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大师——开释人生-4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这二乐之中坦荡的是清白正直的人格。南怀瑾先生讲，《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臣崔抒弑杀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一怒之下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他的弟弟仍然如此写，崔抒又杀其弟，后来他的另一位弟弟，写史书时，仍然是“崔抒弑其君”，崔抒无奈，只好由他去了。故事还有一段插曲，“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即书矣，乃还”。即一个同样是写史书的人听说两位太史被杀，竟然拿着“崔抒弑其君”的书简，前去声援，在半路听说这件事情已被写入史册，才在中途返回。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史书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用鲜血换来了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齐国“太史简”体现了史家的正直人格，正是俯仰无愧天地也。为此，南怀瑾先生告诫我们说，世间之事，当不问成败，只问是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当得起“问心无愧”四个字。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绝非取决于片面，唯有尽心尽力，俯仰无愧，谦冲自牧，有为有守，其人格精神方能可大可久，千古流芳，否则，短视近利，纵然叱咤一时，仍会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激不起任何涟漪。人生一世，不卑不亢，没有傲气却有傲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做人如此，夫复何求?足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第三乐之中虽隐隐透出孟子欲揽天下人怀的理想和一点大丈夫的自负，但是南怀瑾先生说，我们不妨这样解读：这是一份将自身德行推己及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关怀，这样的快乐是众乐之乐。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思想家，总是想让自己的思想发扬光大，惠及天下苍生。而其唯一的途径就是“传道授业”，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发展并最终使天下百姓获益，这是真君子所为，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南怀瑾曾讲过这样的故事：山西河津人王通，隋朝末年的著名学者，“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祖父，史书上称他为“名儒”。他自幼喜好读书，学习十分刻苦。据说他曾有6年时间不脱衣睡觉，困倦难耐时就躺一会儿，起来再学。后终学有所成，因怀才不遇，便返回家乡河东教授学生。当时慕名来他门下求教的弟子多至千人。唐朝初年的良相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人，都是王通的门生。他的学说在当时流传很广，名气很大，为此，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一些古书上还说，正是因为王通给房玄龄、魏征等唐朝初年的著名臣相们讲学论道，才造就了唐王朝日后将近300年的大业。王通这个儒家学者的柔弱手指，竟能演奏出大唐帝国的最强音。可见他真正体会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第三乐，并因之开辟一代盛世景象，名垂千古。英才皆由自己教化而出，桃李满天下，人生若此，岂有不乐之理?尽享天伦，无愧于心，且与天下苍生同欢乐，孟子的“君子三乐”，从个人而天下，真是道尽人生最大乐事。人生不满百，求的就是一快乐。快乐有很多种，而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绝不会局限于自身之乐，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天下人快乐，我就会更快乐。　　淡对荣辱，人生古刹升起平和的祥云孟子一生不得意，他的思想不为当世君主所接受，还受到各种中伤。但他为人豁达，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意思是我的思想如果可行，那么自然会被推行。如果行不通，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而行得通、行不通则不是人力可以决定的，需要靠天意了。南怀瑾先生认为，这句话正体现了孟子的人格魅力，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精神，救天下，救国家，救社会；不得机会，则自己修身养性，宠辱不惊，一切处之泰然。南怀瑾先生说，人须能用物而不为物用，不为物累，但能利物，才能成为无为之大用。人生在世，或得意，或失意，宠辱境界的根本症结所在，皆是因为有身而来；宠，是得意的总表相。辱，是失意的总代号。当一个人在成名、成功的时候，若非平素具有淡泊名利的真修养，一旦得意，便会欣喜若狂，喜极而泣，自然会有震惊心态，甚至得意忘形。古今中外，无论是官场、商场，抑或情场，都仿佛人生的剧场，将得意与失意、荣宠与羞辱看得一清二楚。南怀瑾先生用诸葛亮的一句名言鞭策我们要不因荣辱而保持道义：“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所谓得意失意皆不忘形，宠辱而不惊，便是此意。“宠辱不惊”这个词来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唐代有一个人名唤卢承庆，字子佘，为考功员外郎，专司官吏考绩，因其秉事公正，行事尽责，广受赞誉。一次，有个官员发生了粮船翻沉的事故，应受到惩罚，于是他给这个官员评定了个“中下”的评语，并通知了本人。那位受到惩处的官员听说后，没有提出意见，也没有任何疑惧的表情。卢员外郎继而一想：“粮船翻沉，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能力可以挽救的，评为‘中下’可能不合适。”于是就改为“中中”等级，并且通知了本人。那位官员依然没有发表意见，既不说一句虚伪的感激的话，也没有什么激动的神色。卢员外郎见他这般，非常称赞，脱口称道：“好，宠辱不惊，难得难得!”于是又把他的考绩改为“中上”等级。但是，随着现代社会追求效率的快速生活节奏，我们渐渐失去了对待名利的优雅。那种恬静如诗般的岁月对现代人来讲已成为最大的奢侈和批判对象。内心的声音，便在这种繁忙与喧嚣中被淹没了。物的欲望在慢慢吞噬人的性灵和光彩，我们留给自己的内心空间被压榨到最小，我们狭隘到已没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怀和眼光。但是有一个老铁匠却是例外。老街上有一位老铁匠，由于早已没人需要打制的铁器，现在他改卖铁锅、斧头和拴小狗的链子。他的经营方式非常古老和传统。