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玛莎还说，她不在的时候要我替她接电话，以免耽误工作。通常是她的电话响后，我也不管是什么事儿，拿起话筒就说负责人不在，出差了，一个月以后回来。对方问负责人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珍妮玛莎，对方说你怎么骂人呀，我说没有呀，对方说还没有，真你妈傻不是骂人是什么，我说是负责人的名字叫珍妮玛莎，对方说，哦，这个名字倒蛮有意思的，是女孩吗，我说不是，是个妇女。我差点脱口而出：是一娘们儿。每天早上，我将头天的晚报装进书包，计划趁工作闲暇瞜两眼，可到了单位根本就没有翻看的时间，上旬的报纸我会放到中旬才趁着上厕所的时间翻翻，成了名副其实的晚报。可回头再想，没时间看报说明我工作繁忙，但一个月下来，我真是没干什么正经活儿，时间都哪里去了。 老板有个爱开会的毛病，除了每周五例会，一个礼拜还要随机开至少两次会。好在上学的时候每周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这类课程，我也算训练有素，习惯了。上课的好处在于，我可以想睡就睡，开会却不行，但如此冗长乏味的会议难免不让人哈欠连天。 老板开会的目的无非是勾勒出公司的美好前景，以此为诱饵，笼络人心，让大家有力出力，有劲使劲，奉献青春。但他越是这样说，我越认为这只是个水中的月亮，我不愿做一只与他人首尾相连的傻猴子，拉帮结伙地去捞影子，到头来竹篮打水，空欢喜一场，弄不好胳膊再抽了筋，一不留神掉水里。 开会的时候珍妮玛莎总是在本上记录不停，我还说她真能领会领导精神。直到有一次开会我坐她旁边，终于发现她在本上只是反复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9个字，它们包含了横竖撇捺点折勾等笔划，若适当写几个连笔字，足能以假乱真，让人以为是在做会议记录。 老板在会上说，我们对待工作必须极其认真负责，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没有孩子，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却认为现在工作成了我老子，我已完全受制于它，就差真管工作叫爹了。老板还说，希望各位爱岗敬业。敬业精神在这里越来越多地被提及，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敬业了。 老板说公司对员工的要求是具备跟着公司往前走的能力，否则只能被淘汰。可我现在却感觉公司只是在原地踏步，奉养着一群闲人，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打情骂俏，到点就走，完全把这里当作既挣钱又娱乐的场所。 不久后，我热爱上开会，上午一个会、几杯水就到了饭点，下午两个会、几根烟就可以下班回家，一天就是这么过来的。一周5天，说话就过去。生活就是一个5日接着又一个5日。 入职前，老板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来我们公司工作，我心想，多废话呀，我需要一份工作，而工作又需要有人来干，就像妓女赚钱，嫖客取乐一样，互相需要呗。但我的回答是，贵公司是我认为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并大展鸿图、实现梦想的地方。看来我错了。秋末时节，我收到单位发放的一百元防暑降温补助，虽然酷暑已离我远去，但在这个深秋之夜，我还是感受到一丝春天般的温暖，当晚便梦到春暖花开。我对工作的概念模棱两可，有时，我告诫自己——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也有时，我宽慰自己——瞎混吧，干一天是一天：还有时，我劝自己精明些——领导在，好好干，若不在，则不干；更有时，我说服自己——这样的工作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趁早辞职换个新的。 经常看到一些专栏作家写的“我工作我快乐”的文章，感觉就是扯淡，对我而言，工作和快乐是水火不容的两件事，怎可同时而语，但为了金钱，我还是能够痛并工作着。 一天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去上班，以为是星期四，后来听办公室的人议论明后天干什么，才知礼拜五了，于是心中一阵狂喜，又到周末了，顿感全身充满力量。两天后，也就是周日的晚上，失落感油然而生，自由时间竟如此短暂，明早又要套着夹板过活，新的乏味的一周又将开始，于是愈发渴望自由生活，有点怀念待业的日子。 自由谁都向往，然而为了自由我们不得不先忍受不自由，要想当婆婆，只能先从媳妇做起。 待业在家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真慢；有了工作，看着太阳迟迟不下山，感觉时间过得更慢了。 操，怎么还不到五点半！一切习惯之物都在我们周围织成越来越坚固的蜘蛛网，而我们很快就发现，蛛丝变成了绳索，以上之话出自尼采之口，我要补充的是，继而绳索变做帆布，将我们严严实实地包裹在里面，我们却不渴望挣脱，这就是我对于每天上班、打卡、工作、下班、吃饭、睡觉这般周而复始生活的描述。 有些时候人的奴性跟驴一样，天一亮让主人套上嚼子不用抽就自觉地拉开了磨，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人各有志，拉一辈子磨并不丢人，只是要提防着卸磨杀驴。 我若浑然不觉倒也省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真是悲哀，只能以每晚睡觉前看十分钟尼采或卡夫卡的方式结束苦闷而无聊的一天。 工作榨干我最后一丝力气，耗尽我最后一点智慧，我每晚倒头便睡，不再思考，一个月没写几个字。 的哥说他们每天一睁眼就欠人家一百五十块车份儿钱，我是每天晚上一闭眼睡觉，就算挣到四十块钱，明天爱谁谁。 睡觉，这一生存需要，在我看来已成为莫大享受，是支撑我一天天生活下去的动力。 操，又是一天。有一天因为下雪，街上堵车，我晚了一个小时到单位，珍妮玛莎就说，你怎么才来呀，也不请个假。然后就低头看书，故意不听我解释。 我心说，不是你丫让我替你打卡的时候了，妈了个逼的，现在说这种话，不就今儿比我早到两分钟吗，脑袋上的雪还没化呢（我确信是雪不是头皮屑，当然也有头皮屑，但正是大片微黄的头皮屑才衬托出雪的洁白），一看就是刚进来。 我没理会她，放下书包开始啃一个作为早点的面包，不知道她给谁拨了电话，柔声细语，贱了吧唧，麻得我误认为吃的不是面包，而是嚼了一嘴花椒。她也有温柔的一面呀，对我怎么就那操行呢，每天我看见的都是一张苦瓜脸。 后来她说了一句“经理再见”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是给老板打的电话，怪不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我就是一摊捏不成个儿的稀泥。 每次珍妮玛莎给我交待完工作，总拿“一会儿经理要看”说事儿，起初，我还真以为“经理一会儿要看”，认真做好每件事情，可经理没有看过一次，于是我如梦初醒，这句话仅是被珍妮玛莎用来像“狼来了”一样吓唬小孩一样地拿了我一把。 我在屡次的谎言中觉醒了，就像孩子必然要长大，知道除了动物园，再就是电视里才有狼，我也知道经理就像狼不会从动物园和电视里跑出来一样，他不会动辄就检查我的工作，一切“狼来了”都是危言耸听，于我不再起任何作用，却体现出说话人的力所不能及与狐假虎威，哪怕说点儿别的，譬如“色狼来了”，也不至于像给成人讲童话一样让人耻笑。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干自己的事儿，没把老师和学习当回事儿，上了班就不一样了，老板说既然我给了你钱，你就要为我做事情，自己的事儿回家再说，说的在理，可有些人却能既工作挣钱，又寻欢找乐，两不耽误，看来还是我功力不够，仍需努力。 每天中午一过，办公室的人就三两成群地出去逛街，只剩下我一人，我说趴桌子上睡会觉，可刚眯瞪儿着，就被人力资源主管拍醒，他说工作时间不能打瞌睡，我说我用别人逛街的时间睡会儿觉不可以吗，他说别人逛街他没看见，只看见我睡觉了，他就要管。什么他妈事儿！ 人力资源主管姓牛，上班的第二天，我将他错称为朱主管，从此便被他怀恨在心，显然，他对我将他的姓氏记成了一种动物，而且是一种不很理想的动物很有成见。 我的工作用不着忙里偷闲，却可以让我学会闲里偷忙，没事找事，自娱自乐。每天多喝两口水，多去几趟厕所，多抽几根烟，时间就过去了，离下班不远了。 办公室经常出现众人无所事事的景象，到了这时候干什么的都有，磕瓜子，织毛衣，拿扑克牌算命，剪指甲，不仅手指甲，还脱了袜子剪脚趾甲，完事儿后还染了趾甲油问旁人好不好看。 