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幸福论-2

-- 26０１第一章　西方历史上幸福观简述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１７世纪西方幸福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年）、斯宾诺莎（１６３２—１６７７年）、洛克（１６３２—１７０４年）、沙甫茨伯利（１６７１—１７１３年）等。培根认为，善就是使人幸福，而善又来自真理，所以，知识可以改造人的心灵，人的理性在知识指导下，就能辩明善恶，从善去恶，获得幸福。这个看法基本上沿袭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培根还提出了“全体福利说”，他认为，人类存在仁爱之心，从而具有爱他人的倾向，因而人人都会关心社会的幸福。“全体福利说”后来被功利主义幸福观所吸收。虽然培根强调全体福利，但他是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这也与后来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一致。斯宾诺莎以人性自保理论为伦理学的出发点，但在研究幸福问题时，他却把德性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幸福就是德性本身，个人的幸福只有在公共福利中才能得以实现。关于斯宾诺莎的幸福观，我们在本编第二章中将有详论。洛克把人看作一个有感性和理性并追求幸福的存在物，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的事物，就是追求幸福，并且还要追求个人的最大快乐和最大幸福。洛克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但是，在追求个人幸福时，必须考虑到他人幸福和社会幸福，因为社会幸福包含了个人的幸福。沙甫茨伯利提出了一种情感主义的幸福观。他认为人类天然具有“公众情感”，即人类有一种爱好公众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意向；人类的幸福就在于行善，善与福是一致的，人们在行善中体验着、享受着幸福。从上面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１７世纪西方幸福观冲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幸福观的樊篱，把趋乐-- 27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１１避苦看作人的本性，认为人们只有在追求快乐中才能获得幸福，这就恢复了人的尊严，重新正视人类自身的幸福要求。同时，还讨论了幸福与德行、幸福与行善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等问题，这些思考为整个近代西方世界的幸福研究定下了基调。１８世纪西方幸福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赫起逊（１６７１—１７１３年）、爱尔维修（１７１５—１７１年）、霍尔巴赫（１７２３—１７８９年）、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年）等。他们继续探讨１７世纪伦理学家们曾经探讨的关于幸福的几个重要问题，并且有所深化和发展。赫起逊继承了沙甫茨伯利关于道德起源于情感的观点，并认为行为的道德性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以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他提出的数学公式是：德行＝善的量×享受的人数。从这个公式中计算出来的凡是能够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行为；反之，则是最坏的行为。这个观点和计算方法为后来的功利主义幸福观直接提供了思想资料。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作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英国１７世纪伦理学家的幸福观，并使之系统化，他们的观点我们将在本编第三章中详述。康德的幸福观是在批判感性主义快乐论幸福观的基础上确立的。他对幸福的理解在１７、１８世纪的西方幸福观中独树一帜：高扬道德理想主义幸福观的旗帜，把幸福界定在至善之中。他的观点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理性主义幸福观的历史延续，也是对斯宾诺莎“幸福就是德性本身”思想的深化。有关的具体观点在本编第二章中将作详细介绍。１９世纪西方幸福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边沁（１７４８—１８３２-- 28２１第一章　西方历史上幸福观简述年）、密尔（１８０６—１８７３年）和费尔巴哈（１８０４—１８７２年）等。在１７、１８世纪逐渐显露的功利主义思想，被边沁和密尔以理论体系的形式确立下来，他们的研究和探索完成了功利主义幸福观的经典表述。费尔巴哈是感性主义幸福观在１９世纪的最重要代表，尽管他的基本观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了物质上的快乐和幸福是道德进步的前提等思想，具有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三位哲人的观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西方近代幸福观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所涉及的幸福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几代伦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使西方近代幸福观成为整个西方幸福观的主体部分。现代西方社会：笼罩在幸福观上的悲观情调A如果把从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伦理学称作现代西方伦理学，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讨论人生与幸福问题时，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的悲观主义色彩较为浓重，与近代西方幸福观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这一转变是从德国１９世纪哲学家叔本华（１７８—１８６０年）开始的。