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HMC的投资风险过大，借贷和杠杆作用（leverage）在牛市的时候使基金收益颇丰，在熊市的时候，损失巨大，促成了现在的困局。对此曼迪罗说，在过去几年，HMC的资产分布很好，超常的回报率得益于在大宗商品资产（commodities）和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方面的投资。这两方面今年带给我们不少负面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投资以前给我们的正面影响。分散风险（diversification）并不能保证回报率永远是正的。今年当所有的资产类别都在贬值的时候，分散风险也无济于事。但从长期来说，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分散风险对哈佛是有好处的。她还说，HMC以前投资的市场分布和态势（market exposure）赢得了高回报率，但也减少了投资的灵活性。自从她去年接管HMC，董事会就决定了去杠杆化，增加现金量和投资灵活性，她自己更加速了这一变化。而且在去杠杆化的同时，她还决定着重研究因市场过度调整而带来的投资机会。当被问到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什么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曼迪罗回答得非常婉转，没有点明过去HMC高管层的任何错误，而是回到宏观层面，说前几年市场低估了风险，高估了价格，已经过头了。可这是“事后诸葛亮”、人尽皆知的现实。当被提及最近高管薪酬问题备受关注时，曼迪罗解释了HMC对基金经理的薪酬原则。如果基金经理主动积极（active management）的投资业绩比相应市场指数高（bea tmarket benchmark），他们就符合得到奖金的标准。奖金的一部分会在当年兑现，另一部分会被公司保留，抵消今后比相应市场指数低时的业绩。如果一个基金经理连续几年的业绩都比市场指数高，那么他会拿到全额奖金。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人为HMC创造的附加值比他的全额奖金要高很多。曼迪罗还说，哈佛大学的优秀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吸引最优秀人才的能力。这在HMC也同样明显。我们的业绩明显高于同行业的均值，而我们的成本却低于同行业的均值。HMC的董事会定期审核我们的薪水体系，确保我们的水准与同行业趋势一致。与传统投资公司雇员不同的是，我们的投资管理人在这里工作也是为了支持大学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总任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识，我们的一些投资管理人宁愿放弃薪酬更高的工作。当被问到HMC今年年初宣布解雇员工的原因时，曼迪罗否认这是因为哈佛投资基金缩水。当她在2008年7月刚刚接手HMC的时候，就决定了这样的人事变动。她提醒听众，她在返回HMC之前曾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熟悉资金和人员是如何管理的。为了优化公司管理结构，她雇佣了自己的运营主管（COO）和其他队伍的负责人。裁减一部分人，增加几个主要的投资专业人才和行政管理人员，也是优化公司结构的一部分。经过重新调整投资战略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平衡，她相信公司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完全可以保管好哈佛大学的投资资产（endowment），应对未来的投资环境。当被问到有什么投资机会时，曼迪罗说她不愿意预测哪个具体的市场会在今后的一两年当中有什么变化，但是预计在今后的三到五年中，不同的投资领域都会出现投资机会，例如房地产和自然资源。股票市场也会有一些吸引人的机会，一些股票会因为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具有增长的潜力。个别的公司会因为信贷市场的复苏而恢复增长势头。债务市场（debt market）也是一样。当被问到个人投资者应该从去年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并如何思考未来时，曼迪罗说，最有价值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市场在下周或下个月的走向，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对投资的安排过度集中在一种假设情景（scenarios）和条件下；我们要在能够承受的波动（volatility）下，力争长期的平均年回报率为正。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原理，寻找市场定价失败的时机（market inefficiencies），投资在那些有增长潜力的资产，那么我们的投资长期的走势就是非常良好的。六十八、 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福斯特在演讲中说，我要和你们讲的不是如何追求优秀，这方面你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而是要讲如何利用未来的不确定性冬去春来，转眼间就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6月初的天气清冷得反常，人们不得不穿薄毛衣或夹克。今年波士顿的天气变化无常，4月有一两天气温高达32摄氏度以上，人们热得要开空调。随后的一个多月又冷得至少要穿两件衣服，但天气并不妨碍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校园里照例彩旗飘飘，成群结队，欢声笑语，赠送鲜花，合影留念。主要庆祝活动集中在6月2日校长对毕业生的告别讲演（Baccalaureate Address），3日大学本科毕业生自己组织的告别活动（Class Day），和4日哈佛毕业生联谊会（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组织的毕业典礼（commencement)。这是哈佛大学第358届毕业典礼。第一届毕业典礼是在1642年。后来由于战争或瘟疫等原因，有九年的毕业典礼被跳过去了。6月第一周举行毕业典礼，今年会是最后一次。从下学年开始，开学时间从9月中旬提前到9月初，毕业典礼也会随之提前到5月下旬。校长告别讲演学生几年来日夜奋战，大好时光用在学习与消化老师讲的艰涩难懂的技术性问题上，到底会对今后的事业和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光阴似箭，无论他们心理准备好了没有，他们必须走出校门，面对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在成百上千的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忐忑不安地走向社会的时候，校长能给他们什么带有人生哲理的启示呢？6月2日下午的校长告别讲演，照例在校园中心的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举行。虽然是大庭广众之下的书面发言，但并不完全是冠冕堂皇的做秀，其中不乏肺腑之言。校长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首先回忆了这批毕业生在过去四年的经历。她说，你们进入校园时正好是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肆虐的时候，你们离开校园时正好是经济风暴席卷全球，改变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时候。你们也目睹了哈佛的变化。你们在四年中经历了三位校长（萨默斯，代校长Derek Bok，和福斯特本人），你们经历了旧的教学大纲（Core Curriculum）的退出和新的教学大纲的引入（General Education），和一些校舍的变化。福斯特然后列举了一些优秀毕业生取得的成绩（没有点名道姓)。她说，很多过去四年的变化是四年前没有想到的：奥巴马入主白宫，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流感蔓延等等，这些都使未来更加难以预测。“我要和你们讲的不是如何追求优秀，在这方面你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而是要讲如何利用未来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去年这个时候，有很多哈佛毕业生选择了去华尔街工作。其中一个学生说，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不想进入“真实世界”（real world），而进入金融行业是最稳妥、最保守的选择。金融风暴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们没有最保守的选择了。你们当中的一个学生说，因为金融公司今年很少招人，他准备去教书，而教书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今年的就业形势让他没有理由不做自己热爱的事。当然，有一少部分毕业生仍然会去金融公司工作。这也是好事，因为你们还年轻，有弹性和韧性承受金融界的动荡。与其在你们45岁时经历中年危机，自问“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做这些？”还不如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反思这些问题。有一位作家描述和她先生去巴黎旅游的原因：不是有人要求我们去，也不是我们认为应该去，而是我们从心底里想去，这样我们的旅途就有了一个好的起点。福斯特说，这就是发自内心的动力，这就是生活。她说，博雅教育（liberalarts education）的目的，不是要训练你们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有一份特定的工作，而是要让你们在不确定的充满变化的情形下有应变能力，能够即兴表演（improvise）。“即兴生活（improvised life）是激情与平静、构架与自由、理性与感觉魔术般的结合。我们不喜欢不确定性（uncertainty），更喜欢安定，但正是不确定性给我们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带来机遇”。最能概括福斯特讲演内容宗旨的话，应该是她引用一位著名爵士音乐家的话：“透彻地掌握你的乐器，你的乐谱，然后全部把它们抛在脑后，尽情地弹琴。”现在的世界需要那些优秀的即兴表演家。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重新投入进去不是每一代人都有的机会。福斯特回忆自己1968年的大学毕业典礼时说，当时我们意气风发，雄心勃勃，觉得巨大的社会变革迫在眉睫，我们要结束战争，消灭贫困和种族歧视。渐渐地这种无所不能的乐观和激情消逝了，我们逐渐地变成了“大人、成年人”，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天地，为自己个人的好生活而努力，那种追求更高目标的境界和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憧憬没有了。但是现在又回来了。我们目前面对很多挑战——金融动荡，传染病蔓延，对内政策，对外政策，都是困难重重。这些挑战和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仅仅使新的思想、新的投入成为可能，而且是必须。奥巴马总统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定义为重新振作和重新创造的时节（a season of renewal and reinvention）。重新振作、重新创造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我们一直坚持，最好的教育是那种培养分析能力的、形成思考习惯的、能够把信息（information）变成理解（understanding)的教育。这就是教育为什么这么重要，受过教育的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学生聚会Class Day的活动是在校园中间的露天草场Tercentenary Theatre举办，没有毕业典礼那么正式，形式上比较轻松。毕业生代表的讲话有对四年大学生活的认真反思，也有自嘲自讽的幽默。他们对最近四年的课业过重（overworked）、睡眠不足（under slept）直言不讳，他们的脑海里只是被“成就”（achievement）这个词充斥着。“为了重建哈佛形象，有必要提醒整个世界哈佛的毕业生是多么地了不起。他们处处趾高气扬，只往上看，不往下看，永远觉得高人一筹。”“在今后的几天里，所有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艰难困苦与沮丧失败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去面对。’别听他们的，他们肯定不是像我们一样，从哈佛毕业的。”Class Day学生按照惯例会请一位主旨讲演人。去年的主讲人是前总统克林顿。今年是NBC新闻“今日”节目的联合主持人、杰出新闻工作者Matt Lauer。他曾经报导过伊拉克战争、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采访过无数政经要人。他说：“哈佛大学的文凭并不意味着你有任何特权（entitlement），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比其他人优秀。你受的教育是一个强大的工具（tools），但这只是你工具箱中的一个。我要你们用所有的工具——你们的慈悲为怀（compassion），你们的与人为善（kindness)，你们的大度宽厚（generosity），你们的公平正直（sense of fair play），你们的诙谐幽默（a sense of humor），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而不是树立障碍与隔阂。”他20分钟的讲演也不乏幽默。他说：“要有孩子，而且要有好多孩子，因为当你不能找到生活中的乐趣和幽默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帮你找到。”“每个人至少要有一个永远和你说真话的朋友……记住生活中惟一不变的是你的品格（character）。”六十九、 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下）6月3日的毕业典礼上，福斯特校长和能源部长朱棣文的演讲，是典礼的亮点与高潮6月3日在校园中间露天草场（Tercentenary Theatre）举行的毕业典礼包括三部分：早晨发文凭，共6777个文凭（包括1562名本科毕业生），81个证书。这使世界范围的哈佛毕业生联谊会（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30多万会员的数目迅速膨胀。中午是各个本科生宿舍，各个研究生院分别组织的午餐。下午是哈佛毕业生联谊会的年会（Annual Meeting of the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有3万多名毕业生及其亲朋好友参加。校长讲话和校方请的讲演者（commencement speaker）是年会的亮点和高潮。校长讲话校长福斯特在向哈佛毕业生联谊会汇报学校工作进展的同时，也对平时看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普普通通的教学工作和研究生活赋与重要的意义。她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以前完全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去年秋天刚刚开学不久，金融风暴就突如其来，几周之内历史悠久、不可一世的大金融公司顷刻坍塌，几万亿金融资产挥之即去。九个月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以前约定俗成的假设，构架和价值观都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资源也没有那么丰厚了。多数人认为九个月以前的那个世界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毕业生面临几十年不遇的不景气的工作市场。很多哈佛教授和毕业生都应招到政府工作了，策划应对危机的各种方案，其中包括奥巴马本人。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对应对危机至关重要。而生产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就是大学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教育学生，分享研究成果。奥巴马说，我们必须支持大学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必须把科学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哈佛大学也不能逃脱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我们在确保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预算，花销的优先次序，争取找出更加经济实惠的方法做好同样的工作。我们要想的不是要有什么更好的条件，而是要想做同样的事，不需要什么，什么是可有可无的。不要想我们已经失去的，要想我们仍然拥有的。“我们不能忘记哈佛优秀的悠久历史——我们今天比以往更加需要这种优秀。”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是这个形势的牺牲品。“变化可以发生在我们面前，也可以通过我们而发生，我们必须要成为变化的设计者，而不是变化的牺牲品。当尘埃落定，我们必须自问，在经济衰退和危机过后，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计划，需要全大学范围的讨论协商，征求各方意见。现在这些程序已经开始。执行这些程序的结果意味着一系列具体政策的变化。从整体来说，这些具体变化就代表着我们认为21世纪的科研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必须是什么样的。校长把学校的目标和任务浓缩为三个基本原则：1）无论家庭背景，经济条件，所有优秀的学生都有享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受教育是实现“美国梦”的主要渠道。大学学费日益升高使得中等收入的家庭不堪重负。机会平等是有关社会公平，创造优秀的。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助学金都有大幅度提高。我们要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磁铁。2）大学是创造和传播知识的重要阵地，基础和应用科研尤其重要。二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和科研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搭成伙伴关系，从事科学研究。但最近三十年来，联邦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投资按GDP的比例已经减小了15％。现在科研方面的私有投资也在减少，又赶上经济危机。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从事科研的，又能够找到足够的基金支持的人太少了。有人为了能够找到资金支持就选择保守的课题，不愿意做更基本的，更深入的，更有突破性的研究。奥巴马在今年通过的财政刺激政策中包括在今后两年对科学技术研究2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承诺在两年之后每年要拿出GDP的3％来支持科研。但是联邦政府债台高筑，政策能否兑现还很难说。所以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支持科研的方法和途径，例如，与周围的大学、医院、企业及其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寻找基金会支持等等。3）大学必须用审视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通过怀疑得到智慧。虽然哈佛大学是波士顿地区第二大私营雇人单位，为马萨诸塞州去年一年创造直接和间接经济价值高达53亿美元，但大学的作用不能用短期的，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大学是寻找追求真理的地方，即使某一个真理在特定的时间不受欢迎。在充满挑战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要问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朱棣文的建议今年的主旨讲演者是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他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因发现了在极低的温度下如何用激光把原子固定在它们自己的轨道上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今年1月成为能源部部长之前，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家实验室主任，负责再生能源、新能源的研究工作。他的讲演包括三部分：一些简短而幽默的点评，对毕业生不请自来的建议（unsolicited advice），和与他自己主要工作有关的倡议。他首先感谢校长和哈佛毕业生联谊会邀请他讲演，随后幽默地说他不敢肯定他符合毕业典礼演讲嘉宾的“高标准”。“去年的主旨讲演者是亿万富翁《哈里.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前年的主旨讲演者是更大的富翁和慈善家，计算机‘呆子’（nerd），比尔.盖茨，而今年站在你们面前的完全不是一个富翁，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呆子。”他也会恭维一下哈佛，说他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哈佛毕业的，只有他不是，今年他成为哈佛大学十位荣誉文凭的获得者之一，或许他妈妈这次会高兴了。以前当他告诉他妈妈他拿到了诺贝尔奖时，他妈妈说，“那不错。”然后紧接着问，“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来看我？”他说，他决定在讲演中引用其他人说过的话有两个原因。一是重要的话需要重复一次以上才能起作用。二是那些借用别人语言的作家其实是在重复最优秀的人的足迹。美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诗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说，“那些古人把我最好的思想都偷走了。”毕加索说，“好的艺术家借用；伟大的艺术家（干脆就）偷。”（Good artists borrow.Great artists steal.）为什么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就不能如此呢？他自知在毕业典礼上对学生的建议很少被珍惜，大多被遗忘，肯定不被遵循，但仍然愿意提出以下几条。第一，感谢所有帮助你取得成就的人，包括那些教课不怎么好的教授，因为他们迫使你自学，而自学是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第二，在今后的生活中，培养大方大度的胸怀。在所有的谈判中，不要计较最后的很少的得失，大方地把一些零头放在桌子上留给对方。在与人合作中，记住要肯定别人的成绩（credit），成绩不是稀缺资源，别人有了你就没有了。特别是在成功的合作中，要给别人90%的成绩。第三，在生活开始一个新篇章的时候，建议你们选择自己热爱的事业和职业。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热情，不要满足，一定要坚持找到为止。生命本身就短暂，没有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生命更是转瞬即逝。“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一门心思地想成为物理学家。大学毕业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共八年，然后又在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工作了九年。这些年来，我的主要目标和快乐就是物理学。”他的最后一个建议是：追求个人理想，自己热爱的事业不应该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当你头发花白，步入老年时，你希望在回首往年的时候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不会来自你一生中积累的物质财富，也不会来自你一生中积累的荣誉称号，而会来自那些曾经受你影响的人（the lives you have touched），他们的生活因为你而更加美好（the difference you have made）。“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九年以后，我决定离开舒适的、方方面面都完美无缺的‘象牙塔’，尝试在我看来更现实的生活——去（斯坦福）大学教书。我希望我所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篇篇科学论文，我想通过教书孕育科学的后一代。”他说，“在大学工作最好的部分就是学生，因为他们清新、热情、没有成见。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好的精华的接受者、传承者、发展者。就是在大学阶段，他们的思想是完全自由的，也是最有创造力的。他们进入大学，以为教科书、教授就是权威。渐渐地他们会发现，教科书、教授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他们开始自己思维。当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的时候，我开始从他们那里学习。”“我开始教书，带学生是因为我想回报这个社会，给予别人，但结果是我从中得到的比我给予的更多。”然后朱棣文进入讲话的第三部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过去的60万年中，地球经历了六个冰川时代。现在的问题是各种数据都表明气候在迅速变暖——北极圈的冰雪在减少，海面在上升。有史以来，科学第一次被用于预测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对50年以后、100年以后的世界的影响。这个影响来自于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现在不及时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气温就有50％的可能性在本世纪末上升5摄氏度。在上一个冰川时代（ice age），全球气温只低了6摄氏度，加拿大的绝大部分和美国北部都终年被冰雪覆盖。所以气温上升5度对全球的影响不可低估，北极冰雪覆盖的有机物有可能融化，迅速释放甲醇（methane）和二氧化碳，动物、植物以及人类都难以适应。作为国际社会，我们愿意在这个至少一百年以后才能见到效果的气候变化投入多少呢？上一代人努力工作是为了下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我们能不能为我们后代的福利和幸福而承担起责任呢？五年以前朱棣文同意成为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广招科技人才，迎接气候变暖的挑战。他们已经建立了几个不同的能源研究所。