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世界哲学-6

胜论派音译为“吠世师迦”、“卫世师”、“毗世师”等，创始人传为迦那陀，约为公元前2世纪人物，此派根本经典有《胜论经》、《摄句义法论》、《胜宗十句义论》。主要学说或理论是关于“句义”的解释，在认识论上的基本理论集中表现在对“现量”、“比量”的论述。此外，尚有“极微说”、“因中无果论”等。它的学说和思想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不仅对中国古代思想界产生了影响，还受到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的重视。正理派音译为“尼夜耶”，创始人相传为“乔达摩”，约公元1世纪人物。此派最早的经典是《正理经》，基本学说为“十六谛义”，在逻辑学方面的重要建树是确立了“五支论式”的推论方法。弥曼差派音译为“弥息伽”，创始人相传为“奢弥尼”，约公元前2世纪人物。著述为《弥曼差经》，主要理论有“声常住论”、“量论”，此派还以反有神论著称。这里的“声”，指语言、观念或知识，特别是关于吠陀方面的言语知识。他们认为“声”是先天本有的、常住不灭的，并且是绝对正确的。吠檀多派为六派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理论或学说在古印度思想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创始人为跋达罗衍那（约1世纪人），著作《梵经》为该派最早之经典，主要理论为“梵我同一说”。商羯罗是此派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印度史上最负盛名的重要人物之一。第四部分沙门思潮沙门（Samana）,意为勤息、息心、净志，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沙门思潮兴起于列国时代，是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沙门思潮的兴起是有深刻原因的。从宗教方面来说，古代印度长期流行的婆罗门教，在宗教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婆罗门教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教义也越来越不为人们所信服。婆罗门教宣扬吠陀天启，可是，《吠陀》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们满意。它鼓吹祭祀万能，要求人们履行名目繁多的祭仪，结果是祭司捞取了大量钱财，而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则越来越沉重。婆罗门教强调婆罗门地位至高无上，与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在列国时代，王权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国王成为强大的统治者，然而国王属于刹帝利种姓，居于婆罗门种姓之下。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当然是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属于吠舍种姓的商人，不少通过经商、放高利贷而致富，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也表示强烈的不满，力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声称，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沙门思潮诸派兴起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国王和大商人的支持。沙门思潮最初兴起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统说法认为，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已经走向衰落，从而为反婆罗门教各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沙门思潮兴起时，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虽然已经流传，但还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更不存在衰落的问题。当时婆罗门教的中心地区是在位于喜玛瓦特山与文底耶山之间的维那舍那以东和钵锣耶迦以西的地区，即《摩奴法典》中所说的“婆罗门中国”。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土著文化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婆罗门教传入后，对土著文化及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强烈抵制，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激烈的震荡，促使了思想文化上争鸣局面的出现。所以，沙门思潮的兴起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雅利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与进一步融合。根据文献记载，沙门思潮的派别达64派之多。它们的学说重点不一，具体内容有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婆罗门教，猛烈抨击婆罗门教的纲领。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沙门思潮有“六师”，其中主要的有顺世论、佛教、蓍那教和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论是印度甚至东方最大的唯物主义派别，这派认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由“四大”（地、水、火、风）构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均由“四大”结合而成，死后还归“四大”；因此，它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可分，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在社会观方面，顺世论主张种姓平等，反对祭祀和业报等。佛教是最大的沙门思潮派别。第四部分印度教印度教是印度影响最大的传统宗教。它由婆罗门教发展、演变而来，因而又称为“新婆罗门教”。就印度教的宗教崇拜和思想观念的渊源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印度存在的较早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多种与人们生活关系较大的自然事物的崇拜。他们把这些事物都看作是神。吠陀宗教后来经历了由多神崇拜向主神崇拜的发展过程，并在印度出现种姓制度的基础上演变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崇拜的神已经相对集中，而且这一宗教除了敬神之外，还创立了名目繁多的祭祀礼仪和哲学学说。在教义上则明确提出所谓“三大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婆罗门教的祭祀仪式有些与敬神直接相关，有些则属于巫术（即祭祀者认为祭祀动作本身即可产生奇异的力量，使人免灾趋福，而不是通过取悦于神来获得好的果报）。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神学观念结合在一起，哲学上的最高本体往往也就是造世的最高神。婆罗门教哲学后来分化为几个主要派别（六派哲学）。这些派别有的仍然坚持该教最初所制定的基本哲学学说，或为祭祀的功效作理论论证，有的虽然有婆罗门教哲学之名，但学说偏离该教宗旨较远。婆罗门教产生之后，虽然一般来说在印度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佛教、蓍那教等印度宗教出现之后，它在历史上也有受到排挤的现象。如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和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对佛教都极为推崇。婆罗门教在这些时期发展的相对缓慢，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但到公元4世纪时，婆罗门教又开始兴盛。此时统治次大陆的是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的君王（尤其是初期的）大力支持婆罗门教，一方面修建婆罗门教的寺庙，举行婆罗门教祭祀典礼，另一方面为婆罗门教的传播提供条件。在此时，婆罗门教的一些法规（如《摩奴法典》等）和两大史诗（《摩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已经基本定型，婆罗门教哲学（六派哲学）的原典也都做了详细的注释，各派哲学趋于系统化。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婆罗门教又进一步吸取了印度民间的各种偶像崇拜成分和其他派别的宗教思想（包括佛教和蓍那教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演化为印度教（新婆罗门教）。印度教虽由婆罗门教演化而来，以婆罗门教的旧有学说为教义核心，但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宗教了。它已经成为一种混合物，即印度古代多种宗教体系和精神文化要素的复合体。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的：“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男性生殖器，是湿婆的象征）崇拜的宗教，又是札各纳特（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印度教形成后，它主要分成3个基本流派，即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这些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比其他宗教派别多得多的信徒。公元8世纪左右，印度正统派哲学中出了枯马立拉和商羯罗两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对印度教的宗教与哲学作了较大的完善和改造（有人认为婆罗门教在此时才完成了向印度教的转变）。枯马立拉进一步强调了祭祀的功效，使吠陀典籍在印度教中牢固确立了其神圣性。商羯罗则对奥义书以来婆罗门教的核心哲学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和发展，为印度教的宗教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伊斯兰教侵入次大陆后，印度教虽然也受到了一些打击，但却没有像佛教那样被毁灭，而是一方面在某些区域保持着很大势力，另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的思想有所交融。12世纪后，印度教的主要派别中又分化出一些新的派别，如毗湿奴派中分化出虔诚派，后又分化出罗摩派（16世纪形成）、黑天派；湿婆派中又分化出三相神湿婆教派；性力派也分化出右道和左道两派。这些派别虽还属于印度教，但其中的不少人却提出了反对婆罗门教教义的主张（如主张各种姓在神面前的平等，反对歧视妇女，反对吠陀权威等）。在近代印度，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中掀起了范围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许多鼓吹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团体和组织，如梵社、雅利安社等。这些团体的创建者和参与者一般反对古代印度教中存在的偶像崇拜、烦琐宗教仪式、种姓不平等等愚昧现象。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响的宗教，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印度人中绝大多数都信奉此教。80年代初，印度总人口的近83%的人为印度教教徒。印度教在印度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它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阿富汗、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都有印度教流传。印度教的哲学也曾经为西方近代的一些哲学家或思想流派所重视和吸收。第四部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是印度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大帝国。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率军队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西印度，所到之处都建立了据点。亚历山大试图征服恒河平原，取道坦叉始罗和拉瓦尔品第，向南部和东部推进，但遭到当地力量的抵抗。当时恒河平原最强大的势力是摩揭陀国，处在难陀王的统治之下。大约在公元前317年，该国一名出身刹帝利贵族、叫旃陀罗笈多的青年，在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考底利耶的协助下，率军击败了西北印度的马其顿人的部队，并宣布了印度的自由。之后他进抵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推翻了难陀王的统治，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孔雀王朝。