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危机-2

与这种态度密切相联的是在许多带有肛门性格的人身上发现的强烈的妒忌。他们不是在其自身的生产活动上，而是在妒忌他人的成就，首先是妒忌他人的财富上用尽了自己的力量。这又把我们引到了临床上和社会学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肛门性格；他们对金钱的独特关系，以及他们居之首位的吝啬和小气。这个独特的特性已经得到了精神分析经验的广泛证实，并被有关的文献加以广泛的探讨。［这里，亚伯拉罕的一些话是值得注意的：有意的大便留滞和有计划的节俭之间的联系在许多例子中完全是显而易见的。我知道一个富有的银行家，他总是力劝自己的孩子们尽可能长时间忍住大便，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从他们吃的食物中获取利益。 许多心理症病人的小气总局限于花销的特定项目，而在其他方面则挥金如土，这一事实也值得注意。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拒绝把钱花在“暂时的”东西上，一场音乐会或一次旅游都要花钱，而他从这笔开销中得不到永久的财产。我知道一个人，他就因为这个原因而回避到剧院看戏，但很乐意花钱买那些他未曾听过的唱段的曲谱；后者是他可以保有的永久性的东西。许多这样的患有心理病症的人很勉强地把钱花在食物上，因为食物不能作为永久的财富长存下去。另一类人却极愿意花钱买营养品，他们对些兴趣盎然，这样的人深深地关心着自己的身体、体重等等，并且乐此不疲。他们确实很关心他们摄入的食物中有多少会作为长存的财富保留下来。显然，这些人把身体的满足与金钱一视同仁了。 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种对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吝啬态度。有时候，这种吝啬态度甚至走到为微不足道的节俭而焦急这样的极端。我知道一个人，他惯于穿着敞口的裤子在家里四处走动，为的是不让扣眼磨损。人们能轻易地猜到这里其他的驱使力也在起作用，但其他驱使力能使自己藏匿在节俭的肛门倾向之下，这一点是非常典型的。 在许多病人身上，我们发现了这种节俭的一种特殊化了的形式：他们在用手纸方面非常节省。这里共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惧怕污染清洁的东西］　　吝啬和贪婪不单单与金钱和货币价值有关系。时间和能量也受到相似的对待，这类人嫌恶对这二者的任何浪费［“许多心理病症患者特别担扰浪费时间。只有把时间花在工作上才显得时光没有虚掷。任何对他们的工作的打搅都会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痛恨碌碌无为和纵情享乐。这些就是费伦茨称之为‘星期天心理病症患者’的同类型人。他无法忍受对其工作的干扰，由于涉及到许多这样的心理病症方面的促动倾向，所以他们经常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微小的事情上节约时间，在重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肛门性格倾向受到了广泛的文饰作用。当然，经济上的考虑是首先要提出来的。伴随着对整洁、吝啬、讲究秩序和严格守时的强烈关心，我们常常会看到迸发出的相反的特性；肛门性格则通过这些反向作用而受到压抑，这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最后，由于它和社会心理学的关联，我们应该提及亚伯拉罕关于肛门性格对对称和“最佳平衡”的典型需要的论述。　　生殖器的性欲对性格的形成与口唇性欲及肛门性欲相比，原则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后者只有相对少量的一部分能够以直接的形式安然度过童年早期，它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主要适用于升华和反向作用，而生殖器的性欲则基本上没定为维持直接的肉欲的渲泄。描绘生殖器性欲的性目标是再简单不过了，然而，要谈论独特的生殖器的性格特征却是难上加难。依附于生殖器性欲的对象关系是一种友好的、摆脱情感矛盾的相对自由的关系，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这引起了一个中心问题－－爱情心理学，它至今还没有真正被精神分析学探讨过］。但是不应该忘记，一次生理上正常的性行为并不一定暗示着相应的爱情心理态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能够被体验为占优势的自恋或性施虐。　　如果我们转向性格论上十分重要的生殖器性欲的反向作用和升华，那么，意志的构成似乎是第一重要的反向作用。至于谈到升华，我认为有必要区分一下男人和女人的性欲差异。（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并存着男性的和女性的性冲动）［参阅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观察资料，1923年，莱比锡版，第16页］　　关于它们的升华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男性性欲的升华主要趋于智力的努力、创造和综合；而女性性欲的升华趋于同化、保护、生产和显示无条件的母爱。