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汉宫的倒影――看日不落帝国的兴衰 作者：李涛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品简介 王宫是王权的象征，是统治的明证，宫殿里流淌着绵长的历史，宫殿里闪耀着辉煌的文明。１７０３年，英国白金汉公爵在一片桑园中建造了一座宫殿，为其取名为白金汉宫。二十多年之后，乔治三世将其购买，从此这座宫殿开始了它复杂而又传奇的经历。它曾是帝国纪念堂、美术陈列馆、办公厅和藏金库，一直到１８３７年，才正式被作为王宫使用。 白金汉宫不仅是英国辉煌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在这里，曾经有过无数忠臣良将为了大英帝国前仆后继，也有无数野心家为了征服世界而殚精竭虑。一座有忠魂保护的王宫，只会在历史中日久弥坚，这也是白金汉宫至今都被英国人当作精神支柱的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一个君主制度的代表竟然能在其中屹立不倒，这源自于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也源自于人们对于辉煌的留恋。 第一部分 前言 王宫是王权的象征，是统治的明证，宫殿里流淌着绵长的历史，宫殿里闪耀着辉煌的文明。１７０３年，英国白金汉公爵在一片桑园中建造了一座宫殿，为其取名为白金汉宫。二十多年之后，乔治三世将其购买，从此这座宫殿开始了它复杂而又传奇的经历。它曾是帝国纪念堂、美术陈列馆、办公厅和藏金库，一直到１８３７年，才正式被作为王宫使用。 白金汉宫不仅是英国辉煌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在这里，曾经有过无数忠臣良将为了大英帝国前仆后继，也有无数野心家为了征服世界而殚精竭虑。一座有忠魂保护的王宫，只会在历史中日久弥坚，这也是白金汉宫至今都被英国人当作精神支柱的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一个君主制度的代表竟然能在其中屹立不倒，这源自于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也源自于人们对于辉煌的留恋。 精神信仰成就着英国。英国不是一个靠着地大物博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人们在提及日不落帝国的时候，回想更多的是这个传统国家的革命的精神、顽强不屈的凝聚力。它并没有值得夸耀的绵延国界线，也没有让人垂涎三尺的丰富资源，却有让世界为之震撼的若干第一。 第一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第一个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在那个时代，英国创造了世界上近一半的工业产品。 英国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殖民大国，曾经有无数人在它的统治下痛不欲生。英伦岛就像是一个拥有美丽外表却心如蛇蝎的食人花，看似鲜艳的外表下却掩藏着庞大的野心。英国的不富有，让它缺乏安全感，只有不断的扩张才能弥补精神上的空虚。于是，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变成了掠夺机器，他们在海上成为了疯狂、人性残缺的盗贼。他们贪婪地为自己搜罗土地，将世界１／４的土地都划入自己的版图。 大西洋温顺的海水，使英国人具有欧洲典型的绅士风度；飓风所卷起的汹涌波涛，也创造出英国人骁勇的斗志。正是这两者尽乎完美的结合，才使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始终站在炮弹掀起的浪尖上，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战争胜利后，国家却要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英国病”折磨了几代首相。一座威风凛凛、矗立百年的帝国大厦，在战争中轰然倒塌。如此突如其来的落寞，让这个骄傲的大帝国不堪回首。于是，在经济地位与国际地位下降的时候，它不得不思考回归欧洲，寻求欧洲的帮助。英国还不得不低三下四地求援于美国，唯唯诺诺地跟在美国后边任其摆弄。 一个帝国衰落了，但是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并没有消退，它在世界历史上依然屹立不倒。一个文化的断断续续，一个思想的来来往往，一种精神的与时俱进，这些将伴随着英国历经风雨。 而生活在白金汉宫中的王孙贵胄依旧是英国万人瞩目的焦点。他们的出生、成长、爱情、婚姻、死亡，整个人生都在别人的关注中进行。正是由于人们的好奇，一些无关痛痒的花边新闻也开始流传。一时间，白金汉宫成了媒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新闻聚宝盆。任何语言都无法解释英国王室本身那种隐秘的魅力，人们无法肯定是由于神秘而使王室存在，还是王室使神秘经久不衰。 不管怎样，作为英王王宫的白金汉宫，将继续看着英国这头“约翰牛”潮起潮落。 第一章 革命年代的王权复兴 蓓蕾中的白金汉宫，向詹姆士一世的“血腥之塔”步步紧逼，残酷、呆板的詹姆士一世像中了魔咒一般，解散了议会，却在冥冥中推动了工商业航船在英吉利海峡的驰骋。查理一世死了，限制君主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可“癫狂”的乔治三世却煞费心机地要为王权推波助澜，即便载其前行的是在咆哮而来的工业浪潮中，风雨飘摇的小木船。乔治三世的心，眷恋着赫赫的王权，他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被推倒在工业革命的曙光中。 ○革命的光荣 当日历翻到公元１８３７年的时候，在地球的那一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正式宣布，将白金汉宫作为自己的王宫。这个拥有六百多个豪华房间的灰色建筑，庄严地矗立在泰晤士河畔，从此成为日不落帝国王室权力的中心。这个时候的大英帝国正处巅峰时代，地球的西面有它的领土，地球的东面亦有它的属地，太阳照完了这边再照那边，风华正茂的维多利亚女王，有足够的理由为此骄傲。 历史常会赋予建筑某种性格，白金汉宫，充斥着一股唯我独尊的霸气。整个１９世纪，都是英国人的世纪，而英国对岸的大清国整个１９世纪都在呻吟和残喘。 但正如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强者一样，也没有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世界霸主。大英帝国也曾经弊端丛生，混乱不堪。就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的二百多年，英国还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农业国，全国人口加起来也不过四五百万。１５６６年登基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时常为缺钱花而烦恼。 詹姆士一世算不上一个好国王，他残酷、呆板、不懂变通。１９世纪维多利亚女王的白金汉宫威严端庄，１６世纪詹姆士一世的府邸伦敦塔，则被人揶揄成“血腥之塔”。 但若追溯大英帝国的崛起，必然要回顾詹姆士一世的时代。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一些“坏统治者”的“愚蠢举措”，也能推进社会的伟大变革。 １６世纪的英国远称不上强大，幸运的是，工业已经在这个狭小的国家兴起并迅速成长。詹姆士一世没有能力预见工业的发展将给封建王权带来毁灭性冲击。而随着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英国又拥有了进行世界贸易的最优越位置。一批野心家靠在海上横行霸道发家致富，金融业蓬勃发展，英国很快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 １６０６年，詹姆士一世同意那些喜欢冒险的投机商人跨越重洋，到北美的弗吉尼亚挖掘财富，由此英国拥有了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而在詹姆士一世去世前５年，即１６２０年，一批已经移居荷兰的英国清教徒，坐着名为“五月花号”的船，到弗吉尼亚海岸的切萨皮克湾开创新天地。这些清教徒历尽艰辛，在北美大陆落地生根，无意间成为“美国的种子”。 詹姆士一世去世后的５年，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连成一片，包括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康涅狄克……其被称作“新英格兰”。和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此蓬勃发展，王室由于从殖民地上得到了不菲收入，对这些变化并不那么关心，詹姆士一世始终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巩固自己在北美殖民地的特权。截止１６４０年，英国在北美的移民已经有１４０００人，到１６５０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４８０００人。 扩张，扩张，扩张！不管英国国内的形势如何，尝到了扩张甜头的英国人，已经无法停止征服世界的脚步。他们和西班牙人争夺西印度群岛，打着国王的旗号入主纽芬兰、马里兰，他们的野心像腾空而起的烈火，难以遏制。 而在这些野心家放眼世界寻找财富的同时，居住在伦敦塔里的詹姆士一世也没有闲着。１６０６年，英国王室的债务已多达６０万英镑，才刚刚开始经营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在短时间内不能给王室带来太多财富。詹姆士一世想到了一个愚蠢的办法增加收入：指示亲信卖官鬻爵。４个月后，全英国的骑士骤然增加了两倍多，律师、商人、金融家、乡绅，只要掏得起钱，就能戴上贵族头衔。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新贵多了，老贵族的身价便相对下降了，很多上流人士对此不满。封建等级秩序和贵族体制，在詹姆士一世的“努力下”开始崩塌，王室的威信一日不如一日。 海外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从外撼动着封建专制的大厦，而卖官鬻爵又从内削弱了这座大厦的力量。英国人为１６８８年那场推翻专制王权的光荣革命没有流一滴血而自豪，事实上，革命之所以能干净利落地完成，还着实要感谢詹姆士一世的这些举措。 在古代英国，国王和议会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议会的存在牵制着国王的权力。詹姆士一世多次因不满议会对他的尖利抨击，而断然将议会解散。在议会看来，这样的国王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詹姆士一世在１６２５年春天去世了，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成为新一代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继承了詹姆士一世的政策路线，继续无意识地瓦解着专制制度的根基。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革命爆发了。 革命缘于查理一世和议会的矛盾。查理一世和议会的关系，比他父亲在位时还要恶劣。查理一世需要大笔金钱应付和西班牙作战的开销，议会却宣布废除国王终生征收关税的特权，查理一世威胁要将议会解散，议会就拿查理一世的宠臣开刀。查理一世逮捕了一些“喜欢制造麻烦”的议员，另一批议员又集合起来号召民众抗捐抗税。查理一世被这些叛逆的议员弄得恼羞成怒，在１６２９年解散了议会，英国议会由此消失了整整１１年。 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财，查理一世狠狠地向那些没能出席国王加冕式的骑士征缴了一大笔罚款，得罪了为数众多的中小地主。之后，他狠狠地向那些拥有王室森林的大贵族课以重税，惹得大贵族满心怨气。这些原本应该成为王室守护力量的人，也开始盘算着废掉国王。同时，查理一世残暴的宗教政策，也让平民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面对各方的不满，查理一世却无动于衷。 １６３６年，苏格兰爆发了反对国王的大起义，查理一世派兵镇压未果，还被打得落花流水。苏格兰起义则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迫于庞大的军费开销，查理一世无奈重新组织议会大选。１６４０年１１月３日，那些让查理一世头疼的议员再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大显身手，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这些议员一上台便着手削弱查理一世的力量，他们先从查理一世的宠臣下手，将查理一世的左膀右臂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大主教送上法庭，准备以叛国罪起诉二人。鉴于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在遵照查理一世的吩咐，下议院便通过了一项名为“褫夺公权法”的法律，并在１６４１年４月，冲破查理一世的阻挠，处死了斯特拉福德伯爵。紧接着，议会趁热打铁，颁布了《三年法案》，规定每隔３年都要召开一届议会，国王要解散议会或终止会议时，必须先征得议会的同意。同时，国王还必须撤销王室法庭，放弃专卖权，如果开征赋税没有得到议会的许可，将被视作无效。 查理一世非常懊恼，自己手中的王权又被削弱了一大块，然而，他的霉运还没有结束。１６４２年１月，查理一世刚准备离开下议院，现场的一些议员突然颇具挑衅意味地高喊“特权！特权！”。伦敦市民听说这件事后，大受鼓舞，将王宫团团围住。查理一世见势不好，只得匆匆逃跑并慌慌张张地调集外省军队，向议会进军。 此时，１６４１年的《三年法案》发挥了作用，查理一世迟迟没有下达解散议会的命令，只是号召议会中那部分支持王室的议员从议会中脱离出来，组建与现有议会对立的新议会。１６４４年，一些投靠国王的议员在牛津召开了王党议会，成为查理一世的附庸。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如查理一世所期待的那样发挥什么作用，只有英格兰东北部和西北部等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向查理一世提供声援。而那些资本主义经济生机勃勃、富裕发达的地区，大多投靠了议会。国王和议会谁强谁弱，人们一望便知。查理一世得罪了太多人，支持议会的人也许未必对议会有多少好感，但毫无疑问，他们痛恨国王。 由于缺乏经验，内战爆发之初，议会一度陷入被动。眼看议会的部队就要被国王的大军吞噬，议会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军事天才－－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出现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克伦威尔当选议员时只有２９岁，精明能干。克伦威尔手下的士兵不是饱受查理一世宗教政策迫害的清教徒，就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自耕农，这些人早就憋足了劲头，要让查理一世下台。他们勇猛善战，打得王军落花流水，战争的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得知内战爆发后，也自发地组织起来，投身到推翻国王的行动中来。 由于战功卓越，克伦威尔被议会推举为新模范军的正、副司令。１６４６年，新模范军势如破竹一路杀到查理一世在牛津的大本营，迫使查理一世逃往苏格兰。而逃往苏格兰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苏格兰起义是内战的引线，苏格兰人早准备好给查理一世些颜色看看，他们将查理一世抓了起来，交给了议会大军。 内战终以议会的胜利告终。议会没有异议地掌握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财政、宗教等大权。王室法庭荡然无存，国王和王党分子的土地，落入议会的腰包。骑士制度被废除，地主也不用向国王尽封建义务，封建土地制度悄然瓦解。 内战结束了，英国的局势却没有完全稳定下来，议会中人也因政见分歧势如水火。有的说保留君主制有利于社会稳定，有的说天赋人权应成立人民共和国。最后，议会分成主张保留国王的独立派和主张建立一院议会制的平等派。克伦威尔就是独立派的骨干。 就在独立派和平等派吵得不可开交之际，查理一世的残余势力再次集结起来，发动反扑，二次内战腾然而起。但是这次内战很快就结束了，查理一世再次成为人人唾骂的国王。１６４９年，下议院绕过由贵族组成的反对审判国王的上议院，自行通过《成立最高法庭议案》，并组成了一个由一百五十多位德高望重之人参与的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数日之后，在成千上万人注目下，查理一世身首分离，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自己人民推上断头台的国王。 曾有位诗人这样描绘查理一世迈上断头台的情景：他的所做所想都不平常，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广场，（他的）眼睛坚定地凝望利斧的光芒。 他没用粗俗的诅咒，请求神明搭救无助的君权。 只把大好头颅横放在斧下，就像平时上床。 查理一世死了，下议院紧接着又废除了没用的上议院，废除君主专制，于同年５月１９日，昭告全英，从这一天开始，英国将以共和国的姿态傲立于世。 革命至此似乎结束了，君主制已然倒了，英国人好像是可以在新的制度下平静地生活了。但事实上，英国共和制的基础相当脆弱。王党势力尚没有消失殆尽，新政府并不清楚要用怎样的政策收买人心，那些让平民百姓感到愤怒的政策，如消费税，仍然照常征收。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受到共和制的好处，对它的未来非常悲观。伦敦的士兵和手工业者发动了示威，英国西南的一些城镇发生起义，爱尔兰的反殖民运动如火如荼。 议会见此，只好再次找来能征善战的克伦威尔，克伦威尔毫不犹豫地将屠刀挥到爱尔兰人头上。战后，人们倒吸一口凉气，爱尔兰的人口比从前少了一大半。平息了爱尔兰起义，克伦威尔又率兵平定了苏格兰的叛乱。两次战争下来，克伦威尔那意气风发的革命军一下子变成了残忍暴虐的侵略军。而克伦威尔本人，也借着打胜仗的得意之势，成为英国的大独裁者，他解散了议会，并精心挑选了一些亲信，组建了以军官为主体的“英格兰共和国议会”。克伦威尔自命为护国主，并告诉大家，护国主是终身任职，同时执掌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陆海军大权。当时，飞机还没有发明，如果当时有空军的话，克伦威尔也定会将空军大权一握在手。 克伦威尔宣布，护国主有任免官吏、赦免罪犯、立法的权利，议会法令必须经护国主过目，行政权归护国主和国务会议。不过国务会议的成员都由护国主一手任命，护国主是世袭的，克伦威尔死后，护国主将由克伦威尔的儿子接任。克伦威尔俨然是一个没有王冠的国王，英国的共和制从此徒有虚名。 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从来都不容易，总难免经历一些反复和波折。