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瓜的黄，西瓜的西-2

在2009年6月的时候，《波士顿人》杂志想做一个有关爱情与性爱的专栏。他们想找几个比较成功的喜剧演员拍一些比较性感的姿势。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比较风光的摄影活动。我是个谦虚的人，而且平时做人也比较低调，但另一方面，他们邀请的单口相声演员里，我是唯一的亚洲人。我觉得在美国的亚洲人应该多抛头露面，所以就答应了这个邀请，但前提是——我不能露得过多。他们一口答应了这个条件。后来，他们让我模仿女演员布莱克·莱弗利吃冰激凌的动作。摄影那天我来到了他们的摄影棚。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其他一些单口相声演员已经在开始拍照了。走廊上贴有演员的照片，每张照片的下面都有一行字，解释这个单口相声演员对摄影的一些要求或态度。在迈克·卡普兰照片的下面写着：不在乎裸体。在我的照片下面写着这么一句话：对自己的身体感觉不是很自然（Not comfortable with his body）。哈哈。当时我穿了一件非常紧的白色T恤，他们还在我的衬衫上喷了很多水，然后给我一个冰激凌吃。拍摄的时候，我感觉到手机在震动，拿出来一看是个华盛顿的号码。我当时没有接，因为给我打电话的人很多。拍照结束以后，我查了一下留言箱，结果那是从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来的电话。协会的主席邀请我在2010年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的年会上表演，我听了以后非常激动。结识艾伦《艾伦秀》的制作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艾伦在芝加哥的一个演出。这个演出将会在TBS电视台播放。我一直都是艾伦的粉丝，因为她的段子大都是高智商的，能够被她邀请去表演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她的制作人以前认识我的经纪人罗里，所以我就让他们俩处理我的日程。我们一家提前几天飞到芝加哥，住在离芝加哥不远的一个旅店里。节目是在芝加哥剧场录制，这个剧场看上去很眼熟，因为这里就是拍摄得过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音乐电影《芝加哥》的现场。在演出前一天排练的时候，我坐在观众席上，艾伦在台上排练。她演出的最后一段是问答环节，她当时让舞台工作人员问她几个问题。有一个人问她：“你喜欢芝加哥的食品吗？”艾伦说：“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我在芝加哥没有吃到很多本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又问她：“所有的女同性恋都是素食主义者吗？”我当时非常惊讶，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激怒艾伦，结果艾伦大笑了起来。艾伦的排练结束以后，她的助手带着她走下台。艾伦停下来说：“我想和黄西打个招呼。”然后她就朝我走了过来。当时我感觉有点紧张，因为在此之前我很少见到电视明星。艾伦走过来跟我说：“你好，黄西，真感谢你能参加我的演出。”我对她说：“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我指着自己穿的衣服问她：“你觉得我穿这一身演出合适吗？”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说：“我们可能会给你弄一些更合适的衣服。”她的助手马上跑到外面去给我买了一些衣服。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表演，那场表演是我到那时为止见过的人数最多的一场表演。大概有3 000多人挤进了剧场。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非常好。表演结束后的几天里我和家人就在芝加哥游玩。我们参观了芝加哥的一些公园，还坐船在芝加哥转了一圈，那里的建筑都非常有特色。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8）在芝加哥为艾伦演出后不久，她又邀请我去她的脱口秀节目里表演。《艾伦秀》的收视率在美国日间脱口秀节目里排第二，仅次于《奥普拉秀》。而且她很少邀请单口相声演员在她的节目中表演。7年之内，她只邀请了4个单口相声演员上她的节目。所以对相声演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我那次在《艾伦秀》上的表演后来重播了3次。在电视上的露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街上认出我。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了。我记得那天我正开车去一个相声俱乐部演出，车里的收音机正放着他的音乐。在我找到停车位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他小时候唱的《本》。我当时眼泪就不知不觉涌了出来。他是我年轻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美国明星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他的一生被一些丑闻、奇怪的举止以及法庭的审判玷污了不少，但是在我心灵深处，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他是骚扰儿童的人。