他又吞并周边若干邻国，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达到鼎盛。他即位8年后，征服了东南海岸的羯陵伽国，此时帝国的版图几乎包括除泰米尔地区的整个印度和阿富汗的相当大一部分。孔雀王朝以其空前强大的国家权力，完成了多项重要的事业。例如，旃陀罗笈多在全印度修建了发达的道路系统。道路设有驿站，每隔半里建一立柱作标记。阿育王时代又在各条道路两旁植树，隔约3里挖一口井，设立行人休息的处所。在主干道的交叉点附近，设立国家粮仓和仓库，供紧急时使用。此外，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帝国还在各地修建了运河和蓄水池，建立了较完善的灌溉体系。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敕”。这些诏文在西北印度、阿富汗以及东南海岸各地都有发现。有的诏文是刻在磨平的崖岩上的。第四部分阿育王与佛教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提倡和保护佛教，社会上流传着他与佛教的一些故事。据说，在他当君王的早期，用暴力和酷刑治理国家。在首都华氏城北部有一个监狱，人们称它为“阿育王监狱”。在监狱里，使用各种刑具严刑拷打犯人。国王曾下令，任何人只要进了这座监狱，就别想活着出去。一天，一位佛教的圣者毫无原因地被关了进去，狱吏将他投入热水锅里，水竟无法烧沸。狱吏将此事报告给阿育王，他感到很奇怪，便对佛教开始感兴趣。后来他下令取消了那座监狱，并修正刑法，对犯人从宽发落。这时，他的军队恰好平息了羯陵伽地区的叛乱，杀戳了成千上万的叛乱者，并俘虏了许多人。阿育王良心受到责备，产生了悔恨和悲悯之情。他下令将所有俘虏释放，并发布了一封表示忏悔的文书，之后穿上僧袍，皈依了佛教。他下令禁止打猎，并亲自食素，献身于实施“大法”（道德与虔诚）统治。这导致了孔雀王朝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阿育王放弃了以屠杀和放逐人民为手段的军事征服，释放了战争俘虏，对民众采用“虔诚感化”的政策。同印度许多传说一样，这个故事很难说到底有多少真实成份，它很可能是佛教徙为宣传佛教的威力而编造出来的。不过，阿育王推崇佛教，倒是可由他发布的多个诏敕来证明。在这些诏敕里，他赞扬佛教，劝告人们皈依佛教，并将佛教精神体现到日常生活中。他明令禁止滥杀动物，并设立人与动物医院，向穷人施舍。他还在印度各地兴建佛寺、佛塔，亲自巡拜。佛教徒称他为“转轮圣王”。他虽是热心的佛教徙，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耆那教、婆罗门教等也受到同样的保护。他的仁慈的统治必然会产生良好的结果。由于他的善德善行，印度人民至今还怀念这位国王。第四部分佛祖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俗世人称“佛祖”，其实在佛教徒眼中，他是现世教化众生的佛陀。佛教的教义,全赖释迦牟尼佛传播于世。释迦牟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大体与中国的孔子同时。释迦是一个部落的名称，牟尼是能仁，能寂，合起来可理解为“释迦族的圣人”。他原名叫乔达摩悉达多，释迦佛的另一个称呼“如来佛”，如来的意思是指从如实(绝对真理)之道而来，开示真理的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6年出生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迦毗罹王国，其父为该国净饭王。一天其母摩耶夫人梦见一头白象伴随道白光从空中降下投入她的右肋，从而有了身孕。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摩耶夫人遵照习惯回娘家，走到蓝毗尼花园，手攀无忧树枝坐下休息，一阵和风吹过，乔达摩·悉达多从摩耶夫人右肋诞生。这时天空出现了两条龙，一条吐凉水，一条吐温水，为其沐浴。乔达摩·悉达多沐浴后即站起来向前走了7步，步步生莲。接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环顾四方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时全身出现金黄色，双颊丰满如雄狮，毛发均向上生长，其母生他7天即逝世了。姨母波波提夫人担负抚育之责。他看到社会残酷无情，人们受着生老病死种种苦难。毅然抛弃舒适生活，出家修行。先随婆罗门教苦修，日食一麻一麦，瘦得皮包骨，却一无所获，于是用尼连禅河水洗去6年的污垢，爬上了岸。这时牧羊女见他可怜，端来一碗乳糜，他吃后才恢复了体力，这就是衍化出的“腊八粥”。以后，他走到伽耶的一棵菩提树下静坐沉思，49天恒出一条正道：“人有了我”，而“产生欲念，这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只有达到“涅槃”，才能脱离痛苦”，摆脱轮回，要想达到就要修道。他所创立的理论被称作“佛教”。从此乔达摩·悉达多成了“佛陀”，简称为“佛”，世人尊其为释迦牟尼。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80高龄，传教已45年，佛教已被南亚大多数人所接受，各地均建立了寺庙，出家的和在家的信徒倍增。这时，释迦牟尼背疾复发，自知将要谢世，便来到拘尸那伽的跋提河边。在两棵婆树间弟子阿难系好绳床，释迦牟尼头朝北，面朝西，侧卧于绳床上，他的右手支着头，左手放在身，双足并拢，进入“涅槃”，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天是农历2月15日。第四部分菩萨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略称。“菩提”意是觉悟，“萨埵”义是有情，凡是求觉悟的有情的都可以称为菩萨。在佛教中一般习惯对印度的弘扬佛法、建教立宗的大德法师都称为菩萨，如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护法菩萨等。因为这些菩萨是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具体人物，所以这些菩萨的画像都属于高僧像之类。这里所说的菩萨像是指佛经中所提出的，与佛同时共弘教化的菩萨的画像。为什么拜菩萨？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弥勒菩萨：包容、欢喜。弥勒菩萨塑造的是布袋和尚的形象。他代表什么意思呢？布袋和尚肚皮很大，满面笑容，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具备什么资格才可以入佛门：第一要有肚量，要能包容；第二要慈悲，要以欢喜心接待一切众生。所以弥勒菩萨代表的是生平等心，呈喜悦相。佛教认为以清净平等的心对待一切众生，以满面笑容接待一切大众，这是入佛门必备的条件。二、地藏菩萨：孝顺、恭敬。地藏菩萨所表示的是孝亲尊师，一部《地藏经》就是佛门的《孝经》。无论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是从孝亲尊师做起。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表示大慈大悲，慈是使他人快乐，悲是帮助他人解脱烦恼和痛苦。慈悲一切、怜悯一切、救护一切众生，就是大慈大悲。佛教认为的拜菩萨，就是以菩萨为榜样，常养自己的慈悲心，利益他人，造福社会。四、文殊菩萨：智慧、善巧。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的是大智慧，圆满的智慧，绝对不是迷惑颠倒，感情用事。五、普贤菩萨：应用、实践。普贤菩萨代表实践，把孝敬、慈悲、智慧，应用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第四部分四大天王佛教中的四大天王有其特殊的所指，我们经常在西游记中见到他们的身影：一、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国”是国家。持国里面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负责尽分”。我们修身、齐家，也就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负责；自己是什么身份，就负担起什么样的职责。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对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每一个人在他自己岗位上都能尽忠职守，负责尽职，这才能护持国家。持国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它也是表示佛法的。代表什么呢？它代表负责尽职要做得恰到好处，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及，这就是中庸之道。儒家讲中庸，佛家讲中道。就像弦一样，要是太紧了，它就会断掉；太松了，就弹不响了，一定要调得恰到好处；这就是说，我们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守分寸，都要做得恰到好处。二、南方增长天王。“增长”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求进步；与时俱进，不进则退。德行要进步，智慧要增长，技能要进步，才艺也要进步，乃至于我们的生活品质也要天天往上提升。增长天王手上拿的是宝剑，这个剑是表示佛法的，代表智慧之剑，能断烦恼。烦恼像丝、像乱麻一样，所以快刀斩乱麻，唯有智慧才能够把所有的烦杂事情，统统都解决掉。三、西方广目天王。其右手拿的是一条龙，或者有的时候造像造的是蛇。龙跟蛇代表什么呢？代表变化莫测。这是讲人心、社会、世界，非常非常复杂，常常在变化，你有智慧才能控制得住，才能掌握局势，才能游刃有余。四、北方多闻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他手上拿的是伞盖。伞代表什么呢？伞是遮盖，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环保，遮盖灰尘，既要多看、多听，又要保护自己身心的清净，不被诱惑，不受污染。第五部分罗 汉罗汉是梵语“阿罗汉”的略称，含有三意：一不生、二杀贼、三应供。就是依小乘佛教修持的方法进修而得到破除烦恼、解脱生死轮回而决定得入涅槃的果证的出家弟子。我们经常在神话电影里看到有关五百罗汉的说法。罗汉称谓，由来已久，按北凉道泰《入大乘论》所载，16罗汉（尊者）在佛涅槃后，常住世间，护持佛法；西晋竺法护《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舍利弗问经》中均有五百罗汉结集法藏、重兴圣教的记载。而作为崇拜对象的罗汉形象则出现较晚，一般认为是玄奘法师译出《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之后才被世人所供奉。《法住记》记录了16罗汉名称、住地，并扼要地称其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敕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乃至世尊正法应住常随护持，乃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时此16大阿罗汉及诸眷属随其所应，分散往趋，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凡众密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由于佛经中并无罗汉形象的具体描述，只是说修得罗汉果位的就是罗汉，因此罗汉造像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民间信仰性质。在一定意义上，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尽现人间世态悲欢的罗汉形象是隋唐以后，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世俗化和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五部分何谓“大乘”？何谓“小乘”？乘指载人用的车子。佛教用车子载人来比喻佛法能够使人超脱生死轮回，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小乘佛教偏重于个人解脱，认为佛只有一个即释迦牟尼佛，修佛的目的是“灰身灭志”，以获得阿罗汉为最高追求。与小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宣扬普渡众生，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脱。大乘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修佛以成就佛果为目标。成佛的理想不在于灭除生死，而在于达到众生平等、物我融会的涅槃境界。本来，在佛的时代，并没有分什么大乘和小乘，佛法是一味的，只是由于说法的对象不同，所说的内容和境界也有不同罢了。佛对根器浅薄的听众，说做人的根本道理，持五戒，修十善，称为人天乘；对于厌世观念很浓的人，便说解脱生死的方法，称为声闻的小乘；对于根器深厚而有悲愿化世的听众，便是菩萨的大乘。事实上，佛法共分五乘：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修上品五戒十善的生天，中品五戒十善的生人，综合五戒十善，称人天道；声闻是由于听法修行而解脱生死的，独觉是不由听法无师自觉而解脱生死的，综合声闻独觉，称为解脱道；菩萨道是既求取解脱道而又不舍人天行的一种法门，所以大乘的菩萨道是解脱道与人天道的综合。仅在人天道中修持五戒十善的人，尚是凡夫。证了解脱道，不再受生死的人才是圣人，因他们只顾自己乘着佛法而得解脱，不愿回头过来救度其他的众生，所以称为小乘。菩萨是上求无上佛道而自己解脱生死，下化无量众生而同离生死苦海，所以称为大乘。第五部分四大皆空“四大皆空”，空去哪四个大呢？不懂佛法的人，他会脱口而出地告诉你：“空了酒、色、财、气，就是四大皆空嘛！”其实，这与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佛教所讲的四大，是指“地、水、火、风”的四大物质因素。四大的观念，也不是佛教发明的，它是人类对于宇宙本体的初期探索而得的结果，在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上，几乎有着同样的趋势。