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公式：玩转拉斯维加斯和华尔街的故事-财富公式

《财富公式》序《财富公式》序言：电报公司(1)故事是以一个投机倒把的电报运营商开始的，他的名字叫约翰·佩恩。２０世纪初期，约翰·佩恩在西联汇款公司的辛辛那提办事处工作。当时，在其最大股东的强烈要求下，西联汇款决定抵制博彩业，并制订了一项新政策拒绝传送所有关于赛马结果的电报。佩恩利用这个机会，辞去了在西联汇款的工作开始自己创业，开办了辛辛那提电报公司，新公司的唯一业务就是给庄家提供最新的赛马比赛结果。佩恩安排了一名员工常驻当地的赛马场，当某匹马冲过终点的瞬间，这名员工用镜子通过密码把结果告诉在赛马场附近一座高层建筑的另一名员工，再由这名员工负责通过租用的电报把比赛结果传送到辛辛那提全市所有的赌池。当今时代，体育直播报道无处不在，佩恩提供的服务看起来也许毫无价值。但在当时，如果没有电报，庄家可能要花好几分钟时间才能得到赛马结果，因而只要耍些花招就能从这几分钟获利。谁要是比庄家更早知道赛马结果，谁就可以把钱押在已经获胜的赛马身上从而谋利。佩恩的电报服务可以保证庄家能第一时间知道赛马结果。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再想搞这种把戏，庄家就可以拒绝接受他的投注。当然，如果有人还不知道结果想把赌注押在已经败北的赛马身上，庄家也就可以欣然接受了。美国梦的实质就是发明一种有用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并从中发一笔大财。这样，仅仅过了几年，佩恩的公司就承揽下了从美国东北部萨拉托加市到中西部地区所有的赛马电报业务。尽管有时地方政府会禁止博彩，但佩恩公司的业务却因此更加兴隆。当时的芝加哥市市长是卡特·哈里森二世，他曾经下令禁止在芝加哥市进行赛马博彩活动，他说：“我希望赛马这项贵族运动不会和赌博这种贵族恶习联系在一起。”但是，禁止赛马博彩只是影响了赛马场的公开上座率，而私下进行的非法赌马活动却如火如荼。1907年，芝加哥一个名叫蒙特·田尼斯的黑帮亡命徒买下了佩恩在伊利诺斯州分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并将公司名称改成通用新闻局。虽然特许经营权的价格高达每天300美元，但蒙特·田尼斯从中得到的回报却高得多。仅在芝加哥一座城市就有７００多个赌场，田尼斯要求伊利诺斯州的所有庄家上交给他每天营业额的一半。看着蒙特·田尼斯大把赚钱，芝加哥的其他黑帮分子也开始眼红。从1907年7月至9月期间，田尼斯的住所和公司被人接连扔了６颗炸弹，但每一次田尼斯都幸免于难。在第六颗炸弹爆炸前有人事先告诉了田尼斯，后来这个人问他是否知道幕后的黑手，田尼斯回答说：“我当然知道，但我对谁也不会说，对不对？因为说出来会影响我的生意。”后来，田尼斯觉得不再需要佩恩了，就把他排挤出局。很快，田尼斯的通用新闻局就扩张到美国南部的新奥尔良和西部的旧金山。田尼斯公司的迅速壮大引起了联邦法官肯尼肖·兰迪斯的注意。1916年，兰迪斯法官开始对通用新闻局展开调查。田尼斯请来著名的克莱洛·达罗做他的辩护律师，克莱洛·达罗出主意让田尼斯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提供相关信息。最后，兰迪斯法官只得宣判，联邦法官无权干涉地方性反博彩法规。1927年，田尼斯决定退休，他把通用新闻局分成１００股全部售出。1941年，田尼斯安静地去世，他将自己的部分财产捐赠给了美国荣誉夏令营，帮助失足少年重新做人。在蒙特·田尼斯之后，通用新闻局最大的股东名叫摩西·安纳伯格，他拥有４８％的股份，是《赛马快报》的出版人。对于赛马结果迅速准确地通报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安纳伯格毫无歉意，他说：“既然允许公民在赛马场下注博弈，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在赛马场以外下注的权利呢？”“有多少人能有空闲时间去赛马场下注呢？”安纳伯格安排他的亲信詹姆斯·雷根替他管理公司业务，当时市场上出现了几家竞争对手。于是，安纳伯格和雷根大举扩张业务，通过收购和排挤消灭竞争对手。但是，有个叫欧文·韦斯勒的人竟然公然与安纳伯格和雷根分庭抗礼。欧文·韦斯勒贩卖私酒起家，掌控着大纽约新闻局。在雷根针对大纽约新闻局发动价格战后，韦斯勒派了一批打手砸烂了安纳伯格的纽约总部。于是安纳伯格开始报复。他了解到韦斯勒一直在盗用通用新闻局的线路传送赛马结果。这样做使韦斯勒节约了自己雇用人员报告比赛结果的成本，于是，有一天安纳伯格故意将韦斯勒盗用的线路传送的赛马结果延迟发送，同时又通过电话将结果及时告诉自己的人，再由这些人在韦斯勒的庄家投下高额赌注，韦斯勒的庄家没能及时得到当天的赛马结果，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财富公式》序《财富公式》序言：电报公司(2)接着，安纳伯格的人又找到每一个韦斯勒的庄家，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返还了当天的损失，并建议他们和通用新闻局合作。通过这种手段，安纳伯格的公司，又称“赛马信托”或“赛马快线”，不久就扩大到遍布美国全境并进入了加拿大、墨西哥及古巴市场。1934年，安纳伯格决定效法田尼斯的做法将合作伙伴排挤出局。他成立了一家名为美国新闻局的新的电报公司并通过威逼利诱拉走了通用新闻局的庄家。通用新闻局大肆扩张之时也正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茁壮成长之际。1894年，亚历山大·贝尔的电话发明专利到期失效，于是在之后的短短几年内，美国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６０００多家电话公司。但是，这些电话公司中的绝大部分最终都被AT＆T吞并或挤垮。虽然AT＆T的竞争手段较安纳伯格要文明得多，但结果却同样在行业内形成了垄断，于是开始了一场AT＆T与电话公司间的反托拉斯诉讼，在美国政府的干涉下，该诉讼直到1913年才达成和解，AT＆T同意允许电话公司使用它的长途电话线路设施。1915年，美国的第一条横跨东西海岸的电话线路投入使用。翌年，AT＆T晋身道琼斯平均指数。AT＆T的垄断地位得到了法律认可，分红额度也日趋稳定，公司股票受到鳏寡孤独人群的广泛青睐。但是，持有AT＆T股票的鳏寡孤独人群中却很少有人了解这家公司与博彩业的渊源。当时，通用新闻局自己没有任何电报电话线路设施，它用来传送赛马情报的所有的线路和设备都是从AT＆T公司租用的；这与当今的因特网服务公司需要租用线缆网络和路由器是同样的道理。当时通用新闻局从AT＆T租用的线路设施包括文字电报和语音电话两种，后来随着技术的改进，语音电话主要用来传送实时赛况评论。AT＆T的法律顾问担心公司涉及博彩业的相关业务。1924年的一篇公司内部法律报告中曾写到：“这些申请人（赛马情报电报传递公司）一定知道他们的客户中很多都是赌池的东家和赌马庄家。他们无法对这种事情视有若无，也无法使人相信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合作伙伴是犯罪分子。”按照律师的建议，AT＆T在与线路租借方的合同中加入了免责条款。根据免责条款，如果政府方面认定某个线路租借方的业务为非法，则AT＆T将有权取消相关线路的租借。这样，AT＆T公司仍然为赌马业提供服务，但一旦东窗事发，AT＆T可以佯装震惊，并堂而皇之地声称毫不知情。到1930年代中期，安纳伯格的公司成了AT＆T的第五大客户。安纳伯格成立的新公司几乎拉走了通用新闻局的全部客户，于是通用新闻局的其他股东大为光火，他们中有个人叫约翰·林奇，是芝加哥的一个黑社会头目，决定与安纳伯格对簿公堂。在法庭辩论中，安纳伯格的律师魏茂斯·柯克兰指出，由于电报业务本身违反了专利法，所以法庭就此没有司法管辖权，他还援引了1725年英格兰的一位法官拒绝就两个强盗分割赃物做出判决作为先例。最后，法庭竟然认可了柯克兰的无耻辩护。败诉之后，林奇向芝加哥黑帮的大头目卡邦求援。在此之前，卡邦曾经向安纳伯格表示有意收购安纳伯格的赛马情报业务，但安纳伯格却置之不理，所以林奇料想会从卡邦那里得到同情。当时卡邦由于逃税正在狱中服刑，他的二当家弗兰克·尼蒂告诉替安纳伯格打理业务的詹姆斯·雷根说，如果他同意和卡邦的帮会结盟，可以在24小时之内除掉安纳伯格。但雷根断然拒绝。安纳伯格也闻讯跑到美国南部的迈阿密避风头。接下来，安纳伯格和卡邦双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安纳伯格继续拥有并经营他的赛马情报业务，但必须每年向卡邦的帮会支付１００万美元的保护费。1939年，安纳伯格面临逃税指控。为了证明自己具有改革思想，他做出了惊人之举，离开了电报公司。然而所造成的真空状态并未持续多久。电报公司很快被重组，命名为大陆新闻社。詹姆斯·雷根仍然稳坐头把交椅。芝加哥黑帮因此对雷根伺机报复，雷根却仍然毫不在意。为了保护自己，他准备好了宣誓书，指出弗兰克·尼蒂参与了杀害安纳伯格的企图。他向公众表示，一旦他遭遇不测，宣誓书将会被送到联邦调查局以进行调查。当时最有势力的意大利和犹太黑帮搭帮结派，组成了名为“联合”的秘密国家组织。“联合”认为雷根已经毫无价值，就组建了自己的“全美出版通讯社”，意图将大陆新闻社挤出业界。《财富公式》序《财富公式》序言：电报公司(3)本·席格尔负责全美新闻社的运作。席格尔经常被人称作“枭雄”，但他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他本是纽约人，后来搬到了西海岸。全美新闻社所涵盖的区域包括内华达州，内华达州非常特别，因为在这里博彩是合法的。席格尔因此认为内华达的庄家应该上交更多的收入。他认为赌场的博彩经营可以把人们吸引到赌城来，在这里玩其他游戏。因此席格尔从庄家那里收取电报服务认购费，另外扣留他们的一小部分收入。但有时候，这部分收入可以高达庄家收入的100%。1946年6月24日，詹姆斯·雷根把车停在芝加哥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装满香蕉箱子的卡车停在了他的旁边。卡车上的人揭开防水油布，响起了两次枪声。打伤了雷根的胳膊和肩膀。之后的六周里，雷根在警察的保卫下住进了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尽管如此，根据不同的说法，显然还有人企图毒死雷根，在他的可口可乐或是他的导尿管中放入水银。雷根死去之后，黑帮占有了大陆新闻社。大陆新闻社和全美新闻社兼并之后势力大大增强，洛杉矶的庄家被迫每周花费150美元定购两家的电报服务。但是席格尔认为全美新闻社是他的，并不是“联合”的。当时，席格尔在拉斯维加斯修建弗拉门戈酒店和赌城。但开支远远超过预期，席格尔欠了建筑公司200万美元。为了筹措资金席格尔对纽约“联合”的“董事会”说他们可以付200万美元给自己以收回全美新闻社。而董事会的反应却很冷淡。席格尔后来听说“联合”在没有邀请他的情况下，召开了一次董事会。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他因此非常担心，找到了在哈瓦那流亡的拉基·卢奇亚诺。他坚称需要再保有一年的电报公司及其利润。卢奇亚诺当时是“联合”中的显赫人物之一，他建议席格尔将电报公司还给“联合”。当时席格尔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滚蛋！