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在北美大学的普通华裔大学教授。长话短说：个人的行为可以折射群体，目前全世界无论哪种体制或形态，根本的社会结构还是父系社会，父系社会就分男女的强弱。男性无论在实际性交行为，还是一般社会行为中，表现的都是支配统治方，女性是受纳方，无论男女如何平等，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平等。 在这种前提下，你情我愿的个人行为势必折射群体现象：如果中国男人嫖外国女人也一样凶，中国丈夫外国妻子的比例也差不多高，那么中国女子选择与外国男人性交或者成亲，就纯属个人自由的范畴。问题是现实不是这样，原因当然有很多：有人说是经济、社会发达程度造成外国男人的强势，这可以商榷，跨国关系中，男方的祖国综合实力比女方祖国强是一般的情况。但是有些洋人自以为是，或者有些同胞自惭形秽，以为外国男人本身比我们更有魅力，那就必须批判纠正。 国内女生见过的外国人多数是影视中美化后的例子，而国外我看到的是最寻常的洋人大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西方男人老实巴交缺乏情趣没有激情的人数绝对不比中国男人少，他们的那种所谓幽默感是缺乏历史文化底蕴的背景下造就的所谓硬噱头，中国人听来往往觉得这有什么好笑，只有洋人自己觉得好笑，而我们更深层的冷面滑稽，他们有时根本不懂其中奥妙。 外国男人除了木讷，还有迟钝，普遍智商低于中国人。国外读书成绩最好的都是亚裔，这是家喻户晓的事实。所以不要说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无效，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教育体系中的表现，仍然是最优秀的。 外国男人体质比较差。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虚有其表，身材比我们高大些，但这纯粹是营养结构造成的，中国90年代以后最新一代的年轻人，平均身高和洋人差不多，古时候欧洲人贫困落后，个子就很小。由于长期物质生活优越，出门开车的已经好几代人了，洋人通常体力不足，没用几分力就气喘吁吁，而且免疫力抵抗力低，生病后康复得慢。 西方人性功能障碍患者比例很高。一般正常洋人也往往是抽插5—10分钟就早早射精的三斧头，许多电影里把连续性交45分钟以上夸张成神奇，可见他们的性能力多差！洋人的阴茎平均确实比亚洲男人长一点，但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女 性感 受的快感，尺寸方面更多取决于圆周长，长了也没用，而宽度各族裔男性是差不多的。更何况性交最重要的男性表现在于耐力，时间越长越可以满足女性同步高潮。 国际赛事上长跑最好的往往都是亚裔，最近连体现爆发力的110米栏都被我们的刘翔统治了，所以无论智力、体力、魅力，洋人实在谈不上任何优势，没有弱势就已经不错了。 最后，洋人论客说什么中国男人应该少归咎他人，多做自我检讨，反省体制的弊病造成个性的衰弱。我要提醒的是：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历来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宽容别人，太多要求自己，自以为自己的宽怀可以换来别人的投桃报李。而事实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性的自私从来没有减少过，这世界要是都像我们侧重礼仪文明忽视武力进取革新的祖先那样，战争早在千年以前就该结束了。现实是西方人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民主，他们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崇尚武力侵略扩张，体现在个人身上，西方人在跨国人际交往中更多扮演进攻型的角色，冲突双方中他们经常是施还者而别人是受害者，在chinabounder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方由于是女性，所以必然是受害者，性交的意义对于男女永远是不平等的，性交行为对于男人是某种成功，而对于女人则是某种付出、牺牲。 我要呼吁的是：中国人必须改正自身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在国与国、人与人的交往中都要积极塑造进攻型的新形象。女同胞在捍卫个人性爱自由的同时，是否也可以考虑一下自己作为个体对群体应担负的某些义务？自由和义务永远是并存的，夸大任何一面都不足取。 对付外国人的侵略本性，我们的选择很简单，就是以暴易暴。你的愤怒指责，你的鸣冤叫屈，只能更加重他们入侵者的成就感，反之，你只要显示出比他们更好勇斗狠，他们立刻就龟缩起来一声不吭了。什么让我如此冷漠 这篇文章请您在夜深人静、只有您一个人的时候阅读。 一个大雪纷飞、异常寒冷的下午，您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乞丐。乞丐穿着单薄，您注意到他浑身发抖。假设您是一位极富有金钱、极富有怜悯、极富有慷慨的“三富好人”，您将？ A.把他接到您家过冬。B.给他足够多的钱，让他到宾馆过冬。C.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一个异邦人的答案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小区里。据《东方早报》报道，在那个小区住着一对美国夫妻，男的叫Matt，女的叫Ella，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一天下班的途中Matt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失去双腿的乞丐，当然是中国乞丐。乞丐衣着单薄，Matt注意到他浑身发抖，于是Matt将他接到了自己的家里。 这个故事没有结束，恰恰相反，才刚刚开始。 Matt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乞丐，以便他随时可以过来。这个小区绝大多数住户是中国人。不久，中国的邻居就发现楼道里经常有一位衣着褴褛、手拄拐棍的人出没。他的出现引起了中国居民的极大恐慌——他是一个坏人怎么办？他要到我家来偷东西怎么办？他要把我的孩子拐走了怎么办？ 中国居民惊讶地发现这乞丐竟然与那对美国人有关，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美国人会让这样的人进家门。中国居民将这件事反映到居委会，请他们出面要求美国人不要再让这个乞丐进来。对这样的要求，美国夫妇大吃一惊，他们辩解说，第一，凭什么说穷人就一定是坏人？第二，我的家我让谁进来那是我的自由。 中国居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把这件事又告到了派出所，让警察出面对美国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场中美之争最后以中国人全面获胜而告终。Matt和Ella迫于邻居的强大压力，为那个乞丐装上假肢，给他另租了一套小房子让他搬出了他们自己的住处。 Matt解释说，我们居住在中国就应该尊重这里的文化。可惜我无缘见到Matt，否则我一定要问他，他理解的“这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哦，我差点忘了，那个乞丐竟然也有名字，他叫马维华。 2005年的那场全国范围的大雪让许多孩子欢呼雀跃，因为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他们在电影之外的地方看到了真正的雪。这场雪也许还会让歌手、诗人、作家、摄影家甚至恋人们高兴，因为他们终于迎来了难得的“阳春白雪”。 可是，天寒地冻却是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的天敌。2005年1月28日上午，格尔木市火车站的职工、站台捡拾垃圾人员在站台西侧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名流浪产妇，当时她用单薄的身躯紧紧抱着生下不久的婴儿。然而，围观者没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10时左右，火车站女职工张西娟在打水路上听到站台发现产妇的事情，就急忙赶过去查看。在站台西侧的一面围墙下，一名身上污浊、面色铁青的产妇裹着破棉絮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怀中抱着已经冻僵的女婴。 2005年1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昨晨，一流浪男子被发现死在南二环北京市接济管理服务中心的大门旁，死者身边还放着两个包子和一袋已经开封的方便面。附近居民凌先生说，当天早晨，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子南北朝向地趴在接济中心东侧距中心大门不到3米远的人行道上。“他的手非常黑，左脚的鞋子掉了，裤子也脱掉了一些。他身边还放着两个包子和一袋方便面。” 我上网搜索，这种冻死在离救助中心大门仅几十米、几米的大街上全国还远不止这一例。 …… 当然，最有名的当数湖南的“张衡生事件”。2005年3月7日18时50分左右，在湘潭县107国道茶恩寺地段1 723公里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伤者张衡生在5天后死亡，冻死于以湘潭公安为主的政府人员的渎职与民众的冷漠。在这漫长的5天时间内，只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一个有点良心的湘潭民众，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少年的我曾被这两句话困惑了多少年，因为逻辑上看上去不通。既然路有冻死骨，这说明一定是很寒冷的冬天，而冬天酒和肉怎么会臭呢？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朱门的酒和肉多到寒冷的冬天都能发臭，可以想见它是如何的多？！ 我们这里的“欺生”文化 前面提到的美国人Matt说，要尊重这里的文化。那么，我们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称自己是“礼仪之邦”。鲁迅先生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这个礼仪，说是两个中国人在火车站送别，一直作揖不停。这时火车启动了，站在火车上光顾着作揖的那位摔了个仰面朝天。 可是，且慢！这种礼仪只关照熟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个显著特征是极低的迁徙率，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死亡。这样一种环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熟人文化”，对熟人、生人，家人、外人进行严格区分，如“一回生、二回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这是不把我当外人”，等等。 中国文化这种特点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人的吃和住的方式上。中国人吃饭，哪怕是第一次见面的都同吃一碗饭。西方吃饭，哪怕是夫妻也是各吃各的碗。同样，中国 四合院 的房子将家人和外人隔开，但是在房子里面中国人就不太分彼此了。相反西方人夫妻俩在家里通常各有各的角落。妻子要在丈夫的书架上拿书，要事先征求丈夫的意见。所以在国外，许多人把家中一两间房子租给房客，和他们同吃同住。而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的确很难想象中国人会让一个陌生人住进自己的家，哪怕他不是流浪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陌生人向来不怎么客气。不客气到连邻居做善事也要反对。 这种对待陌生人的差距可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中国人问：“你有什么事？”西方人问：“我能帮你什么忙？”你看，出发点完全不同。 记得我去巴黎圣母院，发现在门口围着一堆人，我伸头往里面一望，不是有人在打架，人家围着看热闹，而是一个人鼻子在出血，围着那一堆人是在帮忙。 我到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时携带了一个30公斤重的大行李箱。在诺丁汉市下火车，我才刚刚下车，就听到有人问我：“Do you need a hand？” (你需要帮忙吗？)我转身一看，一个英国小伙子友好地看着我。然后他帮我上下火车站里的人行天桥，直到我上出租车。除非我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否则，在中国是绝对不会有小伙子来帮我提行李的。 我的另一个亲身经历也许更有说服力。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英国的一个荒郊野岭迷路了。我本来带着地图，但是地图上这片地区没有标明，偏偏路两旁的树遮天蔽日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视线。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前面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 看着这位救星的出现，我颇为踌躇，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要向她问路非吃闭门羹不可，因为天色本来已晚，再加上路两旁异常茂盛的树使得这条小路阴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说，这时候要是有个壮汉向我问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鼓足勇气。没想到，对方热情地停了下来告诉我怎么走。我立即拿出地图请她在地图上说明。末了，她告诉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区附近，同时开玩笑地说，那个地方恐怕会让我失望。 望着她远去背影，我忍不住地想：“这个英国女孩对陌生人可真一点戒备心理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告别的方式竟然像老朋友。 失衡的社会，冷漠的公民 同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却比内地人慷慨得多。1998年长江水灾，香港市民捐款2亿多港币；1999年华东大水，他们又捐款1亿多港币。前不久的东南亚海啸，在不到两周时间内，香港各界对海啸灾区的捐款已近7亿港元，为香港历史上赈灾募捐最高纪录，并创下单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们的一项有关慈善的调查也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这项调查发现阻止“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城市人民行善的几大障碍是： “这事要老百姓来捐款，政府都干什么去了？”前不久，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社区的学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提高流浪汉救助的经验。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Soup Kitchen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提供免费的饮食。类似的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到处可以见到，有些是教会办的，有些是政府办的。以前，在他们那里服务的都是志愿者，负责烧饭和发放饮食。后来，他们将流浪汉的姓名和以前的职业记在卡片上，或者挂在墙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来，他们让曾经在餐饮或者与餐饮相关行业工作的流浪汉参与到烧饭和发放饮食的工作中来，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服务的主体。仅此一项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汉的自我评价。 从上面这个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提高流浪汉的自尊心问题，而我们目前在为每一个流浪人员提供救助上还有一定困难，确实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二，西方国家的慈善工作也不是由国家独自承担，而是由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据统计，美国人一年捐出来的钱接近2 000亿美元，尽管比尔·盖茨是个人冠军，但是其中的70％仍是由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捐出来的。 “我自己还需要别人来捐助，贪官污吏一年贪污的钱不知道可以盖多少希望小学。还有公款吃喝一年2 000个亿。”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的过不下去，只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心理的不平衡。比如，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一个月收入千余元，他觉得收入低，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一个月赚一万多块他也不满意。“我怎么啦？赚的是不少，可这都是血汗钱！一年365天，一天12个小时，你见我休息过吗？”原来他知道一个有“关系”的人，整天什么事不干比他挣的还多。可是那位也不满意，“我这算什么？毛毛雨。”因为他知道更多“关系”的故事。 我后来碰到一个“企业家”，光别墅全国各地就十几栋。他总算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正在办移民。 “我一个月800块钱就要交税，歌星、大款一次收入几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却可以逃税。”有些中国明星在捐款时确实没有偷税漏税时积极。远的不说，就是上次东南亚海啸，一级方程式 赛车 冠军舒马赫捐款1 000万美元，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捐了150万美元，小帅哥迪卡普里奥也捐了100万美元。桑德拉·布洛克戏演得不咋的，看来也挺大方的，捐了100万美元……再看看中国的明星，据说，有的“大牌”只捐了1 000元，甚至，娱乐圈中某位牵头人劝人捐款竟好几次遭到拒绝。 “我把钱捐给你，我怎么知道你拿它去干嘛？” 近几年，不停地有扶贫款、希望工程款被贪污、挪用的报道。或者雁过拔毛，变成了某级政府的楼堂馆所的建设费、高档轿车的购置费，甚至吃喝玩乐的开支。这些事件的发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捐款的积极性。 “这种事只能是谁遇上谁倒霉。”有一辆公交车上一个乘客突然晕倒在车上，司机掉头就朝医院跑，由于送医院及时，那位晕倒的乘客得救了。但是，车上的其他乘客纷纷指责司机耽搁了他们上班，因为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司机忍不住问这些乘客，“将心比心，要是晕倒的是你呢？”“这种事只能是谁遇到谁倒霉。” 许多年前，我看过多部美国电影。这些电影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电影的开始出现“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二，故事都是有关一个美国人遭受了某种不幸，我记得有比如被刹车系统有先天缺陷的汽车制残者，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因政府某项不好的制度而失去亲人者。遭遇这些不幸之后，主人公历经艰辛，最终利用法律武器赢得巨额赔偿。第三，获得这些赔偿后，他(她)们将钱拿出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资助今后类似事件的受害者。我记得，在媒体采访时，电影的主人公都说同一句话：“这件事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就可能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 “他们是被黑帮控制的。”有一次，我在给一个乞丐小孩钱，就在这时，城管大队来驱赶，小孩吓得连钱也不要就跑了。“你下次不要给他们钱。”城管对我说。“小孩怪可怜的。”“看上去可怜，实际上是被黑帮控制的。那些黑帮靠他们乞讨来的钱住宾馆、盖房子。说不定比你还有钱呢。” 一个大雪纷飞、异常寒冷的下午，您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乞丐。乞丐穿着单薄，您注意到他浑身发抖。假设您是一位极富有金钱、极富有怜悯、极富有慷慨的“三富好人”，您将？ A. 把他接到您家过冬。B. 给他足够多的钱，让他到宾馆过冬。 中国人今天真的这么“坏”了，这点必须直面。 但是，西方人也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如果他们今天还和19世纪他们发家以前过着一样穷困潦倒的生活，你看他们杀不杀人，抢不抢人家东西，讲道德，是哪个西方民族也不能和中国人比的，都穷到今天这个份上了还不抢不乱，这忍耐力谁能和中国人比，不敢想象，如果西方人不是今天这么富有，不靠工业而靠农业生活，如果他们没有今天这样大的生存空间(从欧洲一直占到了美洲、澳洲)，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是会帮助陌生人，还是会杀死陌生人。 看了你的文章让我非常震惊，作为泱泱大国竟然无一热心之人，不过现在的中国对小偷和骗人的乞丐也是见怪不怪了，国人都已经麻木不仁了，何来的礼义仁智信，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措施来保护这些流浪汉了。 看了这篇文章真叫人难过！国外是有很多慈善机构，我们国家的确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记得小时候，常常会有各种捐款，我母亲很支持我，我平时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有固定零花钱，只能找她要，但是捐多少是要我自己决定的，那时候普通人家人平均工资每月百元左右吧！我通常会捐十元，却总是全班捐得最多的，其他同学基本上都捐5元以下，两毛钱或五毛钱是最多的！我一直是个内向不爱出风头的孩子，那种时候，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让我很尴尬，可是我是真觉得应该为那些遭难的人做点什么！我家附近有一个疯的乞丐，我每次经过那，都会把身上的吃的送给她！过节的时候，会特地拿很多糖果，放在她手里！看着她开心的笑，后来她离开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突然在某一天，一个惊天大新闻震撼了我们的小城，附近有一个乞丐居然成了万元户，还买了房，娶了亲。那时候的万元户真的是人人羡慕的对象，同时，这样的现实深深地伤害了人们，感觉到自己似乎被利用了！ 到了大都市念书，有次和同学去玩，在饭店门口，有一个抱着俩孩子的中年男人，过来乞讨，我掏了些钱给他，然后就进去了。等我出来时，他还在乞讨，又向我伸出手来，我说我刚才给过你了，他一听，居然把手伸向我身边的同学，理直气壮地说：“她给了，你还没给我呢！” 我当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碰到实在觉得可怜的老弱伤残的乞丐，我才会拿出钱来！ 别的不说，做人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希望那些官员，别太贪了，会遭报应的！给自己和家人积点德！ 近年，社会经济繁荣了，而社会文明是否更进步了呢？是民众素质的落伍吗？非也！而大量的事实孕育了这可悲的现实，而且还将这现实无情地延续下去。而我们理论的宣传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与其说这是国民的悲哀，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哀。 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道德在沦丧，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个时代毁灭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道德观，然而毁灭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重新建立却并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能做到的。 如果你还是不服气，那请你摸着良心回答：如果你是文中的小区居民，你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如果你的回答是不会像那些小区居民，那你的亲人们呢？你的朋友们呢？有几个能做到像那对美国人所做的呢？我并不说那些小区居民有多坏，相反他们做的在中国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的父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也许我们又是这样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当然老师是不会这样教的，但这有意义吗？)——你认为呢？但是从这种认同中，你难道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吗？这说明了在中国冷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至少道德的分界线在发生重大偏移……要不这样说吧，就算不写外国人是怎么做的，光是看到我们的同胞所为，你就真的没有一丝的羞惭？中国人的两大致命缺点 国人的优点很多，勤劳、勇敢、善良……如果你有空，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有些缺点，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是人都有缺点。但是，以下两个缺点却是致命的。 第一大缺点：不认真 2003年1月1日，我看了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愣是吓得我半年不敢坐飞机。 这篇题为《英雄虎胆震长空——“飞豹”战机惊心动魄试飞故事》热情讴歌了我国试飞员为了试验我国的新型飞机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文章中说，“……当高度降至1 540米时，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将他(试飞员谭守才)压在座椅靠背上动弹不得，气流的呼啸声震耳欲聋，谭守才既看不到前方的空域，也听不到耳机里地面指挥员的声音，而且，由于座舱盖飞掉，使弹射跳伞系统失去了保险，谭守才随时都有被弹离飞机的危险。这种故障在飞行中是很少见的。死神正一步步地向两人进逼！” “……事后查明，工厂的工人在安装座舱盖时将活门螺钉装反了。” 看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说这样的飞机工人兄弟们都敢把螺丝装反，那么普通的民航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感到意外。 对于飞行安全，我绝对是一个外行，但是我却敢断言，就中国的情况，飞行事故主要是人为因素。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民航的致命事故，国际航线至今只有半次，其余的都发生在国内航线。 有人说，国际航班飞机大，国内航班飞机小；国际航班飞机新，国内航班飞机旧；国际航班机长老，国内航班机长嫩。我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国际航班所有的人都比较认真；国内航班嘛，反正都是中国人，能马虎一点就马虎一点。 我要声明一下，我这番话不是只针对中国民航的。不过我仍欢迎民航总局的权威出来告诉我错了，那样的话，我非常高兴地向他们和全体读者道歉。 在中国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日本人是当年到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方的那2 000个中国童男童女的后代。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这个我信，要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我不信。原因很简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此不认真的中国人怎么一跑到一个小岛上就变得如此认真起来了呢？ 我单独和日本人一起吃过饭、上过课、游过欧洲。我承认，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有一种对日本人的本能的不喜欢。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对日本这个民族始终保有一种敬意。 我念大学的时候为了学英语买过好几个国产的小型录音机随身听，每个用一两个月都出现同一个毛病：电机转速下降。如此这般之后，我都把自己变成一个修理工了。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后来我下决心买了一个日本的Walkman，第一个月我就不小心把它的外壳压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观越来越不像样子，直至最后外壳完全散了架。我记不清我扔掉它的时候已经使用了十年还是八年，我唯一记得清楚的是那时它仍在正常地工作。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到欧洲开一个学术会议，利用这个机会到意大利旅游。在旅行途中，他的护照和钱被意大利的小偷偷去了。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日本总领事馆。今天星期天不上班，工作人员不在这里住。我在日本总领事馆前面的台阶上坐了许久。我希望能碰上一位偶然来办公室转转的工作人员。日本人一般办事很认真，只要抓着一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自己同胞的总结，我们恐怕没有理由不相信。 认真的另一层含义是执著，通俗地说就是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电影《秋菊打官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至今还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农村妇女秋菊身上那种执著的品质感动了观众，而这种感染的基础正是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很少能找到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傻瓜”。 众所周知，在对二战的反思上，德国人要比日本人好得多，这当然首先与德国这个民族与日本人的不同有关，但是也与被害国的不同反应紧密联系在一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是中国人在失败时一句保留面子的套话，然而，以色列人却真正做到了。 2005年年初，享年77岁的以色列特工彼得·马尔欣因感染并发症在美国纽约去世。在以色列彼得是一个传奇人物，两度荣获以色列最高荣誉“总理奖章”，而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是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生擒归案。 1957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的一份情报发现了阿道夫·艾希曼的藏匿之处。当年的纳粹头目改名换姓藏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摩萨德立即派出包括彼得在内的6名特工组成的精英突击队前往阿根廷。 经过长达4年的跟踪，突击队完全掌握了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规律，1960年5月11日的夜里，彼得在阿道夫家附近的大街上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劳驾，先生。”旋即迅速将其制服，随行的特工们把他塞进停靠在路边的车里。以色列政府随后专门派遣一名外交官“出访”阿根廷。以该外交官的航班为掩护，给阿道夫服用药物后，把他伪装成一名醉酒的空中服务员，才最终得以将他秘密转移到以色列。 事后，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这种“乔装打扮”的做法是冒了和阿根廷掀起一场外交风波的风险的。然而，这样的外交风险以色列政府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而这也不过是以色列庞大的“千里追纳粹”计划的一个案例而已。 1962年，以色列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将阿道夫·艾希曼以反人类罪送上以色列人自己的绞架。 