英国共和制后有克伦威尔的独裁，法国大革命后有拿破仑一世称皇，中国在清王朝覆灭后，亦有不少复辟称帝之事。但是落后的制度始终无法逃脱被摧毁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前，个人野心迸发的力量，微乎其微。 克伦威尔独裁期间，英国于海上打败了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又相继夺取了法国、西班牙的殖民地。然而，克伦威尔的独裁梦最终在１６５８年破灭了，这一年，克伦威尔去世了，功名荣华，烟消云散。 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成了新一代护国主，理查没有克伦威尔那样摄人心魄的执政能力，但他却很清楚权势的另一面充斥着杀戮和阴谋，于是很快便识趣地放弃了护国主的名号。理查轻松了，英国却陷入没有主心骨的状况，各派势力展开角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没有人发现，一个叫乔治·蒙克的军官，正悄悄和查理一世的儿子，流亡国外的查理二世联系，蒙克和查理二世签订了《布列达宣言》。蒙克帮助查理二世复位，条件是查理二世必须宽恕杀害查理一世的人，并给英国人宗教信仰自由。 查理二世在危机四伏的流亡岁月中练就了娴熟的政治手段，他参透了本国人的心思，庄重宣誓，他会保护革命时期确立的财产关系，并决不追究那些杀害他父亲的人。然而查理二世一上台，就违背了当初的诺言，他将克伦威尔的尸体从墓地里刨了出来挂在绞架上，以泄心头之愤，随后又宣布所有神职人员都要向国王效忠，服从国教。查理二世留给英国人的第一印象着实不佳。 １６６４年底，英国发生了自１３４８年以来最可怕的瘟疫，死亡的阴影从充满苦痛的贫民区一下子蔓延开来，仅伦敦一个地区，每天就会出现上千具尸体。国王携家带口地逃往乡村，瘟疫的魔爪也随之跟到乡村。１６６６年９月，伦敦的一个面包师傅忘记关上烤面包的炉子，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最浩大的一场火灾，上万间民房沦为焦土。人们禁不住认为，天灾人祸接连发生，是上帝在惩治查理二世。 当然，应该看到在治理国家上，查理二世也有一定作为。他稳定了国内局势，成立了议会，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并在１６６７年，再次打败荷兰海军。１６７２年，英国第三次在海上和荷兰舰队交锋，并大获全胜，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无国能及。但即便如此，英国人对查理二世的埋怨丝毫没有减轻。 在英国议会中，议员们因王位继承、宗教信仰、内政外交等问题上的分歧，分化成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派别。托利党成员很多都曾为查理一世效力，为了利益，他们必须和查理二世紧紧拴在一起。他们竭力要求扩大王权、推行国教。而辉格党成员要么是克伦威尔时代崛起的新贵，要么是头脑精明的商人、金融家，为时势考虑他们承认君主的存在有利于国家稳定，但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又大力要求限制王权。 查理二世为了让议会能更好地站在国王一边，１６７９年，重新进行议会大选，结果在新议会中，辉格党人仍然占据优势。在辉格党的努力下，１６７９年５月，英国通过了旨在限制王权的《人身保护法》，根据这份法案，国王和大臣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反政府人士，对反政府人士的裁决必须交予法庭，如果法庭认为这些人无罪，这些人应被立即释放。查理二世顶不住舆论的压力，只得签署了法案，不过，作为报复，他在两个月后解散了议会。 也许当时的英国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产生，在英国政治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甚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政党，它们为英国后来的两党制政治埋下了伏笔。敢于公然和王权作对的辉格党一次次大显身手，这本身就说明英国的政党政治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但在当时，辉格党无疑激怒了渴望增强王权的查理二世。查理二世后来又多次重组议会，就是为了削弱辉格党的势力，然而每次的结果，都让查理二世感到失望。 １６８１年，查理二世下了狠心，决定铲除辉格党这个眼中钉，至少要让辉格党人领教国王的厉害。于是，查理二世大力提拔托利党人，打击辉格党的势力。辉格党也不甘坐以待毙，派出杀手行刺国王。侥幸逃脱的查理二世更加愤怒，将辉格党的首领处死的处死，下狱的下狱。辉格党害怕引发内战，只得忍气吞声，静观其变。 机会终于来了，１６８５年２月６日，查理二世去世，临死前，查理二世向大臣们道歉，说自己对不起大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去世。查理二世死后，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即位，成为詹姆士二世，他治起国来比查理二世还要强硬，很快便激起了民愤。苏格兰人起义了，南方突然蹿出来个蒙默斯公爵，声嘶力竭地说詹姆士二世是篡位者。 辉格党对詹姆士二世自然没有好感，而且詹姆士二世在宗教上的宽容态度，又引起了托利党的不满。曾经势不两立地辉格党和托利党走到了一起，都巴望着詹姆士二世早点告别人世。两党都很看好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希望她能成为英国女王。 １６８８年，已经五十多岁的詹姆士二世偏偏喜得贵子，詹姆士二世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他要让儿子在天主教的氛围下茁壮成长。按照英国王室的传统，王位继承将以男性优先，这就意味着詹姆士二世死后，新任国王很有可能将英国变成完全的天主教国家。 托利党拥护的是国教，辉格党希望看到宗教自由，两党都意识到，推翻詹姆士二世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了。他们抛开从前的恩怨，邀请玛丽公主的丈夫，荷兰执政威廉来做英国的国王，英国民众也都准备好捍卫信仰的自由。 １６８８年１１月５日，威廉带着万名士兵登陆英国。此时的詹姆士二世众叛亲离，他的士兵自动放下了武器，倒戈威廉。詹姆士二世被赶下了台，逃亡法国。 １６８８年的这场政变，被英国人骄傲地称为光荣革命。这一年，法国正进入路易十四的太阳王时代，远在大洋那边的中国人，还安静地生活在康熙皇帝统治下的盛世之中，老老实实地贯彻着闭关锁国的政策。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想都没想到要推翻皇帝，另立新制。 白金汉的君主和寡头英国曾在海上让荷兰人吃了不少苦头，如今，荷兰的执政威廉竟成为英国的新主人，事情的发展，很有些戏剧意味。 威廉刚到伦敦，就有大臣建议他入乡随俗，组建议会，威廉同意了，于１６８９年１月２２日，选出新议会，即“协商议会”。６天之后，协商议会宣布，鉴于詹姆士二世已经不在位了，英国将由玛丽和威廉共同执政。于是，玛丽公主变成了玛丽二世，荷兰国王威廉变成了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夫妻二人执手坐上大英王座。 玛丽生性温顺，像那个时代的大多女子一样，对政治兴趣缺乏，王权实际上落到了威廉手里。虽说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对玛丽和威廉相当满意，但一想到在詹姆士二世时代的遭遇，大家还是心有余悸，于是，１６８９年２月，《权利法案》颁布。 做大英帝国的国王，并不那么愉快，处处都要受人掣肘。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可以得意洋洋地摆弄大权，法王路易十四亢奋地呼喊“朕即国家”，威廉和玛丽只得老老实实地签署《权利法案》，尽管他们并不喜欢《权利法案》的内容。 《权利法案》先是列举了詹姆士二世的种种过失，似乎在给威廉和玛丽以警告，然后又严厉地声明：如果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就不得停止、废除法律；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得征募、维持常备军；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就没有权利征税。国王的司法权、财政权、军权被限定到非常小的范围之内。 限制国王权力的同时，《权利法案》将议会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利法案》规定：议会议员的选举应该是自由的；议会内的辩论、演说、议事也都是自由的；人们不应因议会上的发言，在议会外的法院或其他任何地方受到制裁、讯问；议会应当经常集会；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有权将议会推翻。 从１６８９年开始，直到今天，议会在英国的地位都不可撼动。随着《权利法案》的生效，英国进入了君主立宪制的时代。 议会抓住一切机会遏制王权，王权和议会，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端跷起来，另一端必然沉下去。威廉三世因财政问题求助议会，议会趁机推出《三年法案》，迫使国王将议会变成一个常设性的立法机构。为了避免国王的党羽在议会中坐大，《三年法案》又规定，每隔三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议会选举。 １７世纪末的欧洲，正是天花肆虐的时候，英国宫廷也不能幸免，玛丽二世在１６９４年底死于天花，年仅３２岁，她还没来得及给威廉三世生下一儿半女。威廉三世非常悲痛，他剪下玛丽的一缕头发，到死都将它带在身边。强忍丧妻之痛，威廉三世和议员商议立嗣之事。在几番激烈的争执后，议会同意在威廉三世百年之后，由玛丽二世的妹妹安妮继承王位。 安妮并不是个身强体壮的女人，她的孩子不是流产就是夭折，王室和议会都不得不提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安妮百年之后，将由谁来执掌英国王权？万一王权落入詹姆士二世残余势力的手里，人们为君主立宪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于是，１７０１年，议会制定了《王位继承法》，规定仅国教徒才有资格成为安妮女王的继承人，且王位应由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及其后裔，即汉诺威王室成员继承。为了防止新国王和国外复辟势力勾结在一起，这部法案还规定，没有经过议会同意，国王不可离开英国，不可免除终身任职的法官，外国人不得进入议会、枢密院等重要机构。 国王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小，与此同时，英国政治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贵族寡头体制。如果说自光荣革命后，议会成了英国的权力中心，那么上院贵族中的土地贵族就是中心中的中心，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枢密院还是内阁，都是土地贵族的权力所在。 这些土地贵族是光荣革命的骨干力量，如今，革命成功了，他们借助在革命中得到的权力，把握了整个大英帝国的命运。这些贵族紧紧环绕在国王身边，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让大英拥有一位国王，只有国王在，古老的贵族体制才有理由存在。 土地是财富之源。１６８８年之后，大批的土地落到了这些贵族手里，农民们只能望土兴叹。的确，英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少数人吸多数人血的残酷现实，却没有改变。光荣革命之前，贵族中也有些许破落户，但到光荣革命之后，几乎所有贵族都成了惹人羡慕的大富翁。１６８８年，平均每户贵族有２８００英镑的进账，到了１７９０年，贵族们的平均收入高达１００００英镑。 贵族们有钱有权，他们是英国真正的主宰者。他们对政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作为国家的上流阶层，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利益。这些贵族使出浑身解数守卫利益，他们大言不惭地告诉民众，论头脑、论良心、论责任感一般民众都不能和贵族相提并论，而才能出众的商人和金融家又没工夫料理国家大事，所以只有足够富裕的贵族乡绅才有资格进入议会。贵族们设法让人们相信，贵族就是国家主人的不二人选。 土地在握，土地贵族的势力日益壮大。１７０７年春天，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英格兰王国更名为“大不列颠王国”。英格兰人非常开心，苏格兰人却生气了，英格兰的实力一向强过苏格兰很多，合并颇有些恃强凌弱的味道。苏格兰的上流人士最为愤慨，无奈实力不如人，只好暂时咽下这口恶气。苏格兰方面要求让所有苏格兰贵族都进入大不列颠王国的上院议会，结果被英国政府一口回绝。经过几番讨价还价，英国政府最后决定每次举行大选时，允许苏格兰选出１６名贵族代表，进入上议院，选出四五名代表作为下议院议员。英国政府也不想和苏格兰闹得太僵，否则，复辟势力很有可能以苏格兰为大本营东山再起。 利益关系是复杂的，在贵族这个大群体内部，也有不少派别在暗中较劲，自光荣革命的成果稳固后，辉格党和托利党便恢复了从前的冤家本色。威廉三世当政时，辉格党在托利党头上耀武扬威，而安妮女王即位后，托利党又受到重用，直到１７１４年汉诺威王朝建立，辉格党才重新出头，从此叱咤政坛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段时间，托利党一直忍气吞声。 光荣革命后最初几十年的英国政坛特色就是如此，国王虽受制于议会、贵族，但不代表国王只须坐在王座上摆摆样子。威廉三世、安妮女王，都为大英帝国称霸世界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威廉三世是个坚毅的国王，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终身无子……一系列的打击都没有将威廉三世压垮。１６７２年，不过二十出头的威廉就任尼德兰军队统帅，他雄姿英发，威风凛凛，使用决海口湮灭法国侵略者，就连向来自高自大的路易十四都不免为之惊叹。荷兰方面得知此事立马任命威廉为荷兰的执政者。威廉果然不负众望，不多久，法军就狼狈地逃走。 光荣革命发生后，法王路易十四迅速做出反应，他不单慷慨地收留了詹姆士二世，还调遣军队，准备为詹姆士二世报仇，矛头直指老对手威廉。威廉三世不甘示弱，积极备战，在军费并不阔绰，又要时时看议会脸色的情况下，在爱尔兰和法军展开大战，结果法国人再次大败而归。 此后，英法两国又进行了多次交锋，双方都大受损耗。１６９７年，法国终于不大情愿地承认，让战争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主动做出求和姿态，承认光荣革命的合法性质，并表示愿意和英国恢复外交关系。当年秋天，参与英法之战的国家，在海牙签订了《里斯维克和约》。根据和约，英国舰队可以在地中海长驱直入，法国海军在英国舰队面前，再无优势可言。 海洋，是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之一。 １９世纪，当世界进入海洋的时代，那些强国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择利用海洋实现扩张，而全球大洋上，到处可觅大口喷吐黑烟的英国舰船。那时的英国，是何等的霸道、骄横。而１８４０年，英国舰队轰开中国大门，那些颤颤巍巍的清廷官员，看着雄赳赳的英国舰船，还怀疑这些钢铁巨兽是靠牛拉动的。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清政府派去不少留学生到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以期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但英国在海洋上的强大，又岂是用几年、几十年的光景争取来的？１７世纪末，为了成为海上王者，威廉三世、英国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法国的战争，让英国军费直线增长，尚没有得到银行家信任的威廉三世，只得通过借高利贷来筹集军费。威廉三世执政初年，政府的开支一路攀升至６００万英镑。在财政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威廉三世在议会面前愈发被动。后来，辉格党急中生智，允许那些向政府提供巨额贷款的人，成立一个拥有特权可以垄断纸币发行的公司。这番承诺，直接催生出英国的国债制度，１２０万英镑的股本在１０天内销售殆尽，英格兰银行建立起来。 即便如此，到１９６７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还是欠下２０００万英镑债务。威廉三世为此又舍弃了部分王权换来了议会通过《年金法案》，宣布从１６９８年开始，每年拨给宫廷固定款项作为开支，这笔款项长期不变。而那２０００万英镑的债务，则平摊到平民百姓头上，把地租当成主要收入的托利党，大亏了一笔。 作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机构，英格兰银行在１６９９年还受到对手的恶意攻击，当时，突然冒出许多人拿着大量纸币到英格兰银行兑换金银，险些将英格兰银行的金银储备挖空，若不是辉格党人及时出手将英格兰银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威廉三世恐怕又要烦恼好一阵子了。 在威廉三世当政时期，欧洲局势变幻莫测，和法国的海战结束不到三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就因病去世。欧洲各国一时间化身恶狼，齐刷刷地将贪婪的目光投射到西班牙身上。西班牙拥有让人垂涎三尺的大片殖民地，偏偏西班牙的查理二世又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欧洲就是一个小战场，有利不争，就是不求上进，不求上进，就意味着要受他国摆布。 路易十四好不容易才将自己的孙子安茹公爵扶上了西班牙王座。对此大为嫉妒的英国联合荷兰、奥地利、勃兰登堡、汉诺威等国组成了反法大联盟，而英国自然是这个大联盟的骨干。几天之后，詹姆士二世在法国一命呜呼，也许是出于报复，路易十四不顾英国人的感情，公然宣称詹姆士二世的儿子－－詹姆士·弗朗西斯·爱德华才是英格兰国王。英国愤怒了，参与西班牙王位之争的动力也跟着变大了。 １７０２年２月，５２岁的威廉三世骑马出行，这位曾在战场上泰然自若的国王不知怎么从马上摔了下来，折断了锁骨，没过１个月就去世了。好在王位继承人早已定好，安妮公主登上王位，成为安妮女王。安妮女王体质孱弱，却有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她清楚身为国王的使命，当她镇定自若地坐在王位上评点时事时，一点不像一个频繁经历丧子之痛的母亲。 安妮执政时，英国正和法国剑拔弩张，安妮女王的对手路易十四，可是法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皇帝。