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神经细胞并不是单独工作。它们组成临时的团队，很像今天企业界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一样。用《科学》杂志的话来说，“神经细胞经常相互同步协调，组成合奏乐队来演奏同一支曲子，激发短暂相对的同步性，然后一些神经细胞退出同步，也许是加入另一个合奏乐队……” 而且，激发同步性的做法很明显可以让神经细胞准备好加入体系中更高层次的“联合加工”任务。今天，大型公司分成了众多的短期项目团队、联盟、伙伴关系和合资企业，这种做法就很像神经系统里的临时“合奏乐队”。再也不吃凉鸡蛋了 在一个时间节奏安排得十分完美的世界里，朋友们聚会绝不迟到，早餐的鸡蛋绝不会变凉，孩子们也总会按时回家。还有更好的，存货清单可以降为零，这样就消除了各种成本，包括保管、维修、管理和仓储等各种成本。最大的好处是，会议总能按时开始和结束。 但是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呢？ 在经济学里，“均衡发展”这个术语已经很不严谨地被用于各种场合。一些人考虑到环境因素；另一些人则指交通运输因素，或者说“发展”的定义中考虑到的其他因素。它可以表明，当投入的（适用于生产力的）资本和劳动同时增加时所产生的发展。此外，它还可以暗指在开发政策中农业和工业同时受到了重视。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群持“均衡发展”观点的经济学流派认为，经济发展最好的方法就是所有的部门都按同样的速度发展，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保持稳定。事实上，这是在呼吁实行一种完美同步发展的政策。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实行越来越完美的同步，才能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些理论家们漠视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在固定的关系中带有重要可变因素的完美同步化可以使任何体系没有灵活性，没有活力，而且使创新缓慢。它成了一种“非白即黑”的游戏。要不你就一次性地改变一切，要不你就什么都不用改变。而一次性地改变一切是极为困难的，更不用说均衡地改变了。 相反，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所展示的那样，经济发展也需要“创造性的破坏风暴”，这种变革大风暴能够毁灭陈旧、落后的技术和工业，并且给新的带有混乱性的技术和工业让路。这种有创造性的破坏风暴所要毁掉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昨天的时间表。 因此，每个公司、每个金融体制、每个国家的经济都不仅需要同步化，同时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失同步化活动。不幸的是，在目前，关于什么时候打破这两种限制的界限，我们既没有数据，也没有衡量标准。可能所谓的“时间经济学”现在仍处于原始阶段。不再有最后一分钟的混乱场面 然而，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这种时间的协调问题非常复杂而且重要，其周围已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轰鸣作响的“同步化工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开始的这段时间，这项工业经历了三次“大跃进”发展。今天，它已然是一个巨人，明天它将更加庞大。 1985年，当工业工程师学院出版了一部名为《管理中的创新：日本公司》（InnovationsinManagement：TheJapaneseCorporation）的书时，“恰好”这个术语——西方后来将其称为“正好及时”原则——还不值一提。当时美国的制造业仍然由“物料需求计划”（MaterialRequirementsPlanning）所主宰，这是一种根据工厂资源要求安排的以主结构为基础的制度。 美国的这种制度是根据一种预先的安排来生产零部件和产品。相反，由丰田公司率先开发的“正好及时”制度将客户不断变化的需要作为了时间安排的一部分，它使灵活的时间安排变得切实可行。 到1990年时，当美国国家制造科学中心发表了《在世界级制造业中竞争》报告时，“正好及时”原则在美国已经成为时髦的口号，并且正在普及整个制造业。 很快，管理咨询师们跳上了“正好及时”这趟快车，加速了这种体制的贯彻执行。IBM、摩托罗拉、哈雷戴维森以及数十家大公司都采用了这种制度。正如美国国家制造科学中心所总结的那样，一项对美国291家不同制造公司和30个其他国家里128家公司所做的调查表明，“在众多的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潜在手段中，只有那些与‘正好及时’原则有联系的措施有数据表明效果一直很好”。然而，“正好及时”原则讲究的就是把时间的容许量进一步减少。这就要求同步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随着咨询家詹姆斯·钱匹和迈克尔·哈默的畅销书《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的问世，企业界新一轮的改革风潮开始了。这两位咨询师告诉经理们，当“主要的竞争对手们极大地缩短了开发周期”时，当他们的组织对市场的反应过慢时，当订单来晚时，或者说当工作都变成了“最后一分钟的混乱场面”时，他们就应该“再造”他们的公司了。 到了下一个阶段，同步化一下子被弹进了超光速推进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这么做的供应商可不仅是一家，整个的供应链都需要进行结构的调整。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库存量，不仅第一层次的部件制造商必须按需要来交货，而且第二层次的供货商也必须按要求来交货。 诸如甲骨文（Oracle）、SAP、仁科（PeopleSoft）和数10家提供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和相关软件的大型公司，其生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企业界对时机掌握越来越精确、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多的需求。迄今为止，已有数百家咨询公司深深地投入到了同步化行业中。比如，SAP或者甲骨文公司要卖软件，信息产业的咨询公司就会被请过来去贯彻执行。 全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之一——埃森哲公司（Accenture）——的巨大发展都归功于这种新的同步化制度。用埃森哲公司的咨询专家戴维·安德森（DavidAnderso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李效良（HauL.Lee）的话说，“同步化程度越高，为整个供应链的运作增加的价值就越高。” 同步化工业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去，发展下去。首先，许多还没有进行供货或价值链调整的小型公司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去这么做。其次，将供应和销售链同步化只是向明天更深层、更广泛的暂时一体化所迈出的第一步。现在，同步化者们想做的不仅只是销售他们最初的软件，他们还想直接为他们的客户服务，想为下游一层接一层、一直延续到“末端使用者”的客户们服务。 实际上，有一天它甚至能够超越那个末端，因为越来越多的产品有可能被返回给制造商进行回收处理。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和美国的打印墨盒制造商已经在这么做了。所有这些变化再加上所有那些需要同步化的供货商、销售商、服务商和使用者。最后，同步化工业之所以要发展，是因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要求不断的创新，而每一种创新反过来又能改变时间掌握的要求，从而要求再次同步化。 但是失同步化法则中所隐藏的似非而是的论点就是，你在一个体系中的一个层次上同步化的东西越多，你在另一个层次上失同步化的东西也就越多。第七章 没有节奏的经济 时间生态学 最近，由美国企业界无数的“权威们”领导了一场毫无头脑的加速度狂热运动，敦促公司“要争取第一！要灵活机动！先开枪，后瞄准！”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了的忠告，它导致产生了许多质量低劣、测试不合格的产品；它令客户愤怒，令投资者痛苦，令战略重点偏移，令CEO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 时机掌握不好可以损害甚至扼杀公司或者企业，但这并不仅是某个企业的问题。它可以使众多公司之间的关系混乱。此外，至少有一些有趣的证据显示，它还可以影响整个的行业，一个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甚至影响全球的经济。 时间生态学 如果你研究一个小的湖泊或者一个水池子，你就会发现里面有着众多相互缠绕、相互依赖的生命物种，包括主体物种和寄生类物种。有些物种繁殖迅速，有些物种繁殖缓慢，但是它们都在互动中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改变。它们组成了一台生态学的芭蕾舞会。 在每一个行业里（在每一所医院、学校、政府部门或者市政厅也一样），都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时间生态学”的东西，它含有不同的方式，而且都在以不同的速度互动和奔跑着。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完美同步化根本实现不了，但是在普通条件下，失同步化状态可以被维持在某种可容忍度上。 但是今天的条件远不能用普通二字来形容了。那些权威们的忠告很不现实，但是他们试图解决的加速问题在当时却是真实的，现在也是真实的。对于这些公司和其他的组织来说，加快公司运作的速度所给他们带来的压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过。连续涌现的技术创新、消费者或者客户要立即得到满足的种种要求，再加上已有的竞争，所有这些都使得变化的速度加快了。如果一个部门落在了后面，它会把更多的涟漪影响飞速地带给整个组织。 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政治化，精力和注意力就偏离出了其他所需要的任务，而这一项成本则往往被忽略。组织的领导们经常发现自己被夹在相互矛盾的时间安排和时间范围之中。信息产业的各个部门经常就是一个战区。时间的受害者 软件开发或者一次大修需要多少时间这极难估算，有时甚至连估算需要多少时间都很难估算，但是这就是IT业的总裁们所必须经常面对的问题。 那些需要用长时间来完成一个项目的软件开发经理们经常受到老板或者部门头头们的指责，担心工作速度会减慢或者进展受阻。另一方面，当出现的问题减缓了项目的速度时，那些许诺见效快的IT业的经理们常常遭到解聘。 由于各种企业单位都出现了失同步化，时间表也需要重新修订，所以预算、权力和自我心理都粉墨登场，许多情感上的武器大炮也被派上了用场。以蓄意耽搁或者强加的截止期限所表现的时间本身，也可以被用做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因时机掌握不准而引发的争吵在研究和开发领域里更为普遍。由于受到投资者要求收益更快的压力，总裁们往往不得不削减用于研发的经费。或者将经费从研究挪向开发，并将所剩无几的经费从基础研究拨到了应用研究上。其结果就是，当最需要创新时，创新的速度就可能很慢。 一家快速变化的公司因时间而引发的争吵还有其他许多的形式。这些争吵不仅能毁掉重要的交易，而且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能浪费掉管理层许多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而将公司适应变化的整体能力削弱。合并后的争吵 当涉及两家或者更多的公司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每家公司都有其自己内部的时间生态学。因同步化而引起的争吵使合作关系、合资企业以及其他的联盟都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个问题在合并前和合并后尤其令人感到头痛。 即使当所有主要的障碍都被跨越之后，将两家公司联姻之后各自内部的节奏同步化也需要时间、耗用经费、牵扯精力，并且使已经苦恼的人更加苦恼。人们都讨厌被别人赶着工作或者被别人耽搁了工作。尽管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是许多合作和合并项目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同步化工作太令人痛苦了。可以看看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公司的合并案，其中，技术问题也并非是最困难的问题。 在任何公司的内部，部门之间、功能之间、不同级别之间、各地区部门之间以及其他方面都会出现失同步化，而往往文化就是危机的起点。 几年前，当一位新的CEO接管了西门子-尼克斯多夫公司时，按《金融时报》的话说，他似乎“对时间单位比对美元更为担心”。德国电子业的巨人西门子公司为了增强其主体计算机的业务，在此之前合并了尼克斯多夫电脑公司。 这位CEO知道，该公司的某个部分需要“每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重大技术方面的变革”。然而，母公司的历史却更久，等级观念更浓，做出的反应更慢。改变产品是一回事儿，但是，正如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抱怨的那样，“改变一个公司的心态却通常需要3～5年时间。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这位CEO已不在西门子工作，尼克斯多夫公司也不再是西门子公司的一部分了。 从公司再往上看，我们发现整个的行业都存在着更严重的、代价更大的失同步化的例子。时间税 你可以向任何一位曾经雇用过工程承包人来盖房子或者修房子的美国人提这个问题。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是，工程完成所需要的估算时间是一个神话故事。一耽搁可能就是好几个月。所需要的东西（从厕所的坐便器到抽屉的把手）似乎很少按时到货。唯一令你更加绝望的经历就是与那些管理市政区域划分和建筑的官僚们打交道，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向你发放各种许可之类的东西。 加利福尼亚的一位著名开发商在某个高科技中心搞了一个有数百座房屋的开发项目。我们请他认真地谈谈关于工期延误的问题。这位平日里屡经百战处乱不惊的承包商说：“我感到十分震惊。” “包括土地，我们的房屋建设费用花去了22.8万美元。应该用120天来完成，但是有的房屋却竟然花了180天，”他说，“这就意味着为一笔11万美元的贷款多付60天的利息，所以每座房子将多支付1741美元。当然，如果利率上涨，我们支付得还要多。而这些只是实际的建筑费用，还没有计算获得工程许可、环保批准、水、电、煤气设备不能按时安装所耽搁的时间。” “还有装修辅料不准时到场，”他又说，“送到的浴缸有问题，必须得退货然后等待替换新的。如果辅料被耽搁了，他们的合同附件就要多收钱以弥补他们的时间损失。再加上所有其他的费用，比如财产税，还有管理费。我聘请一家装修代管公司来监督工程，他们的账单可不少。” “我让会计把已知的工程延误费用算了一下。在这个项目上，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竟然相当于整个房子成本的4%。作为大公司，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把这笔费用减少。但是假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为自己盖一座房子，那么延误时间就会造成更多的费用。所有这些损失的时间加起来相当于一种惩罚。这是加在每个项目上的时间税。” 美国每年花在住宅建设上的资金大约为5440亿美元，如果按3%～5%的“时间税”（浪费、不准时、失同步化运作等全部花费）来计算，那么每年这个数字将大概在160亿～270亿美元之间。 如果说这个数字为每单位15万美元，这大概等于每10年为低收入的美国人提供140多万个住宅或者公寓房的费用。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 但这只是建筑业里住宅建设部分的费用。该行业无规律、高成本的表现反过来也反映了（或者引起了）供应行业和劳动力行业的失同步化问题。清水墙、绝缘、高技能木工等劳动力的短缺现象很普遍。沿着这条链一直察看下去，你会发现最后的费用暴涨。 如果说住房建设是失同步化运作的一个下水孔，那么，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美国巨大的国防工业——我们该说什么呢？ 