一个美国人告诫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喜爱，你就朝他微笑；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尊敬，你就要朝他的鼻子猛击一拳。 我们派出过多少人缉拿日本战犯？ 第二大缺点：太聪明 从法国回来，总要给太太、小姐们带点法国的洗化用品。我走进一家商店，挑了几样，才发现隔“行”真是如隔山。我便把我挑好的瓶瓶罐罐交给店员，告诉她我得先回去打个电话回国“请示”一下，明天再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位漂亮的法国小姐一口同意了，然后把我的东西放在柜台下面。 第二天，我又来到这家商店。昨天挑好的东西全部要，而且再加了几样。我拿着新挑选的东西来到柜台准备付钱。 柜台只有一位小姐在收银，队伍排了很长。见我过来，昨天接待过我的那位小姐便打开了另外一个收银机。一位当地的女顾客见状便第一个排了上去，我排在她的后面。就在这时，那位店员对我前面的这位顾客说，请您排到那边去。这样看来，这位店员是专门来处理我这个特例的。问题是，那位顾客根本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可是她一言不发，乖乖的排到那条漫长的队伍里的最后面。 法国人怎么这么笨，连为什么也不问一问？ 实际上，中国人出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老外都很笨。比如，在美国，信用卡 的申请和注销都是免费的，但是更换磨损的卡要缴5美元的手续费。中国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碰上更换卡片时，总是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更换卡片的5美元。如此简单的省钱招数，美国人却不知道使用。还有，美国的商店实行无理由退货，参加晚会没有衣服的美国人也不知道到商店里买一件，完了以后再拿去退掉。 德国人更笨。在德国慕尼地区黑森林的一个墓碑上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二战 期间的一个冬天，几个德国人为了躲避战争来到森林边。天气寒冷，他们需要生火取暖，自然而然，这几个德国人来到森林准备砍一些树生火。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发现森林边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有当地州政府的许可，任何人也不得砍伐森林里的树。 看到这个牌子，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悻悻地回去了。当时因为战争，州政府早就无法正常运转，换一句话说，州政府不存在，也就无法得到许可。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望树兴叹，由于天气实在太冷，结果他们全部被活活地冻死了。 要是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就好了！中国人就会告诉他们，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哪能被规则弄死？ “日本人很笨。”无独有偶，一位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抗日老英雄告诉我，“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会根据教科书上说的把子弹退出膛，而我们会留一两颗子弹在枪里。实在不行就开枪。” “日本人仍然很笨。”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现在仍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的朋友对我说。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公司一位高级中国职员离职，这位员工的月薪是六位数。办离职手续时我的朋友认为应该先收回他的由公司发的笔记本电脑(价格不足两万元)，再发给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日本人不同意，因为公司的规定中这两件事是分开进行的。结果那位中国职员的电脑至今也没有收回。“问题是，这事以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日本人之所以不吸取教训，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的规定没有改，他们就不能随意改变。” 大量的研究表明，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弧线型的。西方人还在只想从A到B，中国人已经从A到B，再从B回到了A。 中国人在西方国家呆的时间长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变笨。一次我在芝加哥登机，乘坐的是那种一排只有三个座位的瘦长机型。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边上是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小伙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两个正热闹地聊着，空姐上来了，看看飞机，再看看那位小伙子以及他边上的另外一位乘客然后说，“你们两个谁坐到后面去？” 那位华人小伙子二话没说起身走了。 有人说，上面我举的那些外国人的例子不能叫笨。如果那是正常，那么中国人就是太聪明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规则，任何法规你只要想钻它的空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空子可钻。中国一直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向来不缺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制度，缺的只是执行。 在中国， 上海人 被认为是“精明不聪明”，我要说，太多的中国人都是精明不聪明。想必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要说大智若愚的原因。 一盘散沙，这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种对中国人的描写。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由于脑子运转得快，还没有开始合作，每个中国人都把今后出现的各种可能以及在各种可能情况下自己应该采取的对策想好了。人心齐，泰山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事情怎么做得好？ 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和另一位同是以色列的心理学家特维斯基合作二十多年，直到后者1995年患癌症去世合作才告终止。这样的例子中国上哪去找？ 美国有一个反垄断法，其中规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防止垄断，政府会将其强制拆分成几个小公司。中国人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还没有等政府动手，哥几个早就将它拆了。 中国人最多能共苦，却不能同甘。 你怎么可以拿一点来概括整个民族呢？整个是垃圾一篇，败类，没有骨气的东西。 我希望你能明白，贪官可以骂，官员可以骂，政府可以骂，但是祖国不能骂，民族不能骂，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哪个国家没有龌龊的缺点，你能根据这些缺点概括他整个民族吗？自己看不起自己，是最没有出息的。拿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你真的很是没有出息。我鄙视你，连我们的对手也会鄙视你的。负起你该负起的责任吧，把腰挺起做人吧！ 你还是个教授？遗憾啊，社会风气是你的责任啊，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垃圾呢？你所说的那几个见闻，我也看到过，有很多版本，都是用来侮辱国人的，而你却拿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来侮辱自己的民族，说是两个缺点，你利用这两点把国人说得一无是处。如果有外族入侵，真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是有不足，但是现在不是正在发展吗？不是正在改进吗？你一味的喊外国好，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外国人来了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两个字——掠夺。 别对我说德国、日本没有监狱，没有小偷、骗子、投机分子。 说到认真，美国哥伦比亚号的坠毁，你不应该就此断定美国人不认真。同样，神舟6号的成功至少说明中国人这次还是认真的。 所以，感到您的帽子做得有些大了，大得一下子就罩住了所有的中国人。 最喜欢最后一句。的确，中国人不需要垄断法。哈哈！高！实在是高！！中国人最多能共苦，却不能同甘。经典，和朋友做过生意的，一定有“痛”感。 美国有一个反垄断法，其中规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防止垄断，政府会将其强制拆分成几个小公司。中国人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还没有等政府动手，哥几个早就将它拆了。 这点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还是个大学生，但在大一，就和几个学长一起开了个小小的工作室，一起接些设计的活做(因为我们都是学艺术设计的)在一起一开始都很不错，工作室也运转得很好，但一年半后，因为我们工作室的老大总是把拿来的钱自己藏着，而我们兄弟们却做死做活没得几个钱——最后我们在一年半后散伙了——虽然我们是一群有能力的年轻人，在学校专业都是最好的，在外面也能接到活做，比那些整天混日子的大学生强很多，但是本来一个很好的工作室因为经济利益，最终散伙，真的很心疼，本来很好的朋友关系也变得淡漠了许多——希望张教授能给我们这些20岁出头的新人，有理想的、想做些事业的年轻人提些建议，谢谢。 中国人太喜欢吹捧自己。却不敢直面自己的缺点。国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夸了两句中国，国内就到处拿来引用。事实如何呢？很多生活中的小玩意，也比不过韩国，更别说日本了。至于那些重工业上面的，差得就更远了。 悲哀啊！ 不要再拿几千年前祖宗的辉煌来麻痹自己了。有本事就自己做出点值得骄傲的事。 好文！我觉得本文根本就没有诋毁国人的意思，而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国人的缺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喊口号，但是口号不能使国家强大！ 我们就是太缺少这种自我检讨的态度了，总是生活在一种狭隘的、虚无自大的民族主义中，看完这篇文章后，有的人还在骂作者，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太无知了。 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是能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的民族，而不是一说到自己的缺点就像有些人那样敏感脆弱得不行！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就的顺从、盲从的国民特性毫无疑问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法制、创新精神格格不入。张教授这样的社会有识之士任重道远啊！公交车上的丑陋中国人 上海公交车上一个座位能值多少钱？ 我之所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公交车上一直很少有人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座。地铁里就更少。从上海地铁诞生的第一天起，至今我都没有机会见证让座这样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与之相关的是“抢座”，只要车厢里有座位，无论男女老少，上车的样子就不太优美。本来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民族，可偏偏在“位子”面前一点风度也不顾。在人民广场和火车站这种起点站人比较多的地方，场面就更加难看了。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站，那位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从个人道德谈到国家形象，再从国家形象回到个人道德。在我看来，他的说服力远超我的任何一任政治老师，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我听说，一个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公交车上抢座位的架式，还误以为他们要在公交车上呆二十年！ 那年，非典发生之前，上海正在进行全市范围的“上海精神”大讨论。为了配合这项活动，一家上海媒体的记者在街头进行调查，询问“如果你在公交上车看到老弱病残孕站在那里，你会让出自己的座位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会让”。这位记者下结论说，上海市民的素质真高。 这位记者先生想必多年已经不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对本地的民情不体察；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调查的培训，所以怪不得他(你要是不懂，下次就不要调查了)。当然，他的调查也还有点用，可以让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清楚，在公交车上是应该让座的。不过，要得出这个结论，还真不需要他的调查结果，公交车和地铁每次启动，广播里就说一遍，“请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个座”，没有听力障碍的人，想不知道这点，难！ 上海的外地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上班坐的911路据售票员介绍，大部分乘客不讲上海话。那天停靠“胸科 医院 ”站之后，上来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颤颤巍巍，站在我前面大约10米处。手上拿着一张X光片，一看就是典型的“老弱病”。 以这对老人为圆心，以5米为半径的范围内根据我的判断坐的全是年轻力壮的“新上海人”。我狠心等了2分钟，肯定他们周围没有一个人会让座，我就站起来，叫他们过来坐。由于我是靠窗的座位，我出去时我的芳邻、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只得站起来让我。我万万没有想到，等我出去之后，她竟然又坐了下来。面对一个空位，两位老人相互谦让，直到这时，我的这位芳邻这才十二万分不情愿地将她的宝座贡献出来。 上海公交车上的一个座位值多少钱？ 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人拿出吃奶的力气抢一个位子，甚至相互间为了占座发生口角？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的题目是这样的： 有一路公交线路，为了下面称呼方便，我们假设是100路。100路两个终点站之间的距离以及运行所需要的时间刚好是上海所有公交车的平均值，换一句话说，100路和上海所有普普通通的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 100路有三条线，三条线都是空调车，车型、线路也一模一样。不同的是，100路普通线和你每天乘坐的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100A线上面没有一个座位，你得一直站着，而且有点挤。100B线一直有座位。我们都知道，100普通线单一票价(上海绝大部分公交车采用单一票价制，也就是不管你坐多远或多近，空调车都是2块钱。)是2元，我的问题是，100A线，也就是一直都得站着的那种车你愿意付多少钱？100B线，也就是总有座位的那种车，你愿意付多少钱？ 调查结果是，100A线的人们愿意支付的平均价格是：1.033 3；100B线人们愿意支付的平均价格是：2.633 3。 我将100B线的平均价格减去100A线的平均价格，差值就是人们愿意为一个座位所支付的价格——1.6元。 这个结果让我大跌眼镜！他们拼死拼活去抢占的位子，在他们心目中竟然不到两块钱？！ 