他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的挑战有充分的理解，但仍然表达了“危中有机”的乐观和信心，鼓励年轻人把握机遇，把握现在，通过发明创造新科技，设计更好的政策，和建立管理更有环保意识的工厂企业，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有些缓解气候变暖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提高能源效率，节省能源的效果就非常可观。现有的技术可以使房屋使用能源效率提高80％，15年就会返回所需投资（payback period）。房屋冬天的供暖，夏天的空调和其他用电占美国所有能源消费的40％。所以提高能源效率，节省能源的好处是巨大的，是“不捡白不捡的大便宜”。但是更多关于气候变暖的问题是未知的。他说，“奥巴马政府在为繁荣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打基础。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你们加入我们，与我们并肩奋战。”他为参加奥巴马政府而感到荣耀。奥巴马政府鼓励科技创新以解决能源危机。“美国有机会领导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要创造更有效的办法利用太阳能、风能、核能，处理发电厂排出的二氧化碳。更先进的生物能源（biofuels）和使汽车用电驱动（electrification of personal vehicles）也会帮助我们不那么依赖石油进口。”发展中国家在努力追求达到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对气候变暖采取措施。朱棣文承认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3％，而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的25％，与此同时，世界上有16亿人没有基本用电，有几亿人靠燃烧树枝做饭。他说，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那些最容易受伤害而且受伤害最大的人群——那些穷人，孩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是最无辜的，也是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群体。朱棣文呼吁最基本的人性，他引用两位人文领袖的话终结讲演。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1967年反对越南战争时提倡超越种族、阶层、国籍的无条件的博爱（all-embracing and unconditional love for all mankind）和直接面对挑战的紧迫感，“明天就是今天。在人们的生活和历史上，有‘太晚了’这么一说。”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在12月10日获奖晚宴中讲人文主义者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中的作用：“我相信人不但会承受，而且还会战胜。人是有精神的，精神是永恒的。人有慈悲之心，人能够与人为善，自我牺牲，忍辱负重。诗人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写出这些精神，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充实人们的心灵，时刻提醒他们勇气、光荣、希望、骄傲、慈悲和自我牺牲精神都是人们光荣历史的一部分。”朱棣文最后总结说，“你们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也要培养帮助别人的热情。没有什么会给你更大的满足感了。”他呼吁：“为了你们的孩子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七十、 库珀：美国储蓄不足并无所谓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太多又缺少国内投资条件造成的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都有一些大家基本公认的“事实”，或专业当中的“paradigm”，而哈佛大学经济系却有人挑战这些约定俗成（conventional wisdom）。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1958年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获经济学硕士，1962年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他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完成博士论文期间，被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1918-2002,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看中，27岁就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高级业务人员，主管国际收支平衡及其他国际业务。此后，库珀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包括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任卡特政府副国务卿，九十年代中期任克林顿政府国家信息委员会主席。惟一的例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在耶鲁大学教书期间，兼职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做经济顾问，频繁往返于New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和华盛顿之间。由于基辛格的顶头上司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所以严格地说，他也曾供职于共和党政府。虽然他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强调政府在经济中有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作用，但他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很难以党派，甚至学派划线。即使了解他的人也很难预计他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业界人士一般认为他的观点别具一格，思维博大精深，而值得倾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库珀分别担任美联储波士顿分行董事会副主席、主席。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为他刨根问底，不信偏见。库珀对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持少数派观点，但大胆清新，说起来，条条是道，融会贯通。因为他在业间独树一帜，他的观点值得转载。本文根据他发表的文章及一些公开讲演整理而成。内容包括美国储蓄及公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美元的国际地位与国际金融秩序，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评价政府危机对策，美国长期通胀前景，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走出危机，和改革高管薪酬制策略。美国储蓄及公债从宏观层面说，美国消费过高，储蓄不足，债台高筑，这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推导政策方向和具体措施。但库珀却通过剖析这个大家公认的“既成事实”，具体说明哪一部分是成立的，哪一部分是不成立的，从而瓦解了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政策推论。2004年2月20日他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反对指责美国储蓄不足的理由。他承认，美国人从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率极低（saving out of US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即使加上公司的储蓄（corporate savings），私有储蓄（private savings）也很低；美国政府赤字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就非常高了，这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动用财政刺激政策（2009年2月国会通过），给政府本来就庞大的赤字火上浇油。但库珀支持2009年的财政刺激政策。他认为在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可以逆流而上，增加总需求，带动私有经济发展。他并不是一味地主张“大政府”，而是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人下意识地把经济生活中的成功都归结于私有经济的功劳，把经济生活中的失败都归结于政府政策的错误和政府对私有经济的干预。这种思想在库珀看来，是极其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平、透明、高效的运作平台，私有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蒸蒸日上。而政府提供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是需要强有力的税收支持的。库珀曾经反对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认为那些支持减税的理由（降低边际税率会减少福利损失，提高税收效率）只是在抽象的逻辑中成立，在实际生活中的效果微不足道。他认为大多数人在决定是否接受下一个项目，下一份工作（additional work）时会考虑很多因素，但自己的边际税率多少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对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人，边际税率就更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他认为这两次减税只会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为什么家庭和国家应该储蓄呢？家庭储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提供养老保险，以防万一（例如暂时失业等），或许给后代留下一些遗产。国家储蓄是为了投资，为了经济增长，为了今后有更高的收入。对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来说，它的储蓄与我们从国家宏观统计账户里（national accounts）得出的数据非常不同。家庭房产的增值，购买的耐用品（例如汽车，冰箱等），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花销会增加这个家庭今后的收入，是一种投资，而我们从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储蓄完全不包括这些。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所以消费更加大胆。虽然有不少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但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储蓄决策，在库珀看来，基本上是对的。那么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储蓄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呢？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即使在古典经济学中，也是技术革新，而不是纯粹的资本积累。诚然，不少新技术就包括在资本（机器）当中了，但这说明高投资（总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是净储蓄，而是总投资。虽然美国国内储蓄很低，但美国得益于大量外资涌入，总投资情况一直很好。其次，资本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在降低，而资本的质量（quality of capital）在提高。同样多的储蓄现在可以买到更多的更好的资本产品（例如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等产品）。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增加产出需要的新增资本在减少。所以我们从统计中看到的用美元度量的新增资本低估了质量的提升。再次，库珀继续刨根问底，我们为什么追求经济增长呢？如果美国的储蓄更高，美国经济或许能够增长更快。但经济增长更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比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生活已经富裕了无数倍。再要求我们的祖辈生活得更节俭，为了我们而储蓄得更多，是不道德的。除了小布什和他的朋友非常在乎给后代留下财产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给后代留下很多财产，因为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创造自己的财富，不应该依靠祖辈的遗产。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技术革新的良好势头，继续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在经济好转后减少财政赤字，即使我们不增加储蓄，我们子孙后代的物质生活也很有可能比我们更富裕。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在2004－2006高达GDP的5％以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有必要制定经济政策逆转赤字。库珀反对这种观点。首先，他区别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中的不平衡与经济模型中的不平衡（disequilibrium）。这两种不平衡有本质的不同。全球不平衡中的不平衡是很有可能持续的。至于这种不平衡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其次，人们常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每年5000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平均每天从外国借债将近20亿美元。”库珀说这种解释是错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或盈余）等于资本账户的盈余（或赤字）。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恒等式，并不意味着恒等式的左边导致了右边，或右边导致了左边，或谁管谁借钱。资本的流动在自由经济体系里其实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没有任何一方是被迫的。如果你不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完全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游戏。库珀对这个恒等式的解释是：美国资本账户的盈余被用于填补支持经常项目的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在支持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上了。在他看来，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储蓄不足，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剩，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石油国家的美元主要是因为油价飙升）。他们国家内部的投资环境没有美国这么好，投资机会没有美国这么多，没有办法吸纳这么多的储蓄，或者可以吸纳，但投资回报没有投资于美国的回报率那么好。库珀认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的自然生育率和相对宽容的移民法保证了美国人口不会像日本和意大利那样萎缩。相对于新兴市场，美国有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机制灵活，政治稳定。美国政府虽然债台高筑，但美国国债（treasury securities）的市场广度、深度、流动性几乎无与伦比。那些储蓄过多的国家应该把用不了的钱放在哪儿呢？投资哪里能比投资美国更好呢？即使那些国家的私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能投资美国，那些国家的政府也会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尤其是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以保护出口企业的国家更会这样做。只要不走极端，他们的想法及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2004年11月1日，库珀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具体分析美国国际净投资态势(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的可持续性及利弊关系。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增加，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多于美国人在外国的投资的部分）继续增加，那么外国人就会拥有更多的美国资产（claims on US financial assets），就会有更多在美国的投资回报(yields on the seas sets)，美国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就要给外国人（foreign claims on US output），美国人的收入就会因为把“饼”的一部分分给外国人而减少（reducing US incomes）。但是库珀指出，这种逻辑没有把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经济做的贡献考虑进去。如果没有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美国人生产的“饼”的本身就会更小，除非美国人自己在国内的投资足够大，顶替了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2008年夏，库珀在《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长篇论文《全球不平衡：全球化，人口变化趋势和可持续性》(GlobalIm balances:Globalization,Demography,and Sustainability)，综合阐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意味着储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最佳投资机会，在本国投资的偏向（home bias）越来越小。根据他的计算，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减去美国在外国的投资，即资本账户的盈余，不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会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继续扩大。因为资本账户的盈余等于经常项目的赤字，所以经常项目的赤字也会继续扩大。加之美国的人口和制度优势，美国会继续吸引大量的全球投资。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太多又缺少国内投资条件造成的。由于这些根本原因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球不平衡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即使在长期也未必会改变。如果人为地制定政策，强迫改变这个趋势，库珀担心，世界经济会有全面衰退的危险。七十一、 库珀：美元国际地位无可动摇无论是欧元、日元、人民币还是SDR，在可见的未来都无法取代美元；不反对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但这只是遥远的憧憬基于对全球不平衡的理解和取代美元作为国际“硬货币”的门槛之高，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对美元的未来走势也相对乐观。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怀疑美元的声音日益高涨的今天，他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他不否认美国市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这次危机对市场信任度的冲击，但他认为，美国市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美元成为国际“硬货币”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政府特意设计的结果，正如英语成为国际交流的工具语言不是任何人、任何政府设计的一样。这些都是习惯成自然，从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来的，用的人越多，这种语言或这种货币就越有用（network externalities）。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业务结算大多涉及美元。美国的国债市场（US Treasury securities）是相对低风险高回报的市场，而且其深度、广度及流动性无与伦比。美元作为储蓄价值的手段是有缺欠的，因为它的实际购买力随汇率的变化和通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任何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很少有国家的连续通胀率比美国还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总的来说基本上是负责任的。如果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持续贬值，那么它作为储蓄价值的作用和结算国际间交易的作用会受到影响。但是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从长期来看在增长（即使在短期出现负增长），也就是整个“饼”在增长，即使美元的相对作用在减少，使用美元的绝对数量也未必减少。取代美元有两个途径：利用现成的一种主要货币，或人为地制造一种新货币。库珀历数用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各种问题。使用欧元的资本市场是非常分散的（fragmented markets）。意大利政府债券的质量值得怀疑，德国政府债券数量不太多，短期债券数量更少，法国、西班牙的国债市场也不太发达。英国国债的二级市场流动性相对很小，人们一般都让国债自然到期，而不是在到期之前自由买卖。日元国债的数量很大，但是回报率极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的资本账户还不够开放。所以在短期内，很难想象有任何现成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那么人为地制造一种新货币的条件是否成熟呢？IMF特出提款权（SDR）是一个自然候选对象。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出扩大SDR的用途，使之成为“硬货币”，以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受到的巨大冲击。库珀于2009年5月撰文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只是中国现在这样说是新的。 1978年IMF章程的第二条补充条款（second amendment to the IMF Articles）就明确表示，这是IMF的工作目标。但这个补充条款一直没得到人们的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创建SDR就是要满足世界经济增长对流动性需求（long-term liquidity needs of the world economy）。要想使SDR具有生命力，必须要克服几个实际操作中的困难。谁会印发这种货币，在什么情况下印发，印发多少？如果是IMF，那么IMF就需要有一些世界中央银行的功能。现在，IMF每五年重新评估世界流动性，决定是否应该增加SDR的数量。评估的频率和标准都要随IMF功能的改变而改变。影响SDR使用范围的一个很大障碍是：SDR仅仅在IMF与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流动，完全没有私人市场（private markets）。个人和私有机构可以按照SDR每天不同的汇率，把任何价格换算成SDR，但他们不能持有SDR，更不能用SDR结算任何交易。如果人为地制造这种“硬货币”，那么每个国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怎么办？一种办法是逐步取缔。全世界大约有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自然而然地逐步取缔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办法是在IMF人为地设置“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被取代的美元和其他外汇储备都交给IMF（或为SDR成为硬货币而产生的国际机构）。然后IMF 仍然要决定如何处理这些美元。这些美元其实代表了其他国家对美国无限期的贷款，是美国对外国的负债。（美国消耗了外国真实的物品和服务，外国得到的就是一堆纸钱。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多的外汇储备是一种浪费。）这些实际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是可以设计机制解决的。但问题是，使SDR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好处是否足够大，是否值得克服这些阻力。要知道，SDR并不能防止通胀而带来的贬值。SDR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每天的比价是按照组成货币的比价换算而成。如果这些组成货币的国家有通胀，通胀就会按比例带入SDR，使SDR按比例贬值。完全避免通胀的国际体系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但库珀认为那条思路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的社会完全不可取。