比如中国书经所记的“水、火、金、木、土”五行；印度古吠陀本集所说的世界形成，是基于“地、水、风、火、空”的五种自然因素；希腊古哲学家恩比多克里斯（Empedocles），也曾提出“气、水、土、火”为宇宙间不变的四大元素。总之，不论五行也好，五大也好，四大也好，都是指的物理界的基本元素，如果仅限于此而胶着于此，那么，发展的结果，便是唯物论者。所以，这些思想，也是唯物论的先驱。佛教讲四大皆空，是沿用着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刻化及佛教化的，因为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宇宙物理的，比如山岳土地属于地大，海洋河川属于水大，阳光炎热属于火大，空间气流属于风大。如把它们化为人体生理的，比如毛发骨肉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属于水大，体温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若从四大的物性上说，坚硬属于地大，湿润属于水大，温暖属于火大，流动属于风大。但是，不论如何地分析四大，四大终属于物质界而无法概括精神界的。所以唯物论者以四大为宇宙的根源，佛教则绝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佛教所讲的四大，也有小乘与大乘的不同。从大体上说，小乘佛教所说的四大，是指造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因缘，称为四大种，意思是说，地、水、火、风，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都是由于四大的调和分配完成；四大和谐，便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是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徒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小乘佛教观察四大种的目的，是在使人看空我们这个由四大假合而成的色身，不以色身为实在的我，不因执取色身为我而造种种生死之业；一旦把我看空，便会进入小乘的涅槃境界，不再轮回生死了。大乘佛教所说的四大，不是指的根本元素，而是指的物态的现象，是假非实，是幻非实。对于物象的形成而言，仅是增上缘而非根本法，虽也承认四大为物象的种子，但不以为四大是物象的真实面貌；小乘佛教因为只空我而不空法，所以虽把物象看空，仍以为四大的极微质———“法”是实有的。不过，小乘佛教不是唯物论，而是多元论，因为佛教的空不仅空去四大，乃要空去五蕴；四大，只是五蕴中的一蕴而已。第五部分大千世界佛教认为：宇宙，从时间上看，无始无终；从空间上看，无边无际。这无边无际的含义包括：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边无际。再小的东西也还可以再分析下去，此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坐微尘里转大法轮，芥子可纳须弥山是也。佛教认为，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点而已，定义宇宙为三千大千世界。认为宇宙空间本来就如此存在。虽然，佛陀对宇宙进行了分析，但是，他反对人们把过多的时间投入这方面的讨论之中。佛陀认为：了解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作为修行者，当务之急，是修行是解脱。他比喻说：一个人被毒箭射中，不是先去了解箭从什么地方来，谁射的，而是要先拔箭，先治伤、消毒，如果先追究箭的来源，那么，来源尚未查清，人已死了。佛教把宇宙即三千大千世界作了区分：一方面是凡夫世界，如我们的地球；另一方面，是圣者的世界，如西方极乐净土。当然，凡夫的世界，同样可以产生圣者，居住圣者，而且，西方世界中的圣者无一不是由凡夫世界而来。由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构成的佛教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围绕它排列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千个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完整世界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又称为三千大千世界，谓其包含了小、中、大三种千。三个大千世界为一佛土，宇宙就是由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无限组成的无限空间。第五部分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非人”，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因为以“天”及“龙”为首，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八部罗，七归那罗，八摩听罗迦。“天”是指天神。在佛教中，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更大、更长久的福报而已。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也是要死的。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症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第五个症状或说是“玉子离散”），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天神最大的悲哀。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龙”是指神。佛经中的龙，和我国传说中的龙大致差不多，不过没有脚，有的大蟒蛇也称为龙。事实上，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主要是从佛经中来的。佛经中有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等名称。古印度人对龙很是尊敬，认为水中动物以龙的力气最大，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为“龙象”，如“西来龙象”，便是指从西方来的高僧。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天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中国人也接受这种说法，历书上注明几龙取水，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罗的龙王，他的幼女8岁时到释迦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转为男身，现佛之相。她成佛之时，为天龙八部所见。“夜叉”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夜叉”的本意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维摩经》注：“什曰：‘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空虚，三、天夜叉也。’”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维护众生界”。“乾达婆”是一种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身上发出浓烈的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魔术师也叫“乾达婆”，海市蜃楼叫做“乾达婆城”。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难以捉摸。“阿修罗”这种神道非常特别，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妒忌抢夺，每有恶战，总是打得天翻地覆。我们常称惨遭轰炸、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修罗场”，就是由此而来。大战的结果，阿修罗王被打败。有一次他大败之后，上天下地，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阿修罗王性子暴躁、执拗而善妒。释迦牟尼说法，说“四念处”，阿修罗王也说法，说“五念处”；释迦牟尼说法“37道品”，阿修罗王偏又多一品，“说38道品”。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大都是譬喻。阿修罗王权力很大，能力很大，就是爱搞“老子不信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事。阿修罗又疑心病很重，“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阿修罗其心不端故，常疑于佛，谓佛助天。佛为说‘五众’，谓有六众，不为说一；若说‘四谛’，谓有五谛，不说一事。”“五众”即五蕴，四谛是佛法中的基本观念。阿修罗听佛说法，疑心佛偏袒帝释，故意少说了一样。“迦楼罗”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食。旧小说中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投胎转世；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每天要吃一条大龙及500条小龙。到它命终时，诸龙吐毒，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7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作纯青琉璃色。“紧那罗”在梵语中为“人非人”之意。他形状和人一样，但头上生一只角，所以称为“人非人”，善于歌舞，是帝释的乐神。“摩呼罗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头。第五部分无间道电影《无间道》估计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无间道”指的是什么意思？出于何处呢？追根溯源“无间道”来源于《地藏经》。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至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侵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恣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诳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与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无间狱，处于此地的罪人极为悲惨，其所遭受的酷刑主要有三种：（1）火焰从东方扑面而来，罪人站于铁地之上，其余三方之火依次而来，四维上下只有熊熊大火及火中传出的惨叫之声；（2）在铁箕中装满烧热的铁炭，将罪人放入一起簸颠，再置于热铁地上，令其登热铁山，上下反复不休；（3）将罪人之舌拔出，以铁钉绷于铁板之上，又用铁钳撬开其口，将热铁丸置入，并灌以熔化的铁水，从口、喉、五脏至下身流出，所经之处无不溃烂。第五部分跳出三界外佛教的理论将世界划分为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两大部分。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时间上按成、住、坏、空“四劫”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佛教所划定的世俗世界由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构成。欲界居住着深受欲望支配和煎熬的六类生命，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等“六道”。地狱即阴间，是鬼的居住处，畜生住在地面和水中，在须弥山低处和轮围山一带住着阿修罗，人的居住处处于南赡部洲的地面上。高于人类的上界的生类就是“天”，天分为六等，称为“六俗天”，顺次上排为:四天王天、仍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白在天。欲界之上就是色界。在这里居住的生类仍具形体，但已没有粗俗的欲望。有所居的宫殿和国土，也就是还有佛教所说的“色”。色界分为四禅17天。初禅3天，梵从天、梵辅天、大梵天。二禅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三禅三天:少净天十无量净天、遍净天。四禅人天: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观天、善见天、色究竟天。三界中最高的一界是无色界，居住在这里的生类已没有“色”形体了，也没有具体的处所。物质性的东西不存在了，故名无色界，无色界共有4种: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在世俗世界中，佛教又区分出有情世间和器世间两种。有情世间又称为“众生世间”，是有情识的众生体的领域。有情出生有四种状态: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器世间亦称“国土世间”，指大地山河、日月光明、房屋器具等没有情识的事物。这是有情众生依止的生存环境。相对世俗世界这一“秽土”、“秽国”，佛国世界又称为“净土”、“净国”。在佛国世界，主要有弥陀净土和华藏世界。弥陀净土就是著名的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居住的众生没有任何痛苦，无限欢乐地生活着，国土上铺着黄金，一切器具都用无量杂宝和百千种香共同合成，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莲花香洁，仙乐悠扬。