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3

这个氏族最终取得对其它氏族的支配地位，其首领僭称是天皇时，日本帝国因此而诞生。此时出现的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社会，里面残存着许多氏族制成分。日本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首领。但是，由于帝国是中央集权制，氏族组织就瓦解掉了。氏族组织被扩张的大家庭取代。大家庭是父系续谱的血亲群，由若干人组成，比原来的氏族小，亦不会跨越不同的阶级。社会由四个阶级组成。底层阶级叫秽多①，即被遗弃的人。这群人的起源尚不清楚。其核心大概是前帝国时期的战俘奴隶，不过它后来扩充到包括各种各样的被遗弃的人，罪犯，甚至偶尔还包括一些贵族。这些贵族是在礼节要求他们切腹自杀时没有勇气自尽的人。　　①秽多（Eta）—从事最低贱职业者，如屠夫等。　　秽多之上是平民，平民分为种植者、手工匠和生意人。从事种植的农民在经济上处于运气不佳的地位，因为谁都可以向他们征税，但是他们有社会威望。务农本身是光荣的职业。甚至连武士也可以改行务农而不至于失去他的武士身分。手工匠人比农夫的地位略低。　　最初的时候，日本商人的地位低贱。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锁国时期”，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在此期间，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来了。为了控制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氏族坚持说，每一位贵族都必须住在京城，要不就从本家派一位管家的成员住进京城。原有的封建经济是一种生产型的经济，现在它被改造成了一种奢侈的货币型的经济，因为贵族及家眷居住京城后，必然要用现金买礼节需要的奢华的衣饰，要用现金维持其威望所需的住宅。　　日本历史上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行会和工联，它们主要在奢侈品制造业的较大的中心开展活动。组成行会的日本城市工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驯服的下层阶级。如果他们觉得受到贵族的虐待，有组织的行会就要回击。由于城市中集中的人口越来越多，商人遂开始发财，而贵族则维持住了自己的威望。商人还逐步获得了威望。日本开放之前的一百年间，一位破产的贵族可以通过娶富商的女儿，做上门招赘的女婿而重新获得家产，成为富豪。日本人的家庭没有嗣子时，有招赘的习俗，即挑选一位有出息的年轻人为嗣子，让他改姓。即过去的一百年间，一些最富有的日本商人家族就是这样用招女婿上门的办法而建立起来的。　　贵族构成世袭的武士阶级。因为贵族从农家娶来的妾所生的庶子也算贵族，所以贵族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地位最显赫的贵族幕府将军这一名号意为“凯旋将军’，它最初是天皇给北部戍边将军的封号，日本人与蝦夷人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战争。后来，幕府将军成了僭越皇权的世俗统治者的名号。幕府将军之下是大军阀，名曰大名。大名之下又依附着较小的首领和武士。日本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权力过多地集中在上层。欧洲的骑士直接剥削自己领地上的农奴。在日本，赋税由大名征收，然后才由他们分配给下层的贵族。这就使贵族的高贵依附于大名。贵族家的长子继承父亲享受军阀赏赐的津贴。如果贵族家庭无子，它就会失去享受津贴的权利。失去了特权的武士组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叫“浪人”。他们在军阀的手下当雇佣兵。他们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中招之即来，他们许多人在国外服务。因此，数百年间泰国国王的卫队是由日本浪人组成的。　　武士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准则，叫武士道。他们有独特的服饰，独特的社交礼节。他的护身甲由金属片做成，是用真丝仔细缠绕捆扎而成的。这样的铠甲能抗住刀砍—日本人的战刀只能用来砍杀。这种战刀能进入世界上加工最精湛的刀剑之列。将低碳钢和高碳钢逐层叠加，经反复锻打、折叠和焊接，就制作出了这种战刀。最好的日本战刀的叠合层多达两千。　　日本人与西方接触后，封建制度强加于人的服从和自律模式证明是显然有利的。它们给日本民族提供了一群爱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广大的民众经过训练愿意追随这些领袖。