人坐在门内，货物摆在门外，不吆喝，不还价，晚上也不收摊。你无论什么时候从这儿经过，都会看到他在竹椅上躺着，手里是一个半导体，身旁是一把紫砂壶。他的生意也没有好坏之说。每天的收入恰好够他吃饭、喝茶。他老了，已不再需要多余的东西，因此他非常满足。一天，一个文物商从老街上经过，偶然看到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壶，因为那把壶古朴雅致，紫黑如墨，有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风格。他走过去，顺手端起那把壶。壶嘴内有一记印章，果然是戴振公的。商人惊喜不已。他端着那把壶，想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它。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老铁匠先是一惊，后又拒绝了，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的，他们祖孙三代打铁时都喝这把壶里的水，他们的汗也都来自这把壶。壶虽没卖，但商人走后，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这把壶他用了近60年，并且一直以为是把普普通通的壶，现在竟有人要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它，他转不过神来。过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都是闭着眼睛把壶放在小桌上，现在他总要坐起来再看一眼，这让他非常不舒服。特别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茶壶后，蜂拥而至，有的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有的开始向他借钱，更有甚者，晚上推他的门。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他不知该怎样处置这把壶。当那位商人带着20万元现金第二次登门的时候，老铁匠再也坐不住了。他招来左右店铺的人和前后的邻居，拿起一把斧头，当众把那把紫砂壶砸了个粉碎。现在，老铁匠还在卖铁锅、斧头和拴小狗的链子，据说他已经102岁了。漠视身外之物，老铁匠宁可砸了紫砂壶，也要保持生活的宁静。也许，那把壶会给他带来财富，带来荣耀，但是那些都不是他内心想要的，他只想拥有一种平淡宁静的人生。所以，有没有那把壶又有什么关系呢?《菜根谭》里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为人做官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般平常，才能“不惊”；视职位去留如云卷云舒般变幻，才能“无意”。“闲看庭前”大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意：“漫随天外”则显示了目光高远，不似小人一般浅见的博大情怀，一句“云卷云舒”又隐含了“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崇高境界。所以，南怀瑾先生借古人的一句话，说明了他的人生观点：对事对物，对功名利禄，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正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从来圣贤皆寂寞，真名士者自风流。只有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方能心态平和、恬然自得，方能达观进取、笑看风云。　　富贵于我如浮云，参透名利退全身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上演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政治的险恶，入世与出世，成为中国仁人志士艰难的抉择，既铿锵刚劲，又痛苦无奈。青史上许多留名之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功”与“身”的平衡点。“儒”是进取的，理性的，是社会的，宗族的，是油然于心的；而“道”呢，则是个人的，直觉的，是天然的，无可奈何的。儒和道，看似不相融，其实却息息相通，犹如一面古镜的正反两面。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业既成，抽身退去，天道使然。花开果生，果结花谢，自然之道。南怀瑾先生笑言，老子对人生的洞察是智者的深邃，一眼便窥透了人性中深层的内核。人莫不爱财慕富，贪恋权势，但凡能够及时抽身引退，总能一生圆满。所谓“功成身退”，并非指一定要隐居山林、归隐田园。功成身退只是一种对待功名的态度，即使有了大功劳也不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只会引来无妄之灾。历史上，石琚对“功成身退”作出了绝佳的演绎。金熙宗天眷二年，石琚考中进士，任邢台县令。当时官场腐败，贪污成风，邢台守吏更是贪婪恶暴，强夺民财。在此环境之下，石琚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不仅不贪不占，还多次告诫别人不要贪取不义之财。他常对人说：“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怎么能利令智昏，干下不仁不义之事呢?人们都知钱财的妙处，却不闻不问不义之财所带来的隐患，这是许多人最后遭祸的根源啊。”有人对石琚的劝告置之一笑，还嘲笑他说：“世事如此，你一个人能改变得了吗?你的这些高论说来动听，实际上却全无用处，你何苦自守清贫，不识时务呢?要知无财才是大祸，你身在祸中，尚且不知，岂不遭人耻笑?切不可再言此事了。”石琚又气又怒，他当面对邢台守吏又规劝说：“一个人到了见利不见害的地步，他就要大祸临头了。你敛财无度，不计利害，你自以为计，’在我看来却是愚蠢至极。回头是岸，我实不忍见到你东窗事发的那一天。”邢台守吏拒不认错，私下竟反咬一口，向朝廷上书诬陷他贪赃枉法。结果，邢台守吏终因贪污受到严惩，其他违法官吏也一一被治罪，石琚因清廉无私，虽多受诬陷却平安无事。石琚官职屡屡升迁，有人便私下向他讨教升官的秘诀，石琚总是一笑说：“我不想升迁，凡事凭良心无私，这个人人都能做到，只是他们不屑做罢了。”来讨教的人不信此说，认为石琚是在敷衍自己，心怀怨气，石琚见此又是一笑道：“人们过分相信智慧之说，却轻视不用智慧的功效，这就是所谓的偏见吧。”金世宗时，世宗任命石琚为参知政事，万不想石琚却百般推辞。金世宗十分惊异，私下对他说：“如此高位，人人朝思暮想，你却不思谢恩，这是何故?”石琚以才德不堪作答，金世宗仍不改初衷。石琚的亲朋好友力劝石琚，他们惶急道：“这是天大的喜事，只有傻瓜才会避之再三。你一生聪明过人，怎会这样愚钝呢?万一惹恼了皇上，我们家族都要受到牵连，天下人更会笑你不识好歹。”石琚面对责难，一言不发。他见众亲友喋喋不休，最后长叹说：“俗话说，身不由己，看来我是不能坚持己见了。”石琚无奈接受了朝廷的任命，私下却对妻子忧虑地说：“树大招风，位高多难，我是担心无妄之灾啊。”他的妻子不以为然，说道：“你不贪不占，正义无私，皇上又宠信于你，你还怕什么呢?”石琚苦笑道：“身处高位，便是众矢之的，无端被害者比比皆是，岂是有罪与无罪那么简单?再说皇上的宠信也是多变的，看不透这一点，就是不智啊。”石琚在任太子少师之时，曾奏请皇上让太子熟习政事，嫉恨他的人便就此事攻击他别有用心，想借此赢取太子的恩宠。金世宗听说后十分生气，后细心观察，才认定石琚不是这样的人。