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水位-2

岂止时政问题，哪怕是经济或科学问题，在“我们这儿”，道理之争也往往变成“标签战”。对主张放任自由经济的人而言，哪怕主张保留公立教育，都 可能被指责成“福利控”；对疑惧“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来说，主张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你凭什么否定中医理论？这是“科学主义”！你说 中医把脉不是完全没道理？那你肯定是“文科傻妞”了。总之，各个领域的公共论争都有降格到“标签战”的危险，主张什么似乎都会产生四处揪斗的红卫兵气概。虽然有些人试图边讲道理边贴标签，但标签往 往以辞害意，令人不愿听标签后面的道理，于是交锋不能深入，论争总是戛然而止。好比全中国人端个板凳，坐到电视机前准备看刘翔。起跑线上的刘翔突然站起 来，走到罗伯斯身边给他贴个标签：“乌龟”。然后，不跑了。以贴标签来代替说理，或不必要地以贴标签来强化说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革命“战斗文化”的一个遗产。毛主席虽然在“文革”中批评江青开“帽子工 厂”，他自己运用各种标签却是得心应手。延安整风中，不但各种标签源源不断，而且这些标签还左右对称：你不是“左倾冒险主义”，那你肯定是“右倾机会主 义”；你不是“教条主义”，那你肯定是“经验主义”；你不是“个人主义”，那你肯定是“宗派主义”??总之不管你主张什么，你肯定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造思 想，需要匍匐在惟一“正确”的思想面前认罪以求得救。至于到底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概念是否经得起仔细推敲，似乎不重要 了。标签的意义就在于屏蔽而不是展开思考。随着革命越来越深入，“帽子工厂”也变得越来越琳琅满目，当然也就不足为奇。这大约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十分贫瘠的原因之一。“标签战”伤害道理的微妙性，而道理几乎总是微妙的。比如一个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但同时主 张发展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他是“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还是“福利控”呢？又比如一个人认为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的确依赖于一定的民众素质，但他同时又 认为今天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不是民众素质而是利益集团，这个人算是“五毛党”还是“带路党”呢？再比如一个人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但同时认为国族认同可以 成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这算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贼”？在非黑即白之外还有很多思想的灰色地带，而这个地带往往最考验思想的精细，通过将他人的观点极端 化取消其意义，恰恰是公共讨论中的避重就轻。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易于枯萎。在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教条的渴望。我始终相信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是对民意偏好的计算， 更是对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养。你说我五毛，我说你西奴；你说我西奴，我说你脑残；你说我脑残，我说你傻逼。当辩论陷入这样的逻辑，标签战就彻底沦为骂街 战，公共领域将从海德公园演变为一个脱衣舞池。下限低的争论者也许会赢，但争论本身一败涂地。我们常抱怨来自权力的打压伤害公共理性，但伤害公共理性的何 止是权力。没来的请举手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她顺手往窗外一指，“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如此，还有车水马龙，完全可以用“惟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还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韩颖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北京海淀某地的一位女性，因为独立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被跟踪我又问：你知道雷金模吗？她说不知道。我又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因为没钱治病现在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及其他病人之一。我又问：你知道有农民因维权而死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有一位村民在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在看守所“突发疾病”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之一。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 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他器官全都是好的！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韩颖雷金模们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与好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三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除非你意识到中国不仅仅存在于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韩颖雷金模们，并且每一个已知的韩颖雷金模们，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韩颖雷金模们。在苍苍莽莽的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无独有偶，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大家都在这里，这样多么好。法治何以可能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家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流行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却殊途同归，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法治当然是诱人的，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国家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知识分子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议会里的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性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当然，“平衡”指的不仅仅是用民众权力来平衡政府权力，民众权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独立、专家知识、市场自由等力量来平衡。但在目前民众权力和政府权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谈论民主的危害显然是饿着肚子在发愁吃得太饱怎么办。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比如三权分立……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这个殖民史之前新加坡几乎就是块荒地），不但其文化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且殖民者的强大导致了一个“弱国家弱社会”传统，由此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制衡；它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现在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他也可以是我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两千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对称的话：笨是一种人品。这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最近，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这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人却只有自己倒了霉才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坏人”权利跟我没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在上世纪50年代的“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们也成了“坏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失足”了。