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反思录

>在读中学的时候，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是哲学。哲学是如此枯燥无味，以至于我常常暗地里怀疑，哲学教科书的编者们是不是有一个“阴谋”——他们似乎并不想要教给我们知识，他们的目的仅仅只是要锤炼我们的机械记忆能力，所以他们竭力要将哲学问题弄得晦涩难懂。他们迫使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别无选择，只能背诵、背诵、再背诵，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通过考试，那么就前途堪虞。到了大学，哲学教科书，甚至大部分的哲学作品仍然是那么索然寡味。我们不知道哲学家们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简单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为什么就变得如此“深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什么“物质决定意识”呀，什么“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呀，什么“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呀，如此等等，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空话，他们从来不愿意告诉我们：这些抽象的命题到底表述了什么样的具体的意思，这些哲学结论到底是从那里来的，具体是怎么推导或归纳得来的。我总觉得，哲学这门学科是不应该这样乏味的。我想起在书本上了解到的苏格拉底。公元前三世纪的雅典城，一位孤独的老人经常执拗地在城内路上及市场中拦截他人，纠缠不休地要与人探讨和争辩世界的本原、生命的意义这一类的哲学问题，甚至到了人们不堪其扰，避之犹恐不及的地步，这个老人就是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我还想起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他甘愿忍受颠簸流离之苦，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儒家理论。纵观中外，那些人类的早期先贤们，其思想和理论其实都是相当“平民”化的，他们力求要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主张都用直白的、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要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尽可能容易理解和接受。他们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但至少是清晰的，是有意义的，是人们容易理解的。大约自我国两晋时期，士大夫阶层掀起一股清谈的歪风，表现在文学上，是骈体文的盛行，讲究文章的华丽和工整，其内容却空洞贫乏；表现在思想领域，是人们喜欢高谈阔论，看似深微奥妙，实则言之无物，不过以怪诞的言语来唬唬人罢了。这时候的哲学，人们称之为玄学，顾名思义，那是很“玄乎”的一门学问。隋唐之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对这股清谈之风予以了坚决的否定。非常遗憾，“清谈”之风正被我们的哲学研究者们继承并似有不断发扬光大之势。哲学家们爱弄一些什么文本的解读、深度耕犁之类，要么是空洞的“宏大叙事”，要么是版本的考证、人物的介绍、流派的考据，如此等等，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一旦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他们就故弄玄虚，用一些语义含糊、似是而非的词语，卖力地堆积西方哲学术语，对各种概念进行毫无意义的解释，把本来清楚的问题弄得反而更加模糊。他们不愿正视科学的成果，对科学的新进展视而不见，毫无根由地用一些莫名奇妙的概念，难测高深的语句，给我们描述一个叫人无法捉摸、无法理解的奇怪世界。有些哲学作品文字并不艰深，但为什么就难以理解呢？概念和逻辑的混乱是其主要原因。也许，因其观点的荒谬，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们就是不愿意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幅“官方正统”的学究嘴脸，对别人居高临下、指指点点，别人的观点不过是“鼓吹”，他们自己的主张就是“指明”，他们要搅乱人们的头脑，要使人们脑袋里一团乱麻，以便趁机兜售他们的“得意之作”。正所谓“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于是乎，他们的文章除了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之外，没有什么人会关注。因此，我就有了一个梦想，想尝试着写一本哲学书，一本受过教育的读者能够看懂的通俗哲学书。我希望这本书至少概念是清晰的，文字是直白易懂的，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与现金的科学技术成果也基本吻合，而更主要的，其观点应该是高度理性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殊为不易，首先要清除的是我们头脑中那些固执而“神圣”的、教条主义的偏见，至少要允许自己敢于对那些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并用清晰的语言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含含糊糊，闪烁其词。 当人从四足的动物进化为直立的高级物种，当他审视的目光游离出身前尺寸之地，投向茫茫的宇宙，他的目光是迷茫而惊恐的。为着适应环境满足生存的需要，他要不断探索，寻根究底地追问：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正是在问题的不断追问和解答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寻找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的规律，并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为。人的心智把握规律的过程有两个步骤：首先，我们对世界万事万物进行抽象归类，具有同一属性的事物被归于一类，并且我们有意忽视这一类事物的其他属性，于是就形成了概念；接着，我们通过观察，用分析和归纳的办法建立起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固定的联系。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固定联系一起就组成了理论规律。人类对理论规律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动物时期，事实上很多动物都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也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规律。但动物们对规律的掌握显然不可与人类同日而语，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人类掌握了一门重要的思维工具，这就是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将概念标记为语音符号或文字符号，这使得我们的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了。但刚刚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其认知能力仍是相当低下的。这时候的我们，对规律的掌握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在很多方面甚至还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不过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经验而已。到了文明社会初期，人类中的一些哲人和智者产生了一种冲动，他们希望对我们掌握的那些浅明的、只在一定范围适用的特殊规律做更一般性的说明，并进而形成更一般性的规律。古人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方落下？为什么有白天和黑夜？为什么有四季？为什么有风雷雨水？当人们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了解事物的更本质一些的东西，希望从本质上上去了解自然万物的存在和变化规律，也就是说，希望能得到更一般性的规律。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又到更一般，在无数次“为什么”又“为什么”的追问中，古人构建起宏大的体系，一个能够描述所见万物，且彼此协调、能相互印证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规律体系最早体现为神话故事，然后是神学兼形而上学。在神话中，我们已经能深深地体会到古人试图对规律性自然现象做某种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显然，这种解释能满足人们诗意般的想象，却不能满足逻辑推理的要求。于是乎，形而上学（包括神学）应运而生。我们首先解释什么是形而上学。所谓的形而上学，是从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A翻译过来的。PHYSICA的字面就是自然、物质的意思，META是一个前缀，是超过、越过、在……之上的意思，META-PHYSICA即是超越物质的意思，也即是要追问物质后面的、超越于物质表面的本质，也就是认为现实的存在不会是表面看来的那么简单，必定有一个存在于物质后面的、支配物质运动和演化的根本原因。因《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意思与这一思想谙合，所以后人在翻译METAPHYSICA一词时，就使用了“形而上学”这个名称。黑格尔提出作为全部存在基础的“绝对观念”，并以他的“纯粹概念”构筑而成的宏大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体系。形而上者谓之道，所以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探究天地宇宙之道和人伦之道的学问，它的最基本特征就追问世界的本原。而所谓的“本原”，字面意思就是世界的开端、肇始，“世界的本原”就是形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万物之因”。形而上学以“本原”作为逻辑基础，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对宇宙万物进行最一般性解释的理论体系，解释存在物的最深层次的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解释产生所有现象的最基本的方式。神学出现于形而上学之前，但严格说来实际上也是形而上学。只不过神学体系将宇宙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某种具有主观意志的“神”或者“天”，“神”和“天”是世界的“本原”。而形而上学体系则不一定需要一个具有主观意志的“神”来主宰万物，它的“本原”可以是其他的“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可以是老子的“道”，可以是朱熹的“理”，可以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还可以是黑格尔的“纯粹概念”，这些个“本原”都可以是解释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最后依据。人类寻找世界“本原”的冲动，最早可能源自于这么一个事实：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类普遍使用一种天生就具备的能力──抽象思维的能力，就是将相似的事物归类，并用一个抽象概念命名。比如麻雀，虽然每个具体的麻雀都不相同，但我们的思维有能力看出他们极其相似，并把它们归于一类，统称为“麻雀”。这种抽象思维能力的最主要特点是模糊识别，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技能，比如我们能够认得清潦草的字迹。这样的能耐动物也具备，比如狗能识别“人”，不管多么陌生，它都知道这就是一个“人”。但我们显然发现了比动物更多的东西，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而且非常有用的现象，就是同类事物的性状竟相似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件或物件的性状来推知所有同类事件或物件的性状。这种类推的方法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解剖麻雀”法，即只要解剖了一只或数只麻雀，了解了它的五脏六腑，就可以此而推知所有的麻雀都是如此这般模样，我们不必对所有的麻雀都一一解剖。恩格斯也举了同样的例子，他说：“蒸汽机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加进热而获得机械运动。十万部蒸汽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仔细想来，这确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可以大胆地“以偏概全”，而不必对所有现象进行充分的归纳。何以我们能够用一只麻雀的性状来推知其它麻雀的性状呢？举一反三何以可能呢？一只麻雀有心脏，何以能肯定其它的麻雀也有心脏呢？现在我们知道，原因就在于，很多事物的属性都来源于其内在本质的规定，这种本质的规定性是我们得以建立一般概念（或抽象概念、类概念）的原因。相似的东西往往具有完全相同的内在本质，比如张三是一个具体的人，李四也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两个人的区别是显然的，但他们在基因层面上是更加相似的，有相同的基因本质，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抽象成一个一般概念的“人”。由于每个具体的“人”都有相同的基因本质，因此他们表现出来的属性就类似，张三有心脏，李四也会有，类推法也因此得以成立。事物有本质，这是人们能够实现类推，能够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来“以偏概全”的根本原因。所有事物的存在和演化受到其“本质”的制约，所以宇宙才表现出秩序和规律。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思维有一种追求“内在理性”的冲动，我们试图要掌握事物的内在本质，要建立事物内在的模型，而不仅仅是掌握其外在的属性规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开普勒关于行星的运动方程是等价的，作为理论规律，他们在应用上应该没有什么差异，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事物的更本质一些的内容，建立了一个事物内在本质的理论模型，所以更受到人们的青睐。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方程和洛仑兹变换方程在数学上也是等价的，它们在应用上同样没有什么区别，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方程也揭示了事物的更本质一些的东西，所以是对自然界的更正确的认识。事物有本质，而一类“本质”的相似性又肯定源自更深层次的本质，逐层追思下去就达到了最终极的本质，这个最终的本质就是万物的“本原”。形而上学主要关注的就是世界的本原问题，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本原论”。由于形而上学家的目光主要投向世界“本体”，注重于研究“世界是什么”，所以形而上学后来也叫做本体论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又叫做“本根论”，表明是一种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哲学学说。应该说，“本根论”比“本体论”更为贴切，“本根”也就是“本原”的意思，叫做“本根论”可以突显形而上学执着于对世界本原探究的特征。与本体论相对应的是认识论。认识论研究“我们能否知道、何以知道世界是什么”，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又称知识论。我国古代认识论方面的代表是先秦的名家，特别注重探究“名”与“实”的相互关系。古希腊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则是辩证法。从赫拉克里特、芝诺直到柏拉图和到亚里士多德等一批哲学家，他们开始关注人类的思维，他们追问并试图解答：我们头脑中的概念以及由此构造的宇宙图景是否确实反映了客观实在。不过，尽管古人也有大量认识论思想的萌动，但本体论一直是哲学的主流，被称为第一哲学。直至近代，“哲学”与“形而上学”在很多场合还是通用的，形而上学就是哲学，马克思称其为“古典哲学”。 寻找万物的本原当然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现代理论物理学同样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爱因斯坦就曾经试图将“场”作为世界的本原，不过没有成功。可以说，追寻世界的本原，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强劲的冲动、最执着的目标。