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跨国公司青睐纵向投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ing）和公司内部贸易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化。转移价格就是利用各个国家不同的公司税率（corporate tax rate），适当改变公司内部贸易的原料和产品的价格，使得公司最大的利润出现在公司税率最低的国家。美国的公司税是35%，加拿大是45%，爱尔兰是10%（这也是为什么爱尔兰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原因；大量外资助长了经济泡沫的形成）。税率如此不均为转移价格创造了大量机会。在美国，贷款的利息可以减少公司赋税的基数，所以在同样情况下公司倾向贷款而不是直接融资（增发股票）。在资本市场薄弱、公司融资困难的国家，跨国公司与当地公司相比独具优势，因为它可以从母公司借钱。这一优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当地公司没有外国母公司作为后盾，当亚洲货币贬值，为了偿还以美元计价的贷款时，纷纷倒闭。而跨国公司因为有公司内部的融资机制得以坚挺如初，甚至借机抢占当地公司的市场份额。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心跨国公司因为在海外投资而减少在国内的投资，进而影响国内资本的积累、国内的就业和劳动市场。哈佛大学费尔德斯坦教授（Martin Feldstein）在1995年就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影响微不足道，但美国政客在竞选中和各行各业的工会领导一直以减少就业为由反对美国在海外投资。佛理的最新统计研究表明，海外投资不但不会减少国内投资，而且会促进跨国公司的国内投资，使国内的母公司更有竞争力，创造更大的价值，甚至增加公司国内员工；它们的关系呈现正比，互相弥补，互相促进，而不是替代性的。他说，虽然他的观点是少数派，但他相信这是正确的。他的研究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征收公司税，因为这样的公司税是建立在海外投资的数额百分之百地取代了国内投资的假设之上的，而这种假设根据他的研究完全不成立。所以那些限制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政策也会限制美国公司在国内的表现。佛理说，那些限制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政府历来对美国公民的全球收入征税。但为了不让美国人的收入被两次征税，美国政府允许美国公民用上缴其他国家政府的税抵消上缴美国政府的税。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只要不返回美国，就可以推迟上缴这部分利润的公司税。如果这些利润在海外用于再投资，那么就不存在公司税的问题。但只要返回美国（repatriate），就要交35%的公司税，如果发给股民，股民还要交分红税（dividends tax）。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在像爱尔兰这样公司税很低的国家拥有大量的现金。现金在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中显著增加了。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内投资法”（Homeland Investment Act），大赦国外返回的利润，希望这些利润可以在以后两年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在这个法案的保护下，跨国公司的350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返回了美国。这些钱干什么了？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在就业方面的贡献微乎其微。那些在海外囤积了大量现金的美国跨国公司是这个法案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佛理说国会很难通过立法规定公司现金的用途。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公司税越高，外国公司在这个国家的规模就会越小，资本与劳动力（capital to labor ratio）就会越小，上报的利润就会越少，价格转移就会越多。这和商学院的基本观点相辅相成——高税收不会凑效。四十、 哈佛遭受40年来最大投资损失过去四个月损22%，约80亿美元，估计到明年中，损失可达30%。投资缩水直接影响明年各院系的预算哈佛大学的投资记录向来优异，但2008年，却成了40多年来最惨淡的一年。今年7月1日到10月31日的短短四个月中，哈佛大学的捐款（endowment）的投资已经损失了22%，大约80亿美元。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有些投资在市场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很难估值，尤其是私募基金和房地产。到明年6月30日，这一损失有可能达到30%之多。12月2日，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和执行副校长Edward C. Forst在一封联名信中专门谈了上述内容。哈佛大学的捐款（endowment）的投资由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负责，这封联名信主题就是谈HMC在金融风暴中的投资效益。收信的对象是各个学院的院长（Council of Deans）。信中说，哈佛大学一向以权力分散而著名，校长借此机会呼吁大家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互相协调帮助，共渡经济难关。HMC由11000多个基金（funds）组成。由于数量大，金额多，哈佛决定在内部设立管理公司，以减少资金管理费，于是在1974年建立HMC，负责大学所有捐款和退休金（Pension）等一系列资金的投资和管理。多年来，HMC的投资业绩一直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高于各种相关投资回报指标。2007－2008年的投资回报率是8.6%，使资产总值在今年6月30日达到369亿美元。这样的业绩在165个大型机构投资者当中，排名在前5%，远远高于中间值（median）负4.4%和标普500的负13.1%。HMC前十年的年均回报率为13.8%，前五年的年均回报率为17.6%。因为股市一路上升和哈佛校友连年不断的捐款，HMC的投资收入在整个大学运转经费中的比例由1992年的18.6%增长到2008年的35%，高达16亿美元。正常学费的收入仅仅承担了教育成本的三分之二。有些学院依靠HMC投资收入的比例甚至在50%以上。而HMC每年拨给哈佛大学支持正常运转的经费，仅占HMC资金总额的4%到5%。在过去的40多年，哈佛大学捐款投资的最大负增长是1974年的12.2%，当时的捐款总共才有大约10亿美元，用于学校运转经费的数量就更小了。另外其它三年的负增长都在0.5%到3%之间。哈佛还从未经历过30%的投资损失。今年6月30日的HMC年报显示，按投资地区分，12%的资金投在美国股市，大约同样的比例在外国市场，大约10%在新兴市场。这些市场无一例外地都在下跌。按投资类型分，11%的资金投资在私募基金（PE），9%在木材和农业，大约同样的比例在房地产。PE和房地产在前几年资产价格狂升的时候，给哈佛带来丰厚的受益，但转眼就拉了整体投资效益的后腿。今年6月份，哈佛管理公司还打算增加在私募基金投资的2%，现任公司主席，首席投资官曼迪罗（Jane Mendillo）已经决定出卖38%的私募基金。15亿美元的投资在市场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究竟能收回多少还不得而知。曼迪罗今年7月才接管HMC，之前她是波士顿西部Wellesley大学的首席投资官，投资业绩连续几年高于相关市场指数，今年3月被哈佛挖了墙角。她的前任Mohamed ElErian虽然业绩斐然，但仅仅任期两年就回到在加州的私人投资公司。从2007年11月到2008年6月，HMC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一直由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Robert S. Kaplan（Professor of Management Practice）临时顶替。他以前是高盛的副主席（Vice Chairman），有丰富的投资经验。曼迪罗这次能在任多久也需拭目以待。一般来说，哈佛对投资表现一年只做一次公开报告，但今年的市场情况如此严峻，几乎所有HMC的投资种类都大幅缩水，校方决定增加一次由校长和执行副校长签名的中期报告，让所有的人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提前做准备。今年的投资缩水会直接影响到明年各个学院和各个系的预算。而且校长的报告预计明年校友的捐款会减少，需要学校资助的学生会增加，学费收入会减少，所以各个学院，各个系的经费形势都非常严峻。哈佛文理学院在11月下旬就停止雇佣任何新的行政人员（hiring freeze）。哈佛医学院已经决定所有的系在今后的18个月中必须减少经费10%。跨系的任务小组（taskforce）已经组成，商议什么活动可以在不影响科研，教学的情况下被削减；各种社会活动（social events），教师务虚会（faculty retreats），员工务虚会（staff retreats）首当其冲。现在资金紧张，新校长仍然不愿意改变助学金政策，至少维持今年的助学金总额不变。除了节省其它开支以外，哈佛准备利用其Aaa/AAA的借贷信誉（根据穆迪和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从资本市场发放要缴税的固定利率债券（taxable fixed-rate debt），并且把一部分目前短期免税债务（short-term tax-exam short-term tax-exempt debt）转化成长期债券（long-term bonds），甚至准备动用5%以上的捐款，以保证必要的科研经费和家庭困难的学生的助学金。哈佛大学录取学生时，一贯是择优录取，不考虑家庭收入。在前任校长萨默斯在位期间（2001－06），HMC的投资连年增长，资金雄厚。为了实现提高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受教育的机会人人平等的理念，萨默斯强化助学金政策，尤其向低收入家庭倾斜：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如果家庭年收入在六万美元以下，则免去一切学费和生活费；对那些在家庭年收入18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哈佛保证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10%，超出的部分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解决。他意在表明，只要你优秀，无论你的家庭背景怎样，都可以上哈佛。助学金从2001年的1.56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21亿美元。但要保证如此庞大的助学金项目在今天的形势下谈何容易。根据周一（12月8日）的校报，上周五哈佛卖出了15亿美元的债券，还准备再卖六亿美元以应对今后现金流的短缺。即使哈佛的借款信誉是三个A，今天的借款利率有增无减。这次融资的利率是30年的国债利率加上3.375%，将近哈佛两年前发债利率的两倍。四十一、 贸易保护政策有利可图吗？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了，安查思说，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好处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主要是农业和纺织品，而这些领域在富裕国家尤其敏感，令每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更加难以达成今年夏天，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了，自由贸易的前进步伐受挫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有利可图吗？多哈回合失败后，新的贸易谈判还能成功吗？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是利是弊？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课程的最后几堂课，正是关于这些内容的。与期中考试以前的授课内容――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相比，这部分的内容描述性较多，分析性较少，但更加联系实际，开阔视野。正因为联系实际，不确定因素更大，确定的结论更少。即使有一些结论，其适用条件更加苛刻，适用性也很小。学生看到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指导方针，而是更加理解纷繁复杂的贸易政策和马拉松式的贸易谈判。贸易保护政策的福利分析安查思对常见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行福利分析时，基于几个假设条件，一是部分平衡体系（partial equilibrium），即对某一个产品的供求平衡，而不是一个国家贸易领域的宏观的供求平衡，二是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结果表明，进口关税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不确定。但如果这个国家很小，它的需求多少对国际市场的供给没有什么影响，即对这一物品的国际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即这个小国面对水平的供给曲线，那么这一物品的进口关税只能是弊大于利——由于进口关税扭曲国内消费价格而带来的效率损失大于国家进口关税的收入，所以小国家最好不要使用进口关税。进口配额是另一个常见的贸易保护措施。如果政府不对进口配额实行市场竞标，而是人为发放，那么很容易增长行政官员的权力，创造行贿受贿的条件。这个政策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因为由于配额限制了进口数量，这一产品的国内价格被人为地提高，由此而带来的福利损失没有任何政府收入作抵消。如果政府实施透明的诚实的市场竞标，竞标收入归政府所有，那么这个进口配额的政策效果与进口关税是一样的。出口补贴是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中常用的贸易保护手段。这种补贴政策提高了欧共体国内的农产品价格，降低了世界农产品价格，政府的收入是负值（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的补贴），所以对欧共体整体来讲是弊大于利。同样，石油出口国有时采取征收出口税的政策，以限制出口提高油价。这种举措对石油出口国整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自愿出口限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自愿”当然不是完全自愿，是在进口国的压力下“自愿”减少出口的。这样做对出口国的一个好处就是，进口国实施进口关税或拍卖进口配额而挣的那部分政府收入没有了，这部分收入可以由出口国政府通过限制出口赢得。所以虽然减少贸易的效果是一样的，政府的收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了另一个政府。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经过多次贸易谈判后“自愿”限制汽车出口就是这一政策最好的例子。福利分析的局限性以上这些分析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perfect competition）。当市场上只有五六个厂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甚至只有垄断企业，福利分析的结果会怎样呢？安查思说，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论文，但是广泛适用的结论很少；更高一层的国际贸易理论课主要是关于这部分的文献，用更复杂的数学模型研究各种市场条件下贸易的福利分析。因为自由贸易可以增加竞争，促进发明创造；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降低固定成本，更充分的利用规模效应（economies of scale）；使经济运转更加高效；所以总体来说自由贸易比闭关自守要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自由贸易永远比各种保护政策的不同组合都优越。对于一个很大的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出口太多有可能降低出口产品价格，损害terms of trade（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减少福利。