一般这个时候珍妮玛莎就蹲着屁股削铅笔，然后拿出一本庞中华，开始练字，顺便说一句，别看她岁数不小，字迹却同小学生相差无几，还得说是小学生里写字差的那种，除了横不平竖不直，她还倒差笔，经常是自下而上，由表及里。 这种现象只出现在老板不在的时候，一旦他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保准乖乖地装出忙碌的样子，一副焦头烂额状。 我认为自己是一爷们儿，没必要和某些人那样，对头儿阿谀奉承，故意拿胸脯往人身上蹭，我不会吮痈舐痔，我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其它的，我管他妈的呢。 每天珍妮玛莎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问我，老板来了吗。对她而言，老板不来便可随心所欲，但对我来讲，她一来，我暗无天日的生活就开始了。一次，珍妮玛莎拿着一页稿纸问我打字快吗，我问有多少，她说不多，七八百字，我说行，放这儿吧，下月中旬给你。珍妮玛莎一听，说那不麻烦你了，然后自己一边拼着“zh ch sh”，一边低头寻找着键盘上的ABC。 我故意隐瞒了打字速度，但凡上网聊天的人，哪有打字慢的，可我凭什么让她坐享其成，都是劳动人民。再说了，就算她是地主婆、三座大山，早晚有一天我也要把她推翻。 我不给珍妮玛莎打字的另一原因是，正在网上和茶杯里的叶子调情，哪儿有功夫搭理她。我可以尽情地使用OICQ，我想即使让珍妮玛莎看见，她也不会知道我在干什么，或许她根本不清楚网络还能聊天。 自打上次和茶杯里的叶子过了招，我便对她念念不忘，除了几个狐朋狗友，能跟我在网上胡呲的人越来越少，她便是其中之一，今天终于再次相见。 我：还认识我吗。 她：你化成灰我也认识。 我：我干什么了，这么让你过目不忘。 她：上回跟你聊完我电脑就中毒了。 我：冤枉呀，尽管我上次有点儿感冒咳嗽，可你的电脑决不是我传染的。 她：我用瑞星2000杀了3遍，现在没事儿了。 我：甘草片我吃了3瓶，无济于事。 我突然想起，女孩给我留过电话，何不打给她，直接语言沟通。 我拨了她的电话，却被挂断。 她：你打的电话？ 我：干嘛不接？ 她：为什么要接，我又不认识你。 我：难道我们只能通过冰冷的ASCA码交流？ 她：网络和现实不要混为一谈。 我：那你干嘛留电话给我？ 她：你要的。 我：我要你就给？ 她：给你电话并不意味着我会接你的电话。 我：你怎么知道电话是我打的？ 她：因为这个号码我只告诉过你。 我：你不会只认识我一个人吧。 她：当然不会，因人而异，我有4个手机，呵呵。 我：你在中复还是国美上班？ 她：我没工作。 我：我还以为你是卖手机的。 她：直观论者。 我：我还是分析论——没工作还要4个手机？兜里装得下吗，要不我替你分担两个。 她：我兜多！ 我：问你个问题。我对一切表面现象充满兴趣，现象是本质的反映，搞懂这个问题，能加深我对她的了解，进而实现我的非分之想。 她：说。 我：为什么叫“茶杯里的叶子”？ 她：不该打听的就别问，我走了，拜拜。然后下线了。刚才和茶杯里的叶子聊得一时兴起，我开始了盲打，把键盘敲得声声作响，忘了珍妮玛莎就在身边。她对我的噼里啪啦目瞪口呆，说这还不叫打字快？！我说，这也叫快？！ 珍妮玛莎叫我过去看看她的电脑出了什么毛病，原来她想格式化软盘，没想到点错了，居然把C盘给格了，问我有没有办法恢复，我说只能重装系统，她让我装，我说不会，让她找别人，她说连你都不会，谁还能会，我说干嘛我不会别人也不能会，她说你可是电脑高手呀，打字那么快。 第一次听说以打字速度来评判一个人的电脑水平，真是这样的话，那些十八九岁给北京各报社打字的外地姑娘的电脑水平便无人能及，她们用五笔一分钟能打三百多字，如果哪个姑娘才思敏捷，半天就能写出一部长篇了——靠，真牛逼！ 珍妮玛莎对电脑并非一窍不通，至少还会看VCD，她通常利用上午上班时间去摊儿上买盘，然后利用公司的电脑和下午上班时间将其认真看完后高呼：“太盗版了”，于是起身去换。看着她走出办公室的背影，我想，即使是正版，她也会找出各种理由去换的。每当看到员工们在老板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就想，二十多岁的时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有情可原；三十多岁还俯首甘为孺子牛就说不过去了，光阴如梭，我不能再荒废了，转眼就是奔三张儿的人了。 我真想有个机器猫朋友，乘坐他的时空飞毯穿越十年的光阴，看看自己三十岁以后的模样。那时，我如果混好了，兴许已经结婚，更牛逼一点儿的话，孩子都该会骂街了，但如果还是现在这副德行，我肯定还是光棍一条。 无论那时结果好坏，看一眼起码落个心里塌实——再怎么折腾也就这操性了，省得我非摆出一副不服输的劲头，干啥事都玩命（人人都在玩命，我没办法不玩），惟恐落后于人。 在青春和财富面前，我还真有些犹豫，如果能看到自己十年或十五年后的样子，我定会在两者之间迅速做出决断，但现在只能犹豫着，实在是不甘心。 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我的犹豫证明了我更偏爱青春，并对未来充满理想，而我的犹豫正是因为我对理想能否实现没有十足把握。 这个问题让我的老板很容易回答，他既拥有过青春也拥有着财富，对二者比较熟悉，但老板有钱，难免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够客观。所以，青春与财富，二者的谁是谁非还有待于我继续考察。 看着身边的人整日沾沾自喜，安于现状，我无法再呆下去，否则时间久了将同他们没啥两样。 为了体察民情，老板让人在他办公室门外装了一个“总经理意见箱”，开始我还真动了给他写点什么的念头，说道说道公司之怪现状，但后来发现，意见箱对面的高处安装了监视器，不知道这算听取民意，还是强奸民意。在这装也就装了，大不了不打小报告，就怕给厕所也装上监视器，那可惨了，尿都不能脱裤子撒了。 不过真有人往意见箱里投信，还故意不加遮掩，露出真面目，后来一打听，敢情，人家投的是表扬信。 我越来越对老板在会议上的慷慨陈词感到厌恶，他好像拿钱不当钱似的，动不动就说准备做一桩几十亿的买卖，每月却只发我八百，这谁受得了！ 我还受不了他随便说人是猪的毛病，其实他比谁都猪，这已不是公司的秘密，大伙都知道，只有他自己还蒙在鼓里，找机会我要告诉他，真可怜。 我突然无限留恋起学校生活。从小学到大学的16年里，尽管经常因为各种原因遭受老师的数落、罚站、请家长等处罚，但老师的头上戴着为人师表的帽子，这便限制了他们不会同地主对待劳工一样对我想怎样就怎样，至少不会剥夺我应有的权益。老板则不然，他们一个比一个没文化，一个赛一个素质低，大腹翩翩却除了肠子肚子大便外空空如也，污言秽语张嘴即来，对自己的野蛮无知丝毫不加掩饰，还动不动就克扣员工薪水，操他大爷的。 人们常说知识就是财富，而这句话用到我身上却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我上过大学，而且坚持念完，获得学位，学历虽不高，基本上算摘掉文盲的帽子。但我工资却没有民工高，过得也不如他们充实。民工们每天劳动在各个工地，虽汗流浃背，却能在劳动中体会到生活的乐趣，而我每天只能目不窥园地凝望着办公桌上的台历，或余光瞥视旁边的珍妮玛莎，一看见她我就烦，越烦还越想看。 她毫无姿色可言，要胸没胸、要臀没臀，倒是腰粗得像个怀胎多日的孕妇，却决非孕妇，她是个百分之百的处女，如果像她这样的都有人要，一定是世道变了。 她还有腋下气味异常的毛病，就是狐臭，所以很有自知之明地买来一大瓶香水，可从来就没有喷过，而是将其当作艺术品摆在办公桌上。我鼻孔中充满浓重的洋葱味道，眼中倒映出晶莹剔透的香水瓶，水与火的纠缠激发出我对清新空气的无限渴望。 每天她都要对我指手划脚一番，然后悠闲自得地开始练字，一边练还一边对我说三道四，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 刘子讲了一个故事，让我平衡了许多：当人体最初形成的时候，所有器官都想当头儿。 大脑说：我应该当头儿，因为我掌管着全身的各种神经反应和功能； 脚说：我们应该当头儿，我们载着身体和大脑走遍天涯海角； 手说：我们应该当头儿，因为我们干活儿挣钱，养活身体的所有器官；争论持续着，心脏、肺、眼睛等器官纷纷发言要求当头儿，最后，肛门站出来表示他也想当头儿。大家对他的要求嘲笑不止，肛门怎么能当头儿呢？于是，肛门开始罢工，他拒绝工作，并把自己堵得严严实实，不久，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感受到了肛门罢工的危害，眼睛开始发直，手和脚也哆嗦起来，大脑逐渐发热，心脏和肺也无法正常运转。最终，大家重新召开会议，一致同意肛门应该当头儿，于是，一切恢复了正常，当各个器官在忙碌地工作时，他们的头儿却坐在那里，不时地向外喷着粪。