［这里触及的难题引发了在精神分析学内很少讨论的问题，参阅威廉＠赖希：《性器官和心理症性格》，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29)］　　我们已经简略地概述了有关性欲和对象关系发展的精神分析理论。它仍然是一个在许多方面是假设的粗略的大纲。更深一步的分析研究将不得不改变许多重要之点，并引入许多新颖的观点。但它是一个出发点，能使我们理解性格特征的本能基础，并为我们解释性格发展开辟道路。　　这个发展受到两个向不同方向运行的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因素是个人身体的成熟。首先，这意味着生殖器性欲的成长和口唇及肛门区域的生理作用逐渐减弱；它还意味着，整个人格的成熟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能为力的减轻。这就使人能够发展对他人的一种友好的、情爱的态度。　　第二个有助于发展过程的因素是从部分对个人发生作用的。它是由通过教育过程最生动地传播的社会规范构成的，这些规范要求大规模地压抑性器官成熟前的性奋争，从而助长了生殖器性欲的向前跃进。　　然而，这种跃进常常不能充分完成。性器官成熟前的区域的作用或者以直接的形式，或者以升华的形式仍然异常强大。有两个基本的原因可解释为什么性器官成熟前的渴望依然如此强烈：（1）固恋－－因为在童年时期经历了特别强烈的满足或拒绝，所以性器官成熟前的愿望阻止了成熟的进程并保存着它们的力量；（2）倒退－－正常的发展过程结束之后，一个特别严重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挫折使这个人从爱情和生殖转回到里比多组织的早期的性器官成熟前的阶段。实际上，固恋和倒退在通常情况下共同起作用。一定的固恋代表着一种性情，这种性情在一定的环境下能够轻而易举地造成一种固定在某个本能阶段上的退化。　　由于指出了性格特征的里比多的基础，精神分析的性格论就能够有助于解释它们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生产力量的驱动力功能。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心理学也起到了出发点的作用，社会心理学将表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共同的性格特征怎样受到该社会的独特性质的制约。　　这种对性格构成的社会影响首先是通过家庭进行的；家庭是主要的媒介，儿童的心理构成通过家庭而面向周围的社会环境。儿童性成熟前的奋争以什么方式受到压抑或强化，达到何等程度，被刺激的方式是升华还是反向作用，这基本上都取决于教育的过程，而教育过程是全社会的心理结构的表现。　　但是，社会对性格构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童年期。某些性格特征在一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或阶级结构中是最为有用的，也最为有力地促使了个人的前进。对这些特征来说，存在着某种我们能称之为“社会奖赏”的东西：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它起着确保个人的性格适应于被认为是“正常的”、“健康的”东西的作用［“正常的”性格特征与“心理症的”性格特征之间的区别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只有与特定的社会相联系才能描述这种区别：任何不适应社会的性格结构都是“病态的”。19世纪资本主义商人的性格对于封建社会来说会显得是相当“病态”的，反之亦然］。因此，性格发展涉及到里比多结构对一定社会结构的适应－－首先通过家庭的媒介，其次通过与社会生活的直接接触。　　社会的性道德在这里发挥着很特别的作用。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个人的性器官成熟前奋争的主要部分消融到生殖器性欲之中了。一定社会的性道德如果达到了限制性器官满足的程度，那就必定存在生殖器成熟前冲动的相应的强化，或者是与这些冲动共存的性格特征的强化。当强调禁止性器官的满足时，里比多就会倒流到性器官成熟前的领域，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在社会生活中口唇和肛门性格特征的迹象增加了。　　由于性格特征停泊在里比多结构里，所以它们保持着相对的稳定。的确，性格特征在对一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适应中发展着，但它们不象这些结构变化和关系变化消失得那样迅速。里比多结构有一定的情性，这些性格特征就是从里比多结构中发展起来的；在我们得到里比多结构以及作为其后果的性格特征中的相应变化之前，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适应新的经济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变化更慢的原因，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典型的性格特征基础上的。　　在这一点上，我将尽力把精神分析性格论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问题。我将简单地说明这些事情进展的方法，而不对所论问题作出最后的回答。　　资本主义的“精神”问题（即心理基础）看来有两条理由成为特别恰当的例子。