对于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来说，完全开放也不一定是好事，而一个很低水平的关税有可能增加总体福利（welfare enhancing）。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就有一个最佳关税——关税太高减少福利，关税太低也减少福利。安查思坦言，经济学家也很难找到最佳的贸易政策组合。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那么为什么那些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的贸易政策仍然存在呢？俗话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家（political economists）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不是在争取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而是选择能迎合最多的选民胃口的政策，使他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最大化。例如，一般来说，技能越低的人越喜欢高的贸易壁垒；技能越高的人越喜欢低的贸易壁垒。如果我们把选举人按技能的高低排列，那么政治家的贸易政策就是中间技能的人（median voter，不是average voter）所喜欢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选票“最大化”。另一种解释是：有些贸易政策虽然损害很多人的利益，但损害的程度很小，他们不愿意为这么小的损失而团结起来，形成任何政治力量；而这些政策的受益人很少，但每个人受益的程度很大，他们愿意拿出一部分钱在华盛顿游说，买通政客，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对糖的进口配额就属于此类。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买20美元的糖，谁也不愿意为糖的价格过高而组织起来，要求取消进口配额。而美国大约有7000万家庭，14亿美元的产糖业聚集在屈指可数的几家产糖企业。只要他们拿出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就可以雇佣说客，在华盛顿有很大的声音。还有一种更显而易见的解释：政治家接受谁的赞助越多，就越代表谁的利益。在美国，个人的政治捐款是受法律限制的，而一个组织的政治捐款没有任何限制。有研究表明，一个政治家政策的选择和接受政治捐款的组织的政见呈现正相关。美国的农业和纺织业是最受贸易保护的两个行业。贸易战和贸易协议更好地解释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理论应该是“博弈论”(Game Theory)。因为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受对方贸易政策的影响，都不是独立的，这个理论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清楚地描述出来了。如果两个国家都实行自由贸易，没有贸易壁垒，那么两个国家都同等地受益。但如果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另一个国家仍然采取自由贸易，那么它的福利就大大减少，它就必须采取贸易保护才能减少福利损失。因为国家之间相互不信任，他们之间所达到的动态平衡只能是双方都实行贸易壁垒。这是博弈论当中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problem）。其原意是：有两个囚犯，各自被单独审判。他面临的选择是如实招供，还是闭口不答。如果他们两人都选择后者，那么两人都有好处，但是他们都担心对方会招供。如果对方招供，自己最理智的选择是也招供，最后两人的选择都是招供。他们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两败俱伤。为了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动态平衡，就必须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双方或多方的行为，以实现总体的福利最大化。二战以后，关贸总协议（GATT）就是这种理念的产物。在这以后的50年之间，八轮旷日持久的多边谈判大大减少了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成倍增长。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构想产生于第八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并诞生于1995年。世贸组织比关贸总协议的覆盖面更广，不仅包括物品的贸易而且包括服务业的贸易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RIPS）。此外，它还建立了纠纷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组织专家小组，裁决贸易纠纷案例，并监督执行。例如，2002年3月，小布什政府为了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讨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给很多钢铁产品增加30％的关税。欧洲、日本、中国和韩国联合在世贸组织上诉美国。2003年7月，世贸组织裁决美国败诉，美国最终服从裁决。安查思说，但是这很难说明是布什政府尊重世贸组织的裁决还是担心这么多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贸易报复。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今年夏天失败了。安查思的解释是，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好处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主要是农业和纺织品，而这些领域在富裕国家尤其敏感；令每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更加难以达成。有学生问，“既然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多哈回合的动力从哪里来？美国的平均关税已经在10％以下了，这难道还不够好吗？”安查思回答，每一轮谈判回合结束的一霎那就是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开始，因为总有行业还不够满意。例如，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农业和纺织品完全开放，保护环境的积极分子要求环境标准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人权主义者要求保护儿童权益等等，不一而足。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美国和欧盟对国内的棉花种植者采取保护政策。2001年到2002年期间，美国政府补贴每个种棉花的农民16万美元，共计40亿美元。棉花价格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跌了近一半。美国政府的补贴对其他棉花出口国打击很大，但对棉花进口国有很大好处。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虽然关贸总协议和世贸组织要求一个国家对世贸组织里所有其他国家一视同仁（MFN），但允许在世贸组织之外自愿结合成小范围的更自由的贸易区，完全没有关税（free trade area），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自由贸易区里的每一个国家对区外面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关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例如，国家A和国家B形成自由贸易区，国家A对从区外的国家C的进口产品关税高于B对C的关税，那么国家C的产品就会先付低关税进入B，然后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好处以零关税进入国家A。这样A对C的高关税就失灵了。于是就出现了“原籍国家”或“原出处国家”的概念（country of origin），任何进出口产品都贴有原籍国家的标签以避免逃税漏税的问题。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的是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它要求会员国家对联盟以外的国家有一致的关税，这样以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关税联盟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需要国家放弃更多的主权，也就更难以形成。在世贸组织以外的自由贸易区（或关税联盟）从总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种联合的结果到底是贸易增加（trade creation）大于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还是贸易取代大于贸易增加。一个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应该选择从一个区外的国家进口更便宜的产品但上缴关税呢，还是选择从区内的另一个国家进口比较贵产品但免关税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增加贸易；如果是后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取代贸易。有学者认为贸易取代会大于贸易增加，因而反对世贸组织以外的任何自由贸易区；但有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在短期内不现实，这种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是很好的从短期向长期的过渡；还有人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是不同的。所以，业界没有定论。四十二、 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吗？安查思教授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吗？12月15日，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在最后一堂课上，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工业化。但选择保护幼稚行业（Infant industry）的国家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保护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保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认识到这种政策不行，因为保护主义使那些低效的企业苟延残喘；多年的保护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以各种理由强调保护政策的重要性，反对取消这些政策。实行开放贸易政策之后，有研究表明，通过优胜劣汰，生产效率增加了。但是在取消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放政策也在实施，所以很难说，生产效率增加就是因为自由贸易政策。安查思说，自由贸易在实践中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目前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开放的国家就会经历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富有国家吗？计量学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一般都比较开放，即贸易总值占GDP的比例比较大。但这并不说明开放贸易就能增加人均GDP；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国家富有，然后一个国家因为富有，才增加贸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l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David Romer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使得惟一可以影响人均GDP增长的变量就是贸易的程度。1999年，他们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以“贸易导致经济增长吗？”为题发表了论文，总结说越开放的国家就会越富有。还有其他研究表明，贸易越自由的国家就越有可能经历高增长和高投资，但计量学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与拉丁美洲相比，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经历了30多年8％－9％的年均增长率，贸易占GDP总值的比例也非常大。他们的增长模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别效仿。但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了自由贸易，其实他们也运用了关税，进口配额和出口补贴等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在程度上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也运用了包括贷款补贴、科研补贴等一系列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ies）。他们的例子说明，贸易保护政策不一定不利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保护政策。有学生问，亚洲四小龙出口带动增长的成功和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是否说明出口带动增长比进口替代对发展经济更优越？安查思回答，这些国家太不相同，同时变化的因素太多，没有办法确认一种增长模式比另一种更优越；高出口也有可能是高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无法肯定。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Alwyn Young通过计量分析总结说，重视教育，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主要是原因。所以众说不一。谈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安查思的理论基础和利弊分析与萨默斯基本一致（见以前的《哈佛笔记》）。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家都接受有关贸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TRIPs)。安查思说，就实施这个条款对产品价格，市场竞争和创造发明的影响，不少经济学家都进行了分析，但结论不一，没有共识。他个人在保护医药产品的知识产权方面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这并不是因为我更加大公无私，而是因为艾滋病或其他传染病都有很大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如果其他国家的病人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这些病就有可能传染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查思说。最后，安查思简短地提到劳工标准、童工权利、环境保护与贸易的关系。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被提到贸易谈判的议事日程上有它的道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难区分这是不是在掩盖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增加贸易与使用童工的关系。童工使用数量是公司秘密，所以很难找到数据进行研究。也不能确定贸易与破坏环境的关系，因为即使没有贸易，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也有可能破坏环境。四十三、 奥巴马新政的三个争论点进行财政刺激，减税还是增加政府开支呢？