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社会功能-3

瓦特在格拉斯哥开设了一家仪器店。他由于替大学修理蒸气机模型，所以才能够制造出现代蒸气机。弗朗霍费和阿贝两人都经营光学玻璃业。　　不过，除了光学仪器之外，在本世纪初以前，科学仪器工业规模还比较小，使用手工制造，一般同使用其产品的几个科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工业界开始进行科研，原来只是科学仪器而现在却变成工业界必需品的各种仪器（例如各种电气测量仪器和电表等）的需求就大大增加。无线电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仪器工业。这就意味着原来可以说是极其精巧而复杂的科学仪器现在有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结果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科学仪器工业，其每年营业额达到六百万镑。这还没有把电气制造公司所生产的数量极为可观的科学仪器和非专业的陶瓷厂所制造的化学器具包括在内。由此可见，这个工业肯定至少有相当于科研收入本身三倍的收入，因此，它已经不再主要依靠科研存在了。　　大量生产在某些方面，这是有益于科学的。由于科学仪器某些部件的需求增多，人们就以大规模生产的方法进行生产，使生产成本大为降低，以致使实验室技术得到真正的改造。在另一方面，科学仪器行业中过于盛行的某些方针对实验室工作非常不利。科学仪器工厂现在是严格依照商业原则来经营的，因而很容易产生普通商业的弊病。就各厂为工业其他部门制造的仪起来说，标准是高的，虽然价格往往也不低，但是当它们为了供公众消费或者为了供无技术的使用者消费而生产的时候，仪器的很多部件就成为非必需的装饰品，而且价格更贵。最显著的例子是为医生制造的仪器。在这里当然存在着双重的讹诈。制造厂明白：医生不可能断定物品的真正价值，就照成本的四倍或者四倍以上定价，不过他很注意使产品外表堂皇美观，足能使医生的病人得到深刻印象，从而使医生相应提高诊费显得合理。例如拍摄一张X光照片的实际费用，包括经常费用和折旧费，很少超过三先令，可是如果一个病人的花费不到两几尼亚，那就算幸运了。　　高昂的价格在把比较专业化的仪器直接卖给科学实验室时，就出现了其他的困难。同公众的市场比较起来，这个市场是小的，各厂商不愿为此多花费精力。结果，价格虽然不象卖给容易受骗的公众的仪器那么贵，仍然足以限制销售量并使市场狭窄，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实际上实验室使用的许多仪器都可以大规模生产，并且把价格降低到原来价格的零头，往往降低到十分之一，甚至照样还可能得到同样多的赚头。这一点已经在苏联的新科研仪器工业中做到了，而且也在这里的无线电工业中做到了。老的情况所以能继续下去，主要是由于大家对改变这种情况毫不关心。科学仪器必须是买来的传统已经形成了。没有一所大学有足够远大的目光来投资建立自己的仪器工厂，虽然建立这样的工厂既能向大学各系供应仪器，又能赚不少钱。几乎所有仪器都是由各系用津贴金购买的，而且一般都是照零售价格买的。结果，大学和研究所就这样地向零售商付出了巨额津贴金。要是每一所大学或者每一类研究所都通过一个购买机构以批发价格购进，可以很容易地避免这种情况。也许有人会反对这样做，因为人们也许能以各种方式从中取得不少佣金。但是，从长远看来，这种方针对大学和仪器制造商都会有好处，因为这样就可以购买多得多的仪器。目前的情况是对科学的无计划的发展和科学界鄙视物质的态度的一种惩罚。　　仪器制造厂和大学之间通常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可是，厂商赠送仪器的办法无论如何在英国是罕见的，因此实验室一方就不大愿意去协助制造厂改进产品。结果，特别是在理化和生物仪器方面，实际的设计往往落后好几年。　　科研工作缺乏协调各个研究实验室的效率不高和组织不完善决不是科研工作所遇到的最严重的缺陷。更严重的是不同的科学研究所之间和各地科研工作者个人之间普遍缺乏协调。实际上，科学工作的全面组织和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一直处于原始水平，因而远远不能适应过去五十年中科学活动的巨大发展的需要。　　科学界大体上仍然把学会保留下来，作为它的唯一组织形式。　　这些学会虽然对于科学在十七世纪的初期发展很重要，却完全不足以应付今天的科学发展的问题。学会的主要缺点是：它被认为是业余科学家的一个自愿结合的协会，每个会员对自己的活动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是为了相互启发和安排出版刊物以代替私人通信之类某些共同便利事宜才聚会在一起。　　这种协会一度的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事实上也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步骤，这可以从它们一度引起的高昂狂热情绪和猛烈的反对看出来。由富裕悠闲的绅士们自愿组成协会的办法不再能满足现代科学的组织需要了。一切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很少不是大学、政府或企业的雇员。他们表面上的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最后结果无能为力，或者是由于当局者对他们的工作的最后结果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现有的科学学会不能为科学工作的组织形式提供足够的基础，更谈不上为科研方面的主动性提供基础了；它们几乎变成了纯粹的出版机构和授予荣典的团体了。　　非正规的方法科学事业现有的一点点组织形式几乎都是非正式的。任何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一般彼此都有私交，假如他们交情好。就可以在彼此之间安排各人打算进行的工作和彼此工作之间的关系。这种制度无疑有其优点。它避免了僵硬的规定和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不过与此同时它却容易产生十分严重的弊端。它对个人的争权夺利不能加以限制。当然在科学界推动人们假公济私的因素要比在商界和政界为少，但多少还是有一点，因为科学职位的薪金虽然不高，科学家们却几乎象小孩般重视自己的头衔和名气。人们用尽一切阴谋诡计进行激烈的斗争，有的是个人之间的斗争，有的是不同科学部门之间功过是非的斗争。由于科学界现有的经费一向仅能满足极小一部分需要，大家为了争夺现有的一点经费就不断地进行幕后竞争。所有这些交易一般是秘密进行的，因而使竞争更为激烈；一切交易，特别是同富有的施主进行的交道，在可以作为既成事实加以宣布之前，都严加保密。凡是获悉内情的人，都可以用一部分“赃款”来收买。人们为了牺牲其他科学家的利益，从政府部门或者潜在的施主那里获得经费，不知费了几许精力，这些精力如果组织得井井有条的话，就足以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迫使有关方面拨出充裕的科学经费，使得大家都有钱花。由于缺乏这样的制度，现在除了成功合作的例子以外。也有工作重复浪费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是由于大家没有事先商量而造成的。　　不同学科互不通气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界缺乏强烈而自觉的动力。由于最近各门学科的内在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这种现象就变得更糟糕了。目前，非正式的合作方法，虽然在一个学科内部取得相当的成就，在各学科之间几乎就完全失灵了。不同学会会员相互之间见面的机会要比同一学会会员少得多。由于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他们即使见面，谈话的话题也可能完全和科学无关。也许有人希望大学对这种情况加以补救，不过实际上，系与系之间的猜忌往往战胜共同的利害关系。一位物理学教授对地球另一端的一个物理实验室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对隔壁房子里的化学实验室的了解程度。其结果，人们对各个科学领域相互间的关联的认识就大大落后了。例如，二十五年来，化学家一直不能认识：物理学和结晶学的进步不仅使自己有必要修正本学科的基本结构、而且还有必要彻底改变本学科的基本结构。数学家们也没有认识到最近对机体发展的研究向他们所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　　这种现象的后果之一是，科学在最需要科学发展的地带——各门公认的学科之间的中间地带——被卡住了。每一门学科都找到了自己的筹措经费和物色人材的非正式但有效的方法。在学科之外和学科之间，这种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便利条件只能慢慢地创造；而不具备这些便利条件，即使有了科学发现，也无法乘胜追击。人们通常都认识不到缺乏这种物质资源会对科学发展的进度产生什么影响。仪器和助理人员的确不能产生科学，不过假如没有他们，科学就会象一只饥饿的幼小动物一样发育不良。真正的悲剧是：凡是在一个没有得到公认的领域中进行研究的才思敏捷的人，在他们还没有经过多年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引起足够注意的时候，总是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只有在他们取得成就以后，也就是在他们的创造力已经衰退的时候，才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的确，具有充分创造才能和充分决心的人即令在最差的物质条件下也能作出优异成绩。法拉第和巴斯德那样的伟大科学家，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即使如此，往往还是使科学进展推迟好几年，而且每有一个人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就有几十个有前途的科学新兵丧失信心，从他们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退出来。　　各学科之间缺乏联系也有力地耽误了各学科内部的技术发展。明智地和有组织地采用物理学的新技术可以使所有的化学分析和合成过程都大大缩短。在正常的发展进程中，这种改进可能需要十至五十年，可是到那时，这些新技术在物理学中可能已经过时了。这就意味着：现在花在化学研究上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金钱完全是浪费——工作人员正在用几星期的时间来从事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老人统治如果有人批评科学工作组织不善，人们总是可以提出一个中肯的意见来反驳：在科研管理部门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有确定无疑的科学成就的人们的性格可以保证科学工作的效率。在一切行业中，由年迈的人掌权的得失都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老年人富有经验和比较无私的优点考虑进去。这种优点保证原来传统能继续下去而且能避免鲁莽的方针和过分的自我宣扬。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老年人因循守旧、不能抓住机会、和当代世界脱节的缺点考虑进去。不过，科学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发现新事物和创造新的结合方式，而且在科学工作中，主动性比经验更重要。因此，在科学领域中，老年人的缺陷比在别的领域中更显突出。特别是在过去五十年中，基本概念有了这么迅速的发展，以致大部分年龄较大的科学家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学科，更不用说发展自己的学科了。可是科学事业的原来全部组织形式几乎原封不动，而且重要的经费管理权是操在老一辈的手中的。的确，在不少情况下，他们是有提拔青年有为的人的眼光的，不过恩宠和门户制度总是容易产生流弊，而且这无论如何和科学的性质不相宜。实际科研工作中的同事要比任何前辈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更能判断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才能，不管这些老人的声望是多么高。还有一个反对老人统治的理由：在现有条件下，一个人往往是牺牲开阔的视野和普通文化知识在科学上取得盛名的。官方科学机构所以在更广阔的问题——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上缺乏理解力和主动性，应该部分地归咎于此。　　科学工作必须组织起来吗？有人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反对改组科学事业的组织形式，也正是由于他们看到老一辈科学家们统治的危险性。科学工作目前的无政府状态为逃避特别讨厌的控制提供了许多机会。如果有人反对某一个委员会的方针，就可以由另一个人主持成立另一个委员会去进行同一的工作。有人认为：把科学工作组织起来就会杜绝这些可能性，而且由于有可能把独断统治的原则带到新组织中来或许还会比以往更有效地阻碍科学事业中非正统派的发展。　　不过这与其说是反对把科学组织起来，不如说是反对现有组织形式的弊端。任何新的科学事业组织形式，假如既要生气勃勃又要有成效，就必须具有民主原则，因为这个原则能保证各种资历的科学工作者都能充分地参加负责的管理工作。　　科学工作需要进一步加以组织的观点自然要受到许多科学家的猛烈反对。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们用科学家享受的传统自由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所谓传统的自由就是指，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需要去发现什么，去判断为了有所发现采用什么方法最好’而且还能够取得研究手段并有从事研究的时间。不过在科学工作的目前状况下，这些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存在着这种条件’取得别的科学工作者的合作并且认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一项相互配合的努力，也一定会有助于任何个人的工作。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将见于以后各章。　　科学出版物　　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所根据的事实和根据这些事实建立法则和理论的方法，都越来越不依靠科学工作者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而是越来越依靠别的科学工作者先前的观察和他们的解释方法。科学仪器本身仿佛就是先前建立的理论的物质化身。因此，极端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使科学家在他的工作的每一阶段，都能够迅速地方便地接触到一切有关的最新科学成就。这是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而成长的科学出版体系的任务。目前它是一个庞大而紊乱的体系。现在全世界的各种科学期刊不下33,000种，也许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这个数字是由最后一篇《世界科学期刊一览表》（1934年版）提供的。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书籍、小册子和论文。这些期刊都满足了，或者想要满足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领域对科学情报的需要。某些刊物，诸如各科学院主办的期刊，涉及一切学科并且在全世界发行，其余的则是某些高度专业化的单独的研究所的刊物。要在其本国范围以外获得这类刊物，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　　科学刊物数量早已变得如此庞大，以致人们都认识到，科学工作者只能阅读涉及某一学科的一小部分论文，而这个学科本身又只是科学的极小的一部分。不过他怎样才能保证自己阅读的论文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最有用处的论文呢？他怎样才能保证自己并没有在事实上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呢？为此，近年来出现了篇幅庞大的摘要汇编，把每篇科技论文的内容缩短成几行字。尽管人们力求做到合理化，摘录工作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重复和遗漏现象，而且摘要汇编本身篇幅也达到臃肿的程度。例如，每年出版的《美国化学摘要》包括三册，每册为二千页，还要加上多达一千页的索引。这种情况在不断迅速恶化；《生物学摘要》所收集的条目从1927年的14，506条增加到1934年的21，531条。　　出版物的湮没其结果，不愿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的普通科学工作者就无法跟上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进展，而且任何人也无法了解整个科学的进展，哪怕是最笼统地了解一下。与此同时，大量优秀科学著作可能永远湮没无闻，因为在它发表的时候没有人加以赏识，以后大家忙于应付新的出版物，就再没有时间去翻阅过去的档案来把它发掘出来。这些困难有一部分是科学的巨大发展所造成的无可避免的结果，不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家们没有对怎样传达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考虑。科学出版物的庞大数量本身就足以迷惑人。科学出版物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其中大部分，可能多达四分之三，根本不值得出版，其所以能出版是由于与科研事业的真正利益完全无关的经济考虑。科学工作者的地位过于依赖他所发表的科学论文的数量，而不是依赖其质量。刊出的论文往往是不成熟的，而且是为了抢在别人前面才发表的。这本身就是科学界内部存在不必要的生存斗争的标志。　　科学刊物数量是太多了。每一种刊物在开办之时都有一定的raisond’être（具体理由）。人们创办它是为了要从不同于正统观点的新观点来表达某种新学科的成果，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别消失了，但刊物却继续存在下去。为了局部的爱国主义和个人荣誉，科学事业作出巨大牺牲。因此，这些刊物的发行量都很少，而且除了最重要的大学和学会的图书馆之外，并没有什么图书馆收集其中多数刊物，因而，它们大多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出版费用大量出版物的费用负担本身是科学研究的一大障碍。除了政府的某些津贴之外，科学刊物出版费用是由科学家自己支付的。极少刊物是盈利的，而其中大多是技术性刊物。大多数是由学会来主持的。因而学会经费枯竭，很少能够花钱去进行科研。期刊和书籍费用和对学会的捐款一般不作为实验室费用来报销，因此科学家的真正薪金收入总要比他名义上的工资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此外，由于大家都知道在目前条件下，并不是所有有兴趣的人都有可能看到某一作品，于是就产生了由每个科学家把多达二百份的复印本送给自己挑选的对象的办法。为此，他当然要付出额外的、两且往往是相当可观的费用。赠送复印本的做法本身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象下一章所说的那样，有可能为更好的交流制度指出一条途径，可是在目前，它既无效果又费钱，因为对于任何一篇论文，并不存在供求关系。特别是，被认为重要的论文的复印本一般经过短短一年之后就无法找到了。　　从以上所说的应该可以看出：目前的科学出版制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而且是不断使科学家自己烦恼的原因。人们的确正不断作出努力来改进它。一个报道不同科学领域的进展的制度正在逐渐扩大。摘要期刊的数目减少了，而且摘要的分类也改进了，不过这些改进还赶不上新期刊的增加和没有人阅读的论文的积累速度。我们需要对科学交流的整个制度进行一次更加彻底的改组。这方面的某些建议见于下一章中。　　个人交流和旅行科学出版工作的混乱状态并不是科学工作者之间缺乏充分交流的唯一表现。在科学工作中有许多东西即使可以发表在出版物上，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在一切实验科学中，取得数据的技术几乎同数据本身同等重要。　　与此相仿但更加微妙的是，与普通科学方法有别的某些学科的心理技术，对于科学的进步也极为重要。尽管人们可以制定出最好的出版制度，手工技术和心理技术一般最好是通过直接体验来传授。这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便是过去传授这些技术的主要方法。一项新技术或甚至一门新科学主要是通过外国学者到发源地去访问和建立分支学派来传播的。从分支学派可以继续进行个人传授。不过虽然现在有了这种办法，却还不够普遍。旅行和在国外实验室工作的便利条件是存在的，但十分不足。