这里有大到制造最先进的高科技通讯设备、卫星和武器系统，小到生产相对简单的诸如T恤衫和靴子的大型公司。这个行业一直因费用超额、浪费和低效率而受到国会的攻击。该行业700美元一把的锤子或者坐便器（不管是否其杜撰的）已经成为全美国的声名狼藉的典型浪费例子。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行业里的失同步化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外部引起的。这里的案例正是这样。因此，为了防止腐败和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美国国防部工程的批准程序（其中许多都是由国会批准的）都十分错综复杂、令人恼火，许多明智的公司甚至拒绝向五角大楼的合同投标。更糟糕的是，那些得以承担国防工程的公司往往发现自己陷进了完全由国会制作的一个铁笼子里。 《国际武装力量杂志》的一位编辑曾经用一句令世人难忘的话做了总结：“在面对一个20年的威胁时，”他写道，“政府的应对方法是在5年的防御计划中列入一个15年的项目，投入3年期的管理人员和只有一年期的拨款。”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个别公司、公司集团和整个行业里的失同步化效应。即使这些也不算全部。当两个相关的行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时，甚至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失同步化现象。技术芭蕾 20世纪70年代个人电脑的兴起具有某种类似于双人芭蕾中明显的技术特征，一方面微软公司将其个人电脑的Windows软件变得越来越高效，一方面英特尔公司（Intel）连续地开发着电脑所需要的越来越快、功率越来越大的微处理器。 许多年来，这两家共生的公司似乎像一家公司似的被媒体称呼为“Wintel”公司。同步化尽管有时候不甚完美，但是却将个人电脑一下子普及到了全世界。然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关系甚为密切的计算机和通信产业却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没有舞伴儿。这里没有芭蕾舞。 在美国上半个世纪，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一直是处于一种疯狂、混乱和不规律的状态。电信产业控制得极其严格，条条框框又多，管理又混乱，因此变化的速度要慢得多，计算机制造商们经常为此而感到绝望。当这两个产业部门的基础技术汇流到一起时，他们的变化速度却分道扬镳了。根据许多分析家的看法，假如没有这种差异，微处理器、电脑以及相关领域里的技术进步甚至还要快。 同样更有趣的是，近几年，网络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电脑微处理器发展的速度。然而到2005年，这种同步化现象被颠倒了过来。 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公司一层或者行业一层失同步化影响的总的代价，但是我们却可以想象出在革命性财富的时代，一个经济中所有部门的失同步化的影响又要多出多少啊。没有寿司的晚餐 一位小企业的老板内藤穰决定在东京的一家高级寿司餐馆为女儿过生日，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他到附近的一个自动取款机取些现金。当时是晚上6点钟，取款机早在5点钟就关闭了。因此，那天晚上就吃不上寿司了。内藤的故事充分显示了银行业的产出和零售业的需要之间巨大的差异。 用《日本经济新闻》（相当于日本的《华尔街日报》）的话来说，银行自动取款机关闭得那么早这个事实“尤其惹人关注，因为日本越来越多的零售业商店都是每天24小时营业”。总之，日本的银行业与日本经济中零售业的发展失去了同步。 面对着那些真正24小时营业的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竞争，东京一家较小的银行——Sowa银行终于开了第一批24小时营业的自动取款机（别介意它们最初在晚上10点就关门了）。直到2003年，日本主要银行之一的UFJ银行才采取同样的措施。 填补购物时间与银行营业时间之间的鸿沟需要新的IT产业体系。通常这意味着一件一件、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将所谓祖上遗留下来的IT业扔掉或者更新换代。但是，如果不改变数据流动、财务程序、工作时间安排、报告以及其他事情的时机掌握，不加快某些工作单位的速度，不暂时必要地将其他单位甩在后面，这根本做不到。在网络中每增加一台新的计算机、新的软件操作系统、应用或者变化，都无可避免地要改变这个组织里的速度、节奏和同步化水平。在日本也是同样，一个人的同步化就是另一个人的失同步化。 此外，我们也可以充分地认为，变化速度中的差异为那些搞同步化的企业家们来说带来了无数的机遇，因为他们在将一些功能或者组织进行同步化时，他们也在别的地方创造了新的差异。 同步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单，因为，正如在工业革命时期一样，我们是再一次改变着人类在时间这一维刻度里工作、玩耍和思考的方式。我们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与时间深层原理应对的方式。除非我们理解了它和财富创造的关系，否则我们将永远摆脱不了今天时间的压力，也摆脱不掉那些不必要的代价。第八章 新的时间观念 时间的锁链 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的757航班在一次航行中正在接近落基山脉，这时，乘客迈克尔·泰伊的手臂和脑袋突然倒向过道一方。坐在他身旁的妻子是一位护士，立即知道可能要出现险情。泰伊的心脏已经开始不规律地跳动，不能向大脑输送足够的血液。62岁的泰伊正处在死亡的边缘。这时，机组人员带着便携式装置来到了他面前。 他们把电导线接在他的身体上，使用上了电震疗法。一次、两次、好几次，终于救活了他的生命，使他成为第一位在飞行期间用去纤颤器被救活的人。这种设备刚好在两天前安装上。 和人的心脏一样，社会和经济也会出现早搏（期外收缩）、局部性心搏过速、纤维性颤动和扑动以及“混乱的”无规律和阵发现象。尽管情形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但是不平衡、速度越来越快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连续不断的失同步化现象现在有可能将我们推向暂时的混乱之中，而此时飞机上又没有去纤颤器设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我们的机构、公司、各类工业和整个经济相互间都失去了同步，我们这些普通的个体将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确实是越跑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可是跑到哪儿是头呢？我们最初是如何被拴在了时间和速度上的呢？我们先说一点以前举过的例子。在农业社会里，比如在古代的中国或者封建时代的欧洲，人们一般得不到按小时支付的工资。作为奴隶、农奴或者收益分成的佃农，他们一般都是收到或者保留他们所实际生产量中的一小部分。工作时间，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直接转换成货币。 再加上这样的事实：天气、人类和牲畜精力的局限性以及极其原始的农业技术，所有这些都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人类的生产力。不管一个农民家庭工作多少个小时，状况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结果就是，他们与时间的关系和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形成了天壤之别。 在14世纪的欧洲，据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LeGoff）所记载，神职人员所宣讲的道义仍然是，时间只属于上帝，因此不能被出卖。出卖按时间计算的工作几乎与放高利贷一样邪恶。就15世纪的圣方济会修道士锡耶纳的贝尔纳而言，人类就不应该知道如何看时间。 工业革命改变了所有这一切。矿物燃料和工厂打破了土地对人类生产力的限制。钟表的普及使得人们对时间的测量更加准确。你工作多长时间或者工作速度有多快，确实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第二次浪潮的雇主们为了最大限度地生产，就采用了装配线提速或者计件付酬手段，以便从工人那里获得额外的工作。基于“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准则，工厂的工人们开始按小时获得报酬。这一点正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劳工统计局依然还按照每小时产量来衡量“劳动生产力”。 搞现代化的先驱者们又向前迈了一步。他们在时间链上又添上了一环，从而牢固地将财富与时间连在了一起。西方逐渐废除了传统的反高利贷法，并将按时间支付利息的做法合法化。最后又出现了一大批要求消费者、公司，尤其是要求政府按时间来支付报酬的各种规定。 这样，劳动力和金钱都越来越按照时间来计价了。这两种分别、逐步引进的孪生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意味着，消费者、借款人、贷款人和投资人被史无前例地拴在了时间上。 工人们对这种忙得团团转的劳动怨声载道。艺术家、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对此也大加讽刺，比如弗里茨·朗格（FritzLang）在他杰出的电影《大都市》（1927）和查理·卓别林在其经典的《摩登时代》（1936）所描写的关于工人和时钟关系的场面。但是，随着打卡计时钟和按时间计算的泰勒管理方法的普及，在随后的年代里时间的锁链却箍得越来越紧了。 即使在今天，在装备有最新第三次浪潮技术的通迅中心和工厂管理方式的办公室，一些雇主仍在使用第二次浪潮时代的管理方法。他们计算雇员每小时的键盘按键数或者通话次数，而这些都是旧式的纺织厂或者汽车装配线传统的提速方法。匆忙症 1970年，我们的《未来的冲击》一书预测了生活的节奏（不仅是工作的节奏）将进一步地加快速度。从那之后，加速度已经变成了超速度，众多的作者也就“未来的冲击”这一主题撰写了无数的文章和书籍。诸如“痉挛速度”、“匆忙症”、“互联网时间”、“数码时间”和“时间饥荒”等所有这些词汇都表明我们早期预测的准确性。今天，千百万人都因时间的紧迫而感受到了骚扰、压抑和“未来的冲击”。伦敦的《晚间旗报》（EveningStandard）报道说，应运而生地出现了这样一批治疗专家：他们很善于教导那些“匆忙症患者”们减缓节奏。 我们讨厌等待。美国孩子当中的注意力缺乏流行病的起因与其说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不如说是化学方面的。但是它却充分表明，随着未来飞快地向我们临近，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推迟满足感。高速的爱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多任务型和多点关注取代了单一思维式的文化，整个社会经济从循序渐进型转变为同时解决型——也就是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信息调查集团（InfoSavvyGroup）的伊恩·朱克斯（IanJukes）和阿妮塔·多萨伊（AnitaDosaj）写道：“美国的年轻人想当然地认为该有电脑、遥控器、互联网、电子邮件、纸张、手机、MP3、CD、DVD、电子游戏、掌上飞行员游戏和数码相机。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和距离的概念没有多少含义。”他们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处理着越来越多的信息。任何他们认为缓慢的东西都让他们感到无聊。 21世纪的婚介服务甚至还包括“快速异性约会”项目。有一家专为犹太社区服务的这类公司为男女间设立了7分钟面对面的约会项目。之后，每个人都填写一份表格，表明他或者她是否愿意继续（大概会以较慢的速度）与那位7分钟结识的伴侣相处下去。 在地球另一端英国的一家银行里，几十位顾客在大厅里紧急地寻找对象来进行五分钟的谈话以建立新的联系，这就是《金融时报》所称之为的“快速寻觅生意伙伴”。 但是在互联网上，3分钟有可能显得如同一个世纪之长，因为如果在网上下载一页的时间超过8秒钟，用户们一般都会关闭一个网站。 中国的年轻人发明了一种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手机小说”的文本，即350字以下的“发表”在手机屏幕上的短信故事。 事实上，各地的孩子们都在创造自己的短信速写而加速相互间的联络。因此，“男朋友”就变成了“BF”，“保持联系”变成了“KIT”，“他为什么不爱我”变成了“WDHLM”。 美国电视网络上的图像每3.5秒钟就要改变，MTV的速度更快。NextCard可以在35秒钟之内弄清你的信用历史并批准你获得一张信用卡，这个时间已经显得够长了。当华尔街的专业人士在电视上高谈阔论股票时，观众们几乎可以看到股票的价格随着被谈论的部分上下浮动。 所有这些速度压力解释了今天这样一种现象：有一大批“时间管理”咨询家和一书架一书架的书籍都在忠告我们，如何制定我们每天的时间表、如何把时间和我们个人重要的事情合理地安排。但是，所有这些忠告都很少触及到这种快速生活下面那些不太显眼的原因。 有好几股力量汇在一起简直要将这个加速指针从表盘上飞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向自由经济学和超高速竞争发展下去。再加上18个月来半导体芯片的处理速度就翻一番，你的金融交易几乎可以立即办成（如果你是位货币交易人，你可以在交易完成200毫秒之内了解到关于交易的情况）。 换一种方式说，在所有这些压力的后面有一股向财富体系历史性前进的势头（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而这种财富体系的主要原料——知识——现在几乎可以用真正的时间速度前进。 这些力量加在一起所导致产生的超高速度如此之快，“时间就是金钱”那条旧时的“规律”真的需要修改了。每个时间的间距都比上一个时间的间距更加值钱，原因就是从原理上来讲（若不是从实际上来讲），后一个间隔里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反过来，所有这些又改变了我们个人和时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将时间个性化 在昨天的工作世界里，时间是按照标准长度包装的。“朝九晚五”成为美国数百万工人的图纸，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已成为标准模式，还有许多天的节假日等等。劳动合同法和联邦法律都要求雇主为加班工作支付更多的钱，而且不鼓励偏离标准的时间安排。 由于这种机械化的规律，这些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起床、吃早餐、通勤来到办公室或者工厂，正常上班，然后又在“高峰期”通勤回家、吃晚餐、看电视。所有这些几乎都在同步地进行。 这些标准的时间安排也从工厂普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同工厂一样，几乎所有工业时代的办公室都设立了固定、标准化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学校为了给未来的工厂培养一代代的工人，也给孩子们制定了类似的时间纪律。在美国，乘坐十分显眼的黄色校车的孩子们都在不知不觉地被培养着将来去准时通勤上班。在学校里，随着学校每一堂课铃声的响起，学生们就会走向标准时间长短的每一堂课。 相反，今天出现的经济（那些孩子们正在接受错误的培训并准备投身其中的经济）却以截然不同的临时原理进行着。在这个经济中，我们正在将昨天标准的时间安排支离分解，正在从集体的时间向客户要求的时间过渡。换句话说，我们正在从非个性化的时间向有个性化的时间过渡，因为这时产品和市场也在从非个性化向个性化过渡。当好主意想起来时 丹尼尔·平克（DanielH.Pink）在他的《自由职业者国度》（FreeAgentNation）一书中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地由“自由职业者”来组成。这些人是独立职业者、自由撰稿人或者演员、独立承包人、咨询师和数百万个其他种类的个体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 据平克统计，现在美国已经有3300万个自由代理人或者“脱离组织的”男性和女性，占美国全部劳动力的25%还要多。他指出，这大约是制造业工人数量的两倍，也大约是工会人数的两倍。 据平克说，尽管现有的数据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所有自由代理人中“很可能有一多半的人”是靠项目、佣金或者其他的一些临时性手段获得薪水的。