漫长的封建主义使日本人能够动员民族的精力，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对他们有价值的成分。无庸赘言，西方的军事战术是日本人最热心吸收的东西之一。　　处在社会阶梯最上层的是皇族。皇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原来，皇族仅仅是最强大的贵族氏族之一的首领。后来，他们被认为是神的后代，于是皇族就带上了神圣色彩，并且与其它贵族家庭区别开来。虽然皇族的婚姻只允许族内婚，但是王子可以从其它贵族家族中纳妾。妾生的庶子，根据日本人按父系续谱的习俗，也被认为是具有神圣的血统，而且拥有皇家完备的权力。于是皇族的血统越来越扩大。每当幕府将军与天皇发生麻烦时,总是有许多王子可供利用，幕府将军可以遴选其中一位王子来取代难以挟制的天皇。常用的手腕就是逼迫天皇退位，要他让位于一位年轻而听凭摆布的王子。　　日本最早的可以比较有把握确认的年代，大约是公元200年。日本在邪马台女王治下时入侵了朝鲜。我们了解这一年代，不是从日本的史料，因为当时日本尚无史吏，而是靠朝鲜和中国史官的记录。邪马台女王似乎是日本中部地区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她成功地团结了足够多的氏族，发动了这场大规模的向亚洲大陆的征伐。邪马台女王使一个大致是中央集权的日本与亚洲大陆发生接触。为朝鲜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日本铺平了道路。　　公元284年，应神天皇从朝鲜请来一位圣人为顾问。这位谋士首次把汉字传入日本。然而，再过二三百年之后，文字才在日本牢牢扎根。只有等到七世纪时，日本才接受亚洲大陆的文化和学问，成为开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座佛寺到公元600年才建成。它是在摄政王圣德太子督导之下完成的，圣德太子被称为日本佛教的始祖。公元645年，大化革新的发动者孝德天皇发展教育和提高人民的运动。这位发动改革的天皇还用过其它一些命号，因为日本的风俗规定，人出生时取乳名，长大之后取学名，还可能另有一个字号，人死之后还要取一个神名，如此等等。然而，无论用何名字，孝德天皇都认识到自己的人民不如亚洲大陆上的文明民族，他痛下决心有目的地改变这种局面。这一改革打上了日本人心理的印记。这种心理经久不衰地维持至今。日本人自古至今都愿意学习其它民族的思想和发明，从中得到实惠，虽然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态度和忠诚仍然是日本人的态度和忠诚。　　孝德天皇不仅仅试图使自己的人民受教育受开化，而且努力重组氏族政治，加强中央政权，当然所谓中央政权就是他的氏族的政权。他还努力给平民以更多的认可和自由。在这次借用外域文化组织日本文化的改革中，日本人接触的主要是朝鲜人。在下一个世纪之中，日本人离开日本列岛走得越来越远时，他们才发现，文明的中心不是朝鲜而是中国，他们过去模仿的朝鲜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手翻版。于是，天皇就派遣若干使团去中国学习，就中国的各种制度写出报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独特的事件，是历史记录上唯一的壮举—除了若干世纪之后日本历史上一个相类似的事件之外。在这次派遣使团的壮举中，一个国家有意识地着手按另一个国家的模式改造自己的形态结构。遣唐使在中国羁留了20年左右。在此期间，他们遴选了各种各样最有出息的工匠，鼓励各行各业的工匠把漆器、瓷器、珐琅等技艺跨海带到日本。他们还请许多朝鲜和中国的学者到日本，甚至于劝说印度和印度支那的学者和工匠去日本。　　于是，在七八世纪的日本发生了一场改造日本生活的运动，这次革新和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发生的革新相似。这两次革新对日本生活的重组，都以同样的心理需求为特征：感到自己太不如人，渴望赶上并超过世界各国。　　按照中国的路子改造日本文化的企图，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失败。此时在中国，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和职业官僚阶层已在形成之中，在以后的一千年中，科举制度和职业官吏制将维持这一形式。虽然日本人试图把这一制度引进日本，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获成功，因为日本贵族的主体仍然目不识丁。当时的日本学者为数极少，日本尚无文学和哲学，没有创立中国式文学和哲学的基础。在中国，封建贵族实际上在汉代之前已经毁掉了自己。在日本，封建贵族从未遭到毁灭，中央政府能控制封建贵族的时间非常短暂。结果，日本人委任官吏是靠“任人唯亲”，没有预选官吏的措施。