和那些混蛋在一起吧！反正只要我愿意，我就留住电报公司！”当时曾经有规矩，不能处死董事。但“联合”第一次打破了这项规则，决定处死席格尔。1947年6月20日，一个不明身份的枪手躲在加州比华利山玫瑰丛的藤架后，瞄准了席格尔。他使用的是30口径的军用卡宾枪，打出了一夹钢衣子弹，许多都没有打中。但是有４颗击中了席格尔，足以要了他的命。席格尔的右眼球被打飞到15英寸以外，落在了饭厅的瓷砖上。在暗杀之前的半个小时，４个黑帮的人聚集在弗拉门戈酒店大堂里。约定时间到的时候，他们走到经理室，宣布接管了这里，“联合”也接管了席格尔的电报公司。暗杀本·席格尔是个昂贵的错误。在富足的加州郊区的这次高调暗杀向人们表明有组织犯罪已经蔓延至太平洋。这也引起了人们对电报行业的关注，黑帮热衷于占有电报公司。田纳西州参议员凯利·埃斯蒂斯·基福弗称大陆社为“一号公敌“。他说，“我认为，电报公司支撑着非法赌博业的运行，而赌博又为美国许多其他犯罪活动提供了资金”。基福弗非常平易近人，喜欢戴着浣熊皮帽子照相。他组织了州际商务调查有组织犯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听证会均有电视转播，并且自1950年以来已经进行了15个月。参议院委员会视察全国，传讯国内许多主要的有组织犯罪人物。但是当委员会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纷纷出去度假，许多援引第五修正案保持沉默。有时候委员会从腐败警察和公诉人那里得到更有意义的证词。一名芝加哥警长承认当他就体育、选举和股市设置赌局的时候，允许庄家加入。路易斯安那的警察则解释他们无心关闭非法赌场，因为那里可以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调查的高潮出现在1951年3月，当时委员会对纽约的一个极具影响的犯罪家族进行讯问。基福弗审问纽约的黑帮分子弗兰克·考斯特罗曾经问道：“如何才能在这个国家中遏制赌博的发生？”考斯特罗回答道：“参议员先生，如果你想根除赌博的话，你需要做两件事情：烧毁马厩，把马杀死。”基福弗问考斯特罗从哪里得到资金去买华尔街上的三幢建筑，考斯特罗说他是从赌徒那里借的钱。考斯特罗的发家始于给嘉年华制作假冒丘比娃娃作为奖品。此后，他建立了一个赌业王国，该业务从美国南部延伸至热带公园——迈阿密。衣冠楚楚的考斯特罗同意作证，但条件是不能在电视上暴露他的样子。当他作证的时候，电视镜头切到他修剪精致的手，他的讲话听起来很不自然，他被人称为“手上芭蕾”的体面姿态很难使人把他与他的犯罪集团的身份联系起来。《财富公式》序《财富公式》序言：电报公司(4)“联合”背后真正的幕后指使者可能新泽西的黑帮分子朗·兹维尔曼。在华盛顿接受访谈时，兹维尔曼把自己说成合法商人，他非常困惑自己为何被带到这个特别委员会上受审问。他称询问者“先生”，非常礼貌地请求摄影师不要使用镁光灯。“我觉得我被枪瞄准了”。他对参议员基福弗说，他的话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参议员试图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全国性社会网络，网络中职业罪犯经营通讯社，为博彩、赌博、卖淫、高利贷以及敲诈勒索服务。但黑帮分子们尽可能否认相互认识。兹维尔曼承认认识考斯特罗，但并无深交。“过去，我谁都见过。你到一个地方，就会认识一些人。”兹维尔曼在新泽西的业务联系人是威利·莫雷蒂。莫雷蒂很矮（只有5英尺多）讲话声音很大，而兹维尔曼则很高，性格文静。莫雷蒂打扮得像个流氓，钻石领带夹多得很。他热衷女人，特别喜欢那些肤色偏黑的女人。莫雷蒂曾染上梅毒，他没有治过，后来进入了疾病的后期。这对于兹维尔曼没有什么。兹维尔曼经营的基础是威胁恐吓，有一位不仅暴力和冲动，而且容易失去理智的生意伙伴倒不是什么坏事。莫雷蒂成为了基福弗听证会上的麻烦。在委员会上作证的时候，莫雷蒂很快承认了他认识弗兰克·考斯特罗。他说他还认识全国其他的黑帮老大，他们都是他在赛马场上认识的“品格很好”的人。莫雷蒂称自己是职业赌徒。他说仅在1948年总统竞选一项，就挣得2.5万美元。他当时下注赌杜鲁门赢得大选。参议员向莫雷蒂指出他的商业利益是与黑帮有关的敲诈勒索。“今天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莫雷蒂回答说。当他离开审问台的时候，他邀请参议员们访问他新泽西海岸的家。莫雷蒂很快成为当时电视的第一批名人之一。他接受记者的即席采访，从而将15分钟的知名度延长到更长的时间。这令维托·格诺维西大为光火。自1949年起，格诺维西一直都是“我们的事业”的领导。格诺维西开始散播莫雷蒂精神状况恶化的谣言。如果现在就封住莫雷蒂的嘴巴，他还能说出什么呢？因为他的大脑有问题。格诺维西要求举行了联合会议。会议决定：很遗憾，处死另一位董事的时间到了。1951年10月4日，在莫雷蒂经常光顾的一家位于新泽西的酒吧中，他的前额被击中两枚子弹。在最终报告中，基福弗委员会对多数美国有组织犯罪追根溯源，并追踪到年代古老的西西里黑手党组织。但是基福弗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最具影响的犯罪人物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名叫朗·兹维尔曼的犹太人。基福弗听证会从各方面而言都是行之有效的。通过这些听证会，美国人了解了有组织犯罪的程度，并受到激励采取一致行动。公众舆论也反对赌博。而在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亚利桑那州和蒙大拿州没有通过赌博合法化的提案，也归功于参议院听证会。基福弗还建议禁止传递州际赌博结果。国会很快通过了法案。令人惊奇的是，它起到了作用。法律上的压力迫使黑帮的电报公司停业。这种打击可能发挥了作用，由于在电视时代伊始，电报公司从技术上已经过时和老套。50年之后，佩恩的盈利观念戛然而止。本书讲述的是历史悠久的电报公司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新泽西西奥兰治西南12英里处的大厦就是兹维尔曼使用黑帮的资金购买的，AT&T使用垄断财富建造了一个科学思想库。1956年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仔细分析了他的公司与博彩业之间的矛盾关系，设计出了最为成功的博弈体系。《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克劳德·申农(1)生活就像是一场赌博，处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竞争激烈的学术科研人员选拔方面尤其如此。但是，在克劳德·申农身上却有着几乎是百战百胜的成功把握。这也正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不遗余力地争取将克劳德·申农召入自己旗下的重要原因。在1956年，克劳德·申农终于离开了AT＆T公司的贝尔实验室，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访问教授。申农的学术成就可以说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无出其右。他凭着一己之力开创了一门意义重大的新学科。申农提出的信息论虽然是一门抽象学科，但信息论却为我们今天的计算机、因特网以及所有其他数字媒体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托比·伯格为这样说道：“一个人建立了一个学科，提出了所有的相关推测和假设，而且证明并解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些推测和设想，古往今来这种情况可谓屈指可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明斯基曾这样评论道：“我第一次见到申农，就认定他是我心中科学家的楷模。不论出现什么问题，申农都会兴致勃勃地展开研究，而且他在科研方面拥有惊人的智慧，他会提出崭新的技术概念，通过应用他提出的这些想法，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就像用刀锯截断木头一样容易。”不论在AT＆T公司的贝尔实验室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很多人都认为申农的学术洞察力和爱因斯坦不相上下，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克劳德·申农的学术成就远高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切实的影响，而早在1950年代申农的研究成果就开始实用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到了我们现在的数字时代，对申农学术成果实际应用的范围之广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南加州大学的所罗门·哥洛伯这样评论道：“克劳德·申农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可以和拉丁字母表的发明对人类语言的影响相提并论。”现在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在进行运算时采用的是二进制的“0”和“1”两个数字。二进制这个想法就是由克劳德·申农首先提出来的。而且，申农还详细描述了如何通过电子线路来实现二进制：如果线路上存在电脉冲，则为“1”；如果线路上没有电脉冲，则为“0”。通过这种看上去极其简洁的二进制数字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表现文字、图像、声音及动态视频画面，还有任何其他种类的信息。可以说，申农是数字电子计算机的两三个主要发明人之一。但是，二进制还不是克劳德·申农最伟大的成就。申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巅峰之作是信息论。在面世之后的几十年间，信息论融入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扫除了人类发展史进程中的无数障碍。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几乎每个年度都会有新的数字“潮流”出现，而申农的信息论也随着这些数字潮流的不断涌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论是电子晶体管，还是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卫星通信、个人电脑、光纤电缆、高清电视、移动电话、虚拟现实技术、DNA排序，在以上所有这些领域中，虽然申农没有实际参与具体的研发工作，但他的理论研究成果却为有线数字领域以及无线数字领域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基石。