除了少数幸运儿能出国访问或者和国外交换奖学金之外，出国费用使大家裹足不前。最需要出国的人偏偏最难出国。他们干了三四年研究工作，还不能取得可以使你们有足够的钱到国外去旅行或居住的地位。　　结果，技术传布得比必需的速度慢得多，而且事实上很少能在淘汰之前传到整个科学界。在参观各实验室时，往往同时看到使用了多年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新技术和继续使用了同样长久的过时技术。以过时的方法来进行工作往往可能浪费掉多年的精力。不过除非能在科学工作者之间有效地组织起更加迅速更加直接的个人交流办法，这种浪费是不可避免的。　　效率不高的组织形式的后果　　极难估计我们刚才所谈的组织上的低下效率对科学进步造成多大损害。但是，毫无疑问，它在目前确是阻碍科学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以数字表示，平均效率不会多于百分之五十，可能少到百分之十。这就是说：照目前情况来看，科学经费和科学家的精力约有百分之五十到九十是浪费掉了。　　这并不就是说，假如把这些造成低下效率的原因消除掉，科学的进展就会快一至九倍，因为在目前经费和人员补充有限的条件下，科学进展速度一旦大大提高就会同这些限制因素发生矛盾。科学在上一世纪的迅速发展本身就是造成它目前的困难的部分原因。科学家仍然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眼前的手头工作上，以至忽略了自己工作的组织形式慢慢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事实上除非这些困难妨碍眼前工作，困难大多被忽视了。　　科学成就本身足以使公众看不到、甚至使科学家自己也看不到在取得这些成就时所浪费的精力。科学家孜孜不倦地工作，科学有了进展，应用和发明也接踵而来。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人们所看不到的是：进展的速度本来可以比目前快得多，而且要保持这一速度本来用不了那么多的时间和人才。　　从外界估量科学成就时，有三件事值得记住。第一，由于科学为科学工作者带来固有乐趣，由于科学的与世无争的外表，它的确仍然吸引着每一代人中很大一部分最有才华的人。第二，科学工作是容易的，比任何门外汉所能设想的容易得多。　　一旦人们学会了它的语言，除了某些关键性的棘手的地方外，进展几乎是垂手可得的。对于大部分科研工作来说，只需要有起码的灵活手脚、勤奋和诚实就行了。可能的发现的丰硕成果足以抵消妨碍实际工作的低下效率而有余。总的来说，科学是阿拉丁的洞穴①。要什么，就有什么。第三，人们很自然地要把今天科学工作的效率同其他人类活动的效率加以比较。比较之下，科学工作的成绩并不太差，因为就总的方向来说，大体上，科学界没有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常有的更大弊病。这些更大的弊病就是投机、有意识的限制、欺诈和贪污等——既得利益在一个腐朽制度下所造成的极其有害的影响的全部标志。在另一方面，科学工作的低下效率只不过集中地具体地反映了现行经济制度的低下效率而已，科学就是在这个经济制度下才发展到目前的状态的。不过，在商业界和实业界，存在着要求实行有效管理的直接经济原因。管理企业的有效方法，即便要求在机器和人员方面多花些钱，还是合算的，因为在其他费用上节省下来的钱更多。虽然科学在一个工业文明社会中是利润的最终来源，它本身却并不创造利润。从商业观点来看，搞科学是不合算的；因此，让学识渊博的科学家的岁月浪费在琐碎或不必要的工作上面并不显得是一种损失，而防止这种浪费的开支反而成了浪费。科学的进步或者它对人类可能作出的贡献，对商业界来说是事不关己的。鉴于科学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得不到重视，值得惊奇的也许并不是科研工作效率低下，而倒是它搞得如此有成效而出色。　　科学处于危机中人们也许要问，在一个糟糕的世界中，科学的遭遇也同大多数事物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希望对它另眼看待呢？其理由是：科学是人类社会的独一无二的产物。它要求，而且理所当然地要求特殊的照顾。不但人们征服贫穷和疾病有赖于科学的不断进展，而且一切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手段也都依赖科学的不断进展。科学毕竟还是一个脆弱的过程；我们不知道它究竟能够经受得起多少限制和低下效率。我们已经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看到科学的昌盛和衰亡。这种情况还可能再发生。不论科学事业或者社会都决不能够冒这种风险。第六章科学的应用　　要叙述科学的应用及决定这种应用的性质和范围的因素肯定是特别困难的。事实上，人们都认为把科学加以应用是理所当然的事，以致人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去考察科学是怎样被应用的。大多数科学家和门外汉都满足于官方的一个神话：纯自然科学家们工作成果中对人类有用的那一部分，马上就被有进取心的发明家和实业家所采用，并以最廉价和最便利的方式交给公众使用。任何人只要认真了解一下科学和工业过去或现在的状况，都会知道：这个神话的全部内容都是虚假的，不过究竟真实情况如何，却是比较不容易查明的。　　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交互作用　　科学发展与具体技术发展之间总是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它们相依为命，互不可缺，因为要是科学不发展，技术就会老化，变成传统的工艺，要是没有技术的刺激作用，科学就会再度变成单纯卖弄学问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这种结合是自觉的或有效的；事实上，过去把科学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总是遇到极大的困难，即使在现在，当它的价值逐渐开始被人认识的时候，人们还是以极其偶然和无效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斯坦普勋爵决不是目前情况的严厉批评家。他把这个过程刻画如下：　　“所有这些发现、这些足月诞生出来并且被遗弃在社会门阶上的科学婴儿都被收留进来，并且以不同方式受到抚养，但是这样做既不是根据任何已知的原则，也不是根据任何祖传指南。经济学家通常也不承认自己有责任研究这个方面，不承认有责任指出用什么样的一系列标准可以检验它们对社会的价值，可以检验采用新发明的方法，可以检验采用新发明的最宜速度的调节情况。　　这些发明通常仅仅是在利润和消费者的需求的推动下，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偶然问世’的，丝毫也不顾及新需求同旧需求相比有多大价值，也不顾及生产变动情况和就业变动情况以及其社会后果。在这些发明问世以后，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要加以研究，不过经济学家并没有武断地说明，由于这些发明可能引起社会动乱或者非经济性价值标准的贬低，是不是应当根本不让它们完全以那种方式问世。”——《社会调整的科学》第13页。　　科学同技术活动和经济活动发展的关系既复杂又多变。科学是人类有理性的、明确的和积累起来的经验，因此要比传统性的、含蓄的、但也是积累起来的工匠技艺产生得晚一些。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人类的理解必须从简单发展到复杂。人类必须先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才能开始理解，可是人的基本需要却处于最复杂的水平上。人类最初的实际技术进步是属于生物化学领域的食物烹调，和属于动物心理学领域的狩猎，最后还有对禽兽的驯养。当时，要从科学上理解人类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甚至到今天，原始的巫术在这个领域的很大一部分区域中，仍然和科学一样，可以对各种现象提供立即有用的解释。　　另一方面，可以从理性上加以理解的东西必须是简单的；但是除非它也是有用的，否则就不值得去理解。因而只有在文明的城市生活的较晚阶段，数学、力学和天文学等最简单的学科才开始出现，而当时人类生活的主要技术却已经确立起来了。烹调、畜牧、农业、陶瓷、纺织和金属工艺已经处于和十八世纪初期一样的发展阶段了。在新的西方文明社会中，在大规模的机械技术不论平时和战时在经济上都变得很重要以前，同它在巫术上的使用价值相比，科学并没有显得有实用上的使用价值，除了航海和炮术这两种仅仅牵涉力学和光学的技术之外，到十八世纪末叶为止，工业向科学提供的知识，远比科学向工业提供的为多。十八世纪末叶是一个转折点。不久以后，化学的发展就开始影响染匠和冶金工匠的比较老的传统生产方法。化学是其次最容易理解的自然机制。只是到本世纪才有力地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开始通过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来理解有生命的机体，并且开始影响厨师和农民的更为古老的传统方法。　　科学对工业的渗透这段简单的历史描述可能足以表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总趋势，不过要对此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就需要对当代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交互作用的机制进行分析。这个过程必然受生产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支配。目前除了苏联以外，到处都是为了私人利润进行生产，科学是不是能得到利用主要取决于科学对利润的贡献。　　总的来说，科学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得到应用。把科学应用于工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这是通过一些几乎无法区分的阶段来进行的。科学可以说是按照科学活动的繁简程度逐渐渗透到工业中去的。旧式的传统工业，只要是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的，没有科学也可以搞得很好，不过即使在这里，也可以采用家用量尺或炉温表等测量仪器，而在某种程度上用到科学。可是只有当人们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尝试在大得多的规模上进行同样的生产过程的时候，科学才显得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早年，烘烤和酿造是利用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单纯家庭工业，其经营成败部分地取决于经过考验的传统方法的功效、部分地取决于各个主妇个人的技巧。但是在较大规模上应用时，传统方法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个人就不可能象以前那样熟练地控制生产过程了。于是科学就以它的最基本的形态——测量和标准化——参加进来。旧的生产方法没有改变，可是却采用了各种仪器——温度计、流速计、量糖计——以保证新生产过程在必要的范围内尽量遵照旧的生产过程的路子进行。　　由于改变生产规模有困难，或者由于人们希望使用比较便宜的原料或缩短加工时间来节省金钱，改变生产方法就显得有利可图。这时就出现了下一阶段。人们可以根据各人的口味把这种改变称之为改良，也可以称之为偷工减料，不过不管是改良还是偷工减料都提出了传统方法本身无法满足的要求。有必要进行某种实验工作。其经验进行大规模试验可能要花很多钱，甚至有可能使人倾家荡产。但是小规模试验却基本上是实验室式的实验。事实上，科学实验的整个观念都来源于试验。正如阿格里科拉指出的那样，这种试验不过是小规模进行的冶炼过程而已。要改进一个生产方法，就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从科学角度来理解它。这就是冶金工业在上世纪进入的阶段，而且它现在才刚刚脱离这个阶段。这也是老的生物化学工业现在才开始进入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存在就说明存在着一个相当复杂的工业实验室网和一个完整的经验科学体系。　　在改进了工业生产过程以后，下一步显然就是要对这种过程完全加以控制，不过只有当充分了解了生产过程的性质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又意味着要有一个真正胜任的科学理论，十九世纪的最伟大进步之一就是为化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论，使化学工业能够不再象冶金工业过去和现在那样，依靠尝试性的和浪费很大的实验向前发展，而是遵照明确的推理方法向前发展。推理过程实际上决不是那么简单的。理论往往证明不能胜任，实践有时会跑在前面，需要理论迎头赶上它。科学和技术就是这样地相互促进。例如，虽然蒸汽机的发明主要渊源于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确立的液体可以蒸发膨胀的理论，但是蒸气机的实际运转却带来那个理论没有想象到的结果，尤其说明了先前的一些关于热的性质的科学观念是很不够的。一旦克服了这个缺陷，就使蒸气机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并促使人们发明了别的热力机。　　但是只有当人们对生产过程的基本性质有了十分广泛的知识，以致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崭新生产过程、亦即利用传统方法所无法设想的生产过程的时候（例如，新染料和特种药品的化学合成就是这样），工业和科学才能够最彻底地结合起来。当人们从纯科学角度发现的一个效应可以应用于某种工业用途——如电报或电灯——的时候，就会更直接地产生同样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了一个彻底科学化的工业，一个完全靠了科学创始和发展的工业。用于电力生产和供应的电气器材工业和用于改善通讯的电气器材工业是当代这方面的最主要的例子。　　把科学应用于工业的这几种不同的程度当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科学和工业一起进步，工业中的科学成分的比重会逐渐增加而工业中的传统成分的比重会逐渐减少。不过不同工业的发展速度必然是十分不均衡的。这不仅取决于对有关的生产方法进行科学描述的内在困难，例如在烹调和家畜驯养方面，而且主要取决于这些传统工业的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主要考虑仍然是经济性质的考虑。直到现在，把生产——因而也就是科学研究——集中于重工业和可以在工厂中大量制造的商品的生产上仍然是比较方便的。生产者节约经营费用的需要支配了消费者的需要。假如把花在研究和改进机器制造上的时间和金钱用来研究和改进生活资料的生产、特别是食品和医药卫生用品的生产，我们就早已取得极大的进展了，不仅会过着更富裕的生活，而且会对生物学的问题有了深刻得多的认识。　　科学应用过程中的时间差距在科学原理第一次发现和第一次加以实际利用之间过去有，至今仍然有巨大的时间间距。这是科学的实际应用过程的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在科学发展的初期阶段，这种差距可以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第一次发现真空现象和把它应用于大批蒸气机之间几乎一百年的时间差距，我们就没有必要感到惊讶了。可是即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的功用的时候，这种差距仍然继续存在。法拉第在1831年就发现了电磁感应的原理，而且制成了第一部发电机，利用机械力来产生电流。但是直到五十年后，第一部商用发电机才开始运转，而且直到1881年，爱迪生才建成了第一所公用供电站。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　　例如，冯·劳厄在1912年第一次揭示的以X射线分析物质的可能性，大体上还没有应用于工业。要了解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是一个包括科学、技术和经济因素在内的十分困难的问题。在不同情况下，解释也会大不相同，因为这种差距并不是一律的。有时，甚至在很久以前，一种发现或发明几乎马上就得到采用而且迅速得到推广，火药和印刷术便是这样。造成这种差距的科学上和技术上的原因可以迅速地消除掉。　　我们甚至可以消除第一个原因，办法也就是把人们不仅观察到新现象，而且把它作为当代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加以接受的那一时刻算作发现新现象的最早时刻。例如，我们一般都不认为X射线和无线电是在人们首次注意到了这些现象的十八世纪发现的，而认为它们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它们已经在科学界取得确定地位的时候发现的。技术上的困难则更为严重。把实验室的发现加以实际应用需要扩大规模和耗费更大力气，而且只有当人们能够找到改变规模所需要的不同性质的材料时，才能有效地进行这种转变。因此，实际工作原理比真空蒸气机更为简单的高压蒸气机不得不等了一百年才制造出来，因为可用的金属经受不起必要的压力。可是技术因素并不经常是一个限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技术性困难可以通过耗费金钱和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单单通过耗费金钱来加以克服，因为时间也就是金钱。我们正是在经济因素中才能找到迟迟不采用科学成果的原因以及造成科学的实际应用的一般性质的原因。　　伯恩哈特·J.斯特恩把这方面的情况归纳如下：“各种文化因素中最有力的显然是经济因素：为了对敌对阶级、对同一行业中的竞争者、对有关领域里争夺同一市场的对手们维持经济优势和霸权而作出的努力；引进新方法或新产品的费用（新方法或新产品的早期形态往往是粗糙的和没有标准化的，但仍然是用来解决手头具体问题的革新项目之一）；由于有了新发明而变得过时的机器和产品的贬值所带来的损失；大规模法人企业的臃肿机构和僵硬作风（不敢限制生产以免扰乱有利可图的市场）；小规模企业进行必要基本投资的种种困难；资本主义危机的灾难性影响：在利润制度范围内，劳动者为了防止自己由于技术发展而失业、由于丧失技能、由于劳动强度加强和工资降低而成为牺牲其所作出的努力。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其本身就有自己的作用规律，可以用来妨碍技术改革，例如民族主义的限制作用；有毛病的专利法以及支持压制技术革新的法院判例；颁发“永久性”特许状的制度，垄断工业集团为了本身的利益控制立法，反对危及他们的权益的有益革新的力量。”——《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第59—60页。　　科学的有利可图性　　必须记住，自觉地把科学直接应用于造福人类的思想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即使到现在，除了苏联和少数慈善组织之外，也没有人尝试这样做。相反地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地把科学当作追求利润的工农业生产中一个可变因素而加以利用。人们是依照科学对提高产品价值和降低成本的贡献而看待科学并付给它报酬的。我们已经提及的基本困难是：科学研究带来的新发明的有利可图性，一般说来是可疑的而且迟迟不能实现。在刚有了科学发现的时候，人们还不可能看出，或者说具有商业头脑的人还不可能看出，它是不是有利可图。　　要加以采用就有一定的危险性，新发现在表面上和实际商用生产方法距离越大，危险性就越大，在商业基础上发展新发明的有利可图性就越小。当然，这个危险具有双重的性质：第一，新发现的或者新发明的方法可能行不通，第二，即使行得通，尽管有专利条例，它也可能很容易被别人剽窃，那样，利润就会落入投资于新生产方法的人以外的他人之手。　　筹措科研经费的困难由于这个缘故，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局面：把科研成果加以应用虽然能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投资取得更多的利润，但在筹措科研经费时却总是困难重重，有时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我们说过有组织的科研工作所带来的利润有时高达每年百分之八百，要是我们不记得这种利润在商业中毫无用处的话，这种矛盾局面就变得绝对难以置信了。即使如此，为了这样的好处，这个险还是值得冒一冒的，但却没有谁理会这一点。实际上，一项新发明的采用很可能变成一种投机性质的长期投资，资本市场根本不是为了替这种投资筹措资金而设立的。事实上，资本市场不但无助于技术进步；反而越来越倾向于变成一个阻碍技术进步的因素。我从H.O.迪金森先生得到的下面一份分析资料说明了其原因：“投资组织（银行股票发行公司、证券交易所等）总是抱着一种纯商业观点，习惯于一套陈规陋习。它并不能十分有效地为同商业有所不同的工业的种种需要服务；这可以从人们不断的怨言中看出。有人说：并不存在为长期和中期工业发展——在工业说来，就是指应用已知的生产方法——（参看麦克米伦报告书）——提供资金的有效机构；有人说：其结果：厂商如果规模和范围不够大、或者产品品种不够多，以致无法从利润中提成来扩大本身生产的话，就无法找到必要的资金。这aeortior（更加深刻地）适用于科研工作。资本市场同航海贸易和汇票的历史联系仍然限制着它的作用。