既然日本人有强烈的对家族和氏族的忠诚模式，所以政府官职趋于世袭，趋于不考虑官吏的诚实和能力。　　大化革新之后，把统治权集中于天皇一身的努力归于失败。经过几代能干的天皇之后，这条路线开始消亡。日本人用非常典型的方式去对付这次中央集权的努力，他们维持了天皇的傀儡地位，赋予他越来越多的神性，同时把中央控制权从一个大的氏族转向另一个大的氏族。自9世纪至19世纪，天皇被他的神性和围绕他的禁忌捆住了手脚。比如，天皇静坐时要一动不动，因为如果他的头转动，他眼观的方向就会发生地震。他的身体非常神圣，以至其头发和指甲只有在他睡熟后才能修剪。他的个人用品以及他触摸过的一切都是禁忌。皇帝每一次用膳的餐具都必须是新的，用过的餐具立即被毁掉。这是皇宫里使用劣质价廉装具的借口。　　最初，世俗统治者对天皇很尊敬，可是后来他们的尊敬有所减弱。他们越来越把天皇看成是纯粹的象征。神圣的天皇与世俗统治并存的制度在源赖朝①的统治下固定成型，源赖朝担任幕府将军的时间是在1186至1199年间。当时两个大的氏族（平氏和源氏—译注）正在激烈交战，其余较小的氏族也卷进去参战。源赖朝为首的源氏战胜，于是他着手重组帝国，以便于他来控制。在此之前，日本人并不特别好战，氏族之间的世仇争斗当然是有的，然而自从源赖朝重组帝国之后，确定无疑的好战阶层出现了，因为这一次帝国重组还涉及到官职和俸禄继承模式的变革。这个好战的阶层统治日本，直至19世纪中叶日本的政治改革为止。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美国海军将领佩里②访问日本之后发生的。　　①源赖朝（Minamoto Yoritomo，1147-1199）—日本幕府制度创造人，夺取了天皇政府管理地方行政的权力，成为日本封建领主的最高主宰，他建立的幕府叫镰仓幕府。　　②佩里（Mathew Calbraith，1794-1858）—1853-1854年率舰远征，迫使日本与美国通商建交，日本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遂告结束。　　1192年，源赖朝被授予幕府将军的称号。这一称号并不新鲜，但是在源赖朝之后，它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具有了军事独裁者的意思。源赖朝保留了天皇和京都的宫廷。但是，在没有摧毁过去的文职官吏制度的情况下，他建立了由他控制的军人政府。他与强大的佛教高僧讲和，在各省任命了军事长官和征税官。源赖朝是一位政治天才，他建立的双重形式的政府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历时650年之久。　　到十八世纪时，幕府将军也成了傀儡。另一个统治家族夺取了政权，另一个统治机构就建立起来了。在欧洲化和明治维新之前的两百年中，政府机构包括神圣的天皇，可他处于极端遥远的背景之中，并且被完完全全捆住了手脚；包括天皇之下的神圣的幕府将军，可他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捆住了手脚；然后才包括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是丰臣秀吉①的后裔。丰臣秀吉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建立了事实上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政府给日本人的训练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　　①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7-1598）—16世纪日本封建领主，曾打败所有的大名，完成统一日本的大业（1590年），企图征服朝鲜、中国等地，1592年侵朝失败，1597第二次侵朝亦告失利。　　首先抵达日本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他们1542年到日本，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日本和欧洲进行着少量的贸易。欧洲带来的两样东西对日本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是火器和基督教。火器赋予封建贵族以新的力量，使他们取得了脱离中央政权的更大的独立性。他们原有简陋的木房被多少带有欧洲风格的石砌堡垒所代替，因为他们现在需要能抗御炮火的要塞。　　耶稣会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是第一位到日本的基督教传教士。他1549年到日本，同时有几位耶稣会会士去相伴。传教士在日本人中立即得到了响应。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仪式与佛教的教义和仪式有相似之处。