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名著】》-48

，其所知者大都类于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事耳。夫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而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乃后世之人，误于“知之非艰”之说，虽有先知先觉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独不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者则无由为之竭力乐成矣。所以秦汉以后之事功，无一能比于大禹之九河与始皇之长城者，此也。岂不可慨哉！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开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局，又适为科学昌明之时，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四百二十七万方咪之土地（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过十四万余方咪，今有土地亦不过二十六万方咪耳）C G ，为世界独一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613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５０６“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如有河汉予言者，即请以美国之革命与日本之维新以证之CH.夫美国之革命，以三百万人据大西洋沿岸十三州之地，与英国苦战八年，乃得脱英之羁轭而独立。其地为蛮荒大陆，内有红番之抵拒，外有强敌之侵凌，筚路蓝缕CI，开始经营，其时科学尚未大明。其地位，其时机，则万不如我今日之优美也。其建国之资，可为之具，又万不如我今日之丰富也，其人数则不及我今日百分之一也。然其三百万之众，皆具冒险之精神，远大之壮志，奋发有为，积极猛进。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宣布独立，至今民国八年，为时不过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矣。日本维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则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当时之知识学问尚远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觉悟，知锁国之非计CJ，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才，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或犹不信者，请观于暹罗之维新CK.暹罗向本中614６０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国藩属之一，土地约等于四川一省，人口不过八百万，其中为华侨子孙者约二三百万，余皆半开化之蛮族耳。论其人民之知识，则万不及中国，其全国之工商事业悉操于华侨之手。论其国势，则界于英法两强领土之间，疆土日削，二十年前几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其王室亲近，乃骤然发奋为雄，仿日本之维新，聘用外才，采行西法，至今不过十余年，则全国景象为之一新，文化蒸蒸日上。今则居然亚东一完全独立国，而国际之地位竟驾乎中国之上矣。今日亚洲之独立国只有日本与暹罗耳，中国尚未得称为完全之独立国也，只得谓之为半独立国而已。盖吾国之境内尚有他国之租界，有他国之治权，吾之海关犹握于外人之手，日本、暹罗则完全脱离此羁轭也。是知暹罗之维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罗能之，则中国更无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学者至此，想当了然于行之易而知之难矣。故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此已十数回翻覆证明，无可疑义矣。然则行之之道为何？即全在后知后觉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谓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由此615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７０６观之，中国不患无实行家，盖林林总总者皆是也。乃吾党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实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为改革国事之实行家，真谬误之甚也。不观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设之宏大工厂、繁盛市街、崇伟楼阁，其实行家皆中国之工人也，而外人不过为理想家、计划家而已，并未有躬亲实行其建设之事也。故为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家、计划家也。而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是犹治化学，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CL，而忽于裴在辂、巴斯德等宿学也CM.是犹治医学而崇拜蜂虫之蜾蠃，而忽于发明蒙药之名医也。盖豆腐公为生物化学之实行家，而蜾蠃为蒙药之实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后知后觉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也。是故革命以来而建设事业不能进行者，此也。予于是乎不得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注释A B①十证：指关于“行易知难”说的十条论证，即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项例证。阳明：即明代哲学家王阳明。616８０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②见王阳明的《传习录》。③草昧：未开化的野蛮时代。④踵事增华：继承前人事业，并使之更完美。⑤混混噩噩：形容人类知识不发达。⑥马可。波罗（１２５４——１３２４）：意大利探险家，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１２７５年到中国，曾在元朝做过官。在中国住二十三年，归国后，著《东方见闻录》（中译名《马可。波罗行纪》），称赞东方和中国的广大富庶。⑦张德彝：铁岭人，从同治五年（１８６）起奉清政府命令多次出使欧洲各国，每次著一《述奇》，成《八述奇》，记述印、英、太、埃、意、法、亚丁等国风习、地理、国情，是我国较早记叙西方社会文化和地理的书。《四述奇》即《八述奇》的前四种。⑧螟蛉：即螟蛉蛾的幼虫。⑨蜾蠃（ｇｕǒｌｕǒ果裸）：一种细腰蜂。殪（ｙì益）：死，杀死。C D蒙药：麻醉剂。C E蜂螫：指蜂尾巴上的刺。C F咪：为英制ｍｉｌｅ的音译。方咪：即平方里。C G美国之革命：指１７６～１７８３年的独立战争。C H筚（ｂì闭）路：柴车。蓝缕：破旧衣服。筚路蓝缕：艰难缔造C I的意思。锁国：指日本封建末期对外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C J暹（ｘｉāｎ仙）罗：泰国的旧称。C K三家村：小村庄。C L裴在辂（１８２７—１９０７）：法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巴斯德（１８２—C M１８９５）：法国著名学者，微生物学的创始人。617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９０６简析A B《知行总论》的宗旨是阐明“行易知难之理”，详辟“知易行难”之论，从而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讨救国之道。全文可分三段。第一段，从“总而论之”至“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孙中山认为，从“事功”和“心性”两方面都可证明“‘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古往今来莫不然；也可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及与此同意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格言”。他在这里主要说明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错误和危害，阐述了“不知而行”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孙中山指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以难为易，以易为难”，“与真理背驰”，“无补于世道人心”。可是有人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获得成功，完全是靠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威力。孙中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行之而不知其道”，就是不知而行。在孙中山看来，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是“行先知后”说，不求知而先行之，没有踌躇审顾的心理，它的成功实“多赖冒险精神”。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把认识完全看成是主观先验的，拒绝经过客观实践获得认识，因此它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毫不相干。孙中山看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崇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们不知固然不打算去行动，等到他们已经知了，还是畏难不敢行。他们搞变法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知易行难”论，其实质是618０１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知先行后”，其结果是“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这实际上就是完全取消了行。这是改良派变法失败的重要认识论根源。孙中山据此得出结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不但无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更有害于中国的革命。