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要厚道》-11

的偏见，排斥他的意见。这样做不但对人不公平，而且也会丧失眼前的机会。尤其是那些自以为聪明过人的人，更要谦虚一些，注意多向别人请教。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就是这个道理。学会尽人之能《韩非子》中说“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瞿，犹未有益。”即能基于“术”治理天下，则只要轻松地坐在庙堂之上，就能够得心应手，若不运用“术”，即使身心交瘁也没有任何效果。这样的例子在现代经营者身上也屡见不鲜，因此我们不能取笑他的无能，只能引以为戒。怎样运用“术”呢?书中讲了一个故事。魏昭王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想亲自处理百姓的诉讼，于是召来宰相说：“寡人想兼理官司。”宰相说：“那么您必须先研究法律。”昭王只读了十几页，就已经困倦而昏昏欲睡了，只好放弃：“寡人不能读法律。”《韩非子》对此评论说：“夫不躬亲其势柄，而欲为人世所宜为者也，睡不宜乎?”即作为一个君王只要能掌握自己的权力就可以了，连交付臣下办的事也要亲自处理，当然会昏昏欲睡了。可见韩非子主张管理组织的时候，能够掌握最重要的要点才能事半功倍。《韩非子》中将经营者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他认为三流的经营者事必躬亲；二流的经营者藉助他人的力量；一流的经营者能够善于运用别人能力。原文是：“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初，上君尽人之能。”所谓的上君、中君、下君是针对上等、中等、下等的君王而言。而“尽人之能”是使所有的部下都能够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人的力量绝对敌不过众人的力量，一个人的智慧也绝使无法使任何事情都面面俱到，那么与其单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治理国家，为什么不集思广益运用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呢？只靠自己的智慧去处理政事，即使最后成功了，自己也已经精疲力竭，如此得不偿失，也等于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够从容不迫地治理国家，才是一个理想的君王。同样的道理，能够从容不迫地使下属发挥所能而又听命于己，这才是一个最上乘的领导。学会自控，保持理智有成效的领导者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掌握自己的心境，约束自己的言行。他们无论受到什么刺激，都能保持沉着、冷静，而不产生冲动行为。必要时能节制自己的需要，忍受身心的苦痛和不幸，克制自己各种消极情绪，表现出高度的耐受性、纪律性、组织性。在待人接物上表现为忍让克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志在有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控制自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面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何尝不是怒火中烧?但是，他知道，在党和国家面临生存死亡的危机关头，决不能感情用事。如果头脑不冷静，言辞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反而会中这帮坏人的诡计，让他们抓住口实。为了党、为了人民，他必须压抑住内心的愤怒，同这些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周旋。周恩来同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愤怒，能不发火则不发火，时刻保持理智的头脑，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此，威尔逊说，周恩来具有“钢铁般的自我控制能力，就像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但是，有些不成熟的领导者或易冲动的人，往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遇到某种刺激，易于兴奋，易于激动；处理问题冒失、轻率，好意气用事，不顾后果。有的人贪得无厌，官位越高越好，权力越大越好，金钱越多越好，事情越少越好。这种人由于不能控制自己的私欲，而逐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古代，“慎独”是一种流行的道德修养方法。《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在“隐”和“微”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留有任何邪恶性的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慎独修养方法实质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大庆工人提出：“领导在场和不在场一个样”，“有人检查和没有人检查一个样”。这可说是对“慎独”的具体解释。言行举止，谨慎有礼身为领导者除了要虚怀若谷之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必须十分谨慎。古语讲“论言如汗”，所谓的“论言”指领导者所说的话，汗指说出的话绝无挽回的余地，就像身体流出的汗一样，一旦流出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到体内。