过去强有力的佛教僧人，那时正在失去对民众的影响力。日本人乐意转向新的精神领袖。这种新的信仰也受到中央政府的欢迎，因为它促进了与西方的贸易。沙勿略到日本后的一百年之内，据报日本已有200所基督教教堂和10万基督徒。封建贵族向罗马派驻了使节。有一段时间，看来日本可能会成为一个基督的国家了。　　在此期间，日本出现了三位领袖人物：织田信长①、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②。织田信长是一位封建领主，他战胜了相邻的领主，成为京畿主宰。继之而起的是丰臣秀吉，一位出身寒微的人，甚至连武士都不是。在日本历史上，一位平民平步青云，爬到最高的位置，本人又没有一点神圣贵族的血统，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丰臣秀吉，以军事独裁统一了日本之后，也进行对外国的征服。他侵入朝鲜，把朝鲜视为通向中国的门户。他声称要以卷席之势席卷中国。然而，日本人当时征服中国的企图未能成功，正如他们最近企图征服中国未能成功一样。中国岂能轻易被人席卷。日本军人侵扰中国时，明朝正值天下大乱，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尽管如此，中国人在外族进攻面前一致对外。　　①织田信长（Oba Nobunaga,1534-1582）—10世纪日本将军,实际是日本的独裁者。在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协助下统一了许多地方，控制了68国中的30国。他打击佛教，支持基督教。　　②德川家康（Tokugawa Jyeyasu，1543-1616）—日本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的建立者，织田信长部将。1600年的关原大战，击败40多个大名的联军，成为日本无争议的主宰。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　　同样，朝鲜人在抗击日本人的进攻中表现了出乎意料的力量和创造精神，虽然他们过去从来就不是好战的和富有才气的民族。他们发明了最早的“装甲船”，这些新式的“铁乌龟”组成的舰队击沉了日本人的舰队，切断了日本人的补给线。此时朝鲜人还发明了第一门发射炸弹的迫击炮。这种军备上的改进在欧洲尚未投入使用，虽然此后不久它就在欧洲出现了。丰臣秀吉的进攻被迫停止；他一死，朝鲜人就摆脱了日本的控制。　　向朝鲜的扩张实际上是转移目标，把军队送出日本，以便使新政府能更加牢固地站稳脚跟。很久以来，人们就发现，煽动爱国主义情绪的战争是使全民族团结的最好的办法。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一次征服战争未能成功，但是它把日本人带进了亚洲大陆。而且，相当多的浪人向南进入了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他们在此充当雇佣兵。这些浪人多半是贵族出身，由于破产、出丑或过分的冒险精神，他们失掉了与贵族家族的联系，独自外出闯荡江湖。日本最近一次向印度尼西亚的扩张，实际上还是因袭17世纪扩张的陈旧模式：日本过剩的武装象洪水泛滥一样地涌入亚洲大陆的许多地区。　　继丰臣秀吉之后兴起的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初为丰臣秀吉之对手，后来却成为其主要的副将。德川家康把注意转向内部事务，而不是对外的征服。在家康的领导下，日本终于得到巩固发展。1603年，他迫使天皇封他为幕府将军。于是，他成为执掌封建化的军事制度的首领，这个制度是源赖朝400年前创立的。德川家康在远离天皇京都的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德川家康之后继任其职的，是他的儿子和孙子。在德川家族的统治下，日本得到了两百多年的安宁。　　在此期间，日本不仅放弃了对外的征服，而且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日本统洽者不想让人民知道国外发生的事情，尤其不想让日本人出国。离开日本列岛而后返回的人，一律要被处死。中央政权设立的是十足的警察国家，全国各地遍设路卡。从一郡到另一郡需要有通行证。各地关卡都征收捐税，这一点与法国相同。这种官僚制度很象俄国的铁幕。　　在此之前，日本人一直是航海的民族。与欧洲接触后，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他们就在制造横跨太平洋的轮船，就在美国西海岸进行贸易了。日本锁国之后，制定了一条法律，造船超过了一定的吨位就可能处死。所有的外国人都不准入境，只有少数几位荷兰商人被允许在一个海港附近的小岛上居留。日本人承认需要的唯一的外国技术是制药技术。他们允许医学院学生学习荷兰语，以便使他们能看懂医学书。　　然而，在此之前的开放时期，日本人借用欧洲技术和思想数量惊人。