马和表现英勇异常，建立了奇功，因此他被赐姓郑，从此有了郑和这个赫赫有名的名字。今天的东坝村属于朝阳区，今天留存下来的是“东坝村”的界石，古战场早已渺无踪迹，郑村坝地名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惟有郑和以他的不朽英名，印证着那场战役的存在。　　那么，北京与郑和直接有关连的地方, 除了郑村坝，还有哪里呢？在北京德胜门内，有个三不老胡同。胡同不大，也不长，在北京星罗棋布的大街小巷中并不起眼，可就是它与明朝伟大航海家郑和联系在一起。　　据说郑和在北京时，他的府宅就在三不老胡同。　　今天，我们知道郑和这个名字，是由于他是明朝伟大的航海家, 他曾经率领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的宝船队七次下西洋，与海外亚非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成为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可是与他有联系的胡同为什么称作三不老胡同呢？这就涉及到郑和有个名字叫“三保”，或者“三宝”这桩公案了。　　说来有意思，从明朝后期开始，就有了“三保”和“三宝”的不同说法和用法。当时人对于郑和叫做“三保”，还是“三宝”，已有种种猜测之说。有一种说法是“三保”是郑和的旧名，有一种说法是“三保”是郑和的小名；有的说郑和下西洋多次，所以称作三宝太监； 还有的说郑和信奉佛教，佛教有“三宝”一词，就是佛、法、僧，所以被尊为三宝太监；我们知道郑和船队中的大海船称作“宝船”，顾名思义，“宝船”就是取宝的船。郑和下西洋携带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铜钱、铁器等各种珍贵物品出使，从西洋换回来的奇珍异宝也都在船上。明朝有部著名的小说，就是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用的是三宝，是宝贝的“宝”。 后来现代辞典上干脆出现了一种调和之说：“郑和小字三保，保一作宝”。　　其实郑和的名字是三保。明朝时候在北京皇宫中曾经上演郑和下西洋的戏剧，有两种，一种是杂剧，还有一种是傀儡戏。现在流传下来的内府杂剧钞本《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用的就是保护的“保”，而不是宝贝的"宝"。剧中郑和角色一上场，就说“小官姓郑名和，又名三保”。因此我们知道“三保太监”就是郑和的又一个名称。既然不是宝贝的“宝”，就与佛家的三宝没有关系。太监是明朝宦官的官名，不是一般的宦官。明朝宦官有“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在明初，内官监的地位最高，郑和就是内官监太监，也就是内官监的主管官员。他下西洋又有“钦差正使太监”，“总兵太监”的头衔。宫中演出戏剧的下西洋时间，是在郑和下西洋的后期，他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剧中人称他是“三保老龟龟”、“老太监”。这个戏剧不仅在北京皇宫里上演，后来也流传到社会上，由明朝人编辑出来，保存了下来。郑和当年居住的地方，起初叫做三保老爹胡同，也就是今天西城区德胜门大街西侧三不老胡同这个地方，再以后叫白了，清朝以后，就成了三不老胡同。风华当年寻郑和(2)　　燕王成功登上了帝位，就是永乐皇帝。他在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派遣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虽然是从南京出发和返回南京，可是下西洋建立的丰功伟绩，提高了明朝的国际威望，在北京得到了充分显示。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皇帝下令迁都北京，此后，明朝就定都北京了。这一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国，也就是在这一年，历史上记载有16个国家、1200人的外国使团汇聚在北京，北京作为国际大都会，真正是使节如云，盛况空前。北京成为当时中国与亚、非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　　今天北京的八宝山，在明代称作黑山。那里有大型的宦官墓地，在弘治年间已有“数百冢”，宦官刚铁墓即在此处。刚铁其人充满了传奇色彩，嘉靖以后成为宦官祭祀的圣人，实际上事迹多为后人所编。在刚铁墓前的褒忠祠享堂内，设有刚铁塑像，在其左右，设有蔡伦、郑和等人的牌位。可见郑和在明后期的北京城，由于他的卓越功勋，在宦官中已作为祭祀朝拜的对象了。　　郑和这位伟大的航海家留给我们不少的谜，比如他生于何年？身葬何处？他的船队远航最终走到了那里？有没有绕过好望角，驶向大西洋？那些谜至今还没有完满解答。他在北京也留下了谜，最主要的有两个。　　先说第一个谜。根据史籍记载，在北京皇史宬，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的存放皇家档案的那个地方，它的西边有一个观心殿射箭处，它的南边是苍龙门，苍龙门南是昭明门，西南是嘉乐馆，北面有个丹凤门，门前有两个金狮子。进了丹凤门，里边有三个殿：龙德左殿，崇仁右殿，还有居中的广智殿。在广智殿之后，有个飞虹桥。这座桥用白石制造，上面凿刻有狮子、龙、鱼虾、海兽等等，“水波汹涌，活跃如生”。据说，这是“三宝太监郑和自西域得之”， 而且“非中国石工所能造”，据说桥前右边缺了一块，中国工匠补造，竟然是屡补屡坏。此桥还有明人陶崇政《飞虹桥诗》为证：“中官三宝下西洋，载得仙桥白玉梁。甲翼迎风浑余动，睛珠触目更生光。”后两句说明雕刻的确是栩栩如生。当年在飞虹桥南北有两个坊，一个是飞虹坊，另一个是戴鳌坊。至于那座桥上所刻的海兽水纹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它与中国传统的石刻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能够找到石刻才能知道。从今天来看，飞虹桥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之东，皇史宬之西，故址已不可考。侯仁之先生早年对北平金水河进行考察，虽然他没有考察郑和带回来的石刻，但是他根据地理位置推测，在南池子南半迤北的地方，有南北小街，叫飞龙桥。清朝人记载，“飞虹桥，虹俗讹龙”，飞龙桥就是飞虹桥的讹称。现在看来，南北小街可以对应南北两坊，它们早已经与桥混而为一。在侯仁之先生考察的时候，那座桥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飞龙桥胡同还存在着。　　再说第二个谜。我们知道郑和曾信奉佛教，受过戒，有“福善”、“福吉祥”等法名，还出钱刻过一些佛经，如《摩利支天经》、《优婆塞戒经》等。郑和在下西洋期间曾经出资刻了10部佛经，分别放在全国10处寺庙里，北京只有一处，就是皇后寺。可是在明清历史记载中，这座皇后寺已遍查不见了。日本保存有明朝后期绘制的一个《北京宫殿之图》，这幅图上绘有当时北城一带地方，在后宰门（也就是今天的地安门），与梓金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之间，绘有一个梓童庙。我们知道梓童就是皇后，那么庙和寺也是可以相通的，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当年的皇后寺呢？无论如何，这个寺庙现在是找不到了，那部佛经也下落不明，也许它还寂静地躺在某个寺庙的角落里，但也可能已不存世了。按照我们的愿望，希望有一天它还会被发现出来。　　郑和建功立业是从北京开始的，终结却是在海上。下西洋持续了28年，63岁的他在海外去世，算起来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竟是在海上度过，他的远航是15世纪那个海洋世纪的开端，比欧洲人要早近一个世纪，所以他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航海家。三不老胡同的全国政协宿舍，相传是郑和故居所在地，有学者曾提议在宿舍前广场塑造郑和纪念雕像，作为首都纪念这位航海家的标志。实际上，永远的纪念是在人们心中。 （万明）黑山迷雾辨刚铁(1)　　在北京，八宝山的名字人们很熟悉，但这个名字出现得比较晚，清代才见于记载，明代这里称为“韩家山”，“韩山”，“罕山”，也称“黑山”，“黑山会”。当时，它与一个叫刚铁的宦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刚铁的墓在此处。　　按说，北京这样的地方，宦官墓不足为奇，明代二百多年间，北京东西南北的宦官墓不知凡几，但由于刚铁在明后期被塑造成北战南征、潜邸从龙的开国英雄，具有了传奇色彩，是宦官的“杰出”代表，于是，他的墓也就变成后世宦官们的“圣地”，黑山（八宝山）也因之受到瞩目。　　关于刚铁的事迹，明代流行的基本故事情节是：他原先追随太祖廓清中原，后来被任命为朱棣燕王府的承奉，即当时王府中宦官机构承奉司的最高首脑；靖难之役开始后，他又为朱棣夺取皇位而征杀；靖难成功后，在朱棣的指挥下，北犁外庭，擐甲于朱棣左右，身冒矢石，居功甚伟，被任命为司礼监太监。他不仅勇敢善战，还颇有德行，“退而悛悛，口不言劳，未观军容”，即平时十分谦逊，从不提自己的功劳，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军人的霸气。他死后被葬在黑山，并立祠祭祀。而他所用的兵器-----一柄铁枪，一直陈列在祠中。　　当然，在明代刚铁事迹还有其他的版本和内容。有的说刚铁原名刚炳，因朱棣总是称其为刚铁，故其又以刚铁为名；有的还指出其籍贯为交趾，在太祖时就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有的故事则不提他追随太祖的事，只从其为朱棣效力说起；另一些故事则把情节细化，如言其靖难中，在攻取永平、保定时夺得首功，在北征蒙古时，智取了阳和之地。关于他的职务和定位，也有不同说法，或云为燕府承奉正，或云司礼监太监，或云永乐间开国元勋，或云洪武年间开国元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不论说法有多大的不同，其根本离不开对刚铁的赞颂。　　可是，对于这位嘉靖以后声名赫赫的宦官，在他生活的时代及其后的数十年间，其事迹不见于任何官私文献记载，连名字也无人提起过。因此有人怀疑刚铁是否确有其人。据目前所知，史料中较早提及他名字的，是弘治八年(1495年)的一通称做《重修黑山会坟茔碑》的碑文，其中说到黑山“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但没记相关的事迹。刚铁传奇经历的“揭密”与丰富化，主要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其后不断被演义发展，于是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刚铁事迹。　　应该说，刚铁确有其人，其身份是燕府承奉，也可能参加过靖难之役，但在朱棣称帝前就死去了，死后葬在黑山；而他的事迹，则基本可视做后世宦官附会出来的。　　宦官附会刚铁事迹的目的，无非是借古兴怀、以古利今，后者应该更主要。刚铁的身份表明他在朱棣做燕王时，就有侍驾从龙之功，是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老资格，这使后世宦官，特别是那些跟随嘉靖皇帝进京的宦官，对刚铁具有了认同感，表彰刚铁就如同表彰自己，而刚铁的事迹越“辉煌”，其现实影响就越大，那些参与创造这个辉煌的宦官，也会因此而受益，名利兼收是不成问题的。自古就没有单纯为表彰而表彰的，都有现实的考虑，更何况是对前人的表彰。嘉靖以后刚铁的事迹多起来应与此有关。　　有地位的宦官热衷于此，普通宦官对于钢铁事迹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明代的黑山是一处较大型的宦官墓地，至弘治时“葬此者不下数百冢”。宦官对于这个葬身之地，应是比较关注的，为黑山增加一些美丽的政治光环，将其打造为宦官的圣地，无疑对已葬于此和将葬于此者都是一个慰籍。所以，这些宦官，是刚铁事迹得以发展传播的坚实基础。在嘉靖以后宦官中还出现了以黑山为纽带的组织，称做“黑山会”，“中贵人置会其间，岁以上命致祀如礼”，黑山在宦官的生活中的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他们之乐于刚铁成贤成圣是在情理之中的。