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社会功能-2

并没有什么正式机构来协调各大学实验室的工作。由于部门繁多，除了在行政管理方面外，大学本身工作也无法协调起来。因此，在不同地点从事同一课题研究的实验室只有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合作，因为并没有什么更高级的行政当局来指导他们的工作。仅有的协调工作就有赖于各科学学会了。　　大学科研工作的性质我们并不想在这儿描述各大学的实际研究课题。不过值得惋惜的是，的确还没有人作过这种描述；我们可以从朱利安·赫胥黎所著《科学和社会需要》等名著中收集到点滴情况，也可以从《剑桥大学研究项目》中收集到各个大学的详细情况。当然谁也没有责任描述各大学或全国的科研进展情况，但是这个计划却可能值得某些有进取精神的出版商注意。大学的科研工作的数量和性质，主要是由历史和经济条件决定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任何一个年度的科研工作一般总是前几年工作的继续，还因各新教授一般总是继承前任的大体上很明确的工作计划。有些学校的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得到科学界的公认，例如卡文迪什实验室对原子核构造的研究就是这样。除了这种情况之外，限制一切科研工作的因素便是弄到经费的可能性。这主要看一个系在教学上的重要性如何。而这又是由在该系学习的学生人数来决定的，实际上也就是说，是由某一专业可以向学生提供的职位数目来决定的。大学的理科学生绝大多数都注定从事下述四种职业中任何一种职业——工程、工业、医学和教学。最后一种吸收的毕业生比其余职业多得多——而同时则有少数人会从事纯科研工作。　　工程学研究工作多数大学工程系都有点与众不同，因为它同工业界的联系一般要比它同大学其他各院系的关系更为密切。不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认为，同车间经验相比，大学课程在训练从事实际工作的工程师方面用处不大。　　事实上，大多数工程系都是两头落空。一般认为，工程师所需要的是技术训练，深入学习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对于技术训练并不适宜，可是另一方面，工程系很少配备有足够的算得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可供学生们取得实际工业生产经验之用。　　物理学和化学研究工作化学工业吸收的从事工业工作的科学家最多，它还需要兼具有化学和物理知识的人员。因而这些系一般成为大学里最大而且最重要的系。这些系也是受传统影响最深的部门。由于需要培养教师，大学课程就变得更加空洞了。似乎没有什么办法打破大学和中学理化教育的恶性循环。大学必须训练人员去教授中学所需要的学科，以便应付大学入学考试的需要，而工业中的化学师的职务又主要是属于日常工作性质的。正是由于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既同传统教学有密切联系，又同工业中的化学师的学识要求有密切联系，大学中的化学研究工作才受到严重阻碍，并难于吸收过去十年中从物理学借来的新的化学原理。　　医学课题的研究医学院学生的需要支配着许多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系的规模及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医学院学生需要掌握这类知识的数量而定。在这里，又是为了适应严格的考试制度的要求而极力推行传统课程。在科研方面，津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医学研究委员会提供的。近年来，农业的需要正开始对生物学68提出了要求，不过由于我国的农业研究工作陷于混乱状态并由于农业科研工作的待遇极低，这种研究工作也无法有条不紊地产生效果。　　不平衡的科研规划这些外来的需要促成了一种不平衡的科研体系，在其中物理科学占极大优势。不论从各种物理科学在目前或在今后的相对重要性来看，或者从其内在的意义来看，这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生物学明显地得不到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处于精确科学边沿的学科更是如此。可以从附录Ⅰ（A）项中多少看出这种不平衡的情况。表中列有各大学中不同学科所设置的职位数目。　　这一不平衡的科研规划是事关重大的，因为在英国，实际上仍然只有大学能为基本科学研究提供机会。当然还有象皇家科学普及协会那样的寥寥几所独立的科学研究院，可是为数过少，不能使整个情况大大改观。现在有着这么一种倾向：政府，皇家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外界机构越来越多地对大学内部的研究提供补助，而不是自己设立半独立性质的机构。因而大学的科研总方向就有效地决定了国内科研的状况。传统因素或者经济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对大学科研工作起着阻碍作用并改变其方向，所有其他科研部门也要在多大程度上蒙受其害。　　科学学会虽然大部分基本科研工作实际上是在大学里进行的，可是基本科研工作的协调却完全要依靠自愿结合的学会，即由科学家自己管理并主要由他们出钱维持的学会。几乎每一学科都有一个专门学会，除了极穷的研究人员外，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是会员。这些学会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发表论文，不过它们还举行非正式的讨论会，而且在这一范围内，以纯谘询的方式来影响该学科的总的发展方向。每一个工作者都略知国内各实验室在他自己的领域中正在做些什么，因而他能够使自己的研究方向同他所了解的情况相适应，虽然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往往是极其粗略的。不过，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大想再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工作规划为每一个实验室规定具体的任务。实际上，只有当科研工作的性质本身要求这样做时，也就是只有在天文，地质物理，气象等领域内，才有这种类型的合作。　　皇家学会除了专门性的科学学会之外，还有两个促进科学的全面机构——皇家学会和英国促进科学协会。它们成为英国最接近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组织。象大多数英国机构一样，皇家学会一方面保持它的原来形式，另一方面却在它的历史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它的职能。它目前所行使的职能要比它的创办人所设想的更加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它原来的不少职权已经被各专业科学学会接管了，而它原来的科研和教学职能则被并入大学和政府各部了。所剩下来的主要是荣典机关的职能，即处理科学交往的礼仪事宜。它是负责分配比较重要的科研经费的机关，它也是一家出版局和政府在科学问题上的半官方谘询机关。不过最近有迹象表明：它准备在两个方面扩大它的活动范围：一个方面是纯科学的活动，要通过定期讨论会，把有关的科学领域的工作统一起来，不过还不打算考虑制订规划或发布全面指令，另一个方面是想过问科研工作的社会后果。显然，假如真想把科学工作更密切而有机地统一起来的话，皇家学会将是一个在形式上最适宜于执行这一任务的机构，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它究竟是否具有必要的主动性或灵活性。　　英国促进科学协会英国促进科学协会的职能与上述大不相同。它是整个科学界和一般大众之间的唯一组织上的桥梁。多年来它的会议报告一直是通过报纸向公众报道科学发现的成果的唯一途径。因而这些报告就很象奉命发表的科学大会的文告。报告的内容总是包括科学家对一切重大问题，诸如哲学、生活、宗教、性和道德等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这是报告的最显著的特色。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对科学知识的现状的奇特印象，主要应归咎于这些报告，因为这些报告对事实真相作了双重歪曲。不过近年来，这个协会变得越来越过问科学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了。科学家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受审判，他们就是在协会开会期间为自己作辩护的。在协会主席的演讲中，甚至在某些不那么具有专业性的会议上，都就科学对社会的价值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意见往往很尖锐。显然，这个协会的潜力还很大，应该利用这个协会来使科学家和公众对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更为深刻而切实的认识。　　政府科研工作政府在促进科研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大学。政府在四个方面对科学产生兴趣——战备，工业，农业和卫生。前两种活动是密切关联的，不过卫生和农业科研都同战备有间接的但却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七章中更详尽地探讨政府为了备战而开展的科研工作的性质和意义；现在只需要说一下三军各设有自己的研究部门就够了。这些部门自然主要是致力于工程，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研究。甚至在这次扩军运动之前，这些部门每年的费用总数就几乎达到三百万镑。这至少占每年科研费用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如果不经过进一步的说明就把这个数字接受下来，却是不公平的，不过却也难以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参见附录Ⅳ）。我们必须假定，大量专供三军科研使用的经费并没有用于真正的科研工作即实验室工作，而是用于具体武器和军用机器，坦克，试验用小艇，飞机等的大小规模的试验。　　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国家物理实验所科学和工业研究部领导之下的政府工业科研工作，比较易于检查。它大体上属于两种类型：政府所属的实验所本身和工业研究协会。　　在政府实验室当中特别重要的是国家物理实验所。它兼有负责制订各种工商业度量单位的中央标准局的职能和工业物理研究实验所的职能。它特别拥有实验池和风洞等对制造船只和飞机极为重要的大规模液体动力和气体动力设备。它还拥有在工业条件下测试材料性能的最完善的设备。国家物理实验所在它的年度报告中详尽地说明了它的工作成果。它使人产生了如下的印象：日常检验工作所占的地位过于突出，因而使它的其余活动可以说归于无效。国家实验所对材料或生产方法进行测定的目的当然是要找出缺陷。这个实验所的积极的工作似乎只限于设法纠正实际工作中所产生的缺陷。这项工作当然是很重要的；显然在任何应用科学研究成果的体系中，都应该进行这项工作。不过我们还是有理由指出，象国家物理实验所这样的机构不应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上述范围。它应该象关心补救原有缺陷一样地力求发现新的可能性。　　该实验所中和三军科研工作关系最密切的部门——即气体动力学和无线电部门——的工作成绩说明它在这一方面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在这些部门里，主要的考虑是新的生产方法和积极发展技术的问题。国家化学实验所的职权范围更小；它本质上是一个化学分析实验室，从化学角度来帮助商业部实现产品标准化。不过政府不大采取什么积极行动来指导化学研究工作。　　燃料研究工作除开这些机构外，两个主要的政府研究所便是燃料研究委员会和食品研究委员会。政府花在燃料研究委员会身上的钱不下于花在国家物理实验所身上的钱（参看附录Ⅱ（B））。它的任务是研究煤的利用，特别是从煤中提炼汽油的方法以及使国家不依靠国外石油供应等课题。　　因此它在国防计划中所占的重要性是毋需强调的。不过联系到政府研究工作和工业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煤的氢化方法主要是由燃料研究委员会研究出来的，但不是交给一家政府工厂使用，而是交给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使用。该公司甚至还得到政府的变相巨额津贴金，因为通过这种方法生产的汽油是免税的。这笔税的税金等于它的出售价格的五分之四。　　食品研究工作食品研究委员会是发展得最快的政府研究部门之一。它几乎一直是专门研究食品保管方法的。最初的目的是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国内食品生产者；实际上人们发现，研究工作创造了十分有效的食物保管方法，使人有可能在大得多的规模上从遥远国家运来食品，从而利用地区差价为帝国及外国产品带来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利润。这种利润仅部分地被关税壁垒所抵消。这种研究工作的十分令人注意的地方是：在食品保管和加工方面，把科学应用于前科学时代传下来的简单方法上是极为有效的。这说明，在充分的规模上应用生物工程学可能会取得极为惊人的效果。它和新的农业技术配合，可能在技术上解决世界食物的供应问题。我们仍然缺乏的，是实现这种可能性所必需的社会和经济调整。　　林业产品和建筑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研究所是林业产品研究所和建筑研究所；两者都很有希望，但由于官僚主义的种种限制和它们所服务的工业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工作都停滞不前。可以从它们自己的报告中看出木材研究工作的困难情况达到什么程度：——“帝国海外森林和联合王国用户之间有一条由三个环节组成的纽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仅能提供中间的一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是：（甲）关于供应和价格的情报；（乙）关于木材质量的情报；（丙）推销。……帝国销售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本来包括这三个环节。现在，这个委员会撤销了。我们认为应该乘这一机会重申我们的意见，以便在帝国销售委员会撤销之后，象有人照顾第二个环节一样，也有人充分照顾第一个和第三个环节。如果我们在普林塞斯·里斯巴勒继续研究帝国木材质量问题，但却没有关于木材供应的适当情报，那就等于是不打地基就造房子。如果这样做，但却没有一个适当的销售组织，那也等于是造一幢没有门窗的房子。……”——摘自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谘询委员会报告书，1932——33年。　　从这以后，由于设立了殖民地森林资源发展部，已经在消除这些不正常情况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不过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建筑研究站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研究范围既涉及生产者，也涉及消费者。它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住房的方位、隔热和家庭生活便利等方面的设备条件。　　研究协会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研究协会是在大战将近尾声时设立的。它的明确目的是要向英国工业家表明应用研究的价值，并且要防止1914年的情况重演。那时更加注重科学的德国工业趁英国工业的不备占了便宜。政府捐赠了1,000,000镑钱并且在“一镑对一镑”的基础上向研究协会付款。换言之，即工业企业每捐赠一笔钱，政府就付出同等金额的钱。其目的是：等到这一百万镑钱用完时，工业本身就会理解科研工作的价值，这样就不再需要这种扶植了。结果说明，这些目标仅部分得到实现。一共大约设立了二十所这类研究协会，主要是在1918年至1920年间。其范围包括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五十。其余的行业，主要是老式的和传统性的行业。它们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毋需科研而维持下去；无论如何，即令出了什么问题，也可以依靠保护关税，那是更好的办法而且用不着花费什么钱。头五年过去以后，制定了一个逐年减少政府捐赠的制度但是却行不通，于是采用了一个新的“基准线”制度。专家们为每一工业部门规定了基准线数字，只有当工业企业本身提供了相当于这一数字的捐款的时候，政府才付给“一镑对一镑”的赠款，其最高数额不超出基准线数字的一倍。这样，假如工业界充分利用这一办法的话，政府就为工业研究总费用提供了三分之一的钱。这项百万镑的基金后来全部用光，于1932年在经济萧条的最严重期间告一段落。有一段时间，人们不想放弃橡胶研究工作。　　假如人们也不准备放弃整个工业研究工作的话，那末除了继续由政府补助之外，就别无他法。目下，形势正在好转之中，不过大家认为还远远地不够令人满意。在截至1936年3月31日为止的那一年度中，全国一共向研究协会提供了346,479镑，其中有108,951镑是由政府提供的。　　主要困难在于经费，其原因将于下面加以讨论。工业企业对协会的捐助金额小而且无规律，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随商业循环而变化的；不幸政府的津贴也往往是照同样的曲线波动的。结果收入十分不稳定，使人不能制订长期的研究计划，因而不得不集中力量解决眼前的，往往是比较琐细的问题。一份报告书（1933年），把这一情况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经费不足继续在各方面阻碍着研究协会的工作。假如有足够经费可以聘请有资格的科学家来适当处理等待解决的问题的话，这些问题在科学上本来并不难解决，不过由于没有经费雇用足够的人员并向他们提供专业上所需要的工具，上述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在经费来源无把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制订出明智的计划的。在此情况下，短浅的目光往往会压倒长远的打算。结果，极其重要但却不能立刻见效的研究项目往往被专门的研究排挤掉。总之，研究协会无法有效地进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一些研究，也无法为它们的工作规划的重要部分制订计划，除非这些计划在研究协会科学工作人员看来有相当的经费保障。因而只有当研究协会觉得有把握得到经费支援，可以在长达数年的期间开展活动时，它们才能希望去开展上述研究工作。　　只有养成科学的思考习惯并且根据已有的技术知识对制造方法仔细地和不断地进行考察，才能保证工业得到新的技术进步的全部好处。　　此后情况当然大有好转，研究协会得自政府和企业的收入都迅速增加了（见附录Ⅱ（C））。这就引起了自满并且使人认为：英国工业科研情况一切都很好。现在的确有机会对科研工作进行资助，以便使进行中的工作不致遭受下次萧条的影响。不过由于当局认为：决不会再度发生萧条现象，或者认为，这种制度是经不起第二次萧条的打击的，因此它们不大有可能采取任何措施，同国家物理实验所及其附属研究所的工作比起来，研究协会的工作在技术上更具有直接见效的性质。它们所处理的问题大多同工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困难有关，诸如金属在某些应力作用下产生的缺陷，或巧克力糖存放一段时间后发生表面无光泽现象的原因。但是对于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的问题加以注意往往能促成工业上的巨大节约。例如，研究熔化生铁所用的焦炭质量的结果，企业每年节省燃料费达800，000镑，研究冻肉表面上的粉霜的结果，企业每年节省300,000镑（参看附录V）。举这些例子只不过说明：只要把科学直接应用于工业，即使研究范围极其狭隘，而且仅仅试图解决一些弥补缺点的问题，也可能使节约的成本大大超出研究费用。　　现有的研究协会见于附录Ⅱ（C）。它们大体上可分为六类，我们可以从它们分得的经费款额来断定其相对的重要性。　　重工业，电气工业和纺织工业得到了最大的发展。