金世宗把别人诬陷他的话对石琚说了，石琚所受的震撼十分强烈，他趁此坚辞太子少师之位，再不敢轻易进言。大定十八年，石琚升任右丞相，位极人臣，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石琚表面上虚与委蛇，私下却决心辞官归居。他开导不解的家人故旧说：“我一生勤勉，所幸得此高位，这都是皇上的恩典，心愿已足。人生在世，祸在当止不止，贪心恋栈。”他一次又一次地上书辞官，金世宗见挽留不住，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世人对此事议论纷纷，金世宗却感叹说：“石琚大智若愚，这样的大才天下再无二人了，凡夫俗子怎知他的心意呢?”石琚可谓深请进退之道，能进能退，把握得极其有度，所以才能在官场混迹多年而屹然不倒。提及石琚，不由想到李斯，当初他贵为秦相时，“持而盈”，“揣而锐”，最后却以悲剧告终。临刑之时，李斯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他临死才翻然醒悟，渴望重新返璞归真，在平淡生活中找寻幸福，但悔之晚矣。人世容易出世难，许多人便是没有“真人”的态度，而陷入富贵名利中，最终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的结局。看透功名利禄，看破世间百态，该进则进，当退则退，不要偏执一心，不要被世俗蒙蔽了眼睛，才是南怀瑾先生劝诫众位的本意。须知，功成、名遂、身退，乃天之道。　　不出卖自己的精神主权丰子恺先生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悟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如此：前头牵了一只羊，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就算走向屠宰场，也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后采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需用绳子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两只，其余的就会跟了上岸。即使在四通八达的港口，也没有一只鸭肯离群而走自己的路的。”丰子恺先生的这段话其实深刻地触到了做人的一个原则，跟着别人后面走，结局也同别人一样。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凡事要有自己的主见，要学会自己拿主意，坚定自己的立场，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要因为他人的评价而放弃自己内心的想法，不做别人毁誉的“奴隶”。字画皆人生，疏淡之间，意趣横生，细细思量，的确有一条隐在尘世中的绳索，牵着在生活中迷乱的人们。“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说，听了别人毁人、誉人，自己不要立下断语；或者说，有人攻讦自己或恭维自己，都不要过分考虑。南先生说，过分的言辞，无论是毁是誉，其中一定有原因、有问题。所以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听的人必须要明辨。人们过于迷信他人的看法，就会因此而迷失自己。其实，每个人的判断都像我们自己的钟表，没有一只走得完全一样，有时一味听从他人的意见，便会永远不知道时间，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意大利著名女影星索菲亚·罗兰就是一个能够坚持自己想法的人，在她的自传《爱情与生活》中，她这样写道：“自我开始从影起，我就出于自然的本能，知道什么样的化妆、发型、衣服和保健最适合我。我谁也不模仿，我从不去奴隶似的跟着时尚走。我只要求看上去就像我自己，非我莫属……衣服的原理亦然，我不认为你选这个式样，只是因为伊夫，圣罗郎或第奥尔告诉你，该选这个式样。如果它合身，那很好。但如果还有疑问，那还是尊重你自己的鉴别力，拒绝它为好……衣服方面的高级趣味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全的自我洞察力，以及从新式样选出最符合个人特点的式样的能力……你唯一能依靠的真正实在的东西……就是你和你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你对自己的估计，以及你愿意成为哪一类人的估计。”很多人每天都急匆匆地跟在别人后面跑，追逐一些连自己都不明确的东西，实际是在奔赴一个别人成功过的目标，重复别人走过的路，在别人嚼剩的残渣中寻觅零星的营养。像索菲娅·罗兰这样能坚持自己想法，做自己意见的“主人”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们最大的局限在于我们习惯遵循别人的思维方式而迷失了自己的。威廉·詹姆斯这样认为：“跟我们应该做到的相比较，我们等于只做了一半。我们对于身心两方面的能力，只用了很小一部分，一般人大约只发展了10％的潜在能力。一个人等于只活在他体内有限空间中的一部分。他具有各种能力，却不知道怎样利用。”那么，一般人是怎样做的呢?他习惯用与别人的对比来发现自己的优缺点，这固然是一种好方法，但往往受主观意识影响太大。他会很快地发现，自己在某方面与别人差距甚大，因此他会非常羡慕那个人。羡慕会导致无知的模仿，导致无谓的妒忌，或者受到激励般地向更高境界攀升，但最后一种情况毕竟所占比例甚小，而前面两种情况都容易导致自信心的丧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忧郁。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就像人类有其体能的极限一样。如果想把别人的优点都集于一身，那是最荒谬、最愚蠢的想法。我们没有必要去模仿别人，只要能够做好我们自己，便是对自己尽到了最大的责任。从道格拉斯·马罗区的诗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的一株松，就做一棵小树，生长在山谷中，但须是最好的一棵。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就做一棵灌木。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灌木，就做一叶绿芽，让公路上也有几分欢娱。……世上的事情，多得做不完，工作有大的，也会有小的，该做的工作，就在你身边。如果你不能做一条公路，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不能做太阳，就做一颗星星。不能凭大小来论断你的输赢，只要你努力做到最好。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优点，并坚持自己的内心选择，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听从心灵的召唤，将幸福按照自己的意图诠释和延伸。　　第十四章 以方圆之态享受人生　　人生规矩，行走方圆古语道：“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处在太平盛世，待人接物应严正刚直，处天下纷争的乱世，待人接物应随机应变、圆滑老练，处在国家行将衰亡的末世，待人接物要方圆并济、交相使用；对待善良的人，态度应当宽厚；对待邪恶的人，态度应当严厉；对待一般平民百姓，态度应当宽厚和严厉并用。这里所说的道理就是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方圆之道。