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最乐观的自己-[活出最乐观的自己]-6

他果真在后来的5项比赛中拿了 5块金牌。我没办法忍受晚间11点的新闻，不仅因为报新闻的人很呆板，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播报的内容就像是影片片段。昨夜费城的大火是头条新闻——30秒钟的时间在播放大火从窗口冒出，用1分钟的时间播放对生还者的采访，这些人多半在痛惜他们被烧掉的家当；又用了1分钟的时间播放对救火队员太太的采访，由于救火队员被烟呛晕，所以他太太涕泪纵横地出现在荧幕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是个悲剧，应该被报导，但是夜间新闻的制作人似乎认为美国的观众都是大白痴，只会欣赏眼泪鼻涕的故事，不可能了解统计和分析。这场大火真正值得报导的部分都没有被报导，某一个戏剧化事件背后的原因及统计数字从来没有被提及。我们真的不能理解统计数字的意义吗？我们真的只能理解那些动人的小故事吗？你只要在棒球场上待上一个下午，你就知道美国的大众是多么喜欢统计，他们的水准又是多高。每个看棒球的人都知道投手责任得分率（earned nm average)是什么，而这个计算可能比保险公司计算火险的统计数字还复杂。统计是运动博彩的灵魂，球类运动的赌额已可以与美国工业总产值媲美了。我们决定用这种统计来验证解释风格理论。我的学生和我花了几千个小时阅读体育版，用球类统计来验证我们的理论。我的乐观理论143LEARNED OfTIMISM对球场上的表现会作出怎样的预测呢？体育运动的预测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如果其他因棄不变，有乐观解释风格的运动员更可能赢。这是因为他会努力去尝试，特别是在失败之后或对手很强劲时，他会更加努力。第二，对于团队也是一样。整个团队越乐观，就越可能贏。第三，更令人兴奋的是，如果运动员的解释风格从悲观转为乐观，他也更可能贏，尤其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职业棒球先来看看美国人最喜欢的运动——棒球。我本人是个棒球迷，而且，对这项运动的研究会把我们带到人类成功和失败的核心，它告诉我们“失败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为什么有用。写下对理论的假设远比验证这些假设来得容易。在此，我们有三个问题。第一，一群个体所组成的团队有自己的解释风格吗？我们过去的研究都指出悲观者的表现会比较差，但是有悲观团队这种事吗？悲观团队会表现得比较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用了 CAVE的方法，研究整个赛季每一天体育版里所登载的每一个球员所说的有关因果关系的话。因为体育新闻喜欢报道不好的事，所以毎一天每一家报纸的体育版都充满了这种话。我们请完全不知情的人来评分，然后我们为每一个球员算出他的解释风格。我们也研究球队的教练。最后我们把所有人的得分平均起来，得出球队的解释风格，然后再比较整个联盟中的所有球队。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体宵版中所刊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和大联盟的所有球员进行面谈，所以我们只好依赖报纸和电视上的体育新闻。144i第雜~~. 乐观造就赛场冠军但球员对记者说的话经记者的笔转载出来后是非常不科学的东西，这些话很可能不真实、不准确。因此我们不知道报纸上登载的话是否能正确地反映出球员的解释风格。唯一的方法就是看看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地预测出了球队的表现，如果是，那么报纸上的话就有效度；如果不是，那么，理论或是报上的话就有问题。这不是唯一的困难，另一个问题是材料太丰富。在我们对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研究中，我们收集了 12支球队，1985年赛季，4月一 10 月所有球队所在地的报纸。那真是堆积如山的资料！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证明这个因果关系是因乐观而胜利，而不是因胜利才乐观的。纽约大都会队（Mets)在1985年是个非常乐观的球队，也是打得很好的队，直到东区冠军赛时才输给了圣路易红雀队 (Cardinals) 0大都会队打得好是因为他们很乐观，还是因为他们打得很好所以乐观程度上升了呢？要解开这个难题，我们必须要能从这个赛季的乐观预测到下个赛季的胜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把个人改变的因素考虑进去，离队球员的资料会被剔除。但即使如此还是不够，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个球队在第一赛季中的成绩。以大都会队为例，1985年，它是国家联盟中最乐观的一支球队，它同时保持着第二强的纪录（贏98场，输64场）。我们预测它 1986年会打得更好，这是因为它很乐观，也因为它的球员都很有才干 (如1985年的输贏纪录）。我们必须把它先前的输贏纪录也考虑进去，即让这个变量保持不变，然后看乐观的态度能否使球队超越以前的纪录。我们也想知道乐观的魔力是否在于它能够引领球员度过压力的难关。我的儿子，大卫记下了国家联盟972场球赛的分数，然后我们找出每一场压力的统计。我们发现伊莱亚斯（Elias)——棒球统计年鉴之一，已经将棒球每一局的压力算得很好，所以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统145LEARNED OpTlMISM计，而采用伊莱亚斯的统计。f大都会队和红雀队两个超级强队为1985年国家联盟的东区冠军争得你死我活。我们摘录了这一赛季所有大都会队和红雀队每个球员的因果关系话语，并请不知情者做了乐观或悲观特性的评分。当这个赛季结束时，我们算出了总分。下面是大都会球员在赛季里说的话。我把每一句话的CAVE分数附上了，分数为3 ~ 21分，3 ~8分是很乐观的，13分以上则是悲观的。我们从这个球队的总教练强森开始，下面是记者问他为什么大都会队输了。“因为今晚的对手打得很好。”（外在的——“对手”；暂时的一 “今晚”；特定的——“今晚的对手”，7分）队员福斯特：“球迷让我滚蛋，这真是个烂日子!”（7分）队员斯特贝利被问到为什么没有接到球时，他答道：“这球飞得好快，我就差那么一点点。”（6分）问斯特贝利为什么大都会队打得这么差时，他说：“有的时候你就是会碰上这种什么都不对劲的日子。”（8分）当记者问一垒手贺兰德兹为什么大都会队在客场只贏了两场时，贺兰德兹说：“在客场打球压力总是比较大。’’（8分）记者又问他为什么大都会队只领先了半场时，他答道：“对方明明很烂，但是打到最后却贏了。”（3分）明星投手古登，解释为什么让对方打了一个本垒打时说：“他今晚打得很好。”（7分）146乐观造就赛场冠军记者问古登为什么输时，他答道：“人总有运气不好的日子，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8分）又说：“天太热了。”（8分）古登投了一记暴投，他说：“湿气太重，球都湿了。”（3分）你可以看到大都会队的分数加起来会怎样。当大都会队球打得不好时，他们认为那只是今天打不好，因为对手太强了，反正不是我们的错，所以大都会队属于典型的乐观的解释风格。就整个团体来说，大都会队比其他各队都乐观。他们对坏事件的平均分数是9. 39分，这个分数足以成为成功的保险业务员。现在来看圣路易红雀队，此队强得足以打败大都会队，并贏得国家联盟总冠军，但在世界杯冠军赛中却因为裁判不公而输给堪萨斯城市队（Kansas City)。红雀队球员的球技比大都会队的球技更好，红雀队的总教练赫佐格，被认为是棒球界最厉害的一个角色。他对红雀队输球的解释是：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的球技不行。”（永久性、普遡性及人格化， 20分）赫佐格对新闻记者比较喜欢访问辛辛那提红人队（Cincinnati Reds)的总教练罗斯的看法是：“他比我多了 3 800个安打。”（14分）赫佐格对球员在休假结束后球都打得不好的解释是：“我们太放松了，这是心理上的原因。”（14分）1985年，球员麦基说他本可以跑更多次垒，但他没有做到，因为：“我跑垒跑得不好。”（16分）麦基1984年打得很不好：“在心理上我已经出局了，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挑战。”（15分）克拉克解释为什么他漏接了一个高飞球：“这是一个应该可以接到的球，但我没接到。”（12分）二垒手赫尔解释为什么他的打击率下降了 50%，是因为：“我无147A出最learned Optimism法集中注意力。”（17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支球技非常好，但有着悲观解释风格的球队。统计上来说，红雀队对不好事件的解释风格是在平均水平以下，11.09分，在12支队中排名第9。我们的理论显示这样的队伍能打进准决赛实在是因为他们的球技太髙超，弥补了他们心态上的缺陷。所以根据理论预测下一个赛季的情况应该是：大都会队应该比 1985年的表與更好，而红雀认会表现得更差。情况果然就是如此。 1986年，大都会队是一支最神奇的队，它所向无敌。最终贏得了东区冠军及国家联盟总冠军。他们的平均安打率是0.263，在压力下表现出超强的0. 277的安打率。红雀队在1986年垮掉了。虽然他们的球技很高超，但是他们的平均安打率只有0.236，而在压力下只有0.231。用这种方法我们计箅了国家联盟的12支球队的解释风格。从统计上来看，在1986年的赛季中，乐观球队的表现比他们在1985年时好；而悲观球队的表现比他们在1985年时差。乐观球队在压力下表现得比较好；而悲观球队在压力下就垮掉了。