黑山迷雾辨刚铁(2)　　在发掘刚铁的现实利用价值，演义其事迹、塑造其形象的过程中，明代各个时期的宦官在黑山刚铁墓前都有所兴造，至万历初，黑山已形成一组包括刚铁墓、神道、褒忠祠、护国寺以及灵福寺在内的建筑群，万历元年（1573年）司礼监太监冯保还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处作为祠寺的香火资。　　在这组建筑中，褒忠祠的规模较大，专门用来祭祀刚铁，位于刚铁墓前，相当于墓的地面建筑。其享堂内有刚铁塑像，左右设蔡伦、郑和等人的牌位，据《帝京景物略》载，在其东堂还设有永乐以后的历任司礼监太监的牌位。褒忠祠现在只有享堂尚存，其余建筑均已拆除。　　在褒忠祠东面，就是护国寺。北京名为护国寺的不只一处，黑山护国寺是专为守墓而建，“念刚公有功于国，恐后为耕樵所废，延访行能之僧守之”。护国寺的规模也很大，山门南临官道，进入山门，依次为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入清后，清代的宦官对护国寺也多次修缮，使之得以保存。现在，护国寺的建筑已辟为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但格局未变。　　灵福寺在黑山建筑群的最东部，即现在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402医院）所在的位置。灵福寺原本与刚铁无关，相传它是元世祖至元年间为纪念海云和尚所建，元明鼎革之际废坏，明正统七年（1442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在原址上重建。据说，李德的灵福寺，应是刚铁最早享受香火的地方。《明实录》记载，李德死后，灵福寺于景泰七年被赐给锦衣卫百户李安为香火院，李安是否继续崇祀刚铁就不得而知了。现在，灵福寺的建筑已经无存，只有原来的两株巨大的银杏树依然挺立路旁。　　除这组建筑外，在民间传说中，这一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与刚铁有关，如上庄、下庄、鲁谷（明代称鲁郭或鲁国）、石槽。有一则传说是：残元之兵入掠北平，刚铁奉朱棣之命遏敌。两军相遇，刚铁与敌兵女将萧玉梅大战数十回合。胜负未分之际，萧玉梅佯败，将刚铁诱至洪炉山（传说中八宝山的称谓）的西山头上。这里早有萧玉梅摆下的迷魂阵，刚铁左冲右杀，终于突出重围，来到东山头。就在刚铁喘息未定之时，萧玉梅催马赶上，一刀将刚铁挥作两截。战马狂奔，刚铁的尸身相继坠落。当地人为纪念刚铁，称其上身落处为上庄，下半身落处为下庄，战马经过的村庄为鲁郭，而战马停息饮水处为石槽。　　显然，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传说，反映了当地人的崇尚英雄、与英雄同在的心理，他们并不因为刚铁是宦官而泯灭他，相反是积极地去创造他的事迹，并使这事迹与自己有联系，从而为自己的现实生活环境，注入虚幻但斑斓的色彩，民间的生活与故事往往如此。当然，此地区的村庄与刚铁并无关系，辽代史料中鲁郭之名即多次出现，而石槽之名更是唐代已有之。下庄虽然只见于明代史籍，但它们应该与灵福寺有关，天启时丁乾学有诗题为《晚观灵福寺下庄》，则下庄的田地很可能是寺产，是因村庄的位置而得名。现在，这些地方只剩有名字，其余只能在老者的记忆里或书本中寻觅了；但与刚铁有关的传说依然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　　清代的宦官也崇祀刚铁，护国寺还成为了一些宦官的养老所，至建国前这里仍有宦官居住。此时，八宝山的名字早已经叫开了，至于八宝山的八宝为何物，则说法不一。民间故事中的八宝是：金碾子、金磨、金簸箕、金笤帚、金箩筐、金老太太、金驴、金米，皆与农村生活有关。而实际上指的是：红土、耐火土、矸石、青灰、白土、马牙石、沙石、板石；还有一说是：红土子、青灰、干土子、白土子、黄土、红干土、黄干土、马牙石。这些都是传统建筑装修装饰用的材料，当地百姓多以挖八宝为生。很明确，八宝山之得名，与当地百姓最真实生活有关，而与刚铁则没有什么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49年底，中央拟筹建烈士公墓，明史学家吴晗受委托于京郊寻找吉壤，最后墓址确定在八宝山。1950年以护国寺为中心，拓建成北京革命公墓；1970年改称八宝山革命公墓，成为我国规格最高的公墓。黑山迷雾辨刚铁(3)　　据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在中城保大坊东厂胡同之北，隔着翠花胡同，有一条胡同名为刚太监胡同，不知是否与刚铁有关联。 （张兆裕）法海壁画探李童(1)　　坐落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北、翠微山南麓的法海寺，由于保存了多幅精美异常的明代壁画而闻名于世，它的建造者李童也因之受到关注。长期以来，李童是明代宦官中少为人知的一个，如果不是因为修建了法海寺，这位正统年间的御用监太监，恐怕早就湮没在历史中了。　　其实，李童在当时并非无名之辈，按照胡濙景泰四年（1453年）作的《御用太监朴庵李君墓碑铭》记载，李童有着“光荣”的历史。他字彦贞，号朴庵，江西庐陵人,永乐初年入宫，此后一直在朱棣身边服务。朱棣每次巡幸塞北，李童“皆披戴甲胄，朝夕环卫”，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崩逝于榆木川，李童即是护灵返京之人。其后历朝均受宠信，宣德时升任太监，有园第、家仆之赐，非常荣耀。御用监太监在政务上虽不如司礼监有影响，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肥缺”，这可能也是李童有实力修建法海寺的前提。　　法海寺尽管闻名于外，寻觅它却颇费工夫。循着两旁是高高山墙的大道一直走下去，仔细看才能发现上标“模式口大街”的路口。拐进路口，外界的喧闹突然安静了下来，面前也豁然开朗，弯曲的街道，古旧的四合院，路旁不时出现一些断碑残磨。一座清代建筑的墙壁上用墨笔写着“恒德成记布店洋货发庄”，应该是民国年间的一家布店旧址。一切都彷佛是另外一个天地，似乎模式口村是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里，有着自己的进化历史。　　穿过这个保留了很多明清老北京风韵的小村子，经过已辟为博物馆的太监田义的奢华墓园，循山路而上，几经曲折、几回路转，终于遥遥望见了郁郁丛林中的法海寺。　　还未到山门，在向山的小径旁，看到了元人赵孟頫书写的“法海禅天”。法海寺是李童重建后的称呼，所以，赵孟頫的题字应该是后人附会寺名而增刻的。法海寺依山而建，仰望上去，林中的殿寺显得十分雄壮与巍峨。清人对于法海寺周边环境的记载，便于我们理解选址于此的原因。《钦定日下旧闻考》称法海寺“左冈右泉，曲回旁峙，云烟飞动。”以现在的地理形势而言，法海寺南距模式口村500米，东靠馒头山，北连福寿岭，西依蟠龙山，山谷幽静，峰峦绵亘，松林葱郁，泉水潺潺，风景优美。　　法海寺初成时规模较大，除大雄宝殿外，还有四大天王殿、钟鼓楼、护法金刚殿、伽蓝殿、祖师堂及云会堂、厨库、寮房等。沧海桑田，法海寺许多建筑多已湮没无存。目前法海寺共四进院落，建在逐层抬高的四层高台之上，东西面宽72米，南北进深150米，院落占地1。08公顷。主要建筑分别设置在三级平台上。第一级平台有山门殿，第二级平台有四大天王殿，第三级平台是大雄宝殿，环宝殿东西南三面是祖师堂。　　在遍寻各殿之后，未发现关于李童的任何专门遗迹，后来看到相关记载，才知道在“文革”期间，人们可能是出于对于太监的嫌恶，铲毁了李童的塑像。这个可能是保存了李童唯一的相貌的遗迹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明代太监尽管地位显赫，但却并不是历史的书写者。历史的书写者，是宦官的政敌——士大夫。在士大夫的笔下，关于太监的记载较少，而且多数是负面印象，这应该是因为太监与士大夫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他们的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士大夫为了政治需要，为一些太监歌功颂德，却多数不将这些文章收在可以流传后世的文集中。所以，太监的事迹往往在他们的坟茔碑刻中才有些简单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碑刻与塑像，也多数被毁坏，他们的事迹也渐渐不为人所知。因此，尽管明朝的太监是对于明代历史影响很大的一个政治群体，但却是世人了解最少的一个群体。李童留下了法海寺，却无法留在史书的记载中。　　但记录李童修建法海寺的经过的碑刻还是保留下来了。在山门的后面两侧，有两座碑刻。一座是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禅寺记》，另一座是礼部尚书胡濙所撰《敕赐法海禅寺碑记》，都是撰于正统八年（1443年）。这一年，文臣中威望最著的杨士奇称病在家，杨溥也已年老。任事的文臣中就以王直与胡濙权力最重、威望最尊了。能让二人共同撰文纪事，李童与法海寺的地位可见一斑。法海壁画探李童(2)　　他们二人都记载了同一个“神话”：御用监太监李童由于得到了英宗的提拔，十分感激，想回报英宗。一天夜里，梦见在山谷丛林中，一位白衣老人对他指着这片地方说：“此精篮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李童醒来后，觉得十分奇异，于是让一位相地师寻找这个梦中的地方。结果发现与李童梦境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现在法海寺的位置，当地人说这是龙泉寺的旧址。相地师归告李童。李童十分高兴，说：“吾营佛寺，用其法以报上恩。而神人能辅吾志，吉莫大焉。”于是向百姓、官员、喇嘛与僧尼募款，用于建寺。从正统四年 (1439年)闰二月动工修建，到正统八年 (1443年)十月才完工，历时达五年之久。　　这个神话般的创寺缘起，不过是李童讨好英宗，同时使建寺更加顺利的一个手段而已。宦官由于无法生育子嗣，所以往往信仰佛教，一方面使自身的伦理责任焦虑感得以缓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来世得到好的报应。因此，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北京周围诸多的寺院中，大多数都与宦官有关；有的，还直接与信仰佛教的皇帝有关。与太监、皇帝不同的是，士大夫群体尽管也喜谈佛理，但他们认为寺院的修造会耗费大量国家财政。所以，士大夫往往反对国家修筑寺院。李童的做法其实通过将修建寺院的行为神化，以取得修建行为的合理性，避开士大夫的批评。　　很显然，李童的目的达到了，士大夫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大书其事。这种情况，与英宗的态度恐怕也有关系。英宗信仰佛教，他将度牒制度从五年一度改为三年一度，又下令刊印佛教经典。在英宗的影响下，大批寺院纷纷建立，法海寺也是在兴建寺院的风气中修建的。实际上还不仅如此，李童修筑法海寺英宗是赞同的，因为具体负责修筑寺院的是宫廷“工部营缮所”；在寺院落成不久，英宗便取“佛法无边，宛若大海”之意，赐名“法海禅寺”；并于正统十年（1445年）赐《大藏经》一部，在赐经的同时，还为此专门颁布敕谕。这些，不是每个寺院都能获得的“待遇”，说明法海寺与英宗不一般的关系。　　在法海寺的附近，有正统九年（1444年）所立的《法海寺楞严宝幢》，上面记载了修造寺院的工匠、绘制壁画的画士的名字，是一项珍贵的材料。宫廷画士官有宛福清、王恕、画士有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林等，共十五人。他们便是著名的明代壁画的绘制者。法海寺建成时，院中的大雄宝殿、伽蓝、祖师二堂，四天王殿、护法金刚殿、钟鼓楼以及云堂、厨库、寮房等，许多地方都有壁画，目前只有大雄宝殿一处保存相对完整，另外天王殿也有几幅残存壁画。　　为了保护壁画，室内灯光已经被全部关闭，游览者需拿着手电筒，才可以观看。从阳光明媚的室外一下子来到殿内，在一束束微弱的灯光中，寻找一幅幅金碧辉煌的壁画，彷佛历史就在眼前，几百年的时间凝固成了一瞬间。　　大雄宝殿内的壁画分布在木尊像的龛背和后殿门的两旁，以及殿前十八罗汉的身后。壁画采用重彩工笔卷轴画法，构图严谨、技巧纯熟、笔法细腻、用色考究，堪称明代壁画的典范。由于矿物质的色彩保存较好，以及大量使用“沥粉贴金”做法的缘故，壁画华丽、尊贵的气氛十分动人。　　正中的水月观音最为杰出。