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 墨菲

前言与引言 出版前言亚洲是地球上一个辽阔而又多姿多彩的区域，它有着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同样超过一半的世界历史经历，承载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传统。无疑的，亚洲人及其文化“代表着全人类历史中最重要、最丰富、最多彩的篇章”。《亚洲史》（第四版）是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是一位中国历史和地理专家，他对亚洲事务及其历史的研究生涯已逾40年。研究期间，墨菲长期居留亚洲，对这一地区进行实地的研究和观察。墨菲著述颇丰，除《亚洲史》外，还有《学习中国现代史的方法》（合著）《中国出迎西方：条约口岸》《外来者：西方人在印度和中国》等多种专著行世。《亚洲史》叙述了从史前直到21世纪的亚洲历史，它对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考察。全书尤其突出其“社会和文化史”的功能，是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亚洲历史著作。作者视野开阔、涉及面广，他力求客观地将人类历史上这个“最重要、最丰富、最多彩”的世界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应该说，这部著作的诸多分析是客观的、深刻的，能给人以有益的思考。但是，作者本人是西方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自然不乏西方史学的观点，对此，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时有所鉴别。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前言与引言 作 者 序(1)早就感到需要编写一本亚洲史了，这种需要因相关课程内容的膨胀及选修此课程的学生成倍增加而更为迫切。本书设想的读者主要是选修亚洲历史的学生，但对那些攻读世界史或非西方史的学生亦将有所助益。对大多数人来说，“亚洲”主要指波斯（伊朗）以东和苏联以南的地区及其文化，而这也正是本书论述的焦点。地球上这一辽阔而多姿多彩的区域，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直到现在，容纳了全世界大约一半的人口，它有时被称为“季风亚洲”，是亚洲的总体上比较温暖和潮湿的部分，它截然不同于中东地区的沙漠景观和苏联的寒冷地带。当然，它的温和气候造成了它那高密度聚居的大量人口，这又与人口远为稀少的西亚和北亚形成了鲜明对照。按照上述定义，季风亚洲是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处的开伯尔山口开始向东延伸，经过印度、东南亚的大陆部分及岛屿，直到中国、朝鲜和日本。季风亚洲的不同地区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它们各有其久远的文化，而且在2000年前或更早都达到了高度发展水平。考虑到这些亚洲文明所经历的悠久历史和它们在远古时就拥有的大量人口，在亚洲生活过的人应该比世界其余部分的总和还要多。亚洲人及其文化因而代表着全人类历史中最重要、最丰富、最多彩的篇章。对世界历史的任何探讨必须给予亚洲以显著地位，当然亚洲史本身也自有其重要的价值。了解亚洲主要文明的一卷本入门书本书可以单独学习，也可以辅之以每章后面列出的补充读物或正文中引用过的原著。各章的篇幅相近，全书内容既能作为半年学期或两个季度学期或全年的教程，也可以作为一门内容更广的世界史课程的一部分。其引言部分描述了全书框架，并充分说明了用一本书的篇幅讲述整个亚洲史的理由，其中介绍了通过比较分析所能获得的深刻见解，也强调了亚洲所有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其后各章讲述了每个重要地区或文化的历史，包括印度、东南亚、中国、朝鲜和日本，并辟有专门一章介绍了几乎被所有教科书忽略的中亚历史。第3章对亚洲各类传统社会的比较分析以及将它们与西方传统的比较，更是本书的突出特点。第11章叙述近代西方国家开始对伟大亚洲文明传统发起冲击，其后各章则越来越多地关注西方的逼压和亚洲的反应，内容从殖*义、半殖*义及掠夺性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亚洲的独立和革命运动的兴起。最后一章考察了20世纪行将结束时亚洲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包括它空前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这种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亚洲向当代世界领导地位的攀升。几乎所有亚洲史教科书都专注于四大文明之一，仅有少数几本论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相互紧密关联的历史，有时也略为涉及朝鲜，本书则对后者以及同样被忽略的越南给予了较多的注意。亚洲四大文明的每一个都有大批专家在研究，这些专家的大多数都不大会偏离自己的主要知识领域很远。但是，把亚洲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和学习的理由，对本科学生来说是特别强有力的，对于专家也不无裨益。本书坦然声称崇尚比较分析法，并对每个主要传统给出一种从其起始直到今天的均衡的历史。第20章又回过头来探讨有关亚洲的普遍特质和文化的交叉对照这一命题。作为一个整体，本书采用了最新的学术成就，它反映了作者40年涉足亚洲事务及其历史的职业生涯，其中包括长期居留亚洲进行的研究和观察。它是为那些对亚洲史毫无背景知识的新学生们撰写的，它用明晰简洁的语言向他们介绍亚洲史的主要特征。重点突出社会和文化史过去20年或更长时期内，历史著述的一个新特点是越来越重视社会和文化方面并力图更多地再现普通人的生活。本书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特别优先的关注。尽管有关古代亚洲，也和古代其他地方一样，可资利用的知识很少，本书每一章仍然除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及其进展外，还尽量收集了有关社会、文化动向以及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内容。另一个特点是介绍了亚洲所有主要宗教（第2章），考察了每一种宗教信仰如何适应并反映使它得以兴旺起来的社会状况。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强调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书中采用的大量照片。几乎每章都附有的地图进一步表明了所述事件发生的舞台。本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反复强调每一种亚洲文明的地理根据和该文明进步的环境作用。最后，每一章都特别注重了妇女所起作用的演变，既介绍了进入社会高层的妇女的个人作用，也介绍了每一个亚洲社会中妇女地位改变后的集体作用。特写和原始资料不单是为了使叙述生动，同时也为了实现前述各项目标，本书多数章节都附有该章节所述时代某个城市的市民生活图，而且特别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出于同一目的，也收入一些人物传记性质的肖像，其中很多是著名妇女肖像，它们同其他肖像一起有助于再现历史真貌。几乎每章都有独立加框的引文，它们出自有关的原始资料，这更加强了读者似乎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同时也提供了历史学家用于研究的文献样本。最后，除末章外，每章后面列出很多推荐的补充读物，它们主要选自有关该章内容的最新学术成就，但也有一些经典的或标准的史著，这些补充读物通常都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前言与引言 作 者 序(2)同其他学科一样，随着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观点的改变，随着每一代新人对历史事件的兴趣的改变，历史著作的撰写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本书反映了这些变化，它呈献给读者的是大多数专业人士今日心目中的亚洲史。它的及时性，它收集新近事件的完备，成了它的重要优点。亚洲史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知识领域，放弃西方史长期以来分别讲述单个国家的做法，而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呈献给读者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不论用何种标准衡量，亚洲史在全球舞台上至少与其他地区的历史同样丰富，同样悠久，同样重要。21世纪的世界看来多半会以亚洲为主导，它的影响将超过它那传统的和光荣的过去。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它，包括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而达此目的的最佳方法，就是学习它的历史。修订的第四版第四版包含了更多有关整个亚洲妇女阅历的内容，增加了六处独立加框原始资料，这些资料给学生们提供了直接观察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和问题的机会，有利于促使他们进行分析和思考。地图的说明文字也有了改进，以便学生们对地理环境有更多的了解。每章末列出了若干加了注解的推荐网站，为学生们指出了扩展研究内容的途径。根据读者建议，所有有关日本的章节都增补了新材料，因而这个新版本大概更为均衡。其他章节的许多地方也增加了新内容，而探讨当代世界的章节都对新近事件有所涉及。鸣谢任何人的著作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完成，我之所以敢于冒昧承担本书的撰写，无疑是其他许多学者所促成，他们有的是我在密歇根大学或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同事，有些则是我通过其作品才得以熟悉其姓名。我对所有这些人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我永远无法指望能够报答他们。尽管我的感激永远不可能到位，我仍然要对一些不嫌麻烦读过部分或全部手稿、同我交换过意见以及指出过我的错误的同事和朋友们表示我的谢意：DilipBasu、MichaelCullinane、KarldeSchweinitz、RogerHackett、KarlHutterer、VictorLieberman、ThomasTrautmann和PhilipWoodruff等诸位教授。JamesChan阅读了全部手稿，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和改正意见。我也要感谢那些收到出版社寄出的手稿并应邀提出宝贵意见的读者们：SueChung（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NedD*is（曼诺阿，夏威夷大学）、HowardDidsbury（新泽西基恩学院）、RonEdgerton（北科罗拉多大学）、EdwardGlatfelter（犹他州立大学）、JeffHanes（厄巴纳—尚佩恩，伊利诺伊大学）、JustinLibby（印第安纳大学/普尔丢大学）、ChinHSuk（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CKYoon（詹姆斯·麦迪逊大学）、MingtePan（苏尼奥斯威戈）、LisaHollander（杰斐逊学院）、WilliamFKing（圣安东尼奥山社区学院）、ETaylorAtkins（北伊利诺伊大学）、DouglasPSjoquist（兰辛社区学院）、TracySteele（萨姆·休斯敦国立大学）、LorettaPang（卡皮奥兰尼社区学院）和SumikoOtsubo（克赖顿大学）。我还要感谢为我修订新版提供了极其重要意见的读者们：WesleySasakiUemura（犹他大学）、AnitaAndrew（北伊利诺伊大学）、GeorgeHopkins（西伊利诺伊大学）和YongHo（中国研究所）。不言而喻，书中仍然可能存在的错误、不当之处以及材料安排的失调，当然完全由作者负责。我要同样诚挚感谢国内外许多大专院校研究亚洲的同行们，多年来，通过与他们的合作、交流及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一直是而且仍将是我的老师，但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最早的几位老师：JohnFairbank、EdwinReischauer、DanielIngalls、RupertEmerson和NormanBrown，我曾经以学徒身份向他们每一位学习的情景令人激动难忘，而且我今天仍在向他们学习。我愿意尊为老师的还有那些和蔼、爽快、通情达理、乐于助人、使人愉快的中国人、印度人、朝鲜人、日本人和东南亚人，我曾经在不同时期在他们中间累计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没有他们，我决不可能着手写这样一本书，也根本不会以亚洲研究为终生事业，他们是我的第一流的和最优异的老师，他们使我产生了对他们以及对他们那个世界的爱，正是这种爱促使我开始了对亚洲的研究，这种爱始终支撑我的事业。没有同情就不会有相互了解的愿望，他们给予我的同情始终是充盈满溢的。我还要特别感谢JulieRoutson，她不止一次忠实地打印出我的手稿，而且对我进行了持续的鼓励。我的老师和朋友们不仅鼓励我完成这一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而且把它变成了一件愉快的工作。我的妻子Eleanor用她的鼓舞，用她对我的手稿的常常充满洞见的批评式阅读，用她始终一贯的支持，也让我感到了写作的愉快。我永远不会忘记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恩惠，如果他们以及读过这本书的人觉得它尚可接受，如果初涉足此领域的人因阅读此书而走上进一步探索之旅，并进而为亚洲的丰富多彩感受到我的老师们曾经给予我的那种激动，那将是对我的极为丰厚的奖赏。罗兹·墨菲前言与引言 作者致读者任何单卷本亚洲史都不应该比这本极简略的入门书更长，我希望读它的人将它看成被邀请做进一步探索的请柬。篇幅的限制使得必须对亚洲史的所有重要方面进行缩减，放弃对各种材料完全公正地取舍。因此，我试图在这些限制下，多多少少能根据各个时代每种文化或国家的规模、人口以及发展水平，按比例分配篇幅。但是，我们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关于古代的知识，同另一些研究得较充分的领域相比显得很不够，于是又不得不对上述分配办法进行调整。这样一来，比如，我们对大约公元1500年前的日本、大约公元1800年前的朝鲜和大约公元1800年前的多数东南亚国家的论述，就远不如对印度、尤其是对中国的论述那样广博，因为后者比前者的文化发展要久远很多个世纪，留给我们的资料多得多。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安慰的是，论述较为简略的这些地区中，任何一个的人口只占印度或中国人口的极小部分，而且那里的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或印度（或两者兼而有之）模式的示范和推广。所有这些考虑，也许最后一点除外，对中亚地区甚至更加适用。历史时期的划分永远是所有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历史时期的命名也同样棘手。我在本书中有时候不得不既笼统又随意地给它规定一个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用范围。本书用的中世纪一词本是一个欧洲名词，它在欧洲历史上有着多种涵义，用于亚洲则不应引起与欧洲有关的联想。在本书如此一般性的叙述中，我们总归需要用一个名词代表“古代”或“古典”与“现代”之间的那个时期，我们用中世纪来代表它，比用其他任何词更简单又更清楚，但它不过是指“中间时代”或“中间时期”而已，我严格地在这一意义下使用它，决不带有那些欧洲涵义或类似的先入之见。