关于方圆，古人早提出了精辟的观点和阐述。老子的理想道德是自然，是天地，是天圆地方；孔子的理想道德是中庸，是适度，是不偏不倚。他们的理想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外圆内方的处世艺术，力求让人在正义和生活的天平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南怀瑾先生借用了《资治通鉴》中的一个故事，向我们阐述了这个道理：一次，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说道：“大王是一代明君。”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何以见得?”任座说：“大王取得了城池，没有按顺序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魏王恼羞成怒，命令手下把任座赶了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个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何以见得?”这位大臣说：“臣曾听说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魏王听罢，觉得有理，急忙命人把任座重新请了进来。上文中第一种人一心曲意逢迎，为人圆滑却失其德，失其筋骨，而任座过于刚正，险些因之获罪：最后—-—位大臣，柔中带刚，既使魏王喜悦，又救了人，是最上乘的处世之道，即内方外圆之道。“方”乃做人之根本，“圆’’乃立世之道。纵观人的一生，无非是做人与做事两个方面。为什么铜钱是内方外圆?这就是中国辩证哲学的集中体现，做事要方，做人要圆。凡事都在圆中预，方中立，这是古人谋事的原则，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世间事物都在方圆之中，而方圆又恰好是历史和哲学的辩证。清朝光绪年间，孙中山刚刚从日本留学归国。有一次，在路过武昌总督府时，他想见一见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于是便让守门人传一张便条进去。张之洞打开这张便条，只见上面写着：“学者孙中山求见张之洞兄。”张之洞没听过这个人，好奇其有如此大的口气，于是问道：“他是什么人?”守门人说：“一个书生。”张之洞非常不高兴，提笔在条子上写道：“持三字帖，见一晶官，白衣尚敢称兄弟?”守门人出来，将条子递给孙中山，孙中山看过之后，从容地在条子上写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守门人又将条子传了进去，张之洞看过之后，连忙说：“请!”孙中山以一介“布衣”笑傲王侯，可见其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和不惧怕权贵的精神。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孙中山运气好，恰遇君子，否则遇一昏官，早给他闭门羹了。当时身在高位的两广总督能折服于孙中山的气势，也可看出张之洞的器量以及识才爱才之心。张之洞初以规矩来要求他人，不肯见布衣书生，但后为其魄力和骨气所动，欣然接见，也算破了自己的“规矩”，堪称圆润变通的典范了。为人处世，的确需要一颗方正的心。但是有方无圆，则性情太刚，太刚则易折。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自命不凡却又处处碰壁，遇挫折缺少变通，很容易歇斯底里，自暴自弃，把自己推向极端。有圆无方，则谓之太柔，太柔之人缺筋骨，乏魄力，少大志，在生活中难以有大作为。所以方圆相生才是为人处世之本。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妙计。只有内方，具有正直的品格，为人处世才能无愧于天地，但是月满则亏，水满则盈，过于刚直则易折，因此凡事要学会变通，要讲究圆融，即外圆。外圆是以万变来处理内方这一不变。懂得这一道理，行走于人世间就会随心所欲了。　　比难得糊涂更难的是“装糊涂”我们知道，“愚不可及”是一个贬义词，是说一个人蠢到家了。如果谁不小心被套上了这个词，那么这个人必定是愚蠢至极。但事实上，愚不可及有时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处世之道。宁武子是春秋时代卫国有名的大夫，经历卫国两代的变动，由卫文公到卫成公，两个朝代完全不同，宁武子却安然做了两朝元老。国家政治上了正轨，他的智慧、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政治、社会一切都非常混乱，情况险恶，他还在朝参政，但在“邦无道”时，却表现得愚蠢鲁钝，好像什么都很无知。但从历史上看他并不笨，对于当时的政权、社会，在无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见的情形下，他仍在努力挽救，表面上好像碌碌无能，实际却有所作为。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断语：“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有道时，他就显得聪明，当国家无道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他的那种装傻别人就做不到了。南先生结合宁武子的故事和孔子的话，得出了“大智若愚”与“难得糊涂”的结论。聪明难得，糊涂更加难得。人活在世上，谁不愿意聪明自信，大展宏图呢?谁不愿意春风得意，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呢?但有时，一个人太过突出，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必要时，一个人需要隐匿锋芒，学会揣着明白装糊涂。糊涂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既然世上许多事，分清对错都不容易，或者说根本没有搞清楚的必要，那么还是装糊涂比较明智。鲁迅先生曾专门揭示了“难得糊涂”的真正含义，他说：“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著什么，坚持着什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在坚持着什么”，其实难得糊涂的人实际上是再清醒不过了。之所以要“糊涂”，是因为将世上的一些事情看得太明白、太清楚、太透彻，因为有某种无以言表的原因，不得不糊涂起来。生活中，在该装糊涂时不妨就糊涂一把。历史上，糊涂者有，聪明者也不缺。但那些不识时务的聪明者的后果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给后人留下了血的教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话出自《红楼梦》，说的是为人过于精明的王熙凤，她精于算计，处事八面玲珑，最后的结局却是丢掉了生命。《红楼梦》第四十六回有这样的情节：邢夫人把凤姐叫来，悄悄地对凤姐说：“叫你来不为别的，有一件为难的事，老爷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议；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屋里的鸳鸯，要她在房里，叫我和老太太讨去。我想这倒是常有的事，就怕老太太不给。你可有法子办这件事么?”