日本人在强加于自己的障壁之后，继续完善业已学到的许多形态的欧洲东西。他们研制的火器以欧洲的模式为基础，但是根据日本人使用的习惯加以改造。他们制造的护甲非常精致，是欧洲的钢板式护甲改进而成的，由涂漆钢片和生牛皮用丝线捆扎而成。金属加工发展为一种高级的艺术。他们的战刀刃口薄如剃刀，同时又能砍砸而不卷刃。武士的佩刀有许多种装饰，有些刀装饰简朴而优雅，用于宗教仪式；有些刀镶嵌黄金，只有在上朝时才佩戴。　　日本人自古以来是爱美的民族，他们渴求艺术上的完美。他们的艺术基本上是依靠从国外引进的东西，主要是从中国引进的东西，经过逐渐改造以适应自己对和谐比例、装饰图案和幽默情趣的感受。于是，七八世纪时，后来在10世纪和18世纪时—此时中国影响的新浪潮把书画带进日本—日本的艺术几乎纯粹是中国的艺术。600年左右，德川家康的时代，这种画风经过又一次综合，形成了色彩明丽的装饰皇家堡垒和寺庙的屏风。随着有产商人阶级的兴起，一种借助廉价的彩色木刻媒介的新型艺术涌现出来，彩色木刻主要用来描绘日常生活琐事。木刻是最早吸引西方人注意的日本艺术形式。晚近一些时候，我们受到的影响，是日本茶道中装饰用品既精湛又质朴的艺术气息，茶道最初是从禅宗仪式演变而来的。对现代艺术产生的另一种深刻影响，是日本的住宅建筑。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各种宗教信仰都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佛教是最早加之于土著自然崇拜之上的宗教。到了7世纪，宗教的势力才强大起来，那时的佛教形成了许多宗派。基督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颇有影响，但是接着它受到德川幕府的禁止，实际上它是被消灭干净了。与佛教基督教并存的，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宗教神道教；神道是从土著的自然崇拜中发展而来的。日本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佛教是知识分子和贵族的宗教。禅宗强调个性的发展，其影响更加广泛，尤其在武士中的影响最大。禅宗造成的态度渗透进入了整个日本的美学和伦理学之中。神道是偏僻地区实行的一种缺乏组织性的崇拜。日本开放和现代化之后，神道被定为国教。　　在幕府时期的几百年中，日本的人口相当稳定。取得人口稳定的原因，部分是性问题上的独创性和避孕的技巧，部分是日本人不喜欢承认的—种办法，名之曰“削减家庭规模”。日本人不实行通常的溺婴，所谓溺婴就是多余的孩子出身不久即予杀死。日本的家长如果子女过多，无力抚养，他却要等孩子长到二三岁时再作决定，此时孩子的健康和智力潜能都已明显表现出来。最没有出息的孩子就会被除掉。这种“削减”和给作物整枝间苗是一回事，意在使留下的孩子有机会长得更好。然而，日本在机械化之后，不断增长的商业利益需要廉价劳动力，天皇又需要士兵时，它就鼓励日本人快快繁殖。日本人纪律观念强，又有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他们就开始多生孩子，日本人口随之而猛增。　　1636年，日本开始锁国，直至1853年。那一年日本对外开放，可以说它是象罐筒一样地被撬开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美国人派了一支远远超过日本实力的舰队到日本，彬彬有理地说，他们想签定允许通商的条约—否则就……。这次的签约颇象是俄国和芬兰的攻防联盟所包含的意味。日本人对这样的条约和芬兰人一样不会喜欢。他们宁可舒舒服服地与世孤立。　　佩里将军访日几年之后，日本的一些海岸炮向一些欧洲人的轮船开火；欧洲战舰回击的速度和准确性，使日本人大吃一惊。这一事件明确无误地使日本人感觉到，他们在欧洲武装力量现代化的装备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识到，如果要再次卷入世界事务之中，他们就必须尽快实现现代化。日本人已经握有慎重模仿其它国家的模式。中国，他们过去模仿的对象，此时正陷入混乱之中，并且正在迅速陷入欧洲人的控制之下。于是日本人转向西方。他们派出代表团到欧洲各国去带回使欧洲人成功的技能。他们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擅长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按照德国人的路子组织日本陆军，根据英国人的路数组建海军，模仿法国和英国的模式组织自己的财政和制造业。当时他们瞧不起美国，以为美国不够发达，值不得研究和模仿。　　佩里将军访日的时间是1853年。到1867年，日本的内部革新业已完成。封建领主的争斗被正式废止，天皇又恢复行使政治统治者的实权，而不再仅是一位神圣的统治者。所幸的是，明治天皇是一位精明的天皇。日本人建立的新政府看上去有足够的民主和宪政去赢得欧洲人的尊敬，虽然这个政府的管理建立在日本正统的家族控制的基础之上。