这里的主持是阿弥陀佛。在中国佛教中，这是最有影响的一片神圣净土，中国佛教最大的汞派棗净土宗，就是以专念“阿弥陀佛”，死后往生弥陀净土为目的的。华藏世界，又称莲花藏世界，认为世界是毗卢舍那佛的显现。中国佛教华严宗就是以尊奉毗卢舍那佛为教主的。莲花藏世界由须弥山无数风轮所持，最下面风轮能持上面的一切宝焰，最上风轮能持香水海，海中有大莲花，金刚轮山围绕四周。莲花藏世界有无数香水海，因而有无数大莲花，每一莲花中包藏无数世界，所以称莲花藏世界。莲花藏世界重重叠叠，依次布列，其中第十三重为婆婆世界，为人类所居住。华藏世界光明灿烂，婆婆世界里的人类人人皆有佛性，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佛。第五部分须弥山在佛教宇宙观中，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时间上按成、住、坏、空“四劫”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由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构成的佛教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围绕它排列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须弥山由金、银、琉璃、玻璃四宝组成，山高8万4千仞，山顶上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因天王天。周围是七香海和七金山，七金山内的七香海，山外为由铁围山围绕成的威海。威海中分布着四大洲、大中洲和无数小洲。四大洲为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每一洲形成一个世界，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部分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蓝毗尼位于尼泊尔狭长领土中间位置的最南端，距离尼泊尔重要边境城市白尔瓦约21公里，离尼印边境最近处仅7、8公里。蓝毗尼在尼泊尔特莱平原上，属恒河平原的一部分，海拔30—70米。这里属热带气候，最高气温可达47摄氏度，6至9月为雨季。蓝毗尼在古代属于北印度，相传为古印度拘利国天臂城主善觉王为其夫人蓝毗尼建造的花园。蓝毗尼园位于古印度拘利国与迦毗罗卫国之间。根据佛传记载，公元前565年（佛陀诞生年代诸说之一），迦毗罗卫国王后摩耶夫人(善觉王之女)从迦毗罗卫国王宫出发(约在蓝毗尼以西27公里处)，回娘家(约在蓝毗尼东北80公里处，在今尼泊尔布多尔市东）生产。途经蓝毗尼花园时，摩耶夫人下车沐浴。当她上岸后用右手攀住一棵无忧树的树枝略作休息时，释迦太子降生了。公元前251年，也就是佛陀涅槃200多年后，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与其戒师优婆掘多等来蓝毗尼巡拜佛迹，并于公元前245年建石柱纪念。石柱上刻有阿育王的敕文，内容是：“天爱喜见王（即阿育王）于灌顶即位的第20年，亲自来蓝毗尼恭敬礼拜。证实此处为佛陀诞生之地后，敕令于此雕凿竖立巨大石柱，并用石栏围护。因为无上正遍知出生于此，特谕减免蓝毗尼村税赋，仅缴收入的1/8。”据考古研究，最初建成的阿育王石柱总高约13米，埋入地下2米多，柱顶近3米，中间柱身7米多，周长2米多。柱顶由3部分组成，最下部与柱身连接处为圆柱体，四周雕有条状花瓣；中间为正方体，四周也雕有花纹；顶部雕有一匹马。公元636年，中国高僧玄奘法师来到蓝毗尼圣地。他当时在蓝毗尼见过无忧树和摩耶夫人沐浴过的水池，更重要的是他还见过阿育王石柱以及石柱上所刻文字，只是石柱的顶部断了一部分。《大唐西域记》第六卷记载道：“至腊伐尼林，有释种浴池，清澄皎镜，杂华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第五部分六道轮回佛教典籍中，六道有特殊的含义，具体为：最底层是地狱道。出于残酷的动机伤害其他众生，便造下经历地狱苦的业。导致我们转生在地狱里若干主要的不善业，包括打斗、杀戮与强奸等。地狱道不是极冷就是极热，而转生在地狱里，通常都要停留一段难以置信的漫长时间。其次的恶道就是饿鬼道，飘荡的饿鬼忍受着极度饥渴的苦恼。我们受到强烈的贪婪、色欲与吝啬的妄念影响而做出的事情，会使我们受到饿鬼道的折磨。饿鬼不但受到饥渴之苦，并且受到热、冷、疲劳与恐惧的苦，尤有甚者，饿鬼永远遭受着无法满足的极度欲望折磨。第三是畜生道。降生在畜生道里大部分是因为盲从无理性的本能，思想行为又顽固而闭塞。如果我们生为动物，根本没有机会利益自己。我们不自觉地不停制造恶业，陷入更多的痛苦之中。如果有一位善人想要教导我们一句足以消除许多业障的有力咒语，我们却因为太无知而只会向他乞求食物，也不知如何利用这句咒语。以上被称为三恶道。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幸运”道，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幸运”，因为在其中有娑婆世界不同程度的享乐。我们也可以生在人道、阿修罗道，或是天道，就是神或女神。一般而言，降生在这些善趣中是行善的果报。但是，因为行善时还是受到无明的影响，动机也不纯净，仍然在业与烦恼的力量下，不由自主地投入轮回之中。我们在三善道中经历到的痛苦，可能比在三个不幸的道中轻，但是这些痛苦还是足以使我们觉得不满足。天道是六道中的最高层，它有几乎像梦境般的快乐。这些骄傲的众生住在有珠宝的宫殿，耽溺在各种声色的享乐中，然而，因为他们被这些欢悦分心得太厉害了，不再努力造更多善业，而把前生所累积的善报用光了。当他们死亡的时候，只剩下恶业。因此，大部分的天人都立刻掉落入恶道。阿修罗道与天道相似，而且两方永远交战不休。阿修罗嫉妒比他们优越的天道中丰富的财宝。其实阿修罗根本不可能杀害天人，自己反而很容易被敌方伤害或屠杀。嫉妒心使阿修罗无法享受自己的财富，而他想要获取更多财富的企图经常受挫。最后是人道。我们已经讲述过生、老、病、死的痛苦，以及与所爱的人别离，与所怨憎的人相遇，挫折和不满足等苦恼。而且，其他五道中可以经历到的悲惨，在人道中都有份。第五部分瑜 伽印度把气功和练气功的师傅统称为瑜伽。一个训练有素的瑜伽，可以连续多天不吃、不喝，使心跳加速或减慢等等。神奇的瑜伽之谜，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注意。瑜伽在印度极为盛行，宗教化瑜伽留下的烙印很深。目前印度除了宗教瑜伽之外，还有大量的世俗瑜伽。后者抛弃了宗教学说的神秘色彩，以修身养性为目的，作为健康身心、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手段。在印度有许多瑜伽学校，专门传授瑜伽术，还有不少瑜伽师飘洋过海赴欧美传徒授艺。瑜伽，又作瑜珈；原为梵文，yoga之中文音译，本意是合一、连接；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古时东西方文化都有大我（天、宇宙万物之母）与小我（人、真我、小宇宙）要“合一”的概念。这是通过修行而达至的境界。故瑜伽一词指的是梵我合一的境界，是身、心、灵三者的升华，而非什么动作。这境界是无数求道者所渴望的，通往解脱之门。所谓明心见性，人在宁静中容易领悟真我与实相，静坐冥想固然是重要课题。唐玄奘法师所译的《瑜伽师地论》，指的正是瑜伽师（修行者）禅定时渐次发展的境界。我们只要翻查稍为大本的辞书，都会找到瑜伽一词的本意，实与今人所听闻的相去甚远。瑜伽哲学及其实践方法，对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都影响深远。瑜伽（yoga）一词，本出自梵文“Yuj”，原是指用轭连起，即服牛驾马之义。而后来引申为接连、同一、统一之意，有和谐、等同的含意。有趣的是，英文‘Yoke’一词，正也是“轭”，其拉丁文字原也是连合、结合之意。古代印度的重要经典，如奥义书、吠陀经等一再提及瑜伽，指的都是“个体的灵”（小我）与“宇宙大灵”（大我）的和合归一，即中国人所说万化归一、天人合一的状态。这与佛教和印度教所指的三摩地（三昧）、觉醒、觉者、解脱、涅槃一脉相承。到公元前2世纪，帕坦加利总结各门瑜伽修行功夫而作《瑜伽经》(Yoga Sutra) ，因而有著名的“瑜伽八支行法”，即8个修持方面：（1）禁制(持戒)、（2）劝制(精进)（3）坐法（4）调息(呼吸)（5）制感（6）执持(专注)（7）禅定(入静)（8）三摩地。在印度修行传统之中，这“小我”被喻为“宇宙大我”的能量反映（也就是基督教所称人是照上帝的形相而造的），所以两者是由方法重新合而为一的。这个“反映”(能量) 是以3圈半的形式卷曲，沉睡在人体脊柱最底部的三角骨之中。在合适的条件之下，这个潜藏而沉睡的能量，便会被唤醒而上升，直至穿越头顶（顶轮），令人得到觉醒与开悟，即是所谓Self—Realization (自觉──自性真我的觉醒)。身、心、灵的状态得到升进。瑜伽就是这个状态。另一有趣的现象出现在现代医学名词：Sacrum（荐骨）的古希腊文原意是神圣（Sacred）；而相对于顶轮，即头盖骨的脑囟位置，英文是fontanelle其拉丁文原意竟是喷（fountain）。这与印度古代诗人、圣者哲贤所记述的完全吻合。再者，三脉七轮的位置和花瓣数目，都与现代解剖学相符。这是否意味着古人向内寻索，则不同文化都有相同的理解呢？第五部分四 谛谛，satya，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是印度哲学中一般通用的哲学概念和方法。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苦谛是现实生存的种种痛苦现象，所谓“一切皆苦”。苦有八种：生苦（出生是痛苦）、老苦（老年是苦）、病苦（疾病是痛苦）、死苦（死亡是痛苦）、怨憎会苦（和不可爱的东西会合是痛苦）、爱别离苦（和可爱的东西分开是痛苦）、求不得苦（得不到所想要的东西是痛苦）、五蕴盛苦（一切身心俱苦）；集谛表示造成痛苦的各项理由或根据；灭道表示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涅槃；道谛则是说为实现佛教理想所应该遵循的手段和方法。而“道”有八种，被称为八正道，即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维（正确的意志）、正语（正确的言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思想）、正定（正确的精神统一）。涅槃，意思为圆寂、灭度等等。它的原意是指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印度也有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最高的理想。五蕴：色蕴，相当于物质现象，它包括四大（地、水、风、火）和由四大所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以及感觉的对象（色、声、香、味、触）。受蕴相当于感觉，即对外界感受所引起的感觉内容。佛陀把它分为苦、乐、不苦不乐三种。想蕴相当于知觉或表象作用。它是一种“抽象的思考作用”，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标证”，例如使人知道这是青色、绿色、白色、蓝色、圆的、长的，就是想蕴。行蕴相当于意志，它是“先于行动的心的努力”，也就是有目的行动的意志。识蕴相当于意识，即统一各种心理作用的根本意识。第五部分因缘而起缘起说是佛教的独创理论，用以解释世间人生和世间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变化的原因，它构成早期佛学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到大乘佛教时还有更充分的发展，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宗教哲学体系来。缘起说的基本命题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可以反面表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意思是说，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孤立存在的现象；任何现象都处在生灭变化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些联系和变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引起。这就叫“缘起”，缘就是条件。所谓“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此中的“因”，指诸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些条件。离开因缘，就没有世间的一切。在早期佛教学说中，“缘起”和“法”（佛法）是同位的格：所谓“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缘起”说等于佛法的本质规定。早期佛教的这一学说，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存在状态，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一旦具体运用于它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立即显示出严重的缺陷来。首先，它把缘起说最终地归结为因果铁律：一切缘起现象都是因果关系，因而世上所有联系，唯有因果一种。这样，世界的一切事物，特别是人，统统被铸结到了一条因果链条上，几乎没有偶然和自由的任何可能。其次，是按照宗教的要求，臆造和杜撰，往往把两件毫无联系或只是偶然事件，强说成是因果关系，从而把因果律主观化、神秘化，最终导致业报轮回的教义，这就是十二因缘。第五部分“十二因缘”说十二因缘是用“缘起”说解释人生本质及其流转过程的，后人称为“业感缘起”。因为是由十二个概念构成一个前后相续的因果链条，所以也叫做“十二支缘起”。“老死”：“老死”是人生的终结，原因是有“生”，有“生”才有“老死”。故曰“生是老死缘”。“生”：“生”是人生的开端，原因是“有”。这里的“有”，是个有特定含义的宗教概念，指那些能够决定来世果报的思想行为之总和。所谓“有是生缘”，意即彼生的全部思想行为（业），就是今世得生（果）的原因。“有”：“有”的本质，是积聚并能引生后世的“业力”；“有”之因是“取”。“取”指对人生和物欲的热切追求，由此造成必得后报的各种业行，是谓“取是有缘”。“取”：“取”之因是“爱”。“爱”主要指性爱和食欲，引申为一切贪欲。爱欲是促使人生炽烈追求的直接动因，叫做“爱是取缘”。