正因为如此，领导者实在不得不谨言慎行。从前，当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为鲁国国王时，周公曾告诫他：“我身为宰相，碰到有人来访时，即使是正在进餐也得赶紧中断，尽量不要对客人太失礼。尽管如此，仍然担心有不周到的地方，或是疏忽了优秀的人才。现在你到鲁国去，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也绝不能有任何骄傲失礼的地方。”这种谦虚的态度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十分重要。有一次，唐太宗告诉众臣：“有人说当了皇帝就可以得到最崇高的地位，没有任何畏惧。事实上，我却是常怀着畏惧之心，倾听臣下的批评与建议，一向以谦虚的态度处理政事。倘若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不肯谦恭而以自大的态度来对待臣下，那么一旦行事偏离正道时，恐怕就再没有能够指正过失的人了。”“当我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必定先想一想如此一来是否顺了天意?同时也要自问有没有违反了臣民的意向。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是那样高高在上，对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们对君王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所以我不仅要以谦虚的态度待人，更要时时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顺应天意与民心。”旁边的魏征接着说：“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但愿陛下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人民，且谦虚待人，严格地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吾国必能长保社稷，而无倾覆之虞了。”谦虚的态度，也是唐太宗受世人景仰的原因之一。唐太宗说过：“与人交谈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使是一般百姓，在与人交谈时若稍微得罪对方，对方因而牢记在心，便会遭到报复’。更何况是万乘国君，在和臣下交谈时绝不容许有一句失言。因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失言，也有可能导致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庶民的失言所万万及不上的，我心中一直牢记着这一点。”他还说：“昔日，隋炀帝第一次进入甘泉宫时，对宫中的庭园十分中意，但是认为有一美中不足之处，即庭园中看不到萤火虫。于是隋炀帝下令捉一些萤火虫来代替灯火，负责的官吏赶紧动用数千人去捕捉萤火虫，最后捕捉了五百车的萤火虫。连这样的一件小事都能演变到这种田地，又何况是天下大事，更不知道要到多大的影响呢？为人君王的又怎能不谨言慎行呢?”的确，身为领导者不能有戏言，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会对属下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会影响一件事情的结局。态度谦虚，言行谨慎，不但是身为领导者修养的重要方面，也是个人修养的—个方面。豁达大度，互谅互让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心胸宽广、宽厚容人、团结同志、善于合作，具有凝聚力的人。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这样说道：“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领导者不要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求大同，存小异，互谅互让，能认真听取和善于采纳不同意见，“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绝不能因别人与自己的看法不一样，就将其排斥否定，侧目而视，要不徇私情，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从个人好恶出发，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并真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宽宏大量，宽厚容人，绝对不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一脚踢开，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更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吴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将，既然身为名将，除了骁勇善战以外，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吴起在军队中总是和下级士兵们同甘共苦，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睡觉时不铺席，行军时不愿乘车，自己备粮食，并且自动分担士兵的苦恼。有一次，一位士兵在阵前因为生了肿瘤而痛苦不堪，吴起见状毫不犹豫地用口将其肿瘤内的脓汁吸出。