而广大的新闻记者和学术专家在分析研究滚滚而来的数字技术大潮时也需要经常提到由申农建立的庞大繁复的信息论。申农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自从1948年发表了划时代的信息论直到离开人世，申农收到了无数的荣誉学位，他在家里特别安装了一个干洗店用的大型衣架来挂放他的学位礼袍。不论是在太空时代还是在网络时代，申农都可堪称一位英雄。随着数字革命的兴起，申农提出的二进制数位及计算机字节等一度深奥难懂的术语已经像表示热量的卡路里和代表电压的伏特一样变得妇孺皆知了。但是，当媒体记者或其他来访的人问到申农最近从事的工作时，却很难得到确切的答复。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法诺是申农多年的朋友，他曾这样评论申农：“申农的论文写得很出色，但他很少写论文。他在讲课讲演方面也很出色，但他很少讲课讲演。他讨厌在公众面前讲话。”1958年，申农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聘书，成为了这所大学的通信科学及数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回忆说：“自从申农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以后，就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很少听到他公布新的研究成果。”实际上，申农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后曾教了几个学期的课。麻省理工学院的信息论学者彼得·伊莱亚斯这样解释道：“根据他自己对教学的理解，申农习惯讲很多鲜为人知的科研工作过程。而且他的工作节奏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事实上，他当时每星期都会完成一篇学术论文。”《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克劳德·申农(2)就这样过了几个学期之后，申农向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不想再从事教学工作了。对于这个要求，麻省理工学院欣然接受。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著名的科研学府，即使不教书，申农仍然可以在研究领域大显身手。但是，申农发表的科研成果也寥寥无几。如果说申农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约翰·纳什有一个美丽的大脑，大卫·史莱品认为，申农的大脑应该“属于非常奇怪的那种”。申农的天分与达芬奇类似，他对各种各样的话题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却很少持续专注于某一项研究，大多项目都会半途而废。申农事事都追求完美，只要他论文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甚至论文的文笔没有做到完美无缺，他都会拒绝发表。在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前，申农已经发表了78篇学术文章。但是在从1958年到1974年期间，他仅仅发表了9篇论文。在此后的10年间，申农出版的学术论文只有一篇，之后，由于老年痴呆症，他彻底停止了学术研究。此外，他还就魔方写过一篇论文，但从未发表过。克劳德·申农这个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几乎停顿了所有科研活动，一门心思都用在玩具上面，当时这个情况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保罗·萨缪尔森说：“当时有人怀疑他得了抑郁症。”还有人认为他性格过于腼腆自闭，可能心理上有问题。数学家埃尔文·伯莱坎普曾说过：“如果你从没接触过克劳德·申农，你很可能会以为像他这样一个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会像个超级推销员那样口若悬河，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申农性格很腼腆，待人礼貌，似乎从未怀有任何妒忌、怨恨以及野心之类的负面情绪。几乎所有认识申农的人都喜欢他。他身高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长得很精神，身材有些瘦削，衣着很整洁。到了中晚年，他开始留胡子，看起来更显得与众不同。申农喜欢听美国南方的乡村音乐。他能像杂技演员那样同时抛接四个球，他常常遗憾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手太小，他可以同时玩五个球。申农认为自己很有运动天赋，很明显也不热衷于政治。在翻阅他的文章时，除了他为自己辩解的文章以外，笔者只发现了一篇和政治有关的文字，那是一首关于水门事件的诗，措辞很幽默。克劳德·申农的手中总是握着一支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内容包括各种数学公式、电路图、演讲稿，以及他从来没打算发表的论文，有时还会写一些顺口溜或幽默的短诗以及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稀奇古怪的文字。他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事物列了一张单子，上面有国际象棋、独轮自行车、杂耍、股票市场、系谱学、跑步、乐器、爵士乐，以及“和边缘人群打交道”，至于什么样的边缘人群却没有进一步说明，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申农曾热切地回忆起年轻时到歌舞剧院看舞蹈演出时的情景。克劳德·申农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所有同事都知道他，因为他常常在楼道里骑着独轮自行车窜来窜去。事实上，申农骑独轮车不仅仅是为了好玩，在骑独轮车的过程中，申农要同时使用大脑和小脑来协调身体，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独轮车理论。起初，申农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小的独轮车可以让人骑在上面而不会倒下去，为了找出原因，他制作了一系列的独轮车，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只有18英寸高，谁也没法骑，为了增加难度，他还把一辆独轮车的车轮特意做成了不规则的形状。最让克劳德·申农感到自豪的成就之一是在贝尔实验室的楼道里一边骑独轮车一边连续抛接皮球。1916年4月30日，克劳德·申农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彼得斯基市，不久随父母搬到了附近的盖罗德市并在那里长大。当时盖罗德市只是密歇根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只有３０００多户居民，散步时只要走几个街区就到了市郊乡村的田地。申农的父亲叫克劳德·艾尔伍德·申农，先后做过旅行推销员、家具商、殡仪馆老板，后来当了法官，有时也做些房地产生意，当时盖罗德主干路上的几幢办公楼都是由申农的父亲负责销售。1909年，申农的父亲与镇上高中校长的女儿梅布尔·伍尔芙结了婚，申农出生那年，他父亲已经54岁了。申农的父亲虽然很注意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并经常给儿子买来各种模型玩具和无线电元件，但和儿子却不很亲近。申农的家族有发明家的基因，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就是他家的远亲，申农的祖父以务农为生，但也经常搞些发明创造，曾经设计过一款全自动洗衣机。而申农自己从小到老一直喜欢亲手制造各种器物。克劳德·申农小时候曾经制作过一台电报机和好朋友通过信号联络，由于朋友家在半英里以外，克劳德·申农买不起那么长的电线，所以一直无法使用。直到有一天，克劳德·申农忽然想到各家院子周围的栅栏都是用铁丝做的，而金属可以传导电流信号，于是他就把电报机接在栅栏的铁丝上面，成功地把信号传送到朋友家里。这种干净利落地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克劳德·申农后来能够出人头地的重要原因。《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克劳德·申农(3)克劳德·申农曾经在西部联合公司做过一段时间的传信员。1936年，他在密歇根大学完成了学士学位的学习，对于自己下一步想做什么还没有明确的想法，有一天碰巧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布告，得知麻省理工学院需要雇人维护一台名为“微分差动分析仪”的新型计算机，于是决定应聘。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期间，申农结识了这台新型计算机的设计人，万尼瓦尔·布什教授，万尼瓦尔·布什教授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的系主任，在学术上很有见地，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嘴里叼着烟斗。万尼瓦尔·布什曾多次向美国总统提出计算机技术的广大前景，他经常说：“计算机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快得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万尼瓦尔·布什设计发明的微分差动分析仪是当时最负盛誉的计算机设备，体积大约有两个汽车库大小，使用工业电，看起来完全像一架大型机器设备，从上到下到处都是齿轮、发动机、驱动带以及传动杆。微分差动分析仪通过齿轮和传动杆的不同排列组合来表示数字，所以，在运算解决完一个问题之后，就要全凭手工把各种机构部件重新安装组合，还要重新润滑齿轮并按照相应的比例把参数调整设置到准确的数值，而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克劳德·申农的工作。这项工作经常需要辛辛苦苦地干上好几天才能输入一个方程式，然后计算机再花上几天来解这个方程。解完方程后，计算机就用笔在固定在画图板上的纸张上写下运算结果。申农发现，微分差动分析仪实际上是由两台机器组成的，一部分是机械设备，一部分是电力设备。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申农认定用电子线路代替机械构件将能够大大提高计算机的运算效率。在申农设想的计算机中，将完全由电流的状态来代表不同的数字，这样一来，就既不用给计算机上润滑油，也不用担心摔坏东西了。