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想当然的典型工资劳动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想当然的了。 在家里工作的人（已经有数百万人在这么做）可以自己选择时间停下手里的工作，去吃个三明治或者出去散散步，而工厂里装配线上的工人则不同，因为只要他稍微停顿片刻便会招致下线的工人不必要地等待。 当然，其他在家的工作或者网上的经济活动也是一样，比如购物、处理银行业务或者投资，大多数这类活动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不同步地进行。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作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知识，所以把工作时间算在标准化的安排中并不合适。我们不可能安排一个好主意必须在什么时候出现。 正如已故索尼公司的缔造人之一盛田昭夫曾对我们说过的那样，“我可以让一个工人早上7点钟来到工厂干活儿。但是，我能告诉一位工程师或者一位研究人员早上7点钟想出个好主意吗？”媒体时间 因为休闲时间通常被看做是“非工作”时间，所以它是工作日历上每一页的反面。根据比尔·马丁（BillMartin）和桑德拉·梅森（SandraMason）在《预见》（Foresight）杂志上的文章，“随着带薪的工作小时和星期变得越来越灵活，我们在自由时间的掌握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 媒体的时间也许很快就要效仿。一集《美国偶像》、《绝望的主妇》、《CSI》、《西配楼》或者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CanalPlus、日本广播协会的新闻节目所播的时间都是可预测的。美国所谓的“真人秀”刨除商业广告的时间外，可以进行半个小时或者整整一个小时。而商业广告都是以整60秒、30秒、15秒或者10秒的时间段出现。 相反，未来电视和网上的节目可能再也不会以这种可预测的时间段出现了。这种过渡的最早表现迹象之一是这样的：艾美奖获得者、电视和新媒体制片人阿尔·伯顿（AlBurton）受邀为电视拍摄45部短小精悍的娱乐短片。伯顿说：“与寻常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固定的标准长度。这些节目可以从90秒到5分钟长短不等。” 未来的娱乐制式可能包括串在一起的长短不一的零碎节目。美国NBC公司已经试验性地搞了“超长规模的”半小时版系列剧《老友记》（每一集实际上40分钟），缩减了20分钟长的《星期六晚间直播》节目，而且还在考虑拍摄一些一分钟长短的“短剧”穿插在商业广告中。还有那些只播放球赛精彩时刻的节目，比赛中所有的中间环节都被删去了。 有一天，观众有可能只下载某个演员登台表演的那8分钟。到时候观众还有可能改写剧中情节，推出新的人物，并且随意地加长或者缩短故事场面。 用MTV网络研究和计划部副总监贝齐·弗兰克（BetsyFrank）的话说：“现在的观众要的就是自己来安排时间。”新的消费设备已经给观众赋予了能力，可以剪接和粘贴部分节目，以适应自己的喜好。 随着掌握了新技术的媒体观众制作出他们自己的内容，从标准时间空档转移的现象本身还要加速。媒体观众在制作自己的内容的同时，也在坚持根据“需求”而不是根据媒体所制定的时间来存取节目。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话说：“以约定为基础的电视死定了。”家庭、朋友和碰面时间 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两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固定的时间表也开始不固定了。福克斯新闻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下了班5点半吃晚饭，6点钟看电视。现在，我不知道左邻右舍还有哪个人的生活会这么规律。”《商业周刊》报道，现在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还按着朝九晚五的时间表工作着，“像家庭晚餐这样的习俗规矩也正在消失”。 现在，因为有了各种时间调整技术，我们也不都在同一时间看电视节目了。时间表变得非常个体化，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都不会轻易认为他们有碰面的时间。许多人可能利用数据库，将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时间表汇在一起，以便安排他们的碰面时间。 简而言之，财富体系不仅在加速，而且在把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性。在这样做的同时，财富体系将个人从工业时代的监狱似的僵化和规律性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它也增加了不可预测性，同时也要求个人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变化，要求生意成交的方式发生变化。时间被美国化了 没有多少事情能像时间变化那样使人烦恼，而且打乱整个文化和经济。这一点正如1970年当快餐开始涌进法国时我们所写的那样，“正好解释了欧洲人的一种病态的敌视心理，因为许多欧洲人认为这是在将欧洲美国化。” 几乎在30年后的德国，零售商冈特·比尔（GünterBiere）充分感受到了这种敌视的反应。他坚持在一个星期日在柏林为他的Kaufhof商店剪彩，这是在利用禁止星期日销售规则的一个空子。他立刻成为了全德国争论的风暴中心，被人们攻击为破坏了常规的人和“兰波”式的人物。 星期日销售的支持者们来为他辩护。只有那种“德国愚蠢的传统才反对这么做”，前东德施韦特一位购物者说：“我们应该接受这种美国化的事实。” 然而，正在发生的并非是美国化的事实。这是与最新的财富体系有关的一种陌生的生活节奏。这种改变了的节奏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尽管遭到了反对，还在慢慢地向法国、德国和英国进军。在东京、汉城和上海的变化已经超过了在巴黎、伦敦或者柏林的变化。24 / 7的未来 速度和非规律化与时间的变迁同时发展着，这种时间的变迁就是从间歇性的营业转移到了无间歇性的营业。这一点可以从旅馆业、报纸印刷业等行业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营业时间的迅速普及现象中看到。在日本，美容院、健身馆、超市和零售商店关闭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多的Maruetsu超市和AeonMaxvalue商店都开始日夜不停的营业。据早稻田大学的营销学教授野口茂夫的分析，晚间营业的销售额将增加到平时白天整个营业额的50%。 如果想见到未来夜间的情形，那么去巴西的库里蒂巴看看吧。这里是跨国公司Linux批发商Conectiva的总部，另外还有200家软件公司在此运作。这座“绿色的”城市正在被全世界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们研究。 一天午夜，我们陪同库里蒂巴前市长，城市规划出身的贾米·勒纳，参观该市的“24小时大街”。整个一条街灯火辉煌，新开业的咖啡店和饭店鳞次栉比，幸福的情侣面带微笑地向前市长挥手并叫着他的名字“贾米”！临街是专为24小时营业的职业服务而设计的，有诊所、牙医和律师所。再下一条街是专为24小时工作的市政府办公所用，这样，人们就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去那里办许可证、执照以及其他市政事务。 连续不断的方便服务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消费时间表，从而进一步向非规则时间过渡。因此，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时间和节奏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非整体化”，而这一点反过来又给所有企业、所有部门、经济发展的所有层次带来了实际的影响。 向连续不断的工作时间过渡在金融界尤为显著。电子通讯网络可以让人在股市正常关闭之后继续炒股票。网上交易已经迫使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所考虑延长工作时间，就像德国商店的做法一样。瑞典已经做出了行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也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么做。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他们不情愿迈出的第一步。未来的交易体系将永远不会休眠。 时间的压力、我们将时间分成越来越小和不平衡单位的能力、电子基础设施空前的高速度、产品的分类定价和支付方法越来越颗粒化（granularization）的倾向，所有这些都向我们预示着这样一天的到来：货币的流量再也不像以住在某个固定的可预测的日子（比如星期五夜晚或者每月的15日）那样达到高峰了。 这些相互关联的过渡（加速度、非规律化、连续不断的流动）正在改变着我们眼前的整个时间观。但是，随着我们用21世纪的时间逐步代替工业时代的时间，不管是正在进行的变化还是即将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这些自动进料的替代方法将引发更多的社会变化，这一点我们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它们使我们公司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事情的流动（事情、人员、地点、关系和信息等方方面面的流动）速度更快。一次性商品越来越多——今天是照相机，明天就是电话。一次性的主意、商业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飕飕地驶向何方 它们也将我们更进一步地推向了“临时方针”（从商业的永久性或者长期性组织结构向一次性、短期的组织形式过渡，甚至是向临时性的商店过渡）的状态中。设计师川久保和她的丈夫阿德里安·约菲在东京开设了一家公司，并在柏林开了一家商店。他们说，这家商店只准备开一年，一年之后不管盈利与否都将关闭。这种想法应该能够反映出时装、电影、音乐和名人生活的越来越短暂的保存期。 公司在争先恐后地适应市场、金融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组织内部的连续流动的改革。几十年来，组织上的临时性或者转瞬无常性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发达经济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特点。 更具临时性的是那些管理方面的怪念头。这些怪念头突然出现、影响这些连续不断的重组工作，然后突然嗖地不见了。价格也在越来越频繁地变化。投资者要求回报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地点之间、主意之间、技术之间和商贩之间的种种关系都变得越来越短暂。 如果一个社会的部分人口正在从日常标准化的时间表里解放出来，而另一部分人口仍然按照过去按部就班的方法工作，那么这个社会能朝着超高速和繁杂的时间关系发展多久呢？雇主们又如何同年轻的员工们打交道呢？因为这些年轻人是新生活方式的产品，他们认为准时正点的工作要求是对他们自由和创造力的侵犯。 今天的研究者们向我们提示，伴随手机普及的还有一种对待准时正点要求更为放松的态度，因为人们可以提前打电话和提前道歉。但是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在工作上：装配生产线的衰落。装配生产线要求同步化工作，这样，如果一个工人来晚了，生产线上所有工人的工作都要受到耽搁。装配生产线所要求的准时正点在农耕社会是无人知晓的。 今天，随着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按照各种时间表工作的个人越来越多，时间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是，对准时正点的压力却放松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讨论这些过渡对社会、文化、心理和经济的影响。然而，现在应该清楚的是，由于我们的重要机构相互间失去了同步，由于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由于超高速发展仍在继续，由于时间正在变得非规则化，由于生产力与时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而每个时间的间隔都将比上一个时间间隔更有价值，由于人类能够测量、探索或控制越来越短的时间段和越来越长的时间段，所以，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在将人类与财富时空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革命化。这一点本身就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即使这还不是全部。 第四部分 拓展空间 第九章 大循环 嚯，亚洲！ 有史以来财富最大的地理迁移之一正在发生着，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动着。 正如我们正在改变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财富被创造的地点、我们选择这些地点所依据的新标准，以及我们将它们连在一起的方式。 结果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空间动荡。这种越来越强的“财富流动性”将影响未来的工作、投资、商业机遇、公司的结构、市场的位置以及全世界所有普通人未来的生活。它将决定城市、国家和整个大陆的命运。因为西方的经济在全世界主宰的时间是那么的长，所以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500年以前，中国——而不是欧洲，有着最先进的技术。而且，领先世界的是亚洲，在全球可衡量的经济产量中，亚洲的产量占去了65%。 至少在西方，差不多被忘记的一个事实就是，1405年，一支由317艘船只组成的、随船水手和勇士有27000人的庞大舰队开始了其七次远洋航行中的第一次。据史学家路易丝·利瓦希斯（LouiseLevathes）所记载，这支舰队是由中国将军郑和率领的。郑和是位回教徒，皇宫中的宦官，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航海家之一。这支远航舰队探索了非洲的海岸、中东的亚丁湾，抵达了沙特的吉达和阿曼的佐法尔，为中国在整个印度洋的贸易奠定了基础。 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工业革命才掀起了第二次浪潮的迁移，才开始逐渐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聚焦点移到了欧洲。 然而，这种聚焦点却并没有在欧洲待下去。到19世纪末，世界财富创造的中心已经开始再次迁移，这回是继续向西，迁移到了美国。两次世界大战将欧洲经济所剩无几的领先优势也终结了。 1941年，就在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时代》杂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Luce）写道，20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了。他写道，“美国必须承担起全世界行善者的角色，承担起喂养全世界人民的义务，因为全世界文明的崩溃使得全世界的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流离失所。” 确实从那时起，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第三次浪潮向知识经济过渡时起，美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霸主的地位。但是财富也在向亚洲迁移，一开始有股涓涓细流流向了日本，后来流向了诸如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势头越来越猛。打开致富的闸门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明确提倡改革开放并鼓励人们致富时，财富的闸门真正地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闸门开到了最大的限度，外国的投资汹涌而入。在过去的25年中，估计国外总投资额为5700亿美元。 2002年，新华社将这股外国直接投资的洪流称之为“简直如奇迹一般”。2003年，以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巨额，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甚至超过了美国。