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论中国-基辛格论中国

[大国战略]强译《基辛格论中国》－－纵论中国五千年及二十世纪博弈作者：海角孤鹿原来的帖子有些内容顺序是乱的，我已经重新排好了。这里，说明一下，之前《华尔街日报》登过几段翻译节选，有些段落，偶就采取“拿来主义”，省事。后面有的地方（前面也有），基佬比较濹迹，为了故事的连贯性，偶有跳过，但保持两个基本点：　　1）不更改基佬的观点　　2）在史料方面，只有添加，没有删减。基辛格《论中国》【序】　　1962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他的政治军事将领们。在西部万里之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中印两国军队正在刺骨严寒中对峙。争执发生在一条有争议的边界线上，印度坚持英国殖民者划下的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只承认大清前朝的国界。印度军队站在他们自以为是的位置上被中国军队包围了。这时，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在他宣称要抛弃的旧中国历史中寻得一条妙策。毛对他的将领说，中国和印度以前打过一个半战役：一个是在1300年前的唐朝，我们派兵帮助印度王朝平定了叛乱。那以后，两国享受了一段宗教和经济交流的繁荣期，所以中印不是永远的敌人；另外半个是蒙古（蒙古可以说是半个中国）的铁木真大败印军，攻陷德里，杀了十万人。所以，毛说，这次要“敲”他们一下，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我们要克制，教训教训印度人就可以。　　毛的部下—这些宣称要砸烂封建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没有一人怀疑历史与现实的战略意图有何相悖。军事部署按照毛的思路布置下去，几个星期后，中国军队给予印军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在胜利后却退回了以前的实际控制区，甚至连缴获印军的重武器也全部归还。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他的同僚能够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　　其它国家，包括美国，都宣称他们有着普世的价值和政治制度。但是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没有一个能坚持多久，包括被邻国认可。从公元三百年前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清朝的覆灭，中国一直是亚洲体系的中心。中国皇帝被看作为（也被邻国承认）天下政治等级制度的至尊，而其他国家的君主只是附庸臣子。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体就是文明的象征，就连她的征服者都部分或全部采用以装饰自己的合法性，而这也正是他们最终融入中国的第一步。　　这一传统的中国宇宙论经受住了几千年自然灾害和内乱外患的考验。即使中国在孱弱和分割的状态下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内部的或外来的乱世枭雄们占有了她，建都统治着她，却从不否认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央之国”。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作用就必须 —尽管可能过分简单地—先了解她的历史承传。　　第一章传奇的中国　　每个国家社会都有一个起源的传说。而中国文明好像是一个没有时间起点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在黄帝的传说中，尽管人们尊他为华夏始祖，那时中国已存在了。当黄帝神秘现身时，中国正处于一种秩序混乱之中，各个部落互相残杀，英雄平定四方而称帝。　　黄帝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开辟华夏的英雄。但是，传说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中国，中国早已存在。在历史意识里中国永远都存在着，只需不断统一和复兴，不需创建。这一悖论在孔子时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礼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称他没有创立新礼教而只是复辟在动乱年代中丢失的旧礼。　　中国文字始创于公元二千年前的商朝。那时，古埃及文明正处于巅峰期，古希腊的城市王国文明还没开始，而罗马文明还有待一百年后出现。然而，商朝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正在今天被十几亿人沿袭使用着。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孔子时代的文籍，他们的书籍和语言中蕴含了几千年的战争典故和朝闻轶事。　　同时，中国历史上亦上演了无数次的战乱。一个皇朝倒下，又一个皇朝出现，往复不断，好像遵循某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每当新的帝王统一了中国，即按照黄帝的先例，号称恢复中华泱泱大国（当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时候）。正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也是毛青年时期的最爱读物）的开篇语：“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传下来。　　在中国正式一统于秦朝前，曾经有过两百五十年（475-221 B. C.）的封疆自治，叫战国时期。在欧洲，这个状态则相对于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国家欲打破力量平衡而争取霸位。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后，尽管经历过不断的分合，其周期有的达数百年，但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帝国统一并一直延续后世。　　在其盛世，中国的影响圈波及整个亚洲大陆，从西伯利亚的松林到梯田相间的南方乡村和热带雨林，从布满渔村和港口的东海岸到西部的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广袤的大地和丰富的物产使中国人认为“天下”就是中国。== 中国的强盛时期 ==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中国几乎没有与有其相当规模文明的对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国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当时由多个分治的王国组成。两国通过丝绸之路有过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间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与近东的波斯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甚至罗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残暴风沙而举步艰难。尽管时有贸易驼队穿越其间，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没有与另一个有其相当成就的文明社会有过深度交往。中国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国似乎从不承认对方的至高权威。欧洲在当时更是遥不可及。　　中华帝国的领地在东部达海岸而至。至早在宋朝（960-1279），中国的航海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那时，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国没有跨海殖民，甚至对海外疆土不屑一顾。中国没有理由去驯服蛮夷接受孔子和佛教的道义。蒙古征服中国后，接管了宋朝训练有素的船队，并两次试图跨海东征日本，均受天气—日本称之为神风—影响无功而返。元朝垮台后，尽管技术上可行，但中国从未试图再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占领日本群岛的必要。　　在明朝早期，1405-1433年间，中国发动了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卓越和神秘的一次远航。由郑和领队的宝船，当世无与伦比，经过印度，霍姆兹海峡，直达非洲好望角。当时欧洲的航海远征还未开始。中国的船队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技术的高度，船只的大小和数量，即使著名的西班牙舰队（还要等150年后出现）亦相形见绌。　　历史学家现在还在争论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郑和是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的穆斯林从孩提年代就被征入皇宫作了太监，有着与任何历史人物不同的经历。在他的远航过程中，每到一处都给当地的统治者呈送一份厚礼，宣扬中国皇帝的皇恩浩荡，同时邀请受礼者访问中国。在中国，外来者须对皇帝行叩头大礼以表示天子至上和外民对中国中心体系的承认。除去宣扬中国的伟大，发送邀请来叩头的虚礼，郑和没有表示过任何领土征服的雄心。他只带回来礼品，或说“贡品”，除了象征性地扩大了“天下”的定义，他没有得到实际的殖民地和资源。最多可以说他为中国商人创造了优惠的贸易环境，或者说中国早期展示其“软实力”。　　郑和的远征在1433年突然终止，这一年与北部边境出现的威胁相吻合。下一个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就像现在的铁道部拆除刚刚出事的高速列车）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这样的远航再没有重演过。尽管中国商人后来沿着郑和的航线进行过贸易，但中国的航海行为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海岸受到倭寇海盗骚扰时，明朝的统治者只有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撤十里躲避。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技术卓群却自愿退出航海远征的事业，而这时正是西方刚刚对此表示兴趣的时候　　中国自我封闭的辉煌成就造就了一种盲目自满感。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一个英国人在1850年评论道：　　一个有智慧的欧洲人习惯于思考各国不同的优劣，并利用自己的长处战胜别人的短处。他可以依据这样的比较，从有限的数据中分析出一个从未认识过的国度的状态并制定与其打交道的合适方针。但中国不是这样。令人可怜的是他们与外界隔绝往来的自我封闭导致失去与外界联盟的机会和比较并约束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只以自己的习惯衡量别人。（译者注：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这时的英国人只看到衰落的清朝。战国时期的纵横排阖和三国时期的联盟抗强策略，后来被毛周邓们运用得炉火纯青）　　中国当然知道周边国家的存在，比如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中国是世界中心而这些国家是次等社会。在中国人眼里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国为大而次等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并进贡表达谢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界线毋宁说是文化的分水岭。　　这一传统的中国中心秩序体系妄想一直保持到当代。至晚于1863年，中国皇帝咸丰（他本人就是一个两百年前入侵中国的满洲的“外来者”）发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旨在建立两国友好关系的信中夸大自信地写道: 我中华之帝国奉天承运, 兼统世界其他国家，普天之下实为一体。这封信发出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两场与外国的战争，西方列强正在中国领土上扩张着他们的利益。中国皇帝对待这样的灾难就像以前对待不化蛮夷一样，以为他们闹闹就反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降服了。　　其实在大部分中国历史中，中国不是这样充满妄想的。从汉朝开始，中国一代又一代逐渐从黄河流域拓展开来，将邻近民族社会纳入中华文化圈。中国过去的科学技术成就超过了欧洲，印度和阿拉伯。　　不只是人口和领土远远超过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中国还是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连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繁荣的贸易地。事实上，中国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产量的总和还多。至少在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30%，超过欧洲加美国的总和。　　当时西方的观察家对中国的物品繁荣感到相当吃惊。1736年一个法国人写道：　　　（中国）各省都富有特产，而运输通过四通八达的运河快捷地抵达各地，使得帝国内的贸易非常流畅，这是欧洲不可比的。　　三十年后，还有一个法国人写道：　　　　无人否认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荣的王国。像中国这样的帝国相当于欧洲的全体，如果欧洲主权归一的话。　　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有时也采用外来的思想和发明。但经常是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国拥有最有价值的物产和知识。外国与中国的贸易不被中国的精英们认为是正常的经济往来而是“进贡”。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不是以纪念碑来彰显一时的胜利而是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在中国的历史中，沿着漫长的不断推移的边界居住着数不胜数的“劣等”民族，他们移动性很强而且经常武装得更好。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游牧民族如满族人、蒙古人、维吾尔族人、西藏人、最后是俄罗斯人，他们的骑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边境线直指中原农业腹地。而中国的反击却会遭遇不友好地形的阻碍和漫长后勤线的困难。面对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是一些国家，尽管他们通常承认中国宇宙论，却是骁勇善战的民族。其中最坚韧不拔的是越南，她曾顽强地抵抗中国做老大并声称在战场上打败过中国。　　中国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邻国。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喜欢在祖上留下的田地里耕作。中国的精英官员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学习孔子的课文和优雅的艺术，如吟诗作画。单个而论，那些蛮族就已经了得，要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可就不得了。　　万里长城，在西方看来是中国的巨大成就，但在抵御外强方面却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只显示出中国防御的软肋。相反，中国的决策者们运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把可能的外敌拉入中国管理的关系网里，其最大愿望不是去征服他们（尽管中国有时也发动军事征服行动）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　　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同时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国威严，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胆敢考验中国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蛮夷而是“放松缰绳驰马”。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他们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　　这一方略的目标实质上是防御，即防止中国边境的蛮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蛮夷管理的原理已经结晶于中国的官方指导思想里，以致于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中国官员也用前朝的语言来描述他们面对的新挑战。他们想先“以夷制夷”然后再安抚进而驯服“蛮夷”。他们就是用这一传统策略应对英国人最初的破门而入。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中国的朝廷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措施。中国人贿赂蛮夷，或利用汉人的多数去掺杂蛮夷的种族成分。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中国朝廷经常实践一种在其他场合下被认为是阿谀奉承的手段，尽管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使得中国官员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黑龙江方正县的领导照照镜子，译者注）。汉代贾谊就曾提出过“五饵”政策以管理中国西北部的匈奴：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在强盛期，中央王国的这一外交政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盖着中国的软弱使得中国能够暗中操纵各种竞争力量。　　与这一区域近代崛起的权力竞争对手（译者注：日本，越南？）相比，中国是一个满足的帝国，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野心。正如汉朝的一个学者（？）所言：皇帝不辖蛮夷，来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谓大中华圈的目的就是与分离而顺从的边缘国和睦相处，而不是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统一版图之中。　　中国基本的务实主义最显著的一种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国王朝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的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精深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家园领地—当年向中国进攻的出发点—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个掉了个头。== 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孙子兵法 ==　　中国人一直是聪明的现实政治实践者和战略学的学生，只不过他们的战略和外交与西方所习惯的很不一样。动乱的历史教会中国领导人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并且过分强调对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会扰乱宇宙的河蟹（有点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意思，译者）。有太多可能的敌人（或不稳定因素，译者）以致于中国无法生存在绝对安全（稳定）之中。如果中国的命运是相对安全，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不安全，这需要学习十几个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雄心的邻国的语法。　　中国的决策者几乎从不把宝押在一场全胜或全败的冲突结果上。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作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总是把在一场绝定胜负的力量冲突中获胜的英雄捧上领奖台，而中国的理想强调不显山露水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　　这一对比反映在每个文化的智力游戏当中。