他非常喜欢小孩儿，而且公开说他有时候和很多小孩儿在一张床上睡觉，如果他是一个对儿童性骚扰的人，他不可能告诉其他人这些东西。迈克尔·杰克逊的逝世又暴露了很多美国人的虚伪。在他活着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无情地攻击他，而他去世以后，同样一些人又马上站出来颂扬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迈克尔·杰克逊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国际巨星。在他以后，再没有一个美国明星能够取得像他那样的国际地位。他的音乐和舞蹈风格至今为止仍然被美国的流行歌手所模仿，比如贾斯汀·提姆·布莱克、克里斯·布朗和阿瑟小子。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他的追随者。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每当我母亲听见从收音机或者光盘里传出来美国音乐，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这是迈克尔·杰克逊吗？听说在加拿大的某些省，很多人甚至管黑人叫杰克逊。在迈克尔·杰克逊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显得非常凄苦和孤独，甚至需要用给马用的镇静剂才能入眠。在他去世的前五六年，在美国就有很多谣传，说他有一天会自杀。尽管有种种不幸和缺点，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比任何人都耀眼的明星。我和艾伦的来往还没结束。在2009年11月份的时候，艾伦又邀请我去“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采访歌手。我当时也非常激动，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这些被提名的歌手。我还需要向他们提一些问题，了解这些人的逸事也可以写一些笑话。艾伦还给我分配了一个职业作家和我一起工作。这时，我太太终于觉得她在电视、广播、杂志以及网上看的很多娱乐八卦新闻有用武之地了。在我去机场之前她还在跟我讲，詹妮弗·洛佩兹和她的先生有了一对双胞胎。颁奖那天，我和《艾伦秀》的作家碰了头，吃了午饭以后，我们一起到了红地毯上。那个作家准备了一些笑话和小礼品。我采访的时候其实是站在红地毯的边上，红地毯的中心有一个制作人会把这些歌手领到我面前，然后我再对他们进行采访。和我一起的那位作家就在我身后跪在地上写一些我应该问的问题。在红地毯上的两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大部分歌手态度都非常友好，尤其是搞乡村音乐的歌手。凯莉·安德伍德非常有幽默感，也非常配合采访。我和杰克·布朗开了玩笑，还采访了非常老牌的乡村音乐歌手瑞芭·麦肯泰尔。我跟瑞芭说：“我在得克萨斯的时候，听过一首乡村音乐风格的歌曲，名字叫《我给她一个结婚戒指，她给我一个手指头》，你听过这首歌吗？”（双关语：接受戒指时要伸出手指——无名指，而“给我一个手指头——中指”是叫我滚蛋的意思。）她皱了一下眉头，然后问我：“小伙子，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这首歌的？”这首歌是我在得克萨斯山区里自省的时候听到的。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9）这位《艾伦秀》的作家想了一个主意，让我和其他的歌手一起唱《美国派》（American Pie）。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不过我还是很熟悉。但令我吃惊的是，有很多歌手还真不知道这首歌。跟其他歌手合唱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这些歌手的嗓音有多好，尤其是克里斯·多特里。乔·佩里是美国挺有名的一个乐队史密斯飞船乐队的吉他手。我看见他在红地毯上转来转去，穿着一身海盗服。他走过来跟我聊天，我跟他说：“祝贺你发行了新唱片。”其实我当时脑袋里面想的是邦·乔威的一张唱片。后来我的朋友斯科特告诉我，史密斯飞船在近9年内都没有出过新唱片。幸好当时乔·佩里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经历对我来说确实是比较可贵的，因为我一直对美国的流行歌曲比较感兴趣，那天的采访给了我和很多流行歌手面对面谈话的机会。我还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哥哥乔·杰克逊聊了几句。乔·杰克逊头脑非常清晰而且很幽默，并一直微笑着和我说话。当时美国最红的一名说唱歌手“50分”（50 Cent）走到我面前时，我问他：“你知道颁奖仪式结束以后有哪些比较过瘾的聚会吗？”他听了这个问题不但没被逗笑，反而愤怒地瞪了我一眼，问道“你说什么？”他瞪我的时候我确实有点心惊胆战，因为这个人在美国是搞黑帮说唱的，他年轻的时候身上中过9发子弹。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退路，只好又问他“我想找一些比较野、比较狂的聚会，你肯定知道不少吧？”他又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讲，摇了摇头就离开了。在我们旁边采访的是MTV，50分到了MTV那里马上就活跃起来，因为MTV提的都是有关他新唱片的问题。在去红地毯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我有点担心我在红地毯上会感到紧张。但是等我到那儿以后，一点儿也不觉得紧张。也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些歌手其实和单口相声演员也都差不多，他们一路奋斗，最后才能够站到红地毯上享受这一刻荣光。