机器制造业，造船业，水泥，制砖，玻璃和酿造及烟草工业没有设立研究协会。不设立研究协会的许多行业是老的，传统性的工业。它们大多分成无数小企业。它们并不感到有必要进行科研或者由于害怕泄露自己的行业奥秘而真的对科研心怀疑惧。　　化学工业是一种大不相同的工业，不过它也没有设置研究协会。这里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的巨大垄断工业宁愿自己单独搞科研，而不需要同政府部门合作。　　研究津贴科学和工业研究部除了资助研究协会之外，还对主要是在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的学生提供高级和初级津贴。它在这里直率地承担了教育部无法完成的任务。拿津贴的人数不多——在二千名优秀理科毕业生之中每年大约只有八十名，不过即使这样，由于对有训练的研究人员的需要量极小，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继续进入工业研究部门工作。　　这个部门的这一部分活动相当有助于基础研究，因为尽管学生人数不多，他们为学术研究增添了一支可观的生力军。不过这整个制度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没有人对科研工作加以协调，或者设法把研究工作同工业上的问题联系起来。津贴本身金额极小，使接受者处境困苦。它是否达到原来的目的殊值怀疑。　　由此可见，在英国由于有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而存在着一个很不完善地囊括大部分工业活动的科研体系。政府的科研工作当然要比大学的科研工作更密切地联系到日常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目前经济制度之下，这是国家把科学引进工业中去的最好的办法。它的指导原则之一是抚慰工业家们，机智地向他们指出科研的好处，同时向他们提供充分保证，说明政府决不希望同他们竞争。这样，在二十年中，它就渗入到英国工业中较先进的那一半中去。一项更为直截了当的政策也许反而可能遭到失败，不过如果我们说它所取得的成就达到了国家科学机构——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科学机构——的要求，那就未免过于乐观了。　　医学科研工作医学研究委员会政府除了进行军事科研工作与设置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之外，还直接过问医学和农业的科研工作。　　医学研究委员会设立于1920年，目的在于协调原有的，多少各自为政的医学研究津贴发放工作。这个委员会在行政管理上同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大不相同。它主要是一个谘询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它所能处理的经费也少得多，目前（1938年）仅为每年195,000英镑。委员会直接控制自己的各研究所，其中最重要的是汉普斯特德的国家医学研究所；维持这些研究所需58,500英镑。拨款的余下部分大多用于津贴全国各地的个别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有证据说明他们进行了合理的统筹，胜过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类似计划。他们选择了一些重要问题加以研究，有时这些问题是由工作人员组成协作小组来进行研究的，例如，维生素D的构成问题便是由国家研究所的一个这样的八人小组成功地加以解决的。不过从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也有大量研究工作完全没有协调。它们都是有地位的人认为可能取得重要医学成果的研究项目，并且由委员会加以津贴。结果，完成了不少出色的工作。——例如，剑桥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主要就是从这里获得津贴——但是如果实行一项更为全面的计划的话，所取得的成果会比这不知大多少倍。　　而且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方针缺乏严格的连续性。它经常受到医学研究上的两种不同概念——临床观点和科研观点——之间的矛盾的干扰。前一观点目前开始支配着这个委员会的方针。这种观点认为：研究的目的应着眼于取得医学上有直接价值的成果，而且研究人员照例应该持有医学学位。不过高兰·霍普金斯爵士在1934年以主席身分向皇家学会致词时就有见识地指出，在缺乏足够广泛的科学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过于单纯的医学观点是危险的。　　委员会的科研工作即使在它发展的全盛时期也受到种种影响，主要是受到经费不足和缺乏全面指导的影响。委员会手头没有足够的钱，只能向少数大学生理和生物化学研究人员提供津贴。因而工作就具有个人各自为政和不协调的倾向。　　这一点在谈到大学的科研工作时已经提到了。同时，所有受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本来就都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就医学研究人员来说，由于难以取得任何其他职位，情况就更为糟糕。由于这个原故，原先存在的要求医学研究人员必须具有行医资格的压力就更大了。这是一项很成问题的方针，因为进行科研的能力和行医的能力是大不相同的，而取得医学学位必然意味着损失二至四年的研究时间。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分支机构是工业卫生研究委员会。这个机构负责研究各种疾病的许多方面，还负责研究工厂车间和矿山的劳动条件。当我们考虑到，除了营养不良外，工业劳动条件是疾病和死亡的最重要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机构具有多么巨大的潜在重要性。实际上，它的职权范围由于两种因素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第一，为了获准研究工业劳动条件，它不得不一直是一个纯粹的谘询机构，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宣传机构。它既没有权力调查工业劳动条件，也没有权力强制执行任何有关的措施，甚至不能够把这些劳动条件公诸于世。第二，虽然它不再叫做工业疲劳委员会，人家还没有完全消除对它的怀疑，总疑心它是受雇主们利用的，起码是既要保护工人健康和舒适，也要通过改善物质条件来加重工人劳动强度。这就妨碍了工会对它的工作给予重要的积极配合。　　私人医学研究在这里顺便谈谈我国医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大学，私人医院和市立医院以及各种私人资助的研究所都对医学研究作出贡献。这种研究大部分是在各个医院和医学院里进行的，规模很小。而且研究工作的类型比医学研究委员的科研项目更具有临床的性质。很难对费用总数作出估计，不过每年不可能超出200,000英镑。　　假如我们考虑到每年用于治疗和赡养病人的估计费用多达200，000，000镑，其中医务从业人员拿到的钱肯定不少于60，000，000镑的话，那末每年用于医学研究的400，000镑总费用就显得少得可笑了。根本的困难是：虽然对病人的治疗效果归根结蒂几乎完全取决于医学研究，医生所收的费用却与医学研究完全无关；事实上，医学研究越是发展，它的成果的应用越是广泛，为私利行医的整个制度就越加显得荒谬。比这种考虑更有密切关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并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机构来管理医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同时私人行医的制度和经费极度不足的私营医院制度实际上不可能推动医生们自己对医学研究规划作出捐献。　　政府的兴趣显然是冷淡的。毒气战争防御部的经费实际上比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经费还要多一些（204，000镑）。　　不用说，医学研究委员会活动范围以外的医学研究工作相互之间和这种私人医学研究工作同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之间实际上都是互不通气的，而且私人研究工作者的处境也相应地更为恶劣。的确，过去在不比现在更好的条件下，医学研究工作也帮助过医务人员取得重大的，甚至革命性的成绩。但是我们决不能利用这个事实来为目前的麻木不仁和自满情绪辩护。早期医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发现疾病的细菌理论的结果。这种理论使人们虽然对于传染和复元的机制只有比较肤浅的认识，但仍然能对急性疾病加以控制。在现代的条件下造成大部分死亡（由于营养不良而引起的死亡不计在内）的则是慢性疾病。慢性疾病问题大体上还没有获得解决，而且要求人们对生理现象取得更加彻底的了解，以便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作出更为巨大的努力来发展医学研究，经过相当一段期间才能出现这种局面。如果我们考虑到由于缺乏医学研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并且有亿万人受到病魔的折磨的话，那末我国医学研究现状就不仅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犯罪行为了。　　农业科研工作　　农业科研的情况比医学科研情况更为混乱。农业研究经费来自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来自地方当局，来自各种依靠自由捐款维持的团体以及商业企业。人们想通过设立农业研究委员会来协调这些经费来源。设立这个机构并不是要使它象科学和工业研究部那样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中统一地接管和管理农业科研经费，而仅仅是要它协调经费来源并防止现有开支有重复现象。农业科研工作是在全国的一些不同的试验站中进行的，但是每一个试验站都从许多不同的来源获得经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供一项统一的农业科研方案，困难实际上是无法克服的。政治经济规划学会就这一点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书令人钦佩地综述了这一情况：“英国的农业科研经费的使用方式极为奇特复杂。要想详尽地叙述这方面的实际情况，远远不是本文篇幅所能胜任的。可以简单地综述如下：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分为若干区域，由十七所农业学院和农业研究所分管，其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来自政府的一整笔159,000镑补助金。研究所是独立自主的，它们的工作由一位所长控制，人力、物力、财力都由他支配。　　这些研究所从国库中得到的补助金数额由中央政府所属五个部门，即农业部，苏格兰农业部，发展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及财政部为一方以及地方当局和研究所及实验室领导人为另一方通过协商决定。这些研究所如果得不到这笔钱是无法存在的。　　虽然我们可以清楚地划出行政管理的总系统表，可是，各县当局之间的关系在细节上有巨大的差异，给人以相当复杂的印象。　　除开经费不足的问题外，目前农业科研的安排受到各式各样的批评。有人从农场主的观点提出，目前许多科研工作实用价值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实用价值，要么是因为在进行这种科研项目时并没有充分顾及实际农业条件，要么就是因为这种科研项目仅研究某些方面，而毫不触及在采取措施前必须加以研究的其他方面，要么就是因为它们是以普通农场主所不能理解的方式或者是在他从未听到过的出版物中提出来的。此外人们还提出：所采用的组织形式过于复杂，一个普通农场主所提出的问题很难得到迅速的解答，除非他的问题简单得可以由现场的顾问立即加以回答，而这个顾问显然无法同不久以前的、更带专门性质的许多课题的研究工作保持充分联系。　　人们还提出：由于职权划分得太繁复，产生了一套相当复杂的规章制度，为的是保护各有关方面的利益，结果除非询问者恰巧是熟人，有关方面很容易用过于谨慎的态度和拖拖拉拉的态度来对待各方的询问。又有人认为：牲畜疾病和家畜研究同果品研究之间的经费分配与有关的农业生产在国内的相对重要性不相称，和它们需要得到科研帮助的紧迫程度也不相称。前一种研究经费很感缺乏，而后一种研究经费则很充裕。人们还根据同一理由批评基础研究和特别研究之间，或者经济学和病理学研究之间的经费分配。人们还提出：假如现行的经费分配办法确有理由，至少也应该整个地予以公布，提交公众审议，而不应该有这么许多不同的批准手续，也不至于如此复杂，以致只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会计员才能搞清楚情况。有人埋怨说：人们不知道可以向什么地方提出有关值得研究的新科研方针的请求、建议和意见，而且在提出建议时还可以确信：有关方面会同情而迅速地予以审查，而且当他们认为建议有价值时就会接着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对农场主所提出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加以答辩，而且可以提出更多的意见。例如，研究工作人员可以说：尽管有着许许多多困难和广泛的阻力，他们已作出非常巨大的贡献。他们可以指出，国家向它的不少法律和医学顾问们支付1,000镑以上的年薪，可是从事农业研究的人极少能够指望得到800英镑以上的年薪，即使他们的薪金已经是800镑了。薪金水譬如此之低，身兼教育、谘询、科研和行政人员的现象如此普遍，可以断定，收入低微和工作过劳的人员是无法比目前做更多的工作的。我们还可以说，有效的科研工作有赖于热心而聪明的合作，而农场主并不是总是会给予这样的合作的。如果农场主不多费点脑筋弄清自己的需要，或者说明自己的需要，他们就不可能指望别人认识到他们的需要。最后，研究所所长，可以说，他们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向一些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负责发放津贴的机构申请和随后连续申请零星资助上面。行政人员又可以反驳说：这个体制不管从字面上看多么繁杂，却已经在现有的财力和人力容许范围内，产生了极好的成果：事实上，通过私人之间的联系还是细心地和不断地保持着相互间的配合：虽然有时会产生磨擦，可是目前还没有人能制订出一套组织体系，可以使不愿意合作的两个人在一起工作。　　我们已经列举了不少论据了，不需要再多加列举就可以看出，第一，现有的体制并不象它可能做到的那样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工作；第二，要想把缺点归咎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有关方面都必然是徒劳的。”——《规划》第57号，第3—5页。　　由此可见：无论政府，农场主或者研究工作者都对农业科研现状感到不满。这种情况的产生并不令人感到十分奇怪。　　英国农业基本上继续停滞于某一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在十八世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食品生产的先驱试验。不过在二十世纪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时代错误了。农业科研的基本困难不在于有多少研究成果，而在于保证一旦有了研究成果就能用于实际。现代农业的主要倾向是限制产量，以便维持价格。这在根本上是同任何农业科研目的相违背的。丹尼尔·霍尔爵士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说过：不论是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干预，还是由于同世界性不平衡有关的更为普遍的原因，销路不限于本地的各种农产品充斥于市场。批发价格肯定地低于一般生产成本。　　人们普遍地把这种低的市场价格归因于生产过剩。可是从过剩的通常的意义上来说，食品生产过剩应该说是极其遥远的事。消费者对食品需要的明显特征在于它对质量要求的伸缩性，即便我们承认所有的人都在数量上得到了满足（这绝对是不符事实的）。家庭收入越少，饮食中谷物——小麦，裸麦，玉米，大米——的比重就越大，因为这些物质提供身体所必需的最廉价的能量来源。随着家庭和社会收入的增加，谷物就会越来越多地被牲畜产品——肉类，乳品，蛋类等——以及蔬菜和果品所取代。肉类和牲畜产品本身就是利用谷物和来自土壤的初级收获物生产出来的。所以过剩的小麦可以转化为咸肉或蛋品，而从能量观点来看，这种转化是一种浪费：小麦所包含的维持生命的物质是由它转化而成的肉类所含的同类物质的五至十倍。再把生产蔬菜和果品同生产谷物所需的劳动量相比较，同样可知，比照生产成本，即耗于种植的劳动量，蔬菜和果品所具有的维持生命的能量是低的，所以全体居民要求于农场主的总需求——即需要土地生产出来的总产量——将随着公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而提高。贫穷的阶级除了谷物之外所耗不多。谷物对土地面积和农场主的劳动力需求最小；要向比较富裕的阶级的家庭供应混合性的饮食，就需要更多的土地、劳动力和技术。从这一观点来说，断言食物生产过剩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按照实际需求和价格来衡量的生产过剩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于是人们就要求科学界停止它在增产上所作的努力。目前普遍试用的补救之道是限制产量。人们正在缔结国际协定来限制小麦、糖和像胶的生产。巴西一直在焚毁咖啡，美即已经把棉花和烟草挖掉并且把小猪杀掉，爱尔兰自由邦已下令杀掉小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为数极少。他们在各国中的人数是在上世纪下半叶逐渐增多的。他们已经能够多少控制自然了，但却似乎发现自己已经不复为世界所需要了。也许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假如世界各国都采取本国自给自足的方针的话，种植大米的任务——例如在埃塞克斯——，就会大大需要科学。不过要是以居民所拥有的真正财富来衡量好事情的话，亦即以个人在世界资源中所分得的份额来衡量好事情的话，还是有一个较好的办法的，那便是也利用科学来改进世界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管理世界各国人民。　　在一百年之前，工厂并没有一下子把手工纺织机都换掉。就农业而言，个体劳动者在斗争中还具有另一个有利之处，即他至少是为自己的家庭生产食物。不过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不容置疑的。假如人们容许自由竞争左右一切的话，拥有资金，势力和科学的组织——换言之即机器——一定会取得胜利。国家以某种形式来组织农业变得不可避免了：英国的不少农业部门，要是不加以“哺育”的话，势将消灭。问题在于：应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俄国的方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这可以说是一个力求从土地获得最大生产效率的工程师设计图，假定土地、劳动力和资金都不成问题，而且除了土壤和气候之外没有其他不利条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和热带国家的某些大庄园中所看到的那个工业开发的方法，只不过权力更加集中，由控制一切的国家机构把规模从数千英亩扩大到数百万英亩而已。其目的是要通过使用最少量的人力从土地取得国家所需的粮食和其他原料，而且要通过科学和机器的应用来实现这一点，从而把本来用于这方面的大部分劳动力解放出来，以便用到能增加社会实际财富的其他类型的生产上去。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具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才能和管理全国性组织工作的技术。这种组织工作在世界大战中才开始试行。这就需要进行一场其他国家不准备进行的社会革命。”（第26—29页）目前每年直接用于补助农业的钱约为40，000，000镑，以关税等方式给予的间接津贴为此数的一倍。同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市场委员会的体系，主要目的是防止农场主生产超出定额的食物。