2005年，外国直接向中国的投资额估计达到了700亿美元。 中国的赫然崛起是中国人民的艰苦工作、脑力劳动和创新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亨利·卢斯的故事线索说下去，假如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卢斯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他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假如他能够活到今天，回头看看这几十年的历程，看到美国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给予的强大援助，他可能会感到既惊讶又满意。不过世人还是抱有一丝怀疑，认为这与行善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截至2003年，美国人已经向中国投入了440亿美元的巨资。美国也为中国的商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仅在2003年就从中国进口了1500亿美元的商品。此时，中国向全世界的出口额达到了4361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5000亿美元1。 那一年成为了亚洲的分水岭。中国大陆连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几乎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最大的5个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而这还没有将日本包括进去，也没有包括印度。 假如加上日本和印度，这亚洲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要比欧盟全部25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或者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多出30000亿美元。 因此，我们一直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在世界地图上迁移。这个势头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中国迁移到了欧洲、之后又迁移到了美国的意义。这整整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循环，将经济霸主地位又归还给了几个世纪之前其离开的亚洲。 “想想2050年的世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罗伯特·曼宁向我们提示：“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占全球经济的大约40%，世界信息技术工业一半以上的比重，以及世界级的高科技军事能力。” 但是这个大循环真的运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吗？今天的变化还能继续直线地或者说循环地发展吗？我们以后再回来谈论中国和亚洲的未来，现在，我们需要看看另一些随着革命性财富而产生的令人惊讶的空间变化。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 昨天的地方 假设有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我们都生活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在这里创造的。这种奇妙的想法在互联网大爆炸的20世纪90年代晚期迅速滋生。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就连“空间”和空间关系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此时也受到了质疑。许多数字迷（digerati）和互联网迷在大肆赞扬“无地点特性”。作家威廉·诺克以更极端的一种说法问道： “如果地点变得没有关系了怎么办？想象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闭上眼睛就发现你来到了孟买或者巴黎，就好像《星际旅行》里的一架飞行器在帮助你。想象你和身居另一座城市或者同一座城市里不同地区的某个人疯狂地做爱。想想在同一个时间里你可以身在两个或者三个地方。这就是没有地点的世界。没有地点的社会不存在，现在还不存在。”然而，他认为，强大的技术力量正在将我们推向这个方向。 还有人将电脑空间描述为“在物质世界里没有‘地方’的领域”，甚至还描述为“一个平行世界的第一个例子”。对于他们来说，虚拟世界占据了所谓“无空间”的领域。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诗情画意和夸张的描述，但是，就连电子字符也要存储在某个地方，某个实际的地方。它们在空间传送运行，而不是在非空间传送运行。 简而言之，数字化并不是将空间非物质化，它不能用“虚拟空间”来替换现实，但是它确实加速和方便了各地财富的迁移和财富的创造。 我们再回到地面上。随着变化的浪潮席卷着全球，随着一些城市和地区被快速推进到了未来，而另一些城市和地区被抛到了人们遗忘的角落，世界财富的版图正在以众多的方式被重新绘制着。在全世界范围内，明天的“高增值”地区现在已经出现了雏形。 昨天的地方 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曾是一个重要的重工业中心，有着众多的钢铁厂、铸造厂和汽车生产厂。今天，克利夫兰号称拥有全美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的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而且拥有以克利夫兰诊所为领头羊的庞大的医疗行业。但是该市的建筑和商店仍然挂着几十年重工业烟尘所遗留下来的一层黑皮。而且，克利夫兰名列全美最贫穷的大城市之首。它既是过去工业辉煌的牺牲品，也是现代变革中的牺牲品，因为第三次浪潮将美国其他的地方都带到了未来。 克利夫兰只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全世界其他烟囱林立的大城市也经历了差不多相同的命运，而这些城市又都是昨天工业财富的发动机。然而，这种局面不仅限于城市。随着新经济在其他地方的崛起，整个地区的经济地位也在下降。 拿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做例子。10年前，正如《工业周刊》所说的那样：“稻田还是靠水牛来犁，但是有一排排的工厂生产着电脑微处理器、收音机、玩具和服装。在那里设有生产基地的著名投资商包括宝洁公司、雀巢食品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 数百万人涌进了这个地区，数百万个从前不存在的工作出现了。在过去的10年中，广东的人均GDP成为过去的4倍。 今天，广东和其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连同香港和澳门构成了全世界最强有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中心的过渡，将早期西方大烟囱工厂的许多制造业接手了过来。 但是，这并非他们的全部成就。因为广东不仅将目标盯在了第二次浪潮的未来上，还用一只眼睛盯着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工作消失之后的情形。它不仅在尽可能地抓住所有科技含量较低的工作，而且也在向第三次浪潮的知识密集型和高增值生产迈进。 因此，中国技术开发研究所注意到，广东正在发展的高科技部门包括诸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激光机器电子集成体系制造”等领域的公司。除了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研究之外，在克利夫兰（或者其铁锈带的姊妹城市）找不到多少这些技术领域。所有这些都需要新的生存战略和新的财富地图。消除边界 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新的经济现实再也没有必要与旧的边界和现有的力量关系结盟了。 大前研一（KenichiOhmae）写过一篇关于世界许多地方所兴起的被他称之为“地区国家”的文章，称这些地区为“繁荣的发动机”。根据大前研一的观点，中国集权化的政府“不管是经过深思熟虑与否”，正在按着公司化的路线重新组合自己的结构。他写道：“与许多的公司一样，中国正在将大多数的决策权力移交给‘企业单位’的层次，即那些自治的、自我管理的经济地区。这些地区相互间为争取资金、技术和人类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许多新兴的经济区域都越过了现有的国家边界。以这种方式，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正在与墨西哥北部的地区组成两大跨国经济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两个地区都会发展各自的跨国文化和跨国界政治结构。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赫尔辛基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朱希·贾西雅农（JussiJauhiainen）也描述了这样的一些地区：从芬兰赫尔辛基延伸到爱沙尼亚塔林的一个地区；在芬兰和俄罗斯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边界两侧存在的一个地区，以及一个包括爱沙尼亚纳尔瓦和俄罗斯伊万格勒的地区。联合国也提议开发东北亚接壤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图们江地区。《金融时报》甚至推测符拉迪斯托克、温哥华和札幌三个城市要建立联系。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三个城市的联系“有可能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发电机”。 我们仍然在改变过去的地图，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各种关系。然而，变化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这些新的地图将会越来越具临时性，并且时刻准备着接受被当场废止或者改变地点的命运。因为，在革命性财富的体系内，没有多少东西是永久的。如果你还怀疑，你就向阿莱汉德罗·布斯塔门特（AlejandroBustamente）请教吧。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 1993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7年之内，墨西哥与美国的边界上一下子涌现出了3500个生产家具、服装和电视机等各种产品的工厂，为来自墨西哥各地的工人提供了140万个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广东以及全中国都加入了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墨西哥大约25万～30万个这类的工作沿着大循环的路线越过了太平洋。 这使布斯塔门特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当他所在的电话配件制造商Plantronics公司收到一份订单时，公司会打电话给布斯塔门特。尽管布斯塔门特在墨西哥的蒂华纳管理着该公司的三个工厂，但他必须和任何人一样来竞争每一份合同。布斯塔门特付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2.20美元（包括保险金），然而他还要与每小时只付给工人60美分的一家中国制造商来竞标。 这里没有什么奇特和新鲜的。墨西哥北部边界上许多经营者们都面临着类似的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是，让布斯塔门特尤其感到恼火的是，他所面对的竞争者事实上也是Plantronics公司的下属企业。 这可以算是外包的一个案例——将已经派往墨西哥的工作送给了中国。外包的做法尽管只涉及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是却遭致了严厉的谴责，而且引起了媒体的大肆炒作。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那些类似的争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空间分配变化格局中的一部分。 外包的做法令那些对全球化趋势持批评态度的人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造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残忍的“奔向深渊的竞赛”。他们通常的观点是，公司的去向应该是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并且时刻准备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残局再换个地方。 假如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预测财富将向什么地方迁移就容易了。这对非洲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非洲能以地球上最低的工资标准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每当亚洲的工人们要求工会提高工资时，非洲人就应该拍手叫好）。假如劳动成本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现在中国的那些工厂没有迁移到非洲呢？ 事实是，即使是对科技含量低的工作而言，劳动成本也很少会成为（如果历史上有过的话）一个公司决定是否迁移的唯一因素。不管非洲的工资水平多么低，但是其无休止的暴乱和战争、糟糕的基础设施、政府高层的腐败、肆虐的艾滋病和办事不力的政权，这些都会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此外，“奔向深渊竞赛”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工人基本上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这一点在重复性的装配生产线工作上可能是事实，但是，在知识经济中，技术含量的阶梯越高，这种可互换的假定就越来越不现实了。 由于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所有知识组成部分（营销、金融、研究、管理、通信、信息技术、销售商和经销商的关系、法律事务以及其他无形的内容）都变得愈加复杂和重要，所以和工作本身一样，工人的可互换性就差一些了，所要求的技术指标也更具临时性了。 正因为如此，如果仅从现有的或者预计的工资水平来推断明天的经济，以此来预测哪些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将成为第二个广东，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 任何这种简单化的分析甚至会变得更加令人质疑，因为，随着经济从大烟囱和装配生产线向知识生产的过渡，我们已经在彻底地改变一个地点、城市、地区或者国家赖以成为“高增值地点”的标准。 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与其说是奔向深渊的竞赛，不如说是奔向顶峰的竞争。明天的不动产 若想预测明天令人惊讶的地理问题（包括高薪工作、主要房地产、商业机遇、财富和权利等的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弄清楚：我们不仅是在改变财富的地点，而是在改变它的起因——我们给地区确定价值的标准，而这又进一步改变了“地点”问题。 1955年，印第安纳州政府为了振兴工业，在《财富》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列举了该州的经济优势。该政府声称，这些优势包括低成本煤炭、石灰岩、白垩、铝、石膏、岩沥青、白云石、荧石、水、沙、砾石、木材、玉米、大豆，再加上俄亥俄河的便利条件。此外，它还保证拥有“令人羡慕的低罢工、停工的纪录”，就是说，它的劳工运动比较不成气候。 那是当时的情景。今天，印第安纳州的开发委员会宣称，他们已经脱离了“对传统工业的过分依赖”。 这里没有石灰石。 《Inc.》杂志告诉美国小企业的领导人，“开办或者发展公司最好的地方”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因为那里的高科技劳动力在增长，那里还有阳光灿烂的气候、新修复的艺术博物馆和“四大体育特许经销商”。 