王熙凤万万没想到，婆婆将这样一件尴尬事推到自己面前。一方面婆婆交办的事不好推托，另一方面鸳鸯是贾母最信任的大丫头，如果插手此事，肯定会得罪贾母，更了不得。凤姐想了想，决意采取精明的态度，避免介入这件尴尬事。她对邢夫人笑着说：“依我说，就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哪里就舍得了?……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免有点儿背晦，太太劝劝才是。比不得年轻，做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还这么闹起来，怎么见人呢?”王熙凤企图用这些话打消邢夫人帮贾赦占有鸳鸯的念头。但是，禀性愚弱、只知奉承贾赦以自保的邢夫人不识相，王熙凤劝她别去碰钉子，她却先让王熙凤碰了钉子。邢夫人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我劝了也未必依。……我叫了你来，不过商议商议，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说去。你倒说我不劝!你不是不知老爷那性子的!劝不成，先和我恼了。”王熙凤知道再劝下去，婆婆就会对自己有看法，马上见风使舵：“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发笑，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讪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众人也不能知道。”王熙凤这番话表面上是为邢夫人出谋划策，实际上是在给自己预留后路，让邢夫人自己去碰钉子。邢夫人见她这般说，便又欢喜起来，说道：“正是这个话了……你先过去，别露一点风声，我吃了晚饭就过来。”果然事到临头，王熙凤以换衣服为借口脱离了“是非之地”，自己巧妙地躲开了。邢夫人先与贾母说了一回闲话，然后到鸳鸯的卧房向鸳鸯摊了牌，结果碰丁一鼻子灰。鸳鸯最后哭闹着来到贾母面前，表示了誓死不离贾母的决心。此时的贾母果然不出所料，气得浑身打战，把在场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臭骂了一顿：“我统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外头孝顺，暗地里盘算我!剩了这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她，好摆弄我!”王熙凤也在现场，贾母责怪她几句，她便用早已想好的几句中听的话哄得贾母没了脾气。后来，邢夫人被贾母数落得满脸通红，浑身感觉不自在。如果就事论事，王熙凤做得可以说很漂亮，既没有得罪邢夫人，更没有得罪贾母，在无形当中化解了一场可能出现的大风波。但是，王熙凤的悲剧在于她时时处处都这样精明，让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再精明不过的人，这不但让她自己活得很累，更四面树敌，让大家都对她产生了疑惧乃至反感，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都主张“大智若愚”，而且要“守愚。”其实在“若愚”的背后，隐含的是真正的大智慧大聪明。聪明难，糊涂更难，装糊涂就是难上加难。　　顺流逆流皆能屈能伸，是为大丈夫有一个人在社会上总是不得志，有人向他推荐一位得道大师。他找到大师，倾吐了自己的烦恼。大师沉思了一会儿，默然舀起一瓢水，说：“这水是什么形状?”这人摇头：“水哪有形状呢?”大师不答，只是把水倒人一只杯子，这人恍然，道：“我知道了，水的形状像杯子。”大师无语，轻轻地拿起花瓶，把水倒人其中，这人又道：“哦，难道说这水的形状像花瓶?”大师摇头，轻轻提起花瓶，把水倒人一个盛满花土的盆中。水很快就渗入土中，消失不见了。这人陷入了沉思。这时，大师俯身抓起一把泥土，叹道：“看，水就这么消逝了，这就是人的一生。”那个人沉思良久，忽然站起来，高兴地说：“我知道了，您是想通过水告诉我，社会就像一个个有规则的容器，人应该像水一样，在什么容器之中就像什么形状。而且，人还极可能在一个规则的容器中消失，就像水一样，消失得迅速、突然，而且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人说完，眼睛急切地盯着大师，渴盼着大师的肯定。“是这样。”大师微笑，接着说：“又不是这样!”说毕，大师出门，这人随后。在屋檐下，大师伏下身，用手在青石板的台阶上摸了一会儿，然后顿住。这人把手指伸向大师手指所触之地，那里有一个深深的凹口。大师说：“下雨天，雨水就会从屋檐落下。你看，这个凹处就是雨水落下的结果。”此人于是大悟：“我明白了，人可能被装入规则的容器，但又可以像这小小的雨滴，改变这坚硬的青石板，直到容器破坏。”大师点头：“对，这个窝会变成一个洞。”人生当如水，无常形常式，却包容万物，无往不利。能屈能伸，乃智者人生。这似乎与南怀瑾先生所坚持的人生哲学不谋而合。南怀瑾先生认为，人在遇到不测风云时，能站起来就站起来，站不起来就得见机而作，即要能屈能伸，不可撞到头破血流，让自己难有东山再起之日。进退皆宜，能屈能伸，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为人处世，参透屈伸之道，自能进退得宜，刚柔并济，无往不利。能屈能伸，屈是能量的积聚，伸是积聚后的释放。屈是伸的准备和积蓄，伸是屈的志向和目的。屈是手段，伸是目的。屈是充实自己，伸是展示自己。屈是圆通，是高超的处世技巧；伸能圆满，是美妙的做人心境。屈是柔，伸是刚。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知晓屈伸的智慧。一次，滕文公得知强大的齐国将在邻国薛筑城时，心里非常恐慌，于是请教孟子应该怎么做。孟子回答说：“昔者大王居邻，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业。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举出了周朝先祖太王的例子，即太王为避狄人的侵犯，体恤百姓，到岐山避难。意在劝谏滕文公面临强敌时，不要与人争强斗胜，而是自己勉励为善，巩固内部，然后自立图强。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使国家保存下来的最实用的办法，也是能屈能伸之道。遥想项羽当年，率兵反秦，称王称霸，真是英雄豪气盖云天，这样一位大英雄在败北之际，却选择了自刎。空留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歌。如果项羽能够回到江东，也许江东子弟还会跟随他，重谋天下，其结局也就不会如此悲惨。因此，人在该示弱时当示弱，万不可因一时之意气葬送自己的一生。为此，南怀瑾先生告诉我们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能屈难，能伸也不容易。众所周知勾践灭吴的故事。当他被吴国打败，困于会稽山上时，可以说是遇到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坚硬的“容器”，他选择了蛰伏，卧薪尝胆，10年生聚，10年教训，励精图治，终于一举灭吴。这正是勾践能屈亦能伸的结果。屈是一种气度，伸是一种魄力。处逆境当屈则屈，大丈夫矣。当屈不屈，意气行事，莽夫行为，易折。处顺境乘势应时，该伸则伸，伟丈夫矣。当伸不伸，优柔寡断，无能。伸后能屈，需要大智。屈后能伸，需要大勇。屈有多种，并非都是胯下之辱，伸亦多样，并不一定叱咤风云。屈中有伸，伸时念屈。屈伸有度，刚柔相济。做人就要学会能屈能伸，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上都是如此。