要使SDR成为国际流通的硬货币，还需要设计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各个国家汇率管理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这些配套政策涉及协调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国家会丧失一定主权。在短期内，很难想象主要国家会达成这方面的协议。但是，库珀并不反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他在1984年和2005年分别提出更加极端的改革建议，就是制造一个新的货币（single currency），完全取代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主要货币，成为这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基石。这样可以完全取消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还会减少货币投机商赚钱的机会。组成这个新货币的国家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就像在法兰克福建立的统管欧元地区的中央银行。其他国家可以选择是否加入这个新货币，或以固定汇率与这个新货币连接。这个单一货币体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可以解决中国人民银行的担心：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不会因为一个国家不负责任的通胀而严重贬值。库珀自知，他的想法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憧憬。有人提议，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展开第二轮布雷顿会谈，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但库珀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经济学家对新的国际金融框架（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还没有基本的共识，还不能拿出一个框架性的草案供部长级会议讨论。他估计，美元的国际地位在今后十年，甚至十多年内不会有本质性的变化。七十二、 库珀解读2008年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很多不同；反对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政策；保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比避免道德逆向选择（moral hazard）更加重要，政府应该救市2008年秋天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其广度和深度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这是否说明美国金融创新过头，政府监管不力，美国社会普遍借贷过多、储蓄不足，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的观点不再成立了呢？库珀认为，这次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和巧合。在他看来，产生这次危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本身是好事，它可以更加有效地调节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使资本更加高效地运转。如果没有（或很少有）金融创新，资本的运作就会像死水一潭，没有活力。第二，长期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有人指责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把利率压低的时间太长。库珀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全球角度来说，长期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美国是例外），这些实体经济的因素决定了低通胀、高增长和较低的真实利率。这不是人为的。低利率的本身是好事，有助于再投资、再增长，但同时也使得房价持续攀高，助长了泡沫的形成。第三，房贷条件降低及滥用。房贷条件降低本身是好事，因为它允许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居者有其屋”，给了人们更多的动力去努力工作，使人们更有可能成为经济体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问题是，一些房地产销售人员为了赚取更多的佣金，想出各种办法诱使根本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贷款程序松懈，种下了祸根。房地产市场原本是非常地方化的生意，但通过金融市场全球化波及了全球。其中前两个原因从长远来说都是好事，第三个原因也有一半是好事。问题是这三个原因同时发生，就酿成了这次危机。”库珀认为，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很多不同。第一，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除中国以外，基本上是在“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机制上运转，而现在不是。第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上世纪30年代，政府在经济中（GDP）的比例仅有10％，现在大约是30％。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非常不同，可以帮助稳定市场。第三，我们现在对经济运转的理解远远高于30年代的理解。我们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丰富了许多，虽然现在的经济比那时更加开放，管理本国经济更加复杂。第四，我们非常幸运的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就是研究30年经济大萧条的学者。他比别人更理解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中的重要性，更知道应该如何驾驭美联储的各种政策，渡过难关。反对混业经营这次危机是不是说明美国的监管不力，金融市场过度放任自由？库珀说，很难说在监管过程中，哪一道程序是不力的，或者说当初应该做什么而没做，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定而没有，因为当时还没有危机发生，绝大多数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在经济热火朝天，投资信心十足的时候，谁也不愿意给经济泼冷水。就像在晚会高潮时，谁也不愿意把装满酒水的器皿（punch bowl）拿走一样。那些成千上万的律师、会计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公司寻找政策的漏洞，“名正言顺”地钻空子。政策制定者即使知道这些空子，愿意弥补这些空子，也很难招集足够的政治力量去修改法律政策。这个系统需要一场危机去召集政治力量，去修改法律政策，弥补漏洞，校正规章制度中“矫枉过正”的一部分。于是，那些律师、会计师、金融工程师就会有新的工作，再次找漏洞，再次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市场的金融创新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是一件好事。但有一个具体政策，库珀明确反对。克林顿政府末期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允许金融业混业经营。他说，取消这个法律的原因主要是金融机构的游说。这些说客的理由是，如果美国金融机构只能分业经营，与外国混业银行相比，美国金融业就会缺少竞争力。库珀认为，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增加了业务之间的利益矛盾（conflict of interest），破坏了市场信任度。而市场信任一旦破坏，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十年才能重建。而且金融机构规模太大，过分使用杠杆工具，对市场形成威胁，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不得不救。至于美国银行如果分业经营，如何与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库珀认为，这需要国际间政策和法律的协调。政府应该救市库珀对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基本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保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比避免道德逆向选择（moral hazard）更加重要，政府应该也不得不救市。他赞扬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积极干预债务市场，创造流动性，不机械、不教条、富于想像力。库珀对财政部在拯救这次危机中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2008年秋天一次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中，主持人提问，“美国政府的财政花销当中必须要减少或放弃什么才能筹措出7千亿美元救市？”奥巴马和麦凯恩（John McCain）都是重复各自的核心立场，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天很多观众网上的评论都夸奖主持人提问得好，指责两位总统候选人回避实质问题。其实，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是错的。库珀指出，7千亿美元不是像攻打伊拉克那样纯粹的花销，而是政府在置换资产。只有在置换资产时付的价格超出“物有所值”的价格，政府才会有损失，这些损失才是政府“花销”的一部分。他说，虽然现在政府承担了一些风险，但置换资产不但不会增加政府开支，挤兑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反而会对市场注入信心，带动私有投资（crowding in effect）。有人说，美国政府早就资不抵债了，从技术角度说，已经破产了，这次拯救“两房”和AIG，还有7千亿美元的拯市方案，只会使美国政府更加不堪重负，甚至导致信用危机。库珀反驳，“从技术的角度说美国政府破产主要是指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这种压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国家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解决这种压力的捷径是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年轻的移民。”他还说，“这种套用家庭或公司模式来分析政府信用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政府和家庭或公司在财务方面有本质的不同。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偿还债务：提高税收和通货膨胀。虽然现今独立的中央银行会努力控制通胀，但通胀仍然是政府偿还债务的一种途径，这对家庭和公司来说是完全不具备的。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些都没有计算在政府的资产之内。另外，政府7千亿买的坏账可能会缩水很多，但不会一钱不值。用这些钱买的资产在经济恢复以后还有可能升值，这不一定是赔钱的买卖。”七十三、 库珀：美国大量举债问题不大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财务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随意花钱，随意举债，我们至少还有国会的制衡。政府也不可能故意制造通胀，使巨额债务贬值大多数人都预计美国长期通胀率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借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升高。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说，不一定。长期通胀基本上是一个货币现象，而美联储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低迷，市场运作不畅通时注入流动性，等经济和市场恢复正常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减少对其他债券市场的干预来减少流动性。如果美联储掌握好这些操作的时机，程度和进度，就不会导致长期通胀。美国政府的大量举债从长期来看也很可能不是问题。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财务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随意花钱，随意举债，我们至少还有国会的制衡。人们对政府借债的担心主要是因为政府借钱提高了利率，挤占了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的长期债对长期私有投资的挤占效应可能很小。政府也不可能故意制造通胀，使巨额债务贬值。首先，任何政府不会有这个企图。其次，即使经济中真的发生高通胀，或人们预期高通胀，这种高通胀和对高通胀的预期已经包括在政府举债的利息中了。政府不可能使新债务贬值，只能使已有长期债务贬值。而人们在购买长期债券时，就知道要承担利率风险。这次美国政府借债（2009年2月的财政刺激方案）刺激经济是经济周期所致，等经济复苏，美国政府税收大于支出时，例如克林顿政府末期，就应该偿还债务（pay down national debt）。美国政府债务虽然数额庞大，公共持有的债务（publicly held outstanding debt）是GDP的50％，总共债务（total debt outstanding）大约是GDP的三分之二，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错，日本和意大利更糟糕。库珀并不那么担心债务占GDP的比例，而更注重债务利息和政府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偿付利息（service the debt），那么债务就不是问题。”他说，“美元有可能在短期下跌，但长期未必如此。”“美国并没有强迫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任何企业和个人去买美国国债，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美国的政府体制，政治制度是最稳定的，美国的国债市场是最大的，流动性是最强的，风险校正后的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是最高的。在这方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匹敌。”“美国的股市和其他的资产市场会低迷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忘记，价格在市场经济里会自动调节，美国的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会低到足够吸引外国资本的程度，然后走出低谷。”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是不可避免？库珀说，从长远来看，在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隔几年，总会有一个。原因有两个。第一，任何体制都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平衡，当任何一个因素走了极端，打破了这个平衡，危机就会发生。也没有任何一个政策体系是完美无缺的，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当这些漏洞大到一定程度，或“矫枉过正”到一定程度，危机就会发生。这个体制会再调整，再平衡。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中管制太多了，就会一潭死水，没有活力，发展不起来。于是体制放开一些，发展经济。当体制放开太多的时候，人们就会大肆利用体制上的漏洞，导致危机四起。于是体制再收缩，加强监管，如此循环往复。政策的制订者既要鼓励人们创新，又要加强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要不断调整，不断平衡。第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忘。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都有老人退出历史舞台，每年都有新人接班表演。即使新人再了解历史，他们的经验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们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蹈覆辙，所以历史时常会显得似曾相识。 危机会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体制，改变过度的因素，达到新的平衡。这是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有优越性？库珀说，如果你喜欢稳定，没有变化，计划经济是有优点的。但总的说来，即使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仍然大于计划经济，因为人的弹性和灵活性，经济的弹性和灵活性是很大的，只有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空间和动力去创造最多的财富。而在计划经济中，一切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生产者不会想方设法满足消费者，因为没有竞争，没有动力，没有创造。库珀说，我们的挑战不是通过实行计划经济，避免危机，而是当危机发生后，如何控制危机扩散，如何较快地度过危机。我们不能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金融创新本身是一件好事，在重新修改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时，我们不能完全扼杀金融创新。七十四、 库珀：如何让银行愿意发放贷款？主要依靠有效的财政政策，即减少税收和增大开支。库珀还强调，要借这次危机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特别是高管薪酬为走出危机，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指出两条路。对银行2500亿美元的注资是必要，但不充分的。银行即使有钱，也不一定愿意借出钱。只有他们相信借他们钱的银行或公司或个人有能力还他们的钱，他们才会愿意借出钱。如何建立这种信心呢？主要依靠有效的财政政策。国家的减少税收和增大开支应该用于两方面的建设：一种是由联邦政府拨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立竿见影，解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燃眉之急，钱会马上花出去，因为他们现在赤字增加，面临裁员，裁减服务的压力。另一种是由联邦政府出资有目的地帮助经济中的某一行业。例如，有人建议修理、新建马路和桥梁，帮助日渐萧条的建筑产业。他的同事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设计了一套减少房屋foreclosure（银行强制性拍卖抵押房产）的方案（见《资本市场风云突变》）。还有人为稳定房价献策献计。这些都需要联邦政府出钱。为什么金融衍生品杠杆工具风险如此之大，却仍然存在而且热销呢？库珀说，从金融角度来看，这些产品有存在的价值。从宏观角度看，交易员的作用就是要发现市场的空子（inefficiencies）并快速取消它。 虽然他们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他们的社会贡献是使市场更加高效，通过改变供给尽快达到均衡状态。当他们发现一个市场的空子，或者说赚钱的机会，但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就需要借钱。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借的越多，赚的就越多，市场就越快地达到均衡状态。如果他们不能借钱，那么市场就没有那么高效。其他的金融衍生品也有存在的价值，例如帮助分散风险和使市场高效等等。“但问题是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超越了这个度，那么一件事的弊端就会比优势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杠杆的倍数太大，放大效应太大，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想象，不仅是对金融企业本身，而且对整个市场都影响太大。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引起的危机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迫使政府处于救市的被动地位。 所以库珀认为，政府对借钱的倍数和规模应该有所规定，也就是限定上限。这就引出新的问题：现在的对冲基金在监管范围之外。这就需要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有很大调整。改革高管薪酬制的策略库珀强调，我们要借这次危机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corporate governance），其中CEO和主要执行官的薪酬待遇首当其冲。“这些人的薪酬比他们在日本和欧洲同样位置的人的收入高好几倍。那么我们要问，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能创造出像在美国一样的价值吗？如果不能，就说明他们的薪水中一部分是归功于企业和美国总体的机制和文化的。”库珀以自己在一些企业董事会服务的经历说明，为什么这些人的收入会异乎寻常得高，“每个公司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公司主管的薪水低于本行业的平均水平。 如果人人的薪水都要高于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平均水平只能无限制地高涨，而且与企业的效益关系不大。”那么如何给企业主管建立激励机制呢？“目前的激励机制主要是根据企业上一年或下一年的经营效益，这种机制只能使主管们更加短视，经常在牺牲企业长期利益的基础上，突出短期效益。企业主管也频繁换人，后来的主管会发现企业越来越难做，最终倒闭关门。我认为激励机制应该建立在企业三年到五年的平均效益的基础上，而不是短期效益，鼓励主管们高瞻远瞩，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现在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公司想改变薪酬机制也改不了呀 —— 谁愿意选择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主管？难道政府应该介入限定高管薪酬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 主张公司主管的薪水不应高于政府最高官员的薪水，即美国总统的年薪40万美元。库珀反对政府对此做任何硬性规定，但提出三点建议，改革高管薪酬：第一，所有上市公司主管的薪水减少一半，是全行业，全市场的变化，这样就把平均薪水的参照值减少了一半，而且公司之间没有攀比效应。 第二，做这件事的领头人应该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例如，投资银行中的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这样就有示范效应。这就像哈佛大学带头全免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一样，其他大学都如法炮制。 第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放出风：准备从高管薪酬入手整顿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倡导良好的企业道德风范和行为，并设立具体条文。这就会使美国企业协会(The Business Round Table)紧张起来，龙头企业就有可能带头效法这些条文。这次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使一些业界人士置疑充满贪婪、腐败的“华尔街模型”，资本市场，甚至市场经济。但库珀仍然相信亚当·斯密的“动物本能”（animal spirit）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市场经济是让这些本能发挥出来的最好机制，即使这意味着危机时有发生，甚至不可避免。市场经济与其他形式的经济模式相比，总体来说仍然利大于弊。”七十五、 美国医疗体制现状虽然美国GDP的16%都花在医疗方面，但效果却不好，还有15%以上的人（大约4000万）没有医疗保险入秋以来，国会山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医疗体制改革。美国医疗体制中的问题非常棘手，也非常紧迫。棘手是因为很难平衡多方面的利益，似乎无论怎么改，都会有人抱怨。紧迫是因为医疗费用在无节制地增长，其中政府承担的部分（Medicare和Medicaid）在迅速侵蚀大量财政收入。奥巴马总统在9月9日晚黄金时间对国会山所有议员就医疗改革发表公开讲演。他把医疗问题定义为美国赤字问题（Our health care problem is our deficit problem）。他说，如果我们让医疗费用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政府在这方面的费用很快就会比在所有其他方面花销的总和还要多。美国政府承担两类人的医疗费用：Medicare承担65岁以上老人的费用；Medicaid承担低收入人群的费用。这两个国家医疗项目在1966年是政府总花销的1%，现在是20%，而且迅速上涨，挤压政府在其他方面的预算。从2000年到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了4.4万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都花在了医疗方面。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预计医疗方面的花销会从现在GDP的16%上涨到2035年GDP的30%。Medicare 和Medicaid覆盖面以外的人群一般是通过雇主提供的集体医疗保险（employer provided group health care plan）保障医疗需求。这些保险是私营保险（private health care plans）；Medicare和Medicaid是国家对老人和穷人提供的公费医疗。它们各占所有医疗费用的一半。目前，雇主把在医疗保险方面的花销和其他花销一样，从营业额中减去，然后计算利润，再根据这个利润缴税。也就是说，雇主给员工买的医疗保险是tax deductable。而员工个人也不需要为收入（salary and wage）以外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缴税。