一个叫做“小企业生存委员会”的小组得出结论，投资最好的地方是南达科他州，因为该州对企业的赋税、最低的工资规定、雇员的数量等方面施加的成本最少。还有一种评定体系是根据公司的历史和增长率给它的未来下结论的。微软公司的bCentral.com网站的一位撰稿人用这两种方法综合出了一个混合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内华达州是最适合你掏钱的地方。 持续性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D.Atkinson）和里克·克杜里（RichCoduri）在2002年所做的一项名为“新经济指数”的调查中引用了1955年印第安纳州的广告。他们写道： “在一个经济活动中，只有不到20%的经济活动才是创造、加工或者运输商品，所以运输原材料和市场运输的手段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产出都是以电子字符的形式出现的，旧时的地点因素就失去了重要性。” 拿地理接近性来做例子。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墨西哥离美国的市场这么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墨西哥可以击败中国的竞争者。他们认为，距离仍然发挥着其在知识经济到来之前同样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密集型技术的出现，产品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依靠地理接近性的含义就是，如果是交通运输的费用，墨西哥的优势应该是在运输那些较老式、较大型、较大宗、较重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现在正在被替换。而对于高增值的无形服务来说，地理接近性的意义就更小了，因为交通运输的成本与距离（金融、软件、卫星电视、航班预订、音乐等）没有多少关系或者说根本没有关系。如果继续依赖地理接近性的优势，只会使墨西哥进一步落后，而且没指望追赶上来。 今天，各国在“奔向顶峰的竞赛”中少了一些关于石灰石和煤炭的吹嘘，而多了些关于著名大学、低廉的通讯成本、先进技术、飞机航班次数众多、低犯罪率、适宜的气候和高生活质量。随着工人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也被改变了。结果出现了一种（不仅在美国）创造所谓的“高增值地区”的竞赛，因为这种高增值地区能够吸引那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劳动力来生产知识密集型、高增值的产品，从而将全世界的企业都吸引过来。 随着新的经济网络的出现，我们用以描述空间单位和关系的那些范畴和类别术语也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我们正在看到一种自成体系的机场生态体系的兴起，而这些机场相互之间的联系要比其与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密切得多。在格雷格·林赛（GregLindsay）的《广告时代》（AdvertisingAge）一书中称之为的“航空世界”中，每个机场的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自己“购物商场、会议中心、7天/24小时开放的健身房、教学、邮局、牙医诊所和医生、房顶游泳池和豪华旅馆”。 总之，随着财富向亚洲的历史性迁移，许多经济功能的数字化，跨国界经济区域的兴起，以及我们为一个地区评估价值所依据的标准的改变，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关系发生着更大变化。这些现象只是构成了一个空间舞台的背景，在台上即将明朗化的则是更大的变化。第十一章 空间延伸度 个人的地理 2002年，当日本和韩国联合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洛杉矶的一位营销经理雨果·恩西索决定带儿子去东京看球。恩西索出生在墨西哥，生活在美国并且受的是美国的教育，供职于美国最大的西班牙语日报《舆论》。在日本，他们见到了生活在那里的拉美裔美国人小社区的成员，并了解到日本的食品、礼仪和人们对体育的疯狂。对于恩西索来说，这次经历令他久久不能忘怀，数十万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涌进了韩国和日本来观看球赛。我们后来在加利福尼亚为一对年轻的软件经理举行的婚礼上见到了恩西索。新郎生于巴基斯坦，新娘生于印度。新郎的家庭信奉伊斯兰教，新娘的家庭信奉印度教。当音响系统播放起普什图音乐时，恩西索加入了疯狂、幸福的人群跳起舞来。人群中大多数人在这个晚上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任何普什图音乐。在人群中有美国白人经理，有亚洲学生，有美国犹太人和许多其他种族、其他宗教和地区的人。这不仅是个跨国婚姻，而且是个混合型的婚礼庆祝盛会。对这个世界的发展而言，婚礼极具象征意义。 我们不仅是在将世界经济的重心移向亚洲（包括这两位新人的祖籍南亚），不仅在改变明天在哪儿能找到工作，在哪儿建立新的工厂、办公楼和住宅，在哪儿能创造革命财富的标准，我们同时还在扩展着一种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做我们个人的“空间延伸度”。 在2400年前农民全靠土地为生的古代中国，中国的哲学家庄子说，外出旅行的人易于闹事、说谎、不安分，而且善于搞阴谋诡计。 今天，全球人口中估计有8%的人（大约为5亿人口）在一年内要去国外某个地方旅行，这个人数相当于165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整个地球的全部人口数。不管是否爱闹事，不管是否爱搞阴谋诡计，是否到外面找工作，或者就是飞到密尔沃基去见一个客户，我们就是一个好动的生物种类。美国人平均一年行车11000英里，但是大多数的驱车旅行都是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家庭之间（平均来回一次的距离为23英里），或者到住宅附近的超市或者银行等地方。如果是假日旅行，全家可能去得更远些。人们可以轻易地在地图上找到他们行车的位置。一位商务旅行家也可以精确地确定他在一年中所去过的城市以及他在这些地方旅行的次数，结果就像一张旅行地图一样。但是在地图上，人们也可以找到自己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普通信件、电话、传真等所有的地方，再加上人们在记事本上标记的所有地址和登陆的网站。 如果再费点力气，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我们所买产品的生产地和我们生产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去向。即使这些地点并没有表示我们与之有关系或者希望有关系，但是这些却将我们的空间延伸度丰富地展示了出来。所谓的空间延伸度就是，我们个人地理学上不断改变的版图。 我们可以将今天个人的空间延伸度与12世纪欧洲农民的平均个人空间延伸度相比较。那时的农民终其一生，都很少有可能走到他所居住村庄15英里之外的地方。也许，除了几百年来受到的来自罗马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之外，15英里就基本上锁住了他的一生。那就是农民在这个星球上的个人足迹。 如果我们将这种绘图方法用于公司、各行业或者国家，我们会立即发现，每一个实体的空间延伸度都各自不同，而且在不断地变化着。同样，每一个经济中的不同部门也都需要不同的“延伸度”。一个国家为了向几个国家出口商品，可能需要从诸多的国家进口原料或者零部件，或者说情形相反。好莱坞使用来自日本的设备和来自英国的表演天才，但是它的电影却向全世界各地出口。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商业周刊》写道，你的可视电话可能包括美国的数据处理器，中国广东的电路板，中国台湾、奥地利、爱尔兰或者印度设计的微处理器、韩国的彩色显示器和德国的镜头。正是这些空间关系的组合确定了一个公司或者国家的“空间延伸度”。 比如，几十年来，日本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是将他们的经济维系于与亚洲的关系上还是维系于向全球的扩展。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的必胜信念兴盛一时，诸如石原慎太郎（现在为东京都知事）等挥舞着旗帜的政客们敦促日本取代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然而，那是在日本经济开始减速、中国经济骤然崛起之前，更不用说还有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和最近反日情绪的暴涨了。从那之后，石原感觉到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脆弱，就一直呼吁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真正的问题其实与日本的空间延伸度有关。也就是说，日本是地区性选手还是全球性选手？日本在世界的经济中究竟处于何许地位？ 有些国家不需要向全球延伸，只需要附近的几个伙伴足以。相反，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日本的要求也是那么多样化、那么复杂，因此它不可能仅作为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大国而存在。在进口的一面，日本必须从中东进口石油，从美国进口软件，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在产出的一面，尼桑公司的SUV汽车、索尼公司的PlayStations、松下公司的超薄等离子电视机、NEC公司的计算机都销往全世界各地。在每一个大洲都有日本公司开办的工厂。 不管谁喜不喜欢，日本需要来自全球的资源、市场、商机、能源、思想和信息，而不仅仅是从附近的邻国那里进口。不管它是地区性的霸主与否，它的空间足迹是全球性的，但是日本只是一个例子。今天，每个人、每个公司和国家的空间延伸度都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正在移动的也不仅仅是人和产品，货币也有“空间延伸度”。而且货币的空间延伸度也在迅速地变化着，并对全球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流动的货币 众所周知，数万亿美元在以极快的速度通过电子渠道从一个国家不断地移向另一个国家，从一家银行移向另一家银行，从一个人移向另一个人，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大型金融芭蕾舞会。大多数人也应该知道（到现在也应该知道了），国际货币交易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赌场。然而，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美元可不仅是美国的货币。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使用美元，德国人使用欧元，日本人使用日元，阿根廷人使用比索。事实上，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经济学家、《货币地理学》的作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偏离事实的了。”这种观点已经变成了一幅“过时和误导人的漫画”，因为竞争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 换一种方式说，每一种货币就像一个人一样，也有其自身不断变化的空间延伸度。目前，美元尽管最近有所下跌，但是仍具有最长的延伸度。有些国家实际上在放弃自己的货币而实行起了“美元化”。他们将美元定为法定货币，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官方货币。在另一些国家里，美元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许多用途上代替了本国的货币。 自2002年1月15日起，从巴拿马、厄瓜多尔到东帝汶等一些小国家都以官方的方式启用了美元。但是从非官方方面来讲，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和中美洲也在使用美元。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的情形也是一样。非官方美元化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土耳其和越南。事实上，根据联邦储备局的数据，外国人手里的美元要比美国人手里的美元多，大约为55%～70%，大多数为100美元的钞票。 补充或者代替另一种货币的不仅是美元。在欧洲启用欧元之前，用于各种实际用途的货币有好几种。在巴尔干地区可以使用德国马克，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可以使用法国的法郎，在列支敦士登可以使用瑞士法郎。印度的卢比也用于不丹，丹麦的克朗也用于格陵兰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外币量占其货币供应量30%以上的国家共有18个，另有34个国家其外币量平均占本国货币供应量的16.4%或者以上。 据科恩说，货币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在发行国之外的国家、渗入到其他国家的货币空间……货币跨越国界竞争的急剧加速……改变了全球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今天，各国货币被相互间渗透的程度超过了自领土货币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 总之，货币已经从空间牢笼里释放了出来。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这种迁移带有重要的权利含义。一种“入侵”（我们的术语，并非科恩的）的货币并不总对输出国有好处。很多的因素在起着作用，而且有时候还能证明其代价很高。“被入侵”国家的政府对其国内的货币政策通常失去一些控制。在其公民的眼里，政府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该国政府失去了经济学家们所称之为的“货币制造税”——从制造（印刷和发行）自己的货币中所赚的钱。如果在世界货币排行榜上它的排名很低，那么，一般来讲，它就会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行动的双重伤害。 然而，根据科恩的观点，更大的变化不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在一个国家使用多种货币的做法为在那里做生意的公司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种做法还能在诸如货币风险、赋税、政策规定、财会规则、交易和财产转换费用、金融票据等方面提供选择。反过来说，这种做法降低了本国政府的影响或者控制。 最后，它还能使“被入侵”的国家对世界金融市场更加敏感、未来受的影响更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许多新总统或者新总理上任伊始都会以隆重的仪式访问华尔街，借此向世人许诺在其任期内保证谨慎地执行金融政策。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财富向亚洲历史性的迁移、自动化空间的诞生、评估地点价值的标准的改变、全球延伸度的扩展和目前不稳定的美元在其他国家的普及——这些变化只是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众多变化的一部分。 我们下面来看今天空间变化中最具争议的变化。这种变化致使全世界的反对者到处游行抗议，并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打鼓示威（真的是这样）。而这种变化的支持者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每年一度的炸鱼野餐节上却尽量讨好那些游行抗议者。当然，问题的焦点就是那个在经济学术语中被误解最多、最使人误解、使用中出现错误最多的词：全球化。 这种全球化有未来吗？第十二章 准备不足的世界 资本主义的发展 1900年，法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赞颂进步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来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国的《费加罗报》简直是喜不自胜地写道：“能够生活在20世纪的第一天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产生这种喜悦心情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富国看来，世界在向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迈进。