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平安如江河-2

据说这是第一部描写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的电影。片末打出3个数字：1950-1960年，国民党以匪谍通共的名目，处死3000人、关押8000人，被判刑者的受刑总年数，超过了一万年。那是恨你一万年、怕你一万年的年代。1954年的清泉空军眷村，飞行官和他们的太太；刘将军和他在家读《自由中国》、在外撩动启蒙之荷尔蒙的夫人。一心反攻大陆，几番陈仓暗度。家国、情爱、美国牛奶、上海家具，都在美奂美轮的镜头下，显露一种非历史、超自然的美。就像离散几十年的游子，抚摸旧人的眉目，心中温暖，手里粗糙。失去的一切，仿佛还是自己的；回来的一切，又仿佛不是自己的。有的人死了，心还没死。少校飞行官孙汉生回魂返家的一幕，似幻似真。他妻子人没死，心却死了，对着女儿淡定地说，妈要嫁人，人要活下去。1999年，台湾成立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委员会”。到2009年底，共受理8855个政治迫害案件，其中7067件予以平反或补偿，补偿金总计新台币187亿元。还有4000多个案主尚未提出申请。申请补偿的时限将截于2010年底。这个委员会的朋友，曾送我一部洪维健制作的纪录片《白色恐怖追思》，有不少催人泪下又触景伤怀的故事。俱往矣。孙太太嫁的，是救过她女儿、又卖过她丈夫的男人。她心神不宁，倚门迎向新夫，说，“今天，汉生回来过了。”这时，杨凡自己念旁白，是最点睛的一段，“故事，就是已经故去，又不能挽回的事。既不肯面对，又不肯放弃，惟有寄望于当下的一切。”故事是编的，人物是真的。片中的小女儿孙小周，就是当年邵氏电影的著名女星焦姣。她一家1949年来台，父亲是中校飞行官，被同袍出卖，以匪谍罪处死。焦姣赴港，入电影圈。她的丈夫，老戏骨曾江，在片中饰演刘将军。杨凡以她的自传为蓝本，拍了这部给好友曾江夫妇的60周年献礼片。记者写道，首映式上，雍容华贵的焦姣，“哭得不成人样”。龙应台的书，也让许多读者哭出了60年都哭不出来的眼泪。“不肯面对，又不肯放弃”，说得多好啊。泪王子已被这个时代遗弃。那些故去又不能挽回的事，为什么还要反复说。那些耽延而不能兑现的童话，为什么还要写一遍。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有本事将当下与过往相连，将时间的一瞬，带入永恒的坐标。惟有当下与过往相连，当下才能通向未来。不然，在被抽离的当下，我不是人，只是动物；人不是我，只是我的倒影。人心中的泪王子，距离颠覆与叛乱，最近时只有一公分。但谁能禁止一个人心底的微笑，谁能禁止一个人眼里的泪水？不是，不是时代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是时代依附于我们的灵魂。因为每一个时代，都因罪而堕落，却因爱而存留。爱是真正的童话，爱是没有惧怕的舍弃。童话里，快乐王子舍弃了最后一片黄金，燕子死在他旁边。上帝对他的一个天使说，你去，“把这座城里最珍贵的两样东西带来”。天使带回了那只死鸟，和快乐王子无法被熔化的铅心。上帝说，你的选择对极了。因为在我这天堂的花园里，小鸟可以永远放声歌唱，在我那黄金的城里，快乐王子可以尽情地赞美。[电光倒影]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王书亚　　任何美学经验，都是承载世界观的。技术的模仿，必带来价值的模仿。　　《风云II》的魅力，是以影像技术精细地还原漫画。就像坐在电影院揣着手，有人替你翻页，惬意得很。　　马荣成的武侠漫画，比起金庸、古龙来，更加远离历史情境，幻化出一个非历史的、神秘主义的空间，最大化去除江湖的社会主义成分和《九阴真经》的生产资料性质。刀尖上舔血就成了人性深处属灵争战的隐喻。　　当年《风云》乍现，还原了清末以来屡屡诉诸笔端的神秘世界。尤其“剑圣”立在殿外，凭意念进入殿内与“雄霸”决战那一幕，无论剧本的想象力或技术的表现力，我认为是自有电影以来，以镜像传递佛道世界观的最精准超拔的片段。　　这片子的故事，实在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画面，都是形而上的。适合两种人看：一种只看痛快，一种当每个画面、每次对决，都是默想、沉思的素材。对我来说，看这两个小时，犹如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或用王阳明的话说，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导演彭氏兄弟，虽是泰国人，但去了好莱坞，这部电影的神秘主义氛围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释道两家的气场，而带了基督教的规范。他们在技术上，模仿《斯巴达300勇士》；在精神氛围上，则直追《魔戒》。“中州”这一玄幻世界的场域，显然是托尔金笔下“中土世界”的翻版。　　“入魔”是汉语文化中对人性之幽黯，最耸人听闻的说辞。电影中聂风为除魔卫道而自愿“入魔”，终被魔性所困，与昔日手足步惊云几番厮杀，藉着武侠的方式，将善恶之争、救赎之难，拍得惊世骇俗。　　这部电影，是汉语文化中对“入魔”二字最具有感染力的、类型化的和基督教化的改写。在儒释道三家，祛除“魔障”之法，无非是克己、复礼；禅定、静思；修行、洗炼。虽也有争战的艰辛，但总的趋势是解构争战的意义，至高的境界是“无欲则刚”，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凡有争战，即已落入庸俗。　　