我原以为少说也要10块钱。难道我的调查有错误？我又回头去问那些受访者。“你说什么？10块钱？那我为什么不去叫出租车？” 也是。 我再仔细检查我调查的数据，发现，所有调查对象中给总有座位的100B线的最高价仅为3.5元，最低的为2元(和普通车没有区别)。还有，统计学上有一个指标是标准差，标准差是反映大家是否一致，标准差越小，意见越统一。如果所有人的意见是一样的，那么标准差就会为零。这里的标准差为0.536 4，是相当小的。总之一句话，在大上海，人们为了公交车上的一个座位只愿意付1.6元的结果是非常准确的。 我的一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朋友的故事也证明了1.6元确实会有这样大的魔力。 那是90年代末，他们计划为一家烟草公司策划一次公益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免费送雨伞。通过讨论，公司最后决定选择在南京路上当时一家非常有名的百货商店里进行。他们以为这家百货商店一定会非常乐于配合这样的活动，因为在当时，还极少有企业进行过如此慷慨的赠送活动。 我的朋友当即打电话到该百货公司的广告部，广告部的经理接的电话，听完我朋友的来意之后，他一口拒绝了这样的公益活动。我朋友大为惊讶，连忙问他为什么？对方回答说，“上周一家企业在我们这里赠送一个马甲袋，我们的大门被挤破了，正在修。你要是在我们这里送雨伞，我们商店根本就不用开了”。 泄密的上海公交车广播 大上海一心想赶超的那些老牌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公交系统里的广播通常极其简单，就是到站时报一下站名，启动时再报一下下一站的站名。完了。 与他们相比，上海的广播内容就可以说是极大丰富。一位想了解当地市民素质的外国学者，哪里也不用去，只要到公交车上走一遭就可以了，甚至连眼睛都用不着睁。 公交车快进站，广播里传出第一句：“请先下后上，文明乘车。” 中国的国情是，强调什么表明缺什么。于是，他就知道，这里流行的是高效率的上下同时进行，甚至是先上后下。老外的公交车，绝大部分只有一个司机，兼卖票，其中，大部分的车还找零，再现场打印出一张车票交给乘客，这个过程要碰上不利索的乘客差不多要一分钟。我个人在国外遇到的最长的等上车纪录是十分钟，也就是说对于最后一个上车的乘客来说，从公交车停车靠站到启动离站，他在下面排队等了十分钟。可是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催过前面的人快点，也没有人不排队上车。 车子刚启动，广播会说第二句：“请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个座。” 老外便知道了，这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许多人辩解说，外国人的风度是建立在车多人少上的。小城市确实是这样，车上难得见到两个人。可是大城市的地铁，尤其上下班高峰，拥挤的程度一点不输给上海，要工作人员在下面推才能上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老外面对座位，我总结出了三种情况：第一，主动放弃。有一次我在巴黎的地铁上看到两个讲法语的大人带着一批讲美国英语的孩子。法国的地铁进门有四个折叠的椅子，四个孩子一进门就坐了上去，过了一会一个大人用英语对这几个孩子说，你们该站起来了。因为在这些椅子旁边，用法语写着：“当车厢里的人比较多时，请站起来。”第二，互相谦让。两个人同时看上一个座位。这肯定是一开始彼此没有看到对方，当他们越来越接近那个位子，终于注意到对方的存在时，双方的第一个反应是同时停下来。如果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问题就比较简单，毫无疑问，男的让女的。如果两个都是男的，那就看谁坚持让到最后。第三种情况我至今不理解，不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位子也不坐？ 中途，广播里又说开了：“本车即将进入外滩文明示范区，请乘客遵守‘七不’规范。” 这句话我们不必担心老外有什么不良反应，因为他听不懂什么是“七不”规范。不过，我本人有点不明白这句话，进入外滩文明示范区需要遵守“七不”规范，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地区就不需要遵守了？ 车子到了站，广播里说第四句：“行人请走人行道，过马路请走横道线。” 你看看，听了这句，他连马路上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了。 吓唬式教育值得反思 平心而论，我们的各级政府、宣传部门、精神文明办公室在这个问题上没少花力气进行教育和宣传，但是，效果显然不太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采用的方式经常在无用的“吓唬人”上做文章。 比如，我们在劝告大家不要乱穿马路时，总爱宣传说乱穿马路危险，指望把人给吓唬住。上海电视台的公益广告是这样做的：一群小鸭子在鸭子妈妈的带领下过马路，前面亮着红灯，小鸭子径直走过去，一辆车子过来差点轧到它们，吓得鸭子妈妈赶紧把它们拉回来。等到交通灯变绿，鸭子妈妈这才带领它们神气活现地过去。 同样的原因，每年在交通安全宣传周，都能在上海的电视上看到老一套：一个记者拿着话筒问一位刚刚乱穿马路的行人：“你觉得你这样穿马路安全吗？” “安全。”我代替他回答。我大声地、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以我单位门口的淮海路为例，“乱穿淮海路不但安全，而且非常安全！”乱穿马路被车撞死的概率大约和飞机失事的概率相当。我们总说乘飞机安全，说什么一个人需要连续乘坐2 000多年才会遇到一次飞机事故。可是同样低的概率，一到穿马路便说成极其危险。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地吐痰，我们总是宣传说，随地吐痰会传染疾病。随地吐痰真的会传染疾病吗？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一位公共卫生专家。 这位专家坦言，从理论上讲，随地吐痰确实有可能传染疾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概率几乎为零。他进一步指出，随地吐痰传播疾病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吐痰的人有病，比如结核病人，他的痰里就会有结核病菌。第二，病菌在空气中的密度超过一定范围，如果不是在一个密封的环境，痰中的病菌很快就会被空气稀释。第三，受体本身比较脆弱。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确实支持了这种说法，读者诸君想一想，你认识的人中有谁在乱穿马路时被车撞死？又有谁被别人吐了一口痰传染上疾病？ 退一步说，就算随地吐痰真能传染疾病，那也是传染给别人，绝对不会传染给吐痰的人自己。你再怎么吓唬也白搭。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吓唬了这么多年愣是一个人也没有吓唬住。 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精神文明宣传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挑战。这方面美国的经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许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美国也搞精神文明宣传，不过美国和我们有两点不同：第一，美国的宣传工具大多由私人掌握，政府的宣传是要付费的。第二，正是因为付了钱，他们就先请专家进行研究，而不是靠拍脑门决策，免得钱打了水漂。美国有一个州，青少年吸毒的比例很高，州政府为了遏制这个势头，首先请了一个专家组来研究这个问题。 专家组经过科学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吸毒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所有的人在第一次吸毒时都清楚地知道毒品的危害(我国的反毒品宣传至今的重点仍在宣传吸毒的危害性)。第二，吸毒被青少年当成成熟的标志。人的一生有两个叛逆期，第一个是三岁左右，它的出现是以“我”为标志的。三岁以前的儿童是用别人称呼他的方式称呼自己的，“宝宝要吃饭”、“宝宝要喝水”。三岁左右，儿童开始用“我”来称呼自己，这个时候的特点是你说东他就要西。三岁的小孩害怕打针这恐怕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儿子一看见医院的大门就把我往回拉，任凭我怎样教育、说服、安慰、哄骗都无济于事。一次他高烧39.2°要吊盐水，我告诉他：“你完蛋了，又要打针，你赶快躺在地上耍赖吧。”没想到他对我说：“地上有虫虫，我不哭，我不怕打针。”等到真打针的时候，我们既没有表扬他勇敢，也没有拿大孩子做他的榜样，破天荒他第一次做到打针不哭。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漫长的四个小时结束以后，他竟然不愿回家而且还要打针。第二个叛逆期就是青春期。这时期的孩子处处要显示自己的成熟。第三，大部分孩子第一次吸毒是一个群体行为，众所周知，青少年的群体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就是有少数人想不吸也是很难的。 在上面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州政府制作了一则别出心裁的广告。这个广告是这样做的：两个毒品贩子结束了一天的毒品生意之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数钱。一个毒贩子对另一个毒贩子说：“现在这个毒品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吸毒的人越来越少，警察查得越来越严。”“可不是吗！我们现在的收入主要靠些年轻人。”“那些新新人类，自以为新潮、另类、时髦，其实他们的钱最好骗了。”“要是有一天，连他们都不买，我们可就真完了！”由于抓住了青少年的心理，广告播出后效果非常好。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如何有效地减少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根据行为理论，人类行为的发生一定是其动力大于阻力。以乱穿马路为例，人们为什么会乱穿马路？因为乱穿马路省时省力，这是乱穿马路的动力，因此，要阻止乱穿马路，必须增加其阻力。前面提到的吓唬显然也是想在这方面下功夫，可惜吓唬错了地方。 我建议不妨将“吓唬”改成“鼓励”。比如，上海人特别爱面子，争强好胜，处处要争全国第一。据我所知，国内有些地区的人在上下车秩序方面做得比上海好，有些地区在过马路上做得比上海好。为什么不利用上海人的这种特点，拍一些对比广告？国外有些地区，公共秩序方面很好，同样可以进行国内外比较。 前两天我在中山公园买票，售票口前挤作一团，我把我前面的几个人排成一个队。这时来了一个小伙子直接就插到最前面去了，我一把把他拉过来，他抡起拳头，没想到我对他说：“先生，你想先买，你排在我前面。”众目睽睽下，小伙子不好意思，站到我后面去了。又有一个大妈往窗口挤，我同样让她插在我前面，她年纪大一点，我是真心实意让她。没想到她坚持说：“我到前面是去看看还有没有票。”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插队了。 大家看，我一个人也没有吓唬。 另一方面，就是想吓唬一定要找准地方。我就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将随地吐痰、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界定为一个人素质低下的表现？目前的上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在各个十字路口维护秩序，你去问问那些执勤人员，他们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个乱穿马路的人对自己这种行为感到羞愧？一个也没有！他们不但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相反，遇到阻拦振振有词，甚至怒斥执勤人员。 在法国，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人在前面插队，后面的人根本不制止，随他去。因为大家比的是谁更绅士。中国人还有一个毛病，在公共场合大声打电话，不管是在听报告、看电影、听音乐会，甚至作报告的人还敢停下来接手机(当然，他们多半是领导)。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那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手机响了之后，在全场愤怒的目光下仓皇逃窜”。 这事真的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也许这只是上海才有的事情，但是在北京我看到年轻一代一直都让位子的。当然，有些人也不讲道德，但是总是有人会批评他们的。(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1992年我去中国好几次，我去了北京、上海和河南。在1993年和2004年期间我没有去中国。然后，2005年4月，我去了广州、深圳。我在澳大利亚也经常遇到中国人(游客和中国移民)。我对大陆的中国人的看法是，他们是一个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不同的种族，大陆中国人(总体上说)非常自私，不关心其他社区成员。他们只管赚钱或获得好处，完全不关心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是否会对其他人产生不良的后果。他们只有一种情况下会表现出礼貌，那就是这样做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种自私自利和不道德的行为来源于他们的父母和整个教育制度在这方面教育的缺失。(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抢座、占座、让座是公交车上一道永恒的风景线，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着，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抢座？是真的讨到了什么便宜吗？一个座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吗？非也，依笔者愚见，关键是人们的“从众心理”在作祟。因为礼貌和谦让的人永远不会有座，争抢的人回回有座，最终，会使礼貌的人放弃礼貌，谦让的人不再谦让，温顺的人变得不温顺。 然而，当我们沾沾自喜于拼尽老命抢到的座位时，当我们面对癌症老人手持病历求座而无动于衷时，我们可曾想过，我们争抢到的公交车座位，让我们丢掉公德，丢掉爱心，丢掉善良，让我们变得自私、冷漠、无情的那个座位其实只值1.6元人民币！ 如果中国人是如此缺少礼貌，那么中国经济上再怎么改变和进步都是白搭。 当我每次看到中国人表现出如此无礼时，无语。 我在东西方国家都住过，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人是可以向西方人学习他们的礼貌的。许多人找出成百上千条理由为他们令人恶心的做法找借口只是为了保存所谓的面子和中国人的骄傲。 我提议开展一次全国性的礼貌活动。中国人如果一直这样没有道德规范和礼貌的话，是无法赢得敌人和朋友的尊敬的。尊敬是赢来的，不是别人给与的。在周末来一次宣传礼貌的游行是非常有效的。(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中国人在任何社区问题上都臭名昭著地被动。他们总是没有时间做社区工作，甚至连支持都不愿意。这种自私的态度也许来源于中国的“家庭文化”。 该是来一次群众运动和“长征”来打碎不良礼貌习惯的时候了。(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上海人的字典里似乎没有“文明礼貌”这个词。我看到上海的地铁里年轻的女士们身手敏捷地抢在老年人前面占领座位，也很少看到有人会让位子。这就是上海，中国最大的都市。 上海和其他地区的公共场所的文明礼貌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从文革开始就每况愈下，那些疯狂的日子至今30年过去了，丝毫没有复苏的迹象。(原文是用英文写的)透视中国人的病态装修心理 装修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只有二十年，但就这短短二十年，装修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血液，烙上了中国人的印记。我和你打一个赌：任何一张居家装修的照片，我只要看一眼(不超过0.5秒)，就能告诉你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家，还是一个外国人的家。 我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新阿房宫现象 我住的这栋房子，入住时是新房，各家装修敲敲打打的声音前前后后持续了大约两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过上安静的幸福生活了。 