然而，形而上学（包括神学）寻找世界本原的方法有问题，这注定了形而上学最终走向了灭亡。一是其思辨性。无论是神学还是形而上学，都是一种以纯粹思辨为基本特征的学问。形而上学固然也有日常的观察，但由于自然界的事物运动和演化的原因众多，自然界万事万物在我们面前显现出十分复杂繁复的性状，要透过这些复杂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形而上学就只好仅仅依赖于简单的日常观察，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观察结果的纯理性的思辨，祈望以此得到万物的本原和本质规律。有意思的是，15世纪中叶，还有一派神秘主义哲学派别，他们甚至不耐烦日常的简单观察手段和观察后的理性思辨，它们希望通过神秘的技巧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启示，来“迫使”自然界“供出”自己的秘密，最终实现“天人沟通”。他们热衷于研究神秘的流射论等神秘思想。由于形而上学往往伴随着神秘的玄思，故毛泽东认为它也叫“玄学”。其中当然也不乏天才的构思，但更多的属毫无根据的臆测。形而上学的见解无论多么的高明和深刻，都必然只能是一种合理的想象。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总结出人类智力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实证阶段，并且认为，形而上学和神学一样，都是以思辨的虚构代替了对世界的实证研究，是人类精神不成熟的产物。二是其目的性。分析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和西方古代（主要是古希腊）形而上学（包括神学）体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为了论证人以及人类社会的性质，他们最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政治等等一些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方面的问题。构建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目的原来不过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而已！有所不同的是，古希腊人从外在的自然入手，由外而内，最后深入到人的研究，而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过程则是恰好相反的。古希腊人热衷于首先研究“世界什么样”，由此形成一个形而上学体系，最后通过这个形而上学体系的性质来推定人的行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世界级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与之相反，中国古代哲学走的是由内而外的路线，他们往往首先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和人伦学说，然后将人道上升为天道，上升为自然规律。这在儒家学说的完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孔子的学说主要是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主张，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高等的人（君子），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至于为什么，他没有给出答案。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人性善”和“人性恶”这两个方面给予了回答。至汉初的董仲舒，用一个“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体系，将儒家学说从“人之道”初步上升为“天之道”。到宋明理学，朱熹等一班人用“理”把儒学的形而上学解释体系变得更加完备，“为人之道”至此成为了“天理”，你若不遵守人伦道德规范，便是“天理难容”。由于希腊人走的是由外而内的路线，这显得比较客观而不带主观偏见。而中国先秦诸子以及后来的哲学家总是直接从“圣贤之道”入手，最后将“圣贤之道”归结为天地之法，这很容易使人们质疑其客观真实性。正因此，很多后世的哲学家认为：西方的古哲学重视自然现象的研究，追求宇宙“真理”，而中国的先哲们则只研究人而不研究物。黑格尔就认定，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哲学。其实，中西方先哲们的目光都是一致的，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在力图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苏格拉底就认为思考物理和形而上学问题毫无用处，“在这些问题上伤脑筋是演滑稽戏。”（《西方哲学史》第57页，【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商务出版社2006年）这与孔子对耕稼技术的轻蔑，二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都是因为他们抱着“救世”之目标。正由于形而上学体系往往带有鲜明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取向，这就难以保证其认识世界的客观冷静。而且由于我国哲学走的是由内而外的路线，这方面的特点就尤为明显。儒家学说将人的优良品格归纳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并将上天的“木、火、土、金、水”五颗行星与之分别对应，论证说：因天有“五行”，故人有“五常”。从这就可以看出，形而上学试图将“人道”上升为“天道”，“天道”总是围绕“人道”打转转，这就难免不弄出些牵强附会的玩意来。由于上述的两个原因，形而上学终究不能为人类提供可信的知识。到了十七世纪，牛顿在对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开始使用实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将理论的可靠性建筑在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经验验证之上，坚决摒弃形而上学的纯“理性”思辨。而且这时期的哲学家开始崇尚理性，拒绝一切传统的形而上学，尤其是经院哲学的偏见，不愿意把哲学沦为宗教的“婢女”。实证的技巧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促进了实证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实证科学特别倚重科学实验，而实验的过程完全不同于日常的观察，它严格地限定了现场的条件，最大限度地阻止了外界的干扰，使实验过程的因果链变得单一和纯粹，这就“迫使”自然界“供出”了它的本质性的规律来。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明的技巧！还可以看出，虽然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追问世界的本原，但它们的思路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形而上学（包括神学）走捷径，首先凭空设想一个世界的本原，并试图一步到位，由这个本原出发来构建完美的宇宙解释体系。实证科学干的却是老老实实的“笨活”，并不奢望能立即发现宇宙的终极规律，也不奢望立即就找到世界的本原。它首先发现局部定律，由局部定律再归结到更一般的定律，而且要求每一步的推进都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科学家首先发现气体运动定律和化学反应定律，然后用分子和原子的行为来解释它们，而原子的行为又进一步用电子、质子和中子的行为来解释，质子和中子的性质又进一步归结为夸克。这里每一步的推进都以坚实的逻辑推理和实证的检验为基础，因此每一步骤都显得真实可信。当然，由于实证科学干的是“笨活”，所以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能找到世界的本原，这也并不奇怪。牛顿的研究成果包括著名的三大运动规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都发表在他的《自然哲学原理》这一著作中。从牛顿著作的名字可以看出，当时那些在现代人看来本应属于物理学的问题，由于此前都是形而上学思辨的对象，所以习惯性仍放在哲学这一学科里。事实上，直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各大学也还讲授百科全书式的课程，哲学仍把知识的各部分包罗在内。但实证科学一旦侵入形而上学，它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自牛顿以后，尽管哲学仍极力要保持其对知识的宗主地位，人们还是逐渐相信，人类的知识只能来源于实证科学而不能来源于以思辨为主要手段的哲学。人们开始认识到，寄希望于通过一个主观臆想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者宗教思想体系来描述和理解自然界的一切，这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于是，仅仅由于实证科学的兴起，以知识的宗主地位自居，以囊括一切人类知识、描述宇宙万物为己任的古典哲学就逐步走向了终结。 科学取代形而上学，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任何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5－37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的，既然我们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只能“从现实世界中得来”而不是先验地存在，那么发现规律、把握实在就只能依靠实证科学。对于“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它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和演化？”这样一些本体论的问题，已经不再需要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来提供意见，这些问题现在归结到实证科学，由实证科学来回答。我们已经不再依靠哲学的思辨来认识世界，我们现在用实证科学来解释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今天的哲学家们已不必也不再可能预先假设完备的哲学体系，再由此推出其特殊的应用，这样的做法已完全不可行──体系式的本体论哲学无可奈何花落去，已走向了彻底的终结。因此，“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即便我们的哲学家仍不厌其烦地宣称，“哲学以整体的世界为对象，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宏观性总体把握”，“哲学以对实证知识的概括、总结和再思考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一般本质和规律”，从而将哲学看成是囊括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知识，即所谓的“科学之科学”，但所有这样的说法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胡话，是人类认知水平的倒退。只有现代实证科学才能肩负起“认识世界”这一重任，只有实证科学才能最终构建起一个能够描述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的完备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规律体系。不消说，我们现有的实证科学体系仍是不完备的，还不能算是一个首尾一贯的圆通的规律体系，它还存在着一些深刻的内部矛盾，比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基本科学定律之间的矛盾。而且迄今为止，实证科学还没有能找到世界的“本原”，没有能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解释体系。现代理论物理学家猜测，宇宙存在和演化的逻辑上的本原可能是一种叫做“弦”的东西，“弦”的性质决定了万物的存在和演化，不过弦理论目前尚不算成功。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科学家相信，宇宙起源于大爆炸，时间、空间以及组成现在宇宙的所有物质都是从大爆炸才开始存在的。但大爆炸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问题科学家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比较常见的观点是，大爆炸起源于“虚无”中的量子涨落，所以宇宙就其来源上方面讲，本原应该是“虚无”。科学家还有最后的梦想，希望弦理论最好也能解决宇宙起源的问题，这样我们建立的科学规律体系就算得上比较完整了。这一步看来还很遥远。可能也正因为我们的科学规律体系尚不够完整，所以直至今天，形而上学仍在试图盘踞着人类知识的部分地盘，而且是最高端的地盘。仍有些哲学家动不动想要另行建立一套宏大的、无所不包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并以此作为解释世界的最终理论依据。惯常的做法是，形而上学家会首先“发明”或者从古人那里借用一些玄妙的、常人难以琢磨的概念，比如“道”、“气”之类，甚或只是些“一二三四”之类的数字概念，然后从这一概念出发构建一个看起来能够自圆其说的规律体系，并引用大量的科学知识材料作为证据，以此宣称：自己的形而上学规律体系能够描述宇宙万物，而科学的成果不过都是这一规律体系的特殊应用而已。但我相信，不管自然科学是否找到了世界的“本原”，是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体系”，是否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宇宙总图画，只要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我们的知识是来源于客观实际而不是自人脑中先验地产生，那么任何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体系”的企图肯定都是多余，是退步。随着实证科学的崛起，这样的形而上学体系除了能够提供思想的垃圾，它一无所能。我们的关于“世界怎么样？”的知识只有用实证的手段，通过科学探索才能得到，不是某些哲学家用其“天才”的大脑闭门造车就可以得到的。只有用科学家提供的概念，用科学家发现的规律，我们才能认识世界，才能构造出世界运动和演化的总图景。任何试图用自撰的哲学概念，用主观臆想的哲学规律来描述和理解世界的做法皆属无意义的空谈。构造概念，发现规律，把握实在，这已经是科学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职责。科学取代形而上学，取代本体论哲学，这一人类认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总之，现代哲学如果还算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只是一门关于人类思维如何把握实在的科学。这门科学所提出的主张、观念和方法是否合理，依靠的是我们心智的内省功能而不依靠外在的实证检验。 大自然是有规律的，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异的事实。而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发现这些规律，认识这些规律，这更为令人赞叹。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够发现规律呢？我们是怎么发现这些规律的呢？我们凭什么说科学规律是可信的，而宗教迷信和占星家炮制的规律是荒唐可笑的呢？关于人类的心智如何发现规律、把握实在，这样的学问就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哲学”。现代哲学只有认识论的意义，它不试图发现世界本体的规律，不提供关于实在的知识，它是一门关于我们的思维如何认识实在并构造理论的学问。现代哲学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世界观。哲学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如何认识世界的观念和主张。不要把世界观理解成“对世界的宏观性总体把握”，世界观不过就是对世界本质的看法和观点。如同当我们说到“人生观”的时候，我们说的其实是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当我们说到“金钱观”，我们指的是对金钱的看法和观点。道德学家谆谆教导，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这绝不是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并把握有关金钱的一般规律，而是要我们在金钱面前树立正确的观念和态度。现代哲学研究我们的思维活动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分析和总结我们思考过程所使用的语言和符号所具有的性质，从而建议我们以一种比较合理的态度和观念去认识和对待这个世界。世界观可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类别。