而《魔戒》的伟大就在于永不止息的“争战”。情欲与圣灵相争，入魔与成圣相争。争战不止息，则爱不止息。爱不止息，则恩典不止息。　　步惊云的师傅，以剑上的一滴水，击出一面瀑布。这一段，想象力美得惊人，就如摩西击打磐石，涌出活水。如果说，到此为止，这种美学仍然是儒释道的风格，那么到风云二人的意念之战，价值观的范式开始转移。对我来说，竟是一段灵修时间。就像哈比人弗多，高高举起魔戒，在烈焰山口，犹豫不定，天人交战，最后舍不得毁弃，终将魔戒戴在手上，据为己有。托尔金笔下，没有西天取经的长征英雄，只有最后一刻的恩典成全。这就是基督教版本的玄幻世界，也是“最后5分钟拯救世界”这一好莱坞模式的价值渊源。　　我曾截取弗多这一段，多年来，在电脑中反复看过不下20遍。一生中，我有多少次像弗多一样，站在悬崖边上，举着那舍不得丢弃的东西，对自己狠不下心，对世界也狠不下心。我多想有个朋友啊，就像聂风对步惊云说，如果有一天，我入了魔，不能转回，就麻烦你把我杀了。　　结果争战的最高峰，是步惊云舍己坠入深渊，救回入魔中杀死自己恋人的聂风。这也可见《圣经》成圣观与儒家成圣观的迥异。儒家说，内圣外王，假设人内心德性的某种无限性，或内在的完美性。所谓三省吾身，把血淋淋的争战谦谦君子化了。好在武侠漫画是表现灵魂沙场的最好叙述方式。《圣经》说，你做什么都没用，“内圣”永不可能。因为罪已经败坏了内心的完美性，毁掉了德性的无限性。这是“入魔”这一佛家用语胜过孔子的地方。释迦牟尼对人性之幽黯的体认，远比孔子真实深切。但佛的开悟之道，仍然是人文主义的，说到底，就是不用死就能胜过死。　　但《圣经》说，只有死，才能胜过死。成圣的惟一道路，就是救赎。就是有个人替你死，你才能够不死。导演给出的结局是典型的哥特式悲剧。驱魔不能胜过魔，入魔不能杀死魔。聂风为救中州世界而选择入魔道提升功力。推而广之，这正是对中国百年革命史的最佳影射。　　夸张地说，这部片子是关于伊甸园亚当、夏娃堕落之内幕的武侠版。藉着一场场打斗，和极具风格化的、非真实的寓言空间，展现了人心中的兽性与情欲是如此盎然。但“风云”二字，仍然承载着带有巫术特征的、交感式的结社。结社有两种，一种是团契式（fellowship）结社；一种是风云际会、天人交感式的结社。武侠世界中，曾以各种浪漫方式，书写这种交感式的群体文化：双剑合璧、琴瑟和鸣、阴阳合参、八卦阵、九宫图、乾坤大挪移，等等。　　无论哪一种，都暗示了对原子式的现代个人主义的否定。风云，就是一个最小的社团。犹如琴瑟，组成一个最小的家庭。但步惊云的舍己救人，颠覆了这一中国传统的交感文化，将二人的关系向救赎文化转变。表面上，交感式的联合，因着死亡被分离了。但团契式的联合，恰恰因着死亡，才真正开始。　　眼看一个弟兄相爱撼山河的故事就要脱颖而出，万事俱备，只欠死而复活。　　[电光倒影]万物的结局近了　　王书亚　　我是在台北的西门町，看这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刚好是内地首映的第二天，成都发生5.0级余震，是汶川大地震以来，晃动最强的一次。父母收拾了细软，预备随时下楼。一年半了，我脚下的土地已有过6万次余震，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灵魂对这个世界的感应方式。像大地震前那么活着是一种羞耻，事实上也不可能。　　据说在欧洲有人已四处打听，预订挪亚方舟的船票。其实每一座寺庙，自古以来都有人订票。不过电影中最荒诞的，就是政府卖票，10亿欧元一张。在《旧约》的记载中，挪亚卖了一辈子票，而且都是贵宾卡、免费票，但除了他一家8口，竟然一张都没卖出去。人们年复一年，彼此朝贺，说寿比南山、福如东海；by the way，那个挪亚根本是疯子。　　区别在于，那个日子是否可以预测。　　很简单，如果那个日子是不可预测的，就有信仰团体卖票。他们没有枪，没有炮，他们也有卖假票的。但嗓子说破了，鞋子走穿了，是卖的多，买的少；听的多，信的少。谁愿拿地上看得见的富贵，换天上看不见的财宝呢？人类的命运，好像一副不整齐的对联，上联是美好的应许，“浪子回头金不换”，下联是残酷的现实，“不见棺材不落泪”。　　如果那个日子是可预测的，就会变成政府卖票。电影描写的这个卖方市场，散户被抛弃，大户人头攒动，国家俨然成为上帝。　　因此这部电影，最令我震撼的场景，不是大地陷落的逼真镜头，而是国家在人类末日来临时所扮演的显赫角色。尽管美国总统的最后讲话，诵读了旧约《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但由总统而不是牧师向着全世界布道，其实是一个可怕的画面。　　如果世界没有末日，人类就是永恒的，一时的政权没那么重要。如果有末日，但末日是不可知的，国家就更不重要了。因为永恒的意义，早晚要越过国家的废墟。　　但一个可预知的末日，必将产生一个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国家轻而易举，就凭借它的财富和权势，僭取了在人类精神事务与永恒命运中的祭司位分。一群科学家、政治家和资本家，在那个日子行情看涨，假冒了救世主。假若末日真正来临时，如这部电影所说，科学数据、政治权势与商业财富，构成决定人类命运的铁三角，对我来说，这幅画面，实在远比灭世的洪水更加残酷。　　尽管登舟时有一段各国政要的良知发现，但这部电影，其实不是一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本，而是一个国家主义版本。以往好莱坞倾向于把预言末日的科学家与国家主义摆在对立立场，让科学家成为双重的孤胆英雄，既对抗天上的命运，又对抗地上的权势。但《2012》把这张力化解了，倒也显得更真实。科学主义从来都是国家主义的配角，科学是可被购买和征收的。