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纪念版感言任何纪念都是一种提醒，让人想起被纪念之物已成过去。对于我来说，这个纪念版所提醒的，首先是我生命中二十年光阴的消逝。二十年，人的生命中一个完整的季节，足以使青年变中年，中年变老年。平时日子一天天过，浑然不觉，现在一提醒，蓦然回首，那个风华正茂的年代已是遥远的记忆。这本书可以算我的处女作，虽然我写它时已四十岁，不折不扣一个中年人了。此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也总在写点什么，但真实的想法往往只能诉诸私人日记，不可能公开发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解冻，上天终于给了我们这一代学人一个迟到的青春。那些日子里，万物复苏，百废待兴，我们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一个个都觉得自己还年轻。当时我真的年轻，单身住在一间地下室里，吃最简单的食物，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内心充满孤独感和激情，不到两个月，一气写出了这部十几万字的稿子。现在重读这本书，我发现它也的确像是一本年轻人的著作，具有年轻人著作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当时的我，虽然读了尼采的一些作品，还正在翻译《悲剧的诞生》等著作，但远未下过系统研究的功夫。对于这位我要论述的哲学家，我几乎是凭着一种直觉去把握的，相信自己和他有着超越历史和民族的沟通，完全不顾忌客观研究所必须保持的距离。在写作时，我分不清究竟是尼采的声音在通过我喊出，还是我的声音在通过尼采喊出。我也不想分清，因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心中的熔岩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毫无疑问，这样写出的一本论述尼采的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我自己的浓郁颜色，以至于当时就有读者说，读了这本书，不知道是否懂得了尼采，却懂得了周国平。不过，现在我依然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强烈的共鸣，是尼采思想对我的经验的唤醒，在我的经验中的复活，我基本上没有误解他。当然，我对他的理解还很不全面，只看到了他的一个方面，但的确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本书里，我主要是把尼采当作一位人生哲学家看待的。读他的著作，最使我震撼的是他面对人生难题的无比真诚的态度。我自己对人生也有许多困惑，然而，在我生长于其中的那个体制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取代了一切思考，人生思考始终处在失语状态。与尼采相遇，我的最大收获之一是找回了人性的语言。我仿佛突然发现，我完全不必再用意识形态语言曲折地表达我的人生思考了。耶稣说，把恺撒的给恺撒，把上帝的给上帝。套用此言，把意识形态的给意识形态，把人性的给人性，道理就这么清楚。尼采是一面镜子，我从中看清了自己的性质，从此愉快地走上了属于我自己的哲学之路。在当时写的“前言”中，我把尼采的人生哲学归纳为两点，一是健全的生命本能，二是超越的精神追求。这样的一个归纳，既是对尼采的理解，也凝聚了我自己的思考。生物性和精神性是人性的两端，一个人惟有两端皆发育良好，拥有健康的本能和高贵的灵魂，才是优秀的人。一个社会惟有为产生这样的人提供合宜的环境，由这样的人组成，才是美好的社会。可是，在我们的传统中，本能和精神都受到压制，我们宁肯牺牲两端以成全中间的社会性，结果得到的是一种抹杀个人的平庸的社会性。出于切身感受，我心中涌动着为个人的优异正名的强烈愿望，而阐释尼采哲学恰好使我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书出版后，反响之热烈出乎我的意料，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一再被列在大学生最喜爱的书籍之榜首，在新潮青年艺术家群体中也获得了众多的知音。之所以会有如此轰动效果，据我自己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哲学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地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这本书毕竟是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评价上的这种巨大逆转自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二，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不同于一般哲学书，流畅而富于激情，因而能给人以新鲜感，也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书中借尼采之口谈了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当我对尼采发生巨大共鸣之时，实际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欧洲思考的问题转换成了我自己的问题，而读者的巨大共鸣表明，它们也是今日中国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到处笼罩着一种精神浪漫的氛围，这本书的受欢迎是此种氛围的一个反映。在那个年代，国门开放不久，从前被堵在门外的现代西方思潮一股脑儿地涌了进来，人们陶醉于各种新的或似乎新的思想、理论、观念，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皆是激动人心的名字，谈论他们成了一种时尚。在回顾那个年代时，学界有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随着体制的转型和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普遍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二十年后的今天，时代场景又一次发生巨变。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学人已从中青年逐渐步入老年，那么，与人相比，时代似乎老得更快。当年以思潮为时尚的精神浪漫，已被今天以财富为时尚的物质浪漫取代，最有诗意的东西是金钱，绝对轮不上哲学。回想起那个精神浪漫的年代，真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那么，现在来出版这个纪念版，莫非是为了怀旧？应该不是。尼采所揭示的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问题，包括传统价值的崩溃，信仰的空白，自我的迷失，文化的平庸，在今天并不是解决了，反而是更加尖锐了。如果说在转型初期的当年，我是凭借热情和预感去理解尼采的思考的，那么，在转型日益深入和艰难的今天，一方面，思潮早已消退，另一方面，病象业已明显，人们也许可以更加冷静也更加具体地思考尼采所揭示的问题了。对于今天的青年，我期待本书会有一种交流的价值。我完全理解你们在今天社会中所承受的巨大生存压力，无意劝你们仿效我们当年的精神浪漫。但是，读了这本书，也许你们会同意，浪漫并不限于物质，在财富的时代也应该给精神生活保留一个位置。一个四十岁的青年在本书中向你们说话，希望你们不做二十岁的老人。周国平2007年5月7日重印弁言本书完成于1985年3月，出版于1986年7月，8个月内4次印刷，计9万册。这个数字不能说小，在当时算得上是非常畅销的书了。自那以后，在十年余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印。现在，出版社决定重印此书，我抚今思昔，心中不免感慨。从学术上看，这本书并非严谨扎实的成熟之作。事实上，它是我在刚开始涉猎尼采哲学的时候写的，基本上凭的是直观印象，而不是系统的研究。之所以在当时受到广泛注意，甚至有某种轰动效果，大约是因为在那之前，尼采在我们这里长期遭到全盘否定，它是第一本正面评价和热情肯定尼采的著作。同时，我在书中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这些感悟也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强烈共鸣。因此，若要为这本书寻找一个位置，我相信这位置与其说在学术史上，不如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史上。我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许多青年人倾诉读了这本书的激动之情。岁月荏苒，当年为之激动的青年都已渐渐步入中年。使我感动的是，当我和其中一些人相遇时，他们仍然会怀念地谈及这本书给他们的影响。还有一些今日的青年，很偶然地读到了别人手中的这本书，也仍然肯慷慨地表示喜欢。于是我想，也许书里描述的我心目中的那个尼采形象还没有过时，而在现在这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今日的青年依然是向往生命的热烈和高贵的。我很庆幸自己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写了这本书，现在来写或许会有别的长处，但不可能有那样高涨的生命激情了。那么，但愿我有理由期望，本书的重印不是多此一举。周国平1997年10月9日汝信为初版写的序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向来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尼采曾经提出要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的口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自己却也成为重新估价的对象。这倒并不奇怪。历史在阔步前进，世界在急剧地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看法以至评价事物的标准和方法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对人的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盖棺论定”的说法似乎不太符合辨证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过去不能被人们理解的东西，现在变得可以被理解了；过去遭到人们忽视和遗弃的东西，现在又受到重视并从中发掘出新的意义。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难道还少吗?在中国，尼采学说的命运是不大妙的。本世纪初叶，当它刚传入中国时曾经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时兴了一阵子，接着就被某些人歪曲利用，与德国法西斯掀起的“尼采热”相呼应，从此就一直背上了种种恶名。尽管尼采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近三十多年来却没有出版过一部尼采的书或我国学者评述尼采的研究著作。这种状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尼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哲学上提出了一些什么新问题?