那位士兵和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后来，那位士兵的母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忽然放声痛哭起来。旁边的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的儿子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士兵，却蒙吴将军亲自将他身上的脓吸出来，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反而伤心地哭泣呢?”那位母亲回答：“先夫早年也是蒙吴将军之恩，吸取他肿瘤里的脓，从此他跟随吴将军四处打仗，以此报答吴将军的大恩，最后终于死在战场上。如今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出脓汁，这不是显示我儿子也将步了父亲的后吗?这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吴起的行为可见对士兵的影响多么大。一位领导人如果能与下属同甘苦共患难，处处为别人着想，难道还怕众人不忠实于自己吗?有一些领导者只知道斥责下属努力工作，对他们的生活冷暖毫不关心，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错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之不疑，就是给人以充分的信任，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让他独立地发挥才干，既委之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派大臣乐羊率军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国君的重臣乐舒恰是乐羊的儿子，所以朝廷中议论颇多，认为乐羊虽会打仗，但这次可不会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了。乐羊在抵达中山国后，决定用“围而不战”的战术攻城，所以一连数月不动一兵一卒。于是私让成了朝让，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似的飞到了魏文侯的手中。魏文侯不动声色，反而派遣专使带着礼品、酒食远道去慰问乐羊，犒劳他指挥的军队。流言愈益沸腾，魏文侯索性大兴土木，给乐羊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终于，乐羊按计划攻克了中山国，得胜回朝。魏文侯特意为乐羊举行盛大的庆功酒宴，并赏给了乐羊一个密封的钱箱。乐羊回到家后打开一看，不禁感动万分，原来，箱子里装的不是魏文侯赏给他的金银绸缎，而是满满一箱攻中山国时大臣们弹劾他的秘密奏章。乐羊这才明白，如果不是魏文侯的全力庇护，不是魏文侯对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不要说攻打中山国的任务不能完成，就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以保住了。与此同时，秦穆公也留下了一段用人以信的历史佳话。秦国当时与晋国争霸，恰逢晋君病逝，秦穆公想乘此机会假道晋国灭晋的友邻郑国。于是派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出征。没想到秦军进入晋国的觳山峡谷时，受到了晋军的伏击，秦军全军覆灭，三位主将被活捉。晋国为了羞辱秦国，不杀孟明视等，反而将他们押送回国，请秦自处。秦国举朝羞愤，三位将军也恨不能立即以死谢罪。但秦穆公却身穿白衣素裳，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并为未能生还的将士痛哭祭奠，然后向全国发布引咎自责的《秦誓》。他说：“孟明视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只是因为我的错误决断，才蒙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国家报仇雪恨。”一年之后，孟明视率师伐晋，又遭惨败。秦穆公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仍然让他位列将相，并帮助他整顿军政。孟明视等发誓要报此知遇之恩，定要实现《秦誓》中的誓言。他们厉兵秣马了整整三年，三人再度伐晋，这一次是势如破竹，压过全境，晋军大败，只得求和。此一战大振秦国国威于天下，终于使晋国承认了秦国已享有同等权力的地位。由上述三例可见，做到用人以信、用人不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能运用自己的权力给人创造发挥才干的条件外，还要能在流言如矢的情况下，持信而不移，并且在遇到困境时，能与下属同甘共苦，共患难，并不只是以消极的态度等待其发挥才干、创造佳绩，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增强其信心，扶助其毅力。因此，这种用人以信的品德，同时也体现为宽广的胸怀、临难不苟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这当然是为政者的一种素质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用人用到魏文侯、秦穆公那样的水平，那是不必发愁求不到贤才的。曹操用人取天下“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是曹操攻占冀州后说的一番话。冀州是袁绍的老巢。汉末黄巾起，天下分崩，其时袁绍作为中原地区最大势力的军阀，执掌了联军首领的牛耳。曾几何时，袁绍官渡兵败，郁闷病死。冀州被曹军占领。曹操攻下冀城，来往袁墓设祭，且“再拜而哭甚哀”。他对众官说，当年和袁绍起兵，袁问他：“如果不成功，将依赖什么过活?”曹操说：“你的意见如何呢?”袁绍说：“我将南据黄河，北守燕、代之州，兼拥有沙漠腹地，南向以争天下。”