证券交易所是为了便利人们买卖·现·有的投资而成立的，这附带地也有助于新企业的创办，不过它并不怎么直接参与进行新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投资信托公司、推销辛迪加、局外经纪人和股票推销人等等组成了资本市场。……这些人对于筹措资金来促进新的科学原理的应用研究，根本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不懂技术，对任何这样的建议是否可行，无法作出判断，必须依靠出钱雇来的专家。因此不能期望他们经常在这个领域发起新的研究项目”。　　还有两个因素妨碍人们欣然地向非大企业主办的科学应用研究项目提供经费。第一，和通常的金融交易比较起来，这种项目所需要的金额少得可笑。至多不过十万镑，而不是几百万镑；因此，这是一种不大常见的类型的投资，不值得一顾。很少有什么企业愿意费神加以考虑。第二，只有在商业循环中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把钱投入科学研究之类很成问题的长期投资项目上，才是值得的。在繁荣条件下，通过投机可以弄到多得多的钱，在萧条之时，无人会冒投资的风险。结果，新的科学原理应用研究项目就越来越操在现有的企业，特别是巨大的垄断企业之手，只有它们才有力量解决比较重要的线路的问题。　　针对人们不愿意投资发展科学原理的应用研究项目，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投资的吸引力。我们已经在论及科学发现本身的时候指出，科学在任何领域中的进步都是在那个领域中所花费的金钱的数量的某种函数。它当然并不是和这笔钱成正比，不过要是不花钱，根本就不会有进展。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科学原理的应用研究，只不过在这里所需要的钱要多得多，因为试验是大规模进行的，而且需要更大的资本开支和日常开支，而且还存在着已经指出的一些需要克服的技术困难。要在这些条件下把科学原理加以应用，一旦成功时所取得的节约一定是极其巨大的，足以抵消蚀本的风险。当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满足已经很紧急的经济需要的时候，多半是会成功的，当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防止造成损失的某一已知的原因时，就更加是这样了。　　取得实际成功的条件把工艺史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科学原理通常是在马上可以获利的领域里首先得到应用。　　而这个领域却往往可能不是这种科学原理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例如，机器纺织方法首先是应用于织造缎带，很久以后才应用于织布，而蒸气动力则先后应用于花园喷水池、矿井抽水、最后才用来推动机器。　　马上获利的要求从一开头就妨碍了科学的应用，而在这时，发展速度很有可能达到最大的限度。例如，在已经提到的电力的例子中，在头十年中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因为电流当时还没有什么马上有利可图的用途，到了四十年代，用于电禔E的直流电机有了一些发展，直到七十年代才开始有了真正重要的发展，这时弧光灯被采用了，先是用于灯塔，以后又用于街道照明。不过直到供家庭使用的钨丝灯照明方法出现后，人们才采用中央电力站。因为这种照明方法第一次说明了源源不断供应的电流有多种用途。的确，当时一直有不少技术上的困难需要加以克服，不过说一句公道话，要是1880至1890年之间用于发展电力的力量和金钱能够提供得早一点的话，本来可以节省下这种发展所需要的一半至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工业的技术发展也会相应加速。　　规模问题有关科学发现的应用的所有这些盲目的经济发展，有着一个内在的困难。只有大规模加以应用才能充分得到应用的好处。另一方面，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困难远比小规模生产的困难大得多，实际上也可能是不可克服的，除非进行大量的中间规模的研究。而这事本身一般是费钱的而且很少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动力来源要做到经济，规模就一定要大；但人的肌肉却能够最经济地提供小小的动力来源而且至今仍然这样。要做到规模大，就需要有极难制造和极难有效运转的巨大转动部件。第一部蒸气机的汽缸直径要比实际上具有一千倍功率的现代飞机引擎的汽缸大十倍以上。所以制造质量很差，效率极低，半英寸的内径误差是常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蒸汽机必须有极大的经济好处才能被人采用。因此，在人们发现了某种有利可图的中间阶段的用途之前，应用的头一阶段就迟迟不能来临。电禔E工业为电力的应用提供了这种中间阶段用途；老爷们的花园的浇水工作则为蒸气机的应用提供了这种用途；这二者基本上都是大材小用。　　发明的浪费和挫折科学原理的应用的内在经济困难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开头，应用的效率总是很低的，需要人们在使用中加以改进。不过在另一方面，对它的要求在开头也最低，并且随着应用方法的成功而增加。结果是，一项新的科学原理会在不巧的当儿受到阻碍，并且会发展得极其缓慢，然后到了有利可图的临界时刻，人们才突然被迫竭尽全力加以发展。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都是难以置信的浪费。　　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是在发展的初期或创始阶段取得的，这种研究由于缺乏经费而奄奄一息，创造者本来可以节省出一些时间，从事其他应用研究和发明，但由于应付仪器设备不足和经费困难把这些时间都浪费掉了。除了最坚决和最狂热的人之外，任何人了解到这种情况都会裹足不前。　　几乎一切有才能的科学家都一度或多次想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实际应用，但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科学工作而去进行他们的尝试所必然要带来的无把握的斗争。一旦应用取得成功，急急忙忙从事改进工作进度也是一种浪费，因为事前缺乏准备，不能找到足够数目的有相当训练和智慧的人才，因而，从所耗费的金钱来看，所取得的成绩就要比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时小得多。　　建设性和补救性的应用应用的性质自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在工业中是否很容易很迅速地得到利用。我们可以把对科学的积极性或建设性应用和对科学的消极性或补救性应用区别开来。在第一种情况中，科学指出怎样去创造飞机或电影院之类的新事物。在第二种情况中，人们要求科学消除金属腐蚀或蝗灾之类的已知的不利情况。在前一情况中，科学向人类赠送礼物。在这里，经济问题在于怎样发现有力的需求，以便帮助新发明渡过最初的几个阶段。社会最需要的正是把科学原理加以积极性应用，可是，在现行经济制度下，也最难实现这种应用。　　当人们在工农业中需要把科学原理加以补救性应用——而不是建议性应用——的时候，情况就不是那么糟了。在生产中遇到了某种困难，或者需要消除造成浪费的一定原因。人们既然认识到需要进行研究，又有了进行科研的手段，就往往能够应用已经知道的科学原理把问题加以解决；事实上，过去科学家便是这样地赢得了而且现在还继续这样地赢得工业界对科学的赏识。戴维灯的发明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人们明确地提出需要一种放在碳化氢中不会引起爆炸的灯。　　戴维应用了简单的科学原理就很容易地找到解决办法。在这以前，熟悉矿下情况的斯蒂芬逊早已通过经验发现了那个解决办法。可是发明安全灯的结果却与原来预料到的情况颇不相同。据克劳瑟说：“安全灯使得煤矿工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并没有减少矿工死亡人数，因为它使人们有可能在更深更大的矿井中工作，因而大大地增加了易罹危险的工人人数。科学的应用维拒绝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因为他的‘唯一目的是为人道事业服务’。他的发明的主要作用是使老板们更加富裕，并使得更多的人到矿里工作，而且使他们处于种种危险之中，碳化氢不过是其中一种危险而已。所以戴维灯作为一种经济学上的手段的重要性要比它作为安全手段的重要性为大。”——《十九世纪的科学家》第62—63页。　　不过在许多重要的例子中，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在这里，由于人们坚持要求立即取得实用效果反而达不到目的。解决具体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可能不是现成的知识、而且还可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知识。研究这种知识，不论从科学观点来看是多么有价值，在出钱的人看来却似乎离开眼前研究课题过远了。就这样，工业科学研究支出中的巨大金额或其大部分，由于同科研的实用方面有过于密切的联系，在不能取得预期成果的意义上来说，在眼前是浪费掉了。从长远看来，这种做法所造成的浪费更大，因为这样做就不能推动科学的全面发展，而根本性质的研究，如果进行得当的话，则能推动科学的全面发展。例如，我们发现人们花了大量金钱来进行详尽的冶金研究，但在金属状态的本质的科学研究方面，却仅仅花了比较微不足道的钱。要是对后一种研究有力地加以发展的话，不仅会在第一种研究上节省大量时间和金钱，而且会加速合理使用金属的整个过程。　　很多科学原理的应用，如果从技术观点来看，属于建设性应用的范畴，如果从经济观点来看，又属于补救性应用的范畴。属于这一类是某些凭着经济功能的制造方法、材料和机器，在技术上极为新颖，但从其出现那一时刻开始，就起着节约费用的功能。蒸气机本身，在初期阶段取代马匹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水银弧整流器则是另一个例子。这类应用所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制度下，我们难以把科学上的可能性和技术上的需要结合起来。眼前工业进展的最大的可能性也许就蕴存在这里。怎样才能解放出这些可能性，将在以后的一章中讨论。　　工业竞争和科学研究一些别的因素和上文提到的各种因素合在一起，妨碍着科学发明成果的顺利应用。我国工业在上一世纪中绝大部分——至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许许多多规模很小、几乎完全独立的单位来经营的，我国的农业更是如此。为了使科学研究具有应用价值，总得花上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金钱。我们可以大体上以一个科研人员加上设备和助手在五年左右所花的费用，再加上一定规模的实验车间及其流动资本，作为这个最低限度的数字。总的费用不会少于4，000镑。假如研究成功，花了这4，000镑所取得的节约数字每年可能达到40，000镑之多。可是研究可能不成功，或者还需要再花同样数额的钱再经五年才能获得成功。假如经费无着落，原来花的钱就可能完全损失掉。如果不成功，也无法领取保险金，只能靠扩大已做的研究工作数量，因而也就是靠增加费用来弥补原来的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而这样做可能是超出小厂财力范围之外的。当然，根据古典经济理论，风险是由不同的企业家个人承担的，其中的幸运者则受到适当的奖赏，可是实际上，研究不成功的风险足以阻止大多数力量单薄的商号去进行任何研究工作。企业循环的波动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了。我们说过，科学研究是一种长期的冒险。小厂商无法在萧条的低潮时期把科研继续进行到底。放弃科研工作毕竟是最容易不过的。另一方面，在繁荣时期，小厂商却忙于趁热打铁，没有精力去顾及科研。　　另一个考虑是，即使科研完满地取得成功，使成本显著降低，假如对研究成果加以保密的话，假如进行类似的研究取得成功因而降低产品价格的其他厂商为数不多的话，这种成本的降低也只能表现为进行科研的厂商的利润有所增加。　　即使申请了专利，且不说存在诉讼的危险，专利权收入在投资人看来，同原来的支出相比，也可能是不划算的。所有这一切都使企业不敢进行科研，如果它们进行的话，也是着重于秘密的，因而也就是无效率的研究。在农业中情况就更糟了。　　因为在农业中，要使科研具有价值，就必须在极大的和极费钱的规模上进行研究，失败的风险也就大得多了。所以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农场主进行过科研工作，只有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偶尔为之。政府就是为了补救小规模企业的这些必不可免的缺点才设立研究协会和农业研究站的。但是象我们指出的那样，这两个组织的范围仅仅涉及半数左右的工业，即那些已经很为进步的行业，因而它们只能对少数厂商有所帮助。鉴于科学可以对工业提供的巨大好处，很明显，在目前条件下，竞争性的工业制度是一个最有力地妨碍技术进步的制度。　　垄断与科研不过目前控制主要科学应用研究的，并不是竞争性的企业而是垄断性的企业。在垄断条件下，不论是单一企业，还是订有固定价格合同和分享生产方法合同的数目众多的企业，都有可能在科研上花费大量金钱。事实上，此刻在英国，除了政府进行的科研工作外，或许有五分之四的工业科研是由为数不超出十家的大公司进行的。在德国，这个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象I.G，法本那样巨大的工业联合企业的研究实验室，变成了比政府或大学所设机构更加重要的研究中心了。垄断的存在消除了阻碍小厂商进行科研的许多经济上的阻力。显然，科研成果的一切好处必然是属于厂商所有的，科研业务的巨大规模足以保证，不管个别的科研项目怎样达不到商业上的效果，这些失败将会被其他成就所抵偿。工业研究实验室的规模本身就增加了工作效率，因为它使研究协作成为可能。要把金钱用于研究，效率最低的方法大概莫过于建立只有一两人的小研究所了。在另一方面，却也不能说实验室越大，它的效率就越高。根据课题的性质，根据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包含的各种研究的多样性，任何一个应用科学研究所也许都有一个最宜规模，而工业实验室、特别是欧洲大陆上的实验室有时是超出了这个限度的。在苏联，一开始倾向于设立这样的规模极大的研究所，但是经过了几年的工作以后，他们明白这样做所引起的行政管理上的困难过大，而且存在着科学协作任务占用过多科研时间的危险，结果，现在又回过头来，恢复了五至二十五人的研究所。　　缺乏刺激力我们已经讨论过在垄断条件下工业科研面临的某些困难、特别是谈到过，人们往往把科研部门和任何工厂的商业部门同等看待而且往往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有效地加以扼杀。这些缺陷仅不过是更为根本的阻力的征状而已。　　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科学的应用研究工作带有极大的风险，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进行这种研究的巨大刺激力，因为假如成功了而且能妥善保密，它就会大大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使企业成功而不致破产。另一方面，在垄断条件下，进行科研的风险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可是进行科研的刺激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仅仅变成许多增加利润的办法之一，而且不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办法。科学成果的应用当然能够减少经营成本，不过生产合理化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垄断条件下的主要困难是在高的价格下保持市场，而不是改进生产方法。因而花在广告上的钱总比花在科研上的钱多好几倍。　　要取得详细数字是困难的，不过据悉，单是报纸广告每年就要花35，000，000镑。传单及招贴广告所费也不会少多少。单是卖药的报纸广告，每年所费就达到2，800，000镑，比政府和工业界花在科研上的钱加在一起还要多，而这种广告大部分是对不懂科学的大众的一种残酷的欺诈。　　设备的废弃在垄断条件下，科学应用研究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企业规模很大，一旦设备废弃就有带来巨大资本损失的危险。科研必然要引起的一个后果、特别是在原来依照传统方式经营的一些行业中所必然要引起的一个后果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这就意味着，在各个生产发展阶段建成的工厂肯定要在几年内变得过时，而且可能在它投产之前就真的过时了。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实际的弊病。据斯坦普勋爵说：“对于经济进展极为重要、但可能由于过速的技术革新而遭到破坏的第二种平衡是废弃和折旧之间的平衡。可以促进经济进步的一切科学进展，要想产生效果，几乎都必须体现在各种资本形态中，而这些资本形态越来越精巧、越来越大而且费钱。此种器材和设备按每人平均计算的生产率变得更大了，即使把从事制造机器或生产程序的人员考虑进去，还是能够不断产生令人完全满意的成果，而且人力也越来越节省。过去总是说英国机器质量好，永远也用不坏，而且在它变得过时以后，照样可以继续长期使用，而美国人制造的机器就是比英国机器坏得早，所以价格也就比较便宜，可以用包含量新装置的资本资产迅速加以更新。如果能使机器的实际寿命和其风行期一致，就会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本并保证其安全。不过要是体现最新科学成果的费钱设备在没有用坏之前很久就变得过时并被取代，那末资本便会浪费掉，利息便会损失掉，以至生意和投资失去保障。单单物质安全因素就意味着每一部件，即使是粗制的也都必须是真正耐用的，因此就不可能把设备的实际寿命全部缩短到可能的“废弃”寿命。这样，过于迅速地接踵而来的革新可能意味着：为了取得很微小的薄利而使极好的固定设备废弃掉或使其不能盈利。一个负责的社会主义社会会在每一次都保证不致得不偿失，但相互竞争的个人却才刚刚开始承担集体责任。假如玛丽皇后号轮吸引了一批肯花钱的好旅客，仅仅两年后，一艘与它竞争的新船就依靠偶然新发明的设备以略低的票价把它的旅客全部吸引过去。作为一种典型来说，这是进步，但是，个人作为自由的消费者所取得的微小的好处，却可能付出了昂贵代价——巨大的脱节和资本的丧失。这种代价甚至会影响到既作为消费者又作为生产者的同一个人。　　假如革新成果显著，并且在经营成本上反映出来，那么，旧经营成本和新经营成本之间的差额就可能大到足以支付所使用的新资本的利息，而且还能够分歧偿还更换掉的设备中未被利用的使用寿命的成本。一部机车可能还可以利用多年，不过新型的机车可能通过降低经营成本，不仅足以使人在正常设备更新情况下采用它，而且足以支付旧式机车提前报废的损失，因而仍然是划算的。可是现代技术革新的大部分项目都属于不能支付废弃损失，不能在有条不紊的、自然的设备更新过程中加以采用的类型。　　类似的论点适用于一个地区的全部各种各样的资本支出。这些资本支出可以在这个地区（例如煤矿区）的全部经济活动中分歧偿还，不过要是由于采用某种革新项目，刺激了另一地区的竞争活动，以致引起脱节现象的话，这些资本支出便白白损失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人们发现可以用人工方法在别的地方创造出兰开夏的那种优越自然条件——那种适于纺织的湿度，而且湿度更为均匀的话，那会对兰开夏产生什么影响。　　采用新方法的速度及其对就业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企业单位的规模和性质。如果为某一特定市场进行生产的所有工厂是由独家控制的，或者有了相互协调的合同的话，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新型设备的速度将决定于本书已经提到的简单考虑。新型设备可以根据每次更换过时设备的每一更新计划加以采用，这样就不会由于过早报废而浪费资本。不过这仅适用于好处不大的革新。如果好处大，新老方法之间生产经营成本差距就足以抵补上述的一切费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会浪费资本，而且还能及时吸收新发明。再者，在可以左右市场供应的单一企业内部发生的废弃可以作为日常开支处理。欧文·扬最近说过：‘总的说来，在过去五十年中，通用电气公司所制造的东西到付诸使用的时候，没有一件不是过时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时了。‘很明显，在一个单一的生产单位中，这个过程可以作为连续性的生产成本的一个普通部分而加以处理。我们没有必要设想在过去五十年中，这家公司由于支付了设备废弃费用，而没有盈利或没有支付过股息。”——摘自《社会调整的科学》第34—37页。　　这段引文清楚表明：设备废弃对于生产者个人的危险性由于无限制的竞争而大大增长了，虽然这不一定就是消费者所遇到的危险。大家可能迅速地照搬一种新生产方法，从而迫使使用旧方法的厂商废弃自己的设备。从通篇论点中可以清楚看出，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如何妨碍技术进步并如何以极其浪费的方式取得仅有的一点进展。垄断控制的好处是：在一套设备用旧之前、或者在业务大大扩充，有足够财力改用新设备并停止利用旧设备生产之前，没有真正必要去更换设备。　　