在大学上学期间，申农学习过布尔代数，当时的工程系学生很少选修这门课。布尔代数所应用的概念很简单，具体来说就是“正确”和“错误”两种状态；布尔代数主要研究这两种状态的各种逻辑关系，如“与”，“或”，“非”及“如果”，学习者需要把相关的状态要素以不同的逻辑关系加以运算组合。在克劳德·申农的设想中，计算机将通过电流的状态来实现布尔代数的各种逻辑关系。令他欣喜的是，这种设想竟然成功了。事实上，根据申农的设想，电子数字计算机将能够就任何性质的问题进行运算。很快申农就发表了自己的想法，这年是1937年（在此之后，克劳德·申农从未再这样迅速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申农的论文在当时被称作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硕士论文。万尼瓦尔·布什教授对克劳德·申农的论文赞叹不已，要求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录取克劳德·申农继续研读博士学位。克劳德·申农的论文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电子工程的领域。布什教授的同事诺伯特·韦恩纳对申农的论文同样大加赞赏（诺伯特·韦恩纳以性格怪异出名，周围的人经常不知为什么就会惹恼他，他如果看谁不顺眼，就会在自己那本永远不会出版的小说中把那个人大加贬损一番。布什就曾被韦恩纳写进小说）。诺伯特·韦恩纳发现，申农的数字计算机的先进程度要远远高于布什教授的模拟计算机。在这两位学界泰斗的支持下，申农很快就成了一颗学术新星，当时他只有21岁。在1939年，万尼瓦尔·布什教授曾在文章中写道：“显然，申农是个天才。”但同时，布什教授又为申农感到担心，“克劳德和别的年轻人很不一样。”布什甚至特别提醒过他的同事：“申农性格腼腆，不喜欢与人接触，为人又非常谦逊，这可能会导致他的才华被我们忽视。”布什教授认为，申农不仅是个天才，而且还是个通才，申农的才华可以在很多领域得到施展。但是，使布什教授担心的是，申农可能缺乏掌控自己学术生涯的能力。说起来这似乎有些反讽，因为布什教授的祖父是位独断专行的船长，所以根据家族传统，布什教授非常讨厌听命于人，但现在，他却要让申农听命于自己。于是，布什教授任命自己为申农的导师，而作为导师布什教授为申农做出的第一个决定竟然令所有的人为之瞠目：布什教授建议申农的博士论文以基因遗传学为研究题目。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DNA是一种信息”，但在当时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基因和信息之间的联系。当时，DNA的结构还是个未解之谜。更重要的是，申农当时对于基因遗传一无所知，所以只好临时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自己独立写出了一稿论文。看了论文初稿后，布什教授也没和申农打招呼就把稿子送到几个基因遗传学专家的手中，而看过论文之后这些基因专家们一致认为申农的论文对基因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克劳德·申农(4)此后的事情就一帆风顺了。布什教授又安排申农在芭芭拉·伯克斯在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资料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优生学受到了广泛的抨击并在不久之后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申农在优生学资料研究室工作研究期间接触了大量关于遗传学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优生学研究机构多年以来通过采访马戏团侏儒以及秘密记录等方法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优生学资料研究室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人类各种特质的遗传轨迹，如头发颜色、血友病、弱智，以及某些人对海洋的热爱。在冷泉港工作期间，申农发现在孟德尔遗传学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存在数学关系。在这一惊人发现的基础上，申农撰写了名为“论理论遗传学的代数关系”的论文，虽然读过这篇论文的人寥寥无几，但凡是看过的人都大加赞赏。在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习之后，申农放弃了基因遗传方面的研究，对他来说，基因遗传学仅仅是个坏习惯。虽然申农和布什教授都做过相关的努力，但申农关于基因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从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直到５至１０年后，克劳德·申农的关于基因遗传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才被基因研究人员重新发现。1939年10月，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诺玛·利弗尔。根据诺玛·利弗尔的回忆，申农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站在门口，对身边的事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诺玛向申农身上扔了个爆米花，向他打招呼，于是，两人攀谈起来，不久就开始约会。诺玛是犹太人，当时只有19岁，长得很漂亮，住在纽约，家境殷实。当时，拉德克利夫学院禁止女学生把男士带到学校里来，所以两人只好把约会地点选在申农的办公室，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存放微分差动分析仪的房间。1940年1月10日，申农和诺玛在波士顿结婚，之后两人开车至新罕布什尔州度了蜜月。在度蜜月期间，有一次申农在一家旅店开房间，服务员告诉他：“他们这样的人在这不受欢迎。”据诺玛回忆，申农年轻时五官眉眼长得有些像耶稣，所以想必那个服务员把他当成犹太人了。于是，两人只好开车前往其他旅店。直到这年３月，克劳德·申农才给布什教授写信告诉他自己结婚的消息。克劳德·申农在信中说，自己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所房子，自己的生活还没安定下来。在信中，克劳德·申农还提到自己最近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设计镜片。克劳德·申农在信中向布什教授问道：“这项研究一定能解决很多问题，您认为呢？”克劳德·申农还告诉布什教授贝尔实验室的桑顿·费邀请自己到贝尔实验室去工作，“我不清楚自己会不会喜欢贝尔实验室的工作，贝尔实验室毕竟是一家工业组织，我担心自己的研究方向会受到限制。”当时，AT＆T公司正在扩大旗下研究机构的规模，并把实验室从纽约曼哈顿搬到新泽西州的莫端山郊区。所以，这年夏天，克劳德·申农只好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贝尔实验室分部工作。根据诺玛的回忆，这是他们两人短暂的婚姻中最快乐的时光，两人经常去爵士乐俱乐部听音乐。接着，两人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工作，爱因斯坦、哥德尔，以及冯·诺依曼等顶尖的科学家都曾在这儿工作居住过。在普林斯顿，克劳德·申农在数学家、物理学家赫尔曼·外尔的手下进行了一年博士后研究，研究的课题是拓扑学。但是，关于拓扑学的研究没有任何成果，于是，申农就转而与科学研发组织美国分部的数学家华伦·菲佛一起合作。在此期间，申农曾为美国军方计算炮弹发射的轨迹。他的工作得到了华伦·菲佛的褒奖和认可，但是两人的合作仍然未能持续下去，原因是，申农的婚姻出现了裂缝。在申农和妻子诺玛搬到普林斯顿后，诺玛发现申农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与人接触。根据学院的规定，研究人员可以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于是，申农就选择在家中工作。诺玛回忆道：“他的情况越来越坏，到最后，他谁也不想见。”诺玛曾试图劝说申农去看心理医生，但遭到了拒绝。终于，两人大吵了一场，诺玛跑到普林斯顿的火车站坐车回到了曼哈顿，从此之后，她再也没到过普林斯顿，再也没有回到申农身边。离婚这件事对克劳德·申农打击很大。在给布什教授的信中，菲佛曾写道：“有一段时间，申农看起来似乎不论在神经上还是在情感上都要彻底崩溃了。”在申农个人危机期间，桑顿·费再次向他提出邀请，希望他到贝尔实验室工作。这次，申农接受了邀请。在贝尔实验室，申农再一次把自己无限的才华投入到一门从未接触过的研究课题上面。《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 X计划(1)这个课题被称为X计划，直到1976年才对公众解密。这项研究是由贝尔实验室和英国政府在伦敦北部布莱切雷的密码符号学校共同开展的。X计划在科研人员的投入方面可以和美国研制原子武器的曼哈顿计划相提并论，不仅美国方面有克劳德·申农参与，英国方面也派出了阿兰·图灵这样的重量级科学家。X计划的目的是建造一个名为SIGSALY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名字SIGSALY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是随意确定的一个字符串，目的是为了迷惑德国敌人。SIGSALY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经过数字加密的无线电话系统，系统的每个终端计算机的体积都有一间房子大小，重量高达55吨，操作人员要钻进隔离室才能进行操作，另外，安装终端计算机的房间还必须配备空调系统，以防止计算机的真空管发热融化造成事故。当时盟国方面希望能够通过SIGSALY系统来杜绝德军对盟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联络进行窃听。盟国当时在美国五角大楼为罗斯福总统以及在伦敦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的地下室为丘吉尔首相分别安装了一台SIGSALY终端计算机。除此以外，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在北非作战的蒙哥马利元帅和关岛的麦克阿瑟将军。由于使用了所谓的“一次性密码本”，SIGSALY的加密系统无法破译。原因在于，在“一次性密码本”中，用于对信息进行加密和解码的“密钥”是随机选择的。通常，密钥是由写在纸张上的随意选择的字母和数字组成的，这样就可以保证信息经过加密后完全失去本来面目，不论通过什么样的密码破译方法也无法阅读。但“一次性密码本”这种方法也存在缺陷，因为必须要派专人把密钥分别递送到系统使用者的手中，在战争期间，密钥递送的任务通常困难重重。