半身裸露，身披轻纱，胸佩璎珞，表情温和安祥，屈左膝盘左而坐，形态庄重大方给人以和蔼祥瑞、出世超凡之感。北墙两幅为帝后礼佛图，由帝后、二十诸天等三十六人组成浩浩荡荡的礼佛场面，最高人物达1.6米。山墙两幅以如来佛和飞天为主，衬以牡丹、月季、芭蕉和菩提等描绘了五方佛境，祥云缭绕、百花争艳，色彩绚丽、肃穆庄严。　　明清时期，士大夫绘画的主流已经转向了水墨山水画。但法海寺壁画反映了明代宫廷画匠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前代宗教画的绘制传统，而且结合了画家与工匠的技术。从具体绘画特点来看，法海寺壁画体现了江南壁画的绘制特点，是明代壁画的主流绘法。法海壁画探李童(3)　　经专家论证，法海寺壁画的艺术水平、绘制技术、制作工艺与保存完好程度等方面都堪称我国明代壁画之最，是我国元、明、清以来现存少有的由宫廷画师所作的精美壁画，是北京历史名城在壁画方面的杰出代表，与甘肃敦煌壁画、山西永乐宫壁画相比各有千秋，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壁画，并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　　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十四日，65岁的李童病逝于京中赐第，十四天后葬于法海寺西。此后，法海寺有衰落的倾向。到弘治时，“榱桷敧倾，门径萧索，斋鱼不闻，经函尘合”。于是，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到正德元年（1506年），明政府再次重修此寺。　　相比于自然界的年轮，历史似乎总是在飞速地改变着。风雨沧桑六百年，法海寺院中的两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至今依然枝叶茂盛，荫覆半院。它与寺外起伏的群山，一同见证着法海寺的兴盛与破败，也目睹了人事的激情与消退。作为法海寺的创建者，李童尤如壁画，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暗处。不同的是，壁画仍然可以借助灯光照亮，而历史中那些曾经活跃的人物呢？他们又去了何方？他们还能被再次照亮吗？世事无常，唯有悠悠群山、潺潺流水，伴随着松涛的声音，近似于静止地重复着，似乎一切都未尝发生过。(赵献海)名祠沧桑祭于谦(1)　　胡同是北京城的一大特色，而在英灵辈出的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里，却不知埋藏着多少故事，在胡同里转来转去，又不知能遇上多少英魂。在不起眼的西裱褙胡同里，就坐落着于谦祠。由于城市建设，这里的许多房屋已被拆去，于谦祠也在修缮中，不能进去拜谒。秋风里，这座历经了五百余年的祠堂显得那么的萧疏破败，让人不禁深深叹息：英雄的忠魂今何在？那个与北京城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的名字，难道就这样湮没在都市的繁华里了吗？祠堂前，“于谦祠”三个字经过风雨的洗礼，依然斑驳可见，拨开历史的尘沙，将人们带进了1449年北京秋天的历史风云画卷。　　公元1449年，也就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秋天，对大明王朝来讲，可真是一个多事之秋。明朝立国后，元代蒙古势力逃往北方草原，对明朝北部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时，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统一了蒙古各部，首领也先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分兵四路南下，并亲自率兵进犯大同。 8月3日，明英宗朱祁镇在自己最宠信的太监王振鼓动下，不听大臣的劝告，下令“亲征”，结果于9月3日在土木堡（河北怀来东）兵败被俘，50万大军几乎全部覆没，这就是明代历史上的“土木之变”。也先的瓦剌军一路烧杀抢掠，挟持着英宗皇帝向明朝的京城——北京逼来。　　消息传到北京，人心惶惶。当时京城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的老弱疲卒还不到十万。朝廷上下更是一片大乱，皇太后哭哭啼啼，忙着搜集金银财宝，准备把皇帝赎回来。二十二岁的郕王朱祁钰监国（在皇帝外出时代为摄政），心无主见，命令群臣商议方略。大家乱纷纷没有主张，一些官员只知道聚在一起哀哭。有个叫徐珵（后改名徐有贞）的翰林院侍讲早就把自己的家小送出北京，往南方安顿，见到这么个混乱局面，便在朝堂上大讲星象有变，应当迁都南京。话音未落，一声怒斥传来：“谁主张南迁，谁就该杀！” 徐珵吓得不敢再作声，那严正的声音却更激昂开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但摇动，必将危及国家的大计，难道没有人看到宋朝南渡偏安的前车之鉴吗！”仿佛一阵惊雷滚过，朝堂上立刻静了下来，郕王和大臣们一看，那个义正严辞的人正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是钱塘人，他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对人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于谦考中进士后，曾在在江西、河南等地做官，平反冤狱数百起，为官清廉刚正，人称“于青天”。那时，宦官王振权倾朝野，各地官员进京朝见都要给他行贿送礼，还唯恐不收。于谦却是空手去空手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送礼，他晃晃袖子，笑着说：“我只有两袖清风呀！”就这样，于谦以自己的品格和清正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许多正直官员的尊重。当时，于谦的上级，兵部尚书已经在土木之变中阵亡，他实际上已是最高级的军事长官，他誓死保卫京师的决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没有人再敢提议南迁。于谦立即被升任为兵部尚书。　　受命以后，于谦立即采取措施，请郕王下令，调动南北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军队火速开赴京师，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接着，进一步稳固国家的内政。由于王振恃宠误国，人人切齿痛恨，有一天，郕王临朝，大臣们要求诛灭王振九族，不肯退朝。王振的一个亲信党羽名叫马顺，气焰非常嚣张，跳出来斥责大家退去。有一个大臣气急了，扑上去揪住马顺就打，大家也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竟把马顺给打死了，朝堂上秩序大乱，卫兵们也声势汹汹。郕王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害怕得站起来要躲进内宫，于谦穿过愤怒的人群，层层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请郕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郕王也控制了局势。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可见当时的情势有多么凶险。事后，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息说：“国家就全靠你了，今天就是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朝廷上上下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也毅然以国家的安为己任。由于英宗被俘，皇太子年幼，一国无主，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于谦和文武百官奏请郕王即位，经皇太后同意，郕王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即位为帝，改元景泰。名祠沧桑祭于谦(2)　　于谦忧国忘家，日夜谋划，他的整顿内政，惩办王振党羽，选拔文武官员，整饬武备的各项措施得到了军民的拥护，整个北京城的军民都投入了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中，京师的防务焕然一新。军仗局、军器局的工匠们昼夜不停，赶制大批盔甲、火炮、战车和兵器。城中百姓全被发动起来，帮助士兵从通州仓搬运粮草，充实京师。京城九门的防御工事也顺利完成，建起了五千一百余丈的沙拦。更多百姓则拿起刀枪，应募参军，短短的几天时间，京师的兵力迅速扩充到二十二万人。　　十月，也先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荆关，进窥京师。景帝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军石亨建议收缩防线，固守城内。分析了敌我形势，于谦没有同意，他说：“大明不能向敌人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于是调遣二十二万将士分兵京城九门，由九名骁勇善战的将军统帅，摆开阵势。并将城门全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把兵部的事务交给下级，自己披上战甲，亲赴德胜门外石亨的军营中督战，抵挡也先的进攻。他下达严令：临阵时，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后队斩前队。将士们知道后退必死，无不奋力死战。　　也先率部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德胜门外的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诱敌。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伏兵四起出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号称“铁颈元帅”的平彰卯那孩被“神炮”击毙。也先只好转攻西直门，被都督孙镗击退，进攻彰义门的瓦剌前锋也在明军的战车和炮火的击下遭到挫败。北京西郊的居民还登上屋顶，投掷砖瓦助战，喊声惊天动地。　　激战一直持续了五天。当初，也先率兵深入，以为北京城早晚可破，等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相持了五天，死伤惨重，士气低下，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归路，于是带着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调兵遣将，一直追击到居庸关才返回，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也在北京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于谦力挽狂澜，功劳最大，景帝要给他加官晋爵，于谦坚决推辞说：“京城的四郊都是断壁残垣，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呢！”皇帝不准，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生活简朴，住的房子很破旧，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景帝赐给他西华门的一所大宅，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敢过安稳舒适的日子？”由于推辞不成，勉强接受，但他却长住到办公场所，很少回去。在他的主张下，朝廷增兵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派大将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又从京师“三大营”士兵中选取精壮，设立“团营”，增强明军的战斗力。　　