“爱”：“爱”之因是“受”。“受”谓苦乐感受，可泛指人的生理和心理获得的各种享受。“爱”的起因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受，故曰“受是爱缘”。“受”：“受”之因是“触”。“触”指肉体、精神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如果人不具备触觉能力，或者不接触外界对象，就无从感受，故曰“触是受缘”。“触”：“触”之因是“六入”。“六入”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感觉和认识机能。没有这种机能，就没有触受外界的可能，故曰“六入是触缘”。“六入”：“六入”之因是“名色”，指肉体与精神的统一，即有意识活动的人体。感知机能来自人的生命体，是谓“名色是六入缘”。“名色”：“名色”来自“识”，早期佛教对此“识”的解释较杂，或谓“淫识”，或谓投生一刹那的精神体；早期汉译亦作“识伸”，有灵魂的意思。人的生命体托识而成，此谓“识是名色缘”。“识”：“识”之因谓“行”。这里的“行”，也是含特定意义的宗教概念，指过去诸业和推动诸业趋向果报的过程或力量。“识”是由过去业行引发的，谓“行是识缘”。“行”：“行”之因是“痴”。痴亦译作“无明”，即愚昧无知，后来特指不明佛理。业力活动是愚昧的结果，故曰“痴是行缘”。“痴”：“痴”是人生和世俗世界的最后本原。在这十二支中，对人生和社会起最重要作用的是“生”、“爱”与“痴”。“爱”及其先后的“触”、“受”、“取”等诸支，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近现代以精神或心理分析解释人生活动和社会活动原因的鼻祖；但早期佛教把人生和社会看作桎梏，“爱”等作为制造这一桎梏的原因，所以禁欲主义就成了必然的结论。作为人和社会最后本原的“痴”，是宣布人的全部正常认识为“颠倒”，社会人生是谬误的产物。据此，他们否定正常的思维活动和认识路线，从根本上动摇人们由正常的认识渠道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使人失去自我判断和独立生活的信心。第五部分业报轮回与三世二重因果“十二因缘”是“业报轮回”的理论基础；业报轮回是早期佛教的宗教核心。按照后来佛教比较普遍的说法，“十二因缘”是涉列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果链条，现世的果必然有过去世的因，现世的因必将引出未来世的果。十二支在三世因果中的循环运行就是这样的。这就叫做三世二重因果。这里的“世”，指有情的一生。过去的一生行为，决定今世一生的状况；今世一生的行为，决定来世一生的状况，这就是因果报应。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做“业”。“业”是梵文的意译，音译“羯磨”，意思是“造作”。业分身（行动）、口（言话）、意（思想）三类，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这后果叫做“报应”或“果报”。业有一种不导致报应决不消失的神秘力量，叫做“业力”，“业力不失”是联结因果报应的纽带。作什么性质的业，得什么性质的报，这是铁的法则。所谓善有福报，恶有罪报，是其主要内容。报有迟早，有“此世报”，也有“它世报”。报是必然的，不可逆转。按照善恶罪福的业报法则，有情流转在“三界五道”中。“三界”是佛教根据禅修的程度和想象，对世俗世界的划分，所谓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五道”则是按照经验和宗教传说对世间“有情”类的划分，所谓天（神）、人、畜牲、地狱、饿鬼。也有讲六道的，即另增“阿修罗”一道。“阿修罗”是一类专与天神战斗的恶魔，来自古印度神话。作善业的生于天、人二“善道”，作恶业的堕于畜牲等“三恶道”。善恶有程度不同，即使生于同一“道”中，也千差万别。人的贫富寿夭，就是这种业报造成的。这“道”既包括“有情”自身，也包括不同“有情”所处的周围环境。这样，“业报”的宗教理论，就成了早期佛教的创世说，也成了解释人生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起源的学说。业报轮回的思想不是佛教的独创，在佛陀活动时期，似已普遍流行。佛教不同于婆罗门教的地方，在于佛教不承认有梵天那样的创世主，不承认四种姓是梵天的意志，更不承认以婆罗门种姓为最优胜。业报面前，人人平等，四种姓“名虽不同，体无贵贱”。业报不失，也不会因偶像崇拜和巫术咒语而有所改变，祭祀决不能去罪得福，婆罗门不享有不受恶报的特权。早期佛教主张自作业自受报；自己的思想行为创造自身和周围环境，一切责任和后果都由个人承担。这类思想，有时相当激烈，把对婆罗门教的批判推到极端。这一理论要点，在近现代的西方一些思潮中还能发现。“五阴”、“十二因缘”和“业报轮回”的思想，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无常”和“无我”。“无常”指法无常体，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无我”指人无独立永恒存在的实体。这无常、无我之说，构成早期佛教“空”观的主要内容，也被视作“苦”的本质所在，是世间人生的真谛。早期佛教的这些说法，反映了客观事物的部分真理，即发展变化和普遍联系的方面，含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它否认相对稳定，否认整体有不同于部分的质，特别是否认人在改造物质世界上的能动作用，使这种辩证法导向屈从和悲观，是一种消极辩证法。哲学理论上的“无我”说，与宗教教义上需要有一个轮回的承担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我”说可以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负责任，“业报”说则教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对这些矛盾，佛教内部进行过多种调解，但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第五部分话说《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俗称《金刚经》。金刚喻坚固不可摧毁；般若即为智慧；波罗蜜意为到达彼岸。此名意为此经是能修成金刚不坏之身，修得悟透佛道精髓智慧，能脱离三界而到达苦海彼岸的经典。《金刚经》对于中国文化，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佛经。千余年来，据说佛门不知道有多少人研究金刚经，念诵金刚经，并因金刚经而得到感应，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金刚经》是佛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它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它并不局限于佛教的范围。《金刚经》有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就是说，佛认为古往今来一切圣贤，一切宗教成就的教主，都是得道成道的；只因个人程度深浅不同，因时、地的不同，所传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金刚经》的这一个重点，彻底破除了一切宗教的界限，它与佛教另一部大经──《华严经》的宗旨一样，承认一个真理、一个至道，并不认为一切宗教的教化仅限于劝人为善而已。很显然，《金刚经》的这种精神对于它在现代社会的传播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吸引有着各类信仰的修道者。《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的“般若”智慧，并不是指普通的智慧，它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解脱生死、超凡入圣的智慧，是属于道体上根本的智慧。所谓根本的智慧，是指能了解到形而上生命的本源、本性的智慧，这不是单单用思想能得到的，它需要身心两方面整个的投入求证。它能观世间一切变换无常而不住空相，知佛法为非空非有、中道不著两边见之法。佛有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是众生与佛同体，大地含灵众生皆具如来性，此所谓佛法中的般若智。在《金刚经》中，般若包含五种，即所谓的五般若：实相般若、境界般若、文字般若、方便般若、眷属般若。五种般若的内涵才为金刚般若。第五部分天竺四日天竺四日：马鸣、童受、龙树、圣天。根据我国佛教传说，马鸣是经量部的创始人之一。童受和马鸣都是经量部有名的论师，二人都学识渊博，名高当世。二人的著作都是文辞优美，议论宏富———玄奘称童受“高论清举，无难不酬”，称马鸣是“妙辩纵横，高论清远”。龙树是大乘佛教的奠基人，被称为“千部论师”。“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的“八不中道”就来自于他的发挥创造。龙树的思想由鸠摩罗什传到中国，立即受到当时的佛教和非佛教的哲学家的欢迎，掀起了一个学习龙树哲学理论的热潮。此后中国佛教哲学家发展了龙树哲学，并创立了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几个重要的佛教哲学流派，如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提婆（圣天）是龙树的大弟子，关于他有很多的传说，说他在生命最后关头还感化他人，其慈悲精神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徒心中的楷模。他是印度中世纪著名的佛教哲学家和因明学家，他的思想对后期佛教，尤其是对西藏佛教的影响极其深远。他在印度哲学史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中国先秦哲学家荀况。第五部分四众、居士与早期佛教僧团佛教信徒人数很多。释伽牟尼最早的信徒是两位商人，即著名的提谓居士和波利居士（居士为未出家的信徒）。据说，佛陀在菩提树下得道时，恰好有两个商人途经此地，听他讲人生的真理后信仰了佛教。最早的出家信徒是曾经跟随佛陀修行的乔陈如等五人。他们在佛陀放弃苦行之后，曾离他而去。佛陀得道后找到他们，宣讲佛理。他们听后大受感动，皈依了佛门。此次说法，在佛教史上称为“初转法轮”。佛教信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出家的信徒。男的称为比丘，女的称为比丘尼。未成年的出家者，男的称沙弥，女的称沙弥尼。这四种称为佛教“四众”。佛陀最初不收女弟子。据说，其继母多次要求进入佛门，均被拒绝。后来还是佛陀的大弟子阿难说情，才得入教。她是佛教第一位出家女信徒。后来释伽牟尼的妻子也出家了。另一类是居家的信徒，男的称优婆塞，女的称优婆夷，合称居士。佛陀弟子中最有名的有10人，即所谓十大弟子。迦叶名列第一。迦叶是王舍城人，出身于婆罗门种姓。他曾率领500人在韦提山修习头陀苦行，有“头陀第一”之号。迦叶天资极高。据说佛陀一次布道，弟子提出问题时，他笑而不答，拈花示众。他人不解其意，只有迦叶独得心传。佛陀逝世后，迦叶成为佛教首领。列第二位的是阿难。他是佛陀的堂弟，25岁出家，侍奉佛陀25年。阿难博闻强识，知识渊博，号称“多闻第一”。佛教的第一次结集由迦叶主持，阿难背诵经文。他们是佛陀最亲近的弟子。现今寺庙大殿中，佛陀雕像的旁边有两个人，左边的是迦叶尊者，右边的是阿难尊者。其他八位弟子是舍利佛、目毽连、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旖延、优婆离等。此十大弟子成为佛教组织的核心人物。佛教组织称为僧团。在生活方面，最小的有4人，最大的有几百甚至上千人。在生活方面，佛陀要求教徒遵守“四依住”的方式，即粪扫衣、常乞食、腐烂药、林间住。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统治阶层的人物和富人皈依佛教，佛教僧侣逐渐放弃了“四依住”的方式，而去教徒家中赴斋，接受布施的衣服，住进信徒捐赠的精舍。佛教规定，僧侣的财产房屋、园林等属于公共财产，各地的僧团无权处置。衣物、食品等则为个人所有。僧团内部比较民主，议事依多数人的意见而定。僧团成员不分种姓之高低，以入教先后为长幼之序。佛教制定了很多戒律，作为平时的行为准则，比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第五部分圣哲奥罗宾多·高士奥罗宾多·高士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哲学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他的精神进化论哲学，在印度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印度他被称为圣哲或精神大师，他的名字与圣雄甘地、诗圣泰戈尔并列，合称为“三圣”。1872年8月15日，奥罗宾多·高士出生于加尔各答市近郊的一个小镇，他的家庭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祖父是近代印度教改革社团“梵会”的会员，外祖父是知名的吠檀多学者，印度民族主义的先驱。父亲是有名的医生，早年留学英国，曾获得医学博士。奥罗宾多·高士的父亲是个英国化的知识分子，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印度传统教育。所以奥罗宾多·高士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英国文化教育，并随父母来到英国。他18岁考上剑桥大学英王学院。在校期间，曾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成绩优异，而获得高级古典文学奖学金。1892年，他在父亲的要求下参加了印度文官考试，各科成绩都是优秀，但最终没有被录取。据说，是因为他拒绝参加骑术，其实真正原因是英国当局注意到他参加了革命活动。这件事情使他亲身感受到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歧视，进一步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在离开英国之前，他在伦敦加入了一个由印度爱国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莲花剑社，宣誓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1893年，他回到苦难的祖国，积极参加反英的革命活动，后来被捕入狱。