当人们叙述不太久远的过去发生的任何事件时，常遇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我们对大多数人的生活，特别是无文化人群的生活了解得太少，而直到不久前，这些人在任何地方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留给我们有关他们自己的东西只是一些间接的形迹。我们拥有的历史记录，基本上都是关于高贵者的生活与事迹、国家和王朝的兴盛与衰亡、不朽的功勋与战争、王权和征服。但我们仍然可能在这里或那里抓住普通人生活的隐约显现，我也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了这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大众文学保存下来的东西，如喜庆节日、民间信仰和群体福利水平估计，不过我很清楚，我能提供的这些大概是挂一漏万。当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是重要的，他们在本书有限的篇幅中必然占据较大的比重。前言与引言 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1)世界的一半在阿富汗以东和前苏联以南的亚洲：它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和远远超过一半的世界历史经历，因为那里现存的文明传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度和中国远早于欧洲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都曾经领导世界达2000多年之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在罗马帝国消亡后的几个世纪内发展了它们各自的高度文明，而当时的欧洲却仍处在异族入侵的黑暗时代和漫长的中世纪。亚洲的伟大传统和生气勃勃成长中的近代亚洲国家及其经济，给学生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记录，这些记录涉及文学、哲学和艺术，治国方略和君权创建，以及人们多种多样的生活，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对普遍人类状况和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处理办法。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整个欧洲的一倍半，它们都拥有同等丰富的多样的文化。日本虽然较小，却有着另一类经验，有另一种引人入胜之处，因为日本以其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西方接轨。所有这些主要亚洲文明都值得学习，它们的历史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大学必修课范畴。但是我们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更大的整体亚洲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研究法国时把它放在欧洲内部来考察，同时也把欧洲史看成由其各个部分的历史所组成。本书通过亚洲几大文明传统的历史来讲述亚洲史，是初学者的入门书。随着叙述的进展，不同的章节将把这些文明彼此联系起来，把它们与西方史联系起来，叙述西方和东方两大传统如何在16世纪初欧洲扩张时期相互融合。了解亚洲是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已经越来越深地卷入我们的生活。但是，亚洲经验的丰富和深刻，也许是给研读本书的学生们更加重要的奖赏。地理在地理上，习惯认为亚洲大陆起始于苏伊士、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前苏联的乌拉尔山脉，因此，它占据了整个欧亚大陆块东边五分之四地区，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英里，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大陆。但是，这些习惯的分界线，特别是乌拉尔山脉，并不代表自然景观或文化的重大或突然改变的地方。乌拉尔山脉比较低，容易跨越，覆盖大部分北欧和北亚的北方松柏林带在它的两边延伸，很少间断，这是一个人口稀疏、降雨量少、季节极端温度差很大的地区。与此类似，苏联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南部三分之一，也是其西部地区的延伸。这是一个干旱地区，它向东融入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带，它那传统游牧或逐水草而居的文化，至今仍与俄罗斯文化以及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中亚这个干旱沙漠地区的很大部分，在公元8世纪初就被穆斯林入侵者征服，后来逐渐变得与其西边的*国家和与其毗邻的伊朗相似。中亚的大多数居民起源于土耳其族；有些土耳其人族群曾经不断向西迁徙，到15世纪征服安纳托利亚，即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季风亚洲的降水量分布特点是：最大降雨量集中在沿海及喜马拉雅山脉的迎风面。亚洲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带，无论在自然条件还是文化特征方面，都与中亚地区完全不同。这里的降水量一般很充足，仅仅某些地方偶尔有干旱，在海洋的调节下，气候相当温暖；除最北边外，冬天也很少严寒。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季风亚洲”的地区，它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多有高山阻隔，使海洋对气候的影响达不到中亚。在夏季，比地球上任何地方离海洋都要远得多的巨大欧亚大陆块中央区迅速升温而形成热空气团。热空气上升时，周围海洋上饱含水蒸气的较冷空气涌入，到达陆地上空后便释放所含水蒸气，形成降雨。特别是遇到丘陵或高山时，被迫上升的湿气团迅速冷却、凝结而成豪雨。因此，在欧亚大陆东南部新月形地带和中亚之间的山脉的近海一边，夏季降雨量较大。到了冬季，受海洋调节作用较少的欧亚大陆中央区便迅速降温，到12月之前就被较重的冷空气团控制，海洋则因保存着夏季吸收的热量而较温暖，于是风向反转，从中央区吹向有着温暖上升空气的海洋。在季风亚洲的北部，这些向外吹的冬季风温度很低且不含或仅含很少水汽，因为它们来自干燥的中亚。到5月或6月，依地区而定，中亚又开始升温，海洋上的潮湿气团再次涌入，又一次产生季节性降雨。以上极其简化的描述基本符合实际情形，但季风的作用机理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有人说，“每个小学生都懂得季风的运作，印度气象学家却仍然对它感到迷惑。”春、夏季风来临日期和持续时间的多变是众所周知的，在很多地方的不同年份相差极大，有时引起水灾，有时引起旱灾。东南亚诸岛还能从冬季风获得雨水，这是因为冬季风到达这些岛屿前已经吹过了大片海域，携带着很多水蒸气。这一点在较小程度上对日本也适用。季风亚洲的人口密度分布请注意高降水量与高人口密度在地域上的一致。主要的例外是平原占优势的中国东北部以及多山和热带丛林因而人口稀疏的印度尼西亚诸岛（爪哇岛除外）。人口密度总的说来还算充沛的降雨量，以及在内陆方向山脉屏蔽下形成的不太严寒的冬季，是造成被恰当地称为季风亚洲的区域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最突出差别的根本原因，这个差别就是：在季风亚洲生活着世界人口的一半，而且在有记录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当然，直到一两百年前，季风亚洲的优势更加明显），但亚洲其余部分则是全球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见上图）。季风亚洲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包括东南亚、中国西部、朝鲜和日本的相当大部分，人口实际上也很稀少，然而低地的人口密度却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平。前言与引言 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2)毫不奇怪，季风亚洲在相对温暖、潮湿且拥有大片平原、河谷及三角洲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是以其高效率的农业为基础的。最早的亚洲文明出现在一个大河谷的农业基地上，而农业今天仍然是季风亚洲除日本外的几乎所有地区居支配地位的行业和产品的主要源头。正是农业财富支持了传统季风亚洲历代帝国和灿烂文化，也是农业财富曾经维持了亚洲人总体上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的欧洲观察家就指出过，直到不久前，即18世纪某个时候之前，亚洲要比欧洲富裕。中华帝国势力的扩张从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开始，逐渐将许多与季风亚洲总体特征不很一致的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由于西面和北面不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首先征服了现在称为新疆的地方。这是一个主要为干燥沙漠的地区。为了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之后又征服了气候干燥的蒙古的很大一部分，以及西藏喜马拉雅山区大片土地。最后，在17世纪，本来是游牧民族的满族人征服了中国，并把他们的满洲故乡并入了中华帝国版图。我们将满洲划入季风亚洲是因为它那并不充沛的夏季降雨的大部分是季风机理作用的结果，但是它的冬季漫长而严寒，土地大多贫瘠，不适于发展农业。蒙古和新疆的大部分过于干燥，亦不宜农作，它们在气候上或文化上都属于中亚范畴。西藏则是一个荒凉的高原，太干燥、太冷、海拔也太高，除很少几小块地方外，都不利于农业。这些荒凉地区加在一起，超过了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西藏、新疆和蒙古，每一处都与西欧面积相近，而人口则远不及中国总人口的1%。即使是满洲，其人口也不到中国人口的10%。大多数中国人及中华文明的根源和主体一直是在农业占极大优势的中国东部和南部。中华帝国向上述各个地区扩张时未曾遇到地形上的障碍（西藏除外），但在喜马拉雅山脉及其北延山脉等一连串高山前受到了限制，这些山脉也就形成了西藏和新疆的西面和北面的边界；其他山脉则限制了中国向蒙古北部的扩张。另一个从自然地理角度看顶多可认为处于季风亚洲边缘的重要地区是巴基斯坦，那里从远古时起就有属于印度文化主流的人居住，它也确实目睹了印度次大陆文明的诞生。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是沙漠或半沙漠，但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灌溉，特别是在沿印度河及其支流地区，却使得发展高效农业和繁殖大量人口成为可能。和中国西北部一样，巴基斯坦位于季风亚洲的边缘，虽然从气候上看比较荒凉，它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季风作用下获得了有限的夏季降雨。构成巴基斯坦西和西北边境的高而陡峭的山脉，一直是将印度次大陆人民及文化与其西方中东地区的波斯和*人民及文化截然隔离开来的一道分界线，就像区分季风亚洲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的总体差别一样，这条线也最清楚地表明了两者在人口密度上的差别。共同的文化特点季风亚洲除了它那最重要的特点——位于阿富汗以东和前苏联以南、人口密度为世界之冠——之外，还具有其他一些有着普遍意义的特征，使得它成为一个合适的完整学习单元。虽然季风亚洲仅为亚洲的一个部分，它却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它的面积几乎是直到乌拉尔山脉的整个欧洲的两倍，它被山脉和海洋分隔成许多产生了不同文化的次级区域，在很多地区居住着不同人种的居民。季风亚洲的四个主要次级区域——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日本——在很多方面彼此不同，它们中的每一个又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细分为不同性质的更小的区域。但是，存在着大量各种各样具有传统亚洲特点的制度、思想、道德准则、规则条款以及办事原则，它们对季风亚洲所有四个主要地区显然是共同的，却至少在程度上与其他任何地方相异，它们是在亚洲这片土地上以其独特的方式演变而成。这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包括：大家庭和家族关系网及其多重功能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以纯粹获取知识为目的，或以获取知识作为通向世俗名誉地位之手段，而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尊重长辈以及长辈真实的或臆想的智慧和权威；至少在公开场合，妇女总是处于屈从和谦卑的传统地位（尽管东南亚和印度南部是例外）；社会等级结构；了解并重视传统的过去；集体福利优先于个人利益；以及其他许多季风亚洲所有地区共有的带强烈亚洲色彩的文化特征。农业除1920年代以来的日本外，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传统上一直是而且继续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亚洲的农业，包括今天日本的农业，从来都以劳动集约性著称于世，很多地区仍以人力劳动为主，包括花费在建造和维护灌溉体系的劳动。这种情况可以上溯到伟大亚洲文明的发端，因为亚洲文明就是在以手工为主的劳动集约型耕种，加上适宜的灌溉体系所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古时起，亚洲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后来懂得了施肥，加上近代化肥的使用，其产量仍然是世界最高的，尤其是在日本。高产农业维持了季风亚洲聚居在平原、河谷及三角洲的大量人口，那里的平地和肥沃冲积土壤（江河沉积淤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这一气候温和、作物生长期长、雨量充沛地区的农业产出。前言与引言 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3)泰国中南部种植水稻的水田。这是温暖潮湿的亚洲和它那大片河谷与平原等宜农地带的典型景色。（RMurphey）大约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或更早时期以来，季风亚洲囊括了全世界最大最有效的农业区，其结果之一就是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人口密度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在农业种植区中更是如此，而且直到今天仍高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说不清因果关系的状况。高效农业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口增多需要更多食物，却也提供了为增加产量所要求的劳动力。这种模式与季风亚洲所有主要地区过去4000年的农业和人口发展史是相符的。社会等级结构极高的人口密度与各个亚洲社会本质上的近于一致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它们都强调集体努力和集体福利，都怀疑独立个性的重要，都信赖明确宣布的公认的行为规则。个人永远要服从集体领导和集体利益，人们被要求适应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更大的社会结构；每一个个人永远只能占据为他或她指定的位置，发挥为他或她规定的作用。个人的幸福和福利，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和福利一样，总是被视为建立在这样一种结构之上。这些社会的大多数仍然保留着以男人为主宰的家长制特点，尽管不同地区可能有所差别；基本社会机构永远是家庭，家庭中的最年长者实行统治，有时是女人，但通常是男人。