因此科学的全知全能几乎就等于国家的全知全能。相信科学的万能，几乎也就等于相信国家的万能。　　导演在国家主义的拯救观旁边，也拆迁安置了一种多元化的宗教场景：玛雅人的预言、传扬悔改之道的信徒、祈祷的教堂、西藏的僧人等。但他们的信仰，只在一种神秘主义的知识论（他们竟然知道科学才能知道的事）上被肯定，或在面对死亡的坦然上被尊敬，而与人类真实命运无关。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导演在剧情的商业考量之下，刻意留下几个隐藏文本。尤其是特写镜头下的两本书。　　一是古罗马教父波爱修斯的名著《哲学的慰藉》。片头太阳耀斑爆发，科幻作家随身带着的就是这本书。波爱修斯被称为奥古斯丁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在狱中写下这部诗歌与对话体的书。书中讨论永恒和时间的关系，说，“永恒就是同时并完全地拥有无限的生命。”这是单属于上帝的。而一切时间内的生命都无法在时间中的某一刻，认识自己的全部生命过程。一切暂时的事物都包涵一个永恒的现在，这使人类的活动有永恒的迹象。但一切暂存事物都是对永恒的模仿，终将被无限的时间淹没。这是电影隐藏的一种世界观，使末日及对末日的预言，对我们来说，具有显赫而惊悚的意义。　　第二个特写镜头是科学家醒来，沙发上放着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记》。这暗示了影片的走向，人类就要像亚哈船长那样，不顾一切，冒险追逐白鲸。梅尔维尔借用了《旧约》的先知约拿的故事。约拿面对上帝的呼召，先是抗命，最终顺服。亚哈船长就是抗命的典型，麦普尔牧师则是顺服的典型。他在船上讲解《约拿记》，小说用了10页来写他的布道。最后牧师说，“服从上帝，就是要违背自己。正是在对自己的违背中，才包含着遵从上帝的艰难。”　　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到期的日子。有人说这影片太乐观，世界没有真的毁灭。也有人说，这影片太悲观，连世界都毁灭了，人心中的自大竟还没被毁去。　　《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多么美的劝勉和应许。世界的终极意义，怎么可能存在于机械的因果论中，怎么可能存在于国家主义的场域内？写完这篇文字，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有个牧师说，每一篇讲道，都要像对这世界的最后一场讲道。是的，每一次接孩子，我也要像最后一次去接他。　　[电光倒影]我的微笑还好看吗　　王书亚　　香港1300间基督教会，大概只有林国璋牧师的善乐堂，会请导演来放这部独立电影。“封咪”主角、“泛民”议员黄毓民和记者程翔都在这间小教会。2003年，香港SARS肆虐，人人嘴上有口罩。黄毓民在一片末日景象中信教，决志戒烟戒赌，令市民大跌眼镜。程翔则于窄门中读《圣经》，不自由中得自由。　　他们都是走窄路的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以来，这曾是父亲和我两代人不止息的长叹。　　这部片子，有政治惊悚片的调度、人文主义的触角及宗教的超拔信念，很像去年伊斯特伍德的《换子疑云》。主角都是先知式的牧师，都在电台主持节目。一是1928年的洛杉矶，一是2008年的香港。布里格拉伯牧师说，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在这座城市揭露罪恶、宣扬福音。马牧师最后一场布道则说，无行动的爱是虚假的爱，不“行公义”就不能“好怜悯”。　　最近我有个举动，骑着电动车在亮绿灯的人行道上挡住不愿停下来的车辆。避让行人是现代交通的帝王法则。在成都，平均10人就有一辆私家车，却几乎没有一个司机，愿意在人行道前主动停下。“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取决于你对宽窄所下的定义。路是越修越宽，车是越来越多，但汽车的机械性竟已慢慢取代人性。在我眼里，成都的每一条街道，都越走越窄了。人从车前过竟连一条狗都不如。因为人们“下意识”地让狗，却“有意识”地不让人。我就定意在每条路上都抢先过去，挡住它们。　　导演对香港教会的中产化，及分离与混杂的宗教立场，有很到位的临摹。黄毓民出演他自己；基督徒艺员廖启智饰演马牧师。马牧师原型是朱耀明牧师。　　片中，黄毓民和马牧师主持一个谈话节目“狭路相逢”，针砭时政。影片重现“封咪事件”经过，黄马二人受到恐吓，被泼油泼粪。回到教会，执事们也向牧师施压，说你不顾自己安危，也要顾教友利益，我们很多人是做生意的，你在电台批评大财团，会令我们在商界很难做。　　这不是一部“福音电影”，而是站在教会外的独立作品。影片3条主线，除马牧师，还有一个欠债被开除的警察、一个想上位的女记者。3个人在各自圈内都走得很辛苦。其实在清教徒的时代，牧师之于社会，包涵了今日许多政府和媒体的功能。如我们的“思想教育”和“新闻宣传”，都是最近100年被政府抢过去的饭碗。　　换言之，在一个多元化时代，警察、记者和牧师，包括专栏作家、电台主持、独立导演、心理医生及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类比的意义上，共同担当了祭司和先知的社会性功能。　　影片对今日香港的世界观场景，有一种刻画的野心。香港与内地、媒体与市场，教会与社会、灵魂与肉体。导演说，路越走越窄是因为社会被割裂了。从政治到信仰，每个领域都存在一种两元区格。在政治，是一个国家，各自表述；在宗教，是一个耶稣，各自表述；在经济，是一个市场，各自表述；在传媒，是一个真相，各自表述。　　影片的气质有两个转向。