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痛苦，当人们在遭受痛苦和折磨之后，所感到的除了痛苦就是无聊，人生犹如一架摆动于痛苦与无聊之间的“钟摆”，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他说，如果把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也是暂时的、消极的，因为在满足过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不断的不满足，也就是不断的痛苦。怎样解脱人生的痛苦呢？叔本华认为，必须禁绝任何欲望，首先要断绝对世界的迷恋；其次要禁绝食欲和性欲。按照叔本华的解脱方法去做，最终实际上就是走向死-- 29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３１亡，走向虚无。这就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幸福观的主要思想。人类跨入２０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是，由物质丰富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导致了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空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自身是否还能获得幸福抱着怀疑的态度。于是，一些新的伦理学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对人类自身的幸福作悲观主义的论证。它们不从人类自身去寻找解决困境、追求人类幸福的方法，而是以消极的方式寻求解脱。存在主义幸福观和新托马斯主义幸福观就是其中的代表。存在主义幸福论者与叔本华一样，认为人生下来就带着烦恼，人生充满着恐惧。人的生活不仅无目的性，而且也没有任何意义，更没有幸福可言。只有走向死亡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存在，才是对幸福的体验。因此，学习生活就是学习死亡。这种悲观主义的幸福观曾经影响了西方社会中一部分精神生活空虚和乏味的人们。８０年代初，也曾对我国一些青年人的思想产生过消极的影响。新托马斯主义幸福观是中世纪基督教幸福观在现代社会的再现，它迎合了一些人的精神需求。以马里坦（１８２—１９７３年）为代表的这种基督教幸福观，把解决人类精神和道德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上帝身上，号召人们通过信仰上帝来实现自己的幸福。马里坦的具体观点，在本编第五章中将作详细介绍。现代西方幸福观以悲观的态度对待现实存在的幸福难-- 30４１第一章　西方历史上幸福观简述题，这实际上是在逃避生活的挑战。我们认为，尽管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但应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这些问题，并且要相信人类自身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获得幸福的生活。上面简要叙述了西方幸福观的发展线索。限于本书的篇幅，我们在本编的以下章节里不可能对所有西方伦理学家的幸福观进行详细的讨论，只能选取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按照其幸福观的不同性质分成四个部分加以介绍。中国古代的幸福观是人类对幸福问题思考的历程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将单辟一章进行讨论。-- 31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５１第一编　第二章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学派之一。一般说来，理性主义哲学家在思考人生问题时，崇尚人的理性力量，高扬人的道德品性，相信人类具备权衡和辨别利害关系的能力，在幸福观上，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将幸福渗透于人的灵魂深处，关注人类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完满，不重视甚至摒弃物质上的享受和满足，强调人类的精神幸福。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是否具有理性以及能否运用理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以理性能力获得人生的幸福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这是人类的骄傲。哲学的理性概念是枯燥而抽象的，但通过理性追求人生幸福的实践又是极富魅力和生机的。-- 32６１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第二章　一　幸福与美德一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美德、至善与幸福A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A思辨活动是最完美的幸福A古希腊哲学是从探索宇宙和自然的奥秘开始的，并因此而形成了不同于古代东方哲学的自然哲学体系。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也发端于古希腊，先哲们不仅对自然界感兴趣，而且也同时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其范围之广，思考之深，使得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古代思想家的伟大。时至今日，我们经常感到，现代人对于人类自身的反思似乎并没有能够超出先哲们所研究的范围。后人的贡献更多的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理解选择了新的观察角度，采取了新的研究手段，而人类自身的问题大抵还是２００多年前先哲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例如幸福问题，从古到今，每个人都要面对它，哲学家们更是把它作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幸福问题将永远伴随着人类。这是一个永恒的伦理话题。在前一章中，我们依据史籍讲述了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关于幸福话题的一段故事。