其结果象约翰·奥尔爵士所指出的那样，有一半居民吃不到足够的合适食物。假如把农业津贴费用的五分之一用于农业科研工作，而且运用政府权力，保证科研成果迅速得到应用，象在埃及等比较落后的国家，就有可能在增加生产，向居民提供丰足的食品，只要小麦和肉类基本依靠进口，同时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使农业毋需津贴而有利可图。　　以复杂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保守主义、偏见和既得利益阻挠这样做。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单纯由于营养不足而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才比由于公共卫生体系不灵而造成的还要多得多。　　工业中的科研工作　　要估计出各工业企业试验室中完成的科研工作量是不容易的。缺乏关于这项工作的全面调查材料，而且由于它的性质，很难收集到有关的情况。不过可以通过工业中雇用的科研工作人员的数目和工业科研人员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出一些大概情况。我们在一开头就遇上了怎样区分在工业中工作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困难。不少机械工程师必然是部分地从事科研工作，电气工程师和化学工程师就更譬如此了，但是他们的工作总的来说不能列入科研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已经得出的科学成果化为实用的和有经济效果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工业雇用的许多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恰恰是从事这类工作的，因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字也许要比工业雇用的科学家的实际数字更能反映出工业科研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一项取样性的分析说明：虽然工业雇用的科学家数目约占所有合格的科学工作者人数百分之七十，可是他们向科学刊物所提供的论文篇数仅占百分之二，他们对技术刊物所提供的甚至也仅占发表的论文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参看附录Ⅲ（B）。在这里还有必要加上主要是由工业企业取得的专利中包含的科学情报。不过这些专利的绝大部分是技术改进方面的。除了在有限的领域中以外，专利文献对科学进展所作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还有必要考虑到秘密进行的科研工作的数量。要估计其数量肯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即令只是根据工业企业大力反对联合科研和反对政府详细视察的事实来判断，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其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　　费用用于工业科研的金额同用于政府科研的钱相比大概为数是很大的。我们当然几乎得不到任何数字，不过总金额可能多达200，000，000镑（参看附录Ⅱ及Ⅲ）。这个总数当然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它包括用于建立半工业规模的非盈利工厂的费用，而这项费用远比科研本身费用为多。工业科研工作十分不均匀地分布于各行业和同一行业的各企业之中。当然依靠整个科研而存在的较新的行业在工业科研中所占比重最大，而许多较老的传统性的行业差不多不进行任何科研活动（参看附录Ⅱ（C）及附录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行业中较大的企业才能够进行科研，因而我们可以说也许绝大部分的工业科研工作是在极少数企业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大部分歧业可能雇用一、二名化验师去进行日常工作，而真正的科研工作则至少需要五名科研工作人员。只有三百五十多家雇用一千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和无线电和精密化学平等行业中规模较小的专业性企业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研究实验室的数目在三百至六百所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实验室，主要从事于日常监督和发展工作。对工业科研作出真正贡献的也许只有不满一打的大企业。它们拥有工作人员人数达一百至三百名的大实验室。　　工作的性质要估计工业实验室的工作性质也是很困难的。大型的电气和化学企业的一打左右的实验室，在规模上当然可以同政府所办的实验室相比。它们的工作条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它们雇用有很高资格的科学家为主任，并且完成了相当多的比较基本的研究工作。但是毫无疑问，英国在这方面是远远落后于欧陆各国和美国的。英国工业有一种绝对不利于科学，因而也就限制了工业科研的范围和自由的传统。在过去十年中，英国工业实验室很少取得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成就，可是德国和美国的实验室则取得了不少这类成就。大战以后在英国产生的巨大的新的电气和化学联合企业同国外同业订有共享专利的协议。存在着输入现成的科学成果而不是在英国实验室里取得这些成果的不可否认的倾向。　　不用说，在外国公司为了逃避关税而在英国设厂的地方，其全部科研工作实际上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尽管政府力求保护英国工业的产品和利润，它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怎样保护英国工业的科学主动权。正象在1914年一样，只有当战争临头的时候，当局才会注意到这一情况。我国极有可能在下次战争爆发时，无法提供足够的科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除了托拉斯的形成和企业之间的协议所促成的协作之外，工业科研方面的其他协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不能保证不发生重复现象，这种缺乏协调的局面本身就直接引起效率低下的现象；实际上，在大部分工业科研工作中，大概工作至少重复两次。在铜铁工业等由于政府的干预而联合起来的地方，是通过研究协会来进行科研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一半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工业中的科学家和研究协会之间也还存在着非正式的联系，不过由于需要保密，这种联系既有助于科学家，却至少同样地妨碍了协会的工作。各协会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为本行业的厂商进行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总的来说，我国政府和私营企业花在工业科研方面的金额不仅少得可笑，而且所花的大部分钱也由于内部不讲效率和缺乏协调而浪费了。　　科研经费筹措　　鉴于我们已经谈过的情况，我国科研经费筹措具有十分复杂的特点就不足为怪了。而且，科研经费来源与我们已经列举的科研行政管理系统也不一致。大学的，工业的，独立的，以致于政府的科研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同一类来源取得经费。主要的一些经费来源是：旧有的捐赠基金所得的收益，新的捐款，政府和地方当局的津贴以及工业给予的补助金。大学科研从四方面都取得经费。上面已经说过，工业科研经费可以取自政府，政府科研经费也可以取自工业，这要看它们对于科研价值的不同估价而定。要估计从这些来源得到的实际金额是极其困难的，不过附录Ⅱ（B）、（C）及附录Ⅲ（C）提供了某些公开发表的数字。　　捐赠从最实际的观点出发，旧有基金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谈，因为只有老牌大学才能从中得到大量好处（参看附录Ⅰ（D））。在这里，基金所得的收益总数的确相当可观，每年几乎达到1，000，000镑，不过大部分用于维持大学设备和教学。用于科研的钱也许至多为其总金额的十分之一。大学收费所得收入也不应予以考虑，因为这些学费本身还不足支付教学开支，因此也就无从资助科研工作。　　新的捐赠数额相当大，但它所指定的受益对象自然是极其缺乏规律性的。为要受益者为各大学，其次为独立的研究所和医院。这方面的数字也不容易得到，不过有的已列入附录中了。和老的捐赠基金一样，这些金额中有多少可以看做是用于科研本身的，自然是不清楚的。大学所得到的许多赠款都指定用于设立讲座，而讲座往往以教学为主，或者用于兴建既用于教学又用于科研的楼房。捐助往往是不定时地大笔收到。它们总的来说有随着商业循环而变动的倾向。就老牌大学而言，这种无规律的现象并不太危险，因为有老的基金可以调剂。在别的场合，捐助可能成为科研工作不稳定和无规律的额外原因。　　政府津贴我们已经谈过政府对科研的资助。政府除了维持自己的实验室之外，还以津贴形式向学生和研究工作者提供资助，总金额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医学研究津贴每年90，000镑，工业研究津贴每年26，000镑，农业研究津贴每年7，000镑，合计123，000镑。这些金额虽小，但在大学收支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因为它们在研究生大学毕业之后和就任高级职位（假如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为研究生提供了一大笔生活费。政府津贴开支的管理权主要操在由各大学派代表参加的各委员会之手，虽然它们并不过问具体开支金额。地方当局对大学的教学工作提供了相当多的经费，但是除了农业研究以外，它们对大学的科研工作很少支援。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也许是好事，因为在得不到各政府科研单位所享有的保护的情况下，地方政界对研究机构的干涉有时是很糟糕的。　　工业界所提供的科研经费主要限于资助工业界本身的实验室。不过有时，除了个人捐助之外，工业企业也对大学捐赠。但是更常见的是由工业界来支援特殊研究项目。这些研究项目是在大学实验室中进行的，参加的人员有一部分是大学工作人员，有一部分是完全在工业企业中拿工资的科研工作者。这种体制没有被广泛采用，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主要的困难是：从大学观点看来，这样做就把研究人员过份束缚在为工业服务的战车上，而从企业的观点看来，同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比起来，更难看出从中究竟能得到什么经济利益。保密是另一个困难问题。大学的人员一般认为在那里进行的商业性质的科研带有与学术研究不相适应的保密性质，而在企业看来，听任自己的工作人员陷入大学中存在的那种普遍的自由讨论气氛中是危险的。因此，无怪乎化学工业中最大的厂商逐渐取消了它们对大学科研的支持，而把力量集中在它可以更加严密地加以监督的地方。　　经费管理在大学中，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由负责实际指导科研的同一机构来掌握的。在其他地方，亦即在政府和工业举办的研究部门中，经费管理权操在不需要具有科学知识的行政人员手中。科学管理委员会是在始终缺乏经费的气氛中成立起来的，因而它们对经费开支往往过于谨慎，唯恐自己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科学机构极少借钱，因为它们实际上提供不出什么抵押品。科学机构也很少要求取得更多经费，至多是希望能维持下去，能够弥补损耗，也许还希望能够极为缓慢地增加收入。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现状，因为他们感到，要求数额头得多的捐助只会使施惠者畏缩不前，并且使人得到科学家不完全满足于现状的印象。筹措新的经费的确是十分难办的事。它主要是通过个人联系，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时也发出公开呼吁，但只是在事前作好充分准备、有人私下保证要提供重要支持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即使在催促政府增加经费时，也要极其谨慎地从事，以避免参与党派政治的嫌疑，换言之，也就是避免完全缺乏保守的正统作风的嫌疑。　　财务监督受到财务监督的政府科研部门处于严重无能为力的状态。在支出科学研究经费的时候，合理的办法应当是：允许材料和仪器支出有大幅度的升降，同时在工资方面则保持相当稳定或是逐渐增加的开支。这和行政管理部门的日常常规支出大不相同。在那里，开支需要是可以相当准确地事先估计好的。除了实行整笔补助办法或者津贴办法的地方外，每年分配的金额必须在当年用完。不能用完这笔款子就说明该部门不是真的需要钱，因而它在次年就得少拿些钱。结果就造成了逐年交替地产生开支浪费和工作不能开展的现象。整笔补助办法虽然受到财政部的反对，它无疑能够大大地改善这种情况，因为人们可以在这种条件下把当年的财政盈亏转到次年的同一帐目中去。不过主要困难在于：行政官员们不理解科研开支作何用途，他们部分地根据过去的惯例，部分地根据科学研究所主任的人选，对它采取了一种完全专断的态度。　　工业中的情况更严重地反映出这些症状。就理想而言，科研在财务上应该不致受到种种妨碍支出的限制；可是在实际上，人们把科研费用看作是一笔装饰性的开支，在厂商经营顺利时可以花一下，在景况差时又可以无情地砍掉。科学仪其实际上不可能出卖，因而唯一有效的节约办法就是解雇人员或者减少他们的薪金。　　科研财务的性质这种财务制度造成了如下的结果：当科研经费应当可以变动时，它往往是不可变动的，而当需要它固定不变时，它却发生极大的变动。科学工作者自己最最痛切地体验到它的影响。在现代条件下，求职时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工作有保障；因而就存在着这种倾向：大家纷纷希望在可靠的地方，例如在大学和在部分政府机关，接受科研工作，而避免接受待遇较好、但在最难找到工作的时候很有可能遭到解雇的一些职位。的确在这方面，科学工作者的处境并不比大部分体力劳动者和职员差，可能还略胜一筹。这一财务制度中属于社会性质的不公平现象是一种常见的不公平现象，不过由于这种现象阻障了纯科学的进步，更阻障了应用科学的进步，因此，不但科学工作者对其后果有深切体会，整个社会对其后果也有深切体会。有效的科学研究决不是可以在一天，一个月或者甚至一年之内完成的工作；一个人的工作从初步设想到最后成功往往可能经过十年之久。除非在如此漫长的期间提供合理的保障，不少长期研究就可能永远无法完成，而甚至更多的这类研究就可能永远无从着手。　　这一情况加上其他倾向，就只能促使人们从事收效快的科研工作，在工业科研中尤其是这样。不过这种科研的用处极为有限，而且从长远看来也是很不经济的。可以说，大体而论，研究得越是深入，某项科研工作的好处就越大。任何充分发展科研的制度都必须包括一条保障职业的规定。　　科研费用的性质我们必须先对科研费用的性质加以研究，才能够对科研费用的金额有一个概念。科研费用的最明显的四个项目是：薪金、仪器和实验材料，维持费用（包括实验室助理员和机械师的薪金等）以及房屋。对不同种类的科研工作说来，这些项目所需金额相差极大。数学研究仅需支出薪金和少量粉笔和文具等费用，不过现在由于采用了计算机，大有可能使数学研究部门变得同其他部门一样地费钱。处于另一极端的农业野外试验站的维持费，包括购买牲畜的费用在内，远比花在工资上的钱为多。大体说来，研究项目越是实用，工资以外的费用就越是多。　　在应用科学的边缘上，由于我们说过很难把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加以区别，很难把半工业性质的工厂和科研设备加以区别，情况更为复杂。所以在发表科研费用帐目时，最好在每一情况下都能够说明薪金在总费用中所占比重，以便说明那种科研工作的或多或少的实用性质，并使人们有可能把两种不同的科研经费拨款中所包含的相对的科研工作量加以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科研变得更加复杂，在一切情况下，薪金的相对比重都会普遍缩小。因此，经常稳定的科研捐款，甚至略有增加的科研捐款，都可能掩盖着科研工作的实际倒退。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期间，这种倒退现象，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很明显、而且至今在许多国家中仍然持续着。　　不过在对科研作经济上的估计时，真正的困难是怎样划分纯科学研究费用和应用科学研究费用。目前二者是混在一起的，使人们感到：由于有了比较来说数额很大的经费——换言之，即和过去所花金额比较而言，而不是同有关工业的预算比较而言——所以科学事业还是得到充分奖励的。但是由于应用科学费用大得多，这项金额中的大部分开支严格地说不是科研费用，而是一项完全有把握在将来收回的明明白白的投资。显然有必要按某种确定的比例把钱用于纯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但是除非把钱分别管理，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公平地对待基本科研的一些在眼前看来不那么必要的需要。　　科研预算　　从上面已经谈过的情况可知，对每年用于科研的精确金额进行估计有很大困难，这种困难实际上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要进行精确估计，就必须改变大学、政府部门、厂商的会计方法，而除非采取科研费用免征所得税之类大量减税的奖励办法，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但是，为了了解科研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仍然有必要得出一个不管多么粗糙的概念，以便了解科研费用可能有多大金额。　　下表列示的是萧条时代以后一个相当正常的年份（1934年）的这样一个估计。目下（1937年）国防费用估计可能要增加很多（2，800，000镑），工业科研经费会相应增加，不过应该把这两者都看作非正常支出，也许以后不会继续维持这种状态。表中列示了两种估计。第一个估计，亦即粗略的估计，包括了凡是可以称为科研的一切项目。例如，就大学而言，它假定所有的科学、医学、技术和农业专业的大学教师的时间有一半是用于科研的，并且各系的支出中有三分之二是用于科研的目的的。就政府和工业企业而言，它把一切称为科研的项目都算作科研。精确估计力求把上述假定考虑在内，但从粗略数字中扣除一些同各部门中性质巴经明确的工作相当的因素。扣除得并不是那么厉害，仍然顾及很多常规测试工作，不过最后数字必须相当接近在促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方面所花费的金额。这些估计数的准确性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只有政府所花费用的数字是清清楚楚有案可查的。　　大学方面的数字是根据大学津贴委员会报告书所提供数字以复杂方法计算出来的。工业方面的数字当然最难取得。它是根据三方面的资料估计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所列出的三十五家厂商的科研费用报告书，根据雇用职工人数而对其他四十五家厂商所作的估计，并充分顾及拒绝提供详细资料的一些厂商。〔详细情况见附录Ⅲ（C）〕所以这个数字是极不可靠的，上下出入可达百分之五十之多，但是考虑到总估计数字的粗糙性质，这个情况并无大碍。实际估计数如下：由此可知粗略估计总金额不超出七百万镑而精确估计总金额则不超过二百万镑。只有当我们记住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内容的时候，它们才是有用处的。就大多数用途而言：四百万英镑的折中数字一般可以当作英国科研费用的宽裕估计。　　在1934年对英国科研工作进行过调查的朱利安·赫胥黎教授就用于科研的绝对金额发表了明智而谨慎的意见，而他的估计同我们在这里列举的颇为一致。　　“适应工业需要的科研费用在表上占首位——即把政府，大学的应用科学各系和私营厂商所花的钱算在一起——可以说几乎占总金额之半。如果不把单纯发展费用算在里面，三军的科研费用约占工业科研费用之半。