一般来说，我会重复实验一次，如果得到同样的结果，我们才会相信它的效度。所以我们又重复了一次这个实验，结果与第一次的相同。^职业篮球分析篮球赛比棒球赛多两个好处：第一，篮球队的球员比较少，分析起来更省力。第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篮球绝对是凭球技的，每一场比赛不但可以预测谁会贏，而且可以预测贏多少分，这叫做 “胜分差”。一些人会根据预测胜分差来进行赌博。148|—第 —I 乐观造就赛场冠军我不赌球赛，事实上，我这一生只赌过一次（你会在第11章读到）。我认为“贏多少分”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课题，因为它把两队的所有因素，例如球技、士气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解释风格的理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没被考虑进去，即球队的乐观性。乐观的球队应该比预期的表现更好，而悲观的球队则会表现得更差，而这只有在不利的情况下才会如此。例如，输掉上一场球后，乐观的球队打得会比预估的胜分差要好，而悲观的球队则根本无法超越预估的胜分差。我做的第二个研究就是收集美国NBA大西洋区1982—1983年赛季毎个球队所在地报纸的体育版，根据他们对有关输球的原因的分析，算出球员们的解释风格，以此来预估他们1983—1984年的表现。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次这个实验，用1983—1984的解释风格来预估他们 1984—1985年的表现。我们读了约10 000份报纸的体育版，为每一个球队收集到100多篇报导。让我们来看两个极端，一个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Celtka)对不好事件的解释。输球（在客场）：“他们的球迷实在是NBA所有球赛中最吵闹、最不像话的球迷。”（9分）又输一场球：“在客场打球，总是有奇怪的事发生。”（8分）比分落后：“观众太死气沉沉了。”（6分）季后赛输球：“对方投篮太准，断球太快，防不胜防。”（6分）输了决赛的第一场球：“这是他们打得最好的一场。”（8分）“对方防守得太好了。”（4分）对方某一位球员得了 40分：“他今晚打得太好了，不管谁防守，他都会得40分。这家伙太神奇了，简直不是人。”（5分）凯尔特人队听起来像得了躁狂症的病人，把所有的输球都解释为暂时的、特定的，绝对不是他们的错。凯尔特人队在1983—1984年输149LEARNED OjTlMISM掉前一场球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68.4%的比赛得分超越了预估的胜分差，而1984—1985年更是打到了 81.3%，他们简直是个奇怪的不倒翁队。现在来看1982—1983年赛季新泽西篮网队（Nets)对输球的解释。季后赛输球：“我们大家投篮都没有中。”（18分）“我们自己把机会拱手让人。”（16分）其他的输球：“这是我所训练过的球队中体能最差的球队。” (18 分）“我们的智力是有史以来最低的。”（15分）“我们该投篮而没有投，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会投进。”（17分）篮网队并非是体能差的球队，他们在1983—1984年贏了 51. 8%的球赛。但他们在心态上的确是沉沦的。他们对输球的解释都是永久性、普遍性的，并认为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在1983—1984年赛季中，输掉一场后，接下来的比赛中只有37. 8%的比赛得分超越了胜分差；但在贏了上一场后，他们超越胜分差的比率是48.7%。篮网队的解释风格在1983—1984年那一季改善了很多，主要是因为球员大换血。在 1984—1985年，他们输掉上一场后，接下来的场次有62. 2%可以超越胜分差。以下是我们的发现。一个球队的解释风格很大地影响着它在输掉上一场后的表现，乐观的球队会比悲观的球队更多地超越胜分差，乐观的效应会使胜分差超越两队的真实差异。我们也观察到跟国家联盟棒球队一模一样的趋势：一个球队下一季输贏的情况，可以通过他们在上一季中的解释风格来预测。将棒球和篮球的研究综合在一起，我们得到以下结论。我们不仅可以测量球员的解释风格，而且可以测量球队的解释风格。150乐观造就赛场冠军解释风格可以预测这支球队是否能超越他们原有的表现。乐观可以预测球场上的赢。悲观可以预测球场上的输。解释风格在球队面临压力时发挥作用，如，在输掉一场球后，或在最后几局时。1伯克利的游泳队我们在棒球和篮球方面的研究显示，一个球队的解释风格可以预测运动场上的胜利与否。那么运动员个人的解释风格是否可以预测他个人的表现，特别是在压力下的表现呢？这个问题比昂迪替我们回答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喿顿，只在电视上见过他，他和他太太卡伦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游泳队的教练，也是我重要的合作人。1987年3月桑顿打电话给我。“我读到你所做的保险公司业务员的研究他说：“我在想，你的测验对游泳是否有效，你是否愿意为我们做测验?”我努力克制自己不高声喊出：“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教练还在解释：“我觉得你能测量到一个深藏的积极想法，这是我们教练不太能掌握的东西。我们知道运动员的态度很重要，但他们可以伪装态度，在关键时刻才显露出来,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改变坏的态度。”1988年10月，在训练季开始之前，50名男女游泳校队的成员都参加了归因风格测验。此外，桑顿夫妇还评估了他们的队员，特别是他们认为队员在压力下的表现会如何，并预估他们在这一赛季中的表现。我们这样做是想知道归因风格测验是否能告诉教练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我立刻发现我知道了一些教练所不知道的。归因风格测验的乐观151learned Optimism分数跟教练评估哪一位选手可以在压力下表现得更好完全没有相关。那么归因风格测验分数真的可以预测游泳比赛的输廉吗？为了验证这点，桑顿夫妇在每一次比赛前，对每一位选手做一次评估，看他们会“比预期的好”还是“比预期的坏”。每一位游泳选手也对自己做同样的评估，结果我们发现教练和选手的评估可以说是 —模一样。我只算了 “比预期的差”的选手的分数，结果悲观者比乐观者在比赛时失常的人数多两倍，乐观者可以达到他们潜能应有的水准，而悲观者却不能。解释风格是否可以预测人们对失败的反应，就如同它可以预测棒球、篮球和保险业务员的表现一样？要验证这一点，我们在控制的情境下模拟了失败。在这一赛季结束时，我们让每位选手用他们最擅长的泳姿游了一次。桑顿夫妇告诉他们，他们所用的时间比他们的纪录慢了 1. 5秒或0. 5秒（依距离而定〉。我们知道这个0.5 ~ 1. 5秒对运动员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们会很失望。然后每位选手必须再游一次，再计时。如我们所预期，悲观者第二次游得比较慢。有两名游泳健将，他们都是悲观者，在游第二次时，100米竟然慢了 2秒，这2秒在比赛时足以使他们成为最后一名。乐观者要不就是如常，要不就像比昂迪一样，游得更快。当然，教练事后跟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伯克利游泳队的实验证实了解释风格也可以预测个人的成败，就与团队的研究结果一样。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解释风格对个人和团体都有预测功能，乐观的运动员在压力下表现得更好，使他们更努力地去尝试，使他们立刻从失败中站起来。t教练必须知道的事假如你是一位教练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运动员，你应该注意下面152.~第裤乐观造就赛场冠军这几件事。乐观并非你可以凭直觉就知道的事。归因风格测验可以测出一些你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它的预测能力超过了有经验的教练的判断。乐观告诉你什么时候去用什么样的队员。如果是一个接力赛，你有一个跑得很快的运动员，但他是一个悲观者，而且刚输掉了他的个人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换掉他。只有在他刚刚获胜的情况下，才应启用悲观者。乐观告诉你如何筛选运动员，如果两个运动员体能很相近，挑那个乐观的。因为长远来看，他会表现得更好。你可以将悲观者训练变成乐观者。桑顿问我是否可以帮他把悲观的游泳选手改造成乐观的，我说我还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正在发展这个项目，不过看起来很有成功的希望。为了感谢他们参与这个实验，我答应我们的训练项目一成型就立刻把头一个机会留给他们。当我在写这一章时，我的训练人员正启程去伯克利教他们如何可以变得更乐观，你会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看到这些技巧。-_塞篇輅》的乐鼸言----★乐观可以预测赛场上的赢，悲观可以预测赛场上的输。这对于团队或个人都是适用的。解释风格在团队或个人面临压力时发挥作用，如，在输掉一场球后，或在最后几局时。★乐观并非你可以凭直觉就知道的事。归因风格测验可以测出一些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153第10章乐观的身体不生病身边的悲音故事丹尼9岁时，医生在他的腹部发现了伯基特淋巴瘤（Burkitt’s lymphoma) 0丹尼现在10岁，虽然他己忍受了一年的放化治疗，但他的癌细胞仍然在扩散。