国家为了鼓励人们有医疗保险损失了这部分税收。这样的税制鼓励雇主少付工资，多提供福利。所以雇主提供的集体医疗保险一般来说太过宽松（too generous），个人每次看病的挂号费（co-payment，病人自己负担的部分）太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个1954年通过的法案应该被取缔，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征税。 但有组织的工会反对这个建议，担心这样做会损害美国中产阶层的利益。而白宫曾经保证过，不会从中产阶层提高税收。反对工会的人指责，工会就是利用税收法律的缺欠，与雇主要求非常宽松的医疗保险计划，然后向员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有意忽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从公司的角度说，员工成本是工资加福利，一方面多了，另一方面就会少。虽然美国GDP的16%都花在医疗方面，但效果却不好，还有15%以上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大约4000万）。去年9月金融危机以来的12个月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又增加了600万。最新数据（9月9日）表明，现在的贫困率（poverty rate）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高的。相比之下，法国在医疗方面的花销是GDP的11%，而所有法国人都有医疗保险。 而且，美国医疗服务质量差，治疗效果不均，价格更是满天飞，几乎没有客观标准。人口老龄化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是既不符合Medicare和Medicaid的标准，也没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的那些人。他们或者失业，或者是个体户（self-employed），或者是小公司的雇员。小公司往往没有能力提供医疗保险，他们的员工惟一的选择就是买个人医疗保险（individual health plan）。而这样的私人保险因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因而价格昂贵（个人医疗保险的价格是集体保险价格的3倍以上），他们无法承受，于是成了医疗体制外的游民。美国医疗费用连年攀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国会为了保护病人利益制定的法律（medical malpractice laws）。病人有权利根据这些法律为医疗事故起诉医生（医院），如果胜诉，医生（医院）要负法律责任。医生为了避免这些责任一方面购买保险（medical malpractice insurance），一方面要求病人做过多的检查，测试，采取保守治疗（defensive medicine）。从他们的角度说，所有的成本反正都是由病人的保险公司承担，于是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入保险的价格（insurance premium）。即使是雇主提供的集体医疗保险计划，一家四口人每年的身体保险也要在1.3万美元以上，个人保险价格就更高了，那些小公司和失业人员根本无法承受。在如何降低私营医疗保险价格（insurance premium）的讨论中，保险市场是否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其中一个焦点。在美国34个州里（共50个州）， 有75%的保险市场被控制在五个或更少的保险公司手中。在亚拉巴马州（Alabama），一个保险公司控制了将近90%的市场分额。一种增加竞争的办法是允许保险公司跨州营业（interstate competition），另一种办法是国家创建公立的保险机构，与私营保险公司竞争以降低产品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共和党人士一般倾向前一种方案，民主党人士大多倾向后一种方案。美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一方面控制医疗成本，一方面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而且还要给医务人员动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治疗效果，不能扼杀研发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如何把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目标协调统一起来，就是这次体制改革的挑战。七十六、 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思路他要求“羊毛出在羊身上”，用医疗改革中节省出来的钱偿付改革的费用奥巴马在9月9日讲演中明确指出极左派的想法，极右派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主张的区别。极左派希望国家主导医疗，效仿加拿大样本，给每个人都上保险，承担绝大部分费用（single payer），严格限制私营医疗保险。极右派希望取消雇主集体医疗保险制度（group health plans），取消他们在税律上的特权（tax deductible），扯平集体保险价格和个人保险价格的区别，让医疗和其他物品和服务一样受市场竞争的制约，减少甚至取消人为的市场扭曲。奥巴马说，双方的立场都有道理，但是都会对现有的体制造成严重的冲击。他主张利用现有体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其优势，弥补其缺欠。他希望把没有保险的美国人纳入医疗体系。他相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应该让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 Americans）因为医疗费用而倾家荡产，我们不应该眼看着那些已有疾病的患者（pre-existing conditions）被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排除在外，也不应该允许那些保险公司在接到病人的账单后找各种理由拒绝付帐。他曾经主张创建国有医疗保险机构与私营医疗保险公司竞争，降低保险价格，吸纳上千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但共和党议员强烈反对，认为这些举措是政府完全掌管（take over）医疗体系的第一步，与他们倡导的高效运营的私有经济背道而驰。所以奥巴马在讲演中变换了表述方式。他说，要用四年的时间创建一个新的医疗保险市场（a new insurance exchange），为小公司和个人提供非常有竞争力的保险价格；如果他们还付不起这样的价格，政府会通过减税的办法（tax credit）鼓励他们上保险。在这个新的医疗保险市场，为了让私营保险公司更加“诚实”（honest），政府会设立一个非营利性医疗保险机构（non-for-profit public insurance option），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选择。为了争取共和党派议员的支持，奥巴马有意起用重要共和党人。对那些已有疾病（pre-existing conditions）、私营保险公司不愿意接受的人，奥巴马采取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肯恩（John McCain）的建议，由政府提供低价格的保险（low-cost coverage）。为了减少故意讹诈医院（医生）的诉讼案件（frivolous medical lawsuits），奥巴马命令卫生部部长（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采取小布什时期的想法，对那些在这方面努力试点的州政府提供资金支持（grants）。例如，一些州政府鼓励医院及早承认医疗过失、赔礼道歉。一些州政府特意提高病人（病人家属）控告医生的门槛（要求第三方医疗鉴定等等）。奥巴马政府预计这次医改在今后十年中的成本是9000亿美元。钱从哪儿来？奥巴马在讲演中保证，他不会在任何增加财政赤字的医改方案上签字。他要求“羊毛出在羊身上”，用医疗改革中节省出来的钱偿付改革的费用。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还要多办事，谈何容易！很多改革方案都需要眼下增加投入，以后才可能见到好处。而且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能否实现还要根据落实情况。一种省钱的办法是剔除Medicare（承担6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用）花销中的大量浪费，通过提高医疗系统的信息设备和流程，减少重复劳动和行政成本。但是提高计算机系统本身就需要资金投入。减少Medicare花销令65岁以上的老人担心，这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医疗福利。奥巴马决定成立由医生和医疗系统专业人士组成的独立调查小组，调查可以避免的浪费，推广最佳管理体系（一些州的医疗质量和医疗成本比其他州优化）。前不久，奥巴马还提议取消房屋贷款利息部分免税（tax deductability of mortgage interest）的制度，和限制对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减税的最高税率 (cap the highest tax bracket for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at 28%)。但国会议员对这两项提议都非常冷淡。在9月9日的公开讲演中，奥巴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深喑世故，又超世脱俗，誓言要改变现状（status quo）。但是他面临的政治方面的、体制方面的、预算方面的限制太多。无论现实多么不合理，改变现状（status quo）也是困难重重。七十七、 经济学家质疑奥巴马医改方案费尔德斯坦和曼昆都提出异议，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国退民进”，而不是奥巴马方案的“国进民退”在比比皆是的反对声中，很难区分哪些是政府提案中真正的不足，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在为自己说话，哪些是因为党派或个人原因，根本就不愿意看到奥巴马入主白宫，于是鸡蛋里挑骨头，政府的提案再完美，动机再真诚，也是不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有不同的信仰，有人更相信政府，有人更相信市场。相信市场的人看到的是相信政府的人的种种弊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7月28日和8月18日就医改问题分别发表评论文章，指责奥巴马为了15%的人的利益，牺牲85%的人的利益。 奥巴马医疗改革的整体思路在他看来是错的：奥巴马在追求医疗方面的平均主义（medical egalitarianism）；他的增加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办法不仅仅是建立在减少Medicare（医疗保险）支出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要减少所有人医疗支出的基础上。费尔德斯坦怀疑，这会降低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影响人们的健康。 他认为，解决医疗问题的办法不应该是“国进民退”，而是“国退民进。”他说，奥巴马这次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为低收入人群谋福利。政府通过Medicaid（医疗补助）项目为低收入人群承担的医疗费用每年已经将近3000亿美元，还要再为这些人在今后的十年中多花9000亿美元。这是不是有些过头了？ 其实他所说的低收入人群指的是较低收入人群，是泛指，这些人在奥巴马的定义中是美国中产阶层，真正的低收入人群已经包括在Medicaid当中了。费尔德斯坦说，即使要提高这些人的福利，我们也应该想出更经济实惠、更高效的办法。奥巴马用增加从最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来填补财政短缺的办法不会奏效。经验告诉我们，把最高收入人群35%的边际税率提高到45%，只会打击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减少他们的收入，进而减少从这些人那里收上来的税，增加财政赤字。奥巴马医疗改革的第二个目的是减缓政府医疗开支的增长。费尔德斯坦认为，控制成本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用“一刀切”的指令就可以解决的；市场才是控制成本最好的机制。“国退民进”意味着减少政府在医疗费用领域的份额。他说，增加病人负担费用比例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Medicare 和Medicaid 付账的上限（increase deductibles），规定在多少钱以下的费用由病人自己承担，国家只承担大额医疗费用。他还建议提高病人看医生的挂号费（co-payment，目前在15美元左右，由病人自己负担），这样病人在与医生预约之前会更加慎重，仔细考虑有没有必要为小病看医生。现在的问题是，有医疗保险的人动不动就去看医生，医生知道病人有国家医疗保险或补助（Medicare 和 Medicaid）或私营医疗保险，随意要求病人做各种测试；测试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多。这就造成了美国医疗业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一方面有保险的85%的人医疗消费过剩，有大量浪费；另一方面个人医疗保险（insurance premium）太贵，门槛太高，15%的人买不起保险，几乎完全没有医疗消费。费尔德斯坦认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更长远、更根本的办法是鼓励人们建立“医疗储蓄账户”（health savings account），鼓励他们储蓄税前收入的一部分，为老年以后医疗花费做准备。这和他主张建立个人退休储蓄账户（personal retirment savings account）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和退休费用 ——而不是依赖政府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好处是每个人可以酌情做决定，而不是政府用“一刀切”的方式替你做决定。设计政府医改方案的人员指出，医院花销的一半都是人们临终前最后一年的医护费用。他们打算通过“成本效率研究”（cost effectiveness research， CER）找到哪些治疗是花销相对小，效果相对大的，是国家和私人医疗保险应付的花销，哪些是得不偿失的治疗（high cost， low-value treatments），是不必要的浪费。奥巴马在2月通过的财政刺激方案中已经为CER提供了100多万美元的创建资金。费尔德斯坦认为，CER的规定根本无法从病人的具体情况出发，会“一刀切”，不够尊重病人的个人意愿，而且还会打击医药创新的积极性；科研人员会担心，CER 会因为他们的新发现“太贵了”而被拒之门外。 费尔德斯坦主张允许私营保险公司跨州营业（interstate competition）以增加竞争，降低加入保险的门槛；没有必要创建国有保险机构（或医疗方案），因为那样只会导致国家成为整个医疗体系的最终付款人。虽然医疗费用连年增长，但费尔德斯坦认为，GDP也会连年增长，我们负担的起；我们不能让“国进民退”抑制了美国医疗体系中最好的部分。85%有医疗保险的人过度消费也有好的一面：分散的市场机制使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治疗疑难病症，很多有保险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病人到美国来看病就是最好的证明。曼昆（Gregory Mankiw）在9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医疗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技术的更新换代；医疗系统中有浪费，但不是主要原因。他认为医疗技术方面的创新即使价格昂贵，也是好事，比没有创新要强。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医疗保险系统听起来充满人道主义情怀，很有魅力，但现实是严峻的，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面临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而且医疗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没有办法两全其美。经济资源的不平等是自由社会（a free society）不诱人的特点（not attractive feature），但这是自然而然的。在医疗成本占整体经济比例日益增长的今天，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愿意失去多少自由（liberty），限制多少自然的经济资源的不平等 （economic inequality）来换取所谓的“公平”（in the name of fairness）。民主制度下精英治国就是聪明人在制约聪明人，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能走极端。民主党在100人的参议院中占57个席位。另外还有两名独立议员（independent，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估计会站在民主党一边。民主党还需要说服至少一名共和党议员，才能拿到60个赞成票，才可以阻止共和党的拖延策略（opposition filibuster）通过议案。国会博弈的产物自然是某种程度的折中，折中的程度如何还需拭目以待。七十八、 国际金融中的“新时尚”杰弗瑞.弗兰克尔教授总结了五个过时的东西，指出了五个取而代之的新时尚8月下旬大热了五六天后，天气突然凉爽起来，哈佛大学随即在9月2日开学了。从仲夏酷暑到秋高气爽，中间似乎没有过渡。学生的思想也没有“转弯子”的时间，日程安排根本容不得他们回味暑期生活的丰富多彩，就必须立即转变角色，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教授们都是有备而来。经济系课程的教学大纲，包括课程设置和文献目录，一般都长达八九页；大量的习题作业接踵而来。杰弗瑞.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高级宏观经济学”(advanced macroeconomics for the open economy)也不例外。弗兰克尔简短介绍课程的目的和设置之后，进入正题。第一堂课是关于汇率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elasticity approach to trade balance）。弗兰克尔花了不少时间推导货币贬值可以减少贸易逆差的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这之后的两周时间全部用来推导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让学生理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在固定汇率机制下和浮动汇率机制下对经济的影响。接下来的四周时间用来讲解货币与通胀的关系（money and inflation），小的开放经济体（small open economies）和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regimes）。有了这些知识背景，学生可以理解弗兰克尔今年9月在《金融与发展》杂志（Finance and Development）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国际货币中的旧去新来》（What’s “in” and what’s “out” in global money?）。在这篇文章里，弗兰克尔总结了五个“过时的”东西，指出了五个取而代之的“新时尚”。第一个时尚很好理解：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要，而G7不包括发展中国家，所以其重要性会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G20取代。第二个时尚与国际经济学中的“不可能三角形”（impossible trinity）有关。任何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三者不可兼得。一个国家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二者，完全放弃第三者，这种情况叫corner solutions。一个国家也可以在三者中有不同程度的取舍，例如，资本市场既不完全开放，也不完全对外关闭；汇率既不完全固定，也不完全浮动，而是在两者之间（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s，包括有管理的浮动汇率，managed float），同时有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学界普遍主张，完全浮动汇率或完全固定汇率（corner solutions）总的来说比在三者中模棱两可要好。自从2001年以后，“反潮流”逐渐成为主流，越来越少的经济学家倾向corner solutions，而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汇率政策一直就是在两者之间摇摆，既不完全固定，也不完全浮动。第三个时尚是“操纵汇率”（unfair 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指控被逐渐淘汰。 “操纵汇率”自1988年以来成为美国法律中的一个说法，从更早的时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章程中的一条。 在2004年到2008年间，中国成为第一个主要经济大国面对这种指控。那些主张中国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的美国国会议员现在应该对自己当年的指控后悔了。如果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的日子就没有现在好过。美国人要逐渐认识到，中国既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就会对美国的行为有所限制。取代“操纵汇率”，同时又可以影响汇率的概念是“外汇储备”（reserves）。仅仅在两年以前，西方经济学家就给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surplus countries）上课，说“你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没有必要。”现在我们看到：正是那些被上课的国家，大量囤积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较好地渡过了最近这次经济危机。第四个时尚是“信用周期”的货币政策 （the credit cycle view of monetary policy）取代狭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inflation targeting）。狭义定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指的是中央银行每年给消费通胀指数（CPI）的增长幅度设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target range），然后围绕这一目标制定所有相关政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不参考资产价格（asset prices），汇率情况或大宗商品价格（commodity prices），除非这些数据影响了消费价格指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正是因为在2007年没有顾及房市和股市的行情，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消费价格的增长，没有及时抑制泡沫，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弗兰克尔说，事后看来，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狭义定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信用周期”的货币政策 （the credit cycle view of monetary policy）。这是指货币政策应根据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情况酌情而定。对于小的经济体或小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它们的影响太大，弗兰克尔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恶化的情况下允许货币贬值，而不是为了要瞄准CPI而让货币升值。例如，石油进口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当石油价格猛涨的时候，出口相对进口变得便宜，这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从国外输入了通胀。这时，如果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紧盯CPI变化所代表的通胀，就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的政策，这意味着让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在供给情况突变时（supply-side shock），机械的紧盯CPI对这个国家不利。对于这类经济体，即使要紧盯通胀，弗兰克尔建议，也应该用生产价格指数（producers’ price index）或出口价格指数，而不是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标尺(anchor)。第五个时尚是美元会成为多种国际货币的一种（multi-international reserve system），而不再是单一的国际货币（unipolar dollar standard）。欧元和日元会更加重要，与美元并驾齐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也会从不被重视的奄奄一息的地位突然升高到引人注目的地位。“二战”之后，因为美元是国际硬货币，美国以美元计价举债（dollar denominated debt），不受任何限制，这是“美元特权”(the dollar priviledge)。这种特权将逐渐消逝。弗兰克尔说， 即使在两年前，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和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等）认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是因为一些国家储蓄过多（savings glut）造成的，而美国有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正好为那些国家的过剩储蓄提供一个去处，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2007年次贷风波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证明美国金融产品的质量根本没有那么高。