在前面，他用许多笔墨，刻画一个警察和一个大陆妓女，在肉体上频频结合、在灵魂中层层设防的关系。个人灵魂中的分裂，为后面社会性的批判，铺垫了一种人文主义情怀。　　中间，因着地产集团的谋杀案，3个主角走到一起，开始呈现惊悚片的好莱坞气息。末尾，马牧师的布道和见证成为承载导演价值理想的代言人，以温暖的气氛，触及福音性的主题。　　有牧师批评结尾太乐观，牧师形象还是浪漫化了。崔允信回应说，他不是在宗教立场上去拍牧师，是在世俗化社会中凸显牧师这一职分中的非世俗化气氛。“因为对今天的香港来说，一个年轻人谈理想，甚至听起来都很肉麻。”　　好在香港社会中，还有种特别的动物，叫做牧师。导演认为，几乎只有藉着“牧师”这一身份来彰显为弱者发声的公义理想，才有助于克服世俗氛围中的无力感。　　崔先生特别提到，片中地产商请记者、编辑吃海鲜，问到游行。他说自己经历过类似画面。有商人、官员和一群电影界人士吃饭，突然问到，“明天游行，你们不会有人去吧？”崔导说，其实在场几乎所有艺员都是要去的。但在那种氛围下，难以说出口，似乎被一种气场辖制了，若非有权有势，说话的声音就很难理直气壮。　　对导演来说，“马牧师”与其说是对朱耀明牧师的致敬，不如说是对“牧师”这一职分的期待与借用。在一个世俗化时代，一位牧师就像一位独立导演，他若不能帮助我们在被辖制的氛围中愿意说话、能够说话，而且说得坦然、做得光明；那牧师也不过是360行中寻常的一种罢了。　　几天前，64岁的昂山素姬，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最近一年的软禁中，首次获准公开露面。在仰光一家酒店外，一个记者高声喊道，“素姨，请笑一个。”她转身问，“我的微笑还好看吗？”　　窄路相逢的人，怎会不好看呢。这句令我怦然心动的话，记在这里。因为今天，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纪念日。　　[电光倒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王书亚　　导演是枝裕和说，“这部电影，我想描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欢笑，和残酷。”　　风格却像小津，恬淡、安静。家人的日常对话，像院子里的紫薇花，一句一句落下来，想夹在书里，玩味再三。也像飞入室内、停在横山家长子遗像上的小黄蝶。用佛家语说，字字都有禅机。在基督教的信念里，就是“万事相互效力，连一根头发，都预先被数算过了”。　　剧中，母亲摸着妹妹的刘海，说，“你脸这么漂亮，就把额头多露点出来啊。”我就想起这句经文了。曾经很久也无法相信，世上有种凡事都被数算过的恩典。如今信了，就像一场世界大战，一个伤兵，从头活到了尾。他跪在垫子上祷告，心有安慰，语无伦次。朋友问成为信徒意味着什么。我说，意味着思想、文笔，动作、情怀，都已死过一回。　　横山家丧夫再嫁的二媳妇，跟丈夫第一次进公婆家，扫墓归来，对儿子说，死了不等于不存在。　　死亡的话题开始就笼罩着。15年前，横山医生的长子在海边救人，不幸溺死。每年他的忌日，家人团聚。故事就是一天一夜，像剥玉米一样，把15年来每个人的心思，撒落下来。片头，次子良多在回家路上，问他的继子，“听说昨天兔子死了，你笑了，为什么呢？”继子说，“他们说要为兔子写封信。”“写信很好啊。”“可是写给谁看呢？”　　表面上，是说一件不幸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家庭。死亡的气息踱入家门，破坏了每一种亲密关系。亲人的死亡盘旋在家里，成为每句话的潜台词。悲凉的是，一个家庭若无法拥有足够力量，去承载一个成员的死亡，那么家庭如何继续成为一个理想？　　回想幼年看《新闻联播》，什么消息都不如领导人去世。哀乐一响起，腔调一低沉，全家人就停下碗筷。若有唧唧歪歪，一定有人出头呵斥，“莫说话，快看”。这种情形一年半载有一次，一旦错过，同学们第二天围谈，自觉落后许多。　　显然，一个国家承受领袖死亡的能力，比一个家庭承受亲人离世的能力大得多。所以国殇永不如家殇。所以家庭的荒凉，也远比国家的腐败，更令人绝望。家庭若不能胜过死亡，我们组成国家，又有什么用呢？　　母亲为儿子扫墓，路上说了这个传说，冬天没有被冻死的小白蝶，春天会变成小黄蝶回来。　　所以小黄蝶飞入室内的刹那，母亲心思大乱，近乎癫狂。良多的继子，也在夜间溜出户外，释放了3年的丧父之痛。他向天祈祷，说我要像爸爸一样做调音师。如果不能，就做一个医生。　　因为白天横山爷爷问他为什么想做调音师。他编了个谎，说因为喜欢音乐老师。爷爷说，我想做医生，是因为我父亲病了，我想救活他。这时良多进来，阻止了父亲。其实良多的小学作文，也这样写着，“我的理想是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医生。”但兄长的死，在良多与父亲之间立起一道永远的墙。他离家远走，从此活在心中理想和父母期待之外。　　当年被哥哥救回的孩子，母亲每年都请他来参加祭拜。惟独横山大夫一人面向户外坐着，15年来从不理睬他。这个年轻人不断失业，心思不定，贪吃贪睡，一年比一年肥胖。所以横山夫妇一年比一年愤懑：凭什么要我儿子成为他的替死鬼？晚上良多对母亲说，以后不要叫他来了，他也不好受。母亲的怨恨终于流露，说，我就是要叫他来，就是要他不好受。　　横山家的老夫妇，像大多数中国父母，把儿女当作私有产业。母亲扫墓时，看见有人在儿子墓前摆了花。她拿走那些花，摆在陌生人的墓前，不能容忍别人儿子的怀念，霸占她的怀念。　　裕和在母亲离世后拍这部电影。许多细节、对话，都是对母亲的怀念和临摹。连横山家的玉米饼，也是他母亲独创的保留菜。　　家庭不能胜过死亡，总是因为活着的人希望在死了的人里面活着。