中国最耐久的游戏是围棋。围棋是一种以棋子（石子）圈地的游戏，它暗含了战略包围的概念。一个由19乘19条线构成的棋盘开始是空的。每个玩家有180个棋子供他用（分黑白两色），每个棋子的价值与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轮流将棋子随意放在棋盘上任何一个位置，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包围和捕吃对手的棋子。几场角逐在棋盘上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随着玩家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和应对对手的意图而落下每一个子，棋盘上力量的平衡逐步变化。在一个玩得好的棋局终盘，棋盘上布满了互相交错的力量地盘。优势的差额往往很小，在一个外行眼里，胜负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西方的象棋则是讲究全胜。游戏的目标是将军，把对方的国王逼入死角。大多数象棋棋局的胜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过戏剧性的巧妙一击将军。象棋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平局，双方都放弃了战胜对方的希望。　　如果说象棋代表一个决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就更像一场战役。象棋玩家以胜负为目标。围棋玩家则争取相对优势。在象棋中，对手的实力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因为棋子都摆在棋盘上。围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盘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对比，还要估算对手将要把下一子放在哪里（即隐形的力量演变，译者）。象棋教给我们克劳斯维兹的“重心论”和“决胜时刻论”—象棋的开局通常都是在棋盘中心展开厮杀。围棋教给我们战略包围的艺术。象棋玩家盯住对手的棋子以一系列头碰头的厮杀步骤消灭之，而围棋高手则走进棋盘上的“空地”，逐步加强自己或削弱对手的战略优势。象棋培养专一思维，而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在中国的军事理论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对比。它的基础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时敌对的王国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使得中国人口迅速消减。应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并希望在斗争中取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了一种强调通过心理优势取得胜利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倡避免直接冲突。　　这一战略传统的主要历史人物是孙子，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而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人能肯定孙子确有其人。从古代起，学者就争辩《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书年代。传说孙子名孙武，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770-476 B.C.）的将军和军事顾问，他的军事箴言被他的学生收集记录成书。　　两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诗词半散文的风格描述了孙子对战略、外交和战争的警世性观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纪中国内战中孙子的学生毛泽东手里得到活生生的再现，还有在越南战争，胡志明和武元甲也分别对法国人和美国人使出了孙子的间接攻击和心理战术。近年来在西方，孙子又获得了第二职业，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大量流行，被当作企业管理的法宝。甚至在当今，孙子的课文读来还是很有接近现实的见识，使他无愧位列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人们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窘迫不堪是因为她违背了孙子的箴言。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把两个领域合并到一起了。西方的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决定性时刻组成压倒优势力量，孙子则建议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导优势使得冲突尚未开始胜负便见分晓。西方战略家在战斗的胜负中考验他们的道理，而孙子在不战而胜中验证他的道理。　　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它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论述甚至带有悲剧气质，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孙子而言，胜利不简单是战场上军队的凯旋，而是军事手段企图捍卫的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他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相见是为上策。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竞赛：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况下，主帅取得了主导优势就可以彻底避免了战争。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在作足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所以，孙子说：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因为战略上攻击敌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要素，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他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对于遵循孙子箴言的主帅来说，用诡计欺诈得来的胜利比战场上用兵要更人性化（当然也更经济）。《孙子兵法》建议主帅引诱他的对手帮助自己完成目标或将他逼入一个不可能获胜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选择率全军（甚至全国）投降以自保。　　孙子最重要的见识也许就是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影响着其它，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没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形势是静止的，任何一个状态模样都是临时的，同时也是演变的。战略家必须掌握它变化的趋势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孙子用“势”来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没有相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孙子兵法》的这些话就是教人因势而动，因势利导，方能取胜。　　对孙子而言，一个战略家把握“势”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动地发现最快捷容易的路径。一个称职的主帅会等待时机率兵出战。他首先避开敌人的锋芒；他肯花时间观察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变化以谋求利用。他研究敌人的斗志和物资准备，调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玩弄敌军的心理弱点—直到最后他察觉机会到来才向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一击。那时，他快速调动所有资源，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最小阻力的进军路线突然出击，一举成功。《孙子兵法》讲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优胜而不是恐怖主义袭击。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孔子学说 ==　　几乎所有的帝国都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没有一个是靠暴力维持下去的。持久的统治需要将暴力转化为自觉行为。非如此，则统治者的能量将消耗在无休止的压制中而无暇计划未来。这正是国家政治的终极课题。如果压制给共识让路，帝国则享运持久。　　中国亦不例外。统一一个王朝，周期性地推翻和重建，有时是很残酷的。中国历史上不少见残忍的叛乱者和集权王朝统治者。然而中国在东方屹立几千年不倒与其说是归功于帝王的强权统治毋宁说是主要归功于蕴藏于民间的社会价值和学者官员的治理。　　中国文化至少令人称奇的一面是她的价值观是非宗教的（世俗的）。当印度信奉佛教，犹太人宣称有神论，以及其后的基督教和穆斯林教，都预言一种死后灵魂再生的召唤，中国却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没有关于宇宙创造的神话（译者注：女娲被认为是创造中国人的女神，她也只是补天，那时天地已经有了，与黄帝的传说何其相似），他们的宇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她的价值也是中国人原创。　　中国的主要社会价值是由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哲学家孔子（551-479 B.C.）提出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770-476 B.C.）末期，那是一个政治动荡时期最后导致各国互相残杀的战国时代（475-221 B.C.）。周朝的统治衰落，无力管束诸王对政治强权的竞争，贪婪和暴力并驰，“天下”不成体统。　　像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一样，孔子是个游说者，希望能够在一个国家拜相以辅佐其生存发展。但是和马基雅维里不一样的是，孔子关心构建河蟹社会，而马基雅维里只玩弄权术。孔子的主题思想是温情统治，礼教周全和虔敬孝顺。也许因为这些都不能给他的可能雇主提供一个取得权力和财富的捷径，没有一个国王给他下聘书。孔子最后没有实践他的愿望，含憾而死，而中国继续滑向政治塌崩和战争。　　但是孔子的学说，由他的学生们记录下来，得以保存。当流血终止而中国再次统一站起来时，汉朝（206 B.C.-A.D. 220）采纳了孔子的思想作为朝纲。孔子的话语以及后来学者的补充评论被收集成册—论语，并逐渐演变成中国的圣经和宪法的集成体。专攻这些课本的人通过全国科举被选入国家的官僚体制中服务，即被派到各地为皇帝维持河蟹社会。　　孔子为治理他所处时代的乱纲现象而提出的答案是构建一个公正的河蟹社会。他声称这是在中国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周朝，译者注）就被实践过的。人类的中心精神任务就是重新发掘这一将要失传的社会秩序。精神的满足不是自我解脱和自我解放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忘掉的自我约束原则（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译者注），其目标是复礼而不是社会进步。　　孔子提倡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每个人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在孔子的社会里，每个人以服从为天命而达到整体河蟹。不似神教类宗教，孔子不是提倡自我救赎。他的哲学讲究通过个人的正当行为救赎社会。面向现实世界，他的思想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通向死后灵魂再生的路线图。　　在中国秩序的顶端站立着皇帝，这是一个在西方制度里找不到平行的一个位置。他具有社会秩序在精神和实务上的双重体现。中国皇帝既是一个政治统治者又是一个超自然的象征。作为政治统治者，他集天下主权于一身，站在政治等级的终端，至高无上。这正好是孔子社会结构这面镜子里的映像。中国的礼数程序坚持用叩头—双膝跪伏用前额触地三次表示臣服—的方式表达对上尊的敬仰。　　皇帝的第二个作用即超自然的象征是作为“天子”，一个承接天地人的符号。这一符号也暗示了皇帝的义务。通过人性作为，正确的礼仪和适量的刑罚来引导大大小小事务取得大河蟹。如果皇帝失德，便天下大乱。甚至自然灾害都可能喻示天地失衡，当朝皇帝已失去上天的旨意，叛乱即起，新朝将取代旧朝继续执行天意重整河蟹社会。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当然，这种“运作”办法是理想化的，而非总能现实发生。在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大张旗鼓” 的杀戮，比如三国时代、清朝初期、太平天国叛乱、二十世纪的内战，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每次最大的流血冲突都伴随着中国内部秩序的崩溃－－－－用另一句话说，是治疗内伤留的血。　　总的来说，中国的圣人认为世界是征服不过来的；聪明的统治者只能希望与他的周边河蟹相处。没有神马新世界让人口繁衍。中国就是希望之地，而中国人早就在那里代代繁衍生存了。中央王国的文化祈福能够施予四方，就像中国对待她的周边邻国那样。但是，冒险出海去驯化蛮夷就不那么荣耀了，因为远处的蛮夷不可能够学会传统。　　也许这就是中国放弃航海的深层原因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0年评论中国说：中国过分依赖陆地，这限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只有走向大海才能解放出来。“亚洲国家的光辉政治说教中缺少脱离陆圈限制伸向海洋的愿望，尽管这些国家都与大海相接，如中国”。西方国家已经起航把他们的价值和贸易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这方面，黑格尔评论道，大陆中国—事实上曾经有过强大的航海能力—“被自己的历史发展观托了后腿”。　　有着这些特殊的传统和上千年的至尊习惯，中国作为这样一个传奇性的帝国走进现代：一个国家宣称她的文化和政体是普世性的，却不给力传播；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对外国贸易和技术发明无动于衷；一个有着辉煌文化的国家由一帮对西方的远洋出征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精英们掌管着；一个在无比广大的地理范围上建立的政权不知道技术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将威胁他的存在。　　第二章：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马噶尔尼使团。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第二章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在18世纪末，中国站在帝国伟大的高度。1644年，东北的满族部落骑马进入中国，建立了清朝，将中国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结合满族和蒙古族的军事实力和汉人的文化和政府实力，它开始了北部和西部的领土扩张计划，建立中国领域的影响力深入到蒙古，西藏，和现代新疆。中国站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至少是地球上任何帝国的强大对手。　　然而，清朝的高峰也变成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的广袤财富吸引了西方帝国和贸易公司的关注，它们远在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概念和国器范围之外经营。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面临的“蛮夷”不再寻求取代中国王朝和宣称天意为己任；相反，他们建议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景愿更换中国中心系统，即自由贸易而不是进贡，设立驻京大使馆和外交交流体系，不要称外国元首为“尊敬的蛮夷”和要求他们承诺效忠北京的皇帝。　　中国的精英们还不知道，这些外国社会已制定了新的工业和科学方法，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或许曾经—超越中国。在西方，蒸汽机、铁路、新的制造业和资本形成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满怀着征服的冲动，他们蜂拥而入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普遍称霸欧洲和亚洲是可笑的。他们决心将自己的国际行为标准强加于中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由此产生的对抗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基本宇宙观，留下的伤口在一个世纪后中国恢复天下一统的时代仍然化脓。　　从17世纪开始，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他们看待欧洲人与其他帝国边缘的藩篱有很少区别，也许他们特别地更缺乏中国文化造诣。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些“西洋蛮夷”被归类为“进贡使节”或“蛮夷商人。”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人被允许前往北京，如果有皇帝在场，他们被期望执行叩头仪式：一种额头触地三次的虚礼行为。　　对于外国代表，进入中国的口岸和到达首都的途径有着严格的限制。进入中国市场是有限，只有在广州（当时称作Canton）严密监管下的季节性贸易。每年冬天客商必须返航回家。他们不被获准进入中国进一步创业。行商条例故意在海湾举行。对这些蛮夷教授汉语或出售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均是非法的。他们的交流只有通过特别授权的当地商人。自由贸易、驻地使馆，和主权平等的概念—这些欧洲人在世界每个其他角落几乎都享有的最低权利—在中国闻所未闻。只有俄罗斯已经获得了一个默契的例外。它的迅速东扩（沙皇的领域现在以覆盖清朝的新疆、蒙古和满洲领土）使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威胁中国。在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领馆，它最终成为事实上的大使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此类外国领馆的唯一。　　西欧商人扩展接触，尽管十分有限，却被清朝视为相当放纵。在中国人看来，天子施仁，让他们分享中国贸易，特别是茶叶、丝绸、漆器和大黄，对这些东东西洋蛮夷大开其贪婪的胃口。欧洲离中央王国太远而不能沿着朝鲜或越南这条线汉化。　　最初，欧洲人接受了他们作为中国朝贡秩序中的有求者身份，在那里他们被称为“蛮夷”，他们的贸易被当作“贡品。”但是，随着西方列强财富和信念的增长，这种状况站不住脚了。　　马戛尔尼使团　　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对英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记录中被称为“红毛鬼”）尤其是冒犯。作为首屈一指的西方商业和海军力量，英国对中央王国宇宙观指定它的作用感到郁闷，特别是因为英国注意到，中央王国的军队仍然主要使用弓箭而其海军几乎不存在。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对受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挤压”越来越不满，由，中国法规要求所有西方贸易进行提取。他们寻求获得东南沿海以外的其它中国市场。　　英国的第一个补救这种情况的重大尝试是1793年至1794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访问中国。这是一个最显着的，最好愿望的，不带“军国主义”色彩的欧洲努力，企图改变当时的中西方关系格式，并实现自由贸易和平等基础上的外交代表。它彻底失败了。　　