而SIGSALY系统的优势在于，它所加密的信息是声音，而非书面文本，与此对应使用的密钥是一张录制有“白色噪音”的密纹唱片。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声音如果和这张唱片上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将产生一种咝咝声，将真实的信息屏蔽起来，只有获得录制有同样白色噪音的唱片才能对经过加密的声音进行解密。在复制完所需数量的密钥唱片后，母带将销毁，然后再把副本派专人分别送到SIGSALY的各终端计算机那里用于解码。所以，必须保证密钥唱片在播放时必须完全与经过加密的录音严格同步，否则听到的就只有噪音。在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成功破译了德军的“英格玛密码”之后，盟军就开始对德军的各级作战指令进行监听。使用SIGSALY系统进行加密就是为了保证德军无法以牙还牙。克劳德·申农的任务之一就是证明SIGSALY系统在没有密钥的情况下确实无法破译。只有在SIGSALY系统通过数学方法进行严密测试之后，盟军的高层领导才能放心地藉此进行远程信息传输。通过SIGSALY系统，申农得以把自己的几个新想法付诸实现，其中就包括脉冲编码调制技术。在二战结束之后，AT＆T公司将申农开发的多项技术申请了专利并进行商业利用。后来，申农提到，他是在思考如何利用随机噪音屏蔽信息的过程中想到信息论的一些重要概念的。他曾指出：“加密系统和充满了噪音干扰的信息转送系统几乎没有区别”，这两者“非常相似，甚至无法分别”。1943年，阿兰·图灵访问了贝尔实验室的纽约分部。在此期间，图灵和申农每天都要在实验室的咖啡厅长谈。申农告诉图灵他正在研究一种测量信息的方法，使用的单位叫比特，申农说，比特这个名字是贝尔实验室的另一位数学家约翰·塔基想出来的。塔基所提出的比特这个单位名称是英语“二进制数位”的缩写。申农给比特赋予了新的内涵，根据申农的定义，如果可能出现两个结果时，区分这两个结果所需的信息量就被称为比特。图灵对申农说自己也想到了一个信息单位的名称，叫“班（ban）”，也就是将某个假设命题的正确性提高十倍所需证据的信息量。在对德军英格玛密码破译过程中，英国的解码人员曾经半开玩笑地使用过这个信息单位。“班”这个信息单位得名于英国的班伯里镇，英国解码人员使用的密码表就是在班伯里镇印制的。但是，最终给这个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是“比特”，而不是“班”，那一年是1948年。当时，二战已经结束，申农仍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有一天他发现同事的桌子上放着个奇怪的物件，就过去询问。威廉·肖克利告诉他：“这个叫固态放大器”。固态放大器是世界上第一种晶体管。威廉·肖克利告诉申农，固态放大器的体积虽然小，但功能与真空管完全相同。经过进一步询问，申农得知固态放大器是通过将不同物质按照固定的方式进行排列接触来工作的。只要保证所使用的几种物质彼此能够以正确的方式相互接触，固态放大器的体积就可以无限缩小。《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 X计划(2)而申农的信息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就是凭借着晶体管的力量最终付诸实施的。申农是在1947年末到1948年初了解到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是在1948年6月30日宣布晶体管的发明的，当时申农关于信息论的经典学术论文刚刚面世。1948年，申农在贝尔实验室技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当时，这篇名为“通讯传播的数学理论”的论文惊动了很多人。1948年申农正值32岁，关于这篇论文的相关工作大部分都是在1939年至1943年期间完成的，由于申农习惯一个人进行研究工作，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就这样，在取得了如此重要的科研成果之后，申农却一直将其束之高阁。后来当申农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们慢慢发现了这项成果之后，大家对克劳德·申农的做法都非常吃惊。于是，申农的朋友们开始督促他将这项理论公之于众。在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申农总会抱怨这篇论文写得非常辛苦，他认为自己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好奇，并非出于对高科技和个人事业的追求渴望。1948年在申农的个人生活中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申农经常到约翰·皮尔斯的实验室去聊天，皮尔斯当时正在研究雷达，工作之余非常热衷科幻小说。这样，申农结识了皮尔斯的助手玛丽·伊莉莎白·莫尔，大家都叫她贝蒂。当时贝蒂的工作是使用老式计算机协助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进行数学运算，有时也会在贝尔实验室的车间操作机床制作模型。贝蒂非常聪明，动手能力很强，人长得也漂亮。当时贝尔实验室只有三名女员工，后来贝蒂曾回忆说：“一个结婚了，另一个已经奔六十岁了。”就这样，申农和贝蒂日久生情，两人于1948年12月开始约会，翌年3月27日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从1956年春天开始，申农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当时只是一项短期安排。根据申农在贝尔实验室的朋友约翰·雷奥丹的说法，当时让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授课是为了给他充足的时间来撰写一部关于信息论的著作，当然这个目的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申农在给他在贝尔实验室的老板亨德里克·巴德的信中曾写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非常愉快，虽然这个学期工作很繁重，但一切都非常顺利。开始我以为班里只有八九个高年级学生，可后来一开课才发现竟然有４０人之多，其中有些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还有些人是从哈佛大学过来听课的……”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没几个月，申农就给亨德里克·巴德写了封信，要求辞职。原因是申农和贝蒂非常喜欢剑桥地区的学术氛围以及附近新泽西州的郊区生活，所以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他在给巴德的信中这样解释：“从国外来的客人在贝尔实验室只会逗留一天，但在麻省理工学院却会流连半年之久。这样我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他们深入地交流各自的见解。在权衡贝尔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各方面的利弊之后，我发现二者不相上下，但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１５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工作的激情，所以我打算换个环境，希望新同事们能给我带来灵感。”与大多数人所想的相反，当时是申农主动向麻省理工学院提出要求希望留下来任教的。工资待遇当然不是问题。当时贝尔实验室为了挽留申农曾提出加薪，但遭到了申农的拒绝（直到1972年，克劳德·申农和贝尔实验室之间一直保持合作关系）。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之初，申农的年薪是1.7万美元。申农虽然喜欢麻省理工学院这个新环境带来的激励，但也并非对其全盘接纳，他仍然保持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工作作风。但是即便如此，申农仍然发现自己之前低估了大学生活以及附近市井的喧嚣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构成的不良影响。罗伯特·法诺在回忆那段时间时曾评论道：“申农似乎从麻省理工学院里消失了，他很少与人接触。”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只负责为数不多的几名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指导工作。而且，学生们常常要到申农家中登门求教。根据一个叫威廉·苏瑟兰的学生回忆，他们有时会碰到申农练习双簧管。贝蒂回忆说：“克劳德·申农不论什么时候，想睡就睡，”而且申农经常在餐桌前一坐几个小时思考事情。而且，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后，申农几乎停止了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不仅他自己打算写的那部书没有完成，而且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存档，在此期间他的论文也少得可怜，只有几篇关于信息论项目的草稿。马文·明斯基是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之一。他当时曾向申农提议放弃继续对信息论进行研究，因为经过多年的探索信息论已经没有再进行深入研究的余地了。但是，申农早期研究成果的独立完善性仍然不可小觑。法诺曾提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只要有信息论研究人员向申农提出某个关于信息论的最新问题，总会发现克劳德·申农不但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他的解决方案尚未发表，几乎无一例外。《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 X计划(3)在提到自己为什么在创建了信息论之后却放弃了对信息论的研究时，申农的解释是：“因为我又对别的事情产生了兴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生活的方向也会发生改变。”这些引起申农兴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在1956年，申农在达特茅斯组织举行了关于人工智能的第一次重要学术会议。由于申农的声望和影响，人们开始重视人工智能这个新兴学科。