如何平衡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的矛盾？增加政府开支，如何既“迅速”又“有效”？奥巴马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4届总统的前后，大多数经济学家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82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实体经济持续下滑，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Federal Funds的利率）已经趋近于零，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有限，所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势在必行。这是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减税还是增加开支但是，如何进行财政刺激呢，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呢？这是经济学家中的主要分歧之一。标准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都讲到凯恩斯的财政刺激理论。凯恩斯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最根本解释就是总体需求不足；在私营企业和个人不愿意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政府必须增加开支来弥补需求的不足；政府多花一块钱会带动私有企业和个人投资和消费，从而制造大于一块钱的经济需求和供给。这个扩大效应叫做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在经济模型中通常设置为m。m有多大是辩论的主要焦点之一。哈佛大学宏观经济教授曼昆非常关注估算m的各种研究论文，不同的研究显示不同的结果。m越小，增加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就越小。经济学家Bob Halland Susan Woodward认为m大约是1。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Valerie Ramey认为，m大约是1.4。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增大开支的效应应该大于减税的扩大效应，因为政府开支是百分之百的开销，而人们可以把由于减税而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小于政府开支。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增加总需求就是要鼓励消费。按照这个思路，减税的策略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因为一般来说，穷人的储蓄率要低于富人的储蓄率。但是，新上任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ristina Romer和她的先生David Romer合写的论文显示，通过减税的扩大效应大约是3。如何解释政府增大开支的效应小于减税的扩大效应呢？曼昆说，一种解释就是减税，在增加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和消费的同时，还可以增大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从而比增大政府开支更有效地带动私营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这种减少个人所得税和给予用投资抵一部分税的政策（investment tax credit）有同样的效果。所以，曼昆建议，奥巴马的经济团队不要被凯恩斯的分析框架所禁锢，而要注重这些实证结果，适当加大在财政刺激政策中减税的成分。他猜测由于Christina Romer是新上任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以最终的刺激计划中减税的成分会相对多一些。长期增长还是短期增长关于凯恩斯理论的另一个争论焦点，就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哈佛大学经济教授Robert Barrow认为，政府通过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零，也就是所谓的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政府发的债券迟早是要还的，即使不是现在的人，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是要还的。如果现在的人是理性的，他们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留给后代帮他们还钱。他们特意减少的消费就会完全抵消政府借钱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常被引用的凯恩斯的一句话是，“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re all dead）。”凯恩斯的批判者们用这句话来指责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曼昆在他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凯恩斯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不用为子孙后代着想。有一幅漫画的内容是一些国会议员排列起来郑重宣布，“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子孙后代，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是不可能通过这么多的拯救市场计划的。”注重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的Dale Jorgenson教授和Robert Barrow教授，认为增加政府花销只能刺激短期的消费，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与事无补。他们主张减少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tax）和资本税（capital gains tax），鼓励投资和资本的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治本良药。哈佛大学国际经济教授Richard N. Cooper一向反对这个主张，他说，“这种政策建议反映了一种错误的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资本的积累，所以他们注重投资，进而注重储蓄。这种观点适用于19世纪，但不适用于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为主的21世纪。今天的社会是‘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其发展动力是人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人的智慧是无穷的。所以储蓄和投资不是限制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办教育——发挥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完善投资创业的环境——鼓励年轻人创业；这些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迅速”与“有效”在增加政府开支方面，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主要分歧，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把钱花出去。“迅速有效”本身就是矛盾。要缓解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即抢在经济实体本身复苏之前把钱花出去，以减少疼痛加快复苏。拖延只会延长痛苦，如果时机掌握不好，还会加快经济周期后期的通货膨胀。但是任何有效的花钱方案，尤其是投资公共设施，都需要选项、利弊分析、计划、策划、实施、监督、验收等等一系列步骤，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曼昆说，我可以花100美元雇你在我家后院挖一个坑，再埋上；你可以花100美元雇我在你家后院挖一个坑，再埋上。由此GDP虽然增长了，但完全是无用功。既要做有用功，又要快，两者兼顾，就难上加难。在进入政府以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在《金融时报》的一系列专栏中一再强调要利用危机，利用现在要花的钱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打基础，而不是仅仅短期地刺激消费。在他看来，能源（包括环境）、教育、医疗和公共设施都是对美国经济长治久安至关重要的方面，“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会有超乎寻常的社会意义和经济回报。”他说。萨默斯还说，要治理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财政刺激政策一定要足够得大，足够得快；这需要政策决策者足够大胆果断，也需要迅速而巧妙地与国会沟通周旋。“采取措施太小太少的风险远远大于采取措施太大太多的风险。”但是，如何在萨默斯认为重要的这些方面快速的投资是一个大问题。抢时间也是那些倾向减税而不是增加政府开支的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理由。因为只要在国会通过以后，减税是把钱花出去的一个很快的途径，而且钱的用途是由个人和企业自行决定，政府不需要选项，监督，验收等等一系列步骤和环节。他们还担心政府的一些部门一旦有了钱和花钱的权利，就创造了很多腐败的机会（rent seeking）。所以萨默斯在最近的《华盛顿邮报》（2008年12月28日）中说，政府在执行这次的财政刺激政策中要空前的透明，接受国会和公众的严格监督。如何快速有效地花钱使经济学家们大动脑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Martin Feldstein撰文说，应该增加国防开支，补充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损耗的军用设备和物资储备，这样既可以在短期内利用过剩的军备产能，增加政府开销，也可以加强长期的国防安全。根据凯恩斯理论，所有新增加的政府开支应该是一次性的，经济一旦好转刺激政策就没有了。增加政府工作人员或部门会永久增加政府开支，不符合凯恩斯理论。相信“小政府”的保守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经济教授EdwardGlaeser，担心奥巴马政府会利用暂时的经济危机制造永久性的“大政府”。Glaser教授更倾向对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直接减税，这样既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增加消费，又可以避免“大政府”和官僚带来的浪费，拖延和不可避免的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哈佛大学环境专家Michael McElroy教授建议对所有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建筑物增加保暖设施，节约能源，增加能源使用率。他认为这是花钱快，见效快的好方法。1月27日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研究表明，国会讨论82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的第一部分3656亿美元当中，只有8％的预算在今年花出，32％的预算在2010年花出，大部分会在2011年及以后的几年花出。（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和研究很有权威性，因为专业性很强而且不受政治党派的影响。）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本身很有可能在2011年左右恢复到危机以前的状态，不再需要财政刺激了。奥巴马政府财政刺激策略在和经济本身的复苏周期赛跑，结果如何还需拭目以待。四十四、 美国经济危机的两个成因费尔德斯坦曾在里根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美国的危机源于资产价格和借贷杠杆过高，但他相信美国经济会恢复繁荣波士顿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一场雪还没化，甚至路面还没来得及打扫干净，紧接着又是一场雪。路边的残雪堆积如山，勉强给行人打扫出来的小路大多又覆盖着一层冰，中午时融化一部分，夜里再冻一层。人们步履谨慎，小心翼翼，常常绕道而行。美国经济的坏消息也像是波士顿的冬雪，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何时会见底。在这冰雪覆盖的严冬，哈佛大学于1月28日开始了春季课程。经济系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1982-1984），他照例给本科生开一门课，讲美国经济政策，很受学生欢迎。以前和他合讲这门课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effrey Liebman教授已经进了奥巴马政府,成了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第二号人物。“我们可以看看，他以前在这门课中教的和他在政府中做的是不是一致。”费尔德斯坦说。Liebman的授课部分会由其他三位教授顶替。长期前景良好简短地介绍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之后，费尔德斯坦切入了正题。他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2007年以前的五年中，主要经济指标都显示，美国经济非常健康：年均GDP增长3.1%，低通胀高就业（失业率仅仅4.6%），联邦政府赤字大约是GDP的1.5%。“这样的大好形势不是偶然的，而是和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息息相关。”费尔德斯坦说，“当然，当时也有一些隐患，大约7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占GDP的5%）和人口老龄化给国家预算带来了负担。”相比之下，现在的失业率是7.2%，有人预计失业率会达到9%，甚至10%。失业率从4.6%增长一倍，意味着大约700万美国人会失业。2008年第四季度，GDP下滑3.8%，而且面临通货紧缩（deflation）的危险。通货紧缩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给美联储带来难题。当美联储减息时，其真正想做的是减少真实利率，通货紧缩只会增加真实利率。二是对贷款人不利。通货紧缩增加了债务的实际价值。一般来说，走出经济衰退大约需要8到12个月的时间，但这次衰退从2007年12月份算起已经经历了13个月，所以很有可能需要24个月的时间，还有人认为需要更长的时间。尽管美国现在是一个病人，费尔德斯坦相信，美国仍然可以再现2007年前良好的长期经济增长势头。危机缘何爆发？应对经济衰退，通常主要用货币政策。但由于这次危机的一些特点，仅靠货币政策已经不够，财政刺激必须起主要作用。在费尔德斯坦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上的变化。他说，经济衰退经常是由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当美联储由于各种原因判断有通胀的趋势，然后提高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经济随即冷却，甚至衰退。但这次危机的起因不同。美联储的利率一直很低，却爆发了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费尔德斯坦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资产价格过高，资产管理的专业人员出于行业竞争的压力和低利率的大环境，过于追求仅仅高几个百分点的回报，从而低估了风险，压低了风险差异（risk premium，即风险投资和无风险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异，后者通常指国债），抬高了资产价格。追求高回报是专业资产管理人员的本职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高风险，高回报。如果没有高回报，投资者就会把钱放在其他资产管理公司。而且，这些专业人士常常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一旦资本市场有风吹草动，自己会比别人跑得快，“只要按电脑上的一个键，马上撤资。”