我一直感觉很轻松，一直到妮可·基德曼和她的丈夫凯斯一起出现。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她以后就有些紧张，我问他们：“你们的双胞胎怎么样了。”妮可笑着对我说：“我们没有双胞胎，你记错了吧？”我转过脸来对着摄像机做了个鬼脸，觉得非常尴尬。我当时脑子想的可能是詹妮弗·洛佩兹的双胞胎。妮可又问我：“你是不是把我们和布拉德和安吉丽娜搞混了。”她的丈夫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把妮可给拽走了。尽管我犯了一个错误，但这确实是整个下午采访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喜剧的最大一个优点：在喜剧里没有错误，只有机会。你就应该随机应变。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全美音乐奖之后，马上就到了感恩节。我把太太和孩子都带到了纽约。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驻美记者杨福庆想采访我。罗里给我安排了一场在高萨姆相声俱乐部的表演，杨先生开了7个小时的车从华盛顿到纽约来录制我的表演，并采访了我和我的经纪人罗里以及一些观众。采访后不久，这段采访录像就在中央电视台播了。我的叔叔在北京看见了以后，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我看见你儿子后大吃一惊，冷汗都出来了。”第二天，我的上司给我发了个短信，因为听说我将在艾伦秀上表演，所以很多雇员一大早就跑到餐厅里去看电视。我看了短信以后有点担心，我非常喜欢喜剧，不过在工作时间看电视是非常不妥当的事。其他人平时看电视我也不会太在乎，但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去看电视。从那以后，我就把同事从我的社交网站好友名单中删除，这样他们就不会收到我的表演信息。在美国，边工作边娱乐是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不过工作的时候还是应该精力集中才对。那天我们还去看了纽约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两岁的儿子骑在我的肩膀上。2011年他已经4岁了，到现在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在纽约的天空上看见的巨大气球。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记者年会上的表演“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该为重大的时刻作准备了2009年12月以后，我开始为即将来临的美国记者年会作准备。能在这个年会上表演，对美国的相声演员来说是非常高的荣誉。因为记者年会每年只请一流的单口相声演员作为领衔主演。而且美国总统有95%的可能会出席年会。在这个年会上表演对我来讲是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平时讲的笑话很少涉及政治。大部分去相声俱乐部的人都不是很喜欢涉及政治话题的相声，而且很多电视里的脱口秀节目经常谈论政治，所以我觉得在相声俱乐部里谈政治好像有些多余。政治上的笑话也容易过时，因为政治事件热一阵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次表演对我非常有挑战性。不过我也非常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之所以用英语说相声也是因为这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拿奥巴马开玩笑很不容易。因为奥巴马总统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个人缺陷。布什以愚蠢出名，克林顿有性丑闻，但是至今为止，美国的单口相声演员很少有人能够讲一些关于奥巴马的经典笑话。不过我自信可以编出一些有关奥巴马的不错的笑话。奥巴马当时正在搞健康保险的改革，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也可以作为笑话的素材。正如一些美国的喜剧演员所说：我只跟我爱的人开玩笑。当你对一个人的背景非常感兴趣、非常着迷的时候，你可以写出一些关于他的很好的笑话。我看过奥巴马的自传，他对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公民的看法和感受我也非常认同。为了准备这个年会的表演，我开始关注政治新闻，而且还要注意电视上的脱口秀里面已经讲过了哪些笑话，这样我就不会偶然写出和其他人一样或者类似的笑话。每天早上，我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后，就马上去一家咖啡馆，坐在那里写上一小时，然后再去上班。《莱特曼秀》表演以后，我开始接到一些作为领衔主演的邀请。领衔主演经常需要讲45分钟，所以在我领衔主演的时候，我会把在记者年会上要讲的段子穿插进来练习一下。在记者年会上我大概需要表演20分钟，把这20分钟的段子穿插在45分钟的表演里，即使观众不喜欢这20分钟里的笑话，我还是可以利用其他25分钟把他们逗笑。我在排练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个观众叫到台上，假装他就是奥巴马，然后对着他练那些笑话。另外我还决定，把我在2003年拍的那个竞选总统的短片里的一个角色用到这次演出里来。《莱特曼秀》听说我要在记者年会上表演的消息以后，2010年2月又请我到他们节目上表演了一次。莱特曼先生向观众宣布我将在美国记者年会上领衔主演的消息后，他又加了一句：“你看，有的时候梦想会成为现实。”