工作的无聊之处还在于，每天必须穿着袜子去上班，否则会被一些衬衣里面套背心的长辈在背后指指点点。据说我转正之后还要购买工服一套，物不美价不廉暂且不提，只说它对人的约束，一年四季一身粪青色西服，屎黄色三接头皮鞋。长这么大了，我还没有过不穿短裤、趿拉板儿过夏天的经历，尽管现在还是秋天，但我对未来已充满忧虑。 工作之外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更是举不胜举。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其拥挤程度就差把我的屎挤出来了，即便有座也不舒服，身旁乘客对我或怒目而视或含情脉脉，其意不言而喻，让我如坐针毡。 特别是自行车、行人抢占机动车道的事情极其严重，使得汽车有劲儿也使不出来，致使我天天迟到。这也是我除了没钱的主要因素外，至今不买车的原因所在。 每天早出晚归，辛苦尽在不言中。一天早上我恍惚如梦地出了家门，鬼使神差地上了一趟每日都要乘坐的47路，车上正好有座，便靠窗继续睡觉。我本该坐到海淀，可一觉醒来却到了西客站，居然坐错方向，结果自然又迟到了。我后来想，这应该叫南辕北辙，还是走南闯北呢。 我的鼻子异常灵敏，在公共汽车上，我能知道谁刚洗过头，谁该洗头了，昨晚司机是否吃了韭菜，哪个售票员的胃不好。 有时候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座位，刚要坐下，一个老太太就滋溜一下钻到身前，比兔子还迅速，伸手之敏捷程度，丝毫看不出已年迈古稀，但她会告诉你：小伙子，我都八十了，然后冲你笑笑，我没那么不懂事，我也冲她笑笑：我喜欢站着。对于老太太的话，我的理解是：你和我抢什么，我还能坐几天公共汽车，马上就是坐灵车的人了。你说我能不让着她吗。 要是赶上两个或以上的老太太凑一起，情况就不妙了，一车人就听她们了。听者不仅能知道她们家的情况，还能知道她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如何、哪个邻居事儿逼、谁家儿子没考上大学、谁家闺女未婚先育等诸如此类充满生活气息的事件。 这帮老太太都是刚晨练完准备坐车回家的，在公园里她们欢蹦乱跳，精力充沛，上了车她们就倚老卖老，跟起早贪黑的上班族争夺为数不多的座位，斗智斗勇，游刃有余。有时候我为了多休息会儿，看见有老太太上车就闭上眼睛装睡觉，但她们会不识时务地站到你跟前，高谈阔论，以期让你注意到她们后行使尊老爱幼的职责，如果你不让，她们会更开怀畅谈，意在让全车人看到，世风日下，面对晃晃悠悠（她们故意站不稳，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老人，年轻人无动于衷，让全车人谴责你，即便你真的睡着了，也要把你吵醒，让座给她们。所以，更多时候我宁愿坐地铁，因为没有几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愿意爬七八十节的台阶，更不会花三块钱买票，坐公共汽车，三十块钱办张月票够她们用一个月的。 我还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既不年迈，又不低龄的妇女上了车，抱个估计小学都快毕业的孩子，个头比喂了半年的猪仔都大。乘客们看这么大了还让人抱，就以为是弱智或残疾儿童，于是纷纷起身，竞相让座，那孩子看有了座位，便挣脱开他妈，拣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前排，向阳，通风；而他妈也就近坐了下来，母子俩一人一座，看得让座人直跺脚。 工作带给我的感受是繁重的，在车上稍适休息很有必要，但情况这般滑稽，为了理直气壮地在车上眯瞪会儿，我有必要架副拐冒充残疾人或者抱个孩子，但对于我这种长着胡子茬的人，总在衣服里面塞个枕头冒充孕妇也不是回事儿，所以我就改骑车上下班，单位离家远，几天下来我就消瘦了许多，老歪说我真幸福，有多少女性为了让自己瘦下来，每月花几千块钱用于健身、喝茶、买脂肪运动机，可就是不见效，而我上班除了每月拿钱还可以减肥，里外里就是好几千块。我说幸福个屁，我一个大老爷们胳膊细得跟根油条似的不是什么好事儿，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的胳膊就不见得有自行车大梁粗了。 本以为骑车上班可以节省时间，而事实却非如此，随处可见的自行车把比模特腰还细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想快也快不了。眼前的一辆辆自行车和已经迟到的时间，让我不禁感叹道，不愧是自行车王国。 现实工作与理想状况相距甚远，每天我只能通过上下班路上的幻想来满足自己，这很像太监的自慰。骑车需要一个小时抵达单位，同样，一个小时回到家。我在这来来往往的两个小时里，除了张望街边的美女，躲避喝高了的司机开着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和路口的警察（我的自行车至今没有牌照，是我买的黑车，有关部门不给它授理牌照事宜，我骑着它就像一个没有三证的外地人，在北京处处担惊受怕）外，大部分时间被我用来漫无目的地幻想。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车速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这样我便在路上消耗更多时间，时间多了，我想的事情也多，如此一来，恶性循环，一个小时的路程我却要花掉一个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夕阳西下、黄昏晚霞、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饥肠辘辘，我突然意识到天色已晚，于是紧蹬几步，赶在晚间新闻前回家吃饭。 骑了这么多年车，我的技术绝对娴熟，车把不用手扶，只靠身体掌握，解放出双手用来磕瓜子、背单词、擤去迎风流出的鼻涕，如果我是女孩，还会放半斤毛线在车筐里，给男朋友织个围脖手套什么的。即便拐弯，我只需两腿一夹，身子一扭，就能拐过去，只有到了路口，赶上红灯需要捏扎的时候才用手。其实我凭借在大学学到的知识，为自行车安装一个脚刹轻而易举，我可以先绘制工作原理图，计算出拉伸强度后选择适当材料，最后将整套零件按图纸联结就完活，整个过程简单之极，我甚至可以为此发明申请专利，但不等我动手，自行车就被偷走了。公司规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电子打卡，迟到一秒钟都扣钱。上班第一个月，我居然只拿到少一半的工资，究其原因，原来是下班忘记打卡，还有几次迟到。 我去找人力资源主管说理，他说那我不管，我只看记录，你打了上班卡没打下班的我只能发你一半工资。我本想说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睡觉不是还被你看见了吗，可一想，如若提及此事，还会被他因开小差而再次扣钱，一想还是算了吧，本来就没几个钱，再扣我就该给他钱了。 我为何上班时牢记打卡而下班将其遗忘脑后，原因很简单，上班如同上法场，下班好比越狱，心情迥然各异。当初解放军进城的时候，脱离苦海的人民哪顾得上正在茅房屎才拉了一半，提上裤子就出来迎接解放军了，回家与解放一个道理。 有几次迟到我都晚了半个小时，后来发现了一个秘密，同事们来不晚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在单位上厕所、吃早点的，个别人还带来牙刷毛巾香皂，洗漱都在单位进行。于是我也效仿，果真不再迟到，每天吃过早点，拉完屎擦了屁股，一看表，正好九点半，往日这个时候我才刚到——晚了半个小时。 可有时候屎是真憋不住，不得不在家拉了再出来。发现可以利用工作时间完成生活琐事，我便将上班时间无形中推迟了半小时，然而迟到依然，早晨根本起不来。 我也试过把表往前调半个小时或者上仨闹钟的方法，均不见效，因为表是自己调的，比实际快多少心里有数，该怎么睡还怎么睡，甭说上仨闹钟，就是上一屋子闹钟也没用，只要房顶不塌下来砸死我，任它几个闹钟在床头此起彼伏，我都会鼾声如雷将其掩盖，唯一能让我起床的办法就是不要管我，让我睡够时候，然后自己就会从床上爬起来。 既然人力资源主管那么强调打卡，行，你不是只看打卡记录吗，我自有迟到你也扣不了钱的办法。 单位门口的保安对我总是必恭必敬，因为我经常来晚，下了班还第一个回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每天晚来早走的人肯定是领导，对我的发号施令悉听尊便，我把卡交给他们替打，自然轻而易举。 珍妮玛莎见我第二个月拿了全额工资，就以命令兼请求的口吻，把卡交给我，让我“顺便打了”。