曹操便答了上面的话。袁、曹二人，各依地域、经济、军力和智力作战，而终让曹操胜了袁绍，掌管了北中国。袁绍拥有幅员广阔的地盘和实力雄厚的军队，也拥有像田丰、沮授、陈琳、审配等杰出的文士。袁绍却只知“据河阻燕”，看重自己的实力，不把那些如无价之宝的谋士放在心上。他还鸡肠小肚，容不得别人胜过自己，把田丰、沮授都杀了，曹操与他相反，懂谋臣的价值，许攸投靠他时他跣脚相迎，审配、陈琳被抓到时他仍劝降，表现了爱才惜才的一片真心。只是审配决意死节，才斩而厚葬。陈琳被刀斧手捉至，曹操说：“你为袁绍拟檄，数落我的恶行是可以的，可为什么要侮辱我的祖、父呢?”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左右都劝曹操杀了他，曹操怜其才，不但予以赦免，还给了从事的官给陈琳做。曹操广纳天下名贤，“御智以取天下”，是十分英明的一项决策。君王有什么能耐呢?刘邦说过，他用兵不如韩信，谋算不如张良，治国不如萧何，但他能用他们之所长，而终成为君主。曹操的话与汉高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比袁绍高明，“御智”比“据地”显示了优势。今之做领导的，不知听了曹孟德此话有何感想?倘只想学他的权术、奸诈，而不学他的容人、爱才和用才，则是大错特错了。有些领导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故作高深，不许别人说一句。开会、决策，全听他一个人的。他这是有“智力”而不“御”，又焉能作曹操的一番宏业呢?有些领导好发宏论，卖弄学识，而实际只成空论，无一可实行的。这种人说穿了，是强要做刘备，又要做诸葛亮。不拘一格用人才吴起是卫国人，家中富有万金，但不是贵族，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有为国尽力的抱负，却无从施展，还常常遭到人们的白眼。吴起为此很不平，也很不服气。他说：“我就不信，不是贵族就不能为国效力!将相是有根，还是有种?”为了在政治上有所进取，他把垒万家产都作了活动费。折腾了好长时间，家产花完了，也没弄到一官半职。他穷了，人们更嘲笑他、欺负他。吴起气愤极了，杀了欺负他的人，逃到外地。临走的时候还对母亲发誓说：“您老好好保重，不孝儿走了。儿这一去，不当卿相，再不会来见您老人家!”吴起到了鲁国，拜孔子的学生曾参为老师，学习儒术。不久母亲去世了。按照儒家的规矩，父母丧要回家守孝三年，这三年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吴起没有守儒门的规矩，被曾参开除了。后来吴起弃儒学兵，学成后在鲁国干事。公元前410年（周威烈王十六年）齐鲁交战，鲁君想任用吴起为大将，但听说他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对他不放心，不肯用他。后来听说吴起的妻子死了，这才拜他为大将。吴起率领鲁军一举打败了齐军。人们都说，吴起为了当将军，取得鲁君的信任，竟把自己的妻子杀了。吴起率领兵少将弱的鲁军打败了强大的齐军，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鲁国软弱无能，无大志，又听了小人的谗言，不肯重用吴起。吴起知道在鲁国难于施展自己的抱负，就想离开鲁国。他听说魏文侯求贤若渴，就来到魏国。翟璜知道吴起是个有才能的人，听说他来到魏国，就把他迎到府中，让他先在自己家里住着，等有时机把他推荐给朝廷。正巧魏文侯要物色大将去守西河，他觉得吴起能担此重任，就向魏文侯推荐。魏文侯听了翟璜的推荐，思考了半天，说道：“吴起这人，人家说他品德不怎么样。他母亲死了，他不回去守孝。他为了当大将把妻子杀了。”翟璜说：“主公要成霸主之业，必得有真才实学的人辅佐才行。因此在选拔人才时，不能求全责备。完人难求，不应因为有些小毛病，就舍弃了大才。再说，我们也不应墨守儒家的古礼。吴起杀妻求将，也只是传闻。就算真有其事，也说明他建功立业心切，主公倒正该利用他的这种进取心，让他帮助我们治理魏国。这事还请主公全面考虑。”魏文侯说：“那你就请他进来，见见面再说。”吴起穿了一身书生衣服来见魏文侯。魏文侯见吴起这身穿戴，就没产生什么好印象。问道：“先生是学文的，还是习武的?“吴起一听文侯的语气，就知道他瞧不起自己。他心想，听说魏文侯求贤若渴，看他这态度，不似人们说的那样。就顺口答道：“我跟孔子的门徒学过文，后来又跟孙武的门人习过武，研究过孙子的兵法，布过阵，打过仗……”还没等吴起说完，魏文侯就不愿再听了。于是口不应心地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谈打仗的事。”吴起笑了笑，说：“喜欢谈什么，各人志趣不同，不必勉强。不过，这恐怕不见得是大王您心里的话。”魏文侯有点惊讶，心想，我心里的话，没说出口，你如何能知道?你也不过是蒙着说罢了。就顺口说：“怎见得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吴起不忙着回答文侯提出的问题，反问道：“您一年四季不停地派人捕捉野兽，剥了那么多兽皮，制了那么多铠甲和皮甲，不知您是要干什么用?您的兵器作坊里，整天不停地在打制枪刀剑戟，打造了那么多武器，该不会是因为闲着没事可干，才以此来消磨时光吧?还有，您制造了那么多战车，只是打猎也用不了那么许多吧?”魏文侯心动了。他了解到吴起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大将，又有远大的眼光，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就改变了态度，恭恭敬敬地向吴起请教：“我是一心想富国强兵，真心向您求教，您看到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您直说，不要客气。”吴起见魏文侯态度诚恳，也就直率地说：“您已做了许多打仗的准备工作，很有成就。但您最大的毛病还是不注意去访求善于指挥打仗的人。请恕我直说，照您原来的想法，驱兵去作战，就好比让老母去斗中山狼，让吃奶的小狗去杀凶猛的虎，虽然心中老想着取胜，可实际上非吃大亏不可。”