凡是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精神现象归根结底可以通过物质的行为得到解释，这样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凡是主张世界统一于某种精神，一切死物其实也有某种目的性和主观性，这样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还有一种两元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一部分是唯物的，另一部分则是精神的，唯物的部分是机械的、被动的，精神的部分则是自由的、主观的。必须强调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具有本体论方面的任何意义，它只有认识论的价值，是建立哲学认识论的基础。这个世界到底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客观实在的还是虚幻的，这样的问题是无法证明的。我是唯物主义者，但我并不指望能够证明，这个世界是唯物的、实在的，而是主张：我们应该以唯物的、实在的观点去认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这是一种最为合理的对世界的认知模式。传统观点把哲学看成对世界最一般、最本质规律的把握，而辩证唯物主义更被看作为一个从“根本”上描述世界的“科学”的本体论规律体系。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唯物主义绝非客观规律！当我们将唯物主义当作本体论，当作“科学规律”来进行介绍和传播的时候，我们势必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我们不过是以一种毫无意义的臆想来虚构一套无所不包的对世界的描述体系而已！第二、我们需要在世界观的基础上审查我们的思维。这就是认识论。首先，任何理论首先要有概念，概念与现实是否同一，在多大程度上同一，这些概念的构造是否合理，这些问题由哲学家提供意见。古代希腊辩证法专门研究概念与现实的矛盾性，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强调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和语言进行深入的辨析，这正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科学使问题得到解决，哲学让问题得到澄清。其次，我们还要弄清楚，我们如何在概念的基础构建我们的理论体系，这就是逻辑学，也是现代哲学最重要的分支。最后，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理论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实在，它在是否可信，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信。这是真理标准的问题，实证主义哲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总之，现代哲学如果还算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只是一门关于人类思维如何把握实在的科学。这门科学所提出的主张、观念和方法是否合理，依靠的是我们心智的内省功能而不依靠外在的实证检验。 一位朋友向我抱怨说：他的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件工作，却没有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工具，没有原材料，工作实在无法完成。他最后总结说：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不是唯心主义，物质决定意识，没有物质条件，光靠我们精神的力量，这怎么能行呢？按照他的理解，唯心主义者总是夸大意识的作用，所以是错误的。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是这么认定的。他的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解似乎也得到了教科书的支持，教科书经常用一个例子来驳斥唯心主义的错误：依靠精神的力量，连一根稻草也举不起。似乎唯心主义者居然已经狂妄到能够意念移物。唯心主义这个哲学术语真是这么被定义的吗？唯心主义者就是反对“物质决定意识”，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味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认为“人定胜天”的人吗。如果是，那么唯心主义实在不值一驳，还有什么学说，能比相信意识能够举起稻草更为愚蠢可笑的呢？仔细翻阅哲学史，我们会发现，这是对唯心主义哲学观的误解。为了不违反逻辑学上“同一律”的要求，保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术语自始至终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我建议我们还是严格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来理解和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概念。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恩格斯《路德维希[qinghua1]•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原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对世界本原的看法不同。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本原”，是谁的本原呢？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意识在内的整个宇宙的本原。其意思是说：世界的本原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没有超出自然界之外的任何主观臆想的本原。换言之，世界的本原可以是“原子”、是“场”，也可以是人类的经验无法理解的“波函数”，但不管这个本原是什么，它都必然是客观实在的自然之物。世界的本原是自然之物，世界的终极实在是“死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宇宙的终极图景描述的是物质以及物质的运动，人的意识不过是这些“死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意识现象归根结底也是一种自然物质现象，这就是“唯物主义”。与之相反，很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精神性的东西，死的东西其实也是“活”的，因为有一种神秘的“灵魂”驻守在这个死物里面。这样的观点，就是“唯心主义”。罗素将唯心主义定义为这样的主张：“一切存在的，或者至少，一切为人所知道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都必然是精神的。”（罗素著《哲学问题》第四章《唯心主义》，白鹿书院网）如果有人说：稻草是有灵性的，它按照自己或者某种“神”的意志在风中飞舞，那么他定是唯心主义者；如果他只是说自己能意念移物，能用意志力举起一根稻草，那么他很可能是骗子，却未必是唯心主义者。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术语，其意义其实是相当狭窄的，他的唯物主义主张似乎更像无神论。当然，比无神论更进一步，恩格斯不仅是无神论者，而且反对“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一切形而上学主张。恩格斯的“唯心主义”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我们通常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一种否定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认识论观点，惯称“唯我论”）却不属于“唯心主义”这一概念的范畴。我认为，恩格斯这样的划分标准是比较合理的。事实上，承认外在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并非唯物主义的专利，很多唯心主义者也一样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那么，实证科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科学家是如何对待世界的本原问题的。宇宙学家认为，宇宙起源于大爆炸，时间、空间以及组成现在宇宙的所有物质都是从大爆炸才开始存在的。大爆炸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问题科学家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比较常见的观点是，大爆炸起源于“虚无”中的量子涨落，所以世界的本原应该是“虚无”。什么是“虚无”呢？“虚无”不是真空，在“虚无”中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一切都不存在，“虚无”的概念非人类的经验所能理解。当然，“虚无”也还只是阐释了万物的来源，至于万物的最终极的组成构建和运动规律是什么，这个“本原”则尚未被发现。这个“本原”肯定不是目前所发现的“基本粒子”，科学家推测可能是一种更神秘的“弦”，或者是“膜”。无论是“虚空”，还是“弦”或者“膜”，它们都不具备主观性和目的性。到此为止，实证科学是在用一种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但也有些科学家走得更远，他们要对宇宙大爆炸前的“虚空”和物质的最基本构件“弦”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并将其性质和来源归结为一个具有主观性和目的性的“上帝”。这些科学家就最终就走向了唯心主义世界观。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体系哪些属于唯物主义、哪些属于唯心主义。德谟克里特的“原子”（和现代物理学的“原子”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没有精神性的，属于典型的唯物主义体系，这和教科书上的结论一致，大伙儿大概都能认同。不过传统的观点认为，毕达哥拉斯的“数”和老子的“道”，这两个形而上学体系属于唯心主义，这却不是正确的判断。因为“数”和“道”都不是具有主观精神性的东西，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客体，所以这两个体系都也应属于唯物主义学说。尤其是老子的“道”，比之德谟克里特的“原子”，前者和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粒子具有更相近的性质。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粒子要用“波函数”来描述，其性质既像粒子，也像波，实非人类的经验可以理解，这和老子的不可道之“道”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不管是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还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由于它们都不能得到实证的支持，它们在实证科学面前都显得“多余”，所以被理性的现代人毫不犹豫地予以拒斥。它们曾经的辉煌已一去不返！总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术语，只用来表达对世界的基本观念。凡是断定世界乃是自然而然如此的，这种观点属于唯物主义；凡是断定世界是有目的、有意志、有灵性的，这就属于唯心主义主张。对于很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比如逻辑学、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追问它们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却没有什么意义，没必要一定要给它贴上一个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标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术语只用来区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能用来区分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比如说，我可以主张：我们的思维应该概念清晰，讲究逻辑；也可以反过来主张：我们的思维应该强调直观顿悟，不必拘泥于形式逻辑。这是认识方法问题，你不能认定我的主张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这样的区分没有意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无论是坚称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某种精神，我们似乎都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存在一个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一方面，我们周边的物质世界是成团的“死物质”，其运动和演化看起来是完全被动的，它们按着自然法则的规定存在和演化，每一事件总是由在先的某些事件所引起，所以每个事件看来都是可以解释或预言（至少是可部分地预言）的；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行为看起来却具有“主观性能动性”，我们拥有“自由意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各种可能的行为中自由地选择，因此人为的事件是不可预言的。物质与精神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种两难的境地令那些试图用统一的世界观来解释世界的哲学家相当沮丧。由于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看起来处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具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规律，我们因此习惯将物质世界称为“自然界”，意即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就如此的世界，以别于我们人类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精神世界。对于自然界存在着的客观规律，我们常常形象地称之为“自然法则”，但不叫做“世界法则”，似乎人的精神行为并不受制于这些所谓的自然法则的约束。事实上，我们的知识体系是把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对待的，我们将人看成自然法则管辖范围之外的具有“治外法权”的公民。我们有两套规律体系，一套叫做自然科学，一套叫做人文科学。它们有不同的逻辑基点，描述的似乎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自然科学描述的是自发的客观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严格的因果律，一定的初始条件必然导致确定的或概然的结果；人文科学描述的是自为的主观世界，这个世界的人有自主的心灵、自由的意志，能够主动地有目的地从事活动，而因果律似乎没有多少立足之地。很显然，如果我们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那么人类的知识就不是一个内在协调的、具有一致性的规律体系，它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自身对自身的否定。关于规律的不一致性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从几何学的一组公理出发，我们推导出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度；但从另一组公理出发，我们推导出三角形的内角和大于180度。如果这两组公理描述的是同样的事物，那么这两组公理就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规律体系，因为它包含了自身对自身的否定。他们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或者两者都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这两组公理都正确，这绝对是不可能的。自然规律与人文规律极不协调，它们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规律体系，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自从哲学产生以来，哲学家就开始盯住这个问题不放，他们寄希望于通过一个形而上学体系来解决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将自然的东西赋予主观的精神，把某种具有主观性的东西“植入”自然界，这是最好的解决物质与精神二元性的办法。因此，在古代最有影响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作为世界“本原”的东西一般都带有某种精神的性质，唯心主义世界观比唯物主义更容易得以流行。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形而上学体系都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观。德谟克里特的“原子”是纯自然之物，但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很难解释精神现象，所以在历史上一直难以流行开来。