面对这个对手，安妮女王毫不胆怯，她大胆起用军事天才约翰·丘吉尔，也就是今天为世人熟悉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祖先。安妮女王封他为马尔博罗公爵，并让他同时兼任英军总司令和荷兰总司令。而称得上卓有作为的威廉三世，在其在位期间，却因为约翰·丘吉尔的妹妹是詹姆士二世的情妇，始终没有胆量任用这位军事天才，即便在和法国人打得难分难解之际，也是如此。安妮女王的信赖，让约翰·丘吉尔非常感动，他用接二连三的胜利回报女王的知遇之恩，他指挥的１０次反法大战，全部以英军的胜利告终。 １７０４年，约翰·丘吉尔的５２００大军，将六万多法国士兵逼到多瑙河。１７０６年５月，约翰·丘吉尔的部队和法军在拉米伊展开对决，结果英军损失了５０００人，法军损失了１５０００人，且西属尼德兰的整个西北地区都被英军收获囊中。１７０８年，以英军为首的反法联盟被法军围困，约翰·丘吉尔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突袭法军漏洞，以极其微小的代价反败为胜。１７０９年秋天，自西班牙王位之争以来最大的战役爆发了，１０万反法盟军和９万法军浴血奋战，尽管这次法军的损失远远小于盟军，但法军却丢掉了城池。 约翰·丘吉尔的夫人萨拉，是安妮女王最好的朋友，当安妮女王还是公主时，萨拉就时常为安妮出谋划策。１７０８年，英法两国战事正酣，安妮女王的丈夫突然去世，正是萨拉的善解人意，帮助安妮女王渡过了阴霾。但是，因为托利党和辉格党的纷争，安妮和萨拉的友谊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１７１１年，眼看反法同盟的优势愈发明显，一心要将西班牙王位据为己有的查理大公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皇帝，一旦反法同盟胜利，查理大公很方便一举吞并西班牙。这就意味着，英国费了如此大力气对抗法国，结果却是为罗马帝国扩张势力铺路搭桥。而在１７１０年打败瑞典的俄国人，又毫不掩饰对波罗的海的贪婪，威胁着英国的利益。 连年战争，让英国损耗巨大，托利党人建议英国退出西班牙王位争夺战，安妮女王也流露出倾向托利党人的意思。然而萨拉却是主战的辉格党的狂热支持者，她的丈夫约翰·丘吉尔在备受安妮女王重用时，没少受托利党人的攻击。安妮女王不满萨拉和辉格党人走得那么近，萨拉也没办法接受托利党人，再加上托利党人在暗中煽风点火，说约翰·丘吉尔滥用职权。两个好朋友翻脸的最终结果是，安妮女王一怒之下撤除了约翰·丘吉尔夫妇的一切职务，并采纳了托利党人的建议，和法国签订了《乌特勒支和约》。 战争打了那么多年，却以一纸合约结束，这让主战的辉格党人多少感到气闷，但对英国而言，也并非一件坏事。英国在和约中没有吃半点亏，法国承认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及其后裔应有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并主动拆除旨在威胁英国的敦刻尔克工程，还忍痛将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一些领地割给英国。同时，借助和约，英国又借机揩了西班牙一笔油，占领了西班牙的梅诺卡岛、直布罗陀，并获准在西班牙的港口和部分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贸易的一个内容，就是贩卖黑人。英国称霸一方的优势更加明显了。不管怎样，战争结束了，英国人总算可以稍稍松一口气。 虽然英国已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且国王的举动时刻受议会牵制，但在君主制建立之初，国王还有一定的治国大权。安妮女王在临终之前，还有权任命新一代的财政大臣，要知道，财政大臣可是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英国在１９世纪的辉煌，既和光荣革命、君主立宪有关，也和１７、１８世纪的国王有关。大名鼎鼎的白金汉宫，就是在安妮女王执政时修建的。但白金汉宫落成之初，只是白金汉公爵约翰·谢菲尔德的府邸，安妮女王本人和白金汉宫没有太多故事发生，当时的人也想不到白金汉宫竟是后来英国政治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忠君爱国虽说英国国王的权力被议会牢牢限制，但在１８世纪５０年代，“忠君爱国”的口号却一度成为英国的流行语。这一阶段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乔治二世的身上都没什么英国血统，乔治一世甚至连英文都不会说，他之所以能成为英国的国王，完全因为他的母亲是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按照１７０１年的《王位继承法》，乔治一世是安妮女王过世后的第一王位继承人。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很希望得到英国人的认同，遗憾的是，这两个国王却成为英国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对国王父子有着异于常人的独特审美观，他们发疯地爱着肥胖丑陋的异国女子。 不过，确切地说，“忠君爱国”之风，却不是这两个国王掀起的，而是一个名叫博林布罗克的人引发的。这个人在１７５２年写了一篇名为《爱国君主思想》的文章。在文中，他不怕被指责拍国王的马屁，强烈拥护君主专制，让英国人瞠目结舌。而实际上，若真的让英国重新回到君主专制的老路上，博林布罗克恐怕也会站出来予以反对。博林布罗克一口一个“国王是人民的中心” “国王是人民的首脑”，都只不过是从一个侧面打击正左右着治国大权的辉格党人罢了。博林布罗克试图给辉格党人戴上“篡权”的帽子，让辉格党成为千夫所指。 在博林布罗克心目中，只有地主贵族最适合挑起治国大权，这倒不是因为地主贵族能人辈出，而是因为博林布罗克是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领袖。自从１７１４年乔治一世当上大英国王，托利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糟糕，身为该党领袖，不为党做点什么，真说不过去。 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期间，辉格党都意气风发，这两位国王对忠君爱国风的盛行，感到非常满意，他们才懒得管，贵族们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才掀起这股风潮的。 博林布罗克希望《爱国君主思想》能改变托利党的窘迫状况，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在乔治三世登基后实现了。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乔治三世统治时期，英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国王之友”的派别，这个派别中的人都对辉格党抱有敌意，他们时常在乔治三世耳旁吹风，提醒乔治三世，要钳制政党的势力，让大臣依赖国王。 尽管乔治三世晚年患上了很严重的精神病，但公道地说，乔治三世对百姓还算不错，在当王子时口碑也不俗。乔治三世一上台就开诚布公地表示，绝对不会让大臣骑在自己头上，此番言论，并没有招致太多的不满。 乔治三世小时候，被公认为迟钝的小傻瓜，直到１１岁，都不能顺利地读下一篇短文。幸好有布特伯爵的精心教导，乔治三世才没有侮辱国王的使命。布特伯爵是乔治三世最信赖的人，是“国王之友”派的核心。 １７６１年３月乔治三世宣布进行议会大选，“国王之友”想尽一切办法来拉选票。当时，人们依然会为博林布罗克的《爱国君主思想》而振奋，在举国都沉浸在“忠君爱国”氛围的情况下，打击辉格党的气焰轻而易举。布特伯爵在选举之前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断言新议会必将是“国王的议会”。 １６９４年的《三年法案》试图以“每隔三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议会选举”的规定，避免国王在议会中扶植自己的势力，防止议会沦为国王的工具。但这份法案忽略了另一种情况－－国王的势力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整个议会。 １８世纪的议会大选，像今天一样扰扰攘攘。选举结束后，辉格党人哭丧着感慨，辉格党被英格兰抛弃了。然而，选举的最大赢家不是托利党人，也不是“国王之友”，而恰恰是乔治三世和布特伯爵。托利党自以为摆平了辉格党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却没想到乔治三世的梦想并不局限于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国王，乔治三世要做大集权者。他根本不理会那些限制王权的法案，他一手包办大臣的任免，将辉格党的领袖老皮特扫地出门，又将托利党的头目捏在手里。 乔治三世对大选结果非常满意，他志得意满地花了２１０００英镑将白金汉宫买了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他的老婆，很多英国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乔治三世和王后夏洛特的感情非常好，乔治三世本人也愿意和夏洛特在这豪华明净的大宅子里，享受人生。但他终究是一国之王，政治上的火药味，那让人心烦的利益关系，很快便侵入了乔治三世的家，白金汉宫遂变成了大英各政治派别角逐的舞台。 １７６２年５月，布特伯爵成为首席财政大臣，“国王之友”内阁正式成立，辉格党人终于尝到被排挤打压的味道。一些辉格党人在沮丧地告别政坛后又辛酸地发现，自己的退休金都被国王剥夺了。 “乔治三世巩固王权反映了英国政治的倒退”，这是我们在历史书上常见的一个观点，但对当时的英国百姓来说，到底是限制王权，还是忠君爱国，都并不那么重要。乔治三世是个心地善良、生活俭朴的国王，对乔治三世效忠完全可以被接受。辉格党人风光了几十年，也没有给大家带来多大实惠，不少人一面为乔治三世叫好，一面为辉格党的境遇幸灾乐祸。在数百年后的今天嘲笑当时的人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大潮流，未免有些苛刻。恢复王权，是乔治三世一生的目标。大英帝国，不就应该是大英国王的吗？还是个孩子时，乔治三世就这样认为了。 在１８世纪中期，欧洲的许多国家都依然匍匐在君主专制的权威之下，这些国家的国王对英国的政治体制耿耿于怀，生怕哪天自己国家的人也学着英国的样子，搞革命，坏王权。自詹姆士二世被光荣革命赶跑后，复辟势力就从没停止过活动，只是随着詹姆士二世的死，这些复辟者一度感到绝望。乔治三世不失时机地向这些复辟人士示好。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乔治三世时而唱红脸，时而唱白脸，一会儿阴险残酷地打击那些反对自己的力量，一会儿又表现出“仁慈”、“宽厚”的一面，大大褒奖那些拥护自己的人。他试图让民众明白“顺乔治昌，逆乔治亡”的道理。 布特伯爵曾告诫乔治三世，实现王权独立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国王之友”联合起来。乔治三世对此心领神会，他开始大封贵族，以此来向上议院示好。１７６０年以前，英国的贵族加在一起也只有一百七十多名，而在１８世纪六七十年代，乔治三世陆陆续续封了７５名贵族。在今天的英国，贵族称号都有着不可小觑的魅力，更何况在当时。这些贵族进入上议院后，感念着乔治三世的好处，愿意为国王效劳。 在下议院，金钱成了收买议员忠心的有力武器。乔治三世在贿赂官员上向来出手阔绰，他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收买下院议员。虽然下议院和上议院曾有过不少过节，但既然得了国王的好处，下议院也不好为了和上院作对，拿慷慨的国王开刀。那些没有被国王收买的下院议员，反倒被同僚孤立。 在“忠君爱国”的大环境下，始终没有被感化的，便是资产阶级，辉格党人中有不少是资产阶级人士。乔治三世的登基讲话一结束，布特伯爵的大画像就在伦敦大街被公然焚毁，大家不敢烧国王的画像，只能拿布特伯爵的画像出气。在资产阶级之间，乔治三世母亲的绯闻，白金汉宫中的暧昧故事，都是大家都非常钟爱的话题。 王权的复兴乔治三世强化王权的手段愈发猛烈，资产阶级的怨恨也愈大。渐渐地，资产阶级反抗乔治三世的行为便不仅仅是骂一两句脏话，谈论乔治家人绯闻这样简单了。他们联合起来将布特伯爵轰下了台，又办报纸，写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乔治三世。其中，由下院议员威尔克斯主编的《北方不列颠报》因出言尖锐刻薄，博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辉格党首领老皮特和威尔克斯成了好朋友，他们在该报的第４５期发表文章，称乔治三世充其量是大英的治安官，必须在对人民负责的前提下，行使君主权力，他们认为国王和臣民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直言希望乔治三世不要重蹈詹姆士二世的老路。该文一出，掀起轩然大波，杂志的期号“４５”成为当时最炫的数字，尤其在资产阶级中间，很多人家的窗玻璃上都有“４５”的标志。 乔治三世恼羞成怒，在国王一人说了算的时代，有哪个百姓敢公开抨击国王？乔治三世决定给这些刁民点颜色看看。那善于揣测乔治三世心意的“国王之友”也不会放弃这个向国王邀功的好机会，一份没有写上逮捕人姓名的逮捕令出台了，四十多个和《北方不列颠报》有关的人员被捕入狱，这些人中包括该报主编威尔克斯，也包括一些印刷工人。 乔治三世的震怒，让１６８９年的《权利法案》变成了一纸空文。专制和言论自由格格不入。《权利法案》中曾明确提到：议员不应因议会上的发言在议会外的法院或其他任何地方，受到制裁、讯问。可议员威尔克斯不但被捕了，他的住宅也被国王的密探翻了个底朝天。 这还不算完，乔治三世又放出话来，一定要追查威尔克斯等人的老底，看看威尔克斯之流的背后，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势力、人物。这暗示着，英国上下即将掀起一阵清洗风暴。 听罢乔治三世这番话，资产阶级的怒火腾地一下蹿起来了，他们要做“自由、平等”的捍卫者。此时，英国已经出现了启蒙思想，“天赋人权”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除了一小部分胆怯的辉格党人，伦敦的资产阶级人士高喊着“自由是英国人民的特权”，浩浩荡荡地开到街上。 威尔克斯被关到了伦敦塔监狱中，坦然等待开庭之日。伦敦的大街小巷，都有人在为声援威尔克斯奔走，对威尔克斯的审判上了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审判在１７６３年５月６日举行，当天法庭内外挤满了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他们吼叫着、愤怒着，似乎随时准备扑进法庭，将威尔克斯营救出来。威尔克斯大受感动，他为自己辩护时称，“英国的自由到底是实在的，还是虚幻的影子”都将由对他的判决决定。 好在主持审理这一案件的法官，没有为王权屈服，在认真考察了案件的前因后果后，法官认为，带着一份没有写姓名的逮捕令，到一个人的房子里搜索证据，是比古代的宗教法庭还要恶劣的事。法官援引了１２１５年的《大宪章》中的内容：“任何自由人，除了经和他地位同等的人依法判决或遵照大英王国的法律规定之外，不能受到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被流放等任何形式的伤害。”宣判威尔克斯无罪释放。法庭内外，“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呼声响彻云霄，议员威尔克斯成了英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勇敢的自由战士。 堂堂国王竟然扳不倒一个小小的下院议员，乔治三世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非要将威尔克斯置于死地不可。乔治三世迫使下议院通过决议，宣布第４５期《北方不列颠报》违法，理由是该报傲慢无礼地辱骂国王、诽谤议会，并居心叵测地离间国王和民众的感情。议会将能找到的《北方不列颠报》在众目睽睽之下焚毁，又暗中找了几个技艺高超的杀手去了结威尔克斯的性命。威尔克斯得到消息，连夜逃往法国，此时，法国也正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威尔克斯刚走，议会就将他除名，还通告法国，威尔克斯是英国的逃犯。１７６８年，威尔克斯以为风声已过，回到了英国，人们仍记得他在《北方不列颠报》时的勇敢，再次推选他为议员。 乔治三世得知此事，连忙找到了首相－－“国王之友”的骨干诺斯勋爵。乔治三世要求诺斯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要将威尔克斯赶出议会。乔治三世已经习惯议会老老实实地为国王服务，他不能忍受议会里有任何反对国王的声音。诺斯接到指示后，立即纠集手下，给威尔克斯随便编造了个罪名，将其投入监狱，还强迫威尔克斯交了大笔罚金。 诺斯本以为这样就能斩断威尔克斯的议员生涯，坐监狱终归有损体面，而英国人又最重体面。然而，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乔治三世和诺斯的预料，资产阶级使出浑身解数，将深陷大牢的威尔克斯再次选为议员。下议院没有办法，强硬地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威尔克斯的好朋友老皮特终于忍不住了，他站出来，形容下院是“砍向自由之根的斧子”。而对政治稍有了解的英国民众都清楚地看到，为了乔治三世的王权，下议院已经疯狂到动摇起宪法来了。 民主权利受到了威胁，在资产阶级眼里，威尔克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自由、民主的象征，为威尔克斯争取自由，就是为资产阶级争取未来。“４５”这个数字，再次出现在伦敦人的玻璃窗上。 乔治三世不是暴虐的国王，在资产阶级讨伐乔治三世的同时，“忠君爱国”的人也拿起了武器，誓死捍卫乔治三世的名誉。诅咒国王的和爱戴国王的打成一团，在大街上兵戎相见。在局势最混乱的时候，伦敦人还依稀听到了枪声。 乔治三世和托利党的大臣坐在一起，为稳定局势焦头烂额。正在这时，威尔克斯的支持者涌上了圣乔治广场，极力要求还威尔克斯自由。此时，乔治三世只须下一个命令，就能解除对威尔克斯的监禁，但是，倔强的乔治三世不打算向民众屈服。为了成为集权国王，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绝对不允许小小的威尔克斯毁掉这一切。在乔治三世眼里，圣乔治广场上的示威民众，无非是侵犯国王尊严的暴民。民主自由，不是乔治三世的信念。 于是，全副武装的军队出现在圣乔治广场，军人们将枪口对准广场上的民众，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枪声过后，游行队伍惊恐地散去了，现场留下６具尸体和大量血迹。 １７６９年初，这场由威尔克斯而起的动荡，总算平静下来。资产阶级改变了斗争方式，他们开始以请愿的形式表达不满，先后有１８个郡和１４个城市向乔治三世递交了请愿书。既然和国王硬碰硬地冲撞得不到好结果，那么就冷静地将要求告诉给国王，若国王一时慈悲心切，说不定还会应允了这些要求。有人在信中告诫乔治三世，对英国国王而言，没有比遭到痛恨和蔑视更不幸的了。有人提醒乔治三世，任何仿效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复辟的人，都将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若国王继续破坏法制，践踏选举权，王冠岌岌可危。