美国国债在危机爆发后突然成为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美元的比价不降反升。这被库珀用来证明，美元的吸引力和实力犹在。但在弗兰克尔看来，这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最后的余晖。与美元国际地位相关联的话题是对美国及世界储蓄形势的判断。弗兰克尔在1996年到1999年间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位委员之一。他与民主党经济学家库珀对一些税收政策的看法一致。他们都反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1－1983年）里根政府和21世纪初（2001－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鼓励储蓄为名的减税政策。弗兰克尔说，在这两次减税之后，美国储蓄不但没升高反而下降了。但是他们对美元的走势和美国经常账户大量赤字的可持续性的看法相反（见《不信偏见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尔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太大，时间太长，美元迟早要大幅贬值，校正这种不平衡。美国的储蓄一直很低，在2005到2007年间，基本上就是零；现在因为经济危机，储蓄有所上升。弗兰克尔认为美国需要提高储蓄，但是担心美国做不到。在他看来，美国“反储蓄文化”（anti-savings culture）没有根本改变，消费者仍然有买房子，买车和其他耐用品的大量贷款；美国国会仍然允许用房屋贷款的利息部分减税（tax deductibility of mortgage interest）。而且美国的“婴儿潮”（baby boomers）已经开始退休，他们的花销会大于收入（进入dis-saving的阶段）；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弗兰克尔认为全球储蓄过剩的形势就要终结了（the end of global savings glut）。弗兰克尔总结的国际金融中的“五进五出”令人不禁想到经济学和服装业的相似之处：也有“过时”和“时髦”一说。只不过在经济学中，“时尚”的周期更长，形式更复杂，不一目了然，理性的成分多，感性的成分少。人们在穿衣服时可以赶时髦，在思考经济学问题时也可以赶时髦？七十九、 索罗斯对话桑德尔索罗斯与哈佛大学政府系名教授桑德尔的对话，讨论开放社会、道德规范与市场的关系10月19日下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非盈利组织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就开放社会、道德规范与市场的关系组织公开对话。中心主任克力斯多夫.斯通（Christopher Stone）介绍对话双方：一位是“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另一位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索罗斯于1930年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16岁移民英国，22岁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毕业，进入投资银行，26岁辗转到纽约成为华尔街的交易员（trader），羽翼日渐丰满，于1970年创建自己的基金，后来成为著名的量子基金。1992年豪赌英镑贬值，索罗斯净赚11亿美元，从而被认为是“使英国中央银行破产的人”。2008年《福布斯》（Forbes）把他评选为全世界第29名最富有的人，净资产为110亿美元。自从1979年以来，索罗斯为各种公益事业捐款，累计高达60亿美元。捐款通过开放社会研究所和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s），主要用于支持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转型，鼓励社会开放，接纳新思想、新事物，提倡民主与自由。上世纪70年代，当他自立门户、驰骋金融市场时，他声明，他想在华尔街赚足够的钱来支持他成为作家和哲学家。现在他的资产不仅够支持他像哲学家一样写作、思考、发表言论，还够他成为一个大慈善家。他自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对未来有憧憬，有政治理念和信仰，还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说，有很多人有其中一个或两个条件，而他是三者都具备的极少数人之一。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于1975年从位于波士顿西部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毕业，于1981年从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1980年至今，他在哈佛大学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每年在哈佛校园最大的礼堂，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那里也是曼昆主讲经济学原理的地方），他给本科生主讲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Justice）。他用柏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学生思考，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着重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他的讲解不但没有哲学的枯燥，反而引人入胜，让学生大开眼界。据说，能容纳一千人的桑德斯讲堂几乎场场爆满。索罗斯首先发言。他说，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相辅相成；市场有“看不见的手”，政治家有“看得见的手”，市场是在政治家制定的行为框架里运作的。市场是为私人需要服务的，不考虑道德标准，通过买和卖高效地创造市场价值。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同，要满足公共领域的需求就需要道德标准。索罗斯指责那些相信市场万能的极端主义者，或市场原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m），把市场万能的思想渗透到市场不应该涉及的领域，危害极大。他说，现在有一些私人捐赠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s）的目的就是要倡导市场原旨主义，这会损害我们的“开放社会”。索罗斯创建“开放社会研究所”，就是要捐款集资与这些人唱反调，制衡他们。桑德尔跳出经济学家的视角，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待市场经济和经济学。他说，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上的买卖只是简单的利益交易，对社会道德没有任何影响，其实不然。他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观点。一个是在以色列的一所幼儿园。和所有幼儿园一样，幼儿园不希望家长在接孩子时迟到，否则老师就不得不晚下班。他们决定对迟到的家长罚款（late pick-up fee）。出人意料的是，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反而越来越多。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价格不起作用？原来，如果家长迟到，他们会觉得因为给老师带来不便，而很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只要交罚款，迟到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罚款用来付老师的加班费，延长时间看孩子就是一种付了费的服务。另一个例子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学校为了鼓励学生读书设立了一个机制，学生每读一本书就可以领到两美元，学生为了得到金钱奖励，自然会读书。但是当没有金钱奖励时，学生还会读书或努力得好成绩吗？桑德尔问，我们要培养学生读书的欲望，还是要培养学生挣钱的欲望？所以他认为，市场不是中性的。他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是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与政治和道德哲学密不可分；后来独立成为一个学科，越走越远，与政治和道德完全分离。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市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市场原旨主义大行其道。但我们仍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如何鼓励人们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呢？经济学家的答案是，通过给予经济动力（incentives）和制定合同(contract)。桑德尔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他说，在最近30年中，思想界有回归经济学原貌的趋势；我们要重新看待经济学，重新建立经济学（re-invent economics），把价值判断和对道德标准的关心带入经济学，创造“芝加哥学派”以外的选择（create alternatives to the Chicago School），研究道德和政治经济学（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s）。索罗斯说，现在市场上盛行错误的道德观念，把赚钱本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他说，他戴着“两顶帽子”：一方面他是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上，他会毫不犹豫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公民，作为公民，他会毫不犹豫地倡导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会损害他个人的经济利益，他也会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希望改变市场上盛行的错误的道德观念，但是人们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很难被改变和操纵（manipulation）。桑德尔幽默地插话，“这与财务报表、金融市场截然相反。”索罗斯似乎有意引出桑德尔关心的话题，“人们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被个人利益冲昏了头脑，很难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在为非盈利的社会公益组织慷慨解囊、写支票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正义的（righteous），但我们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呢（the right thing to do）？”他认为，“感觉好”（feeling good）和“做好事”(doing good)是两码事。“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感觉很好，但我们是不是在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呢？”大家都笑了。他自知在公益事业中有很多矛盾，例如，很多非盈利组织要花很多钱宣传自己，提高自己的形象和知名度，为的是从各种基金会要钱。桑德尔说，政治充满了操纵，例如30秒钟的电视广告就可以用一两句巧妙的标语式语言全面否定或肯定一个候选人。公众需要的不是这样别有用心的政治技巧，而是为我们的公共政策开展真正的、广泛的、深入的、公开辩论。这些公共政策要带有我们的道德准绳和价值判断，而这与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未必就是矛盾的。他以美国医疗政策改革为例具体说明。今年暑假，他在电视中看到，奥巴马总统公开向选民解释他的医改方案，说明他的方案如何能够在长期既会保障人民健康又会节约医疗费用，试图得到选民的支持。但是他的方案中的一些细节被一些共和党政客抓住不放，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政府与选民的沟通会议中（town hall meetings）夸大其辞，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在选民中制造不满情绪。9月9日晚，奥巴马用黄金时间向参众两院的议员就医疗改革发表公开讲演。在讲演即将结束时，他引用刚刚因脑癌去逝的马萨诸塞州著名民主党人士、自由派政治家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的政见，说明享受医疗保健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既然医疗保健是每个人的权利，那么医疗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选择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一个社会应该从经济上帮助那些疾病缠身的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恰巧生病了，恰巧因病而债务累累；我们怎么能对这样的人无动于衷，任其自生自灭呢？当奥巴马把医疗改革放在道德框架上衡量，他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赢得了多数人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桑德尔看来，奥巴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是他能够激励人心的源泉，正是这种品格使他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脱颖而出，使大多数选民忽略了他简短的政治履历而拥戴这位年轻的总统。在简短的一个小时的对话之后，主持人说这天的活动还有一个内容：建立哈斯尔非盈利组织中心的剪彩仪式。其实这个中心创建于1997年，这是12年后第二次剪彩仪式。为此，他请来了这个中心的主要捐款人瑞塔.哈斯尔（Rita Hauser）和她先生盖斯塔.哈斯尔（Gustave Hauser），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艾尔务德（David Ellwood）和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哈斯尔是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身体消瘦，眼睛却炯炯有神。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发言干脆利落，原来她有多年的国际律师经验，见多识广，而且还是哈斯尔家族基金会的主席（President of the Hauser Foundation）。她说，第二次剪彩仪式就像是第二次婚礼，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承诺和我们的责任。在这个中心众多的研究项目中，她支持探讨治理问题（governance issues）——国家的治理、公司的治理、非盈利组织的治理。她看着台下的福斯特校长说，“甚至包括哈佛大学的治理。”人们都笑了。艾尔务德重申这个中心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政府和市场各自都有很多弊端；政府的强项是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写支票（杀富济贫，转移支付），而不是帮助他们达到帮助自己的目的（help people help themselves）。所以，我们要通过帮助非盈利组织努力建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搭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倡导与之相辅相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我们要鼓励人们关心公共利益和公共事业，政府不善于做这样的事，所以民间组织要培养人们这种思想道德，让人们形成好的习惯和新的风气。他同意桑德尔对医疗改革的点评，“说服大众支持医改方案的两种方式的确有不同的效果。一种是说，这个改革方案可以给我们省钱，顺便会做正确的事——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健。另一种是说，这个改革方案是在做正确的事，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健，顺便还可以省钱。”福斯特的讲话也简单明了。她说，研究、支持非盈利组织涉及到多种学科，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这不但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整合，也有利于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她幽默地提到，还有利于哈佛大学内跨院系的合作。在场的人都笑了，因为哈佛大学以分散决策（decentralization）、各院系拥有独立的体系而著称，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福斯特希望所有的人利用这个第二次剪彩仪式的机会为这个中心的宗旨重新投入，再次做出贡献。她还希望看到有正义感的感觉和做正确的事情有机的结合（to be righteous and right at the same time）。三位嘉宾的讲话点到为止，整个活动从始至终一个半小时。教室外面备好了简单的饮料，cheese和水果，供与会人员自由畅谈交流。八十、 货币政策思想简史（上）经济学家看待货币政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被称为人为的货币政策。另一种的代言人是弗里德曼，倾向于机械的货币政策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在讲授货币与通胀的关系（money and inflation）时，内容丰富深入，涉及经济思想史和前沿性研究，远远超越了初级经济学中讲授的货币中性论（neutrality of money），即货币供给增加的比例会直接完全地传导为价格的增加比例，对长期经济生产总值没有任何影响。弗兰克尔讲的一些话题更加贴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货币政策的讨论，让我们更理解这些议题的由来。经济学家看待货币政策，粗略地分，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货币政策看做一种“反经济周期”的政策工具，主张中央银行应该有权力和能力在经济衰退中注入资金流动性，降低利率，鼓励投资和消费；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这是人为的货币政策（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另一种视角的代言人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奖得主），倾向机械货币政策（rule-based monetary policy）。他主张中央银行根据一个经济体长期平均年增长率，每年机械地提高货币供给一个固定百分点就可以了；人为地变化货币供给和利率只会增加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适得其反。机械货币政策的理论根基由来已久。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层层递近地否定了人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了解这些思想史会使我们更加理解，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注入大量流动性，直接参与信贷市场是多么不寻常――伯南克把人为货币政策推向了极端。难怪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称赞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不机械，不教条，大胆，富于想象力”。而反对人为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会用这个例子再次印证，中央银行制造通胀的冲动和偏向。总供给的价格弹性有多大？在讨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前，首先要讲的是总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aggregate supply）。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短期内价格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perfectly price elastic），所以任何增加总需求的政策都会完全变成生产总值的增加，没有因价格增长而带来的挤兑效应。古典经济学认为总供给由于被生产要素（有限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经济资源）限制，其曲线是垂直的，完全不受价格的影响（perfectly price inelastic），所以任何增加总需求的政策都不会影响总产出，而只会提高价格。显而易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短期内更符合实际，古典经济学在长期更趋近实际。事实是我们生活在极短期与长期之间，所以总供给曲线稍微有一些正斜率。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1995年获诺贝尔奖）把产出（total output）与价格变化，即通胀的关系放入正式模型（Lucas supply relationship）。总需求曲线可以因为两种原因向右移：货币供给增加或通胀预期升高。当货币供给增加，名义利率减小，真实利率减小（真实利率被定义为名义利率与通胀预期之差）。同样，当通胀预期升高，真实利率减小。当真实利率减小，投资增加，商品市场（goods market）需求增加(IS曲线右移)，总产出增加。这是短期现象。但从长期来看，总需求、总产出、真实利率都不变。惟一变化的是价格由于货币供给的升高而升高（货币中性论），名义利率由于通胀预期升高而升高。通胀与就业之间的得失研究通胀与经济增长（或就业）的关系一般都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讲起。 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1914年生于新西兰，1938到伦敦学习电子工程，在二战中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抗击日军，有复杂的战争经历，包括在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营里与中国战俘学习中文。二战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社会学，觉得厌烦后改学经济学，于1951年成为那里的讲师，1958年成为经济学教授。1967年他到澳大利亚国家大学一边教经济学，一边研究中国。由于身体原因，他于1969年退休回到新西兰，1975年逝世，年仅60岁。 在学术生涯中，他以工程师的眼光看待经济，试图用上世纪50年代的计算机雏形来模拟英国经济的运作。历史充满偶然。菲利普斯留给后人的，最广为人知的财富不是他倾心尽力建筑的模型（hydraulics model），而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用英国的经济数据说明通胀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这个关系被后人称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获诺贝尔奖），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1987年获诺贝尔奖）和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2006年获诺贝尔奖）都以此为基础，更深入地研究货币、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获诺贝尔奖）和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分别在1969年发表论文，引入预期通胀（expected inflation）的概念，发现货币政策要见效的成本不仅仅是通胀升高，而且是通胀加速升高（accelerated inflation）。 这个理论叫Natural Rate Hypothesis。因为人们的通胀预期随着近期通胀水平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要让扩张的货币政策见效，货币增长的速度必须要高于人们通胀预期里隐含着的货币增长速度，也就是中央银行只有制造在人们预期之外的通胀（inflation surprise），货币政策才会有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年获诺贝尔奖），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在1972年到1978年间发表论文，利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概念，证明扩张的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也无效。他们假设，虽然人们的理性预期并不是每次都准确，但从长期来说基本上是对的（average across time），事后看来与真实值的出入总的来说是零（the expected value of the error term is zero）。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货币政策是否奏效就是随机的，根本无法预料。八十一、 货币政策思想简史（中）中央银行总是嘴上说要保持低通胀，但是为什么行动上总是落实不了？如何控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Finn E. Kydland 和 Edward Prescott （2004年两人共同获诺贝尔奖）在1977年发表论文，第一次引入“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这个概念，说明政府必须要主动制定法律，“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放弃制造通胀的权力。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政府是动真格的，而不是“口惠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只有这样才会真正降低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从而降低在任何总产出水平上的实际通胀。“时间不一致性”是一个重要概念。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或一个国家）对今后的行为做出承诺，但时间证明，他（它）并不能履行诺言，那么他（它）起初的承诺就是时间不一致的。