所有人，包括他的医生，都放弃了治愈的希望，然而丹尼自己却没有放弃。丹尼有个计划，他告诉每一个人，他长大后要成为一名研究如何治疗癌症的研究员，让其他孩子不再得这个病。虽然丹尼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还是很乐观。丹尼住在盐湖城，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位“著名的东岸专家”身上。这位医生是治疗伯基特淋巴瘤的专家，他对丹尼的病很感兴趣，一直与丹尼的医生保持着联络，做丹尼的顾问。他打算在飞往羑国西岸参加儿科医学会议的途中，在盐湖城稍做停留，探望一下丹尼，并与丹尼的医生谈一下丹尼的病情。因为这件事，丹尼兴奋了好几个星期，他有许多话想要跟这位专家说。丹尼每天都记日记，因为他希望他的日记可以为找出治疗方法提供一些线索，他感到自己在参与治疗。这位专家要来的那天，机场因大雾而关闭了。控制塔指挥专154~第10章~,乐观的身体不生病家乘坐的这架飞机到丹佛机场降落，所以这位专家决定直接飞往旧金山。丹尼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偷偷地哭了，他父母和护士劝他休息，并答应他一联络到这位专家就让他们在电话里交谈。但是第二天早上，丹尼变得浮躁不安，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他开始发髙烧，并出现了并发症，从晚上开始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下午他就死了。你听到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我相信这不是你第一次听到病人在希望破灭后随之死亡，或是有了希望以后病情立刻好转的故事。这种故事很普遍，普遍到大家都知道希望可以维持生命，无助则会摧毁生命。1神秘的学生1976年的春天，我的桌上放了一份非常奇特的研究生人学申请。申请者是一名盐湖城的护士，名叫维辛坦娜（Madelon Visintainer), 她在申请书中讲了丹尼的故事，她说她曾经照顾过好几个像丹尼这样的小孩和越战中的美国士兵，这些事情让她下决心重回学校，她希望来宾州大学跟我做研究，看看是否无助本身就会致命。如果是的话，她希望找出原因，她希望先用动物做实验，然后再应用到人类。维辛坦娜的坦白和真诚感动了人学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此外，她的成绩也达到了标准，但是她的申请书有一些漏洞，有些时间和地点交代得不清楚，好像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一阵子。我们试了几次想澄清这些疑点，但都没成功，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收了她。1976年的秋天，我热切地盼望着她人学。但是开学时，她没有来报到。不过她打电话来说她需要在盐湖城再待一年，因为她要主155LEARNED °PTIMISM持一个有关癌症的研究项目，她要求我们保留她的人学资格到第二年的9月。由一个“护士”来主持研究项目听起来是很奇怪的事。我问她是否真的想来宾州大学研究这个冷门的课题，因为很少有心理学家，甚至没有一个医学界的人相信心理状态会引起生理疾病。她回答说她并非“菜鸟”，她的阅历很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早有心理准备。1977年的秋天她来报到了。她就像她的申请书一样朴实无华又有点神秘。她总是回避谈论她的过去和未来，不过她的“现在”却是一流的，她第一年的研究项目就是以实验证明无助会导致死亡。她对耶鲁大学两位年轻研究员兰格（Ellen Langer)和罗丁（Judy Rodin)的新发现深感兴奋。这两位研究员在养老院研究老人，看改变老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II我们都*91控制权他们根据楼层将老人分组。一楼的老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额外的控制权，有一些额外的选择。管理员对这些老人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可以决定些什么。早饭你们可以选择荷包蛋和炒蛋，不过要在前一天晚上选好。星期三或星期四晚上会放映电影，不过也是要事先登记。这里有一些盆景，选你们自己喜欢的，带回去放在你们的房间里，不过要自己浇水。”管理员对二楼的老人说：“我要告诉你们，在这里你们有哪些福利。你们的早饭有荷包蛋或炒蛋，每周一、三、五早上是荷包蛋，二、四、六是炒蛋。星期三和星期四晚上放电影，住左边房间的人星期三看电影，住右边房间的人星期四看。这里有一些盆景，护士会替你们送到房间里，并摆放好，护士会照看这些盆景。”这样，一楼和二楼的老人得到的福利一模一样，只是一楼的老人156i-第10章-1乐观的身体不生病自己有一些控制权，而二楼的老人没有。18个月以后，兰格和罗丁再次回到养老院。他们发现有部分控制权的老人比较有幸福感、比较活泼。这组老人逝世的人数也比较少。这个惊人的事实表明，自主权和控制权可以延年益寿，无助或许会致命。维辛坦娜想在实验室中研究这个现象，因为在实验室里她可以精密地控制所有变量，这样她才能知道为什么自主和无助会影响健康。她用三组老鼠做被试：第一组给予轻微电击，但它们可以逃走；第二组给予同样的电击，但逃不掉；第三组则没有任何电击。在开始电击的前一天，她先移植了一些癌细胞到老鼠的肚子里，这种癌如果没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消灭掉，最终会是致命的。维辛坦娜移植的癌细胞量正好，在正常的情况下，有50%的老鼠会患上癌症，50%的老鼠的免疫系统会杀死这些细胞而不会患上癌症。这是一个设计得很完美的实验，每一个变量都得到了控制：电击的强度和次数、食物、居住环境及癌细胞的数量，唯一不同的是三组老鼠的心理状态。第二组有习得性无助感，第一组有控制感，而第三组心理状态无改变。如果这三组在抗癌能力上有差别的话，那差别应该源于心理状态的不同。一个月后，第三组没有接受任何电击的老鼠死了一半。这是我们所预期的正常现象，这表示移植的癌细胞的程序和数量是正确的。有控制感的一组老鼠，70%都成功战胜了癌症；而无助组的老鼠只有 27%战胜了癌症。维辛坦娜的另一项发现是有关老鼠断奶期的经历，小时候有自主控制经验的老鼠，长大后比较能抵抗癌细胞。她给予小老鼠可逃避的电击、不可逃避的电击以及无电击，等小老鼠长大后，再将癌细胞移植到它们身上。大多数小时候有习得性无助经验的老鼠，长大后不能157LEARNED C>PT1AMSM抵抗肿瘤的生长；而大多数小时候可以逃避电击的老鼠，长大后则战胜了癌细胞。所以儿童期的经验与长大后对癌症的抵抗力有很重要的关系。维辛坦娜读完博士学位后，申请了好几个学校的助理教授职位。这些学校都坚持要一份完整的履历表，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她来我这里做研究生之前，她已是耶鲁大学护理系的助理教授了。我后来发现她还得过银星勋章（Silver Star)及其他奖章，因为她在越战中有过英勇的表现。1970年她曾负责过柬埔寨鹦鹉嘴野战医院。我对她的背景的了解仅限于此，因为她守口如瓶，不肯多说。现在我明白她1976年申请入学时的勇气和她坚强个性的来源了。在她从事护理工作时，她的理念——心理状态会影响生理健康，是被她的同事所嘲笑和不以为然的。等她完成博士论文时，她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心理状态的确可以影响病情。目前维辛坦娜是耶鲁大学医学院小儿护理系的系主任。1■心身的纠结心理活动怎么可能影响肉体的疾病呢？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难解的哲学问题。在宇宙中只存在着两种实体：物质实体和心理实体。这是17世纪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尔（Ren6 Descartee)的观点。那么这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笛卡尔是二元论者，他认为心理可以影响身体。后来出现了另一种持反对观点的思想学派，这一学派的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这就是唯物论，唯物论者坚决反对那些思想和情绪可以影响身体的说法。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被三个有关健康和希望的问题困扰着。每一158.~第10章~,乐观的身体不生病个问题都可以说是身心问题的现代化身。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原因”（cause)的。希望真的可以维持生命吗？绝望和无助真的会致命吗？第二个问题是有关“机制"（mechanism)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希望和无助是怎么运作的？什么样的机制使心理对身体产生了影响？第三个问题是有关"治疗”（therapy)的。改变你的想法可以增进健康，使你延年益寿吗？f为什么乐观者更健康最近几年，世界上各个实验室都陆续发表研究报告，宣称心理特质，尤其是乐观可以增进健康。这些证据使我们以前听到的许多老生常谈显得更有道理，例如笑口常开、心情开朗或生存意志可以增进健康等。习得性无助理论从四个层面来强调乐观对健康有益。第一是来自维辛坦娜的研究报吿：有习得性无助感的老鼠比较容易患癌症。这个发现很快被更多更详细的免疫系统研究所证实。免疫系统中有一种名为T细胞的细胞，它可以辨识入侵者，例如麻疹病毒，然后快速地繁殖自己，进而将这些入侵者消灭掉。另一种天然杀手细胞（NK细胞）可以扑杀它们遇见的任何人侵异物。