有人建议乔治二世给民众更多的选举权，有人要求为了公平起见，重新分配选区……对此，议会的立场是，一个专制的国王，总比一个由暴民组成的政府要强。事实上，议会之所以如此坚定地捍卫国王，也不单纯因为他们得到了国王的好处。即便没有威尔克斯风波，英国的内外局势也令人担忧，在国内，时不时有起义发生；在国外，英国又和法国、西班牙就科西嘉岛、福克兰岛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休，大有动武之势，而在海那边的北美殖民地，也一心巴望着早日脱离英国的羁绊。议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权，聚集起政府力量，平息这些麻烦。 经历了威尔克斯事件，乔治三世将王权看得更紧了，他发誓，一旦他在议会中失败，他将拔出宝剑为王权而战。 １７７０年１月的议会大选中，托利党以绝对的优势击败辉格党。上下两院全都认同了剥夺威尔克斯议员资格的合法性，并宣布，将不再接受请愿书。乔治三世也没有闲着，１７７０年，他有一大堆海外事务要解决。为了避免辉格党势力向军队渗入，乔治三世将所有具有辉格党思想倾向的高级军官都免了职。首相诺斯成了乔治三世最信赖的人，他帮助乔治三世控制下议院，让英国议会保持稳定长达１２年。作为回报，乔治三世帮诺斯还清了２万英镑的私人债务。诺斯全家都对乔治三世感激涕零，在当时，不管是谁，欠债不还都是要坐牢的。 英国的资产阶级大多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乔治三世独霸政权的事实，唯独伦敦的资产阶级依然不屈不挠地向乔治三世递去请愿书。１８世纪的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之一。伦敦市长在接受乔治三世接见时，直言不讳地表达，下议院已经不代表人民。不过，伦敦市长所言的人民，也仅仅是指资产阶级罢了。下议院本来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自从拜倒在国王脚下后，就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漠然视之。 不知道伦敦市长在发出这番埋怨时是否意识到，下议院不代表人民利益，是因为下议院已然是国王专断独裁的工具。下议院很快就对“下议院不代表人民”的言论做出反应，他们颁布了法令，告诉人们，所有人都可以控告议员。这看起来似乎给了那些满腹怨气的资产阶级控告议员的权力，实际上却是在“以退为进”，方便议会将那些倾向资产阶级的议员开除出去。在这场权力之争中，议会是强者，资产阶级是弱者，事情往往会朝着对强者有利的方向发展。议会有力量驳回资产阶级的控告，资产阶级却没有力量招架议会的刁难。 １７７１年，一些资产阶级的报纸将议会辩论公之于众，惹恼了议会，有８家报纸的出版人遭到了报复，被捕入狱。资产阶级是非常重视言论自由的，伦敦马上便扣押了一名准备拘捕一名出版人的议会官员。乔治三世闻讯，又联想起伦敦市长那番“下议院不代表人民”的言论，认为伦敦迟迟不肯就范，就因为个别官员带头和王权对抗。于是，伦敦的正、副市长都遭到了逮捕。伦敦人为营救市长发动暴乱，乔治三世又逮捕了治乱不力的伦敦治安官。迫于压力，伦敦的资产阶级不忍心看着这些官员受苦，只好放弃抗争。 其实，乔治三世的支持者中，不单有土地贵族、托利党人和被“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平民百姓，还有不少大商人和大银行家，这些人虽然也属资产阶级，却和辉格党存在不小裂痕。这种裂痕产生自１７５６年到１７６３年间，当时英国和法国正为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战争连年不绝，政府内部为战还是和，争执不休，执政的辉格党迟迟拿不出决定。 大商人和银行家彻底寒了心，辉格党的游移态度让这些大商人、大银行家不知何去何从，他们的利益和政府决策的关系，比一般资产阶级紧密得多。心急火燎之际，这些人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王室。国王的权力如果可以居于议会之上，那么只要国王做出了决断，大商人和大银行家，就可向风而动，从承办军需、提供武器贷款上，获取大量利益。 托利党人是讨厌战争的，因为战争在拉动军火工业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经济，而农业正是托利党人最主要的财富源泉。托利党人希望乔治二世的继位者是一位反战人士，乔治三世刚好如此。托利党和大商人、大银行家的利益都可在乔治三世身上得到满足，乔治三世的权力越大，他们的利益就越有保障。政治说穿了，就是利益关系的总角逐。 １７６９年，一个叫瓦特的男子将蒸汽机改造成单动式发动机，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埋下伏笔。在１７６０年乔治三世继位时，英国依然是个农业国，地主们的好时代还没有过去，全英的大多数地方政府职位都是地主的，下议院中的乡村地主占了一大半。当这些人以议员面貌出现时，拥有立法权；当这些人以官员面貌出现时，拥有执法权。虽然这些地主出身的议员也具有一些资产阶级的色彩，但对待政治，他们依旧固守地主的保守本色，但凡有害于地主阶层的改革，他们都要予以反对，尽管他们未必不明白，这种改革有利于英国的未来。 地主议员不需要民主自由，他们最想要的，就是一位英明的国王，若不那么苛求的话，乔治三世也还戴得起“英明”的帽子。托利党人很早就想结束辉格党人的寡头政治了，光荣革命后的几年，人人都对复辟十分敏感，托利党人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叫嚣王权。而不会说英语的乔治一世，钟爱德国汉诺威的乔治二世，又始终让英国人觉得不那么亲近。再说，乔治二世又是一个十足的军事爱好者，让乔治二世停止征战，简直是痴人说梦。唯有乔治三世，在英国生，在英国长，对英国情有独钟，对战争不那么在意，很合托利党人的心意。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乔治三世凭借强力控制了托利党人和英国政治，不如说托利党人愿意被乔治三世控制。 乔治三世是个幸运的国王，他上台时刚好赶上辉格党人没落，托利党人一心巴结国王。乔治三世的权力欲得到了满足。然而，乔治三世又是一个不幸的国王。自１７６９年发明单动式发动机后，瓦特一直致力于对发动机的改造，以致整个英国、欧洲都被发动机卷入了工业革命中。乔治三世苦心确立的王权就好比一支小木筏，在咆哮而来的工业浪潮中，倾覆毁灭。 乔治三世的心，停留在王权赫赫的时代里，他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被推到工业时代的曙光中。 第二章 一个未来的对手与盟友独立出去了 在欧洲堂堂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终是没能保住这１３块财富之地。当乔治三世不屑地折断了北美人献上的“橄榄枝”时，恣情地玩味北美人的焦躁与不安时，大概没有料到，白金汉宫也终有唯那飘扬着星条旗的白宫马首是瞻的一天。 殖民地人闹独立北美殖民地在１７世纪时，是让英国欢喜的财富之地，而在１８世纪晚期，却成了英国的心头之患。 乔治三世在位时，北美大陆有１３个地区都高悬着英国的国旗。“１３”在西方可是不吉利的数字，在扫平政敌、捍卫王权上左突右挡游刃有余的乔治三世，终因这１３个殖民地的问题跌落低谷。堂堂大英帝国，在欧洲称王称霸不可一世，却最终没能保住这１３块财富之地。 得人心者得天下，可从１６０６年在北美建立第一块殖民地开始，高傲的英国就没想过在此制定什么民心政策。北美是英国攫取财富的据点，至于北美人民的感受，没必要去思考。英国强大、文明，北美是蛮荒之地，蛮荒之地哪有什么力量对抗文明之地？当时的人还没有“双赢”的概念，宁愿“损人利己”，也不相信“你好，我好，大家好”。牺牲北美以利英国，看起来是那样理所当然。英国对１３个殖民地课以重税，想方设法限制当地发展，它要将北美牢牢捏在手心里。 然而，英国捏住了北美的经济，却无力遏制北美人对自由的向往。１６２０年，那乘着“五月花号”登上北美大陆的１０２名清教徒，以将北美建成上帝的国度作为理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任何人的自由都应受到尊重。北美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理由该对英国殖民者俯首帖耳。 当时，到北美来定居的，大多是在欧洲找不到立足之处的穷苦人，他们中有乞丐、囚犯、逃亡的奴隶、被迫害的教徒，他们一无所有，也就没有什么需要顾虑，他们是冒险家，但凡能改善生活的，他们都愿一试。这些人比谁都热爱自由，也比谁都清楚将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殖民者身上是多么愚蠢。他们有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可以在北美这块贫瘠之地扎下根，也有本事将贫瘠变得富饶。他们将北方的工业成品销往南方，将南方的原料和粮食运往北方，就算没有英国帮助，北美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英国不喜欢北美的强大，北美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热爱，让英国深感不安。英国用更重的税和更苛刻的政策压制北美，结果却促使北美人更紧地抱成一团。美利坚民族在英国的高压下凝聚成形。 １６８２年宾夕法尼亚颁布的《施政大纲》中明确表示：人的技能和权利，以及公正使用这些技能和权利的性格都由上帝赋予，为的是他们能够实现自治。 北美人的独立之心，在乔治三世上台前就有了。乔治三世也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抓住北美，但却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平息北美人那躁动的独立之心，还使北美和英国越走越远。 １７６３年，乔治三世下令禁止１３个北美殖民地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东面，到西佛罗里达、密西西比河、魁北克以西的地方移民。乔治三世的逻辑是，只要将殖民地人局限在某个地区，他们就不能发展壮大，无以形成对抗英国的力量。 １７６４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税收法令”和“通货条例”，开始向北美殖民地征收更繁重的赋税，并禁止北美殖民地发行自己的纸币。英国政府认为，北美殖民地在财政上依赖英国，就无以形成独立的力量。 １７６５年，英国政府出台了“驻营条例”和“印花税法令”，如此一来，殖民地人既要时刻处于英国驻军的监视下，还要将自己辛辛苦苦赚下的钱分出一部分养活这些令人厌烦的驻军。“印花税法令”出台后，殖民地人随便开个小票据，都要额外拿出钱买印花票贴上。印花票的价格在半便士到２０先令之间，这尤其给商人带来困扰，一个商人，生意再冷淡，一天也少不了开上几份票据。 殖民地人对英国的愤懑不满，跨过大海，传到了乔治三世那里，乔治三世对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恐惧，超过了对法国侵袭的恐惧。北美的殖民地若是丢了，英国将损失一大笔财政收入，免不了为法国、西班牙等老对手取笑。 人在恐惧时，难免会做出一些过激举动，国家也是一样。１７７０年３月，驻守在波士顿的英国士兵，突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人心中的印象愈发糟糕，抗英之声此起彼伏。英国政府为难起来，只好不情愿地做出一些让步，取消对部分商品的征税。英国本以为北美殖民地会对此感恩戴德，从此安守殖民地的本分。但是这次，他们又错了。 在所有商品都要征税时，交税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人们或许会为过重的税收发几句牢骚，却大多不会去想这税是否应当交。当部分商品被免税后，那部分未能免税的商品就变得刺眼起来，经营这部分商品的人，会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愈发愤怒。偏偏此时，列在英国殖民地征税商品名录里的，是北美殖民地最重要的贸易产品－－茶叶，而英国又独独给东印度公司特权，只象征性地对该公司的茶叶收微薄的赋税。 不公平，是靠商品贸易起家的北美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在今天，美国人发牢骚时还经常将“这不公平”挂在嘴边。当时，北美殖民地掀起了一股不喝英国茶的风潮，一些居住在港口附近的人，时不时就会在英国茶船卸货时捣一下乱。 １７７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八千多波士顿市民，跑到港口，要求东印度公司的茶船滚回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英国政府撑腰，完全没将这些人看在眼里。当天晚上，一些市民化装成印第安人，将东印度公司茶船上的３２４箱茶叶，悉数倒进大海。在波士顿港口下游弋的小鱼小虾，美美地品尝了一顿“海水茶”，东印度公司损失了１．８万英镑。 英国政府愤怒了，他们立刻做出反应，封了波士顿的港口，剥夺了波士顿所在马萨诸塞州的自治权，并扬言英国士兵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一个殖民地旅馆和公共建筑中，英国的官员不受殖民地法律约束……１７７４年，北美各殖民地代表赶往费城召开大会，以请愿的方式，向乔治三世表达不满。 乔治三世讨厌请愿书，他看罢这些请愿书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是到了用武力教训一下殖民地人的时候了。乔治三世曾用武力成功平息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反抗，他对大英的武力，信心十足。 白金汉宫的分歧从１８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有关北美殖民地的话题，便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白金汉宫中。虽说，英国的各个派别都同意保住北美殖民地，但鉴于他们在北美的利益不同，就怎样保住北美殖民地的具体问题，大家迟迟达不成共识，这让乔治三世非常恼火。 谁不希望北美殖民地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呢？最好，在给自己带来收益的同时，还能让政治对手有所损失。土地贵族紧盯着北美殖民地的赋税，在英国的上流社会，没有什么人比土地贵族更关注赋税的了。工商资产阶级则不然，税多了，贸易活动就会受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向来靠着贸易吃饭，贸易不振，英国工商资产阶级揣进口袋里的钱就会变少。 两派人马经常当着乔治三世的面发生争执，土地贵族要求乔治三世给那蠢蠢欲动的北美殖民地以更严厉的打击，工商资产阶级希望乔治三世能用怀柔政策收买北美殖民地的心。一小部分经常和北美殖民地打交道的辉格党人已经察觉到，北美殖民地脱离大英统治只是时间问题，殖民不成情谊在，英国不如降低姿态，一旦日后北美独立成功，英国也可作为北美的好朋友，继续和当地人进行贸易往来。 做生意，和为贵。一些经济专家也认为，只要英国的资本和工业水平比别的国家高，就能稳稳地成为北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若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发生剧烈冲突，则对英国没有半点好处。遗憾的是，主张以和的姿态对待北美殖民地的人，大多出自辉格党。乔治三世从来都不信任辉格党，他没有悬念地和辉格党唱起了反调。既然乔治三世曾经用子弹让伦敦的资产阶级匍匐在王权之下，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驯服北美殖民地的人。 乔治三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国王之友”政府的一片吹捧。”国王之友”的政治目标就是打击辉格党人，辉格党人说好的，他们坚决说不好，辉格党人说左，他们必然说右，至于辉格党人的主张是否在理，并不那么重要。 １８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爱德蒙·伯克此时也是辉格党的一员，他提醒土地贵族，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后，英国方面本应派出“和平天使”，但土地贵族却正在派出“毁灭之神”，英国和北美的冲突，将引发让人不敢想象的灾难。伯克的一番慷慨之言，被乔治三世和“国王之友”政府当成了耳旁风。 １７７４年２月，英国下议院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用武力镇压北美殖民地，结果，支持动武的占了明显优势，得到了２９６票，反对动武的只有１０６票。被土地贵族把持的上议院对此非常满意。 很多祸患，都源自对至理名言的不理不问，乔治三世带着土地贵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战之路。他们计划取消《人身保护法》，给辉格党这些绊脚石更严厉的打击。一些支持北美人的辉格党人锒铛入狱。 在英国议院之外，还活跃着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商界集团，这个集团对英国的政治也能起到一定影响。１７７５年，集团中４５０名商人聚集一起，讨论对北美的态度，但最终只有１０５人在反对北美战争的请愿书上签下了名字。国王已然决定对北美殖民地动武，在一些商人看来，与其将精力放在和国王作对上，不如接受现实，好好想想怎样趁战争之机发财。 爱德蒙·伯克的心情非常沮丧，他感慨“商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已经被合同、订单和假公济私的生意填满了。”那些重利轻义的商人，不会把英国的灾难当成自己的灾难，他们一门心思追寻着金钱，因为他们的鼻子只能嗅出金钱的味道。 英国大兵斗志昂扬地开到了北美殖民地，乔治三世在白金汉宫，等待着前方战场的好消息。 １７７５年４月１８日晚，８００名身穿红色军服的英军，来到了一个名叫莱克星顿的北美小村，他们奉命端掉该村的抗英组织。当天晚上，莱克星顿有薄雾笼罩，非常适合偷袭，这些英军一露头，就遭遇了莱克星顿民兵的痛击。民兵们躲在树林里、公路旁，行动如鬼魅，捉摸不定。一夜的战斗下来，英军伤亡二百七十多人，不得不狼狈地退回波士顿。 北美独立战争，赫然打响。 北美人就像弹簧一样，被压得越厉害，跳得越高，面对浩浩荡荡的英军，北美人宣布宁可作为自由人而死，也不作为奴隶偷生，万众一心，誓死捍卫自由。１７７５年５月１０日，北美各殖民地代表再次在费城聚集一堂，决定建立军队对抗英军。１个月后，华盛顿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在随后的崩克山战役中，２０００名英军在美军的凌厉攻势下，如蛇蚁散。英国这才知道北美人不是好对付的。 在此之前，北美人只和印第安人打过几次仗，面对有着丰富作战经验、有备而来的英军，难免慌张。战争之初，不少北美人对战争的结果都抱悲观态度，在莱克星顿和崩克山战役胜利后，一些北美人觉得战争应该见好就收，长期和英国对抗下去，没有什么好下场。于是，这些人以极其委婉的语言给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愿意向乔治三世效忠，希望战争能尽早结束。 乔治三世看过信，得意洋洋，那不安分的北美人终于开始服软了。但身为大英国王，他可不希望战争就这样不疼不痒的结束，北美人曾闹得那样厉害，给北美人的教训不能浅尝辄止。 乔治三世折断了北美人递过来的“橄榄枝”，他坐在王位上，示意英军继续打下去，乔治三世很想看看北美人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情景。