1910年他为了躲避英国当局的搜捕，便移居于印度东南海滨的法属殖民地。在这里他隐居40年，一面修习瑜伽，一面著书立说，宣扬精神进化，直到1950年病逝。他的哲学体系被称为“精神进化论”。其根本特点是，一方面继承印度教传统哲学，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内容，将东西方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宗教和科学调和在一起。但实质上，仍然属于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第五部分圣雄甘地甘地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于1869年诞生在印度西部的一个半岛上，他的家庭世代经商，属于班尼亚种姓（吠舍种姓的一个分支）。甘地年轻的时候忠厚老实，但并不是十分聪明。据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学算术的乘法非常吃力。小学毕业后，受当时流行的童婚习俗影响，他就在父母的要求下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子卡丝杜蓓结婚了。婚后，他的学业受到影响，有的功课跟不上班，不得不留级一年。甘地虽然深受童婚之苦，但是他的妻子卡丝杜蓓对他十分忠诚，成为他的终身伴侣，对他后来的斗争事业帮助很大。中学时代，甘地曾经结识了一个主张“革新”的朋友，他身材魁梧，他告诉甘地，吃肉大有好处，英国人之所以体强力壮，就是因为吃肉的结果。如果印度人都吃肉的话，将来可以打败英国。具有革新思想的甘地在他的感染下也开始吃肉。过了一段时间后，甘地内心里感到非常内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是印度教虔诚的素食主义者，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养成吃肉的恶习。他在自传中回忆到：“吃肉是必要的，可事后欺骗父母比不吃肉更坏。所以当他们活着的时候，绝对不能再吃肉了。”此后，他便戒掉了肉食。在这个问题上，甘地表现出诚实坚毅的德行和极强的自我克制能力。后来甘地去了英国，在那里发奋读书，结识了很多英国朋友。以后他顺利地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回到孟买，可出师不利，第一次出庭作律师就失败了。正当他在苦闷时，在南非的一家印度商行邀请他去南非协助办理一件大案。于是他欣然接受，决意去南非。他在南非度过了21个春秋。正是在这里他形成了“非暴力抵抗”和“坚持真理”的学说，并取得了初步实践的经验。21年后，甘地又回到了孟买，通过考察，他深知祖国人民的苦难和殖民当局的残酷，立志献身于民族独立事业，把广大民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为了给将来的斗争积蓄力量，1915年他创立了第一个非暴力抵抗的基地———“真理学院”。学院的目的是培养非暴力抵抗的骨干，民主独立运动的战士，因此，他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遵守11项誓言：非暴力、忠诚、禁欲、贞洁、不偷盗、不贪占、参加劳动、自产、无畏、容忍和敬神。后来甘地领导了3次印度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造成了极大的声势，动摇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最终在1947年迫使英国退出印度，承认印度独立。甘地的一生对印度人民来说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被人们称为圣雄。第五部分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是当代印度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泰戈尔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除了拥有大片庄园外，还经营糖、茶和硝石等矿业，并积极资助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曾为创立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大学和第一医学院等筹资出力。泰戈尔的父亲曾长期从事印度哲学和宗教文献的研究，并积极致力于宗教改革，曾创立“通梵协会”，后来和“梵社”合并。泰戈尔的父亲曾继任“梵社”的领导人，并创办哲学杂志，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活动。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民主，爱好文学、艺术，又与印度古老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里。后来，他按照父亲的意思来到英国学习法律，但是他对法律不感兴趣，不久就转到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3个月后，他终止正规大学的学习而进入“社会”大学，广泛接触群众，了解社会民情。1880年回国，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05年孟加拉爆发了反英运动。泰戈尔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他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抨击英国政府对印度权力的无视和侵犯；后来由于宗教纠纷，他退出运动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写作和教育改革、农业改革等活动。由于泰戈尔退出运动，受到人们的责难；也由于妻子去世后，二女儿、父亲和小儿子也相继因病去世，给泰戈尔以沉重打击。为此泰戈尔心情十分消沉，感到十分痛苦和孤寂，于是在1910年发表了献给神的诗《吉檀迦利》，1912年又亲自将部分诗篇翻译成英文。同年5月，他去伦敦访问著名诗人叶芝。10月出访美国，在美国各地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1913年以《人生的亲证》为题汇编出版。该书是泰戈尔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观的代表作。同年他的《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此加尔各答大学于12月26日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1920到1921年，他再次出访英国等国家，并创办国际大学，他希望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通过国与国的交往与合作，建立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想国”。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人格》一书，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人生哲学，并对哲学基本范畴，如运动与静止、有限和无限、时间和空间、感觉和理性，本质和现象做了概括性的说明。泰戈尔是多产的作家，他在一生中发表50多本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20余种剧本，2000首歌曲，2500幅绘画和大量的论文集、讲演集、回忆录等。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是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同样深刻地反映出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宗教观、真理观、认识论以及社会政治和伦理理想。他的哲学思想是通过美学风味的文学来表达的，这是诗哲的特点之一。第五部分尼赫鲁与哲学印度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不仅表现在专业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的学说之中，而且还表现在一些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述中。在现代印度政治家中，尼赫鲁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尼赫鲁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他与哲学有密切的关系。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即哲学观点在现代印度哲学发展中也占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尼赫鲁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他不仅受到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奥义书、吠檀多和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熏陶，而且受到西方理性主义、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外，他还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辨证唯物主义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故而，尼赫鲁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兼容性和调和性。这种兼容性和调和性表现在对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调和、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民主观的调和、科学与宗教的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调和。第五部分大话“东正教”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亦称正教。又因为它由流行于罗马帝国东部希腊语地区的教会发展而来，故亦称希腊正教。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后，俄罗斯等一些斯拉夫语系国家相继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直接管辖，建立自主教会，逐渐形成使用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希腊正教目前则主要指使用拜占廷礼仪的东正教会）。325年尼西亚公会议后，东西派教会间的矛盾日益尖锐。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君士坦丁堡后，两派在谁居教会首席问题上争斗愈烈。到1054年，终于酿成东西教会大分裂。自9世纪起，东派教会已逐渐向保加利亚、基辅罗斯等国发展。1054年后，拜占廷帝国日益衰落。1096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组织十字军东征，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牧首区被迫迁往尼西亚。15世纪30年代，奥斯曼土尔其帝国进攻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向西方求救。罗马教皇尤金四世乘机于1438年召开佛罗伦萨公会议，旨在使东派教会屈服，要求东西教派合一，从而确立教皇的首脑位置。由于东正教会的让步，次年7月会议签署通过东西教会合一的决议，确认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史称佛罗伦萨合一。但由于东派教会内反对派的抵制，合一未果。1453年，拜占廷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苏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东正教会采取宽容政策。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教是伊斯兰教，所以君士坦丁堡牧首实际上处于被征服地位。16世纪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正教会相继成立自主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实际权威性已丧失殆尽。自主教会是指在法规和行政方面享有全部独立权，并可自选大主教和主教的教会；有时也指不依附于教郡都主教管辖的个别地区。1589年，俄罗斯正教会取得自主地位，建立牧首区。以后，使用俄罗斯正教礼仪的教会，常通称为俄罗斯正教。在教义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有一些区别：第一，东正教信守前七次公会议信条，不承认以后天主教所举行的历次公会议。在“和子句”问题上，东正教继承东派教会的观点，认为此乃对《尼西亚信经》的篡改。第二，东正教注重道成肉身，认为人之得救，在于把必死之人通过与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秘联合而变成属于神的，不死的生命。东正教神学中很少有涉及人性本原败坏的内容，因此不十分强调赎罪论。关于恩典和原罪论，东正教的观点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有所不同。东正教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亚当的罪中犯了罪，拯救既要依靠自身，也要依靠天主。首要的是自身必须择善，天主才能帮助他们。善功只是条件，并不具有得救的效用，只有依靠天主的恩典才能获得重生和得救。