几年之后的一天，楼道里传来了冲击钻的声音。一打听，得知一家人家把房子卖了搬出去了，冲击钻的声音是新房主第二次装修发出来的。这之后，大楼里时不时地又传出装修的声音，或是发现电梯里一塌糊涂，或是有拆下来的门窗、浴缸堆在走廊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此刻，还能听到远处墙壁的敲打声。 有过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装修是一件费钱、费时、费力的事情，如果说毛坯房装修一下完全必要，那么这些二手房的房主为什么都会千篇一律地重新装修一次？尤其是在我看来许多房子原本装修得很不错，稍加收拾完全可以直接入住，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把原有的装修拆掉再重新装修一遍呢？ 太旧了？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原因可能是，房子住了一阵子，整体状况下降了：油漆没有光泽了，墙壁脏了，等等。也确实，有些二手房不大修一下实在住不进去，再说，墙面重新粉刷一下也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我所看到的情况整个是另外一回事。以我左邻右舍为例，卫生间是清一色的高档TOTO产品，厨房和宜家最新的宣传册上的照片没有什么差异。这么说吧，如果将他们家的标准定为“最低生活线”，那么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就是贫困了。 可是新来的房主还是毫不留情地将原来的一切拆掉，我楼上的那家甚至把原来的窗户也换了。看到被扔在垃圾堆里八成新的浴缸、瓷砖、门窗，真让人一时不敢相信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大量的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风格不吻合？有道是，中国人一谈风格，上帝就发笑。中国人装修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吗？几年前流行宾馆加会议室式的装修，这两年开始流行宜家，整齐划一的北欧风情。上海的宜家离我家很近，我偶尔去那里买个小配件，哪次里面都是人山人海，人流量一点也不输给大百货商店，就是工作日也不例外。去年一年我有多位朋友装修，装修好之后都热情邀我去参观，因为平时太忙一直抽不出空，积到过年，拜年加参观一次完成，不过我还只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忘了谁是谁家了，因为都是宜家样板房的翻版。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宜家在国外是低档商品，目标对象是实力不雄厚的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所以宜家的家具总是在节省空间和利用空间上做文章，双层床和沙发床正是它的代表作。 实际上，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住房并不很宽敞，收入也有限，恰恰需要更多低成本、高利用率的家具供应商，只是宜家一到中国却丢了价格只剩“风格”。根据我的了解，外国人其实更强调个人风格，不过他们是通过软装潢来体现这一点的，重点在窗帘、桌布、地毯、画、照片、饰品、灯光等上做文章。 外国人也装修二手房 ，但是和中国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第一，外国人通常是原房主来装修，装修的目的是提高房子的吸引力，以便在出售时卖个好价钱。而在中国，前面的装修，在二手房销售中通常无法进入成本，“我不让你出钱来拆掉就算便宜你了”。第二，顺带提一下，许多外国人装修不像中国请装修队，自己动手，美其名曰Do-it-by-yourself。外国人业余生活过于单调，只能在这些低级的体力活中寻找乐趣。 那么，中国人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二手房重新彻底装修一遍呢？ 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哪怕再好也必除之而后快。 我的一位朋友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从外地的学校回家，问他父亲：“你们单位又换头了？”他父亲大为惊讶，“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他刚来没多久。”“没人告诉我。我只是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单位去年才修过的新大门现在又在重新修。” 大英博物馆一直被我视为中国人的耻辱柱，所以当我得知里面陈列的有些展品竟然是中国人捐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愤怒，“这简直是叛徒、汉奸……”，我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有位中国人告诉我，恰恰相反，这个捐赠人庆幸他当时把这些宝贝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因为如果留在家里，早就被破四旧破掉了。现在尽管在外国人手里，至少东西还在。那个时候，这个人还补充说，如果他自己今后有什么东西，他也更愿意捐给外国的博物馆！ 别责怪项羽烧了阿房宫，他和我们一样，只不过装修了一次二手房。 皮沙发情节 我的一位女同事大概是装修时太累了，搬进新房子不久就生病了。她的先生非常“关心”她的病情，每天都问她，“今天有没有好一点？你看我们明天可不可以在新房子里请客？如果可以，我现在就给大家打电话”。 我这位女同事在转述这个故事时感慨道：“都说你们男人没有虚荣心，我看一点也不比女人少。”女同事的先生如此着急地在家里摆这道鸿门宴，司马昭之心当然是炫耀一下新装修好的房子。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变化的一个特点是中国人开始大胆追求纯粹的主观享受。传统的中国文化将享受当作罪过，你到故宫参观就会发现皇帝坐的龙椅，尽管看上去很气派，但坐起来并不舒服。正因为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沙发永远也不可能被发明出来。甚至在沙发引进中国之前，连沙发的雏形都没有，因此，中国人只能用音译沙发(sofa)来称呼这种又柔软又舒适的椅子。 中国人居家观点的这种转变可以典型地从电视机的摆放高度的变化上体现出来。以前中国的家庭总是把电视机放在高于视平线的位置，观看时必须抬着头“瞻仰”，一晚上看下来肩疼脖子酸。而新的装修理念无一不把电视机的“地位”降低到视平线以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注意装修中的“人体工学”，但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依然很普遍，装修的目的是炫耀这一指导思想依然是中国人装修的主旋律。我将这种现象称为“皮沙发情节”。 欧洲家庭使用皮沙发的不多，参观他们的皇宫和贵族的城堡也极少发现那些奢华的房间里有皮沙发，当然不是因为皮沙发贵他们买不起，而是因为：第一，与布相比，皮在印染上受到很大的限制，颜色很单调，不外乎红绿黑白灰棕，色彩也很难看，还不能染花。第二，由于加工工艺的限制，皮沙发在舒适度上与布沙发仍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中国生产的皮沙发，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坐到过一款能称得上舒适的中国皮沙发。最后，在清洁上，由于皮沙发不能拆下来洗，在清洁上也有麻烦。 尽管皮沙发有这些不足，但是在中国依然很受欢迎。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人认为皮沙发看上去要比布沙发“气派”，而这种思想不过是中国人认为装修的目标是为了炫耀而不是居住的观念的一次无意识抬头。至于皮沙发被认为比布沙发气派，源于中国人相信，坐在动物的皮(最好是老虎皮)上面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现在我来回答文章一开头的那个问题。我为什么看一眼就能判断出一张居家的照片拍的是中国的家庭还是外国的家庭？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 第一，中国的家里没有人。为了验证我这个论断，我找来所有我能找到的居家杂志。果然，外国人的照片中大部分里面有人，或者坐在沙发上、或者趴在地上、或者小朋友在玩游戏。而中国人的照片里没有一张里面有人，就是那些“名人家居”，大部分做法是将名人的一张单独的照片“贴”在边上。 我这个论断另一个更重要的含义是，外国人的照片里面即使没有人，但你能明显感觉到，照片里的这个房子在拍照之前里面一直住着人，比如随意摆放的杂志，砧板上切了一半的食品。而中国人的房子，给你的感觉是，在拍这张照片之前，里面从来没有人住过。所以一张照片，如果里面没有人，房子看上去又像是刚刚装修完毕还从来没有人住过，那就一定是出自中国的设计师之手。 第二，中国的家里没有色。中国人讲究中庸，一般人害怕鲜艳的颜色，中国的设计师也不擅长运用。但是另一方面，敢于用色并不等于将家里涂成大红、大黄、大蓝，因为，家毕竟是家，整天住在大红大紫的屋子里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得高血压，用色的关键是如何把握红花绿叶的平衡关系。比如，这样的一个客厅，整个墙面是白色的，但是采用红色地毯、红色沙发靠垫、红色的花瓶、再挂上几幅红色基调的画。说起来很简单，却搭配得赏心悦目，那多半是外国人的家。 第三，中国的家里没有温馨。大家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纪念碑有两个特征，一是高高在上，须抬头仰视方能瞻仰。第二，底座前总是有一段长长的台阶要登，走得你气喘吁吁、心跳加速，目的是让你误以为那是你见到纪念碑心情激动所致。 中国家庭装修哲学和纪念碑的设计一脉相传，要保持人在建筑物面前的敬畏。所以一个房子，如果墙壁是花的、窗帘是花的、沙发是花的、桌布是花的，甚至连 卫生间 都贴着花的墙纸，看上去忍不住让人亲近，那多半是外国人的家。 我是从事家装设计的，你说的这些，的确是家装行业存在的一些现象，在中国，家装设计兴起只有短短的20多年，同国外的设计有一定的差距，但中国的设计从盲目的跟风，到独力思考、创作，虽然仍有着稚嫩，但近些年的发展已不可小觑。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透视中国人的病态装修心理》，觉得也是一种值得参阅的内容，作者的描述确实和我生活中接触到的有相同之处，咱不说病态与否，但是国人的排场理念确实应该值得反思了，或许轻装修重装饰才是一种更为合适的理念，也会更快地在国内普及。 我比较赞同你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什么国度啊、文化背景啊、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的房子也在装修，经常泡在装修公司和“成长”中的小区，跑来跑去，四处参观，以下是我的“观后感”：中国人大部分就是有那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毛病，就拿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宾利轿车，一千多万，这个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就中国是最好的，其他国家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家装也如此，不是我说，咱们的好多同胞装修就不是为自己舒适的生活而装的，而是为别人，为自己的面子。外面流行什么就跟什么风，也不掂量自己合适与否，基本上没有什么设计与个性是自己的东西了，房子装修完了，我估计也没有什么感情，就别提什么舒适惬意的生活了，顶多也就是换了个睡觉的地方，要不就是自认为自己花了不少银子，然后自己的房子就变得很高档了什么的，把别人比下去了而已，只要别人说好，自己就住着非常满意的那种……我觉得中国人太缺少创新了，要不咱们中国怎么能今天流行什么欧美风，明天流行哈日风之类的呢？什么时候能让世界都流行中国风啊！哎……国人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天，看了一则让中国人笑不来的“笑话”：当今一个中国研究人员实验室里只有一样东西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茶杯。如果这个人和我一样喜欢用玻璃茶杯而不是陶瓷茶杯喝茶，那一样东西也没有。 前不久，一家美国的研究机构公布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表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实际上，此前，多家国外机构独立研究均表明，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可是，为什么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拥有十几亿的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的国家会出现上面说的这种尴尬的局面呢？ 要你听话的中国文化 几年前，我们做了一个跨国比较研究，调查日本横滨市和中国上海市总计1 300名父母，请他们回答“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什么样的孩子是坏孩子？”调查结果非常耐人寻味： 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日本父母可谓五花八门，但是中国父母的回答出人意料的一致：46％的中国父母认为“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20％多的父母认为“不听话的孩子是坏孩子”。而没有一个日本父母将“听话”列为好孩子的标准，相反，倒是有一些日本父母将“听话”列为坏孩子的标准。类似地，几乎所有中国的心理咨询机构都反映，中国家长咨询时请教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孩子不听话怎么办？” 总计66％！多么可怕的比例。 听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么受中国人的欢迎！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分析一下“听话”这个词出现的情景。第一，命令，直接要求孩子听话，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听话！”或者是孩子不听话之后的责怪“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第二，如果父母一方要外出几天，和孩子告别时一定会说一句“在家里要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话”。类似地，在学校里和孩子告别时也总是说“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第三，答应某项要求，要以听话为条件，如“你要是不听话，……”“你听不听话？” 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听话都是要求服从、一致。要求别人“听话”和责备“不听话”其实是一种强制的命令心态，充满了威权专横的自我，语意中包含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利诱、威胁。只要我们留心就会发现周围许多自认为有发言权的人都希望别人听话：大人要小孩听话；强者要弱者听话；既得利益者要被剥削者听话。可以说“听话”其实是封建帝王思想的体现。 正因为此，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地鼓励顺从听话，而不鼓励独立见解；鼓励中庸、随大流，而不鼓励竞争、冒尖；鼓励稳妥可靠，而不鼓励异想天开；鼓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不鼓励个人的独特性；鼓励儿童把成人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不保护和激发儿童天性中潜在的兴趣和求知欲。 前两天看了一部美国电影，主角在一场演讲中是这样开头的：“中国人说过，‘人生的最大不幸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时代’。”我看了大吃一惊，中国人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后来才明白，这大概是“乱世出英雄”的英文翻译。可见我们的祖先里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人。 要让中国的科研人员变成诺贝尔奖得主的英雄，就必须先让他们“乱”起来。 