当时申农设计的一些模型，包括能够下棋的计算机和所谓的智胜机，在机器学科领域的早期研究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申农对自己所推崇的人工智能研究具有清楚的认识，而且看到了人工智能美好的前景，但同时他也知道人工智能研究的很多目标在自己有生之年难以实现。如果碰到有人就这个话题提出一些不求甚解的问题，申农经常妙语惊人。问题：您认为，未来的机器人能达到和人类交朋友的智力水平吗？回答：我认为能，但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到。问题：将来能由机器人来做美国总统吗？回答：有可能。但到我们制造出可以做总统的机器人时候，也许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国，而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组织了。申农的办公室源源不断地收到世界各地著名科学家发来的信函、论文以及打来的电话，希望申农能够审读他们的论文或要求申农亲自发表论文，还有一些人的目的是邀请申农讲学或要求获得推荐。随着这些信件电话数量的增加，克劳德·申农不得不拒绝越来越多的人的请求。后来，随着申农的名字逐渐被公众熟知，他收到的信件和电话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进行科学实验的小学生，也有一些头脑不正常的人来信来电对科研人员、计算机技术、以及电话公司等机构表示反感和敌意。其中有封信中这样写道：“你研制开发的机器人就像圣经《但以理书》中描写的守护神彼勒一样，完全是个机器怪物，你已经被你的机器人控制住了，你正在使美国总统和联邦调查局陷于不义之地。如果你再不幡然醒悟，我就把你告上法庭，我已经跟纽约电话公司打过官司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类似机构经常找到申农，请他帮忙解读复杂的密码，但总是被礼貌地告知申农已经退休不再进行科研工作了。1983年中央情报局的菲利浦·麦克勒姆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找到您并非出于偶然。我们需要一位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家来协助我们研究一些问题，您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佳人选……虽然知道您不需要钱，我们仍会向您支付报酬。”但按照申农的习惯，只有在想出完美的答复之后，他才会回信。由于思考完美的答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这些信件都逐渐被申农放在文件夹中束之高阁。其中一个文件夹的标签上写着：“由于我的拖延而长期没有回复的信件。”现在这些信件和申农的论文稿一道装箱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仍然没有答复。申农非正式提前退休的时候只有４０多岁。退休之后，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里的角色就像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小说《誊写员巴特比》中的主人公一样，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别人提出的要求一律答复：“我不愿意。”《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伊曼纽尔·基莫尔(1)虽然同是美国人，伊曼纽尔·基莫尔和克劳德·申农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基莫尔大概出生于1898年，具体哪一年连他的亲生儿子也不知道。据说，伊曼纽尔·基莫尔小时候被人拐卖到一条船上，自此之后就再没见过亲生父母，当然，这个说法还有待证实。在远东，基莫尔跳船逃生，在一条运牛船上给人干活谋生，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热气腾腾的牛粪铲到海里。就这样伊曼纽尔·基莫尔终于辗转回到美国。从回到美国之后直到长大成人，基莫尔一直住在纽瓦克市犹太人聚居区的王子大街，人们经常叫他“曼尼·基莫尔”。在王子大街他和德尔·朗格成了朋友。德尔·朗格外号“大高个儿”，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在基莫尔和其他来自东欧的移民中显得鹤立鸡群，当地人都把他当成天神看待。在王子大街，经常会有些爱尔兰裔的孩子骚扰做生意的小商贩，把货车推倒，抢走犹太人的圆顶小帽作为战利品。一旦发生这种状况，人们就会通知朗格，过不了几分钟，朗格就会带着他的人出现在大街上把捣乱的孩子揍一顿。朗格长大之后，生意圈子越来越大，接触的人很多都不像犹太人一样说依地语，于是，他就把名字改成了艾伯纳·杰尔曼，外号叫“长腿”。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杰尔曼认为在美国只有两个地方能发大财，一个是政坛，另一个是赌场。杰尔曼决定在赌博行业中一试身手，他的生意伙伴就是伊曼纽尔·基莫尔。杰尔曼和基莫尔经营的是三合彩，在美国各州政府开始发行彩票之前，三合彩非常流行。赌徒把手头不用的钱押在一个三位数上，每天公布一次结果，３个数字可能有１０００种组合，如果猜中了的话，就能得到相当于下注金额６００倍的奖金。杰尔曼的公司平均从每１０００美元的赌注中可以抽取４００美元的利润。当时，每天公布的获奖数字都是随意挑选的，数字的规律性很不一致。杰尔曼有个同伙名叫斯塔奇，外号“医生”，他发现号码排列越不规律，公司获得的利润就越高。1919年，在斯塔奇的建议下，杰尔曼采取了一项新措施，在把每天的赌注收上来之后，先派人找到下注金额最少的号码，第二天就把这个号码公布为中奖号码。这样一来，赚钱就容易得多了，但这种做法难免引起其他帮会以及司法人员的疑虑。但对付黑帮和警察杰尔曼已经是老手了。一次，有个叫雷奥·卡普勒斯的小混混给杰尔曼找麻烦，被杰尔曼找人教训了一顿，后来卡普勒斯曾扬言报复。杰尔曼决定亲自出手教训卡普勒斯，在纽瓦克的一家酒吧里向卡普勒斯的下身打了一枪。卡普勒斯被送到了贝斯医院，子弹取出后，杰尔曼派人到医院以索要物证为名拿走了子弹，这样就再也没人能证实杰尔曼和这个枪击案存在任何关联了。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给杰尔曼和基莫尔提供了更大的赚钱机会。这就是沃尔斯泰德禁酒法案。看到这个机会，杰尔曼决定从事贩运私酒的生意，基莫尔把自己在纽瓦克的仓库租给杰尔曼用于储存私酒。据估计，在美国禁酒期间，从加拿大输入美国的酒精饮料中４０％都是由杰尔曼的帮会运进来的。在1920年之后的１０年间，杰尔曼从贩运私酒的生意中挣了至少２０００万美元，而且没有缴纳过一分钱的所得税。随着贩运私酒的生意越做越大，杰尔曼被人称为“新泽西州的卡蓬”（卡蓬是美国３０年代最著名的黑帮分子之一）。对这个诨号杰尔曼一定很不满意。因为，虽然他和芝加哥的卡蓬一样心狠手辣，但他的品位却不是卡蓬比得了的。杰尔曼喜欢艺术，喜欢读书，还经常听歌剧，他从不穿色彩艳丽的衣服，只开美国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和别克汽车，而且从不开最新的款式。当时喜欢读小报的人都知道，杰尔曼是女电影演员珍·哈露的男朋友，杰尔曼曾经借给、或者说贿赂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哈里·科恩５０万美元，作为回报，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哈露得到了出演两部影片的机会。后来在1931年著名的黑帮片《人民公敌》中，哈露曾经扮演过黑帮分子的情妇。哈露很年轻就去世了，杰尔曼一直都很喜爱这个金发美女，在哈露的葬礼上，杰尔曼请来著名歌手珍妮·麦克唐纳和尼尔林·艾迪演唱了《啊!生活的甜蜜与神秘》这首歌。伊曼纽尔·基莫尔和艾伯纳·杰尔曼一样，也很有经济头脑，他发现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流行使用轿车。但是，在纽瓦克，当地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住在公寓楼或联排房子里，没地方停车，于是，基莫尔就开始投资修建、收购了很多车库和停车场。据说，有一次基莫尔与人打牌赌博，赌注很高，对手的钱输光了，提出把自己名下的停车场押作赌注。结果这个位于纽瓦克市基尼大街的停车场就这样成了基莫尔的产业。后来，基莫尔又收购了很多家停车场，并利用停车场的场地设赌抽头，大赚其钱。《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伊曼纽尔·基莫尔(2)赌博不仅是基莫尔的职业，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经做过设庄赌马的生意；作为庄家必须要处理大量现金，需要精打细算，有时基莫尔要把名下的停车场抵押出去以便获得贷款支付赢家的奖金。基莫尔对各种赌博都很有兴趣，不管时间场合，只要他觉得赔率合适就会把钱押上去。据基莫尔自己说，他还自学过微积分、三角几何、以及概率论等数学理论。这样，利用头脑中储备的社会经验和通过自学获得的数学知识，基莫尔能够非常迅速地分析出任何赌局的胜算。同时，他对自己在赌场上的辉煌战绩也津津乐道：他经常讲有一次和别人打赌说屋里有两个人的生日是同一天，赔率是一比一，最后他大获全胜。根据基莫尔所掌握的数学知识，他清楚地知道，只要屋里的人超过22个，他就有大半的胜算。但是，基莫尔在赌场上的无往不利并非是完全凭借着他的数学知识，为了赢钱，他经常不惜打破道德底线。他有一个惯用的伎俩，把两块糖放在餐台上，和别人赌哪块糖先招苍蝇，实际上，其中的一块糖已经事先做了手脚，上面滴了DDT杀虫剂，苍蝇是绝不会落上去的。在纽约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两个区，赌博业一直由意大利族裔控制，为了正常经营，这些意大利人定期贿赂当地警察。在1920年代后期，纽约市开始打击赌博行为，警察拒绝接受贿赂。于是，意大利黑帮开始考虑把赌场转移到哈得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州去。新泽西是黑帮头目莫拉蒂的地盘。莫拉蒂知道新泽西的很多政客都对杰尔曼言听计从，就建议意大利黑帮和艾伯纳·杰尔曼合作经营赌博业，以保万无一失。在莫拉蒂的安排下，杰尔曼和意大利黑帮头目进行了会面，意大利黑帮方面的代表包括查理·路其亚诺和乔·安东尼斯。双方同意合作在新泽西一起经营赌场。根据安排，必须要设置一条运输线路把住在纽约的老顾客接到新泽西的赌场，在赌博结束之后再把人送回纽约。由于纽约正在打击赌博业，所以位于纽约的终点站必须要尽量隐蔽，这样，基莫尔在百老汇大街和五十一大道拐角处的停车场就派上了用场。杰尔曼很早就预见到美国的禁酒法案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如果一直这样靠贩运私酒赚钱，不久就会丢了饭碗，所以必须要早做打算。杰尔曼打算建立一个类似于全美制造业协会的组织，各大黑帮明确划分各自的地盘，停止彼此之间的武装冲突，为下一步早做打算。