人们有时间去检验你的承诺，也就是说这个游戏是重复的（the game is repeated）。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引用了他的一位合作者（伯克利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在给学生期末考试中的一道考题：“你们在参加这个考试之前，一定都花了大量时间复习这学期的授课内容。我的目的是让你们学习，掌握这些内容，你们已经做到了。如果我现在取消这个考试，你们会很高兴，突然解放了，没有压力了；我也会很高兴，因为不用批改考卷了。我们双方的福利都会提高，但是我不会取消这个考试，为什么？”这个考题就是在考验学生对时间不一致性的理解。如果教授取消这个考试，学生也复习，掌握了教学内容，教授的目的达到了。但问题是这个游戏会重复。如果明年选学这门课的学生知道了这个消息，认为教授会在最后一分钟取消考试，考试只是一个“幌子”，就不会认真复习，掌握知识要点，那么这个教授就不会达到他的目的。如何让中央银行言行一致？中央银行总是嘴上说要保持低通胀，但是行动上落实不了（dynamic inconsistency）。 Robert Barro 和Gordon在1983年发表论文，用理性预期证明了中央银行总会有通胀偏见（inflation bias）。他们认为，既然中央银行根本不能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从长期减少失业，它们干脆就应该把目标放在稳定物价方面，最好保持通胀是零 （time-inconsistency of non-inflationary monetary policy）。抑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的办法有多种。一种办法是让央行承诺遵守规则（binding rules）：例如，紧盯金价，货币增长，通胀率（价格指数），汇率，出口价格，生产价格指数（PPI），或名义GDP等。遵守规则也有两个问题。第一，迄今为止还没有实证研究（empirical evidence）说明，遵守规则可以在不损失产出（loss of output）或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低通胀。第二，严格地遵守规则会使中央银行丧失对短期经济波动（short-run disturbances）的应变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主张灵活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幸好我们没有限制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否则伯南克就不能酌情处理，就不能大胆地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金融系统就会陷于瘫痪状态，经济复苏根本无从谈起。更严格地保障中央银行的言行一致的办法是，完全取消中央银行制定人为货币政策的特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会有低通胀。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政治渠道取消它们的特权，那么（在美国）总统就应该任命一个不屈不挠的央行行长，他至少在上任早期严格地抵制通胀，建立人们对他的信心，从而降低通胀预期。沃尔克（Paul Volker）和格林斯潘在上任央行行长初期都是这样。Kenneth Rogoff 在他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说，总统在选择央行行长时，一定要选择一贯就偏重打击通胀的人，因为这样可以帮助降低通胀预期。与控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有关的一个发现是1993年劳伦斯.萨默斯和阿尔伯特.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共同发表的论文。他们用数据说明中央银行与政府越独立，平均通胀率就越低。这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怀疑他们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度量，更怀疑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低通胀率的因果关系，认为有可能是低通胀导致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更加独立；有人说，只有任命非常保守的央行行长才能保障低通胀；有人反对把中央银行放在民主政治体系之外，指责他们是“精英主义”。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家还不能证明，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在不损失产出（loss of output）或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低通胀。八十二、 “美国梦”还有实现的土壤吗？亿万富翁、百仕通共同创始人彼得森担心，美国人正面对不可回避的三大挑战；未来的美国人很可能无法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哈佛校园东北角的神学院附近是一片幽静的私人别墅区，别墅区的东北角则是红砖墙围绕的一片树林。深秋时节的林间小道上铺了一层落叶做成的“地毯”，踩上去轻微作响。蜿蜒的林间小道通向一个外表古朴，内里典雅的“平房”。 它坐落在一个平缓的小坡上，这就是著名的“美国艺术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它成立于1780年，由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倡建，目的是为美国学者和各界人士提供交流思想的平台，成为思想的家园（House of the Mind）。它有四千多名美国成员，六百多名外国名誉成员。它每年接待各地的访问学者，定期举办各类讲座及艺术表演等活动。2009年11月11日傍晚，这里的主讲者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亿万富翁彼得·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他本人已实现了美国梦，而在不到半小时的演讲中，他担心的，是他的五个孩子和好几个孙子孙女，及其他人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他指出了三个不可持续的、不可否认的趋势，而这三个趋势是美国人不可回避的巨大挑战。百仕通创始人彼得森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在1985年与Stephen A. Schwarzman（中文名苏世民）共同创建的百仕通集团（The Blackstone Group）。当时他们两人合用一个秘书，总共资产才40万美元。今非昔比，现在的百仕通早已经成为全方位的全球投资公司，旗下管理的资产在2009年6月30日达到935亿美元。2007年6月百仕通集团在纽约成功上市，彼得森随即成为拥有十几亿美元的富翁。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10亿美元的决定：他决定捐献10亿美元创建彼得森基金会（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一年后，他从百仕通共同主席的位置（Co-Chairman）退休。彼得森不但在资本市场驰骋近60年，在政界和思想界也非常活跃。1972年，他才46岁就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商务部部长。尼克松辞职后，他重返商界，成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主席和首席执行官（1973-77）。1981年他在华盛顿创建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主任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的领导下，这个研究所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思想政策智库，不少政府智囊都是从那里出来的。2006年这个研究所为表彰彼得森的贡献，改名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从1985年到2007年，彼得森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从2000年到2004年，他任美联储纽约分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近年来，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空腹跑步：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如何践踏我们的未来，美国人要如何应对》（Running on Empty: How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are Bankrupting Our Future and What Americans can do About It），《灰色的黎明：新时代的波澜会如何变革美国和世界》（Gray Dawn: How the Coming Age Wave Will Transform America - and the World），和《美国会在变老之前长大吗？》（Will America Grow Up Before It Grows Old?）。2006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这样一位成就显赫的人士却成长在美国中部纳布拉斯卡州（Nebraska）的一个希腊移民家庭。1934年他才8岁，就开始在他父亲开的餐馆里收钱。他父亲开了25年的餐馆，没有一天关门休息。彼得森说，他父亲的工作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24－7的工作”（每天24小时，一周7天）。他回忆，他父亲永远在工作，在储蓄，把省下的钱寄给希腊的亲戚。他记得，他小时候想要一辆新自行车，他父亲回答，“你现在的自行车还可以再骑两年。” 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努力工作和勤俭节约的作风。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北大学获学士学位，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获硕士，然后步入商界。从一个希腊移民家庭走进纽约和华盛顿，驰骋政商两界的过程是他的自传《美国梦想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 American Dreamer）的主要内容。三大挑战彼得森在演讲中指出了美国人不可回避的三大挑战。第一，美国政府的福利待遇项目（entitlement programs）不可持续。他主要指社会保障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的赤字。他说，这个基金的名字名不符实，它既不能被信任，也没有基金，只有一大堆隐性债务。他没有展开说明原因（关于美国社保基金的运作和现状，详见《哈佛笔记》第57和58节《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第二，美国的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中的巨额外部赤字（external debt）不能持续； 这些赤字可能会在几年之内使美元巨跌（hard landing），造成危机。彼得森虽然通过资本市场成为亿万富翁，但他承认，他不是那些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专家。他担心持有大量美元的国家一旦反对美国的某种对外政策，有可能以抛售美元来要挟美国改变外交政策。他还担心外国人对美元的信心不能持续，“我们有这么多的债务，我们到哪里才能融集这么多的钱呢？如果外国要我们大幅度提高利率，否则不愿意借给我们钱，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期利率节节升高，经济节节衰退，美元直线下跌呢？”他指出保持美国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注重研发（R&D），二是提高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教育水平。他相信市场经济的活力。他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代表尼克松政府与苏联代表谈判时的情景：“当时所有人都告诉我苏联如何强大，是个超级大国（super power）。我不相信，坚持用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得出结论。我到苏联访问时看到的是计划经济的失灵。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高级仪器设备，但是没有人保管，没有人爱护，甚至没有人使用，就放在那儿浪费。为什么？因为财产都不是自己的，即使有利润，他们个人也没有好处；他们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样的体制怎么能和我们匹敌呢？”第三，美国公共医疗费用（Medicare和Medicaid）的增长没有节制，严重拖累政府财政预算，迅速增加公共债务（public debt）。彼得森没有展开解释（具体情况参见《哈佛笔记》第75节《美国医疗体制现状》和第76节《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思路》）。彼得森说，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这个体系没有预算的限制――医护人员按照提供服务的程序收费，他们的动机是，不管医疗效果怎么样，检查的程序越多越好。病人也没有动机考虑成本，反正有国家报销，没有上限。所以公共医疗的费用是个无底洞，预计没有资金支持的债务（unfunded liabilities）高达38万亿美元。彼得森说，目前对奥巴马的医疗体制改革最乐观的估计是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但是那些已经累计的赤字怎么办呢？彼得森显得忧心忡忡——把所有的债务加在一起，美国真正的债务高达56万4千亿美元（56.4 trillion dollars，根据某种计算），平均每个美国人要承担18万4千美元。“我们欠的债比我们拥有的财富还多。要使这些债务持续，美国经济必须以双位数增长。这是美国正常增长速度的四到五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债务不可能持续。他指出，美国人的问题就是贪婪，总想拥有的越多越好，不知足；而且美国人急切，不耐心，不作计划，现在就要消费，不管不顾；美国人不为将来着想，不想如何还债，只顾现在消费（“we want it all, we want it now, and we don’t want to pay for it.”）。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彼得森担心美国会变成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潜在的债务危机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他出资建立研究所、基金会，就是要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努力改变现状。目前美国有不少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各种推迟缴税的名目（tax deferred schemes），但是只有富人大量运用这些政策，真正应该增加储蓄的穷人很少利用这些政策（详见《哈佛笔记》第53和54节《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彼得森说，新加坡就强制储蓄，但没有点明美国是否应该效仿新加坡。他还说，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有很多，但问题是缺少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总统的领导（presidential leadership）和跨党派的合作（bipartisanship）。他问，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另一个危机才能聚集足够的政治意愿，才能采取行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说，美国的问题就是没有行动（missing in action）。彼得森还引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经说过的话，“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If you have no alternative, you have no problem）。 彼得森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行动起来。在讲演伊始，彼得森就说，他不但没有个人魅力，而且他的个人魅力是负值（negative charisma）。但是他丰富的阅历和一些巧妙的引语还是让听众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无论他的数据是否准确，他的担心有无必要（反对者声音见《哈佛笔记》第73节《库珀：美国大量举债问题不大》和第71节《库珀：美元地位无可动摇》）， 彼得森与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乔治·索罗斯都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关心公共事务的情怀（public minded）（详见《哈佛笔记》第79节《索罗斯对话桑德尔》）。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宏观的忧国忧民的崇高道德，而是对子孙后代未来的珍重和关切，真诚地关心美国的长期经济走势，并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尽其所能，改进现状。八十三、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积极意义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达文思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他的观点不乏反对者编者按：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大会已于去年12月结束。对于气候大会的意义，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期和判断。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种看法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主管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文思（Robert N. Stavins）代表前者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代表后者。本期《哈佛笔记》先介绍斯达文思的观点。2009年11月17日中午，斯达文思就后《京都议定书》（post-Kyoto Protocol）的气候变化问题在哈佛大学发表公开讲演。 斯达文思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他的研究领域覆盖环境经济学的方方面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策手段；行政命令的效益研究，行政命令对竞争力的影响；控制污染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固碳技术的成本；评价保护环境的好处等等。他是《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评论》的共同主编（Co-Editor of the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并担任多种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学术顾问。他领导的哈佛国际气候变化协议项目（Harvard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意在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提供客观的技术信息参考和咨询。他说，“环境经济学”这个名词在有些人眼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关于环境问题的，就不会经济；如果是关于经济学的，就不会涉及环境问题。其实，在治理环境过程中会用到很多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框架，因为我们要用最经济实惠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解决环境问题（详见《哈佛笔记》第50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最近几年，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一个边缘学科成为一个主流学科，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以气候变化为题材的封面文章、头条消息屡见不鲜。《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签定，从2005年2月开始实施，到2012年结束，仅仅包括除美国在外的37个发达国家。斯达文思说，即使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签署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对减缓气候变暖的效果也微乎其微。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国际会议（12月6日到18日）就是要讨论《京都条约》结束后的国际合作框架。斯达文思认为，众多国家不会在短短几周内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事，这比签署一个漏洞百出，草草了事的协议要好。他承认，达成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可行的国际性协议非常艰难。 气候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具有公共产品的各种特征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搭便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自己不承担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成本，但享受别人减少排放的好处。所以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国际协议都应该包括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迅速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斯达文思说，达成协议非常困难的本身也说明各个国家对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严肃认真，不愿轻举妄动。《京都议定书》一方面不包括任何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签约的发达国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减排目标，要求它们在短期内减排的数额太大。面对减排的巨大任务，国际社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短期内，努力减排，减排的数量很大，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减排的努力逐渐减少，减排的数量减速增长（increase at decreasing rate）。另一种选择是在短期内缓慢增加减排的数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加减排的努力，使减排的数量加速增长（increase at increasing rate）。 虽然这两种途径的最终减排数量差不多，但是减排成本相距甚远。有研究表明，第二种减排途径会节省很大成本。这说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渐进式的，经久不息的努力才是最经济实惠的。通过市场手段减排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对排放中碳含量征税，即碳税；另一种是控制排放数量，设置减排目标，通过政府发放，或拍卖排放许可，私营企业通过市场交换许可配额（cap-and trade）达到减排目的。两种办法的比较，具体见《哈佛笔记》第51节《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比较》。斯达文思认为碳税在美国国会的阻力太大，不可行，他倾向配额交换制度。在2011年之前，各主要国家的配额交换制度会基本上建立起来。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各个国家的交换制度，并且允许使用发展清洁能源的努力抵消部分配额限制。协调交换制度的结果是各个国家配额里隐含着的排放价格 （allowance price）会日益接近，最终完全一致，达到整体系统平衡。配额交换制度要受很多政治因素的限制。 达成国际协议的过程是政治性很强的过程，技术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只是为这个决议过程提供参考。这时，斯达文思简短介绍了杰弗瑞.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这方面的最新论文。弗兰克尔从各种现实的政治条件限制出发，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导出达成国际协议的可能途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也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它的语言是所有国家都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弗兰克尔首先考虑公平问题：越富裕的国家，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承担的减排成本不但应该越高，而且应该按照人均GDP高出的幅度递增（progressivity）。其次，他考虑到全面性问题：国际协议不但要包括发达国家，也要包括主要发展中国家；否则一些国家勒紧腰带减排的数量会被另一些国家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全部抵消。再次，他把长期目标设置为：人均GDP相同的国家的人均减排量是一样的。最终弗兰克尔推导出减排公式，这样各个国家不是在遵循人为制定的减排目标，而是把各自的情况带入公式，计算的结果就是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就是它应该为缓解气候变暖应作的贡献。斯达文思最后强调，各国首脑在哥本哈根最重要的不是签署什么所谓的协议，更不是要在哥本哈根合影留念，而是要通过这个国际平台，促使各个国家“走上正路（on the right path），建立有效的机制和机构”以缓解气候变暖。