他和现时代有什么关系?他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至今不仅在广大读者、而且甚至在哲学界不少同志头脑里仍是茫然。尼采研究上的这种落后状态，妨碍了我们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作深入的理解。因此，认真地研究尼采，实事求是地按照尼采哲学的本来面目去作出科学的重新估价，确实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周国平同志的这部著作是对尼采进行重新估价的一个初步的尝试。他在认真地研究了尼采的生平和著作的基础上，根据第一手材料，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了一些与过去习惯的说法颇为不同的见解。我觉得这是应该欢迎的。希望读者不要把这部著作误解为替尼采所作的辩护。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这部著作所提供的正是关于尼采的一种新的理解。尼采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独特的方式预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深刻的精神危机。因此，在研究尼采学说时要充分估计到它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对复杂的事物尤其要注意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具体的分析，切忌从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出发，受先入为主的成见的束缚，根据道听途说的第二手材料，随便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形而上学的结论。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辨证法的灵魂，当我们在研究哲学史上的人物和思想时，也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当然，在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特别是对尼采那样的人物，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评价。我想，对这样的学术问题不能、也不可能要求“舆论一律”，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允许充分地展开自由的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来提高我们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对尼采哲学做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说明。如果周国平同志的著作能引起读者们对尼采哲学的兴趣，重新思考一下尼采提出的问题，促进关于尼采的研究和讨论，那就将是他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所做的一件大好事了。汝信1985年5月图书前言这里向你介绍一位你肯定久闻其名、但未必知其究竟的人物。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他杀死了上帝，但他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恶魔。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谁没有听说过尼采呢？可是，在听说过他的人中间，有多少人读过他的著作呢？如果你不想再根据由来已久的误解去判断他，请打开他的书吧。你是一个热爱人生、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索着人生的人吗？你将被他的同样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你是一个美的追求者和鉴赏者吗？你将陶醉于他的文字之精美和风格之奇特。你仅仅是一个冷静的研究者？好吧，如果你在他身上探溯现代西方种种思潮的源头，至少你不会完全白下功夫。当弗洛伊德正在酝酿他的精神分析学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尼采早已道出了他的基本思想。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一切存在主义者都把尼采看作为他们开拓了道路的人。许多西方作家一接触尼采的作品，便终身成为尼采迷。而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号召，预示了西方社会价值观念根本变化的一个时代。不了解尼采，就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个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尼采不是作为学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事哲学活动的。他把他的个性完全融到他的哲学里了。他没有隐瞒什么，也没有编造什么。读他的书，你就好像看到了他这个人，优点和缺点一齐呈现在你面前，精华和糟粕同样耀眼醒目。他的见解或者精辟之至，或者荒谬绝伦。你有时会微笑，有时又会摇头。你不可能无动于衷，你也不可能赞同他的所有见解。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对他的学说进行科学的考察和批判，一个存在主义者也不会全盘接受他的思想。这个著名的偶像破坏者注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偶像，而他期待于后人的也只是爱和理解——他生前最渴望也最欠缺的两样东西。本书把尼采当作一位人生哲学家看待。他最关心的是人生意义问题。由他所开创的从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这个哲学流派并不试图为所有人制定一种普遍有效的人生立场，在它们看来，哲学的使命乃是投一光束于人的内心，促使每个人去发现他的真实“自我”，去独立地探寻他的生活意义。如果要说普遍性的原则，尼采只确定两点：第一要有健全的生命本能，第二要有超越的精神追求。本能和超越。生命哲学发挥了前者，存在主义发挥了后者。在人生这棵树上，尼采欣赏的是茁壮的根和美丽的花朵。他之厌恶现代文明，是因为现代文明使根萎缩，使花朵凋谢，本能和精神双重退化，人变得衰弱而平庸了。愿你从本书中得以一窥尼采思想的真实风貌，当然也请你记住，这真相是透过作者眼睛的折射的，也许会走样。我们只能希望有更多的尼采著作翻译出版或校订重版，使更多的人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位独特的思想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研究尼采思想的工作就可以真正开展起来了。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第一章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看哪，在远处迎候我们的是死亡、荣誉和幸福！——尼采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一百年以前，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但也不过是小有名气而已。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F.Nietzsche，Werke，19Baendeu.1RegisterBand，Leipzig,1894—1926（《尼采全集》，莱比锡，1894—1926），第8卷，第359页。以下引此版本简称为《尼采全集》。他对他身后的声誉是充满信心的：“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尼采选集》，慕尼黑，1978，第2卷，第429页。以下引此版本简称为《尼采选集》。“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这将是很远的一天，我不能亲眼看到了。那时候人们会打开我的书，我会有读者。我应该为他们写作。”转引自伽列维：《尼采的生平》，俄文版，1911，第273—274页。二十世纪的序幕刚刚揭开，尼采溘然长逝了。今天，当我们这个世纪也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倘若要探溯本世纪西方思潮的源头，我们发现确实不能撇开尼采。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有人说，在上个世纪的思想家中，若要举出两位对本世纪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推马克思和尼采。的确，他们都不是学院式的哲学家，他们的影响都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小圈子，而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意识。人们对马克思已经谈论得很多，尽管不乏惊人的误解，现在，请允许我们稍稍结识一下尼采。世纪末的漂泊者(1)人的命运真是不同。许多人终其一生，安居乐业，心安理得地接受环境和时运替他们安排的一切，悠然享其天年。可是，像尼采这样的人，有着一颗不安的灵魂，总是在苦苦地寻求着什么，精神上不断地爆发危机，在动荡中度过了短促的一生。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真的，尼采的个性，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的命运。1844年10月15日，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采恩镇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五岁时，父亲病死，此后他便在母亲和姑母的抚育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865年，二十一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文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文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眼前的一切，这喧闹的大学生生活，刻板的课程，琐碎的日常事务，未来的学者生涯，刹时显得多么陌生啊。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1869年，尼采二十五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李契尔是一位具有探索者性格和纯真热情的古典语文学学者，先后任教于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对尼采极为欣赏，始终把他的这位高足带在身边。在推荐信里，他不无夸耀之情地写道：“三十九年来，我目睹了如此多的新秀，却还不曾看到一个年轻人像尼采这样，如此年纪轻轻就如此成熟……我预言，只要上天赐他长寿，他将在德国语言学界名列前茅。”