要学会做水一样的人，来适应这个社会。可以和一些人在一起共事，也可以一个人独立做工。可以被人捧到天上，也要学会忍受别人的责骂。在不断屈伸中慢慢地成长，来完善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做人若能达到屈伸自如的境地，那世界上再也没有困难和挫折、厄运和耻辱，它们全都在屈伸的转换中化作奋起的力量，帮助你去赢取前方更大的成功。　　最难揣摩的是人心一只老山羊在小河边碰到一只小鸟在饮水，便说：“你只顾在这里喝水，却完全不知道提高警惕，如果狐狸过来，你的小命儿就会丢掉了。”然后，又严肃地讲了许多道理。小鸟笑着表示接受。但老山羊一走开，小鸟就对身边的蚂蚁说：“依仗胡子长冒充懂道理!去年，它的孩子还不是在这里让狼给吃了吗?”老山羊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为什么?因为，某些时候，不管基于什么心态，也不管你的意见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一旦你主动提出来，你就犯了某些忌讳，这就是南怀瑾先生说的“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这句话出自《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任何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如果他的爱好就是那一点，那么当他专注在那一点的时候，什么也无法改变。一个人人迷的时候，你要劝他“回头是岸”，难上加难。所以，明知道你爱他，有时候他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就忘记你是为他着想了。因此，南先生总结说，人与人之间很难相处，无论夫妻、父母、兄弟还是朋友，总是“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最难揣摩的就是人心，与人相处的学问一生也学不尽。对上，要懂得方法，不能蛮干。当上司有了不对的地方，你应该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如果对于一个问题，说的次数过多，虽说是对公司与上级有益，有时却会招致上司的反感。对朋友也是一样，朋友有不对的地方，听不进你的建议，如果你劝告的次数过多，他反而会与你慢慢疏远，甚至变成冤家。中国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于“规过劝善”，这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相互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就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有一定的限度，尽心劝勉，但如果实在无能为力，就不要再勉强了。自古忠言逆耳，假如忠谏过分了，朋友的交情就没有了，尤其是共事业的朋友。历史上有许多先例，知道实不可为，只好拂袖而去，走了以后，也许还能保持朋友的感情。但是如果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劝诫，则可能遭到对方的排斥，起到相反的作用。每个人都在努力建立一个坚固的自我，以掌握对自己心灵的自主权，并经由外在的行为来检验自我坚固的程度。你若不了解此点，揭露了别人的错误，他就会明显地感受到自我受到了侵犯，有可能不但不接受你的好意，反而还采取不友善的态度。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是所有的规劝都会引来别人的反感。与人相处，贵在智慧，有时候，我们不妨学学那些在人类屋檐下飞来飞去的燕子。庄子说：鸟都怕人，所以巢居深山、高树以免伤害。但燕子特别，它就住在人家的屋梁上，却没人去害它，这便是处世的大智慧。人类见着鸟举枪便射，却对身边萦绕的燕子视而不见。燕子的叫声可谓婉转，却没一个人将燕子放到笼子里，以听它的叫声取乐。燕子智慧的核心是什么?那就是距离。南怀瑾先生说过，人类是一种你不能离它太远、又不能离它太近的动物。比如珍禽猛兽害怕人，躲得远远的，人便结伙去深山猎捕它们。这是因为离人类太远。家畜因完全被人豢养，人便可随意杀戮，这是因为离人类太近，近得没有了自己的家园。只有燕子看懂了人类，摸透了人类的脾气，又亲近人又不受人控制，保持着自己精神的独立，于是人便像敬神一样敬着燕子。有时，人要从燕子身上学学揣摩人心之道。其实，聪明的人，早就学会了掌控好与别人的距离，即使是对待爱情也不例外。梅克夫人是一位酷爱音乐、有一群儿女的富人遗孀，她在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最孤独、最失落的时候，不仅给了他经济上的援助，而且在心灵上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她使柴可夫斯基在音乐殿堂里一步步走向顶峰。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第四交响曲》和《悲怆交响曲》都是为这位夫人而作。奇怪的是，相爱着的他们却从未见过面。这并非他们二人相距遥远，相反他们的居住地有时仅一片草地之隔。他们之所以永不见面，是因为他们怕心中的那种朦胧的美和爱，在一见面后被某种太现实、太物质的东西所代替。当然，不可避免的相见也发生过。那是一个夏天，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本来已安排了他们的日程：一个外出，另—个一定留在家里。但是有一次，他们终于在计算上出了差错，两个人同时都出来了，他们的马车沿着大街渐渐靠近。当两驾马车相互擦过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无意中抬起头，看到了梅克夫人的眼睛。他们彼此凝视了好几秒钟，柴可夫斯基一言不发地欠了欠身子，梅克夫人也同样回欠了一下，就命令马车夫继续赶路了。一回到家，柴可夫斯基就致信梅克夫人：“原谅我的粗心大意吧!维拉蕾托夫娜!我爱你胜过其他任何一个人，我珍惜你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据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这是他们最亲密的一次接触。对于爱情，我们可能无法达到终身不见，但是我们也要学会保持距离：如果太近，就会觉得失去了自由的空间，甚至连呼吸都感觉困难了；如果太远，又觉得关心不够，少了一份热情。常人如此，政要们更是深知这其中的奥妙。南怀瑾先生说历史上的大奸臣都懂得“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之妙，所以总是避免碰触君臣相处的禁区，因为即使你心怀社稷、一腔忠诚，也难免因一时的劝谏惹来日后的杀身之祸。其实懂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更巧妙地为人处世、成就大业了。或许有人会以为懂得“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之妙只会让人变得狡诈奸猾，不坚持方正之道了，其实不然，人心难测，要想自在做人，必须了解人性与现实，不是教你诈，而是教你看清世事与人心。　　进退自如：处世为人的最高艺术虎寺禅院中的学僧正在寺前的围墙上模拟一幅龙争虎斗的画像，图中龙在云端盘旋将下，虎踞山头，作势欲扑，虽然修改多次，却总认为其中动态不足，恰巧无心禅师从外面回来，学僧就请禅师评点一下。