好人变成“坏人”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人权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或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是“我”的自由，还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并非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与无数身处底层的“他”组成。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一个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学者，在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也忿恨痛斥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由。根据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走向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就成为趋势。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可以两点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自己被烫一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数亿人只有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所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危险，这种人据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是一种意志。合同异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据说战国时期有一个学派叫“合同异”，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无往而不胜。请看：“你不也吃肉吗?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堂活取熊胆?其实都一样。”“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官员乱花钱，其实都一样。”“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制言论，其实都一样。”“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监狱虐待犯人，其实都一样。”……一句话，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我们都脏，本无不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量变之间的差异，否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岂止否认，还要嘲讽。我仅仅是“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我呸!最近网上热议新刑诉法草案第73条时，我们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句式：美国不也那么那么吗，我们就不能这么这么吗……其实都一样。73条中最有争议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该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可对其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作为党纪的“双规”被司法化，甚至可能使收容审查死灰复燃。毕竟，“危害国家安全”是个含糊的字眼，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权力机构打击异己甚至官员公报私仇时，完全可能用这个罪名。这种疑虑本是现代公民对公权可能被滥用表达出的健康警觉，但有法学家说了：美国不还有《爱国者法案》吗?我们怎么就不能有73条?于是翻出《爱国者法案》里“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无限期拘留”的条文。你看你看，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问题是，这是一回事吗?首先，《爱国者法案》出台于“9·11”后，是明确地针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资助者的法案，政府几乎不可能用它来打击美国内政的批评者。在那里，“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不可混淆的两码事，而在这里，两者常混为一谈。其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嫌犯。“9·11”袭击中的嫌犯“第20个劫机者”——因偶然原因没能实施袭击的卡塔米——至今仍未审判定罪，甚至可能被释放，就是因为美国复杂的司法程序保护他。而我们这里的律师都常常自身难保。再次，《爱国者法案》从制定到实践，有不同权力机构的横向制衡。如对嫌疑人进行窃听，需要独立的法院批准方可实施。又如其中原有“秘密搜查”条款，但有法官以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为由拒绝适用，导致后来修正了这一法案。最后，《爱国者法案》备受社会各界的批评，诉讼不断，甚至“美国图书馆协会”都决议谴责，认为要求查阅嫌犯借阅记录的做法侵犯民众隐私……总之，在权力制衡和民众关注下，其每一个条款实施都举步维艰。同一个法案，在缺乏制衡和批评的环境里，可能是给公权发了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这当然不是说《爱国者法案》没有问题，而是两者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和程序、舆论环境都很不同，混淆两者，不过是又一次运用“合同异”大法。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权力的道德捆绑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我以前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地方的治理之道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其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恶丑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嫉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的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皇权统治。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用者。权力和道德捆绑古已有之，洋亦有之。道德和权力的这种结盟不足为奇。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王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有权阶层的整风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观念的水位据说坊间盛行绝望。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起“玩儿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好吧，可能是。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我心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浮起来。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近些年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印象中城管在20年前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现在却屡遭热议。这几年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观念不同了。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则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30年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个儿：同样的行为，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但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变革原因则是意识形态悄悄地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失败的原因。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压住船呢？此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佳。