为此，杰尔曼在大西洋城举行了一次全国黑帮大会。这次会议于1929年5月14日开始。根据计划，会议起初设在布雷克斯饭店举行，由于布雷克斯饭店只对有身份的美国白人开放，所以他们事先用化名预订了房间。出席会议的包括美国所有主要黑帮头目，如卡蓬和达基·舒尔兹。但是，在入住时饭店员工认出这些黑帮头目，于是声称所有的房间都已经订出，拒绝接纳他们。于是，这些黑帮老大只好租车前往附近的雷兹饭店。通过这次会议成立了美国的黑帮联合机构，当时被美国报纸称为“谋杀犯罪集团公司”。这个黑帮联合机构完全按照公司制度进行组织管理，甚至设置了董事会。掌控具体业务的是所谓的“六大巨头”，新泽西的艾伯纳·杰尔曼，纽约的查理·路其亚诺、梅尔·兰斯基、弗兰克·科斯特洛、乔·安东尼斯，和西海岸的本·西格尔。在大西洋城会议上，杰尔曼提出建议，希望将黑帮的生意合法化，犯罪组织必须经营多元化，把积累的利润投入到合法的生意里去，这样即使禁酒法取消，他们仍然可以生存下去，而且，一旦把生意合法化，就可以根据合法收入照章纳税，不用再担心警察和法院再来找麻烦，事实上，在会议举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就已经有很多黑帮组织开始把资金小规模地向合法业务中转移了。根据一项1930年的调查，当时纽约市已经有５０多个行业被黑帮组织插手涉足，包括皮货、洗衣业、家禽屠宰、裁剪成衣、土木建筑、殡葬业、停车场、小型高尔夫球场以及洋蓟和葡萄等农产品。通常黑帮组织在控制某项商品后，就会人为提高价格，盘剥消费者，这样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失去了竞争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杰尔曼自己投资收购了两家钢铁公司，几个小型电影制片公司，获得了GMC卡车在纽瓦克地区的销售代理权，还收购了哈得逊&曼哈顿铁路公司（这家公司后来被港口管理局收购，改名为PATH公司）和几家别的公司，业务包括专卖香烟的自动售货机、自动唱片点唱机以及公寓洗衣设备。同时，杰尔曼还出资参股了本·西格尔的弗拉明戈赌场和几家其他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还有纽约曼哈顿的雪莉大饭店和位于迈阿密海滩及萨拉托加的一些非法豪华赌场。此外，他还经营地下赌博机。当时玩赌博机的有很多少年，杰尔曼手下的人经常要为年轻顾客提供小凳子以便他们可以够到赌博机的把手。据说，杰尔曼还曾经参股摩西·安纳伯格的通用新闻局。当时艾伯纳·杰尔曼还可能投资了一种新型的赛马电报业务，把赛马结果直接传送到有钱客户的家里。他还有一家公司提供歌剧以及轻音乐唱片点播，客户主要是商店、写字楼以及电梯公司。直到1954年，芝加哥犯罪调查委员会才认定，这家名为“轻音乐集团”的公司的幕后老板是臭名昭著的杰尔曼，但杰尔曼声称自己只是持有这家公司的部分股份。在禁酒期间，有人在马萨诸塞州东部布拉克顿市的郊外抢劫了一车海格牌的威士忌酒。这批货的主人名叫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是通过股市内幕交易起家，后来又开始从事贩运私酒的生意，获利丰厚，成为了杰尔曼最大的竞争对手。肯尼迪认定这次抢劫是由艾伯纳·杰尔曼主使的。《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伊曼纽尔·基莫尔(3)据杰尔曼的人说，当时肯尼迪扬言早晚一定要找杰尔曼报这一箭之仇。但是，杰尔曼直到去世，一直坚持声称自己对劫酒这件事毫不知情。后来这件抢劫案给杰尔曼招来了很多麻烦，但杰尔曼始终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在对他实施报复。肯尼迪设法让自己的几个儿子进入政界，他的儿子罗伯特后来参加了美国参议院的关于黑帮犯罪问题的科沃弗听证会。杰尔曼曾和朋友们说，罗伯特是在为他老子肯尼迪报当初的一箭之仇。在科沃弗听证会之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展开打击黑帮犯罪的行动，杰尔曼的很多业务，包括扑克赌博、大型赌场、赌博机，都受到了影响。1952年6月10日，美国的税务部门向杰尔曼、弗兰克·科斯特洛、乔·安东尼斯和威利·莫拉蒂发函，开始调查他们所得税的缴纳情况。虽然杰尔曼已经事先采取了措施，将自己合法生意的一部分收入申报了所得税，但联邦检察官格罗弗·雷齐曼还是对杰尔曼及其家人的财产实施税务留置，金额高达１００万美元。检察官格罗弗·雷齐曼还试图把杰尔曼的所有资产冻结使他的生意破产，但由于杰尔曼的律师团抗议政府违反了司法程序，才未能如愿。1954年，乔·安东尼斯被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敲诈及操控市场。乔·安东尼斯原名是约瑟夫·多佗，后来自负英俊潇洒，所以效仿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改名安东尼斯。被认定有罪之后，乔·安东尼斯觉得自己这样的美男子不该坐牢，于是决定接受驱逐至原籍意大利的处罚。这样一来，杰尔曼在纽约失去了左膀右臂。几年后，杰尔曼的黑帮又失去了一员大将，这次是弗兰克·科斯特洛。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一次黑帮联合会议上，科斯特洛提交了一份准备加入组织的人员名单，上面大多是犹太人的名字，一个名叫维多·热那亚的黑帮分子抱怨了一句，说科斯特洛企图把他们的组织犹太化。当时杰尔曼和梅尔·兰斯基都在旁边，听到了这话。维多·热那亚是查理·路其亚诺的手下，当时的情形，本应由路其亚诺出面教训他几句。但科斯特洛却先发了话，据说当时他的原话是：“少废话，维多先生，你自己也不过是个他妈的外国佬。”他这样说是因为维多是从意大利西南的那不勒斯移民来美国的，不是正宗的西西里岛人，管他叫维多先生也是有意侮辱，因为，当时维多只是个给路其亚诺拿大衣的小卒子，根本不配称先生。热那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热那亚雇了杀手，打算结果了科斯特洛的性命。事情定在5月2日，地点就在位于中央公园西大街和第72大街拐角处科斯特洛的家里，当科斯特洛走进公寓楼的大堂时，一个身材肥胖的人从停在路边的卡迪拉克车中下来，拎着枪向他走了过去。“弗兰克，你跑不了了”，那个杀手一边说着就扣动了扳机。子弹打在了科斯特洛身上，但没有伤及要害。通过这次经历，科斯特洛认识到了江湖的险恶，决定提前退休。这样一来，热那亚这个排犹分子的势力得到了扩大。在中央公园西大街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科斯特洛被送到了附近的罗斯福医院，在医生给他包扎头上的枪伤时，警察检查了科斯特洛的私人物品。在他上衣的口袋里警察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4/27/57赌场毛利”，上面的地址是拉斯维加斯热带花园大酒店。当时，这家酒店经营赌博业务的执照持有人经营的是合法生意，和犯罪组织没有瓜葛。对于警察的询问，科斯特洛声称不知道纸条是怎么跑到自己口袋里的。1956年，杰尔曼被告上法庭，罪名是逃税。美国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事先对杰尔曼的财务支出状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他的开支要远远高出他申报的收入金额。杰尔曼的律师声称，杰尔曼花的钱很多来自过去通过贩运私酒时存下的现金。根据当时的法律，这些贩运私酒所得的收入不受法律限制。陪审团就这个问题形成僵局，杰尔曼逃脱了法律的处罚。但是在1959年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窃听得知，当时杰尔曼贿赂了陪审团中的两名成员，于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逮捕了两名负责行贿的黑帮分子，并由局长埃德加·胡佛亲自向公众宣布了这一新闻。毫无疑问，杰尔曼的逃税案子即将重审了。1959年2月26日，凌晨两点钟刚过，杰尔曼从床上起身，离开还在梦乡中的妻子，来到这座位于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市比华利路50号的豪宅的地下室，用一根电线上吊自杀了。警察在他的睡衣的口袋里发现了21片镇定药，旁边的桌子上放着瓶喝了一半的威士忌酒。警方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认为杰尔曼的死因是他杀，然后伪装成自杀的现场。但杰尔曼的朋友们都声称，杰尔曼过去一段时间情绪低落，过分压抑，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美国社会终于除去了杰尔曼这个祸害。杰尔曼死后，他的一部分生意由伊曼纽尔·基莫尔接手经营。其中既有合法生意，也有非法生意，而且股权也很复杂。有的归基莫尔一人所有，有些由基莫尔和杰尔曼的家人共同持股，还有些业务持股人身份不明。在掌握了这笔财富之后，基莫尔决定以此将本求利，以小博大，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基莫尔把赌场设在了美国的股票市场。《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爱德华·索普(1)在提到爱德华·欧克雷·索普的时候，一个朋友曾把他描述为“我所遇到过的做事最精确的人”。爱德华·索普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精确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么一个数学天分极高的孩子却很晚才学会说话。索普于1932年3月14日出生在芝加哥，直到三岁才开始说话。当时，他们一家在百货商店买东西，几个人从电梯里走出来，其中一个问道：“那位先生去哪儿了？”索普回答说：“噢，他去买衬衣了。”从这一刻起，索普一发不可收拾，说起话来几乎像个成年人一样。在三岁半的时候，爱德华·索普数数就能数到１００万了，而且，他还能读书识字，记忆力惊人。五岁时他和人打赌背英格兰历代国王和女王的名字，“爱格伯特，802年至839年；艾瑟伍夫，839年至857年；艾瑟巴德，875年至860年……”，就这样，他竟然一个不差地一口气背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我知道她登基，但不知道哪年去世的。”索普是从查尔斯·迪更斯的《青少年英国史》上知道这些的，迪更斯死于1870年，所以书中不可能写到维多利亚女王于1901年去世。索普的父亲是个复员军官，复员时正值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只得在银行做保安为生。看到索普天资聪颖，他就买了很多少儿读物，告诉索普要在美国成功，必须要受到优秀的教育。由于家境贫困，索普很早就开始想法子挣钱。有一次，索普和杂货店的老板打赌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算出账单金额，他用大脑，杂货店老板用计算器。结果爱德华·索普取胜，并获得了冰激凌蛋卷作为奖品。