首先，因为精神分析性格论最有重大意义的部分是理解资产阶级精神的关于肛门性格的理论，而这恰好是精神分析性格论的最发达的部分。其次，因为有大量的社会学文献谈论这个问题，因而介绍一种新颖独到的观点看来是顺理成章的。　　我说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指的是什么？我指的是该社会中的典型的性格特征的总和，特别是指性格的动力功能。这里我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性格”一词的，我基本上可以用松巴特关于经济制度的“精神”定义。他把它定义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心理特性的总和。这将包括精神生活的一切表现，包括存在于经济努力中的一切性格特征，也包括影响和制约从事这一活动的人的行为的一切目标、价值判断和原则。”　　至于我对一个社会或一个阶级的精神的看法，我的定义无论如何也要超越有关经济活动的精神范围，而是涉及一定阶级或社会中的个人的心理特征，不论它是否是经济活动问题，这些特征毕竟是相同的。此外，与松巴特相反，我基本上不关心“原则”和“价值判断”，而是关心它们所根源的性格特征。　　我们将不深究资产阶级精神和新教教义以及新教教派之间的联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我们哪怕是浮光掠影地评论也会离题太远。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将不探讨资本本义社会的经济根源。在这一点上，我们仅仅试图描述一个社会特殊的性格（这是一种特定的里比多结构的呈现），并研究这个性格是怎样成为一种参予了表明该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的问题，这在方法论上是可以允许的。彻底的社会心理学的考察必须从描述经济事实入手，并应该表明里比多结构怎样使本身适应于这些事实。　　最后，我们将避而不谈历史本性的另一个复杂的、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历史的哪一点上，我们能够真正谈论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将宁愿从假设存在这样一种具有某些始终如一的特征的精神出发，正如松巴特声称的那样，不论我们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第一次遇到这种精神，还是在17世纪的英国笛福那里，或者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安德罗＠卡内基和19世纪典型的商人身上，这种精神都一贯不变。　　只要注意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如中世纪精神），便能欣然以否定的词句描述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特殊性质。从生活中获得快乐和享受已不再是资产阶级寻求心理满足的目标，也不再是各种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竭力达到的一个不证自明的目的，而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们谈论的不论是中世纪封建阶级享受的世俗的欢乐，还是教会许诺给群众的“上帝的恩惠”，或是一个人从佳肴珍馐、美丽的图画、豪华的建筑和长时间的节假日中获取的享受，这一点都是千真万确的。那时的人们认为，人天生有一种追求幸福、极乐和欢娱的权利，不论是不是经济活动，这一点都被认为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正当目标。　　资产阶级精神在这方面，引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幸福或极乐不再是生活的无可怀疑的目的了。别的东西在价值的天平上占据了首要位置：责任。克劳斯把这一点视为经院哲学的态度和加乐文派的态度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之一：“使加尔文的工作气质明显区别于经院哲学时期的工作气质的东西在于，前者取消了指定的目标，强调正式服从于一个人生活的召唤。一个人工作的材料不再有什么区别。出自于深深的服从感和责任感的行动要求铁的纪律。”尽管克劳斯与马克斯＠韦伯有许多不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支持了韦伯，他说，“韦伯注意到，‘最初的教会及中世纪从来不知道这样的见解：在一个世俗召唤之内的责任的完成是伦理的自我调节的最高形式’，他当然是正确的。”把取代幸福或极乐的责任评估成最高的价值是从加尔文主义开始的，并贯穿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部领域－－或者是在理论方面，或者是在其他文饰作用方面，一旦责任概念成为核心，另一个文化便应运而生。人们参加经济活动不再是为了维持一种适当的、传统的生活，一个人不管是否享受他所获取的东西，获得财富和积蓄之类变成了伦理的规范。有关的文献涉及到这一事实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只需要举出几个有启发意义的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　　松巴特提到的艾伯蒂家的“家训”是强调节省和俭勉的新价值的特别醒目的例子。