他还把尼采称作“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甚至说他是“奇迹”。尼采倒也不负所望，走马上任，发表题为《荷马和古典语文学》的就职演说，文质并茂，顿使新同事们叹服。也许，这位前程无量的青年学者要安心治他的学问了?并不!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同时宣告了尼采自己的悲剧生涯的开始。它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得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文学界看来，一个语文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以青年学者维拉莫维茨为代表的正统语文学家们对尼采展开了激烈批评。尼采发现他的教室空了，不再有学生来听他的课。尼采尝到了孤独的滋味。但是，他有他的“绝妙的慰藉”——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还在学生时代，尼采在一家旧书店里偶然地购得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一口气读完了。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漫游在一个愿望的世界里，梦想找到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能够把他从时代的缺陷中拯救出来，教他在思想和生活中重新变得单纯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正当他怀着如此渴望的时候，他发现了叔本华。他觉得，叔本华就像是特地为他写了这部著作一样。到巴塞尔任教以后，尼采结识了当时卜居罗采恩湖畔的瓦格纳。他经常去拜访这位浪漫主义音乐大师，在瓦格纳身边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正是在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影响下，尼采写出了那本得罪德国正统语言学界、断送自己学术前程的著作。可是，尼采现在又要否定叔本华和瓦格纳了。他的灵魂注定不得安宁，不断地摒弃曾经推崇的一切，打碎一切偶像，终于面对空无所有的沙漠。他把自己逼到了沙漠里。世纪末的漂泊者(2)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尼采说，“通向智慧之路”有三个必经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合群时期”，崇敬、顺从、仿效随便哪个比自己强的人。第二阶段是“沙漠时期”，束缚最牢固的时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壮生长，一无牵挂，重估一切价值。第三阶段是“创造时期”，在否定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肯定，然而这肯定不是出于我之上的某个权威，而仅仅是出于我自己，我就是命运，我手中抓着人类的阄。《尼采全集》，第13卷，第39—40页。1876年，尼采生命中的“沙漠时期”开始了。他的精神又一次爆发危机，这次的危机如此深刻，以致他不像前两次那样，仅仅同学生团体决裂，仅仅受到德国语文学界的谴责，而是要被整个时代放逐了。这一年，瓦格纳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在拜洛伊特举办声势浩大的第一届音乐节。尼采原先把欧洲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可是，在拜洛伊特，目睹瓦格纳的“演戏天才”、富裕市民观众的庸俗捧场，尼采失望了。他悄悄离开节场，躲进一片森林，酝酿了一部含蓄批评瓦格纳的书。两年后，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的剧本寄到尼采手中，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到瓦格纳手中，两人从此决裂。这一年，尼采与他大学时代最亲密的朋友洛德之间也产生了隔阂，导致了后来的破裂。尼采与洛德，同为李契尔教授的高足，可是两人志趣迥异。洛德脱不开世俗之路，当学生时也有一番雄心，毕业后，逐渐满足于平稳的学者生涯和小家庭生活，终于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尼采却始终保持着青年时代产生的使命感。灵魂不同，自然就没有了共同语言。这一年，尼采向一位荷兰女子求婚而遭拒绝。后来他尽管一再试图为自己觅一配偶，均不成功，终于至死未婚。也在这一年，尼采因健康恶化而停止了在大学授课，三年后辞掉巴塞尔大学教授职务，永远退出了大学讲坛。决裂，失恋，辞职，这些遭遇似乎偶然地凑到了一起，却显示了某种必然的命运。一个精神贫乏、缺乏独特个性的人，当然不会遭受精神上危机的折磨。可是，对于一个精神需求很高的人来说，危机，即供求关系的某种脱节，却是不可避免的。他太挑剔了，世上不乏友谊、爱和事业，但不是他要的那一种，他的精神仍然感到饥饿。这样的人，必须自己来为自己创造精神的食物。尼采自己说：“我的突然转变，不只是由于和瓦格纳绝交，也是由于我为我的天性的完全纷乱而受苦，与瓦格纳分手或辞去巴塞尔的教授职务，都不过是一种病象而已。一种急躁征服了我……我惊愕地发现，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多么徒劳，竟然自愿以我的全部生存作一个语文学家，以此为终生的事业……有十年之久，我绝对没有得到精神的营养，没有得到有用的知识，无谓地为积满灰尘的学术破烂而丢掉了无数事物。盲目地、小心地耙搔古希腊文献，这便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尼采选集》，第2卷，第448页。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生涯。这时候的尼采，三十五岁，已过而立之年，精神上成熟了。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现在我敢于自己来追求智慧，自己来做哲学家；而过去我只是崇敬哲学家们。”尼采致胡克斯，1878年6月。转引自k.Jaspers，Nietzsche.Einf hrungindasVerstaendnisseinesPhilosophierens，Berlin,1950（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柏林，1950年），第46页。“现在我自己在各方面都努力寻求智慧，而过去我只是崇敬和爱慕智慧的人。”尼采致玛耶尔，1878年7月15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46页。尼采不再是一个古典语文学学者，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哲学学者，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即一个独创的哲学家了，因为，倘若没有独立的创造，算什么哲学家呢?世纪末的漂泊者(3)雅斯贝尔斯说：“尼采一生的主要特色是他的脱出常规的生存。他没有现实生计，没有职业，没有生活圈子。他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在人世间不营建自己的事务领域。他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然而，这种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是尼采全部哲学活动的方式。”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41页。事实上，尼采的主要著作，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的成熟作品，包括《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以及未完成的《强力意志》，都是在脱出常规的漂泊生涯中写出的。问题在于，尼采的思想受孕于欧洲文明濒临深刻危机的时代，他的敏感使他对这种危机征象有格外真切的感受，他的勇敢使他直言不讳，他的真诚又使他不肯言行不一，因而，这个反对一切传统价值的哲学家，必不可免地要过一种脱出常规的生活。他的哲学思考方式必然要影响到他的实际生活方式。他向传统的挑战必然导致他与世俗生活领域的抵触。他对这种情形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我必须永远做一个殉道者，以度过彻底贷出了的一生。”尼采致奥维贝克，1883年2月11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88页。“当一个人要靠作品来批准自己的一生，他在根基上就变得极为苛求了。”尼采致加斯特，1888年4月7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88页。“我的境遇与我的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在于，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必须摆脱职业、女人、孩子、祖国、信仰等等而获得自由，然而，只要我还是一个幸运地活着的生物，而不是一架纯粹的分析机器，我又感到缺乏这一切。”尼采致奥维贝克，1886年11月14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87页。尼采并非一个生性孤僻的人，年复一年的孤独的漂流也并非一件浪漫的乐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尼采一次次发出绝望的悲叹：“我期待一个人，我寻找一个人，我找到的始终是我自己，而我不再期待我自己了!”“现在再没有人爱我了，我如何还能爱这生命!”《尼采全集》，第12卷，第324页。“向我传来的友好的声音如此之少。如今我孤单极了，不可思议的孤单……成年累月没有振奋人心的事，没有一丝人间气息，没有一丁点儿爱。”尼采致希德里茨，1888年2月12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91页。在给妹妹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谈到“那种突然疯狂的时刻，寂寞的人想要拥抱随便哪个人”!尼采致福尔斯特—尼采，1886年7月8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84页。友谊，尼采是多么渴望友谊啊。“你神圣的，友谊!我的最高希望的第一缕晨曦……”《尼采全集》，第8卷，第345页。可是，这个害怕孤独、悲叹孤独的人，同时又向往孤独，需要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迫使我孤独”《尼采全集》，第12卷，第325页。；他感到，在人群中比独自一人更加孤独。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归家》。《尼采全集》，第6卷，第269页。他不肯降格以求，宁愿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起忍受焦渴，不愿与肮脏的赶骆驼人同坐在水槽边。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贱氓》。《尼采全集》第6卷，第140页。他把孤独当作自己的家，并且说：“我需要孤独，就是说我需要恢复，需要回到我自己，回到自由的、轻扬的、爽朗的空气之呼吸……我的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曲孤独之颂歌，或者更明白地说，一曲纯净之颂歌。”