所有亚洲社会都加以颂扬的主要品德是尊敬和服从长辈及一切地位更高的其他人。年龄和学问被等同于智慧，这一观念在任何农业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里常年累积的经验成了解决种种生活问题的最好指导，而少数几个饱学之士也是大批无文化群众难以望其项背的。令亚洲人感到奇怪的是，其他地方的人竟然不像他们那样服从年龄和学问——甚至对于任何个人获得成功必须走的最有效最受人尊敬的教育之路也不给予应有的重视。不过，个人成功也被认为能给家庭带来荣誉和物质利益，家庭责任仍然是大多数亚洲人非常强大的动力。即使在过去，出生卑贱的人也可能通过受教育而出人头地，这种努力只有在家庭的亲密支持和巨大牺牲下才能成功。那些取得成功的人，所有那些有权有势或饱学之辈，都被视为他人的优秀榜样。确实，一个社会终究是由那些上层人物——皇帝、大臣、学者、宗师、领导者以及家族族长——的模范行为维持成一体的。家庭是所有亚洲社会的基本结合纽带，它通常是三代同堂：父母、在世的祖父母、孩子。但它的感情及责任关系网会在不同家族中扩大到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叔、伯、姑、姨、舅、成年胞兄弟姐妹以及姻亲等等。这是一种现成的相互支援体系，困难时期显得十分必要，其他任何时候亦被视为对每个人有利，因而得到最高度的重视。当然，家庭内部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内部也会出现关系紧张，特别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年轻后辈和其他地位低微的人容易产生不满。没有一个社会完满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但这些亚洲社会看来比其他社会更为成功，因为它们以这种基本相似的方式比其他地方的社会持续了更长的时间。除东南亚外，亚洲社会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妇女结婚后即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要搬到丈夫的家里和村子里居住。新娘往往要屈从婆婆的虐待，但如果她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为丈夫家庭延续后代立了大功，她也就赢得某种地位，时候一到，她也会虐待她自己的儿媳妇。这种制度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和印度被视为准则，确切点说，它是在这些文明成熟过程中演变而成的。看来很清楚，在史前时代和出现书面历史记录（在日本相当晚）之前，所有这些文明都是母权制的，女子占支配地位。雅利安人入侵前印度的印度河文明看来就是如此；甚至今天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还保留着浓厚的母权制形迹。日本人的主神天照大神是一个女人，又称太阳女神，这也绝非偶然。东南亚，包括被秦、汉征服后的越南在内，一直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那里的妇女居于支配地位，而且在诸如贸易等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那里的男人娶妻时必须给新娘彩礼，而季风亚洲其他地方则要求女方带嫁妆。个人隐私几乎不存在，这是由于人口密度高，家庭结构复杂，以及其他一些共同特点，使得即使在乡村，房屋也是拥挤成村，而不像西方世界那样分散在各个农场中。亚洲农场都很小，多数地方的农场土地平均小于5英亩，人口稠密地区的农场则更小。集约种植模式形成的高生产率，意味着一个家庭能够用一块或几块小田地达到自给自足。小块田地一般就在平均20到50户的村庄周围，除幼儿老者外，全体村民每天早出晚归，到离村不远的田地上干活。人们几乎永远不会走出他人视听范围之外，因而很早就学会了适应环境，服从长辈和上级，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劳动，习惯了实际上是在别人眼皮子底下与他人亲密生活在一起，当然他们也知道遵守明确的公认行为规则的重要性。婚嫁对象必须到别的村庄或城镇寻找；同村人大多有某种亲属关系，因而与外村联姻就比同村联姻更能扩大亲属网并加强相互支援优势。在其他方面，村子或小镇彼此之间是十分相似的，那里的大多数人过去是、今天在日本以外也仍然是乡下人或农民。前言与引言 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4)在亚洲农民精心栽培下，亚洲的主要农作物水稻是所有谷类作物中最高产的。利用特别修建的水田进行灌溉，还有除草、施肥、收割等等，基本上都靠手工。水稻的原产地大概是东南亚的大陆部分，它首先外传到邻近的中国，然后才推广到印度、朝鲜和日本，到公元头几个世纪时已经在亚洲农业中占了统治地位。种植水稻要求很高，特别是水，但是，凡能种水稻的地方，就能维持很多人的生活，当然也要雇用很多人。在较干燥的地区，如印度北部和中国北部，小麦基本上取代水稻成为主要谷物，不过小麦也能以集约种植而获得好收成。更贫瘠的地方则种小米、高粱和大麦。除用于役使如耕田和运输外，肉用牲畜很少，猪、鸡、鸭的饲料也多为腐食。这是因为，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谷类作物提供的食物比放牧牲畜或用农作物饲养牲畜所获得的食物多得多，大量人口要求单位面积持续提供尽可能多的农产品。于是，季风亚洲相应地被称为“素食文明”，因为它的主要食物是谷类和其他植物（包括品种繁多的蔬菜），肉食品减至最少。建筑物基本上使用木材、茅草、稻秆、麦秆和泥土，金属只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石头基本上只用于建造纪念性的宗教或官家建筑。所有这些均说明，季风亚洲是一个基本共同性多于差异性的地区，完全适合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和学习单元。当然，在语言和其他文化特征上——比如人们过去和现在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获取生活资料，他们如何相互影响，他们建立什么样的公用机构，他们仍在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念，等等——差异是巨大的，但考虑到地域的辽阔和人口的众多，考虑到大海和高山的阻隔，考虑到各个文化和社会在成熟之前的发展过程中缺少经常和密切的接触，那么季风亚洲各地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差异就小到令人吃惊了。季风亚洲的国家和皇权都是坚实地建立在发展了集约型高效农业的农民基础和由官员及文人领导并运作的组织完善的社会基础之上，前者负担了大部分赋税并输送了大量兵员，后者则以其价值观念为地位低微却数量庞大的人群所模仿，从而影响少数人通过教育脱颖而出跻身显赫高层。多亏亚洲的家庭体制、亲属关系网和基本相同的社会公共机构，乡村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从而构成了维护皇权的重要基础。中国南部四川之一景，是季风亚洲很多种稻为主的地区的典型景色。水稻种在精心平整的水田中，水田四周的低矮田埂能够蓄存并让水从较高田块慢慢泄漏到较低田块，从而使每块水田得到不断的灌溉。随着作物的生长，水面会提升，但收获前的几个星期内要将水排干。平缓的山坡被整理成便于灌溉的很多小块平地，形成如本图所示的梯田。维持这一体系要付出高强度劳动，但获得高产量的回报。（RMurphey）贸易则远远超出了村与村之间的规模，将相距遥远的大小地区联系起来了，在亚洲几个主要地区之间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甚至实现了跨海贸易。但直到不久前，除日本外，贸易作为就业手段或财富来源，其重要性从未达到能与农业匹敌。东亚地区产生了富裕商人，他们支撑了辉煌的城市文化，但除了很少几个昙花一现的人物外，所有地方的商人都未曾取得政治上的权力或高位。这些亚洲社会，全都始终由一群知识分子和其他通过某种形式的学习、再加上拥有土地及经营作为万业根基的高效农业从而跻身显贵的人士所把持。在这些方面，亚洲主要文明之间也很少差别。根据这些，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虽然季风亚洲面积为欧洲的两倍，它的语言和民族比欧洲多样而复杂，它的有记录的历史比欧洲更长，但季风亚洲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至少能与欧洲并列的文化及历史单元。前言与引言 关于季风亚洲的研究欧洲各个社会及其历史虽有地域和时间上的差别，却无疑具有它们独有的同一性，我们一般也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包括研究它们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差别。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季风亚洲至少同样适用，但这样做的人比较少，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西方人对亚洲或亚洲史的了解比对欧洲的了解贫乏得多。随着西方人对亚洲的认识或重视的提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已经集中精力学习了亚洲语言，以便能够读懂它们的文献和记录，然后再用这些资料分别考察每个主要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比如说，懂汉语对于了解印度就很少用处，懂梵语或印地语对于了解日本也几乎无用。亚洲地域之广，地区与地区之间差异之大，再加上它那难有其匹的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更使大多数学者甚至学生不敢贸然尝试哪怕在初等水平上处理关于亚洲的总问题。中国台湾的低地：在亚洲温暖潮湿的合适气候下精耕细作的手工劳动。亚洲最高产的农作物水稻通常要求像图中四人正在做的那样十分勤勉地手工除草，这种努力的回报是高产量。（GettyImages）但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亚洲作为超过人类世界一半的存在日益逼人地矗立在我们面前，它的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事务的一切方面赢得了重要地位。西方人对亚洲的研究已经足够成熟，发表有关亚洲各个重要地区历史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既重要又可能，不这样做，就会使我们在新世纪的世界上准备不足，也会妨碍我们从任何对亚洲各个部分进行的比较研究必然得出的洞察和见解中获益。在能够做出有益比较之前，首先必须研究每个主要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某些事物。本书不仅试图对亚洲每个部分这样做，而且将考察它们从古至今的相似和差别，它们之间以及亚洲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发表有关亚洲的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比任何其他国家多。美国的许多大学是世界领先的亚洲研究中心。然而不幸的是，就国民整体来说，美国人是不了解亚洲的，而且不了解的程度显然比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更甚。有些美国人对欧洲有所了解，因为欧洲是很多美国人的出身地及很多美国文化的源头，但对地球另一边的亚洲的一般性了解则要少得多，有些人甚至毫无概念。然而从1970年前后至今，同亚洲的贸易量却是美国对外贸易中最大和增长最快的份额。亚洲的好几个国家有着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有些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强国。亚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口中增加最快的部分。最重要的是，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半。如果我们继续忽视它，我们将会虚弱无力；如果我们想在亚洲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的当代世界上扮演全球角色而又不愿对亚洲文化和文明有所了解，那我们就会招致可能的灾难。也许，对于拥有悠久历史且重视自己历史的亚洲来说，我们如果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或未来规划。但是，了解任何东西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大概是能够丰富学生们的生活；本书目的之一就是扩展读者的眼界，使他们人人因亚洲而更加富有。第1章 史前的亚洲 古代的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人类的直系祖先看来肯定是大约300万年前在东非首先进化而成的，又经过大约100万年或更长时间后，这些被称为直立人的比现代人稍矮、直立行走、会用火和制造粗糙石器的人，已经扩张到了亚洲和欧洲。亚洲直立人的证据最早于1891年在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稍后于1927年在北京附近发现，分别被称为爪哇人和北京人，两者的年代均为公元前50万年左右，尽管其他一些发现物似乎说明这些人在150万年前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亚洲了。后来，直立人遗存物又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和西北部的西安附近发现，其年代前者约100万年前，后者公元前60万年左右。大约在公元前30万年后，直立人与后来的类人动物融合。考虑到从那时以来的时间跨度和人种的混合，把这些生物看成古亚洲人的祖先而非整个现代人的祖先是不相宜的。他们制作带刃的石斧，大概是用于砍剁、削刮和挖掘。他们很可能是食人者，或者至少在某些仪式上吃他们同类死后的大脑和骨髓。从散布在亚洲、非洲和远抵不列颠的欧洲许多地方发掘出的直立人制造的手持石斧惊人地相似，外观相差无几。大约在公元前15万年后，一个叫做尼安德特人的新人种（名称取自德国尼安德特河谷，那里发现了这种人的第一处遗存物）兴起并在旧世界旧世界，指东半球，即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尤指欧洲。——译者欧亚大陆和非洲取得优势。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约公元前70000至公元前20000年间，直立人的主要后继者尼安德特人逐渐被我们称之为智人的现代人取代；从那以后，智人已经成为地球上惟一的人类居民。智人的不同分支之间的肉体差异相对较小，主要显现在肤色的深浅和其他一些外表特质如毛发的颜色和纹理、体毛的多少及次要面部特征上。由于这些次要特质极少能在死亡很久后仍可辨别，我们无法知道这些细微的人种差别是何时出现的。很可能，一直生活在日照强的炎热地带的人保留了大概是人类的原始肤色——可保护皮肤抵御骄阳暴晒的暗色——而长期生活在较冷或多云地方的人则慢慢演化出浅肤色，以最大限度发挥阳光对身体的有益作用，特别是合成维生素D。直到不久前，非洲、亚洲和欧洲——旧世界的这些地区之间仅有狭窄水面（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苏伊士湾），因而有时称为“世界岛”——彼此隔离主要是因为相距遥远及它们之间的沙漠和高山。大约自公元前20万年起，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非洲和亚洲人之间的肉体差别开始慢慢出现。这些差别，包括很多次级人群如最初来自东亚的因努伊特人（即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差别，产生于杂交和相互隔绝的地域差异。肉体的进化与人类的任何时间尺度相比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对每个主要种群来说，当代人与生活在刚刚有历史纪录的时代的人之间没有可辨识的差别。例如，保存完好的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人或公元前2世纪汉代中国人的遗体，都无法与当代埃及人或中国人区分开来；而且在很多方面，包括作为证据的皮肤和毛发颜色、牙齿和骨骼结构、重要器官、脑容量等等，也无法与任何现代人区分开来。