下面是几句引语：　　“要象躲避鼠疫一样避免不必要的开支。任何不是绝对需要的花费都是疯狂。节俭可嘉可贵，挥霍浪费可憎可恶。节俭与人无害，与家有益。节俭就是赐福。你知道我最喜欢哪种类型的人吗？我最喜欢那些把钱花在绝对必需的东西上，把多余的钱节存起来的人，我称他们为勤俭持家者。”　　艾伯蒂还劝诫经济地使用一个人的能量：　　“真正的完整存在应该涉及属于我们的三样东西的使用：（1）我们的灵魂，（2）我们的身体，而重要的是，（3）我们的时间！为了避免浪费时间这珍贵的日用品，我遵循下列规则行事：我决不屈服于怠惰。直到精疲力尽、快要栽倒时，我才睡觉＝＝我为自己制定了某种任务，这样就可避免懒惰和睡眠了。为了完成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早晨一起床就筹划了一个时间表，仔细分配这天的时间。我为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都腾出了时间，计划好上午、下午和晚上的安排。因而我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的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晚上临睡前，我重温当日所做的每件事情＝＝丧失睡眠比浪费时间好。”　　在清教的伦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和19世纪自由民的行为中充满了同样的精神。　　与这种财富的态度密切相关联的是资产阶级精神的另一个典型特征－－附加在私有领域上的重要性。撇开私有领域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心理的内容，私有领域就是某种神圣的东西；对该领域的任何侵犯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过。（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情感反对甚至在许多没有财产的人当中也有这种反对，这在很大程度上能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社会主义象征着对私有领域的一种威胁）　　对他人的何种关系足以表现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最显著的要数资产阶级性道德强加于性快乐上的限制。天主教的道德的确也不赞成这样的快乐，但在实践中，资产阶级新教世界的行为在这方面与前资产阶级世界的行为大相径庭，这是毫无疑问的。象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的感情不仅反映了一种伦理规范，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实践。他在论述德行时，有这样一句关于贞洁的话（第12点）：“除非了为健康或后裔的原因，不要沉湎于肉体的快乐之中。决不能被肉欲弄得精症力竭、体衰神劳，也不能使之有损于任何人的和平与安宁。”［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性快乐的这种贬值符合资产阶级社会内一切人际关系的具体化。特别是爱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经济的考虑。伴随着这种具体化，对同胞命运的冷漠刻划了资产阶级世界内部关系的特性。这并不是说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没有或很少冷酷，而是说资产阶级的冷漠有其与众不同的细微差别和调子；没有个人对他人负责的迹象。［富兰克林把下述这些德行列为最重要的：节制、沉默、秩序、果断、节俭、勤奋、忠实、专一、适中、清洁、冷静、贞洁和（后来添的）谦卑。我们发现，这里没有提及仁慈、爱和厚道，这是很有特色的］如果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也就没有对同胞的爱的暗示。　　笛福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种资产阶级的冷漠的经典表述。他把穷人描绘成“一伙成天哀鸣的无用的人，他们是国家的一个不愉快的负担，需要特别的法律来制裁。”［丹尼尔＠笛福：《施舍没有仁慈》（伦敦，1704年）］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带着这种世界观运行的，特别是在18和19世纪。甚至迟于1911年，美国的烟草托拉斯仍被控告怀有同样的态度：“在竞争的王国，人被无情地推到了一边。”许多19世纪美国工业界巨头的生活也提供了翔实的说明例子。　　在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这样完全缺乏同情一点也不显得不合论理。相反，它在一定的宗教或伦理概念中根深蒂固。在资产阶级的概念中，幸福是对一个人尽职守责的奖赏，而不是对那些在教会中是忠实的孩子的人们的恩赐的保证。这一观点又被这样的概念所加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存在任何阻碍有能力的个人达到可以获得的成功的限制。　　这种在资产阶级性格中怜悯的缺乏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结构的必要的适应。