父母希望儿女在自己的期待里面活着，儿女期望父母在自己的愿望里面活着。救赎主和替死鬼，多么触目惊心的对子。亲人死了，我们从此不能好好地活，我们往日的心思、情怀，还没有死，也不肯死。我们无法把自己的泪水交出去，所以憋在里面，直到非死不可的时候。　　有一个规划局官员说，“教堂，就应该修在殡仪馆附近。”意思是信仰和死亡有关。更准确地说，是死亡和信仰有关。所以除非有人不死，不然每个人都与信仰有关。死亡，若不能改变人对生命的态度，一次死亡，就摧毁一个家庭；许多次死亡，就摧毁一个国家。更多的死亡，终将让世界死在自己的梦里。　　能不能这样呢，像死过一样活着？大地震后，我当自己是幸存者，曾决心像死过一样活着。若有士兵在前线，他不会抱怨晚上没有洗澡设施。士兵在后方，他就开始抱怨。若有夫妻在前线，一方跌倒，另一方会全力搀扶；夫妻在后方，一方跌倒，另一方就开始抱怨。若在别人家里做客，菜烧糊了，我会说，没关系，很好吃。若在自己家里，我就开始抱怨。　　能不能这样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我的或任何人的梦想，在我里面活着。也不是一个替死鬼，在我里面活着；而是一个救赎主，是这世界的主人在我里面活着。　　我不甘心时就问自己，你还真把这世界当自己家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电光倒影]四海之外皆兄弟　　王书亚　　二战后，苏维埃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区，大量驱逐原住民，为改变人口结构，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半个世纪后，这位拉脱维亚导演利用大量解密档案拍了这部纪录片。末尾说苏维埃政权杀了2000万男人和女人，这片子是为他们拍的。　　最近也看了王康先生在阳光卫视的系列节目《苏维埃的兴亡》。王先生面容越发像列宁了，从他口中述说的专制苦难，历历在目，又恍如隔世。就想，什么时候唐国强上电视批判个人崇拜，必有振聋发聩之效。　　相比卡廷森林事件，1932年冬的乌克兰大饥荒，我以往了解较少。1932年9月11日，斯大林写信给卡冈洛维奇说，“乌克兰局势严峻，我们若不赶紧采取行动，就将失去乌克兰。”几周后他做出决定，开始停止乌克兰的粮食供应。两位大饥荒幸存者描述，当年连咸菜、菠菜和种子都被没收，无数人在家里缓慢饿死。车站里头，过于消瘦的人被赶下火车。内务部的纠察队挨家搜集尸体，一具尸体可换200克面包。他们也将奄奄一息的人抬走了，因为不想明天又来。　　1932年，乌克兰死亡人数是66万，1933年飙升到700万，次年降至48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现代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影片列出了数据：1929年，苏维埃出口的小麦是2.6万吨，1932年达到51.8万吨。这是一场不开枪、不用毒气的针对一个民族的政治屠杀。　　导演采访了好些欧洲的学者。一位索邦大学的教授说，他在很多地方演讲，列出现代政治屠杀的源头，总让很多人惊诧。他列出的是1849年1月《新莱茵报》上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暴力的阶级革命是历史变迁的主要方式。但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是不可能产生革命者的。恩格斯提到塞尔维亚等地，称这些地方是“种族的垃圾”，只可能被消灭在革命中。　　近代以来，最可怕的政治思想，就是一部分人被公开地标识为需要被消灭的敌人。之前的欧洲思想家中，并未出现这种对现代政治屠杀的鼓吹。　　这片子引人争议的是勾勒纳粹与苏维埃的相似与勾结。1939年的苏德协议倒是众所周知的，但内务部与党卫军的合作，尤其在消灭犹太人方面，还是叫人触目惊心。早期，纳粹很喜欢标榜和苏维埃的相似性。戈培尔曾赞美列宁是“世界上仅次于希特勒的最伟大的人”。德国进攻苏联之前，苏维埃的报纸，也常赞扬纳粹主义。　　左派思想的可怕就在于抹杀了人的灵魂的平等与尊贵。因为他们否定了足以让人的灵魂平等和尊贵的支点。作家萧伯纳很典型。这位外形和大脑一样睿智的人物，就像说出真理一样说，“每个人认识的人里都有十二分之一是毫无用处的人，他们的存在是社会的负担，我们应该直接要求他们：请证明你存在的价值，你所创造的超过了你所消耗的。如果他不能，就不能再让他活在这个社会了。”1934年，他在报纸上撰文主张科学家发明一种“人道主义煤气”，让这些人毫无痛苦地死去。　　10年后纳粹采纳了他的建议。艾希曼受审时还这样为自己辩护：集中营使用的毒气是“人道主义”的。　　不过萧伯纳还是反对纳粹。作为一个左派，他认为为了社会进步杀人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他认为按“种族”杀人是荒谬的，按“阶级”或“智商”杀人才能被接受。列宁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抓住至少100名富农，杀死这些人质，让方圆100公里的人都知道并因此吓得发抖。”左派知识分子们有一种本事，似乎很容易把这里的豪情壮志和纳粹区分开来。可能因为纳粹的根基是错误的生物学理论，苏维埃的根基是错误的社会学理论。而左派知识分子们生物学都不太好，对社会学却比较自负。　　一位法国女学者说，这两种制度都有创造“新人类”的野心，都不能接受人类卑微和罪恶本性的存在。他们希望以政治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与人性作斗争。