做胜利者的感觉不错，他需要反复玩味这种感觉。 乔治三世派了５万士兵增援北美英军，并切断了北美殖民地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几乎所有北美港口，都被强制性关闭了。乔治三世意图让北美人成为瓮中之鳖，在得不到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被动挨打，直到没有任何力气呼喊自由。 在中国古代的兵法中，有这样一条原则：穷寇勿追。被逼到绝路上的敌人，往往会拼尽全力进行反扑，格外危险。而此时此刻，北美虽然尚未沦落到穷寇的地步，但是乔治三世的反应，让北美人觉得除了拼死一搏外，再没有其他选择。 １７７６年１月，一个叫托马斯·潘恩的人写了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潘恩对北美人呼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还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是我们自然的权利。”北美人的士气因这本小册子大大振作，英国人已经打到眼前了，拼死一搏，就算败了，也至少证明北美人不是懦夫。 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得到了北美１３个殖民地代表的一致同意，顺利通过。多年之后，美国人将７月４日作为自己的独立日。 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再次向人们重申了赶走英政府的正义性：人人生而平等，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建立政府，一旦政府不能保障人的这些天赋权利，甚至开始破坏这些权利，那么人们就有权将它推翻。最后，托马斯·杰斐逊宣布，北美的１３个殖民地“从此就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乔治三世对《独立宣言》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北美人不自量力的表现。在１７７７年１０月之前，英军一直控制着北美战场的形势，英国有让整个欧洲都闻风丧胆的海军，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陆军，打起仗来，咄咄逼人。反观美军，要钱缺钱，要人缺人，大家虽有抗争到底的决心，却没有抗争到底的硬件基础，很多美军都没有经过什么军事训练。 战场之上，美军胜少败多。到１７７６年底，１．８万美军就只剩下了５０００人，且这５０００人中还有不少是伤病在身的。英军随时可以将美军一举歼灭，收拾五千多吃不上饭，穿不暖衣，连子弹都紧缺的老弱残兵，简直轻而易举。但冥冥之中，似乎真有上帝在庇佑美军。１７７６年圣诞节，华盛顿带着疲饿交加的美军渡过特拉华河，顶着大风雪，成功偷袭了驻扎在河附近的德意志雇佣军，这支雇佣军可是英政府花大价钱请来的。几天之后，华盛顿又带着士兵袭击了普林斯顿的英军，再次大胜而归，美军的士气为之一振。 １７７７年９月，英国已经占领费城，华盛顿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得不退守福吉谷。远在英国的乔治三世，以为美军必溃无疑－－福吉谷环境恶劣很难得到给养，除非奇迹发生，不然福吉谷就是华盛顿等人的葬身之地。但上帝给美军带来了奇迹。美军在福吉谷挨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华盛顿的军队恢复了元气，重新投入战斗。英国错过了铲除美军的最佳时机。 乔治三世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传到白金汉宫的美洲消息，不那么让人惬意了。 “国王之友”的下台和英军相比，美军最大的不足之一，便在缺少作战经验，但实践出真知，多打几次仗，经验也就来了。华盛顿本人的军事才能，也是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 当北美人摸清了打仗的门道，英军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没有了北美殖民地，英国大不了少赚一些钱，面子上难看一些；而独立失败的话，则意味着北美人渴望已久的自由梦想就会幻灭，北美人的生活只会比战争之前更惨。英军为乔治三世而战，美军却是为自己而战。 当美洲的局势开始倾向于美军时，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变成了英国人人抨击的对象。辉格党人幸灾乐祸，早说打仗对英国不利，事实胜于雄辩，英军现在这样还不是乔治三世一意孤行的结果？那不可一世的“国王之友”政府，在莫大的舆论压力下灰头土脸，乔治三世的政治生涯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辉格党的领袖老皮特出场了，他一本正经地给英国人分析起战争失利的原因，他认为这种不幸应归结到英国近十多年来的“宫廷体系”上，在这个体系中，各个政党的力量支离破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英国人未必清楚“宫廷体系”是什么东西，但他们知道，老皮特的话锋直指现任政府。 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乔治三世、诺斯勋爵以及“国王之友”，再怎么被老皮特的这番话恨得牙痒痒，也只能暂时忍气吞声。丢掉了北美殖民地，的确是政府的一大罪过。 上议院开始建议乔治三世找一个恰当的时机结束战争，没过多久，下议院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现实是残酷的，诺斯勋爵只得制定一个和解计划，他代表英国政府宣布，愿意和北美大陆会议坐下来谈一谈，除独立以外的一切问题，英国政府都会好好考虑。美国人不给英国政府丝毫情面，他们坚称，若不谈独立事宜，就没什么话好和英国政府说。 １７７８年春天，伦敦人纷纷谣传，诺斯勋爵很快就会下台，老皮特又要发威了。 老皮特做好了重返政坛的准备，英国人对老皮特充满希望，似乎忘记了辉格党当初失势时，自己也曾拍手叫好。老皮特知道乔治三世讨厌辉格党人，但在舆论的压力下，乔治三世做出妥协，重新任命辉格党人来平抚民心。乔治三世的态度，将决定老皮特未来的政治生涯。老皮特年纪大了，他不想落寞地死去，他还要在英国政坛掀起几轮风暴，向对手证明他老皮特还是个人物。 老皮特眼巴巴地等待着乔治三世的表态。 乔治三世终于发话了，他对大英帝国的全体臣民表示，身为国王，他宁可独自承担风险，也不会受老皮特任何帮助，他宁可不要王冠，也不会在老皮特等人的牵制下蒙受耻辱。之后，不管民众如何抗议，乔治三世就是不给老皮特一个笑脸。这对老皮特打击太大了，乔治三世的话让老皮特最后一丝希望灰飞烟灭。失望、愤怒、颓唐交织一起，老皮特一口怨气没缓过来中风而死。 听到老皮特的死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乔治三世和“国王之友”稍稍舒了一口气。 几个月后，诺斯勋爵向乔治三世提出辞职。诺斯勋爵建议乔治三世找一个能够全权负责国家政事、筹划政府全部行动并掌管其他行政部门的大臣。乔治三世一眼就看穿了诺斯勋爵的真正用意，诺斯勋爵希望英国能重新回到大臣掌管政府的时代。乔治三世不好和诺斯勋爵闹翻，也不想孤零零地对抗那些舆论攻击，于是回绝了诺斯勋爵的提议，在议会上号召地主贵族全心全意地支持国王。国王已经不能给议会带来利益，议会怎么可能为几句号召感动。乔治三世发现，议会正在逐渐摆脱王权的束缚，他和议会的关系，不像从前那般亲密了。 １７７９年夏天，不单是北美，英国其他地方的海外殖民地如直布罗陀、印度、西印度群岛都面临危机。法国、西班牙都趁英国应对北美之际，挖起了英国墙脚，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重创。１７８０年４月，上万名伦敦人在议会外举行集会，辉格党公然提出，务必削弱王权，并宣称“议会的职责就是采取措施限制王权”。议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认同了辉格党的说法，几天之后进行投票表决，将削弱王权提上日程。 １７８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英军在约克镇战败的消息传来，伦敦一片哗然。刺向乔治三世的矛头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从个人集权，到势单力孤，从众星捧月，到人人喊打，乔治三世的处境愈发不妙。在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中，乔治三世就像一头困兽焦躁不安，他拒绝承认失败，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对抗敌人。可除了乔治三世，谁都清楚英国是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北美殖民地显然保不住了，若继续将精力集中在北美，英国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也很难保住，这样一来，不管辉格党还是托利党，也不管是地主贵族还是资产阶级，谁都得不到好处。因此，辉格党和托利党积极谋求联合，他们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北美问题，都希望乔治三世能解除那些主战派大臣的职务。遗憾的是，这些要求都地被乔治三世拒绝了。 １７８２年２月，辉格党人宣称，任何一个坚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人，都是英国的敌人。下议院通过了这一说法，而在战争之前，下议院可是主战声最集中的地方。 乔治三世的权力大厦开始崩塌，先于乔治三世垮掉的就是“国王之友”。那些渴望摆脱乔治三世的人，不好一开始就拿乔治三世开刀。但是，此刻他们却能无所顾忌地剪除乔治三世的亲信，在他们眼中，乔治三世的权力就像一颗洋葱，“国王之友”就是层层叠叠的洋葱瓣。 １７８２年３月８日，下议院公开将英国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到“国王陛下的大臣”身上，认为这些大臣既短视，又无能。接着，下议院通过投票决定“国王之友”是否下台，结果主张“国王之友”下台的比反对“国王之友”下台的少了１０票。“国王之友”得以暂时捡回自己的政治生命。 没过多久，下议院的托利党领袖便言辞恳切地告诉诺斯勋爵，下议院已经决心放弃现任政府“国王之友”。辉格党人正进行弹劾“国王之友”的准备，很多托利党人也表示会支持辉格党人的行动。 ３月１８日，诺斯勋爵给乔治三世去了一封信，在信中，诺斯勋爵向乔治三世陈明了利害关系。下议院已经决定要将“国王之友”政府推翻，而在英国，国王是没有力气反抗下议院考虑许久的意见的。对英国国王而言，向下议院屈服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不会有名誉上的损失。诺斯勋爵安慰乔治三世，在乔治三世之前，英国的很多国王都不止一次不情愿地向下议院让步。诺斯勋爵还告诉乔治三世，目前只有辉格党领袖罗金厄姆、谢尔本爵士以及辉格党有能力组建新政府，但是这个新政府是不会愿意和“国王之友”合作的。诺斯勋爵明白，“国王之友”大势已去了，只是倔强的乔治三世至此仍不肯认输，断然否定了诺斯勋爵的说法。 辉格党人见此，便不再不理会乔治三世的心情，３月２０日召开大会。大会笼罩在一种烦躁的气氛中，人人都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有人在叫骂，有人在呼喊，有人在抱怨。还未等辉格党人反应过来，诺斯勋爵就一下子冲到了发言台上，作为“国王之友”的最高官员，他试图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国王之友”上，他告诉大家“国王之友”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始终有意回避谈乔治三世。诺斯勋爵不想乔治三世再次成为下议院的攻击目标。然而，搞垮乔治三世正是辉格党搞垮“国王之友”的最终目的，３天之后，乔治三世被迫答应让罗金厄姆组织新政府，让辉格党人接手大英政权。 英国的政治进入了议会君主立宪时代，政府须对议会负责。辉格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剥夺了国王的行政大权，准备放手大干。王权至高无上的老传统，早就被辉格党人踩在脚下。英国政权重又落到辉格党人手里，虽然还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但在辉格党人眼里，白金汉宫上方的阳光格外灿烂。 相比之下，乔治三世的心情跌到低谷，他亲手栽培起来的王权，终因英国在北美战争上的失利枯萎了，在此后的好一段时间里，乔治三世甚至想过退位。当然，只是想想罢了。 １７８３年９月，英美代表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是脱离英国而独立存在的国家。在此后的日子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微妙，它们时而是朋友，时而是对手，时而又是伙伴，它们的关系总是牵动着世界的神经，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第三章 走向富强的道路 陶醉在工厂的轰鸣声中的英格兰，纵情地在工业革命的康庄大道上奔跑，虽然他们把泰晤士河变成臭水沟，张扬着他们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海盗本色。润物细无声般的改革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容忍了不问政事、只知玩乐的乔治四世，但仍旧成就着“快乐的英格兰”的志得意满。 流动的金字塔－－社会架构的变革失去了北美殖民地，英国人着实伤心了一把，但幸好这次失败没有让英国沉沦。 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龙卷风”，这股龙卷风从英国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了世界，它毫不留情地摧毁路上的一切障碍。当它过后，人们赫然发现，整个天地都换了模样。 这史无前例的“龙卷风”，就是工业革命。它带给英国的好处，远比北美的１３个殖民地要多，白金汉宫的阴霾，渐渐被它驱散。 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只是“快乐的英格兰”。而在工业革命后，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对财富的贪婪和疯狂，成了这个国家最鲜明的特征。 有人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归结到瓦特所发明的那台蒸汽机上，有人将这场革命归结到“珍妮纺纱机”上，但事情无法用诸如“一台蒸汽机引发的……”或“一台纺纱机所引发的……”等简单语句能表述清楚。 火山的喷发只是刹那间的事，而酝酿喷发时所需要的熔岩，则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若不是已然具备了产生革命的大环境，就算推出１０００台蒸汽机、１万台“珍妮机”，也无济于事。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其在社会结构、政治发展程度、民众精神状态以及价值标准上的一系列变化，都像是专门为工业革命发生做准备似的。工业革命最先发起于英国，而英国并不是当时经济最强的国家，看上去不可思议，细想来却水到渠成。 工业革命兴起于乔治三世时代，却不是乔治三世的杰作，它的引子在乔治三世登基前就埋下了。 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发生后，英国社会中逐渐分化成上、中、下三个层次。上流阶层就是那些大富特富的贵族；中间阶层既包括小地主、小农场主，也包括商人；而为大小地主打工的小农民，于商人手底下干活的劳工以及那些穷困潦倒的城市贫民，则悲哀地挣扎在社会的下层。这种“上中下”式的社会结构，就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需要大量的中间阶层。 放在现代社会，这种“上中下”式的社会结构并没有特别之处。不过，在１８世纪的欧洲，存在三个社会层次的国家还寥寥无几，那时大多数国家都还停留在两层社会结构的状态，国家中人要么被归为“地主”，要么被归为“农民”。 相比“地主农民”式的二层结构国家，“上中下”式的三层结构国家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地主农民”式国家中，一个人的身份再怎么变化，也无非是从农民变成地主，或从地主变成农民。而在“地主”和“农民”间，又隔着让人难以逾越的大鸿沟，农民一生都是农民，地主一生都是地主，更可怕的是，往往农民的儿子依然是农民，地主的儿子依然是地主。 别看“上中下”式国家只比“地主农民”式国家多了一层结构，就是这一层结构，让人们身份的变化萌生了更多可能。“上”可以向“中”、“下”流动；“中”进为上，退为“下”；“下”升至“上”的概率虽然很低，但升至“中”的机会却是不少。 英国的社会是流动性的社会。英国贵族间实行着严格的长子继承制，按照规矩，贵族的长子可以堂而皇之地独占先辈的所有财产，至于先辈的其他亲属能否得到财产，将取决于继承财产的长子是否仁慈。如果长子是个吝啬的人，那么其他人就只能吞下恶气，自谋生路。这就让一些贵族流落民间，成为“中”或“下”的一分子。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贵族的头衔还是很能帮助人渡过难关的，真正沦为社会底层的贵族人士，极其稀少。 中间阶层是英国社会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阶层，被称为各类社会流动的终点。“上”的人进入“中”非常容易，“下”的人要想进入“中”，一般是让自己成为学徒，在老师傅身后苦学十年八载，练就出一番好手艺后，开创新的生活。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是学徒工出身，英国第一家棉纺厂的创办者阿克莱特也是学徒工出身，那个时代的很多成功人士，都曾是学徒工、店主、手艺人。他们凭个人的能力出人头地，他们比谁都清楚奋斗的真正含义。“下”的人要进入“中”，唯一需要的就是能力。 中间阶层向整个社会敞开怀抱，但中间阶层自己则很难进入上流社会，１８世纪英国国王册封了２２９位贵族，其中只有２３人在被册封之前和贵族没有一点关系，其他２０６人都多少和贵族沾亲带故。 “上”和“下”源源不断地注入“中”，“中”很难进入“上”，也很少进入“下”，中间阶层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在光荣革命到工业革命之前的一百多年里，英国的“上中下”式社会结构，始终在蓬勃地形成并不断巩固。“上”、“中”、“下”三层不停地碰撞、重组，其中之人不停地往来流动。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碰撞、流动终究形成一个结果－－中间阶层地不断壮大。 由于很多贵族都免不了要做好流落中间阶层的准备，英国贵族也有了些危机意识，早早知道独立谋生的重要性，没有看不起中间阶层的重要谋生方式－－从商。英国是有重商主义传统的国家，从光荣革命发生后，贵族们就开始寻找土地之外的财富之道。 简单来看，这些贵族们无非是靠经营农场为生，和从前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称得上成功人士的贵族，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经营方法。