但他们的风险机率中有一部分是尾分布（tail distribution），也就是说，他们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但一旦失败，损失会极大。这就像保险公司卖地震保险，地震的发生频率很小，一旦发生，损失很大。保险公司在很长时间内的收入都会非常可观，公司的高管层都会收入颇丰。因为出现损失的时候，主要是股民的损失，所以高管层有很大的动力去追求高风险。二是借贷比例过高。一些投资银行的资产和股本（equity）的比例是30比1。也就是用每一块钱的本金借了29块钱。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杠杆效应会带来超乎寻常的高利润和高收入；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只要资产价格下跌4%，公司就会资不抵债。这次危机的爆发点是房地产市场的次贷风波。从2000年到2006年中期，房产价格增长了60%。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增长势头会持续下去，于是你争我赶地买房，或者从小房换大房。再加上布什政府在本世纪初鼓励拥有房产（ownership society），银行借贷系统通过降低房贷门槛，减少首期付款，然后把房贷打包分割证券化，再转手销售。于是，原本买不起房子的人也成了房主。当他们不能如期偿付贷款时，一系列连锁效应发生了。那些拥有房产抵押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金融机构首先受损。巨型投资银行先后被收购、倒闭、转型。资本市场马上出现信贷紧缩，流动性减少，价格很难确定。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能确定自己损失了多少投资，还有多少本金，更无法融资。信贷紧缩导致与房地产不相干的证券价格下跌，股票市场普遍遭到重创。房产价格从2006年中期的顶端到现在已经下跌了25%，股市从峰值下跌了40%。美国人从房地产中损失了4万亿美元，从股市中损失了8万亿美元。美国人的财富转眼间减少了12万亿美元。一般来说，财富对消费的影响是4%。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要减少将近5000亿美元。房地产业本身已供大于求，还要减少大约2000亿美元的房屋生产。这样，总共会减少7000亿美元，这会导致GDP会负增长大约5%。1月30日数据显示，美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的GDP比第三季度下滑3.8%，小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5%,原因是库存增加，生产减少的还没有像需求减少的那样快。这意味着美国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会更加糟糕。有经济学家认为，房产价格还有15%的下降空间。这一预测如果真的发生，那么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房主（大约1200万个家庭）会发现，他们房子的贷款大于他们房子的市场价格，他们每个月要付的房贷大于他们出租差不多的房子的租金。他们会更有动力拒付房贷，迫使银行没收房子（即foreclosure）。2008年银行没收的房子数量比2007年多了一倍。市场上的银行没收的房子增加了房屋供给，再次压低房价，加速恶性循环。房价在去年一年就降低了18%。没有追索权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以前的《哈佛笔记》中没有强调过，即美国的房屋贷款与其他国家有法律上的区别，美国更加注意保护借钱人的利益。美国的房屋贷款几乎都是没有追索权的（non-recourse loans），也就是说，如果借款人拒付每个月的房贷，银行只能把房屋收回来，不能从借款人的其他收入中截流。即使有个别州的房屋贷款是有追索权的（recourse loans），美国的个人破产法也基本保证了借款人的利益，这就给借款人更大的动力拒付房贷。我们可以试想，在2003到2006年间，那些只付10%、或5%、甚至更少的首期付款的人，在房价普遍下跌25%的时候，他们的贷款远远大于房子的市价。当他们发现，用小于他们每个月还银行的按揭款可以租到差不多的房子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放弃他们的房子，让银行拿去。即使他们并不穷，每个月还有不错的收入，他们也愿意选择放弃房子。因为房屋贷款是没有追索权的（non-recourse loans）,银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用每个月的收入租房子或做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办法。更严重的是几年以前，银行为了鼓励人们买房子，发明了一种“2－28贷款”：前两年付很少的贷款，从第三年开始每个月的房贷骤然提升，弥补前两年的低息贷款，旧账新账加在一起。如果房价持续上升，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即使第三年支持不住每个月的房贷，房主还可以把房子卖了，赚一笔钱走人。但是现在房市垮了，那些有“2－28贷款”的人有更多的理由拒付房贷（无论付得起还是付不起），让银行没收。正是这些原因，德意志银行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俄亥俄州一个小城镇的最大的房主。所有和房产有关的银行都面临同样的命运。这些房产抵押证券又被切割打包，按不同等级卖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卖给无数的投资者。于是无数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男女老少，有经验的，没经验的——全被卷了进去。危机从银行扩展到所有的金融机构，又从金融机构扩展到非金融机构，从房市扩展到股市和所有资本市场，又从资本市场扩展到实体经济，一发不可收拾。无怪乎费尔德斯坦在开课伊始就说，“现在讲美国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刻，也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时刻。”四十五、 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是管理经济的主要工具，货币政策比财经政策更好用，但在这次经济衰退中，仅用货币政策已经不够，财经政策应起主作用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继续从上节课的经济危机讲起，重点讲货币政策。比起以往的经济衰退，这次更为严重，不但程度更深，而且波及面更广。要阻止衰退，仅仅用货币政策已然不够。美国的储蓄率已从一年前的负值提高到了现在的3.6%，消费已经下滑，财政政策应起到主要作用。费尔德斯坦把财政政策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看。在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前，基本上没有“财政政策”的说法。政府和经济管理是两码事，政府不介入经济管理，公众对政府也不会有这些期望。政府很“小”，在1920年代，政府财政大约是GDP的3%（现在大约是20%），而且基本保持财政平衡（支出等于税收）。费尔德斯坦意在说明，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是管理经济的主要工具。政府运作与经济管理分开，公是公，私是私，是美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这和那些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的国家截然不同。前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提出7000亿美元的挽救坏账计划（Toubled Assets Recovery Program，TRAP），他只能通过各种方式给银行注资，希望他们继续贷款，但不能要求他们贷款。于是就出现了银行有钱，但仍然不贷款的现象（惜贷）。如果政府要求他们将公款贷出去以刺激经济，以后出现坏账，是谁的责任呢？假如公共空间影响到私人或私营空间，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媒体会不惜篇幅地报道。2月10日，新财政部长盖斯纳（Timothy Geithner）就如何使用TRAP的第二阶段资金发表讲话，之前，他顶住了奥巴马政府内部政治顾问的压力，拒绝过度干涉接受公款的银行的内部事务。美联储的双重任务费尔德斯坦说，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宗旨有些不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明确规定，欧洲央行的任务就是稳定物价。当然，有经验的央行领导班子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也会考虑到就业率对经济的影响。相比之下，美联储的任务更加明确，是双重的，既要稳定物价（低通胀），也要促进就业率回升到自然就业率的水平。面对双重任务，美联储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就是影响利率的变化。“当然在这次危机中，美联储也动用了不同寻常的工具——直接进入信贷市场，但这是特例。”费尔德斯坦补充说。美联储还可以通过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储备率而影响货币供给，但其主要政策工具就是通过买卖国债来影响基础利，即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这是银行间隔夜借贷联邦基金的利率。“我们从报纸中读到，美联储把基础利率制定在百分之几。但美联储并不是直接规定这个利率，而是通过买卖国债来影响这个短期利率以达到他们设想的理想空间，或理想利率。这个利率目前是0到0.25%。美联储已经没有降息余地了。”费尔德斯坦说。利率的作用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好用，费尔德斯坦解释说，第一，决策迅速。每六个星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就会开一次会，审视目前的利率是否合理，然后很快作出决定。第二，政策变化幅度小，方向灵敏，影响柔和。根据经济形势，利率的变化可以是微乎其微，仅几个基点。当经济形势有变化，利率的方向可以随即调整。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动辄就是几千亿美元。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刚性很强，很容易出现“一刀切”和浪费的现象。第三，货币政策的制定独立于政府，直接向国会负责。利率是通过影响库存成本、固定资产投资、家庭贷款（尤其是房子贷款）、房市股市价格、消费、储蓄、美元汇率、通胀预期等方面来影响经济生活的。美国这个社会忌讳命令（order），更倾向引导、诱导和影响（give incentives and influence），让经济个体酌情而定。基础利率就是一个引导和影响经济生活的工具，而基础利率不是机械规定的，而是美联储通过买卖国债而达到的理想空间。当通胀上升，收入和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贬低，美联储提高利率抑制通胀。但这也有成本：经济冷却，失业率升高。但是经济冷却到什么程度？失业率要升高多少呢？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得与失（tradeoff）的计算和比较。耶鲁大学教授奥肯（Arthur Okun）在1963年发明了奥肯定理（Koon's Law）：暂时提高一年的失业率从1%到1.5%，通胀会长期减少1%，GDP在同年减少2%到2.25%。所以要减少通胀2%，例如从4%降到2%，我们要承受失业率升高1%到2%；GDP在一年中减少4%到4.5%的代价。但是通胀的减少是永久的，失业和GDP的减少是暂时的。如果在今后的几年，真实GDP的增长率是每年1%，那么大约五年以后经济会恢复到以前的程度。这样的抑制通胀的成本值得付吗？这取决于决策者的价值判断。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John Taylor发现，在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领导下的美联储在1987年到1997年的时间段里，基础利率基本都满足以下的公式（Taylor Rule）：基础利率是通胀率，加通胀率高于理想通胀率的一半，加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也可以用GDP实际增长率高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的一半，再加2%。这个简单的公式基本适用于描述美联储在2000年以后的基础利率，实际基础利率与这个公式的预测相差无几。但是从2001年7月到2004年底的实际基础利率却远远低于这个公式的预测。这是为什么呢？且听下次分解。四十六、 格林斯潘为何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费尔德斯坦认为，因为格林斯潘更担心的是通缩，而非通胀。他还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次课，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接着讲货币政策。费尔德斯坦说，如果用泰勒规则（Taylor Rule）去检验，可以发现，美联储从2001年7月到2004年底的实际利率远远低于用泰勒规则计算出的利率。泰勒规则是简单常用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一，由泰勒于1993年针对美国的实际数据提出。泰勒规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其从形式上看来非常简单，但对后来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实际利率这么低，格林斯潘领导的货币政策班子是怎么想的呢？费尔德斯坦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格林斯潘担心通货紧缩的程度比担心通货膨胀的程度要大的多。中央银行在抵制通货紧缩时，由于受到零利率的限制，政策伸缩空间有限。一旦通货紧缩发生，真实利率上升，即使美联储把基础利率降得再底，利率也不可能是负数。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对中央银行来说更棘手。此外，未来的经济走势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只能对每种形势的发生机率和发生的后果及影响有个大概的估计。对后果和影响程度的估计是很主观的，格林斯潘称其为基于风险的方法（risk adjusted approach或risk based approach)。这种分析将货币政策锁定在今后经济的自然走势是通货紧缩的假设上的。这就好比出门是否带雨伞的决定。没有人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或何时下雨。即使有20％的可能性（这基本是客观的），一个保守的人也会带雨伞出门，因为被淋湿的后果对他来说太惨重了（这是主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费尔德斯坦并不反对在制定货币政策中这种带有部分主观色彩的决策方式，但认为当时格林斯潘应该也考虑到资产价格过高的因素，适当提高利率防止泡沫产生。当问到美联储是否应该将双重职责（稳定物价，促进就业）明确扩展到三重职责，也包括资产价格，费尔德斯坦回答说不应该，中央银行不应该像瞄准通胀那样瞄准资产价格，而只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考虑进去，同样的，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应该考虑进去。接着，费尔德斯坦在黑板上画一条长期GDP沿时间增长的直线，斜率为正，代表经济长期向上走的总趋势，然后围绕这条直线画一条蜿蜒曲折的曲线，代表GDP经历经济周期的实际走势。据说，费尔德斯坦和经济系的库柏教授（Richard N. Cooper）是两个惟一上课不用PPT的教授。费尔德斯坦除了教这门“美国经济政策”课以外，还教一门公共财政的课程（Public Finance）。公共财政课的运算量较大，技术含量也比这门课大。他时常把手写的数据和证明复印后，下发给学生以节省课上时间，补充大量板书。总的来说，费尔德斯坦的课程数学难度都不大，高中的数学水平加上初级微积分即可，但要吃透他的思想并不容易。学生一定要概念扎实，思路清晰，最好还要对公共政策有感觉，这对19岁到21岁的本科生来说实属不易（选这门课的学生大多是大二大三年级）。费尔德斯坦和库柏一定也知道人人都在用PPT，但他们似乎觉得老式的教学方法丝毫不影响思想和知识的传递，黑板粉笔就够了。正是因为学生没有老师的PPT，随时可以在课外翻阅，上课的注意力要尤其集中，没有分秒的空闲。各种缩写，各种省略，各种因果关系，全部靠学生积极主动迅速地记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费尔德斯坦和库柏都是哈佛经济系70岁上下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库柏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费尔德斯坦则是坚定的共和党派。