但不幸的是，还没等我将卡转交保安，就被他们发现我不过也是一个打工的，不仅把卡摔给我，还对我耀武扬威，牛逼烘烘起来。 我对打卡制度极为不满。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上班，只要能按时完成工作，就算称职，时间不是评判的标准。退一步说，既然规定了工作时间不能少于八小时，那好，我晚来可以晚走，保证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还不行吗。当然不行，公司的规定是晚一秒钟就算迟到，哪怕你半夜回家，也无法弥补迟到的损失。什么鸡巴事儿！我对这份工作没有感觉，每天一下班，立即收拾东西回家，完全没有融入其中。珍妮玛莎却不着急回家，总是坐在电脑前忙碌着，也不知道每天都在干什么。一次我忘了东西在办公室，回来取时看见珍妮玛莎正在上OICQ，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就像看见一个男婴突然丢掉奶瓶，吵吵着要喝壮阳水。 没准儿珍妮玛莎晚上已经约好了与网友见面。一想到她已一把年纪，一会儿还要手里拿杯奶昔等候在麦当劳，或脖子上套个荧光圈站立在某迪厅门口，我就感觉好笑。 知道珍妮玛莎的网名很有必要，否则在网上碰上她跟我耍嫩，我还自鸣得意，那多他妈恶心。于是我打听到她的网名是JBM，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她说是Just be myself（做自己）的意思。我还以为是“鸡巴毛”的拼音缩写。 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车站看见她下车，本想低下头赶紧骑过去完事儿了，可还是被她看见，只好停下，说了句客气话：我带你两步呀。她让也没让，居然真的一屁股就坐在我的车上，别说，还真够份量，我明显感觉车身向下一沉，蹬起来甚是费劲。 珍妮玛莎说她像我这么大的时候还没有自行车呢，好像我有自行车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也好像她现在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她不还是让我带着吗。 为了避免被她搂腰，我竭力将车骑稳，她见车速不快，便问我她是不是很沉，我连忙说不沉不沉，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比她身体沉重多了——怎么碰上她了！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经理突然通知谁也不准走，一会儿开会。众人抱怨不止，有人赶紧请假，说家里有事儿，经理说今天他过生日，已经订好酒席，希望各位捧场，众人听了乐得跟什么似的，谁也不说没时间了，真有事儿的也给推了。 入座后，酒菜很快就上来了，刚才还谈笑风生的场面顿时消失，大家都低头不语，只听见咀嚼的声音，让人很不舒服，众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竭力克制住自己的声音，于是咀嚼声渐弱，最后只剩下“羊肉萝卜”开锅的咕嘟声。 菜上来后门外的服务员听屋里没了动静儿，以为我们顺窗户跑了，赶紧撞门而入，进来后才发现我们都在，连忙说对不起，众人并没有因为她的闯入而分散注意力，只惟恐哪个菜自己少夹了几筷子。 众人的狼吞虎咽让经理感觉菜要少了，就又点了一个清蒸皖鱼和尖椒土豆丝，鱼上来后摆在经理面前，转了一圈，到我跟前的时候，只剩下一副骷髅，连鱼头上的眼睛都被人挖走了，我只好避重就轻，那一盘土豆丝几乎都被我一个人吃了。 众人轮番给经理敬酒，祝生日快乐，经理一杯杯招架，说话开始结巴了，却仍不忘炫耀自己的伟大构想，将公司明年的大手笔进行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说完后问道：这样的话你们以前听过吗？众人连忙摇头，唯独我说：听过。 有人互递眼神，示意这哥们儿喝高了。其实我一点事儿没有，就是为了耳根子清净些，才把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经理刚要说“没有吧”，不料我说了有，不禁噎了一下，似乎酒醒了许多，不知往下该如何继续，气氛有些尴尬，只好张罗众人，吃菜吃菜。 已经吃到就差喝菜汤的程度，大家显然没有吃饱，经理又给每人要了一碗面条，偏偏他是台湾人，吃什么都默默无闻、不露声色，面条也不例外，而让我不出声吃面条我还真不会，本来就没吃饱，挺好吃的面条摆在面前却不能嘻哩吐噜吃个痛快，真是难受。 吃完面条后众人不愿散去，讲起各色笑话，都是我半年前听过的，看着他们津津乐道的德行，我想我该离开了，这顿饭就算最后的晚餐。 从报纸上看到招聘会信息，我心情无比激动，可见对现工作之深恶痛绝，离开这里迫在眉睫。 辞职前我最后一次参加公司会议，议题是年终总结与明年的工作计划，珍妮玛莎大包大揽，独自承担下众多任务，经理不放心地问，玛莎你行吗，她作为一个女人居然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没问题。旁边的同事一个劲儿地笑她，是嘲笑，还看着我笑，因为我在珍妮玛莎手底下干活，在劫难逃。 会议结束后，珍妮玛莎郑重其事地和我谈了谈，说明年她要大展鸿图，希望我协助，我说尽力吧，她特放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 可我早有计划。 我对工作就像妓女卖淫一样，只为了钱，她们任凭嫖客摆布，我任老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虽然出于自愿，但每次发工资时，还是有种被强奸的感觉。 三个月转眼就要过去，转正在即，同事让我请客，可我已做好辞职的准备，殊不知，我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愿再和他们同桌异味了。 一个同事的老婆要生孩子，每天就听他在办公室磨叨媳妇快生了的事儿，说他媳妇羊水不多，肚子还没他的啤酒肚大。公司每人都掏了腰包，我也随了一百块钱的份儿，他接过钱的时候说，将来我媳妇生小孩的时候他也会给我贺喜，可我呆不到那个时候，估计连媳妇还没找到我就得离开这里，看来这钱是肉包子打了狗崽子。 已然决定离开，我便一改往日的惟命是从，饮水机空了好几天，无论众人怎样威逼利诱，我就是不换，反正每天我带着矿泉水上班。终于有人熬不住了，骂骂咧咧地换了水，完全在针对我，好像我的工作没完成，他在替我擦屁股似的。 我发现自己经常处在生活中最尴尬的地位，就像一支足球队中的后卫。当赢得比赛的时候，鲜花掌声荣誉总是送给进球的前锋，当输给对手的时候，唾骂口水斥责统统扔向后卫，无论前锋怎么丢球、被人铲断，即使无法破门也能得到理解，而当后卫被对手突破，带球失误或者踢进乌龙球的时候，总是招致最严厉的谴责。 生活就是势利的观众，对人太他妈不公平了。第七章 辞职了 上班许久我却没有工作的感觉，更像在完成迫不得已的任务，就像上学的时候不愿意写作业，但出于老师各种严厉的惩罚和五花八门的说教，不得不去抄袭应付一样，那么现在我又在应付谁，老板？父母？自己？ 我在考虑，我真的需要一份工作吗。老歪知道我要辞职，就说别着急换工作，先干半年看看再说。可是青春不该浪费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上，它仅由屈指可数的几个半年凑成，怎能轻易被当作赌注，被用来看看手气如何，万一输了呢，到时候除了一把岁数，还是一无所有。光脚不怕穿鞋的，我没什么可犹豫的。 我想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又想多了，不就是辞职嘛。 “骑马找马”是我这一时期听到最多的话，可我现在的工作哪里是骑马，简直就是被骑，还任人宰割，惨遭践踏。 以前在报纸上看见有人跳槽就特羡慕——甩手不干了，也给老板一回脸子看，多潇洒，现在终知其中难言的苦闷。辞职那天我十点钟到了单位，眼看着珍妮玛莎在我前面进了办公室，等我进去的时候，她大衣还没脱就开始唠叨:不是跟你说了嘛，来晚了要提前跟我…… 打住，你也别废话了，今儿我是辞职来的，我说。 她一惊，说你丫放我鸽子。谁也不能相信此话居然出自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之口。 我呵呵一笑，去了财务。 领了当月工资，我没有任何留恋地出了公司大门，然后一路狂奔，感觉真他妈爽！ 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袭来。原来快乐这样简单。路上我给刘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现在又孑然一身了，想聚聚。刘子说行，他也好久没喝酒了，正好晚上有空。我又约了老歪，老歪说没问题，你真辞了，干嘛不干了？