如果说，这个故事中表达的梭伦的幸福观开创了古希腊思想家们探索幸-- 33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７１福问题的先河，并多少带有启蒙的性质，那么，古希腊最杰出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对幸福问题有了更深刻、更本质的理解。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最为丰富。美德、至善与幸福A苏格拉底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的序幕。这位古希腊著名的“雄辩家”始终把研究道德哲学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伦理思想史上，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他告诉人们，道德依赖于知识，没有知识也就没有德行，人只有具备有关道德的知识，才能做善事；而且人只要具备有关道德的知识，就会必然做善事。这是苏格拉底幸福观的理论前提。一方面，苏格拉底主张，只有有道德的人才是幸福的人，道德是一个人能否获得幸福的必然的和基本的条件。因此，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们公正、正直，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那么，他们就是幸福的人；否则，就是不幸的人。在他的心目中，遵循道德，坚守公正，刚正不阿，是人的真正幸福和应追求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在人的幸福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人人都希望获得幸福，但却有许多人得不到幸福，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幸福的真正含义。如有人把财产当作幸福，因而不惜一切手段聚敛财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不是幸福，苏格拉底把它称作“误认的幸福”。在他看来，一些人做恶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无知，良知受到了蒙蔽，以至把恶事当作善事，他们并不知道财产本身不-- 34８１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能带给人真正的幸福。一旦他们了解了幸福的真正含义，他们就不会因追求物质财富而作恶了，就能避免因犯罪而造成的不幸。因此，苏格拉底认为，重要的在于培养人的理性能力，让人们发现善、了解善，过有德性的生活，并运用理性对人生作彻底的内省，这是获得真正幸福的前提条件。总之，知识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关键。基于上述，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的幸福观遵循的是“知识→道德→幸福”这样一条思维轨迹。在这里，知识（理性）是前提条件，道德（德行）是达到幸福的途径，而幸福乃是知识和道德的目的。苏格拉底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终生实践着自己所倡导的理想和信念，可以说，他是一个探索幸福并最终相信自己获得了幸福的思想家。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师的思想体系，著名的“理念论”是其道德思想和幸福观的理论基础。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是指作为现实世界根源的永恒不变的、独立存在的、非物质的实体。在他的理念世界里，善的理念居于最高的层次，而善的理念就是至善，诸如勇敢、智慧、节制和正义等品德都在至善的统辖之下，因此，善的理念就是最高的善、普遍的善、绝对的善。柏拉图认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达到至善，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至善呢？依靠人的理性能力。在柏拉图看来，只有人的理性才能认识善的理念，人的理性是高级的；与此相对，人的感性和欲望、人的肉体感官需求则是低级的。这些基本观点影响着他对幸福的态度。柏拉图认为，快乐和幸福是两回事。快乐属于感性领域，-- 35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１它可以是情欲，也可能是感官享受，但单纯的感性快乐，如果没有心灵、记忆、知识（理性）的参与，就不是真正的幸福。一个人如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首先克制自己的情欲和享受，必须用智慧和德性去追求美德和至善。由于人的肉体和感官的快乐是暂时的，不值得留恋，而最高的理念——至善是永恒的，值得我们终生追求，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能用理性控制情欲的人，自然也是幸福的人。后人在谈论爱情问题时，经常使用“柏拉图式的爱情”这句话，这是指一种超越肉欲和情欲的纯精神领域的感情，是一种纯感情的爱情。在今天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未免有点绝对化；但就爱情的本质而言，男女之间精神上的相互依恋的确是爱情生活中的最重要成分，也是爱情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志，比单纯的“肉欲”、“情欲”重要得多。因此，虽然柏拉图贬低感性追求、蔑视物质享受的主张带有禁欲主义的色彩，但是，他对精神领域中的德行和至善的推崇，并把幸福建立在德性和至善基础上的观点，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A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活动使古希腊罗马伦理学达到了顶峰。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思想，但又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两位老师的思想框架内，他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更大的发展，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学理论和幸福观。最突出的贡献是，亚里士多德对幸福作了不同于两位老师的定义和理解。前面说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美德、至善与幸福看作是具有同质意义的概念，这个思想也影响着亚里士多德。