有时，索普会花五分钱买一盒饮料，再往里面掺些水，按一分钱一杯的价格卖给口渴的工人，这样每盒饮料可以赚一分钱。后来，索普的一个表哥带他到加油站去玩黑帮设置的赌博机。很快，索普就找到了门道，通过控制赌博机的摇把增加胜算。后来索普全家搬到了东海岸的洛杉矶市，索普的生活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轨道。由于父母都在当地的战时防御工厂上班，索普和弟弟詹姆斯只得把家里的钥匙挂在脖子上，自己照顾自己。索普有时会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自测智商，分数经常高达170到200分。由于没有父母管束，索普开始对炸药产生兴趣，他经常把自制的硝化纤维放在路边，用锤子用力砸，在人行道上炸出很多大坑。有时还把炸药放在管子里，把派威悬崖炸得满是伤痕。他还利用炸药作动力制作过一辆“火箭车”。通过把氨水和碘化物晶体混合，他发明了一种叫做氨碘的炸药，这种炸药非常敏感。爱德华·索普经常把氨碘加水后涂在金属制成的大碗底下，然后放在地上。在水分蒸发之后，炸药就会达到临界状态，只要有个苍蝇落在碗上就会爆炸。1955年春天，索普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系进行研究生的学习。当时他每个月的预算只有100美元，所以只好住在学生经营的罗宾逊大楼里，罗宾逊大楼通常被称为“玻璃房子”，是于1930年由理查德·诺伊特拉设计建造的，租金每个月只有50美元，但每星期要做四个小时的义工。由于当时课程非常紧张，索普每星期要花五六十个小时上课学习。为了找到更快的学习方法，他认真研读了关于心理学的书籍，发现定时休息放松能够提高学习效率，于是，索普就每学习一小时休息十分钟，吃些东西或干点杂事。一个星期天下午，索普学习了一小时后，决定去和同学们一起喝杯茶。阳光透过玻璃墙照得人暖洋洋的，大家说着说着就谈起了怎样才能不费力地挣些钱。有人提到了轮盘赌，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从赌博中不可能赚到钱。于是，大家就说起了轮盘赌的物理学原理，难道轮盘的设计真的那么完美，以至于无法预测小球会落在哪个数字上吗？大家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也决不存在完全偶然的事情，所以，每个轮盘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缺陷而偏爱某个数字。只要确定轮盘最偏爱的数字，将赌注押在上面，就能赢钱。而另一派认为，正是因为有人心存这种幻想，所以制作轮盘时通过使用精密的仪表，已经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索普提出的理论非常有创见。他认为，不论轮盘是否存在缺陷，都可以从中赚钱。如果轮盘的机械构造从物理学意义上设计制造得完美无缺，只要利用物理学常识就可以预测盘中的小球会落到哪个数字上面。如果轮盘存在缺陷，某些数字的概率就会高于其他数字。在这次谈话之后，索普自己又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他发现，由于白球要滚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停下，所以在白球开始滚动之后的几秒钟内，赌场仍然接受下注。而且，如果不接受新的下注，赌场就无法赚到钱。于是，索普打算制作一台便携式电子计算机来预测轮盘赌中获胜的数字，这台计算机必须能够在小球开始转动之后的几秒钟内运算出获胜的数字，从而保证有时间下注。这样，索普开始计划对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进行一次大袭击。根据他的设想，由一个人站在轮盘桌边上，负责操作计算机，计算机在运算完毕后把结果通过无线电信号传送给同一张桌子边的另一个人，而接收信号的人必须坐在一个无法清楚地看到轮盘上情况的位置上，这样，他就可以在最后一秒钟下注，而不会分心去看轮盘上的小球了。《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爱德华·索普(2)此外，每过一段时间，还要安排一个人站起来踱到其他的轮盘赌桌前。根据爱德华·索普的计划，要召集几十人参加这个项目，一半负责操作计算机，另一半负责下注。这些人可以在赌场里自由走动随机组合。主意打定，索普购置了一台便宜的轮盘赌博机，开始在家做实验。索普在转盘旁边放了一块秒表，然后用胶片摄像机把轮盘的转动过程拍摄下来，然后再把画面逐格回放，希望找到规律。经过几次实验后，索普发现自己买的轮盘精确性太差，根本无法预测结果。在1958年圣诞节假期，索普带上妻子维维安·赛尼塔去了趟赌城拉斯维加斯。维维安·赛尼塔当时还是个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身材苗条。两人结婚时还曾引发了维维安父母的顾虑。维维安的父母对这位物理学博士的经济能力表示质疑，这位博士经常需要节衣缩食，从来没挣到过什么钱，所以维维安的父母对两人的生活问题有些担心。事实上，拉斯维加斯是有名的折扣度假区，爱德华和维维安不会花费太多。事实上，他这次拉斯维加斯之旅的目的是为了实地看一看赌场轮盘的具体运转方式。在出发之前，一个朋友给了索普一篇摘自美国统计协会会刊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扑克牌二十一点进行了分析。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所以二十一点以及其他扑克牌游戏的赔率计算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五十二张扑克牌可能构成无数排列组合，根本不是用纸笔可以计算的。但是，与轮盘赌不同的是，二十一点的玩家在赌博过程中可以做出自己的决策，这样玩家就可以采用某些策略来提高胜算。在1958年，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策略能最大程度地提高二十一点玩家的胜算，而赌场也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二十一点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美国统计协会会刊上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数学家罗杰·鲍德温和他在美国陆军阿伯丁实验场的三名同事。他们分析二十一点时使用了军方的“计算机”，当时英语国家一般民众的词汇里还没有计算机这个概念。为了设计玩二十一点的最佳策略，鲍德温几乎在计算机前花了三年时间。根据他们的结论，如果使用他们设计的策略，赌场佣金只有0.62%，也就是说，如果在赌场里玩一整天二十一点，下１０００次注，每次１美元，一天下来只需要花6美元的佣金。在美国，轮盘赌的赌场佣金一般为5.26％，而老虎机则高达１０％到２０％，这样一比，二十一点0.62％的赌场佣金显得合算多了。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一般都认为二十一点的赌场佣金在２％到３％之间。但是，罗杰·鲍德温的这篇文章所列的策略与所有“优秀”二十一点玩家的策略都大相径庭。虽然在此之前爱德华·索普从未玩过二十一点，但由于对罗杰·鲍德温的策略感到好奇，他决定试试运气。于是，爱德华·索普就把文章中所列的策略表格打在卡片上。一到拉斯维加斯，索普就买了十个一美元的银币，找了张二十一点赌桌坐了下来。当时，二十一点在拉斯维加斯被认为是女人玩的游戏，让太太们有些事干，以便男人们可以专心赌双骰子。牌打得很快，索普每次出牌要牌前都要看看手中的卡片，有些跟不上节奏。而发牌的人和其他玩家发现他手里攥着什么东西总是不时看看，感到很好奇。当爱德华·索普解释手里卡片上写的是什么之后，他们都觉得很好笑。索普面前的银币越来越少，但那些笑话他的人输得更快。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索普就收手退出了，面前的十个银币只剩下一块五了。这次失败之后，索普一连几个月都在思考二十一点，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完善鲍德温提出的策略。在二十一点中，每一手牌之间并非毫无关系。比如，第一次发牌可能发出三个A（A是二十一点里最大的牌），而下一次发牌时，发牌员由于手中还有足够的牌可发，就会把上一次发的牌放在一边从余下的牌中拿。这样一来，如果你在第一轮中看到已经发出了三个A，就可以断定这次发牌最多只能有一个A。这样，你就可以根据已经发出的牌来调整下一轮的策略以及下注金额了。而鲍德温的论文却没有考虑到这点。鲍德温和他的同事假定每次发牌的概率都是52比1。索普坚信自己改进的二十一点策略万无一失，于是把轮盘赌的计划置之脑后，专攻二十一点。爱德华·索普还致函询问能否查阅鲍德温他们进行运算的原稿。1959年春天，鲍德温把自己和同事们关于二十一点的运算笔记寄给了索普，足有满满的一纸箱子。《财富公式》第一章熵《财富公式》爱德华·索普(3)1959年，索普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讲授数学课程。６月，他独自一人来到马萨诸塞州参加一个夏季科研项目。虽然夏天波士顿的夜晚又闷又热，索普还是选择猫在办公室里，坐在桌子前在计算器上敲来敲去，还要不时地打蚊子。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刻苦钻研之后，索普发现完全靠手工运算根本不可能解决二十一点的策略问题。有一天，他忽然想到可以用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型计算机来进行运算，这台大型计算机是IBM公司制作的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可以进行编程，型号是704。当时正值暑假，那台机器刚好闲在那里没人用。于是爱德华·索普自学了FORTRAN编程语言，亲自给计算机编写程序。通过运算，索普得出结论，数字为5的牌是决定赌场佣金的关键，在所有数字的牌中，5对赌场最有利，对玩家最不利。只要注意一副扑克牌中已经发出了多少个5，玩家就可以判断剩余的牌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索普决定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他认为有可能刊登这篇论文的最著名的杂志是《国家科学院文献》。但根据规定，论文必须由国家科学院的院士递交才能发表。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唯一一位研究数学的国家科学院院士就是克劳德·申农。于是，索普给申农的秘书打了电话，预约面见他。1960年11月的一个下午，天很冷，索普见到了申农。进屋之前，申农的秘书一再告诫索普说申农只有几分钟空闲时间，而且申农拒绝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花任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