他们思考问题（尤其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的视角不同，政见常常向左，但他们严谨的作风，求实的态度是一样的。费尔德斯坦在1982到1984年间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他并没有因为服务于里根政府而赞同其大量的财政赤字。因此有一幅漫画，里根总统组织高层官员参加政府工作会议，只有费尔德斯坦一个人提着公文包站在门外，无可奈何地说，“我所要说的仅仅是，我们如何才能偿还这么大的财政赤字呢？”费尔德斯坦说，经济增长很重要，更确切地说是人均GDP的增长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哈佛经济系另外一位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在他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影响》中（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解释。美国GDP从1960年的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1万亿美元（以2000年美元计算），与此同时美国人口从1.81亿增长到2.97亿。这意味着GDP平均年增长3.4%，人口平均年增长1.1%，生产效率平均年增长2.3%。1%、2%、3%，看似都是很小的百分比，但长期“增长滚增长”的效果（就是俗语说的“利滚利”和术语里的复利）是惊人的。这使得人均GDP，即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45年中几乎增长了2倍（从每年13846美元到每年37252美元）。费尔德斯坦进而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他的分析比较传统（库柏教授在这方面的见解更加独特，见以前的《哈佛笔记》）。生产总量（GDP）是人工，因为净投资等于总投资减去折旧，也等于国家储蓄和国际资本的净流入；GDP与投资呈正相关，投资与储蓄呈正相关，所以经济增长就与储蓄呈正相关。这种分析框架使储蓄显得尤其重要。费尔德斯坦再分析储蓄的组成。国家储蓄（national savings）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分构成。美国的家庭储蓄历史上在7%到8%左右，前几年降到了零甚至是负数，由于经济危机，人们减少开支，现在上升到3.6%，而且会继续上升。企业的储蓄，即企业利润，在经济危机前很好，但今年的情况会很糟。政府储蓄，即税收减去花销，在费尔德斯坦看来，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因为美国赤字严重。费尔德斯坦如何解析美国政府的账本，见下周笔记。四十七、 费尔德斯坦眼中的美国巨额财政赤字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将在万亿美元以上，美国的国债总数已超过10万亿美元，费尔德斯坦对此非常担忧，但他也认为，今年华盛顿的刺激方案与以往不同，是必不可少的“扶着你们的椅子坐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提醒大家。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18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3％（去年还是3.2%），而且这还是奥巴马的7870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获得通过之前的数据。费尔德斯坦本人对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非常担忧，难怪他会警告学生不要听了以后惊倒在地。基本概念费尔德斯坦的这堂课讲美国的财政政策。上课伊始，他先澄清几个基本概念。美国的财政年与日历年不同，是从每年的10月1日到下一年的9月31日。财政年2008年结束于2008年9月31日。我们现在是财政年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是每年国债增加的流量（flow），国债是国家债务多年累计的总量（stock）。财政赤字汇总（unified budget deficit）包括预算内（on budget）和预算外(off budget)两大项。预算内是指受“政府”控制的税收和财政支出。预算外是指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等，根据法律必须支出的，不受“政府”的影响。这里的“政府”指的是政府的行政机构（the administration north executive branch）。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支出数量是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公式、计算规则）机械执行的，不受政府的意旨所改变。费尔德斯坦使用的数据是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简称CBO）在奥巴马签署最新的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之前的数据。CBO独立于政府和党派，一般来说其数据更加客观公正。天文数字200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是455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费尔德斯坦显得忧心忡忡，“而且这还是在（保尔森的7000亿美元）TARP（Troubled Assets Recovery Program）和现在国会讨论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前。”相比之下，美国2007年的财政赤字小得多，是GDP的1.2％。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18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3％（去年还是3.2%），而且这个数据还是在国会通过奥巴马的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前。再加上借贷2040亿美元―――这部分债与赤字不同，指的是美国政府买的资产，例如在扣除可能的损失之后的房贷抵押债券（MBS）。所以公共持有的国债总量（Debtheld by public）从财政年2008年底的58030亿美元增长到71930亿美元；按GDP的百分比来说，从40.8％猛增到50.5％。公共持有的国债总量不包括美联储、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和其他国有机构持有的国债。美国公共持有国债占GDP的一半以上，而且还要随着奥巴马2月17日签署的7870亿美元救市法案而增加。只要国债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国债占GDP的比例就会增加。2009财政年，在扣除由于经济周期缘故而增长的赤字（cyclical adjustment）和由于会计标准的要求将一些未来可能的损失折合进赤字的部分，目前的实际财政赤字是51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6％。“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费尔德斯坦强调，“一般来说，这个数字应该是在1％到2％之间。”政府赤字之辩他对凯恩斯在经济萧条时增加政府开支（赤字），提高就业把经济带入良性循环的理论持怀疑态度。他说，除非政府的赤字是用来投资，创造资产（assets），否则就是消费掉了,那样只会增加国家债务，加重子孙后代还债（和利息）的负担。即使在利率很低的情况下，例如2％，5000亿美元的赤字就意味着每年增加10亿美元的利息，增加税收来付利息又意味着扭曲市场本身的激励机制。在他的另一门公共财政的课中，他对这种扭曲带来的福利损失有大量的计算。美国的总共国债（公共持有的加上政府机构持有的）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在美国联邦政府总税收的2.5万亿美元中，大约2000亿美元，即8％，是用来付国债利息的。费尔德斯坦说，政府赤字（如果不是用于投资）用掉了现有资源，挤占了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所以财政赤字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债务负担，减少了资本积累和今后的资本回报。但他也坚持，今年华盛顿的刺激方案与以往不同，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在没有钱但还需要花钱的时候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借钱。哪种方法比较好呢？在“全就业”的前提下，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更好，但不适用于目前失业率上升经济退缩的情况。哈佛另外一位经济学家Robert Barrow主张，在政府需要增加一次性固定花销时（例如战争），借贷比增税更好，因为增加税收会扭曲市场本身的激励机制，导致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而福利损失与税率的平方呈正比，增长太快。但费尔德斯坦仍然强调政府借贷会挤占私有投资，而私有投资更有价值。当国家债务成山，政府有很大动力通过提高通胀率使债务贬值。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发放的是长期债务还是短期债务。如果是30年的长期债券，那么购买者承担利率风险，例如通胀带来的利率变化。如果是短期债券，每次政府借钱的利率都已经包含了目前通胀率和对近期的通胀预期，政府基本占不到通胀的便宜。四十八、 凯恩斯理论的利与弊费尔德斯坦认可凯恩斯的总体思路，但认为，财政政策只有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经济前景非常黯淡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任何人讲财政政策，都绕不开凯恩斯1936年写的《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的最根本解释就是总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首当其冲，通过赤字加大支出，带动私人领域的投资和消费，使总体经济走出萧条困境，进入良性循环。政府的支出在经济循环中有放大效应，即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费尔德斯坦教授并不反对这种总体思路，但对于继承凯恩斯思想的宏观经济学家们，他并不是那么认同。在凯恩斯的基础上，他的门徒们研究出了一整套缓解经济周期（反经济周期）的技术性很强的模型。他们希望通过度量各种指标，掌握经济的“健康程度”，预测未来走势，调整政府支出的数量，在经济即将过热时降温，在即将过冷时升温（萨默斯常说的“getahead of the curve”，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研究数据和构建模型方面精益求精，像医生治病人那样，力求在最合适时间给病人最适量的药剂，而且他们为此引以为荣。费尔德斯坦则认为，这些人走了极端，过高的估计了财政政策的使用范围和实施效果。首先，政府支出的扩大效应在经过多次数据检验以后证明在1.5左右，远远小于以前想象的4到5；政府减税的扩大效应就更小了，在0.8左右，因为省下来的税收，人们并不是全都花了，而是会储蓄一部分，或用一部分偿还以前的债务。其次，增加赤字对债券市场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人们预计国家的总债务从长期来看堆积如山，长期的债券利率要提高，这将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长期投资，同时也会提高近期的短期利率，降低短期投资。这就是国家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其三，在民主国家，运用财政政策的程序复杂，时间消耗太大。认识到使用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就需要时间，政府还需要时间制定财政政策，国会更需要时间审议、修改、通过，执行起来更是缓慢。“等到真正大规模执行起来，经济本身早就复苏了，财政政策只会加速通胀，制造下一个泡沫。”这是保守派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的典型指控。美国目前的形势正是这样：各级政府都在寻找现成的项目（shovel-ready projects），想快速把钱花出去，但花钱速度和项目质量又是矛盾的。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在经济衰退中为平衡各种矛盾忙得不亦乐乎。其四，即使那些在凯恩斯思想的影响下以建立模型，解释数据为荣耀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任何数据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形势及其对策的判断更是如此。所以，费尔德斯坦总结说，财政政策只有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经济前景非常黯淡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凯恩斯理论及其门徒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经济学主流。费尔德斯坦说，他们过于关注失业率，导致了需求过剩、通胀盛行；他们过于强调短期效应，即走出经济衰退，而忽略长远利益，即资本的积累；他们忽略了人们生产的动机和动力；他们一直担心储蓄过多，鼓励消费，所以他们主张对储蓄的利息和投资的利润征税，而不是对消费征税；他们过于相信政府正面的作用，主张积极地利用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做好事（government activism），而忽略了政府一般来说效率低下，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抢占私有空间。鼓励储蓄对GDP有双重作用：储蓄多了，消费就小了，GDP就减少；但与此同时，储蓄多了，投资就有增加的可能，而投资增加，GDP就会随之增加。那么储蓄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两个相互抵消的作用谁大谁小；而且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这两个作用不是同时发生，而是有一个时间差。储蓄增加的同时消费就减少，与此同时，GDP就减少。但储蓄转化成有效的投资还需要时间，投资变成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就更需要时间。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是经济学家之间又一个分歧。费尔德斯坦更倾向于强调储蓄的重要性。他说，为了缩短储蓄变成有效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时间，一系列的税收政策，社会公共政策（例如退休金、失业保险和各种社会保障政策）都要与之相适应。他的另一门课“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or“Public Sector Economics”）正是从这一个视角出发检验各种公共政策的效果。凯恩斯强调总需求的思路（demand management）和保守经济学家截然相反。保守经济学家的着眼点一般是总供给；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总量。这种思维的一个版本就是里根时代的“供给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供给派经济学把总供给（或总生产，GDP）看作是资本、人工和技术的函数。这些经济学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立足于如何鼓励投资（进而储蓄），增加资本积累，鼓励参加工作和各种技术创新以提高劳动效率。他们一般主张“小政府”，相信个人、企业家才是如何利用资源的最好的、最明智的决策个体。政府只需要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严格和公正的法律评判体系和程序，轻赋税（仅仅够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了，其他的靠市场本身——人们的“动物本能”－都可以解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原文就有这个意思，“除了和平的环境，严格和公正的法律评判体系和程序，轻赋税，几乎不需要其他什么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富裕祥和的国家。”