无心禅师看后道：“龙和虎的外形画得不错，但龙与虎的特性却不甚明了。龙在攻击之前，头必须向后退缩；虎要上扑时，头必然自下压低。龙颈向后的曲度愈大，虎头愈贴近地面，它们也就能冲得更快、跳得更高。”学僧们非常欢喜地受教道：“老师真是一语道破，我们不仅将龙头画得太向前，虎头也太高了，怪不得总觉得动态不足。”无心禅师借机说教道：“为人处世，参禅修道的道理也一样，退一步的准备之后，才能冲得更远，谦卑的反省之后才能爬得更高。”这里，禅师给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人生课，就是做人做事要懂得适时低头和后退，为将来的奋起做准备。敢于低头、适时后退是成大事者的一种态度和智慧，他们在后退一步中潜心修炼，从而获得比咄咄逼人者更多成功的机会。低头并不是认输，后退也不是示弱，而是人生必备的一种能力。适时低头不是自甘消沉，它有积极进取的内涵，能使人以退为进，赢得潜心发展的主动权，扬长避短，夺取成功。如果硬认死理，逞强好胜，盲目蛮干，一味地逞强、一味地硬撑，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伤害，甚至牺牲，最终输掉的是自己。只有做到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刚柔相济，懂得后退，才能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事实上，有些人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后，不知道收敛自己的操行，居功自傲，终于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三国时的许攸，本来是袁绍的部下，虽说是一名武将，却足智多谋。官渡之战时，他为袁绍出谋划策，可袁绍不听，他一怒之下投奔了曹操。曹操听说他来，没顾得上穿鞋，光着脚便出门迎接，鼓掌大笑道：“足下远来，我的大事成了!”可见此时曹操对他很看重。后来，在击败袁绍、占据冀州的战斗中，许攸又立了大功，他自恃有功，在曹操面前便开始不检点起来。有时，他当着众人的面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道：“阿瞒，要是没有我，你是得不到冀州的!”曹操在人前不好发作，只好强笑着说：“是，是，你说得没错。”但心中已十分嫉恨，许攸并没有察觉，还是那么信口开河。又一次，许攸随曹操进了邺城东门，他对身边的人自夸道：“曹家要不是因为有我，是不能从这个城门进进出出的!”曹操终于忍耐不住，将他杀掉。一代谋臣，终成了刀下亡魂。所以，不管你的功劳有多大，都不能心高气傲，没有规矩。与人相处，总是要懂得把握分寸，适时低头，进退有道。以退为进，以谦为尚。正如南怀瑾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人处世，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高则高，当低则低。庄子说过，进退自如方为人生境界，高低有时方显做人智慧。引用孔子在《易经·系辞》中所讲的“进退存亡之机”来解释，一个人，天下大事也好，个人做事也罢，要了解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一步，什么时候该退一步，随时随地知道自处之道。那么，“以德为循”，即为随时在道德的行为上，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和路径。人贵自知，进退自如，方能智慧处世。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要如何生活?你希望到达什么高度? “这世界退立一方，让任何知道自己要往何处的人通过”。人生犹如一张地图，必须找到目前你所在的准确位置并确定最终的目的地所在，才能描绘出一道清晰的生命轨迹。面对人生的波澜，应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的苹果，只因上帝特别喜爱某些人的芬芳，所以才对他咬得特别重。生活给予每个人的都不会太少，淡然面对生活的得失，你才能做到进退自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南怀瑾先生在解释庄子的“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这句话时，要告诉我们的是：人生如下棋，深谋远虑者胜，只有统筹整盘棋局，走好关键的棋招，才能奠定人生的胜局。关键时刻的进或退、左或右、舍与得、是与非的选择都将影响你的人生格局，而要做出正确的抉择，不仅要靠生活的积累、生命的积淀，更要读懂经营人生的艺术，谙熟进退自如的自处之道。　　凡事都应该把握好“度”南怀瑾先生很喜欢这样一句诗：“浮沉宦海如鸥鸟”。南先生说，人生一世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事业上总会有忽高忽低的起伏，三起三落，高升下放，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就像随着大浪起伏，高高低低飞在海滩上的鸥鸟。能够升官发财固然是好事，但也要有抵抗起落的心态，准备好各种姿态迎接生活的变化。换句话说，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守住自己的心，不卑不亢地生活，才能不被外界的变化，尘世的“风浪”所左右。曾经有一条大蛇危害人间，伤了不少人畜，以致农夫不敢下田耕地，商贾无法外出做买卖，大人不放心让孩子上学，到最后，每个人都不敢外出了。大家听说有位住持是高僧，讲道时连顽石都会被点化，无论多凶残的野兽都会被驯服。无奈之余，便到寺庙的住持那儿求救。不久，大师就以自己的修为驯服并教化了这条蛇，不但教它不可随意伤人，还点化了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而蛇从那天开始，也仿佛有了灵性一般。人们慢慢发现这条蛇完全变了，甚至还有些畏怯与懦弱，于是纷纷欺侮它。有人拿竹棍打它，有人拿石头砸它，连一些顽皮的小孩都敢去逗弄它。大蛇不但没有伤人，而且处处躲闪。越是躲闪，招来的伤害也就越强烈。某日，蛇遍体鳞伤，气喘吁吁地爬到住持那儿。住持见到蛇这个样子，不禁大吃一，晾。“你怎么啦?”“我……我……我……”大蛇一时间哽咽住。“别急，有话慢慢说!”住持的眼神满是关怀。“你不是一再教导我应该与世无争，和大家和睦相处，不要作出伤害人畜的行为吗?可是你看，人善被人欺，蛇善遭人戏，你的教导真的对吗?”“唉!”住持叹了一口气后说道，“我只是要求你不要伤害人畜，并没有不让你吓唬他们啊!”“……”大蛇为之语塞。这个故事留下的道理就是：一定的忍让是应该的，如果人人都争强好胜、好出风头，那伤害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了。但忍亦有道，过分的忍就变成了一种懦弱。凡事都有一个度，把握好这个度，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如何掌握忍让这个度，乃是一种人生的艺术和智慧，也是“忍”的关键。就像鸥鸟在岸，随波浪起伏，其实也要凭智慧来驾驭自己的心态。潮涨时分，该如何凭借环境发挥所长，如鱼得水；潮落片刻，该怎样躬身而退保全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是需要审时度势的眼光和头脑的。在这风浪之外，淡看潮涨潮落。却随时准备乘风破浪，也算是智慧和勇气的兼容吧。像大蛇那样，在威风之日横扫千军，可一旦受到教育，就变得怯懦退让，甚至失去了最后的底线，其实都是没有能够把握好“度”的原因。真正能够掌握好“进退之度”的人，应该是不论人生起伏，总会有所秉持；随潮涨潮落，皆能安然自在的人。