在历史上，人们对唯物主义的看法和我们今天对唯心主义的评价很类似，认为那是极荒谬的一种主张。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一个活人其实和死人没有啥原则性的区别，都是由一堆没有任何自主性、精神性的原子所组成。当然也有些哲学家试图否定世界的统一性。笛卡尔曾提出过著名的身心二元论哲学思想，认为世界分为物质和心灵两个部分，心灵能思维而不占空间，物质占空间而不思维，二者互不决定，互不派生。实证科学使得唯物主义开始流行起来了。科学家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纯粹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和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必将世界的“本原”想象为某种具有精神性的实体。我们只需用唯物主义的眼光、用科学家构造的概念、用实证科学规律来认识我们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思维，这就完全足够了。而且，我们不需要一个臆想的“上帝”，甚至也不需要一个具有自在客观性的“道”来作为解释世界的最终依据。我们可以从世界自身的联系来认识世界，这就是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我们也没有发现意识运动的外在表现与物质世界有任何的不同，这样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也成了昨日黄花。但实证科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彻底拯救唯物主义，因为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问题目前依然存在，并没有在科学上得到彻底解决。按照自然科学理论，包括人的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按照自然法则的规定存在和演化，一定的初始条件必然导致确定的或概然的结果，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或者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又能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死结，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现代唯物主义的致命伤。当然，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从自然科学规律精确地“推导”出意识运动的规律。爱因斯然忠告：“物理学家对于他的主题必须极其严格地加以限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的经验领域内最简单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我们听取了爱因斯坦的这一忠告。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那么人的意识至少应该能从自然科学规律得到解释和理解。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关于自然界的实证科学知识都还不能解释人的意识──不是我们推理能力的问题，而是逻辑上不可能。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要面对物质和意识的二元性难题，我们无法回避它，必须要解决它，从而必须要对意识的本质做出符合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合理诠释。我们必须有一个关于自然界和人类意识现象的统一法则。这样的统一法则一旦建立起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性，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两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哲学结论就可以非常牢固地树立起来。换言之，我们需要一部物质和意识都遵守的统一“宪法”，我们的规律体系不应该允许物质和意识走上“分裂主义”道路，我们无法容忍人的意识及其规律总是顽固地游离于自然法则之外，独行其是，不肯臣服。 恩格斯显然意识到了物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二元性难题，但他相信，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使这一难题接近于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所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这样写道：“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辨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辨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中的着重号是引用者加上去的）恩格斯反对形而上学，强调只有实证科学才能承担起“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的任务，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主张。但是显然，恩格斯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过于乐观了。这也并不奇怪，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理论的大厦已经基本上一劳永逸地规划和建设好了，剩下的工作主要是对这座大厦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维护工作，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了。恩格斯显然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强烈感染，所以他认为，只要辨证地从事物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最终一定可以制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涵盖一切事物的“自然体系”。所以他开出一剂后人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药方。他相信，“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提供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到底疗效如何？它真的有那么神奇，能解决关于规律一致性的所有问题吗？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这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不能不如此的，因为当时的科学发展还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时期。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证明，经典力学体系远不是一个能够描述世界的终极理论体系，事实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迄今还很不完备，自然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许仍然只是冰山一角。所以我们迄今还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的“总图画”，无法制成一个完善的“自然体系”。爱因斯坦曾试图用“场论”，现代物理学家则试图用“弦论”来绘制这样的“总图画”，但现在看来离成功的目标尚有相当大的差距。物质与意识的运行迄今未纳入统一的规律，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现在依然存在。循着恩格斯的思路，后世的列宁、毛泽东等同样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表面上是一元论的，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显然极不愿意将自己的哲学观等同于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所以他们宣称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按着自然法则的“规定”存在和演化，因为这样看起来才像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面对物质和意识的二元性难题，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还是采取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的方法来处理，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认为人的意识虽然来源于自然界，但要高于自然界，于是人的意识就从自然界剥离出来，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人的意识神圣而高贵，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这样，世界就变成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两个组成部分，“物质世界有自在和自为两种基本存在形式，自然界是自在的存在，人类社会是自为的存在”。这其实还是一种赤裸裸的二元论哲学观，它与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哲学如出一辙。实际上，“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之类的说法，看起来深奥玄妙，实则空洞无物。什么叫做“决定”？什么叫做“反作用”？“第一性”、“第二性”又是什么意思？这些词汇语意非常模糊。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语句，所谓的“决定”，指的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支配关系，我们可以说：“指挥员的命令决定战士的行为”，但如果说成“指挥员决定战士”，这却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语句。因此，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之类的说法，纯粹从句法逻辑上来讲，它也是不通的。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我们无法协调统一地解释物质与意识这两种现象，无法深刻认识所谓“自由意志”的本质，于是不得不将唯物主义一元论与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调和起来的一种含糊其辞的说法，是掩饰我们无知的遁词。恩格斯很明显认为，人的思维及其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它们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逻辑基点。他曾质疑道：“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然而，如果意识的本质、思维的本质不能完全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难道还要引进“灵魂”，或者引进活力论？很显然，恩格斯虽然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者，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但一旦要对“意识”的本质进行理解，他又不得不“悄悄”地滑向了身心二元论。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表面上的一元论与实质上的二元论注定是无法融洽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不得不采取了回避矛盾的做法，他们说：我们所处的世界原本就是这么矛盾着的，就是这么难以理解的，这就叫做“辩证法”。更进一步，为了维护自己的学说，对那些过于强调“规律的客观性”，强调自然法则的人，辩证唯物主义一律扣上“机械唯物主义”的帽子；对那些过于强调意识主观能动性的人，辩证唯物主义则又指斥为“唯心主义”。左也不行，右也不行，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名义上的一元论，实质上的二元论哲学观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把我们与自然界分离开来，就必然导致一种为现代精神所难以接受的二元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世界统一于物质，那么意识现象就不过是一种个别的自然物质现象，它不是一种超出物质现象之外的另外的现象，拿一种个别的物质现象和整个的物质现象进行类比，并讨论“谁决定谁”，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蚂蚁能够说话，它们或许也会说：“物质世界决定蚂蚁的存在，蚂蚁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世界”。人类听后不免要偷笑，而如果宇宙中还有其它更高级的生命，听到人类的那些自命不凡的说法，又何尝不会偷笑呢？很显然，面对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辩证唯物主义试图用所谓“辩证法”来给出答案，但给出的却是糟糕的答案，它引出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归根结底，要解决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问题，只能依靠实证科学的完善。幻想通过建立一个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以为这样就能解决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这样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要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只能遵循实证科学的思路，听一听科学家的见解，不必求助于任何本体论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 为了解决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我们首先要反对将人的意识神秘化的观点，要将人的意识也看成是普通物质的普通运动。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科学上是可以做到的。意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类探索了数千年却依然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古人对人类的意识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认知，他们对人类的意识十分敬畏，并猜测意识应该可以离开人的肉体而存在，从而将意识看成是人的灵魂，人死后灵魂不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以灵魂不死作为其整个学说的逻辑基点，比如佛教的轮回转世说、基督的天堂地狱说。今天，科学家们对人类意识进行了真正科学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一方面主要以自省为主的方式对意识进行整体的考察，从而形成了心理学，另一方面以实验为手段深入研究人的意识器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形成了脑神经学科。但虽然科学家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人类迄今对自身意识活动所知仍十分有限──人类也许仅仅揭开了意识这一神秘面纱之冰山一角。意识活动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神秘的“意识”现象让人绞尽脑汁却依然找不到答案。但我们现在至少能够知道，作为意识活动的承载者，人的大脑由完全普通的物质所构成，组成大脑的化学元素和其他物质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也是一些碳原子、氧原子、氢原子之类，这些原子的物理、化学性质也未见有任何特别之处。虽然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宣称：“意识是特殊的物质──人脑的机能”，但是人脑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其特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教科书却又语焉不详。事实是，人脑作为一种物质，其性质并没有任何的“特殊”，如果一定要说人脑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其精巧和复杂的程度特别之高，仅此而已。