几乎可以肯定，对于生活在公元前10000年或更早的人，情形也必定如此。我们无需关心漫长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几乎同样缓慢的演变细节——人们如何生活及他们做了哪些创造。旧石器时代从大约100万年前或更早时开始，持续到约公元前25000年。在这个时期，人逐渐学会了使用火，搭建蔽身处或利用洞穴，用兽皮或毛做衣；他们慢慢改进了他们的石制工具，提高了捕猎的效率，造出了带石质尖头的矛枪。但是，公元前30000年后不久，进步的速度开始加快，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冰河的推进及随后的撤退所促成。在曾经位于公元前28000年到前10000年间冰河边缘地带的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发现的优美动人的石窟画，见证了这些壁画创作者的技艺和艺术想像力，以及当时高度完善的社会组织。北非、中东和季风亚洲在同一时期较晚阶段的岩画和石窟画，证明这些地方的发展是相似的。在此时期或之前，智人已经从旧世界迁徙到美洲和澳大利亚。在新大陆新大陆，亦称新世界，指西半球，即美洲。——译者发现的最早遗存物属于公元前20000年前后，但有足够理由认为，人类在公元前40000年或更早就可能踏冰越过了亚洲最东端与今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又几乎同时从亚洲大陆通过当时可能是完整的陆桥而抵达澳大利亚。随着冰河自约公元前20000年开始最后一次从欧洲和亚洲撤退，到约公元前3000年抵达当前地域，森林缓慢地取代了冰层及其边缘无树苔原。旧石器时代人捕食的猎物，如多毛猛犸，也向北迁移或濒临灭绝。环境的这些根本性改变，要求人类做出根本性调整，就像冰层推进时必须做相应的调整一样。有些群体发展出在森林中狩猎的新技术，包括弓和箭；另一些迁到沿海，主要靠鱼及甲壳类动物为生，发明了新的或改进了旧工具，如主要用骨做的缝合用的针和鱼钩。但意义远为深长而且更迅速的变化，开始在以我们现在称为近东或西南亚的地区为中心的较干燥的地方发生了。第1章 史前的亚洲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1)新石器这个称谓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它字面上意味着精致石器的迅速改进或新品种的大量涌现。但是，虽然石制工具继续大量制造，但骨骼和粘土的使用已经日益增多，而到这一时代的晚期已开始用金属制造工具和武器了。革命一词用于农业的发端较为合适，因为农业首次使得能够建立永久性大村落、大量增加人口、积累剩余产品、随之又出现了书写的需要（部分目的是保存记录）、诞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带有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词根的文明一词也应运而生。大约从公元前10000年到前4000年的几千年间（与旧石器时代难以察觉的发展速度相比，这是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大多数要素都已浮现。到公元前3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西南亚一地区，亦称“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平原，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译者和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城市已经有了官吏、收税员、祭司、金属制造工、文牍员、学校、住房及交通问题以及现代城市的几乎所有特征。圣经的《旧约·传道书》在约公元前200年就讲了一个我们今天可能发生共鸣的见解：“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圣经：旧约·传道书》，第1章，9-10节。这实际上是一个亚洲色彩极浓的见解。我们现在如此清醒意识到的变化其实是建立在仅仅两个世纪前由蒸汽机发端而在20世纪下半叶大大加速进步的新技术之上的。但是，人类，人类社会和他们的问题，则从大约5000年前建立第一批城市以来并无多大改变。约公元前3500年的俾路支陶器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城镇建设的革命性变化，改变了卷入其中的一切人的生活。这一变化是在几千年的时间内完成的，它首先发生在近东，然后扩大到旧世界的其余部分；东亚以及更晚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类似变化可能是彼此独立的。新石器时代指的是一个发展阶段，它在西欧和世界其余部分的大多数地区来得较晚；澳大利亚或热带雨林等孤立地区，在18世纪后遭受现代西方人入侵时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考古证据表明，稳定农业的最早发源地有两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低地周围的西南亚高地，和东南亚大陆部分沿海及近海区。安纳托利亚（现属土耳其）南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伊拉克北部及伊朗西部，都发现了古代村落的明确证据。这些半干旱地区，冬季有一定雨量，干草原上生长着多种禾草，其中就有小麦和大麦的野生原种。这里还发现了约公元前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锯齿状石镰刀，上面还能看出割这种带谷穗的草留下的光泽。稍晚年代的小量储藏谷物也被发现。从野外采集禾草或籽粒，到把它们种植在平整过的土地上并照管它们直到收获，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一开始大概只是偶尔为之。单独种植所需要的谷类作物的土地显然能提供远远高于野外采集的产量，但这些土地却要求仔细的管理，因而通常需要在有水源的固定地方建立永久性的农业村落。公元前10000年后不久就出现了石臼，说明那时已将谷粒碾碎（磨成粉），这有助于维持当时已经开始增长到超过狩猎和采集所能供养的人口。到约公元前7000年，出现了许多大的谷物储藏窖，以及用于储存谷物、运水和存水的粘土罐。到这时，栽培的小麦、大麦和豆类肯定已经进化成比其野生原种更高产的品种，这可能是种植者悉心选择的结果。绵羊、山羊和犬已经驯化，不再是猎物或狩猎帮手。一千年以后，牛和猪也进入驯化动物之列。有关这一发展过程可信的明确记录已经在近东很多地方找到，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南部的杰里科、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卡幼努和加泰土丘、伊拉克北部的杰尔莫和伊朗西部的哈苏纳和阿里库什等等。到约公元前4000年或稍早，农业技术已足够发达，人口也足够庞大，使得有可能扩张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低地的周围地区以及后来再到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而后者是模仿伊朗东部和阿富汗的古农业居留地建立的。所有这些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大多为沙漠或半沙漠，仅伊朗有少量分散的宜人绿洲。但是，那里的河流洪泛区因有肥沃的冲积土壤和很长的高温生长期，只要能用可控灌溉体系合理供水，则是潜在的高产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印度河，因雨水和山区融雪水的流入而易发季节性泛滥。这种泛滥的破坏作用必须加以控制，持久稳定的农业才有可能。排水问题也必须解决，尤其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因两河在那里会合并通过原本是潮湿三角洲的地方一起注入波斯湾。大约同时，下埃及也需要解决灌溉技术问题。公元前4000年后不久，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会合处及尼罗河下游的乡村开始扩大成小城市。尼罗河下游的古城遗址已经被淤泥埋没，我们无从得知它们的名字或位置。但在美索不达米亚，可能比埃及略早，这些首批真正的城市包括了吾珥、尼普尔、乌鲁克和埃利都。它们的名字在保存在粘土片上的世界最早书面文字中都有记载。新石器时代的革命随着金属加工的发达及青铜工具和武器（这是不幸的）的生产而完成。不论是新世界还是旧世界，铜是最早得到加工的金属，因为有时能在地表上找到纯铜，而且不必精炼和熔化，就能敲打成相当固定的形状，尽管它不能形成锐利刀刃而主要用于装饰。约公元前4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将铜与锡和铅按不同比例混合的持续试验，生产了较硬因而可形成并保持刀刃的青铜。但应该记住，是农业剩余产品使得这种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使一些人得以从事非农耕的职业，有更多空闲时间进行试验和完善手工业技艺，包括金属的熔炼和加工。耕作农田，砍伐树木，建设城镇，都要求有更好的工具，这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进一步的刺激。第1章 史前的亚洲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2)可能是通过贸易媒介，农业和灌溉技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向东传播，最晚到公元前3500年，这两类技术已经在伊朗东部、阿富汗、俾路支及印度河流域边缘的很多地方得到充分发展，尽管新近确定古代原始农业村落的年代约为公元前7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灌溉农业已在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洪泛区完全确立，那里出现了季风亚洲由新石器时代乡村和小镇发展而成的真正的城市。印度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大概是从西南亚引进的经过栽培的品系而非野生原种。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历史将在第4章叙述，那里将从有记录的历史而非史前故事讲起，也就是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公元650年的历史。第1章 史前的亚洲 东南亚农业的发端水稻几乎肯定原产于东南亚，它原本是孟加拉湾海滨或印度*半岛几条大河流域的一种湿地植物。可能事出偶然，迄今在东南亚发掘的遗址表明，泰国北部和中部及越南北部是古农业丛集之处，后来的发掘表明农业发端于河谷边缘的高地，而在海滨及近海地区，则除了采集和最初的种植外，还补充以捕鱼和在固定水域捕捞甲壳类动物。有理由认为，这个有着无间断生长期和充足雨量、拥有野生原始水稻和多种热带块根作物及木本作物的地区，应该最早完成了从野外采集文化到田间种植管理文化的过渡。东南亚古代农业的发展大概以容易种植的块根作物为主体，因为在热带气候条件下只需把切片埋入地下即可。芋头和山药至今仍以这种方式在整个东南亚种植，而且能用最少劳动获得丰厚产量。但迄今未能找到它们古代起源的有力证据，更不用说确定年代了。水稻大概也是在这个地区的某处最早获得人工培植，但证据同样不完整且令人困惑。一切有机物在湿热气候下迅速腐烂，在1000年的长时间里，除了石头、金属、也许还有些骨骼和火烧后偶尔留下的木炭碎屑，其他任何东西无法幸存。现有的证据表明，大约到公元前8000年，或者可能与近东一样早，一个叫做和平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发展。这一文化留下的石制工具和其他遗存物说明，从野外采集到拥有永久性固定村落的原始农业的过渡已经完成，不过部分村落还要依靠甲壳类动物。对较晚的泰国北部遗址的了解较多，但同样由于潮湿地区有机物的*，年代确定仍极困难。目前对定居水稻农业的起始和首批青铜器估计的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少数几样得以认证的食品遗物究竟代表着采集品种抑或栽培品种，对此仍有争论，这其中就有以压痕形态出现在从最古老地层发掘出来的已变硬的粘土罐中的稻米。鸡和猪、青铜工具和武器等的遗存物，还有在一个遗址上发现的大墓地，都肯定是农业支持了数量如此巨大、技术如此先进的人群。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遗址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中国南部的遗址，有可能提供更坚实的证据。水稻农业在中国南部很多地方可能与东南亚任何地方一样古老。爪哇岛和邻近的苏门答腊岛（两地今均属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极肥沃火山土壤，有力地支撑了古代农业的起步。猪（不是那些分布更广的野猪）和鸡（最初的原鸡）都是东南亚大陆区土生土长的动物，也几乎肯定是在东南亚首先驯养成功。它们与同为原产东南亚并首先在东南亚驯养成功的水牛一道，从东南亚向西传到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向北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其他证据显示，小米可能是东南亚第一种实际栽培的谷类作物。稻米可从野外采集，以补充在热带生长较易且产量较高的块根作物。小米不是本地的，而是从中国西北部或中亚引进的，因而只能由人工种植。作为一种旱地作物或类似小麦的干草原禾草作物，小米更适于种在高原或地势较高的地块而非洪泛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迄今发现的东南亚最早的农业遗址何以都在这类地方。显然，一直要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可控灌溉技术获得发展、洪水受到防范以及水稻上升为最优势作物后，农民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并日益集中在较低的河谷和三角洲。从那以后，这些地方已成为主要农业区。早先，水稻可能曾经侵入块根作物栽培地但被视为杂草，后来认识了它的潜力才加以栽培。而此前，块根作物芋头大概在整个农业中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喜水作物，在那些每个雨季都形成积水浅坑洼的高地最先栽培成功。有关性别在史前时代的作用的证据非常少。在季风亚洲，同其他地方一样，社会看来也是从母权制开始的，仅当物质福利比较普遍，肉体力量起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它才被父权制取代（东南亚除外）。妇女看来是农业劳动的先驱，播种和田间管理都靠她们，男人则出外狩猎和采集。在东南亚，原始母权制模式一直保留到今天。第1章 史前的亚洲 东南亚的居民和古代君主国(1)东南亚大多数现代居民最初来自今日中国的地域，主要是中国南部，也许还有西藏，后来又有少数来自印度。这些迁徙开始于可能比新石器时代更早的数千年前。迁徙者可能与更早的东南亚居民或其他种族通婚，其中甚至包括来自更遥远南方的矮黑人种和其他人种。但是，在人种渊源和文化特征上，在菲律宾及新几内亚以西的印度尼西亚与太平洋及澳大拉西亚澳大拉西亚，一个不甚明确的地理名词。狭义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属岛；广义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译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后者包括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由此往东的南太平洋上众多小岛——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后者甚至曾经包括了夏威夷群岛（到美国人及其文化深入该地区为止）。因此，作为一个文化地区，东南亚中止于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摩鹿加群岛，尽管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代占领新几内亚西部作为其领土之一部。