有趣的是，在这次改革之中，一个大的氏族接管了陆军，另一个大氏族控制了海军，其它的氏族则投身于其它各种行业之中。　　有一段时间，日本人生活中一切古老的方面都发生了贬值。日本人被欧洲人的杰出成就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给自己的文化所赋予的重要性微乎其微。许多最优秀的日本艺术品几乎是白送给了有鉴赏力的欧洲人。与此同时，日本人却努力去学会鉴赏维多利亚时代的拉斐尔前派画家①的作品。　　①拉斐尔前派画家—1848年以英国画家罗赛蒂、享特、米勒为代表的艺术团体。　　长期的纪律性使日本人作好了准备在一声号令之下万众一心地去行动。他们精心制定计划去实现现代化，去征服世界市场，进而把征服世界作为自己长远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将世界各民族置于天皇的荫庇之下。这些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然而由于日本人的失算，这些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拉尔夫·林顿著 　　结束语 　　　　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史。在文化发展中，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既赶不上发明织布机的影响，也赶不上发现冶金术的影响。在令人叹为观止的文艺复兴时期，正如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一样，帝王是匆匆过客，学术有鼎盛极衰，然而农民却孜孜不倦地埋头耕地。在兴起的城市之中，在城市生活所必需的安稳生活已经发展起来的任何地方，都重复出现了苏美尔人城市生活的模式，都重复出现了有组织的行会工匠的模式。行会工匠兼有双重身份：生产者和销售者。甚至连技术都始终保持着十分显著的相似性，只不过有一些小小的发展罢了。比如，早期的技术依靠青铜作主要金属，后来铁取代青铜成为主要的金属，仅此而已。铁的价格比较低廉，储量亦较丰富；在一定程度上，铁使金属使用贫民化了。早期复杂的象形文字，只有专职的祭司和神职人员才能通晓；后来发明的字母表使文字发生了革命，使读书识字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当然，中国给上述文字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少数的例外。　　人类文化发展中，有三次基本的突进。第一次突进是使用工具、火和语言。第二次突进是发现如何栽培作物、驯化动物，由此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和技术进步。农牧业发现后不到一千年，我们文明的基本模式就建立起来了，文化的有效调节也建立起来了—在技术、经济布局的模式和社会形式上都建立了有效的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只有经过若干世纪的试验才能完成。第三次突变是不到两百年前发生的，它的完成靠的是发现如何从热能取得动力，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我们尚在努力使自己的制度和经济生活去适应这些采用不久的新的文化成分，可惜我们的努力还不是非常成功。　　第三次文化突进发生之前，旧世界中的各种文明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在旧世界各地，主要的生活模式都是农业经济。那时的经济依靠人的体力，再加上一点畜力相助，比如用牛拉犁，用驴驮运重物等等。世界上的工艺技术依靠的是人手的技能，雕刻木器、锻打金属、纺纱织布依靠的都是手工技能。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每一种伟大的文明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所有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不谐和的；换言之，那些对它们似乎重要的文化成分就发展得非常精细，但在其它的文化成分方面它们却落在后面，对这些文化成分它们甚至抱拒斥的态度。美索不达米亚给我们提供的是最古老的城市生活和法律控制的模式；汉穆拉比法典在我们许多现代的法律程序中仍然得到回应；埃及人的神秘主义在世界各国宗教的许多成分中依然有所反映；中国是第一个发展出控制庞大城乡人口的政府控制体制的国家；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技术上作出了许多伟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太热中于技术发展，对于如何调节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使之适应机器时代产生的新情况，我们还做得太少。