《尼采选集》，第2卷，第413页。哪一个心灵正常的人，不需要来自同类的爱和理解呢?然而，哪一个真正独立的思想家，不曾体会过孤独的滋味呢?当尼采认清，孤独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运，他就甘于孤独，并且爱自己的命运了。在既自愿又被迫的孤独中，在无家可归的漂泊中，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丰产的十年。倘若不是因为精神失常，这种孤独的漂泊生涯会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可是，1889年以后，他的神智始终处于麻痹状态，只是在母亲和妹妹的护理下苟延无用的生命。他于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去世，而他的生命在1889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新世纪的早生儿(1)尼采的命运，有时令人想起屈原。这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楚国大夫，当年被腐败的朝廷放逐，漂泊于潇湘之际，在世人眼中是个狂人和疯子。尼采，这位世纪末的漂泊者，又何尝不被世人视为狂人和疯子?尼采也的确狂，狂妄得令人吃惊。他的自传，单是标题就够咄咄逼人的了：“我为何如此智慧”，“我为何如此聪明”，“我为何写出如此卓越的著作”，“我为何便是命运”……他如此自信：“在我之前没有人知道正确的路，向上的路；只有在我以后的时代，人们才有希望，有事业，有达到文化之路，在这路上我是一个快乐的先驱者。”《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68页。他甚至断言，人类历史将因他而分成两个部分，他将取代耶稣成为纪元的依据。尼采的病历表明，他的精神病起于器质性脑病。不过，他的发病方式颇有自大狂的意味。当时，他的熟人和朋友们突然收到了他的一批奇怪的信，署名自称“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和“狄俄尼索斯”。当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到他的漂泊地去接他时，他又唱又舞，说自己是死去的上帝的继承人。也许，他的自大是一种心理上的过激反应，因为世人对他的遗忘和误解，他就愈加要自我肯定?疯人的狂言似乎不必理会。然而，狂言里有真知。尼采对于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是有清醒的领悟的。他说：“我辈天生的猜谜者，我们好像在山上等待，置身于今日与明日之间，紧张于今日与明日之间的矛盾里，我辈正在来临的世纪的头生子和早生儿，我们现在即已看到不久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快乐的科学》第343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72页。“我辈新人，无名者，难于理解者，一种尚未证实的未来的早生儿……”《快乐的科学》第382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343页。一句话，他把自己视为新世纪的早生儿。孤独，遗忘，误解，责难，都从这种特殊的地位得到了解释。尼采所预见的“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在十九世纪已露端倪，在二十世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西方思想界广泛地谈论着。危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资本主义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之相伴随，在哲学上便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半分天下，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哲学，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对于科学、理性和物质文明的迷信。接着，这种迷信也动摇了，人们发现，科学也有其局限性，单纯的物质繁荣只能造成虚假的幸福。欧洲人失去了过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无所适从。在十九世纪，最早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危机并且试图寻找一条出路的人，来自左边的是马克思，来自右边的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新世纪的早生儿(2)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繁荣背后的人的异化现象，并且确认，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私有制。他从中引出了社会革命的结论。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试图寻找另一条路。他们诉诸人的内心生活领域，想依靠某种“精神革命”来解决普遍的精神危机。这三个人，出生在不同国家（分别为丹麦、俄国和德国），活动于不同领域（分别为宗教、文学和哲学），基本上不相与闻，各自独立地得出了某些共同的见解。他们的思想在精神实质上异常一致。尼采在1887年读到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法译本，在此之前他还不知道有陀氏这个人，他描绘自己读此书时的感觉道：“一种血统本能直接呼叫出来，我的欣喜超乎寻常。”转引自W考夫曼：《存在主义哲学》，台湾商务版，第57页。他还读过《死屋手记》，赞叹陀氏是“深刻的人”，并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的心理学家，他属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运情形”。《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尼采全集》，第8卷，第158页。1888年，尼采第一次听到克尔凯郭尔的名字，已经来不及有机会读他的任何著作了。在这三个人中，若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彻底性，还是要推尼采。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文思想的文献，尼采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凡是现代西方思想界所热衷谈论的课题，尼采都以最明确的方式提出来了。他为现代西方思潮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辨的起点。这里，我们只是简要地提示一下尼采对于现代思潮的一般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尼采首先从基督教信仰业已破产（“上帝死了”）的事实，引出了一切传统价值必将随之崩溃（“一切价值的重估”）的结论。他把欧洲人面临的价值真空指给全体欧洲人看了。在他的时代，这种揭示或许被人看作危言耸听；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人们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这种价值真空，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价值真空意味着人生失去了从前似乎明白而确定的意义，于是人的存在的荒谬性成了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一个主题。价值真空又意味着人生并无超验的约束，于是人的自由、人性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也成了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一个主题。第二，尼采由旧价值的崩溃进一步引出价值的相对性的结论，强调每个人必须独立地为自己创造价值，提倡个人至上，自我实现。尽管他没有使用“异化”的术语，但是他用自己的语言揭露了传统文明导致个性丧失、自我失落的事实。现代西方思想界纷纷谈论现代人的“无名无姓”，热衷于探讨“异化”问题，强调自我的重要性，部分地可以追溯到他。第三，尼采是最早起来揭示科学理性的局限性的人之一，他也是第一个明确地揭示人的心理中无意识领域并加以细致剖析的人。在这方面，在他之前尽管不乏先驱者，但都不及他论述得具体而透彻。遍及现代西方文化各领域的强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如现代派文学艺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哲学，等等，尼采实为始作俑者。第四，尼采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人学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明确主张，哲学以探求人生意义为鹄的。他对人性的看法，以人的超越性为基调，富有现代特点。在他之前，尽管有费尔巴哈首倡哲学人学，但费尔巴哈对人性的看法基本上落入传统范围，不足以代表现代的开端。尼采的若干具体论点，包括强力意志、超人、永恒轮回这样的主要论点，对于现代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不甚显著，它们只有局部性的影响。尼采的真正意义在于，他首先揭示了现代西方人的基本境遇，提出并且严肃思考了激动着现代西方人心灵的重大问题。有人说：“尼采所谈的问题是人人都能领会的，特别是现代世界中那些迷失方向的人都能领会的。”雷朋：《尼采》，伦敦，1948。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也许这就是尼采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误解和发现(1)盖棺论定也许适用于二、三流的思想家，可是对于天才并不适用。天才犹如自然，本身包含着巨大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为世世代代的争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有哪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不是在生前死后戏剧性地经历着被误解、被“发现”、又被误解、又被重新“发现”的过程呢?尼采生前遭到的更多是冷遇。这位以著述为生命的思想家，不得不一再自费出版他的著作，并且只售出极其可怜的数目。他的别具一格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今天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了，可是在当时却差不多无人置理。尼采悲叹道：“在从心灵深处发出如此呼喊之后，竟然听不到回音，这真是可怕的经历……这把我从活人的土地上拔了起来。”《尼采全集》，第14卷，第305页。“对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的朋友们除了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至多是全然无谓的傲慢，谁能看出其中更高的意义呢?