研究者在无助老鼠身上发现，它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减弱了。无助老鼠血液里的T细胞不再快速地繁殖，脾脏内的NK细胞也失去了它们杀死人侵者的能力。这些研究显示，习得性无助不只是影响了行为，它深入细胞的层次，使免疫系统变得被动。这对解释风格来说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解释风格是习得性无助159LEARNED °PTIMISM的核心。如前所述，乐观者可以抗拒无助，当他们失败时，他们不容易变得抑郁，也不会轻易放弃。而无助经验越少，免疫系统越强健。所以乐观影响健康的第一个方式就是防止无助的发生，进而使免疫系统强健有力。乐观增进健康的第二个方式是使你维持良好的健康习惯，有病及时寻医问药。悲观的人认为生病是永久的、普遍的和人格化的。他会认为，“我怎么做都没用”，“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在一个对100名哈佛毕业生、为期35年的长期追踪研究中发现，悲观者比乐观者更不容易改掉抽烟的习惯，更容易生病。乐观者习惯于掌握自己的命运，会采取行动来防治疾病。乐观促进健康的第三个方式是减少坏事件发生的次数。统计显示一个人在某一段期间内遇到的坏事越多，越容易生病。在6个月内经历搬迁、被解雇和离婚的人的患病的几率最髙，甚至得心脏病和癌症的比例也比一般人高。所以即使你自己觉得很好，没事，你还是应该在换工作、退休、离婚或亲人死亡时，特别注意你的身体。丧偶的人在头6个月的死亡率比平常髙出好几倍，所以如果你的母亲去世了，你一定要让你的父亲去做一个彻底的体检。你可能会想，谁会碰到较多的不幸事件呢？答案是悲观的人。因为他们比较被动，较少主动采取行动来避免不好的事，而且在事情发生之后也较少采取行动来终止这些事。所以悲观的人发生不幸事件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而如果不幸事件容易导致疾病的话，悲观的人就较容易生病了。乐观可以促进雔康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社会支持。拥有一份深厚的友谊和爱情似乎对身体健康很重要。一个中年人如果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在有问题时，半夜打电话去谈心，那么他的健康状况会比没有朋友的人好很多。同时，没结婚的人患抑郁症的比率要比结了婚的人髙。160.~第丨0章~.乐观的身体不生病即使只是一般的朋友，他们也会对抵抗疾病有所助益。我母亲70多岁时动了一次手术，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必须挂着尿袋。很多人觉得尿袋很恶心，所以我母亲深觉羞愧，她躲避她的朋友，不再打桥牌，也不让我们去看她。不幸的是，在她独居的这段时间里，她的肺结核复发了。她付出了所谓的寂寞的代价。悲观者也有同样的问题。遇到挫折时他们比较被动，他们很少去寻求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乐观解释风格可以增进健康的第四个理由。f悲观不健康癌症彼得森最先研究了悲观和疾病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彼得森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授变态心理学，他让班上的150名学生做了归因风格测试，他们同时也写下了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过去几个月中一共去看过几次医生。彼得森追踪了学生一年的健康状况，发现悲观的学生比乐观的学生得传染病的几率高两倍，而且去看医生的次数也多两倍。这会不会是因为悲观的人比较喜欢抱怨这里痛、那里痛，而不是真的有病？不是的，因为彼得森在学生做测试之前和之后都实际调査过学生生病的次数和去看医生的次数。悲观者生病的次数和看医生的次数的确比较多。另一个研究是关于乳腺癌复发率的。有一项英国的研究追踪了 69 名乳腺癌患者五年，没有复发的妇女多半是有战胜疾病意志的人，而那些死亡或复发的妇女多半是无助地接受医生的诊断，默默忍受的人。有没有可能那些乐观的人正好病得比较轻，所以她们活得比较长呢？不是。国家癌症研究所（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拥有珍贵161(.earned Optimism的、详细的病情资料——NK细胞活动形态、淋巴结的数目、癌细胞扩散情形等。那些活得较久的人的确是受益于乐观的解释风格和对生命的享受。不过这种结论也遭到过挑战。1985年卡希利斯（Barrie CassUeth) 发表了一篇有关绝症病人的研究报告，指出心理变量对病人的存活率没有任何影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nud of Akdi-dne)的副总编安杰尔（Marcia Angell)写了一篇社论，对这篇文章大为赞扬，认为这个研究就是一个证据，告诉我们那些“疾病直接反映出心理状态”的说法其实只是民间传说而已。我们如何解释卡希利斯的研究与其他显示心理状态会影响疾病的研究之间的不同呢？第一，卡希利斯的心理测验不恰当，她只用了一些广为应用的测验的片段，而不是整个测验。第二，卡希利斯的病人全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假如你被砂石车轧过，不管你多乐观恐怕都没什么用；但是假如你是被自行车撞了，那么乐观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当病情已经严重到癌症末期时，心理状态就不能发挥什么作用了；但当肿瘤还小，病情刚刚开始发展时，乐观的确生死攸关。I免疫系统唯物论者把免疫系统从它所驻扎的那个人的心理中分离出来P他们认为乐观、希望这种心理变量会像灵魂一样挥发掉，所以他们不相信乐观、抑郁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他们忘记了免疫系统是与大脑相连的，而心理状态又跟大脑的状态相关，大脑的状态直接反映一个人的心理，大脑的状态又会影响身体状况，所以情绪和思想会影响身体这种观点其实一点也不玄妙。大脑和免疫系统不是靠神经连接的，而是靠荷尔蒙，荷尔蒙通过血液流遍全身，它可以将情绪状态从身体的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现162I—第10聿—I乐观的身体不生病在已有很多证据指出当一个人抑郁时，他的大脑也会随之改变。在神经之间传递信息的荷尔蒙，在抑郁时会变得匮乏。另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叫做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s),它在抑郁时也会变得很稀少。但什么样的生理事件会使免疫系统知道它的主人正处于悲观、抑郁，或悲痛的状态呢？当儿茶酚胺变得很少时，另一种化学物质内啡肽（endorphins,即身体自己制造的吗啡）的活动就增加了。免疫系统能探测出内啡肽的水平，当儿茶酚胺很低时，内啡肽就高，免疫系统就会调低自己的活动。这只是生物学上的幻想，还是悲伤、抑郁的确可以关掉免疫系统？大约10年前，澳洲有一些研究者找了 26名刚刚丧妻的男士作为研究对象，他们为这些被试抽了两次血，第一次是在太太去世后的第一个星期，第二次抽血是在丧妻后第六个星期。研究者检査了这些男士的免疫系统变化。结果发现悲痛时免疫系统的活动减少了，T细胞没有像原来那样快速地自我繁殖。时间久一点以后，免疫系统又逐渐恢复。美国的学者同样也证实了这项研究的发现，并且把这项发现又往前推进了一些。抑郁也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反应方式。有一项研究检验了 37名妇女在经历人生重大变故后或抑郁时，血液中的T细胞和NK细胞的活动情形。她们血液中的NK细胞活动程度都比一般妇女低。她们的抑郁程度越严重，免疫系统的反应就越糟。如果抑郁和悲伤会暂时降低免疫系统的功能，那么悲观，这个更长期的心理状态，就应该使免疫系统长期处于低活动状态。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悲观的人较容易，而且更经常地沉溺于抑郁，这表示悲观的人免疫系统功能一般比较差。为了验证这个假说，宾州大学的研究生卡门（Leslie Kamen)、耶鲁的罗丁和我进行了合作，罗丁已经追踪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群老163LEARNED人的健康状况很久了。这些老人平均年龄为71岁，研究者每年多次去详细调查他们的营养、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儿孙的情况。每年这些老人要抽一次血，以检査他们的免疫功能。我们把这些资料拿来进行悲观程度分析，然后分析血液数据，看能否预测免疫活动的强弱。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乐观者有比较强的免疫功能。此外，我们还发现调査时老人的健康状况和抑郁程度都不能预测他们的免疫功能，唯有悲观会使免疫系统的活动降低。综上所述，这些证据很清楚地指出心理状态可以改变你的免疫反应。丧失亲人的悲痛、抑郁和悲观，都可以降低免疫系统的活动。至于这些心理因素如何作用于生理还没有很完善的解释，不过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大脑内有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在这些心理状态下被耗尽了，或是数量变得很少，进而引起内啡肽的增加，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动就会降低。如果你很悲观，耗尽了你的免疫系统，那么悲观很可能会影响你 —生的健康。