涉及农业和林业，渔业等有关课题的研究费用居第二位，约占总金额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再次是涉及医药卫生的研究费用，所占比重约为八分之一或者甚至更少。所有其他部门的研究，加上一切背景知识的研究，也许还不到总金额的十二分之一。但是我也承认，这个项目是最难确定的。至于实际金额，我是不愿意提供什么数字的，因为人们往往就象引证确定的事实一样地来引用粗略估计数字，不过我敢说我们每年用于科研的总费用约在4，000，000镑至6，000，000镑之间，也许更接近于较小的数字。”——《科学研究和社会需要》，第255页。　　所以社会对于一切能够改变文明状态的研究工作所提供的总金额为4，000，000镑或者更少一点。这是把工业和文化的单纯机械性增长撇开不计，专用于发展工业和文化的款项。　　这样的一笔金额只能相对地加以估价。首先同四十亿国民收入比较，它仅为其千分之一。这看来当然是一个十分低的百分比，我们至少可以说：科研费用增加十倍，也不会明显地妨碍社会的眼前消费；事实上，它仅占国内花于烟草的金钱的百分之三，仅占花于饮料的金钱的百分之二，并且仅占花于赌博的金钱的百分之一。这些花钱办法虽然本身未必比研究科学更为有趣，的确在群众中更为普遍。不过当我们考虑到这样微不足道的费用所能带来的巨大福利时，区区一点科研费用就显得可笑了。　　国民收入在一百年中增加了八倍。这归根到底是由于应用了比较基本的科学原理的结果。可以估计，其全部费用不会超出100，000，000镑，也许还要少得多。要估计科研费用的精确收益是不可能的，不过它必然是十分可观的。基本科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其成果具有商业上的价值，而一旦达到这一程度，许许多多企业都会得到好处，因此，这种好处是无法查对的。可是在受益范围小得多的应用科学中，其成果也是够令人吃惊的。在根据政府发表的数字而编制的附录Ⅳ中，列出了每年从节约中得到的好处，还对照列出了科研费用总额，其中包括上述有所节约的方面以外的许多其他问题的研究费用。每年投资的平均收益为百分之八百。我们将在以后讨论：我们目前的生产制度为什么不能利用科学的这种巨大好处，但是不论理由何在，事实仍然是：我们并没有把科学应用于一切方面，而仅仅利用了它可能拥有的物质功用的极小一部分。　　英国虽然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国家，它在这一方面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胡佛总统于1926年估计，美国每年要在科研上花200，000，000美元。我们没有更新的数字，不过现在每年所花可能不下于300，000，000美元。这几乎是我国所花的粗略估计数字的十倍，不过考虑到美国国民收入较大（估计为50，000，000，000美元），这金额占国民总收入的千分之六，我国的则为千分之一。德国的数字难以取得，不过其总额当然与我国的不相上下。苏联的科研费用远比我国的管理得法。它在1934年的费用为900，000，000卢布，照官方外汇牌价折算达到36，000，000英镑，为我国毛估费用的九倍，即国民收入的千分之八，英国的则为千分之一。有必要大声疾呼，提醒大家，注意英国科研的这一主要缺陷、注意同国家需要相比，它的总的发展是十分不够的。科研费用规模也许还少于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合理和适当的费用的十分之一。这是同经济制度目前存在的一些缺陷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缺陷。最近工程师研究小组提出的名为《食品和家庭预算》的一次调查报告自称可以证明：只要每年把国民收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或1，000，000，000镑左右，用不着明显改变目前的荒唐的分配制度，就可以满足我国人民的物质需要。同这个数字相比，科学所需费用不能算多。每年花费20，000，000至40，000，000镑，亦即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五和千分之十之间，就能使科学得到充分发展和同样必要的全面改组。人们可能还会发现：在短短数年中每年这样花费一笔钱，其本身就足以使每年国民收入的增加大大超出1，000，000，000英镑。分配制度，就可以满足我国人民的物质需要。同这个数字相比，科学所需费用不能算多。每年花费20，000，000至40，000，000镑，亦即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五和千分之十之间，就能使科学得到充分发展和同样必要的全面改组。人们可能还会发现：在短短数年中每年这样花费一笔钱，其本身就足以使每年国民收入的增加大大超出1，000，000，000英镑。第四章科学教育　　过去的科学教学　　科学列入教育课程为时较晚。它在中世纪教育中没有地位原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文艺复兴中复活的人文主义也差不多同样地毫不理睬它。在大学里可以学到一些数学，航海学校甚至还教授数学，医科学校也教授一点植物学和化学，如此而已。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但并不是由于它在教育中占着重要地位才有了发展，而恰恰是在它毫无地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而言都是自学出来的，尽管有了波义尔和牛顿的先例，科学并没有在较老的大学中生根。十八世纪末叶，提供若干充分的科学训练的教育机构只有普里斯特利和道尔顿所任教的英国几所非国教派研究院和拿破仑在那里当过学生的法国炮兵学校。工业革命使科学的重要性提高了。在十九世纪，它逐渐开始进入了大学，后来又进入了中学。剑桥大学的第一任矿物学教授克拉克先生，由于就高级僧侣胸甲上的宝石发表学术讲演而获得了教授职位。这是在一个科学学科中最早授予的教授职位之一。在另一方面，剑桥却不允许当时最有才能的一位英国植物学家詹姆斯·史密斯爵士在那里教书，因为他既非大学成员，又非英国教会的成员。在阿诺德博士的拉格比中学中可以看到的科学的唯一痕迹便是那个不幸的马丁。他把自己的书房变成了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当时的科学教学带有一点激进主义的味道，因而受到了教会的猛烈反对，特别是在达尔文引起论战之后。　　当人们把科学接受下来的时候，科学要末好象是附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额外学科，要末就象是灵魂卑鄙，只讲物质，舍弃经典而求科学的人们所选择的道路。连T.H.赫胥黎和他的学生们的大力提倡，也不能把科学从这种景况中拯救出来，或许在剑桥除外。以这种方式把科学列入学校课程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科学教学不是遵照早期科学家们学习科学的方法——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进行，而是遵照原来古典学术的教学法来进行，换言之，主要是以讲课或学术讲演方式进行，除此之外，也不能不适当照顾到实际的实验室活动。　　科学数学的先驱们原以为把科学纳入教育课程会消除古典学术所特有的因循守旧、矫揉造作和往后看等缺点，可是他们却大失所望。当代的人文主义者当初也同样地认为，学习古典作家的原著就能立即消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乏味的学究作风和迷信。专业教师同他们二者相比也毫无逊色。他们使理解化学反应和阅读维吉尔的《伊尼德》一样变成枯燥无味、背诵教条的事情。当时为科学在教育中的用处辩护的主要理由是：科学可以让小孩了解科学发现的成果，从而得到一点关于他们所在的宇宙的知识，同时通过学习科学方法，教他们学会用逻辑方法和归纳方法思维，他们在第一个目标上取得了某些有限的成就，但在第二个目标上却一事无成。　　也许可以希望受过中等或公立学校教育的有特权的社会成员对一百年前的初级物理和化学知识略知一二。不过他们所知道的也许不比现代的一个聪明的孩子由于对无线电感兴趣或者对校外科学癖好发生兴趣而获得的知识更多。至于说到学习科学方法，那就完全是一个笑话。实际上，为了教师的方便，为了适应考试制度的要求，学生不但没有必要学习科学方法，相反地倒有必要学习恰恰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全盘接受教师和教科书所教的东西并且在教师要求之下把它复述出来，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觉得有意义。受过教育的人对招魂术或者占星术的骗局（更不用说种族理论或者流传的神话等更危险的骗局了）的反应说明：在英国或者德国进行了五十年的科学方法教育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效果。学习科学方法唯一之道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个人经验的道路。在改变教育制度或者社会制度以使这一点成为可能之前，我们至多只能指望培养出少数能学到某些科学技术的人和为数更少的能对这种技术加以利用和发展的人。　　中学的科学教育现在我们仅仅在这样一个小范围内来考虑教育制度中涉及科学的问题，暂时不希望科学从学生早年起就在全部教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象在苏联那样（因为那种希望只是一种幻想），并且仅仅集中力量来研究培养科学工作者的问题。即使这样，目前的制度仍然有极其惊人的缺陷和效率低下的情况。除开某些专门致力于培养极少数儿童的特殊学校之外，学生在十四岁之前，换言之，直到我国大部分儿童完成他们的学业的时候为止，都学不到什么科学知识。的确，在小学中教授了某些自然知识，转弯抹角地讲了一些性知识，不过，要是说这便是科学教育，那是太可笑了。教师对此是没有责任的。即使有世界上最完美的课程表，一次向四十名学生讲授科学也是极为困难的。但是这个早期的限制有其严重的后果。第一，当孩子年龄还小，天生的好奇心还没有被社会传统磨掉的时候，不对他们讲授科学，就会失去唤其他们对科学的持久兴趣的最好机会。实际上，如果教育家们能花时间研究一下科学教学，他们就会发现：它的很多内容的确是适合幼小儿童的接受能力的。事实上，有可能而且有人已经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知识传授给六岁的儿童。这些儿童有的甚至还不识字。　　这个限制造成的另一后果是：许多有前程的科学新兵就在这一阶段中失去了。这一点当然不限于科学。格雷和莫斯钦斯基的著作表明：能力超群的小学生中仅有百分之二十六能在中学里继续学习，而在不能继续学习的那些学生当中，肯定有不少会成为有前程的科学家。的确也有少数人在后来由于当上实验室助理员而参与科学工作，不过人数寥寥无几。无线电业余科学家和其他科学爱好者人数颇多。这一事实就证明了的确存在着潜在的科学人才的巨大储备。　　科学开始在中等学校和公立学校占有一席之地了。然而所讲授的科学知识还非常有限。一开头就遇到一个不利条件：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中等学校和公立学校都不能不教一些平均智力低下的学生，这样就错过了培养真正有才能学生的机会。在大学阶段就可以明显看出由此造成的后果。至今还存在着一种反对科学的顽固的偏见。这种偏见渊源于公立学校的古典传统。科学教师和学习科学的学生往往受到冷遇。就仿佛他们的专业兴趣使他们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似的。考试制度的传统使科学教学仅限于物理学和化学，也许还有一点生物学，主要是为有志于医学的学生设置的，再就是少得可怜的植物学。据认为：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植物学可以使女性思想变得纯洁。物理学和化学成为考入大学或取得中学毕业文凭所必需学习的科目，因而变成了最令人厌恶不过的常规课程。中学和大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课程内容，因为这会引起对方的反对。教授科学的目的是使极少数学过科学的学生能进入大学，而这些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又是学习完全原封不动地向后代传授科学的本领。中学科学教师的确花了大量精力，煞费苦心地使所教课程变得有吸引力，但是每吸引住一个学生，就必定要使两三个学生永远放弃科学。一个不幸的事实是：科学中最适于作考试材料的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公制计算部分（磁铁之间的吸力、碳酸氢钠的化合量和硫酸的化合量）。对懒惰和数学学得不好的学生来说，这些是最困难的部分，而对于另一些真正喜爱科学，并且希望继续进而学习科学中新鲜和有趣的部分的学生来说，这些又叫人恼火。实际上，在中学理化中很少有什么知识不是一百年前就知道了的，而且有很多是三百年之前就知道了的。　　科学教师自然是了解这个情况的，而且一直在不顾麻木不仁和蒙昧主义的阻力，想法进行整顿。最近科学教师协会关于普通科学教学的一份报告同这里提出的不少批评意见颇有暗合之处。这份报告书包含一个学习期限为四年的教学大纲。它也许是第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教学大纲。有三位教师把自己学生对有科学意义的日常事物的兴趣列举出来，另有三位教师扼要列举出一些基本科学概念。这两张一览表在教学大纲中交织在一起。这虽然肯定是一个进步，但却缺乏全面性和现代性。生物学的部分很好。但却没有天文学和地质学部分。每年学习的物理学知识分为十个部分。头两年的学习内容每年仅包含十九世纪发现的一个原理，第三年的学习内容仅包含两个这样的原理。只在最后一年，面貌才变得比较现代化一点，可是即使这样，也并未介绍1890年以后的发现。X射线、无线电和电子根本没有提到。化学课就更糟了；整个课程包括的内容都是1810年以前已知的东西。不学习有机化学就无从理解生物学，然而却把有机化学整个地删掉了。　　关于物质结构的现代概念连提也没有提。不过，假如能发扬这个教学大纲的精神的话，还是有可能指望在英国建立起一个有活力的中学科学教学制度的。美国的现代教育委员会已经沿着这个方针又往前走了一步。他们编制的精密的教学大纲相当精确地列出了当代的科学观点，特别涉及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　　大学的科学教育　　从来没有人研究清楚科学教学在大学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显然有一种看法认为：非文即理，不学文科，就得学科学。这种态度反映在经常向学生炫示的纯科学的理想中。不过实际上，这是划地为牢，把科学囚禁起来，使它同文化的一切其他方面都隔绝开来，因此，也就是使科学教学完全服从技术训练。即使在这一点上也还是存在着很多混乱看法。科学教学的目的仿佛是期望学生能在日后把它用于某种目的。　　虽然没有精确统计数字，不过在每一百名英国大学理科学生中，可能就有六十名左右的人变成中学教师。他们只要简单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向后辈复述一遍就可以了。有三十名进入工商业或政府机关工作，他们在那些地方大部分从事日常工作，而他们在大学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对他们的工作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有三名继续在大学担任教学工作。最后还有两名成为科研工作者。他们不得不吃力地去设法纠正在大学里学到的不正确的和过时的知识，并且还得设法把其余的东西都忘记掉。　　大学理工学院的职能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由于需要各理工学院对多种多样的材料进行研究，就变得更其复杂了，在牛津和剑桥尤譬如此。尽管有了考试制度，进入大学仍然主要是一个资财问题，而不是才能问题。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在物理学和化学这样在中学就学过的理科学科中，即使是优等生的课程也必须从极浅易的水平开始，而在所有其余学科中，他们更是要从头学起。其结果，一般大学课程的头两年都用于讲授在质量上更适于中学高年级的教材。事实上，事情竟荒谬到如此程度，以至在一些老牌大学中，奖学金领取者入学考试的标准即令不高于优等学生最后考试的水平，也往往与之不相上下。不过结果却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这就是说：有才能的理科学生完全可以把头两年的功课抛开不管而万无一失，而且由于参加学生社团的活动而学得某些普通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　　讲课制度在教学方式上，各大学推行的传统无殊于其中世纪前辈所奉行的传统。过去设置讲师专门向学生详细讲解亚里士多德或盖仑①的晦涩文字是有某些理由的。这些学生自然会感到那种文字难以理解。他们也不大可能自己备有书籍。因此，就需要这位理发师兼外科医师②和讲解员相当巧妙地去说明：解剖学的实际事实怎么能够和经典作者的教条式的论述并行不悖。　　所有这一切都已成过去，可是这个教学方法却传下来了，而且还从老牌的大学推广到后来创办的学校，甚至也推广到技术学校。把一个学期中每天的整个上午都用于听科学讲演是一种毫无用处的违背时代精神的错误和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这并不是说讲演毫无用处，不过可以用其他方式达到同样效果。科学讲演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它可能是对讲题的一种有感受的、概括的评述，其目的在于通过详细论述目前达到的限度而不是论述知识的现状、通过把科学同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密切联系起来，来引起兴趣和激发学生深思。这种讲演必然是很少的，而且总的说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对考试用处不大。实际上，除非是由大学中来访的著名科学家偶尔发表一些讲演之外，不如用向科学社团宣读论文的方式或者用有充分机会进行讨论的小型辅导班来取代这种科学讲演。　　另一个极端是拘谨的讲课，对所有各点、特别是对最后数据和得出数据的必要数学论据都进行周密而有条理的论述。这些讲演往往沉闷得难以令人置信，不过却极受重视，因为大家明白：听讲的人好好记下笔记就能应付考试试卷中需要钻研书本才能回答的部分。不过明显的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学生分发用打字机打下的讲稿能更好地达到讲演的目的。这份讲稿应包含一切必要的数据、公式和论点，这样就成为一份教科书的有用的摘要。某些讲演者甚至真的在讲演之后还另外提供这种讲稿。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自然还存在种种程度不等的中间性的讲课。在不少情况下，讲演的确起了有益的作用。特别是在新的、发展迅速的学科中，讲课能代替还没有写出的教科书。　　在大学里，新的知识仍然被认为有点危险性。一般认为：对低年级学生而言，科学理论需要经过四十年的考验再告诉学生才万无一失。因而一个学生可能在剑桥获得包括物理学和化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优等生学位，但他除了偶然机会之外，在学校根本没有听说过1900年首次提出的量子理论。维持讲课制度的另一个理由是：它可以使学生有机会看到复杂的实验，而学生自己去进行这种实验是有困难的。虽然这具有某种戏剧性的价值，并可以提高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不过只是观看实验却很少能帮助人们真正领会实验技术。　　讲课是由示范或实习来补充的。这主要是进行一组预定的实验，并实地练习使用显微镜的技术、化学定量定性分析技术和物理测量技术。示范固然能提供有关科学的操作技术的少得无以复加的知识，可是其作用也仅此而已。即使在高级的示范中，也没有办法超出现有方法范围以外，也无法提示怎样使用科学方法来解决一个其结果尚不得而知的问题，也无法提示怎样使用科学方法来观察一种意想不到的现象。　　在科学作为一种手工工艺的范围内，这种学习方法是不对头的。培养早期的大科学家的方法要比这有效得多。用师傅带徒弟的老方法——即由已经具备工作能力的人们加以监督和帮助，再加上通过摸索熟悉情况的非正规学习方法——传授的科学方法，可能要比安排得最好的一套示范所传授的科学方法多得多。学徒之所以能熟悉情况是由于在实验室里东摸西碰想要解决自己的某些问题，其效率也许是极差的，但毕竟能学到一点东西。　　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大不相同的方法，我们才看出：使人们保留目前的讲课和示范教学的原因不单是虔诚的保守主义；更为有用的办法肯定更加费钱，因为这会提高教师同学生的比例而且会增加每一个学生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的数量。　　