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还不够。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年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也许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是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挺难。倒霉的英国议员因为人在英国，以前有编辑朋友问我能不能写点“英国政治”的文章，我笑道：英国还有政治吗？这当然是玩笑。我的意思是：英国基本国泰民安，大风大浪的政治斗争已不多见，有的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问题，谈起来有点没劲。而事实是，政治问题的大与小，总是相对而言的：吃惯麻辣烫的人，面对一锅红辣椒都可以若无其事，而不习惯吃辣的人，菜里出现个把红辣椒就会吃得汗流浃背。在我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英国人自己看来，则可能惊天动地。最近英国的议员报销丑闻，大约可以说明英国政治之现状。今年三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女议员史密斯的可疑行为：她六年来以“第二套住宅津贴”的名义报销了11万英镑费用。众所周知，在英国议员是全职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在伦敦上班，一方面要跟自己的地方选区保持联系，所以法律规定外地议员可获第二住宅津贴，目的显然是鼓励议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能够“常回娘家”，保持和选民的联系。但问题是，史密斯的伦敦住处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姐姐的，她只是时不时住其中一个房间而已。她把它登记为第一套住宅，显然是为了能够享受“第二住宅津贴”，因为政府不直接补助议员第一套住宅。这就成了英国政治里的重大丑闻了。对于“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她堂堂一个议员，在伦敦连房子都买不起，在伦敦工作却只能借住姐姐家，这简直是清廉的标志了，何况借住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住宅，这本身也可以争议。当然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她把自己的主要住处注册成第二住宅，显然是在行骗。媒体乘胜追击，干脆把史密斯的“第二住宅”报销账单翻了个底朝天，其中有：暖气104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洗衣机320镑；牙刷架2镑5；浴缸活塞8毛……同样，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但对“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一个政治家连花8毛纳税人的钱都有记录在案，不得不说这个制度非常透明。在某些国家，别说8毛了，8千、8万、80万的消失往往都无声无息。“吃惯麻辣烫”的人可能同时还会窃喜：洗衣机320块、电视机370块、门垫14块……这个议员够穷酸的，我们家洗衣机还花了499呢。史密斯丑闻只是一个导火索，接下来的一个月，媒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销曝光”运动。议员麦克纳提也被曝光，他12年来报销了6万块的第二住宅津贴，但这套房子其实主要是他父母住的；贝克特报了129镑的下水道清理费；费莱特80镑的窗户清理费；卡卖隆1741的贷款利息……连首相布朗都不能幸免：他报销了清洁费和有线电视费415镑。“不吃辣”的人对这一切义愤填膺，“吃惯辣”的人则可能会嘀咕：首相看电视还得自己先掏钱然后再报销？领导看电视不都是“下面的人”给办好吗，还什么钱不钱的。虽然这些报销中的大部分严格来说都是合法的，但在议员们工资已经比普通人高的情况下，纳税人还要掏钱来为议员们请清洁工、通下水道、修花园，这显然又是不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第二住房津贴”制度本身不合理，漏洞太多，需要改革。这也正是内阁对众怒作出的反应：布朗政府正展开调查，夏天将公布所有议员的报销收据；他还表示要废除第二住房津贴制度，代之以更合理的制度，预计2010年推出。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不幸”生在英国了呢。提问时间到卢梭曾这样无情地打击他的邻国：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在议员选举时自由罢了，一旦议员被选上，人们就又被奴役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嘲讽显然针对的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代议民主制本身——在卢梭看来，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是真民主，而“代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的。鉴于现代国家之庞大，让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去直接辩论、决策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难推断，从卢梭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国家，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卢梭的嘲讽固然令人郁闷，但似乎给现代民主判了一个过于仓促的死刑。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张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民意调查的出现，则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根据民意见风使舵。最近我开始爱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似乎就是对“投票时刻之外民众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的反击。这个节目叫“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每周四BBC一台播出，一期节目一个小时。节目形式是这样的：主持人David Dimbleby邀请5个嘉宾：其中一般来说包括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高层官员，另外两个要么是小党代表，要么是无党派人士。这六个人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比如拿今年10月15号的这期节目来说，嘉宾包括内务部长Alan Johnson（工党）、议员Damian Green（保守党）、议员Norman Baker（自由民主党）、小党独立党领袖Nigel Farage、记者Joan Bakewell。显然，这种人员构成就是为了鼓励对同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五个人象五个等待论文答辩的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台上，观众则象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提的问题显然都是针对当下的热门政治议题。比如此期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 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2. BNP（一个种族主义政党）最近表示丘吉尔如果活着也会是其成员，你们怎么看？3. 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4. 最近有人给3岁儿童抽烟并因此被捕，应该给他判刑吗？5. 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这个提案合理吗？面对这些问题，台上的嘉宾往往如坐针毡。首先，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收到什么问题；其次，观众不但可以提问，而且可以就他们的回答进行追问和质疑。几个来回的交锋下来，加上嘉宾的内部辩论，往往就会使会场充满火药味，“提问时间”也就变成了“烤问时间”。比如在对报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不断追问内务部长，议员凭什么每个月拿200磅餐饮补贴？凭什么？部长一脸窘迫，而观众则掌声四起。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怀疑反恐战争必要性的声音也异常尖锐。但更多时候，“提问时间”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每个问题的正反意见都会被讨论和聆听，无论嘉宾还是观众，都不能仅仅“泄愤”，还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就可能被嘘。比如，对邮政罢工问题，反对方认为邮政工人的要求不现实，在网络时代，近年邮局年均失去10%的生意，还要保障就业和提高工资不可能；赞成方则有力地指出，既然我们有钱救助那些倒闭的私人银行，为什么就没钱救助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在对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两方同样各有道理：反方认为8年来不断增兵，阿富汗却不见起色，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正方则认为撤兵将成为恐怖主义者的重大胜利，不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这样的核武器国家都可能落入恐怖主义之手。