那些勤快的，喜欢尝试新事物的，玩起了轮作制，一手耕田种地，一手放牛养羊；那些讨厌农活喜欢小动物的，干脆将牧场变成羊圈，将剪下来的大量羊毛，制成各种布料销往市场；稍微懒惰一些的，就花钱雇来大批工人帮着干活，或直接将农场转给别人，自己坐着收利息。 按照英国的法律，英国的矿物资源当归土地所有者，而不是皇室。于是，大英的贵族们又将目光对准了土地之下，热火朝天地承办起矿产企业。矿，可是大自然的恩赐，人们只要把它找到，就能收获财富。大部分土地都握在了贵族手里，大矿山也几乎都标上了贵族的名字。不少贵族在工业上的投资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农业上的投入。农业依赖天时，工业要靠人力，农业收益周期长，获利少，工业只要经营得道，很快便可看到大笔利益。 工商业的蓬勃，又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快乐的英格兰”到处是商机。１７６１年，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贵族布里奇沃特公爵，修了一条运河，将自家的煤产区和曼彻斯特中心区连了起来，赚了不少钱。此举在贵族间引发了一股修运河风。 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人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金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的标准。就连格外喜欢摆大架子的国王乔治三世，也非常热衷商业活动，在走出了北美殖民地的阴影后，乔治三世亲自过问起对中国的贸易。那时，天朝上国那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英国这样一个国家。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宁可欠一屁股债，也不愿投身大好的商业活动，他们强作镇定地守卫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只盯着土地收益，丝毫不愿面对农业经济日益衰落的事实。他们讨厌商人，却不知商人即将成为社会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他们为他们的贵族姿态自豪，对从事商业活动的英国贵族挖苦耻笑，但若干年后，当英国贵族埋首于翻滚而来的钞票中时，这些只知道土地的保守贵族，却要为捉襟见肘的窘迫生活尴尬不已。有能力从商的人不愿从商，观念上的落后，让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业发展落后了英国一大截。 旧时代的得势者，往往会为新时代设置障碍，生怕自己的利益，在新时代里受到破坏。唯独英国的贵族，摇身成为新时代的动力。社会大变革是无情的，时机一到，不管个人如何呐喊抗议，它都会到来。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其做旧时代的殉葬者被历史的烟尘吞没，不如憋足了力气向前奔跑，继续在新时代里呼风唤雨。英国的贵族是保守的，更是务实的。工商业蕴含着浩瀚的财富，贵族们想不出什么理由，拒绝这笔财富；农业日益没落，贵族们也想不出什么理由，继续靠农业谋生。 中间阶层中，乡绅和租地农场主可算得上是英国１８世纪的特色，他们和土地的关系那样密切，但他们同样专注于商业活动。而正是他们的出现，打破了英国乡村的“地主农民”格局。 在小说家简·奥斯丁的笔下－－她也生活在１８世纪晚期的英国－－乡村生活是恬淡美好的。一家人坐在漂亮的房子里喝茶打牌，谈一些温雅轻松的话题，悠哉游哉地打发时间。可实际上，乡绅阶层间贫富差距很大，若想让家人过上喝茶打牌的悠闲生活，乡绅必须在地产经营、工商投资上好好动一番脑筋。乡绅不是旧时的地主，他们虽然和地主一样拥有土地，但必须积极谋求多种赚钱渠道，不能光靠地租吃饭。 那些财大气粗的贵族没精力照顾自己的土地时，就会把土地出租出去。那租了贵族土地的，便是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在租到土地后，会投资一部分金钱雇佣工人，尽最大可能开发土地财富。租地农场主把自己和家人的荣华富贵都押在了土地上，他们总是积极地找寻生产改良之道。只要能从土地中谋利，租地农场主也不介意从事商业活动。 乡绅和租地农场主，让工商业之风得以较为轻松地进入最保守的乡村，无形中改变着乡村的观念。 商人是中间阶层的中流砥柱。英国的商人总给人一种精力充沛、精明强悍的印象，只要有商机的地方，哪怕周围便是刀山火海，商人们也敢纵身一试。《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就是生活在１８世纪的一位商人。在笛福看来，商人勇敢、机智、顽强，商人的美德就是英国人的美德。《鲁宾孙漂流记》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商人，笛福把他写成了一位英雄。 商人在英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正如笛福所说，绅士可以变成商人，商人也可以变成绅士。贵族们神气十足地从事着商业活动，等于给广大民众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从商是非常体面的事，成功的商人值得骄傲。那些不是贵族的中间阶层商人，也有理由相信自己在从事一项高贵的事业。 商业活动使得人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庄稼之外，不得不动用七十二般武艺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不得不竭尽所能地完善自己以适应激烈的竞争。而国民强了，国家也跟着水涨船高。英国进入了工业时代，没有英国人可以停下脚步，除非他心甘情愿被历史淘汰。 贵族、乡绅、租地农场主、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找到了全新的自我，大英帝国随之脱胎换骨，但承担这脱胎换骨的疼痛的，却是那些极易被忽略的社会底层：劳工、仆役、流民、乞丐。 在这个底层集体里，很多人在不久之前还拥有一小块土地，勉强能够养活家人。但越靠近工业时代，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就越强烈，贵族、商人最终夺走了农民的土地，同时也在不经意间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农民要背井离乡谋求生活去了，他们有的投靠到贵族、商人门下挣饭吃；有的进城打工，做一天事，得一天工资；那些实在找不到出路的，便只能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１８世纪的英国，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劳动力－－流离失所的农民，它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经济基础－－商业的繁荣，它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新的价值观念－－尊重商人，它同样具备了。如此，工业革命有什么理由不先发端于英国？英国怎么可能不成为世界强国？在这个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英国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 白金汉的庆幸－－世界的工厂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英国都沐浴在工业革命之中，坐在白金汉宫中，也可嗅到工厂的气味，林立的黑烟囱就好比利物浦码头上的桅杆，伦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增添了“烟雾弥漫”的风情。那时的英国是世界的工厂，白金汉宫的骄傲。 英国变了，但当时的人想不清英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也弄不明白变化从哪里而起，经过后世学者的谨慎考证，人们终于得知，变化始于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是轻工业，也是当时的热门行业，它投资少，回报大，资金周转快，也没有什么行规限制，非常容易上手。英格兰西北的兰开夏郡，面朝大海，农、矿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很快就成了棉纺织业的中心。１７３３年，一个叫凯伊的兰开夏机械工，发明了飞梭，让织布机上的小梭子像飞一样运作起来，使得织布效率一下子翻了几番。很快，飞梭就在兰开夏得到普及。棉纺织业的厂主们隐约意识到－－科技就是财富。 织布要用纱，织布效率提高了，纱的供应跟不上了。在飞梭之后，兰开夏闹起了“纱荒”，很多棉纺织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在改进纺纱技术上动起脑筋。英国的“艺术与工业奖励协会”还特设了一笔奖金，鼓励人们发明新式纺纱机。 １７６５年，织布工哈格里夫斯灵感乍现，发明了“珍妮机”，让纺纱效率有了飞跃性提高。旧式的纺纱机纷纷被“珍妮机”取代，截至１８世纪８０年代，英国的“珍妮机”已经有了两万多架。 在哈格里夫斯之后，不断有人发明效率更高的纺纱机，这些发明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之后，为了赶上这些新式纺纱机的高效率，织布机的改进又如火如荼地开始了。１７８５年，世界上第一台动力织布机诞生，它一下子就将织布效率提高了４０倍。 哈格里夫斯虽然没有得到“珍妮机”的专利，却也通过帮人制作“珍妮机”发了财。而这小小的“珍妮机”织出的不单是纱，还是整个工业革命。 １７６９年，一个叫阿克莱特的小商人，在一名钟表匠的帮助下，买下了“珍妮机”的专利。经过两年的筹备，阿克莱特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水力棉纺织厂，集合了各种在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机器。此后，和纺纱机、织布机配套的净棉机、梳棉机、整染机都被发明出来。棉纺织业的一整套流程都可通过机器完成。 从事棉纺织业的商人笑开了花，其他轻工业者也从棉纺织业的崛起中受到启发，大举开发机器，引进机器，挖掘机器的潜力。 英国人对财富的欲望永不满足，当他们意识到机器可以创造出超出人力数百倍的财富时，他们便专注于对机器的研究，并很快注意到，要想让机器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就必须解决动力问题。 恰好在这个时候，哥拉斯堡大学的仪器修理工瓦特拿出了复式蒸汽机。英国的工业界一片狂喜，人们称这种蒸汽机为“万能蒸汽机”。最得“万能蒸汽机”实惠的，便是采煤业。人们以瓦特的蒸汽机做动力，陆续推出了掘开机、曳运机、抽水机、安全灯，采煤也机器化起来。 １８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发明家大显身手。 英国机械化了，生产机器及机器零件本身也有大利可图。１８世纪末，英国开始用汽锤和简单的车床制造机器零件，不久，机器制造业便实现了“用机器制造机器”。到了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英国处处是使用大机器的工厂，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传统的工厂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在大机器的噪音中崩塌瓦解，商品经济成了英国社会的主导。城乡的小生产者、独立的小农民，都被一股脑地抛入资本家的工厂成为了工人，这也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求生方式。但工人也有工人的悲哀，机器大时代的工人是机器的附属，只能依赖机器出卖力气。大厂房、机器设备、原料都是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整个生产过程都由资本家一手掌握。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在不知不觉间建立起来。 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整整提高了２０倍，随便抓一个生产部门，都会为它几十年来直线攀升的业绩吃惊。１７２０年英国的铁产量只有２．５万吨，１８４０年这个数字变成了１４万吨。１７００年，英国的煤炭工人拼死拼活也只能采出２６０万吨煤，而在机器大为普及的１８３６年，英国的煤矿产量足有３０００万吨。 英国的５大工业部门：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交通运输，就好比５大金刚，让英国有足够的实力在世界舞台上称王称霸。１８２０年，英国的工业产量是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其中大部分“英国制造”都被销往英国国外，说英国是世界工业产品的头号供应者，绝对不言过其实。 工业革命发生了，几乎没有哪个英国人没有受到革命的波及，英国的人口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喜欢在伦敦东南地区定居，这里临海凭风，港口众多，货源充足，很多高等学府、大教堂都修建于此。但工业革命后，英国的西北地区犹如一匹黑马，迅速赶超上来，曼彻斯特、伯明翰先后成为英国的工业中心，大批人口涌入这些黑马城市。英国的人口也直线上升，１７５０年时，英国只有７７０万人，到了１８５０年，英国便有了２７５０万人。 就算是那些在偏僻农村生活的人，也感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力量。机器进入了农田，轮作制代替了休作制，农民们很快就摸清了播种机、收割机的使用方法，尽管不少农民都跑到城里做工去了，但在这些机器的帮助下，农业的产量反而提高了。 奔跑在工业时代中的英国人志得意满，没有什么能阻止英国登上世界之巅。英国人得意地看着自己创造的一切，陶醉于工厂的轰鸣声中。他们把泰晤士河变成臭水沟，他们坐着蒸汽机带动的大钢船向海外进军，张扬着他们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海盗本色。 “王后永远是王后”工业革命是英国的幸事，却是乔治三世的不幸。 乔治三世希望把国家的一切都掌握在手，但工业革命的爆发，让他觉得重登权力巅峰的希望愈发渺茫。资产阶级壮大的速度太快了，完全超出乔治三世的想象，他已经不可能像刚登基时那样，对资产阶级吆五喝六了。乔治三世不由有些落寞，他老了，精力和身体都大不如前，他曾渴望成为光耀一世的伟大君王，他努力过，但历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１７８８年１０月１６日，乔治三世在外出骑马时淋了雨，回来后就病了。熟悉乔治三世的人发现，乔治三世的病颇有些不寻常。这位大英国王会突然暴跳如雷，让人胆战心惊，也许他前一秒钟，还在和颜悦色地和人说话。人们起初以为乔治三世压力过大，需要以暴怒的方式发泄一下，然而，在同年１１月的一次午餐聚会上，乔治三世突然跳了起来，抓住威尔士亲王的衣领，死命地将亲王的脑袋往墙上撞，几乎把亲王撞昏过去。 人们这才知道，乔治三世疯了。 人们七手八脚地将乔治三世从温莎城堡抬了出来，带到伦敦一个僻静的郊区。乔治三世被当成疯子对待，而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非常残酷。乔治三世的御医是一家私人精神病院诊所的老板，名叫弗朗西斯·威利斯。威利斯治疗精神病人的方法不外乎训斥、威吓、捆绑。乔治三世很快就被威利斯折磨得不成人样，有时，乔治三世会以绝食、发怒，表示对威利斯的不满。威利斯便会将乔治三世的双腿绑起来架到床上，还给乔治三世穿上紧身衣，让乔治三世动弹不得。 乔治三世和王后夏洛特的感情非常好，但是，在乔治三世患病期间，王后也不愿意和乔治三世接触了，她不忍看乔治三世那任人摆布的可怜模样，她在白金汉宫中，默默地为乔治三世祈祷。 乔治三世的御医发明了一把特定的铁椅子用来限制乔治三世的行动。这个可怜的老国王经常被绑在铁椅子上，饱受羞辱。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乔治三世不无自嘲地称这铁椅子是“加冕椅”。 而相比另一位御医沃伦，威利斯还称得上仁慈，沃伦用斑鳌和芥末调制出一种药膏，据说可以非常有效地治疗乔治三世的疯病。不管乔治三世是否愿意，这辛辣逼人的药膏涂遍了乔治三世全身，很快，乔治三世身上长出疼痛难忍的水泡。而乔治三世周围的人，还把这当成治疗的正常状况。 没有不透风的墙，乔治三世疯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英国人茶余饭后的重点话题。有人说，乔治三世的疯狂只是一种罕见的内科病，无须大惊小怪。有的说乔治三世一直爱恋着他的母亲，感情过于压抑才导致精神崩溃。有的说乔治三世是长期和王后不和，被王后逼疯的。还有的说乔治三世追求一个漂亮的贵族女性未果，伤心过度而精神失常……人类谈起八卦话题，永远兴致勃勃。 直到近代，人们才冷静下来，从乔治三世的病征入手推测乔治三世的患病原因。科学家根据史料的记载，发现乔治三世发病时有如下症状：脉搏过快，浑身发疹，双眼充血，肢体浮肿，声音沙哑，腹部剧疼，失眠，尿液发红。而这些都是卟啉病的特征，卟啉病是一种由于酶缺乏导致的罕见疾病，这种疾病会伤及包括大脑在内的整个神经系统和人的皮肤。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人们才弄清楚这种病的来龙去脉。生活在１８世纪晚期的乔治三世，颇有些委屈地得了大不列“癫”王的称号。 病来如山倒。１９世纪初，乔治三世又得了几次重病，他那强壮的身体，被折磨得如枯槁的老树一样，他的神智也开始混沌起来，显现出老年痴呆症的症状。乔治三世顽强地对抗着病魔，但不幸却接二连三向他袭来。１８１０年，乔治三世最爱的女儿去世了，巨大的悲痛像雪崩一样，压在了乔治三世的身上。他瞎了，整日穿着一件晨衣在温莎城堡的小黑屋里徘徊，他的身上已看不到任何国王的风采。 大英帝国不能没有国王，１８１１年，乔治三世再度病倒时，英国人对国王的康复早已不抱任何希望，议会开始为扶植新国王做准备。 乔治三世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希望儿子威尔士亲王能成长为一个了不起的国王，但过于严格的教育，让威尔士亲王产生了逆反心理。乔治三世好节俭，威尔士亲王却挥霍无度；乔治三世忠诚于妻子，威尔士亲王却处处留情。父子二人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乔治三世犯病时，总追着威尔士亲王打，并非毫无缘由。如果乔治三世可以选择继承人的话，他断不会将王位传给威尔士亲王，但在宫廷的老规矩面前，乔治三世束手无策。 １８２０年，乔治三世去世了，威尔士亲王变成了乔治四世。再没有老父的管教了，放荡不羁的乔治四世将宫廷变成了风月窝，他喜欢被女人追捧的感觉，喜欢她们为自己大呼小叫。人生在世，享乐为先，乔治四世尽情挥霍着他的幸福，那堆积如山的债务，那纷繁芜杂的政务，从来都入不了乔治四世的眼。 乔治四世爱上了英国南部的海滨，将伦敦的事务忘得一干二净。若是在君王专权的时代，一个不问政事、只知玩乐的国王无疑会给国家带来莫大的灾难，甚至直接将国家推向覆灭的深渊。幸运的是，英国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即便乔治四世是举世闻名的浪荡公子、荒淫国王，英国还是欧洲的王者。 