也先将明英宗扣留了一年，一直无机可乘，只好将他送回北京，与明朝言和。景帝将他的这位皇兄安置在南宫大内，派人看管起来。1457年（景泰八年），趁着景帝生病，徐有贞、石亨和宦官勾结，发动“夺门之变”，带兵闯进英宗居所，拥立他复位。　　于谦生性刚烈，疾恶如仇，因此遭到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这些人在英宗面前大讲他的坏话，英宗本来就对于谦拥立弟弟做皇帝，心里很不舒服，又听信谗言，给于谦定了个“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　　那是一个阴云四合的日子，天色黑沉沉的，像要落下雨滴，在全城百姓的哭泣声中，于谦在西市（北京西四牌楼）被杀，时年60岁。　　于谦死后，家无余资，除了一些书箱，就是景帝赐给他的蟒衣、宝剑。听到于谦被杀害的讯息，行人莫不叹息。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皇帝下诏为于谦平反，追复原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在祠中塑立了于谦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废，光绪时又重建。于谦祠坐北朝南，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楼分两层。上层为魁星阁，阁上有清人孙贻经书写的“热血千秋”匾额。正房5间为享堂，供有于谦塑像。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也被拆除。于谦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名祠沧桑祭于谦(3)　　提起于谦，我们便会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咏石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而这首诗，也正是这位英雄的写照，他用热血谱写的那段北京历史也将永远流传。 （杨艳秋）梦里登城话阮安(1)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北京崇文门内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园，称作“明城墙遗址公园”，如茵的绿草间，树立着一段不长的残墙和若干个墩台，残墙下还稀疏地种植着一些树木。偶尔，有遛弯儿的老者在公园内漫步，也有外地的游人在残墙前凝望和拍照。　　一座曾经环绕整个北京且十分雄伟的建筑，是如何变为今日的残墙的，相关的书籍不少，而近年的一部名为《城记》的著作，更是具有全方位的详尽披露，读罢令人感慨良多。下面我们介绍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北京城墙的建设情况，确切地说，是对北京城变得壮丽恢宏作出贡献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阮安。　　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属越南），永乐年间入宫。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内城城池的最后建设，包括城门楼、月城、城濠、桥闸等。北京内城的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洪武时徐达、华云龙对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乐年间建都时的各项建设，主要是宫殿郊庙建设；最后为正统时建筑的完善阶段，而城池及各种辅助设施的完备和完成，是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阮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太监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门城楼，在此之前北京的城墙上所开九门只有城门洞，没有瓮城、城楼等建筑，有的城门连官军值班所用的铺舍也没建。《明实录》说“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意为北京的城墙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旧墙，永乐时只是进行了少许的改动和修理，而相应的辅助设施都没有，到这时才命阮安等修建。　　这里顺便说明的是，永乐时政府没有把全部建设完成，主要是由于财力所限以及频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暇及也”，没有时间去做了，而他的儿孙仁宗、宣宗做皇帝时，也没去完成相关建设，除经济原因外，主要由于这两个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为国都，特别是仁宗，他登基后就为还都南京进行了许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进一步建设遭遇暂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当时的统治核心已最后决定以北京为国都了。　　阮安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并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永乐时其才华逐渐显露出来，“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他无需查阅资料，只凭实地观测和思考，所制订的建设方案就完全能达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筑的工部官员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业务水平，并不是他得以承担这次任务的唯一原因。　　当时，京城中在业务上有能力承担此工程的，并不止阮安一人，还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筑师，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蔡信。蔡信在北京的营建中展示了他建筑上的才能，因表现突出积功升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副部级”官员。当英宗决定完成城池建设时，工程负责人的首选应是蔡信，但蔡信认为，此项工程浩大，至少要从全国征调18万民夫参与施工，否则是完不成的，而建设资金及从各地采集的建筑材料也需庞大数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仅政府的经济负担加重，还将使大范围民众的正常生活被骚扰。显然，朝廷是不愿意这样的，于是选择了阮安，因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　　史料中对阮安的施工调度是这样介绍的：“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廪，均其劳逸；材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施工人员主要取自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将其中的1万多人操练停止，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佥派，只使用官府积存的，永乐时营建北京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需要说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术人员即军匠和民匠是另外计算的，它们不包括在征用的人中，因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数千名各地的民匠，用于京城各项施工，这些人称作轮班匠。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去，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应该在2万以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蔡信所需人数，从中可见阮安的工程组织能力。另外，阮安并不是让九门同时兴工，而是依次营建，这就使较少的人员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成为可能。梦里登城话阮安(2)　　最早开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门和平则门（平则门不久改称阜成门），时间是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营建的是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正阳门等，时间是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整个工程包括门楼、城濠、桥闸三部分，具体为：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楼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所谓正楼就是城门楼，今日可见者如正阳门楼（前门楼）；月城楼就是俗称的箭楼，如幸存的德胜门的箭楼；角楼今日可见者只有内城东南角楼，在今北京东站附近。护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筑。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此次全部改为石桥，同时设置九道水闸。　　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发生重大改变，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再睹当年的京城风采，但可通过当时人的记述感受一番。“正统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岿巍弘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耆耄聚观，忻悦嗟叹，以为前所未有，盖京都之伟观，万年之盛致也”。于是当时的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只见“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每读至此，则恨我辈其生也晚，不得与其同游，无法纵观当日之胜。他们在观赏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对他善于谋划的能力，奉公尽责的精神大加赞颂。　　阮安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先后主持了：皇宫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的重建工程，通济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北京城墙的包砖改造工程。其中，北京城墙的改造工程，开始于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完工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这项工程不仅使城墙愈加坚固，更美化了其外观。　　据《明史》记载，阮安接受的最后一项工程是张秋河的治理工程，但他在前往张秋的途中去世，这已是景泰年间的事了。史称，他去世时“囊无十金”，即行李中的银子不足十两。对于一个主持过许多重大工程的太监来说，如此廉洁，实为少见！