马戛尔尼的使命在一些细节上有研究指导意义。特使的日记说明了中国如何看待其在经营实践中的作用—和中西方外交看法之间存在的鸿沟。马戛尔尼是一位杰出的公务员有着多年的国际经验和敏锐的 “东方”外交感察力。他也是一个有显着文化成就的人。他曾在圣彼得堡非凡的凯瑟琳大帝朝中担任三年特使，在那里他谈判了友好贸易条约。回来后，他发表了一个广受欢迎的著作，记叙了他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观察。他后来担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具备同时代任何人最好的素质开创一个跨文明的新外交。　　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目的，对当时任何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也显得态度谦虚—尤其是以最近在邻近大国印度建立的英国统治相映**。内政大臣亨利•登打士将马戛尔尼的指示限定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即试图实现“与一个也许是地球上最传奇的民族自由沟通。”其主要目的是在北京和伦敦互立大使馆和开放中国沿海其它口岸进行商业贸易。关于后一点，登打士提请马戛尔尼注意在广州的“令人沮丧的”和“任意的” 限制条例系统，它阻止英国商人从事“市场公平竞争”（一个在儒家的中国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登打士强调，他应该否认任何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这必然会被迎接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因为它意味着英国有尝试此类野心的选择。　　英国政府以平等条件对待中国朝廷，给予一个非西方国家以程度罕见的尊严而在中国被视为傲慢抗旨，这肯定会震倒英国统治集团。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趁“最早的机会，”给中国朝廷留下深刻印象，说英王乔治三世认为马戛尔尼的使团是到“一个世界上最文明、最古老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大使，观察其著名的机构，与其沟通并必须在该国与我们的国家之间毫无保留的友好交往的结果中获得好处。”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遵守“所有天朝礼仪，这些可能有失你的主权荣誉或降低你自己的尊严，从而危及谈判的成功。” 登打士强调，他不应该“让任何琐碎拘泥形式成为重要利益的障碍，”而这些只有使命成功才可能获得。　　为了进一步帮助他取得目标，马戛尔尼带去了英国科学和工业实力不胜枚举的样品。马戛尔尼的主要随行人员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医生，一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个钟表匠，一个数学工具制造商，和“五位德国音乐家”，他们将晚间演奏。（这些表演是使团比较成功的方面之一。）他给皇帝的礼物包括一些工业制造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显示中国与英国贸易可能会获得神奇的利益：火炮，战车，镶满钻石的手表，英国瓷器（山寨版，清朝官员对源自中国的艺术形式表示赞许），乔舒亚•雷诺画的国王和王后的肖像画。马戛尔尼甚至带来了热气球，计划让他的使团成员乘其飞越北京，作为示范，但没有成功。　　　　马戛尔尼的使团没有完成一项具体目标；观念的差距实在太宽。马戛尔尼意在表明工业化的好处，但皇帝将他的礼物理解为贡品。英国特使期望他的中国东道主认识到，他们已经绝望地被科技文明的进步甩在后面，只有寻求与英国的特殊关系，才能纠正自己的落后。事实上，中国对待英国为一个傲慢无知的蛮夷部落想获得天子的特殊青睐。中国仍然拘泥于其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口增加，粮食生产比以往更加迫切，儒家官僚忽视了工业化的关键要素：蒸汽动力，信贷和资本，私有财产和公共教育。　　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发生在马戛尔尼一行到热河访问时，那是位处北京东北的皇帝夏宫，他们乘坐中国游艇沿岸游览，船上载满丰厚的礼品和美味佳肴，但悬挂着一条大幅标语，宣称“英国大使给中国皇帝进贡。”马戛尔尼为了保持与登打士的指示一致，决定“先不言语，保留自己的意见等到出现合适的机会再说。”当他接近北京时，然而，负责管理的行政官吏揭开了谈判的盖子，这时观念的差距反映在更清晰的光线下。问题是，马戛尔尼是否要向皇帝磕头，或是否像他坚持的那样，他可以遵循单腿而跪的英国定制。　　中方的陈述以一个迂回的方式开启讨论，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回忆，他们评论“在不同国家普遍存在的礼服的不同模式。”中国官吏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的礼服是卓越的，因为他们让穿着者执礼时行动更轻松，他们说，“顶礼膜拜是所有人在公开场合面见皇帝的习俗。”英国代表团在趋见威风凛凛的皇帝之前脱掉其繁琐的膝甲扣和吊袜带就有那么难吗？马戛尔尼反驳说皇帝可能会更欣赏他“以相同之礼拜君如拜吾主。”　　关于“磕头的问题”的讨论间歇性地持续了几个星期。中国官吏建议，马戛尔尼的选项是磕头或空手回家；马戛尔尼拒绝了。最后商定，马戛尔尼可以遵循欧洲的习俗，跪下一个膝盖。事实证明这是马戛尔尼唯一的赢点（至少作为实际行为；据中国官方报告指出，马戛尔尼，被皇帝的崇高威严镇服，毕竟最后磕头了）。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礼仪程序的复杂框架内，这同时也反映了在挫败和拒绝他的建议过程中马戛尔尼的最明智之举。笼罩在包罗万象的礼仪程序中，保证每个方面都有其天理安排的不可改变的目的，马戛尔尼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开始他的谈判。同时，他带着尊重和不安的混合感情注意到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的效率，他评价说：“与我们相关的每一种情况，和从我们的嘴唇吐出的每一个字，在每分钟都被报告，并被牢记。”令马戛尔尼惊愕的是，欧洲的科技奇迹没有给拿其把玩的中国官员留下任何可以察别的印象。当马戛尔尼一行展示他们安装的大炮时，“我们的陪同人员假以轻心，并对我们说，（好像）这种东东在中国没有什么新奇。”他的镜头，战车，和热气球被礼貌屈尊式地拂袖一边。　　一个半月后，大使仍在等待面聆皇帝的圣喻，这段时间完全消耗在欢宴、娱乐、和关于面见皇帝的相应礼仪的讨论中。　　　　最后，他在清晨四点钟被传唤到“一个巨大的、富丽的帐篷内”等待皇帝（乾隆），皇帝如参加隆重仪式，乘三十二台大轿出场。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壮观感到惊奇，“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神秘的宗教庆祝仪式，其每个功能都是十分庄严肃穆地执行。”对马戛尔尼和他的同行，皇帝赐予礼物后应受宠若惊，“给我们几道从他自己的桌上端来的菜肴，”，然后“他亲手斟温酒送给我们每个人，我们立即在他面前一饮而尽。”（注：皇帝亲自为外国使节斟酒，在汉代的“五饵”蛮夷管理术中就已经特别提到。）　　第二天，马戛尔尼和同行出席了庆祝皇帝寿诞的集会。终于，皇帝在戏园包厢里召见了马戛尔尼。现在，马戛尔尼假设，他可以办理他的使馆业务。相反，皇帝拒谈“业务”而给了他又一份礼物，一个宝石匣和，据马戛尔尼记载，“一小本书，由他自己亲笔书画，他要我呈送给国王，我的主人，作为一个友谊象征，说那个小匣是他家八百年的传家宝。”现在，皇帝仁爱表示已被加赋，中国官员建议说，时令已近寒冷的冬天，马戛尔尼出发的时间到了。马戛尔尼提出抗议，双方还未曾就他受官方指示的项目“进入谈判”，他“几乎还没打开他的公文包。”国王乔治的愿望是，马戛尔尼强调，他应被允许作为永久性的英国大使留住中国朝廷。在1793年10月3日的大清早，一位朝廷官员叫醒了马戛尔尼，要求他穿着完整的礼服到故宫，他被召见面聆答复。等待几个小时后，他被领着走上一节楼梯到一个绸缎覆盖的椅子前，坐在那里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封乾隆皇帝给乔治国王的圣旨（信）。中国官员对圣旨叩首，马戛尔尼则单腿下跪。最后，皇帝的圣旨被用全部仪式运回马戛尔尼的商馆。它被证明是英国外交史上一个最屈辱的通信。　　诏书称英王为“尔国王”并赞许英王乔治“恭顺”派使节到中国进贡，但实质上几乎全部反驳了英国提出的互派大使和通商贸易的请求。全文陈述如下：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因为似乎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马戛尔尼决定通过广州返回英国。当他准备离开时，他观察到在皇帝全盘拒绝英国的要求后，中国官吏，如果有什么意思的话，更周到地照顾他，使得马戛尔尼反思，也许天朝三思其事。他询问效果，但中国人做完了外交礼节。因为蛮夷觐见者似乎并不明白精妙，皇帝又下了一道近乎威胁的圣旨。皇帝安慰英王乔治，他知道“尔邦偏居海外，隔断重洋。”但中国首都是“四方万国瞻仰之中枢;凡仰赖我朝之人均不许在京买卖。”他最后告诫：　　朕已特此详晰开示，尔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显然不熟悉暴力贪婪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他在玩火，虽然他不知道。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给予的评估意味不祥：　　两只英国护卫舰将压倒帝国的整个海军力量;在半个夏季之内，他们可以完全摧毁其沿海的航船和减少沿海省份的居民，从食鱼为生到绝对饥荒。　　无论当时中国的行为现在看起来如何霸道，人们必须记住，它已经在组织和维持一个主要的国际秩序方面工作了几百年。在马戛尔尼的时代，与西方贸易的福祗远非不言自明：因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大致为英国的七倍，皇帝也许以为是伦敦需要北京的援助，而非反过来。毫无疑问，天朝庆贺自己麻利地处理了这一蛮夷使团，这种使团其后二十多年没有重来。但休养生息的原因不是中国外交的技能而是拿破仑的战争，它消耗了欧洲国家的资源。拿破仑完蛋不久，在1816年，英国就有了新任务出现在中国沿海，它由阿默斯特勋爵率领。这次在英国使节和天朝官吏之间关于礼仪的对峙演变成宫殿外的肢体斗殴。当阿默斯特拒绝给皇帝叩头时，中国人坚持他这样做，称皇帝为“天下主权，”，他断然取消使命。英国的摄政王子被命令“服从”，为“文明转型的进展”而努力；在此期间，没有进一步派大使的必要，“ 以证明你确实是我们的代表。”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派出另一个使团尝试全面决议。帕默斯顿，对清朝法规方面略知一二，派出苏格兰的海军将官纳皮尔勋爵并给予互相矛盾的指示：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的法律和惯例”，另一方面，同时，要求永久性的外交关系和英国驻京大使馆，进入中国沿海更多的口岸，以及，作为良好的措施，与日本自由贸易。　　纳皮尔抵达广州后，他和当地总督却进入僵局：每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信件，因为双方都认为对待一个如此低位的对手是自贬身份。中国地方当局给纳皮尔起了一个中国外号，称他为“碌碌小人”，他则使用本地的翻译服务在广州周边张贴交战书。最后，天命为中国解决了这个棘手的蛮夷问题，纳皮尔和他的翻译官都染上了疟疾热病并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在死前，纳皮尔注意到香港的存在，当时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礁岩岛，他评估它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天然良港。　　中国可能为强迫另一轮叛逆蛮夷遵守天朝法则而沾沾自喜。但是，这是最后一次英国接受拒绝。其后每年，英国的坚持变得更具威胁性。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总结了马戛尔尼使命余波在英国的反应：“如果中国仍然封闭，那么大门必须用炮轰开。”中国的外交动作和断然拒绝只能延迟却不能避免与现代国际体系互动，因为它是沿着欧洲和美国的思路设计的。照此计算，将对中国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造成最令人痛苦的社会、知识和道德变形。　　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方兴未艾的西方工业国家显然不会长期遵守这样一个外交机制，他们被称为“蛮夷”“进贡”，或被严格监管在单一的中国港口城市进行季节性贸易。对他们来说，中国不情愿对西方商人的“利润”（在儒家思想里隐约是一个不道德的概念）胃口作出让步；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西方使节建议，中国可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或者说，中国应该在首都有与蛮夷使节永久性日常接触的生活。　　以现代眼光看，特别是按西方的标准，西方使节的初步建议并没有离谱：自由贸易，定期的外交接触，和常驻使馆，这些目标并不得罪当代情面，而是一种标准的进行外交处理方式。但终极摊牌却起因于西方入侵的更可耻的一面：坚持不受限制地进口进中国鸦片。　　在十九世纪中叶，鸦片在英国被允许但在中国被禁止，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消费此物。英属印度是世界上大部分罂粟种植中心，英国和美国商人与中国的走私者沆瀣一气，做着一个生意兴隆的买卖。当时，鸦片其实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任何进展的一种为数不多的外国产品；英国的著名工业制造品被当作奇巧**技或（相当于中国）劣质产品被驳回。西方的礼貌舆论视鸦片贸易为一种尴尬。然而，商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　　清廷曾辩论鸦片合法化和管理其销售；它最终决定彻底打击和铲除鸦片贸易。1839年，北京派出钦差林则徐，一个有相当技能表现的官员，去广州关闭贸易并迫使西方商人遵守官方的禁令。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官，林处理此事就像任何特别顽固不化的蛮族问题：通过武力和道义劝告双管齐下。在抵达广州后，他要求西方贸易代表团交出并销毁所有的鸦片。当这一要求无效时，他封锁所有外国人—包括那些与鸦片贸易无关的人—在他们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只有交出他们的违禁品后才释放他们。　　然后，林发给维多利亚女王一封信给，以超乎传统礼仪的口气，赞美她的前辈“恭顺”“进贡”给中国：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他撰文的要点是，要求维多利亚女王负责铲除在英属印度领土（如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马尔瓦）上的鸦片：　　贵国王诚能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也。　　这一请求是合理的，即使以传统中国妄自尊大的浮夸语气修辞，同时语言略带威胁。　　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林似乎高估了中国的杠杆力量，他的最后通牒威胁要切断中国产品的出口，他认为那些是西洋蛮夷生存的必需品：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于天下公之也。　　林的信似乎从来就没有转到维多利亚（另一说，英国外交大臣劝维多利亚女王不要回信；总之，林则徐没有收到复函，译者）。在此期间，英国舆论认为林在广州包围英国社区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侮辱。　　 “中国贸易”的游说者请愿国会宣战。帕默斯顿发给北京一封信，要求“中国当局对居住在中国的英籍人施加的伤害和对英国王室的侮辱给予满足和补救”，并要求中国永久割让“一个或多个充分大的位置合适的海岸岛屿”，作为英国的贸易站。　　帕默斯顿在他的信中承认，根据中国法律，鸦片是“违禁品”，但他拐弯抹角地在法律上辩护鸦片贸易，认为中国的禁令，在西方的法律原则下，由于腐败官员的纵容而失效。这种诡辩是不可能说服任何人的，帕默斯顿急不可待地将他的固定决心放在额头：鉴于此事 “紧要”，并且中英两国分歧巨大，英国政府命令一个舰队立即“封锁中国的主要港口”，缴获“所有可能遇到的中国船只”，并占领“一部分方便的中国领土”，直到伦敦满意为止。　　鸦片战争拉开了帷幕。中国最初的反应认为英国进攻的前景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威胁。一位官员上奏皇帝说，中国和英国之间遥远的距离会令英夷不给力：“英夷乃卑微之族，固赖坚船利炮，然所涉甚远，必使供给不可及也，彼兵乍到，倘一战而败，后续不济，必溃不成军矣。” 即使当英国封锁珠江并占领港口城市宁波对面的几个岛屿而扬威耀武时，林气愤地给维多利亚女王写道：“尔等远海蛮夷如此大胆，竟敢藐侮我天国神威。天道其一，容尔等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倘谦服天朝，至恭至顺，我朝柔远绥怀，或赦尔等往过。”　　几百年来天朝宝殿的优势已经扭曲了现实感觉。绷紧优越的假面将加剧遭致不可避免的屈辱。英国炮舰迅速攻克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并封锁了中国主要港口。接待马戛尔尼的官吏所不屑一顾的大炮炮制了残酷的效果。　　一位中国官员，直隶（包括北京和周边省份的行政区）总督琦善，当他被派往与北驶天津的英国舰队初步交涉时，才明白中国的脆弱性。他认识到，中国不能对抗英国海载火力：“虽无风助潮推，彼[蒸汽船]破浪航行，神速无以复加。。。彼炮塔架于旋盘之上，使其炮口转动可指任何方向。”相比之下，琦善评估，中国的炮是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并且 “置文官而管军务。。。不谙器械之用。”　　琦善得出结论，这个城市（天津）在英国海军力量面前毫无防御能力，他选择了抚慰和疏导英国，保证他们在广州的纠葛一直是一个误解，并没有体现出皇帝“温良公正的意图。”中国官员会“公正地调查和处理问题，”但首先，“英国舰队扬帆南下，势在必行”，并在那里等待中国的督察。有些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招居然好使。英国军舰回航南部港口，留下暴露在炮口下的中国北方城市完好无损。　　基于这一成功，琦善又被发往广州接替林则徐和管理蛮夷。皇帝（道光帝）似乎没有完全明白英国的技术优势程度，他指示琦善与英方代表开展旷日持久的讨论，从而中国可以聚集力量：“使敌夷疲于冗长谈判，” 他用朱红御笔批道，“然我可突袭彼，制彼于一役。”林则徐因激起蛮夷躁动而被耻辱地解雇。他踏上遥远的西部流放之途，反思西方武器装备的优越性和起草建议中国发展自己武器的秘密奏折。　　然而，一旦在他到达中国南方的岗位上，琦善面临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情况。英国要求领土割让和战争赔偿。他们回到南方是为了得到满足，他们将不再被拖延战术推迟行事。在英军对若干海岸工事开火后（虎门之战），琦善和他的英国对手，上尉查理•义律，谈判了一个草案协议，即《穿鼻草约》，其中授予英国对香港的特殊的权利，承诺600万银元的赔款，并允许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未来在同等条件下交往（也就是说，英国将不用像通常蛮夷觐见者那样遵守保留的礼仪）。　　这笔交易被中国和英国政府都拒绝了，每方都认为它是一个屈辱的条款。由于擅自超越指示，对蛮夷屈认太多，道光帝将琦善撤职查办，锁拿进京，然后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英国的谈判者，查理•义律，面临着一个较为温和的命运，因收获得太少，他被帕默斯顿骂个狗血喷头：“纵观你的整个程序过程，” 帕默斯顿抱怨道，“你似乎认为我的指示是废纸。”香港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几乎没有一所房子”；义律过于和解性，没有坚持更有价值的领土，或强迫更严厉的条款。　　帕默斯顿又任命了一个新特使，亨利•璞鼎查爵士，指示他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因为“女王陛下的政府不可以允许，在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易中，中国的不合理做法取代所有其余人类的合理做法。”抵达中国后，璞鼎查用英国的军事优势，进一步封锁中国的港口并切割沿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交通。看到英国准备攻击古都南京，中国诉求和平。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　　璞鼎查现在面临另一中国谈判代表，满族亲王耆英。这是朝廷派来的第三个干这种极其没出息的活，它仍然在自己的宇宙中幻想。耆英处理英国的方法是中国面对失败时的传统战略。在尝试反抗和外交后，中国将以貌似妥协的姿态试图对蛮夷软磨硬泡。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谈判，耆英判断，落到朝廷大臣肩上的责任就是重复中央王国的精英们以前经常所做的：通过拖延，迂回，和精心安排的小恩小惠，他们会安抚和驯服蛮夷，同时为中国赢得时间在他们的攻击下喘息。　　耆英将他的工作重点固定在与“夷酋” 璞鼎查建立个人关系。他铺天盖地地给璞鼎查送礼物并把他称为他所珍视的朋友和“亲”。