由天才杀手组成的中国教育系统 中国教育理念上的最大问题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把“学习”和“创造”分清楚。这种观念上的混乱典型地体现在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为代表的“神童”的选拔和培养上。 在今天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校里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女孩的成绩比男孩突出。许多人(甚至包括女人自己)认为这是由于女孩记忆力好、会考试导致的。可是同样的现象出现在小孩身上，这些年轻的成绩优异者就能摇身一变，成了“神童”。据我所知，中国所有的神童之所以成为神童，主要是因为他们小小年纪就通过了高考，我还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是通过了一个创造力的测试而成为神童的。 一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能通过高考当然说明他(她)的学习能力很高，但是并不能说明其创造力同样高。因为考试考得再好，你只不过解决了别人出给你的题目；而创造的第一步是自己去寻找题目。有时候，学习能力太强的人反倒会抑制他(她)的创造力。而，一个人能获诺贝尔奖，一定是因为他(她)“创造”了什么，而不是“学习”到了什么。你两岁就能通过高考他们也不给你颁奖。 当然，有超强学习能力的孩子也是可以进行特殊培养的，但是，科大少年班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中国诺贝尔奖得主的孵化器”。只要科大少年班不改变其甄别和培养“神童”的模式，我敢放言，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绝对不会出现在科大少年班。 如果说只有少年班的创立者和管理者分不清楚学习和创造，耽搁的最多也只有少年班那几十个孩子。问题严重的是，前一段时间，许多人在反思“少年班”，可是我看过的那么多篇文章中，竟然没有一篇谈到“学习”和“创造”的区别。 在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中国的孩子甚至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学习如何起跑，出生以后那就不用提了。我平生最怕的一件事是到有孩子的人家做客，刚进门，孩子就被要求“来，给叔叔背首唐诗”、“给伯伯拉段二胡”或是“给老师写个毛笔字”，其实孩子筷子还拿不稳。每当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该表扬还是该批评。因为那些骄傲的家长不知道，这种拔苗助长、填鸭式的知识学习，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起跑得够快了。一个美国的孩子转校到中国来，用不着几天就会被中国的学校开除：进度跟不上、学习不认真、又不听话。每年的奥林匹克竞赛，只要有中国的孩子参加，冠军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因为竞赛内容，其他国家的孩子还没有学过。中国男子足球也是这样，少年队世界水平，青年队亚洲水平，国家队……就不用我多说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也不可能输在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逻辑上也永远不会成立，就算起跑慢了点，你也只能说起跑落后。 请记住，输赢永远只发生在终点。 相反，实际上，所有孩子生下来都天生具有极高的创造力，就看我们如何保护和培养。可惜的是，我们的孩子一出世就被无数个“天才杀手”所包围，最终被蹂躏成一个平庸的人。 我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听过的那堂公开课，就亲眼目睹了一个模范教师是如何把教室变成屠杀学生想象力的刑场的。 那是一堂地理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同学说像山羊。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也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真的，中国地图更像一只有胡子的山羊而不是公鸡。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那些说像山羊的同学。 没想到那位地理老师再问那些说山羊的同学，“你们再看看像什么？”同学们依然回答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他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震天响。那些同学胆怯地说，“像公鸡”。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班齐声回答，“像公鸡！” 老师满意地笑了。 分不清好坏的科研体制 中国学术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教育界分不清楚学习与创造的衣钵，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分不清楚“数量”和“质量”。请先看下面一份最典型的学者介绍： “×××，教授，博导，我国××领域的权威。著有《×××××××××××××××》、《×××××××××××》专著，发表论文几十篇。” 这份介绍的特殊之处是，它详细列出了该教授所有书的名字，而论文的数量连个精确的数字都不给。中国学术界为什么如此重视书而忽视论文，因为中国人相信，书的字数比论文多，更有“份量”。只是这里的份量不是质量上的份量，而是重量上的份量。实际上，上面这位教授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也只不过是国外理论的介绍，除了可以起一个教材的作用，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据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有“家”吗？)到美国访问，拜见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会见结束的时候，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请诺奖得主送他一本专著。“我没有写过书。”诺奖得主的回答让这位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大地吃了一惊：“您这样的大师没有写过书？”“没有，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写。”诺奖得主肯定地说。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搞明白，一个人连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怎么能得诺贝尔奖？ 中国学术界更为尴尬的是——说出来许多学术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能力鉴别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中国人似乎失去了判断什么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能力。许多科研机构就干脆以数字作为评价标准，比如，规定评教授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论文，如果你去问一个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为什么不把质量作为评价标准，他们很可能会反问你“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判断质量？”与这种做法一脉相承的是——这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两年中国要搞“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将几所大学合并成一所更大的大学。 如果你把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论文悄悄地翻译成中文，然后拿到中国来评奖。我可以保证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得奖，也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由于对“经济理性”这一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之前听说过卡尼曼这个名字的恐怕只能以个位数计。可是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一个1979年就已经发表的、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二十多年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相反，有人去警告中国经济学界不要“跟风”。一位网友评价这个“跟风”警告时说，“跟风是在搞清楚风向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连风向都搞不清楚之前，请不要奢谈什么跟风”。 看来我们是真的失去了“理性”。 一支由业余选手组成的科研队伍 近几年，对于“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过多种反思。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反思中鲜有提到科研人员自身的，好像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今天，我就来摸一下这只老虎的屁股。 如果说中国的体育是拿职业选手和人家的业余选手竞争；那么，中国的科研则是拿业余选手和人家的职业选手竞争。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科研人员，脑子里两件最重要的事是：升官和发财。升官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再伟大的天才，在中国只要一当上官，就基本可以宣告他的学术生命的结束。我就不展开了。发财我手边刚好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大学教授朋友，真正的聪明绝顶，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人。可惜他把全部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放在股票上，从真正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硬是炒到腰缠万贯的大款。 我到国外访问，发现国外同行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学术。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访和两位同行在一家餐厅热烈讨论到深夜一点的情景。我们自己开学术会议，吃饭时讨论最多的是工资多少，课题里能赚多少钱。如果有一个人一直都是谈论学术学术，他给别人的印象借用上海话就是“没花头”。中国人是比别人聪明，可是如果你心思都不在科研上，凭什么赢人家。 唉，人心散了，队伍难带了。 缺乏原创性是中国科研的根本问题。科研人员也有一定的责任。以社会科学为例，国际级期刊发表论文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所谓原创性，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人做过。中国的期刊则根本没有这个要求。毋庸置言，写原创性的文章难。既然在中国能发表那种“可以从印刷厂直接进废品回收站”的文章，还照样升硕导、博导，甚至做“家”，人的本性又都是避难趋易，谁还愿意去写有原创性的难文章？！ 问题是，中国的科研人员就为什么不能树点雄心立点壮志？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跟自己说我非原创性的文章不写？为什么总是沉醉于介绍别人的思想而不是创造自己的思想？为什么总是沉醉于用别人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总结自己的模型？为什么总是沉醉于用中国的被试来检验别人的理论而不是提出自己的理论？ 为什么？ 有人说，那是由于语言的障碍、那是由于我们起步晚底子差。真的是这样吗？我专门做过一个特殊的“实验”。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所以，我让十个硕士研究生去找一篇发表在世界顶级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文章中的问题，这十个硕士生之前不但没有学过社会心理学，连心理学也没有学过。一周以后，两个学生找到了它的致命问题。你再到中国的心理学论文上找找看，有多少篇论文上有外国人的问题。 非不能，乃不为也。 要想出原创性的成果，首先必须了解国际研究的最新动态，要知道哪些东西人家已经做过。可是，你去问问在外文期刊阅览室里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导”、多少“家”去过那里？又有多少“人”去过那里？最让人泄气的也许是，我们许多科研人员一生中连创造的冲动都未曾产生过。更有甚者，在洋人面前、在英语面前吓得站都站不起来的还大有人在。 我记得，中国男子足球队也曾经被人评价为“一支最没有进取心的队伍”。 中国人如何在二十年内获奖？——一个绝密方案 一段时间内，有人预测，中国在二十年内有人会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通常有20到30年的滞后期，如果二十年内有人能获奖，那表明已经有中国人(不是海外华人)做出了可以获奖的成果。可能吗？ 不过，我这里倒有一个秘方。 今天的中国有一个真正的世界第一，人口第一。你可别小看这个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人的生命力是世界上最旺盛的。尽管人还是这批被蹂躏过的人、枪还是这杆被折磨过的枪，只要有人一声令下，我敢保证二十年后必大面积收获诺贝尔奖。你信吗？ 伟大领袖、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一生说过无数的“最高指示”，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回味的是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众所周知，中国落后只是近百年的事情。全盛时期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0％。50％什么概念？今天的美国多牛，也只占35％左右。您可能认为说这话有点“我祖上也阔过”的味道。那我们就只说建国之后。中国人搞政治，全国上下大串联。试问，这样的规模和气势这世界上谁能比？中国人搞体育，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短短二十年跃居世界第二。试问，这样的进步和速度谁能比？中国人搞经济，长时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试问，这样的腾飞和奇迹谁能比？因此，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聪明的中国人民干不成的事情，只有中国人民不想干的事。 如果你来我们院里听年终总结报告，你就会立即明白中国的学术界和体育界之间的差异。中国的学术界定目标时总是模糊的：什么挑战和机会并存，明年工作要更上一层楼；中国的体育界定目标时总是清晰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不进入前八名就不刮胡”、“坐三望二争第一”。完不成目标，运动员不是退役就是改行，教练不是辞职就是滚蛋。 日本人就和我们刚好相反，体育方面的目标是模糊的，学术方面的目标是清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奥运金牌与我们比一年比一年少；诺贝尔奖得主却一年比一年多。 因此，很简单，要让中国人在二十年内获诺贝尔奖，甚至是大面积获奖，只要中国学术界向中国奥运代表团学习两点就可以了：第一，参加人家的奥运会，就要以人家的标准为标准。比如，110米跨栏，谁最先到达终点谁得冠军，而不是谁吃得最多谁得冠军。同样，你全部的科学体系都是西方人的，同时，你又想得欧洲瑞典国的诺贝尔奖，你就得按照西方的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办事。