这次在《莱特曼秀》表演结束后，我的经纪人罗里跟我说：“门外有很多摄影记者在等着你。”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争着给我拍照，还以为经纪人在跟我开玩笑。这些记者堵在沙利文剧场的门口，我根本没法躲开他们。后来有一个摄影记者给我拍的照片还登在了2010年的《纽约时报》上。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安德鲁·卡耐基的大幅公益广告，那个公益广告的标题是：移民，美国的骄傲。在这个大幅广告上有很多在美国取得杰出成就的移民，包括得过诺贝尔奖的华人、著名的音乐家以及鄙人。我到现在还珍藏着那一期的《纽约时报》。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记者年会上的表演“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记者年会在记者年会开始前大约两个星期，有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正在街上走的时候接到了经纪人罗里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刚接到通知，总统不会出席记者年会的晚宴。我当时感到特别沮丧，但我没有很多时间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副总统将代替总统出席记者年会，所以我又需要准备一些关于副总统的笑话。我太太非常重视这场演出，要我全力以赴准备，不要管家里的事。她说：“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在晚宴的前一天，我和我太太飞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去会场试一下音响系统。表演是在晚上，但是音响系统必须在一大早就调试好，因为调试好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还要花几个小时在现场作安全检查。那天中午我和罗里一起吃了午饭，各自聊了些个人生活经历，总感觉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工作是件非常奇妙的事，因为我们俩的背景迥异。那天晚上我穿了燕尾服，我的太太也穿上了她的黑色礼服和高跟鞋。她的鞋跟非常高，以至于我们根本没办法步行至演出现场，尽管旅店离会场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可我们还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在演出之前我们和几位参议员、众议员以及记者协会的主席琳达·斯科特聊了一会儿。演出开始后我就需要坐到主席台上，坐在我身边的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另外一边是当时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助手。在主席台上，我们面对着2 400名观众。我看见很多电视台的记者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活动开始的时候要奏美国国歌，同时海军陆战队扛着美国国旗走进来。之后还有一些颁奖仪式，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会上作了15分钟的讲演。当晚奥巴马没能出席年会，他通过录像向大家致词。但他们请了奥巴马的模仿者在宴会上表演了几分钟。当主持人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我马上就要站在几千个记者面前讲笑话，如果我说得不好，这些记者可能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不同的媒体里面谈这件事。我的表演在开始的时候反响不是很热烈，这些记者的反应比我在相声俱乐部排练时面对的观众要冷淡得多。因为记者的职业决定了他们以难逗笑而出名。而且这一屋子的人也确实是美国的精英，从副总统到国会议员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美国最出名的记者，这些人都是以文字游戏为生的。我对此也早有思想准备，但是逐渐地，我的表演还是吸引了他们，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掌声也越来越多。后来有人问我：“你在台上讲笑话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说实话，在台上的时候，从我的角度刚好可以看见在观众席坐着的凯西·格里芬①的脸。所以当时我一直在想凯西·格里芬为什么会在观众席上，是那个人长得像凯西·格里芬呢，还是就是凯西·格里芬本人。在台上表演的15分钟过得非常快，我表演完以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喝彩。那次讲演是我一生最难忘也是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在演出结束以后，我还和副总统拜登聊了一会儿。他讲话也非常有意思，他对我说：“黄西，你将来成了大名人以后，如果你的佣人告诉你乔·拜登在门口等你呢，请千万不要问‘Who？’”在演出结束之后的一个聚会上，我和我太太以及我的经纪人简直就像大明星一样，每个人都拉着我们照相。过了一阵儿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低着头悄悄离开了。