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动力要加入这个体系？经济发展越迅速的国家就越不愿意受减排的限制，那些打算快速发展经济的国家也不会愿意接受这些限制。斯达文思回答，南韩、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已经决定加入这个体系；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当地空气中的污染程度；保护环境也是保护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哥本哈根会议有两个任务：一是要决定签署《京都议定书》的37个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结束以后要怎么办；二是要设计一套整体方案，适用于所有国家。他领导的哈佛环境项目就是要为这些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客观的参考资料，说服各个国家 -- 他们减缓气候变暖，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寄给各个国家的谈判小组，希望影响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他们的决策过程。 当我在飞机场遇到的谈判人员都拿着我们出版的书籍和文章，还标上各种颜色的标签时，我觉得非常欣喜。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了。”八十四、 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哈佛大学教授库珀说，配额交换制度根本就是错的。他两年前就预计哥本哈根会议会失败，而且今年12月份将在墨西哥的第16次会议也会失败。他倾向另一种市场途径――国际协调的碳税编者按：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大会已于去年12月结束。对于气候大会的意义，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期和判断。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种看法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主管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文思（Robert N. Stavins）代表前者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代表后者。本期介绍库珀的观点。2010年1月15日晚，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塞浦路斯（Cyprus）的中央银行就气候变化发表公开讲演。两百多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或许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他的讲演带有历史的厚重。 他首先解释这次哥本哈根会议的历史渊源。这次会议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缔约方第15次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1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于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关于环境和发展的的国际会议上（The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而这个会议又是建立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关于人类环境的国际会议上（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气候变化在1992年被认为是人类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于是缔约方于1994年开始进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年会。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议是例行年会。这次年会之所以与众不同、倍受注目，主要是因为在2007年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第13次年会决定，要在两年以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年会里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 按照这个标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年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 《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是在会议最后一分钟由美国、中国、印度和南非支持的书面文件，是掩饰会议彻底失败的装饰，完全没有法律效力。“如果这次会议的议题本身不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会议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接着，库珀例举哥本哈根会议程序上的缺欠。伊朗、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代表利用这个国际舆论平台，大肆攻击否定资本主义。任何一个小国家也可以利用“平等”发言的机会阻止会议日程，有一个小国家让整个会议浪费了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G77竟然选了一个苏丹代表作为G77的发言人。无论这位苏丹外交官的素质和经历有多么出色，仅仅是苏丹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排放温室气体的数量、苏丹忽视人权的记录就足以使他不胜任这个职位。众多程序上的缺欠令人们怀疑这个为期两周的，有代表196个国家的几百名谈判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是否能够真正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议。库珀质疑这次会议成果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会议的程序和形式，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的途径――配额交换制度（cap-and-trade）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他说，他不但在两年以前就预计哥本哈根会议会失败，而且预计2010年12月份即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6次会议也会失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等新兴国家）没有理由接受任何阻碍他们经济发展的减排目标（quantitative target），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又必须被包括进来。库珀说，这些国家不愿意，也不应该在牺牲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在他看来，减少贫困（或经济发展）比缓解大气变暖更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目标。所以在有关配额交换制度的国际谈判中就会有这样的尴尬：发展中国家不会签署牺牲自己经济利益的条约；他们签署的条约不会损失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就不会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其次，污染许可证和配额本身是政府制定和分配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有更大的权力和“寻租”空间。几乎可以肯定，腐败在所难免。 再次，无论如何谨慎的制定配额制度，最终的结果都会有无数的漏洞，政府防不胜防，很难达到减排的目的。例如，“碳抵销”（carbon offset）的定义和标准就非常含糊不清，企业可以在其他国家重新部署排碳量大的生产，或者声明在其他国家保护了多少森林，政府很难跟踪核实。而且，配额交换制度会造成一批新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例如，华尔街主管贸易、交易的投资银行正在建立庞大的游说团，宣传这个制度的优越性。而就是这些人会从这个体制中得到巨大的生意和利益。作为经济学家，库珀当然不喜欢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减排，而倾向另一种市场途径――国际协调的碳税（harmonized carbon tax）。通过价格变化达到减排的目的是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途径。碳税的好处是建立在行为基础上的（action-based），具有跨国界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谁也逃不掉；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更愿意加入进来，缓解类似“发达国家不让我们发展”的阴谋论带来的偏见。一些欧洲国家在配额交换制度上投入很大，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但这并不防碍实施碳税，而且可以与碳税结合起来，共同达到减排目的。库珀当然知道“税”在政治生活中的敏感程度，所以称其为“碳费”（carbon charge）而不是“碳税”。 他说，“即使是配额交换制度，其实质也是碳税。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如何叫这个词。”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其实质是一种税，它会不会像其他税一样打击经济增长？（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详见《哈佛笔记》第 53、54 节《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和第55、56节《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 库珀认为不一定，这取决于这种税收被政府用于何处。“如果这种税收被用于支持农业科研，然后把研发成果在实践中实施推广，那么就会提高生产效率，刺激经济增长。” 对于如何使用这项税收 － 是减少其他制造福利损失的税收（distortionary taxes），还是补贴穷人或实施其他福利政策，还是偿还国债 － 库珀没有“一刀切”的建议，而是建议各国政府酌情而定。在问答时间里，有人怀疑碳税的可行性，因为碳税在美国政界几乎是“禁区”：任何政客倡导碳税就等于“政治自杀”（political suicide），自己主动断送政治前途。 对此，库珀幽默地回答，“当一个民主社会意识到其他方案行不通的时候，就会尝试这条路。而且我敢肯定，每个国家的财政部长都会喜欢我的政策建议。” 还有人问，如果实施碳税，税率应该是多少？库珀没有给出具体数字，而是解释制定这个税率的原则。“这个税率应该大到引人注目的程度，但不应该大到导致经济衰退的程度；应该在这两者之间。 不同国家在开始的时候，碳税率可以不同，但经过三到五年的时间，所有国家的碳税率应该达到基本一致，这样就不会给企业跨国界钻空子的机会。”会后，许多听众对库珀在讲演中的表现啧啧称赞。其中以色列前国家科学院院长（President of the Israe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86-1995），特拉维夫大学化学教授（Tel Aviv University），Joshua Jortner的评价最为形象贴切，“听库珀的讲演就像是在听莫扎特的钢琴曲，丝丝入扣，优雅动听。”八十五、 哈佛的减排热潮经济系教授格力斯尔反对鼓励买房子的政策；降低冬天室内取暖温度，提高夏天室内空调温度的标准根据美国一项住宅区能源使用调查（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平均每个住在自己房子里的人比每个租房子住的人要多消耗39％的能源。 平均每个住在单家庭别墅（single-family house）的成员比每个出租单元楼（apartment buildings）的人要多消耗49％的能源。显而易见，每个人的住宅面积越大，消耗的能源就越多。为此，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爱德华.格力斯尔（Edward L. Glaeser）于2009年11月5日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文章，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角度极力反对鼓励买房子的政策。他认为奥巴马不应该签署用联邦政府的钱给买房子的人8000美元的补助（credit），除非这些钱在以后房贷的利息减税中得以补偿（offset，关于利息减税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和《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或者至少要降低可以用于利息减税的房贷的上限，减少政府赤字的压力。美国的税收政策一直通过房贷利息减税，鼓励人们买大房子，尤其是单家庭别墅，而不是住在相对拥挤的单元楼里。20世纪50年代，跨州的高速公路的建立引导人们从市中心拥挤的单元楼搬到郊区宽敞的别墅区。 房贷利息减税更加鼓励了这个趋势。 结果是美国家庭在住房和汽车交通方面消耗大量能源。格力斯尔认为，明智的税收政策应该减缓、扭转这个趋势。有人以数据说明，即使美国家庭真的改变生活方式，大量减少能源消耗，对减少全球碳排放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格力斯尔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即使是杯水车薪，也不能不做，美国应该以身作则。如果中国和印度赶上美国的人均排碳量，世界排碳量就会增长150%以上。“一个生活在越野车轮子上的国家怎么能告诉生活在自行车轮子上的国家减少排碳量呢？”要有国际信誉，格力斯尔呼吁，美国就必须停止那些鼓励与越野车（SUV）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的政策。正反面打印哈佛大学也是这个大气候中的一员。福斯特在2007年接任校长后，宣布要在2016年前减排30％，以2006年哈佛排放温室气体的数量为基准。2009年12月14日校方宣布，从2006到2009年，哈佛已经减排了10％（12月17日 校报Gazette）。大约4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由于室内照明，冬天取暖和夏天空调。这里的减排成果主要是从尽量使用天然气供暖，更换蒸气炉（steam boiler）等方法来提高各个校舍的能源使用效率。校方规定，在校舍里没有人时，要有不同的能源使用标准。校方已经组织了由很多学生、教职员工组成的工作组，探讨减排方案，分享最有效的节能办法。校方已“综合考虑了健康、舒适、和节能的多方面需要”，决定降低冬天室内取暖温度，提高夏天室内空调温度的标准，并根据楼房的使用率调整标准，增加太阳能的使用程度和覆盖面。校方也预计，并不是所有院系都能完成30％的减排目标，还需要设计备用方案。福斯特深知哈佛大学权力分散（decentralized）、各自为政的传统，所以把全大学范围内的节能目标视为增加跨领域、跨院系协调合作的机会，鼓励大家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不能自顾自。时代不同了，校园里很多细节都带着时代的气息。各个办公室的打印机都被设置在正反双面打印；以前教室里发给学生的资料现在变成了CD盘，学生可以自己打印或在电脑上阅读；很多房间的开关下面都贴着“随手关灯”的字样；循环使用纸张和瓶子的垃圾箱随处可见。哈佛标榜自己的循环使用率（recycle rate）是55％；大约16％的用电都是从可更新的资源而来（renewable sources）。2010年2月4日的校报报导，哈佛大学所有本科生宿舍在2009年中已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5％，用水30％，水电费9％。高价披萨以前各个院系和中心的午间讲座都备有午餐，现在是与会人员自备午餐。以前各个院系和中心的圣诞晚会都非常丰盛，2009年的圣诞晚会相差甚远。经济系的变化尤其大。以前经济系总是租校园附近一个宾馆里的大厅举行圣诞晚会，服务员接连不断地送上各种食品，几十名博士生会热闹好几个小时。今年经济系决定就在哈佛大学自己的教学楼举行，吃自助餐，而且食品数量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只要晚到一个小时就没吃的了。晚会后半部分从8点到11点是每年例行的拍卖会。 大家为拍卖会募捐各种东西或服务，拍卖后的钱捐到慈善机构。拍卖的名目繁多，从各种罕见洋酒，到车接车送、带你去滑雪一天，到带你去波士顿郊区历史景点旅游，到“两名经济系博士生为你和你的伴侣看一个晚上的孩子，保证你的孩子比你过得更愉快”。拍卖会进行到9点多时，有学生饿得不行，就打电话到披萨店，让他们送货上门。送到后，许多学生一拥而上争着要。但这些毕竟是经济系的研究生，他们总会用经济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主持人当即决定拍卖披萨饼。一块饼的价钱从5美元一直升到11美元。12块饼共卖了121美元，大约是原价的10倍。因为这些钱会捐到慈善机构，大家吃高价披萨也觉得心安理得。八十六、 格林斯潘撰文反思金融危机这篇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和曼昆对格林斯潘的论文进行了点评就在人们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时，3月19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在2008年底的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曾经就濒临冻结的金融形势提供证词。当时，他表示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的，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美联储有保持低通胀（即稳定货币）兼顾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的双重职责。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也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也考虑进去，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费尔德斯坦的回答是，美联储不应该像瞄准就业和通胀一样瞄准资产价格，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资产价格是过高还是过低；但是美联储也不应该完全不顾及资产价格，而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指标考虑进来。（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文章《美联储的双重职责》。）这次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听证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次危机是典型的人们在冲昏头脑后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资产市场价格与任何根据基本情况（fundamentals）理性分析的结果相去甚远；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指出，一些政治口号和具体政策为这次危机奠定了基础。早在克林顿政府末期，2000年10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就制定政策，扩大了“两房”（Fannie Mae & Freddie Mac）支持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的目标和权限，推动了“两房”增加持有次级房贷的数量，为危机推波助澜。他承认，在这次危机中，政策监管人员低估了资产价格泡沫的程度，但责任主要应归结于海外政策管理者（overseas regulators）、美国评级公司、金融公司和每一个从复杂金融产品和数据中误读风险程度的人。一方面，他说，在人人都头脑发热的时候，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者、美联储和其他管理人员都没有真正理解极端负面风险分布（tail distribution）的大小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也说，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指出用于建造风险管理模型的框架理论上的任何僻陋。防止泡沫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吗？格林斯潘说，“除非我们这个社会放弃富有活力的市场，禁止杠杆作用，而选择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否则我担心防止泡沫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思考、设计在泡沫过后，如何更好的收拾残局。”他建议，每一个金融公司都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就留一份“遗嘱”（living will），明确写出，如果公司倒闭，如何处置公司的一切债务和资产；这样公司万一倒闭，政府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可以遵从。他还建议，提高整体金融系统能力的办法是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requirement），以抵消由于这次政府救助整个金融业所增加的“逆向选择”（moral hazard）；增加流动资金比例，和对金融产品交易中要求抵押的比例。格林斯潘的这些政策建议与目前在美国国会酝壤的金融改革方案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反对建立一个整个系统的全面监管者（a system regulator），因为预测危机的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强调，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都不能建立在“监管者可以预测危机”的假设之上。格林斯潘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样，否认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次危机。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Taylor）为首的一些人始终认为，按照泰勒规则（Taylor Rule，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一节），美联储在2003年后短期利率“过低过长”促成了这次危机。两任美联储主席一致认为，房地产市场主要受长期利率的影响，不是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在危机前几年一直很低，这主要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多（excess savings），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过多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多，流入美国，打破了长期利率是由一系列短期利率预期的均值组成的一般规律。 也就是说，是全球不平衡使美国长期利率与美联储负责制定（短期）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脱钩。两任美联储主席也否认受短期利率影响的可调整利率的房贷（adjustable-rate mortgage）在推动房价上涨中的主要作用。格林斯潘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的房贷在房价到达顶峰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到达顶峰了。伯南克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房贷的平均月供比固定利率房贷的月供仅仅低16%，所以不会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指出，房价上涨是一个全球性普遍现象，不是一个美国中央银行所为。格林斯潘在布鲁金斯发表论文讲演时，两位评论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Jeremy Stein）和曼昆（Gregory Mankiw）。斯坦恩说，低利率政策对收入捉襟见肘的贷款人来说影响可能很大，也鼓励了证券市场的借贷，扩大了杠杆化的程度；而且可调整利率房贷在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的城市相当普遍，推动了房市泡沫。他说，两位美联储主席在讨论低利率政策的影响时，思想范围太狭窄了。曼昆说，格林斯潘的论文中有一点他尤其赞同：这就是危机的不可预见性。有人说，只要政府监管人员再聪明一些，再警惕一些，职业操守和水平再高一些就会避免这次危机。曼昆认为这是极端不现实的幻想，没有人有超人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也和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有人的偏见和错误。曼昆赞赏公司留“遗嘱”的想法，并建议把各个公司的遗嘱完全公开、透明地放在互联网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相关人在公司倒闭时辩解，并且在公司破产后争论不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曼昆还喜欢格林斯潘论文中的另一个建议：必须转换债券的想法。这就是要求公司至少有一部分债券在公司债务危机时，自动转成股本。 这部分债券的利率因有必须转换股本的性质而高出普通债券，公司为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融资时会更慎重，减小杠杆化。这样政府救助在危机中的公司的成本——对公司来说是“外部化”的成本（externalized cost）——就被公司内部化了。但是有一点，曼昆与格林斯潘持不同意见：就是杠杆倍数的大小对金融公司盈利率的影响。 格林斯潘认为，提高资本金比例（capital requirement）和减小杠杆化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程度太大，就会使金融公司的运营利润太小，生意难以为继。曼昆想到的是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个著名的定律是说，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融资结构（capital structure）无关。