我想了想，说了四个字：一帮傻逼。 我跟单位那帮人没有共同语言，就像跟鸡谈论贞操一样。我对工作的印象好比娶回家一个媳妇，此前未曾与其谋面，只是道听途说，此人如何之美丽动人，如何之心灵手巧，如何之善解人意，如何之含苞待放，如何之如何。可当掀去盖头的时候才发现，新娘子与传说中相距甚远，且不说如花似玉，连看得过去都勉为其难，这也罢了，同床共枕时又发现，为何进去得如此顺利，一问才知道，二婚，孩子都可以上街打酱油了，可惜了崭新的绣花枕褥。婚后的生活更不要提了，“旧”娘子啥活儿也不会干，还好吃懒做，不求她通情达理，但求她不要胡搅蛮缠。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她一身毛病，吃饭吧唧嘴、睡觉磨牙、打嗝放屁、狐臭脚癣……好在可以离婚，就此一了百了。 如今这个年代，作为女人的悲哀就是既无沉鱼落雁之容，又不闭月羞花之色，却心比天高，决心干出一番事业，不计个人实际能力，还一个劲儿地坚持独身主义，死乞白赖地让自己成为女强人，并对未来充满信心。而我的悲哀就是曾经让这样的女人当了自己的领导，所以郁闷是必然的。好在我最后视金钱如粪土，抛弃那点工资，走人了。 据说此前的四个月内曾先后有三人供职于此，均因珍妮玛莎而离去，我是第四个。这让我想起了那个笑话，有个傻子趴在村口的井边数着13、13、13，这时过来一个外村好奇之人，趴在井口看傻子在数什么，傻子一把将他推下井底，然后数道，14、14、14。我想珍妮玛莎现在该数着4、4、4了吧。 回到家，偶然间看见笔记本上的工作记录，不禁黯然神伤，虽然这些内容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垃圾，却记载了青春是如何消逝的。 青春是短暂的，生命中属于青春的快乐更是风驰电掣，如流星一闪而过，从不逗留，快得我们谁也抓不住。 回想当初被录用的时候我居然满心欢喜，还以为自己捞着了。我跟老歪、刘子约好晚上七点在东单的一家饭馆见面，地方是老歪定的，选择这家饭馆，是因为老歪一个劲儿地说，宫保鸡丁才八块钱，还是九寸盘。我赞成是因为这里二十四小时营业，能尽兴。估计写《万物生长》的冯唐在医大上学的时候来过这儿。 怕刘子迟到，就特意告诉他六点半见面，可他还是在七点二十的时候才迟迟出现，我们那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东单路口往北100米的饭馆，他还找借口说地方太偏，不好找。 原来没手机的时候，我们找刘子喝酒，只给他打传呼：学校北门东侧50米，烙饼店把口的胡同左转，前行30步的串店，对面门口挂着修表的牌子。这他都能找到，今天却姗姗来迟，看来毕业后变化就是大。 我们开始点菜，老歪说来个怪味鸡，刘子说不好，这道菜做成什么味儿厨师都有的说，哪怕弄出屎味，反正是怪味鸡，还是吃酸菜鸡吧。小姐脸色绯红，说，那您是吃羊鞭还是鹿鞭。刘子说，谁说要吃鞭了？我点的是酸菜鸡，不是酸菜生殖器。小姐讪讪地把酸菜鸡记在餐单上。 点完菜小姐问我们喝什么。老喝燕京怪没意思的，我们问小姐有什么特色酒，她说有自酿的白酒，然后转身指着吧台方向让我们看，只见一个化学容器里泡着蛇蝎蜈蚣蟑螂土鳖癞蛤蟆乌龟王八穿山甲人参枸杞灵芝仙人掌等名贵物种若干，瓶内液体呈上了火的尿色，瓶外贴了一张纸条，上书：一夫当关，万妇莫开。 就它了，先来一斤，刘子说。小姐说这是补酒，每次最多喝一两。刘子说，我虚得厉害，一斤恐怕都帮不了我。对，瞧他这副纵欲过度的样儿，别拦着他了，我说。小姐说那好吧，然后惊恐地离开。 我忽然想起王大鹏就在附近上班，干脆把他叫来一起喝酒，反正他结婚了，喝点儿补酒有的放矢，不像老歪，被烧得心急如焚的时候，还要自己解决。 王大鹏接了我的电话欣喜若狂，他说，我今儿又夜班，正愁漫漫长夜如何打发，电话就来了，真是雪中送炭。我说人民群众的财产不会因为你玩忽职守出来喝酒蒙受损失吧？王大鹏说，现在是太平盛世，太平得我们连奖金都发不下来。我说那就好，你们少拿点儿奖金，换得全国人民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公德无量。王大鹏说，我是经警，不管地面，只查口袋。我说反正你们都是吃皇粮的，一荣俱荣，在此，我谨代表个人向穿制服的劳动者表示崇高敬意——你丫快点儿，我们就在你单位的胡同出来往南500米马路对面。王大鹏一身官衣地进来，我们边吃毛豆边招呼他坐下，他落腚后刚要下手抓，似乎想起了什么，就说，我去趟洗手间。 我说，到底是公务员。老歪说，不，到底是结了婚的人。 我就不习惯有人管厕所叫洗手间，去那里主要目的就是上厕所，即使解了手的人，又有多少人会洗手呢，就是洗手，是否真能洗干净呢，如果洗不干净，那还洗手干嘛，既然和洗手没关系，就不要叫洗手间，所以，撒尿拉屎的地方该叫什么叫什么，再文绉绉地叫也是供人大小便的场所。 王大鹏从厕所洗手回来，加入吃毛豆的行列，桌上只有了一盘毛豆，其他菜我们催三遍了，依旧迟迟未上。我们你一口我一口地嘬着毛豆，三言两语地贫着，老歪吃出一个花椒，举起来问我们像什么，大家摇头，说除了像花椒，看不出还像什么。老歪说，一棍儿，俩粒儿，跟老二一样。刘子高喊服务员：菜怎么还没上来！——都从毛豆里吃出鸡巴了！ 第一杯酒是为我喝的，因为我没工作了。第二杯酒还是为我喝的，祝贺我自由了。第三杯酒也是为我喝的，祝愿我早日上岗。我说第四杯换个话题，想了半天，没有比预祝我下次继续炒老板更合适的理由了，于是，一杯都周了。 王大鹏说这酒不错，最近累得要命。我们说知道你刚结婚，瞧你脸色黄的，多喝点儿。王大鹏说不是房事累，是工作累，累得他都好久没房事了。我们问什么事情能把他折腾这么累。王大鹏说一个外国首脑刚走，我都好几天没脱衣服睡觉了。我说，丫到中国又不是洗钱来的，你们经警犯得上这样吗。王大鹏说，可上面就这么规定，没办法，谁让来的是布什呢。我说是吗，布什来了？ 王大鹏说，不会吧，这事儿你不知道？！也难怪，有两种人不知道布什，弱智和胸怀大志者，但你能考上大学还拿到毕业证，说明不是弱智，至少有能背下四千个单词的智商（本科毕业须通过英语四级，掌握四千词汇量），一个布什才几个字母，所以，你必为后者，胸怀大志者也，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区区布什，何足挂齿。 王大鹏这番话说得刘子和老歪忍俊不禁，也说得我心花怒放，飘飘然了，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夸奖我，但我想告诉他，不要以为大学生里就没有弱智，其实数目相当可观。 王大鹏的话没有白说，最后这顿饭是我掏的钱，也许这正是他说上述一番话的目的所在。 按说轮谁也轮不到我请客，我应该是被请的那个，但也不知怎么就成我掏钱了，隐约记得我叫小姐买单的时候他们拦了我，但没拦住，我忘了是他们没想拦住，还是真拦不住。那晚我又高了。 时间难以打发，但到了酒桌上，我却感觉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夜深人静了，特别是喝高了以后，感觉时间已静止，甚至在倒流，常常忘乎所以，所以当刘子以“明天还上班呢”为借口提出散的时候，我把酒杯往桌上一戳：谁也不许走！ 刘子说，这都几点了。 我已经高了，其特点就是，几点在我这儿都不叫晚。我说，反正天还没亮。我属于喝多了就爱折腾的那种人。 你敢情明儿歇了，刘子说。 我说，你什么意思。 刘子意识到说到我的痛处，赶忙改了口：没什么，喝酒喝酒，然后和我碰了一下。 一斤白酒早就被我们喝完，桌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啤酒瓶，管它什么酒，能醉就行，今天我非把自个儿灌倒，操，我难受！ 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倒下，倒是几个服务员挺不住了，趴桌上着了，一个女孩还打起胡噜，那叫一个响，第一声吓了我一跳。而我们这桌的服务员还时刻保持着清醒，一杯杯地喝着酽茶，眼睛瞪得比赵薇的都大，生怕我们跑单，我要是导演，就找她拍还珠格格4。结帐出了门，没走两步，王大鹏掏兜发现手机不见了，我想起刚才趁他不备，就把手机放茶壶里了。他的手机是西门子3518，听说防水，我不信，现在终于能辨别真伪了。 我回去取，刚才那个女孩因为我的再度出现而惊惶失措，只见她嘴巴塞得鼓鼓的，看有人过来，就使劲往下咽，可能是卡住了，脸憋得通红，脖子也粗了一截——估计女孩吞了一丸子，瞧噎得那样。 尽管喝多了，但这点我还记得，因为她的表情太逗了。 我赶忙说，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我想这时候桌上应该还有半个丸子，我们走的时候剩下一个半没吃了，当时王大鹏还说打包带走，下了夜班当早点吃，但一看表都五点了，夜班已经下了，就没拿，径直回家睡觉了。小姑娘也不易，陪我们一宿，肯定饿了，现在也该吃点儿东西了。 我从茶壶里捞出手机，见信号还是满格，验证了传言。同时，看到桌上果然只剩半个丸子了。 