圣事中基督的血所生的救赎作用，是给予一切人的，凡愿意接受信仰和洗礼的，都可以得救；凡是愿意敬奉天主的，都可以得到报偿。第三，东正教特别重视对圣母的崇拜。三一论确立后，对圣母的崇拜，反映了信仰者需要一个可靠的“中保”思想，童贞女玛利亚就成了最理想的对象。第五部分俄罗斯多神教10世纪前，罗斯人信奉多神教。他们相信神灵无所不在，种种自然现象都被奉为神明，受到顶礼膜拜。罗斯人信奉的主要神祗包括：太阳神达日博格、天火之神斯瓦罗格、地火之神斯瓦罗日奇、雷神彼伦、风神斯特里博格、畜神维列斯、丰收女神莫科什、生命始祖罗德、家庭庇护女神罗莎尼采、春之神亚里洛、善良神灵贝列格尼、邪恶神灵乌佩利、带翅膀的狗西马尔格。此外，森林里有林神、鸟神，水里有水怪和人鱼，家里有家神。罗斯人为各神建造神殿，供祈祷和祭祀之用。罗斯人也有类似中国的祖先崇拜，相信灵魂的存在。罗斯人认为，氏族的始祖能够保佑他的子孙后代。每逢有难，他们就祈祷祖先保佑。祭祖之日，他们以薄饼、肉、蜂蜜、克瓦斯（一种自制饮料）等为祭品，供奉于祖先墓前。作为原始图腾崇拜的残留，罗斯人还崇拜一些动物。譬如，老马被视为能力过人的象征，而雄山羊则被认为可以驱走恶鬼，帮助谷类生长。收获季节，人们把最后收来的稻穗辫在山羊的胡子上，将新烤的面包供奉在它的面前，以示感谢。在俄国有些乡下地方，至今青年们还会穿起山羊皮，带着雄山羊当吉神，在田间巡游，边走边唱：“山羊所过，百谷齐生。”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80—1015年）曾尝试对多神教进行改革，在众多的神祗中选定了庇隆、达日博格、霍罗斯、司特利博格、西马尔格、莫科什等6位，在王宫附近的小丘上为其建庙塑像，订立祈祷和祭祀的仪式，想以此来统一罗斯人民的思想，树立权威，从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然而改革并没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弗拉基米尔最终放弃了多神教，于988年另选基督教为国教。第五部分罗斯受洗斯拉夫民族是欧洲最大的民族之一，分为东西南三支，其中东斯拉夫人人数最多，他们住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东一些地区。后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几个公国：基辅公国、诺夫哥罗德公国等等。公元10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列格征服了基辅公国和周围的几个小公国。由于基辅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奥列格王公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移到这里。此后，在他的统治下，第聂伯河流域的大小公国都被统一了起来。统一之后的国家称为罗斯。“罗斯”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公元6世纪，它源于东斯拉夫人所居住的南方地区，是当地居民的称谓。因首都基辅是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人们称这个统一的国家为基辅罗斯公国。在988年罗斯受洗之前，基督教在罗斯境内已有一定的影响。基督教（东正教）的传入同罗斯与拜占廷帝国的广泛接触和密切交流相关。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拜占廷皇帝曾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45年，基辅大公伊戈尔进攻拜占廷失败，被迫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除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奥尔加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基辅大公。975年，她曾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廷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拜占廷皇帝对其一见倾心，提议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尔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廷皇帝和牧首一起为奥尔加施了洗礼。此后，皇帝重提婚事，奥尔加却说：“你既然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大呼上当。由此也可见奥尔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对其已经相当了解。奥尔加之子弗拉基米尔大公深知宗教对加强思想统治的作用，曾经改革多神教，从中选中雷神佩伦等7名主要神灵作为崇拜的对象，想借此加强人民思想的统一。他执政时曾派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伊斯兰教徒不准喝酒，但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教徒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廷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弗拉基米尔大公最终决定选择东正教。987年拜占廷发生变乱，向基辅大公求援，双方缔结同盟。拜占廷皇帝将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基督教。988年，他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后，带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廷神父及圣像和法器返回基辅，下令把多神教的神像统统烧掉或扔进河里，强令全体基辅臣民跳入第聂伯河中，让神父用河水为他们施洗。弗拉基米尔在罗斯建立起大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修道院，并捐赠了大片土地给教会。传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属基督教的东派（其时基督教会尚未正式分裂）。这个教派做礼拜时不必使用拉丁语，允许用民族语言，因而更易于传播。在罗斯做礼拜用的是斯拉夫语。由西里尔和美多德（梅季福）兄弟用斯拉夫文字译成的圣经广泛流传起来。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多神教，多神教的观念在罗斯根深蒂固。罗斯集体受洗，缺乏宗教教育，其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与多神教的传统斗争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俄罗斯东正教在宗教仪式、圣徒崇拜和圣物崇拜等各方面都融合有多神教传统的痕迹。第五部分“第三罗马”以及“救世革命”近年来出版的俄国哲学史方面的作品（包括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大都是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俄罗斯负有“救世使命”这样一些命题开始的。“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提法来源于普斯科夫修道院菲洛费伊修道士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一封信（大约在1530年），信中说：“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的一个王国，两个罗马已经消失，而第三罗马却正屹立不动，至于第四罗马则将不会再有。因为第三罗马无限忠诚于东正教，所以它是万古长存的。”公元4世纪，罗马奴隶制发生危机，罗马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历史上称它为“第二罗马”。“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论点虽然出现在16世纪，而且出自教徒，但它却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固有心愿和理想。它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觉醒。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一些含义：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它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换句话说，即俄罗斯民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民族。“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一观念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救世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可以有把握地把它看成是俄罗斯历史哲学的独特开端”。俄罗斯后来出现的“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从实质上说都与上面的这个论点有关。其所追求的目的都在于使俄罗斯强盛，从而能够实现“救世使命”。有人甚至把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后来的苏联实行的“世界革命”的方针都看做是“救世观念”变相起作用的表现。俄罗斯学者到今天还特别热衷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个距今有460多年的命题，这表明他们绝不甘心被排除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之外，仍想以世界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第五部分飞翔的双头鹰现在的俄罗斯国徽，是一面红色盾形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红色翘起的双头鹰，鹰头上装饰着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两只鹰左抓权杖，右握金球；鹰的胸前有一个小的红色盾牌，盾的中间有一个骑白马的勇士———圣·乔治屠蛇的画面。凡是看到这一国徽的人，都会被那展翅傲立的双头鹰所吸引；它的两头分别雄视东西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两眼圆睁，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各自的视野所及。俄罗斯双头鹰国徽起源于15世纪的大公伊凡三世，由于他同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帝国王权的象征物———原本产生于古代东方亚述王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带到了俄罗斯，并雕刻在大公的玉玺上，从而表达了俄罗斯大公要做拜占廷帝国继承人的强烈愿望。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起来的俄罗斯国家，为了突出自己是继拜占廷之后的第三罗马帝国的地位，最高统治者除了自封沙皇（古罗马帝国王者恺撒的俄语音译）以外，还在玉玺上面增加了圣·乔治屠蛇的白马勇士像———历代拜占廷皇帝奉若神明的庇护者。17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正式将这一图徽定为俄罗斯国徽，并在翘起双翅的鹰头上戴上三顶皇冠，鹰爪抓着权杖和金球。彼得大帝时则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规范化。除了苏联时期以外，这一国徽一直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双头鹰头上的两顶小皇冠象征着俄罗斯东、西部的各个公国分享着统治的权力，凌驾于其上的大皇冠则象征着各公国统一于沙皇的最高权力之下；鹰爪上的金球和权杖则是沙皇专制王权的标志；乔治屠蛇，寓意着光明必然战胜邪恶。俄罗斯国徽的中心意旨正如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有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双头鹰国徽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象征；它蕴涵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俄罗斯精神曾经是一个难解之谜，过去和现在有多少人著书立说都没有能够完全把握它的内涵。但只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双头鹰象征了俄罗斯精神的这种“悖论性”、“矛盾性”，既它的民族精神的双重性，它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奴性混杂在一起，也可以将对人类的无限热爱与对人类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在一起。第五部分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思想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思想渗透在俄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无疑也在当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所表现。既是当今俄罗斯总统普京治国纲领的思想源泉，也是解读俄国社会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把钥匙。