人脑的重量不到人体2.5%，却几乎消耗着人体20%的能量，人的意识活动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十分复杂繁难。然而不管意识如何复杂，如何令人难以捉摸，意识仍然必须被看成为只是普通物质的普通运动，这种运动也必然要遵守所有物质的，包括无机界物质的那些固有的物理和化学运动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类比，我们可以说，生命不过是一架高度复杂的“机器”，虽然对这架“机器”的结构、性质和功能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甚至可以说十分不清楚。我知道，将人看成机器，我这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很可能会被指责为“机械唯物主义”者。但我不是，因为我将人看成机器，这架机器却并不是机械唯物主义者所说的那种遵守牛顿运动定律的、被决定着的机器，而是具有偶然性特点，因而看起来具有新奇性和创造性，或者说具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的机器。我的目的无非要使人明白，任何将人的意识神圣化的企图都是不必要的，其结果无非导致我们走向“身心二元论”，走向宗教和神学。由于拒绝将人看成机器，历史上曾出现过与“灵魂”类似的关于生命本质的“活力论”，认为生命体具有某种特殊的非物质的因素即活力，生命体死后活力就丧失，因此生命世界与无机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界线，生命有着其特殊的运动规律。后来人们发现有机物与无机物遵循完全相同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并且人工合成了“有机物”，“活力论”也就最终破产了。从根本上讲，人的意识不过是“死物质”的一种复杂运动形式而已，因此人的意识与机器的意识不应该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人脑的运作方式和电脑是非常相似的，都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都是一些“程序”在运行。当然，意识的运行机理目前还是一个谜，装载在人脑中的那些程序到底是如何运行的，我们目前还很不清楚。人脑的运作方式具有极强的非线性（即发散思维）的特点，有明显的非算法的倾向，表现出极强的模糊性和偶然性，这使得人脑具有非常灵活而快速的自适应能力，能够完成非常复杂的任务。我们迄今所研制的电脑却是精确的线性思维，它有超强的记忆能力以及异常敏捷的运算速度，但它是“僵死”的，并不带有模糊性和偶然性，因此它远不能像人的思维那样灵活地、创造性地适应环境。但是我认为，对人脑活动模拟或复制的技术上的困难并不等于在理论上不可能，“意识是非算法的”并不能从逻辑上得出我们不能制造具有非算法意识的机器这一结论。事实上除了上述的区别，人的意识与人工智能极其相似。一部只有硬件的电脑是无法运行的，所以必须要事先人工灌入一些程序，这样电脑才可以运行。最基础的程序在电脑一出厂就已经固化在电脑里，如CMOS程序。一个新生婴儿的脑子如果里面没有装入程序也不会“运行”，不会产生有意义的意识活动，而装入程序的过程其实就是接受外界刺激并形成经验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人脑也有事先固化的程序，这些固化的程序来源于漫长的进化，这能解释为什么婴儿具有一些先天的本能，比如吮吸乳汁，对失去支持（失重）的恐惧等，也能够解释人有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一些固有禀性和性格特点。电脑装入程序有一定的次序，首先要有COMS，接着装入操作系统，然后才能安装应用软件。电脑在装入软件的过程中还经常需要输入一些参数，比如在启动电脑过程中就要对COMS进行正确的设置，如果设置错误，电脑就无法运行或者不能正确运行。人脑的学习过程也基本类似，次序不能混乱，什么时候应该“装入”什么样的程序是不能含糊的，人的学习过程总是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然后才能进入高级阶段的学习。人脑的固化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也必须要进行设置，即必须在恰当的时机接受正确的信息，否则就不能正确运行，严重时更导致人的“操作系统”无法装入（即语言的学习，语言符号是思维活动中各种“概念”的标识符，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狼孩”和“猪孩”最终总也无法获得语言能力的原因，而没有了语言这个思维的工具，其智力就只能永远处在5岁儿童以下的水平。人脑的意识活动是一个被动应对的过程。人脑显然不能自发产生意识，意识是人脑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人脑对外界信息不断加工的过程，没有外界信息的输入，人脑不会自动“编程”从而产生意识，因此我们说物质世界是意识的源泉。即使那些“固化”在人脑里的先天意识，那也是我们的祖先从物质世界那里得来的信息并逐渐固化下来后代代相传给了我们，它不可能是从我们祖先“聪明”的大脑里凭空产生的。人脑的优势在于，“程序”的编制由人脑自己独立完成并自动装入，并不需要如目前的电脑一样要从外界灌入事先编制好的程序。婴儿的脑子第一次接收外界的刺激后，其脑子里的“固化程序”将运行，运行的结果是：编制出一个新程序并将这个新程序安装在脑子里，这样就形成了“经验”。以后面临新的刺激，人脑的固化程序以及后天装入人脑的程序协同运行，运行的结果：一方面输出信息，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使人产生合理的行动；另一方面要产生一个新的“编制程序”和“装入程序”的过程，即进行思考和学习的过程，从而形成新的经验（这个过程有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人们有时候会对某个问题进行长达数年的思考。最新的科学成果认为：做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脑自动对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是人脑在“编制程序”和“装入程序”）。人脑里装入的程序越多，编制和装入新程序的能力将会越强，正是在这样循环上升的过程中，人脑里面装入的程序越来越多，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富有智慧，应付复杂事务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电脑程序的运行有时候会不稳定，产生程序冲突，出现死循环之类的一些问题，也可能被黑客攻击，产生严重后果甚至造成系统崩溃。人脑亦如是，虽然人脑的神经系统总体而言比电脑要稳定得多，但人脑受到强烈的刺激，或者有时候仅仅只是一些很普通的刺激，也有可能会编制出与原有“软件系统”发生冲突的“程序”或“病毒程序”，导致系统受损甚至崩溃。对很多精神病人的研究发现，病人的脑部未见任何器质性的病变，生理与病理的测验方法也不能发现任何异常，也就是说人脑的“硬件”并没有受损，但整个神经系统确实已经完全无法正常运行。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人脑的“软件”发生了故障，从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很显然，随着每一心境或思维的变化，的确伴随有物质的变化，这是无可怀疑的，但这种变化肯定是极精微细小的，它等同于电脑储存器所储存的信息的变化，用现代科技手段我们尚不能进行有效的观察。比较不幸的是，电脑软件系统崩溃了我们可以重新安装，电脑尔后还可以继续正常运行，但人脑的“软件系统”崩溃了则非常麻烦，因为人脑的“软件系统”有可能是我们花了几十年才安装上去的，我们手边并没有现成的备份“软件”可以对人脑重新进行安装，而且即使有，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装。必须指出，人脑能够自我编程，这也未必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优势。有朝一日电脑或许也可以将外界的信息自我加工并编成程序装进自己的存储器里，这样它也同样能获得“经验”，而且也可以通过“旧经验”的应用又产生“新经验”。人脑真正了不起的优势在于，“装入”人脑的“程序”其运行方式与电脑程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要更加高明得多，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和精巧性，并表现出难以捉摸的偶然性的特点，这使得我们甚至看起来好像具有了“自由”的意志。电脑要在这方面赶上人脑，恐怕还将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人工智能显然不可能等同于人的智能，机器的“意识”也显然不能和人的意识一模一样。关键的原因是：机器脑的意识活动和人脑的意识活动是由不同的物质材料来承载的，它们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因此机器智能必然与人的智能有所区别。但这并不等于人工智能就不可以和人的智能相提并论，它肯定某些方面弱一些，但在某些方面将会好很多。如同钢铁可以用来制造汽车，但木材不行，但木材也有钢铁所不能胜任的其他用途。现代人工智能所使用的主要发挥作用的材料是硅元素，而使人脑发挥其独特功能的主要是碳元素，这两个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属于同一个族，外层都有四个电子，其化学性质十分相似。硅元素天然是一种适宜于发展人工智能的好材料，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不过自然界选择碳元素而不是硅元素作为我们生命的重要材料，这或许也不是偶然的，碳元素必定有硅元素所不能胜任的特殊优势。我相信，如果用碳元素作为人工智能的材料，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就可以制造一台具有和我们一模一样意识的人工机器。当然这样做是否有必要，那是另外一会事。无论如何，依靠不断发展的软硬件技术，机器或许将拥有与人脑不同的、可以弥补人脑之不足的、甚至比人脑更加优越的“意识”。而且有朝一日当机器人的智能和意识突破了某种临界障碍，它的发展将是无限的，因为人脑的大小是有限的，而机器的形体可以无限，因此机器可以持续不断地增长它的智能。人们担心的是，当机器的意识发展到如此强大，人类会变成机器的奴隶吗？我觉得这取决于人类自己。人类发明了核武器，核武器的威力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人类再发明另一种威力强大的机器，这种机器可能强大到足以使人类沦为它们的奴隶，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核武器的发明至少迄今还没有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自身的理智防止了这种灾难事件的发生。人工智能毕竟是由人类自己发明的，人类的理性也肯定能够防止机器成为我们的主人。一个显然的办法是，我们可以使机器智能不具有和我们人类一样的“自私基因”，可以使机器具有这样一种本能：它对自身的安危完全“漠不关心”，对人类的利益却时刻牵挂于怀。事实上我们从来不担心我们生育的后代太过强大，以至于老子沦为了儿子的奴隶，人工智能其实不就是人类的儿子吗？也许我不过痴人说梦，人类的聪明才智将永远不能发明可以和自己一样聪明甚至更加聪明的机器。这也并不奇怪，毕竟人的意识是自然界几十亿年精心选择的结果，其复杂和精巧的程度已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无论如何，人的意识本质上也是一种物质的运动，虽然它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进化的结果，或许还是“社会的直接产物”，但这只不过使之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特点，并不使之在本质上比其他的运动形式更加高贵。 妨碍我们将人看成机器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认为人有自由意志，而机器没有。一般而言，我们认为现代的机器脑还没有自由意志，因为它总是毫厘不爽地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思考”，不会产生丝毫的偏差，即使环境发生了变化，机器也“傻乎乎”地不会调整自己的思维，它不可能“急中生智”，当然也不会一时情急作出不“理智”的错误决定。但人脑则不然，人脑似乎有“自主性”，我现在就可以选择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也可以选择喝杯茶再写，我有完全的“自由”。人类意识的这种自主性质，我们称之为“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教科书上对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这么解释：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能够追溯过去，推测未来，而且“可以通过思维操作，实现对客观事物超前的、观念的改造，指导并通过实践把理想变成现实”。我认为这样对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解释不尽合理，因为这样的“能动性”，现代那些呆板的机器脑也是可以拥有的，机器脑的“思维”活动也可以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也可以对外界信息做出复杂的反应，甚至还可以看起来似乎“创造性”地进行思考和逻辑推理。因此我认为，所谓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其真正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我们的意识是自由的，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人真的拥有自由意志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拉普拉斯决定论。这个理论是在19世纪由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根据牛顿运动定律提出的，认为我们只要知道了某一瞬间构成宇宙的所有物质的状态，还知道自然界所有的力，那么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计算出宇宙过去和未来的所有状态。当然我们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但宇宙过去和未来的状态却是确定的。某一个人在某个时刻和某个位置发生车祸，这是自然界注定的，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可以选择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也可以选择喝杯茶再写，但无论我如何选择，这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是被“决定”了的。在这样一个钟表式的、呆板的宇宙里，人当然是不会有任何自由意志的。拉普拉斯决定论现在看来受到了量子力学的冲击，量子世界内禀的不确定性宣告完全彻底的决定论是不成立的。但令人遗憾，量子理论仍然是不完备的理论，它虽然描述一个随机的世界，但几率的变化方程，即薛定谔方程是时间可逆的，也是决定论的，如果不考虑波函数的塌缩，则方薛定谔程仍然描述一个决定论的世界，一个非演化的宇宙。这样，人的自由意志仍然没有存身之所。我认为，虽然科学规律还不能解释这一切，但我们仍然应该相信：人的意识不可能被完全“决定”，人类的实践活动也不可能完全被“决定”。我们有时候会灵光一闪想起某件事或某个人，有时候一个困惑了很久的数学难题突然间迎刃而解，这些奇妙意识现象的出现事先没有一点征兆，没有任何理由表明这些意识必然会出现。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意识现象的出现有着极大的偶然性，虽然我们还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是，虽然人的意识活动不是被决定的，但这不等于说人就拥有了自由意志，因为偶然性并不就能等同于自由意志。意识活动的偶然性特征虽然可以否证拉普拉斯决定论，但毕竟还达不到“自由”的程度。如同天气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我们绝不能就此断定：气候也拥有了自由意志。我的观点是：人其实是没有什么自由意志的，人的意识活动既然本质上也是普通物质的普通运动，这种普通运动既然并不见得特别“高贵”或者特别“神圣”，那么人的意识就应该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所谓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我们将意识活动的偶然性当作了一种“自由”。与我们周边的死寂物质的运动相比，意识运动的偶然性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我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以为我们拥有了什么“自由意志”，有着“主观能动性”。我这么说肯定会激怒一些人，他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我随时准备接受人们扔来的臭鸡蛋，但依然要坚持这样的说法。是的，我可以选择继续写文章也可以选择喝茶，但这仍然有可能只是一种随机运动的结果，并不必然表明我就拥有了“自由”的意志。我们作为一个人，并不见得有多么高贵，人只是由普通原子组成的复杂系统。人和动物原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人的意识与动物的意识一样，都是具有偶然性特点的复杂物质系统特有的运动方式；生与死的区别是巨大的，但无非是原子的组装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样就使得一个表现出运动的极大偶然性，另一个表现出相对的必然性。