垄断组织由于它可以对设备废弃加以控制的缘故，往往能比竞争更有效地阻碍科学进展。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加强了这种保守的态度。要从细节上改变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的设计是困难的，而当需要对设备彻底重新进行设计时就更困难了。在我国有一家大规模的垄断企业，它对新设备每年按百分之五十进行折旧，习以为常。这就是说：新设备都必须能在两年之内从利润中收回成本，不然，就不改换设备。如果新设备能使用长久一些，它带来的一切收入都是纯利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把科学成果加以应用有巨大好处，而科学成果的应用又受到垄断组织多么严重的限制。　　对科研的扼杀人们对设备废弃的危险性的直接反应，并不是设法扩大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范围并使应用的程序合理化，而是设法阻止科学发展，以免造成设备废弃的难题。这个过程采取两种形式：扼杀已有的发明和限制科研以窒息新的发明。要找到第一种做法的具体例子自然是极其困难的，不过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这样说，而且最近最权威的人士也这样说。例如，亚历山大·吉布爵士在诺丁汉（1937年）以主席的身份向英国促进科学协会的工程学部所发表的演说就说过：　　“在这里，情况和在科研工作中常见的情况一样：科研成绩越大，对于原有的装备和设备的影响也就越加直接而厉害。有时这便是问题所在。必须把数以百万镑计的金钱投入固定资产，可是固定资产却可能由于新方法的发展而在一二年内过时。目前设备废弃速度极为迅猛，以四年时间来注销新设备是很平常的，既得利益集团把许多有价值的发明收购下来不予使用，以便避免由于利用这些发明而对已经在运转中的设备造成更大损失。因此人们对无限制进行科研并不总是有很大热情，也不总是乐意加以称颂，就不足为怪了。不过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方针。”在英国促进科学协会诺丁汉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英国促进科学协会报告书》1937年9月，第158—159页。　　《自然》杂志已经建议对这个问题举行公开的调查，不过这种调查会不会比调查私商军火制造情况的皇家委员会为了类似理由而进行的调查取得更多积极成果，是值得怀疑的。　　在美国，人们说得更为坦率。我们在美国政府所发表《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的报告书中看到下列的话：　　“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虽然引起浪费很大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和销售，却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人们进行工艺革新以求胜过竞争对手。可是一旦垄断组织在利润制度的环境中，可以做到控制价格、使产品标准化和限制生产，对工艺改进的敏感性就减退了，新发明及其应用就遭到制止。　　威廉·M.格罗夫纳已经在《化学制品市场》中说出了现代公司经理部门对利用新发明所持的看法：‘我甚至看到了有些最有希望造福于公众的发明单单由于可能在工业中引起革命就被完全忽视或干脆被禁止了。我们没有权利期望一家公司出于单纯慈善的动机而自杀。……一家公司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收益、使自己的股东得不到股息，来发明某种会打乱自己的销售市场或者废弃自己现有的一切生产设备的东西呢……如果主持革新工作的是在开支问题上向股东负责的有训练和有经验的人们，他们是不大愿意废弃自己负责加以革新和改进的东西的。’路易斯·D.布兰迪斯，1912年在专利问题奥德费尔德听证会上，就注意到了垄断企业的过于僵硬的作风对技术发明的影响。垄断企业所以会有这种僵硬作风是由于企业担心新发明会危及自己的重型设备投资、特别是耐用品投资的缘故，而且是由于企业本身办事手续十分复杂的缘故：‘这些巨大的组织的结构并不具有进步性质。它们不肯办大事。拿我国的煤气公司来说，他们不愿管电灯的事。拿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来说，他们不愿管电话的事。电话公司和电报公司谁也不愿意管无线电报。人们可能设想过：在上述任何一个事例中，要是这些企业具有美国人的常有的进步性的话，他们就可能立刻说：“我们应该去发展这个。”可是他们却拒绝了，于是在上述每一个事例中，为了推广这些伟大而具有革命性的发明，就有必要去吸收全新的资本’”（第62—63页）。　　至于真正压制发明的事例，我们有联邦交通委员会的证据可供参考：“联邦交通委员会在1937年说：贝尔电话系统把3400项未经使用的专利加以压制以便杜绝竞争。这个委员会说，‘其中有1307项是这家美国公司及其持有专利权的子公司为杜绝竞争而自愿搁置的专利。’公司说其余2126项专利是由于‘有了更为优越的代替方法’而没有加以使用。针对这一点，委员会报告说：‘这是把专利搁置不用和压制专利的一种类型。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为了防止竞争取得了过份的专利保护的缘故。　　贝尔系统一直通过专利来防止别人在有线电话和电报事业上同它竞争。它根据自己的电报和电话器材专利，始终拒绝把许可证发给有线电话和电报事业方面的竞争对手，范围扩大到有关一切类型的构造的专利。而且，贝尔系统还把一切可能对竞争对手有价值的专利加进它自己的……专利中去。这个方针使公司取得了大量专利，其中包括贝尔系统毫不需要的另辟蹊径的装置和方法。　　在西方电气公司和独立的制造公司所签订的专利许可证合同中，也可以找到有利于压制发明的条款’”——《工艺趋势》第50页。　　关于第二种做法，即限制科研以扼杀发明的做法，由于其本身性质，我们无法提出确切的证据，因为没有一家公司有非花钱进行科研不可的义务，不过无可置疑的是：这种做法是妨碍应用科学的进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这种研究可能妨碍已经花费了大量资金的生产方法，情况就尤其是这样。充电气体管照明方法发展比较缓慢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真正有效地普遍使用这种照明方法不仅会使取得一定亮度所需的电力减少到原来所需电力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且使投在普通灯泡生产中的资本大部归于泡影。只有对廉价照明有了新的巨大需求时，例如由于现代街道照明规划或由于建筑物的装饰照明而引起需求时，人们才认真地对待发展充电气体管照明问题。如果当初在科研上花费比较少的钱，我们本来可能在二三十年以前就达到了今天的成就，我们现在也许已经往前多进步二三十年了另一个例子是：直到晚近的时期才发展了对铝和其他轻金属的研究。这些金属的生产操在作风僵硬的一些垄断企业之手。它们致力于维持比较低的产量和高昂的价格。在这种价格上，用铝来制造许多物品（例如用铝来制造汽车更为适宜），是很难和钢铁争胜的。如果开展一项目的在于大大降低铝的价格的科学研究，人们或许就能利用陶土等低级原料来生产铝，而不必象现在那样使用大量电力，这样一来，这种改进就迟早会打破垄断局面。所以这类研究就得不到鼓励。不过最近由于各国准备世界大战，大大刺激了飞机生产，铝和镁合金大受重视。各国政府都不得不把铝和镁合金的生产问题作为国家的紧急需要而加以处理了。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地预期铝的生产方法在今后短短几年中将取得十分迅速的进展，最后价格会相应地迅速降低。　　要估计出科研成果的应用所受实际阻力的程度，总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无法把已经做到的同耗费同样的金钱和时间所可能做到的相权衡。但是尽管自觉地指导和控制科学成果的应用的便利条件大大增加了，上述应用落后于科学的时间差距仍继续存在，这个事实说明限制的力量并未消除，而是和便利条件几乎同样迅速地在增长中。　　专利另一个严重干扰科学成果的应用过程的因素是专利法。虽然专利原来的宗旨是保护公众，使其免受处置不善的新生产方法之害，它在现在却被认为是对发明者的奖赏，或者是他和社会之间交易的结果。它在过去可能是这样，不过毫无疑问，它在今天却可悲地起不了这种功能，而且对发明的进展妨碍多而帮助少。在实践中，除了常见的弊端之外，专利经常不能奖赏原来的发明家而且妨碍而不是促进发明的进展。专利法是针对一种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状况而制订的。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家自己也能够找到资本。对于一切重大发明来说，情况是否这样，殊堪怀疑。即使在十八世纪，瓦特也不得不同博尔顿合伙。后者不得不使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并且还花了70,000镑，才在蒸气机上收回一部分资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个别的发明家还是有的，可是他要找到一个愿意出钱的资本家却越来越困难，并且不得不忍受愈益糟糕的条件。大部分专利是由公司取得的，这不仅是因为：由于我们已经说过的原因，现在只有大企业才有力量开展应用科学研究，而且因为：专利法本身现在变得十分复杂，只有最有钱的人才能保住专利，不让专利受到必不可免的侵犯。当然，在游戏中，你可以干我一下，我也可以干你一下。大企业可能宁愿收购对自己可能不利的专利，不管这种专利是不是有价值，而不愿去打官司。取得妨碍性的专利（莱文斯坦博士估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专利是妨碍性质的）是最安全的合法讹诈方式。　　大企业往往规定，任何职工的一切发明权属于企业。原来发明人是否得到奖赏，是由管理部门决定的一种恩赐，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发明人哪怕只得到最终利润的极小一部分，就算很幸运了。因此，不论是独立的发明家也好，不独立的发明家也好，目前专利很少能达到其奖赏发明家的目的。现行的专利法一方面无法奖赏发明家，另一方面却往往严重损害公众利益。即使象斯坦普勋爵这样保守的批评家，也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保护专利的期限也实在太长了：“举例来说，我们假定发明中包含着社会利益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专利制度使人们有可能阻止发明在商业上的应用，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了。如果别人能根据微小的并不带有根本性的差别另外取得专利的话，就会引起竞争，造成浪费，使社会得不到相应的好处。与我的研究更加有关系的是保护的期限。这一般是十四或十五年，在某些情况下，长达二十年。在生活的速度比现在缓慢和变化周期比现在长得多的条件下，当时认为这是适当的期限。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在现代条件下从新制订专利法的话，这个期限是不是我们仍然要选择的最理想的期限呢？假如在旧的条件下，一件发明废弃之前的平均有效寿命是三十年的话，那么其寿命的一半是处于私人控制之下，另一半则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假如现在我们不改变专利条件而假定寿命周期为十五年的话，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结果：一般说来，有效的发明在其整个寿命期间都处于专利的保护下，社会实际上只能控制已经过时的发明。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制订新的专利法，事先不想到适应今天的条件，就采用根据一百年前的条件制订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一项真正交易的条款，那的确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很可能，理想的专利期限不应该是划一的，而应该同有关设备的投资数额联系起来。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中取得专利的麻烦手续当然不是无法解决的。目前即便要使专利有效范围遍及整个英帝国，也得填写五十多份申请书。更何况，在制订专利法的理论的时候，大部分发明都出自大型工业实验室雇员之手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美国当局就断言：这个制度‘使得人们可以在某一项专利范围以外形成垄断组织，而且使得人们无法使用新发明为公众谋福利……即使可以说把现有设备废弃是浪费，这也不应该由垄断集团来决定，而应该由一个会把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都考虑在内的公正的权力机关来决定。’一般来说，纯科学原理的发现者既得不到保护，也拿不到赏金——赏金仅授给想出应用方法的发明家。”——《社会调整的科学》第151—153页。　　有些人占有专利权并不是想应用、而是想阻挠别人使用某些生产方法。这就象利用专利来向社会敲竹杠一样，是另一种常见的弊病。在药品方面，这种做法尤其恶毒。因为，在药品领域，有人可以利用专利权扼杀科研工作，因而，真正有价值的药品的价格可能维持多年不变。这实际上是把贫穷的病人判处死刑。　　由科学家取得专利是一种颇有争议的做法。这种做法同科学家的一般道德观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人们感到，首先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问心无愧地自称自己对于一项发明有独一无二的权利，可以独享其好处。其次，科学家没有权利以任何方式来阻碍科学成果的应用的进展。在另一方面，有人感到，科学界由于向社会提供了新价值而得到一点报酬，是完全理所应当的。由团体而不是由个人取得专利可以克服而且已经克服了第一个困难，可是这只会增强第二个困难。在设计不周、执行不当的现行专利制度下，科学成果的应用受到阻挠的危险是经常存在的。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在创造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科学的功绩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都多，可是科学家个人和集体都无法在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中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　　工业科研合作　　不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都无法充分利用科研成果。这就促使各国政府发展工业科研。政府插手科研的好处主要在于：它克服了小企业开展科研工作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小企业联合组成研究协会，就能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收集足够的经费来执行相当全面的科研规划。　　但是，为这种科研合作筹款一向极为困难。这部分是由于人们对任何形式的科研都不感兴趣，但主要则是因为，如果这样进行科研，科研就失去了其主要价值——竞争价值。所有捐助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有整个行业的所有厂商，都从研究协会的研究中得到相等的好处。竞争的好处几乎完全没有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有所降低，这往往表现在价格和降低上，因而就不能增加利润，除非该行业已经属于垄断或半垄断性质，就是说：企业之间已有公开或默认的协议，规定彼此都不使用任何改进的方法来进行竞争。目前的经济制度和造福于公众的科研事业是互不相容的。说服企业进行这种科研工作时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可以说明这一点。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几乎每一份报告都是见证。但是反对扩大政府的科研工作的阻力不是仅仅来自这一个方面。有许多功能本来由这些实验室执行最好，现在却是由私人顾问来执行。　　他们的职业虽然一般说来没有什么保障，却也有利可图。粗看起来，一个真正全面的工业科研体系对他们来说，似乎会带来一场灾难，但是实际上，这样一个体系只会使科学具有更大的价值，肯定也会对他们有利。兽医从业人员也反对扩大农业研究，特别是在向农场主们提供咨询意见这个切身问题上。正是由于缺乏考虑周密的科研政策，才使得这些无知的既得利益集团发展起来，不过在这方面，科研工作只不过是遵照生产组织现有紊乱状态的常规照章办理罢了。　　政府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也极其不愿意积极参加科学的应用研究。如果一所政府办的实验室得出了可能有商业价值的成果，它是无法加以利用的，或者不如说，它是绝对不能向厂商出售这个生产方法或者自己加以经营的。有这么一个总的原则：除了战时军事需要，政府部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同工业企业进行生产竞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政府所办的科研机构对科研成果的应用几乎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它们缺乏扩大应用的任何动机，因而它们往往只限于研究各厂商具体要求研究的课题，尤其是为工业生产中某一公认的困难寻找补救办法之类的课题。所以除苏联之外，政府科研工作既不能推动新科学成果的应用，也无法对已有的此类应用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指导。　　各工业行业之间的竞争除了工业中的竞争和垄断的单纯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科学的应用。虽然有效的垄断可以在整个一个行业内部防止竞争，可是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仍然存在竞争。这种竞争本身时而有利，时而不利于科研成果的有效应用。假如消费者个人和企业的需要固定不变，工业的任何部门就没有改进产品质量的任何动力。在传统工业存在的漫长期间，这种平衡的状态最终是可能达到的。　　在其中各种原料或工具都适用于一种用途，而且仅有这样一种原料或工具适用于这种用途。在另一方面，在工业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愈来愈倾向于使用几种有选择余地的原料，而且供应这些原料的各种产业必然是相互竞争的。在这种竞争中，就要依靠改进质量或降低价格而取胜，因而就有了进行科研的动力，以便向竞争对手争夺市场或者至少在其中保有一份儿。不幸，问题并不就这么简单。旧原料生产者地位巩固，有恃无恐，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一般不会想到进行科研工作。其结果可能是：在他们还来不及研究和改进自己的生产方法之前，他们就可能遭到损失或者面临关闭。在上一世纪，靛青的土著生产者和收购、分销他们产品的商人就是由于苯胺染料的出现而这样地迅速破产了。　　据说有一百万印度农业劳动者因此饿死。不过随着销售的合理化和对产量所进行的生物学的研究，天然的产品从长远看来会不会更加便宜，还是很难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明白这个教训了。例如，虫胶工业由于合成塑料的出现而受到了威胁，现在正花一笔钱去研究改进虫胶产品以及可能开辟的新用途。不过要在销路下降的基础上来维持这种研究是特别困难的。　　在另一方面，由于有各种完全独立的金融集团生产各种供选择的产品，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为了本行业的人们的利益而增加每一种产品的产量，毫不顾及这种产品在平衡的结构中应占有什么地位。例如，水泥和钢铁工业在房屋建造领域里进行了极其纷乱的竞争，但却没有一个公正的中央机构来确定用于各种用途的钢铁和水泥的最好比例。当建筑学会或其他学会作出此种估计时，要是估计数字不利于任何一个有关行业的利益，就不可能被采用。行业之间的竞争给科研带来的主要困难是，它使科研部门化了，妨碍了可以产生最丰硕的新成果的各种应用科学之间的充分相互作用。这种类型的竞争本身就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的谴责。这个制度在本质上就无法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对整个生产加以规划。政府干预代替了这种规划，可是这种干预几乎总是支持竞争的这一方或另一方。在苦心制订关税、定额、强迫合并、销售等整套方案时，人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开展科研工作，以便改进产品或降低对公众的售价。这个事实说明，政府在这方面是怎样不顾及公众利益。　　经济民族主义和科研不过，在最近的所有倾向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对应用科学成果为人类造福，危害最大。