作为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表达，耆英甚至提出交换他们妻子的画像并宣布，他希望认璞鼎查的儿子为干儿子（他在英国，但从此后以“弗德里奇•耆英•璞鼎查”而闻名）。　　在一次显着的差使中，耆英对天朝解释他的做法，而后者发现很费劲地理解这一诱惑过程。他描述了他渴望安抚英国蛮夷的方式：“此种化外夷族，不视我中华盛服，不晓我中华礼仪。。。虽口干舌燥以明之，仍充耳不闻。”　　因此，耆英的宴会和对璞鼎查和他家人的雍容华贵的招待本质上为一个战略设计服务，在其中，中国人的行为是经过计算的特定剂量，并且像诚信这样的人性素质都成为武器；无论他们是否反映信念倒是次要的。他继续说：　　诚然，我们必须以诚相待他们，但更需要用娴熟的手段控制他们。有些时候，有可能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向走，但不能让他们理解其中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故意暴露一切，使他们不会怀疑，于是我们可以驱散他们逆反心理的躁动。有时我们给他们招待和娱乐，在这之后他们有升值的感觉。然后在其他时候，我们以心**宽广的方式显示对他们的信任，使得在讨论具体事情时斤斤计较显得没必要，于是我们就能在掌中之事上得到他们的帮助。　　西方压倒性力量和中国心理玩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耆英和璞鼎查签署两个条约，《南京条约》和补充性的《虎门条约》。最终结算比《穿鼻公约》让步更大。它基本上是丧权辱国的，虽然与军事形势允许英国可以施加的相比，条件还不太苛刻。它要求中国支付600万银元的赔款，割让香港，和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那里将允许西方居住和贸易。这实效性地瓦解了“广州体系”，即由中国朝廷监管与西方的贸易和限制持照商人。宁波，上海，厦门，福州被添加到通商口岸列表中。英国确保享有其在港口城市常驻使团并直接与当地官员谈判的权利，绕过北京的朝廷。　　英国也得到了对其居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国民行使司法管辖的权利。在操作上，这意味着外国鸦片贩子将受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而非中国的。这种“治外法权”原则，在该条约的其他争议较少的规定中间，最终被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侵犯。不过，由于欧洲的主权概念在中国还是未知的，治外法权在当时是一个标志，与其说是违反法规毋宁说是皇权下降。由此造成的天意萎缩导致了一阵阵国内叛乱爆发。　　十九世纪的英国翻译家托马斯•米多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察觉鸦片战争的持久影响。他们将让步视为吸纳和消磨蛮夷的传统方法的应用。“国家的巨大的身躯，”他推测，“只能忍受其后的战事，且当作野蛮人部落叛乱，以坚船利炮攻战一些沿海地盘，甚至设法进入京杭大运河并其占有要点，从而迫使皇帝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西方列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安慰的。中国的每一个让步往往引来西方更多的要求。那些条约，当初设想作为临时让步，却引发一个清廷不断失去控制中国商业和外交政策的过程。继中英条约，美国总统约翰•泰勒迅速派遣一个特派团到中国，为美国人获得类似的优惠，成为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先行者。法国也为自己谈判达成含有类似条款的条约。这些国家轮流包括了一条“最惠国待遇”条款，它规定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让步，也必须给予签字国。（中国外交后来利用这个条款来限制特权，挑起各种索赔人之间的竞争。）　　这些条约是中国历史上在外国军事力量阴影下进行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的首条。当时，最可恨最有争议的规定是平等地位的条款。直到那时，中国坚持认为自己优越超凡的地位，已经在国家认同意识中根深蒂固，并反映在朝贡体系中。现在，她面对一个外国势力决意用武力威胁中国从其“进贡国”名单上除名，以证明自己的主权与天朝平等。　　双方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纠纷远远超过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金钱和贸易安抚贪婪的外国人，但如果蛮夷的政治平等原则与天子齐眉举案，整个中国世界秩序将受到威胁；天朝将冒着丢失天意的风险。帕默斯顿，经常对他的谈判对手言辞辛辣，将赔偿金额只视为部分象征，他倾注高度重视，以求避免在中国的通信中用语言揭示“中国优越感的假设”，或暗示英国，虽然在战争中得胜，仍然是一个觐见者请求皇帝的天恩惠顾。最后，帕默斯顿的观点占了上风，《南京条约》包含了一项条款，明确保证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今后将 “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对应”；它甚至列出具体的中文书面字符注以可以接受的中立内涵。中国的记录（或至少是那些外国人可以见得到的）将不再把英国描述成 “乞求”中国当局或“颤服”他们的 “命令”。　　天朝已经明白中国军事的自卑，但尚未有适当方法对付。起初，它应用蛮夷管理的传统方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从不认输。中国的统治者想用汉代的“五饵”政策处理局面。他们认为这些入侵者的共性是渴望分享中国文化，他们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定居并分享其文明。因此，他们可以被用心理方法逐步驯服，像耆英亲王说明的那样，假以时日，成为中国生活的一部分。　　但欧洲侵略者却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有限的目标。推定自己是更先进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从获取中国经济收益，而非加入其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要求只受他们的资源和贪欲限制。个人关系不可能决定一切，因为入侵者的首领不是邻居而是远居万里之外，在那里他们由动机支配，对耆英类型的微妙和间接战略置若罔闻。　　在十年的时空里，中央王国已经从卓越超群变成殖民势力撕咬的对象。在两个时代和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中国争取一个新的身份，高于一切的是，调整技术和商务和标彰其伟大的价值观，以此为安全基础。第三章：从强盛走向衰落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控制衰落。日本的挑战。朝鲜。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这一段历史其实有近代史资料和影视详尽讲述过。　　　　以基辛格的眼光看，西方第一次官方外交使团（马噶尔尼使团）来叩门还是比较礼貌的。当时清廷缺乏对世界棋盘上“势”的认识，出于傲慢无知，愣逼着人家“叩头”。后来，英国佬不干了，把炮舰开到咱家门口了。当一只狼进来后，清廷昏庸的官员采用引群狼入室而后驯之的策略。因全无招架之力，结果受伤的只有自己，而且伤痕累累。各列强中日本和俄国对中国有领土野心。其他似乎只想传教和拿鸦片换银子。“以夷制夷”的策略总体是失败的，唯一可算作成功的例子就是（李鸿章）阻止了把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割让给日本，但让俄国占了便宜。后来日俄战争日本报了一箭之仇。看着列强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夺，清廷也只有卖呆的份。再后来，清廷垮台，军阀混战。　　大家都知道。（略过）第三章从强盛走向衰落　　　　随着十九世纪的进展，中国经历了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对其自身历史形象的冲击。鸦片战争前，它设想外交和国际贸易是承认中国强盛的主要形式。现在，她不仅进入国内动乱时期，还面临着三个外国挑战，其中任何一个足以推翻王朝。这些威胁来自各个方向，而在此之前几乎难以想象其成形。　　欧洲列强跨海自西而来。他们带来的问题与其说是对领土防御毋宁说是对世界秩序观念的不可调和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列强只对中国沿海提取经济实惠，并要求自由贸易和传教活动的权利。这有些矛盾地被认为是威胁，因为欧洲人根本并不认为它是征服。他们不寻求取代现有的王朝，他们只不过强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基本上不与中国协调。　　从北部和西部，具有扩张性和军事上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试图撬松动中国的广袤腹地。俄罗斯的合作可以暂时收买，但它不承认自己的领域和中国边疆之间有任何界限。不同于以往的征服者，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侵占的领土帝国永久失去了。　　不过，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俄罗斯，没有任何野心取代清朝并声称天意；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清朝垮台，他们损失更多。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古代机构或大中华中心圈秩序的存活并没有既得利益。从东部，它不仅占据中国领土的重要省份，还想取代北京作为一个新的大东亚国际秩序中心。随之而来的灾难在当代中国被视为相当沮丧，一个臭名昭著的“百年屈辱”，后来由共产党人以自信的民族主义主义形式统一国家而结束。与此同时，中国蹒跚而行的时代在许多方面见证了其克服应变的卓越能力，而其他社会可能经此而破碎。　　虽然外国军队在中国前进并不断勒索屈辱的条件，天朝从未停止断然声称其中央权威和实施管理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当今的侵略者被当作几个世纪以前的其他侵略者，作为小骚扰，不受欢迎地打断中国生活的永恒节奏。北京朝廷可以如此行事，因为外国掠夺大多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入侵者只顾工商；正因为如此，同样符合侵略者利益的是，在广袤的中部地区，包括其大部分人口，保持平安。北京政府从而获得回旋余地。所有的勒索须经朝廷谈判，因此它站在这样一个地位，可以发挥互相抵销侵略者。　　中国的政治家手拿一副弱牌却技巧娴熟地玩“斗地主”，避免了可能更糟糕的灾难。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客观力量的配置会建议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而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有着传统的中国强盛远见，即使在暴力挑战、殖民掠夺和国内动乱的浪潮猛烈冲击下，中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它的艰辛。经过一个痛苦和经常羞辱的过程，中国政治家最后在其世界秩序崩解离析时保留了道德和领土要求。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这样做使用的几乎完全是传统方法。清朝统治阶级以古典风格写了一段雄辩的奏折，关于西方，俄罗斯，和一个崛起的日本所带来的挑战，并强调中国需要实践“自强”和改善其自身的技术能力。但是，中国的儒家精英和普遍保守的民众对这方面的意见仍然相当模棱两可。许多人认为外国语言文字和西方技术的进口危害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社会秩序。虽然经过几个战役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占上风的派别决定，沿着西方路线的现代化非中国可取，而且无任何理由放弃这种独特的遗产。因此，中国面临帝国扩张的时代，没有任何国家的规模的现代军事机器利益，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适应采纳外国的金融和政治创新。　　为了渡过难关，中国没有依靠技术或军事力量，而是两个深感传统的资源：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人民的耐力和文化信心。它制定了巧妙的策略，互相抵销新入门的蛮夷。负责管理中国外交关系的官员在各个城市提供优惠，但他们特意邀请了多方外国人分享战利品，使他们能够“以夷制夷”，避免任何一个强权占主导地位。最终，他们坚持严格遵守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的国际法原则，不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他们是有效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限定外国野心的手段。面对两个潜在的压倒性竞争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占统治地位，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击退他们，中国外交官让俄罗斯和日本互为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每一方侵犯的范围和持久性。　　鉴于几近阳痿的中国军力和其世界角色的豪气景愿之间的对比，保持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的后卫防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一成就没有庆功大会，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长达几十年的努力，由多次反复和内部斗争所标志，有时糟蹋了赴任者的身家性命但最后挺过来。这场斗争使中国人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全靠其耐心和耐力担当，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次，作为最终防线。但它保存了中国的理想—作为掌管自己命运的大陆实体国家。有着伟大的纪律和自信，它一直为后来的中国崛起时代敞开大门。　　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　　在西欧国家用其卓越的技术攻击下和面对俄罗斯和日本的新野心，行船通过一条布满诡计奸诈的航道，中国靠其文化的凝聚力和外交官的努力渡过险滩，特别在朝廷一脸迟钝的表情下显得相当身手不凡。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少数中国精英已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再生活在强势体系中，中国必须学习竞争力量集团体系的语法。　　一个这样的官员是魏源（1794年至1856年），一个中层儒家官吏，他是广州总督林则徐的同僚，后者因打击鸦片贸易引发了英国的干预，最终被迫流亡。虽然忠于清朝，魏源为它的昏庸自满深感担忧。他用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译的材料开创性地编写了一部外国地理研究。其目的是鼓励中国超越紧邻边界的朝贡国而放眼世界。　　魏源1842著《海国图志》，其实质上是对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研究，提出将欧洲的强权平衡外交经验教训应用于中国的当代问题。认识到中国面对外国列强的重大物质缺陷—这一前提他的同时代人一般不接受—魏源提出了中国可能会获得回旋余地的方法。魏源提出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意译）：　　凡有两法可攻夷，或励夷之敌以攻夷，或师夷之长以制夷。凡有两法可安夷，或与夷贸易以安夷，或执条约以安贸易。　　这是中国外交分析技能的一个典范，面对超强敌手人和潜在的需求不断增加，他明白坚守一个即使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限制进一步的横征暴敛。　　同时，魏源从欧洲平衡原则出发，审查了可以给予英国想见压力的国家。魏源援引古老的先例，其中汉、唐、和清初管理了具有侵略野心的部落，他又审视全球，考查“英夷惧怕之诸敌国。”似乎 “以夷攻夷”的口号可以自我实现，魏源指出“西方的俄罗斯，法国，和美国” 和东方的“廓尔喀[尼泊尔]，缅甸，暹罗[泰国]，和安南[北越] ” 可以作假想候选人。魏源想象俄罗斯和廓尔喀从两个方面攻击英国最遥远和防卫不佳的利益，即印度帝国。　　刺激法国和美国对英国的长期仇恨，使他们在海上攻击英国，是魏源分析的另一种武器。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丝毫想法如何实现它。它对问题中的潜在盟国只有有限的知识，而且在其首都没有代表。魏源明白中国的局限性。在一个全球政治时代，他断言，问题不是“外夷不可用”；而是，“我急需用事之人”，“悉知彼之地理及敌友互为关系。”　　未能阻止英国的前进，魏源继续说，北京需要削弱伦敦在世界和中国的相对位置。他又想出另一个原创想法：把其他蛮夷邀请到中国来，让他们和英国较量贪婪，因此，中国有可能成为实质上分自家财产的仲裁人。魏源继续（意译）：　　今英夷占据香港，广敛财富，争誉于诸夷，且大开通商口岸，让利于诸夷。与其使英夷让利于诸夷而纳其为伍，岂非我自让之而置诸夷于掌控之中为佳乎？　　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给所有贪婪的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让英国为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分享战利品。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任何授予一个强权的特权应自动扩展到所有其他。　　时间不是中立的。魏源的微妙运作的好处需要用中国“师夷之长”武装自己的能力来衡量。魏源建议，中国应从法国或美国“请西方工匠至广州” “监造轮船枪支。”魏源总结了新战略，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以夷制夷”；在解决之后，“师夷之长”，最后控制他们。　　尽管最初对技术现代化的呼吁不屑一顾，天朝采用了坚持鸦片战争条约字字千钧的战略，以设立一个西方要求的上限。一位朝廷大官后来写道，“据守条约之规，不使蛮夷略超之”，因此中国官员应表现“以诚和待之”，但悄悄地让他们排好队。　　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　　西方条约强权，当然，无意排好队，在耆英-璞鼎谈判之后，一个新的期望差距开始出现了。对于中国朝廷来说，条约是一个对蛮夷力量的临时让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的程度，但从来不主动扩大。对于西方，条约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在其中，中国将逐步纳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经济交流规范。西方视为一个启蒙的过程，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哲学上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拒绝外国扩大条约的要求，包括整个中国的自由贸易和在中国首都的永久外交代表。北京明白—尽管其西方知识极其有限—外国人的优势力量、在中国境内无拘无束的外国活动、和在北京的多个西方使团相结合，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会失去其历史的独特道德权威；它只会是另一个弱国，受入侵者恣意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和经济特权上看似微小的纠纷演变成重大冲突。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庞大的中国国内动荡背景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负责管理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官员表现出来的镇静自信所掩盖—这一特征在现代时期也没变。马戛尔尼曾经在1793年评论清朝满族统治阶级和中国汉族官僚精英以及大多数汉族总人口之间的不安共处。“现在几乎一年过去了，”他指出，“没有在某些省份发生起义。”　　王朝的天命被付诸表决，国内对手的反抗范围升级。他们的挑战同时是宗教性的和种族性的，这为全面残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帝国西部边疆目睹了穆斯林叛乱和短命的分裂主义大汗国，花了很大财力和人力成本才平息掉。在中国中部，被称为捻军的叛乱起义，吸引了来自中国汉族劳动阶级相当大的支持，于1851年开始，进行了近二十年之久的叛乱。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太平天国（1850至64年），由中国南部一个基督教教派发起。那时，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尽管受到严格的规限。在鸦片战争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这个国家。