这种理性的一体化过程通过改变空间和政治关系，使经济得到繁荣发展。 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听起来很像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信奉者们的观点。他们热烈地谈到全世界将会被越来越紧密地拴在一起。1800～1900年，对外贸易在世界产出量中的比重几乎提高了8倍，其中的一部分进入了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任何预测这种向前发展趋势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会远在2000年到来之前得以实现。但是未来并不是以直线到来的，这个世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次盛大的展览会过去了14年之后，将世界拴在一起的纽带绷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血腥屠杀严重地破坏了贸易和资本的流通。1917年发生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经济大萧条，1939～1945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并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而且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印度、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脱离了殖民主义统治。 所有这些事件和无数个更小和不太显眼的事件加在一起，粉碎了长久以来建立的贸易协定，鼓励了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引发了暴乱和不稳定局势。所有这些又都在阻碍着跨国界的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总之，全世界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非全球化运动。 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工业基础不仅没有遭到任何破坏，甚至相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而得到了增强。因此美国需要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出口市场，而美国的资本则更需要向外出口。全世界都渴望得到美国的产品，因为在战后的初期也只有美国货。 此外，技术的进步使得为国际大市场服务变得更加廉价和容易。为此，美国的精英们深信，全球经济的重新一体化不仅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而且还对自己大有好处，就着手创建起一些跨国市场。而通过这些跨国市场，商品、资本、信息和技术可以再次以最低限度的摩擦流通起来。当时的这场重新全球化的运动附带上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 1990年，世界的许多地区还不能进行无障碍的货物、货币、人员和信息的流通，只有10亿左右的人生活在一种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开放式经济中。但是到2000年，根据某些估算，这个数字一跃而成为了40亿。 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对外国的工厂、商品和货币开放。同时，俄罗斯也开始邀请外国来投资。东欧和高加索及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紧随其后。在美国的敦促下和智利及阿根廷的率领下，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废除了原来的规则，进行了私有化，引进了华尔街的资本，一时间变得“比美国还资本主义”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货币也越来越多地从它们的产地被释放出来。我们不仅扩展了全球性大公司的空间延伸度，而且扩展了小公司，甚至那些遥远地区的靠网络联系、运作资金极少的村办企业的空间延伸度，从而激励着人们梦想实现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5.1亿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没有什么地方你延伸不到。 那些重新投入全球化的人们此时连交好运。 依云矿泉水和亨氏番茄酱 这场全球化的运动确实没有发展到它的诸多支持者和反对者想象的那么远。根据白宫金融工作小组主席瓦因加登（R.I.Weignarten）的分析，即使在金融部门的内部，全球化这个定义不严格的术语“也在掩盖着差异极大的变化速度。尽管货币市场确实是全球性的，但是证券市场却落在了后面，而股票和债券市场却仍以国内上市的债券为主”。 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压力导致欧洲统一了货币并设立了中央银行，但是，《金融时报》却发现，“普通股的市场仍然支离破碎，各种规章制度五花八门”。尽管出台了数百条经常受到质疑的新法律条款和规章制度来实行统一化，但是在2003年同一瓶依云牌的矿泉水在法国的价格为0.44欧元，而在芬兰却卖到了1.89欧元；同一瓶亨氏番茄酱在德国标价为0.66欧元，在意大利却为1.38欧元。这可绝对不是布鲁塞尔的独断专行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Z·M·贝佐斯（Z.M.Beddoes）在《外交政策》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只有18个国家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私有的资本”，而且，即使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获得私有资本，“那也不意味着全球一体化的资本市场就此存在了”。在另一个层次上，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努力采用全球统一的标准，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会计方法仍不尽相同。 尽管如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35000～40000个跨国公司在经营着200000家子公司或者附属公司。全世界的外汇储备从1961年的10亿美元飙升到了20世纪末的15000亿美元。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长到了13000亿美元。截至2001年，跨国债务达到了17000亿美元，世界总贸易额达到了63000亿美元。 今天，为了确定全球化程度所做的最全面的努力之一就是由AT科尔尼公司和《外交政策》杂志开发的一种指数。这种指数可以测量诸如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的流动、技术、旅行、旅游等方面，然后再将国家进行比较。它还涉及其他许多的可变因素，其中包括文化、通讯、一个国家在国外所拥有的大使馆的数量，以及该国所属的政府间合作机构的数量。 在所有这些的基础上，科尔尼在2003年所做的调查将62个国家进行了排名，结果发现在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名单上小国家名列前茅——爱尔兰、瑞士、瑞典、新加坡和荷兰。美国排名第11，法国第12，德国第17，韩国第28，而日本则排名第35。 由于美国在2001年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国外直接投资下降，所以在2002年，跨国经济一体化运动实际上出现了回落。但是总的数量仍然比1999年之前的任何年份都高。尽管出现了这些下滑数字，但是《外交政策》仍不怀疑再次全球化的运动将继续下去。如果我们再加上已经描述过的越来越盛的货币相互影响的因素，我们就会更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了。黄色尘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国际开发局前副局长哈丽雅特·巴比特（HarrietBabbitt）的话语里还深藏着另一个原因。该前副局长曾说过：“我们将……堕落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要比道德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还要快。” 比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非法毒品是一笔4000亿美元的生意，竟然占去了世界经济的8%。从阿富汗和哥伦比亚到里约热内卢的教室和贫民窟一直到芝加哥的人行道上，毒品走私者们在经营着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即使哪一个国家愿意对其加以控制，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点。 色情业同样也是全球性的。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所难民营里，被从罗马尼亚绑架过来的年轻女性在等待被运往意大利去做性奴隶。在布加勒斯特，所谓的“代理处”将“舞蹈演员”贩卖到希腊、土耳其、以色列甚至是日本的商业色情贸易商手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大约有100万贫穷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为女孩子，被卷进色情业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或者终止这个行业。 《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摩西·奈姆（MoisésNaím）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里解释道：“毒品、军火、知识财产、人和金钱并非国际犯罪团伙为牟取暴利而非法进行的唯一商品交易。他们还贩卖人体器官、濒危物种、被盗的艺术品和有毒的废弃物。”正因为这些活动是非法的而且需要逃避侦查，所以这些活动经常改变其运送“产品”的路线。 在受贿官员的帮助下，带着假护照文件的走私分子轻而易举地进出海关，但是追捕走私分子的警察们却被拦在边境处。正如奈姆解释的那样，各国政府都会怒气冲冲地保护自己的“主权”空间不受别国侵犯，但是就是这种空间的主权却“被那些为了牟取暴利而犯法和无国家而言的网络所破坏，而不是被有国家形式的国家所破坏。”比如，委内瑞拉就不允许美国的飞机进入其领空来追捕来自哥伦比亚的走私分子，可是这些走私分子却规律性地侵犯这个所谓的主权领空而不受任何惩罚。 奈姆得出结论，我们想要控制地下经济的这些非法和反社会活动的努力将会失败，因为政府的战略是根植于“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假定和陈旧的机构”之中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这些活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得需要全球的努力，或者至少需要多边的努力。 还有从中国北部沙漠上刮过来的经常漫及韩国首尔的“沙尘暴”，还有那释放着浓浓的呛人烟雾、让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喘息咳嗽的印度尼西亚大火，还有从罗马尼亚溢出的污染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河流的氰化物，全球变暖、空气污染、臭氧层耗尽、沙漠化以及水资源短缺，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毒品和色情犯罪一样，都需要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努力来解决。这可不是谁想不想的问题。真正的信仰者 今天，就进一步进行跨国界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代价问题在全球展开了广泛、激烈的争论。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生活是不公平的。经济一体化及其空间的重要意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平如水面的比赛场地”——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形而上学概念。 我们没必要就扩展空间延伸度和经济全球化能带来哪些好处和代价重新辩论一番。即使是准确地确认哪些是好处哪些是坏处也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为此，匈牙利经济学家、布达佩斯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所主任安德拉斯·伊诺塔伊（Andr?觃sInotai）为那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做出了利弊的分析。他的分析对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也颇为适用。 在提及我们这里所分析的两个深层原理时，他指出：“好处和损失来得并不那么平均，而产生的结果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他说，短期的收益或者损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走向相反。有些好处或者损失此时此刻都存在，另有一些好处或者损失在这里的空间存在，但不发生在现在，还有一些现在存在但不是在这个空间。 争论的双方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变成了粘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语口号了。 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文献铺天盖地而降，似乎要把我们埋起来。光是Google的搜索引擎就有150万份相关的文献。《新闻周刊》对40家主流报纸和杂志所做的调查发现，1991年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有158份，而2000年就有了17638份。 鉴于有如此多的关注，我们很容易指出全球化的邪恶一面，尽管其中的许多邪恶更多地与腐败、环境恶化和野蛮的法律实施有关，而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不是很大。 如果石油价格随着储备量的减少仍然居高不下甚至继续窜升，如果稳定的联盟解体，如果贸易保护主义重新蔓延，如果因为恐怖主义、流行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对通关的每一个集装箱、每一个包裹和每一个人都更加仔细地检查，那么，重新全球化的运动也可能戛然而止。 所以，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的重新全球化的运动是暂时停下脚步喘口气呢，还是突然间要调回头再次折返跑呢？尽管工厂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尽管有互联网和数字化空间，尽管人们在大幅度地旅行和移动，但是事实上我们得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即将再次经历一次从重新全球化到反全球化的历史性的转移呢？因为这关系到在最近的未来，我们将在哪儿生活、工作、投资和创造财富等重大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们与一个深层原理之间关系的又一个令人痛苦的变化。 假如我们再来一个180度的急转弯，朝一个丝毫没有准备的明天驶去，那么，许多没有准备的人就可能被甩到时代的后面。第十三章 反推力装置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多少词汇能像“全球化”那样激起那么多的仇恨，也没有多少词汇被如此虚伪地使用过，或者被天真地使用过。 