明代200多年京城建设中，工程管理者众多，而廉洁者少，许多人因为贪占被处罚，如嘉靖时的工部尚书徐杲（明代唯一的工匠出身的“正部级”官员），因贪污卢沟桥修建工程款上万两白银被发配。从对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为人，也可明白当时人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多的赞扬之辞。　　阮安以及后阮安时代的北京，已经和正在离我们远去，这虽然有许多的遗憾，但世事沧桑毕竟是一个规律，21世纪的北京新貌不可改变地呈现着，并正在被接受着。对于阮安，今天的北京是他梦也梦不到的；而对于我们，看到德胜门箭楼，看到崇文门的东南角楼，看到明城墙遗址公园里的残墙，就会想到当年的北京，想到阮安。这是阮安之幸，也是我们之幸。 （张兆裕）南宫犹记上皇事(1)　　北京南池子大街东侧，有一处近年建成的菖蒲河公园，环境优美宜人。虽然距离闹市只有几步之遥，但一走入其中，清奇的古意扑面而来，市声一下子便被隔在了另外的时空中。每年入春后，随着桃李绽放、槐花香飘，更是让人神清气爽，遐思无限。公园中，要属普渡寺的大殿最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壮丽古朴，还由于它含凝着明初以来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瞬间。　　在明代，南池子地区和太庙、社稷坛一样，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地方，永乐时称作“东苑”，后来称为“南宫”或“南内”。普渡寺所在位置，明正统时原为崇质宫，是南内的核心。应该说，南内在明初不过是皇家的又一处苑囿而已，性质有如南苑、西苑，并无特别，但由于明代唯一的一位太上皇――英宗朱祁镇曾在此居住六年，并从这里出发重新夺回政权，从而使南内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身为帝王，英宗朱祁镇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然而一切坎坷都是从最初的平静开始的。　　公元1436年，史称正统元年，八岁的朱祁镇第一回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八岁的小皇帝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有那样多的波折。人生的大起大落原非一个八岁的孩子所能理解的事情。扶他坐上皇位的是他的祖母张太皇太后，这位女性被认为是明代后宫贤良淑德的典范；辅佐他的是由明初最著名的文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组成的内阁。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只要按照礼仪主持王朝仪式，听从辅臣的安排处理国事，就能做一世的太平皇帝。　　然而，世事的发展并非总能一如人们的预期，时光的流逝总能将一切改变。围绕着八岁小皇帝的都是老人，孩童会长大，长者会衰老，这是人世法则。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中的杨荣在前此两年也已去世，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都过了七十岁，行将就木。这些老人并未给英宗皇帝留下出类拔萃的可用之才，却让这位虚岁十六的少年皇帝得到了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天下的机会。这个机会，同样也属于受过良好教育、与少年皇帝关系紧密且正当壮年的宦官王振，他把持了朝政。　　人们都认为明代宦官乱政是很严重的问题，而宦官乱政自王振始。宦官能够干预朝政的主要起因是永乐年间设置了内书房，培养了一批具有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太监。永乐皇帝朱棣曾说服了一批儒者自愿净身入宫教导太监，王振正是自愿净身入宫的人之一。当张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他处事小心，聪明机敏，博得了朝臣的赞誉，又做了英宗的启蒙老师，是英宗最可信赖的人。所以在张太皇太后去世和三杨老迈的时候，他顺利地控制了少年皇帝。也许朱祁镇从来没有想过，或者不愿去想，他摆脱了老人的操控，又落入了宦官的股掌。身处帝国权力金字塔尖上的皇帝从来都不是自由的，通常还格外孤单。在这种情况下，被谁操纵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那个人能陪伴他，能让他感觉到少许自由。对于英宗，王振正是这样的人。　　英宗选择了宦官，对国家是场可怕的灾难，可对他自身而言，也许并不是最坏的选项。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开始了一场对蒙古瓦剌部的亲征。在这次形同儿戏的战争中，刚刚二十出头的英宗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所有的史料都认为，是王振的张扬和好大喜功导致了失败。但是王振在这次战役里，死于乱军之中；很多宦官誓死守护年轻的皇帝，在瓦剌要俘虏他的时候，扈从的宦官们将他围在中间以防被敌人冒犯。宦官并非全是凉薄之人，对于英宗，至少他给予宦官的宠信还是得到了感情上的回报。　　明英宗的命运看起来比北宋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好得多，他在被瓦剌囚禁了一年以后，被送回了北京。可是，江山已经不是他的江山，宫苑也不再是他的宫苑，现在的皇帝是他的弟弟朱祁钰，即景泰皇帝。他只能作为“上皇”居住在南宫。南宫与朝堂近在咫尺，然而曾经受万人朝拜的皇帝现在只是一只标准的囚鸟。再后来，他的儿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成化皇帝）成了废太子，被封为沂王。眼看自己的正统地位完全被别人取代，真不知道这位曾经以“正统”为年号的皇帝心里是什么滋味。南宫犹记上皇事(2)　　然而，权力的大起大落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朱祁镇生活的实质。当初在紫禁城中，他不过是代表最高权力的一个符号，所谓禁宫，其实禁住的主要是皇帝的一言一行；后来在瓦剌营中，他作为超高级战俘，一样有太监服侍；至于到了南宫，谁都知道他事实上是被软禁起来，然而其间的服器用度虽然不能跟皇宫相比，也绝不是平常人可比的。仔细一比，他其实并没有比过去更加不自由。话虽如此，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而最不相同的，当是他的心情。他曾经掌握着别人的生死沉浮，如今他的生死则由自己的兄弟掌握着，这份忧恐与悲哀，恐怕是外人难以体会的。当他看到南宫的树木被伐尽、崇质宫的宫门被紧锁，以防他交通外人时；当他听到与他有关的宦官莫名而死时，他的忧虑与哀伤无疑会凭添若干。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那场别有用心的政变，或许朱祁镇会在忧伤中无声地老死于凄冷的南宫，逐渐被人们遗忘。可有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戏份，他们就像被人操控的吊线木偶，不自觉地走到了华丽幕前。明英宗可能从来不曾认真想过自己还有走出南宫、重返大内的那一天。但那一天却在景泰八年（1457年）的初春来临。　　那是一次纯粹的“政变”，曾为它加了一个恰当的名目——“夺门”。　　历史记载，当年发动夺门政变的幕后推手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目的是铲除异己或者巩固自身地位，没有谁从国家的正统性和皇帝的道德标准来考虑这次这政变的功过是非。不过，这次政变的起因确实是由对国家正统性和皇帝的道德标准的争论开始的。按照儒家的宗法制度，朱祁钰尽管阴差阳错得到了帝位，但他死之后还是需要将帝位传给英宗的长子。他对此十分不甘。景泰三年（1452年），他终于将英宗的儿子贬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史称怀献太子。可刚过了一年，怀献太子就夭折了，太子之位又空了出来。这时，大臣纷纷上言请求恢复沂王的太子资格。此后数年陷入了僵局，太子之位也一直悬空。君臣之间裂缝加深，那些各怀鬼胎的人开始蠢动了。　　第一个想借助英宗复辟打击异己的人是武将石亨，他与于谦不合。于谦是解土木围城之危的大功臣，也是拥护景帝继位的重要人物，所以，英宗复位一定可以铲除于谦。另一个想借夺门建功的是宦官曹吉祥。曹吉祥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另外一个王振，野心很大。可是景帝宠信的太监是兴安，而不是他。第三个想利用英宗的人是副都御史徐有贞。徐有贞原名徐珵，因为在瓦剌围城的时候建议迁都，不为景帝所喜，事后备受冷落。他只能靠改名有贞和在外治水的功绩向景帝表忠，然而收效甚微。另外一个希望英宗复辟的人是从瓦剌将英宗迎回的左都御史杨善。显然，迎回英宗并不是令景帝高兴的事情。　　他们终于在1457年等到了发动政变的时机。那年元旦，景帝得了重病，不能上朝，例行的元旦朝贺也被取消了。石亨与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密谋去南宫接英宗复位。正月十六夜里，他们趁着边警到京，调兵入大内，石亨等人将家兵子弟混在守御官军中向南宫进发。到了宫门的时候，徐有贞命军士悬起巨木撞门。“夺门”的名目，就是因此而来。等到门破之后，石亨、徐有贞等人见到英宗，一起伏地高呼请上皇登位，英宗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祁镇就这样坐上轿子从东华门进入了紫禁城，第二回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那时他也不过三十岁，又当了七年皇帝，便走到了生命尽头。　　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而言，英宗的遭遇实属波折。历经挫折的英宗早已不是那个八岁的小皇帝，可是他大概早已习惯了被人当作木偶摆置，对各种人情冷暖都能泰然处之。于是，尽管他并不认为于谦有罪，于谦还是必须死。他的弟弟朱祁钰被贬为郕王，三个月后就死去了，传说他是被宫中的一名太监勒死的。这一场大清算对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与靖难之役时天下生灵涂炭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朝堂之上血雨腥风，夺门新贵纷纷粉墨登场，一时之间，希旨取宠者都以于谦为攻击目标。作为夺门之变表面上的最大受益者，英宗也许并不是那么兴奋。南宫犹记上皇事(3)　　后来的英宗，对南宫岁月依然难忘，即位之后多次故地重游，并对南宫加以扩建。浓浓春花中，这是胜利者对龙兴圣地的留恋；萧萧秋风里，这是饱经沧桑者对过去的追忆。而时时萦绕他心间的，恐怕更多的还是对高耸宫墙的反思，与对变幻世事的感慨。在这样的心境中，他释放了被囚禁数十年的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他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梅花香自苦寒来，南宫，使英宗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不凡的岁月。　　入清后，南宫之地先是成为“睿亲王府”，多尔衮在这里呼风唤雨；后来被改作吗葛喇庙，崇祀大黑神文殊菩萨，成为缎匹库的组成部分；再后来，就被称作普渡寺了。再后来……　　时至今日，南宫之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只有那些成荫的古树不曾改变，依然借着清风为脚下的大地送来阵阵清爽。穿越时空，不知英宗是否也惦记过这缕不绝的清香。（樊铧）西厂毒焰起汪直(1)　　在繁华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面不远处，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胡同叫东厂胡同。