1■曰记中的人生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活得长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小时候有乐观的解释风格，那么一生都会比较健康？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不能找一群长寿的老人，说他们大多数是乐观的，所以乐观者更长寿。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身体硬朗才乐观的，而不是因为他们乐观才长寿。所以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回答其他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解释风格是否很稳定，一生中都不太会改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的一个研究生伯恩斯（Melanie Burns)在老年杂164I-第丨O章—I乐观的身体不生病志上刊登广告，寻求保留着自己十几岁时日记的老人。30位老人来应征，并把他们的日记交给我们，我们利用CAVE技术，描绘了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解释风格。此外，我们还要求这些老人每人写一篇较长的文字，描述他们现在的生活、健康、家庭、事业，我们对这篇文章也进行CAVE分析，得到了他们晚年的解释风格。那么这两次分析有相似处吗？我们发现对好事件的解释风格在50年间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同 —个人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会认为好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命运的作用，而另一个时期则认为是由于自已能力。但我们发现对不好事件的解释风格却是相当稳定的，50年中没有改变。一些在少女时期认为男孩子对她们没有兴趣是因为她们“不可爱”的女人，在50年后，同样认为她们的孙子不来看她们是因为她们“不可爱”。我们看待不幸事件的方式——我们的悲剧理论是一生不变的。这个重要的发现使我们更接近了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年轻时的解释风格是否会影响以后的健康状况）。在提出我们的问题之前还有哪些应该知道的呢？我们需要一个有下列特质的大样本。1.在他们年轻时，他们留下许多对原因进行分析的评论或记录可供我们做CAVE分析。2.我们必须确定他们在写这些评论时，他们是健康的、成功的。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们那时身体不健康，或已经失敗了，那么他们可能是悲观的，而悲观会使他们以后较不健康。如果是这样，可能只是因为早期的疾病或早期的失敗造成了不健康的生活，而不是悲观的解释风格。3.我们需要的被试是每年固定做体检的人，这样我们才能画出他们一生的健康变化曲线。1654.最后，我们需要年纪很大的被试，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一生的健康预测与分析。我们的要求显然比较苛刻，到哪里可以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呢？f哈佛高材生的生活瓦利恩特（George VaiUant) 一直是我很尊敬的心理分析学家， 1978—1979年我有幸成为了他的“同学”，我们一起被邀请去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做一年的研究。瓦利恩特深信心理分析理论中的防御理论，他认为影响我们一生的不是有多少次不幸事件，而是我们怎样在心理、精神上去对抗它们。他认为对不幸事件的习惯性解释是自我防御的一种，他曾花了 10多年的时间追踪研究一个很特殊的样本，在他们从中年进人老年时详细地进行访谈。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兰特基金会（William T. Grant Foundation) 曾经研究过身体健康人群的成人期生活。这个研究最初设计者是想通过追踪一群绝顶聪明的人来调查决定成功和健康的因素。所以他们找了哈佛大学5个年度的大一学生，从里面挑选出200名身体状况绝佳、智力和社交能力一流的学生作为追踪对象，这大约占哈佛大学1939—1944年入学学生的5%。这些人现在都70岁左右，且全力配合这项研究50年了。他们每5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并定期接受访谈，不停地填写各种问卷。他们为研究影响健康和成功的因素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当这个研究项目的主持者因年纪太大，而无法继续时，他想找年轻人继续追踪研究到这些被试去世。那时正好是这群哈佛毕业生毕业 25周年聚会，项目主持者选择了瓦利恩特。瓦利恩特那时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年轻精神病专家。166I-第10章-1乐观的身体不生病瓦利恩特在格兰特研究中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20岁时的财富并不能确保以后的成功和健康。这些哈佛人中有相当多的人失败了，或是不健康，例如婚姻的失败、破产、酗酒、很年轻就得了心脏病、自杀等。这些哈佛人与同时期生长在贫民窟的同龄者所经历的伤心事和打击一样多。瓦利恩特想找出哪些因素可以预测这些哈佛人中什么样的人会有好生活、好事业，什么样的人又会潦倒一生。我前面说过，瓦利恩特主要关注的是防御机制，即这些人对抗不幸事件的特殊方式。有些人还在大学时就能以成熟的方式来面对失败 ——以幽默、利他、升华等方法来自我排解；而有些人就不行，例如当女朋友移情别恋时，他们用否认、投射等不成熟的防御方式来解释这个打击。那些在20岁时就已有成熟的防御机制的人以后会比较成功，比较健康。当他们60岁时，这些人没有患上心脏病、高血压等这类慢性病，但那些年轻时没有成熟的防御机制的人，有超过1/3的人到60岁时健康状况很差。这些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们在年轻时都留下了相关资料，而且他们当时都很健康、成功，他们的健康状况一直被密切地追踪着，现在他们都处于中年后期。此外，我们还了解了很多有关他们人格、生活情况的信息。那么，这些人中，乐观者是否会比悲观者更健康、更长寿呢？瓦利恩特很慷慨地答应与彼得森和我合作。我们决定用“密封的信封” (sealed-envelope)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我们不去了解这些人是谁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我们先随机抽取出一半被试（共99人），并调用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来团聚时所写的文字。这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充满了悲观和乐观的解释风格。“船沉了，因为那个海军上将是个笨蛋。”“我永远不可能跟那些人相处得好，因为他们嫉妒我是哈佛毕167LEARNED OPTIMISM业的。”我们用CAVE技术分析了所有的文字，绘制了青春期结束时每个人的解释风格。—个下雪天，彼得森和我飞往达特默斯，瓦利恩特在那里做精神学教授，我们三个人共同打开了密封的信封，看这个人实际的生活情形与我们所勾画出来的解释风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他们60岁时的健康状况跟他们25岁时的乐观程度有密切的联系。悲观的人比乐观的人更早开始生病，而且更严重，这个差距到45岁时已经非常显著。在45岁以前，乐观对健康没有影响。在45岁以前，男人一般保持着跟25岁时一样的健康状况；但到45岁以后，男人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这个坡下得有多快、有多陡，可以从他25岁时的悲观程度来预测。此外，当我们把防御方式，25岁时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态输人电脑程序中时，乐观这个因素被分离出来，成为决定45岁及之后20年的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这些人现在正步入老年，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可以验证乐观除了可以预测健康外，是否也能预测长寿。f赶走你的抑郁现在已有许多证据表明心理状态的确会影响身体健康。抑郁、哀伤、悲观对我们的健康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已不再神秘。这个影响的每个环节都是可以验证的，失败——悲观——抑郁 ——儿茶酚胺减少——内啡肽增加——免疫系统被抑制——生病。这里面没有不可测量的过程。此外，如果影响的过程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环节上进行治疗和预防。“这样的机会一生只有一次罗丁这样说。罗丁是个奇人，她40168I—第10聿—I乐观的身体不生病岁之前就成为了耶鲁的教授，东部心理协会的会长。