自由竞争的原则以及相应的适者生存的概念需要那些在他们的交易中不被怜悯所阻止的个人。那些同情心最少的人有最大的成功机会。　　最后，我们必须提及另一个其重要性已被广大不同作者强调过的特性：说明的、有目的性的理性原则。在我看来，这种资产阶级理性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于我们已描述过的“秩序”的心理学的概念，它与推理活动的更高表式毫无关系。富兰克林的《自传》提供了这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的“秩序”和理性的典型事例。［富兰克林的日常安排计划是这种“秩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这个安排表收进了自传：“秩序的命令要求我每个活动都有其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所以我订立了如下类型的一整天的时间表。今天我必须做什么好？我完成了哪些好事（略）富兰克林把他说的13种德行开了一个单字，并逐一检查自己有没有违反它们的地方。这也体现了上述亚伯拉罕所描写的同样的“秩序”］　　总结一下，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特征是：（1）限制以本身为目的的快乐的作用（特别是性快乐）；（2）放弃爱，把重点转向以收集、占有、储存本身为目的；（3）把完成职责作为最高价值；（4）强调“秩序”，排除对同伴的怜悯。　　如果我们将这些特征和前面描述过的肛门性格的典型特征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里似乎有很大范围的一致和符合。如果这一种一致确是事实，那么，我们完全有道理说资产阶级的人的典型的里比多的结构是以肛门的里比多的强化为特征的。透彻的研究将提供关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性格特征的全面的精神分析的描述。它还将表明，这些特征怎样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发展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要求的一种适应，另一方面，潜伏的肛门性欲自身在什么程度上充当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生产力。［我原先曾说过，人们不论是用里比多理论的术语来讲，还是象我后来几年所做的那样用充满能量的激情的术语来说，对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都不会有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是，我发现了弗洛伊德和其他人通过可观察的临床资料证实的肛门性格的描写。我在《自为的人》一书中用“囤积”这个术语取代了肛门性格，这一修正仅仅针对综合症的解释。我认为，这种综合症根源于对他人、他物的一种独特的态度，而不是植根于肛门的性感带。（诚然，排泄物及其同等物在囤积性格中起着一种特别的作用，可它是作为象征的表示，而不是作为“原因”）“囤积性格”术语在本文中可以使用，而不改变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适用性(1970年)］。　　如我前面说明的那样，这篇论文不讨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开端时间问题。但为了避免某些严重的误解，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古典的企业家自己创业、独立经营，既是所有者，又是自己的事务的管理者。当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消失时，显然，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典型的性格特征也就逐渐消失了。早期经营者的性格特征对于新型的资本主义者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妨碍。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中，对后者心理的描绘和分析是又一项应该由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来承担的任务。　　然而，在一个社会阶级中，即在中下层阶级中，早期的性格特征仍继续存在着。在象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这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软弱无力的，它继续以早期（18至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的过时的形式完成自己的经济任务。在今天的小资产阶级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直被认为属于老牌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样的肛门性格特征。［对中下层阶级的分析同样也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值得研究的是这个阶级特有的革命态度。