目前各大学都处于长期财源拮据的境地。它们大大提高教学水平的办法可能有两个，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增加人员，不是设置一种课程而是设置好几种课程以适应不同能力和最终从事不同职业学生的需要，或者提高入学标准，只录取智力高的学生。但是第一个办法会增加费用，而第二个办法则会减少收入。所以在我们认清我们的社会为了无效率的大学不能不付出多大代价之前，我们可能还不得不忍受目前的教学制度。　　专业化在大学科学教学中不知不觉地产生的另一弊病是分系过多。在十九世纪，当科学首次在大学中出现时，它叫做自然科学，不久就划分为物理学、化学、动物学等系，而医学这个较老的系继续存在而且变得更为突出。科学学科大多是分别讲授而且互不通气。从它们的根本性质看来，重复之处势所难免，不过由于缺乏协调，人们往往以相互矛盾的方式把两个学科的共有内容讲授两遍以上。每一学科都被认为是一个或多或少地封闭的知识体系。它不仅要同一个讲求实用的世界截然分开，而且还要同其他学科截然分开，以保持其纯洁性。这就使各个课程变得十分陈旧，考试制度的刻板性自然大大促进了这个过程。　　课程除了偶尔有一位年青的生气勃勃的教授设法取得重要的教席之外，所有学科的课程都时而扩大、时而紧缩，变化无穷，使人感到很不好过。很不幸，从教学观点来看，科学与经典著作的差异在于：科学的内容不断增加而学习的时间却不变。通常用来应付这种内容增加的第一种方法是：在把新知识加入课程之前，要等待相当的时间。理由是，这个理论还有争论，以后可能还要修正。学究们不大会想起：各学科的较老部分可能更有必要加以彻底的修改。总而言之，为了方便，科学教学中的真理仅仅局限于应付考试的真理。最后当加进新知识时，就把它加在教学大纲的后面，学科的其余内容就要适当地予以紧缩，以便让出地位来。整个过程就象农民穿衣的老办法：每年把一条新裙子穿在旧的上面，并且虔诚地预计到：旧的裙子中总有一条变得太破烂而毫无用处了。结果所有的课程都成为新老内容的大杂烩，其中充满自相矛盾的论点，教师只含糊地一带而过，学生则很少能看出其毛病。例如，化学教学的基本内容是1784年的化学大革命以及它在1808年得出的成果原子论。通过量子论并由于现代物理学的进展，现在我们对化学问题有了更为合理更为直接的解决办法。可是我们也许还得再等五十年，然后才会有某一位有进取心和目光远大的化学教授把目前整个课程都一扫而尽，而代之以一个在当时已经过时八十年的课程。物理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例如，伦敦大学的大考所依据的教学大纲，大部分内容都是在1880年就发现了的原理。它仅仅顺便提了一下X射线和无线电放射现象，而且对整个现代物理学都略而不提。　　当然大学当局并不是存心要保持过时的课程，不过却存在着一种十分自然的惰性，根本不考虑要定期修改课程或者在各学科的课程之间维持适当关系。象大学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这方面的弊病主要也应归咎于考试制度。从教师和学生的眼前利益的狭窄观点来看，就要求考试提纲至少要在若干年内保持不变，以便收集足够数量的标准考题，据以训练或辅导应考者。改变考试提纲和采用新的和陌生的考题会加重教师和主考人的负担，而且也许还会使考试结果中包含的已经相当大的运气因素有所增加。这一点本身就指明了考试制度的另一个内在的缺陷：往往要依赖就事论事的考题、依赖死记硬背、或者依赖某种技术的机械性操作。　　考试考试是测验知识水平的最便利的方式，一般来说，也能提供最公平的结果。不幸，从了解应考者具有的科学才能的观点来看，考试却恰恰是最无价值的办法。假如我们根据每一个应考者从事崭新的观察的能力或者根据他把一些新观察到的现象有条理地加以归纳的能力来测验应考者的话，换言之，假如我们以科研作为考试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加可靠的理想的办法，来了解应考者在理解和运用科学方面究竟有多大能力。不幸，不把这种测验进行多年，就完全不可能把一个人的天生才能和偶然的反常表现区别开来。可以查明的只有笨蛋和有才能的科学家两类人。笨蛋不能处理显然很容易的问题；有才能的科学家则能解决困难的问题。就大多数人而言，如果困难超出两者的能力范围，或者极为容易，或者极为困难，考查就毫无效果。　　实际上，这种方法是用于或者说理应用于大学高级哲学博士学位考试的。在表面上，这种学位是因为个人科研成绩而授予的，可是说它是一种测验能力的办法，不过是笑话而已。实际的论文是由一二名专家来审查的。他们的结论不管是明智的还是有偏见的，总是受到委员会的支持。而委员会则对论文的内容一窍不通。他们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夏日午后，以肘支桌，年复一年地摆出一副姿态，表示同意大学再授予一个学位和再收入一笔费用。　　考试制度的最大害处不在于考试本身和考试成绩的不公平，因为，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真正有才能的人即使在考试中也是会顺利通过的。害处在于考试制度所引起的整个思想状态。在大学主要作为富家子弟消磨几年愉快岁月的场所的时候，人们可以对考试理所当然地加以藐视，可是现在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从十岁开始，一生事业就取决于自己在一连串考试中的成绩，考试就成为不得法的教育的最大的因素。如果没有金钱或者充分的天才做后盾，贸然参加考试是危险的。对没有金钱或充分天才的人来说，一切知识都要以它适应考试目的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样便恰恰在学生学习一些还有商榷余地的知识，最需要他们发生兴趣时，有意地使他们意兴索然。也许是由于这原因，大学才具有肯定的反面的教育价值；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学生才在学习开始之时比结束之时更具有全面的和开朗的见解，虽然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幸而理科学生可以免于受到这种制度的最坏的弊病之害，因为，要求他信奉的正统信念一般仅是相当确定的客观事实，而不是文科中的传统观念。　　医学教育在整个大学科学教学中，有两个系即医学系和工程学系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医学教学一直是同科学教学主体分开的。它在学术上是各门科学的老大姐，更加完整地保存着中世纪教学传统。医学教学从社会方面言之，要训练出一个大体说来是世代相沿的医生阶层，因此医科学生便同他们在大学中的同学隔绝开来。可以根据两个理由来非议医学教育：莫特拉姆教授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出色地说明了第一点。他说，对于行医来说，这是一种极坏的训练，主要是因为它比较忽视对于人类常见病的研究或对于保持健康的根本问题的研究。第二，即使同其他科学教学相比，它也没有把医学当作一门科学来传授，而是把医学当做一种具有传统学理的和有点神秘的技术来加以传授的。　　医学训练的初期阶段，从上述任何一点来看，老实说都是可笑的。青年医科学生所学的物理学、化学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生物学——当然还有植物学——是在丝毫不顾及科学方法或者实用价值的情况下讲授的，大多数医科学生很正确地把这看做是必要的和令人厌倦的始业仪式。他们不得不花最少的力气去学习这种仪式的答礼方法，不过却能在他们的余生中很方便地把这些方法忘掉。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中间阶段就更加糟糕了。学习第一门学科时，要背诵人体各部分名称，给学生记忆力带来极大负担。这些名称大多已失去临床或生理学上的意义，而且这种学习还同人体各部分器官的用处的知识割裂开来。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划入了生理学范围。而生理学，主要是由于它同医学的联系，正处于如此混乱和自相矛盾的状态，以至妨碍医科学生从中学取得本来可以学到的大部分重要教训。也许还需要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并且要不顾医学界的猛烈反对才能用一门特别重视人体的相当有条理的形态生物化学来代替这些学科。关于医学教育的后一些阶段，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可说。医科学生一旦进入医院，他基本上就永远脱离科学的领域了。　　工程学工程学系无法而且事实上一般也没有代替实际工程工作所提供的见习经验。因此，与其让学生在工学院中花几年时间来学习关于工程实践的一知半解的入门知识，倒不如让学生用这几年时间联系一个工程师以后工作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来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不这样做看来是可惜的。这些实际上最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的人们竟在这个时候由于这种教育方法被剥夺了获得任何普通文化知识的权利，真是不幸的事。正同医学一样，工程学是又一个正迅速地变成世代相传的行业，这也是一个不利条件。因此，工科学生的平均能力水平要比整个大学的学生水平为低，他们也和医科学生差不多一样地同一般大学生活隔绝开来。　　科研工作者的培养　　进入科研部门的少数大学生还需要相当的训练，才能在发展科学的工作中起积极作用。不过这还不是正式的训练。青年科研工作者应该从他的科研工作的同事、他的名义上的督导员以及他自己的阅读和实践学得技术。这总的说来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正式教一点批判方法和写论文方法的确是有　用处的。有些略为胆小和无进取精神的科研工作者惯于一种严格的训导式教育制度，当突然要他们自己作主时便会完全手足无措。不过，由于科研人员的初期训练主要在于抛掉先前所受的教育的谬见，在于学会不去相信人家原来告诉他的话、而且对原来用以说服他的一些论据表示怀疑，这就使人有点难以想象怎样用正规方式来教授这种内容了。　　经济困难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主要困难与其说是在于学习方面，不如说是在于物质方面。研究工作者一级以下的教育补助金办法，虽然很不完善而且对较穷的学生有失公平，毕竟还是相当简便可行的。如果学生在规定的考试中，获得必要的优等成绩，向适当的教育当局提出申请后，就会获得一份标准的奖学金，这份奖学金还可能继续拿到毕业生参加科研工作的第一个年头前后。以后这位研究人员就要遇上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他自己所受的训练根本不能够使他适应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大学能开办一门课程，专门讲授取得职位和津贴金的复杂方法，它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和最必要的一门课。实际上，对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来说，从事科研工作的头几年，在许多方面说来也就是最有成果的几年，往往由于在物质上完全没有保障而变得黯然无光。能维持三年以上的津贴金很少，许多津贴金为期仅仅一年，总之，津贴金领取者的名额要比申请者少得多，所以科研人员明白：从统计学上来看，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教师或者一个从事日常分析工作的工厂化学师的或然率，要比在大学里取得教席或者继续担任科研工作的或然率大。事实上，某些政府官员在一次巡回视察中，听到一个青年科研人员真的说他希望继续从事科研工作，都大为震惊，就象贫民院当局听说奥利弗尔·退斯特想要再吃一点粥时大吃一惊一样。　　从事科研的机会在英国一共有三种专职科研教授职位。其中一种属于医学。有51个一般科学高级研究津贴名额，每年平均金额为425镑，平均年限为二年半，还有37个医学研究津贴名额，其每年平均金额为475镑，平均年限为三年半。这就意味着，在1600名从事科研的研究生中，每年平均仅向19名科学研究生提供专职科研机会，并向750名从事医学研究的研究生中的12名提供类似的机会。初级研究津贴大多已由这些学生领取，其人数自然较此为多，不过不可能加以精确估计。1851年度展览会皇家委员会统计每年有45个这种津贴名额，每年平均金额为186镑，平均年限为2.2年。　　此外，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大约提供120个平均金额为140镑的津贴名额，其中80名是每年授予的，一共凑成165个名额，亦即每年有100个空额（原文如此——译者）。这个数字当然是低的，但是即使假定它再增加一半，即150个名额，也不过占每年英国大学科学和技术毕业生3D700名中的百分之四而已。从事科研的机会无疑是不够多而且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情况终于被官方所认识，不过迄今仍未采取什么措施加以纠正。威廉·布拉格爵士于1936年以主席身份在向皇家学会所作的演说中是这样提到这一点的：在这些金钱支援的鼓舞下把自己最富于才智的年华用于科研的人的处境，特别是青年人的处境应由决定他们前途的人们加以考虑。帝国的一部分最出色的青年人是为一个特殊目的挑选出来的。他们无疑能满足这个目的。他们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一旦工作完成了，一批优秀的和最有用的类型的人就能脱身去从事其他工作。　　在许多情况下，从事其他工作的令人满意的机会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过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可能有人从一个又一个科研信托基金取得收入借以维持生活，直到他由于年龄或其他限制条件而不再具有取得帮助的资格为止。他过去的工作可能是良好的，他的能力可能和以往一样强，可是他发现自己得去另找生路。他对学术活动可能也毫无用处了，而学术活动可能对他同样地没有什么用处了。他的职业使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听说在工业中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往往一有可能就改行从事单纯行政工作。据信此种工作更为可靠而且到头来有更好的报酬。产生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是有线索可寻的。应该使这条死胡同成为通衢大道，使这些人可以获得更适宜、更能使他们发挥最大的才能的职业。这些职业的性质是不问而知的。这就是迄今还很少让科学专家们担任的负责职位，已经有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头，不过还需要一些时日，人们才能明白：一个人在一方面接触到日益增长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应该在另一方面有应用这些知识的机会。他应该在会议室里同别人平起平坐，而不应该是坐在候召室的下手。在另一方面，科学专家本身必该帮助把造成死胡同的障碍拆除掉。这就要求他所受的教育大大超出培养单纯的实验室人员所要求的水平。”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也并不是真正足够的。人们最希望得到的科学和工业研究部津贴仅能餬口而已（在牛津和剑桥两校除外，那里每年发给200至250镑），每年为120镑。从中还要扣除种种款项，不过当局特别开恩准许保留教学收入的三分之一（在牛津和剑桥可以保留六分之一）。依靠这样的收入为生的科研人员无法扩大自己的涉猎范围，因而变成一个知识不广的专家，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发迹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里，象在一切其他领域中一样，自然有着由来已久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明智地选择自己的上司，并且讨好他。最优秀的科学家并不就是最优秀的研究导师；他们有的忙于自己的工作，每年和学生见面一次，每次仅有一个小时左右；还有的则对学生极为关注，以至很容易忘记学生自己还不能全靠自己动手完成工作。青年人一旦发现年岁和真正的声誉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致窃取他人的功劳，总是感到痛苦。也许最合乎一时需要的上司便是那些和蔼的恶棍了。他们同他们的科研工作者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细心地选择优秀的工作者，保证他们的仪器设备齐全，在他们的论文上都附上自己的大名，一旦这种做法被人发觉，一般就通过自己的数不清的社会关系设法把被保护者提升到一个好的职位上去。独立精神在科学界里并不受鼓励。当一位参加选拔委员会的著名教授征求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对于共同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的意见时，凡是回答他不打算成为别人的跟班的人，都得不到那个职业。经过多年后，他那确定无疑的天才和品格才开始赢得一些赏识，但是，能力远远赶不上他，可是更为恭顺的同辈却已经身居教授之职了。　　不过，这些都是一切权威制度下的共同的弊病。一个对科学事业更加特别有害的弊病是：所有科研人员都必须作出研究成果，而且必须予以发表。刚刚从考试制度压力下解放出来的青年毕业生发觉自己已经以一种奴隶地位换取了另一种奴隶地位，因为他的前途不但取决于他所发表成果的质量，而且取决于他所发表的成果的数量。所有穷苦的科研人员，即大多数的科研人员，都无法利用那一段本来可以最有效地加以利用——象伟大的科学家们那样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岁月，来学习、思考和进行表面看来漫无目标的实验。其结果，在独创性最能出成果的时候，在独创性还没有受到以后的行政和社会职责负担的影响的时候，就把独创性扼杀了。另一个结果就是使科学文献中充满大量毫无用处的论文，从而使发掘优秀论文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科研职业这一切现象所以产生都是由于科研人员地位本身不正常，没有成为公认的体系的一部分的缘故。科研过去原是由业余爱好者或教师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研看做是一种独立的职业，人们也没有怎么认识到进行科学教学的能力和进行科研的能力并不总是一回事，以适当的方式承认科研是一种单独的职业，就会使情况大为改观。这样一来，也许会有少数无所事事的科研人员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在同时却能保证大多数认真的工作者全心全意地从事工作，不必再象现在那样致力于自我奋斗了。在法国现在已经承认了科研职业而且加以照顾，这个事实说明这是一个完全切实可行的目标。　　现在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是现行的选拔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在如此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他们同那些奠定现代科学基础的人们有所不同是不足为怪的。在过去，决定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抉择，只有极少数人这样做而且他们在作出这种抉择时，还准备承担由于选择如此无用的职业必然要产生的严重不利后果。因此只有有钱的人和能够取得别人赞助的人才能从事科学。现在科学肯定是一种职业了，至少可以从中取得中等的生计，因此吸引了许多新来者。在科学教育体系内部进行的选拔过程，一方面注重技术效率和勤奋，另一方面注重遵奉社会习俗的一般态度。假如一个科学家想成功的话，他就象行政人员一样需要同有权势的人打交道。过份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会带来有双重恶果：使人不能专心致志工作，而且促使舆论认为他不可靠。在科学界中有一个缺乏历史根据的不成文的传统，认为：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应该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关心，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关心社会问题，承认自己对合法当局以外的事物有所偏爱，他就同样可能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持有偏见而且不可靠。　　