我想我还是赶紧走吧，希望女孩能尽快把那个丸子咽下去，不要因此憋坏自己。其实我特想问问她喝水不，我给你倒。不过，估计问了她也说不出话来。第二天醒后我感觉身体难受，准保是头天晚上喝高了，一定还说了不计其数的傻逼话，我喝多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前也告诫自己酒后不要多言，言多必失，但没有办法，高了的时候，我认为自己说的话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尽管说的时候结结巴巴，也想到过这些话在别人听来可能挺傻逼的，但酒精的力量实在难以抗拒。 起床已是下午两点，头依旧晕眩，我清理了个人卫生后难受不减，决定出去透透风。 到了大街上，午后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暖洋洋，有个老外正拿着DV拍摄北京街景，看他的样儿也小五十了，身材依旧笔挺，屁股高高翘起，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感觉精力倍儿充沛，我跟着他走了一段，双腿无力，两脚绊蒜，差点儿摔自己一跟头，打了一嗝，还都是酒味。老外回头看我一眼，微微一笑，然后健步如飞，消失在街头。 和他相比，我的生活就不够阳光——还阳光呢，简直就是屋漏又逢连夜雨。 酒醉后的这天夜晚，我心情极其失落，点上一根烟，遥想这些年都干了什么，虽并未故意虚度光阴，却终究一事无成。 从上大学时起，我好像就没闲过，做了三个月的小买卖，当货品全部卖出后，手里的钱居然没有进货的时候多；后又与同学承包了一家校外饭馆，赔得我到了学期末还没交上学费，差点就被希望工程救助，其实要不是给我上课的老师三天两头去吃饭，我基本还能落个本儿平的；此后改邪归正，打入学生会内部，掺乎过学校的各类活动，因没能和老师处好私人关系，两个月后头衔不了了之被摘掉；此外还写了一些小资情调的伤感歌曲，美其名曰校园原创，现在听来都是无病呻吟，去过一些学校和媒体演唱， 听到过不比潮水小太多的掌声，以为能就此被人关注继而混口饭吃，后来才知道，吃这碗饭的人太多，多数难以糊口，于是在饿死之前，心归正传，写写算算，拿了毕业证找工作是也，可找来找去，待业依旧。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别人都干得好好的，还有人合同签了5年以上，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我比他们更高明或更愚蠢在什么地方，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在北京都是喝密云水库的水活着，难道就我有理想，就我偾世嫉俗，就我与众不同，就我是鸿鹄，别人都是燕雀。我看是就我傻逼，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留给了自己什么，除了一片狼籍、深浅不一的脚印，和付之一笑的回忆，还有什么更值得炫耀并珍藏的呢。 那时候我还年轻，那时候我很傻逼。 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站人堆里不起眼，脱光衣服和大家没啥两样，幸运女神从不青睐我，上学没上过重点，当过的最大官就是小组长，每天早上负责收发作业，监督组员打扫卫生，如果检查不合格，责任我一人承担；上班没进过五百强，即使在本企业里我的工资也是最低的那个。好在耳不聋眼不瞎，手脚麻利，智商高于60，但也没高过爱因斯坦，典型的老百姓。 生活的道路上，我始终就非一帆风顺。 小学没赶上第一批入队，本来有我的份儿，可我课间去大便没能赶在打上课铃前回到座位，因而被老师拒之教室外，同被关在门外的还有几个打架的学生，老师认为我和他们是一丘之貉，而实际情况却是我只看了几眼他们打架，才耽误了拉屎。我和他们踮起脚尖，扒着窗户望着教室内生动的入队仪式，少年先锋队歌嘹亮地传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突然，“嘭”地一声巨响，教室的后门玻璃被他们中的一个砸得粉碎，其余几人拔腿就跑，而我站在原处，呆若木鸡，这时老师已冲到门外，把我当作替罪羊，指着鼻子说我：你这样的学生少先队不需要，第二批也甭想，明天找你家长来，叫他们赔玻璃。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很长一段时间，鲜艳的红领巾没有飘扬在我的胸前，每当周一升旗仪式，大喇叭广播“少先队员敬队礼”的时候，我都夹在队伍中间，与众不同地行着注目礼，这时我感觉，我的右臂是多余的。 中学同样如此，入团一波三折终未遂，直到大学才被团支书央求着入了团，因为班里若有一个同学不是团员就没有资格评选优秀班集体。入团后我发现并无实际意义，却要按时缴纳团费，于是在一次需要照片的时候，揭下团员证上的照片，将其贴在月票上，就这样，照片被用在更需要它和更有意义的地方，从此我的团员证再没有盖章注册过。后来大学毕业填写履历表的时候，我在“政治面目”一栏处犹豫再三，不知道自己该算什么身份，最后只好给自己填了一个“群众”。 伤感就像海绵里的水，要挤总是有的，而我的伤感却像自来水，一旦阀门打开，便源源不断。自情感意识存在以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因为动画片演完而惆怅，上小学后又因为星期天的太阳落山而失落，上了中学会因为暗恋的女孩喜欢了自己的哥们儿而痛苦，上了大学伤感就像溃烂的脓疮，一片又一片，势不可挡，而现在，伤感已将我彻底淹没。 蓦然回首，我突然发现，最快乐的时光竟然是最郁闷的大学四年，那时我像个傻子一样，很少去考虑明天会怎样，每晚趿拉着拖鞋，叼着烟头，拎着大茶缸子去图书馆看小说，或者踢一下午足球后三五成群地喝酒到饭馆打烊，然后翻窗进入宿舍，倒头就睡，睁眼已是第二天下午，然后再准备下一场足球和啤酒，任精力、时间和生活费滚滚而去，只留下伤感，而这种伤感在今天看来，却是莫大的快乐。这些问题想得我头昏脑胀，本想就此睡去，可毫无睡意，一看表，才九点多一点儿，于是不知所措起来。 晚上九点半左右感觉无所事事是最难受的，这段时间也是最难打发的，上床睡觉太早，晚饭还没消化干净，出去娱乐又不早了，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这就像八十岁的老人，离死只差一步了，活着又没什么意思，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而此刻我也只好混一分钟算一分钟，希望能快点儿困，要么就赶紧接一个找我出去的电话。电话并没有打来，但等待电话的过程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当这件事情做完的时候，或者说当我等到二十三点整的时候，意识到不会再有电话进来了，而这个时间我也可以休息了。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晚上十一点熄灯，我还潜移默化地受着那四年的影响。 又一天就此过去了。 辞职后，我偶然在电视上听到刘欢的《从头再来》，以前听它只是隔靴搔痒，有了切肤之痛后再听，别说，真有些味道，多少给了我些心灵上的慰籍。 我待在家中百无聊赖，出门买了份报纸，回来后认真阅读，一字不落地从刊号看到各种广告，再从国内新闻到国际新闻，社会新闻到文化新闻，最后还要看看天气预报，其实看了也是白看，只要明天不地震，哪怕下刀子，也与我无关，除了偶尔出去买份报纸，大部分时间我是待在屋里的。 现在报纸上的广告除了汽车房产，便是美乳缩阴，女人想尽办法缩小自己的生殖器；男人却努力将生殖器往大了变。我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懂得这是公差配合问题，说白了就是螺丝脱扣了怎么办。 接到刘子短信，问我辞职后的感受，他干得也没劲。我给他回信：辞职后走出办公楼的那一刻，好比射精的一刹那，快感汹涌澎湃；辞职后的几天，如同射精完毕，酣畅淋漓；再后面的几天，便相当于射精后的第二天，失落、空虚接踵而来；而后在家呆几天便会萌生再找份工作的渴望，竟如同又想射精那般强烈。刘子说，那算了。幸好上个世纪诞生了互联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痞子蔡和张朝阳对此会深有感受。同时，网络还成就了陌生男女一段段一夜情缘，也为理屈词穷的毕业生提供了方便，只需输入论文题目，便有上万字的资料可供粘贴，网络的更多方便，就不一一列举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让我多了一种排遣无聊的方式。 我登录不久，就听“咚咚咚”有人敲门，茶杯里的叶子上线了。 我：看来你也是一闲人。 她：可是闲不住。 我：那就出来唠唠，我不嫌你难看。 