“轻赋税”在供给派经济学家看来就是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的税收政策，几乎没有杀富济贫的思想。这些经济学家为了长期的低通胀效果，宁愿愿意承担短期的成本——相对来说，较高的失业率。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呢？费尔德斯坦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在货币政策几乎不起作用，基础利率已经接近零，信贷市场几乎冻结，流动性仍然很小，而且总需求由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暴跌（股市损失8万亿美元，房市损失4万亿美元）急剧缩小。费尔德斯坦估计总需求减少的程度大约是7500亿美元。他认为奥巴马2月17日签署的7870亿美元的方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还远远不够填补总需求的减少，而且因为这套法律的一些特征，使财政刺激的扩大效应非常小，甚至小于1。但是他说，目前长期真实国债利率仍然很低，这说明美国国债仍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仍然有人在大量买进。虽然787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不能很快花出去，要等到2010年甚至2011年才花出去，但对经济复苏仍然有帮助。四十九、 中美如何合作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提出，中美合作有必要提到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工作日程的最前列，他还提出了九点建议全球气候变化是个大课题，中美两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如何以两国最高层领导人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合作应对气候挑战？2月3日，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这个话题做了一个讲座，题目为“加强中美合作以缓解气候变暖”。李侃如同时也担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外交政策访问学者。李侃如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1998年－2000年），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非常熟悉。这次讲座的内容来源于他的新书《克服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中的困难》，书是与布鲁金斯学会的DavidSandalow合写的。他说，他的书以中英文同时出版，希望影响高层决策者。全球难题李侃如首先说明，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紧迫但又非常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三四年前被科学家认为均值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最保守的估计，以前被认为是最悲观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均值。现在不努力解决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环境破坏会愈演愈烈。但是解决气候问题非常困难。问题是全球性的，但决策个体是国家政府；成本是现在支出的（先任政府），但好处是很多年以后的（后人的政绩）；努力是区域性的，但好处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区域的（由于风、空气的流动性）。所以，我们现在的体制不适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美国的医疗体制，每个人都承认现在的体制失灵了，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谁也改变不了现在的体制，解决这类棘手的问题。中国和美国是排碳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各占世界的20％以上。从20世纪初算起，美国的排放总量是最大的，但现在每年的排放量已经基本停止增长了。中国历史上的排量很小，但每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可观。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减排工作，例如每升汽油的里程数要求很高，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力度不够，动力不强。美国的情况正相反，联邦政府的动力不足，布什政府尤其如此，但地方政府在减排方面做了很多努力；30多个州都在各自执行《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但由于没有州与州之间的协调，标准不一。由于缺少最高层的合作和协调，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努力知之甚少。所以美国国会的声音经常是，“如果中国不减排，我们不能单方减排。如果我们单方减排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上升；我们的产品价格上升就意味着失去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惯性思维则是，美国从长远来说不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所以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减排就是其中一个理由。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才是“现代化”，美国不能阻止他们追求现代化。（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中国还指出，美国1985年制造“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让日元大幅升值，就是要阻止日本经济赶超美国。）于是，每个国家都用对方国家努力的不足来证明自己不努力或少努力是无可厚非的。九点建议那么，在后京都条约（postKyoto Protocal）的环境里，中美两国高层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合作达成一些框架性协议，这对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会有很大帮助。所以，在李侃如看来，减排方面的合作是最认真严肃的合作，而且有必要提到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工作日程的最前列，而这需要两国有意识地减少长期潜在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他回忆说，在白宫工作期间，克林顿总统让他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是：对任何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都是国内问题；当你的政策建议有悖于他想解决的国内问题时，无论你的建议多么入情入理，他都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所以，任何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都必须是构建在领导人对国内问题的理解之上的。对此，李侃如向两国高层领导人提出九点建议。第一，双方领导人都公开承认对方的视角是合理的。美国领导人要承认美国历史上的排放总量是巨大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才刚刚起步，人均排放量还很小，中国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美国不能够也不应该限制中国的增长速度。中国领导人要承认气候变暖的深远影响和严重后果；承认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着想，从现在做起，努力减排；承认美国已经有成熟的设施和汽车市场，要为减排重新设计，卷土重来，成本高昂。第二，建立清洁能源，节约能源的框架协议，将气候变化和减排作为能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第三，着重建立两三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具有示范效应。中国外交部的口径一直是，“你们出钱，出技术，我们用你们（国家）的钱买你们（私营企业）的技术减排，你们享受保护环境的好处。”这种想法在美国国会是绝对行不通的，不能落实任何事情。李侃如说，当他和中国科学家交流时，他们的口气和角度都非常不同，更实际、更具体、更有可行性。第四，强调合作开发技术。美国有处理二氧化碳的一些基本技术，如固碳技术，但还没有很多实战经历和经验。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需求和市场，所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果政府能够牵头，带动私人投资，形成公私合作的模式，那么潜力无限。而且这不是“你给我一点好处，我给你一点好处（give-and-take approach）”的简单交换，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第五，加强地方与地方的交流与合作（例如，中国城市与美国城市之间），分享成功的经验，效仿成功的做法。第六，帮助中国加强执政能力，促进信息从中央到地方五层政府之间的流动，增加透明度，让中央政府真正了解实际需要和运作中的问题。第七，在国际谈判中，努力寻找中美之间的共同点。例如，为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今年秋天之前达成一些原则上的共识，那么就会增加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可能性。这种共识可以包括一步步的减排步骤，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设置在某年某年之前的减排目标。第八，利用已有的协议。例如，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第九，在中美双边峰会上，把清洁能源放在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今年中美首脑在四五个多边国际会议时有机会见面；他们通常在会议期间安排大约有一小时的双边会谈机会。如果能把气候能源问题列入谈判日程，那么就会加快中美达成原则共识的速度，为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做好准备。同一天的早些时候，李侃如在美日关系系列讲座中，谈到奥巴马在亚洲的政策与挑战。他说，虽然亚洲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基本没有提到对亚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我们只能看出他不排外的（inclusive）、商议性的(consultative)、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实际的外交风格。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到的外交政策，都是以国际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他在气候变化，反对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消减贫困等方面的主张。但是美国外交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都是按照地域或行政责任划分的，不是按照这些国际问题划分的。所以，奥巴马对某个国家的具体外交政策还很难确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际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目前，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好国内的经济危机，加快经济复苏，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帮助。五十、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环境是公共产品，很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21世纪的人们已经愈加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洁环境的价值和治理环境的成本。这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产品价格只反映了其内部的经济成本，但没有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即对环境的污染，或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环境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很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 problem)的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如何使产品价格体现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总和；谁承担成本、谁享受好处都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任何政策选择和取向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影响一大片人的经济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呢？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完开放经济部分（美元与贸易赤字）以后，请来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温思（Robert N. Stavins）来讲环境问题，一共四堂课。斯达温思于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斯达温思开门见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学生介绍，经济学家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并如何利用经济学框架及理论帮助设置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他原以为每节课有90分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大多是90分钟一堂），走进教室以后，助教才告诉他只有55分钟，所以不得不消减他准备好的30％以上的内容。即使如此，最后一节课讲气候问题时，他也只能蜻蜓点水，非常仓促。两个层面介绍任何领域都是从定义和分类开始的。讨论环境污染有两种层面：一个是时间层面，一个是地域层面。从时间层面上说，污染排放量在任何一个时间都等于存量加增量，减自然分解或消失的部分（decay）。二氧化碳在空气中会存在几十年，所以一般来说，只考虑它的存量和增量。从地域层面上说，有的污染源只是就近污染，对附近造成危害，例如一氧化碳。有的污染源会传的比较远，对较远的区域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硫和酸雨。我们时常会看到有的工厂的烟筒建造得出奇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想让排出的废气影响周围的空气质量，而希望把二氧化硫等废气排入高空，随风带到更远的地方。还有的污染源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温室效应的气体。解决这种污染很棘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搭便车”的问题：没有为减排付出努力，却可以享受到别人减排使得空气清新的成果。思维框架经济学家总是考虑，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根据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我们得出结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总收益最大。