经济民族主义就是使用一些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控制手段，通过保护主义、津贴或操纵货币，来保护和扩大各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工业的市场。显然，从商业观点来看，通过政府干预更容易取得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取得的成果，而且还有使有关企业不费分文的好处。政府干预的直接效果和垄断的效果一样，那就是减少了改进生产的动力。而且还有坏得多的效果。其中之一，就是把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军事目的。我们将另辟一章，专门加以讨论。另一个效果是，经济民族主义妨碍了科学的国际性质。它首先妨碍应用科学研究，接着又妨碍了基本科学研究。在实行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中，科研成果只是一个国家的财产。　　各国企业界内部的保密制度本来已经就够糟糕了，而现在这种保密制度竟然变成更加危险的国家保密制度。各国都进行类似的研究工作，虽然研究工作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泄漏出去，这还是意味着重复劳动。在两处以上的地方进行同一工作（在两处同时进行工作可以由于其相互核对作用而被认为是合理的）不仅使人力分散，而且使人们无法通过自由交往、相互促进和交换意见而得到额外好处。科学上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使科学家变成国家的仆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国家的奴隶，科学本身则变成国家宣传的内容之一。我们已经听到过德国物理学界的状况。从长远看来，这种状况是最能毁灭科学了）。保密的实际弊病已经是够糟糕了，保密给科学家本人和给他们的工作作风带来的损害就更其严重了。猜疑和追求私利变成风气。由于不能通过出版著作和自由议论加以制约，最荒缪的内容也可能得到官方的同意。教学将变成向人们传授奥秘的手段，科学将堕落为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那种神秘的炼金术。科学内容也可能更丰富一点，实际应用方法还可能保存下来，不过它会象在中世纪那样，悲惨地丧失了解开未知之谜的力量。　　保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同时，就有人坚决反对保密。　　列奥弥尔在他的著作《把锻铁炼成钢的技术》中，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书中公开发表了自己通过实验得出的制钢原理，虽然这一直是二三千年来制钢行业的秘密。为此他说了下面的话为自己辩护，这些话是值得详细引述的：“我荣幸地要加以回答的这些完全相反的责难，都是人们在科学院大会以后向我提出来的。有人对我发表了不应泄露的秘密感到惊讶；还有人本来希望：保有这些秘密的只限于那些有可能利用这些秘密的公司，它们不但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而且为整个王国利益而工作。　　第一种想法中包含的情绪是不够崇高的，甚至不足以使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的人觉得自己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地方。这种情绪不是甚至违背了天然的平等吗？我们真的可以肯定我们的发明完全属于自己吗？我们真的可以肯定公众对它们毫无权利，它们也丝毫不属于公众吗？我们大家是不是应该争取为社会的共同福利作出贡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首要义务吗？凡是能够作出一点贡献而却没有这样做的人，凡是仅仅说几句话就能做到这点，而却没有这样做的人，都是没有尽一个基本的义务，而且是在最可鄙的情况下没有尽这个义务。这个原则既然肯定下来了，那末还可以根据什么情况说我们是自己发明的绝对主人呢？“的确，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埋怨公众忘恩负义，说公众甚至也不肯以赞美之词来报答向他们透露的科学原理。凡是没有揭露出来的东西总是被视作神妙非凡，一旦泄露之后，人们就说：‘也不过是如此罢了’，他们是想说明自己以前早就知道了。连最最轻微的蛛丝马迹和一点点的相似之处都要被用来证明这一点。这就为各类学者们提供了对知识加以保密的借口，其余的人也根据这个理由故弄玄虚要使人们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得到这些东西而且觉得乐趣无穷。这些怨言是由于公众的不公正态度而产生的。但是，即令人们所抱怨的事情象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确有其事而且很普遍，人们是不是就有理由不让大家知道可能有用的东西呢？医生有时也难以希望某些病人报恩，甚至明知他们一贯忘恩负义。可是在危急情况下，医生是否有权利拒绝拯救这些病人呢？精神上的优点难道不如身体上的优点重要吗？得到应有的重视的知识难道不是最最确实的财产吗？我还要说，我感到：凡是不尽可能清楚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仅仅说明一部分内容而让人家去猜测其余内容的人，都应该负浪费读者时间的责任。我希望人们不会钦佩那些与其说是要使自己有益于人类，不如说是要沽名钓誉的人。　　“现在来回答我方才说过的第二个反对理由。有人不同意公布这本回忆录所探讨的新发现；他们本来希望把这些发现保留在本王国范围之内；希望仿效我们的某些邻国向我们提供的保密范例——我认为这是不足为训的。我们首先要对祖国尽责任，不过我们也要对世界其余地方尽责任；为促使科学和技术臻于完善而工作的人们，也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的公民。总之，假如这本回忆录所记载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我当初开始工作时想要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再没有什么国家能得到象本王国所得到的那么多的好处了；它在将来完全可以不必再象目前这样从国外输入纯钢了。不过这要假定我们不会忽视利用自己的资源，我们往往是会忽视这一点的，而且还要假定我们不会虎头蛇尾，不会轻率地着手进行努力又同样轻率地放弃我们的努力。”他在这段话里显出自己既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提出的两个原则——科学原理的发现者的工作成果属于整个社会以及科学和技术工作者是世界公民——此后就一直是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指导原则，直到目前才再度处于危险之中。　　民族科学的观念当然也同现代科学本身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科学院，普鲁士和俄国的科学院都是为了培养国内有科学才能的人而创建的，而且也十分明白地说明是为改进国家的贸易和制造业而创办的。但是在早年，由于科学家有在国外居住和工作的更大自由，由于鼓励科学，鼓励公开出版科学著作会使国家统治者得到威望，这些危险都得以避免。目前的危险是：念念不忘紊乱的经济、念念不忘准备总体战争的政府，都从最狭窄的经济意义上来看待科学的价值。研制代用品以取代来自国外的工业原料和食品变得极端重要了，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德国。由于这在合理的世界经济中是没有必要的，它其实是不幸地把科学创造发明力量引上邪路。科学研究就象政府本身一样深深受到了巨大的垄断企业的控制，科学的自由公开活动的传统很可能抵抗不了要把科研工作引向这种目标的巨大压力。　　国际垄断组织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被设立国际垄断组织的倾向所抵消了。更准确地说，这些国际垄断组织就是由国内垄断公司自愿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或者卡特尔，其合作范围通常仅限于确定价格、通过协商划出排外性的销售区或者通过协商共同利用销售组织，而特别重要的是分享专利和产品制造秘密。属于同一卡特尔的不同企业的实验室按理应该互通声气，至少它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彼此加以利用的，不过实际上，大部分科研工作往往是集中于卡特尔组织中的一家企业，其余的企业几乎完全依赖这些企业所取得的成果。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卡特尔的德国成员I.G.法本化学公司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要比任何其它化学工厂都多。1935年，法本负责发展555项新的有专利的生产方法，杜邦负责508项（1936年）I.C.I.（帝国化学公司）仅仅负责270项。但是世界性的国际卡特尔正逐渐地而且肯定地被政治上与各强国集团有联系的有限的工业集团所取代了。在这些工业集团内部，进行了一些科学和技术情报的交流，但是各工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却随着保密和互不合作的相应发展而愈演愈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家正把科学和技术动员起来，以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要在下一章中加以研究的直接涉及备战的各个方面。　　工业科研工作走上邪路迄今所讨论的大多数因素都是有碍于科学成果的有效应用的因素。但这仅不过是一部分情况而已。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不仅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而且在性质上也受到了限制。　　我们的现行经济制度所特有的有效需求的性质，使整个科学应用研究完全走上了邪路，因而也是使整个科学研究完全走上了邪路。从造福人类的观点看来，大家对于生产资料和重工业过于重视，对消费资料和普遍福利过于忽视。即使进行了这类科研工作，它的效果也往往由于商业上的考虑而化为乌有。这一点特别适用于消费生产方面的研究。使用消费品的公众没有什么技术知识，最容易受广告的欺骗。对于消费者，商业的目的并不是以最低廉的价格供应质量最好的商品，而是以竞争的限制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价格，供应最低贱的商品。目前消费生产的主要倾向是：生产那些由于具有各种讨人喜欢的外表而最容易推销的商品，而不是生产最耐用最经济的商品。这些商品还必须能够尽速用坏，以便防止市场达到饱和状态，以便尽量增加生产，满足消费者重新购置的需要。工业科研工作目前的主要实际目的是生产品质低劣和容易出售的商品，例如，象汽车这样的典型产品，看起来在过去短短几年中，似乎已经大大改善其性能并且同时降低其价格，可是这方面的成绩却远远地赶不上新式大规模生产方法所可以做到的程度。它的各种改进也不足以使车主得到最大的方便和支出最少的费用。制造厂除了有意识地把汽车的耐用性和便于修理的优点尽量保持在最低水平，甚至还加以降低以外，由于要使汽车行驶平稳和速度高，还牺牲掉经济和效率。在技术上的确有可能生产出价格和维修费用减半的汽车，而且还能够使它的耐用程度达到目前生产的汽车的两倍。但是有人认为，这会使汽车市场整个垮下来。这种想法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汽车生产的科研大体上走上错误的道路，就不足为奇了。　　满足中间生产厂商和一般消费者需要的各行业的科研工作也面临重重困难。我们可以拿无线电电子管的情况作为一个有趣的例子。为了保证电子管有销路，就必须保证电子管性能良好，既然保证电子管性能良好，就必然使制出的电子管的使用寿命相当于其所装配的收音机的寿命或更长一些。　　但这样做的结果，电子管制造厂就无法向广大消费者推销大量的电子管，它向收音机制造厂供应的电子管的数量就不得不减少，价格就不得不大大降低，再不然就得自行生产收音机。这种情况只能鼓励人们从事降低产品质量的研究，而不是改善产品质量的研究。　　直接消费生产的研究工作大体上也是如此。就专卖品而言——消费中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是专卖品——由于商标繁多和广告宣传大吹大擂，消费者实际无从作出自己的选择。　　附带说一下，这个趋势正迅速地把正统经济学的最后基石之一冲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本身往往变成了广告的一部分，被用于非常庸俗的目的，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欺骗目的。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推销某种牌子的香烟或专利食品的广告上画着一个身穿白大衣的科学家，俯身观看显微镜或者眼睛盯着一只试管吗？人们往往在想：要是可以让这些人公开说话，他们自己会说些什么呢？不过美国的消费者研究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却说明只要花费极其有限的资金也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在这里，这个团体向自己的成员提供了一些关于市场上各种产品的相对功效的准确情报并且把骗人的牌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由于禁止诽谤法的阻挠，它无法向广大消费者提供这种出色的社会服务。欺骗公众的合法阴谋在我国要更加奏效。有害而无用的专卖药品可以风行多年，因为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药品的已知的成分是揭露不得的。而且在法律后面还站着依靠广告收入的报界托拉斯。就连英国医学协会要刊登一则极其温和、很不容易引起反感的广告，提醒人们注意提防饮用未经消毒的牛奶的危险性，都遭到大部分大报的拒绝。其实只要单单从目前的巨额广告费——约为全部科研经费的五十至一百倍——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进行科学研究，来了解哪些类型的产品最叫人满意，就能越来越不费力地增加人类福利。不过在目前这种想法还只是空想，追求利润的生产使科学成果的应用研究走上极其错误的道路。单是增加应用科学研究的经费或组织效率本身，是无法大大地改善这种局面的。虽然我们惯于把目前看作是科学得到越来越重要的应用的时期，不过同现有的知识和人力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较起来，也许目前的科学应用研究比过去三百年来任何时期都更加不能令人满意。只有在发展科学的同时，把生产方法重新用于增进人类福利而不是用于增加利润，才能改善这个局面。　　科学和人类福利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取决于一项假定：把科学迅速加以应用就能增进人类福利。这正是浪漫主义的反动派和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论点。浪漫主义的反动派立论的出发点就是全盘反对目前的科学成果，因而也就是反对科学本身。　　他们所以反对科学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厌恶当代文明的肯定无疑的弊端——恶魔似的吃人工厂、失业、乡村的破坏——另一方面通常又从宫堡而不是从茅舍看中世纪世界，从而把中世纪世界理想化。因此，他们在思想上矛盾重重。不能区别科学的必要作用和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弊端是很自然的。科学所遭受的摧残以及科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人清楚指出，是不容易看出的。在苏联，科学已被应用来为人类造福，并已取得效果。但是，有人却不予报导，或加以歪曲宣传，力图掩盖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和实例。但是不论是分析或是实例似乎都不可能影响这些浪漫主义者反对科学的态度。他们自觉地反对理性思维，他们成见过深，无法晓之以理。要不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利用他们的论点作为笰E惑青年的宣传核心的话，我们原是可以对他们置之不理的。　　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则提出了一个合乎理性的、不过却是十分奇怪的论点，说由于把科学成果迅速加以应用，造成了飞快的工业上的变化，打乱了现有的经济制度。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制度是再好也不过了，它不可能出毛病，需要减少的是科学所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后果——附带说一下，这也是同一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按照这个制度的吸收能力把技术进步的速度放慢下来。不过要是把问题说得这样赤裸裸，就容易使现行制度本身遭到攻击，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把技术改进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失调现象以及技术改进给保守的人性或社会带来的负担当作限制技术进步的理由。　　据说把科学成果过于迅速地加以应用会引起三个主要后果：技术改进带来的失业，高额废弃费用和经济不稳定。此外，人们还认为，科学成果的应用可望带来的富足是空的，因为它仅仅考虑到技术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经济因素。没有人否认社会上存在失业和不稳定状态，而不存在富足状况。不过科学成果的应用与此有多大关系却是另一回事。无疑这些都是科学对一个无法吸收它的成果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可以直接算在现代科学的帐上的却只是其中比较小的一部分。　　技术改进带来的失业斯坦普勋爵决不能说是一个主张迅速发展工业的人。他却认为，人们过分夸大了科学所带来的好处“在任何特定时候，科学的冲击总是会使某些人失业，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在过去的冲击下失了业的人陆续获得建设性的就业机会。但是人们容易夸大技术改进带来的失业人数的净差额。因为工业失调有许多原因，与科学毫不相干。式样改变、资源枯竭、人口增长率的差别、关税和税率的不断变动，由于货币原因和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心理性的景气和萧条以及其他原因都会影响平衡，因而也都会使某些地方的失业人数有所增减。　　我们对失业的分析使人清楚地看到：失业也同资本积累一样，是由许多因素所造成的。最近的一个官方报告表明：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失业人数或失业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某一地区可以有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失业率，但却可能缺乏所需的劳动力。例如，在英国，在我们应该称之为好年头的年代，也可能有足足一百万的失业人口——这便是我们为了保持在业人员的高标准生活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因为，一种实际工资水平可能很高，以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那一工资水平上就业——虽然这决不是失业的全部经济原因。上述数字之中大概有二十万人在通常情况下实际上是无法雇用的——即所谓“老失业者”。也许有七、八十万人形成一个经常存在的人群，其成员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包括的工人都随着其季节性的职业不断改变其工作岗位、处所和行业——这些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游离”失业人员。我敢说，在这个数目中，单单由于科学发明这种特别令人不安的因素而失业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五万人。　　这便是可以算在科学帐上的最大罪状，战后时期之类特殊时期除外。在战后时期，由于新的科学发明的通常应用在战时耽搁下来，所有拖延下来的技术改革大有纷纷上马之势。当然，在任何特定时刻，根据新生产方法超过它所取代的旧生产方法的潜力计算出来的由于技术革新原因而失业的人数，似乎要大得多。不过这是毛数，必须从其中扣除由于利用科学成果生产新产品或扩大旧产品生产而增添的人员。假如我们要提出在任何时刻都要科学负责的那一部分游离失业人数的话，那就是由于采用新生产方法而减少的总人数，加上由于需求方向改变而裁减的人数，再扣除由于生产新需求的商品而吸收的新就业总人数。当我们看到原来由十个人操纵而现在由一个人操纵的机器感到惊惶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1—42页。　　二十五万人为数不算少，然而这只是好年头失业人数的六分之一，或坏年头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而已。