她：谁告你我难看的，现在特别声明，本姑娘风华绝伦。 我：只有风前残烛的人才这么说。 她：别以为这样说我就会见你，随便你怎么想。 我：你多大？ 她：你呢？ 我：23。 她：me too。 我：怪不得有共同语言。 她：别套近乎。 我：都说异性相吸，到你这儿怎么不适用。 她：因为你没有吸引我的地方。 我：但你吸引我了。 她：你也太容易被吸引了，跟谁都这样吧。 我：因人而异，你还没有男朋友吧，我就爱助人为乐，帮他人解决实际困难。 她：我的困难是男朋友太多。 我：这好办，你把他们都甩了，然后把我扶正。 她：别异想天开了，干点儿正经事。 我：我是真想，可是找不到。 她：你没工作？ 我：都好久了。 她：难怪老碰见你。 我：这就是缘分，老话怎么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 她：等有机会的，今天不行了，我老公回来了，88。 我：啊？！老公？！ 电脑提示我收到了新邮件，我进入邮箱，看见雷蕾发来的邮件，也就是说，她此时此刻正坐在某地的某台电脑前面。 我急忙打开邮件，但只有8字节：你好吗？ 我立即回复了8字节：很不好！ 不久后雷蕾回信10字节：我也不好！ 我又敲了16字节：那还不赶紧回来！ 雷蕾回信6字节：就不！ 我再发14字节：把你QQ告诉我。 但没有收到回信，雷蕾也许走了。她到底去了哪里，我还是一无所知。 网络的弊处正在于此，虽然收到来信，却无法找到对方的准确位置，太虚了，我喜欢真实。公共汽车站牌上贴了一则寻人启事：“李秀莲，女，73岁，小脚，严重精神病患者，经常自言自语，山东口音，于今年11月16日14时走失，如有知情者，可来电1330126XXXX，必有酬谢！” 我听见有人说，这家孩子真孝顺。我不知道孝顺在什么地方，难道这样做不是应该的吗，不这样才不孝顺。也许这件事发生在刚才说话人身上，他的态度是，丢就丢吧，还没有钱包丢了在乎。 我深受启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网上的各大论坛发布了一则“寻爱启事”，简述了我和雷蕾的来龙去脉，并留下电话、E-mail，不出半天，我收到各类信息和跟贴不计其数，有让我痛定思痛的，有说再给我介绍一个相同类型的，有说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还有人说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一看这人就是孙楠的歌听多了。 同时我也收到雷蕾的来信，她让我别再白费力了，她想远离我一段时间，因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脑子里还充盈着研究生的影像，等她忘掉我和研究生其中一个的时候，就会回来找另一个，要么就把我俩全都忘掉。 我坐卧不安，读不进书，看不进电视，更听不进英语，总想着干点儿什么，但不知道能干什么，明明干不了什么却还想着干点儿什么，感觉有点找不着北，我别是得了他妈的焦虑症吧。 爸也退休在家多日，整天无所事事，东瞧西看，摸摸这碰碰那，拿起放下，放下拿起，好像哪根神经不对了，我还没上班，怎么也跟他似的。 爸看我越来越不顺眼，我看他越来越烦，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我说我出去了。 爸没明白什么意思，还问我几点回来，我说，不回来了。 我隐藏着无法磨灭的校园情愫，直到现在月票还是市学的，我打算回学校找间宿舍。要是有钱我就在学校旁边租间房，可是没有，所以只能住宿舍。 我拨了原来宿舍的电话。 “喂，找谁”电话被接听。 “你大一的吧？”我问。 “干嘛，谁呀你？” “我原来就是这宿舍的，刚毕业。” “有事儿吗？快换枪呀，你看死了吧，真面！”一听就在玩CS。我一看表，十点一刻，正是上课的时候，电话里能听出宿舍挺热闹，估计此刻教室的人没有宿舍里的多。 “有空床吗，我睡两天，最近特怀念母校，夜不能寐。” “巧了，一哥们儿得肝炎病休一年，床正空着，只要你敢住。” “敢！我带瓶二锅头。” “带两瓶吧，顺便喝点儿。” “好勒！”我买了两瓶二锅头，搬着铺盖卷又在学校安营扎寨了，心情和四年前迥然不同。那时我走进校园的感觉跟回自己家一样，现在跨入校门却像是串门。 我又闻到了男生宿舍特有的气味，看见晾在铁丝上的裤衩和袜子，感觉格外亲切。 上学的时候，我和宿舍的哥们儿情同手足，只有牙刷用自己的，其余东西一律公用，一双拖鞋，无论39还是43的脚，都趿拉过，一个饭盒，谁饿了谁拿它泡面，一个脸盆，谁洗衣服谁用，对了，还有一个盆，老歪专用，是他洗屁股的盆，每晚熄灯后他都端着它躲在厕所的单间里洗呀洗的。有一次我去大便，打开单间的门，见老歪正用水淋淋的屁股对着我，我还从裆下看到了他那双露出不好意思神情的眼睛。最让我们后怕的是，在知道这个盆被老歪用于洗屁股之前，险些在腊八那天用它和了饺子馅，多亏隔壁宿舍抢先一步借走了。 住下后，我给老歪打了电话，他始终在学校住着，和我不是一个楼，我说胡汉三又回来了，老外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今晚什么节目。我说，还老一套吧，喝点儿小酒。 可是每次都喝大。住回学校的感觉真好，特别是晚上喝酒。 上学的时候看过几个北京作家写的他们的生活，经常是饭馆里喝完了又去酒吧喝，直至次日凌晨，这我就不懂了，干嘛不就在饭馆里喝下去，难道是为了换几道下酒菜，非把松仁玉米换成爆米花，来来往往的车钱能多喝多少酒呀，直到离开学校，才知其中奥秘，原来多数餐馆十点一过就关门，要想接着喝只能去酒吧或者KTV，而作家们都是能说会道的主儿，说得比唱得好听，所以不去歌厅只去酒吧。 当多数饭馆打烊的时候，正是学校周边饭馆上人的时候，下了晚自习的男男女女学饿了，搭帮结伙地围坐一桌，点两盘土豆丝五盘炒饭，AA制；也有大梦初醒的学生，晚上睡不着，拉两个同样睡不着的学生下楼喝酒；还有从七、八点就开始喝的学生，此时已双眼迷离，口齿不清，但兴致不减，此时，服务员和厨师必须做好陪到天亮的准备，他们半夜三更叫你摊仨鸡蛋是常有的事情。 现在，终于又能尽情体验这种美妙的感觉了。我和老歪还有宿舍的那几个学生在学校食堂二楼餐厅吃了顿饭，钱没花多少，吃得挺痛快，特别是那盘回锅肉，久违了，估计北京没有比学校大师傅做这道菜更地道的厨师了。 我带的两瓶二锅头一瓶用于消毒，一瓶被喝掉，人多力量大，喝完都没事儿，我倡议再来一瓶，那几个学生说不了，他们晚上和对门宿舍约好了去网吧推星际，一决雌雄，要不对方总叫板，然后就一人点上一根烟，奔赴战场。 我和老歪又喝了两瓶啤酒，感觉兴致正好，就给刘子打了电话，让他过来。 这小子也在学校，正和陈希在校门口的饭馆吃饭，我说你丫来学校干嘛不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和陈希回系里打印成绩单，不是怕你忙嘛，所以没打电话，再说我也不知道你在。 我说我搬回学校住了，你丫也回来吧。刘子说那学校又不得安宁了。我说我这次回来是要写小说的，老歪也特努力，买了好几本考研书。刘子说，你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追求。我说咱当面聊好吗，别给中国电信捐款了，他们奖金够高了。刘子说，那你们过来吧，老地方。 老地方就是学校西门那家卖半份菜的餐馆，特招学生喜欢。 我和老歪走到校门口被保安拦住，问道：“干什么去？” “出去。”我们不以为然。 “都几点了？”原来学校有了新规定，晚上十一点后禁止出入校门，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要出去的，保安却死活不放行，我们只好说，“我俩不是这个学校的。” “甭跟我来这一套。”保安说，“凡是想出去的，都拿自己不是这个学校的说事儿，谁信呀！” 我说：“我们真不是这个学校的，根本就没有学生证。”学生证早在毕业前就被学校收回了，惟恐我们拿着它为非作歹。 保安说：“哪个想出去会给我们看学生证，就是有八个证他也说没有。” 我一想，的确如此，没有学生证既证明不了自己是这个学校的，也证明不了自己不是这里的学生。 保安又问道：“你们这么晚出去干嘛？” “喝点儿。”老歪说，“要不一块去？” 保安说：“不了，夜班，让你们出去可以，捎带手给我拎瓶啤酒。” 我和老歪一口答应，都是年轻人，能理解。 后来，我们不仅给那个网开一面的保安拎了两瓶啤酒，还把剩下的炸花生米给他打了包带回来，他嚼了一个说，还挺脆。 和刘子、陈希匆匆聊了几句，他们因为要赶末班车，就走了。陈希现在也没有工作，她说希望有更好的机会，说白了就是但愿哪个第一世界国家肯收留她，中国她是不想再待了。 我和老歪各回宿舍，分别时老歪说，回头找一个空床多的宿舍，咱俩还一屋，上下铺，多好！ 回到宿舍，他们都已睡下。夜晚宿舍的味道不够新鲜，总给人缺氧的感觉。 躺在床上我想起，刚才夸下准备写小说的海口，从明天起，我就要付诸行动。 第二天，我关了手机，带上笔墨纸砚和眼药水，去了教学楼。准备大干一场。 