经常躲闪在这个词汇后面的就是惹起众怒的真正靶子——世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大本营和目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倡导的推进经济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重新全球化）运动也是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美国连续的几届总统，尤其是比尔·克林顿总统，都向全世界发表过祷文。所谓的“华盛顿一致意见”认为，全球化加上以私有化、解除规则和自由贸易的形式表现的自由化可以缓解贫穷、创建民主，而且给所有的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这两种思想体系习惯上都把全球化和自由化放在一起，好像这两者不可分割一样，但是一些国家没有搞自由化也可以将经济一体化。反过来，搞自由化的国家不一定非得搞全球化，也可以出售他们的国有企业、解除规则并将经济私有化。这都不能保证长期的效益将从宏观经济流向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微观经济。这也不能保证产生民主。 现在十分清楚的是，在这场就全球化所展开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战争中，参战的双方都稀里糊涂，或者说难得糊涂。 因此，一个对全球化掀起了无休止反对运动的网站列举了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有印度的海德拉巴德、瑞士的达沃斯、巴西的阿雷格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华盛顿特区、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以及新西兰、希腊、墨西哥和法国的抗议活动。游行示威者们常常到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开国际会议的地方，比如西雅图和热那亚，或是将他们围在高级旅馆里令其动弹不得，或是迫使他们远走高飞到处避难，或是召集安全部队来维持秩序。现在，游行示威者们常被请去与这些领导人会面，从而使这场运动失去了一些尖锐程度。 然而，我们也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公开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互联网上的网站所协调的，而互联网本身就是一项全球的技术。这场运动的政治影响主要来自于电视报道，而电视报道的画面却是由环球卫星系统传送的。这些抗议组织的许多要求（比如要求治疗艾滋病的药品成本更低一些）只能由那些被抗议者痛斥的全球性大公司来满足，所使用的电脑还得由另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来制造。大多数的抗议者如果不乘坐通往全球各地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不依靠全球预订票网络体系的服务是飞不到他们的抗议地点的。而且，许多抗议者的目的就是创立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运动。 事实上，这场运动已经分裂成了许多不同的、往往是为时不长的团体，其目标的多样化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比如取消童工、禁止烟草业、保护变性人监狱囚犯的权利等目标。有少数的团体是浪漫的无政府主义和地方主义者。他们美化工业时代前的村庄里的那种真实的、面对面的生活，可是他们却只字不提真正村庄里所有的种种邪恶：没有隐私、性别歧视、狭隘的地方暴君和顽固偏执分子。有一些团体是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者，还有一些团体是憎恨美国和欧盟的超级民族主义者，其政治运动的特点是反对进行移民的新纳粹主义。但是还有更多其他的团体实际上根本不是“反全球的”，而是“逆全球的”。 比如，这些逆全球主义者坚决支持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许多人渴望见到一个类似于世界政府的机构，或者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全球性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的经费也许该来自于全球性的税收。然而，他们大多数人真正想要见到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取缔全球性的大公司和全球性的资金融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用来剥削工人、破坏环境、支持没有民主的政府和无数其他邪恶的工具。 弄出了最大的动静的是“反全球主义”运动。但是，即使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示威者们所有的愤怒口号和游行示威在夜晚都悄然消失，在最近的将来，某些形式的经济全球化也仍然会被迫减缓速度或者止步。 我们面前所出现的强力因素有可能阻止空间延伸度的继续扩展，而且所引发的事情就连那些反全球化的人们也会不愿意看到。新泰坦尼克号 在最近新一轮的全球化运动中，世界经济遭受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地区性或者国家性的严重危机——在亚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都出现过危机。在每一次危机中，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商务决策人和政府都担心金融界的“蔓延强度”。阿根廷的经济崩溃能否毁掉巴西的经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能否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灾难？确实系于一发。 因为今天的经济一体化密度更大，层次更多、更加复杂，又在这么多不同的层次上联系上了这么多种类型的经济，所以它要求我们系统地设计出防治失灵的备用措施以及其他的安全保护方法。不幸的是，那些过分热情的全球化倡导者们却在建造一艘巨大的金融远洋船，而船上却没有连泰坦尼克号都有的水密舱。 美国的证券市场规定有“上限条款”，意在及时阻止行市暴跌。比如，如果在一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以前道琼斯指数下降了10%，纽约证券交易所将停止交易一小时。如果价格比事先设定的限制过高或者过低，对某些交易就要强加上所谓的“交易紧箍咒”。 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和中国台湾）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或正在酝酿采取类似的措施。所有这些措施也许在本地或者国家范围内还不够。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货币和资本市场就连这些谨慎的措施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防火墙、密水舱、备用设施等东西了。 对于蔓延度，我们没有免疫力，可我们又在快速地推行一体化进程，那么这两个过程就失去了同步——有可能让我们感染上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让一些国家急转回头、快速地退回到原来自我保护性的金融坚壳中。他们做出来的疯狂反应可能包括驱逐外国资本、恢复贸易壁垒、急剧改变进出口的格局、重新布置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工作机会和资本。总之，就是将最近的变革方向再扭转过来。出口超载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件或者条件能够限制或者扭转重新全球化运动呢？有许多。比如，我们已经进入了出口超载的时代。如果不称这个是时代趋势，它至少也是个“间隔”。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通过将电脑设计和生产、相对关闭的国内市场和迅猛的出口结合在一起的手段，骤然繁荣了国内经济。 日本的战略很快受到了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效仿，再之后又受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效仿。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出口商品。通过大型集装箱货轮、油轮和运输飞机运送过太平洋的物品超过了历史以往任何时期。出口（按其定义来说是一种空间现象）逐渐被看做是经济发展的“魔术弹”。 在所有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里，出口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内需求的速度。这又是一个大规模失同步化的例子。这时，中国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将更为廉价的产品填充进爆满的全球市场，尤其是美国的市场。突然间，全美国随处可见来自中国的吹风机、长筒袜、手提包、钟表、计算器、工具和玩具。超级能量和超级贪婪手挽着手前行，全球经济开始颤抖。 在出口已经超负荷的世界经济里，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某一点上，为了减轻对出口的依赖，其他的亚洲国家必须要建立起他们自己国内的经济。中国正在努力这样做。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将进一步削弱向重新全球化开进的力量。 当然，人们也不难注意到，假如占世界需求量30%以上的美国经济突然发生衰落，那么改变了地点的世界财富对于许多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其中包括一些最贫穷的国家。 受打击最严重的将是那些政府日常财政收入过于依赖单一出口的国家。所谓的单一出口可能是红铜，比如在赞比亚，也可能是铝矾土、糖、咖啡、可可或者钴，或者可能是石油。 由于原油的价格空前高涨，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却屡次发生。尽管生产者努力控制供应，但是如果美国的经济出现严重的下滑，或者中国的经济发生崩溃，石油的价格将会再次骤降。即使这种下降是暂时性的，结果也可能会导致许多政府垮台。 尼日利亚政府的财政收入足足有80%来自于石油，沙特阿拉伯政府75%的财政收入依靠石油。科威特、阿曼、阿联酋和安哥拉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在委内瑞拉，这个数字是50%，在俄罗斯接近30%。这些靠石油发家的政府由于国家不稳定或者是政治上的脆弱，有可能被迫冒着引发暴乱的风险来减少国内的补贴和社会福利金。对于重新全球化运动来说，还有更多的坏消息。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有可能模仿欧盟，组成更多的多国集团和贸易集团。 从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组织到亚洲出现的结盟组织，这类的集团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既然它们的成立带来了比一个国家还要大的市场，所以这些集团组织可以被看做是朝全球一体化已经迈出了半步，或者说是更加开放的贸易，通常都是这样刻画它们的形象的。然而，尽管遭到了反对，可是它们在极端的压力下，也有可能打出保护主义的王牌，成为进一步开放和全球化的大型威慑物。就全球一体化而言，大范围的超级国家集团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纳米技术茶匙 下一个新科技突破的爆炸点也可能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两种技术融合力量的驱动下，这次科技的大爆炸可能减少原来对某些进口原材料和商品的需求。急剧的小型化、客户需求的商品定制化，以及知识内容的可替代原材料，这些倾向都意味着明天的经济再也不需要占全球市场如此大比重的大型商品了。明天几茶匙的纳米产品就可能代替今天在世界上运送几吨重材料的需要，也许这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是它的影响却可能在世界的各大港口感觉到，从青岛到洛杉矶到鹿特丹，各大港口无一例外。而所有这些又再次表明需要更多的“国内加工”的程序，而不太依赖全球性的市场。 此外，我们也不能排除战争及恐怖这两个最明显的“逆全球化的因素”。这两种因素都可能真正地毁灭能源和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又是我们移动或者放置石油、天然气、原材料、成品等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两种因素也可能引发资本外流或不可阻挡的难民穿越边界的浪潮。它们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知识密集型经济里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不幸的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很可能看到严重的地缘政治动乱现象和频繁暴发的军事冲突。这不仅会致使生灵涂炭，而且还能像过去一样，把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体化成就肢解还原。疯狂的混乱 除了所有这些之外，在遥远的看不见的天际，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一些逆全球化的因素。奇怪的大规模流行病和隔离措施、小行星撞击，或者生态灾难都可能将整个的经济基础撞离其目前的轨道，使其陷入“疯狂的混乱局面”。这些就是未来学家们所谓的“变牌”（即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脑袋里保留一点点地方来思考那些不可思考的东西（尽管它们极不可能发生）也是没有坏处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的组合，这些事件刚开始时都显得极不可能发生，但是却都骤然变成了现实。 我们还不能具体说明哪个事件将会登台表演，也说不准这个事件是否会完全按照我们所说的方式影响重新全球化。但是，任何一个这种“反推力装置”都可能证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其反方向推动全球化的力量会远远大于媒体所报道的所有“反对全球化”抗议运动的力量。如果多个反推力装置汇合在一起，那么情形会更为严重。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到，两个或者更多的这种逆全球化事件同时出现，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很难想象将来不会有任何这类事件的发生。 全球化中最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分裂。就是说，尽管全世界对于要求协调解决诸如恐怖、犯罪、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奴隶制和种族屠杀等问题的压力更加强烈，可是，进行进一步经济一体化的运动也有可能减缓速度。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那种认为我们可以直线地朝着完全一体化和真正全球化的经济前进的美梦也会就此破灭了。关于建立什么“世界政府”的幻想也可能破灭。相反，未来的情形可能将是这样的：对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市场、技术、金融和人们的空间震动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快而不是越来越慢，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未来的时代将是空间混乱加速的时代。 所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不仅是财富在向亚洲大规模地移动、“地区性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发达经济中关于空间的标准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尽管可以逆转）重新全球化的过程。其中任何的一种，就其本身而言，都代表着革命性财富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关系的重大改变。