虽然学者们尚未弄清准确的来龙去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与大陆相连的马来半岛，可能曾经有持续接踵而来的移民定居，它们被称为马来人，属于共同的文化及语言体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马来人的大多数操同一种但带有地方差异的语言，而菲律宾的多种语言也全都属于同一语系。从人种渊源及肉体特征来看，所有这些马来人总的说来都相似。马来人也可能曾经是整个东南亚大陆区古代占优势的居民，但在后来从中国南部及西南部迁入并成为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主要居民的各类人群排挤下向南迁移。我们无法确定马来人的迁徙以及其后其他人群迁徙的年代，我们只知道两者都开始于书面历史记录前很久，也在中华帝国形成之前。东南亚大陆区在很长时期内接受了来自北方的多批迁徙者，他们几乎成了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惟一居民，他们的语言都与汉语和西藏语有关，却与马来语或印度各语种无涉，尽管缅甸语和泰语使用引自印度的书写符号。这些人的迁徙可能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就开始了，并以分批突发式的多民族移民群的形式持续到公元13世纪。然而，也可能有些人在更早时期从东南亚大陆区向北移居到了中国。从文化和环境上讲，直到第一位中国皇帝在公元前221年把中国目前疆土的大部分统一为一个单一国家之前，中国南部与相邻东南亚的联系要比它与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的中国北部的联系紧密得多。越南北部实际上曾经是一个包括中国东南部很大一片土地，而且在文化及语言上极不同于中国北部的古代君主国（见第5章）的一部分。鸡、猪、水稻和水牛，从它们的东南亚大陆区发源地向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部，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的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像的；有些人和其他文化要素可能已经迁移到了北方。越南北部与中国东南部的相互接触，通过河流和越过不高的山脉而容易实现。直到约公元3世纪时，这两个地区在居民、语言和文化上没有或很少区别。缅甸和泰国逐步由来自多山的中国南部稍微不同的人群定居，但跨越目前行政边界的相互交往一直延续到不久前。前文已经指出，农业和青铜技术很早就在东南亚大陆区和毗邻的中国南部得到发展，这一技术传播到了整个目前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地方，但我们没有这一时期是否修建过真正城市的证据。书写，这个我们所指文明的另一要素，也从约公元前2世纪开始，由印度传播到除越南北部外的整个东南亚，这是更大规模佛教和印度教及印度文化其他要素向外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借助了贸易媒介（见第4章）。越南北部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保证了中国书写方式和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在那里占优势。到了真正有据可考的东南亚最早国家或王权时代，这些国家或王权已经彻底印度化，而越南北部则中国化了。但在基本社会文化方面，与文学、治国方略、上层阶级艺术及天启宗教天启宗教，以神的启示为信仰基础的宗教（区别于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译者的较高水平相比，东南亚却保留了远为古老而独特的地区特质，包括妇女的较高地位、村庄组织模式、财产继承方式、价值观念、大众艺术形式、民间宗教等等。最早有记载的东南亚王国看来主要以贸易而非农业立国。东南亚实际上是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横跨亚洲内部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的一系列半岛和一串串岛屿（多岛海）。我们所知的本地区最古老国家大约于公元2世纪出现在今马来半岛狭窄腰部，即今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一带，正是东西方海上贸易需要通过地峡搬运货物的地方。（考古证据表明，一些更小的国家可能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形成。）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大河流域、平原和三角洲更富庶的农业资源托出了更强大的国家，其中包括在河内附近入海的红河流域及三角洲建立的越南王国，及其他族群在今越南中部和南部的安南沿海平原及湄公河三角洲建立的扶南王国和占婆王国（中国称林邑）。第1章 史前的亚洲 东南亚的居民和古代君主国(2)根据中国的记载，所有这三个王国到公元3世纪前已经稳固确立，尽管扶南王国据说是在一位印度婆罗门教徒领导下于公元1世纪成立的。扶南王国成了东南亚最伟大的国家，控制了大陆区的很大部分，直到4世纪中叶被国势日强的占婆王国取代。扶南和占婆都是印度化的印度教王国，都修建了有围墙的大城市，都要依赖所控制的海上贸易。占婆在南方一直居统治地位，并将它的控制向西扩张到今柬埔寨及泰国南部，直到15世纪占婆人才最终被长期向南推进的越南人所败。在此之前，他们曾因8世纪初高棉帝国的兴起而被迫迁移（见第6章）。如前所述，来自中国南部一批又一批迁徙者已经定居缅甸，到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他们与毗邻的印度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迁居者采纳了高度发达的印度文化的很多东西，包括佛教、书写方式、法律体系和艺术形式，同时又与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保持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最晚到公元4世纪前，印度化的王国已经出现在伊洛瓦底江流域，这是缅甸的主要核心地区。公元849年，第一个有详细资料可考的王国建立，定都蒲甘；它统一了今缅甸国的大部分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与缅甸古代诸王国一样，蒲甘是一个奉行佛教的君主制国家，也仿效古代王国修建了佛教塔式寺庙和城市，所有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伊洛瓦底江流域高效水稻农业提供的剩余产品。从中国南部不断南下的泰人不时给缅甸诸王国带来破坏性袭击，但泰人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高棉帝国，到15世纪前已将它基本打败。从13世纪起，泰王国在至今仍是泰国核心地带和农业经济中心的昭披耶河下游流域建立。第1章 史前的亚洲 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直到进入近代之前，马来亚的大部分地方依然人烟稀少，也缺少它自己的重要文化和政治传统。它的居民分散在一些相互隔离的小邦，都未曾修建过任何真正的城市或者哪怕是纪念性建筑。马来亚西部沿海地区曾被以近邻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或邻邦泰国为基地的多个帝国吞并或统治，并主要被用作经由西海岸的贸易基地。有详细证据的第一个印度尼西亚国家是室利佛逝帝国，其基地在苏门答腊岛东南岸的巨港，它从那里控制海上航道和商队通路，包括马来亚的港口。室利佛逝兴起于公元7世纪，统治该地区直到蒙古入侵的13世纪。爪哇岛的夏连特拉王朝曾于8世纪夺得室利佛逝的统治地位，甚至一度占领过占婆和越南，直到被日益强盛的高棉帝国驱逐。其他一些印度化王国统治过爪哇岛中部和东部。这些古代的和中世纪的东南亚国家在第6章有更详细介绍，然而我们对它们的起源却知之甚少。佛教、印度教和印度的书写、艺术及文化形式，从公元1世纪前后或更早开始在今印度尼西亚全境传播，但关于室利佛逝王国兴起前该地区的印度化王国，则仅有含糊的提及。新的研究表明，爪哇在同印度发生联系之前就已经发展了它自己的艺术文化，包括独特的印度尼西亚风格器乐大合奏（有锣、铃和鼓的乐队）、木偶影子戏和把棉布染成复杂图案的蜡染。中国同菲律宾的贸易联系可能发生在公元8世纪前的唐代，但没有详细记载，而且看来对菲律宾的影响甚微。那时菲律宾各岛的居民虽然全属马来族，却分散在极多的小族群或部落中。菲律宾多岛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多山和茂密森林，这些族群和部落是彼此隔绝的。包括书写在内的我们称为文明的许多要素，在西班牙人于16世纪到来之前，几乎完全未曾进入这一地区。第1章 史前的亚洲 史前中国(1)中华文明的出现以黄河流域华北平原考古发掘提供的佐证最为翔实。但是，由于东南亚的农业和青铜技术的起源可能更早，而东南亚与中国南部早在中华帝国兴起之前就在人种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联系，因而中国中南部的发展看来也极可能比中国北部来得早。水稻、猪、鸡、水牛以及青铜器，应该已经从东南亚起源地，首先循着发源于广州地区北缘几条向北流的长江支流，顺利完成了向北方的早期传播。广州地区在文化上曾经与今越南北部的古南越（越语为越南）王国关系密切，而从约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起，在政治上更是它的一部分，南越王国有两个都城——河内和广州，两地有共同的语言、人种特征和生活方式。青铜时代：青铜武士塑像，属于约公元前400年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Giraudon/ArtResource,NY）华南的考古证据远不如华北的丰富，其原因与东南亚缺乏考古证物相同：高湿度、高雨量和高温度迅速分解了有机遗存物。南方的考古研究确实比北方少，未来的发掘有可能改变目前认识。1949年以来发掘的几处遗址，已经揭示华南和华中好些地方有过先进农业、青铜器制造和城市建筑的证迹；这些遗址远达长江流域北缘，与华北发现的文化特质相异的遗址几乎同样古老。年代确定相当困难，最古老遗址的估计年代范围是公元前5500年到前4500年。遗址主人种植经过培育的水稻，饲养猪和水牛。华南发掘的遗址太少，即使确有证据，也不足以说明以培植块根作物为主的更早期发展究竟如何。四川盆地以北和长江下游流域以北，基本上是黄河及其支流的洪泛区；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雨量有限而不定、冬季长而寒冷的半干旱地区。在这些方面，它与最早将野生小麦和大麦人工培植成功的西南亚古农业摇篮无大差别。华北农业的一大优势一直是它那半干旱地区常见的极肥沃的土壤，即风吹来的厚厚的尘埃沉积层，叫做黄土，其中相当部分被河流卷起并重新沉积。只要有足够水，耕种是容易的，而且土地肥力几乎用之不竭。基本无树的平原易于开发成农田和运输剩余农产品或其他货物，具有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印度河流域同样的优势，尽管淤积严重的黄河不太利于航运。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生产的陶器可能与东南亚同样或甚至更加古老。日本出土的碎陶片年代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它不太可能比大陆的更早。制造陶器表明有储存剩余农产品的需要，因而至少说明农业已经起步，但与其他地方一样，华北农业的出现无疑也是从更早的野外采集和狩猎经长期缓慢演变而来。华北古代主导的或者也许是惟一的农作物是小米，它同小麦一样是一种耐旱的干草原禾草，可能原产华北，并最迟在公元前4500年或早至公元前5000年在那里培育出两个变种。对小米的依赖说明华北的农业是独立发展的，并非从华南或东南亚引进。一个重要的华北古代遗址已在今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发掘出来，这是最晚为公元前4000年的一个规划完好的小村落。它的居民种小米，养绵羊、山羊和猪，补充以淡水鱼和野味。水稻和水牛要到约公元前1500年，当它们的基本用途在南方得到证明后，才大量传到北方。水稻引入北方迟缓，主要原因是它对水的要求苛刻，而并非北方寒冷的冬季和较短的生长期。最早从野生原种培育出的水稻品种适于温暖气候，随着种植区向北延拓，选出了一些适合较低温度和较短生长期的品种，也就是后来传到朝鲜，尔后又从朝鲜传到日本的品种。半坡遗址和多数其他古代北方遗址都在离黄河洪泛区主体相当远的黄土高原。同其他地方一样，必须能有效控制水，主要农业区才能转移到河谷和三角洲。在华北，这一转移可能开始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之前，但在随后的1000年里却似乎未能达到应有的势头。到这时，即公元前1000年前后，小麦开始夺取小米在北方原有的优势地位，并以水稻和大麦作为补充。现在，水稻灌溉已经可用河水、汛期雨水和浅井水。小麦和大麦并非东亚原产，因而必定是在公元前4000年到前1000年间某个时候从西南亚传入，成为已经独立发展起来的农业体系的一部分。半坡人属于所谓彩陶文化又称仰韶文化的早期，名称“仰韶”源自该文化主要发现地河南省的仰韶村。仰韶文化持续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然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他文化融合，形成第一个有文字、城市和金属工具的文化，即商王朝的文化。彩陶表面覆以精致几何图案，色红或黑；器物大小形状相差很大，在窑中烧制，但制作时未用陶轮。彩陶文化原始地域从西北的甘肃向东进入河南，即与另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黑陶文化在地域上重叠。黑陶文化又称龙山文化，名称“龙山”源自该文化主要遗址所在地山东省龙山镇。黑陶文化地域东抵海滨。在此时期，华中和华南由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占据，已如前述，它们都生产了独特的彼此相异的各类陶罐。黑陶制品的质地精细、造型优美、用陶轮加工且在窑中烧至温度超过摄氏1000度。不论黑陶还是彩陶器物，都未显示出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文明的陶器有任何关系。这两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文化仍使用石制工具，包括精细加工并抛光的箭头和一些更小的骨质工具如针、鱼钩等。第1章 史前的亚洲 史前中国(2)大约到公元前2000年，与彩陶文化部分融合的龙山或黑陶文化已经在建造越来越大的更像小镇的村庄，生产华北最早的青铜装饰物和武器，它们大概基本上只用于礼仪目的，因为未曾发现此时期的青铜工具。很多居民点周围有用压实土坯逐层垒起的厚墙，这是后来中国史著有记载的沿用了数百年的技术。较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建有青铜铸造场，生产精致黑陶器，其品质和形制与历史上肯定存在过的第一个王朝，即兴起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的商王朝的陶器十分类似。确实，商王朝早期都城之一的隞，也作敖或嚣。——译者，就建在黄河洪泛区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附近一个晚期龙山文化小镇的地基之上。另一个将晚期龙山文化与商代联系起来的根据是占卜用的动物骨骼，即所谓的卜骨。占卜说辞所依据的是骨骼在火上加热时产生的裂纹。然后，将问题，有时则是请求，刻到骨上，可能部分目的是作为一种记录。因此，从华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到历史记录的出现，是一种明显的继承，而商则是现有历史记录确认的第一个有文字、有城市的中国文明。我们只能推测，同样先进的发展可能已经同时或更早在长江流域和/或华南发生了，而商在黄河平原较为突然的出现也许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更遥远的南方的创新。看来十分清楚的是，中国北部和南部文明的崛起，即使有也很少受惠于西南亚、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发展。中国大概未曾与那些地方有过交往或接受过那里的任何东西。小麦、大麦、紫花苜蓿、驴、马以及马拉战车，要到很久以后，在公元前1800年到前600年间，才传入中国。