债券与股本的比例决定了利润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与公司本身的盈利性没有关系。曼昆估计，这个定律也适用于金融公司；他预计，那些金融公司会说，这个定律完全不适用于他们。 谁对谁错呢？曼昆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曼昆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大多数金融公司的资产都是长期的（借出去的钱很长时间才到期），但是负债都是短期的；他们都是赚取长期的高利率，偿付短期的低利率，这个利率差就是他们利润的一部分。他们所做的就是“期差转化”（maturity transformation）。当他们不能在短期债券市场继续融资时（roll-over short term debt），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这在金融市场经常有连锁反应，成为银行恐慌、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曼昆的问题是：这种“期差转化”是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必不可少的特点吗？它的价值是否大于它的成本？八十七、 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桑德尔教授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培养美德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但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4月6日晚，由候密·巴巴（Homi Bhabha）教授主持的哈佛人文学中心组织多位教授就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新书《正义：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进行座谈。 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其中有不少听众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已经到场恭候了。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在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他平时授课采取伯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地提问，启发学生思考道德伦理，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解释先贤们是如何思考这些哲学问题的。在这次讲座中，桑德尔感谢巴巴教授作为人文中心主任始终不渝地支持思想的交流和对话，然后进入正题，介绍他的新书。在探讨正义的道德哲学中有三种思路。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utilitarianism）：我们应该做能够使最多的人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另一种是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思想：我们应该做最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两种思想在当代成为判断对与错的准则，是主流思想。桑德尔则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common good），我们应该培养美德（cultivate virtues）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他试举两例说明他的观点。在台风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后，人们居无定所，缺衣少食。对饮用水、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剧增，这些东西的价格也随之暴涨。这合理吗？相信功利主义的人，例如经济学家，认为价格的变化体现了新的供求关系；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起作用。高价格会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正义”的价格（just price）根本不存在。相信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买与不买，他们选择的结果就决定了一个东西的最终价值和价格。桑德尔说，其实这两个理由都有漏洞。如果我们从那些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人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福利是极度负值，高价格并没有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我们再想，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人们在购买高价饮用水的时候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饮用水就无法生存――他们是被迫的。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桑德尔说，还有第三个原因说明这个价格不合理，不道德：就是那些趁人之危，故意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人不配赚这么多钱。他们贪婪，至他人痛苦于不顾，大发国难财。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遏制甚至惩罚。如果一个社会允许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我们就要培养人们养成有难同当的品格。所以有人建议制定法律，禁止发国难财，禁止在类似情况下哄抬价格。有人对第三条思路不敢苟同，因为讲道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在功利主义的思想框架下，收入越高越好，福利越高越好。在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思想框架下，自由越多越好。追求富裕和自由的价值观似乎都无可非议。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做有道德的选择呢？近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自由为主线，而古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美德为主线。桑德尔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国家不应该承认同性婚姻；一种看法相反，国家应该承认，因为公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有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国家根本不应该涉足婚姻，民间组织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和手续。当然，无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还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人都很少同意第三种看法。如果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性婚姻自然不成立。但如果我们把婚姻看作是两个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承诺，为什么同性婚姻不能被承认？桑德尔总结，仅仅追求福利最大化和个人自由不能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正义的社会（a just society）。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容纳不同观点的、宽容的社会。巴巴教授邀请了四位评论员。第一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Jane Mansbridge 教授。她指出，桑德尔在讲演中似乎把一件事的目的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有双重或多重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大学的任务既是办教育，培养人才，又是作研究，拓展知识前沿，不一定其中一个目的就比另一个目的重要，更不是非此即彼。桑德尔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但强调这些相互交差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目的需要在真正透明的、宽容的公民社会，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协调统一。第二位评论员是哈佛政府系Harvey Mansfield教授。 他最近的新书叫《男子气概》（Manliness）。他的发言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一本名为《谁真正在乎？》（Who Really Cares?）的书用数据说明，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一般是共和党）每年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一般是民主党）的两倍。民主党一般主张通过税收等刚性措施，杀富济贫，而保守主义者则显得更加慈悲为怀，通过主动自愿的捐款帮助穷人。桑德尔回答，一个社会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其他价值可能被忽略或压制了。“例如，我和巴巴教授一起去吃中饭，如果我们两人把帐单严格的一分为二，这样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这样斤斤计较有损于我们同事间的关系。”巴巴教授插言，“那就做得太没有男子气概了。”大家都笑了。桑德尔接着说，“另外，我还知道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合写一本书――我不会点名他们是谁。他们在合作期间经常一起吃中饭，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方付另一方的饭费，也没有轮流请客。他们总是各买各的饭，各付各的帐。原因是，如果一方请客，那么另一方就会有动机多吃，或者点贵的菜。至于为什么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给慈善机构捐款多，他们更加慈悲为怀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比自由主义者挣得多，收入高。”第三位评论员是哈佛法学院助理教授Jeannie Suk。她的发言有强烈的法律视角。她说，桑德尔在提倡讲道德，追求正义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主语”――谁应该讲道德，谁要追求正义。如果说，每个人或每个社会要讲道德，这是一回事；如果说国家机器也要讲道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家与宗教、伦理分开就是要保持国家的中性（neutrality of the state）。试想，一个法官怎么能抛开法律程序不管，让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断案，甚至主导断案呢？桑德尔回答，他倾向把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或public life）和私有空间（private sphere或private life）的界限模糊一些。他知道，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这个界限非常清晰。他认为，这个界限到底应该在哪儿划分――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也应该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界定。正是因为人们在公共空间尽量抑制价值观的影响，单纯地强调程序，我们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才如此形式多于内容；意义就更罕见了。第四位评论员是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2年的中国思想史教授杜维明。他赞同培养美德、人品的重要性和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共同追求好的生活和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例如，一种原则可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原则可以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前者是儒家和犹太教的传统，后者是基督教的传统。你认为哪一种原则更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桑德尔思考片刻，然后说，“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赞赏杜教授一直在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指出从事这项事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间找到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点或普世原则。他担心这样做以后，找出的基点太抽象，以至于失去实际意义。他更倾向另一种途径：找出各种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分析、分享、交流这些文献中隐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样文化交流就具体化了。当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另一个问题：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文献有不同的理解程度，或者有根本不同的理解。他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他让学生先讨论John Stuart Mill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的一段话，再讨论《论语》中的一段话。学生们对《论自由》没有什么异意，但对《论语》中的一段话却各抒己见，僵持不下。这次讨论既是一次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同一文化内的交流。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最重要的意义是与会人员有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倾听不同意见。在自由提问时间里，坐在观众席上的Stanley Hoffmann教授第一个发言。他是哈佛政治系一辈子研究欧洲政治、历史、文化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与桑德尔共事了三十多年，很看重他。他说，公开提倡“美德”（virtues）、让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都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强迫人们有同样的价值观。什么是“美德”？“美德”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而对于自由的标准、福利的标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桑德尔反问，有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杜维明教授说，他理解对“美德”的定义和标准的担忧，但强调培养美德和人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社会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的过程。他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空间。一种是private, 例如日记，完全不能公开。另一种是自己的，personal，但完全可以公开交流。例如，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这些都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佛文理学院是否可以包括宗教研究（study of religion）。 宗教是每个人心灵上的事情，研究宗教是在研究personal 事情，不是公开private事情。桑德尔举例说明宗教道德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化。1960年当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担心他是天主教徒。肯尼迪辩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完全是私事（private），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public office）的任何决定。 四十六年以后，奥巴马在即将竞选总统时，用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四处讲演，阐述他相当激进的政治主张（progressive political agenda），与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截然相反。公民社会中公开辩论的内容和倾向总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国会――法律制定者，进而影响法律本身。如果一定要坚持国家中性（国家与宗教道德分开），那么桑德尔认为，这个议题――国家是否应该坚持中性――也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讨论。第二个观众提问是关于宗教战争的：如果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是否还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桑德尔回答，他说的是一般原则，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做特殊处理。这时巴巴教授插言，或许保持道德正义和其他目的紧张矛盾的关系（keep this tension alive）就是捍卫道德正义。第三名提问的观众说，她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和2006年奥巴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肯尼迪意在排除天主教对总统处理公务的影响，并不排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他说，那段引起北大学生争议的《论语》段落是说，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应该随意揭发父亲。杜维明教授说，《论语》确实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儿子不分事情原尾立即举报父亲，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这是不通人情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对正义需求的程度也不同。 儒家传统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桑德尔笑着说，他儿子就坐在观众席里，他希望儿子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包庇。 大家都笑了。 他接着说，他热爱人文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喜欢在具体的人与人关系的情景中理解体会人文主义。 紧张矛盾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个人这个个体到社会这个大群体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范畴，正是在这个范畴里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中间地带，如何划分什么属于“私”的，什么属于“公”的，这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不是固定的。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主持人巴巴教授说：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大的调节、对话、阐述的空间和需要；就让我们以此作结吧。八十八、 杜维明离开哈佛，前往北大之际迎来七十寿辰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维明也在追寻这一境界现代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同时他迎来了七十寿辰。为此，4月10日，哈佛大学多个系所联合为他举办了为时一天的学术会议。这些系所包括：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哈佛亚洲中心、和哈佛艺术与人文院院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Arts and Humanities）。会议的题目是“从各种视角看中文世界”（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Wilt Idema 教授主持会议，十几名哈佛教授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发言。杜维明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职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至今；从1996年到200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曾获多种荣誉称号，包括1988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es and Sciences）院士，2001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文明间对话杰出人员小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员。肯定成绩在介绍完杜维明个人简历和学术成果之后，系主任Idema说，杜维明赴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正逢也是儒学在中国复兴之际。儒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过时的传统，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活力的传统；人们谈论它，辩论它，受它的影响。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人们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a living tradition）。哈佛燕京学社社长Elizabeth Perry主要讲杜维明作为燕京学社社长的贡献。他说，杜维明是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是任期最长的社长，也是第一位有亚洲背景的社长。他把自己对亚洲的熟悉和洞察力带进了燕京学社，增强了学社的信誉，扩大了各种项目。在他的领导下，从中国大陆来哈佛的访问学者数量迅速增加；这些学者屡次表示，他们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学术生涯。Elizabeth Perry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政府系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本书之后，杜维明一直在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亚洲文明对这项事业有重要贡献。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仿佛教徒对宗教的重视，以致于不断学习、兴办教育的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杜维明在任期间，燕京学社的基金（endowment）从8500万美元增长到2.3亿美元。Elizabeth Perry说，或许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应该写新教徒伦理（protestant ethic）而应该写儒家伦理。观众都笑了。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Perry说，虽然我们为杜维明离开哈佛而难过，但相信杜维明一定是跟从他的心灵，做他想做的事，也一定是正确的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历史系教授叶文心（Wen-Hsin Yeh）寄来一封贺信，由一位哈佛历史系教授宣读。信中回忆1975年春天，叶文心还是一位学生，正在在选择读哪个研究生院，把伯克利与哈佛相比较。当时，杜维明正好在伯克利教书。他说，你一定要选择伯克利，波士顿的冬天寒冷难耐，漫长无比，和这里的气候根本没法比。叶文心最后选择了伯克利，成为杜维明的学生。叶文心说，杜老师总是把她的研究课题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使她的题目更有意义，也使她显得比实际更聪明。她欢迎杜老师在任何时候回到伯克利，无限期的居住，既可以躲避波士顿的冬天，也可以躲避北京的沙尘暴。哈佛亚洲中心主任Arthur Kleinman 教授发言说，杜维明来哈佛教书的时间与他自己差不多，他们是近三十年的同事。他敬佩杜维明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与科学等交叉学科。其中，杜维明在创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这个概念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定义文化 ―― 对他的人类学领域（anthropology）来说是一个根本变化（a major intellectual shift）。在哈佛教书几十年，他还不知道任何人对中国学者思想的影响有杜维明这么大，这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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