我至少快一年没来过教学楼了，大四那一年没什么课，我们也很少出现在学校里，去的更多地方是小饭馆和招聘会。 我在教室里看见老歪，他正一个人背单词，我想起昨晚他说考研开始倒计时。 我凑过去：“看怎么样了？” “快了，就差300多页了。”老歪轻松地说。我看到他正看着第2页。 “准备考什么专业？”我问。 “还没想好。” “下个月就报名了吧。” “毕竟下个月才报名嘛。” “你行。” 我坐在一旁，拿出纸笔，筹划写一篇什么样的小说。 这时老歪的手机响了，他说了两句把电话给了我说，王大鹏，找你的。我们在学校混久了，对在自习室里打电话习以为常，点上一根烟也是常有的事情。小同学虽然看不惯，可也不敢管。 我问王大鹏干嘛，他说你干嘛关机，我说我要潜心写小说，他呵呵一笑，问晚上有空吗，我说我都说在潜心写小说了，他说那也不能闭门造车呀，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晚上七点，我下了班去接你和老歪，我说那好吧。 晚上王大鹏开车过来了，老歪说他不去了，还要看书，我说走吧，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老歪说算了吧，他要分秒必争，我说要不要给你带点儿回来，他说那就带瓶蓝黑钢笔水和涂改液吧。原来我们吃饭，老歪都要求给他带啤酒和羊肉串，看来他这次要动真格的了。 幸福好像长在了我们的屁股上，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他人的幸福，却对自己的一无所知，只会彼此羡慕。 和王大鹏的这顿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只记得他说羡慕我，我问他有啥可羡慕的，他说羡慕我是自由职业者，这是当今社会的时尚，我说我的确自由，却没有职业，我现在特别羡慕没有自由但有职业的人，况且自由职业并非想象的那么春意盎然，他们是个不幸的群体。 所谓自由职业，便是没有稳定的工作，但要想自由，必然要冲破经济束缚，也就是手里得有俩儿活钱，可挣钱对所有遵纪守法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若想有口饭吃，什么职业者都要工作，区别仅在于在哪里工作——在单位还是在自己家，什么时间工作——白天八个小时还是半夜三更随心所欲。自由职业者已脱离望文生义的表层含义，成为很受管制的一类群体。 就拿自由撰稿人来说，很多人都被编辑同志规定在条条框框里，笔下的每个字都是按媒体要求完成的，许多时候是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笔不从心。更有一些自由撰稿人已将自己完全职业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出多少字，否则痛不欲生，跟上班族工作没完成时的状态无二样，生怕被老板炒了鱿鱼，就是憋也要憋出来，无论抽多少根烟，喝多少瓶酒，寻找不到灵感就去体验生活，好的坏的，积极的颓靡的，只要是社会上发生的，都要亲历。所以，出来的文字也是每个笔画都流淌着辛勤汗水和淋漓鲜血。 流血流汗是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经常遇到的事情，甚至牺牲也曾有发生，那个被后人津津乐道并愿做其门下走狗的天才作家不就英年早逝吗，虽然他留下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光辉灿烂，但千万不要以为是个自由职业人就会发达，有多少人写了一辈子，写尽才华，终了还是默默无闻，无名无利，饮恨家中。 所以说，在选择这个职业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一切最坏的后果都要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做个自由职业者谈何容易！ 然而其余行业不接纳我，现在又没事儿干，只能写点儿字自娱自乐。 掰手一算，我下岗已经快一个月了。而工作离我依然遥远。 为什么我久久不能找到工作，妈说是形象问题，因为我不是留长发，就是剃秃子，为此被妈说教了许多次：你看人家阎维文的发型，多精神，不长不短，老是那么整齐。爸也说我，倒不一定非要向阎维文看齐，哪怕剪个郁钧剑那样的也成。 以前我不认为和父母的代沟有多深，现在看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他们见我听不进去，就说，别你不听老人言，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吃盐多除了导致高血压，还有什么好处，对了，还能防止白毛女的悲剧重演，可父母脑袋上的白发并不少，这似乎不是缺盐造成的。 他们老了。好不容易盼来一场招聘会，我对国展早已轻车熟路，这里的每一场招聘会我都不曾落下，老歪谑称我就在国展上班。 国展门口有个卖笔的，每次都喊：“没笔买笔，没报买报了噢！”这次他还在吗？ 到了门口，我听见吆喝，扭头一看，果然是他：“没笔买笔，没报买报了噢！” 我冲他微笑，他也冲我微笑。我们都不容易，还笑得出来。 国展依旧人声鼎沸，展台前依旧拥挤不堪。 多数单位要求至少一年以上工作经验，我没有工作哪里来的经验；倒是也有不要经验的，可必须是应届生，我已经属于上一茬的了——这不是成心不让我就业吗！ 一个不太熟的同学打来电话，说祝我生日快乐，我翻日历一看，可不是吗，到日子了，不禁感叹道：又他妈该过生日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年又一年，赶集似的。 我想起曾写的诗句： 时间 只管走 丫自己的路 对我的悲伤 置若罔闻 我紧跑两步 赶上它，说 着个逼急！ 走这么快去他妈死呀！ 既然是生日，这一天便非同寻常，我应该喝个酩酊大醉，还是冷静地做个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深思熟虑后我选择了后者。 准备好笔和本，我决定写篇日记，翻到笔记本有字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1998年6月25日，天气晴……是我高考前记录下的文字，表述的是我早已摩拳擦掌，正跃跃欲试地等待7月7、8、9号的到来，且不说内容如何幼稚、可笑，就连字迹比之现在也截然不同。那时候我写字还是一笔一划，因为高考作文不让写连笔字，否则按字迹不清处理，现在的字倒是成熟多了，却不龙飞凤舞，只是朝着潦草不堪的方向发展，是上大学抄作业图速度快练出来的，老师也知道作业是抄的，再乱也不管，只是在每本作业后面写个更乱的“阅”字。 翻看几篇早年的日记，发现那时候我对潘娜一片痴心，若不是此时看到这些记录了我们点点滴滴往事的文字，我恐怕也忘得差不多了。就在这时，我的呼机响了，操，又是天气预报，明天地球赶紧爆炸吧，活着怪累的。 前两天收拾东西，翻腾出几年前买的呼机，塞进两节电池，居然立即收到了一条天气预报，原来买的时候，寻呼台的承诺是买一台机器，免收五年服务费，现在仍在有效期内。 这个呼机是我高考后去麦当劳打工攒钱买的，我没有把号码告诉过除潘娜以外的任何人，那时我和她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在我们第一次上床后，我说我配了呼机，无论我们是否考上同一所学校，只要你呼，我就会随时出现，潘娜想象着我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的大街小巷带一束玫瑰花去和她在夕阳下约会的场景，感觉浪漫不已，她对我们的未来心怀憧憬，然后就要去号码。 几天后，成绩出来了，我榜上有名，潘娜无缘大学，哭哭啼啼地跑回家，后来再没有人见过她，而我的呼机，除了每日的天气预报外，便没再响过。 呼机又响了一遍，摩托罗拉就是好，凡有未读信息会随时提醒。 我按下阅读键，看看明天什么天气。 然而液晶屏上居然不可思议地显示出：“潘小姐：生日快乐！”犹如一记惊雷，霹得我头昏眼花。 我立即回电寻呼台，问刚才谁接待呼76096的业务，接电话小姐说是她，现在台里就她一个人，如今这年头一天都不见得能有一个电话进来，今天她一会儿功夫就接了两个电话。我准备问她寻呼人长什么样子，可一想又不是可视电话，就改问：“潘小姐都说什么了？” “潘小姐说的话都显示在呼机上。” “就这些吗？” “对，她说什么我们就呼什么。” “真的没有了吗？” “您怎么就不信呢，您是有什么急事儿吧？” “十万火急！” “我们这里的电话是来电显示，我可以把她的电话告诉您。” “太好了，谢谢，谢谢！” “您真的是76096的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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