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她把我们找到纽黑文市来开会，告诉我们她认为时机巳经成熟了，应该去向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申请支持，以发展日益壮大的“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向害羞、声音轻柔的匹兹堡心因性肿瘤学（psychological oncolo* gy)教授利维（SandmLevy)开口了。她略带激动地说：“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尝试治疗和预防。罗丁和马丁已经告诉我们，悲观的解释风格会造成免疫功能下降。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认知疗法能改变解释风格，并治疗癌症。”她说完后，出现了较长时间、令人难堪的沉默，除了这个房间里的人，几乎没有人相信心理治疗会提高免疫功能，更没有人会相信心理治疗可以治疗癌症。对其他心理学家来说，这是冒牌科学家或不学无术的江湖郎中说的话，没人会相信。我鼓起勇气打破了沉畎。“我同意利维的话。”我这样说，不太确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让我们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改变免疫系统看看。如果我们错了，我们不过是浪费了几年的时光而已；但如果我们是对的，并且能说服政府去做更好、更精确的这类实验的话，我们就给医学保健系统带来了革命。”那天早上，罗丁、利维和我决定去试一下。我们要求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我们做一个小规模的关于认知疗法提升免疫系统的研究。这个要求很快被核准了，所以在后来的两年里，我们治疗了 40名直肠癌和皮肤癌患者。这些病人在接受放化疗的同时，另外每周接受一次认知治疗，共12周。我们设计这些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愈抑郁症，而是要引导病人采用一些新的思考方式来应对打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自觉的思想，当他们钻牛角尖时，想办法使自己分心，然后与自己的悲观解释争辩，反驳自己的悲观看法（详见第12章）a另外，我们169% 出最LEARNED °PT1MISM还教他们如何放松，如何应对压力。当然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控制组来做比较，他们也是癌症病人，接受同样的放化治疗，只是没有接受认知治疗和放松训练。“我的天！你应该来看看这些数字!”我从来没有见过利维这么兴奋。这是两年后，11月的一个早晨，她打电话给我。“接受认知治疗的病人的NK细胞活动性提升得非常快，但是控制组的病人并没有，我的天!”简单地说，认知疗法的确增强了免疫系统的活动，就如我们预期的一样。现在就断言是认知疗法改变了疾病的方向或拯救了这些癌症病人的生命还太早，时机还未成熟。但是这个小型的研究足以说服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我们做长期的研究。从1990年开始，我们对更多的癌症病人进行认知治疗，想办法提升他们身体的免疫能力，进而击败癌症。同样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也会尝试预防。我们对髙危人群进行认知治疗（详见第12聿）。这些人包括刚离婚或刚分居的人，以及驻守在南北极寒冷地带的军人等。一般来说，这些人患病率比普通人高，改变他们悲观的解释风格是否会增强他们免疫系统的抵抗力，而少生病呢？我们很有信心。----塞豳格曼的乐嫌66言----★抑郁、哀伤会在短期内降低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而悲观则会长期抑制免疫功能，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认知疗法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改善病人的健康状况。170第11章乐观的领袖得民心身边的悲喜故事1988年1月，13位总统候选人开始四处奔波，发表政见。共有6位共和党参选人，其中布什（George Bush)和多尔（Robert Dole)的民意调查结果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布什会输，因为多尔强悍而布什软弱。不过布道家罗伯逊（Pat Robertson)、保守派肯普（Jack Kemp)和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的实力也不能小视。民主党更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逐鹿中原者一大堆，不知鹿死谁手。哈特（GaiyHart)似乎已经从上一届的性丑闻中恢复过来了，再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参议员西蒙（Paul Simon)、麻州州长杜卡基斯、参议员戈尔（Albert Gore)，以及众议员格普哈特 (Richanl Gephardt)都被认为很有希望，而黑人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被认为仅能获得黑人的选票。我们用CAVE技术把这13位角逐者的演讲稿加以分析、评分，得出了我们的预测。在2月艾奥瓦州初选的前一个周末，祖洛坚持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预测结果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寄给《纽171Stt^S)g2.learned Optimism约时报》，并放一份在宾州大学心理系系主任那里，以免万一被我们预測中了，却没有人相信。5月初，初选尘埃落定后，' 祖洛跟我坐下来，将他2月初密封信封里的预测与初选结果进行比较，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简直是完全正确！我早年读过的弗洛伊德的文章强烈地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一位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虽然不像弗洛伊德那么有名，但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却更远。在他那本令人一看就放不下来的小说《基地三部曲》Trilogy)中，阿西莫夫为有头脑的、长满粉剌的孩子创造出一个英雄 ——塞尔登（HariSelden)。他创造了心理历史学家，专门预言未来。塞尔登认为个人是不可预测的，但是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是可以预测的。你只需有塞尔登的统计公式和行为原则（阿西莫夫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我们），你就可以预测历史的走向。“哇!”这些年轻人佩服得不得了： “可以用心理学的原则来预言未来!”这个“哇!” 一直跟着我。当我还是资历较浅的教授时，我非常兴奋地发现心理历史学真的存在。后来，我与我的好朋友，宾州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科斯（AlanKors)合开了一门心理历史学课。这门课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探讨学术界的阿西莫夫世界。结果发现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尝试。我们阅读了埃里克森（ErikErikson)所做的相关研究，他企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应用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身上。埃里克森说路德反抗天主教的勇气来自他幼年时大小便的训练，埃里克森教授从路德零星的童年史料记载中，得出了这个惊人的结论。这种异想天开的推论绝对不是塞尔登的本意。第一，它的原理并不能达172I~第II窣~.乐观的领袖得民心到目的，它甚至无法帮助治疗师解释他的病人为什么有反抗心理，更不要说去解释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的反抗心理。第二，那个时期所谓的心理历史学进行的是个案研究，而阿西莫夫清楚地指出有效的预言是针对团体的。第三，也是最糟的一点，这种心理历史根本没有预测出什么东西来。它把一个已有定论的东西拿来，编一个故事使之合理化。1981年当我接受艾尔德的挑战，去发展时间机器时，阿西莫夫的理念还深埋在我心里，所以我准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找出那些不能或不愿接受问卷调査的人的解释风格。但是还有一大群不能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历史。我告诉艾尔德，CAVE 技术正是他所梦想的“时间机器”。我建议不但可以将它应用到当代不愿接受测验的人身上，也可以用在已经死亡的人身上。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他们忠实的口述记录。只要有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我还指出这类材料非常广泛，自传、遗嘱、新闻稿、录音带、日记、病历、从前线寄回来的家书、答谢辞等。“艾尔德，”我说，“我们可以来研究心理历史”。