当这种看法越来越多地不仅应用于政治活动方面而且应用到人们本身工作范围以外的几乎一切文化活动方面的时候，正式的科学界就变得缺乏一般文化素养了。对文艺的爱好没有真的受到谴责，而且事实上还可以作为一种无害的嗜好而加以宽容，可是实际写作或绘画，除非显然很拙劣，就肯定会危及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名气。文化界和科学界都有过错。双方都对另一方不甚了解而却显出鄙视的态度。这使大家都不光彩。科学界的确也象其他重要的职业一样，当然有一些真正有修养的，有独立精神的出类拔萃的和光辉的人物，不过他们不能代表所有从事此项职业的人。懦怯的百依百顺的态度是一个更为常见的现象。由于外界不把科学家当做科学家加以赏识，为了弥补偏见，科学家们就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很平常，并把自己的整个脑力活动用于科学专业的狭窄范围之内。科学家的工作使现代世界面目一新，可是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有这样的性格，才使世界变了样，而是尽管他们有这样的性格，仍然使世界变了样。　　科普工作任何科学教育方案的效果都见于科学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科学的物质贡献——各种发明。　　因为：这些发明不是作为科学的贡献，而是作为在科学昌明之前已经存在的事物的代替物或延伸物而交给使用者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只不过是更容易看到的戏剧，而电话也不过是同朋友讲话的一种简单工具而已。在几乎所有这些情况下，使用科学用具并不需要很多科学知识，也根本不需要知道科学方法。小孩子们不大知道电台设在哪里，也根本不知道电振荡的原理，却能很容易地收听自己所需要的节目。　　但是到处存在的，包含科学原理的机器和服务项目必然迫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科学意识。在职业科学家队伍之外，有着成千上万的人对科学感到某种程度的兴趣，包括业余无线电操作者需要实际掌握某些有限的科学知识，直到一般人对科学奇迹所感到的兴趣。为此就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普及读物、文章、杂志和书籍，其数量并不比科学文献本身为少。　　不过，正如大众化音乐大大不同于古典音乐一样，大众科学几乎是同样地大大有别于实际科学的。人们以或多或少正确的方式或者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转载了一些关于科学成果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却是零星片断不完整的，把整个科学方法和精神都置诸脑后。英国的报界从来不曾重视过科学，除了一两个突出的例外情况，甚至没有一家报纸有相当于科学编辑的人员。科学消息是零星刊登的，其内容一般变动于耸人听闻和神秘暧昧两个极端之间。杰拉尔德·赫德先生1936年在他为《科学战线》所写的绪言中，是这样地加以描述的：“不过科学消息是几乎不见报的，即令见报，印出来的几条新闻也好象是完全无关联的零星消息。畅销报纸刊登一条有关某种发现的消息仅仅是因为这种发现似乎有点惊人——仅仅是因为它似乎推翻了我们公认的观点。比较严肃的报纸实际上也不比这更好，因为当它们刊登科学消息时，它们就叫一个专家写一段文章。他不仅认为他是在为和他自己一样有知识的人写文章，而且他还认为有知识的人也和无知识的人一样，看不出或者不知道这块新积木和未知图案——科学正在加以拼凑，使其成为巨大整体——的其余部分有何关系。这种消息除了一时使人感到新鲜之外，很难令人对之产生智力上的兴趣。要我们对这些片断的消息加以保存，分类，筛选和整理就更难了，除非我们能够看出它们在什么地方能为日益增长的知识的战线增添实力。”——《科学战线》，第9页。　　科普杂志情况较好，不过多半仍然包含着惊人的故事，实用指导，偶尔也有一起正确而严肃的文章。没有一个刊物的宗旨在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描述科学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背景下的进展情况。科普书籍最为糟糕了。其中内容都是一些大概是为了出版商利益而拼凑的卖弄学问的和一般说来不符合要求的知识摘要，业余科学家对最新成果的叙述（他们严重歪曲而且不理解这些成果）以及科学界中最知名者的不胫而走的说教。其中也有几本书做到既通俗易懂又正确无误，不过它们并不能树立良好风尚，它们和其他出版物的比例比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还要少。　　科学在现代的影响科学对公众事务的价值可以用它有意识地对当代思想产生的影响来衡量。毫无疑问，虽然总的说来，现代英国人对科学有相当大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却没有为科学提供充分的群众批评背景。前几个世纪甚至在社会上对科学感兴趣的人还很少的时候，科学思想和群众思想之间就有着互相交流的关系，现在却没有了这种交流关系。人们观看足球赛或者赛马的时候，有着一种全神贯注和训练有素的欣赏能力，对于科学，则没有这种能力；这不能仅仅用科学幻想不能引起人们的赌博兴趣或科学本身艰深难懂来解释。生物学或者生理学论战的确不能象打板球或打弹子那样使人感到有意思；不过要是人们真的对科学感兴趣的话，人们不久就会发现：以十比一的赌注押在甲教授的理论上以反对乙教授的理论，该是多么有趣呀！无可避免的是：科学在很大程度上高高在上地脱离了群众的觉悟，其结果对双方都极为不利。这对普通大众之所以不利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人为的世界中，却逐渐地越来越不认识制约着自己生活的机制。说到底，在干旱或疾病等自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一无所知的野蛮人和在技术进步引起的失业和科学化战争等人为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现代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他们两者都面对着不可知的可怕的灾难，而又无法理解它们。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都只好求助于异想天开而神秘的说明。人们原以为占星术和招魂术早已在中世纪末寿终正寝了。现在占星术和招魂术又复活了。这决不是偶然的。笰E惑群众的法西斯思想更加危险地发生影响，足以说明群众是多么无知和他们多么需要有一种信仰啊。　　科学的孤立这对科学也是很不利的。从最粗糙的观点看来，除非普通大众——这包括富有的赞助者和政府官员——明白科学家在做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期望他们向科学家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支援，来换取他们的工作可能为人类带来的好处。不过，更加微妙的是，如果没有群众的理解、兴趣和批评的话，科学家保持心理上的孤立的危险倾向就会加强。这种心理上的孤立通常并不象人们常常设想的那样，表现为科学家成为一个超世脱俗的人，仅由于女性亲属的帮助才能勉强生活下去。这是科学的孤立而不是科学家的孤立。撇开了他的专业，他可能显得极为普通：玩高尔夫球、讲动听的故事，而且还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和慈父；不过他的专业是自己的“本行”。他除了向二十个左右内行的人透露一二之外，对此守口如瓶。受过文学熏陶的人几乎都假装对科学一无所知，科学家自己也不能例外。不过对他们来说，这是指他们自己专业以外的一切其他学科。在社交场合，以科学为题材的有趣的普通对话是极其罕见的，即使在座的人大多数是科学家时情况也是如此。当伏尔泰和夏特勒夫人在家宴中进行哲学实验或者当雪莱以同样的热情讨论化学和完美的道德时，情况当然决不是这样的。在较年青的著名英国作家中，只有一个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他对现代科学有所了解，而他这样做是有家庭的原因的。　　渗入科学界的迷信科学缺乏文化背景的局面，使科学专业化的种种害处更为严重了。但是，与此同时，更糟糕的结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最具体的科学理论以外的一切科学理论中去的社会影响并不是一个有鉴别力的、有教养的社会的成熟想法，大多是当代最常见的偏见和迷信。其后果反映在科普读物中。虽然公众既缺乏训练又缺乏兴趣因而无法理解科学的作用，他们还是可能愿意为科学成就喝彩的，越是了不起的成就越好。他们也愿意去听取有相当名气的人就任何题目发表的意见。他们能够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意见，经过权威批准之后再送回来的。相对论和宇宙起源之类问题本来是极其艰深难懂的，却被认为十分适宜，并不是适于作技术性说明，而是适于提供论证，来说明人类之无能和愚昧以及造物者的福佑和智慧。在此同时，量子论等更有意义、更有实际重要性的理论却很少受到注意。　　结果不仅加深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而且也加深了科学家和科普读物之间的鸿沟。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对宇宙和生命起源或者生物学中的活力论等课题的态度和科普书籍所发表的意见截然不同。科学家认为：现象的实在性正在消失的设想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明白自己由于有了量子论就能够更好地掌握物质，由于有了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知识就能够更好地研制生物制品。他们也明白自己无法使人们明白这一点，因为推广这些观点比推广相反的观点困难得多。结果公众大上其当，误以为唯心主义在控制着科学界而实际上却是唯物主义在取得全面胜利。同时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却因为自己有知识，因为公众无知迷信，而独自沾沾自喜。　　有不少原因造成这种可悲的局面。说来奇怪，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和文化实际隔绝是由于学校里讲授科学的缘故。可以说科学正是由于失去了它的业余活动的性质，同时也使公众对它失去了很多的兴趣。谁也没有必要自己费心去想到科学，总是有人知道这一类事情的。科学发明一日千里的发展和其日益增多的数量大有令人不知所措之势。使这一情况显得更加突出的是，科学家自己也各有专业；而且还有一个神话被愈来愈多的群众信以为真：任何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智力掌握不止一小部分人类知识——更不说掌握全部知识了——并身受其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这个信条所说明的问题是：解释和传达科学知识的方法还跟不上发明的速度。一个安排适当的科学出版体系（其性质将在第十一章中加以讨论）应该完全有可能使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科学领域的全貌有足够具体的了解，以便使自己能理解任何一个科学部门中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目前他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科学语言十分暧昧和科学刊物十分混乱的缘故。　　前科学的态度对科学缺乏适当认识的现象还不限于普通大众：它在行政管理人员和政界中特别严重而且带有危险性。这种前科学的态度使我们无法从科学研究的技术成果中取得我们本来可以得到的大部分好处。人们从不以科学方式考虑影响人类生活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普遍性因素，甚至也不去收集科学分析所必需的资料。《政治和经济规划》的一份宣传资料对这一情况作了出色的叙述：“在工业主义的倡导之下，一种文明已经发展起来了。这种文明要求动员巨大的知识资源，以便使这种文明运转自如而不致于经常发生令人痛苦的故障。我们这样说决非言之过甚：我们既不具备必需的知识，也并没有在目前作出充分的努力以取得这种知识，虽然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的。我们对知识的取得和使用的整个态度仍然受到科学和技术昌明以前时代的偏见和假定的影响。长期以来只有少数人在进行孤军奋战。由少数人在这里对房租和收入多作一点调查，在那里对心理学多做一点研究，再对教育研究、社会调查、交通调查、医学研究等等多加注意，是搞不出名堂的。问题还不在于不能提供某些设备，问题要比这还要深刻。居民中很大一部分有教养的和无教养的人还需要认识到：技术既然能生产出电力、无线电、飞机、化肥和新品种的动植物，如果适当地加以改进，也就能够同样充沛地创造出十分急需的社会性质、政治性质和经济性质的发明来。不幸，虽然第一流的生产方法或产品可以由一个古怪的人在亭子间里想出来，而且可以利用小额私人投资制造出来，可是社会性质的发明由于它的性质的缘故，却往往需要获得大体上只能到群众中去搜集的原料。而且，企业经理已经渐渐认识到：一种产品或生产方法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因而理所当然地必须为创造新品种和新技术做好准备，可是人们却没有相应的警觉性或设备来检查和改善——举例来说——政府机器、卫生机构的性能以及交通或者属于社会或经济性质的其他问题的处理方法。”——《规划》第17号，1934年1月2日。　　对科学的需要和对科学的压制不过，群众和政府都把科学置诸脑后，决不是偶然的。现在人们对科学的态度是我们目前社会制度的基本和必要的构成部分。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见于两个方面。社会要求科学满足它在当前的需要；所以不管这些需要性质如何，总是需要一点科学。不过这样产生的科学一定会创造新的需要并且一定会批判旧的需要。　　在这一过程中，它一定要在社会的改造中起一定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原来要求它起的作用为大，而且与之大不相同。十七世纪各国政府所发起的科学运动，在十八世纪证明是批判这些政府本身的形式的最有力的根据。今天的形势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矛盾。一旦人们对于科学的成果，对于它在人类面前展现的前景，或者对于它的批判方法有了普遍认识，那一定会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社会中反对这种变革的力量一定会设法使科学不超出它原来的界限。它应该是一个有用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因而科学同时受到内部的推动和外部的压迫。在现在的德国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极其需要科学家来为一个专制主义的经济国家奠定基础，来建立一个无敌的军事机器，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痛斥为文化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潜在来源。在我国也可以清楚看出同样的趋势。关于科学界应当发挥的作用，有两个针锋相对的理论。其一是：科学家仍然被允许存在，只要他完成工作而且不介入政治，他就可以取得豁免权。朱利安·本达在《职员的背叛》一书中则提出了一种相反意见。他把学者们都当作经过挑选的文化保护人而大加嘲笑，因为他们都屈从迷信和暴力而辜负了对他们的信任。今天的世界要科学家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不过，不论他怎样作抉择，从长远看来，显然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且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不过，不论他怎样作抉择，从长远看来，显然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且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第五章科学研究的效率　　我们一旦承认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就有可能问一下：究竟科学是有效率地还是效率低下地执行着这个功能？取得的成果是不是以现有人力和物力资源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不过，我们对科学效率低下程度的判断将主要取决于我们对于什么是科学的功能的看法。什么是科学的功能乃是本书的中心问题。在对这个问题不预先作出判断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就科学的各种假定的功能，来谈谈科学研究的效率的。　　科学的三个目的——心理目的、理性目的和社会目的。　　我们可以认为，科学作为一种职业，具有三个彼此互不排斥的目的：使科学家得到乐趣并且满足他天生的好奇心、发现外面世界并对它有全面的了解、而且还把这种了解用来解决人类福利的问题。可以把这些称为科学的心理目的、理性目的和社会目的。科学的社会功用将是下一章的课题。我们在这里仅涉及另外两个目的。　　显然不可能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联系科学的心理目的来估量科学的效率。不过由于心理上的快慰在进行科研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只要讨论科学的总的效率，都应该把这种心理上的快慰考虑进去。　　无可否认，对于愿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来说，这种工作是极为令人快慰的。总的说来，人们正由于预料到这种乐趣才愿意当科学家。不过这并不是科学所特有的一种乐趣。在几乎一切职业中，都存在着运用有训练的好奇心的机会。这种好奇心在本质上无殊于在科研中所表现出来的好奇心。科学界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并不说明天生有好奇心的人的数目自发地有所增加，而只是说明人们认识到科学可以给科学事业的资助者带来多少价值。心理上预先存在的天生好奇心就是用于这一目的的。科学利用好奇心，它需要好奇心，可是好奇心却不就是科学。　　说来很奇怪，直到比较近的时期，科学家们自己才设法用科学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快慰来为科学辩护。最初，人们本来是用科学是对上帝的赞颂或科学可以造福人类的说法来为科学辩护的。这些说法虽然等于默认心理上的快慰是从事科学事业的理由，但在表面上却把科学同神和功利联系起来，因为神和功利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总的社会目的。十七世纪的科学家有明显的理由坚持科学的功利论，因为只有他们能看出科学的潜力，而且他们还需要外界的支持，而只有指出它的物质好处才有可能获得这种支持。他们也不得不坚持这种实用的功利论以便反对象斯威夫特教长那样的诽谤者。当时，斯威夫特教长曾经讥笑当代的科学家从事空虚和无益的幻想。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家们并不真诚地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益于社会的，他们也的确没有想到把科学的成就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纯科学的理想　　早期的这一信念在十九世纪开始动摇了。那时，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科学可以用于而且正用于卑鄙的目的；因此，早期的信念就被纯科学的理想主义——从事科学而不求应用和报酬——所取而代之。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他的颇有说服力的文章中，说出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科学家的感想。　　“事实上，自然科学的历史教导我们（我们无论怎样仔细地牢记住这个教训都不过分）：对于生来就有解释自然界的天才的人们来说，通过自然科学可以取得的实际好处从来都没有、而且以后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足以使他们鼓起勇气去经受劳苦，去作出这个职业要求它的从业者们作出的牺牲。