俄罗斯思想包容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意思加以界定。归纳起来，俄罗斯思想可作以下几方面的概括：第一，东西方结合部文明。俄罗斯广义的国土横跨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加上蒙古人西征，土耳其人的北扩，与西部的冲突，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在此处碰撞、杂居、结合和共存。这种文明的特征是，非东非西，既东又西。东西方结合部文明，表现为俄罗斯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思想就其内容而言，是在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广为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乃至远东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正教这一最有俄罗斯特色的基督教，成了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纽带。在俄国历史上这种结合部文明，曾导致国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野和持续不断的争论。第二，王权与专制主义。崇尚权威，特别是在以沙皇为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奴性。俄罗斯人的国家观念和集权意识，是在历史上反抗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随着东正教的传入，所谓“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君主专制的思想就广为流传。这种思想为沙皇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催化作用，对沙皇的盲目崇拜，对皇权的敬畏依赖，构成了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恰达耶夫说：“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恒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地漠不关心……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历代君王，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再到腐朽昏庸的尼古拉二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就其认识根源而言，同样是出于对领袖权威的盲从和迷信。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为所欲为，任意扩张权力，要当所谓的“超级总统”，也是传统思想的顽固表现。即使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普京总统，仍然具有中央王权为核心的统治特征。第三，“强国”意识。在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建立起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对外扩张，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的思想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懈的信念和追求。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了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拥有出海口的强国，他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终于越过涅瓦河，打开了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并在涅瓦河口建立了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虽然俄国历史上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这种对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始终是维系全民族的精神支柱。第四，村社精神。村社（又称农村公社）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村社内部，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人与人之间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上共同耕作而保存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些思想的长期积淀，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滋生的最好土壤。民粹主义者认定俄国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村公社是避开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但村社精神仍然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如20世纪初沙俄内阁大臣谢·维特所说：“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从19世纪80年代起，尽管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论争，但民粹主义仍然在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常常可以看到它那抹不掉的印痕。1995年出版的《哲学（小百科辞典）》对“俄罗斯思想”的解释是：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从该词的最广义上说，它指的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精神在全部历史过程中所固有的各种独特特点的总和；从较为狭义上来说，它指的是在历史的每个特定时期民族自我意识所达到的水平；从更为狭义上（即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俄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中各种旧的和新的成分存在的方式。第五部分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俄国19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历史哲学和俄罗斯史观是其最主要的课题。在哲学领域里，它赋予信仰以主要作用。信仰不是被理解为理性直觉或超感觉的感知，而是被理解为把意志、感性和悟性这样一些人类理智的诸成分和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本原。惟有“信仰”才能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其代表人物———A·C·霍米雅科夫在他的《西方主义关于全世界历史》中，认为人类原初是一元的和统一的，自从人类发生了历史性的堕落后，它才开始了分化，人类文明出现了以片面性为特征的多种文化。基督教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历史性转折，但它在西方由于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发生蜕变，物和政治动机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惟有在东正教世界（首先是在俄罗斯）中，基督教才恢复了其纯正性。历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东正教基础上恢复了人类兄弟般的统一。俄罗斯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支柱，担负着伟大而超级的任务：不仅要在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上改造本国的生活，而且要在爱的原则的基础上把自由联合的思想提高到“四海（世界）皆兄弟”的高度。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聚议性”这个纯俄语，成了斯拉夫主义的核心术语（实际上也成为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术语），它所蕴涵的正是俄罗斯宗教和哲学的内在特点，灭迹强调“个别”在不失掉自己特性的条件下统一成“一般”（一般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在它们那里“统一”的形成是以牺牲“个别”自身的特点为前提的。俄罗斯思想独有的这种“特点”就成为俄罗斯思想界极力强调的东西。第五部分西方主义最早使用“西方派”这个术语的人是果戈理。创立“西方主义”性质的历史哲学观点的人则是恰达耶夫。当然，恰达耶夫的观点与19世纪40年代广泛流传的经典性的“西方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主义”的公认领袖是别林斯基，而赫尔岑则在这一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信》中，对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状况感到激愤，他用激烈的言语来描述俄罗斯，说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进程化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的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东西。”“我们的回忆不会超出昨天，可以说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致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传统”在他那里与其整个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具有本体论性质。作为其基础的是“万物统一思想”，而“传统”则是这种“统一”的时间显示。恰达耶夫的历史传统思想旨在反对把过去的东西理想化，反对浪漫的复古主义。他认为不应到过去中，而应该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去寻找俄国未来的根据。第五部分欧亚主义20世纪20年代，流亡在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版了《走向东方、预感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1912，索非亚），从而掀起了一股“欧亚主义运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重新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欧亚主义的基本含义：从地理环境来说，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它既不同于欧洲，也与亚洲有所区别，它可以被称之为“欧亚洲”；从历史和文化上来说，它既受过欧洲文明的影响，也受过亚洲东方文明的熏陶，形成一种有着两种文明交汇而成并保有俄罗斯文化特点的“欧亚文化”类型。从民族来说，俄罗斯民族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至于有关俄罗斯担负特殊使命的观念，则是用俄罗斯具有特殊“地点发展”的学说来论证的。巴纳林主编的《历史哲学》中对欧亚主义作了如下概括：俄罗斯发展的欧亚模式依据的是四个思想：1、确认作为欧亚洲的俄罗斯，其发展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2、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和谐的个性的观点；3、在东正教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想进行论证；4、关于理想国家的学说。其主要动力是这样一个思想，即俄罗斯及在其国土上居住的人民，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预先规定好了的，其特殊历史道路和自己的使命也是预先规定好了的。“欧亚主义”在1927年的“欧亚主义派”的一份重要文件中被表述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命运，从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说，既不同于处于在它西边（欧洲）的诸国的命运，也不同于处在它南边和东边（亚洲）的诸国的命运。这个特殊的世界应该被称为欧亚洲。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疆域内的民族和人们善于达到相互理解和兄弟般的合作，但在对待欧洲和亚洲民族的关系方面，却很难达到这种境界。欧亚主义者坚决反对西方主义，同时也反对它的对立面———斯拉夫主义，它宣扬中间立场：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中的一种，也不是二者的成分的结合或机械的组合，它是一种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对立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