具体到环境问题，当减少排污的边际成本等于减少排污的边际好处时，减少排污的好处总量最大。但是，减少排污的好处很难定义，更难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就把问题加以转换，变为如何减少减排成本的问题。衡量环境政策手段（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的好坏，有多种标准：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作决策需要的信息；执行和监督的力度有多大；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政策是否有随科技变化的灵活性；分配经济和环境影响时的公正性如何（谁多承受成本，谁少承受成本；谁多享受好处，谁少享受好处）；政策的目的和性质是否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给公众等等。现在假设我们只考虑一种污染源，而且污染源是均匀混合的，例如二氧化碳。每个排出二氧化碳废气的厂家都有非常不同的随减排量而变化的成本结构，他们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减排的成本曲线是什么样的。假设政府的政治任务是减排x立方米，这个减排指标应该如何分配呢？如果把这个指标平均分配给所有产生这个污染源的厂家，表面看起来，每个厂家都是平等的，但问题是这种办法没有把每个厂家不同的减排成本考虑进去，所以整体来说，这不是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成本最小的方法。直觉告诉我们，那些减排成本更小的厂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成本更大的厂家承担更小的减排任务。数学证明显示，只有当这些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一样时，各个厂家的减排成本之和是最小的。行政命令与经济手段这种方法与其他环境政策手段有什么不同呢？通过行政命令达到环保目的的方法有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一刀切”，不灵活机动。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必须使用的技术标准（technology standard），例如每个汽车上都必须装有废气监测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监管容易，坏处是不能直接地达到目标；而且只能用现在的技术，不能够灵活地随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不是最经济划算的。另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业绩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即根据技术指标，看看各个厂家是否达标。一般来说，这样做都不是成本最小化的，因为政府没有办法知道厂家减排的成本曲线。如果政府询问他们，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本结构，他们肯定也会说，减排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所以这不是最好的方式。经济学家更倾向，通过给予经济鼓励政策（economic-incentive approach），让经济个体酌情而定，从而在整体层面达到减排目的。经济学家通过两种方式改变经济个体的决策动机，一种是对排污征税，也就是经济个体要向政府购买污染环境的权利；另一种是限制排放总量，经济个体之间可以自由买卖排放配额（cap-and-trade system）。前者是通过征税，调整价格（price control）；后者是通过配额，调整数量（quantity control）。假设政府对每单位数量的污染征税额为t，那么每个厂家就要选择排放多少污染和自己解决消化多少污染。每个厂家的目的是使缴污染税和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之和最小化。数学证明显示，每个厂家都会选择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t时所相对应的减排数量。通过设置t，政府使所有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相等了，所以通过征税减排可以达到成本最小化。而且当有新的科学技术出现时，厂家有动力采用新技术以减少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和污染税。这和行政命令有显著区别。五十一、 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比较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各有利弊，经济智囊们就是要在一大堆的可能性中，比较权衡，拿出思路政府征收污染税也面临许多问题。首先，税率如何设置。如果税率太高，减排的数量就会超过政治任务的规定。如果税率太低，就会完不成政治任务。所以需要时间试着对税率进行微调，使减排数量达到理想空间。这也说明如果采用征税的办法，对减排数量就不能规定的太死。其次，对于私有经济个体来说，这样做的成本可能比简单完成行政命令的成本更大，他们会把这些成本直接加到消费者头上。第三，那些提倡环保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也不愿意看到有污染税的专项。他们更喜欢谈论环保的好处和重要性，不愿意涉及环保的成本。第四就是美国的政治环境，人人都不愿意看到或谈到“税”这个词，因为它代表国家机器强权的一面，人人反感。每次征税或增税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掩盖“税”的实质，提高可执行、可操作性，经济学家又想出了另外的办法：控制数量，让价格浮动。这就是配额交换制度（cap-and-trade system或tradable permit system）。有理论证明，无论配额在最开始是如何分配的，通过个体自由交换配额，在最终的平衡点（没有人再买卖配额了），总体而言支付的减排成本相对于减排数量来说是最经济划算的。但配额的最初分配办法还是有故事可讲。1989年美国参议院商讨是否要通过清洁空气法，其中用到这种配额交换制度。俄亥俄州（Ohio）的议员极力反对，因为俄亥俄州有很多煤电厂，如果法案通过，他们必须花重金从其他州的厂家购买配额。为了得到俄亥俄州议员的选票，政府不得不修改议案，增加俄亥俄州开始的配额。议案中虽然没有点名俄亥俄州，但描述的增加配额的条件就是给俄亥俄州量身定做的。这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种做法不能推广。如果人人都知道，只要闹就有好处，那么每个州的议员都会不见好处不签字。结果是任何对整体有利的议案都会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不能变成法律。避免人为分配配额的办法是公开拍卖，公平透明，政府控制减排数量，让价格自由浮动。问题是这种办法和征收污染税的经济效果是一样的：拍卖的钱进入国库。那些反对“大政府”的人会说这是变相地征税。威茨曼的理论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在不同情况下的利弊比较，这一方面还有大量的文章。没有一个办法是完美无缺的，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真理”的真理。政府的经济智囊就是在一大堆的可能性中，比较得失，权衡利弊，拿出框架性的思路，然后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了节省时间，斯达温斯把好几页PPT都跳过去了，仅仅讲解了在不确定情况下（uncertainty），如何运用这两种手段。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几乎没有各个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的微观信息，只能对一个行业的整体治理成本有个粗略的估计。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哪种方法更高效（efficient）呢？斯达温斯引用威茨曼（Martin Weitzman）1974年发表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威茨曼当时写这篇论文主要是针对苏联计划经济的。他想设计一套方法帮助计划经济领导人决定什么时候控制价格，什么时候控制数量。在市场经济席卷全球的今天，这个研究领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Weitzman的理论却奇迹般地复活了，在讨论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时得到广泛应用。威茨曼理论的数学表达及证明比较复杂，学生需要概率理论，线形代数等数学知识才能明白。但这一理论通过直觉也能理解。当代表减排边际成本的直线比代表减排边际好处的直线陡，也就是，粗略地说，减排的边际成本随减排的数量增长的很快，而减排的边际好处随减排的数量下降的很慢，那么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控制价格，所以应该征收污染税，让企业酌情决定减排的数量。反之，政府就应该控制减排配额，让企业之间通过交换决定配额的价值。当减排的好处和成本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就要看他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如果互相独立，那么以上结论仍然成立。如果呈现正相关，政府应该用控制配额的手段。如果呈现反相关，政府应该用征收污染税的办法。斯达温斯说，他敢肯定威茨曼的理论，即使不提他的名字，已经在奥巴马上任的前40天中的白宫内部会议中被讨论过了。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这一理论在环境治理中的具体应用，只是说感兴趣的学生应阅读他在这方面的论文。威茨曼用二分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政府是应该控制价格还是应该控制数量。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1984－1990）、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Michael Spencee）证明，政府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这两者之间的：首先限制可交换配额，然后许诺如果配额不够，政府会在某一价格拍卖更多的配额；这一价格就限定了厂家自己减排，或自己处理污染成本的上限。如果这个成本高于政府的价格，那么厂家就会向政府购买排放配额，即污染环境的权利。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安全阀措施（safety-valve approach）。现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主任Peter Orszag都比较倾向这种办法，但提倡环保的非政府组织和欧盟都反对。气候问题斯达温斯用最后的时间讲解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由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签署的《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在2005年2月开始生效。这些签署国承诺，在2008年到2012年按比例减排，即减少1990年排放量的5％。这个条约允许碳交易，是市场手段。签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如何执行减排目标，所以执行渠道手段灵活。但斯达温斯认为，由于条约中的内在缺欠，即使当时美国签字，这个条约对改变气候变暖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这个条约不包括发展中国家。这是1997年美国参议院以95比0的投票彻底否决Byrd-Hagel Resolution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并没有向参议院提交这个议案。斯达温斯认为即使戈尔当总统，他也不会提交；即使John Kerry当总统，他也不会提交；因为人尽皆知，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环境条约是不可能奏效的。其次，因为各个国家监管的环境和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排放量大的公司，为了逃避管制和控制成本，可以选择到条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建厂，可以污染更多，生产成本更低；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第三，这个条约仅仅设置减排目标，但没有明确执监督办法，也没有对碳吸收（carbon sink或carbon sequestration）与排放总量的关系有明确规定。第四，这个条约允许签署国把这一年用不完的指标留到下一年用，但对以后的指标上限没有任何说法。斯达温斯认为这个条约是对这个全球性的长期问题的一个短期的、局部的缓解办法，还远远不够。那么如何为2012年以后设计一套高效的、合理的、能通过国会的减排机制呢？斯达温斯似乎倾向于限制配额这条思路，因为“税收”这个词太敏感，“污染税”这个词根本不可能通过国会。但也有经济学家倾向“污染税”这条思路，其主要理由是：限制配额这条思路虽然可以在美国国内使用，但是完全不可能引导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全球性环境条约，因为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愿意接受污染上限。越是急于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就越不愿意接受配额限制－而正是这些国家必须要囊括在全球性环境条约之中的。他们认为，既然限制配额，并允许配额自由交易，其实质就是征税，那么就应该对全民进行教育，说服他们，进而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要治理环境，就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就是“污染税”。美国没有签署《京都条约》，但很多州都自发的通过各种手段执行减排计划。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水准高，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水准低；有的包括的范围比联邦政府要求的广，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窄。如果国家要制定一套机制，与地方不同，两者应该如何衔接呢？这套机制可以扩展到国际范围吗？如何使国家内部的减排机制与国际机制接轨呢？斯达温斯提出一系列复杂的机制设计问题，但没有时间展开，只能匆匆收尾。他鼓励感兴趣的学生选学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长达一学期的环境经济学课程。五十二、 经济危机中的哈佛大学2008-2009学年，哈佛大学捐款基金大约损失30％，即120亿美元，令学校经费格外紧张。不过，学生助学金依然增长2月19日的哈佛校报（Gazette）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哈佛校长福斯特至全体哈佛社区的公开信。信中坦言，由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下一学年的预算，校方决定减缓在奥斯顿（Allston，与剑桥区隔河相望的小区）的扩建计划；各个学院和部门要在保证研究和教学质量，保证学生助学金数量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校方预计，2008-2009学年，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主管的哈佛大学捐款（endowment）会损失大约30％，即120亿美元。哈佛大学每年运作经费的三分之一来自捐款投资的利润。各个学院依赖捐款投资利润的程度不同。文理学院经费的一半都靠投资利润，现在投资缩水严重，明年的经费自然紧张。校长感谢各个部门去年12月以来为减少开支所做努力，并解释说，虽然哈佛大学以决策分散（decentralized）著名，我们也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政策，但当我们把减少开支从计划落实到实际中时，不会所有的人对每个政策都满意。哈佛大学运作经费的一半都用于支付教职员工的工资，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学校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所有教授和较高级别的行政人员都不会有每年随通胀而增长的加薪，这会节省两千多万美元的开支；并且创建“提前退休计划”（early retirement plan），鼓励55岁以上的行政人员提前退休。