它包含着对父性权威和纪律既反抗又崇敬的混合感情，而这正是肛门态度的典型特性。这种反叛并不是直接冲着父权而来，父权在中下层阶级的反抗中丝毫没有受损。这种矛盾的心理态度通过对象的分离而得到了满足，权威欲被引向强有力的领导者，而其他独特的父亲形象就成了反叛的对象。 下层阶级在啤酒店开肛门玩笑，而上层阶级则在酒窖中开生殖器的玩笑，两相对照，清楚地说明了上层阶级和下层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　　工人阶级看来表现这些肛门性格特征远不到中下层阶级那样的程度［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能在什么程度上谈论中上层阶级中的生殖器性格特性的增长。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恰恰是“生殖器性格”在临床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中并没有被透彻地研究清楚］。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使这些特征过时了，那么，这种特别的差异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应该明白，分析无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在这个阶级中的成功与失败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我们仅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资产阶级精神的肛门特征之间的对比，和那种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试图要求平均分配个人所得的观点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把人的尊严和自由置于人的经济活动之上，并使之超越了经济活动，它宣称幸福和满足是人的无条件的权利，并且批判了资本主义内部具体的人际关系的特点。 这里我们将简章地提及另一个与此有密切联系的问题。它关系到在心理的层次上，父性权威的退缩以及以母亲为中心的特征的出现。例如，地球成了她所有的孩子的一慷慨大方的、不断给予的母亲。与这相联系的是妇女解放，而强调男性权威和妇女隶属是中下层阶级法西斯主义的特性。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家长制结构的关系也是这个问题领域的一部分］。更难理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无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这两个阶级中有如此多的成员尽管没有资本，更谈不上储存，但却展示了资产阶级的肛门特征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决定性的原因是潜伏在这些特征这面的里比多的结构受到家庭和其他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因而，它具有其自身的份量，并且变化得比它曾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更慢。　　这样一各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学有什么意义和重要性呢？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能使我们理解在性格中表现出来的里比多的力量，理解里比多力量作为推进（或阻碍）一个社会及其产生力的社会发展的因素的作用。因此它就可能给一个时代的“精神”观念以具体的、科学上正确的意义。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一个社会的“精神”观念，那么，就会使社会学文献中众说纷坛的许多争论化为乌有。因为这些争论大多是由如下事实引起的：“精神”观念是指意识形态，而不是指那些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应用精神分析不仅为社会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提供了有用的观点，而且阻止了不加批判地使用虚假的心理学范畴。［松巴特是典型的使用虚假的、肤浅的心理学范畴的代表。他这样说前资本主义的人：“他是自然人，象上帝创造他那样的人＝＝他的经济态度一望而知，这源自人的天性本身。” 他对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心理分析也同样地肤浅，他把企业家的心理宣称为儿童的心理：“这样的人们的最高价值代表着一切心理过程都下降到其最简单的因素＝＝退化到婴儿心理的最简单的状态。让我们来证明这一点。四个基本的价值情结支配着孩子的生活：（1）身材；（2）快速运动；（3）新奇；（4）力量感。这样同样的价值（我认为仅此而己）在现代人的价值体系中也被发现了。”］后记　　本书探讨的是精神分析的危机。然而，为了不丧失洞察力，必须这样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更大的危机的一部分，就不可能讨论这个危机。这是当代社会的危机吗？这是人的危机吗？　　