商王朝的历史及统一的中华帝国向南方的扩张，将在第5章讲述。第1章 史前的亚洲 朝鲜和日本(1)小米为主的农业，加上驯养的猪、绵羊和山羊，约于公元前2000年从中国北部传播到朝鲜，尽管有些年代存疑的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5000年，汉城附近的汉江流域已有小米种植。后来，水稻和青铜技术经由华北进入朝鲜，对此，约公元前1100年商王朝灭亡后涌来的难民可能起了作用。通过有目的地选择培育较耐寒水稻品种大概在朝鲜继续进行。朝鲜人的祖先是从北方经由满洲迁入的，其原始故乡大概在今西伯利亚和独联体东北部某处；而且这种迁徙一直继续到以后有记录的历史时代。关于这一点的最明确证据是朝鲜口语，它与汉语无关，属于东北亚的所谓阿尔泰语系。古朝鲜人是部落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也制作了技术先进的陶器；后来，农业出现以后，用石料建造了常用土覆盖的大型地上墓室。随着他们的文化开始向农业靠拢，兴起了永久性的村落和小镇，出现了可能引自中国北部的青铜武器和装饰物。朝鲜的传说将朝鲜国的建立年代定为公元前2333年，其统治者乃神与人形母熊的儿子。即使这一说法有某种可取之处，其年代也显然太早。另一个故事则说，中国商王朝灭亡后，一个王室难民建立了朝鲜国。这似乎也不可能，却颇为可信，因为它至少与商文化和技术的很多要素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传入朝鲜的事实相符。到公元前3世纪，炼铁技术从中国传入朝鲜。都城在今北京附近的中国边境王国燕显然对满洲南部和朝鲜北部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的一名失败的反叛者逃到朝鲜，于公元前194年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国家，统治着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它的名字也是朝鲜，国都平壤，即今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汉武帝（见第5章）于公元前109～公元前108年征服朝鲜国，将朝鲜半岛中部的更多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在汉王朝于公元220年灭亡之前，大部分中国驻军已经撤走，而从公元220年起，朝鲜成了一个或多个独立国，因为它在很长时期内分裂成相互竞争的王国。虽然汉王朝统治期间移居朝鲜的侨民后代在朝鲜北部幸存下来，并继续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到公元4世纪，他们已被朝鲜的敌对者或部落族群压服，这与后来不列颠和北欧的罗马人定居地因日耳曼人、高卢人和不列颠人部落崛起而基本消亡十分相似。然而，与欧洲一样但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一个公认的优秀文明的影响在朝鲜以后各个历史时代一直继续着。与古罗马帝国不同的是，在公元7～18世纪，中国人在唐、宋、明、清诸王朝多次成功地重建了他们的帝国，恢复了他们灿烂文化的活力。历代朝鲜国家，在维护其政治独立的同时，公开谋求采纳许多中国文化要素，并始终将其颂为楷模。汉代中国的统治结束后，朝鲜出现了三个充满活力的王国；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之后朝鲜国家的历史，将在第8章叙述。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由四个主岛和许多小岛组成，离朝鲜最近的小岛也在120英里以外——保留了它独具的特点，它的文化是大陆文化的独特变种。孤立和褊狭既保护了日本在1945～1952年美国占领前一直未受到外国控制，又延缓了它古代文明的发展。与朝鲜人一样，现代日本人可以追迹到来自东北亚或西伯利亚的迁徙者。他们讲一种与朝鲜语相近而与汉语无关的阿尔泰语。他们与朝鲜人差别极微，直到多批移民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陆续进入日本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我们对于这些迁徙所知甚少。另一些原已居住在日本列岛彼此无关的族群已通过婚姻被同化，日本人迁入后少数幸存者则被赶到北方。远早于这一时期，可能也有来自中国南方、东南亚马来地区甚至南太平洋的人进入日本，他们当然也带来了文化影响，不过这一切已经难以考证。至少在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文化曾在日本广泛存在，它们与亚洲大陆的文化很少差别。根据现有考古证据，大约到公元前6000年，各种不同形式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日本繁荣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叫做绳纹文化。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准确知识太少，但似乎绳纹人自己内部就有很多差别而且常起冲突。有些族群约在公元前300年可能已经开始从事初步的农业。大多数绳纹人制造带草绳印迹的陶器，居住在竖穴式蔽身所，从事狩猎、采集和捕鱼；换言之，他们看来已经与中国北部半坡人同样先进，而且可能稍早达到了这一水平。但绳纹人只是日本人的非常间接的、部分的祖先，因为我们已经指出，日本人是从北亚经由朝鲜迁入的晚得多的外来者，尽管他们已经部分地与日本原住民融合。绳纹文化从公元前3世纪起逐渐被一种叫做弥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文化取代。弥生人使用陶轮，种植水稻，实行灌溉，并开始用青铜器和铁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发展较早的中国经由朝鲜进入日本。弥生遗址出土的几枚中国钱币和抛光青铜镜证明当时两地间有贸易。与龙山一样，弥生青铜器看来是装饰或礼仪性的；迄今发现的极少几件武器过于纤细，不太可能是用于搏斗。到公元3世纪，弥生人开始在重要人物墓上建大土丘，大概是从朝鲜人那里学来；确实，弥生文化的许多方面，还有弥生人，可以十分准确地看成搬到日本的朝鲜文化和朝鲜人。第1章 史前的亚洲 朝鲜和日本(2)约公元前500年的日本绳纹时代陶人。陶器仍然较粗糙，制作时不用陶轮。陶器上的印痕是用不同方式编结的草绳绕在未干燥的粘土坯上然后烧制而成。类似的绳纹器皿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新石器时代也有制作。（TheGrangerCollection,NewYork）到公元5世纪，出现了铁刀剑和铁盔甲，它们都与朝鲜的相似或雷同，在一些墓中发现的镶宝石王冠及其他装饰物亦无不如此。住所已经高出地面，农业因使用铁工具而更高产，陶器也变得更硬，烧制更精细，与弥生时代早期陶容器及程式化粘土人形大不相同。现在可以把本州和九州两岛的居民合理地称为日本人了，他们已经达到比他们早2000年的中国商王朝和早1000年的朝鲜的技术水平。日本仍然没有书写文化，我们也未能找到存在过真正城市或出现过真正国家的证据。日本最早的书面记事用的是汉语，编写于公元3世纪，描述的是经由朝鲜的路线。这些记事说，日本人是农夫和渔民，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安分守己的社会中——这似乎应该得到中国认可才行。全国被分成100个王国——也许称为“氏族”更合理——每个王国有好几千户家庭。最早的日文书面记事是采用中国汉字的《古事记》和《日本史》，它们的记述年代分别始于相当晚的公元712年和公元720年。两部记事都是虔诚而又常显矛盾的神怪故事（尤其是古代的）与一些对较晚事件纪实性描述的混合物，而且两者都细述了日本列岛如何由神创造的故事。后来另一个神作为日本第一个天皇降临尘世，据说他的孙子或曾孙于公元前660年在京都地区建立了日本国，不过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指出，日本人的主要祖先就是再过400年也还未到达日本?”冉峡尚诺氖牵焦?世纪后期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日本国，它的地域以京都-大阪为中心，古代氏族组织基础逐渐让位于它，尽管国家政权似乎仍然需要依靠家族关系，地理上也局限于奈良-京都-大阪地区的大和。“大和”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名字，后来又成了全体日本人的总称，日本人从此自称大和民族。大和国的统治者一开始就叫做天皇，大概是模仿事事奉为楷模备受赞颂的中国制度沿用的皇帝。据称，天皇是直接从太阳女神天照那里降临人间的，这又与以人为中心的中国世俗体系不同。《古事记》和《日本史》极富想像地将日本历史向远古延伸，为的是赋予日本文明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悠久传统和由此而生的对它的尊敬。天皇既是世俗事务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他统辖对太阳女神和对自然力的礼拜。后来，对自然的崇拜演变为神道教，但它从来不是一个充分发展的宗教，也没有形成有条理的哲学或道德准则。来自朝鲜的移民持续到公元9世纪。直到公元6世纪，日本人在朝鲜东南岸保留了一个据点，以帮助移民的转运，同时也象征着将两国隔开的对马海峡两边部族之间某种联盟。在日本，大量朝鲜人居住在他们看来已经占优势、或至少在日本上流社会中相当显赫的地方。在公元815年编写的一部家谱记录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日本贵族声称自己拥有象征荣耀的朝鲜或中国家世。朝鲜不但更为先进，而且是获得中国知识和技术之源。朝鲜人在日本不仅仅跻身贵族之列，他们也是熟练手工工匠、冶金专家和其他行业技术专家。对马海峡两岸居民不时发生的相互袭击或侵犯持续了数百年，但到公元5世纪时，这种暴力相向归于消失；留在日本的人开始从他们邻近朝鲜的九州岛原基地向北迁移，在本州主岛建立了较大的居留地。如前所述，奈良-京都-大阪地区的大和平原核心地带成了公元5世纪前大和国的诞生地；大和国当时关注的焦点是要在那里维持大约1000年，尽管直到1868年才将首都迁到东京。这些新的外来者首次到达之后几百年内，与当地各氏族原住民通婚，其中包括了当时可能占据日本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体格特征大不相同的阿伊努人。在几个世纪内，阿伊努人地域的前沿就在京都北边不远处，但他们逐步被同化，或被逼向北方迁移，目前聚居在最北边的北海道岛保留地，已经衰落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佛教似乎是在公元6世纪从朝鲜传入日本，它进一步带来了中华文化和朝鲜文化要素。但这种影响的速度和范围，随着中国唐王朝于公元618年崛起而大大加强。唐王朝模式新文化的繁荣强烈吸引了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已经通过自身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从基本属于氏族型的无文字阶段进入中国式文明做了更多准备。从7世纪初开始，日本相继派遣多批使节前往唐王朝的中国，坦率宣称要带回能够学到的有关中国模式的一切，包括书写和城市建设。于是，日本就在这一相当晚的时期进入了真正文明的历史阶段。这些都将在第8章介绍。第2章 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 印度教(1)印度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中最古老的，今天仍以其超过8亿的信徒而充满活力。世界所有主要文明中，印度的宗教色彩最为浓重。印度教很难定义，何况宗教成分又很难与更一般的文化习惯区分开来。种姓制度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是印度教实施的一种制度，但又为南亚穆斯林、基督教徒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印度所在的南亚通常称为印度次大陆，它包括现代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在现代前时期，这一地区也常常径直叫做“印度”。遵守，因此可以将它作为一种非宗教制度从印度教分离出来，并把它看成对常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规定某种强制性秩序的手段。（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制度的种姓将在第3章论述。）种姓的职能单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亚种姓”，或查特，其结合纽带通常是职业、只能同本查特成员通婚的内婚制以及禁止与其他查特成员分享饮食的同一查特共食制。宗教信仰优先于种姓，这又一次强调了种姓的非宗教本质。萨图，即印度教圣人，永远高于种姓。同其他任何重要文明相比，印度教的圣人和其他神秘主义者长时间居于重要得多的地位。种姓曾经是维持族群一致性的根本和族群力量之源，但随着印度日益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而迅速衰落，尽管在占人口多数的乡下人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印度教的教义和经籍这是一位现代的萨图（或圣人），他已经退隐，靠乞讨食物为生。他站在印度南部一座寺庙的雕带前。（StellaSnead,NewYork）印度教常被说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此话不假，但无助于我们了解它。印度教没有创立者，也无类似古兰经、新约或佛学经籍那样惟一的教义经书。印度教部分地由印度河文明诸宗教演变而来，其中包括了对现在仍为印度教主神湿婆的崇拜。雅利安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部落之神，其中有战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几个世纪后，到撰写出最早经籍《吠陀经》之前，吠陀教已经是哈拉帕、雅利安和达罗毗荼（印度南部）等多种成分的混合。达罗印度教创世观毗荼成分可能包含了主神毗湿奴的主要人形化身之一的黑天神；黑天代表温顺和同情，他出现时总是身涂蓝色或甚至黑色，被人称为“那个黑人”——因而猜想他出身于达罗毗荼达罗毗荼人，印度地理人种的一个亚群，主要由印度南部讲达罗毗荼语的居民所组成，其显著体征之一是皮肤色素比较浓重，因而猜想体色较黑的黑天神出身于达罗毗荼。——译者。《吠陀经》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经籍，至今仍用于礼拜仪式中。它们是在约公元前1500年到前600年间次第编成的，起初口头传讲，后编写成一套用于献祭的圣歌、咒语、仪式和神秘诗。《奥义书》是年代最晚的《吠陀经》，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主要探讨宇宙的本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其中包含了微妙的具有印度特征、却与古雅利安人格化的诸神相去甚远的玄学成分。在《奥义书》中，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被视为领悟贤哲和通向永恒真理的主要途径。《奥义书》还论述了善良与邪恶、法律、道德和人类的责任，常被当成经典印度教的核心。但印度教的主要伦理经籍则是晚得多的《薄伽梵歌》（公元2世纪），它讲的是阿周那王子面对由他曾经爱戴和尊敬过的朋友、亲属和老师们领导的叛乱时的故事。阿周那的事业是正义的，但他不愿意同那些与他关系如此亲密的人战斗并杀死他们。他站在战车里，与充当他的驭手的黑天大神交谈。黑天晓之以理，谓肉体之死不代表灵魂之死，因而无关紧要。任何个人的一生，重要的是责任和依责任采取行动，而不考虑个人得失。每个人有他或她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角色，德行就在忠实履行这一规定的责任之中。这就是法的观念，就是要无私地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包括对种姓制度的遵守。阿周那是统治者，因而要遵守统治者的法，包括为提高自己正当权力而战斗的责任。其他社会角色各有其自己的法，包括较低种姓者服务于并服从于较高种姓者，以及适用于学生、妻子、父母等等的规则。业是人的行为的结果；忠诚于自己的法，就产生好的业。因此，德行带来奖赏，恶行必遭恶报。这里包含了很多人类的普遍智慧，但它也明确地维护现状，同时又在某些情况下宽容暴力。