他-- 36０２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其目的，如医学的目的在于健康，战略的目的在于获得胜利等等，这些目的就是善；由于活动的目的不同，善也具有现实多样性。他不同意柏拉图用一个抽象的、普遍的至善理念来涵盖现实存在的善的多样性，而是认为，善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在这些等级和层次的善之中，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即最后的善，它就是至善；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它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手段，因而，至善是其他目的的目的。他说：“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倘若仅只有一种东西是最后的，那么它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倘若有多个最后目的，那么其中最后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看起来，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绝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①从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遵循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传统，在看待至善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与他的先辈们保持着思想上的一致性。但是，我们接下去再看看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具体理解，又可以发现他与前人思想上的差异，从而表现出他对幸福的独特思考。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当问及人类行为所能达到的全部善的顶点是什么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但是，在幸福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上，却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幸福是某些明显可见的东西，如快乐、财富、荣誉等；有人认为，幸福是明智的活动；还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０年１１月版（下同），第１０—１１页。-- 37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１２有人认为，幸福就是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几种主张都有其合理的根据，它们能够在某一点上站得住脚，或者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那么，在对别人的观点作了这样的分析以后，亚里士多德又是怎样理解幸福的呢？因袭幸福就是德性的理性主义幸福论传统，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在这个定义中，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德性，二是现实活动，幸福由这两种因素构成。尽管这个定义中的德性成分与前人尤其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同，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他的这个定义特别强调“是在占有或展示德性中，即根据品质来把握最高善，还是在表现品质（ｈｅｋｓｉｓ）的现实活动中来把握最高善”①这样一个重大的区别，这是与前人的幸福定义有着本质区别的地方。为什么在具有了德性品质后，还必须进行现实的活动，才是幸福呢？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一个人虽然具有善的品质，但是，如果他的这种善的品质不能产生善的效果，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幸福。例如，某个人睡着了，或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停止了活动，那么，即使这个人本身具有善的品质，但却没有产生善的结果，因而这个人也就不能说是幸福的人。然而，德性的“现实活动却不能这样，它必然要行动，而且是美好地行动。正如在奥林庇亚大赛上，桂冠并不授予貌美的人、健壮的人，而是授予参加竞技的人（胜利者就在他们之中）一样，只有那些行为高尚的人，才能①②③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１４页。-- 38２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赢得生活中的桂冠和好的东西“②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的幸福并不在于他拥有或具备某种东西，而是要看他是否在善的引导下去实施现实的活动；只有行动，才能获得快乐，才能赢得真正的幸福。生活是美好的，而行动是美好生活的体现。因此，“合于德性的行为，使爱德性的人快乐。”③合于德性的活动就是幸福，而活动的开始就是对生活的爱好。例如，马使爱马的人快乐，戏剧使观剧的人快乐，公正使爱公正的人快乐，“爱马”、“观剧”和“爱公正”都是现实的活动，正是这些现实的活动，才使得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感到快乐和幸福。由于合于德性的行为，其自身就是令人快乐的，也是善良的和美好的，而且快乐和幸福的程度也是最高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对于什么是高尚的行为、什么是公正、什么是慷慨等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他就能成为一个最高尚、最善良的人，而“最高尚、最善良、最令人快乐的东西，也就是幸福”①。因此，最好的现实活动，就是拥有这些美好的一切，“我们把这些活动，或其中最好的一个活动，称之为幸福”②。说到这里，我们基本弄清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就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这一重要思想。