毕竟，我们手上有塞尔登所说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我们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心理学原理，乐观的解释风格可以预测抵抗抑郁症的能力，可以预测高成就、坚忍性。第二，我们有一个有效测量生者或死者的解释风格的方法。第三，我们的样本足够大。1983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对21岁的大学生祖洛（Harold Zul-low)解释着上面的内容，他的思维、原创性、精力都是一流的。我希望说服他来宾州大学做我的研究生。“你想过把这套方法用到政治上吗?”他说：“或许我们可以预测选举。我敢打赌美国人希望有一个乐观的领导者，一个告诉他们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人，而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你需要173LEARNED OPTIMISM大量的被试吗？美国选民这个群体如何？你无法预测每一个选民的投票情况，但是或许我们可以预测一群选民。我们可以从候选人发表的政见中找出他们的乐观情况，然后预测谁会贏。”我很高兴他用了 “我们”，因为这表示他会来宾州大学就读。他果然来到了宾州大学，在这以后的五年里，他的成就惊人。他成为第一个预测历史事件的心理学家。’总统大选. 1948—1984美国选民希望有什么样的总统？乐观性在美国选民心目中有分 *吗？我们重新阅读了近代当选总统和落选者的提名演讲。这里面乐观和不乐观的差异立刻显现出来了。让我们来看看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在1952年第一次接受民主党提名时的答谢辞（史蒂文森两次竞选美国总统都失败了）。“当喧嚣和喊叫停止时，当乐队离去、灯光熄灭时，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责任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对内，唯物论和各种明争暗斗的鬼魅萦绕着我们；对外，国际上充满了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史蒂文森不愧是个大学者，他的演讲稿中充满了不好的事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改变这些不好事件的方法。下面是他的解释风格。“20世纪，这个自基督降世以来最血腥、最动荡不安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牺牲、忍耐和难以和解的目标将在未来很多年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不希求你们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坐在那个位子上的压174.^第11章~. 乐观的领袖得民心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他的解释风格具有永久性：磨难会很长久，会引起牺牲。同时也具有普遍性：这个负担使他不敢去希求总统提名。史蒂文森，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处于情绪的黑洞中。他的解释风格是抑郁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演讲辞和史蒂文森的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曾两度成为史蒂文森的对手，他的解释风格中反刍很少，乐观性髙，而且充满了行动。请听艾森豪威尔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说辞（他即将去朝鲜）。“今天是我们开战的第一天。”“通往11月4日的这条路充满了荆棘，在这个挑战中，我会全力以赴，毫不保留。”“我参加过很多战役，习惯在战斗的前夕，到营地与我的士兵聊天，谈他们所关心的事，谈我们的重大责任。”艾森豪威尔的演讲辞没有史蒂文森的优雅、含蓄、有文采，但艾森豪威尔贏得了 1952和1956年的大选。当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对手的资历跟他比起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艾森豪威尔的声望。事实上，共和和民主两党都在争取他做他们的候选人。那么艾森豪威尔的乐观和史蒂文森的悲观究竟跟大选的结果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认为是有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比他的对手悲观，并有反刍的习惯，那会怎样呢？我们认为会有三个负面影响。第一，这个阴沉的候选人会比较被动，竞选演说的次数比较少，也较少会立刻反击对方。第二，选民比较不喜欢他。一个控制良好的实验曾显示人们会避免跟抑郁的人在一起，也比较不喜欢抑郁的人。第三，比较悲观的候选人不太会激起选民的希望。悲观者对不幸175LEARNED PTIMISM事件所做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评价会使人感到绝望。这三个结果加起来，我们就可以预测悲观的候选人会输掉竞选。要验证我们的看法，即候选人的乐观程度会影响他的大选结果，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基准点，在这一点上，两个候选人的演讲必须可以相互比较，而且也可以跟以前的候选人的演讲相比较。这样最合适的比较就是接受提名时的演讲，在这篇演讲辞中，候选人必须勾画出国家未来的蓝图。我们收集了自1948年起，共10次提名总统的演讲辞，把里面凡是有关因果关系的句子都勾出来，将它们随机排列，然后拿去给不知情的人评分，用CAVE计算他们的乐观分数。此外，我们还将评论或分析不好事件但未提到如何去解决的句子都找出来，除以全部的句子数目，得出了反刍的比例。我们同时也对带有行动取向的句子做了统计，计算出候选人提到他曾经做了什么或是他准备怎么做的句子在全篇演讲辞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把解释风格分数加上反刍分数得到一个总分，我们叫它“悲刍”（pessrum)。悲刍的分数越髙，候选人的解释风格越糟。当我们比较1948—1984年这40年间每一次选举中两党候选人的悲刍分数时，我们第一个发现的就是10次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低的那位候选人当选。我们只用看他们演讲的内容，就能比民意调査预测得还准确！那么输贏的幅度跟两个候选人悲刍的差距有关吗？大有关系。差距大的人贏的幅度也大：两个候选人如果乐观分数只差一点，输贏也只差一点。等一下。哪一个在前？是乐观还是领先？是认为自己会贏的乐观使得选民投他，还是因为他已经领先所以乐观？乐观是领先的原因呢，还是领先的结果？176.~第丨丨聿~I 乐观的领袖得民心要澄清这点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后来居上的那些候选人。他们在开始竞选时，民意调查显示他们落后于对手，有的时候落后很多。 1948 年，杜鲁门（Harry S. Truman)落后杜威（Thomas E. Dewey ) 13%，但是他的悲观分数比杜威低很多，最后杜鲁门以支持率高出4.6%的优势胜过杜威，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1960年，肯尼迪比尼克松落后6.4%,但是肯尼迪的悲刍分数比尼克松低很多，即他比尼克松乐观得多，投票结果是他比尼克松多0.2%,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选举，真正的险胜。我们可以在统计上来控制早期民意调查时的领先、以及候选人为现任总统这两个因素，因为它们会使乐观分数膨胀。当控制了这两个因素后，我们看到乐观效应仍存在，而且是主效应。悲刍分数决定了输贏的椹度，而且比其他因素预测得更准。选民为什么喜欢乐观的候选人，可能有三个原因：乐观者的竞选造势比较有活力；选民不軎欢悲观者；乐观可以带来希望。对于第二项和第三项我们并没有直接测量的方法。对于第一项，我们计算了7 次大选中每个候选人竞选时毎天所到之处——即他们对选举有多投人。如我们所预测，较乐观的候选人去的地方比较多，他比较热衷、比较投人，竞选更卖力。候选人的演讲稿通常是别人捉刀的，而且一再修改。那么，它到底是反映出候选人的乐观程度，还是反映出捉刀者的乐观程度呢？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乐观分析其实预测的是基于对候选人的印象选民会怎么投而已，至于这个印象是真的还是塑造出来的并没有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候选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就很有关系，很重要了。弄清这点的一个方式便是比较记者招待会和公开辩论中候选人的发言，因为这种场合较少照本宣科，通常反映了他们的想法。我们分析了有公开辩论的四次总统大选，这四次大选中，悲177LEARNED OfTIMISM刍分数比较好的候选人在辩论中的表现也比较好。然后我为六位世界领导人的演讲辞和记者招待会的文稿评分，进而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很厉害的是，我发现他们从照本宣科的演讲稿到记者招待会的即兴演说，都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特征，事先写好的演讲稿和记者招待会的即席作答两者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非常一致。