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第一部分 记者年会上的表演“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记者年会表演后的反响在表演结束的第二天，我接到华盛顿的两家电视台的采访邀请，但是很不巧，我第二天就要飞回波士顿，所以没有时间接受他们的采访。刚一回到波士顿，又收到了CBS晚间新闻主持人的采访邀请。但CBS的总部在纽约，而我在波士顿，那天又正好是星期五，所以没有来得及把卫星信号搭好。等到星期天的时候，美国医疗改革的新闻占据了整个新闻时间，所以CBS的采访也泡汤了。不过后来美国有线电视频道里最大的新闻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采访了我一次。人们对我在记者年会上的表演评价都非常高，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把我称为中国喜剧界的新面孔。从美国和中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塞满了我的邮箱。表演之后没有几个星期，我的表演视频在中国和美国的网站上就达到了上百万次的点击。一开始，也有一些中国人觉得我是在拿中国开玩笑来取悦美国人，但是很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笑话。现在有很多中国人都跟我说，在看我那次表演的时候觉得做中国人非常自豪。在街上走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把我认出来。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边上的一条路上就遇到一些学生跟我打招呼。我没有念过哈佛大学，但是却有一些哈佛的学生看了我的表演后对我说：“黄西，你是我的偶像。”还有一个晚上，一个在停车库里值班的人认出了我，他用一口浓重的牙买加口音问我：“你是不是那个喜剧演员啊？”我说：“是。”然后他说：“你拿乔·拜登开玩笑了对吧？”能够得到其他族群移民的认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有一次，几个堪萨斯大学的中国教授去看了我的表演。他们是这样说给我听的：在一个加油站里，一辆卡车在他们边上停下来，卡车司机把窗户摇下来问他们：“嘿，你们认识黄西吗？”2010年底的时候，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个记者专门飞到波士顿来采访我。这个记者告诉我：“我采访你是因为我去过你在中国的老家白山。”他在日本的一本中文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我的故事，深感好奇，为什么一个从我老家那种地方出来的人会在美国取得成功。对我自己来讲，记者年会讲演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表演。不仅因为演出的成功，还因为作为第一个亚洲人站在这么高的平台上为几百年华裔移民史振臂一呼，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在美国记者年会的那场表演也是你现在正在读这本书的原因。《华尔街日报》记者年会表演前后，我收到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卡洛琳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告诉我，她想写一篇有关我的报道，尽管她平时的报道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方面。我听了以后挺感兴趣，因为《华尔街日报》是美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也是一份国际性的报纸。我没有想到这么牛的报纸愿意报道我的故事。卡洛琳是一个从上海来的女记者，因为都是中国人的缘故，我和她聊了很多。她还采访了我在中国的家人以及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不过她对喜剧的概念以及喜剧的形式都非常陌生。很多人都缺乏敏锐的幽默感，也不理解笑话里比较细腻的地方。但是给《华尔街日报》写有关喜剧的报道时，如果你只会照搬别人的观点，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卡洛琳的那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刊登以后，她非常骄傲，还在我的个人主页的留言板里留言：头版刊登。结果有一个喜剧演员马上就在她的留言下评论道：这个记者好像一点也不懂喜剧。在私下里，卡洛琳两次给我的语音信箱留言说：“请不要因为这篇文章憎恨我，编辑对我的文章作了很多修改。”我从来没有给她回过电话，因为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对自己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都没有把握。我对整个《华尔街日报》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有些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报纸写的内容是不是准确的。我接受其他报纸例如《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的时候，报纸工作人员有时会给我打电话核实我是不是说了某件事，但是《华尔街日报》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而且他们还把我引用的别人的话给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