推动他们的脉搏跳动的是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和他们由于发现古代诗人所歌颂的事物的原因而感到的欢乐——由于把存在规律的领域不断推向那无法达到的无穷大和无穷小目标而感到的无上欢欣。我们的小小生命竞赛便是在这两个大小极端之间进行的。自然哲学家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有时是有心地、更常见的是无心地发现一些证明有实用价值的事物。　　由此而受惠的人十分欢欣，科学一时成为一切工匠的黛安娜。不过就是在欢呼声响彻云霄的时候，就在这种研究浪潮所带来的漂流物正在变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财富的时候，科学研究的浪峰早已远远地翻腾于无限的未知事物海洋之中了。”“因此，虽然我们一刻也不假装瞧不起增进自然知识的实际成果和自然知识对物质文明所起的有益作用，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已经指出一二的伟大思想和我过去力图在自己所能支配的短暂时间中加以概括描述的道德精神，构成了自然知识的真正和永恒的意义。　　假如这些思想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注定会随着世上岁月的荏苒而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起来，假如那种精神会象我相信的那样注定要扩及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而且会随着知识的范围的扩展而扩展；假如我们的种族在逐渐接近成熟的时候，象我们相信的那样，发现世上仅仅存在一种知识，而且也只有一种方法来获致它；那末，尚在幼冬时期的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感到：我们的最高职责就是认识到增进自然知识是正确的，从而帮助我们自身和后人走向人类未来的崇高目标。”——《方法和成果》第54及第41页。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纯科学的理想是一种势利习气的表现，是科学家追随大人先生亦步亦趋的标志。一个应用科学家一定显得有点象生意人；他冒着失去业余爱好者地位的危险。可是，由于坚持为科学而科学，纯科学家就抛弃了自己的工作所起借的肮脏的物质基础。　　把科学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　　随着战后产生的普遍幻灭，连纯科学的观念也开始褪色了。这种心理的产生似乎说明：追求知识只不过是把童年的好奇心继续带到成人生活中去而已。赫胥黎的一个孙子在描写科学家时，叫他的一个角色说出下面的一段话：“我现在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生活——致力于学问、科学研究、哲学、美学、批判的生活——的真正美妙之处是它的轻松愉快。这是以简单的知识图案来代替复杂的现实；以静止的和形式的死的东西来取代令人迷惑不解的生命的运动。了解很多艺术史——举例来说——的知识，对形而上学和社会学形成深刻的观念，要比亲自直觉地了解自己同伴的许多事情，要比同自己的朋友、恋人、妻子和儿女保持满意的关系容易得多。生活要比梵文或化学或经济学难得多。知识分子的生涯是小儿的游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知识分子往往变成小孩子——然后变成白痴，最后，正如前几世纪的政治和工业发展史所清楚显示的那样，变成杀人的狂人和野兽。受压抑的功能不会消亡；它们恶化、化脓、回到原始状态。但是在这时候，要做一个有知识的小孩子或者做一个狂人或者做一只野兽，要比做一个同人家合得来的成人容易得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人们才这样迫切地要求受到高等教育。人们象涌入酒店一样地对书本和大学趋之若鹜。人们认识到自己难以在这个奇异的当代世界中过应有的生活，想要忘掉这一切；他们可悲地无法成为生活艺术家，也想要忘掉这一切。有些人借酒消愁，不过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书本和艺术爱好：有些人想靠纵欲、跳舞、电影、收听无线电来忘掉自己，其余的人则想靠讲课和科学性的嗜好来忘掉自己。书本和讲课比酗酒和女色更能消愁，事后不会留下头疼的感觉、令人失望的postcoitumtriste（聚会后的悲哀）的感觉。　　我必须承认，直到不久以前，我也曾十分严肃地看待学术、哲学和科学——所有这些都被华而不实地统称为“追求真理”。我一直把“追求真理”看作是最高尚的人类任务、把“追求真理者”看做是最高贵的人。不过，大约到去年，我才开始看出这种有名的“追求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无殊于任何其他嗜好的嗜好，一种真正的生活的相当优雅而精致的代替物；“追求真理者”的作风也变得和酒徒、纯唯美主义者、商人、“放荡儿”的作风一样愚蠢、幼稚和腐化。我还看出：知识分子喜爱一种消遣，就是以简单的因而也是虚假的抽象来代替活生生的复杂的现实，追求“真理”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这种消遣的一个雅名而已。但是追求“真理”要比学会过完满生活的艺术容易得多（在这种生活中，“追求真理”当然会同九柱戏和爬山之类其他娱乐一道，占有其应有的适当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继续过分地沉溺在阅读知识性书籍和进行抽象概括的罪恶中，虽然这个原因并不能证明我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过完满的生活是一个更加严肃、更加困难的任务。我会有坚强的意志摆脱自己这些懒惰的知识主义习惯，把自己的精力用于过完满的生活吗？即使我的确想改变这些习惯，我会不会发现遗传是这些习惯的根本原因，而且我自己生来就不能过完满而和谐的生活呢？——摘自奥尔德斯·赫胥黎著《对位法》，第442—444页。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认识到：科学现在主要是被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把许多人毁掉。因此，归根结蒂，为科学辩护的理由是：它是十分有趣的消遣。虽然很少有人承认他们持有这种态度，其实它在科学家当中、特别是在拥有比较稳固和比较舒适的职位的科学家当中极为普遍。科学是一种最有趣和最惬意的消遣，因此它才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不同类型的人。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同未知事物进行游戏，人们在其中只会获胜而不会失败。对其他更善于考虑到人的因素的人来说，这是不同研究者之间的竞赛，看谁首先从大自然夺得奖赏。科学具有字谜游戏或侦探小说所具有的使千百万人入迷的一切特点，唯一的不同之处是：科学中的难题是大自然或偶然性提出来的，而不是人提出来的，而且并不是肯定能够得到答案的，一旦有了答案，往往又会提出一些比原来的难题多得多的问题。　　假如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考察科学的现状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总的说来是令人满意的。科学家只是根据纯物质上的理由有一些不满意见。只要向科学家提供足够的薪金、相当可靠的任职年限，再免去完成某些特定任务的义务，科学家就十分满意了。从我们已经谈过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科学家连这些条件也没有。不过不少科学家还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的，而且这些条件毕竟是一种完全做得到的理想。假如游戏是唯一重要的问题的话，那么从其他角度看来构成主要缺陷的问题——缺乏仪器和情报、缺乏总的计划或指导，不能使科学同其他人类活动协调起来——就全不重要了。可以把实际的物质缺陷看作是妨碍游戏的额外障碍；科学家克服这些障碍本身就是受教育。科学家的工作条件特别容易使他采取这种游戏观点。不过把科学单纯看作是一种游戏的危险在于：把游戏作为一种毕生工作并不是经常能带来经久不衰的或者充分的满足。人们需要感到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还具有社会意义。连莫菲那样卓越无比的表演家也不能从自己的成功中得到满足。因为他不能容忍别人把他仅仅看做是象欺骗对手。　　科学与玩世不恭不过由于专业化范围十分狭窄，而又有人抱着在现有条件下尽力而为的态度，因此，仍然有不少科学家过着比较愉快的生活。某些视野较为开阔的人还可能有意识地接受这个态度。一位教授说过：“每当我向外界观看的时候，我都看到一片悲惨混乱的景象，以致我宁愿埋首工作，把自己无论如何也无能为力的事情忘掉。”其余的人则从心理学角度看待科学研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承认科学本身完全无用。这种态度表现在一些力图证明精确知识不可能为人们所获得、力图证明决定论，甚至简单的因果性都不管用的理论上。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观点认为科学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多少有装饰作用，但无论如何也是毫无用处的。不过事情是很清楚的：不管科学家自己怎样想，世界上决没有任何经济制度愿意为了让科学家消遣一番就把钱付给科学家。科学也同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一样，要想前进，就必须付给人家一笔过境费用，虽然这笔费用不一定总是采取纯粹的物质形态。我们还应该把科学的声望和它对道德和政治的影响考虑进去。　　科学在技术上的低下效率　　科学家所以有可能以接近满意的态度来接受目前科学工作的条件，完全是由于专业化范围极其窄狭的缘故，或者是由于他们采取极彻底的玩世不恭态度的缘故。如果根据我们的第二个衡量标准——整个科学知识的极为迅速的发展——来判断，就决不可忽略这个制度的低下效率。科学家的大部分工作都浪费了，要末是由于眼前缺乏仪器或助理人员，要末是由于没有同其他工作充分配合，最后，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大可能湮没在一大堆混乱不堪、读不胜读的科学文献中。　　糟糕的组织形式假如我们设法更为周密地考查一下科学作为发现新事物的方法的低下效率，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源出于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经费数额完全不足，关于这一点我们早已谈过了；第二是组织上的缺陷。由于组织上的缺陷，连这一点点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浪费掉了。科学家可能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有点近乎大逆不道。即使真是这样，也不应该公开说出来。因为科学界目前获得的那一点点钱，也是由于人们相信它卓有成效才得到的。一旦人们怀疑科学家浪费了交给他们的钱，他们连那么多的钱也得不到了。不过这种忽视科学界内部效率低下情况的君子协定，从长远看来是肯定会带来灾难的。不论怎样小心地掩盖这种事情，人们总是会怀疑有这种事情，并且愿意施舍的人和普通公众也会产生隐约的猜疑。对科学来说，由此而造成的损失要比公开的指责厉害得多。同样地，如果有一套详尽的道德规章规定医生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相互支持，决不承认同业中存在统计学上不可避免的差错，也决不承认同业中有同样不可避免会有的恶棍和笨蛋，那也只能使人们更加不相信正式医务人员而使庸医和江湖骗子得利。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考虑到：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内部工作组织，科学家就永远也不可能为自己的一行取得他们认为应得的赏识或者科学事业所急需的更多经费。　　造成目前的科研现状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具体科学活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协调这些活动的组织却没有在事前规划好，而是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而扩大，总是比科学活动晚一步。这是人类的各种机构发展的总的状况。不过就科学而言，情况由于特殊因素而变得更加严重了。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各不相同，同时他们的兴趣同行政部门的兴趣也大不相同。科学家们本能地不愿意占用具体工作的时间去处理组织的问题；因而这些事情大多交给少数薪金相当低微的官员以及年龄较大、不再接触当前动向的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去处理。　　科学研究的低下效率与其说表现在深度上不如说表现在广度上。越是接近科学家个人和他的工作，效率就愈大；调查的范围愈大，效率低下的状况也愈严重。科学的实际发展太快，以致它现在受到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丰硕产物的干扰和妨碍。这主要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表现于工作本身上面。　　实验室工作对人才的浪费但是，即使在具体工作中，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虚假的节约而造成相当大的浪费。由于设备不良和缺少足够的实验室助手和机械师，许多科学家不得不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机械性和常想性工作上。他们不一定对这种工作十分熟练，而且这无论如何是会妨碍他们的正当工作的。在这里，人们可以不无理由地提出异议说，这有时是塞翁失马；科学家只有在进行有意义的观察和操作的时候才需要全神贯注地工作，工作过度会使神经过份紧张；科学家有必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工作节奏就可以放慢到适于人体的速度。不过，当然应当让科学家自己选择自己要做的日常工作。没有必要阻止他做机械性工作，但在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一定要他这样做。　　这种情况所以难以改善，主要是因为科学工作的经济算盘同一个盈利社会的算盘不完全相同。每年收入400镑的科学家可能由于没有一个每年要花费150镑的助手而不得不浪费掉四分之三的时间，虽然这种安排十分不讲效率，对于大学和有关的政府机构来说，这只是每年花费400镑还是花费550镑的问题而已。由于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表示科学家的工作的价值，他们总是会选择前一个数字。人们确定了科学研究人员和助手之间的某种传统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一般都太低了，没有顾及现代科学不断提高的机械化程度和由此造成的愈来愈需要更多科研辅助人员的局面。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机械师。他们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充分发挥过作用。这是绝对浪费金钱的清楚例子。一个实验室机械师能制造大部分必需的比较简单的特殊类型的仪器，成本几乎总是低于科学仪器制造商所供应的仪器的价格，往往只达到其价格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事实上，可以向制造商购买的唯一合算的仪器都是一些由于有工程用途或其他用途而大规模制造的东西，例如一切无线电器具。　　虚假的节约凡是科学研究成果的取得关系到财务收入的地方，例如在比较进步的工业实验室中，一般并不缺少有训练的助理人员，可是人们往往认为：这些实验室所以很少做出有科学价值的工作，正是由于助理人员过多，而不是由于极易使工业科研得不出成果的人事因素和组织上的因素。人们在提出这个论点的同时，往往还要对依靠火漆和绳子进行工作的实验室加以表扬。的确，让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接触材料并且亲自去克服眼前的物质困难，要比派给他们大批职工和助手更能迅速查明哪些科学家有能力和哪些科学家没有能力。过去许多最伟大的实验科学发现也的确是靠极为简陋的仪器获得成功的。不过人们不应该从这些事实得出结论说，早期科学家在物质上的困难正是他们伟大的原因，或者只要制造一些困难就能再度自然而然地促成伟大的成就。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所观察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就促使人们去使用越来越精巧的仪器。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一般科学工作者的学识质量也必然会降低，因为居民中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的比重比过去增多了。虽然科学的威望吸引了在从前本来会从事其他职业的有才能的人士，可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吸收有才能的人员的速度。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一般科研人员能象过去的寥寥可数的几个科学家那样，从不充分的材料得出成果来，那是不公平的。科学上的清教主义最终是会贻害自己的。　　科学工作者的薪金　　我们已经谈过科学工作者的一些经济情况，不过在这里还是值得再提一下，因为这是造成工作效率下降的一个因素。很难估计出科学工作者的平均工资是否足够。首先，我们对他们拿到多少钱知道得不够确切，不过一般的印象是：虽然大学毕业生在开头几年的工资过低，年龄较大的工作者通常每年都能拿到300镑至600镑的薪金。这相当于他们的要求不高的需要。具有同等能力的人也许的确可以在企业的其余部门多拿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薪金，不过据认为：科学工作者的工作称心足可补偿这个损失。　　常常有人议论说：由于财富是现代社会中衡量地位的唯一标准，假如科学家的薪金相当于目前的二倍或三倍，科学才算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这种说法却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薪金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目前社会并不重视科学，因而它就没有理由向科学家付出更高的薪金。而且直到现在，科学家本身并没有表示过自己需要更高的薪金。他们甚至还没有采取工会式的联合行动或者建立在医学界和法律界十分成功的关门式行会制度，来大规模地争取更高的薪金，不过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化学家协会和各科学研究所却是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些步骤。增加科学家待遇，总的说来是不是会有利于科学事业，也有些值得怀疑，因为这自然会吸引来大量自私自利的人，科学在目前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我们已经看够了经济竞争给科学造成的损失，所以不愿意去扩大这个因素。　　不论指出科学家的平均收入有什么理由，人们很难为工资在各种类别之间的分布状况说出道理来。科学家收入的高低差距很大，虽然这和一般收入差距比起来算不了什么。每年能拿到2，000镑以上的教授很少，向优等毕业生提供的每年收入一百镑以下的研究职位也不多。以这种待遇雇用科学家的单位解释说：由于他们能经常找到这种工作的求职者，它们实际上是对本来找不到这种工作的人们施恩。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在发给研究津贴时，不是把研究生的研究工作看作是拿报酬的工作，而把它看作是适应将来工作的一种训练，因此，当申请人能证明自己无法从父母得到帮助，也无法从地方当局或其他地方得到津贴时，它仅发给他们平均为130镑的、总的来说为数很少的津贴。　　