这条今天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胡同，几百年前的明代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人们唯恐与这里有一丝一毫的联系，谈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因为这里是宦官统领的侦缉机构东厂的所在地。　　在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北京除东厂外，还有一个宦官管辖的侦缉机构，设于明代的灰厂，即今天府右街中段向东北倾斜的地方，因与东厂在位置上东西相对，被称为西厂。西厂也是个令朝野厌恶和恐怖的所在，它的兴衰与明宪宗及宦官汪直有直接的关系。　　这里先要澄清一个误解，就是无论东厂还是西厂，乃至后来刘瑾设立的内行厂，其领导者和成员都是宦官。而明代与东、西厂相同性质的还有锦衣卫，锦衣卫是由军士组成，其成员中没有宦官。厂、卫，构成了明朝的特务系统，它是封建集权的一个具体表现和手段。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为了更多的了解社会情况，设立锦衣卫，主要负责侦缉，包括国家大事和民间琐事，为皇权服务。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正德年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至明亡。西厂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的兴废与成化年间的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宪宗即位之初，朝官与宦官斗争激烈。宪宗之前的英宗十分信赖宦官，可以说明代宦官干政实由英宗朝开始。宪宗前期宠信太监王振，乃至轻信其言贸然亲征为蒙古瓦剌部所俘，过了几年的阶下囚生活，史称“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他的弟弟代宗坐上了皇帝的宝座。瓦剌为了制造矛盾，将英宗送回。幽居数年后，英宗乘代宗病重之际在太监的帮助下复辟成功，因此他并没有吸取土木堡的教训，依旧信赖宦官，由此引起朝臣的极大不满。宪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登基不久，就不断有朝臣上奏章规劝皇帝要疏远宦官，以防止宦官干政，然而宪宗不为所动。　　成化十二年（1476年），宫中出现黑眚，据说这是一种能走动的不明物体，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妖异。而且这一年妖人李子龙和太监韦舍勾结，私入大内。事发后，宪宗非常害怕，愈发想知道宫外的情况，于是派御马监太监汪直改装易服出外私访。汪直颇有做特工的潜质，出外侦查近一年竟无人发觉。宪宗十分满意，决定设立正式机构。于是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　　汪直原为万贵妃宫中的太监。万贵妃得宠于宪宗，汪直因此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和信任。他生性狡猾，为人阴险。南京镇监覃力朋进京进贡往回时，竟然用百艘船载私盐，而且一路上耀武扬威，骚扰沿途州县。武城县典吏刚直不阿，要扣下私盐。要知道，明朝夹带私盐可是重罪。覃力朋无法无天，指挥手下将武城县典吏打伤，还杀死了一人。汪直侦查到此事，将覃力朋抓捕。虽然后来覃力朋侥幸逃脱，但宪宗通过此事认为汪直是可以惩奸除恶的，愈发宠信。西厂在他的指挥下，京师边镇、南北要道、各府州县都有他的眼线，虽老百姓家里吵嘴打架、鸡鸣狗盗等琐事也逃不过他们的耳目。百官的生活也在西厂的侦查范围之内，如官员犯罪追赃，西厂将其家门封闭，或者乘夜越墙而入，大肆搜索财物，有时辱打拷问，甚至剥去命妇衣衫。全国上下，人人自危，虽公侯不免。汪直出行之时，随从甚众，公卿都得避让。　　西厂设立不久，朝臣不堪其苦，交接上书，弹劾汪直，请求罢去西厂。宪宗对百官的反对不以为然，认为“用一内臣，焉得系天下安危！”然而朝官坚持不懈，阁臣也接连上书。在强大的压力下，宪宗只好同意罢去西厂，但并没有处置汪直，说明他在静待时机。一个月后，宪宗借口监察御史戴缙上书赞扬汪直，重开西厂，仍由汪直统领。再次提督西厂，汪直更加嚣张，疯狂报复朝中大臣。请罢西厂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等数十人或遭罢官或被斥为民。朝野上下虽义愤填膺，却无人可以改变。西厂毒焰起汪直(2)　　汪直在西厂有两个得力干将，一个是韦瑛，一个是吴绶。吴绶主要负责参谋文书工作，史书上称他“貌陋而心险，颇通文移，善词翰。”韦瑛是汪直在西厂里最大的鹰犬，经他手兴起的冤案不计其数。他常自称得密旨，擅作威福，欺善扬恶，无恶不作。建宁卫指挥杨晔，是以前少师杨荣的曾孙，被人诬告，逃到京师他的姐夫董玙家中。董玙为了这件事请求韦瑛帮忙，韦瑛表面答应，背地里却向汪直告密。汪直随即逮捕了杨晔和董玙，严刑拷打，动用了酷刑，把他们的骨头都打断了，昏死多次。最终杨晔不胜其苦，胡乱说把钱放在了他叔父兵部主事士伟的家中。汪直没有请示宪宗，直接将士伟抓捕入狱，并抓了他的妻子子女。结案时，杨晔死在了狱中，士伟被罢了官，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人无故被卷到了这宗案件中。　　朝廷中一些品行不端的大臣借机投靠到汪直的门下，最有名的是王越和陈钺，人称“二钺”。王越，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次，他竟然因献媚汪直而与他人争风吃醋。尚书尹旻等人想要谒见汪直，知道王越为汪直所喜欢，事前询问王越见汪直时是否需要下跪。王越义正词严:“有六卿跪人事乎？”然后先进去通报。尹旻多年在官场中历练，这次多了个心眼，派人悄悄窥探。只见王越自始至终跪在汪直床前，最后叩头而出。汪直出来后，尹旻先跪，其他人随之而跪，汪直大悦。事后，王越埋怨尹旻等人违约，尹旻微笑着告诉他是因为看到有人下跪，自己只是仿效而已，王越无语。陈钺，右副都御史并巡抚辽东。此人贪婪而狡诈，手下将士偶有小过就罚马，当地马价腾贵。汪直曾到他的军营中，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并大肆贿赂，深得汪直喜欢。他知道汪直喜欢军事，就献计要立些军功可以巩固汪直在朝中的地位。　　成化十七年（1481年），汪直与东厂太监尚铭发生矛盾，为其被罢黜埋下了伏笔。尚铭，掌握东厂权亦盛，但因久在汪直之下心中早已不满。一次，尚铭因功得到皇帝的厚赏，事先并没有让汪直知道。汪直见他在皇帝面前出了风头，恐其超越自己，大为不快，把尚铭叫来痛骂一顿。尚铭自然十分气愤，便暗中派人侦缉汪直的隐私。时机成熟后，他把汪直泄露宫中秘密和勾结王越的事向宪宗告发，宪宗因此也对汪直有了防范之心。　　汪直被废，据说还与一个叫阿丑的小宦官有关。阿丑，擅长演戏。一天，他在宪宗面前装醉。旁边的人见他在皇帝面前无礼，便喊“皇帝驾到”。阿丑不为所动，谩骂放肆如故。忽然有人说汪太监来了，阿丑急忙避开，边走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他又模仿汪直的样子，操两钺来到宪宗面前。钺，古代的一种兵器，样子很像斧头。有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将要起兵，就凭借这两柄钺。”又有人问他是什么钺，他说：“王越、陈钺也。”宪宗听后微微一笑，稍稍明白了。　　成化十七年（1481年）秋天，宪宗以边境有警，派汪直前往宣府监军。击退敌军后，汪直请求班师回朝，但宪宗不许，令他前往大同，但把军队都调了回来，汪直已知不再为宪宗宠信。成化十八年（1482年），朝臣开始再次上书请罢西厂。由于宪宗不再宠信汪直，于是西厂再次被废，汪直则被安置到南京御马监，不再被起用。　　如今，西厂的遗址虽已荡然无存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则已载入史书，引起一代代人的思考。 （许文继）何处豹房觅武宗(1)　　明武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位皇帝。他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和一个地方紧密结合在一起——豹房。今天的北京地名中仍有豹房的名称，但那并不是武宗所建的豹房。也有人认为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才是当年武宗日夜淫乐的场所，只是由于时间久远豹房音变为报房。当然，更多的学者相信武宗兴建的豹房原址就在皇城的西苑太液池西南岸，临近西华门的地方，即今天的北海公园西面。西苑太液池，今中海、南海、北海三海，明代统称为太液池，在西苑内。　　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大内传出一声声清脆响亮的啼哭声。这声音不但代表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且使得举国欢庆，因为他是明孝宗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孝宗欣喜异常，取其名为朱厚照，希望他以后能照耀后世，五个月后就将其册封为皇太子。此前三朝，皇帝皆非皇后嫡出，像朱厚照这样既为嫡子又是长子的情况在封建礼法社会中是天然的皇位继承人。　　据说朱厚照孩提时“睟质如玉，神采焕发”，性情仁和宽厚，颇有帝王风范。加之张皇后的另一嫡子在三岁时意外夭折，孝宗自然对他宠爱有加。八岁时，在大臣的请求下，朱厚照正式入阁受讲，接受严格的教育。年少时朱厚照以聪明见称，据说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他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了然于胸。孝宗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率领宫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因误服药物而驾崩。这样，朱厚照就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明朝从此进入了朱厚照即明武宗的正德朝。武宗即位伊始，还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被朝野上下寄以殷切希望的皇太子在君临天下后随之摇身变成另一个人，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有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有人认为他荒诞无耻，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有人认为他追求自由平等。总之，不管孰是孰非，他并不是那种可以简单评价的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颇具争议的人。　　孝宗病逝前一天，他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主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孝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 传说武宗的生辰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相似；而且当年张皇后梦白龙入腹而生朱厚照。按照传统的说法，白者乃主西方，为兵象。武宗生而好动，自幼贪玩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所以对武宗骑射游戏颇为纵容。如今武宗登临龙庭宝座，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自然不用装样子给别人看，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久，他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后来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嘉靖、万历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诸位大臣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小皇帝口头上说“知道了”，实际上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可见少年武宗之顽劣。　　