十年过去了，这本书埋葬在一种荒诞的沉默里，在德国没有人觉得他的责任是和我一起攻击这沉默。”《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74页。尼采渴望被人发现，可直到1887年，“使我异常痛苦的是，在这十五年里，仍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需要我，爱我。”尼采致奥维贝克的信。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89页。1888年春天，当尼采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之时，他终于被世界“发现”了。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首次讲演尼采哲学，接着又撰文预言尼采在知识分子中将享有盛誉。他称尼采是一位“文化哲学家”，赞扬他恢复了“对于自由人的公正态度”。此后，法国艺术哲学家泰纳也“发现”了尼采，赞美他的“勇敢和优雅”。使尼采感到欣慰的是，在俄国、奥地利、瑞典、丹麦、法国、美国，都有人读他的著作，谈论他的思想了。尼采的某些主要论点，如超人说，在他生前即已遭到误解，以致他不得不一再加以辨证。他还预感到身后的被误解，因而在他精神失常的前夕，他认为有义务替自己作传，如此宣告：“听哪，我是这样一个人，别将我和别的任何人混淆了!”《看哪这人》序。《尼采选集》，第2卷，第401页。尼采珍惜身后的名誉，至于在世时遭到误解，在他看来倒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可曾为我们的被误解、误认、混淆、诽谤、误听和置若罔闻而抱怨过?这正是我们的命运。还要延续多久呵，我们姑且谦虚点说，到1901年吧。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异，倘若我们希望另一种样子，我们未免太缺乏自尊了。”《快乐的科学》第371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327—328页。在他看来，伟大的思想家正是凭借被误解的程度而成其伟大的。说来真是一种讽刺，在二十世纪，尼采之名声大振正是缘于最惊人的误解。只要提起尼采，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呢?事出有因。希特勒常常到魏玛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并且让记者拍摄他出神地瞻仰尼采胸像的镜头，大事张扬他对尼采的尊敬。他还把《尼采全集》当作贺礼赠给墨索里尼。纳粹文人乐此不疲地颂扬尼采，一时间尼采俨然成了第三帝国的直接思想先驱。然而，现已查明，尼采的妹妹在把尼采思想法西斯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尼采死后，他的这位嫁与一个反犹太主义者的妹妹，垄断了尼采著作的版权和全部遗稿。她在编辑和诠释尼采未完成的重要著作《强力意志》一书时，作了大量篡改和曲解，试图把尼采装扮成反犹太主义者。参看施莱希塔：《尼采事件》，慕尼黑，1959；蒙梯纳里：《尼采研究》，柏林纽约，1982。蒙梯纳里认为，尼采在精神失常前夕已经放弃写作《强力意志》一书的计划，并利用有关材料写了《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等书。误解和发现(2)无论如何，单凭尼采思想被纳粹利用这个事实，把尼采判为法西斯主义的“预言家”参看勃伦蒂涅尔：《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上海湘锋出版社，1947。，是根据不足的。纳粹不是同样也利用了费希特、黑格尔、歌德、荷尔德林等人的思想吗?德国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两块基石。那么，且让我们来看看尼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看法吧。尼采从事哲学活动的年代，正值德国刚刚统一，第二帝国成立伊始，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掌帝国实权（1871—1890），推行对外扩张、称霸欧洲的政策。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狂潮甚嚣尘上，当时的德国国歌唱道：“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那么，尼采卷进了这股狂潮没有呢?非但没有，而且他以最鲜明的态度反对了这股狂潮。尼采写道：“……我们久已不够是‘德国的’了，就‘德国的’这词当今所流行的和被赋予的意义而言；我们不向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说这词，不能喜欢民族的心灵生疮，血液中毒，而眼下欧洲各民族正因之而如同防止瘟疫一样彼此隔离和封锁。于此我们是太无成见，太恶毒，太任性了，也太明事理，太多阅历了。我们宁肯隐居山林，袖手旁观，‘不合时宜’，神游于已往或将来的世纪，藉此我们才能平息内心的愤怒，这愤怒起于我们意识到我们被判定为一种政治的目击者，这种政治使德国的精神荒芜，又使它自命不凡，并且是一种渺小的政治……我辈无家可归者，我们按种族和血缘来说，比起‘现代人’来，是过于多样且混杂了，所以很少被诱惑去参与骗人的种族自炫和骚乱，在今日德国这成了德国信念的标志，而且在这‘历史意识’的民族身上令人觉得加倍虚伪和不正派。”《快乐的科学》第377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336—337页。针对俾斯麦的尚武备战政策，尼采还写道：“获取权力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一度被称作思索的民族，如今他们还思索吗?德国人现在厌倦精神，德国人现在猜疑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任何严肃态度。‘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我担心，这已是德国哲学的末日……”在国外，有人问尼采：“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尼采感到脸红，然后鼓足勇气回答：“有的，俾斯麦!”《偶像的黄昏》：《德国人所缺如者》。《尼采全集》，第8卷，第108—109页。直到他神志清醒的最后时日，在他最后的文字之一即他的自传中，他仍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抨击德国民族沙文主义及其反犹太主义。他说：“我不能不直接攻击德国人，他们在精神上逐渐变得更怠惰，更贫乏，和更‘正直’，他们……同时吞下了‘迷信’和科学，基督教的博爱和反犹太主义，求权力（求‘疆土’）的意志和谦卑的福音……”他指责德国学者成了“政治的傀儡”，嘲笑“我是德国人”成了一种论据，“德国高于一切”成了一种原理，断言德国人的良知上“积累了近四百年来所有反对文化的最大罪恶”。他自称是“卓越的德国之蔑视者”。《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70—473页。他一再表示，他在德国遭到最多的误解。类似的议论真是俯拾皆是。尼采对于两千年来歧视犹太人的做法深为不满，并且对于犹太人的素质有高度的评价。参看《朝霞》第205节。他决非一个反犹太主义者。用不着多加说明，就可以看出，把这位第二帝国时期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歪曲成第三帝国德国种族主义的奠基人，有多么荒唐。顺便说说，以上引文也清楚地表明，把尼采的强力意志说解释为鼓励人们攫取政治权力，至少是一种误解。尼采恰恰是反对一味获取和扩张政治权力的。德文Macht一词，兼有力量、威力、权力等含义，为了更符合尼采的原意，本书把derWillezurMacht译作“强力意志”。尼采之厌恶第二帝国的政治，正是厌恶政治权力欲的恶性膨胀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甚嚣尘上（这二者在这里是一回事），在他看来，这样的政治恰恰扼杀了文化。他的着眼点是文化。为文化计，尼采主张统一欧洲民族，并且自称是“好的欧洲人”，“欧洲的继承者”。毋庸讳言，在尼采的著作中，确有大量言论可供种族主义者利用。尼采喜欢用譬喻写作，在有些场合，他使用“种族”一类词来喻指人的一定类型，我们不可望文生义。但是，在另一些场合，他又确实表现出对贵族血统的崇拜心理，甚至十分可笑地炫耀自己的波兰贵族血统，据后人考证，这种炫耀其实并无根据。他还主张优生学，要求把婚配唯一地当作改良种族的手段。尼采思想中的糟粕集中地体现在这种浓烈的贵族主义倾向上，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和剔除的。纳粹利用了尼采思想中的某些糟粕，更多的则是曲解了尼采的基本思想如强力意志说的原意，把他打扮成法西斯主义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澄清因纳粹的滥用而造成的对尼采的误解。徘徊于大战废墟中的西方人，又一次“发现”了尼采。应该承认，这个被重新发现的尼采，更加符合他的真实面貌，抓住了他的更本质的特征。他给西方哲学带来了颤栗(1)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出版之际，雨果有一句名言，说这部诗集给法国文学带来了“新的颤栗”。雅斯贝尔斯用类似的语言形容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说“他们给西方哲学带来了颤栗”雅斯贝尔斯：《理性与存在》。转引自考夫曼：《存在主义哲学》，第199页。。波德莱尔出生和活动的年代，比尼采早二十年左右，这两个人，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的确十分相近。如果说波德莱尔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那么，尼采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当然，尼采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他的富有现代特色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观点，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即可发现其思想渊源。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意志为自身立法即意志自由的公式，已经为唯意志论哲学提供了一个起点。费希特把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加以彻底发挥，认为意志是自我所创造的世界因果链条的首要环节，自我凭借意志创造非我、限制非我并且最终扬弃非我，回到“绝对自我”。不过，在费希特那里，意志即是目的观念，尚具理性性质，意志的支配作用只是思维能动性的表现。谢林进一步强调：“归根到底，除了意志之外不存在别的本质。意志是原初的存在。”谢林：《论人的自由的本质》。转引自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伦敦，1981，第1卷，第34页。他的哲学已经富有非理性主义色彩，断然否认凭借理性思维可以把握世界本体，把直观、首先是审美直观看作认识绝对的唯一途径，对于尼采有着重要影响。叔本华的哲学构成了从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过渡的最后一个环节。他取消康德的“自在之物”，代之以意志，把世界归结为生命意志的客体化，进而把生命意志归结为无目的的冲动和挣扎。这样，意志与目的脱离干系，完全失却了理性性质。