然而，我们将看到，在久远的某一天，最后还有一个空间的变化将使所有这些变化都相形见绌。第十四章 太空运动 我们的文明时代是第一个将人造物体发射到远离我们的地球表面，并且将这些物体用于创造财富的文明时代。这本身就可以表明，我们的时代是历史中具有革命性的一个时刻。 但是，关于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还知之甚少。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当他们每次使用自动取款机或者使用电话时，他们是在使用距离地球12000英里远的人类技术。或者说，当每个患者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或者戴上起搏器的时候，他应该感谢其他的一些技术或者感谢某些人。 通信卫星、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商用远程显像技术在未来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将被认真地开发，成为新兴的太空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并且将越来越大地影响我们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在今天财富和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明确，更具有象征意义了。 尽管今天仍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而且经常被那些目光短浅的人讥笑为奢侈的做法），但是，探索太空的运动已经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价值有1000亿美元的卫星产业。这个产业的成员有波音公司、Astrium或者AlcatelSpace等制造商，中国的长城工业公司等火箭发射公司，俄罗斯的Intersputnik等经营和协调公司，再加上无数的服务公司、太空图像发行公司和地面设备提供商。 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的商业专栏报道称投资者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太空产业股，许多太空开发公司陷入了致命的麻烦之中。但是，最近卫星产业协会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这个产业的收入就以15%的增长率每年稳步增长。除此之外，尽管出现了暂时的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但是越来越多的新开发商和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太空“俱乐部”。比如，巴西和乌克兰正在从巴西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发射场地之一）阿尔坎塔拉发射中心联合发射乌克兰的旋风四号火箭。而且，自2005年起，股票公司开始买进诸如Intelsat、PanAmSat和NewSkies等卫星经营公司的股票。 同样，尽管在数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中1000亿美元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故事。它没有包括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依赖太空的公司的隐形增值，如电视网络、医疗技术、体育运动、广告代理商、电话和互联网公司以及金融数据提供商。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 从血液透析到心脏泵 一个叫做绘图联盟项目（MappingAllianceProgram）的不甚知名的商业太空公司财团现在提供遥感、太空图像，以及用于电脑设计、电脑勘探、电脑自动绘图等服务的软件。该财团公司的客户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公共事业公司、工业、采矿和运输，另外还有自然资源经理人。 从太空经营项目中所获得的知识也在帮助公司预测、减轻和避免自己的风险。因此，太空数据在金融市场的“天气期货”交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和证券交易所的伊恩·达登说，天气的可变因素可以对诸如“保险、农业、制造业、软饮料以及医药用品等领域的生产、产量和整体利润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对“那些流行歌曲演唱会和旅游团”的组织者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了。根据商业部的统计，在美国2001年的全部100000亿美元经济中，有1/7的部分遭受到了天气因素的风险。在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的交易机构所交易的天气期货为避免天气的风险提供了一种保险措施。 另一个受到太空活动好处但又没有被广泛认识到的领域是医疗卫生行业。今天，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25万名美国肾功能衰竭患者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的宇航局和宇航员。宇航局所开发的一种化学技术能够将血液透析液体中的有毒废物排除掉，使得患者能够存活下来。 与此同时，StelSys公司使用了美国宇航局许可的技术或者主意，正在开发一种能够治疗肝功能衰竭患者的类似于血液透析系统的技术。继续进行太空研究可以保证提高诸如脑瘤、失明、骨质疏松等疾病的治愈率，而这些疾病现在却在不断庞大的医疗保健预算中占去了数十亿美元的比重。 今天，欧洲人正在根据太空飞船燃料泵技术进行一种心泵的医疗测试。仅在美国，每年用于治疗心脏病和中风的医疗费预计就超过了3500亿美元，使用这种心泵能够节省多少钱呢？那种旨在太空中种植细胞的“生命反应器”（现在被生理组织工程实验室用于开发生长人类心脏的一种工具）应该具有多少经济价值呢？ 关于那些因糖尿病所引起的失明、截肢和肾衰竭，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糖尿病每年至少让美国花费掉了1320亿美元的巨资，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老龄化，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预计还要攀升。 同时，太空在环境监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法国的SPOT4号太空飞船运载着美国的POAM3号仪器在检测极地的臭氧层和大气悬浮微粒的比重。用美国海军实验室的《2001年评述》的话说，“每年从5月到10月，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大片的森林被大火所毁掉。大量的浓烟涌进了大气层，而那里高空的强风有时候能将浓烟刮到离失火处数千英里远的地方。”SPOT4号和POAM3号的使命就是予以这种自然灾情监测。 同样，巴西和美国宇航局联合开展的一项太空项目正在研究亚马逊地区的生态变化给整个地球系统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宇航局的“飞鸟”号正在监测南北极地冰帽融化的速度。另外一些以太空技术为基础的环境项目正在关注水资源的利用、渔业、河流三角洲的生态和厄尔尼诺对气候的影响。 人类拥有了地球表面如此详尽和准确的图像，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奋进号”等航天飞机所采集的大量的数据，可以用于拍摄高清晰度的图像，帮助人们了解荒芜的冻原和沙漠、濒危大猩猩所聚居的热带森林，或者吴哥窟和吾巴尔等古城的遗址。同样是这些神奇和精确的数据，除了众多其他的用途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确认移动电话塔楼的位置，为航班确认飞行危险并且预测洪涝灾害。飞行员、飞机和集装箱 在科罗拉多州的谢里佛尔空军基地（SchrieverAirForceBase）里，一伙年龄十八九岁的美国空军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地坐在电脑控制台前，控制着在离地球12000英里远的轨道上运行的卫星。他们所监控的20多颗卫星共同组成了NAVSTAR全球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标明任何携带小型、廉价手机的人在地球上的准确位置。 全球定位系统的使用范围为网上服务、徒步旅行者、轿车司机、卡车司机、船员、运输船和托运人、银行、电信公司，当然不用说还有军队了。全球定位系统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 关于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空间定位，还能帮助我们在时间上定位。因此，除了能确定我们在空间的位置之外，这个系统还起到一个重要的同步器的作用。用Advanstar通信公司的格伦·吉本斯的话说，“我们每次从自动取款机里取钱或者打一次电话（不管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这些通信网络中的声音和数字流的同步作用都毫无疑问地基于全球定位系统……这项技术使全世界获得了误差仅为毫微秒的时间定位，功劳在于全球定位卫星上的铯和铷原子钟表的准确度。”在经济生活中这种准确定时和同步给生产力所带来的好处还有待于估算。然而，更多的好处还在后面。 自从纽约的世贸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以来，反恐专家们越来越密切地关注起每年在海上来往运输的2亿个集装箱来。任何一个集装箱里都可能藏有生物武器、恐怖分子、非法毒品或者军火，以及其他种类的危险禁运品。今天，只有2%的集装箱在美国受到检查，此外，还有从陆上和空中运来的集装箱。 全球定位系统卫星从原理上讲可以跟踪这些来往运行的集装箱的方位。将来，不仅是集装箱，而且是集装箱里的每一件货物都将受到严密的临控，从工厂到批发商、零售商，到货架，最后到达客户的家里，整个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受到严密的监测。沃尔玛、Target、西尔斯和凯马特等零售商已经在研究和试验一些原型跟踪系统。 此外，这样的一天终归要到来：装载（比如说）食品的包装箱里将植入芯片，这样，食品在运输期间的变化状况就会被随时地报告给托运商。 还有一些“智能型的”包装箱实际上可以在途中加工处理箱子里的产品。将这些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或者类似的卫星系统结合在一起，会给运输和食品工业带来很大的变化，保证包装的食品和其他产品更为新鲜、质量更高，改变这些领域和其他许多领域里生产和销售的经济意义，还能提高安全度。 当然，和所有的技术一样，全球定位系统的发展潜力也是利弊同时存在。全球定位系统使我们的生活比以往安全了许多。它可以发现也门沙漠上一辆满载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汽车。如果去逛妓院或者去一家瑞士银行也不像从前那样具有隐密性了。但是，电脑上那帮好管闲事的家伙们或者爱传话的邻居也有了用武之地。利与弊真的需要认真地权衡。 然而，全球定位系统给我们最大的经济回报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全世界基于地面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成为基于太空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陪衬。今天，航班飞行计划需要大多数飞机从一个地面无线电信标飞到另一个地面无线电信标，而此时的空中交通流量和地面上的交通流量基本一样。许多大城市附近的交通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使用上了全球定位系统，能力不仅可以加强，而且准确度也能随之提高。这一系统可以使现在认为不适宜降落的条件变成适宜降落的条件，包括在遥远和小型机场的降落。它还能提高海上航行的安全度。所有这些的成本都比地面管理系统的成本低得多。 更了不起的是，美国宇航局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喷气式推进实验室所开发的“差分全球定位系统”在格陵兰岛和美国都进行了测试。这个系统现在可以确定世界任何地方飞机的准确位置，水平误差不超过3.9英寸，垂直误差不超过7.9英寸。喷气式推进实验室骄傲地宣布，这比目前系统的准确度“提高了10个系数”。尚未探索的财富前沿 从全方位来看，太空活动正在为新兴的经济带来好处，可是往往是以人们看不见的方式带来好处。在未来的日子里，太空活动的好处将会更多。中西部研究所做的一项调查估计，在宇航局里每投资1美元都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9美元。大通计量经济学所做的一项分析表明，与太空活动有关的研究能够提高生产力，其提高幅度占投资回报的43%。所有这些数字相对来说都比较老、不甚可靠而且不完全。尽管如此，即使我们武断地将这些数字砍掉，它们也会强烈地表明，太空活动已经为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效益，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只是其发展潜力的一小部分。 在遥远的天际上运行的不光只有几百个卫星，而是成千上万个。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已经购买了重量仅为100多磅的微型卫星。这些微型卫星能够运载摄像机并被推进到轨道中，然而其费用却仅为现在常规卫星的极小部分。这种微型卫星的供货商英国的萨里卫星技术公司（SurreySatelliteTechnology）的马丁·斯威廷教授声称，10年之后我们将能够发射如信用卡一般大小的卫星。随着体积和成本的下降，这些卫星将会变得很便宜，一般中型的企业、非政府组织、私营团体甚至是个人（不管好人与坏人）都可以使用并拥有这类卫星。 总之，我们现在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了：即使完全用经济术语来说，探索太空的运动也不应被人小觑了。人类在太空中的蹒跚学步已经给地球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其创造价值的方式只能令从前的文明感叹和想象了，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今天有50多个国家声称拥有太空计划，但是在太空里的不光是这些国家的政府。2004年，有26家公司参加竞标想赢得“安萨里X”大奖，以便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造运载三人进入亚轨道空间，并在两周内使用同一飞行器再次试验的私营公司。这一事件的目的是：加速开发太空的商业旅游项目。 2004年10月4日（苏联卫星发射升空之后整47周年之际），“太空船1号”飞进了亚轨道太空，并赢得了该奖项。赢得的奖金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数十亿美元，而是微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保罗·艾伦提供的2000万美元。该飞船的驾驶员是进入太空的第434个人。 仅在几个月前，当美国宇航局的两艘太空飞船“勇气号”（Spirit）和“机遇号”（Opportunity）安全着陆火星时，喷气式推进实验室的副主任尤金·塔蒂尼估计，这个事件吸引了世界各国人士，互联网上的点击数有100亿次，因为这些人都想跟踪这个事件的报道并且分享这一时刻的伟大意义。 即使我们不在财富的“地点”上再做别的什么变化——假如我们不将财富移向亚洲并组成“地区国家”，假如我们没有寻找“高增值的地点”，假如我们没有将经济重新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种飞离地球的事件的本身就足以标志着财富创造中的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转折点。 因此，综合起来的证据令人感到震撼。我们在同时改变着财富与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的关系，而这两个深层原理一直在支撑着自从我们作为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以来的所有经济活动。 今天，财富不仅具有革命性，而且是变得更加具有革命性。这也不仅仅都是技术的问题。我们下面将要谈到，这还是我们思想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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