人格化分数则显示出不同，不过这个变化是一个常数，換句话说，个人的解释，例如谁应负责任，在正式的演讲中比较含蓄，有所掩饰，而在记者招待会中常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比较率性。我的结论是，不论有没有人捉刀代言，演讲稿都可以反映出演讲者的性格。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亡总统大选：1900—1944我们决定验证一下我们10个中有9个预测正确的结果是否是碰巧？我们阅读了 1900年以来的竞选文稿，并分析了他们的解释风格和反刍。这样就增加了 12次总统大选的材料。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结果，12次大选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比较好的候选人获胜，而且获胜的幅度跟两人分数的差距相关。另外那三个例外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三个例外都是罗斯福的连任选举，罗斯福每一次都贏得蛮多，虽然他比兰登（Alfred Landon)、威尔基（Wendell Willky)和杜威都悲观。我们认为这三次选举中，选民投票受到了罗斯福应对危机的表现的影响，而没有受到他对手演讲辞中希望程度的影响。在1900—1984年的22次总统选举中，美国人民有18次选择了乐观的候选人。在所有的选举中，那些原来不被看好但是后来居上的意外者，都是比较乐观的候选人。输贏的幅度与两位候选人悲刍分数的178.~第11章~. 乐观的领袖得民心差距相关，乐观程度超出对手越多的人，贏的幅度也越大。在成功地预测了历史后，祖洛和我认为预测未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f用心理学预测未来心理历史学是用来“后测”（postdict)事件的，即用更早以前的事去预测后来已经发生的事。就像埃里克森用路德的大小便训练来 “预测”他日后不屈服于权威的宗教革命。这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的话，我们就有相当大的空间去寻找导致这个结果的理由。在我们分析的22届总统竞选中，我们已经知道谁赢了，虽然我们尽量做到公正的分析，并且找不知情者来评分，但比较机灵的评分者很可能会猜出演讲的人。只有像塞尔登所描绘的那样，能够预测出未来，心理历史学才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它的方法才不会使人质疑。在完成了 1900—1984年的总统大选分析后，我们终于可以去预测 1988年的总统大选了。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预测过历史上的大事。我们决定在三个方面做预测：第一是预选，预测谁会是两党的提名人；第二是谁会贏得大选；第三是预测33个参议员的选举结果。我们立刻开始收集所有候选人的演讲。1■超准的初选预测1988年1月，13位总统候选人开始四处奔波，发表政见。共有6 位共和党参选人，其中布什（George Bush)和多尔（Robert Dole)的179A出最的learned Optimism民意调査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布什会输，因为多尔强悍而布什软弱。不过布道家罗伯逊（Pat Robertson)，保守派肯普（Jack Kemp)和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的实力也不能小视。民主党更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逐鹿中原者一大堆，不知鹿死谁手。哈特（Gary Hart)似乎巳经从上一届的性丑闻中恢复过来了，再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参议员西蒙（Paul Snum)，麻州州长杜卡基斯，参议员戈尔（Albert Gore),以及众议员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都被认为有希望，而黑人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被认为仅能获得黑人的选票。<纽约时报》把每一位参选者的竞选演说稿刊登了出来，我们用 CAVE技术把这13位角逐者的演讲稿加以分析、评分，得出我们的预测。在2月艾奥瓦州初选的前一个周末，祖洛坚持我们应该把我们预测的结果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寄给《纽约时报》，并放一份在宾州大学心理系系主任那里，以免万一被我们预测中了，却没有人相信。 “假如我们是对的，”祖洛肯定地说：“我不要人家说我们是马后炮。”我们的预测一点也不含糊。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麻州州长杜卡基斯是最显著的领先者，他的悲刍分数比其他人好了一大截（最乐观）。最差的是哈特，这位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简直像一个抑郁症患者。杰克逊的悲刍分数也不错，这说明他有潜力，会是一匹黑马。杜卡基斯果然贏了，而哈特敬陪末座，退出了选举。杰克逊则使人震惊，在艾奥瓦州脱颖而出。在共和党中，布什比多尔的悲刍分数好很多，事实上，布什比杜卡基斯乐观，而多尔和布什的差距比杜卡基斯与哈特之间的差距还大。我们认为多尔会很快退出。敬陪末座的是罗伯逊和黑格，而黑格的悲刍分数是最高的（也就是最悲观的），我们认为罗伯逊不会有什么进展，而黑格则是完全没有希望。180I-第11窣-1乐观的领袖得民心结果布什轻易地打败了多尔，而罗伯逊根本不成气候，而黑格是最大的输家，连一个代表席位都没有争取到，黯然退出选举。5月初，初选尘埃落定后，祖洛跟我坐下来，将他2月初密封信封里的预测与初选结果进行比较，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简直是完全正确！t赌一把25个州的初选结束后，《纽约时报》打电话给我们。祖洛将密封信封寄交存证的那位记者写了一篇报导，来介绍我们预测得有多准确。 “我们要把它放在头版头条!”他说，并且追问我们谁会贏得大选。我们则尽量想办法顾左右而言他。从我们的分析看，布什会贏杜卡基斯 6%,因为布什显然比杜卡基斯乐观得多。但是我不愿就此去预测，主要是因为这个预测结果是基于对接受党内提名时的演讲稿进行的分析’ 而不是初选时的演讲稿；此外，我们也觉得布什演讲稿中有关因果关系的句子不算很多。祖洛倒是另有担忧的原因。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来找我们，希望我们透露计分的方法。祖洛说他不在乎记者包围他，但他担心的是候选人。如果他们用了我们的原则去重写演讲稿，去说选民希望听的话，那怎么办？这样一来，我们对大选的预测就无效了。我告诉他不要担心（虽然我自己也有点担心），美國的教鏖舊很顽固，不会真的注意我们的研究。我说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预测结果，所以我想竞选总部的人不太会为了我们来重新改写竞选文字。我建议把研究资料寄给民主党和共和党，我们的研究是公开的，参选人跟老百姓一样有了解的权利。7月的一个夜晚，祖洛和我坐在我家客厅听杜卡基斯演讲的现场181LEARNED °PT1MKM转播。听说杜卡基斯非常重视这场演讲，他甚至把肯尼迪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重新征召出来替他捉刀。我们正襟危坐，手拿铅笔，等着计算杜卡基斯的反刍和解释风格的句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悄声对祖洛说：“这简直太疯狂了！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没人贏得了他。”“现在是重新点燃美国人的创新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的时候，我们要将哀敗的经济转变成充满希望的经济，施展每一个美国人的才华，建立一个最美好的美利坚合众国！”这简直太疯狂了！这是近年来最乐观的接受提名演说。这次演讲比杜卡基斯以前的演讲更乐观。美国民众非常喜欢这篇演说辞，杜卡基斯的声望自民主党提名大会后领先了很多。那么布什有没有机会表现得比杜卡#斯更好呢？我们终于等到了 8月底，来听共和党的提名大会演说辞。它果然也是一个超级乐观的演说辞，布什的解释风格暂时性、特定性都很强。布什的悲刍分数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好的，但还是比不上杜卡基斯 7月的演讲。我们把悲刍分数套人我们的公式中（把在职的优势和民意调查的影响也考虑了进去），然后算出他们的优劣。根据他们的演说辞，我们预测杜卡基斯会贏，但是贏得不多，约3%。我从没赌博过，但这次看起来像是稳贏，所以我打电话给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但他们说那是不合法的。在美国赌哪一个人会贏得美国总统大选是不合法的，他们劝我试试英国。正巧9月初我在苏格兰有一场演讲，我留了一些英镑，预备拿来押杜卡基斯的宝。一个朋友带着我一家一家地跑，去找愿收赌注的赌场，因为布什在共和党提名大会后声望高过杜卡基斯，所以我得到的赔率是6 ： 5,于是我下了注。当我回到费城后，我告诉祖洛我下的赌注，并且表示愿意分他一182I-第11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