我们都知道，大诗人苏轼曾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做小官。在黄州的第三个春天，苏轼写下了一首通透的小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寸白?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描述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特别是其词注更是有超脱、通达之感：“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余独不觉”表现出诗人旷达超脱的胸襟。面对人生的沉浮、利害得失、情感的忧乐，他的理解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就是一种对人生深度理解后心灵的回归，心与天地同呼吸，与万物共命运，和谐共存，从而达到心境的平和。沧浪水清，正衣冠乘风破浪追万里；沧浪水浊，乘扁舟浮游于江湖。正是苏轼通达人生的心态。宦海鸥鸟正是对他一生经历最好的形容。南先生将古代诗句里的人生智慧，融进繁华的现代生活，并以此点拨世人，真乃功德无量。　　拈花微笑，行而不言在言教的观念上，老子与孔子的思想似乎不谋而合。老子认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为上智。他们在自己的一生当中，以不束缚、不歪曲、不干涉的无为态度来为人处世，以自己具体的无为的行动来影响教化人民，清静无为。以德化民、不施酷法、不用苛政、正己化人，使人民不知不觉地处于淳厚的风气之中。鉴于此，南怀瑾先生说，古人提倡的“行不言之教”，是说万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说不做，或做而后说，往往都是徒费唇舌而已。推崇道家、善学老子之教的司马迁，也在其自序中，引用孔子之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广 ．但是，不言之教虽为人生智慧的最高境界，却很难做到。唐朝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曾以一首七言绝句，讽喻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着五千文。对于白居易抛出来的问题，南怀瑾先生风趣地说，白居易的这首诗是打趣老子最为诙谐的一个，一语中的。那么，老子既然推崇“不言之教”，为何又洋洋洒洒写了《道德经》呢?于此，南怀瑾先生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老子原本为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后见周王朝日趋衰败，不可救药，便抽身离去。他骑着一头青牛，只身前往西域。要到西域去，必须经过一个关口，即函谷关，两面两座高耸人云的山峰对峙，中间有一条深险波折的羊肠小道。守关的长官叫关令尹喜，又叫令尹喜，是一个学识渊博、颇有见地之人。这日，他到城头a望，见辽阔碧空中一团紫气自东冉冉而来，尹喜料定今日必会有圣人到来。果然，没过多久，他在关上远望，看见一个人骑着青牛缓缓而来，风度非凡，细看原来是名重一时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关令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望，只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尹喜恭敬地对老子说：“我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 老子道：“我已老丁，腹中空空，没有什么学问，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尹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的。”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尹喜递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五千字，这就是后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部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老子之所以自著五千文，一方面由于关令的“胁迫”，另一方面也是知音难觅。尹喜拿起老子写好的书稿，认真拜读，最后决定放弃官职，与老子一同出走西域，后来人们还看到他们二人一起在流沙里行走。南怀瑾先生说，虽然只是传说，但也可以看出老子著书立说并非为了沽名钓誉，白乐天自是错解了圣人了。提及“不言之教”，往往会让人联想起佛经中一则异曲同工的故事——拈花微笑。这则如诗般的动人故事，将心灵修养的觉悟妙不可言的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手里拈着一朵花，对着大众微笑，听说就在那拈花示众和微笑之间，已经把所有的佛法都道尽了，把生活的智慧和艺术说得清晰明澈。然而，法会上的大众，面面相觑，不知道佛祖说的是什么。这时座中有一位叫大迦叶的弟子，却对佛陀报以会心的微笑，就这样发生了禅宗的第一次传灯。师徒之间心领神会，释迦牟尼便对大迦叶说：“吾有正法眼藏，涅a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大迦叶。”这一拈一笑间便传递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它绽放着心灵的和谐、完美与圆融。觉悟是一种智慧，它是长时间思考后灵感在一瞬间进发出的光芒，它也是历经人生沧桑后那无言的微笑。所以南怀瑾先生借古人之言而说明的道理，无非就是“以无为化有为，以无声化有声”。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有相似，世间的道理也大多相同。生活中的事情太多随性，刻意的追求也许反而将内心的方向引入了歧途。所以，南先生主张，很多事情，没有必要做细细的追究，就按照自己内心的方向去做，事情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成功的。正如古时候的一位宰相，他的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发展，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可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博览群书，处理政务。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你的公务和书本，你也该好好地教化指点自己的儿子啊!”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传不如身教，身体力行，更能将自己所要讲述的道理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拈花微笑，行而不言，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那些繁杂的事情又何必一字一句地点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