由一个颇有魅力的神秘中国人领导，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并声称会传心术，旨在取代清朝建立一个新的“太平天国”，以它的领导人对进口的传教士文本的离奇解释而统治。太平军成功地从清朝夺取并控制了南京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方，以一个新兴王朝的模式统治着。尽管在西方史学鲜为人知，太平天国和清廷的冲突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虽然没有官方数字，据估计，在太平天国、穆斯林、和捻军动乱期间中国人口从1850年大约4.1亿减少到1873年大约3.5亿。　　《南京条约》和法国和美国的同类条约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重新谈判，而中国则正被这些国内冲突蹂躏。条约强权坚持认为，他们的外交官应被允许全年居住在中国首都北京，表明它们不是朝贡使节，而是平等主权国家的代表。中国广泛施展其增加激励（贿赂）的拖延战术，鉴于前谈判官的命运，没有清朝官员敢想退让到承认永久性外交代表这一点。　　 1856年，中国侵犯性地检查一艘注册英国商标的中国轮船，箭头号，和被指控亵渎英国国旗，给重返敌对状态提供了借口。像1840年的冲突一样，宣战不完全是光彩的（后来发现，船舶登记在技术上已失效）；但双方都明白，他们都在为更大的赌注而战。由于中国的防御仍处于发展的早期状态，英国军队占领了广州和在中国北部和大沽口炮台，从那里他们可以很容易开进北京。　　在随后的谈判中，观念的差距比以往更宽。英国以传教士式的信念压迫清廷，当作一项公共服务呈现他们的谈判立场，称这将使中国提速最终与现代世界接轨。因此，伦敦的助理谈判代表霍拉旭•莱总结了当时西方的观点：“外交代表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好，你一定会看到的。这种药可能入口不痛快，但后效将十分大。”　　清朝当局几乎没有这么热心。他们加入条约条款，是在宫廷和其谈判代表之间一阵痛苦的内部争吵和英国威胁进入北京之后。　　由此产生的1858年《天津条约》的核心是，伦敦经过超过六十年的徒劳努力，获得了在北京的永久使馆权利的让步。条约进一步允许外国在长江上航行，对西方贸易开放额外的 “通商口岸”，并保护中国基督教教徒和西方在中国传教（给定太平天国的前景，这点对清朝特别难受）。法国和美国也根据最惠国条款搞定了自己的条约含类似的条件。　　条约强权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常驻使馆上，但在一个明确不友好的首都。在1859年5月，英国的新特使，冯检基•布鲁斯，抵达中国交换批准的条约，依此授予他常居北京的权利。发现进入首都的主要河道都被铁链和尖刺封锁，他下令随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清除障碍。但中国军队从新设防的大沽炮台开火，震惊了布鲁斯一伙。随后的战斗造成519英国士兵死亡，456人受伤。　　这是中国首次在对现代西方势力的战斗中胜利，它至少是暂时地撕碎了中国军事阳痿的形象。但它只能暂时缓阻英国大使的前进。帕默斯顿派遣埃尔金勋爵率领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发，下令占领首都和“让皇帝讲道理。”作为 “大沽口反抗”的报复和象征性展示西方强权，埃尔金下令放火焚烧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宝贵艺术珍品被销毁—这一行为在一个半世纪后仍然被中国所唾恨。　　中国75年来对西方国际关系规范的抵制运动现在已达到了无可否认的危机。外交拖延的努力已经运行到尽头；兵戎相见遇到优势的力量。蛮夷声称主权平等，曾被北京嘲笑，现在带来军事优势示威的不祥阴影。外国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并强制实行西方的政治平等和大使级特权的解释。　　此时，另一个中国世袭遗产的索赔人步入战斗。到1860年，俄罗斯已在北京有超过150年的代表—一个教会使团，他们是唯一的欧洲国家被允许建立居所。俄罗斯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紧随其他欧洲列强之后，它没有参加英国的定期武力演习就获得了扩展给条约强权的所有好处。另一方面，莫斯科的总体目标比传教或沿海商务走得更远。它认为清朝衰落是一个肢解中华帝国的机会，将其“外自治邦”重新组装到俄罗斯身上。他特别看中管理稀松和界定模糊的满洲大地（满族在中国东北的腹地）、蒙古（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半自治草原部落）、和新疆（在遥远的西部山区和浩瀚的沙漠之中，主要由穆斯林民族居住）。为此，俄罗斯已经逐渐移进和故意扩大其存在，沿着这些内陆边界线，用头衔和物质利益收买地方王侯的忠诚，用来势汹汹的骑兵加强之。　　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莫斯科作为一个殖民政权浮出水面，在1860年冲突中提出调解，其实是要威胁干预。狡猾的—别人可能会说是两面三刀的—外交以隐藏的武力威胁为基础。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沙皇在北京的聪明和诡计多端的年青全权代表，设法说服中国朝廷只有俄罗斯能够确保占领中国首都的西方强权撤走，并说服西方列强，只有俄罗斯能确保中国遵守条约。在提供详细地图和情报帮助英法联军进北京后，伊格纳季耶夫转脸令占领军相信永定河，一条进出北京的河流，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将要冻结，那时他们将面对充满敌意的中国暴民的包围。　　对于这些服务，莫斯科得到了惊人的领土回报：外满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包括现在所谓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城市。一出手，俄罗斯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新海军基地，一个在日本海的立足点，和一度被视为中国的35万平方英里领土。伊格纳季耶夫还谈判规定，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和遥远西部城市喀什开设俄罗斯的贸易和领事馆。为了复加屈辱，埃尔金获得英国扩大的殖民地，从香港到附近的九龙地区。中国征用俄罗斯为其阻止了它认为是条约强权独霸中国首都和沿海的进一步攻击，但在一个中国孱弱时代，“以夷制夷”不是没有成本的。　　控制衰落　　中国，如果总是对几近猖獗的外国入侵被动，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延续两千年的。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征服者不得不采纳中国文化或逐渐被他们的臣民吞噬，中国人善于用耐心掩盖其实际性。又一个考验时期到了。　　在1860年冲突之后，皇帝和朝廷的抵制派逃命离开首都。恭亲王，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承担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作用。在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后，恭亲王在1861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概括了令人吃惊的战略选择：　　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如不抑怒而奋敌，恐遭大难矣。然倘无视其害，不予应付，奈何遗悲于子孙乎。　　这是一个经典的战败困境：一个社会在顺应征服者的同时还能保持其凝聚力吗？如何建立能力扭转不利的力量平衡呢？恭亲王引用中国古语说：“为势所迫交友求和；实为攻防之策。”　　由于没有总体解决方案，恭亲王的奏折建立了危险之中的优先选项，其效果相当于远交近攻原则。这是一个中国古典战略，大约一百年之后将再次被毛泽东重新采用。恭亲王的奏折在其评估各种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胁中展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敏锐性。　　尽管面对英国紧迫和实际的威胁，恭亲王的奏折把英国放在长远危险的最后位置，而把中国国内的稳定和俄罗斯排在第一位：　　太平和捻叛节节得胜，实为我大清心腹之患。罗刹（俄罗斯）与我毗邻，意欲蚕食我疆土，实如芒刺在背。至于英国，其目的为买卖，但举止凶猛、匪顾吾人尊严。若非规之以法，我无以立足矣。此乃肋下之痛。故而，我应先平太平及捻叛之乱，再抑罗刹，而后制英夷。　　为了实现他针对外国列强的远距离目标，恭亲王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办公室—外交部雏形—来管理与西方列强事务和分析外国报纸，获得中国境外发展的信息。他抱有希望地预测，这将是一个临时性的必要，当军事行动结束和各国事务简化后，随即取消。直到1890年，这个新部门并没有作为国家办事处列在大都市的官方纪录。其官员大都是从其他更重要的部门借调来的，作为一种临时指派。他们频繁轮流值班。虽然它的一些城市被外国势力占领，中国把外交政策当作一时权宜之计而非中国未来的永久策略。新部门的全称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措辞，可以开放性地解释为，中国根本不是与所有外国从事外交，而是作为其普世帝国的一部分处理自己的事务。　　恭亲王政策的实施落入李鸿章的手上，他是朝廷一品大员，在清廷镇压太平叛逆运动中从指挥军队上升到突出的位置。雄心勃勃、温文尔雅、面对屈辱而淡然处之、深谙中国古典传统、临危不惧，他成为近四十年中国对外的面孔。他把自己浇铸成在外国列强坚持要求领土和经济优惠和中国朝廷政治优势的虚张声势之间的调解人。根据定义，他的政策可能永远不会满足任何一方的完全赞许。特别在中国，李鸿章留下了一份有争议的遗产，尤其是对那些敦促更具对抗性行为的人。然而，他的努力—被中国朝廷传统好战派认为无穷复杂，他们定期坚持以最少的准备与外国列强战斗—表现出显著的能力引导晚清中国在各种严重缺乏吸引力的选项之间腾挪，并通常减轻其危害。　　李鸿章在危机中赢得声誉，以军事专家和“蛮夷管理者”的身份在十九世纪中叶动乱的中国浮现。1862年，李被派往管理东部富裕的江苏省，在那里他发现其主要城市被太平叛军围困，但由决心捍卫新商业特权的西洋军队保卫着。应用恭亲王备忘录（奏折）的格言，李与西方势力联盟，摧毁了他们的共同敌人，并使自己成为那里的最终权威。在一次实际上的中西联合剿匪战役中，李与查尔斯“中国人”戈登结下了共事之缘（戈登是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后来在苏丹喀土穆包围战中被马赫迪杀害）。李和戈登最后又掰了，因为李下令将捕获的叛军领袖执行死刑而戈登已许诺宽大处理。随着1864年平息了太平天国的威胁，李鸿章被节节提拔到日益重要的位置，他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和主要谈判代表频繁活动于外交危机之中。　　一个在功能更其强大的国家和显著不同文化围攻下的社会代表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尝试弥补文化差距，采纳军事上更强一方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因文化歧视而诱发的压力。或者他可以炫耀其特色，坚持自己文化的有效性，并获得尊重自己信念的力量。　　在19世纪，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种事业，事实上，当他们遇到西方时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已显示出它的社会凝聚力。李鸿章代表一个被叛乱破坏的国家，需要外国的帮助平息叛乱，他没有这样的选择。无论这一事业有何好处，他也不会放弃儒家思想的根源。　　李鸿章在中国的旅行帐户是一个中国风暴的严峻记录：在颇具代表性的1869年至1871年两年期间内，他四处奔忙；在中国西南地区，法国代表对反基督教暴动欲试牛刀；在北部，新的骚乱事件爆发；回到西南偏远地区，越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起义；然后向西北方向，解决一个重大的穆斯林叛乱；从那里再跑到东部的天津港，那里屠杀基督徒已引来法国军舰和军事干预的威胁；最后向东南，台湾本岛正酝酿一个新的危机（当时被西方称作福尔摩萨）。　　在由西方行为准则定义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是一个打扮鲜明的人物。他穿着儒家式的长袖蟒袍，并自豪地炫耀古老的排名级别，如“双眼孔雀花翎”和“黄马褂”，他的西方同行只能困惑地看着。他的头顶前半部被剃光后面留了一个长辫子—清代发型，头戴官冠。他用文言文发言，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懂。他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气度，一位当代英国人，怀着敬畏和不解的混合感情，将他比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　　他的言行举止似乎暗示，中国的艰辛和让步只是中国文明走向最终胜利道路上的临时障碍。他的老师，曾国藩，一个一流的儒家学者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老司令，在1862年曾劝导李如何使用儒家的自我约束基本价值作为外交工具（大意）：“在与外国人联系时，你的方式及仪态不应该太轻浮，你应该有一个略显模糊，休闲的外观。让他们的侮辱、欺骗、蔑视以及一切似乎被你理解，但又似乎不理解，总之你应该看起来有点愚蠢。”（其实，李鸿章后来发展了一种“痞子腔”外交风格，译者）　　像那个时代的每一位中国其他高官，他相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其传统帝国特权的公正性。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中国优越性的评估和诊断：至少在当时，中国缺乏物质或军事基础。在太平天国冲突中研究过西方武器，并检索过外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他意识到，中国已经十分危险地落后于世界各地的发展阶段。正如他在1872年给皇帝的奏折中直言警告说：生活在当今还说“拒夷”和“驱夷于疆土之外”肯定是肤浅的妄谈。。。。他们每天都生产武器，争取比我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胜利，置其优越的技术对我们的不足。　　李得出了与魏源相似的结论，只不过现在改革的紧迫性比魏源时期成时间指数增长。因此，李警告：　　依现今局面，对外须与蛮夷媾和，对内则须改制。若我仍固守成规，国将日益衰落矣。。。。现外国多行改革，蒸蒸日上。我若谨守旧制，断被其葬送之，非守固之顽徒而不悔也。　　经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政策辩论，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李和他的官僚盟友提出了一个行动过程，他们命名为“自强”。在186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以 “中国民用和军用系统的一切都远远优于西方，只有在枪械上绝对不可能超越”作为出发点（和一个软化打击他的帝国读者的手段）。但鉴于其最近的灾难，李劝告，中国精英们伤不起再小看外国的创新，“嘲笑外国的锐利武器为奇技淫巧，认为这是不必要学习生产的东西。”中国需要枪支，蒸汽轮船，重型机械，以及生产它们的技术知识。　　为了研究外国文字和蓝图，并与外国专家交谈，以提高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接受外语培训（之前，这样的提议必被驳回，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大概立志成为中国人）。李认为，中国应该在大城市开设学堂—包括首都，它为防止外国势力渗入战斗了这么久—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李把这一项目当作一个挑战：“中国人的智慧和智力不如西方人吗？如果我们真正掌握西方语言，在互教互学，然后他们所有的轮船和火器的巧妙技术就可以逐步完全掌握。”　　恭王府用类似的语气在1866年提出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技创新：　　我所愿着，乃遣学子习西洋之技，凡数学计算、物理调查、天文观测，引擎组装，河道工程等科目。。。尽通其妙，如此倘非如此，方保我大清帝国力量恒稳增长。中国需对外开放—以前番蛮夷藩属之国为师—先固朝廷内制，而后光复我帝国之强盛。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它本来是一个雄伟的任务，如果中国朝廷在背后支持恭亲王的外交政策概念和李鸿章执行计划。事实上，一个巨大的鸿沟将这些更向外看的官员与狭隘的传统派隔开。后者坚持古典看法，认为中国没有向外国人可学的东西，正如孔子时代的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吾闻有蛮夷习王土之法者，而未闻有习蛮夷者。”　　同样，一位著名的儒家学院翰林院大学士翁同禾抨击恭王在中国学校聘请外籍教师的计划：　　帝国之基乃重礼义、轻权谋。此植根于人心，而非技巧也。目今，何以弄雕虫小技而尊蛮夷为师乎。。。。帝国幅员辽阔，人才丰富。如必究天文数理，岂非国人当有者乎。　　中国自给自足的信念代表了几千年的经验总结。然而，它没有回答中国如何面对眼前的危险，特别是如何赶上西方技术。许多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似乎仍然认为中国外交问题的解决在于处死或流放其谈判官。当北京挑战列强时，李鸿章曾被三次耻辱地剥夺官衔，但每次他又被召回，因为他的对手发现没有更好的选择，若不依靠他的外交技巧解决他们所产生的危机。　　被弱国的冲动和帝国的普世宣称所折磨，中国的改革吞吞吐吐地进行。最后一场宫廷政变（戊戌变法）迫使有改革倾向的皇帝退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返回并占主导地位。在缺乏基本内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官，实际上，被要求控制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损害和其主权的进一步侵蚀，而不给提供任何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弱点。他们要争取时间但不知用争取到的时间干啥。挑战比任何时候更令人着急，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游戏中一个新的角色正在崛起—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日本。　　日本的挑战　　与大多数中国的邻国不同，日本几百年来抵制被纳入中华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坐落于亚洲大陆外一百多英里的群岛上，由于长期隔绝，日本培植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文化。拥有几乎纯种的民族和语言，以及强调日本人以神为祖先的官方意识形态，日本孕育出对其独特身份的几乎宗教式的承诺（基辛格忽略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唐朝对日本的影响，译者）。　　在日本社会和自身世界秩序的巅峰站立着日本天皇，这一人物，像中国的天子，被设想为是一个人神之间的身份。从字面上看，日本的传统政治哲学假定，日本天皇帝是太阳女神的后裔，她生下第一个天皇并赋予他的后裔永恒的统治权。因此，日本像中国一样把自己看作远非普通国家。“天皇”头衔本身—由日本派到中国朝廷的外交使团执意展示—是对中国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人类只有一个皇帝，他的王位在中国。　　如果说中国的排外主义代表了一个普世帝国的声明，日本的排外则源自一个岛国从邻居借贷累累但害怕被它支配的不安全感。中国的独特感断言，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并邀请蛮夷到中央王国“来进行改造。”而日本的态度，假定了日本独特种族文化的纯洁性，它甚至对其神圣祖先眷属以外出生的人拒绝扩延和解释其好处。　　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几乎撤消了全部外交，仿佛与外界甚至间歇性的接触都会损害日本的独特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参加国际秩序，这样做是在琉球群岛（现代冲绳岛及周边岛屿）和对朝鲜半岛的各朝王国建立朝贡制度。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领导人借用最中国化的机构作为自己独立于中国的主张手段。　　其他亚洲各国人民接受了中国的朝贡礼仪制度，将他们的贸易贴上“贡品”标签，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日本拒绝与中国假借进贡进行贸易。它坚持至少与中国平等，如果不是优越的话。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有着自然关系，十七世纪两国贸易的讨论陷入僵局，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履行对方假装世界中心所要求的礼仪程序。　　如果中国的势力圈相应于帝国和沿其漫长边界的周边部落的力量对比而盈亏，日本领导人的安全困境设想和选择往往有着天壤之别。持有一个像中国朝廷一样突出的优势意识，但感觉自己更短小精悍，日本政治家以警惕眼光觊觎西方大陆—那里由中国历朝历代主宰并有时扩张到日本的最紧密邻居朝鲜—往往看到一个现实存在的挑战。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在看到时机时，以惊人之势，从对亚洲大陆冷漠变换到面向取代中华中心而征服的大胆尝试。