因此，在这方面，更重要的似乎是补救经济制度中的主要不稳定因素，而不是设法阻止科学的进展，而且无论如何，这二十五万人是科学在人们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来调节在旧式生产中损失的劳动和在新式生产中增加的劳动的条件下所造成的失业人数。正如斯坦普勋爵所说的那样：“大可以假定：总的说来，整个社会由于科学迅速发展得到的好处足以弥补其所造成的损害。不过社会并没有自觉地设法调节变革速度，使损益的净差额达到最适宜的程度。”——《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5页。　　如果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中，通过有条不紊地采用新生产方法——或许通过使用在下一章提出的某些办法——来明智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技术改进引起的失业就可能完全消除。设备废弃费用也是这样。它主要是为新生产方法筹措经费和引进新生产方法的混乱办法造成的。这些办法并不是无法改变的，不过斯坦普勋爵和一些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们却似乎认为：这些办法是不可改变的：“科学家往往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实际应用的问题：仿佛为了社会利益应该加以考虑的唯一因素就是尽快地加以应用。他们把垄断组织或统一经理部由于地位不同而可以‘阻挠’新发明的应用看作是对科学的摧残。所以有人说：‘设备废弃的危险是科学获得根本性应用的巨大阻力。大企业对生产结构往往持过于僵硬的态度’。假如所说的废弃是成本的一个实际因素，不论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即使个人‘利润’刺激力已不复起作用，人们在计算过渡费用时也会把它考虑在内。用拐带方法是不可能把它拐走的。”——《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2—43页。　　除了改变经济因素之外，有两个技术措施可以大有助于把废其费用“拐走”而又不至于妨碍新发明的应用。一个办法是建立保育工厂或试验工厂，来发展生产革新项目，直到能将其投入正式生产的阶段为止；另一个办法是有意识地灵活地设计工业设备，以便在资本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进行改建。我们将在第十及第十二章中讨论这些问题。甚至科学的最危险的敌人也无法把目前社会制度在经济上的不稳定直接归因于科学。不过他们的攻击中也包含一点真理。那就是：现行经济制度和科学进步不能再并肩前进多久了。要末把科学加以扼杀、使现行制度本身在战争和野蛮状态中消灭，要末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让科学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不可能做到富足保守派经济学家的根本性的理由是：科学成果的应用看来可以带来的福利只是空想；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却受到了科学家所不容易看出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的阻挠：　　“科学家认为，如果有一种社会能更加迅速理解科学的好处、更乐于提供所需的资本、更乐于为脱节现象付出任何代价，因而更乐于调整社会结构，那里就有极其巨大的潜力等待着人们加以采纳以造福于人类。我们可以为这些潜力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无疑，只要社会有进行改革的思想准备，它就会更加迅速地进展。不过，采纳人们决定要采纳的各种东西的不同方法之间是有真正区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更加彻底的采纳问题。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和目前技术革新数量的冲击力，我们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付更大的数量或更快的速度。除非大部分科学发现同利润动机不相冲突，值得人家费心把它们供应给社会，或者除非社会有了足够的科学头脑，愿意把这种特殊的需求包括在一般商业需求之内，或者用它来代替其他需求，否则一切都会照旧不变——潜力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科学家清楚地看到：要是政治家更明智一些、要是商人更无私一些，而且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感、要是政府更大胆、更有远见而且更有灵活性，我们的知识就能更为彻底，而且能迅速地用来大大提高生活和健康标准——这样就能够避免科研与应用之间的巨大时间差距，我们就能为社会目的而工作。朱利安·赫胥黎博士说过：这就意味着‘用对社会负责的机构来代替目前对社会不负责的金融控制势力’。这显然也需要大大改变社会结构和目标以及它的成员的职业和先入之见。……可以设想，有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组织形式，就能够排除某些失调现象，即由于采用新发明的风险和好处不是由同一人承受而产生的失调现象，而且能够在顾及投入的资本、技术和当地利益的情况下，研究出理论公式来确定吸收科学发明的最有利的速度。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需要有Tourdeeorcc（高超的）想象力，才能设想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发挥作用，而又不致于严重影响经济进步的主要特征：即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作出个人选择；而且还需要有同样高超的观点，假定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家的智慧都可以达到完善的境地。不过在唯一能使科学发现其充分作用的国际关系和对外贸易范畴内，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则要求产品的产量远远高于目前能够达到的水平。”——《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8—52页。　　用这些论点来论证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达到富足，也许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不过如果用这些论点来论证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富足的话，那么，苏联的实际经验就早已驳倒了这些论点。上述的种种困难也许使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很好地或马上起作用，但是它是能够起作用的，而且的的确确在起作用。斯坦普勋爵认为通过科学成果的应用不可能做到富足的基本论点是：有效的需求不会大于目前生产的商品量，而且随着入口减少和海外出路的割断，它一定会变得更小。这种论点中始终暗含着一项假定：现行经济和社会制度会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认为，有效需求的性质是从现行制度中产生的。人们是很需要东西的，可是这个社会制度却不让他们赚钱去买，人口所以减少是因为人们对前途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忧虑重重。达到富足的阻力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不过这些都是政治和经济阻力，而不是技术性质的阻力。只要有决心和理解力，这些阻力是可以克服的。第七章科学和战争　　科学在战争上的应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至必须专门加以研究。科学家们和普通大众近来开始认识到：科学事业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纯破坏的目的，而且现代战争的性质由于应用了科学发明，已经变得空前可怕。例如我们知道：在英国，政府每年耗于军事研究的金额将近3，000，000镑，比其他类型的研究费用总和的一半还多，而且其他类型的研究不少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军事价值。具体说来，单是用于研究毒品的金额就几乎等于政府用于医学研究的全部拨款。在几乎所有国家里，科学家们被征召为军事工业工作，而且被归入在战争到来时从事各种军事工作的人员之列。这一切似乎都是可怕的新情况，但是科学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决不是什么新现象；新奇的是，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这并不是科学应有的功能。　　科学和战争在历史上的关系　　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实际上，除了十九世纪的某一段期间，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大部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和战争之间有任何神秘的亲和力，而是由于一些更为根本的原因：不计费用的军事需要的紧迫性大于民用需要的紧迫性，而且在战争中，新武器极受重视。通过改革技术而生产出来的新式的或更精良的武器可以决定胜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们知道巴比伦人的军事工程是十分精巧的；事实上，工程师这个词最初就是指军事工程师；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工程师。在希腊，技术比较落后，数学因为可用于军事用途而受到重视，不过，从我们所引证的柏拉图著作中的那段话可以看出，这些用途是有限的。　　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人们更加自觉地把科学应用于战争。亚历山大里亚城博物院集中力量来研制和改进攻城机器和石弩。不管阿基米德是不是真的发明了远距离燃烧镜，一个为一座小城市统治者效劳的数学家需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不用说，由于科学帮助满足了战争的需要，战争需要也同样地帮助了科学事业。首先，战争需要提供了金钱来养活科学家，其次，战争需要提出了一些难题，促使科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面，并且在实践中来检验自己的科学猜想。　　火药随着火药的采用或发明，在中世纪的衰落时期，科学与战争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重要联系。火药本身是人们对盐类混合物进行一种半技术、半科学性质的研究的产物。火药的采用对军事技术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军事技术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帮助促成了封建制度的解体。　　战争变得越来越费钱，而且需要多得多的技术。这两种需要都对市民和他们所支持的国王有利，而对贵族不利。职业军人对火药在理论上并不欢迎。弗鲁瓦萨关于克雷西之战的描写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其原文如下：　　“英国人仍然毫无动静，而是发射了他们拥有的一些射石炮去吓唬热那亚人。”在后来的一种版本中，弗鲁瓦萨为了讨好英国宫廷，把有关射石炮的字样全部删掉了。他觉得，由于某种原因，这会使英国人显得不光明正大。这便是传到后代写在我们学校课本中的那段记载。这段记载所大力宣扬的是英国弓箭手的英勇精神。从这里可以看出，军人阶层抱着鄙夷的态度利用技术人员，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火药后来在许多方面促进了科学。提高火药质量、改进大炮构造、提高射击准确率的需要不仅为化学家和数学家提供了生活出路，而且这些需要所提出的问题变成了科学发展的焦点。爆炸的化学反应过程促使人们去研究燃烧的性质和气体的特性。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就成为十七和十八世纪现代化学理论的基础。爆炸现象的物理学问题促使人们去研究气体的膨胀，并从而促成蒸气机的发明。不过更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看到把炮弹从大炮中推出去的巨大力量，因而想把它用于较为温和的民用目的。大炮的制造为冶金业和采矿业提供了一个巨大推动力，而且相应地推动了无机化学和冶金学的发展。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十五世纪的巨大技术发展，主要是战争对大炮和贵重金属的集中需求所引起的。当时，在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各种机械工业基地、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科学都应有尽有。　　大炮和文艺复兴炮弹的飞行给人带来的新的力学观念，至少具有同等的革命作用。在大炮出现以前，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力学。过去，人们认为，一个物体只有在被人不断地推动或自然落下的时候才会移动。随着大炮的采用，人们第一次同这种观念决裂了。那时，布里丹以为：一个抛射体具有一种新的力量，反之亦然。一些炮手和数学家把这一见解进一步加以发展。这些人中包括了两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伽利略。他们两人都直接参预军事事务。　　列奥纳多写给米兰公爵的一封求职信是一个可以说明科学家与战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典型例子：“最杰出的先生，我已经看过而且研究了所有自称为军器发明技术大师们的试验，而且发现他们的设备与普通使用的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别。我特向阁下报告我自己的某些秘密发明。兹将其一一简述如下：（1）我有一套建造轻便桥梁的方法。这种桥梁便于运输，可用于追击或击溃敌军；还有建造其他比较坚固的桥梁的方法。这种桥梁不怕火烧刀砍，易于升降。我也有办法烧毁敌人的桥梁。　　（2）在攻城时，我知道怎样排去护城河的水流和怎样建造云梯之类的设备。　　（3）又；如果由于敌方阵地居高临下，十分坚固，无法加以炮击，只要敌垒的基础不是岩石构成的，我自有办法埋设地雷炸毁敌垒。　　（4）我还知道怎样制造轻型大炮。这种大炮易于搬运，可以射出燃烧物，燃烧物发出的烟雾可以使敌军丧胆，造成破坏并引起纷乱。　　（5）又；我可以悄悄地挖掘狭窄而弯曲的地道，通往无法到达的地方，甚至可以通往河底。　　（6）又；我知道怎样建造坚固的带盖的车辆，把大炮运进敌军阵线、不论敌军如何密集都无法加以拦阻，步兵可以安全地跟随前进。　　（7）我能够制造大炮、臼炮和投火平等等，其外形既实用又美观，与目前使用的都有所不同。　　（8）在无法使用大炮的情况下，我可以改用石弩和目前还没有人知道的其他巧妙的投射武器；总之，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能不断想出攻击的办法。　　（9）如果进行海战，我也有无数用于攻守的最厉害的武器；有防弹防火的船只；还有火药和易燃物。　　（10）我自信在和平时期，在建筑方面、在建造公私纪念碑方面、在开凿运河方面，我比得上任何人；我会雕塑大理石像、铜像和泥像；我在绘画上也不比任何人差。我尤其愿意负责雕刻永远纪念你的父亲和十分杰出的斯福萨家族的铜马。要是你认为上述事项中有哪一些办不到或者不切实际的话，我愿意在你的花园或阁下乐于选择的任何其他场所当场试验。我卑恭地自荐如上。”——《大手稿》（CodiceAtlan－tico），第391页以下。　　列奥纳多在笔记本中记下的大量有关军事的数据说明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军事。他的主要兴趣究竟是不是这样，那是无关宏旨的。在这里有关系的是：只是靠了自称有这么大的军事才能，他才获得了那么重要的职位。伽利略自己就是帕维亚大学的军事科学教授，而且他所以能够把自己发明的望远镜卖给威尼斯元老院，完全是由于它在海战中有用处。不过早期的科学家们有时也对自己的发明遭到滥用的现象感到不安；例如，为弹道学奠定基础的塔塔格里亚在为《投弹技术》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当我1531年居住在韦罗纳市时，我有一个亲密朋友是旧城堡的军械长。他是一个十分精通本门技术的有经验的人。他的天赋也极好。有一天他问我怎样瞄准才能使大炮具有最大的射程。我对大炮毫无实际知识，因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用火器、火绳枪、射石炮或者短枪射击过，但是我不想使朋友扫兴，还是答应很快向他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接着他叙述了自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经过。）结果，我就打算写出一篇关于炮击技术的论文，而且我想只试验几次，就使这种技术达到完善的地步，使人们在一切情况下都能瞄准射击，因为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七卷第20节中说过：‘个别试验是普遍性的科学的基础。’可是在这以后，有一天我在独自思考想到这种技术可能损坏邻国、可能毁灭人类、特别是可能毁灭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的基督教徒，而我却想使这种技术臻于完善，我觉得这实在是一桩应该受到谴责的事，一桩可耻的事，一桩野蛮的事，应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受到严厉惩罚。因此，我不但把这种研究完全置诸脑后，转而从事其他工作，而且把自己关于这一课题的计算和笔记全都撕掉烧毁。我对于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感到羞愧和懊悔，决心不再为了讨好朋友或传授这类材料而把不由自主地留在记忆中的东西写成文字，因为这类题材是一种重大的罪过，是灵魂堕落的表现。”不过由于土耳其人恰好在最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法国国王的挑动下，马上就要进攻意大利了，他又改变了主张：“但在今天，由于眼看凶猛的恶狼就要冲向我们的羊群，而且看到我们的牧羊人已经联合起来共同防御敌人，我感到再把这些东西保密起来就不妥了。我决定把这些东西，部分书面发表、部分口头发表，以便造福于基督徒，使大家不论在进攻共同敌人的时候或者在抗击敌人进攻实行自卫的时候，都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我在此刻很后悔自己一度放弃这项工作，因为我确信，要是自己坚持下去，我本来会发现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仍然希望找到……我希望爵爷们不会轻视我的这本著作，以便更好地向阁下最杰出的政府的炮兵传授有关他们的技术的理论，并且使他们能够更熟练地加以应用。”实际上，塔塔格里亚的著作和几乎所有弹道学家的著作对于炮击实践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它们却证明很有助于力学的发展。把根据炮击实践提出的问题得出的新的力学概念和天文学概念结合起来的工作还有待于牛顿去完成。当时，天文学本身由于航海的需要，正在积极发展，因而已经部分具有军事性质、部分具有商业性质。科学不仅在天文学和力学方面同战争发生联系；而且，现代物理学在很多地方还得力于盖里克所发展的真空技术和摩擦电。他是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①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总军需官。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　　战争和工业革命科学和战争之间的这种联系一直不断地维持到现代。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是法国兵工厂“火药管理处”的主管。法国炮兵学校是在十八世纪中唯一系统地教授科学的地方。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叶的大多数伟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是在那些学校里受业的。这类学校的另一个产物便是拿破仑。他是第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军人。这和他的成就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伟大技术发展，特别是用煤来大规模熔化铁的方法以及蒸气机的采用都是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要求，制造大量大炮的直接结果。蒸气机器缸的精密镗孔工艺应归功于威耳金森的改进。