武宗在与朝臣斗争得同时，却受到了“八虎”的蛊惑。“八虎”是指八个人，确切的说是指八个太监，包括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为人阴险狡猾，想方设法鼓动武宗玩乐，每天进奉鹰犬狐兔，还偷偷带武宗出去逛，哄着武宗高兴，因此很受武宗的宠信，并逐渐的掌握了大权，号称“立地皇帝”。　　正德三年（1508年），武宗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的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并非是武宗的创建，是皇家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地方，蒙元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　　豹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1507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共添造房屋二百余间，耗银二十四万余两。豹房新宅既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而是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所以有人就认为它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武宗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豹房之内，美女如云，但武宗似乎仍不满足，令左右广为进献。武宗风流好色，甚至强抢孕妇。其实武宗强占孕妇，另有一番打算。原来武宗虽阅女无数，但无一儿半女。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于是就想借此瞒天过海，却最终为大臣所阻止。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武宗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顾左右说：“真是一棚大烟火。”世间还有这等皇帝！要知道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利和尊贵的地位。何处豹房觅武宗(2)　　豹房新宅中除乐妓之外，还有武宗的义子钱宁、江彬等人。武宗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一百余个义子，甚至在正德七年一次就将一百二十七人改赐朱姓，真是旷古未闻。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钱宁，本不姓钱，因幼时卖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得好武的武宗所喜欢。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据说武宗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的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他毫无惧意，拔之而再战。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武宗意，遂被留在身边。有一次，武宗在豹房内戏耍老虎。谁知平日温顺的老虎突然性情大发，直扑武宗。武宗忙呼身旁的钱宁救驾，钱宁畏惧不前，倒是江彬及时将老虎制服。武宗虽然嘴上逞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心里却是十分感激。此后，江彬逐渐取代钱宁而得宠。武宗更是毁京城中豹房西侧的鸣玉、积庆二坊（今厂桥、西四地区）民居，大肆营建“义子府”供江彬居住。　　江彬恐钱宁害己，遂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自固。明朝祖制，边军、京军不许互调。因为如果边军弱，蒙古就会入侵；京军弱，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着想的。武宗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帅。不仅如此，江彬更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旷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还有江彬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浩浩荡荡来到宣府，营建“镇国府”。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贴行之，并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自己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此时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的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五十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英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从西北回来后，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反叛。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叛乱，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武宗已无南下的必要，但武宗不为所动，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续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　　然而，到达山东临清后，武宗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黑老婆，殿亦俗呼为黑老婆殿。此次南巡，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因无信物刘氏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何处豹房觅武宗(3)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的安息着武宗。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英州大败小王子，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他奇特的一生，只能是留待后人评说了。 （许文继）西涯怀古道东阳(1)　　北京的后海，如今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休闲文化旅游区，各具风情的酒吧和小吃街，更是遐迩闻名。在古代，包括后海在内的由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构成的内城城市水系，不仅是北京得以营建国都和皇家园林的基础，也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明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就生长于海子之西。今天提到后海的人情风物，我们就不能不感怀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古人。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别号西涯。“西涯”的意思是海子的西岸，标示了李东阳的出身之地。说起来，今天提起李东阳，人们多会联想到湖南茶陵。这是因为他祖籍茶陵，当时人们多以茶陵称呼他，他的传世文集名为《怀麓堂集》，取怀念岳麓的意思，而后人将以他为领袖的诗人群体称为“茶陵诗派”。其实李东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居地湖南茶陵，他一生不过去了一次，待了短短十八天。李东阳说自己“楚人而燕产”，他真正有感情的故乡还是北京，还是后海西涯之故居。　　湖南籍的李东阳为何会生长于北京？这涉及到他的出身背景，颇有一段周折。据李东阳自述家世，他在茶陵的始祖名叫李余。李余的祖先是甘肃临洮人，后来迁居江西，到了宋代，李余到茶陵任州同知，李氏才在茶陵定居下来。到了明初，东阳的曾祖李文祥不知何因以戍籍迁居北京。有一种说法是李文祥在元末天下大乱中参加了义兵，后随军移驻北京。但这很可疑，因为所谓戍籍，是指有罪之人充军至某地所登记的户籍，一般被视为贱民。况且当时的北京不仅不是首善之区，还是国家的军事前沿，人口稀少，物资匮乏，李文祥很可能是在动乱的局势下被抓了“壮丁”身不由己地到了北京。不论如何，李东阳的家庭出身非常贫贱是无疑的，要不是北京后来成为首都，历史上很可能就不会留下李东阳这个名字了。李东阳的祖父李允兴参与了靖难之役，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他调入禁卫军“金吾左卫”，当了一个制造军器的小军官。大概由于有些工匠手艺，李允兴后来在海子的西岸定居下来，开始做起了小买卖，这时已经是明英宗正统时期（1436-1449年）。这便是李东阳生长在西涯的缘由。　　李东阳的父亲李淳并未考取科第，但已经成为了读书人，在北京以教授私塾为生，所以他对东阳的教育很重视。景泰年间（1450-1456年），不足十岁的李东阳成为京中著名的神童，还先后三次蒙受皇帝的召见。关于他小时候跟景帝的见面，传记和野史里留下了不少颇为有趣的故事。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传记都说，他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能写一二尺的大字，景帝觉得很好奇，就召见他来表演，还赐了他菓钞若干。野史中则将这个故事演绎为景帝让他写“麟、凤、龟、龙”等字，当他写到“龙”字时，手腕没有力气了，最后的一勾便用自己的靴子沾了墨划完，惹得皇帝龙颜大悦。又有一次，景帝召见他和比他大两岁的神童程敏政，在过大殿门槛时，他个子太小迈不过去。于是太监取笑他，说：“神童脚短。”他应声就说：“天子门高。”这个神童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十六岁中举，十七岁成进士，不仅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坛领袖，蜚声中外，还“立朝五十年”，历事三朝皇帝，最终当上内阁大学士。朝堂风云屡经变幻，他都能从容应对，在明中期是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　　然而，能够保持政治上的历久不衰并非易事，换来的可能是身后的毁誉参半。李东阳在世时，就被很多高洁的气节之士讥为眷恋利禄，死后二百年间人们对他仍然褒贬不一。这都源自于正德年间他对宦官刘瑾委曲隐忍的那些旧事。　　明武宗朱厚照是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建豹房、自封大将军，完全不理儒家对皇帝的礼法约束，其中最为祸害的是宠信宦官刘瑾。李东阳与刘健、谢迁是孝宗皇帝的托孤重臣，可是新皇帝完全不顾念先帝遗愿，并不重视他的辅臣。