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是具备德性还不配享幸福，必须有现实活动的参与，使德性渗透于行为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从上述观点出发，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动物不能从事①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１５页。-- 39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３２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所以，我们不能称动物是幸福的。同样，也不能说小孩是幸福的，因为对小孩来说，他们还不能进行现实活动，幸福对于他们也不是现实的东西，而只是一种希望。更不能把只过了一天幸福日子或者只过了几天幸福日子的人称作幸福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幸福的人是毕生按照德性行动，并充分得到外部的善（如朋友、财富、权势、幸运等）保障的人。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幸福不是某种神的恩赐，也不纯粹是机遇的礼物，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通过人的努力争取的，所以，幸福虽是人所共有的追求和愿望，但它不会凭空分配给每一个人，而是钟情于那些勤奋学习、努力进取的人。通过努力获得幸福，比纯粹依赖机遇获得幸福更好。亚里士多德坚信，在人们的各种活动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相比拟，而且，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是获得幸福的主要途径，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幸福是持久而巩固的。说到这里，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多说几句，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幸福定义的理解。所谓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眼里，不是指肉体的德性，而是指灵魂的德性，因而，幸福就是灵魂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人的灵魂德性有两方面：一是理智的德性；二是伦理的德性。前者如智慧、理解和明智等等；后者如豁达大度、勤俭节制等等。理智的德性大多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伦理的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这两种德性是人的灵魂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一个人应当既有智慧，又有道德，才会得到人们的称赞。亚里士多德-- 40４２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进而把人的德性归结为品质，他认为，德性既不是情感，也不是潜能，而是“一种使人成为高尚的，并使其出色地运用其功能的品质”①。这就告诉我们，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就是合于能使人成为高尚和善良的品质的活动，幸福就存在这些活动之中。思辨活动是最完美的幸福A在对现实活动作出详细分析和论证后，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著名的“中道原则”（也称“中庸”）。他认为，在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中，存在着不及、过度和中间这三种状态，而唯有中间状态才值得人们称赞和追求。德性从本质上说就是中道；寻求不及和过度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是达到幸福的正确途径。亚里士多德具体分析了十余种德性，对于它们的不及、过度和中间状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如怯懦—勇敢—鲁莽、冷漠—节制—放纵、小气—大度—无度等等，其中的勇敢、节制与大度就是行为的中道，就是德性，因而也就是完善，幸福的获得就体现在这些遵循中道原则的选择和行动之中。在全部的具体德性中，亚里士多德尤其看重公正和友谊。在他看来，公正是完美的德性，它不仅表示法律上的合理性，而且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活，以保障公民获得幸福的法律和道德基础。友谊是获得快乐和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个人道德完善性的表现；友谊本身就包括着幸福的内涵，因为具有高尚德性的人们之间的友谊，是令人愉快的、感到幸福的活动。亚里士多德不仅从一般意义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３２页。-- 41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５２上探讨了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而且还具体分析了各种德性的具体现实活动，指出了通往幸福之路的行为方向。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在基本的幸福层次上，他认为，还有一种幸福是高于这些一般幸福的，这就是最高的幸福——思辨活动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的一般幸福是与实践理性相联系的，因而，它是人的具体品质和气质在现实活动中获得的幸福，依然具有情感上的外在特征。而思辨活动是与理论理性相联系的，理论理性使人自身就能得到满足、享受幸福，所以，最高幸福与理智的、思辨的、哲学的活动相一致。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应伴随着快乐，而德性活动的最大快乐也就是合于智慧的活动。所以，哲学以其纯净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①由此看来，思辨活动是最好的活动，它是人的智慧的自由活动，不依赖个人之外的外部环境，具有独立性。