哥白尼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发配到一个偏远的角落，达尔文又将人类从上帝之子贬为普通的动物。但我们有些人并不甘心，他们认为，人类毕竟最聪明，只有人类才有意识而动物没有，人类意识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恩格斯语），所以人类依然神圣而高贵，人类甚至将君临整个宇宙。我们其实真的是过于自大了，人不管他如何聪明，他仍是动物；人的意识不管如何复杂，它仍是普通原子的普通运动，它仍必须遵守万物的法则。因此所谓的自由意志，不过表明人脑的运作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已，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本质。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概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世间的一切运动和变化最终归结为概率，物质世界的运动受着机遇的控制，人们能够预言机会，但不能预言确定的结果。这一观点正在逐步得到现代物理学的支持，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终究将要表明，整个宇宙一切物质的运动本质上都是概率运动，机遇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概然性是物质世界内禀地存在着的，并不需要我们的观测行为，更不需要人类意识的参与。人脑的运作方式不过是一种非常显著的概然性运动，它并不违背任何的自然法则，物质世界的行为与人脑的运作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显著的本质上的差异。世界确实统一于物质，而意识只是普通物质的普通运动，所谓人的自由意志或者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它们其实并不真的存在，它们只不过表明，人的意识活动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拥有了自由意志或者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世界的统一法则表达概率，人脑的新奇性和创造性都是这一法则“放大”的结果，类似人类社会这样的自组织世界，它们同样也是“自发”的世界！按照这样一种世界观，在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哲学信仰的同时，我们就可以解决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新的统一法则现在还没有严格的科学依据，我们已有的基本物理学理论并不表达概率。量子理论看起来比较接近答案，但量子理论表达的仍然只是“概率幅”，并不直接表达概率本身，要得到概率，还需要我们的“测量”行为，这使得量子理论竟然具有了主观性的特点。普里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直接表达概率的统一理论，但它是整体论的，能够解释拥有大量粒子的系统行为，但在对单个粒子的行为进行描述时，如何不借助“测量”就直接引入概率，这一理论仍缺乏令人信服的手段。在《皇帝的新意》中，彭罗斯写道：“正是我们目前缺乏对物理学基本定律的认识，妨碍了我们用物理学或逻辑学术语去掌握‘心智’这一概念。”我相信彭罗斯是对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一个内禀地表达概率的、能够把自然的自发性与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必然能够出现。而一旦我们将意识现象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偶然性的自然物质现象，我们就有可能制订出一部真正经得起实证检验的、通行于全宇宙万事万物的统一“宪法”。当然，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偶然性也并不是完全的随机，其概率分布是有严格的规律可循的。人的意识活动虽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中也同样蕴藏着严格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体现在：人有其客观本性，人脑的意识活动受这种本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有着严格的客观规律性。我现在可以选择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也可以选择喝杯茶再写，看起来我有选择的“自由”，但我显然不会选择现在去自杀，所以我的意识有一大半是“被决定”的。人的意识有着客观的本性，服从某种客观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所谓的意识主观性或者能动性，其实只是表明：意识运动的这种客观规律不是机械性的、完全决定了的运动规律，而是一种概然性的，必须用概率来描述的规律。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既然人的精神世界也是自发的世界，人的意识也服从物质世界所遵循的那些客观规律，那么我们所有的主观努力是不是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呢？难道我们可以不思进取，不必努力，不需要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只需坐等意识的“客观”运动就可以了吗？当有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义愤填膺，但按照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观点，你的义愤填膺似乎大可不必，你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这个犯罪的人其实也是一台机器，他犯罪了，那是一台机器出了毛病，大可不必对一台机器产生怨恨的情绪。那么，我们为什么在现实中不把人当成机器呢？自由意志的丧失意味着人的责任感的丧失，这是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最为担心的问题。这其实不是问题，所谓意识的客观性和自发性，意思是说：我们必然会努力的，必然会不断地开动我们的脑筋以便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我们不可能不思进取，对外界的刺激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这是意识的客观本性所规定的，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我们的意识出现了问题，变得不正常了。如果我们对周边的邪恶无动于衷，那就说明我们的意识有问题。无论如何，宇宙是一个过程，一个有“规律”的演化过程。但千万别以为我们是旁观者，我们是演化的产物，亦是演化过程的一部分。演化的“规律”统治万物，也包括我们人类自己。我相信，依靠实证科学的完善，最终我们会用概率来书写世界的演化，那时物质与意识的二难性问题将得到彻底的解决。 关于存在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问题，一向也被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世界观的标志。凡是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样的观点被纳入唯物主义，否则被纳入主观唯心主义。作这样的划分当然也是无妨，但由于前面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已经有了严格的定义，仅仅为了论述的方便和防止概念的混淆，我宁愿把客观实在性的问题作为一种认识论的主张来加以讨论。世界是客观实在的吗？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是，作为一种认识论主张，只要用客观实在的观点来认识世界行得通，那它就值得我们坚持。所谓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意思是说：世界是一种客观而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依赖于人或者神的意识，不以人或神的意志为转移。实在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世界的存在是真实的；第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其真实的本性。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量子力学被发现，有些哲学家对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特别对微观世界是否有真实的本性开始持怀疑的态度。如何理解量子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是一个颇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一）真实的世界世界的存在是真实的吗？亦或只是我们的一套相互一致的幻觉？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人所知道的只能是自己的感觉，人类通过认识活动而发现的外部世界不过是我们的想象而已，至于它们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是无法证明的。休谟的这种经验主义观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怀疑论（比较彻底的“唯我论”不仅否定外物的真实性，甚至连其他人的意识是否存在也在怀疑之列，认为世界上只有“我”，连你和他及它都未必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从纯粹逻辑的角度看，他的观点无疑是自洽的、合理的，是不可能被驳倒的。我们看见某个物体，实际上是光线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刺激而形成视觉；我们摸到某个物体，实际上是分子之间的电磁力作用于我们的肢体而形成触觉，我们得到的都只是感觉而已，我们并没有得到客观实在“本身”。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也会在脑海里有各种各样他自以为真实的体验，形成各种各样的感觉，他的感觉一部分是真实的，一部分却可能只是幻觉，但患者本人是无法分辨孰真孰假的。我们作为正常人，其实也是无法判断我们所得到的感觉的真实性的，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判定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我们所有人的“感觉”都如此的一致，而世界又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前后一致的“感觉”，以至于在日常经验中，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可世界的真实性，而这样的认可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偏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比休谟更进一步，我们将世界的存在“当作”是真实的，是客观实在的，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而事实证明，认可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以实在的方式去认识、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这是一种很好的对世界的认识模式，是一个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是一个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坚持的基本信念，因为它便于我们思考，便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进行认识活动从而形成我们的正确理论。如果否认它，我们就走向了唯我论，我们就无法相信科学的真理，我们的认识活动就无法继续开展下去。所以，休谟的怀疑论虽然看起来是有根据的，但却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贝克莱主教宣扬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马赫倡言“世界是感觉要素的复合”，中国哲学家王阳明主张“吾心即宇宙”。这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主张虽然看起来也体现出对世界本质的深刻洞察，但同样是不必要的，是不值得我们认可的、糟糕的哲学主张。事实上，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虽然极力宣扬他们的显然可以自圆其说的唯心主义论调，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绝不会认为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他们会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当作客观实在的东西来看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中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的可爱的宠物狗一直是存在着的，即使人们不去注视它，它也依然真实地存在。所以，对世界真实性的怀疑，我们虽然不能证明它错误，但它至少是一种不那么诚实的哲学主张。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二）真实的本性世界是真实的，或者，虽然我们无法证实，但至少我们可以“当作”它是真实的。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它有真实的本性吗？从宏观的日常经验出发，我们倾向于认为，物质世界不仅真实地存在，而且有其真实的存在状态，在某一确定的时刻，一切物件都占有一个准确的空间位置，有能量、动量、体积等真实存在的属性，因而世界有真实的本性。对一把尺子，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精确地测量它的长度，因为任何测量总会有误差，但我们仍习惯于相信，这把尺子毕竟有一个真实而精确地存在着的叫做“长度”的量，只是我们无法准确得知而已。在宏观领域，我们相信世界有真实的本性，这很合理。但是，当我们的认识活动深入到微观领域，我们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量子力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真实本性的微观世界。量子力学描述微观世界如电子等极微小粒子的运动规律，与广义相对论并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今天，我们正在享受着的现代文明，从电脑，电视，到核能，航天，生物技术，几乎没有哪个领域不依赖于量子理论。但是量子理论在哲学上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迄今为止仍不清楚，仍在争论不休。量子理论充满神秘和惊奇，按照量子力学鼻祖玻尔的说法，“谁不惊异于量子理论，谁就没有理解它”。对量子理论最权威的解释称为哥本哈根解释，包括概率解释、不确定性原理（互补原理）和波函数塌缩三大核心原理。量子理论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物质运动的图景，与我们日常的经验完全格格不入。但是，它却能够解释量子世界中一切不可思议的实验现象。这种主流解释之所以被称为“哥本哈根”解释，是因为它是以玻尔为首的一帮科学家作出的，他们大多数曾在哥本哈根工作过，许多是量子论本身的创立者。这个解释一直被当作是量子论的正统，被写进各种教科书中。量子理论其最基本的原理之一是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该原理说的是：微观粒子的物理状态，比如电子的速度和位置不能同时精确地确定，其位置的确定性越高，其速度的不确定性也越高，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将电子的位置确定到误差为零，那么其速度的不确定性必然为无穷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定律以前称为测不准原理，这给人造成了误解，以为电子毕竟还是存在一个真实的速度和位置，只是人们限于认知能力，不可以精确测定而已。但实际情况是，电子位置和速度的不确定性是内禀的，是连“上帝也不知道的”。电子没有一个真实的位置，也没有一个真实的速度。不确定性原理的一个等价的说法是，电子的时间和能量也不能同时精确地确定，我们不能说电子在某某精确时刻具有某某准确的能量，因此电子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时间和真实的能量。不确定性原理不仅适用于微观粒子，也适用于真空，即真空不可能是完全真“空”的，它存在“量子涨落”，由此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也将丧失，空间和时间不能连续无限次的分割。“无限分割”的概念是一种数学上的理想，而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一切都是不连续的，连续性的美好蓝图，同样不过是我们的幻觉。这也是为什么量子力学被叫做“量子”力学的原因，量子性就意味着非连续性。