这就是极权制度的本质。这和阿伦特的解读有相似之处。只是阿伦特更多分析的是民众对极权制度的接受心理。她说这是人的内在孤独决定的。按《圣经》的表达可从两方面说，一是人的灵魂在罪性中有无法被填满的孤独；二是人的灵魂中天然有敬拜和交托的渴望，也就是宗教的渴望，永远都在寻求被填满。所以极权制度都具有伪宗教的性质，独裁者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在人类精神的熊市上低价收购一切丧失信仰的灵魂。　　以民族、国家或阶级将人类区分，几乎是所有文明的特征。但现代极权主义是对这种区分的残暴而冷酷的宗教化尝试，是关于阶级、国家和民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偶像崇拜运动。孔子说儒家的理想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四海之内”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汉族区域。　　杀人固然是错，但错得最离谱的，是连梦都做错了。亲爱的孩子啊，从你开始，和爸爸妈妈另做一个梦好吗？这次的梦想，是四海之外皆兄弟。你的肤色是一种款式，不是一种诅咒。　　[电光倒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王书亚　　张飞丢了徐州，失了嫂嫂，要在刘备跟前负罪自刎。刘备拉他起来，说，“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有生以来我第101次听见此言，却是第一次在少儿节目中听到。我心中喊一声“CUT”，回头一扫，幸好乖儿子不在。掐指一算，这个电视台再不悔改，18年后的离婚率，又要升高5个百分点。　　今年垃圾特别多。有人拼了老命，想在365天内把优秀传统灌输一遍。有天吃饭，忘了关电视，忽然听见少儿频道的驳壳枪声多了起来，不是打鬼子，就是打内战。暴力一经过动漫，就被非道德化。可怜天下父母，你一年挣再多钱，又如何拼得过十数亿的宣传经费呢。　　本来不想送孩子上幼儿园，狠了心要“家教”。一家育儿周刊的老总说，去年大地震，表现最好的老师就是幼儿园阿姨，一个接一个把孩子抱出去。他说，当今教育界，宏大叙事尚未压倒妇人之仁的地盘还有哪里呢？最低端的最干净，你都不去，高端的你倒敢？　　一时气短，就送孩子去了。其实我砸了电视也没用，瞅着红领巾也干着急。诗人鲁西西是基督徒，她女儿一直跟她“家教”，到今天，是个成功的例子。和郑渊洁一样，许多媒体都感兴趣，以为是创新的天才儿童培训法。其实相反，这恰恰是不打算出天才的教育。不把孩子当天才，也不拿他当傻瓜，就把人当人，把孩子当孩子，把童年当童年。　　不是鲁西西胆子大，是她爱心大。使徒保罗说，“栽种的是我，浇灌的是亚波罗，但惟有耶和华，能使万物生长。”儿子长到两岁半，最大的感触，就是他实在不是我们养大的。若只靠我们，都死100回了。　　所以父母是尊贵的职分，一个有神形象与样式的生命，居然交给我们照顾。又以父子的身份，将孩子的身体灵魂，暂且托付在我名下，所以父母也是卑微的角色。生命不是我们创造的，性爱是承载生命的管道，不是创造生命的魔术。孩子来到我们家，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做慈爱的父母；在神面前，做忠心的管家。　　就像国家也不是革命者缔造的，杀人杀不出一个国家，不管杀的是什么人。这套动画片的主题曲也很少儿不宜，不过有句词还有意思，唱的是“新城立，旧城破，守得住什么？”　　忽然想到，打天下和养子女也差不多。很多时候，养子女就是小老百姓打天下的基本手法。一部《三国》，就是反复守城和攻城。养儿女也是，不断地送出去，又不断地接回来。所谓成长，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攻防战。　　两年半了，我的体会是，当父母就跟当官一样，很容易上瘾。最容易上瘾的就是当父母官。一上了瘾，就太把自己当回事。就如李尔王的悲剧，他不但想做女儿的父亲，还想做女儿的上帝。一个想垄断女儿的爱的父亲，和一个压根不爱女儿的父亲一样，都是烂爸爸（引用孩子语）。换言之，一个想垄断公民的爱的国家，和一个压根不爱公民的国家，都是烂国家。　　其实不是两种烂爸爸，是一种烂爸爸。想垄断对方的爱，本质上就是不爱。因他爱的，乃是自己，包括迷恋“父亲”这个被偶像化了的身份。也不是两种烂国家，是一种烂国家。因为想垄断公民的思念和不顾惜公民的思念，都出于无情。情有独钟，已交给了“国家”这个被偶像化了的图腾。　　刚看了部美国的独立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是无情嘲讽父亲角色的黑色幽默。一个高中教师梦想成为名作家。他儿子孤独、悖逆，迷恋色情网络，一个典型的E时代自闭症患者。两父子貌合神离。一天儿子因手淫窒息而死。父亲伪装了自杀现场，代写一份遗书。结果这篇伪作成了他一生中最打动人的文字。他儿子被视为孤僻的天才、深邃的流星，被整座校园膜拜。他也不能自拔，继续仿冒儿子，熬夜写作，出了一本遗作。果然靠儿子的死吃饭，成了名作家，上了电视。　　三国的故事，一言以蔽之，就是伪父临朝，易子而食。从家庭，到朝廷；从私家，到国家。这世界几千年来，最大的悲剧，就是伪父临朝，孤鸿遍地。明明是人，又不甘心，要做人上人。明明是父亲，又守不住父亲的位分。明明是公仆，也不甘心，想与主人齐头并驱。结果就是伪父临朝，魔鬼附体。　　所以，弟兄比妻子重要，因为弟兄是拿来打天下的，妻子是拿来坐天下的。所以，国家比公民重要，因为国家是拿来登基的，公民是拿来垫背的。所以，父亲也比儿子重要，因为父亲是拿来升级的，儿子是拿来光宗耀祖的。　　