是的，正是这样，当今的真正危机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危机；它是生命本身的危机。我们无需重复那些认识到并关心这一点的人们正尽其所能而清楚地表达的东西。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可能性：50年之内，也许在更短的时间内，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将要停止存在；不仅是因为核战争、化学和生物战争（技术进步一年年地制造出破坏性更大的武器），而且还因为技术“进步”使地球上的土壤、水和空气不适合生命的维持。　　精神分析与这场生命危机有关联吗？　　或许没有关联。或许骰子已经由事实掷过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被他们的抱负、贪婪、盲目和低智所驱使，都如此坚定不移地走向灾难，以致那些明白即将到来的是什么的少数人只能象古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一样袖手旁观，他们能够评论悲剧的进程，但他们缺乏改变它的力量。　　然而，只要存在着生命，谁能够放弃希望呢？只要存在着亿万个生活着、呼吸着、欢笑着、哭泣着和希望着的人，谁又能够缄默无语呢？　　生物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遗传学家、经济学家、医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已经谈过并仍在谈论这些危险；不是他们的大多数，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样做；每个人都从他特定的领域或观察点来谈论。精神分析学家也必须从他的观察点说起，象其他人一样，精神分析学家知道时间短暂，他必须把重点放在主要问题上。　　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强调主要问题；在这些论文中我已尽力简要地说明了这些问题。但在重读论文之后，我感到仍有必要作一总结性的陈述。首先，精神分析论述了批判的觉悟问题，揭露了致命的幻觉和麻痹行动力量的文饰作用。除此之外，我相信精神分析能够为之做出贡献的最中心的问题是对生活本身的态度问题。然而，精神分析必须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弗洛伊德在其生命第二阶段深信渴望死亡和毁灭正如求生存那样，是人的基本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其他人，如康拉德＠洛伦茨虽然出自不同的理论立场，但也声称人的侵犯性是天生的、几乎不能控制的。　　在这种探索毁灭性的天生性格的热情中（顺便提一句，毁灭性在文饰战争危险的惰性方面是颇为方便的），几乎没有试图区别完全不同种类的侵犯性：反作用的侵犯性服务于生活，是对根本利益的真实的或所谓威胁的一种防卫；性虐待狂希望无所不能并完全控制人类；毁灭性是对生命本身的刻骨仇恨，是想毁坏生命的愿望。既然一个人没有充分地区分形形色色的侵犯性的完全不同的类型之间的差异，当然他就不可能去尝试研究对各种侵犯性形式的存在和强度负有责任的条件，更不会去研究减轻侵犯性强度的手段。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热爱生命（恋生癖）和热爱死亡（恋死癖）之间的对立；不是作为两个并行的生物学倾向，而是作为选择：恋生癖是生物学上正常的热爱生命，恋死癖是其病理学上的爱的变态和对死的亲近。［与弗洛伊德的肛门性格的恶生形式密切相关］恋生和恋死常常一起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无论它们混合与否，要紧的是这两种基本的激情各自的强度。大多数人不是死亡的热爱者。［迈克尔＠麦科比的初步研究表明，在美国和墨西哥，恋死癖的极端形式在百分之十左右的各类人口中均可发现，这种推测是合情合理的，参看迈克尔＠麦科比《与政治选择有关的情感态度的抽样调查》］但是他们能够被绝望的恋死者影响，特别是在危机的时代，而死亡的热爱者总是绝望的。人们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口号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这些口号和意识形态隐藏并文饰了其真正的毁灭的目的。死亡热爱者们以荣誉、秩序、财产、过去的名义说话，但有时也以未来、自由和正义的名义说话。精神分析教导人怀疑一个人所说的，因为他的话通常充其量也不过暴露他的意识；精神分析教导人要从字里行间去读，要听“弦外之音”，要察言观色，要以他的投手举足以及身体的每一个表现中发现东西。　　精神分析能够帮助人们识别那些躲藏在高贵的意识形态面具背后的死亡热爱者，看他们是什么，而不是看他们说什么；另一方面，精神分析还能帮助人们发现生命热爱者，这同样不是凭他们的言语，而是根据他们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能有助于发现自身的恋死的和恋生的成份，有助于正视这场斗争。并用意志力促成自身对生命的热爱，战胜生命的敌人。以人的名义、和平的名义、或上帝的名义说话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这些话除非陪伴着与之共始终的一个词：“以生命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