支撑英国的不是国王，而是议会、内阁。九泉之下的乔治三世，有理由为国王无权感到庆幸，国王再昏聩，议会和内阁还是清醒的。官员们用不着等国王发号施令，也能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在乔治四世当政时期，英国以首相为领导的内阁制日益完善。在乔治三世病重时，首相便掌握了治国大权。内阁操纵了议会，心思缜密的内阁大臣一次次让英国化险为夷。１８１３年，英国和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在滑铁卢大败军事天才拿破仑，而此时，乔治三世在小黑屋里徘徊，未来的乔治四世在美女身边作乐。 大约在１８１５年的时候，英国的大小事宜就基本由内阁大臣做主了。乔治四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国王，他的生活中除了享乐还是享乐，英国人都对乔治四世那狂放的感情生活习以为常。但让乔治四世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他继位的第一年，英国人就揪住他和王后卡罗琳的婚姻对他大力抨击。当时，就连议会、内阁都不好站出来为乔治四世说话，只能静静地等待这场风波烟消云散。 乔治四世的婚姻并不美满，或许可以将此看作他乐此不疲地寻觅情妇的原因。像大多数国王一样，乔治四世娶卡罗琳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卡罗琳是德意志的布伦瑞克公主，乔治四世的表妹。乔治四世和卡罗琳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７９５年时，那时乔治四世还是王储威尔士亲王，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非常糟糕。乔治四世嫌卡罗琳肥胖，邋遢，不知礼数；卡罗琳在见罢乔治四世后也大呼上当，她之前曾看过乔治四世的肖像画，而那幅画明显将乔治四世美化了。多年纵欲无度的生活，让乔治四世赘肉横生，身材严重走形。乔治四世极不情愿地娶了卡罗琳，卡罗琳也极不情愿地嫁到了英国。婚后不到一年，二人就分居了。卡罗琳一气之下，跑到了意大利。 英国人一向关注王室的是是非非，也习惯将王室绯闻上升至国家大事的高度，当乔治四世和卡罗琳感情不和的消息传来，英国人愤怒了。并非因为他们多爱戴卡罗琳，只是在他们心中，卡罗琳受乔治四世的凌虐，是和广大受压迫者一样的可怜人。 同情，有时也是自私的。与其说英国人在同情卡罗琳，不如说他们是在同情自己。乔治四世从来不会过问供王室挥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也从来不会去想在自己花天酒地的时候，英国民众正在过怎样的生活。 工业革命让英国富了，可底层民众的生活却变得愈发艰难。工人们在环境恶劣的工厂里，机械地劳动着。为了生存，女人和孩子也跑到工厂做工，他们像男人一样承担着沉重的工作，而工资却比男人的还要微薄。一家老小都到工厂工作的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那时的工人每天至少要干１２个小时，一个四口之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到工厂做工的话，一个星期下来，他们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够买２４斤最廉价的面包。１８１０年的纺织工人每星期可以得到４２先令，而到了１８２５年，工人们每周就只能拿到２５先令了。国库财富直线增长，物价直线增长，唯有工资直线下降。 一些工人甚至怀念起做农奴的岁月了，觉得那段日子比工业大革命的岁月好过得多。工人住在低矮简陋的房子里，有的人家甚至连床都没有，整晚睡在麦秸上。乔治四世和他的王后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麦秸。 人们需要一个借口发泄对乔治四世的不满，卡罗琳的遭遇便成了那个突破口。尽管卡罗琳是彻头彻尾的统治者，但愤怒的人已经懒得想这层关系了，他们同情王后是因为痛恨政府。 当卡罗琳从意大利返回伦敦参加乔治四世的加冕礼时，英国人早早做好了迎接她的准备，对王后的尊敬，便是对国王变相的讽刺。卡罗琳在多佛港登陆，港口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鸣放了礼炮。卡罗琳出现在伦敦，人们摇着鲜花夹道欢迎，就连卡罗琳自己都觉得吃惊，自己竟拥有如此多的支持者。伦敦人张灯结彩地欢迎王后的归来，还在门上贴上标语“王后永远是王后”。 乔治四世的卫队将卡罗琳挡在了加冕礼之外，英国人知道后竟呼喊着要将国王扔到水里。乔治四世通过议会给卡罗琳施压，希望和卡罗琳离婚，英国人的反国王情绪又掀起了一个高潮。乔治四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的家事如何能引发这样大的波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内阁只好放弃了为难卡罗琳的念头。 但是，支持王后的行动最终不了了之，卡罗琳在１８２１年暴病而亡。而乔治四世在经历了王后风波后，也出现了心理阴影，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都没有再立王后。乔治四世继续拖着肥胖的身躯在美女中流连，不管她们的身份是高是卑。遗憾的是，乔治四世至死也没有看透王后事件的本质－－民怨。 改革也要很“绅士”想当初，乔治三世使尽浑身解数也没遏制住资产阶级的成长，如今，单单一个乔治四世的胡作非为，也自然不会让英国的工业革命停止运转。乔治四世那肥胖的身躯，无法阻止英国登上巅峰。 有一个好国王不如有一个好制度，再好的国王都难免疏忽犯错，而一个好制度却能将坏国王带来的灾难降至最小。１８２０年，英国人用声援王后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国王和政府的不满，而不是起义、谋杀，这也多少说明了，尽管英国人对现实不大满意，但这不满意的程度还没有达到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抛开乔治四世本人不谈，乔治四世时代的英国，大致看来还是不错的。一个到英国游览的法国人曾忍不住感慨，像英国这样一个尚存在贵族的国家，却可以成功地为平民百姓提供商品，而像法国这样一个砍了无数贵族脑袋的国家，却依然在为贵族进行生产。这一点都不奇怪，法国人将贵族的脑袋砍了，可贵族情结还在；英国人虽有贵族，可贵族已经商人化了。法国政党在拿破仑的威严下艰难求生，英国的政党却趁乔治三世发疯，乔治四世寻欢的功夫，茁壮成长。法国一直在和英国暗暗较劲，可当英国将从海外殖民地搜刮来的财富用于再生产时，法国却将大笔的钱财挥霍掉了。于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达到顶峰时，法国才刚刚领略到工业革命的威力。 英国拉着世界进入工业文明，让更多的国家尝到工业革命的好处，而对英国来说，工业革命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民主政治。 在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给了英国经济更多的自由、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追求完美的英国人还是感到不满，工业化程度越深，经济与制度的碰撞就越大。蓬勃而起的经济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太快，需要更大更合身的“衣服”。 在最开始，英国人也免不了对未来感到迷茫，他们不清楚工业革命会让经济攀升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不知道等在那飞速前进的经济身后的是灾难还是好运。法国人在１７８９年发动了大革命，民众在颠覆王朝时所表现出来的疯狂、魄力以及嗜血的激情，让英国的资产阶级寝食难安，英国的大企业家们，一下子体会到法国王室在破灭前的恐惧。 英国工人对资本家的仇恨情绪一日比一日浓重，说不好哪天，这些工人也会愤然而起，捣了资本家的家，夺了资本家的钱。反抗的情绪可是会传染的，再说，英国人一向关注法国的情形。 几番考虑后，英国的资产阶级还是放弃了改革制度的念头，决心以不变应万变。曾极力反对乔治三世向北美殖民地宣战的爱德蒙·伯克在１７９０年写了一篇文章《法国革命感想录》，在这篇文章中，爱德蒙·伯克试图告诉人们，平等只是一种虚构的想法，社会中存在等级是必然的；国家政治制度是经过万千人长时间审慎考虑的结果，一定要审慎对待；个人的价值来自于其社会成员的身份，个人必须对国家尽义务，在国家面前，个人何其渺小。 伯克的话说穿了，就是要让那些不满于被压迫现状的英国人，放弃追求平等的理想，心平气和地接受被压迫的事实，因为这种事实是必然的，是“审慎考虑的结果”，是个人义务的表现。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劳苦大众，人们的悲惨生活合情合理，起身反抗悲惨生活的人才是大逆不道，因为劳苦大众的悲惨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之源。 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农民认同了伯克的理论，资产阶级对伯克的这番话颇有好感，他们称这番话为“保守主义”。一直到１９世纪工业革命发展到巅峰之时，英国都小心翼翼地奉行着保守主义，没有对制度进行太大的改革。 但该来的总会来的，谁也不能阻挡经济的步伐，经济不断地给制度施加压力，迫使制度不得不变。这种变化，由不得资产阶级不同意。人们对政治民主的呐喊，几乎震破了资产阶级的鼓膜。 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无外乎两种，要么革命，要么改良，前者如狂风暴雨般摧枯拉朽，后者则是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法国大革命是前者的代表，英国的光荣革命则是后者的典范。但在实际操作中，摧枯拉朽和潜移默化总是交替进行的，法国人在大革命前曾进行过温柔的改革，英国人在光荣革命前，也杀过国王。 不过，就温文尔雅的英国人来说，相比之下，他们还是更喜欢润物细无声式的改革。在改革之前，英国议会就是贵族的天下，英国没有独断专权的国王，议会却取而代之。对平民百姓而言，国王也好，议会也罢，都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民主风尚。虽说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英国的政治氛围宽松得多，但相对它无国能敌的经济，这种宽松远远不够。 １８１５年，法国的大独裁者拿破仑，被英国人扭送到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对法战争的结束，让英国的官员大臣们可以静下心来思考英国制度的问题，战争激化了英国国内的矛盾，他们必须想办法避免民众掀起革命。 防止革命的最好办法，就是分给满腹牢骚的民众一些政治权利，平息人们的怒火。辉格党人建议先找出宪法中可能被民众钻空子的地方，防患于未然，托利党人建议实行多种改革，在当政者和民众间建构沟通渠道，免得双方斗得你死我活。 爱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不那么受欢迎了。 １８２９年，爱尔兰人的内战如火如荼，托利党人把持的威灵顿政府被弄得焦头烂额，情急之下，威灵顿政府制定了《天主教解放法》，赋予了天主教徒平等的政治权利，允许天主教徒担任公职。而英国从１６世纪开始，就一直严厉禁止天主教徒出任公职。爱尔兰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天主教解放法》一出，很多嚷嚷着要和英国政府对抗到底的爱尔兰人逐渐平息了怒火。爱尔兰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威灵顿政府切身体会到，给民众一定的民主，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不过，这部《天主教解放法》也成了辉格党攻击托利党的把柄。那些信仰国教的英国人对《天主教解放法》怨气冲天，辉格党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人的情绪，在接下来的议会大选中，将托利党挤下了台。同时，辉格党又利用托利党内部的分裂，拉拢了一些托利党员，和他们一起，组建了格雷政府。 大选的风头刚过，英国人就自发地行动起来，为争取政治民主努力，他们或几个一伙成立政治组织，或团结起来向资本家示威。格雷政府只得制订改革方案。方案在下议院顺利通过，但在托利党人占优势的上议院则惨遭覆灭。得知这一情况后，英国平民不干了，他们抗议、游行、示威，甚至还制造了暴力事件，上议院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看着上议院的遭遇，辉格党人明白，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１８３２年，辉格党又制定出一份议会改革方案，方案在下议院通过后，格雷政府悄悄和当时的英国国王威廉四世打了招呼，希望威廉四世在必要的时候，让一些支持改革的贵族进入上议院。但威廉四世可不希望给民众什么政治民主，威廉四世是个平庸的国王，他看不出政治民主化是大势所趋。 辉格党人并非孤身一人与上议院奋战，在民间，百姓们不惜用鲜血支持辉格党人的行动，上议院终于屈服了。其实，左右上议院的托利党人也并非是反对政治民主化本身，他们只是想打击辉格党罢了，当他们发现继续以反对改革方案的方式打击辉格党不会给自己带来半点好处时，他们放弃了。托利党终归不想成为全英国的靶子。 辉格党人的议会改革方案开始实施了，５６个破败的选区被取消了，议席将重新进行分配。但凡总财产在１０英镑以上的人，都可以参加选举。１０英镑可不是小数目，１英镑等于２０先令，１０英镑就是２００先令，而一个普通工人的周工资，只有２０多先令罢了。拥有１０英镑财产的，是社会的中间阶层。辉格党将中间阶层拉拢到自己身边，将曾经为改革方案呐喊得声嘶力竭的社会底层弃之不顾，这让底层民众忽然有被愚弄的感觉。中间阶层拥有了政治权利后，就和底层民众疏远起来，他们懒得为底层民众的权利奔走呼告。人到底是自私的动物。 辉格党的政治手段着实高超，１０英镑的选举权门槛，既使辉格党削弱了议会中的贵族势力，又使辉格党得到了中间阶层的拥护，还成功离间了中间阶层和底层民众的感情，真可谓一箭三雕。但不管怎样，就英国来说，改革之后，能在政坛说上话的人多了，确是一件好事，英国毕竟迈出了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在１８３２年的议会改革之前，英国人不清楚贵族们在光荣革命时奠定的、通过和平妥协完成政治变革的方式是否在中间阶层同样行得通。１８３２年的议会改革，像是一场实验，让英国的政治家看到，和平妥协的改革办法，在中间阶层非常适用。狂风暴雨般的革命虽痛快淋漓，但其给社会造成的伤痛却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的。１８３２年，英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上层人士可不希望出现什么暴动，而过早地结束经济发展的好时代。 英国人非常理性，明白适可而止的重要性，也很擅长衡量一件事情的利害得失。当权者知道对民众的要求，适当适时地做些让步，比不分青红野蛮镇压，更有好处。被压迫者也清楚，见好而收，一点一点地扩大自己的权利，比一步登天一下子得到所有权利，更加现实。 英国人在平和的氛围中实现了君主专制向寡头政治的过渡，又在平和的氛围中进行着寡头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温和地进行社会变革，似乎成为英国政治的独特风格。 英国的政党制度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而完善。英国是世界上最先形成政党政治的国家，乔治三世巩固王权时，英国的政党政治受到冲击，但乔治三世一垮台，政党政治就又散发出光彩。 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托利党在年轻的政治家小皮特的带领下，登上了事业的高峰。乔治三世发疯不能自理，小皮特就成了英国实际上的主人，托利党在因《天主教解放法》败给辉格党之前，已经把持政坛近五十年。在这５０年里，辉格党从没有停止过对托利党的攻击，托利党同样没有停止攻击辉格党。强者诞生于竞争之中，为了在政坛站稳脚跟，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完善着自己，它们成熟了，英国的政党政治也跟着成熟了。 小皮特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２４岁时就成为英国首相，他通过掌管官员薪水，成功地让托利党抱成一团，让所有托利党人都认同了保守主义。托利党的组织性在小皮特的努力下，大幅度地提升。 托利党的成熟过程是凝聚的过程，辉格党的成熟过程则是大浪淘沙的过程。１７６６年，因为乔治三世的打压，部分辉格党人投向“国王之友”的怀抱，部分辉格党人则组成“有组织的反对党”，和“国王之友”抗衡。１７９４年，因对待法国大革命态度的不同，部分辉格党信奉起保守主义，站到了托利党一边，部分辉格党则积极为民众谋求民主政治。１８０９年到１８１２年，那部分坚决不向托利党妥协的辉格党人，顶住强大的政治压力拒绝进入内阁。 托利党和辉格党，旗鼓相当，泾渭分明。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光荣革命后的历史中变弱了，都有可能被另一个吞掉。 １８３２年的议会改革成了英国政党政治的转折点，托利党人因恪守保守主义，得了“保守党”的名字；辉格党锐意改革，显露出自由主义的特征，得了”“自由党”之名。自１８３２年后，“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名字逐渐取代了“托利”、“辉格”，今天的人，还是习惯称它们为“保守党”、“自由党”。 其实，英国政坛上不单只有保守党和自由党两个党，只不过在议会中，那些林立的小党大多都依附在这两个党派身上。英国的议会始终是保守党和自由党角逐的天下。有人做过统计，１８３５年议会中９５％的小党都投靠了这两个党，而到了１８３７年，只有２％的小党拒绝成为保守党、自由党的附属。即便这２％的小党团结如铁板，它们在议会投票时能发出的声音也微乎其微。 在议会中，为了保证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成员能够做到为大英、为他们的党派，而不是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筹谋打算，保守党和自由党都设立了督导员制度。每当议会进行分组投票时，督导员就会站出来告诉本党议员，凡事以国、党为大。而且验票、核实投票结果的工作也是由督导员做的。督导员的出现，使议会内政党组织更加完善。 在议会外，保守党和自由党分别设立了常设性政党组织。保守党的常设性政党组织是”“卡尔登俱乐部”，该组织堪称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央党组织。几年之后，自由党的常设性党组织也建立起来，取名“改革俱乐部”。不久，两党又纷纷在地方设立常设性党组织，加强自己的影响力，也方便进行选民登记和党员发展工作。 政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资金做发展后盾，保守党和自由党都有自己的小金库，用来资助候选人进行议员大选。在议会改革之前，这两党的竞选基金就达到了数万英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保守党和自由党的竞争由来已久，第一次议会改革后，二者更加势如水火。英国从此分裂成两大对立的政党，人们在投票时，要么支持保守党，要么支持自由党。