因此它受到甚至印度教领导人物的严厉批评，并在很多方面同印度教的其他教义不一致，尤其是不害，或非暴力和尊重一切生命。圣雄甘地认为《薄伽梵歌》与不害没有冲突，并把阿周那的故事看成不过是对责任的强调而已。印度教渐次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经籍和习惯，将它们合并成某种过分强调赋予祭奠仪式以真正灵性的东西。但法和业的学说，就像默想和禁欲主义传统那样，一直是印度教的根本，曾经促进了印度教著名教义——宽容——的创立。一切信仰和一切禁欲戒律——一切宗教和一切对神界真理的追求——都有着同一目的，而神界真理是普遍适用的；通向它的道路当然多种多样，就像各人的法各不相同。甘地在谈到基督教传教士时说过，他对他们的布道并无异议，但他确实希望他们对于他们公开宣称的法更加诚实些，即要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转世第2章 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 印度教(2)可能起源于哈拉帕的转世及灵魂不死之说，在吠陀时代晚期重新出现，并成为印度教更深一层的基本组成部分。凡人一生中产生的业，决定了他的灵魂下次转世重生时，究竟是成为更高等或更低等的人，还是变成一头兽，或甚至一只昆虫。特殊的虔诚、默想、禁欲和对永恒真理的理解，可避免转世的生命轮回；这样境界的灵魂避开了这种轮回而达到超脱，这并非有形的升入天国，而是精神上与神或天地万物重聚的极乐。借助凡人肉体的不死灵魂，凡人的生命可以包含一个具有神的不朽创造力的永生幽灵，而灵魂则能够再生或转世。转世的信念加强了印度教尊重一切生命的情感。一个人的亲戚或祖先也许已经再生为一匹马或一只蜘蛛。从哈拉帕时代以来，牛得到特别的尊敬，这是由于它们的基本用途及母牛产奶造成的创造和母性象征。公牛自然象征着耐力和男子汉气魄（与地中海文化一样），母牛则以其有光彩的大眼睛而象征温柔。但对印度教来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任何生物都是显示神的存在的伟大生命链条上的一环。因此，虔诚的印度教徒都是素食者，除最低等种姓外，所有人都特别要避免吃牛肉。牛奶、凝乳、酥油、酸奶等等，都只用于宗教献祭仪式上。进入吠陀时代晚期（约公元前600年）之前，印度教的万神殿已由三位一体的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统治，他们都是至高神，都是造物主。随着印度教继续合并地区性及民间宗教神祇和传统，出现了五花八门、有各自的信仰和信徒的神祇配偶、神祇肉化身和小神祇的令人为难的局面，包括：仁慈的象头神，是湿婆和他妻子雪山神女之子，有象形头；象征忠心和力量的猴神哈奴曼；智慧和学识女神娑罗室伐底；黑天；毗湿奴之妻吉祥天女，兼财富及世俗功绩女神；还有始祖女神迦梨（又叫时母）或杜尔迦（又叫难近母），都是湿婆配偶的形象或其较阴森外表的女性等同物，有时称为死亡及疾病女神，但同湿婆一样，人们，尤其是妇女，也祈求她的帮助。湿婆成了最广受崇拜的大神。在人们心目中，他既是创造之神，又是毁灭之神、收获之神、丰饶之神、宇宙舞神以及瑜伽信徒（瑜伽功及苦修的实行者）的主神。他还主宰人的生和死及天才的繁衍，被人们与其他宗教的类似神祇并列，包括代表苦难（钉死在十字架上）和永恒生命的基督。在其他一些宗教中，用人做祭品作为祈求生命复活的手段；献祭的遭难者将生命让给他人，或献出生命为他人祈福。印度教承认这一观念，因为它把死亡看成生命的一个当然部分，并通过湿婆和迦梨女神的形象庆祝它。与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教出现之前古代伊朗的主要宗教，传说为伊朗人先知琐罗亚斯德所创，流行于古伊朗和中亚细亚一带，现存于伊朗偏僻地区并盛行于印度境内帕西人中间。该教教义认为，宇宙间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在斗争，善和光明终将战胜恶和黑暗，而火是善和光明的化身。其主要仪式是礼拜“圣火”，一切重大的祭奠祈祷都要燃起圣火。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称袄教、火袄教或拜火教。——译者一样，印度教接受邪恶的存在，愿意忍受比其他宗教更多的世俗痛苦，承认人——它们自己就是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低贱与高贵、自私与利他的混合——必须服从自己的本性和宇宙的本质。因而，印度教的主要男女神祇同时代表着毁灭者和创造者两个方面，既制造痛苦，又带来福祉，是本来面目的宇宙的真正代表。因此，大多数虔诚的、尤其是有文化的印度教徒，基本上都是一神论者，强调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超乎类人神灵之上的惟一创造本原的尊严。即使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通过信仰、默想和对永恒真理神秘理解的各种中间媒介，也可能找到通向创造力和宇宙真理之门。正如印度教箴言所说，“神虽惟一，名号繁多，惟智者知之。”印度教的改良主义流派耆那教和锡克教（分别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14世纪后期）都崇奉一神论，就像出身于印度教的佛陀从印度教导出的佛教教义的万能真理未被赋予人格化身份一样，也与纯印度教的情形一致。与圣徒崇拜或其他崇拜的民间基督教不同的是，这一情形也适用于纯基督教。印度教从未规定过一成不变的与基督教或犹太教相当的统一礼拜仪式。虔诚的印度教徒天天在每个印度教家庭都备有的简陋祭坛前背诵规定的祈祷文，他们可能频频到印度无处不在的由叫做祭司的人照管的某个寺庙中祈祷或捐赠食物和鲜花。但不存在固定的刻板的仪式，没有固定的圣职委任或教士职务，也没有专门的类似基督教的星期日、犹太教的安息日或穆斯林的礼拜五那样的宗教节日供人礼拜。在宗教仪式中，担任专职书记员，和主要由梵文写成的吠陀经及叙事诗的朗诵员的人，都是最高等级婆罗门种姓成员，他们也是丧礼、婚礼、成年礼和代人向神祈祷的惟一执行者。这些无疑都是祭司的职能，然而并不要求执行人必为俗人与神灵之间的中间媒介。所有印度教婆罗门成员都不是祭司，虽然印度教祭司管理寺庙并接受供品，但他们远非基督教或犹太教那样正式任命的职务。印度教的节日也不少，其中大多数的文化色彩与宗教色彩一样浓厚，比如秋季的排灯节排灯节，印度重大宗教节日之一，为期五天，相当于现在通用日历的10月下旬。此节供奉财富女神吉祥天女，在孟加拉则供奉女神迦梨。——译者和春季的好利节好利节，印度教的春节，即公历2、3月间的望日。该节富于纵情狂欢的特征，届时人们不分种姓、性别、社会地位和年龄，力求尽欢。——译者。还存在到著名寺庙和圣地朝觐的古老传统。看一看现代印度节日和朝觐，就会对乔叟乔叟（GeoffreyChaucer,约1342～1400），英国莎士比亚时代以前最杰出的作家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晚年所写的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叙述了朝圣者骑马从伦敦前往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的圣祠的情景。——译者时代英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西方大多数人满脑子宗教观念的情形有所了解。2001年，在恒河中游阿拉哈巴德举行的12年一次的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印度最盛大的河边*，每三年在四个地方轮流举行，故同一地方每12年举行一次。据说在大会期间，人们沐浴于河中，可以净身、涤心、洁口。——译者，就吸引了3000万人参与。不过，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时遍及欧洲的还俗浪潮，已在受到城市化、工业化、技术革命和民族国家兴起等冲击的今日印度出现。对于数量日渐增加的城市职业印度人来说，宗教已经不如其他更世俗的机会重要。虽然这些人仍只占总人口的少数，但他们多半就是那些抛弃了种姓或对种姓抱无所谓态度的群体。现代印度很多领导人已经采纳了非宗教观念，甚至甘地也曾声言反对种姓歧视，并公开反对苛刻对待不可接触者。第2章 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 印度教(3)然而，印度教已经深深植根于印度传统，它今天仍是超过8亿人的基本指导准则，大概比任何其他宗教的追随者更多，尽管此类数字难以统计。虽然印度教具有很强大的精神要素，它长期以来也承认物质生活的安宁（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承认个体的人对家庭的责任，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性（伽摩）的重要。这些内容都是人类本质的基本成分，因而被认为是善。印度教实际上不排斥神创造的任何东西，而是赞美一切生灵并将其深藏于内心，包括通过性的创造物，从而将圣与俗之间的差别减弱到比西方小得多；它认为任何东西都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印度教对生命中存在善良和邪恶的承认，可能已经让那些生活上遇到悲伤和痛苦但并无受罚或被欺之感的追随者过上了更轻松或心理上更健康的生活，当然也更能享受生活中的祝福。总之，幸福和痛苦两者都是每个存在的基本上无法避免的成分，与其力图否认或掩饰坏的成分，如肉体的死亡和邪恶、悲伤、苦难及残酷行为的存在，还不如承认它们。宗教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一直是生活的基本内涵，就像中世纪大多数欧洲人那样，为他们带来了安慰和自信，而这也正是宗教的目的。几乎所有宗教都相信灵魂不死；印度教的转世和解脱信念只不过把它又推进了一步而已。第2章 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 印度的佛教及其向东方的传播(1)印度教《奥义书》关于永恒真理的偏见，部分反映了帝国兴起前的那个时代世界所遇到的麻烦。一个混合型的印度正在浮现，它包括建立更大的国家，以及随它们而来的战争规模的扩大。英雄骑士和贵族特权时代屈从于强权政治，很多人通过探索来世，包括从日常生活痛苦解脱出来的手段，来寻求安慰或逃避严苛现实。佛教和耆那教的创立者，大概是公元前6世纪的人物，开始探讨这样的途径，并起来反对印度教日益增强的程式化及婆罗门教士种姓的支配地位。这两种宗教都极力主张通过不求助祭司或仪式的默想和克己，达到独立接近真理。两者都认为人人平等，拒绝种姓差别及其代表的等级制度。但佛教和耆那教乃由印度教演变而来，仍相信印度教的法、业、轮回（转世）、解脱（涅槃，或与神的结合）、献身和非暴力或尊重生灵。两者都拒绝印度教神祇的民间形象，但重新肯定印度教基本的一神论，和它对造物主和伟大生命链条的非人格化崇拜。耆那教一个名叫大雄（约公元前546～前468）的人创立了笃信苦修的耆那教，大雄自己就*出行，最后绝食至死。耆那教重申印度教尊重一切生灵的学说，甚至今天，虔诚的耆那教徒为避免吸入昆虫而带面罩，因担心伤害土壤中的生命而拒绝从事耕种。所以他们投身商贸而变得富有，他们在商人的传统故乡古吉拉特邦占多数。乔答摩佛陀佛教的创始人于公元前563年前后诞生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麓小丘地区，其父为释迦氏族小王（邦主）。他姓乔答摩，名悉达多，但后来又被人称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和悉达多王子。29岁前，他过着一个王子的常规生活，尽享世俗欢乐。19岁时与一位美丽的公主结婚，有了一个儿子。人们在他死后关于他及其他宗教人物编织的十分详尽的传说大致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还知道他成年后成为一个苦修者，多年云游讲学，招收了一批追随者，创立了一个宗教体系，于公元前485到公元前480年间年届80岁时死去。这就是关于他的较可靠生平情况的全部。后来经过渲染的有关他传奇一生的故事也很重要，因为它影响了印度以东大片地区一代又一代数百万亚洲人的生活。根据这个故事（最简略的形式），悉达多王子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不满，一天离宫外出漫步，相继遇到一位衰弱老者、一个满身脓疮高烧发抖的病人、一具正被运往火葬场的尸体（印度教徒总是焚化死者）和一个手捧讨饭钵身着简朴黄袍而又面带宁静及内心喜悦神情的云游萨图（圣人）。有感于凡人的痛苦和人间欢乐的空虚，带着苦修的希望，他毅然离开宫室，抛妻弃子，到处云游乞讨，探求真理。他除了一个粗糙的木钵（为了乞讨勉强糊口的食物）和破衣外，已经一无所有。一连几年，他云游各处，因禁食而体衰，直到他决定在一棵大菩提树下通过认真冥思默想来解答人生苦难之谜。他受到魔的引诱，被许以财富、权力和肉体快乐，均不为所动。49天后，他顿悟玄机，达到成道的境界。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被称为佛陀或悟道者。之后不久，他在恒河流域中部的巴纳拉斯（今瓦腊纳西）第一次布道，并从此带领他的追随者巡回布道度过余生。这门新宗教教义的基础是第一次布道宣布的《四谛》：（1）生命充满了悲伤、不幸、挫折、无常和不平（苦）；（2）所有这些均由欲望、贪心和生存冲动所引起；（3）要终止苦，人必须断绝欲望，成为无欲者；（4）无欲境界可通过规范“正当行为”的八正道而达到。忠实遵循首次布道所提正道的人可以达到涅槃，即通过避免再生轮回而从凡间痛苦中解脱，使灵魂进入与心灵之神的极乐的融合，就像佛陀死时那样。然而，如此献身和对真理的如此领悟是罕见的，因此，虽然佛陀没有指示，佛教却采纳了印度教关于业的观念：不够忠实的人渐次再生为与其最后转世行为相适应的生存形式。八正道定义的“正当行为”是：善待一切生灵、纯洁内心、诚实、慈悲、不吹毛求疵、不猜忌、不仇恨、不诉诸暴力。此外还要加上不杀生、不偷窃、不通奸、不说谎、不诽谤、不饶舌、不献媚等特别戒律，否则就是偏离正道。佛陀本人教导的记述收集在叫做《三藏》的典籍中。关于佛陀生平德行的传说和有关事件的文学作品，以及对佛学教导的注释也为数不少，所有这些在很多方面与基督教的《新约》相近。对佛陀的遗物（舍利），如可疑的牙齿和毛发的崇拜，也成为佛教法事的一部分，这也与后来的基督教一样。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它存在的最初几百年内，一直是少数人的宗教，后来，它那原始教导的艰深难懂有所减轻，以适应更多的追随者。阿育王（在位时期约公元前269～约前232）的改信佛教，推进了佛教向大众宗教的转变，开始了佛教向外的传播，先传到锡兰和东南亚，后经由西亚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印度境内，佛教流行了几百年，但从公元100年左右达到极盛之后即开始缓慢衰退。对很多人来说，佛教与印度教的差别逐渐模糊，除几项寺院制度和某些非神职皈依者外，佛教实际上已慢慢并入印度教。许多印度教徒把佛教对感觉世界的排斥看成是“生命之否定”，并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宗教对生命的肯定。恒河中游宗教腹地的残余佛教中心和寺庙被摧毁，少数幸存佛教徒也在12世纪穆斯林的屠杀中被迫流亡。至此，佛教在它诞生的土地上基本被消灭。第2章 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 印度的佛教及其向东方的传播(2)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阿育王时代之后不久，佛教即分为两个主要部派，叫做上座部（亦称小乘）和大乘。上座部佛教比较接近原始教义，当然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通俗化了。随着它的流行，其教旨中开始包含了更多作为“功果”获取手段的善行。例如，可以通过捐款给某家寺庙来弥补曾经以不道德手段获取钱财或其他非正道行为造成的不良业。上座部佛教是传到东南亚的佛教形式。在东南亚，尤其是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加上斯里兰卡），它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现在仍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虔诚信奉；过去，几乎所有年轻男人都按惯例到佛寺中度过两年时光，现在这样做的人也很多，他们要剃光头、披黄色长袍、捧讨饭钵；成年后，他们将像大多数人那样，要比仅仅口头表示虔诚的人为上座部佛教的正道做出多得多的牺牲。印度中部桑奇的大窣堵波（佛塔），由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始建，阿育王死后100年内扩建，增加了外圈和入口通路。该佛塔的形状代表宇宙及其巨大苍穹。