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十九世纪中期也遇到过挥舞着陌生技术的西方船舶和压倒性的力量—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的“黑船”登陆日本。但日本面临挑战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相反：它敞开大门迎接外国技术并对其机构进行大修整，试图复制西方强国的崛起。（在日本，这一结论容易被接受，或许是因为外国思想没有跟鸦片成瘾问题一起涌入这一事实，日本侥幸避免了。）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渴望掌握西方技术为惊人的经济进步打开大门。随着日本发展现代经济和强大军事机器，它开始坚持要获得与西方列强同等的特权。其执政精英得到结论，用岛津齐彬—一个19世纪的藩主和技术现代化的先行倡导者—的话说，“如果我们采取主动，我们可以主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主宰。”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得出结论，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即使在明治维新之前，李曾写过日本应对西方的挑战。1874年，日本借台湾部落者与琉球群岛的遇船难船员争执事故而兴师问罪，他写道：　　日倭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不小。因而耀武于东土，鄙视中国，并动则入侵台湾。欧洲列国虽勐，然彼距我七万余里之遥，而日本只在庭院门阈之近，乃窥视我空虚。无疑，（日倭）将成为中国永久大患也。　　看着西面巨树日益空心的世界霸主地位，日本已开始设想取代中国作为亚洲的主要力量。这些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的斗争在一个相邻国家碰到大国野心的交集，这个国家是朝鲜。　　朝鲜（和甲午战争）　　中华帝国幅员广阔但从不犯人。她要求进贡和承认皇帝的宗主地位。但贡品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性，宗主国的行使方式允许藩属国的自主权，与独立几乎没有区别。到了十九世纪，独立意识极强的朝鲜人与他们西北部的中国巨人达到了一个相安无事的状态。在技术上朝鲜仍是一个附属国，朝鲜国王经常遣使到北京进贡。朝鲜采纳儒家道德准则和中国文字作为正式通信。北京，反过来，对朝鲜半岛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因其地理位置可以作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一个走廊。　　朝鲜在某些方面在日本战略举措概念中扮演一个镜像作用。日本也是如此，视外国主宰朝鲜为一种潜在威胁。从亚洲大陆朝向日本凸出的半岛曾诱使蒙古人利用这一位置两次作为发动企图入侵日本列岛的出发点。现在，随着中国帝国影响力的减弱，日本力求确保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开始主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在汉城李家王朝从事了一系列尔虞我诈的交手，争取主要的皇家派别。当朝鲜发现自己为外国野心所困扰时，李鸿章劝告朝鲜的统治者应学习中国对付侵略者的经验。就是邀请潜在的殖民者进来，组织一个他们之间的竞争比赛。在1879年10月给朝鲜高官员的一封信中，李劝告，朝鲜应寻求远夷，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诚言，避烦就简之法乃闭关以求和。然，此法断不可行。环视东方，无人以阻日倭之扩张：贵国岂非被迫签通商条约而启新运乎？势以至此，吾之良策非乃以毒攻毒、方能消之乎？　　在此基础上，李提出朝鲜“抓住每一个机会，建立与西方国家的条约关系，以此抗拒日本。”他警告说，西方贸易如鸦片和基督教，会带来“腐败影响”；但相反，日本和俄罗斯寻求领土收益，西方列强的“唯一目的是与贵国贸易。”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平衡外国强权的危险，不让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既然你知道对手的实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划他们；小心翼翼地行走，使用计谋，从而能证明你自己是良好的战略家。”李未说明中国在朝鲜的利益，或许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宗主统治权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威胁性质不同，或他认为，中国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确保朝鲜免受外国势力影响。　　不可避免地，中国和日本对与韩国的特殊关系的宣称越来越不相容。1894年，日本和中国都派兵到朝鲜平叛（在南部全罗道的“东学党”起义，译者）。最终，日本抓住朝鲜国王并组织了一个亲日政府。在北京和东京的民族主义者都扬言宣战；然而，只有日本有一个现代化海军力量的长处，最初为建设中国海军现代化而备的基金已经挪用到修善颐和园上。　　战争爆发数小时内，日本摧毁了中国的海军力量，经费不足，几十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功亏一篑。李鸿章被从他的定期被迫退休中召回，去日本马关市进行和平条约谈判，从事在军事灾难中挽回中国尊严的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已在战争中占据上风的一方往往有拖延解决的激励，特别是每过一天都提高其谈判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以排名不够礼仪等级为由否决了一连串中国建议的谈判代表，从而加深中国的屈辱，这是蓄意侮辱一个自认为天权化身的帝国，从前其外交官因此而级别高于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在中国的排名等次。　　马关条约讨论的条款对中国的卓越感是一个残酷打击。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停止朝鲜的朝贡仪式并承认其独立（在实践中进一步开放了日本的影响）；支付丰厚的战争赔款；和割让满洲的辽东半岛给日本，包括大连和旅顺等具有战略位置的港口。只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未遂刺客的一颗子弹让中国幸免于更被贬低的结果。李受伤的脸在谈判现场让日本政府无地自容，因而下降了几个更笼统的要求。　　李躺卧在医院病床上继续谈判，以表明他在屈辱中依旧挺立如松。他的淡泊明志可能因为他已经知道，即使在谈判进展中，中国外交官已正与在中国有利益的其他强权套近乎，尤其是俄罗斯，从1860年的战争结束后，其扩展到太平洋需要中国外交的影响。李已经预见到日本和俄罗斯在朝鲜和满洲的竞争，并于1894年，他已指示他的外交官对待俄罗斯至为敏感。从马关刚刚返回，他就确保了一个莫斯科领头的“三方干预”，由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组成，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后果的回旋。再次，莫斯科实行了其行之有效的中俄友好解释。为它的服务，它又一次提取对中国大片领土的特殊权利。这次它玩的是微妙，而不是光明正大。在三重干预后，它传唤李到莫斯科签署一个秘密条约，包含一个巧妙并明显有吞并意图的条款，为了保证中国面对日本进一步的潜在攻击的安全，俄罗斯将兴建横贯西伯利亚跨越满洲的延伸铁路。莫斯科的秘密协议承诺不使用铁路作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皇帝陛下的合法的权利和特权的借口，”然而，这正是莫斯科现在着手做的。不可避免地，一旦铁路建成，莫斯科坚持认为，与其毗邻的领土将需要俄罗斯部队保护投资。在短短几年内，俄罗斯已控制了超过日本被迫放弃的面积，并显著地更多。　　它被证明是李鸿章最具争议的遗产。干预阻止了日本的前进，至少暂时如此，但代价是让俄罗斯在满洲建立了支配性的影响力。沙皇在满洲建立影响范围挑起所有既定强权要求可比性优惠的争夺战。每个国家响应别人的进步。德国占领山东半岛的青岛。法国在广东获得了一块飞地，并巩固了其在越南的据守。英国在香港对面的新界扩大了它的存在，并在旅顺港对面获得了一个海军基地。　　蛮夷平衡的战略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没有一个完全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在这一狭缝中，北京政府可以操作。但是，保留中国本质的巧妙运作，即在中国领土上引进外部力量进行权力平衡的计谋，只有在中国保持足够强大而被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到长期效益。然而，中国的中央控制宣称正在日益瓦解。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善待希特勒之后，绥靖政策成为一种行为称号。但对抗只有在弱者有能力以其战败加诸强者承受能力之外的昂贵代价才可以安全地追求。否则，一定程度的调解才是唯一谨慎的做法。不幸的是，民主国家是在他们军事强大时实践这一政策的。但是绥靖也有政治风险和抵押社会凝聚力。因为它要求公众对领导人保持信心，即使他们屈服胜利者的要求。　　这就是李鸿章的困境，几十年来，他试图使中国在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贪婪无厌和朝廷的顽固迟钝之间的狭缝中航行。后来中国的几代人都承认李鸿章的功力，但一直矛盾或痛恨于他这些辱权签名，最主要的是对俄罗斯和日本，以及割让台湾给日本。这种政策磨掉了一个骄傲社会的尊严。然而，它使中国维护了主权元素，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被稀释了，但其他被针对的每一个国家则彻底失去了独立性。它超越了屈辱感而似乎顺其适应。　　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李鸿章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用悲哀的口气总结了他的外交政策的用心（大意）：　　毋庸置言，倘中国能战之而胜，我何幸甚！我命垂危矣，终为乐见者，乃诸夷归柔顺效忠，毕诚毕敬拜服于龙座。实不幸者，抑郁而言，中国不堪与其平等而事也，我军力不举。此关乎帝国完整，投贵瓷而击鼠辈，岂非蠢乎？　　让俄罗斯在满洲对抗日本的战略制造了一个竞争状态，这两个大国逐步测试对方。在其坚持不懈的扩张中，俄罗斯抛弃了与其他中国剥夺者之间的默契，以保持各自债权之间一定平衡和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中国主权。　　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相互竞争要求，导致了为主宰地位而发动战争，结果日本战胜。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给予日本在朝鲜甚至可能在满洲的主导权，尽管，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干预，其所得低于胜利允许的可能。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是以权力平衡原则为基础，一个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罕见的概念，这使得日本没能完全抓住满洲，从而保存了亚洲的平衡。在亚洲受阻后，俄罗斯将战略重点返回欧洲，这一个过程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世界秩序完全散架，北京的朝廷不再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因素发挥作用，无论是在保护中国文化或自治方面。公众的不满在表面沸腾，在1898年，爆发了所谓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实行一种古代神秘主义形式，并声称刀枪不入并对外国子弹有神奇的免疫力，他们练习传统武术，针对外国人和他们强加的新秩序标志展开煽动性的暴力运动。外交官，中国的基督徒，铁路，电报线，和西方学校都受到攻击。也许判断满清朝廷（本身就是“洋”的，只不过不再特别有效了）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西太后接受了义和团，赞扬他们的攻击。冲突的震中再次是受长期争议的外国驻京大使馆—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包围了它们。经过一个世纪在高傲不屑、蔑视、和痛苦的调和之间摇摆不定后，中国现在同时对所有外国强权开战。　　结果招致另一个沉重打击。一个由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八国联军远征部队于1900年8月抵达北京，以纾缓大使馆之围。在镇压了义和团和与之结盟的清军（在过程中毁坏大部分京城）后，他们强加中国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要求现金赔款，并给予外国列强进一步占领的权利。一个朝代无法防止外国反复在中国首都耀武扬威，或防止外国在中国领土上横征暴敛，显然已失去了天意。清朝，自首次与西方冲突后了不起地存活了七十年后，终于在1912年垮台。　　中国的中央集权再次断裂，它进入另一个战国时期。中华民国，从它诞生伊始既置身于军阀割据和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它从来没有机会去实践民主的美德。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1912年1月宣布为新共和国总统。好像被某种神秘的法律指挥帝国统一，孙在就职六个星期后让位给袁世凯，后者是唯一能够统一国家的武装司令。袁在1916年宣布一个新皇朝胎死腹中后，政治权力下放到地区的省长和军事指挥官手中。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腹地，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她管理着一个影子政府和平行的社会秩序，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散慢地遥相呼应。每个有志者都声称统治权，但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战胜其他。　　在没有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央权威的情况下，中国缺乏其传统外交的行为工具。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整个古老的大清帝国疆域行使着名义控制。然而，在实践中，中国传统领土的特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尽力气和受威尔逊的自决原则影响，西方列强无力再在中国扩大其影响圈；他们仅能够勉强维持。俄罗斯正巩固其内部的（苏维埃）革命，没有进一步扩张。德国被完全剥夺了它的殖民地。　　在中国统治地位的前参赛者中，只有一个留下，却是对中国独立最危险的：日本。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在场平衡日本的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后，日本占领了以前割让给德国的山东。1932年，东京在满洲设计炮制了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分裂主义的满洲国。在1937年，它开始了征服整个中国的计划（并占领了东部大部分地区）。　　日本现在发现自己也站在以往中国征服者的位置上。征服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足够困难，管理她更是不可能，如果不依赖其文化格言的话，而日本原来珍视自己机构的独特性，从来没有准备这样做。逐渐地，其昔日的合作伙伴—由美国支持的欧洲列强—开始加入反对日本的行列，首先在政治上，最终在军事上。　　这是一个积自强外交政策而成大功者，与前殖民者合作，现在一起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这一努力的领导者是美国，而其执行文书是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宣布的开门政策。原本打算要求美国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好处，它在20世纪30年代被改造成一个维护中国独立的方式。西方列强参加了这一努力。中国现在能够克服帝国主义阶段，只要它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并再次打造中国统一。　　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仍处于破坏和分裂之中。国共两党都企望中央权威。两百万日本士兵仍然留在中国领土上等待遣返。苏联承认国民政府，但一直保持另一选项，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在同一时间，它用巨大的和不请自来的军事力量冲进中国东北地区，以恢复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宣称。北京对新疆脆弱的控制进一步削弱。西藏和蒙古已被吸引到半自治状态，分别与大英帝国和苏联的轨道对准。　　美国公众舆论同情战时的盟友蒋介石。但蒋介石执政着一个已经被外国占领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国被视为组织战后世界的“五大国”之一，并被授予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其实，在五国之中，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权力进行这项任务。　　随后，中国内战重新延续。华盛顿寻求用它的标准方案化解内战冲突，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并在随后几十年亦无起色。它敦促相互厮杀了二十年的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在1945年9月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陪都重庆召开会议，邀请蒋介石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谈。双方领导人都尽职尽责地参加了，但背后却准备着最终摊牌。　　赫尔利会议刚刚结束，双方重新开始敌对行动。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选择控制城市的战略，而毛泽东的游击军队以农村为根据地；每人都寻求用围棋战略包围其对手。在国民党呼唤美国插手的一片嚣嚷之中，杜鲁门总统派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努力，以鼓励双方同意携手。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阵地崩溃。　　在大陆被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岛上。国民党带来了军事设备，政治阶级，以及国家权力（还包括故宫收藏的文化艺术珍品）的残余。他们宣布中华民国迁都于台北，并扬言他们要养精蓄锐，有朝一日光复大陆。他们保留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同时，中国在新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下再造统一。共产党中国投身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结构上，一个新的王朝；在实质上，中国历史上首次一个全新意识形态。在战略上，它面对十几家邻居，与其边界开放但同时对付每一个潜在威胁又手段不足—在中国整个历史中历朝政府面临同样的挑战。总攮所有这些问题，中国的新领导人还面对美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参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一个自信的超级大国出现，特别是它正在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胜利时自己的被动而反省。每个政治家都需要平衡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要求。对毛和共产党刚刚接管的中国，正是恰如其分。第四章毛的继续革命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朝代更替似乎按照一定的节奏发展。在新的朝代到来前，旧的朝代被认为已不能保护人民的安全或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通常不是因为一个毁灭性的灾难而是经过一系列灾难的冲击，在人民的眼里，当朝统治者渐失天意。而新朝获得天意也就顺理成章（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中国戏剧性的历史中，旨在推翻旧朝的起义屡屡发生。但是，没有新的统治者扬言要推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过去的“天意”秉承者—特别是那些外族征服者—总把自己打扮成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合法捍卫者并保证按过去的教条执政。