地上没有伟大的父亲，也没有伟大的国家。因为伟大这个词不应该拿来形容仆人。上周孩子高烧不退，哭了。我劝他男孩子不哭，他转头说，“对，我没见爸爸哭过。”我一听，忽然难过了。我儿子没见我哭过，我还算什么父亲。我岂不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成了他心头虚假的偶像。我就赶紧说，“爸爸也哭过。爸爸和你一样软弱。你和爸爸一起祷告好吗？”　　晚上讲故事，我说，“就像暴风雨来了，爸爸抱着你，快快躲进一座凉亭。因为你是小孩子，所以躲在爸爸怀里。但遮盖你的，不是爸爸，而是凉亭。它遮盖了你，也遮盖了爸爸。两年半来，我们和妈妈一起，就坐在它的荫下。”　　这么多年了，我和我的父亲母亲又一起坐在谁的荫下？那称得上“伟大”的，若不在红旗飘飘的街头，又在哪里？　　[电光倒影]灵魂深处闹自由　　王书亚　　我不愿称任何一部片子是垃圾电影。好的商人，会在社区的垃圾筒中翻看一个月。好牧师也会如此，好心理医生就更是了。商业电影，就是对时代文化与心灵中的垃圾，有特别的效仿与临摹的激情。所以垃圾不是电影，永远是我们。　　1953年，一位法国学者说，法国所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歌，都弥漫着摩尼教的精神。我学着说，好莱坞一半以上的商业电影，都散发着诺斯替主义的气息。　　电影开幕两分钟，是近年来好莱坞最令人震撼的蒙太奇片段。两个不死的变种人，穿着各式军装操着不同时代的兵器，出现在150年来的每一场大战中。原来150年来，参战的、杀人的，都是同一个人。毋宁说，是同一个幽灵。　　诺瓦利斯说，“哪里没有上帝的存在，哪里就有幽灵的统治。”这部电影留存青史的就是这两分钟天才段落。文学上说，它使金刚狼系列接续了斯蒂文森《化身博士》以来一个幽黯而高贵的叙事传统。观念上说，它回到了弥尔顿《失乐园》之后，雪莱、拜伦那里的人文主义变种；以及改教之后在霍布斯那里的政治学的变种。　　如果要我选两段镜头来描述美利坚的国家史，我就选林肯的总统就职演说和这段沙场上的变种人镜头。关于美国建国的精神，目前最有说服力的诠释，是清教徒传统与诺斯替主义的混合。在剑桥的《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则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为清教徒理想主义与世俗政治家现实主义的混合。换言之，美国的历史，就是在宣教与牟利之间挣扎的历史。　　所以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因为非基督教国家没这样的挣扎--它们的信条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所以美国也不是个基督教国家，因为它就算再过200年，也无法摆脱这种挣扎。　　希拉里访华回去，在国会受到共和党议员的严厉质问。她申辩说，其实我把一个信封交给了胡主席。一个议员问，你有没有当面说出信封里的名字？希拉里说，没有。议员讥讽说，那你还不如回家发email。　　当年，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描述那位意图废黜上帝主权、在人间登基为王的撒旦。他说，“心灵全凭自己，在他那里，可以使天堂变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天堂。”　　金刚狼的故事打动我，叫我想起雪莱的诗句。因为雪莱是弥尔顿之后第一个变种人。他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发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第一声嚎叫：留下的人/没有王权。自由，无拘无束，人类/从此平等，再没有阶级、部落、国家，/无须敬畏、崇拜、区别高低/人人是主宰自己的君王。　　从化身博士和吸血鬼开始，变种人的故事，永远都是人性和国家的隐喻。序幕的两分钟片段，为后来的剧情奠定了一个气势磅礴的暗示。尽管这些剧情在好莱坞都老掉牙了。好莱坞的政治正确，就是如果银幕上有个人比魔鬼还坏，那他不是将军，就一定是总统。如果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比变种人还邪恶，那一定是国家。　　所以美国军方开始搜罗这些不死的、有异能的变种人从事秘密任务。所谓国家，就是一个对特殊才能有着收藏癖的机构。国家在理论上是由公民组成的，事实上却是由一群特殊材料组成的。你也可以说，国家是由一群怪物组成的，或者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怪物，用霍布斯的话说就是“利维坦”。上帝造人，人造国家，所以霍布斯的国家学说，曾在历史上释放出变种人的能量。他说，从此国家就是“活着的上帝”。　　换成这部电影的语言，国家就是不死的变种人。我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面对那些能上天入地的变种人，一个血肉之躯的上校竟敢摆弄他们，如我的儿子摆弄一堆积木？想来想去，这是最令人寒心的一点，就因为他身上有军装背后有国家。就如当年《教父》三部曲，教父在晚年颓废叹息说，我用了一生，从黑社会崛起，爬向上流社会。结果越往上爬越发现那里的黑，不是我们这些小混混可以想象的。　　一个不死的变种人活在我们每个人灵魂中。与其说这是撒旦的应许，不如说这是魔鬼的咒诅。所有战争中，我们都是变种人。在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变种人特征，都被权力一一识别、收藏和驱使了。