第二，要向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学习“精确”制定目标，完不成的就下岗。这样做，表明中国人真的开始想得诺贝尔奖了。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干成任何事，最多只要二十年。 历史终将再次证明，没有聪明的中国人民干不成的事情，只有中国人民不想干的事。请大家记住我这句话。 最后，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和误读，我要特别声明名一点，我这篇文章的所有观点都是针对诺贝尔奖的。比如，科大少年班可以宣称，他们培养出了全世界最好的和尚，这当然也是一种贡献，但是和诺贝尔奖无关。又比如，以数量代替质量的评价体系，它大大促进了我国出版业和废品回收业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贡献，但是也与诺贝尔奖无关。 我们中国的教育培养的是拿中小学各科奥林匹克金奖，而不是诺贝尔奖，地球人都知道！ 从哪些方面证明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民族？一个只能发明茶杯的民族如何能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民族？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改革都几十年了，竟然没有为我们国家培养出一名优秀的学生！一名啊！都没有！这主要是中国人太急功近利了，也就是太现实了，领导如此、干部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太看重眼前利益，如果拿20年来搞教育改革，社会制度不允许，因为人治的国家，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要想教育改革，必须实现法制社会，任何错误都在明处，中国才有出路！！每个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能从别人的话中得到知识，而是一味地挑错误！ 我觉得教育确实是中国最大的败笔，依然教条僵化。培养出来的总是新八股；还有家庭教育也如张老师说的还有封建的思想，父母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高高在上的地位要求孩子听话顺教，并把此作为孩子好与坏的分界线，我就深受其害，母亲以前见了朋友乡亲就说我乖，以前我不觉得后来我要求她不要再那样说了。因为我觉得简直是一种嘲讽。想起我考高中时母亲对我们班老师说我孩子乖得很，老师便说“我们要的是人才，不是乖孩子”。虽然没留情面但是却说得一点不错。 何时教育改革真正的成功了，我想十个诺贝尔奖都将不在话下。中国离发达国家到底有多远 两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过人均指标依然排在世界水平的很后面，还有很多人没有摆脱贫困，可是，“盛世”的呼声早已此起彼伏。2002年，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尽管前面加了一个“初等”的帽子，但毕竟是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普通市民层面，许多人到欧洲旅游之后，看了欧洲人的矮房子、小商店、差旅馆、旧地铁、窄街道、老电脑、土手机，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听人提议，下一步爱国主义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将欧洲的二流国家变成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真的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吗？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六个指标，主要目的不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引起大家的思考。 指标一：住一楼也不装防盗窗 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因为一整晚我都没有睡着。 我之所以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睡，是因为我惊讶地发现，我住的那栋房子，大门中间是一块玻璃，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玻璃打碎，伸手进来把门打开。另外，一楼的窗户上也没有安装防盗窗，而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 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之前我看过许多美国电影，凶手总是轻松地把门上的玻璃砸开进来。印象最深的一次，在一家电影院，银幕上上演类似的情节，最紧张的时刻，我身后的一位女观众忍不住大声叫道：“美国人家怎么都是装的这种没用的门？！” 后来遇到的几件事情使我意识到，他们民众的这种安全感来源于健全的保护体系。真的就像电影里，最后总是警察及时赶到。 一次，我到法国的一个海岛玩，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过了不到三分钟就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后来我们来到了出事地点，证实了刚才确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从事故发生到救护车到达只有短短三分钟，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小岛上。 我住过的那个英国小镇，街上绝大部分商店没有那种用金属做的卷帘门。深夜，有些商店里还开着灯，里面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我每次路过总忍不住想，难道没有小偷想光顾？ 当然，这些商店并不是诸葛孔明的空城。有一天我在住处写东西，突然有人敲门，我下楼一看，来了一位警察。他解释说，旁边的一家商店的报警器响了，他来问我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我回答说，我不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连报警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警察让我签了字就走了。 可是，光有健全的硬件还远远不够，中国有许多高档小区、高档宾馆硬件一点也不差，却阻挡不了血案的发生。最有名的一起命案发生在一家高档宾馆，事后的监控录像显示，凶手作案前紧张地在走廊、电梯里徘徊了几十分钟。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刚到营地就遇到了大雪。根据经验这样的大雪天滑雪容易引起雪崩，所以他们全窝在屋子里不出去。第二天，仍是大雪。第三天雪终于停了，就在他们整装待发时，迎来了一架直升机。里面走来一个警察和几个医护人员。来客解释说，他们发现，已经整整两天屋子没有动静，以为出了什么事。 我们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建立起快速的、覆盖全国的，尤其重要的是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没有特权思想的保护系统。 指标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走一条“中国白领的路”——前半生用健康换金钱，后半生用金钱换健康。问题是，当你在后半生想用金钱换健康的时候是否能换得着。 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局部地区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说得远了大家也不放在心上，我们就说近的。去年沙尘暴已经到达上海，它当然是先经过我们祖国首都北京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还真佩服国人沉得住气，硬是不当回事。估计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都在打一个如意算盘，先用环境换经济，再用经济换环境。同样的问题是，当你最终准备用经济换环境时，是否还换得着。 中国人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是直接向环境要经济发展，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第二个途径可以追索到那句名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研究表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消耗得越多，污染得也就越严重。还有一种污染纯粹来自于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低水平决策。我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家门口来了一支建筑队伍，把我们小区门口的道路拓宽，制造了一个多月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地走了。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又来了七八个工人把马路破开，制造了一个多星期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了。可是，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又来了五六个工人把马路破开，再制造了一个多星期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终于再次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了。 他们为什么不能只对马路做一次开膛手术，同时把所有的管道铺好？ 中国的环境如此糟糕，中国人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可能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我们几乎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至今连个垃圾分类都做不到。这方面日本、欧洲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我记得，我的法国房东家专门准备了一个收集雨水的装置，将雨水积在一个大桶里用来浇花。后来我发现许多欧洲的家庭都有类似的装置。 中国人这样一根筋地发展经济，忽视了人类追求幸福的这一最终目标。国外的研究表明，幸福水平并不能和收入水平同步增长，我自己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味地向环境索取最终肯定要自尝苦果的，最近全国出现多个癌症村就是最好的证明。所幸的是，目前受害的还只是那些“命不值钱”的农民。 绝大多数中国人到了欧洲都有一个体会，仿佛回到了童年。因为欧洲的环境好，让中国人忍不住想起了过去，那时候我们的天也是那么蓝、水也是那么的绿。尤其去过像瑞士、德国那样的国家的朋友们，你们来说说，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在环境上追上他们？也许，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有追上他们的希望吗？ 指标三：我们也派业余选手参加奥运会 可能许多国人不知道，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实际上是一个业余选手的比赛。虽然晚节不保后来部分项目允许职业选手参加，但是至今依然以业余选手为主。 许多中国人对此限制有所不知，是因为中国派出去的选手都是职业的，不过我们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专业选手。我们甚至连大学生运动会都派“专业”选手参赛，有些人还振振有词地说他们也是学生。是的，体校的学生，还只是部分。 建国之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把体育当回事。体育一直只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上了点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说法，那时的运动员在众人面前有些抬不起头。我的一位女同学爱上一位运动员，她家里强烈反对，弄得他们俩差一点私奔。昔日的运动健将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搞体育也可以成为明星、做广告，花了国家大笔钱不说，回头还能再赚人民的币。 中国人对体育的狂热始于中国女排，从此之后，体育的口号变成了“为国争光，振兴中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之后，中国人终于发现体育对普通大众原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体育的发展于是开始偏离了体育的轨道。 比如，中国射击长盛不衰。许多人以为是中国人擅长这个项目。实际上，射击因为需要高消耗、高投入，许多国家根本就放弃。就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运动员，要想达到同王义夫一样的条件，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此人必须是特别有钱的猎场枪手或射击俱乐部的成员，请教练、买枪械以及每天成百上千的子弹都需他自己出钱，参加世界各地的比赛也要自己拿路费。可是中国的王义夫们根本不用为那些事情操心，所有的费用均由国家出，他们只管训练就好了。 如果说拿块金牌回来让大家开心一下，花个几百万、上千万上去还情有可原，我却始终闹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把大笔的钱花在毫无希望的中国男子足球身上，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做巡警工作的朋友，谜底才终于被揭开。 “又要到周末了，可以松口气了。”朋友跟我说。 “是吗？我还以为你们周末更忙呢。”我大为不解。 “以前是这样。最近有甲A，一到比赛，万人空巷，治安事件大幅度下降。” 原来如此。尽管每隔四年有一次“5.19”风险，但是花点钱换来一整年的“安定团结”那真是太值了。从此，我就认为给中国男足再多的钱也不算多。 奥运会金牌一次比一次升，国民身体素质却一年比一年降。最近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监测表明，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出现全面的下降。1995年监测时就有所下降，这一次是在1995年的基础上再一次大幅度的下降。 我的法国朋友弗洛朗丝小姐告诉我，不需要调查她就知道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不怎么样。她有一次在中国农村的一个山区搞调查，请一个当地的小伙子做向导。还没有走几步，小伙子就气喘吁吁地跟不上。“我让他把他的背包给我，他要面子不给，因为他是男的。可是一个小时之后，他要休息。过了一会，他又要休息。三天以后，我们双方都决定不要对方了。他不要我因为他实在再也走不动；我不要他因为他太影响我的进度。后来，我还参加过一个登山俱乐部的登山活动。出发之前，他们无数次警告我，此次登山会非常辛苦、非常累。后来发现，他们每隔一小时就会休息一段时间、吃点东西，全部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六小时。我们在家里登山，一登最少十个小时。” 她最后说：“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中国人一块登山了。”看来，中国男人要想“追”上外国小姐，第一步还是先锻炼身体去吧。 指标四：时不时有人得诺贝尔奖 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通常建国二十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我们建国都已经五十多年了，不但没有人获奖，连获奖的苗头都看不到。这一点，连巴基斯坦都不如。 得不到奖，中国的老百姓就想出三个高招来安慰自己。第一招，将几个获诺贝尔奖的黑头发黄皮肤的美国人大加宣传，弄得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他们自己祖国。我本人实在看不出这些美国人获奖跟中国有什么关系。第二招，编造出某某中国人与诺奖擦肩而过的谎言聊以自慰。尽管诺奖的获得有时候确有某些先兆，但评选过程绝对保密。我不知道某某中国人与诺奖擦肩而过的结论从何而来。第三招最可爱。