他们继承并保持了原有的官僚体制，也许只为了能管理好这么富裕和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传统就是中国化的机制。它以孔子的学说为朝纲。　　在1949年，一位巨人MZD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朝代。他是一位诗人又是战士，既是先知先觉又是带来灾难的人，他冷漠决断，有着不可超越的影响力，他统一了中国并带领她踏上一条几乎走向覆灭的旅途。在她精疲力尽的终点，中国却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成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崩溃后硕果仅存的（除古巴，北朝鲜和越南以外）社会主义国家。== 毛的伟业 ==　　革命者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必须强大而思想专一。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是革命者从当时政治环境的某个犄角旮旯起家成功地运用个人魅力和发动仇恨并在心理上压倒对手而取得成功。　　每场革命都有一个指定的事业，一旦成功便在新建的秩序中落实。毛的革命没有最后的休息地，他的最终革命目标是一个模糊的景愿，与其说是政治重建毋宁说更像精神升华。共产党的干部就如教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一个规划好的事业而是类似十字军的讨伐。在毛以下，党的干部本人亦生活在坠入地狱的边缘。对他们来说—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未来—他们本人将被他们受鼓舞而发起的运动所吞噬。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一代）几乎都经历过如此煎熬。只有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人才有可能重返权利舞台。毛革命时期的所有亲密同志—包括终身服务于他的总理和外交家周恩来--亦无可幸免。　　在过去的皇帝中，毛最尊敬秦始皇绝非偶然。秦始皇扫六合而归中华于一统，于221 B.C.结束了战国时代。秦始皇一般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的奠基者，但他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被给予最高的尊重，因为他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恶行。毛曾经说过对中国的统治应该用马克思和秦始皇的办法双管齐下。毛写过一首悼念秦始皇的诗：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的中国，按他的设计，是一个危机永无休止的国家。从GCD建国初期开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浪潮。中国人民不允许坐着享受他们取得的成就。毛给他们指出的命运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个人以至社会的纯化。　　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砸烂旧传统作为国家行动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人，尽管有时很暴力。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 (大意，译者)：　　中国过去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习俗必须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尽管现在还不存在，必须建立起来。。。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只能在斗争中产生，只要复辟旧中国的危险存在一天，斗争就必须进行下去。　　毛曾经发誓，为了消灭旧制度，中国要像原子一样被“砸碎”，同时产生能量爆炸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成就高度（大意）：　　现在我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我们是热情奔放的国家，像火焰一样跳跃。我们的国家好比是个原子，当原子核被砸碎时，它释放的热能威力巨大，我们能够做到前人无法完成的事情。　　（注：我手头资料有限。很多基辛格引用的原话找不到中文原文。只好自己冒充伟人了，汗！不过现在影视圈也有很多演伟人的人，多数只会呵呵地笑。偶也不算罪过。请大家见谅了。）　　毛对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动了令人信服的攻击：孔子宣扬普世河蟹，而毛把国内外对立力量的冲突作为理想境界（事实上，毛认为两者是关联的，也经常把国内运动和境外危机结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役之中）。孔子的传统强调中庸之道，在改革时，它是渐进而行的，只提出恢复或修正过去的价值。与之相反，毛追求根本性的变革，与过去切断一切联系。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将军事力量奉为次尊而强调统治者通过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内外的安稳。毛受他的理想和对百年国耻的忿怒驱使，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化中国生活。对所有珍存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艺术、文化和思维方式，毛统统宣战（为达政治目的使然，而未见得完全是本意，译者注）。　　但是，在许多方面，毛又是他想要调解的辩证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是公开的、激情的孔子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博览古籍，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毛发明了“继续革命”的宗旨，但是当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又能够耐心调整他的长远计划。毛被认为是化解“矛盾”的战略大师，而其实际效果却恰恰为从孔子的“大同”或大和谐概念演绎出来的的终极目标而服务。　　这样，毛主义的统治方式就成为老花镜里的孔子传统学说，一面宣称与过去断绝关系一面又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即将国家当作一个道德工程，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尽管毛十分憎恨这一体制，周期性地想毁灭它，而最终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　　毛的终极政治目标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组织结构来代表，或以实现一系列的政治目标而满足。他的目的是持续革命这一过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一次次更彻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净化和升华。　　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论人民民主专政》　　　　　　然而，一个永远造反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呢？如果继续革命不断地实施，那就意味着动乱不断，甚至战争。渴求稳定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她。这样的国家如果想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秩序，必然与继续革命的提倡者相冲突。这一两者难取其一的推论一直困扰着毛而终身未得其解。毛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威慑和心理战胜　　毛在掌握政权的当天夜晚就向世界宣誓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大会上，毛把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态度总结为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祥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对中国来说，1949年宣称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有着大无畏的气概。当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未发达的国家，没有足够强的军事能力把她的选项强加于世界各国，而他们都有着远胜于中国的资源，特别是技术。当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当时刚刚初试核爆）。在内战时期，美国曾在二战日本投降后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和武器到北方的城市以遏制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的胜利打了华盛顿一记耳光并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论战。这至少在北京看来是有最终翻盘的企图。1950年，当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时，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政府解放台湾就成了“犯罪”的实例。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同盟，并且最初可以作为战略伙伴平衡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但是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忘记一百年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让俄罗斯占有了中国远东沿海省份和在满洲和新疆的特殊优惠，也没有忘记1945年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年迫使蒋介石签署的划出中国北方领土为蒙古的协议。斯大林认为苏联是共产世界理所当然的老大，这一姿态与毛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意识形态的长远观念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还有边界之争。争论地区在喜马拉雅山麓下的一条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所界定的地区，它有12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整个宾夕法尼亚州或，用毛的话说，中国的福建省，此非区区弹丸之地也。　　毛把这些挑战分为两类。在国内，他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实施他的继续革命事业。在国外，世界革命只是个口号，也许是个长期目标，但中国领导人现实地认识到除了意识形态手段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在国内，除了克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顽习，他几乎没有哲学境界上的客观极限。在外交领域，他确是相当谨慎的。　　当GCD在1949年掌权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脱离了历史上中华帝国的版图，如西藏，新疆部分地区，蒙古部分地区和中缅边境地区。苏联在北部保持了她的影响圈，其中包括占领军和旅顺港的舰队。毛也像以前朝代的皇帝一样宣称中国的边境是史上最强大时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版图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和蒙古，他实行中国式控制而且都成功了。内战刚一结束，他就派兵收复了意图分裂的地区，如新疆、内蒙古、最后是西藏。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不是一个考验共产意识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尽管毛忍用军事手段，他对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割让出去的的领土也宣称主权，如1860年和1895年割让给俄国的海参崴等远东领土。　　至于对世界其他各国，毛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风格，即用意识形态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质力量。它主要由中国中心论，加上一点世界革命的佐料，和传统的蛮夷外交管理手段调制而成。它专注于长期规划和运作，意图在心理上压倒对手。　　（回顾二十世纪历史，毛主席确实在任何有美国和苏联力量出现的地方都支持或支援一种反对力量，如北朝鲜，北越，中东和非洲的小兄弟如阿拉法特，东盟国家的游击队等。这些虽然让中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但在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为国家赢得了相对安全。可惜毛腾出手只搞继续革命，没有利用这一环境发展经济。译者注）　　西方外交家的常识观点认为中国从几十年内乱恢复过来后应该与大国修好，但毛戒饮此酒。他拒绝任何软弱的表现，采取挑战而不是迎合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用形象化的的语言总结了这一冷漠态度。新中国不会落入已有的外交关系俗套。她要“另起炉灶”。与新政权的关系要通过谈判逐个解决。中国要“打扫庭院待客来”，也就是说中国要先清除殖民影响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她要用她的影响团结世界人民，鼓励发展中国家的革命事业。　　外交传统学者会否定这种冷漠挑战性态度的可行性。但毛相信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对战略目标的冲击力。他通过对军事强权分寸拿捏准确的藐视达到与超级大国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中国战略的经典例子。当时蜀国军师诸葛亮注意到强兵压境。如果出兵抵抗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如果投降，则对未来局势彻底失去控制。军师心生一计。他大开城门，自己坐在城头弹琴以待。在他的身后表现出城中正常的生活，没有一点恐惧或慌张的迹象。敌军主将把这种镇定解释为城中有伏兵，遂令大军止进并撤兵。　　毛对核战争威胁的令人心惊胆颤的藐视肯定在某些方面取材于那个传统战例。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得不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斡旋，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能力单独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若两个加起来将压倒中国。毛对付这一似乎不可逃避的绝望局势就是视而不见。他公开宣扬对核威胁无动于衷；事实上，他曾扬言他准备以牺牲几百万人的代价，甚至愿意以此为保证，换取共产主义胜利。毛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保证几乎已经无法确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但毛确实成功地让世界相信了，这是信誉的终极考验。　　毛能够从中国长期国务传统中汲取教训，就是如何从一个弱势地位取得长期战略目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能够把“蛮夷”编织在国门以外的关系网里并且谨慎地通过外交技巧保持着政治至高无上的虚构故事。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着超乎其客观实力的角色。作为强烈捍卫她的传统国家定义的结果，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一群新近独立的国家在超级大国之间寻取生存之路—的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中国确立了自己不可被人小觑的大国地位，同时在国内进行着重新定义自己的运动而在外交上又要挑战核大国。　　在追求外交成果的过程中，毛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孙子而非列宁。他经常从阅读中国经典古籍和他公开蔑视的旧传统中汲取灵感。在他主持外交倡议时，他不是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传统的中国经典：孔子、关于朝代兴衰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关于战争和战略的著作、关于反叛英雄传奇的《水浒》和官宦家族罗曼情事的小说《红楼梦》，这部书毛说看了五遍。作为孔夫子式学者官员的现代化身，尽管他对这类人嗤之以鼻，他写诗和哲学随笔，他对自己狂飞乱舞的书法更是感到骄傲。他的这些文学艺术细胞不是他政治劳作的逃难者，而是他伟人整体的一部分。当毛离开三十二年后于1959年重返他的故乡时，他不是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是写了一首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诗词：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仅在毛，而且在他周围紧密同僚的思维中亦是根深蒂固。1969年，毛的外交政策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毛给当时被打倒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四大元帅引用了《三国演义》中—一本当时的禁书但他们肯定毛熟读过— “三分天下”的典故，建议与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国打开关系。即使在毛猛烈地清扫中国古代传统遗产的时候，毛也用传统中国的智力角逐比喻来构思他的外交政策。他形容中印战争为“跨过楚河汉界”，这里蕴藏了反映在中国象棋中的古代经典战例。他甚至把中国传统的赌博游戏--麻将--当作战略思维训练营，他说：“如果你喜欢玩麻将，你就会知道概率计算和确定性的原理”。在中国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毛和他的最高同僚们用围棋的概念化解了战略包围的威胁。　　正是在这些传统方面超级大国有很大的难度去理解毛的战略动机。透过西方战略分析家的镜片，在冷战的头三十年中北京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不可能任务，如果由他们纸上谈兵的话。让中国对抗军力远远强于自己的大国而且战事发生在山高皇帝远的次等战略要地—北朝鲜、台湾周边的岛屿、喜马拉雅山麓人烟稀少的地方和乌苏里江的冰天雪地里—这些中国出兵的举动让外国观察家--和每个对手—都大跌眼镜。毛坚定不移地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力量或力量的联合包围中国，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把这些看作是有太多的“围棋”子包围中国，从而打乱他们的计算。　　这正是使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促因，尽管当时国力虚弱。同样道理，毛死后，中国与越南—一个不久前的同盟者—交战，也是挑衅河内与莫斯科刚刚签署的攻守同盟，尽管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周边力量构造的长远规划远胜于一时局部力量平衡的计算。这种结合心理战和长远计算的策略也同时是毛威慑潜在军事威胁的手段。　　尽管毛被中国历史所深深吸引，还没有一个从前的中国统治者能像毛那样把传统与权威、残酷无情和环视全球应用得这样得心应手：面对挑战时冷酷无情；而在条件不允许他占一时之上风时又能熟练地运用外交技巧取得最终优势。他的宏伟而勇敢的外交计划，无论战术上如何传统，正是在中国社会经受大动荡的年代实行的。