他强调指出，维新变法是国家的大事，有许多事情不可能预先知道，“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这是要求人们要有奋发有为、积极猛进、勇于实行的精神状态，只有如此，国家才能进步、富强。孙中山在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时提出了“分知分行”的观点。他认为，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就“一时代一事业而言”，还可以讲通，如果“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在当今的时代就不通了。因为科学文明的高度发展，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知和行也就“相去愈远”，甚至在同一知、行里面，还有“分知分行者”。这是把人们在社会劳动中的分工不同看成是知行的分工，并把这种分工当作知行可以互相分离的根据。这就割裂了知行统一，陷入了形而上学，由此必然滑向唯心主义。第二段：从“予以所以不惮其烦”至“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这段主要论述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传统观念的错误及其所带来的危害，并以此论证了“知难行易”之说。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之说的错误就在于“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颠倒了知行难易的本来次序，使人们轻知怯行，“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其结果造成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的局面，“此中619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１１６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不仅如此，它还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倒退。孙中山从人类认识起源和认识发展的角度，揭露了“知易行难”之说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作用。他认为，中国人的认识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周代以前是“不知而行之时期”，这时人们敢于“冒险猛进”，促使社会不断向着文明发展。周朝以后，逐渐进入“欲知而后行之时期”，但这时由于受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障碍，“遂不复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使中国文化不但无进，反而有退。世界人类的进化，经历了“不知而行”的草昧时期，“行而后知”的文明时期，“知而后行”的科学时期。欧美在这三时期中没有“知易行难之说为其文明之障碍”，能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到了突飞的进步。日本“较之欧洲为尤速”，其原因“皆科学为之”。由于科学的发展，人类才能求其知，“知而后行”。孙中山以这种古今中外对比的方法，论证了行易，行是获得知的基础，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又指出古人“得其知”也是很困难的，人类的认识文明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千百万人经过艰苦实践长期积累的结晶。人类经过漫长的“不知而行”的蒙昧时期，然后才逐渐进入“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的文明发展阶段。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就是“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即行——知——行。这就肯定了行在先，知在后，知从行中来，而且知又反作用于行，“因已知而更进于行”，有了知“更乐行之”。这里有不少合理的内容，体现了孙中山知行学说的精华。但他把人类的文明进化史划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620２１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后行三个时期，是机械的，不科学的，有割裂知行统一的错误倾向。第三段，从“夫科学者”至“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上段已谈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科学知识？什么人才能掌握科学知识？本段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阐述，进一步论证了“知难行易”，批判了“知易行难”。孙中山说：“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这里说明了科学知识对于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它是通过科学实践而来的“真知特识”。那些不是通过科学实践，而只是“习闻”的所谓“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者”，都不是科学知识。“吾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所知者大都类于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事耳。”这种习闻之知，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是用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去认真考察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掌握它当然是容易的。孙中山指出，他所说的知是真知，是科学之知，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它是通过科学的观察、实验、革命实践，或者用哲学的推理、判断而得来的，得到、掌握它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强调“知难”，认为只有先知先觉者才能掌握它。和机械地把人类进化划分为三个时期相联系，孙中山又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的大小，把人分为三大类：“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他们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发明家的任务是创造发明，鼓吹家的任务是仿效推行，实行家的任务是竭力乐成。世界上的事621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３１６情都是这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才做成功的。可是“后世之人”错误地认为“知之非艰”，虽然发明家搞了发明创造，鼓吹家却“以为知之易而忽略”它，不但不仿效推行，而且认为革命理想难以实行。鼓吹家对革命理论不宣传鼓吹，那些实行家也就没有人竭力乐成了。因此，秦汉以后所搞的“事功”，没有一样能与大禹疏通九河，秦始皇修筑长城相比的。这又一次揭露了“知易行难”说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而且这种思想还影响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指出，“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所以他们不但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反而以“知易行难”之说混乱是非，阻碍进化。并认为革命以来建设事业不能进行，原因也就在此。这是针对革命党人对革命方略认识不清，因而导致辛亥革命失败这一教训讲的。为了鼓舞、激发人们奋发有为，积极猛进，他分析了当时中国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指出了革命的美好前景。这些有利条件能否利用？革命方略能否实行？美好前景能否实现？在孙中山看来，其关键在于“后知后觉者”，即革命党人“不自惑以惑人”。并指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只要革命党人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奋起仿效，推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世界上最文明进步的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他还以美国、日本、暹罗（即泰国）由弱变强的历史发展情况为例对此作了论证，而且据此断言：“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这是说知和行比较起来，知是难的，行是容易的。孙中山初步认识到了革命党人掌握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掌握革命622４１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理论，认识客观事物的艰难性和重要性。这在当时对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是他只注意到了求知过程中的困难，却忽视了由知回到行、把理论付诸实践同样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决不是易如反掌之事，一帆风顺。把知过分地看作难，把行过分地看作易，就把“知难行易”绝对化了。他在这里激烈地抨击传统的“知易行难”是与真理背驰的“似是而非”之论，实际他所主张的“知难行易”说也不完全符合真理，犯有形而上学的错误。总观上述各段，孙中山从不同方面论证了“知难行易”。围绕这一中心命题，提出了“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因已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等一些基本观点。他并从革命建设实际需要出发，要求革命党人破除对“知易行难”之论的迷信，重视掌握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并以此去宣传鼓动群众，建设有光明前途的国家就会大有希望，这是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力辟“知易行难”的出发点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