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只要表述精彩，同一屋子的观众往往会对两种意见都掌声鼓励。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不过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那些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技能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的时候是“奴隶”，但是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后面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冲突中丧生。直到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罪犯巧妙地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2010年6月15号，英国首相卡梅隆在议会下院宣布了报告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卡梅隆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耻。所以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让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可马虎，也不可能“宜粗不宜细”。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到沙子里，3年后，30年后，300年后，过去的它还是不会过去。沉默罪2007年8月3日，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一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瘀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能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 （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继父被判终身监禁。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须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20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的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20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瘀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2006年12月到20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起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瘀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20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20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或作为不足的惩罚，20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Shoesmith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医生Ikwueke和AlZayyat被解雇；20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屡屡遭受家庭暴力却投诉无门，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的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小皮特死之前，最起码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2007年9月此案爆发，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自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搜索”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大家一起来算账麦德胡卡，一个印度学者，有一次坐飞机时受了刺激。那天上飞机前他刚看了美国的大选辩论，发现其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但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印度一个州级选举辩论则刚好相反，其辩论完全空洞无物，既不谈论政策也不谈论绩效，就是口号和人身攻击而已。对比如此鲜明，令其深受震动，下了飞机之后，他创办了“国会研究服务”，一个旨在为印度政治家提供政策信息的思想库。麦德胡卡的观察可以说指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和不成熟民主制之间的一个核心不同，那就是政治辩论的技术含量。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身攻击。但是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辩论内容往往是“你是某某阶级代言人”、“你是某某国家的走狗”、“你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口号式话语，或甚至干脆直接在议会揪头发、扔鞋子。我最近观察英国的媒体时，也受了一个类似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来源是英国财长Darling12月9号在议会作的“预算前报告”。“预算前报告”是英国政府每年两次的财政报告之一：一次在4月，一次在12月左右。由于明年5月英国大选在即，这次报告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它对选票流向可能影响巨大。令我受刺激的，首先是这个报告内容的清晰具体：它不仅把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方案将会如何影不同阶层、行业的普通人生活交待出来。问题：政府总债务过大（占GDP56%）。解决办法：第一，50亿的开支削减，但教育经费仍会增长0.7%；第二，冻结公共员工资和养老金两年；第三，提高全民保险征收比例0.5%（只针对收入2万英镑以上者）；第四，对今年银行业奖金一次性缴收50%税收，由此筹得5亿英镑……整个报告听下来，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在谈论一个汽车故障一样高度技术化。从哪开源，从哪节流，开多少，节多少，一清二楚。事实上财政部专门就该报告作了一个网站，详尽阐述报告的细节，并设有“预算将如何影响你”、“预算将如何影响你所在地区”的栏目，甚至还设了“财政部twitter”，及时解答民众的问题。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也就是说，对具体清晰的逃避也就是对批评的封闭。这一点大约不仅仅适合学生论文，也适用于政府财政报告。虽然现在各国都在提倡政府“信息公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把政策“一锅粥”地端出来，既不归纳问题或阐述方案，也不解释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公众面对它，就像一个老师面对一篇不知所云的论文，很可能还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对它的讨论。这个报告事后激起的广泛讨论同样令我震动。报告出炉当天开始，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blog都开始了对它进行爆炸式讨论。随便打开一张报纸，都是“债务灾难的真实成本”、“毫无目的的民粹主义”、“商界‘陪审团’的看法”、“一块忽视债务问题的政治糕点”……等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把这个报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视了无数遍。有的批评政府拿银行家开刀是作政治秀，有的说报告对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的说在解决债务和保护福利之间走钢丝，这个报告实属不易……批评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就事论事、充分论证的“技术型”批评，打着算盘在跟报告一笔一笔“对账”。即使是网民，也几乎看不到那种“布朗政府这个吸血虫”、“Darling滚下台去吧”这种只有情绪没有论证的评论。拿《金融时报》上一篇叫做“报告是财政糖浆还是错药”的整版文章来说，它把讨论分成8个小问题：1.公共财政局面到底有多糟？2.政府的药方是什么？3.这些药方与4月份财政报告有何不同？4.谁是最大的买单者？……分门别类来介绍和评论，并配备了很多图表、历史数据，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浓缩版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