毛承诺整个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界上所有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无畏的、最想改变自己地位的，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前者没有任何财产，而后者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现在还控制着联合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状态只是临时的，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中国现在是一个穷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被否定了，这也会改变的。穷国会变成富国，权利被否定会变成享有权利—事情都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不过，毛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可能把实现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实际目标来奋斗。作为结果，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实际贡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包括对各国共产党的情报支持。毛在1965年一次会见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报道内战时期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时说：“中国支持他国的革命运动，但不是靠侵略他国。当然，无论哪里有解放斗争，中国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　　同样，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小册子里，林彪，当时毛的最显著接班人，争辩道：世界的农村（指发展中国家）将会打败世界的城市（指发达国家），就像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一样。林登。约翰逊政府把这一条解读为中国的战略蓝图—它意图支援—而且极有可能直接参加--世界范围的，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蔓延化。林彪的小册子是导致美国出兵越南的一个因素。可是，当代学者则认为林的文献只是表明了中国在军事上支持越南或其他革命运动的限度。因为，事实上，林彪宣称：“群众也只有群众才是解放自己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战争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而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完成，没有其它的途径。”　　这一自我约束反映了中国对实际力量平衡的冷静思考。现在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平衡朝着共产主义力量倾斜的话毛会做出如何的决定。但是，不管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考虑还是哲学动机，意识形态革命是以表演而不是战争的形式改变世界，就像传统的皇帝认为他们自己的作用一样。　　一组能够进入北京中央档案馆的学者极其精确地描述过毛的矛盾双重性：献身于世界革命，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情况下鼓励革命，然而又保护中国生存的必要性。这一矛盾心理表现在毛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希尔在196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当时正考虑对美国开放，之前两国二十多年来锁定在敌对关系中。他对会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正在进入一场革命来遏止战争，还是进入战争最后引发革命呢？如果是前者，与美国和解就没必要了；如果是后者，为了防止对中国的攻击，它就是当务之急。最后，经过一番犹豫，毛选择了与美国和解。防止战争（在当时极有可能是苏联进攻中国）比鼓励世界革命更重要。　　本章下一节也是最后一节是专讲文化大革命的。　　既然D中央早有正式文件定论。我想我就不讲了。　　基佬的看法，前文也有点睛之笔，就是--在政治逻辑上--自己把自己折腾死。　　其实，公平地说，毛是想结束所谓“继续革命”的，若不然，邓小平也不可能出来。　　主要是当时的利益集团不干。　　任何时候，只要制度养肥了利益集团，他们就是“White Elephant”。　　任何时候！　　总之，太祖的国内秩序目标没成功，而对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中国国际环境的贡献成果卓著。　　不知基辛格是否有意拿这两点说事儿。而这正是中国当前在这两方面都处在转折的关键点上。　　就算给国人留下思考的课题吧。　　不管怎么说，基佬是牛人啊　　我就是觉得这书要不给中国人看就白瞎了。第五章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毛泽东的第一次外交活动是1949年12月16日访问莫斯科，在宣布中华人们共和国成立后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他的目的是与共产主义超级大国苏联结成联盟。后来，事与愿违，这一访问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积累起来导致了将中苏同盟的初衷转化为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外交关系。三国各扯其角，互相牵制。　　在毛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会见了他。会见时，毛强调中国需要一个“三至五年的和平期，用来安定国家和把经济建设搞到战前的水平”。然而，毛那时没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和美国就发生了头碰头的战争。　　正如当时所发生的，斯大林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帮助中国康复。他当时正受着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叛离的刺激。南斯拉夫是唯一一个欧洲共产国家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苏军占领取得政权的。铁托刚刚脱离苏联不到一年。斯大林下定决心不让类似的结果在亚洲出现。他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地理重要性；他的战略目标是操纵这一结果并在其影响中获利。　　斯大林毫不怀疑与他打交道的对手毛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巨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获胜，完全出乎苏联的预料并且也没听苏联的劝告。尽管毛宣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会“一边倒（向莫斯科）”，但是在所有共产党领袖中毛是莫斯科最难掌控的，特别是他现在掌管着人口最多的共产国家。这样，两个共产党巨人的相遇就跳起了复杂的小步舞，其直接结果就是六个月后的朝鲜战争把美国和中国，还有苏联的影子，搅合在一起。　　毛当时相信美国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热吵是想最终翻盘的前奏—任何情况下，共产主义观念也促使他这样认为，毛努力想尽最大限度从苏联获得物资和军事支持。因此，正式结盟是他的目标。　　但是，两个共产独裁者命运不交容易的合作。斯大林那时已经执政三十年了。他已经战胜国内所有的反对力量并领导他的国家打败了纳粹的侵略，尽管以令人恐怖的生命代价。他周期性地组织清肃运动，造成上百万的受害者，而且当时正准备开始又一个新的清肃行动。那时，斯大林已经成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神。以他对俄国历史的粗暴理解为准绳，他的领袖风格贴满了残暴和玩世不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标签。　　在中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斯大林蔑视了共产党军队的能量和毛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农民式的战略战术。整个期间，莫斯科只与国民政府保持官方联系。在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斯大林迫使蒋介石准予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占有优惠权利--其土地面积与当年沙皇获得的相当--并承认外蒙古作为苏联控制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斯大林还积极地鼓励新疆的分裂分子。　　同年在雅尔塔，斯大林坚持让他的盟友，罗斯福。富兰克林和温斯顿。丘吉尔，同意给苏联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包括将大连和旅顺的港口当作海军基地）予以国际承认，作为对日宣战的条件。1945年8月，莫斯科和国民政府签署了确认雅尔塔协议的条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共产党巨人的会见不可能只因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而热烈拥抱。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斯大林政治局的成员，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斯大林热衷于对尊敬的嘉宾表现他的待客热情，而且他知道怎么做。但是，在毛的逗留期间，斯大林有时会好几天不看他一眼。因为斯大林不理毛而且也没有派人接待他，没人敢去看他。后来，毛让人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他就打道回府了。我猜，当斯大林听到毛的抱怨后，又跟他共进了一顿晚餐。　　从一开始就清楚，斯大林并不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就是他放弃以出兵对日作战为代价换来的利益的理由。在会谈时，毛开场白就强调他需要和平：“关于中国很多重要问题的决定都取决于未来的和平前景。考虑如此，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从您，斯大林同志，这里得到保证，如何保持国际和平和能保持多久。”　　斯大林立马作出和平前景的保证，或许只想降低毛要求紧急援助的价码和将匆忙结盟的必要性最小化：　　和平的问题也是苏联严重关切的，尽管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已经有了和平。至于中国，目前没有即将发生的威胁。谁想打仗？日本还没有站起来，根本没准备进行战争；美国尽管叫嚣战争，但其实它不怕什么就怕战争；欧洲也怕战争；实质上，没人会与中国打仗，除非金日成决定侵略中国？和平依靠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继续友好，和平不仅能持续5-10年，甚至20-25年或更长。　　如果真的如此，军事联盟就没必要了。当毛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表明了他的保留态度。他作出令人吃惊的断言，新的结盟条约只能是表面文章，已存在的条约就足够了。而这个条约是与蒋介石在不同的情况下签署的。为了加强他的论点，斯大林还声称苏联的地位早已设计好得足以避免“美国和英国有任何改动雅尔塔协议的法理依据”。　　其实际效果是，斯大林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会受到苏联与毛刚刚推翻的国民政府签署的条约的最佳庇护。斯大林很得意他的这一论点以至于他接着让毛“请求”他继续行使蒋介石让给他在满洲和新疆的权利。毛作为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以重新定义斯大林的权利的方式拒绝了这些要求。他争辩说，目前关于满洲铁路的安排符合“中国利益”，因为它为中国干部参加铁路和工业建设提供了一个培训所。中国人员在受训结束后将接管铁路。苏联专家可以留下直到培训完成。　　在主张友好和肯定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两个马吉雅维利主义者实际上为谁占主导而角力（在中国周边一块不小的土地之上）。斯大林更资深，而且在当时更强大。毛占尽地利而更自信。两人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当然意识到沿着这条道走下去他们的利益必将发生冲突。　　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斯大林让步了，同意联盟条约。不过，斯大林坚持大连和旅顺仍然是苏联的基地，直到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最后北京和莫斯科于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联盟条约（西方的情人节诶，不知是否巧合？译者）。毛得到了他想要的而斯大林想溜没溜掉的东西：在与第三方发生冲突时互相支援的义务。理论上，中国亦有义务在全球事务上帮助苏联。但在实际操作上，当中国周边若隐若现的潜伏危机抬头时，它給毛罩上一张安全网。中国为此付出的价钱也相当不小：采矿、铁路和满洲和新疆的租地；大连和旅顺的港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几年后，毛仍然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怨气连天的牢骚斯大林想把这些租地变成“半殖民地”。　　至于对斯大林来说，一个强大的东方邻居的出现是一场噩梦。没有一个俄罗斯统治者能够忽视沿着中俄两千英里长的边境双方人口的悬殊对比：中国的五亿人口对西伯利亚的不到四千万人口。　　中国发展到何等阶段这些数字才变得重要呢？意识形态上的貌似相同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这一关切。玩世不恭的斯大林怎会怀疑当一个强人认为他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时他会抵触联盟中的正统强权，不管他们关系多么亲密（黑社会啊，译者注）。斯大林，一个刚跟毛过过招的人，当然知道他（毛）不会谦让他的主义真。　　有人说过，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是强人政治：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还有后来的里根，萨撤尔都算不上数。。。　　如果基佬说的属实，那真貌似黑社会啊。艾奇逊和中国铁托主义的诱饵　　在毛逗留莫斯科期间，在世界的另一端正演出着另一段戏，预示着共产世界的潜伏危机和美国在这一三角关系中若隐若现的可能作用。剧情是美国国务卿迪•艾奇逊回应国内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批评大合唱。在他的指示下，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布了一篇针对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白皮书。尽管美国当时仍然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白皮书则把国民党描述为“腐败，反动和低效率的”。艾奇逊这样总结并建议杜鲁门总统道：　　不幸的和不可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可预见的结果已经超出了美国政府可能控制的范围。任何这个国家在它合理的能力限度内做过的或可能做过的事情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结果。。。。那是中国内部力量角逐的产物，这个国家（美国）企图影响它但没成功。　　1950年1月2日在合众社俱乐部的一个讲话中，艾奇逊加强了白皮书中的观点并提出一个环视亚洲的新政策。他的讲话包含了三个基本重点。第一点是华盛顿在中国内战里彻底洗手。艾奇逊声言国民党表现出不仅仅政治上不够资格而且“任何军事指挥无可与其比的昏庸无能”。共产党人，艾奇逊推论道，“没有制造这一条件”，而是技巧性地利用了这一点的暴露。蒋介石现在只是一个领着残兵败将盘踞在中国海岸边一个小岛上的逃难者。　　既然已经把大陆让给了共产党人，无论其地理影响如何，再抵制共产党人占领台湾已无任何意义。　　事实上这正是一份NSC-48/2文件的官方判断，它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参谋起草总统签字同意的一份国家政策文献。这份文件于1949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它的结论是“福尔摩萨（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不足作为公然军事行动的合理依据”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相似的一点：“美国政府不会为福尔摩萨上的中国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和教导。”　　第二点，也许更重要地，艾奇逊没有给谁可能在长远利益上威胁中国独立这一问题留下丝毫疑问,他说：　　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法让俄罗斯帝国装备了一种更阴险的新的渗透性武器。有了这些武器的力量，正在中国发生的是苏联把中国北部的省份从中国分离开来并附在苏联体上。这一过程已经在外蒙古完成了。在满洲也几乎完成。我相信在内蒙古和新疆苏联的情报人员正在高兴地给莫斯科打报告。这就是正在那里发生的事情。　　艾奇逊的最后一点更对未来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直接暗示了中国的铁托模式选项。倡议与中国的关系应该基于国家利益，艾奇逊直言中国的主权完整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它国内的意识形态如何：“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过去一直采取的立场，就是任何破坏中国主权完整的人是中国的敌人，也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　　从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出发，艾奇逊为新的中美关系铺垫了一个温情的前景：　　今天是老的东西方关系消失的一天，过去的关系在最坏时是掠夺主义，而在最好时是温情主义。那种关系结束了，今天的东西方关系特别是在远东必须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帮助。　　下一个美国政府高官对共产党中国发表同样的看法要等到二十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对他的内阁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艾奇逊讲话精心巧妙的措辞有意触动斯大林多处敏感神经。事实上，斯大林被惹得不得不动一动。他立马派他的外交部长安德烈•扬•维辛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紧急召见那时还滞留在莫斯科进行联盟谈判的毛，警告毛艾奇逊正在耍“离间计”，而事实上是邀请毛表忠心。这可是一个慌乱无措的姿态，与平时斯大林镇定而颖悟的秉性不符。因为表忠心这一要求本身定义了对方具有不可靠性的潜在能力。如果你的伙伴有想法有能力叛离你，那么表衷心就可信吗？如果不是，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况且，毛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艾奇逊的“离间计”是对当前中苏关系的一个准确阐述。　　苏联的两位外交大员要毛表态否定艾奇逊关于苏联企图部分分离并主控中国的指控，并建议毛说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毛未加任何评论，点上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朝苏联使者索要艾奇逊讲话的拷贝并询问了艾奇逊可能的动机。几天后，毛批准了一条讽刺批评艾奇逊的声明。与苏联由外交部作出反应相比，北京把这事交给官方的新闻局去拒绝艾奇逊的建议。声明在语言上否定了艾奇逊的“诽谤离间”，但是它在外交礼仪上的相对低层次使中国进退有余。毛选择不在莫斯科为他的依然孤立的国家寻求安全保障的时侯去深挖艾奇逊讲话的含义。　　毛迟至1956年12月才道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以他特征的语气，就脱离苏联靠近美国的选择，似乎是冲着艾奇逊却又没指名道姓地说：　　中国和苏联是站在一起的。。。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的这一立场。。。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站到中间来，为美国和苏联搭一座桥。。。如果中国站在美国和苏联的中间，这好像是一个有利的位置，一个独立的位置，但是其实她是不可能独立的。美国并不可靠，她会给你一点东西，但不会多。难道帝国主义能给你一顿饱饭吗？它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