思辨活动自身就是目的，人们为了智慧而热爱思辨活动，因而，它的快乐和幸福不受外在幸福的制约，思辨活动的幸福是自足的幸福。当然，思辨活动需要闲暇，它在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我们为了闲暇而忙碌，为了和平而战斗，这都是为了争取思辨活动所需要的闲暇，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如果一个人能够终生从事思辨活动，那么，他就能得到最完美的幸福。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属于自身本有的东西，也就是最强大、最快乐、最幸福的东西，而合于理性的思辨活动正是人所本有的东西，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２２５页。-- 42６２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所以，人以理性为主宰的思辨活动就是最高的幸福。思辨活动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一个思辨者除了他的思辨之外一无所需。”①亚里士多德认为，外物的存在，反而是思辨的障碍。正因为这样，神不可能有其他的活动和其他的德性，对神来说，除了思辨活动就没有其他。因此，神的活动就是最高的幸福。人与神的相同之处也是具有思辨活动，而动物是不具备思辨活动能力的，所以，人因其具有的思辨活动而能享有幸福，动物则不配享幸福。“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哪些人的思辨能力越强，哪些人所享有的幸福也就越大。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思辨的特性，因为思辨就其自身就是荣耀。所以，幸福当然是一种思辨。“③智慧的人就是幸福的人。亚里士多德承认，虽然思辨活动本身是自足的，但作为思辨活动主体的人却需要有外部条件的支持。如一个健康的身体、食物及其他物品的供给等，但是，这些外在东西不能过度，只要具有中等水平的财富，一个人就可以做合于德性的事情，因而就能享有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同意梭伦和阿那克萨戈拉（约前５０—前４２８年，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人们只要有中等水平的外部条件，过着节俭的生活，就可以做高尚的事情，就能享受幸福。以上，我们简要概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如果作一个评价的话，我们觉得：（１）亚里士多德没有脱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性主义幸福观的思想传统，但在其基础上，又有①③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２２７—２２８、２８页。-- 43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７２了新的发展。（２）对幸福的定义，亚里士多德颇有见地，不仅坚持了德性在幸福中的地位，而且特别强调现实的活动，这样，就把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以抽象面目出现的德性具体化为实践的活动，这种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实践对于获得幸福的巨大作用这种理论观点，我们现在仍然认为重要而且正确。亚里士多德居然早在２００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这位哲学家思想的深刻。（３）尽管亚里士多德重视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但是，他又把人的最高幸福归结为纯粹的思辨活动，这一方面反映出哲学家本人对思辨活动的偏爱和执著；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在对实践活动理解上的片面和不彻底性。实际上，思辨活动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更不能把它凌驾于其他活动之上。思辨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一样，都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动力，也是人类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获得幸福生活的实践活动。尽管思辨活动作为人类的智慧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哲学思维能力，但不能因此就把它神圣化和绝对化；思辨活动以其特有的宁静和超然固然能给人带来智慧的喜悦和幸福，但人类生活中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其他实践活动也同样能体验出行动的快乐和幸福。-- 44８２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第二章　二　幸福是德性本身——斯宾诺莎的幸福观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不是幸福A幸福是德性本身A在公共福利中实现个人幸福A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评价过一位哲学家，他“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①他就是１７世纪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以伦理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并以自己一生的道德言行实践其推崇的幸福理想。他留给后人的除了丰富的哲学和伦理思想外，更有其淡泊名利、正直认真和生活简朴的人格形象。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人性自保理论，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②而自然事物的本性是自保，那么，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的本性也不能不是自保。每个人都得生存，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其本性的必然结果。各人按照各自的善恶标准去辨别善与恶、辨别什么对自己是善的或恶的，各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寻求自己的利益。