但是，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仍然不彻底，因为他在美学领域里保留了理性主义色彩甚浓的康德的“无利害关系”说和柏拉图的“理念”说，在伦理学领域里对意志持否定立场。所以，他也仍然属于一种过渡。只是到了尼采，非理性主义贯穿到哲学的一切领域，这个过渡才算完成。在尼采的时代，他的哲学也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仅在德国，倡导“无意识哲学”的哈特曼，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斑，都是与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他们的学说都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尼采曾经向他的学生推荐过施蒂纳的著作，他本人可能也受过施蒂纳的影响。但是，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的是尼采。尼采哲学更少学究气，更加明快地触及了人生和时代的种种根本问题。尼采哲学也包含着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而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历史哲学等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提供了思想起点或重要启发。尼采哲学在现代西方的复兴，首先是同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无论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自己，还是研究存在主义哲学的专家，都公认尼采是存在主义的直接先驱，或者干脆就把他看作一个早期存在主义者。美国哲学家考夫曼指出：“在存在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尼采占据着中心位置：如果没有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考夫曼：《存在主义哲学》，第16页。事实正是如此。雅斯贝尔斯于1936年出版《尼采导论》一书，于1952年出版《尼采和基督教》一书，系统阐述尼采哲学。他称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是“我们这时代具有卓见的哲学家”，唯有他们看清了时代的变化。又称尼采是人类精神最深入的探索者之一，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哲学家导师”。雅斯贝尔斯之研究尼采，并非出于学理上的兴趣，他自己承认，他的《尼采导论》一书是“对于导致存在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的探索”。在他看来，正是尼采的“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公式，为存在主义扫清了道路，尼采的方法使我们脱离每一个固定有限的立场，使我们的思想相继涌起。他给西方哲学带来了颤栗(2)海德格尔于1936年到1940年在弗莱堡大学讲述尼采哲学，同时和稍晚一段时期内又完成了一些关于尼采的讲演和论文，于1961年结集出版了两卷集巨著《尼采》一书。他认为，尼采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且是西方最后一位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是一位关心形而上学问题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力图证明尼采也是这样一位形而上学思想家。针对德国哲学界否认尼采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家的流行见解，他强调，尽管尼采“不属于只思考抽象的、虚幻的、远离生命的事物的哲学家之列”，但是“尼采的思想是在哲学古老的主导问题即‘什么是存在’的广阔范围内进行的”。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1卷，第4—5页。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加缪也都推崇尼采，对他有所论述。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存在主义无疑是对于思想和文化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造成存在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和之后风行西方的缘由，即信仰危机和价值真空，早已潜伏于上世纪后期，并成为尼采思想形成的契机。存在主义哲学所关心的问题，如存在的意义和无意义，自我的失落和寻求，内心生活的充实和空虚，使千百万现代西方人为之苦恼和激动的，正是由尼采首先敏锐地感受到并且提出来。因此，尼采哲学伴随着存在主义的兴起而复兴这一事实，最雄辩地证明了它的现代意义。对于现代西方思想和文化具有巨大影响的另一流派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主义尽管就其本义来说不是一种哲学，而属于心理学范围，但是它已经如此深刻地渗透到现代哲学之中，因而不能不视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弗洛伊德对于尼采极为赞佩，据他的传记作者琼斯记载，他常常说尼采“比其他任何活过或者似乎活过的人更能深刻地认识自己”。转引自考夫曼：《存在主义哲学》，第14页。弗洛伊德自己在自传中也谈到，尼采是一位“其猜测、直觉不期然与精神分析学的许多千锤百炼的发现相同的哲学家”，为了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学说，他逼迫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去读尼采的著作。《弗洛伊德传》，台湾志文出版社，1980，第68页。事实上，尼采对于深层心理的开掘，确实预示了精神分析学的建立。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荣格，还在相近的意义上采用尼采的“强力意志”概念，以表示心理复合体的一个要素。只要我们想一想存在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对于现代西方文化包括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强大影响，我们就可以明白，尼采的影响决不限于哲学领域。何况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尼采还直接影响了许多现代作家，为此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茨威格，托马斯曼，肖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霍普曼，马尔罗，杰克伦敦，鲁迅……在历史哲学领域里，尼采给了斯宾格勒以重大影响。斯宾格勒称尼采是“能把当代全部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抓在手里”的唯一哲学家，他说：“在尼采首先写出‘重估一切价值’这句话以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纪的精神运动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公式。”他自己承认，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他的历史哲学是“把尼采的展望变成了一种概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第6页。斯宾格勒的基本思想，即文化循环论，是有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和关于现实是一有机体的思想作为其准备的。直接受到尼采影响的现代哲学家还有法伊欣格尔、西美尔、狄尔泰、克拉盖斯、马克斯舍勒等人。还有人把尼采尊为心理社会学的始祖。由此可见，哪怕为了弄清现代西方思潮的来龙去脉，也决不能忽视对尼采的研究。当然，尼采影响之大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全然是积极的。罗素在谈到尼采的影响时说：“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第319页。这是资产阶级营垒中心理比较健康的一位思想家的看法，可供我们参考。在人生之画面前第二章在人生之画面前忧郁的心呵，你为何不肯安息，是什么刺得你双脚流血地奔逃……你究竟期待着什么？——尼采在人类所有的学科中，没有比哲学的命运更奇特的了。这门最古老的学科，两千多年来，竟然在自身的对象是什么这个绪论性质的问题上，至今众说纷纭，不能定论。有趣的是，这丝毫无损于哲学的生存，假如别的学科总是纠缠于自己的对象问题，恐怕早就要夭折了。这样的命运几乎是哲学的本性之必然。哲学不是“对智慧的爱”吗?爱的火焰在哪里燃烧，智慧的光芒就在哪里照耀。在一切时代，在一切哲学家那里，哲学都被视为对人类最高问题的透彻思考。可是，在不同时代，对于不同的哲学家，何种问题堪称最高，理解又是多么不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病痛和苦恼，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渴望。当然，不管理解如何不同，人类始终为某些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激动着，所以欲对之作透彻思考的哲学也始终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下去。一个哲学家对于哲学对象和使命的看法，往往同他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纠结在一起，其中渗透着他的个性。如果这位哲学家的个性与时代精神有很高程度的一致，他的看法就同时体现着时代精神。在重大转折的时代，几乎总有敏感的哲学家提出新的哲学观，试图改变哲学研究的方向，对后来的哲学思潮发生深远的影响。把尼采推上哲学家之路的并非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苦苦寻求。哲学不是他的职业，不是他的业余爱好，而是他的整个生命。他的不肯安息的心灵，被人生之谜折磨着，驱策着，永远找不到归宿。是的，连哲学也不是归宿，而只是这颗心灵探索和漂流的永无休止的过程本身。对于这样一位哲学家来说，哲学与人生不可须臾分离，探求人生意义成了哲学唯一的使命。尼采个性中对于人生追求之真诚，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价值危机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使尼采成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人学主义潮流的一位开启者。哲学和人生(1)回顾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哲学思考的重心经历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移。泰勒斯以世界的始基是水的命题开始了最早的哲学探讨，从而富有象征意味地揭开了人类哲学思考中的本体论阶段。