开始的时候，李东阳和刘健等人上疏武宗，请他远离群小（宦官），戒绝深夜游乐，勤于朝政。武宗皇帝还做做样子，表示自己会处理。可是过了不到一年，他干脆对李东阳等人说：“卿等所言，皆为朕忧国忧民之事，朕当从而行之。然群小锢弊日深，不能改也。”这意思就是，我承认错误，但决不改正！西涯怀古道东阳(2)　　面对武宗这种不合作态度，刘健、李东阳、谢迁除了连续上疏请诛刘瑾等宦官，还同时以辞职作为威胁。这给了刘瑾一个上位的机会，将托孤大臣一扫而光，仅仅留下了李东阳一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刘健、李东阳和谢迁等大学士在内阁和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商量要里外呼应逼武宗除去刘瑾等人。结果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夺了司礼监的权，使外臣失了内应。第二天早朝，群臣刚要伏阙请旨，宫中就放出了保全刘瑾的圣旨。刘健和李东阳等人知道事情已经不可为，于是再次上疏乞休。按照惯例，辅臣乞休，必须等三到四次请求之后才能应允。可是刘瑾等人唯恐刘健等人去得稍慢，夜长梦多，于是撺掇武宗立即准奏。可是为什么独留李东阳一人呢？其实，大学士们请诛刘瑾的奏疏是由李东阳执笔草就的，不过在内阁议事的时候他的辞令较为缓和，所以宦官们以为他并不是主事之人。况且辅臣尽去必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刘瑾也确实需要一个在朝臣和皇帝之间周旋的人，于是他选择了李东阳。李东阳又是何等无奈。　　事实证明，李东阳留在政治中心是起了极大积极作用的。刘瑾表面上对李东阳非常礼敬，李东阳也对刘瑾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并未与他同流合污。李东阳不仅要避开刘瑾对他投来的明枪暗箭，还要时时对遭遇刘瑾迫害的正直大臣进行营救和翼护。在刘瑾被诛的正德五年（1510年）之前，李东阳救护过的人之中就包括了前大学士刘健、谢迁，还有后来设计除去刘瑾的杨一清。若无李东阳的弥缝其间，则刘瑾乱政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明史》称善类赖东阳以扶持，所全不少，又说“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这是对他历史功绩的肯定。　　然而，一时的隐忍和委曲求全使李东阳陷入了舆论危机。在送刘健和谢迁归田的时候，东阳不禁黯然泣下。刘健正色对他说：“有什么好哭的？要是当日你与我们一起力争，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走了。”这或许是责备他的话，认为他的立场不够坚定；又或许刘健的言外之意是，幸好还留有李东阳在庙堂之上，不至于使皇帝身边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无论他的意思是怎样的，士论对李东阳的保留原职都是有很大不满的。有人用“声名高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长沙芳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的诗句讽刺他留恋北京的相位，不如早日退休回老家。甚至招来了“伴食宰相”的恶名。李东阳的门人罗玘还曾写信给他，不仅劝他及早隐退，甚至还要与他划清界限，削去自己的门生籍。史称，李东阳看到这样的书信，“俯首长叹而已”。其中的苦涩当时又有几人能体会？　　李东阳的一生可算位极人臣，然而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北京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悲伤。李东阳兄弟四人，他是长兄，可是三个弟弟纷纷英年早逝，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伤。然而悲伤并未到此为止。东阳亲生有三子，长子兆先，善为诗歌古文，年少而负盛名，年二十七岁而亡；次子兆同，早慧，十岁而殇；三子午孙，未周岁而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为他养老！暮年的李东阳身边只有已故四弟的儿子兆蕃陪伴。他的一生中不断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去。连续的丧亲，让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恋栈权力。如果有机会，他确实想离开北京，去往山水秀美的江南。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五十三岁的时候曾计划在宜兴或者武进置业定居，可惜未能实现。　　抛开庙堂之上的政治纷争，李东阳终归是个文人，生命中的悲伤和孤单只能寄情于山水和文艺，他性格中最爱的还是吟诗为文。明初以后，源自台阁宰辅的“台阁体”诗歌流行，这种诗作内容多是歌功颂德，形式多是四平八稳，甚少新意。李东阳开创了新的诗歌创作路线，处处可见真性情。他在《怀麓堂文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中，认为文章有馆阁、山林二体，“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而“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清耸奇峻，涤陈薙冗，以成一家之论。”他身处台阁而主文柄，又喜欢“以诗文引后进”，所以对改变时代风气具有很大的作用。西涯怀古道东阳(3)　　东阳爱作诗实已到了成癖的地步，他经常因病而赋“止诗”诗，通告友人自己停止诗约，安心养病。成化十六年（1503年）领命赴应天府（南京）充当乡试考官，他也要戒诗月余，才能全力工作。诗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诗歌，让他在北京结交了很多好友，所谓茶陵诗派，实则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诗人群体。可能这样才能使他不那么孤独吧。　　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李东阳终于致仕。然而他没有回故乡茶陵，人生的最后三年，他就留在京师终老。在这段时期，来求他诗文书篆的人填塞户限，所得的润笔费据说“颇资以给朝夕”。想来他的晚年因此而不寂寞。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他卧病寿终，葬于西直门外畏吾村（今魏公村）祖冢。　　虽然他在晚年已经不住在海子西涯，但是西涯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家。他多次赋诗提到对西涯故居的怀念，有“禁城阴里御河西，昨夜分明梦不迷。楼外酒帘非旧馆，沙边屐印有新泥”语，又有“城中风景梦中路，病不出游空有身。……旧邻十室九易主，古寺拜年长占春”句。　　李东阳一生诗作中，咏西涯的有很多，可令人想见当年后海附近的景色的，以《西涯杂咏》十二首为代表。其中《海子》一首有“高楼沙口望，正见打鱼船”的句子，《钟鼓楼》一首有“月黑行人断，高楼钟漏稀”的句子。今天的海子上早已没有了渔船，这座城市也不再用晨钟暮鼓来敲醒。可是，夜晚走在海子西涯的时候，透过水面上迷离的霓虹，那历史的钟漏还是会穿越时光，送来明朝的渔火。（樊铧）朝阳内外寻刘瑾(1)　　明代出了许多权阉，刘瑾不可以不提。历数中国古代的大贪官，刘瑾又不可不提。他是明代宦官中的“巨星”，但京城中他的遗迹却所留极少，生前他在朝阳门外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玄明宫，死后则被拆毁移做他用。如今可能只有朝阳门内俗称“刘瑾庙”的地方，与他还有些关系。　　刘瑾，今陕西兴平县人。本姓谈，后依靠刘姓太监进了宫，便改用刘姓。在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刘瑾就在身边伺候。刘瑾深知只要照顾好太子，自己就会成为新皇帝身边的功臣，权力、富贵会接踵而至。武宗即位后，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名太监因此得宠，号称“八虎”。刘瑾为人狡猾狠毒，成为八虎之首。他抓住少年天子喜好嬉戏的特点，每日进奉飞鹰、猎狗等，鼓动武宗游玩享乐，深得武宗的信任，被提升位内官监，掌握北京的军队，权力很大。　　然而时隔不久，风光无限的刘瑾却经历了一次政治风波，险些丧命。原来，朝中大臣对刘瑾等人引诱年幼的皇帝尽情玩乐却不理朝政非常不满，数次上书请求处死刘瑾，武宗置之不理。这次，户部尚书韩文率领诸位大臣再次上书，措辞中肯而严厉。武宗因在刘瑾等人的伺候下长大，对他们颇有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想将八人明正典刑，派宫中的司礼太监王岳等人到内阁与阁老商议着将他们安置在南京闲住。内阁大臣中除李东阳言语暧昧外，谢迁、刘健都态度坚决。王岳这个人向来忠诚正直，心中憎恶刘瑾等人的行径，就把大臣们的意见都转告给皇帝，并说大臣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武宗见群臣意见一致，也无可奈何。韩文等人商议，决定于第二日伏阙面争，务必将刘瑾等人除去，然而吏部尚书焦芳却将此计划告知刘瑾等人。刘瑾见大势不妙，遂与其它人于当晚找到武宗，环跪其旁，痛哭流涕，哭诉十几年来他们对武宗的忠心与恩情。武宗为之感动，决心有些动摇。刘瑾见状，指出害他们的人是王岳，王岳想勾结朝臣除去刘瑾等人，目的是为了限制皇帝的自由。生性叛逆顽劣的武宗顿时大怒，当夜命人收拿王岳，令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由此形势大变。第二天，群臣已知事不济矣。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乞休，武宗只批准谢、刘二人，独留李东阳。刘瑾掌权后，借故将韩文罢职，其他合谋者多被排挤出朝廷，同时让焦芳入阁。群臣与刘瑾的第一次斗争，以刘瑾的完胜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刘瑾权倾朝野的开始。　　宦官专政成为明朝重要的政治事件。明太祖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罢丞相、设六部，逐渐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之事把持在皇帝一人手中，群臣尚不能参政议政，宦官就更不得干政了。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参与政事。宦官干政始于正统朝，如王振、曹吉祥等人，后来有成化朝之汪直、正德朝之刘瑾、天启朝之魏忠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明代宦官主要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刘瑾此次反败为胜，一跃登上了司礼监的宝座。明代内府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具有代表皇帝“批红”的权利。每日皇帝亲批数本外，例由司礼监太监分批，然后交给内阁执行，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皆因执掌司礼监而权倾朝野。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以皇帝的名义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在一番威慑镇压之下，刘瑾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王公大臣莫敢逆其意志，多私谒其门，见面之时行跪拜大礼。凡内外奏章，先以红纸送报刘瑾，号“红本”，然后用白纸上通政司，号“白本”。有一次，都察院奏章误写刘瑾名讳，刘瑾大怒。都察院只好全体登门谢罪，叩头触地，挨了一顿大骂之后事情才得以平息。朝阳内外寻刘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