确确实实存在的薪金差距，特别是每年400至500英镑的讲师薪金和每年为1D000英镑的教授薪金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推动科学界内部趋炎附势和猎取肥缺的极大动力。如果能使薪金有更均匀的分布，科学界就更有可能实现内部民主。这种民主将比科学界目前的寡头独断组织更能应付自己的任务。　　另一个更令人痛心的缺点是，科学职位、尤其是工业中的职位和一切低级职位的任聘没有保障。我们已经在82页中提到现行制度的弊病。由于现行制度要求马上见效，成果丰硕，它必然加重科学内部工作效率低下的状况。有前途的科学家往往不敢承担一项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对科学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工作，因为他不知道一二年后，如果他拿不出什么具体成果，他是不是得离开那个职位。使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年轻和有前途的工作者，不能专心致志，不能获得有条理的思维所必需的平静心境的，还有一般的经济上的忧虑，只不过更为隐蔽罢了。　　科学研究所　　在现代的条件下，大部分科研工作是在实验室或研究所中进行的。这些研究单位拥有四至四十名科研工作人员，从事研究一些多少有关联的问题。迄今我们只研究了个别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实验室组织的效率也许对科学的进步更具有意义。目前科学组织方式正处于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它正从科学只是个人努力的总和的阶段过渡到人们通过自觉的合作促进科学进步的阶段。科学家个人的贡献通过这种合作而被吸收到总的成果中去。今天的实验室相当象早期的原始工厂。这种原始的工厂由一些独立的劳动者组成，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工具，并得到电力或材料之类某些常见的供应品。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形形色色的实验室组织方式。在某些实验室里，工作人员总是保持几乎完全孤立的状态。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把自己办公室的门锁起来，许多人工作了多年还不知道其余的人在研究什么问题。在其他的实验室里，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例如，一个工作人员可能负责全部光谱工作，另一个负责显微镜分析工作等，不过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工作往往限于少数专家，大部分科研工作者还是相对独立的。　　目前，内部配合的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实验室主任的性格。处于一个极端的是一种专制式的实验室。实验室主任把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当作他个人的助手，不时向他们规定要执行的任务；处于另一极端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实验室，其中每一个工作者都是独立工作的，他选择自己的课题，并且仅作为一种礼貌而向主任提出报告。第一种极端例子的内在危险在于：它妨碍独创精神，不能使助手具有责任感。就是在这类实验室里，高级人员尽量利用低级人员的工作成果的情况继续存在着。不少人几乎完全是通过巧妙的合作来赢得科学声誉的。如果人们象经常发生的那样遇上一位年龄又大又专断的主任，研究的内容就可能是三十年前认为重要的课题。结果我们发觉：在任何一个学科中，除了对研究课题作常规的描述和实验之外，能对科学思想的进步有所贡献的实验室，只是全部实验室中的极小的一部分。　　另一极端的无政府状态的实验室则存在不同性质的弊病。在完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除了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之外，大家都面临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的问题。他们不得不过分依赖自己的才智。鉴于科学工作一般说来都很难搞，个人的才智可能是十分无济于事的。这类实验室容易培养出一批科学隐士。他们相互妒忌，偷偷摸摸地一个人独自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还有一种比较能够互相合作的安排。主任和研究人员经常正式地或非正式地互相商量，研究工作的一般进展情况和派个别人员去解决某种共同性难题的办法。显然最后一种类型同可以避免内部浪费的组织方式最为接近。不过在目前，共同合作进行研究的实验室还是凤毛麟角。只有遇到一位有极大预见力和愿意把权力下放的主任时，才能有这样的实验室。这种人在科学界中仍然太少。除了为数寥寥的几所这种类型的实验室之外，一般实验室都没有长远的多年综合规划或工作方案。由于除了笼统了解之外就无法知道实验室正在做什么工作或者将要做什么工作，所以不可能使这些工作和其他地方类似的一些实验室的工作或者同一地方的各种不同的实验室的工作配合起来。因此，本来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来研究的许多普遍性的科学问题只得由个人分散进行，而且工作的成果总是不完整，不得不吃力地从许多分散的来源凑集起来。　　大学实验室迄今所谈的大体上适用于一切实验室工作，不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机构的实验室又各有特殊的缺陷。除了某些突出的例外，大学实验室的主要缺陷是规模小、设备不足。使用火漆和绳子来进行科研的说法就是从这些地方产生的。研究手段的缺乏到处妨碍着工作：无法雇用新的助理人员、可能要经过好几年才能获得一次补助金来购买一件仪器。最后，工作成绩十分令人失望，因而使一些课题的研究工作变得疲疲塌塌。如果我们说我国几乎有一半大学实验室处于这种状况，那也许并非过甚其词。由于把力量分散到数目众多的实验室，这种倾向就更加严重了。这种分散是极为不经济的；由于无法共同利用设备，不得不无谓地重复购置设备，还缺乏联系和相互激励。只是靠了科学学会才部分地补救了这个缺陷。　　大学科研工作的另一特有的缺陷是教学对科研的干扰。　　这是一个内在的困难问题，而且无法简单地予以解决。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大学教师承担一些科研任务是有好处的，即令只是为了使他在他自己的眼中和他的学生们眼中具有一个真正科研工作者的地位。在另一方面，每一个科研人员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从事教学工作，学会怎样说明自己的成果，学会怎样认识科学的比较普通的方面，也肯定会得到好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之间的正确比例以及如何选择这两种人员，还有如何确定每一种人员用于教学和科研的适当时间分量。照目前情况看来，大学中的教学职位远比研究职位为多，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有一些主要兴趣在于科研、而且只要有可能便会去担任科研职位的人员只好担任教学职务。大学教师几乎总是要末忽视了自己的教学，要末忽视了科研工作。他们不少人根本不宜于教学；还有的人感到教学的需要妨碍他们不断地考虑和关心科研工作，而这种关注则是科研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在较高级人员中，这种情况更其严重，因为他们除了有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还有行政工作。由于时间紧迫，必然促使人们尽量挑选日常性质的工作做，年复一年内容不变的老一套的讲课要远比新开设的课程便当，于是改变课程或者改变实验室组织方式就变得几乎难以设想了。　　捐赠的影响大学科研工作特别容易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由于大学接受捐赠而产生的。这些捐赠总是有利也有弊；除了在规模极大的大学里人们可能通过适当的巧妙办法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分配捐款之外，捐款容易完全不合理地破坏学习课程的平衡。某些系营养过多，另外一些则处于饥馑状态。　　由于英国的富人比较吝啬，捐款的全部弊病可以最清楚地从美国的情况中看到。然而捐款附有条件决不限于美国。甚至在我国，人们也隐隐约约但确确实实地感到施主的影响的存在。较老的大学，由于接受老的捐赠基金而这些基金又早已给施主们带来荣誉，因此，情况都很好。除了较老的大学，大学的方针与其说往往受旧施主的操纵，不如说往往受未来的施主的操纵。大学科研的发展既有赖于教授们和系主任们的科研能力，也有赖于他们从当地巨头获得金钱的能力。如果由于某些科研人员的研究活动，一个系可能受到经济损失的话，就连开明的系主任也不敢贸然雇用他们。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这些考虑尤其起作用。对其他学科来说，科研工作者的挑选和训练方法一般都足以防止这方面的令人不快的情况发生；不过这本身就是对现行制度的严厉批判。　　政府办的实验室政府控制下的科研工作的特殊困难主要是由于官僚主义的方法而产生的。政府机关和陆军的管理方法基本上不适宜于科研工作。科研总是去探索未知的事物，它的价值不是按所费时间衡量的，而是按所想出来和试验出来的新设想的数量衡量的。用记时钟记录上下班钟点的有规则的作息时间，加上每年两星期的假期，并不能帮助人们的独创性思考。科学家的工作时间极不规律。有时可能连续几个星期，每天都要工作十六或二十四小时；在其他的场合中，耗于实验室的全部时间都白费了。参加联欢会或者去爬山反而会取得最好的效果。在政府实验室中，不但工作的条件很不适宜于科研工作，而且工作本身往往也是带有日常性质的。政府办的实验室当然必须做大量的日常性质工作，不过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它们往往对人员不加区别地使用，因而，既使有前途的科研人员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又使其他的人不敢到它们那里去工作。　　受政府雇用的科学家在两方面都吃了亏。他不能享受学术界特权，又没有文职官员享受的提升机会，甚至往往得不到文职官员享有的职业保障。较高的职位仅能由拥有行政级别的人来担任，因而不少在政府工作的科学工作者都直接由一些至多略知一点科学知识的人来指导。今后的情况可能更差；高等文官考试已经取消了科学常识这个科目。同时，很大一部分科学工作者都不是固定人员，仅仅担任临时职务，或者作为进行特殊研究工作的学者或工作人员而受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各种因素之外，还要加上职业无保障的因素，妨碍着人们超出规定的最低限度做更多工作。　　难怪在这些条件下，不少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不愿为政府工作。几乎所有能取得大学职位的人都宁愿拿比政府所给工资低一些的工资，到大学去工作。　　工业中的科研工作保密有两个因素严重影响工业科研工作的效果。一个是笼罩着科研工作的普遍的保密气氛，另一个是科研工作者个人缺乏自由。由于任何研究都是秘密的，它当然使所有从事这种科研的人不能同外国和大学里的科学家同行们保持有效联系，甚至往往不能和同一公司其他部门的同行保持有效的联系。保密的程度自然各有不同。某些较大的厂商从事具有一般性和根本性的研究，不保密对它们极为有利。不过，许多有赖于这种研究的生产方法，在取得专利权之前却是以完全秘密的方式来探索的。还有更多的生产方法根本不申请专利，而被当作秘密方法保存起来。这一情况尤其适用于化学工业。因为，偶然的发现在化学工业中比在物理性质或者机械性质的工业中作用要大得多。有时秘密得连研究的性质也不能说出来。例如不少厂商难得从图书馆借阅科技书籍，因为它们不愿意因为借了某一本书而让人家把自己的名字记下来，唯恐其他厂商的代理人会猜出它们可能在进行什么种类的科研。作为另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举出科学工作者协会编写的《工业研究实验室》为例。这本书载有各实验室的详情、大约的支出金额、雇用的科研人员人数等等。在编写时，向450家进行科研的厂商发出了通知书。其中只有80家有回信，在这中间仅有35家提供费用的详细数字，12家甚至拒绝说明自己雇用的合格科研人员的人数。一家厂商回答说：“我厂实验室人员的姓名是永远不让人家知道的。”（参看附录Ⅲ（C））不管这种保密的方法是如何的不道德，只有当保密同进行秘密研究的人们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时候，这种保密方法才有实际效果。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现行制度却害了自己。有关厂商普遍禁止使用工业科研的成果只能使科研人员灰心丧气。如果厂商由于愚蠢或则由于占有稳固的垄断地位，认为使用改进的方法不值得的话，那末研究人员就不值得费力去改进这些方法了，或者事实上，就不值得他在自己本身利益范围之外为企业操心了。科学家很少是一个董事，甚至很少是企业的一个重要股东；他对保密的兴趣通常仅限于保住饭碗和增加一些工资或者从每一项交他做的工作中取得小额的或名义上的奖金。事实上，为了避免树立一个以后不能不遵循的标准，表现出自己在这方面很有能力是有点危险的。在开头一段热心的时期后，一旦科研人员看到自己工作并没有使社会或科学事业得到什么好处，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金钱上的好处，他们就不会费很大力气不辞劳苦地推进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更有可能牺牲企业的利益，采取一种有效的虚张声势的办法。　　缺乏学术自由工业中的科学家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便是缺乏学术自由。大多数人员是根据合同来工作的。这些合同几乎完全是为保护厂方利益而制定的，未来的雇员通常总是过于无知或者是过于害怕，而不加以拒绝。在一定期间，一个人的脑力产物被收购了。他的一切发明和设想，即使是在工厂外面研究出来的，也全部归厂方所有。一切专利权，即使能赚到成千上万英镑，也必须以每项十先令的价格交给厂方。有些合同甚至阻止工作人员在离开本厂两年之内到敌对的工厂，亦即同行业的其他工厂去工作。这实际上就是说：他要长期地受厂方的束缚，而厂方却不受他的束缚。近来出现了更加糟糕的弊病。厂方雇用科研人员的合同明确规定：有关人员的工作应终止于三十岁或四十岁。当他们年纪轻、聪明而且便宜的时候就雇用他们，到时候就把他们解雇掉，使他们没有就业的希望。不用强调说明就可以明白：这决不是让一个科研人员大显才能的办法。企业领导人缺乏科学知识的状况在两方面都起了坏的作用。这使人们不能适当地赏识或奖赏科学家，但又使企业无法了解自己的科研人员整天忙忙碌碌，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干。到工业实验室参观的大学科研人员往往对那里雇用的科学家的无知感到惊讶（从工厂科学家所处情况看来，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他们对于这种无知状况竟然能瞒过企业领导人，就更为吃惊了。　　政府管理的实验室所固有的一切缺点也更其有力地表现在一些工业实验室中。一个大企业科研经费充沛的好处由于相应发展了官僚主义而丧失殆尽。科研人员自己支配时间和假期的自由也同样受到很大的限制，实际上往往使工作受到损失。工业中的科学家每年在大学实验室里工作譬如说三四个月将大有好处，可是很少做到这样，甚至连参加科学会议或科学讲演的机会也受到相当的限制。一家大企业甚至规定：大学专为工业中的科学家举办的学术讲演应在业余时间进行，这样就砍掉了事实上比讲演本身更为重要的讨论时间。还存在着日常性质的工作过多和希望科研工作立即收效的很自然的倾向。　　低标准科学家的管理能力本来就普遍很差，因此，他们更无法指导和控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付诸应用的总进程。　　这往往使他对工作失去兴趣。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工业中比较有天才和比较有进取心的科学家往往回到大学去从事科研。即使少拿很多薪金，他们一般还是愿意去大学工作。比较看重金钱的人，担任了次要的经理职务，其余的人只好安于现状，进行日常任务，在工作上不太活跃，也没有什么大的创造精神，其最后结果自然是：工业科学实验室的效率特别低，尤其是从仪器设备费用比较多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个缘故，科研对企业的潜在价值是被大大低估了。　　鉴于工业科研的工作条件，无怪乎在人们选择职业时，工业中的科技职位处于科研工作中最低的一级，而且往往低于中学科学教师的职位。虽然也有一些出色的科研人员，为了这样的或那样的原因参加工业工作而且继续留在那里。不过这是例外情况。工业中的科研人员总的说来不能算是比较优秀的科学工作者。这种倾向由于吸收工业科学家的方法而变得更加严重。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最大的企业中，工业科研人员也主要不是由科学家来挑选，而是由负责所有人事任命的人员来挑选的，因此，外表、遵奉时尚、公立学校学历、文体活动特长，即使不是摆在学识资格之上，也是和学识资格相提并论地一起加以考虑的。忽视上述最后一个条件，还有一定的理由，那就是，就大部分情况而论，由于大学教育性质的缘故，大学训练出来的学生很少或根本不能担任工业科研任务。因此，招考办法和各种条件合起来就使工业科研工作变得必然是由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可能很勤奋，但肯定不很能干，也没有进取心的工作人员来担任。工业科研的目前状况没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改变，因为这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工业生产本身的性质。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为利润而生产无可避免地使科学的应用走上邪路，而且从而也使科研误入歧路。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垄断直接促使大家相互保密并且扼杀基本研究工作。使得工业科研特别没有创造性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它是由具有纯商人气质的人来控制的。他们一般对科学一窍不通，把它的成果看作是商品，并且把得出这些成果的人看作是雇用的工人。有理由相信：这方面的情况远比五十年以前更糟糕。特别是大企业，控制权已经从不能不懂得科学的创办人手中转到对科学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的继承人手中，而同时由于垄断，科学家们实际上完全没有可能自己设立任何规模的新企业。　　对九家电气和化学企业的董事们所作的一份分析，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靠了科学存在的这几家企业都是由具备科学才能的人所创立的，而且控制了我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业科研工作。在114名董事中，仅有13名具有科学学历，他们分散于五家企业之中，其中有五个人在同一家企业中。所有这些董事之中只有一个人是科学界中卓有才能的人。在这种环境之中，科学工作者对于上级管理部门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董事们不仅不懂科学，而且由于他们所属的阶级的传统或者由于他们所愿意归属的阶级的传统，他们总的来说对科学精神是极为敌视的。　　科学仪器　　造成科研工作效率低下的一个重大原因是科研仪器的费用和性质。除了由实验室工场自己制造的少量仪器之外，科研工作者依靠科学仪器工业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器材。科学仪器工业是一个依赖科学而存在的工业，虽然它自己也从两个较老的工业，玻璃和陶瓷工业取得供应品。早期的科学仪器制造商要末是专业性质的钟表或眼镜制造商，要末是天性爱好科学的有发明天才的人。他们为了维持生活或独立进行研究工作，不得不去制造仪器。这些人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发现消色差透镜原理的便是第一个多隆。整个现代天文学、显微镜学和摄影学都是以这个原理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