那些林立的小党几乎都依附于这两个党身上，与其支持那小党，不如直接将票投给这两个大党。 １８３２年议会改革之后，英国成了一个两党制国家，后来的很多国家在进行政党建设时，都会不由自主地以英国的两党制为参考。 民主政治在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对抗、竞争中发展起来，而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工业革命在政治方面的成果。英国人是保守的，他们热爱传统，但英国人却不会为了秉承某一传统而拒绝“与时俱进”，他们务实而通达，既然现实需要民主政治，他们就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自觉地顺应时代发展，让英国不断壮大。 １８５１年５月，两党制建立后１９年，英国人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终于到了大英帝国向世界显示力量的时候了。为了这次博览会，人们特地在公园里做了一个高２０．７米，长５６３米的水晶宫，足足是圣保罗大教堂的３倍。这座水晶宫耗资８万英镑，差不多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竞选基金的总和。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伦敦，见识英国的繁荣富足，他们很快就发现，水晶宫内的展品比水晶宫本身还令人惊叹。英国的七万多厂商将自己最优秀的展品陈列到水晶宫中，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老大地位无人能及。参加世博会的，也有很多外国厂商，但只有英国展出的几乎全是工业产品，其他国家拿出手的大部分是农业或手工业产品。在展出的“英国制造”中，有能举重１１４４吨的水压机、３０多吨重的火车头、７００马力的海船引擎……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也是只有英国才有能力制造的工业产品。英国人特地将一块重达２４吨的大煤块放在了展厅入口，似乎是在对参观者说：“看，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威力！”白金汉宫迎来了最荣耀的时代，它的新主人维多利亚女王，在目睹了世博会的盛景后，不由热泪盈眶。与此同时，东方的中国人才刚刚睁开迷蒙的双眼，在外国人的欺凌下痛苦地接受天朝上国梦破灭的事实。 第二部分 第四章 编织“日不落帝国” 维多利亚女王把英国带入了最为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洋溢着“维多利亚风尚”的白金汉宫，把“日不落帝国”的大旗插到了世界上所有能被太阳照射的地方。而在亚洲，印度，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王冠上最耀眼的钻石，灼灼生辉；中国，在被英国狠狠抽了耳光后，无力呻吟。 “维多利亚风尚”随着英国经济、政治的高速发展，到１９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社会秩序和风气，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出现了很大变化，“维多利亚风尚”就是那一时代的标志。 经济的优越使社会繁荣，教育、卫生、交通、治安条件等等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而生活条件的优越，使人们自身素质得到提高，特别是在中上层阶级，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他们的心态和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他们的女王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维多利亚女王还没有即位的时候，英国还处在乔治家族的统治下，乔治家族统治下的社会风气，与维多利亚时代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乔治一世到乔治四世，这个手把王权的家族就没有离开过丑闻，独断与专横、贪婪与乱伦、赌博和吸毒……无时无刻不在国内外传播。在英国人们的心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乔治四世的死更加令人痛快，因为乔治四世死后，乔治家族在英国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美与丑，往往是对比出来的。“维多利亚风尚”与龌龊的乔治家族时代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１８３７年，维多利亚即位的时候，乔治时代时的恶俗还在社会上蔓延。平民队伍里有着为数不少的小偷小摸的流氓，富人堆里又处处可见作威作福的纨绔子弟，此外，妓女行当也盛行一时，性病等疾病猖獗蔓延。１８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下登基。尽管最初女王没有表现出要大力整顿社会风气的意愿，但是，在她与阿尔伯特亲王完婚后，人们从阿尔伯特为王宫制定出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上，可以感受到女王清除宫廷污秽的决心。 １８４０年，维多利亚女王与表兄阿尔伯特踏上了红地毯。阿尔伯特虽然在法国腐败的宫廷里长大，却生性耿直、清高。而维多利亚女王，也对白金汉宫那些肮脏的往事深恶痛绝，她不愿意和自己的丈夫居住在一个荒淫的宫殿里。 维多利亚女王容貌并非十分出众，但在她身上可以看到睿智，体会到其与众不同的魅力。阿尔伯特也不是个翩翩公子，但他是个精明的政治家，还是一本“走读的百科全书”。两人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很快，原本混浊的宫廷就在阿尔伯特亲王的治理下，变得清澈了许多。阿尔伯特制定了严格的规章，禁止宫廷内淫乱和私通等恶俗事件的发生，而维多利亚女王在装束上选择了端庄和典雅，为英国女人们树立了一个淑女典范。 王宫内空气的净化，英国人民是有目共睹的。而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的和谐婚姻，也被国民们传为佳话。起初，二人在婚姻生活上并不是十分顺利，维多利亚女王难免会摆出大英国女王盛气凌人的样子，与年轻气盛的阿尔伯特亲王自然会产生矛盾，不时发生口角。不过，这种现象没有持续多久，维多利亚女王就为阿尔伯特亲王的包容和才华所倾倒，两人的生活日渐和谐。慢慢地，人们经常看到阿尔伯特夫妇手挽着手进出于白金汉宫，也经常在一些重大的活动现场找到他们恩爱的身影。 二十余年里，他们留给世人的，总是美满与和谐，而他们的９个子女，也早早地被灌输了严格的道德准则和宗教意识，尽管第二个孩子爱德华绯闻较多，但这无损维多利亚夫妻精心打造的宫廷风气。１８５１年，阿尔伯特亲王亲自主持了展示英国昌盛和强大的世界博览会，除了展示了大英帝国强盛的国势，也将英国的新鲜空气展示在世人面前。 幸福总是太过短暂。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的和谐生活仅维持了二十多年，阿尔伯特亲王还没有等到维多利亚巅峰时代的到来，就于１８６１年不幸去世了。这对于维多利亚女王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失去爱人的维多利亚，过了几年的隐居生活。那段时间，人们很难看到她，就连英国首相也不能频繁觐见她，很多事情都只能自行解决。尽管如此，维多利亚女王还是保持着与丈夫长久树立的形象。就在英国贵妇们互相攀比雍容华贵的衣着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始终以其贤淑端庄的形象，影响着整个英国社会。就如同她所说，她要竭尽余生来完成丈夫所没有完成的事业。 事实证明，女王做到了，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她把英国带入了最为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把大英帝国的大旗插在了世界上所有能被太阳照射的地方，让整个世界都领略到了这个“日不落帝国”的“维多利亚风尚”。 受到女王夫妇的影响，沐浴着“维多利亚风尚”的人们，将对婚姻和家庭的重视看成了道德规范的一大内容。他们始终坚信，婚姻和家庭是神圣而美好的，人的品格首先是在家庭的熏陶和教化下塑造出雏形的。怀着这样的信念，人们逐渐缅怀起死去的慈善家威廉·威尔伯福士，开始把威尔伯福士对严格家庭规范的呼吁视为己任，宁愿摒弃那些腐蚀人身心的鸦片，宁愿把衣服上沉甸甸的珠宝收起来，而在家里摆放上《圣经》，不时拜读，洗涤心灵，教化子孙。 随着经济的增长，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相继摆出一副重视教育的架势后，英国人民也在女王对其９个子女的教育中，意识到对孩子进行系统教育的必要性。当然，系统教育绝对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完成的，要让孩子受到更多更全面的教育，还得将孩子们送入一个环境较好的学校进行学习。 早在混浊的乔治家族统治英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呼吁对学校进行改革了。１８２８年，任拉格比公学校长的托马斯·阿诺德执意进行了一次旨在培养学生品行的改革。阿诺德发表了《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一书，将他对学校的管理和改革生动地展示出来。随着这本书的广泛发行，许多学校竞相效仿，学校风气也逐渐得到净化。 在人们关注教育改革的同时，自身的精神文明生活也在相应地提高。这一时期，英国的一些著名人物创造出他们的不朽代表作，狄更斯的《小杜丽》《双城记》等作品，成为了人们青睐的精神食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更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它不仅终结了神创论关于上帝创造人类的统治地位，还将生物学率先提升到科学高度，对人类的思想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良好的社会风气的熏陶下，不少一贫如洗的人靠自己的奋斗取得了成就，他们开始大力宣扬洁身自好、自强不息、帮助他人的美德。最为典型的，便是苏格兰作家萨姆伊尔·斯迈尔斯，他出版了训诫性著作《自助》，其销量经久不衰。 由于著作的广泛流传，使得下层平民也有了读书的机会，许多下层平民对某些通俗读物耳熟能详。受到这些读物的影响，人们在开始注意改变自己的不良嗜好，改善与他人的关系。下层平民对读物的接受和渴求程度不断增加，一些富有商业头脑的作家、出版商，便开始利用出版物来对数以百万的家仆进行道德上的教化，最为突出的要数《家务管理》一书。这本书的内容大致是介绍来自乡村的仆女们所必备的服务能力和职业操守，同时劝服她们要忠诚、尽职地为主人效劳。 毫无疑问，“维多利亚风尚”是当时英国人顶礼膜拜、身体力行的一幅美丽画卷。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礼，这副画卷不仅没有褪去色彩，反而更加光彩夺目。 “维多利亚风尚”的光彩，在英国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昔日小流氓们酗酒闹事的地方，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了人们闲暇看报的场所；而当初淫乱不堪的妓院，这个时候也成为了生意人经商的地方。不光如此，尽管穷人依然是个庞大的群体，但可喜的是，在“维多利亚风尚”的熏陶下，还是出现了一些穷人通过自身奋斗晋升为中产阶级的闪光点。 可以说，“维多利亚风尚”是宽泛的，它不是只表现于某个方面，而是覆盖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某种程度来看，也可以说它是抽象的。它不仅富有宗教色彩，也富有科学气息。但是，不可避免地，它也有一定的局限，它的核心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要求人们行为的道德和规范。 凡事不能只看一面。“维多利亚风尚”在对民间风气和宫廷文化进行整饬的时候，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这种不足之处，充分体现在“维多利亚风尚”的局限性上。它所宣扬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大都旨在要求人们循规蹈矩。比如《家务管理》一书的发行，就旨在训诫仆人们要对主人言听计从，不应采用任何暴力犯上作乱。“维多利亚风尚”在讲究尊卑关系的时候，还维护着传统的社会等级，允许尊长对犯下者进行体罚，它规定父亲可以鞭笞儿子，也规定了工人可以被工头抽打等等。这些不尽合理的行为准则，在很多时候都会被上层阶级利用，成为他们禁锢下层平民的工具。 “维多利亚风尚”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它延续了长久以来的对女性歧视的传统。当时，男子总会有优越感，著名的作家罗斯金还公开宣扬男子是创造者，妇女只能受男子的指使。在白金汉宫，当维多利亚女王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她赶紧询问丈夫，婴儿是男孩还是女孩，阿尔伯特亲王告诉她是女孩。维多利亚女王又急忙问阿尔伯特是否满意，阿尔伯特怀着对妻子的无比爱怜和尊重，称自己当然满意，但是，他又补了一句，“但是英国民众是否会有一点点失望呢？”维多利亚女王此刻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女性的身份，她略表歉意又信心十足地说：“我保证，下次一定是个王子。”这对至高无上的夫妻间简短的对话，不难看出那时男尊女卑的风气有多么盛行，就连女王都因生公主而不安，而她统治之下的女性们，又是怎样忍气吞声呢？著名的女作家萨拉·爱丽丝还将教导女子视依附男子为荣的理论写在《致英国母女们的信笺》一书里。而那些下层女仆们则往往要忍受更大的痛苦，很多时候，她们被男主人诱奸或者强奸都忍气吞声，有了私生子的女仆还要硬着头皮另谋生计。而生活在上层的女性们，很多都选择了没有男性压制的单身生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女性们往往只能依靠具有绅士风度的男性们的施舍来满足与生俱来的自尊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忍气吞声，一些崇尚自我的女性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反抗。１９世纪后期，先后出现了一些要求普选权的妇女团体。 实际上，“维多利亚风尚”的实施，许多时候也不免有流于表面之嫌。白金汉宫向来是“维多利亚风尚”的摇篮，但是，就在维多利亚女王夫妇极力营造出一种和谐气氛的时候，爱德华王子也不时陷入婚姻纠纷、桃色事件；就在英国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维多利亚风尚”也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治理了以往那些偷鸡摸狗的现象后，新的恶俗又冒出水面，层出不穷；在清理了以往小流氓闹事的角落后，另一个角落又出现了更为恶劣的打架斗殴；以前在妓院里沉沦的妓女们，在这一时期也受到新风尚的“洗礼”，部分开始转为“职业妓女”，打着正当生意的招牌，出没于繁华的街头。 “维多利亚风尚”作为一股时代潮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整个英国的社会风气，但是，那也仅仅是表面上的。须知，要根本改变不良风气，那是要经历相当长的时代，不是一个女王时代就能完成的。 新“殖民”观编织的“日不落”殖民大帝国在“维多利亚风尚”弥漫于整个白金汉宫，乔治家族留给白金汉宫的乌云被渐渐驱散后，白金汉宫飘荡着芬芳。尽管它的成就只是在表面上，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英国，财富与国力都在同步聚敛和上升，而“殖民”也在那时成为了英国称霸世界的代名词。 英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大国。早在１７８３年以前，它一直陶醉在对外扩张的自豪中。但是，１７７５年，随着莱克星顿的第一声枪响，英国这个殖民帝国的理想版图逐渐支离破碎。８年后，北美殖民地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束缚，告别了不堪回首的殖民地岁月。面对北美的独立，英国人失落了，甚至他们还沮丧地认为，大不列颠的太阳不久就会陨落。但事实上，在北美虽然受挫，英国随后的国运却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反而，在那数十年后，英国成为了连罗马君主都要甘拜下风的世界霸主。 在今天世人依然为当时英国的盛况叹服之时，也不免会好奇当时是什么神迹降临了这个国度。其实，重新踏过历史的脚印，不难发现，这是英国帝国观转变的结果。而这个转变，让英国最终在整整百年内称霸世界，成为横跨全球，空前绝后的“日不落”帝国，估计这也是当时英国人始料未及的。 １７８３年，北美宣告独立的那一年，看似是英国帝国陨落的前兆，其实不然。恰恰相反，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到１８ｌ５年这段时期，是英国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过渡时期，帝国观转变也由此开始。 早在北美独立战争的那段岁月，“自由贸易”就逐渐在英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当时，英国的工商业受到工业革命的带动，对传统的重商主义进行了猛烈撞击，这种碰撞产生的结果，便是工商业的优势占了上风，代表它的经济自由主义初露锋芒，开始引领自由贸易理论。自由贸易，它要求国与国之间对商品交易能够实现自由的流通，货物免关税，流通畅快都是它的特点。而重商主义则认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彼此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无政府状态，奉行重商主义的时候往往竭力进行海外掠夺，把财富的多少作为国力的象征。 在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９年间，英国的自由贸易逐渐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也是英国以新理念为指导，重塑新帝国形象的开始。 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可以称得上是新理念传播的先驱。他们最早反对重商主义，认为自由贸易使各个文明都达到经济上的发达，并主张摒弃以往垄断殖民地贸易的方式，建立开放的殖民地对外贸易。他们的理论提出后，英国逐渐对拓展新的殖民地失去了兴趣，更确切地说，英国已经对殖民地的行政控制权不那么在意了，他们将视线对准了海外贸易，那些有利于重建帝国形象的海外港口、海岛、原料产地以及销售市场等，都是英国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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