正是由于这种精密的镗孔，瓦特的高效率的蒸气机才变得同以前的气压机在实践中大不相同。而威耳金森所以能够有所改进，则是由于他在镗制炮管的过程中取得了经验。朗福德在同一领域中发现了热工当量。这就为一切热力机提供了基本理论。　　十九世纪十九世纪初叶的长期和平使战争对科学的相对重要性（但不是绝对的重要性）有所减少。例如，蒸汽机车就是同军事需要关系不大的几项主要发明之一。染料的发展证明是和炸药的发展同等重要的推动化学进步的力量，虽然这两者的化学过程是密切相关的。不过将近十九世纪末叶、特别是在普法战争之后和帝国主义竞争开展以后，战争对科学的作用又开始再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方面，重金属工业愈来愈仰赖于大炮和军舰的定货，另一方面，人们还在建立新的化学工业，以便在前此无法设想的规模上提供炸药。大规模钢铁生产是一项对现代机械文明几乎比任何其他因素贡献都要大的技术发展。可是大规模钢铁生产却是战争需要所直接促成的。贝塞麦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时就发明了一种来复线大炮，可是却找不到经得起这种张力的铁，因而才去从事钢铁生产的研究而且大获成功，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工具电话、无线电、汽车运输而特别是飞机等等的改进，使人们有可能一次调动和指挥几百万人，同时食品贮存方法和医疗设施的改进，也使这几百万人可以不受饥馑和疾病的影响而生活多年。　　直到经历过上次大战以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这对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以前，虽然有个别目光远大的科学家明白自己的工作正为人类带来怎样的前景，不过大多数人却认为，科学已经使战争变得如此恐怖，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想从事战争了，并以此自慰。发现热工当量的焦耳，对于科学对战争的贡献不抱什么幻想，不过他也和塔塔格里亚一样，在涉及本国的时候持保留态度。　　“这些便是科学的正当目标。值得人们深深遗憾的是：科学又有了一个很不相宜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的重要性还逐渐惊人地有所增加。这便是改进战争技术和相互残杀的工具。我知道，有人认为，这些改进会使战争的破坏力变得更大，因而往往会使战争打不起来。我认为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毫无常识。我相信战争不仅会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而且会更加激烈。个别战役肯定会变得很短而且立见胜负，但是，这一定会使得各个国家迅速兴起或迅速衰亡，并且使得边界和宪法变动不定，最终必然会败坏文明本身而使和平局面无法维持。所以科学由于致力于一个不适当的目标，最后可能会自掘坟墓。就这个问题而言，对于有人滥用科学来达到个人或国家的扩张目的，我们也不能不表示遗憾，因为，其结果只能是弱小种族灭亡，强大的种族占有其废墟。我这番话是指一般战争。我并不想毁谤人们为保卫大不列颠的完整和自由所作的努力。我们是迫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对目前欧洲军事形势毫无责任。”——根据克劳瑟著《十九世纪的英国科学家》，第140页。　　世界大战中的科学尽管从技术上和科学上来说大战的准备工作规模极大，人们却发现随着战争实际局面的发展，这些准备工作完全不足以应付需要。在战争期间，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为各自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了。的确在一开头，对这些人才的使用，存在严重浪费现象。本来可能成为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的莫斯利竟被派前往加里波里并在那里阵亡了。英国的一位主要物理学家建议为陆军组织一个气象机构，人们却告诉他说：英国士兵能在任何气候中作战。只是在英军在弗兰德泥泞地带发动几次攻势遭到重大伤亡之后，才设立了这个机构。　　不过随着战争拖延下去，政府就把科学家们留在国内，以便改进现有的毁灭性武器、发展新武器和应付敌国新发展的武器。空中战争和化学战争是大战期间科学事业的两项福音。不过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科研浪费惊人。往往要在物资和准备工作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在短短几星期中设计出新方法并投入生产。这自然造成物资的极度浪费和生命的重大损失。　　协约国为了应付德国人制造的毒气，不顾化学家和工人的死亡或伤残，加紧发展毒气生产。同样，飞机制造有长足进步，然而在物资和生命方面却付出了重大代价。尽管这样，很显然，在战争的刺激下，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的速度仍然比和平时期活动表面上具有的限度快好几倍。这表明：在和平时期，科学的进步并不是受到内在因素的限制，而是受到外在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限制。　　战争促成了国家组织的科研工作大战爆发后不久，在德国境外就可以看出，各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人数完全不足以应付军事形势的需要。德国人的自然资源要少得多，在战争的大部分歧间，他们却能够在技术上和军事上掌握主动权。德国和协约国士兵阵亡的比例为一比二，德国人每丧失一架飞机就要打下六架对方的飞机，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因此，战争、而且只有战争才能使各国政府痛感到科学研究在现代经济中的极大重要性。英国通过成立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而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这个部主要是为满足平时备战需要而设立的。例如，我们在1934年的报告书中看到这段话：“人们过去一直要求英国工业和科学更加密切地并肩前进，战争的环境使他们的呼吁更显得有力，因为战争环境空前有力地说明：有了可以在工业中利用的科学发现却不再继续采取措施，那会产生什么后果。例如，我们很快就发觉：我国不幸主要得依赖国外来供应某些作战上极为需要的物资。当时我国的头号敌人通过科学成果的应用，已经掌握了某些工业产品，按其程度和性质来说，都足以危及我国的利益。大家普遍认识到：为了在平时和战时都能取得成功，就应充分利用科学资源，战争的危险为和平时期提供了教训。”在订立和平条约时，获得胜利的协约国企图把德国人的科学事业据为己有，以便永远确保自己的势力。可是由于政府官员和工业家把科学看作是配方的总和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作用遍及整个经济结构的一种活动，他们仅是取得一些制造染料和炸药的秘方，免得自己的科学家再去探索，而让德国科学家们通过自己专心致志的工作，把协约国用武力所推翻了的军事均势重新扭转过来。　　当前的军事科研工作在战后年代中，人们愈来愈把从科学上为近在眼前的未来战争作好准备当做当急之务。在一切国家里，政府都把科学看作是有用的军事附属物，在某些国家中，这实际变成了科学的唯一职能。这不仅反映在政府的比较巨大的军事研究预算拨款上，而且也反映在工业企业的类似支出上。只有三种工业规模较大、垄断程度较高，足以进行充分规模的科学研究。它们是重金属、化学和电气制造工业。前两种工业主要地而且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从事军火生产。可以公正地说，英国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科研经费是直接或间接用于军事科研的。其他国家的科研经费可能也不下于此，或甚至更多，虽然其数字更不容易收集。而且这只是平时的情况。十分显然，在战时，一切科研实际上都要为作战目的服务。　　什么是军事科研？要精细确定什么算是军事科研、什么不算军事科研现在几乎不可能了。在一些还允许人们发表和平主义意见的国家里，当局自然设法缩小军事科研费用数字。通常的办法是，指出在有些情况下，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科研怎样地变得具有商业价值，结果还是有利于社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出了从前的一些例子。现在人们列举的例子是炸药研究对于爆破矿山和石坑的用处和毒气在消灭害虫中的用途。然而宝剑可以改成犁头，而且有时也的确被铁匠打成犁头，这只不过是事实的一半而已。同样正确的是：表面看来属于民用的科研也可以用于军事。事实上，我们正在脱离战争仅仅是社会一小部分人的专门任务的时代，而且已回到社会、部落、或者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首先都是一个战士的时代去。在现代工业化条件下，战争不再单是由战场上的士兵来进行，而是由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来进行。工业体系参加战争的间接性是一个十分方便的烟幕，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和平主义者的攻击矛头指向战争中大概最不重要的部分——实际的前线作战。不过把科学成果在现代战争中的直接应用和间接应用区别开来还不失为一个方便的办法。　　战争趋向于机械化在世界大战中出现而且在此后又大大强化的特征之一，便是一切类型的作战的机械化。结果，假如人们要进行战争，人们就不但象在旧式战争中那样，需要步枪和大炮之类的装备，还需要机关枪、坦克和飞机。这些武器又相应地需要更多的炸药、气油和毒气。制造这些武器所必需的资本支出要比以前任何战争都多得多，而为了要在战争条件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使这些武起源源不断而来，就必须有一个有活力的和有效率的工业来供应，这个工业所雇用的职工人数要比作战部队的人数多得多。因此，人们立即可以得出结论说：只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才能有效地进行现代化战争。通过代理人去进行战争的一些国家可以把这个事实掩盖起来。它们雇用外籍人去作战，并且不断向他们供应现代化武器弹药。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制造不出任何有效的武器。这场战争部分地是作为英美两国的敌对经济集团夺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斗争而进行的、部分地是为了向军火厂提供利润、部分地也是为了在作战条件下实地试验现代武器的效率。西班牙内战是另一个方法的例证：这个方法就是向难于驾驭的少数集团提供武器，试图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当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同一个既缺乏工业又得不到另一个工业国支持的国家进行战争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已经见于可悲的阿比西尼亚战争。所以，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能否取胜取决于其平时工业的规模和效率。实际上，世界上仅有七个强国可以说在这方面是真正有力量的，不过其力量大小是不等的，即，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凡是能够加强本国工业、提高其生产方法的效率及其经济效果的一切办法都会增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就这一点来说，一切国家的工业科研都是潜在的军事科研。人们已经在德国清楚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只需稍作变动，就能把民用工业研究的整个机构转为公开为军事目的服务的机构。　　科学和军备重工业各工业部门自然并不都是同等地参预备战活动的，但是参预备战的主要部门却是国家的关键性工业——重金属、机械和化学工业。这些也是科研活动最多的部门。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看到，欧洲的重金属工业几乎完全是靠了军事订货才从萧条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制造大炮、战舰和坦克都需要大量钢铁，生产这种武器的需要已经证明是促使人们研究金属特性的最大动力。除了各个企业开展的科研之外，英国钢铁联合会用于合作研究的费用从1932年的5，000镑一跃而上升到1936年的22，500镑。　　飞机生产在机械工业中、特别是制造运输工具的工业中，人们可以同样清楚地感到军事需要的压力。某些种类的重型运输工具、卡车、拖拉机等，实际上可以无区别地用于战争或和平的目的，很难估计出研制这些东西的费用中有多少可以归入军事支出。不过对飞机来说，情况却是完全不同的。几乎从一开始，发展和扶助飞机生产就主要是为了军用。甚至在这次重整军备景气时期来到之前，英国全部飞机中，就有五分之四是军用飞机，在德国等国家里，由于禁止拥有军用飞机，人们就有意识地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以便在适当时刻把民用航空事业转到军用航空轨道上去。因此，在几乎一切国家中，航空科研都具有直接的军事重要性。征候之一就是，各国之间越来越难以在航空研究上进行任何合作。　　当然还是有一些表面上的合作；还有些国家对新飞机的设计进行了一些宣传，借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可是最好的设计都要等到实际上过时以后才予以公布。就这样，所有国家都希望在战争爆发时能比别国领先几年。飞机工业是上述意义上的几乎完全科学化的工业，而且正在迅速发展中。它需要的科研工作比任何比较老的工业都多得多。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国家中，航空研究是一切工业科研中最优先发展的、接受津贴最多的项目。所以在英国除了一些军事航空研究站之外，国立物理实验室也有很大一个部门专门从事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上述这些军事航空研究站在1937年共花了727，500镑之多。甚至在大学里，空气动力学研究也占有重要地位。　　化学工业化学工业在现代战争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占着日益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化学工业中特别难以区别有多少科研工作属于民用性质，有多少属于军用性质。化学工业供应的或者化学工业可以供应的军事物资是炸药、毒气、橡胶、汽油和其他马达用油。如果不能以大大超过平时的数量来供应这些物资，战争就无法长期进行下去。所有这些物资在平时和战时都有用处，只有毒气主要用于战时，所以在平时生产得比较少。人们经常需要用炸药来爆破矿山和石坑，并用于许多土木工程用途。粗看起来，橡胶和汽油似乎不能列入化学工业范围。它们是资源分布得很不均匀的天然产品。在大国之中，美国和苏联都缺乏橡胶资源。英法则缺乏汽油，而德、意、日则二者俱缺。因此大战以后，科学界就拚命研究这两种物质的人工合成方法。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世界中，由于人们可以方便地在大庄园中生产生橡胶，生产合成橡胶是不经济的，从煤中提炼汽油也是这样。当然，在花了几百万镑款项来进行研究和建立实验车间以后，人们也许有可能找出一些新方法，以相当于天然产品的成本来生产这些人工合成产品。或者甚至有可能生产出优于天然产品的新材料和燃料。我们的目的仅仅是要指出有多少科学研究力量转移到表面上属于商用性质，而实际上几乎完全是为了适应军事需要而产生的项目上去。　　炸药和毒气制造更为直接的军用化学品——炸药和毒气——的方法和原料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炸药的主要成分是硝酸、硫酸、甲苯等煤焦油衍生物和各种纤维素物质。所有这些东西在平时都有很广的用途。不过各国都希望把这类物资准备得足足的，以供军用。这一直是推动人们研究用其他办法生产这类物资的一个十分自觉的动力。制造硫酸所必需的硫本来都是从高级硫矿石、黄铁矿或者天然硫沉积层中提取的，不过这些资源受到地点限制不能成为万无一失的战时物资来源。大部分的直接硫矿石都是由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提供的。因此，各国都纷纷研究怎样从分布很广的石膏之类的低级资源中提取硫。用了目前使用的方法来生产硫酸，再没有一个大工业国会感到缺乏硫酸了。硝酸供应曾经一度成为极其尖锐的问题。由于硝石几乎完全来自智利，在战时只有拥有制海权的国家才能取得它。可是由于哈柏在上次大战中发明了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制造硝酸的方法，情况就完全改观了。利用这个方法，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生产了大量硝酸盐，以致使天然硝石一度在竞争下被迫完全停产。当然，硝酸盐除了在战时有用处之外，在平时也有极为有价值的用途——作肥料用。不过由于农业生产者买不起，硝酸盐作为肥料是供过于求的。必须有一次真正的大战才能使合成硝酸盐工业复苏。　　毒气的生产情况与此相似；所需的天然原料，除了已经指出的以外，还有氯气。氯气可以从盐或海水以及砷中提炼。　　这些原料是到处都有的。毒气制造过程中的中间产品都是常见的商品，所以只要使科学研究的最后几个阶段转到军用轨道上去就可以生产出毒起来；毒气制造厂尽可以依靠普通的化学生产经验来处理其他阶段。另一个使化学工业比其他工业更带有直接军事性质的特征是：它可以比较容易比较迅速地从平时生产转入战时生产。制造大炮和战舰的机器无法很快地装好。甚至用来制造大量飞机的机器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必需的工具、夹具等等。但是化学工业至多只需要两三星期就可以转入军事生产。　　由此可见每一个现代国家的三个主要工业——即重金属、机械和化学工业——的结构和军火生产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以致无法把这些工业中带有军事性质的部分和民用部分截然划分开来，这个问题不仅使善良的人们想要使战争无利可图的努力归于失败，而且也使各国政府感到不便。当他们试图减少军火厂向他们收取的费用时，他们总是发现厂方可以把这些费用转嫁到和同一托拉斯有关联的许多中间产品制造厂身上去，以致实际上无法实行节约。要精确判断可以使重工业普遍得到改进的任何一项基本研究或者应用研究是否具有很大军事价值，也是同样困难的。　　国家食品供应人们从军事需要着眼来发展生产力并不限于工业领域。在现代战争中，维持食物供应的问题也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自从上次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拚命努力要做到尽量由国内供应长期战争所需要的食品。这一趋势完全扭转了十九世纪的发展趋向。当时的趋向是，使大量人口集中于工业区，而利用不发达国家的或多或少机械化的农业所生产的多余产起来养活这些人。自由贸易理论背后的主张是：每一种产品都应该在最适宜的地区生产。这些地区要么由于气候条件、要么由于具备某种工业技术最宜于生产这种产品。任何别的政策都意味着不经济地使用劳动力，而且事实上要推行任何别的政策，就只能在行政上征收沉重的关税和发放补贴、在社会政策上平时不让工业国人民有充足的食物或其他必需品，战时只让他们有希望勉强活下来。新的发展趋势则要求科学完成一项重要的辅助任务：在多多少少不利的条件下提高动植物的产量，例如要在英格兰生产甜菜，或者把山坡改造为牧场，以便利用原来的牧场来种植小麦。食品储存的问题也受到极大的注意，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却得出了原来没有预计到的结果。这种研究虽然有助于国内食品生产，却使人们可以更方便地从遥处海外的国家输入食品，而且迫使政府不得不实行新的关税和进口定额。　　可是恰恰就在要求实行本国食品自给自足的呼声最高的国家里，就有三个有力的对抗因素使这个运动的效果大体上化为乌有。第一，一个有力的经济因素是：工业国如果不从不发达国家购买食物，就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大受影响，以致使它们无法从工业国购买工业品，从而使工业国利润减少并造成失业，这样就大大抵消了工业国在国内生产食品在军事上的潜在好处。德国在纳粹统治时期曾经极其坚决地要使自己不依靠国外食品供应，但是就连德国也不得不从大多数中欧小国输入剩余食物以便为自己的工厂提供市场，第二个对抗因素是：殖民地都以生产食品和其他原料为主。它们的产品必然要和国内发展的生产竞争。在大英帝国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有人想要既支持国内农场主又支持帝国，结果只是引起了一片思想混乱，使保守党人无所适从。　　第三个阻力主要来自政治方面。要真正有效地生产食品，不仅需要对农业进行科学研究，而且还需要对农业的实际经营加以合理的组织。这就必然意味着要对古老的农业生产方法进行彻底改革，从而既使地主受到打击，又使小自耕农或者佃农兼业主受到打击。这些人是全世界反动政府的主要支柱。　　这些互相矛盾的因素造成了最大的经费开支和混乱，只取得最小的实际效果。政府发放的大量津贴全都流入大地主和大农场主的口袋。