这个结论带来的致命后果是，物质世界的因果性和事物联系的局域性也丧失了。（局域性也叫定域性，是指：远距事物的联系或相互作用是通过大量“中介”物质的运动实现的，例如我们看见了月亮，其实是月亮发射光子，光子走过一条连续的时空轨迹后才能进入我们的眼睛，因此远距物体不可能产生即时的联系。任何物体只和其紧临的物体产生即时联系，事物的即时超距作用是不可能的。）在量子理论中，我们无法预言实验的“确切”结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计算某种实验结果出现的概率。一切事物的运动都必须用波函数，即薛定谔方程来描述，波函数描述几率波。这就是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由马克斯•玻恩提出。对于微观粒子如电子，我们不能认为其运动具有确定的轨迹，我们所能做的，只能通过波函数计算我们在某个位置发现它的概率，而这个概率在宇宙中的任何位置都是存在的。甚至对于电子的历史，我们也不能认为它走过了某一条确定的轨迹，而应该认为：它走过了每一条可能的路径！这就是美国科学家费曼的“历史求和”或“路径积分”概念。由是观之，在量子理论中，电子没有确定的位置、确定的速度、确定的时间、确定的能量，甚至也没有确定的历史，一个具有真实本性的微观粒子如电子看来是不存在的。电子似乎没有它的本来面目！由于整个世界都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的，因此从严格精确的意义上，我们甚至也就不能说大自然“本来”是什么。一根尺子并不存在真实的精确长度，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客观真相”。这么看来，这个世界确实没有什么真实的本性，所谓的真实本性似乎只是我们的“错觉”。我想，我们不能这么认为，量子力学仅仅只是说明，微观粒子的真实本性不是我们宏观的经验可以理解的，但它的确是应该存在的。微观粒子的真实本性是万物表现出规律性的源头，如果微观粒子没有真实本性，那么这个世界将不应该表现出规律性来。是的，相对于我们的宏观经验而言，我们的确可以说微观世界确实具有非真实的本性。但我们也可以说，微观粒子至少有一个真实的“量”，这个“量”就是波函数本身，这样一来，微观世界毕竟还是具有某种真实本性的，至少它的“波函数”就表达了其真实本性。人们会反驳说，波函数是个复变量，包含虚数i，所以波函数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量，不是一个真正的物理实在。然而，真实的微观世界的“模样”原本不是我们凭日常经验可以想象的，甚至也不可以用我们日常的逻辑去思考和理解。人类的认识活动往往受制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用那些可观测的物理量来描述自然，而大自然内在的机制其实却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因此虚数i其实不应该妨碍我们在纯理论上将波函数（也可以是其他的函数）想象为一种最基本的终极物理实在。我认为，对自然界的深层本质，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但这不等于自然界没有深层本质。就如同对一个生来就盲的人，我们无法为他描述什么是颜色，因为他没有任何关于颜色的经验，但这不等于说物体没有“颜色”这样的本性。事实上有些动物没有视觉系统，假如它们也有超常的智慧，那么它们在建立关于宇宙的规律体系的时候会发现，引入光波这个概念实在是必需的，否则理论总是不完备，只有引入了这个概念，它们的理论才能变得完备起来。它们其实也可以把光波当成一个真正的物理实在，虽然对它们而言，光波是一个不可观测的物理量。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在另外的某个星球，那里的智慧生物有着和我们全然不同的感觉系统，他们能直接感知波函数的存在。那么对他们而言，波函数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真正的物理实在，而所谓的质量和能量却只是一个由波函数导出的量。所以，大自然的终极本性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我们相信它一定存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坚持这样的信念，只不过，我们无法用宏观经验“感知”而已。 我们主张以客观实在的观点，从世界自身的联系去认识自然界。现在的问题是，何以证明我们对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呢？关于我们的思维、我们所建立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实证主义哲学对此作出了回答。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的一种科学哲学，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历经初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三代而趋于完善。实证主义的影响非常深远。对于实证主义，我们往往更乐于持批评的态度，但事实上，作为认识论的实证主义，其绝大部分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而合理的，它本身就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合理诠释，是值得我们尊重和认可的非常精当的见解。实证主义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对科学知识最后的证实活动必须来自对事实的观察和直接经验。这是实证主义认识论最主要的思想，这一思想显然也就是唯物主义者的主张，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因而也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人们或许会问，既然实证是知识的源泉，那么哲学家提出的认识论主张也应该经过实证的检验吗？是的，它们也同样必须经受实证的检验。我们思维的成果──科学理论通过外在世界的实证来检验；而我们思维本身的规律──认识论则通过我们自身思维的内省功能来检验。科学规律与哲学认识论，他们都必须在实证中获得自己生存的权力，谁也不能例外。实证主义进一步认为，由于理论必须能接受实践的考验才能称之为真理，因此所有能够成为科学知识的命题必须是具有实证可能性的命题，换言之，任何没有实证可能性的命题在科学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科学上，我们不能为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留下地盘，不能以任何不可见的力量去解释世界，不能用虚构的、无法证实的东西去解释自然过程。科学应当使世界摆脱神秘，应当用真实的知识填补我们认识上的空白，而不是用华丽的辞藻去掩饰我们的无知。实证主义要求，我们应驱除一切对世界存在的形而上学说明，任何一个没有证实可能性的命题都不可以当作科学的命题，不应该纳入知识的范畴。当然，证实的可能性分为经验证实的可能性和逻辑证实的可能性，一个不能直接证实的命题，只要能通过已经得到证实的命题的逻辑推理而被证实也是允许的，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当然，由于对经验事实的完全归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指望理论可以完全而彻底地得到实践的检验。对此，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就如同在亲子鉴定中我们对鉴定结果所采取的务实态度一样。在亲子鉴定中，将两个人的DNA进行比较，通过对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百分之百排除某两个人具有父子关系，得出这样的否定性结论可以百分之百正确。但我们却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某两个人具有父子关系，我们只能说他们是父子的可能性很高，因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人碰巧具有非常相似的基因，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一般说来，只要有百分之八十或九十以上的可能性，我们就确认这两人父子关系成立。同样，对科学理论，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可以百分之百证伪，但我们却不能百分之百证实。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不可能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只要检验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就可以相信理论的正确性。事实上，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更普遍使用的是类推法，即通过“解剖麻雀”来进行“以偏概全”。而事实也证明，“解剖麻雀”法总是非常有效。实证主义的主要失误在于，对知识的经验证实过于绝对化。他们不允许在理论中出现任何不可观测的概念（如原子），这等于说，在先天的盲人世界里不允许出现“光线”这个词汇，因为这不是一个可观测的物理量。19世纪末期，围绕物质原子论产生过激烈的争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们，即包括马赫和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Ostwald）在内的“维也纳派”坚持认为，任何有关所谓原子论的陈述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证实原子和分子的存在。直到后来有利于原子论的证据越来越多，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爱因斯坦对布朗运动的解释被认可后，原子论才终于牢固地建立了起来。的确，任何一个没有证实可能性的命题都不应该当作科学的命题，但这不等于说，这个命题中的任何概念和环节都必须具有实证可能性。即便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直接证实原子和分子的存在，没有人看见过它们，没有人能够直接感知到原子和分子的存在。但我们可以相信原子论是正确的，因为这个理论能够解释很多的经验现象，而且我们迄今没有发现违背这个理论的任何经验事实。只要理论的最终结论是正确的，是能够接受实证检验的，这就是好理论。要求理论中的所有概念都有实证可能性，这是完全不必要的。爱因斯坦对布朗运动的解释虽然同样只是原子论的间接证据，但一样是强有力的证据，有了这样一些证据，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认可原子论。因此，我们在理论中引入“原子”这一概念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实践认识自然界“显现”出来的“属性”，并将这些“属性”联系起来形成理论。这一过程我们喜欢称之为“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也叫做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说法不同，意思都一样，都是指将事物的“属性”联系起来形成理论的过程。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所构建的理论，也就是我们所抓住的“本质”到底是不是“客观真理”，是不是完全反映了自然界的真实呢？如果两个完全矛盾的理论却可以描述同一事物，或者对同一种现象，我们竟然可以用完全相反的两个理论来进行描述和解释，而且这两个理论都能反复经受实践的考验（比如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和多重宇宙解释就是这样的两个理论），那么这两个理论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是无法回答的。马克思本人认为，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也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没有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我们可以将自然界的终极本质看成一部完全密封的“机器”，人们可以建立一套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部“机器”的运行，可以认为这它是电动的，也可以认为它是纯机械驱动的，只要我们所建立的理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这部“机器”的外在表现保持良好的一致，那就是好理论。至于这部“机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机制，由于它完全密封，所以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换言之，自然界的终极“谜底”是从来不公开的，我们可以猜测，但要追问理论是否“的确”反映了自然界最后的实在真相，这却没有什么意义。康德认为，在意识之外存在一个“自在之物”，它引起人的感觉，但人们认识的也只是“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所形成的表象，至于“自在之物”本身，我们是不能认识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识世界所显现出来的属性，并将这些属性联系起来形成理论，理论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从而确认其正确性，但世界固有的本性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恩格斯对此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说：“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5—22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恩格斯的反驳看起来言之凿凿，但在逻辑上显然不那么严密，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康德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是不可能被驳倒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实践，追问自然界的实在本质、自然界的最终的客观真相，这是没有意义的，是我们不应该费神去关心的。我们只需要关心：理论是否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能够“为我们的目的服务”，这就足够了。因此，康德的观点并不是错误的，而是无必要的。前面说过，世界的深层次本质是不可以被想象的，这由人类固有的经验局限性所致。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建立可以接受实证检验的描述自然界深层本质的正确理论，但这些理论却并不能为我们所理解──不是我们理解能力的问题，而是我们所具有的经验使我们从根本上不可能去理解。当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扩展到极微小的量子领域或者极广阔的宇宙时空，自然界就显现出一些用我们日常的经验无法理解的奇特属性，我们可以将这些属性用数学方程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精密严整的科学理论，但我们却无法建立一个人们可以理解或者想象的任何理论模型去描述它，换言之，我们无法用我们已有的经验去理解它。我们可以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描述时空，但我们无法想象时空的弯曲，无法想象时间的开端，无法想象空间的有界，我们更无法想象超过三维的时空。科学家们对自然界的追问越深入，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就艰难，我们就越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追问自然界最后的实在本质到底是什么，正如同先天的盲人追问什么是颜色，必然徒劳无功。总而言之，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建立一套理论，并通过实践检验之，理论能被实践所接受，能在实践中反复适用，那就是好理论，就是真理，如果两个理论都可以用来描述某一过程，那么我们凭习惯和喜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可以的。科学活动的目的，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相，自然界最后的实在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构建的理论到底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现实的深层次的实在本质，这些我们无法知道，也没有必要去知道，这样的问题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而当我们喋喋不休地谈及真理的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认为真理一定是对实在的客观反映，或者至少含有客观的内容；当我们信誓旦旦地坚称，世界一定是可知的，“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人能够获得关于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正确知识”，我们实际上已经走入了形而上学，因为离开实践的思维真理性是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实证主义者而言，真理的“真”就体现在真理可以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现实相符合的程度越好（当然完全相符是不可能的），真理就越“真”，除此之外，所谓的真理本来不必再有其它的含义。 