上方三层式小结构物成为由印度传至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大乘佛塔的基本结构形式。（GovernmentofIndiaTouristOffice）大乘佛教稍晚于约公元100年到200年之间兴起于印度贵霜时代。开始时只是少数人的精神规范，后发展成为面对所有人的大宗教。经过通俗化和人性化的大乘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精神支柱，包括舍利子崇拜。佛陀本人被奉为超自然神，另外还有无数叫做菩萨的其他佛，也就是出于同情而推迟自己进入涅槃境界以帮助仍停留在尘世的人获得扶助的圣贤。对一个菩萨的信仰和崇拜也能给那些因任何目的而觉得自己需要神祇帮助的人带来安慰。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包括佛陀诸化身在内的各种偶像的崇拜，推动了典礼或祭仪详细规则的制定。这样的崇拜本身就能帮助灵魂超度和解决各种世俗难题。菩萨成了大乘佛教的主要神祇。被称为无量光佛的形象原本是一个菩萨，中国人叫他阿弥陀佛，日本人称他西天第一救世主。另一位菩萨是富于同情心的观世音，或观音，是大乘佛教中最受崇拜的慈悲女神。很多人，特别是妇女，经常向观世音祈祷，为的是在尘世生活中得到帮助，而不是像经典佛教教义强调的从尘世解脱。与上座部佛教一样，大乘佛教也开始强调慈悲和善行可以赎罪，既能助人，也可助己超度。这种种演变已经与佛教原始学说没有多少关系，但它们确实将佛教与日常生活、与普通人及他们的需要连接到一起，而不是排斥眼前的世俗事务。尤其是日本佛教的某些教派认为，仅仅通过虔诚的信仰，或默念佛陀或菩萨名号，即可获得超度。西藏的喇嘛教也有类似的演变，包括对舍利威力的信仰和写有简单咒语的祷旗及祷轮的效用；认为，每当祷轮转动起来，或者祷旗被风扬起，祈祷者即能升入天堂，并可为推动祷轮或安置祷旗的人赢得功果。这些，加上对许多人格化神祇的崇拜和关于善行的教导，使得过去佛陀原始教导中的禁欲主义、克己和“无欲”的必要性大大减轻，因为这些终究是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而随着佛教赢得更多皈依者，它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日本东京附近镰仓的大青铜佛。完工于1252年，原安放在专门修建的庙内，现置露天，至今每年仍有数百万人前往游览和参拜。该佛乃用镰仓管辖区普通人的集资营造，显示了阿弥陀佛的同情慈爱之心。（CameramannInternational,Ltd）大乘佛教的某些派别有着浓厚的魔怪色彩：菩萨带着随从们在空中飞行；崇拜者只需重复祭礼仪式用语或礼拜想像的佛陀舍利即可成圣。大乘佛教还构建了一处虔诚教徒将往生的具体天堂的详情，那里到处都是与涅槃全然不同的似曾相识的乐事。与此相呼应的，是一座由一群魔鬼把持、让邪恶卑劣者遭受各种各样可怕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我们可以再次把所有这些同基督教从开创初期到中世纪的形式的变化进行对比。同基督教一样，佛教的通俗化，特别是大乘部派之所为，导致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艺术表现手段之繁荣：不断翻新的佛陀和他的弟子的漂亮画像和雕像，还有各式各样的庙宇，包括大乘佛教国家的宝塔和上座部佛教国家的舍利塔。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是大乘佛教，因为那时它在印度已占优势。它在汉王朝后期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汉亡后佛教的流行普及将在第5章介绍），从中国内地再传至西藏，传至朝鲜。到约公元500年，佛教从朝鲜传到日本，原先形成于中国的许多僧侣等级制和大乘佛教各教派，包括主张禅定修心的神秘主义宗派禅宗也扩散到这两个国家。在日本，除禅宗外，其他流派和僧侣等级制也盛行起来。日本佛教的发展，在日本与唐王朝的中国直接接触时期（公元8世纪），通过派遣很多佛教僧人前往中国留学而大大加快。在日本和朝鲜，佛教艺术也以各种形式繁荣起来。唐王朝后期，约公元840年，朝廷对佛教寺院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感到忧虑和妒忌，没收了很大部分，并对佛教采取压制政策，使其在这个儒教占优势的国家衰退成少数人的宗教，这就是中国佛教此后的境遇。但在日本，直至今天，佛教保留了远为重要的地位，它名义上是主要宗教，但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对它的戒律或宗规并不关心，他们要么完全不信教，要么仅仅是随便哪种宗教信仰的临时追随者而已。第2章 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 儒教(1)很多人可能争辩说，儒教不是宗教，而仅仅是一套伦理规则，一种道德哲学。确实，儒教明确回避对神学、来世或超俗事务的任何关心。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多数儒教徒看来已经感到，为他们的宗教食粮补充一点点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日本传统的精灵崇拜或自然崇拜）的成分以弥补儒教遗漏的东西是可取的。将儒家学说称为宗教或是哲学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是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一代又一代东亚人过去2000年来生活的准则。大多数东亚人接受并遵循那位圣人教导的程度，比其他任何信仰体系的伦理教导的追随者更加彻底，在这个意义上，儒教对信仰和行为的影响力大概比任何主要宗教都强大。儒教学说包含了有关人类相互关系的很多共同的观念，但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们反映并形成了极有特色的一系列道德价值、行为准则和社会政治模式。儒教也有它自己的圣坛，也有它的学说纪念馆，但没有规定的祭礼仪式或正式任命的祭司职务；对于这些，前面已经提到，儒教徒们是不予理睬的，但他们始终是圣人教导的忠实勤勉的追随者。孔子和孟子孔子像：圣人死后2000余年清代所作拓片。孔子在世时从未有过肖像。（TheGrangerCollection,NewYork）孔子（公元前551～约前479）是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出现之前很久，中国东部一个较小国家的一个小官的儿子。他成为了教育家，偶尔到一些地方统治者那里当顾问。他从无固定正式职务，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势。他像柏拉图那样想找一个可能按照他的建议行事的统治者，但他也像柏拉图那样始终未能找到。他的一些学生成了他的追随者，尽管从未像柏拉图学园那样组织起来。他死后的最著名追随者和学说注释人是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孔子和孟子活在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他们想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来恢复秩序和社会和谐，这一点与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背景颇为相似。儒教的观点东亚社会一直严格遵守等级制，社会等级表现为按地位区分的人群和按顺序区分的角色，从最高统治者，经官吏、文人学者、社会贤达、直到家庭中的父亲，他们全都拥有对地位更低者的权威，但也有成为优秀榜样的责任。关键的要素是针对所有相互关系——父与子、君与臣、夫与妻、兄与弟等等——仔细制定的“正名”。孔子和孟子给这一体系提供了学术上的支持。这样一个体系留给个人的地位很低，但却同时强调作为道德行为或“德行”惟一保证的自我修养和教育的极端重要性。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根据儒教学说，人天性善良，也天*好美德，但需要教育和长辈的道德榜样才能坚持下去。孔子强调“人情”、仁爱、尊重长者、孝顺、“正名”和知识，把这些看成是医治混乱的良药和达到“大治”这个他心目中的主要目标的途径。力和法不能代替个人的德或社会的治，也不能保证它们的实现；实际上，在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中，力和法是无效和不必要的。人必须向往做正当的事，这可以通过成为自己本性一部分的道德来达到。到了必须借助力或罚时，社会体系必然已经崩溃。儒教是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高度实用主义的、现世的和积极的观点；儒教中几乎看不到抽象推测、超自然以及诸如罪孽或超度等概念。虽然孔子和孟子无疑是保守者、是等级社会制度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学说基于人人天生带来了德的种子这一信念，仍然给个人才能和献身留有余地。通过自我修养和仿效道德模范，任何人都能成为圣贤。这里需要的不是祭司，而是自我完善。这一概念后来被用于科举和不问社会出身从知识阶层选拔官员的制度。儒教甚至还重申了人民拥有反对因不行德政而丧失接受上天任命资格的无德或不义的统治者的权利；忠诚于长辈是儒教的一条基本教义，但忠诚于道德原则应不受其约束，尽管这常常造成严重的两难境地：例如，父亲虽然不义，却很少遭到公开反对。总的来说，儒教反映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的基本上积极而现实的观点，它认为最大的快乐是长寿，或者更准确说，是“享受生命”，其中包括中国人特别强调的享受美食、生儿育女、活到儿孙绕膝的高龄。所有这些都是明显的中国价值观，以它们为中心的文化，吸引了那些从自己较为阴暗和神秘的宗教及社会传统的角度、同时往往联想到原罪、过失、报复、神灵判决来看待它的一代代西方观察家的赞美。同西方相比，儒教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它同印度教一样更加赞美生命。勤奋工作、成就事业、物质丰饶及物质享受，都受到重视和追求，但享受悠闲、享受自然、享受儒教所称的“自我修养”，也是远远优越于西方的重要目的。有教养的杰出人物显然有着更多机会来达到这些目的，包括撰写有关他们自己的文献，从而给我们提供显示其价值的证据。虽然农民的生活十分辛苦，但他们也能充分享受他们能够得到的闲暇，尤其是冬季包括长达两星期的中国传统新年在内的一连串节日。那些能够积累比糊口稍多的财富的幸运儿，很快就会采纳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到地里干活或聚敛更多财富，而是把土地租给佃户，靠租金过起只能算很普通的生活。按西方标准，很多地主拥有的土地非常少，仅靠8～10英亩地的收入生活，而不愿努力变得更富有，除有些人放贷外，几乎无人开创新事业。第2章 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 儒教(2)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或地震，一般被认为是上天对统治者的无德或对造反借口表示不悦而降下的不祥之兆，因为这些都会动摇儒教的最高目标——秩序与和谐。自然界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榜样，两者都在井井有条的法则支配之下运转。自然界养育人类，对人类不存敌意，它比人类的创造物更加宏伟，它应该得到更多赞扬，人类应该调整自己去适应它而不是试图征服它。但是，正如孔子所讲的“天不语”，天仅仅给我们展示秩序与和谐供仿效。偶尔提到作为超出人类之上的非人类力量的天，这是儒教学说中偏离人类世俗社会最远的内容。当弟子们问到超人世界或死后生活时，孔子只说，我们在理解和处理人类事务方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要为其他事情劳神。虽然孔子未曾明说，但他确认了被错误称为“祖宗崇拜”的东西。民间宗教敬祖宗是想要祖宗提供帮助，正规儒教只不过把对年长者的尊敬扩大到已经死去的人，把他们当成模范，在家中一个小小的神龛前进行定期祭拜来保持对先人的清晰记忆。父亲死后，长子要负起主持丧礼的责任；这样代代相传，保持家世连续不断，从而保证家族的延续。孟子在强调这一点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他指的是男性后代，因为妇女婚后要离开父母家而成为丈夫家的成员。这样一种观念仍困扰着当前中国为降低出生率所做的努力，因为它明显有利于儿子，可能会使女孩的父母保持再生一个男孩的努力。公元12世纪，孔子和孟子逝世一千多年后，儒教哲学家朱熹（1130～1200）进一步思索了宇宙本质问题，他认识到抽象原理（与柏拉图的很相似）和最高终极或普遍宇宙力的作用。从朱熹开始，可以说进入了新儒教时代。新儒教也强调自我修养和人人可成圣贤的目标。与此前的经典儒教一样，新儒教也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成为那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主导哲学。中国云南省的一座孔庙，这是一幅现代照片，但建筑物的风格是古代的。（RMurphey）由于儒教从未制定过祭司职务体系或固定的祭礼程式，一些分析家认为它不是宗教，尽管这一理由在较小程度上也适用于印度教、佛教和*教。虔诚的儒教信徒在中国和越南的几乎每个城镇、朝鲜的很多地方和日本的某些地方都修建了孔庙。这些孔庙由叫做祭司的人照管，他们也主持通常为纪念祖先或当地过去名流而举行的礼拜仪式。在山东省孔子故乡的大孔庙，也举行纪念孔圣人本人的类似仪式。儒教在汉王朝成为实际上的国教后，中国皇帝每年都要在帝都主持仪式，恳求上天赐予丰收，祈祷天降顺雨，终止洪水、时疫或内乱；或祭祀皇室祖先。皇帝有时也下罪己诏，真诚或假意承认自己为无德之君，以求感动上苍恢复繁荣或已被破坏的社会和谐。这样做的根据是儒教的一个训导，即如果事情搞糟了，那一定是“上边的人”的坏榜样或缺少德政所造成。有些分析家把现代日本、朝鲜、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较近期的大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率归功于它们共同的儒教传统所强调的集体努力、勤奋工作、教育和个人为集体——家庭、工作单位或甚至国家——的利益做贡献。这样的分析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的情况和成就，因为它同样有助于解释中华帝国何以成功地存在如此长的时间。总的说来，儒教在提供给个人的自我发展或修养、因而也就是在个人成就方面的空间，与个人服从家庭和社会利益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很有意思的平衡。个人主义和自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基本的、积极的价值，但在东亚人那里，它们的基本内涵却是自私和没规矩（美国人的说法可能是“Dontfencemein”）。自私和没规矩的结果则是可能使所有人受难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每个社会在个人自由与保护集体利益及用规则维护秩序这两者之间达到各自标准的平衡；儒教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因为它成了人类历史长河中也许最成功的一个社会所遵循的教义。第2章 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 道教古代中国第二大宗教或道德哲学是道教。道很难定义，因为道教的基本格言是静，甚至是无为。可见的、理性的人类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那个大得多的自然的宇宙。人必须到宇宙中寻求指导，但不可能将它讲明白。道教的主要经籍《道德经》是一部难懂的神秘的言论集，即使是中文版本，其意义也很不清楚，更不用说西方人翻译的几百种版本的含义了。它的开篇首行就很典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的意思大概是：“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长住不坏的道；凡是可能标记出来的名，不是长住不坏的名。”我们猜想这些话意味着，真理不可能用词语表达；或者，如果可以，则只有通过哑谜或佯谬。《道德经》的很多内容据认为出自孔子的同时代人老子，尽管它目前的文本不会早于公元前3世纪，而且大概经过多人编撰而成。据说老子曾与孔子辩论，后到西方游历，获长生不死之道，老后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