本书试图说明的是，各种文化的专门化发展是如何产生、如何整合、如何传播的，是如何使现代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繁复多样的。　　第三次文化突进的展开，是由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以及接踵而至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与此同时，科学方法也投入了使用。科学方法被认为是希腊人的功劳，但是希腊人开发的科学方法只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希腊科学家陷入困境时，常常又退回去依靠哲理和纯粹的推理；他们不知道，在处理有多种现象起作用的轮廓形态时，逻辑推理的结论未必然总是正确的。希腊人做事时，如果只尝试一次就得到满意的结果，他们就停步不前了。而科学方法的实质却是：严格控制试验，记录试验的结果和技巧，以便于别的科学家检查验证。这一方法使人利用并改进试验结果成为可能。所有上述基础发现都是在欧洲完成的；而且，由于这个地区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煤矿和铁矿，所以欧洲文化在第三次文化突进中比世界其余地区抢先了一步—这就是白人优势沦真正的理论基础。　　我们尚未来得及去适应第三次文化突进，可是近年利用原子能和进入太空的发现很可能就要产生第四次文化突进了。然而，这些新的基础发现的威力，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威力：它们巨大的摧毁潜力一定会迫使世界各国人民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原子能改变我们文化的基础结构的潜力尚待我们去探索，因为这个了不起的动力源泉尚未被驯服—它尚未成为日常经济中的动力因素。但是，除非我们发了疯用这个新的动力去摧毁自己，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将继续变化发展，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个人的寿命将更加延长。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拉尔夫·林顿著 　　译后记 　　　　数十年来，大陆尚未出版过一本比较系统的世界文化史专著。本书的翻译出版，在时间上虽说较晚，但无疑还是极具价值的。　　任何学术著作都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被岁月的长河冲刷、淘选、洗汰；能够在时光的流转中沉积下来，历久弥新的，乃是真正的智慧结晶。作为大师著述的《文化树》正是这样一本堪称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价值的经典著作。　　自1955年此书问世以来，时间的车轮已转过了近40年。然而，由于它出自学术巨擘之手，所以它代表了当时学术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尽管此书的论述材料受到当时考古发掘的限制，本书的素材不免表现出作者“此生有涯”的客观局限（尤其表现在中国和印度考古素材上）。但是我相信，对于本书的每一个认真的读者来说，书中的分析和阐论所具有的那种宏博的时代超越性，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作者所具有的对历史材料和研究方法纯熟的驾驭和运演能力，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预言的智慧，使不为当时的考古材料的束缚所羁绊，实在是弥足珍贵的禀赋。　　世界文化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要浓缩成一本小书，谈何容易；由一人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较新的专著问世之前，《文化树》的价值是不可取代的。即使有了新的专著问世，它纵横驰骋的思路、挥洒自如的笔墨、宏富经纬的睿智、阐幽抉微的条分缕析，仍将具有经久的魅力。　　译者的学问和译笔难以承受本书这种繁难的译事，殷切期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为便于年轻朋友阅读此书，有必要处做了大量的注释，其中倘有不妥之处，亦请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8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