如果他们选择这一计划，校方会弥补他们由于提前退休而带来的退休金（Social Security）损失，并提供七年的健康保险，直到他们62岁以后可以享有社会健康保险（Medicare）。据估计，大约有1600名行政人员符合提前退休标准，但多少人会选择参加这项计划还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教师的聘用不受影响，目前有50多个教师空位仍然在招人。助学金依然增长福斯特坚持前校长萨默斯制定的助学金政策，确保优秀的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上哈佛大学。她说，2004年以来，哈佛本科生助学金的总量已经增长了1倍。今年本科生招生办公室收到2.9万多封申请信，是申请人数最多的一年，要从中挑选1650人非常不易（比例接近18：1）。最后，福斯特回到学校的宗旨：在危机中做艰难取舍选择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自己对社会更大的责任，我们要通过教育和辩论让每个人都做出明智的选择。她还引用公共卫生学院新院长Julio Frenk的话说，我们要尽量使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s）在领导的思想（ideas of power）面前发挥最大的作用。同一期校报的另一则消息说，大学本科学费明年增长3.5％,到33696美元。一个本科生一年的学费、食宿加杂费，总共是48868美元。与此同时，助学金总量增长18％到1.47亿美元。文理学院院长史密斯（Michael D. Smith）重申，哈佛大学对各种经济背景的学生都是敞开的。实际上，这策略是一种在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price discrimination）：费用涨，助学金涨意味着那些有能力的家庭必须交纳更高昂的学杂费。让人人都有平等地接受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思想并非始于萨默斯。1933年成为哈佛校长的James Conant也憧憬没有特权阶层的、完全民主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和才干改变命运，从社会下层到上层；也可以因为懒惰和挥霍从社会上层到下层。他在上任后的第一份年报中说，任何人，无论他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无论他是波士顿人，还是旧金山人，只要他有才华，就应该能够到哈佛受教育。经济系难题哈佛大学的确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每年将近5万美元的学杂费，18：1的录取比例下，教学质量又如何呢？2月17日，学生主办的报纸The Crimson发表评论员文章，指责经济系在经费紧缩的情况下，取消大三年级的小型研讨班（junior seminars），进一步减少学生和教授在小范围内接触的机会。经济学多年来一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主修领域，但同时也是学生抱怨最大的领域。几乎每次学生调查都显示，经济系是学生满意率最低的系，其主要原因是师生比例太小。本科生中有700多名主修经济（主要是大三、大四学生）。经济系研究生部每年招生30到35名博士生，他们五到六年以后才能毕业，所以有将近200名博士生。经济系大约有50多名教授、副教授、讲师，是文理学院最大的系。粗略地算，师生比例大约是1：20，但这仍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曼昆主讲的经济学原理，即经济学入门，面对所有大一年级学生，每年有将近1000名注册学生，助教就有大约30位。曼昆每学期在最大的教室Sanders Theatre上五或六堂大课。具体学习任务都是由助教分小组展开的。助教主要由经济系的研究生组成。有时经济系研究生也满足不了这么大的助教需求，他们就去哈佛法学院招经济学背景较强的学生当助教。费尔德斯坦的课“美国经济政策”也是座无虚席，有200多名注册学生，三名研究生助教，每名助教负责两个小班的教学。多数教授每周给学生的固定办公时间只有一到两个小时。当然学生也可以另外和教授预约见面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明白作业练习，复习考试，答疑等等都是由助教负责的。经济系当然也知道本科生与教授接触时间少，学生怨声载道，所以特意安排大一年级小型研讨班（freshmen seminar）和大三年级小型研讨班（junior seminar），给学生提供在小范围内与教授接触的时间，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练习写学期论文的机会。每个小型研讨班限制学生不超过16人，几乎每年都是供不应求，进不去的学生大为不满。提高师生比例只有两个办法：增加经济系教师的位子，或减少主修经济的学生人数。目前全学校在想方设法减少开支，增加经济系预算几乎不可能，连大三年级小型研讨班也难以为继。经济系教授也不愿意特设门槛减少学生，例如，经济学原理等基础课程的成绩必须达到多少才可以主修经济。但是，目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系统的裁员紧缩，有可能减少学生主修经济和金融的意愿。就像本世纪初高科技泡沫破裂以后，计算机行业从火爆变得冷清一样，经济系也许会有同样的经历。以前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付毕业生的薪水是其他行业的2-3倍。这使得学生在选择主修领域时容易很多——谁不愿意选择高薪的行业？在金钱的诱惑下，寻找自己的过程被简化了。转眼间，形势突变。20岁出头的学生们必须扪心自问：我真正想做什么？我真正喜欢什么？一些数学功底强的学生在考虑主修科学工程（science and engineering）或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哈佛经济系的难题或许会被意外的缓解。五十三、 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税收体系的设计有三个目标：高效、公平和简单。这个标准经常是互相矛盾的除了主讲“美国经济政策”这门课，马丁.费尔德斯坦还主讲“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或public sector economics）。由于技术性较强，选择这门课的基本都是大二或大三年级主修经济的学生。在这门课中，费尔德斯坦主要的讲解内容包括：税收对市场本身的扭曲，计算相应而生的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美国税收政策的设计，如何平衡效率（efficiency）、公平（fairness）和简洁（simplicity）之间的矛盾；包括美国退休金（Social Security）在内的一系列公共政策。他的讲解清晰流畅。每个话题都值得用几篇笔记展开。税收体系三目标在讲解福利损失的概念并推导计算公式以后，费尔德斯坦开始评价美国的税收体系。税收体系的设计有三个目标：高效、公平和简单。这个标准经常是互相矛盾的。设想每个公民每年都上缴同样的税，例如，每人每年5000美元。这种税制虽然简单、高效，但不公平，因为每人的家庭情况收入情况都不同，每人付5000美元的代价是不同的。这样的税制对纳税人没有足够的区别对待。一个税收体系的效率高低与其引发的福利损失有关。由缴税而引起的福利损失，简而言之，就是消费者因为缴税面临更高的价格，从而减少消费，而其大于政府由此得到的税收的那一部分价值就是福利损失。福利损失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税率越高，福利损失越高，这个税收就越低效。这个定义不适用于“校正税收”（corrective tax或pigouvian tax）。政府征收校正税是因为某一个行为有负的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例如污染税、汽油税等等。“公平与否”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价值判断。评价一个税收体系的公平与否有多种视角，其中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同样境况”的人应该付同样的税。“同样境况”如何定义又是问题。例如，两个家庭的年收入都是8万美元，其中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另一个家庭没有孩子，他们应该付同样的税吗？假如两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但是其中一个家庭是“双工资”家庭（two-income family），夫妻两人各挣4万美元；另一个家庭妻子不工作，丈夫一人年薪8万美元，他们应该付同样的税吗？纵向公平是指高收入的人应该多赋税。至于多付多少，那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民主的政治程序决定。还有一些极端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在政治上属于极右派，“小政府”的强硬支持者）主张，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我挣的钱就是我的，多少都与政府没关系；政府征收的税不应该大于仅仅能够维持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所需要的花销。”费尔德斯坦说，一个税收体系是否被大众认为是公平的很重要，尤其是对像美国这样一个完全依靠公民自觉根据税法纳税的国家。如果人们认为税制是不公平的，他们纳税就会更加不情愿。虽然国家税务局有权力检查任何人的税务，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被查到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官方承认，大约有七分之一的应该被收上来的税收没有收上来。美国的税收体系复杂至极。有些家庭即使收入非常简单，也选择雇佣会计师做他们的税表，因为他们不愿意花时间研究复杂的税律法规，也不愿意承担做错的风险，宁愿花钱雇专业人士。税制弊端：个人所得税人们普遍觉得目前的税制有很多缺欠，应该修改。让我们从个人所得税说起。利息税、分红税（dividend tax）和资本增值税（capital gains tax），在费尔德斯坦看来，都严重扭曲市场，使人们更加倾向提前消费（intertemporal distortion），减少储蓄。他主张取消资本增值税，以鼓励将储蓄变成投资。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股票增值时卖掉所得的利润征税（capital gains tax，taxed only when the gain sarerealized），因为政府对股票贬值时投资者的损失没有任何补偿。虽然缴税的基数是股票增值的利润减去贬值的损失（有些人被迫在股票贬值时出售股票，这些损失可用于抵消利润），费尔德斯坦仍然认为这个税收的性质不公平。当然，税法也允许人们把一部分税前收入放进401（K）退休金账户、IRA（个人退休账户）这样的储蓄帐户以鼓励储蓄。当他们退休以后，需要用钱时再提出来；只有用钱时才缴税。也就是说，这些投资手段使原本应该现在缴纳的税推迟到退休以后才上缴。一般来说，有钱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渠道避免当下缴税，每年储蓄到税法允许的最大限度。那些中低收入人群却很少参与，而他们正是需要为退休着想的人。这些特殊的储蓄渠道有可能强化那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只有富人才能雇律师，会计师利用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体制不是为普通老百姓设计的。这些体制上的设计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尤其是那些中低收入人群。但中低收入人群却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不参与401（K）这样的储蓄账户。什么原因呢？行为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教授David Laibson）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惯性思维：除非有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特殊原因，为什么要改变现状呢？他们建议与其让员工选择参加401（K）这样的计划，不如让他们选择不参加这样的计划。也就是说，所有的雇主在雇用员工时，都自动给员工建立401（K）的账户，每个月把工资的一部分放在这个账户，除非员工有意选择退出401（K）。这样每个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有这样的储蓄账户，享受推迟缴一部分税的好处。问题是那些有钱人即使没有401（K）这样的账户也会储蓄很多。所以费尔德斯坦认为，从鼓励储蓄这个角度来说，401（K）和IRA等账户没有真正起到增加原本储蓄少的人的储蓄的目的，而只是减少国库当年的税收。衡量一切政府的效应都应该看由它引起的增量变化，即边际效应，而不是原本的储量。五十四、 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下）内容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避税、特殊减税款项以及税制改革的可能性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主讲的“公共财政”课程（Public Finance或Public Sector Economics），上一期“哈佛笔记”介绍了前半部分，主要涉及税收体系设计的三个目标，即高效、公平和简单，以及个人所得税。本期“哈佛笔记”，继续介绍剩余的部分，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避税、特殊减税款项、以及税制改革的可能性。企业所得税在企业所得税这一块，费尔德斯坦着重讲解“双重税收”（double taxation）：在企业利润中，企业要上缴企业所得税35％；当企业分红时，股东要再缴15％的分红税（divident tax）。在小布什总统税改以前，红利都是像普通收入一样缴税。那些高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tax）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远远高于15％，一般都是28％或33％。这些人是小布什总统税改的获益者。费尔德斯坦言谈中流露出对这次税改的肯定，因为它降低了税率，减少了福利损失。费尔德斯坦认为，“双重税收”使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而不是到企业建厂房买设备；从更广阔的意义说，它使人们更倾向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是费尔德斯坦一直反对的。他的这些个人见解带有相当强的右派（保守派）色彩——反对高税率，大政府；鼓励储蓄，抑制消费。而与其相反的左派（自由派）经济学家首先反对“双重税收”这个说法。他们不认为这是双重税收：“双重税收”这个词的本身就先入为主地带有情感色彩，是贬义的。他们认为，这些税都是股东、富人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应该交的：如果富人不多缴税，穷人承担的起国家必需的花销吗？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很深的经济学家从根本上对多储蓄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担心储蓄太多会导致总需求不足，把经济带入衰退。利息避税再说利息避税（tax shield）。为了鼓励人们拥有房屋，成为有责任的有产者（这也是小布什提倡的“ownership society”的意思），而不是不负责任的租房者，美国政府允许房主把房贷的利息部分在交纳个人所得税时从个人收入中扣除，减小缴税基数，然后再计算应该上缴的税。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按照每个人的边际缴税率，补偿贷款利息的一部分。目前，美国允许房主对前两处房子的贷款利息减税，费尔德斯坦说，这样做不但鼓励人们买房，而且鼓励人们买更大的房子，更多的房子，贷更多的款。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这使房价过高，房贷与房价（loan to value ratio）的比例过高。一旦经济生活中有风吹草动，房市就会坍塌。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有这方面的因素。同样，一个企业的贷款也有减税的作用。一个公司为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所付的利息和其他运营成本一样都从总收入中减去，然后算出税前利润。这种计算方法意味着付的利息越多，即借债越多，征税的利润基数就越小，缴税就越少。也就是说企业借债有避税的作用（tax shield）。这个作用使企业在融资时，更倾向发债，而不是卖股份。（企业融资与税收政策的关系在今后的“哈佛笔记”中还有更详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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