科研工作开展了，却没有加以应用。居民付出的价格提高了，而所购得的食物反而减少了。不过，研究食品生产所耗费的金额，同付给效率低下的生产者的津贴金额相比，虽然微不足道，在整个可资利用的科研经费中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业、生物学、生物化学甚至医学研究工作都是其受益者。　　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成果和它在世界各地食品生产中的应用、特别是在苏联和爪哇甘蔗种植园中的应用表明：从技术上来说，食品生产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了，只等着人们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就可以成为现实。甚至有可能找到集约生产食物的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再配上人造食品（参看第十四章），这样即使象英国这样地理条件很差的国家也能生产出本国居民所需的全部食品，虽然这是一种很大的精力浪费。有人根据存在着这个可能性的事实，硬说科学的进展已经使国际主义变得没有必要了，还有人根据这一事实鼓吹实行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彻底分离。不仅法西斯主义者持有这种观点，连霍格本教授也受到小英格兰激进主义极端思潮的影响而极力宣扬这一观点，认为利用这种手段，通过放弃国际贸易所必需的海外的一切民族权益就可以消除战争的根源。　　“如果我们逃避了感情用事的国际主义可以迅速带来的报应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种一贯的政策可以把我国的进步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改造社会的任务，而且可以象我们教友派教徒所说的那样，消除战争的根源。如果我们逃避不了那种报应的话，也只有主张实行使战争成为不必要的政策的政党才有希望存在下去。一个合理的方案是：激发谦虚而勤劳的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和亲人怀有的健康情操，全民一致地建设本国，对现有的全部科学知识资源实行社会化，以便使英国逐步地同欧洲和帝国更加隔绝开来。一个提出这种政纲的进步党派可望得到很大一部分薪金阶级的支持。对他们来说，对破产的工业实行国有化的前景是毫无吸引力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另一种前途就只能是，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继续竞相宣扬国际友好，迫使我们走向具有不堪设想的破坏性后果的全球大灾难，同时使我们轻而易举地成为独裁者的牺牲品。即使天然位置的原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在我们的时代中，民族意识的增长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我们不能不在两种前途之间作出抉择。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意识动员人们普遍希望对私营企业无法为了造福社会而加以利用的技术资源实行社会化。我们也可以让人象希特勒那样去利用这种意识把我们一直推向野蛮和战争。”——兰斯洛特·霍格本：《从理性退却》（第40—41页）。　　不幸在实际上，力求实行国内自给自足的政治势力恰恰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扩张陆海军力量的政治势力，而且在目前世界政治结构中，一个国家单靠本身资源生存的能力，只能被看作是战备的一个方面，而且还决不仅仅是战备的一个防御方面。　　科学研究转用于军事分析一下政府科研开支，就可以清楚看出在决定科研方向的时候军事考虑的相对重要性。如果我们首先看一下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在1936—37年度的纯开支数字，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最大的一笔钱105D000镑是用于国立物理实验室的。　　该实验室的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冶金、空气动力学和无线电都多少具有直接的军事价值。审查了他们的报告后，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些部门也是最活跃和管理得最好的部门。　　其次的最大开支项目是用于燃料研究的22D000镑。它主要涉及煤的氢化和从煤中提炼汽油的生产方法。这也有直接的军事价值。38，000镑用于研究食品，主要是食品的保存方法。把这几项加在一起，就可以知道在这个部的总支出——460，000镑（不包括付给研究协会的津贴）——中，约有160，000镑，亦即至少不止三分之一的费用可以算作军事开支，而且同可能的军事用途还有相当密切关系；同时无庸置疑的是：这些正是管理机关最关注的几部分工作，迅速发展的前景也最大。　　军事科研说得准确一些，军事科研并不仅仅限于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提高不依赖国外供应的程度从而增强军事潜力的各种科研工作。军事科研还涉及设计和试验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正是这方面的工作吸收了我在本章开头所列举的巨额经费。使这类科研有别于其余科学工作的特征有二。它具有自觉的社会目的，那便是寻找可以造成死亡和破坏的最迅速、最有效和最可怕的手段；其次，它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两个特征往往使军事科研至少在平时和科学事业的主体隔离开来。制造新武器时的考虑和制造新生产机器时的考虑完全不同。技术上的完善和耐用程度要比任何经济上的考虑重要得多。所以在某些方面，武器设计师要比民用机器设计师更能自由地把自己想出的点子付诸实施。不过即使金钱不成问题，时间却是一个问题。除非以最快速度研究出新武器，否则就有落后的危险，这样就会把先前花在科研上的钱全部浪费掉。在普通工业中大量存在的设备废弃现象，在这里更为严重，而且由此造成科研工作的浪费也大得多。设备废弃不仅由于军事生产的条件而自然而然地产生，还由于商办军火制造厂的活动而变本加厉。在商业中，要是一项发明可能引起大量有价值的工厂设备报废的话，就不予使用，而在军事上，由于支付这些费用的是纳税人，设备报废越多就越好，每一种新设计都意味着生产厂商要得到一笔新订货。这时，政府就有责任把过时的军事物资加以处理，供落后国家进行战争时使用。当然也还有相反的力量在起作用。军事当局本身的传统的愚蠢和保守主义阻碍了新武器的研制，不过一旦有一个重要的国家研制新武器，其他国家也一定会群起效尤。军火厂的董事们和陆海军高级军官之间的密切关系往往能减轻他们对于新武器的嫌厌情绪。　　在军事科研中忙乱、浪费、保密和重复劳动等现象比在最糟糕的工业科研中还要严重。所以无怪乎它平时不但效率低，而且不能吸收最有才能的科学家参加工作，因而也就进一步减低了工作效率。即使在强迫科学为战争服务的国家里，如象在现代德国，我们也可以怀疑，在那里有着相当多的心照不宣的破坏活动。⒇只有当科学家认为自己的工作最终可能为人类造福时，他们才会自动拿出新颖的军事发明。事实上，肯定有成千上万的有才能的科学家能够很容易地大大改进目前的攻守方法，而且甚至可能暗地里这样做了，可是由于人道主义的理由或者因为对自己本国政府有自己的看法，而宁愿不发表自己的发明。　　战时的科学家当然，在战时一般是有可能说服科学家，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因此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专心致志地改进战争技术——由于政府可以另外用逮捕入狱的办法或者更加令人不愉快的办法（直接服军役）来对付科学家，他就更加容易作出这个选择了。回顾起来，在上次大战中，科学家们的态度似乎是极其可悲的现象。他们连一点科学国际主义的气味也没有。他们不以帮助本国进行物质上的破坏为满足，而且还不得不辱骂敌国的科学家，甚至诽谤敌国的科学事业。已故威廉·拉姆赛爵士是当时最出色的化学家之一。他于1915年在《自然》杂志的社论中写道：“科学的目的是探索未知事物的知识；应用科学的目的是改善人类的命运。德国人的理想离开真正的科学家的概念实在远得不能再远了；对于一切有正确思想的人来说，他们提出的所谓为人类造福的方法是令人厌恶的。虽然这些观点在普鲁士统治阶级身上得到积极表现，不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决不限于他们：这些观点其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协约国的座右铭应该是‘此事决不许重演。’不仅要消灭象癌一样侵入德意志民族的道德观念中的、危险的和令人无法容忍的专制主义，而且绝对不许它有复活的可能。用这个国家的一个出色的代表人物所说的漂亮话来说，就是必须使这个国家的“血流光”。　　科学的进步会不会就此停滞呢？我认为不会这样。科学思想方面的最伟大的进步并不是由日耳曼种族的人促成的；而且早期的科学知识的应用也并不是以德国为发源地的。据我们目前所知，只要对条顿人实行限制，庸庸碌碌的人就不致于在世界上到处泛滥。他们先前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犹太人赢得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相信，那个种族会保持他们的活力并继续坚持学术活动。”——《自然》杂志，第94卷，第138页（1915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因为在过去历史中，科学一直被认为是超然于斗争之外的。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伟大的英国化学家戴维不仅获准前往法国访问，而且还受到拿破仑本人的隆重接待，虽然戴维的某些工作是具有军事价值的。　　全面备战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正介乎和平与战争之间。到处都在日益紧张地进行备战。备战支配了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欧洲，战争已经在西班牙打响了。军事科研已成为最紧要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应召从事这项工作。人们不仅正要求科学家参加军事科研，而且要他们在战争中担负有新的任务。现代战争不同于过去的一切战争、甚至不同于上次世界大战之处是：全体居民都必须参加，大家都处于类似的危险中。空袭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在保护居民免遭这类攻击的新任务中，人们期望科学家参加实际的防御工作、特别是防御毒气的工作。这个要求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使今天的科学家不能不正视目前军事形势的现实。科学家为了保护自己和同胞，竟要花费时间和智慧设法防止要不是因为有了科学本来根本不存在的危险。这种情况本身似乎是十分荒谬而可怕的。经过更周密的考察，他就会明白，防空问题不仅是军事和技术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和政治问题。正是那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考虑，使得它与其说是一项可怕的但到底是必要的措施，倒不如说它是一宗可耻的骗局和伪善行为。　　防空防止空袭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积极的防战争空和消极的防空。积极防空是要阻止敌机到达目的地或者在它们到达目的地后阻止它们飞回基地。这包括袭击敌方机场和平民以作为报复以及用战斗机、高射炮和气球阵进行各种截击。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这些方法单独地或一起地加以采用，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挠一下军事和工业力量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的空袭。飞机造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寻找驾驶飞机的热情青年差不多也是同样很容易能办到的。有人认为积极防空很有效。他们的观点凭借的是两个军事设想。但是，西班牙战况却说明这两个军事设想是毫无根据的。有一种设想认为，在今后战争中，空袭将仅限于军事目标，其中当然包括工厂。可是现代空军却毫不犹豫地轰炸居民中心，其目的只是为了造成心理效果即恐怖效果，它不仅对居民中心进行投弹，而且还以机枪扫射逃避的平民。对于来犯的空军所造成的重大伤亡也并没有能象原来预期地那样阻止它再度来袭，虽然这使空袭成功的次数减少了。　　保护平民虽然科学家介入了现代空中战略的几乎一切方面，不过人们最需要他们合作的地方，却并不是这种积极防空，大家明白，在未来战争中，哪个国家维持本国平民工作能力和士气的时间最久，哪个国家就有获胜的机会，而且大家明白，虽然不可能防止空袭，却可以尽量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失。不过各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提出的防空措施，清楚地表明了防空工作本质上具有军事性质的目的，而这些办法的制订者则具有极其狭窄的阶级观点。迄今人们都是胡乱地制订消极防空措施，毫不顾及现代空袭包含的种种有关的危险。高爆炸弹的危险性最大，而毒气的危险性则最小，可是人们所规划的几乎一切措施都是为了预防毒气和救护中毒的伤员。这些措施甚至不能有效地应付大量集中的毒气，而只有大量集中使用毒气，毒气才值得使用。对高爆炸弹根本没有提出什么防御办法，对燃烧弹也没有提出什么办法来，指定用于防空的金额仅为32，000，000镑，而用于潜在的进攻性武器的经费却将近2，000，000，000镑。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当局对保护贫民的重视程度。而且，且不说这些规划很不够，还把最沉重的负担加在居民中比较穷的一部分人身上，而他们所得到的保护却最少。这些人最接近攻击的目标：工厂和运输中心。西班牙和中国的经验可悲地表明，他们也是被存心选择为牺牲品的。他们没有力量建立私人避弹室，也无法坐私人汽车逃往乡间别墅。人们显然以为：只要保证富人有相对的安全，作战的士气就能维持下去。　　实际上，消极防空的技术问题并不是解决不了的；要做到万无一失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只要能在战争期间把大部分妇女和儿童成批疏散到乡下、在夜间把大多数余下的居民撤走并为留下的人员提供防火、防弹、防毒气、有通风设备的防空洞，就能收到相当大的防空效果。可是凡是保持私人财产权的国家都不可能采用这类防御措施，因为如果要做到这一步的话，房屋、食物和运输工具就都得由社会来管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长期处在空战阴影下的生活前景也并不是令人愉快的。只有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才能取得相对的安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能够长期保持文明的生活水平也是值得怀疑的。目下的规划耗费的费用几乎与此相等，却不能提供这种安全。现代战争的危险性并不在于一切文明生活一下子都遭到毁灭，象畅销书作家所描写的那样，而在于攻守双方势均力敌所造成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伴随而来的饥荒、露宿、疾病和沮丧情绪，会象一切突如起来的灾难一样彻底毁灭文明。政府自然不会向人民说明这种可能性。全部的规划不论多么无效，加在一起就造成了空袭没有多大妨碍，还是受得住的印象。科学家也奉命大力宣传这个大骗局。谁要是站出来反对这种骗局并且揭露所谓政府已经采取防空措施的说法毫无根据，人家就会谴责他们制造恐慌，官方的无数保证也会把他们的呼声窒息。　　科学家正视战争问题　　不过，不管科学家们是参加防空计划还是反对防空计划，他们都不能不因此更加密切地正视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有些意见先前被认为是正确的，无人持有异议，现在也开始受到怀疑而且甚至受到谴责了。在上次大战中受难的千百万人明白了自己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的发展所直接造成的，科学不但不能有益于人类，反而在实际上证明是人类的最凶恶的敌人。科学的价值本身受到了怀疑。科学家们也终于被迫注意到这个呼声了。特别是在青年科学家中间，认为把科学应用于战争是对自己职业的最大糟塌的看法开始抬头了，而且越来越有力了。和平与战争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更能促使科学家们把视线移到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工作范围以外，并注意到这些发明是怎样应用于社会的。　　这种思潮造成的结果之一是：科学家比以前更不愿意主动帮助进行军事科研工作了，而且强烈地感到自己这样做就是多少破坏了科学精神。主要是由于科学工作者缺乏组织，所以还没有做到对军事科研工作宣布彻底的抵制。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方针是否会产生良好效果，甚至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做的第一个直接效果将是使民主国家在法西斯国家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目前可以做到而且已在做的，是把科学家吸收到一切和平力量的积极伙伴的队伍中来。尤其是在法国和英国，包括某些最著名的科学家在内的不少科学家都积极参加了争取防止战争的民主运动，以便争取创造条件，使战争无从爆发。　　科学家为和平而组织起来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委员会于1936年在布鲁塞尔大会上采取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进一步措施。来自十三个国家的科学家济济一堂，讨论了科学家在战争形势面前应负的责任。讨论主要围绕着科学家参预战争和备战工作的问题。在这里显然有三种思潮：有些人由于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或者由于认为科学家没有必要过问自己工作的后果，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参加这类活动；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参加战争工作或者备战工作；最后还有一个人数比较多但态度不明确的集团。他们是否参加备战工作要看战争的具体情况或战备的具体情况而定——即取决于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目的是要促进还是妨碍、或者战争是有可能促进还是有可能妨碍实现和平的全面事业。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各国都面临着一项抉择：究竟是在日益沉重的军备的支持下，发展单纯民族主义的、但最后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呢，还是联合起来通过集体行动来强行维护和平。两种做法都要求采取军事措施，或者至少需要为此进行准备。不少科学家虽然不愿支持第一种抉择，但却愿意无代价地为第二种抉择工作。本书附录所载的那次大会决议并没有走得这么远，而是表达了和平主义和非和平主义的科学家们的共同意见。这些决议并没有要求一切科学家不参预备战活动，只要求大家支持那些不顾迫害拒绝参加备战活动的科学家。不过最积极的贡献却是研究和宣传。必须对战争根源和科学在其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进行研究；必须在科学家和普通大众中间进行宣传，说明这类研究所取得的结果。大会结束以来，人们已遵照这些方针在各国进行了工作。　　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在伦敦、剑桥、牛津和曼彻斯特都设有积极活动的地方小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不断恶化的战争形势下，这些努力显得极为无力。实际上，由于本书在以后将加以讨论的原因，看来科学家自己实际上是不可能为和平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的。他们固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们是不大可能利用这种地位的。他们过于分散而且受到周围社会力量的过大影响。必须先使科学家们与他们所在的社会互相有了比目前深刻得多的理解，才能使科学家们采取有力的反战立场。除非人们能充分理解战争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就不可能抵制战争，而科学家们对这方面的理解还差得很。在另一方面，除非公民和他们选出的机构更加清楚地理解科学在平时和战时的实际功能和科学经过适当组织以后所可能起的作用，就无法把科学的建设性方面和破坏性方面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