由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我们的目的并非要“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理论就应该具有实用性──它是为我们人类的实践活动服务的。人类只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才产生了认识的需要，而这种认识归根结底也只是为了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所以真理具有实用性。有人认为，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科学研究活动是纯粹的研究，是为了对我们所处的宇宙有正确的认识，是纯粹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未必对我们的实践活动有什么指导意义。我以为，人类对好奇心的满足缘于人类对安全感的需求，因此那些纯粹的研究活动归根结底也是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我们安心、顺利地开展实践活动服务的。我们对其它星球是否存在生命感兴趣，因为这与我们自身的存在是相关的，对其它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的兴趣就不会那么大。越是与我们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东西，我们会越是感兴趣，个人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不是无意义的，追求的必然是真理所蕴涵的价值。由于真理的实用性原则，因此理论除了接受实践的考验，还应该符合马赫提出的思维经济原则。所谓思维经济原则，简言之就是用尽可能少的知识描述和预测尽可能多的事实，从而使思维取得尽可能多的效果。一种科学理论越是能代替更多的经验事实，越是简便、越是经济，就越有利于使人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思维在摹写、预测经验事实上的简便性、经济性，是评价科学和认识活动的重要标准。时至今日，实证科学不断迎接来自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挑战。神学家宣称：世界是如此精密，因此必定有造物主的设计；形而上学家则这样为自己辩解：有很多东西不能从科学得到解释，而形而上学却能提供一种对所有事物的普遍性解释，因此形而上学不仅值得存在，而且只有形而上学才是最根本的人类知识。实证科学对此的应对方法就是思维的经济原则：神学和形而上学虽然不是错误的，但却是毫无必要的。所有的宗教人士和神学家都宣称，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万物由神灵主宰，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事实上，科学革命的早期创始人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自己在科学研究中，不过是对上帝的手工作品进行探索。后来随着科学的进步，神学家们大量吸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一些新成果，不断充实和修正其哲学主张。今天的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对世界的解释和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了，他们一般不再坚持一位积极地涉入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他们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唯物主义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对世界的本原，即对“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基督教认为，万物的存在以及万物运作的法则，来源于一个无所不能的创造者，一个万能的神，即上帝。是上帝制造了宇宙的一切，并确定了宇宙运行的法则，于是宇宙便秉承上帝的旨意，毫厘不爽地按既定的规则演绎开来，直到今天形成了你我现在所见的宇宙。换言之，上帝的“工作职责”只不过是进行“工程设计”而已，而且这个任务也早已完成，现在已经赋闲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具体的细活好做了。凭心而论，神学家的主张并没有错，是不能被驳倒的！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否认上帝的存在。而且甚至可以说，宗教和唯物主义相比，更能满足人们寻根究底的好奇心。是啊，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为什么相互吸引而不是互相排斥？为什么电荷之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而不是相反？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世界总是要遵循物理学家发现的那些定律，一丝不苟？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最聪明、最富智慧的人也没有办法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家是一群可怜的家伙，他们毕生都在研究各种规则，却不知道这些规则从何而来。看起来，如果用宗教来解释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这反而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让万物相吸，并且让引力的大小与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神学家宣称：这世界是如此的特别和精密，如果没有造物主精心的设计是不可能如此的。乍听起来也确有道理，这世界确有几分像是经过了精心设计：自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问世，科学家计算得出，宇宙不能是静止的，必须是动态的，它要么膨胀要么收缩。1929年，美国科学家哈勃在观察来自遥远星系的光线时，发现了红移现象，这表明，宇宙正在膨胀。科学家用严密的数学证明，在时间上回溯，宇宙必然起源于120～150亿年前的一个“奇点”，在“奇点”处发生了一次人们无法想象其规模的超级“大爆炸”。大爆炸初期的宇宙是一个极其炽热的小火球，半径只有10-38厘米，它的密度高达每立方厘米1037吨，温度高达1038摄氏度，当今宇宙的所有一切物质，包括构成你我身体的那些物质，都全部压缩在这个小小的火球内，这个小火球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向外暴胀，直到今天形成你我所见的宇宙。人们也许会问，大爆炸以前怎么样呢？没有“以前”，自大爆炸开始才有时间，才有空间，所以同样的道理也不能问宇宙之外怎么样。科学家指出，我们所处的宇宙存在一些基本常数，这些常数哪怕有一点点的变化，都会导致宇宙无法为生物居住，这些常数包括：1、膨胀率，宇宙以非常精准的临界速率开始膨胀，如果在大爆炸后的1秒钟那一时刻宇宙的膨胀速率甚至只要小10亿亿分之1，那么宇宙在它达到今天这么大的尺度之前就已坍缩，人类自身就不会形成；另一方面，如果膨胀率大上一百万分之一，那么宇宙就会膨胀得太快，以至于恒星和行星都无法形成──生命的形成看来是系于毫发之间。2、强核力，如果强核力稍微弱一点，我们的宇宙将只有氢元素；如果强核力稍微强一点，则所有的氢元素将全部转化为氦。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碳元素的形成，而氢和碳是形成生命的至关重要的元素。3、粒子和反粒子的比例，早期宇宙质子和反质子数量的比例为一百万零一比一百万，一百万对质子和反质子对湮没后成为辐射，只有一个质子遗留下来，这个比例稍有差池，我们现在所见的物质世界就不会出现。（以上材料引自《时间简史》，史蒂芬•霍金著，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而且，微观世界如原子和分子也构造得如此井然有序，而生命现象更是复杂无比、奇妙绝伦。如果说这一切都只是偶然，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很多人不愿意相信，都持怀疑的态度。在无法解释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宁愿相信这一切来源于造物主的主宰。可能，这也正是许多卓越的科学家愿意皈依宗教的原因之一吧。正如一位宗教学者所说：“每当科学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山峰，发现宗教早已经端坐在山顶。”我们实在不能因此而嘲笑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为他们对真理孜孜以求，竭力要洞悉宇宙万物本质的求知精神所感动。但我们不必成为有神论者。理由其实很简单，引入上帝存在的假设虽不是错误的，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一假设也从根本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人们会继续诘问：上帝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要创造世界，为什么要制定万物的法则？这是一个可以无限追问下去的命题，难道我们继续引入一个“超上帝”？是“超上帝”制造了上帝？宗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帝有妈妈吗？几百年来，甚至由教会任命的画家在描绘上帝或者亚当和夏娃时，都不会画上肚脐，因为他们是万物之先，他们不该有妈妈，自然就不该有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但没有妈妈的上帝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证明神学家的主张错误，但我们仍然乐于接受实证科学，因为实证科学没有把问题搞复杂化。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存在就是存在，至于为什么存在，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或许是偶然，也或许真是上帝的安排。但现在看来，我们还没有到必须引入“上帝”来解释问题的地步，思维的经济性原则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引入它反而把问题搞复杂化了，却从根本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对于宇宙为什么这么神秘地适合我们居住，有些科学家提出所谓的“人择原理”。“人择原理”指出这样一个道理，即我们的存在本身，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宇宙的特征，如果宇宙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有我们的存在，就不会有智慧生物在那里苦思冥想：宇宙为什么刚好是这个样子。美国物理学家费曼经常取笑那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你要知道，今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件最令人惊讶的事：我看到一辆汽车的牌照是ARW357，你想象得到吗？在我国几百万个牌照当中，今天晚上我怎么会偏偏看到那个牌照？真是不可思议！”（转引自《万物简史》第120页，[美]比尔•布莱森著，严维明、陈邕译，接力出版社2004年）很显然，如果你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那么任何平淡的事件都可以显得很不寻常。同样，我们事后感叹宇宙的神奇，也不免显得大惊小怪。确实有可能，如果宇宙的某些参数略有差池，那么当然就不会出现人类，但构造出另外一种智慧生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这样，他们或许也将纳闷：宇宙为什么对他们刚好就那么合意呢？同样的道理，形而上学也没有错，没有人能够证明其错误。和神学一样，它们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是不可以否证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述，形而上学是“多余”，也是没有什么存在价值的。 “辩证法”这个词大伙儿都很熟悉，但真正了解什么是辩证法的人并不多。不是我们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实在是这个词已经变得十分宽泛而且模糊，变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教科书上对辩证法的定义是：以普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世界，这就是辩证法。但是几乎所有的形而上学体系都试图掌握世界万物运动和变化的本质规律，既都关乎运动和变化，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哲学思想都可以冠名为“辩证法”，至少包含有“辩证法”思想。结果就是，“辩证法”这概念很难有确切的内涵和外延了。辩证法是个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对立统一是辩证法；量变质变是辩证法；孔子看见流水，说了一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孔子有辩证法思想；老子专讲柔能克刚，弱可胜强，这也是辩证法；出现一件好事，我却见到它的坏处，这还是辩证法。辩证法成为了一种诡辩的艺术。你说姚明是高个子，我可以批评你不懂辩证法，说姚明其实也是矮个子，因为他比泰山、华山矮多了。你说投资失败，损失很多金钱，心情非常沮丧，我说你要辩证地看问题，这其实也是好事，吸取了教训嘛。辩证法让知识不再受到尊重，让真理成为了人们随意戏弄的对象！“辩证法”这个词本身需要辩证，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关于“辩证法”的定义。而要给“辩证法”下个准确的定义，就必须知道“辩证法”的历史渊源，并尽量按照其历史的定义来给其划定其外延的边界。诚然，辩证法可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借用古人“辩证法”这一旧瓶子，给它装上新酒，从而赋予它不同于古人的含义。但我们必须明确告诉他人，我们到底装上了什么样的“新酒”，断不能通过随意变换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方法来行使偷换概念的诡辩术。辩证法的理论也需要被清算，凡是正确的东西我们应该坚持，错误的东西应该被舍弃。任何理论、任何思想都必须在理性的殿堂为自己辩护，否则就要放弃自己的存在，唯物辩证法也不能例外。 我们先从古代辩证法说起。在古希腊哲学中，“辨证”一词的意思最早指的是争辩、反思，“辩证法”是一种谈话或辩论时揭露和克服对方议论中的矛盾以取得胜利的艺术。在苏格拉底看来，辩证法就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而智者派则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据理论证的艺术而广泛运用。虽然我们现在已无法考证“辩证法”一词的起源，但可以肯定，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辩证法”已经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了，苏格拉底本人就堪称是古希腊辩证法的专家。但也正是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辩证法的含义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苏格拉底的论辩术十分强调概念的清晰，反对利用“概念”的模糊性来偷梁换柱。他要求我们必须澄清概念的真正含义，了解用词的真正意思，确切地知道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你若说张三是个正直的青年，那么你必须对“正直”有确切的定义，不允许到最后争论不过了，便说我所谓的“正直”，其实也包括偷鸡摸狗之类的品格。下面是一段苏格拉底和一位青年欧提德穆斯的对话，通过类似这样的对话和争辩方式，苏格拉底为我们演示了如何可以通过对话最终取得清晰明确的观念和概念：“苏格拉底：必然有某些行为真正出于正直，正如出于其他职能和技能一样。欧提德穆斯：毫无疑问。苏格拉底：那么，你肯定能够告诉我那些行为是什么？出于正直的是什么？欧提德穆斯：我当然能够，而且我还能告诉你出于非正直的是什么？苏格拉底：很好，让我们在相反的两行中写出什么行为出于正直，什么行为出于非正直。欧提德穆斯：我同意。苏格拉底：好吧，虚伪怎么样？虚伪放在哪一行？欧提德穆斯：当然放在不正直那一行。苏格拉底：欺骗呢？欧提德穆斯：放在同一行。苏格拉底：偷盗呢？欧提德穆斯：也放在那里。苏格拉底：还有奴役吧？欧提德穆斯：是的。苏格拉底：没有一样这类事情可以放在正直的一行里吗？欧提德穆斯：呜，要是那样搞，可没听说过。苏格拉底：好啦。但是，如果一个将军必须惩处那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敌人，他战胜了这个敌人，并且奴役他，这不对吗？欧提德穆斯：当然不能说不对。苏格拉底：如果他运走敌人的财物，或者在战略上欺骗他，这种行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