在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试图寻找世界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一些人归结为质料（水、气、火、种子、原子），另一些人归结为形式（数、存在、理念）。到了近代，自从培根把解决认识“工具”问题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以后，哲学思考的重心开始向认识论转移。英国经验论者与大陆唯理论者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知识的来源问题。康德第一个自觉地把认识能力本身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确定哲学的使命是“叫我们看清楚我们理性的本性”，使“理性对它自身的认识”变成“真正的科学”。可以把近代西方哲学看作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阶段。那么，哲学思考重心的转移是否就到此为止了呢?显然不是。如果说，在近代，人们发现，要探明世界的本质不能光靠哲学的沉思，而必须依靠各门科学的共同努力，哲学则应当通过对认识过程、认识方法、认识能力的研究为科学提供某种指导，那么，在现代，人们进一步发现，如果对于人自身的本质缺乏了解，就不可能阐明人类认识的本性。何况人并非一团思维，人生在世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外部世界，人的自我价值和情感生活也是不应忽视的。也许人们对哲学中是否正在进行着一场人学变革还有争议，但是，对于人的问题的世界范围的哲学兴趣却已经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当我们探溯这一潮流的源头时，我们又遇到了马克思和尼采。在上个世纪，最早提出哲学人学思想的哲学家是费尔巴哈。凡是读过费尔巴哈著作的人，都会被其中洋溢着的美好的人情味所感动。这位哲学家热爱人，热爱自然，痛恨宗教和思辨哲学，终身为论证人的价值和尘世幸福而热情地著书立说。在他看来，哲学应当把心情的对象即最能激起人的情感的事物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人就是这样的对象。他明确地宣布：“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62，第184页。可是，费尔巴哈毕竟不能突破旧哲学的眼界，作为一个素朴的感觉论者，他既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向外深入到人的社会生活中，也不能像尼采那样向内深入到人的心灵生活中，而是基本上停留在人的感官生活的水平上。所以，在思辨哲学向现代人学哲学的转变中，他只能起一种过渡的作用。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于人的直观的抽象的理解，继承了他的哲学人学的思想，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而哲学的真正使命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并且对于现代西方思潮发生了深刻影响。哲学和人生(2)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人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马克思所开辟的宏观社会学方向，着重揭示社会的人的实践本性;一是尼采所开辟的微观心理学方向，着重揭示个体的人的非理性本性。当然，二者也互相渗透，出现合流，例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这两个方向相对于近代仅仅从感性或理性方面理解人的传统，都是重大的转折。尼采的哲学观有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任何一种哲学与从事哲学思考的人的个性不可分离。他说：“人只要有其个性，就必定有其个性的哲学，然而其间有明显的区别。在一人是他的缺陷化为哲学，在另一人却是他的富足和力量化为哲学。前者需要哲学是为了作为支撑、镇静、药物、解脱、升华、自我疏远；在后者哲学仅是一种美丽的奢侈，至多是一种得胜之感谢的欢欣，终于要以宇宙的大楷写在观念的天上的。”《快乐的科学》序。《尼采全集》，第5卷，第5页。哲学或者作为个性缺陷的补救，或者作为个性丰满的庆祝，总之是发于个性又体现了个性的。哲学诚然与个性密不可分，可是，很久以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血肉联系被切断了，使哲学失去了生命。所以，当尼采从叔本华的哲学中重新发现了这种联系，他是多么欣喜若狂呵。他称赞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个体化的哲学，由个人仅仅为了自己而建立，以求获得对自己的不幸和需要、自己的局限之洞察，并探究克服和安慰的手段”。借叔本华哲学为题，尼采发挥出他自己对于哲学的对象和使命的一番看法来。他说：“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站在整幅生命之画前面，解释它的完整的意义。”而别的哲学家往往只是详析画面上所用的颜色和材料，在枝节方面发表赞成或反对的博学的意见，提出条分缕析的怀疑和反驳。他得出结论：“每一种伟大哲学的要求，就是作为整体始终只是说道：这是生命之画的全景，从中学知你的生命的意义吧。”自然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的用意就是“想藉此使人的生存变得有道理和有意义”。《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尼采全集》，第1卷，409、410、466页。尼采后来否定了叔本华哲学，但是并没有否定他在1874年关于叔本华所说的这些话。他自己承认，他不过是像柏拉图利用苏格拉底一样地利用了叔本华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他所说的这一切仅与他自己有关，是他内心历程的记录，是他对于自己的期许。参看《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44页。说到哲学关心人生问题，也许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首先要求把哲学的注意力从自然事物转移到人事，以“认识自己”为哲学之使命。但是，尼采偏偏对苏格拉底最为不满，他向欧洲理性主义传统挑战正是从苏格拉底首先开刀的。问题在于，苏格拉底把人生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所谓“认识自己”就是“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又把道德归结为知识，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兜了一个圈子，人生的意义被归结为知识。这正是尼采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把苏格拉底看作造成两千年来欧洲哲学偏离人生根本的罪魁祸首。尼采自己是从一个美学问题即悲剧的起源问题开始他的哲学活动的。可是，美学仅仅是他思考人生问题的特殊角度。受叔本华影响，他对人生持悲观看法，但又不能忍受一个无意义的人生，于是想从美学上找到突破口，靠艺术和审美赋予人生以意义。《悲剧的诞生》正是他试图摆脱叔本华的影响、创立自己的哲学的一个开始。他早期从审美状态的分析提出酒神精神，后来由酒神精神脱胎出强力意志，都是为了给人生意义问题提供一个解答。哲学本是关涉人的灵魂的事情，它是活生生的个人对于人生意义的不懈寻求。无个性的人不能爱，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无所谓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哲学家不等于饱学之士。一个天文地理无不通晓的人，他的灵魂却可能一片黑暗。真正的哲人是寻求着人生智慧的探索者。可是，在尼采看来，哲学早已迷途了，两千年来一直徘徊在知识的密林里，看不见智慧的光。他推崇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特别是赫拉克利特，引以为自己的先驱者。自苏格拉底以后，他只佩服少数几个哲学家，如蒙田、帕斯卡尔，认为他们身上尚存哲学爱智慧之真谛。在人生的根本追求被遗忘的时代，尼采的用意是要哲学迷途知返，回到自己的根基，对人生的意义提出质问和回答。尼采的呼声越过世纪的山峰，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激起了悠长的回响。海德格尔和萨特为哲学确定的任务就是揭示个人存在的结构和意义，他们的全部哲学活动都是为了促使个人聚精会神于体验自己存在的意义。首先做一个真实的人(1)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靠哲学谋生，挂着教授的头衔，高踞哲学的讲坛，读书破万卷，熟记前人思想，可谓学问高深。另一个人，姑且说吧，只是个流浪汉，读过不多几本哲学书，比起前者来望尘莫及，但是他天性敏感，热爱人生，情不自禁地思考着人生的种种根本问题，百折不挠地求索着人生的真谛，要他不这样做，就等于叫他去死。问你，谁是哲学家?尼采的回答必是后者。在尼采看来，一个人要配称哲学家，“他不仅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而且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尼采全集》，第1卷，第473页。毋宁说，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成为哲学家的首要条件。然而，这也是最难达到的条件：“要真实——很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能够做到的人，也还是不想做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旧榜和新榜》。《尼采全集》，第6卷，第293页。因为真实是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的呵。那么，怎样才算一个真实的人呢?尼采常常把真正的哲学家同“学者”进行对比，我们从这种对比中可以更加明白尼采的要求。尼采自己是做过十年学者的人，因此当他说他精通“学者心理学”时，大约不算夸大其词。在他的著作中，我们随时可以遇见对于学者形象的描绘和对于学者心理的剖析。让我们先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学者》一节中摘录比较完整的一段话：“这是真的，我离开了学者们的研究室，并且砰然关上了我后面的门。“我的灵魂饥饿地久坐在他们的桌子旁；我不像他们那样习于砸开坚壳，剥取知识。“我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我宁愿睡在牛皮上，胜似睡在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上。“我太热了，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常常因此而窒息。于是我不得不到户外去，离开一切尘封的屋子。“但他们冷漠地坐在阴凉的暗影里；他们小心翼翼不坐到太阳晒烤的台阶上去。“如同那些站在街头张口呆望过客的人，他们也如此期待和张口呆望别人想过的思想。“一旦有人捉住他们，他们立即不由自主地扬起面粉，如同一只面粉口袋。可是谁猜到他们的面粉来自谷粒，来自夏日田野的金色的欢乐呢?……“他们的手指知道一切的穿针、引线、编结，他们如此缝制精神的袜筒!“他们是好钟表，只需留心合宜地把他们拨动!