所以，斯宾诺莎把人的自保理论和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当作道①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务馆１９７６年６月版，第９２页。②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务馆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版，第５２页。-- 45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２德的基础、善恶的根源。这与１７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１５８—１６７９年）的观点基本一致。在１７世纪提出这样的伦理观点和思想，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道德原则的批判、维护了人的自然本性和尊严，无疑具有积极的和进步的意义。然而，在涉及如何达到个人幸福、实现个人利益时，斯宾诺莎却选择了与霍布斯不同的道路，二人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分歧。斯宾诺莎从一个感性主义者转变为理性主义者，其幸福观也带有浓重的理性主义色彩。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不是幸福A斯宾诺莎之所以作出上述的那种思想转变，是这位哲学家个人生活经验和深刻反思的结果。我们不妨听听他的内心独白：“当我受到经验的教训之后，才深悟到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幻的、无谓的，并且我又确见到一切令我恐惧的东西，除了我的心灵受它触动外，其本身既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因此最后我就决意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我说‘最后我就决意’这样做，因为初看起来，放弃确实可靠的东西，去追求那还不确定的东西，未免太不明智。我明知荣誉和财富的利益，倘若我要认真地去从事别的新的探讨，我就必须放弃对于这些利益的寻求。假如真正的最高幸福在于荣誉和财富，那么，我岂不是交臂失之，但假如真正的最高幸福不在于荣誉、财富，而我用全副精力去寻求它们，那么我也同样得不到最高的幸福。因此我反复思考有没有可能找-- 46０３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到一种新的生活目标，或者至少确定有没有新的生活目标的存在，而不致改变我素常生活的秩序和习惯。……“①这段话，发自于斯宾诺莎的内心，是对他自己生活经验的深刻反省，他决意要寻找一种新的生活目标，这是他反省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我们从这一长段引文中，已经感受到了一位哲人追求真理的可贵的探索精神。斯宾诺莎认为，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并被其行为所证明的最高幸福，归纳起来，不外这三项：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这三种东西，总是萦绕着人们的心灵，使得他们不能想到在这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幸福。他说：“当人心沉溺于感官快乐，直到安之若素，好像获得了真正的幸福时，它就会完全不能想到别的东西。但是当这种快乐一旦得到满足时，极大的苦恼立刻就随之而生。……对于荣誉与财富的追求，特别是把它们当作自身目的，最足以使人陷溺其中，因为那样它们就被当作最高的善“②斯宾诺莎分析道，人们对于荣誉的追求，总是特别沉溺于其中，愿望也特别强烈。因为，在人们眼里，荣誉总是被当作本身自足的善、一切行为所要达到的最后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荣誉和财富获得后，似乎不像获得感官快乐那样立刻就有苦恼和痛苦相随，相反，荣誉和财富获得愈多，人们的愉快愈大，想要增加荣誉和财富的念头也就愈强烈。但是，荣誉和财富实际上也会同样给人带来痛苦，因为对荣誉和财富的希望与追求一旦落空，人们就会感到沮丧，苦恼当然也就会随之而生。另外，荣誉自身也①②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２月版（下同），第１８、１８—１９页。-- 47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１３有缺点，因为，人们为追求荣誉，必须完全按照世人所认可的意见生活，必须追求人们通常去追求的东西、规避人们通常所规避的东西，这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去生活。斯宾诺莎对人们所追求的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作出了如上的分析后，认为，这些东西与他所寻求的新生活目标相反，是追求新生活目标的障碍，他决定要放弃这些东西，因为它们从其本性来说是不确定的善。经过深长的思索，斯宾诺莎彻底下决心，放弃迷乱人心的财富、荣誉、肉体快乐这三种东西。他认为，他所放弃的这三种东西是属于恶的东西，放弃了恶的东西，就必定能获得属于真正的善的东西。斯宾诺莎说：“世界上因拥有财富而遭受祸害以至丧生的人，或因积聚财产，愚而不能自拔，置身虎口，甚至身殉其愚的人，例子是很多的。世界上忍受最难堪的痛苦以图追逐浮名而保全声誉的人，例子也并不较少。至于因过于放纵肉欲而自速死亡的人更是不可胜数。“①这些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斯宾诺莎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把一切快乐或痛苦全都系在人们所贪爱的事物上的缘故。不为人们所贪爱的东西，自然就不会引起争夺，它的存在与消失，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嫉妒、恐惧和怨恨，不会引起人们心灵上的烦扰。而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这些东西太诱人了，也太难以满足了，容易引起心灵的烦扰，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善。斯宾诺莎告诫我们，爱好永恒无限的东西，可以培养我们的心灵经常欢欣愉快，不受苦恼的侵袭，因此，我们要①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第２０页。-- 48２３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