中国没有获名奖的成人可以吹嘘，就开始吹嘘进名校的孩子。一本《哈佛女孩》据说创下了中国图书真正市场销售的记录。进名校固然可贺，但它毕竟只是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像马拉松比赛，如果一个中国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第一圈领先，她妈妈就开始写一本《第一圈女孩》的书吹嘘她是如何如何培养的，岂不是让整个世界贻笑大方？ 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是英国的剑桥大学。我遇到过一位在剑桥读本科、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的英国姑娘詹妮佛。我告诉她《哈佛女孩》的故事，然后建议她写一本《剑桥女孩》，我来翻译成中文。这样我们两个都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她回答说，你别开我的玩笑，有成千上万的人进过剑桥。 中国人没有得奖，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国人没有这个能力，而我说是因为中国人还不想得。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问我：“你说体育可以为国争光，诺贝尔奖也可以为国争光？为什么中国人不想得？” 的确，两者都可以为国争光。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下面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你能想象一个诺奖得主来中国能引起贝克汉姆那样的轰动吗？别说一个，你就是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诺奖得主弄过来也恐怕比不上一个贝克汉姆。一个中国电影配角明星在医院病危，外边的记者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中国哪位学者享受过如此“风光”？ 现在预测中国人什么时候获诺贝尔奖，有点像一个男子在大街上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就要预测他们的女儿上大学的概率有多高一样。首先，你怎么知道这个男的还能再碰上这位小姐。就算再见面了，这个女的是否愿意嫁给他？就算嫁给他了，他们两个是否都有生育能力？就算都有生育能力，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生女儿？ 指标五：农村也有人愿意住 英国人说，所有英国人的梦都在乡下。我最喜欢的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据说除了外出拍戏，其他时间就窝在英格兰的乡下。前不久我专门到法国农村进行采访，那可真是大开了眼界。 首先，光从外表你是绝对分不出哪个是农民、哪个是城里人。到了法国农村的第一感觉，我也希望永远呆在那里。当地的农民告诉我，由于英国物价远远高于法国，许多英国人都到法国农村来买房子。 我参观了一个农民的家，他有两个工作间，农闲的时候修理汽车，修好的 汽车出口 到非洲。 他家里竟然有一台坦克！ 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农民为什么这么苦？究其根本原因有两条，第一，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逼迫农民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产品。第二，采用户口制度让农民无处可逃。 换一句话说，今天，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的。有人刻薄地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种族歧视国家里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 光是剥削了也就算了，许多城市居民不但对农民没有感激，反倒对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歧视。我们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城市居民认为，他们就应该比农民享受更高的经济地位、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政治地位。 这倒也不奇怪，从古至今，主人剥削奴隶都觉得是应该的，除非这个主人是个假“主人”真“摩西”。奇怪的只是被剥削者也觉得应该。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立即回了趟农村老家。父亲问我：“外国到底比中国发达多少？” “这不好讲，中国差异这么大。你说和哪里比？”“当然是和城市比。”父亲不假思索。很显然，在涉及国外时，父亲心目中的中国是不包括中国农村的。我想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告诉他中国城乡差异的真正原因。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算了，何必呢？不是有调查发现农民要比城里人感到更幸福吗，为什么不让他们一直幸福下去呢？ 我这里倒是愿意给中科院的学者们贡献一个指标：如果你要比较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第一步，先将这两个国家最差的地方找到；第二步，再看这两个最差的地区谁更好一些，那就谁更发达。否则的话，朝鲜也可以算成是发达国家了，因为在我看来，平壤比我去过的绝大多数美国、欧洲城市看上去都现代。 指标六：超市里自己称菜 “嫁人要嫁刘国正！” 据说这是许多女 乒乓球 迷的心声。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嫁比赛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刘国正呢？因为刘国正善打逆境球，多次上演惊心动魄的大逆转。 2005年的上海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双方分别是德国的波尔和中国的刘国正。前六局战成3比3平。第七局，波尔以13∶12领先，只差一分就可以将刘国正淘汰。世界冠军是波尔的毕生追求！他太想赢得这场比赛了。波尔大力扣杀，刘国正回球出界，全场沸腾了，波尔的教练兴奋得跳起来！ 裁判正准备在记录本上记点什么。波尔迅速走向裁判，做了一个“球是擦边，并没有出界”的提示。于是，比赛继续。 刘国正又一次反败为胜。 赛后记者采访波尔，波尔平静地说：“公正和诚实让我别无选择。” 第一次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乘地铁，我上了车之后才意识到还没有检票。“也没有见到检票口啊？”我感到很纳闷。第二次乘地铁时特别注意，发现它的检票器孤零零地立在最前面的入口处。这种极易被忽视的检票设备我后来在奥地利、德国等地的地铁里也见过。 我转眼一想，这大概是某些欧洲国家的一种变相的福利吧。可是我很快地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我发现他们那里的超市竟然是让顾客自己称菜，称完菜自己贴上价格，再自己封口。中国的超市敢这么做吗？ 前不久，我到美国开会，其间我们去一家自助餐厅就餐。把外套和随身携带的包放在椅子上之后准备去取食物，我对大家说，“你们先去，我在这里看着。”“看着？看什么？”美国朋友很惊讶地问我。“看大家的东西呀，包里大概都有钱。”“不需要看，我们这里许多人家外出门都不锁。” 世界著名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钱包实验”，将一个装有主人姓名、电话号码的钱包“遗失”在某公共场所，看看有多少人会将钱包交回来。挪威、丹麦的回交率100％，新西兰、新加坡、日本、韩国也表现不错。中国的回交率是30％。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样的奇观我们曾经也拥有过。 然而，做人要诚实，这一基本准则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打击，现在几乎变成了愚蠢的同义词了。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说真话的环境，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大悲哀。我们有些媒体充斥的是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就是没有真话。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想说就说”，到那时“超级中国”就真的指日可待了。 呵呵，其实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现在国家免去了农村中小学全部学杂费。农民们欢天喜地，一年一个小孩的教育费就省了1 000元了。去中国的农村看看，富得不得了，好多村都成了奔驰、 宝马 村。人人有万元，户户是百万。 我们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谁与争锋？三峡大坝人类最伟大工程，发电照亮全中国。这种工程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顺利完成吗？我们用了仅仅20年改革开放就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都未达到的富裕，多么了不起的成绩，现在人民富裕了，在澳洲、英国、加拿大，许多学校里面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有钱，想到哪里上学就到哪里上。反过来，在中国有几个学校能够看到外国人？几乎看不到，因为外国人没有经济能力来中国留学。 中国是发达国家？没有中国人这样定位过自己。中国经历的，其他国家都经历过，和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时美国也是环境恶化，社会文化与价值混乱，一部分人对前途迷茫颓废，麻醉自己，要求性解放，试图推翻现有规则，反对政府，只想逃离城市，向往遥远的地方，这和那位MM十几年前去西藏潜意识是一样的。 后来这些嬉皮士们却成了西方社会的主力，美国现在的空前强大正是他们的功劳。《阿甘正传》是部好电影，珍尼光着身子用嬉皮士风格唱那首Blowing In The Wind，就是那个年代。 别拿人口说事，日本人口密度不高吗？ 一个国家不把提高自己国民福利作为基本目标，去搞别的东西干什么？就算不要求高福利，现在的很多普通老百姓连病都不敢生，基本保障都没有了！ 还有，你这话透着一种中国人从小就一直被灌输的“牺牲自己利益，满足国家利益”的思想。中国人真是世界上最大公无私的了！ 那些发生的矿难、爆炸以及消息的隐瞒，我们中国人还不熟悉吗？这不是视人民生命如草芥是什么？奥运会拿那么多金牌干什么，花那么多钱培养一批职业选手去参加一个业余选手的比赛，那些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怎么办？希望工程成了耻辱工程。这样的事我们还看得少吗？真是让人心痛和心寒。 什么时候普通公民的权利不再被蔑视和践踏，甚至被自己蔑视和践踏，中国才算进步了。 我在英国CARDIFF UNIVERSITY做国家地理规划，中国的人口密度只有360，而日本达到1 200，是接近中国的四倍，而英国那么小的面积，人口也有5 000多万。 所以看的不是人口多少。 而且庆幸的是，就是因为人口多，所以综合的总值才会那么高，要是人口再一少，恐怕什么都排到世界最后去了。 大家仔细想想吧。 挪威全国人口约450万，中国人口约13亿，这是政府统计的，有些人也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15亿，每当我告诉挪威人中国的人口数字时，他们都大吃一惊，都表示理解为什么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能拿中国和挪威比，中国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就要和发达国家比，才能找到弱点并加以改进，难道去和非洲比？那中国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了。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完善，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弱点，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国家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找不到缺点，能有进步吗？挪威在70年代发现石油以前可以算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了，但是有些人说那时他们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比现在还完善。 挪威也有缺点，他们的缺点就是经济形式单一，国民经济收入几乎全靠石油，虽然也有其他如渔业、造船业、天然气等，但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占不了多少比重，而且挪威把很多的工厂都卖给了瑞典等周边国家，所以如果一旦石油开采完毕，挪威将面临巨大的经济问题，据调查，挪威的石油储量大概还能支持100年左右，所以挪威政府已经建立了一笔巨大的基金，准备留给后代子孙以备不时之需。这一点几乎每个挪威人都知道，你要是向挪威人说到这一点时，他们也都承认挪威的经济几乎全部靠石油。所以我就弄不明白，咱中国是有缺点为什么不愿意承认？ 你说中国人口太多，不可能做到人人有福利保障，中国政府现在不是正在朝这方面努力吗？挪威为什么能做到福利制度好，是因为他们的税收制度完善，高税收，高福利，而且每个人都自觉缴税，最高的税收比率达到55％。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率才是多少，而且有些人还想着法子逃税漏税，国家收不到高税，哪里能给人民高福利。国库里才多少银子啊，罩得住13亿人口吗？但是如果国家要实行高税收，不知多少高收入阶层要哭穷抗议了。 还有一点，挪威每个人的账户里有多少钱，包括进账出账，税务局的电脑里都能查得到，所以挪威贪官少啊，要是国内也能这样做，能控制多少贪官污吏啊，国库里少损失多少银子啊。 清朝以前似乎说实话的还比较多，后来奴才们都要算计实话如何绕弯来说了。刚解放时候，听父母他们说也是夜不闭户的，而且说实话的农民很多(从我父亲身上可以证明)，但是从我记事起，似乎说实话的人就很不吃香了，到了80年代以后，更加是流氓地痞通吃天下。 不过，大家都说现在生活好了，我不知道是否生活好了和诚实是天敌！记得曾经看过古文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真的都不准了。 感觉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在偶然的事件中反映着必然的趋势： 1. 中国的教育现在越来越变味了，从小学开始，拜金主义横行； 2. 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不断扩招，导致大学生严重贬值，失业率剧增，在生活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在金钱面前屈服； 3. 计划生育制度降低了人口数量，也降低了人口素质； 4. 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导致的自卑感； 5. 政府的无作为，社会上腐败盛行； ……还有很多不想说了。 强烈支持！！！！！！！！！！欣赏敢说敢做的人。不认同张教授观点的，请你们睁开你们的双眼好好瞧瞧。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人群，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堕落，拜金，已经充斥了大部分国人的大脑。其中不乏有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烂人，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居多。有时回老家，留意身边淳朴的人们，心里真的是有些说不出的踏实和心酸……1300美元的最低工资真的有可能吗 两年，“发达国家”这个词有点像幽灵，时不时出来游荡一下。众所周知，中国学者创新能力低下，缺少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原创的东西，所以编造一些类似“初等发达国家”的“新”名词聊以自慰，本来如果研究结果只限在学术圈也没什么，没人会把它当回事，反正这种浪费纳税人的钱做无用功的事多得是。 但是拿到社会上来哗众取宠就很有些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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