于是他们报时无误，并且谦虚地嘀嗒着。“他们如同磨盘也如同杵臼一样地工作着，只要向他们投放谷粒便成!——他们擅长磨碎谷粒，制成白粉!……”《尼采全集》，第6卷，第183—184页。这里已经把学者与真正的哲学家（以“我”即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出现）两相对照得很鲜明了。第一，学者天性扭曲，真正的哲学家却天性健康，“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第二，学者“冷漠”，真正的哲学家却热情而真诚，“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第三，学者无创造性，如磨盘和杵臼，只会咀嚼别人的思想，真正的哲学家却富于创造性。在尼采看来，“学者”类型的产生不能归咎于个人，而是整个偏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制度和琐细分工的产物。科学在自助时伤了它的仆人，把自己的冷漠干枯的性格刻印在他们身上了。学者们过早地献身于科学，使他们的本性遭到扭曲，长成了精神上的驼背。参看《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第2节。一个人当了学者，就一辈子坐在墨水瓶前，蜷曲着腰，头垂到纸上，在书斋沉重的天花板下过着压抑的生活。试看少年时代的朋友，原先聪颖活泼，一旦他占有了一种专门学问，从此就被这项学术占有了，在这小角落里畸形生长着，做了他那专业的牺牲品。参看《快乐的科学》第366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318—319页。按照尼采的理解，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为人生探寻和创造意义的人。学者的人性已被扭曲，他自己的人生已无意义，又如何能成为一个赋予人生以意义的哲学家?首先做一个真实的人(2)哲学的使命还要求哲学家绝对真诚。真正的哲学问题关乎人生之根本，没有一个是纯学术性的，哲学家对待它们的态度犹如它们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一样。一般人无此紧迫感，他们的认识无非出于利益、爱好、无聊或习惯。可是，回响在哲学家耳旁的声音却是：“认识吧，否则你就灭亡!”对于他来说，真理如同用刀子切入了他的皮肉中去一样。参看《朝霞》第460节。尼采写道：“我们哲学家不像普通人可以自由地将灵魂与肉体分开，更不能自由地将灵魂与思想分开。我们不是思索的蛙，不是有着冷酷内脏的观察和记录的装置，——我们必须不断从痛苦中分娩出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给它们以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液、心灵、火焰、快乐、激情、痛苦、良心、命运和不幸。生命对于我们意味着，将我们的全部，连同遇到我们的一切，都不断地化为光明和烈火，我们全然不能是别种样子。”《快乐的科学》序。《尼采全集》，第5卷，第8页。尼采还写道：“一个思想者是切身地对待他的问题，在其中看到他的命运、他的需要以及他的最高幸福，还是‘不切身地’对待，仅仅以冷静好奇的触角去触动和把握它们，其间有最显著的区别。在后一场合，可以断言，是毫无成果的。”《快乐的科学》第345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76页。真诚意味着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思想中去，这样的人的思想是“一部热情的灵魂史”，其中充满着“在思想的热情中燃烧着的生命所具有的升沉和震动”。《朝霞》第481节。《尼采全集》，第4卷，第321页。真正的哲学家怀着巨大的热情，“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和最严重的责任中”，他的生活“全然不是静观的，局外的，漠然的，安全的，客观的”。《快乐的科学》第351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87页。一个真诚的作家决不会自欺欺人，故弄玄虚，因为他是“为自己而写作”。参看《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第2节。尼采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每一个字都深沉地切身地从生活中体会出来，其中不乏痛苦，许多话甚至是用血写成的。”《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45页。首先做一个真实的人(3)可是，学者往往缺乏真诚，且不说那些借文化谋私利的人，就是自命为了爱知识而求知识的“纯粹的求知者”，也不过是“精巧的伪善者”。因为真正的爱必定与死相伴，愿为所爱者去死，而他们却像月亮一样，自命清高，无欲地淡视着人生。一旦灼热的太阳升起，月亮的爱就到了末路。这太阳，就是热爱人生的真正的哲学家。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纯洁的知识》。《尼采全集》，第6卷，第178—182页。真正的哲学家全身心地治理哲学问题，把他的活生生的个性融到哲学思考之中，如此形成的思想必是创造性的，因为，倘若创造性不是独特个性的体现，又是什么呢?尼采认为，一个哲学家必备两种相关的特性：他须“初始地看察事物”，他本身须“是一个初始看到的事物”。也就是说，他的个性是独特的，他看事物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参看《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第7节。可是，学者的本性却是非创造的。“在学者，只想用分析和了解自然来杀死自然；而在天才，却想用一种新生的自然来丰富自然。所以，二者在思想和行动上彼此冲突。”《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尼采全集》，第1卷，第461页。学者治学靠一种“愚钝式的勤勉”，埋头于书籍，一点一滴地搜集着各门科学的现成结论，靠别人的思想度日。真正的思想家向往闲暇，以便自由地从事创造，玩味自己的思想。平庸的学者却害怕闲暇，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一旦空闲，便觉无聊，于是书籍和学术成了他驱除无聊的苍蝇拍。参看《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第6节。在《快乐的科学》的《学者的由来》一节中，尼采列举了学者的种种类型：秘书型的学者只知整理种种材料，使之系统化；律师型的学者全力辩护其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权利；牧师型的学者一心让人们信仰他的信仰；犹太学者运用逻辑迫使人们赞同他的意见。所有这些人，不思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只图以各自的方式证明自己从事着正当的工作。《快乐的科学》第349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85页。尼采最反对死读书。他写道：“除了浸沉于书籍之海不做别的事情的学者……最后则是完全丧失了为自己而思考的才能。除非有一本书在手里，他就不能思考。当他思考，他只是反应一种刺激即他所看到的别人的思想，结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应。学者致力于肯定、否定或批评已经想过了的思想，他便不再思考了。”学者“犹如火柴，必须摩擦才会发光或者说‘思考’”。尼采说这话是有切身体会的，当他因眼疾而不得不停止阅读时，他突然产生一种轻松之感，他从书籍中解脱出来，有工夫自己思考了。他真切感到，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自己来创造，说出非他不能说出的话来。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把太多的时间耗在阅读上，是一种浪费。“在清晨，在曙晓，在生气洋溢、精力正旺的时候读书，这是严重的罪过呵!”《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25页。他认为，自我教育是造就一个思想家的唯一途径：“没有什么教育者。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人应当只谈自我教育。”《漂泊者和他的影子》第267节。书籍、知识、他人的思想都只能拿来为我所用，而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总之，一个哲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即一个天性健康、真诚、有创造能力的人。这是由哲学的对象和使命所决定的。既然哲学的对象是人生，使命是赋予人生以意义，那么，唯有天性健康才能正确地领悟人生，唯有真诚才能忠实地探求人生的意义，而人生的意义又要靠它的寻求者来创造。学者之不能胜任哲学的使命，正由于他同人生处在一种根本错误的关系中，他漠视人生，远离人生，虚度人生。所以，尼采断定：“一个‘学者’决不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尼采全集》，第1卷，第472页。一个真诚的人生寻求者可能走错路，但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正确的；一个“学者”也许不犯错误，但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即是最大的错误。所以，尼采轻蔑地说：“即使我走着错路，我也仍然走在他们头顶上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学者》。《尼采全集》，第6卷，第184页。为思想而战(1)古希腊哲人第欧根尼听到有人称赞某哲学家，便问道：“他究竟拿出了什么伟大的成果?学了这么多年哲学，竟没有损人!”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要提防当伟大的上帝让一位思想家到这世界上来的时候，一切东西都有危险了。”尼采也说：在现代，“哲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可笑的东西，其实它应该是可怕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尼采全集》，第1卷，第492页。。哲学家应该是“使一切崩毁的可怕的炸药”。《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45页。哲学，以探索人生真谛为使命的哲学，在它面前难道存在什么禁区吗?世俗的“禁区”，流行的观念，传统的信仰，既然它们往往掩盖或歪曲了人生的真相，闯入“禁区”不正是哲学的责任吗?“哲学，如同我从来所理解和体验的，乃是自愿引退于高峰和冰谷，探求存在中一切新奇、可疑、历来被伦理严格禁止的问题。”《看哪这人》序。《尼采选集》，第2卷，第402页。人生，即是人的全部价值，人生的意义，即是人的最高问题。哲学家对于人生的问题探根究底，绝无偏见，一切理论，一切信仰，不论它们是受权势保护的，还是为多数人接受的，抑或是他自己一度钟爱的，哲学家都要敢于追问它们的根据，敢于用人生的尺度加以衡量，决定取舍。他对于一切既定的价值都要重新加以估量，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一切，凡是未经如此考察的决不轻易相信。在尼采看来，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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