魏文侯觉得吴起的言辞是激烈些，但看得出，他确实是很有见解，就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吴起见文侯胸怀宽广，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就进一步建议说：“事情很明白，我们总不能看着敌人向我们进攻而不抵抗，也不能等着老百姓被敌人杀死再悲伤。一个国家要想不受到列强的欺负，就得自强。自强之道，最主要的是访求有才能的人来帮您一起治好国家，练好军队，带好兵，打好仗。”魏文侯听了吴起的一番话，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说：“您就是我要访求的人啊!”立即拜吴起为大将。请他到西河去做了西河守。吴起来到西河，边治兵，边理民。他带领士兵加固了城墙，挖深了河池，把西河建设得固若金汤。他又常到民间扶贫寒、问孤寡，深得百姓爱戴。他在兴修水利、建筑城防时，能作到不违农时，让百姓适时播种、适时收割。还想法改良土壤，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就这样，几年的时间，把西河治理成府库充实、甲兵完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铁打山河。公元前409年（周列王十七年）吴起率兵渡黄河，攻克了秦国临晋（在今陕西澄城南）、洛阳（在今陕西大荔西南）、邰阳（陕西合阳东南）等重要城镇。最后一仗把秦军打得惨败，秦军逃跑，吴起率领军队一直追过渭水，打到郑地。就这样，吴起把秦军西河一带要塞全部夺了过来。从此，魏国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魏国在各国间的声望更高了。身为领导者，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那些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领导来说。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如果魏文侯听信传闻，认为吴起品德不够完美就弃之不用，恐怕就很难有后来的成就了。人无完人，身为领导者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对于部下的缺点，如果无碍大局，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吹毛求疵。对部下的长处，要大胆使用，对部下的短处，应该装装糊涂。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使他们不至因为一些小事而抑制聪明才智的发挥。学刘秀之“善忘”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河北与自立为帝的王郎展开大战，王郎节节败退，逃入邯郸城里。经过二十多天的围攻，刘秀大军攻破邯郸，杀死王郎，取得胜利。在清点缴获来的书信文件时，官员们发现了一大堆私通王郎的信件。这些信件有好几十封，内容大都是吹捧王郎，攻击刘秀的，写信者都是刘秀一方的人，有官吏，有平民。有人很气愤，说这些人吃里扒外，应该抓起来统统处死。曾经给王郎写过信的人，则提心吊胆，心里十分害怕。刘秀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又叫人把那些信件取过来，连看也不看，就叫人当众把他们扔到火盆中烧掉了。刘秀对大家说：“有人过去写信私通王郎，做了错事。但事情已远，可以既往不咎。希望那些过去做错事的人从此安下心来，努力供职。”刘秀的这种处理方法，使那些曾经私通王郎的人松了一口气。他们都从心眼里感激刘秀，甘愿为他效劳。刘秀的做法很值得现在领导者借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抓住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不放，三天一提、五天一念，怎能使人安心工作呢?看来做领导还应学会“忘记”。3.糊涂求财竞争合作，双赢获利印度尼西亚著名华人银行家李文正喜欢阅读中国古籍，常把一些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运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他在和其他企业家谈判经营时，把“和为贵”的思想应用其中。他认为，“做生意，眼光要放远，争千秋而不计较于一时”。如果“双方为利争斗，生意就不可能长久”。所以他主张双方谈判不一定要分出胜败，而应皆大欢喜。正是在这种“双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李文正与印尼民族、华人及外国金融银行家有广泛的公私交谊，合作良好，事业也获得急速发展。他最先经营的一些进口业，就是和朋友合资的。1960年，他最先转入银行业时，也是和几位福建华商合资合营的。1971年，他与弟弟李文光、李文明、华商郭万安、朱南权、李振强等共同集资，组织了泛印度尼西亚银行。从1973年9月至1974年11月间，李文正领导泛印银行和印尼中央银行、世界银行及其他十几家各国银行、财务暨企业公司联合组成印尼私营金融发展公司。同时，泛印银行和瑞士富士银行、日本东京富士银行有限公司、美国旧金山克罗克国际开发公司、澳大利亚商业银行及印尼多国开发有限公司联合组成国际金融合作有限公司，从事国际性的资金融通和企业投资开发等业务。后来，泛印银行又和法国皇家信货银行答应订货款及技术合作协定，引进法国长期低利信贷，协助印尼工业建设及国内外贸易的拓展。他在短暂的五年内使泛印银行成为印度尼西第一大私营银行。1975年，李文正应邀担任林绍良的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很快使该行跃居首位。此时，他独资创办了力宝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一方面和美国斯蒂恒斯金融公司联营一些金融企业；另一方面又和林绍良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