这就是路西弗向着该隐承诺的虚假的自由。　　最近一期《焦点访谈》，采访新疆青河县的维族大妈阿尼帕。她收养了10个孤儿，还有9个亲生的，一共19个子女。记者可能文件看多了，也可能变种人电影看多了，翻来覆去问哪个是汉族，哪个是维族，哪个是哈萨克族。大妈躲闪着老不回答。后来她最小的儿子说，在妈妈心里，收养了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只有一个民族。“分那么清楚干嘛？一区分民族，关系就疏远了。”　　初代教会流传一个故事：一个罗马士兵马丁，在亚细亚将半件军装披在异族乞丐身上。他晚上做梦，梦见基督和众天使降临，基督身上披着那军装。天使问，主啊，你为什么有罗马士兵的军装？基督说，这是我仆人马丁给我披上的。　　自由不在街头，也不在浪漫主义的叙事诗中。共和国的自由在每个人灵魂的深处。只是我们心头垃圾太多。马丁好像一个18岁以上不宜的童话，我们这些喝狼奶长大的啊，一生只配看金刚狼的故事吗？　　加文胡德 《金刚狼前传》　　[电光倒影]王莽谦恭未篡时　　王书亚　　《圣经》说，罪是藉着律法，在人心中发动的。律法撩动我们心里的欲念，却浇不灭我们胸中的块垒。保罗的说法有点强词夺理，他说，若不说不可贪婪，你就不知道自己原来贪婪；若不说不可杀人，你就看不见自己本来的凶相。意思是，有一种“罪性”是与生俱来的，但具体的“罪行”，总是藉着某样事物来牵引。最后，“罪咎”就像蜘蛛女的吻，把我们裹缠起来，越看越不像人。　　换成古人的话，就是“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一切专制主义的本质，都是身怀利器。妻子职位高于丈夫；教师评上职称，领导扶正位子；文章发表，公司上市；乃至孩子比别人乖，老公比别人帅，都是身怀利器。　　没有人是真正一无所有的，因为一无所有的人就对自己一无所知。人拥有的东西越多，才越认识自己。当官没当到一个份上还看不出自己是贪官。结婚没满10年还不肯承认自己薄情寡义。就像耶稣被捕前，对门徒彼得说，鸡叫之前，你一定3次不认我。彼得不服气，说绝无可能。换个说法，就是耶稣没被钉死时，彼得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根葱。他心里还有一种“致命的自负”，以为不会被自己身怀的利器割伤；以为自己可以成为“批判的武器”，而不会沦为“武器的批判”。人只能在某个过程中去认识自己，从来没有收到死亡通知单的人，还不知道自己怕不怕死。从来没有人夜里拿着1000万来找过你，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婪。　　《圣经》中，把这个在肉身中认识自己的过程，称为“试炼”和“试探”。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试探。“试探”的意思，是说罪在背后掌权，整件事都是一个阴谋。如果杜撰一个词，可以叫“罪成肉身”。这是一个和基督“道成肉身”相反的过程。人心中隐藏的“罪性”，在种种现实试探之下，终于显明为“罪行”。《圣经》中有个很生动的比喻，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以一个官员死的时候，若是清廉，按着《圣经》，只有一种解释：死得太早了。白居易的诗也是这看法，“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上帝若不怜悯我们，就让我们活一万年，足够遇见一切试探，足够犯下一切罪孽。古人的说法叫“人精”，孔子的表达是“老而不死谓之贼”。用《圣经》来解释，一个人活了一把年纪，比起小孩子来，他受过足够的试探去认识自己，也有过足够机会犯下罪愆。他若还是像鸡叫之前的彼得一样，死不认账，他的年龄本身，就是对他的指控。　　所以冲着一个人喊“万岁”，没有比这更大的诅咒了。　　近年来“窃听”是很热门的影视题材。电影有意思，是把“窃听”这一身怀利器的特权，作为对警务人员的试探，来描述3个窃听组警察的沉沦。在金融犯罪的调查中，他们窃听到股票大户造市的内幕消息。一个警察动了心，拦住同事说，“求求你，我孩子住院，我得了癌症，我必须要挣一笔钱。你就删掉这句话好吗？”一切悲剧都从这里开始了。之前，他说过两句话，一是“我要贪也不贪这么一点”，一语成谶，更大的试探忽然来了；二是“这些人赚1000万这么容易，我们拼死拼活一月才两万多，不把他们送进监狱我誓不为人”。结果，3个人一个接一个，深陷其中。罪的试探的力量，藉着股市背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想起另一部杰出的香港电影《三个受伤的警察》。警员和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生活艰辛。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手上有枪。所以知道妻子和上司通奸后，一向唯唯诺诺的胖警察冲上司开了枪。缺乏责任感的混混警员，也在这一天开枪打死了一个疑犯。而另一个兢兢业业的警察，开枪误杀了人质。3个警察之所以“受伤”，都因为政府给他们发了一把枪。电影说，当我们中间最普通、最软弱的那个人，拥有了持枪、开枪的特权时，他要如何通过那死荫幽谷中的试探？　　这部电影要说的也一样，就是当我们中最普通、最软弱的那个人可以合法“窃听”别人时，个人承受的罪的试探，超乎一个合法窃听制度的想象--3个警察家破人亡。这是香港电影的本色，残酷性远超过好莱坞，就像尔冬升的另一部《新宿事件》。好莱坞到最后，一定是世界被拯救；香港电影到最后，一定是人都死光。　　香港片中只有试探，没有试炼；只有罪成肉身，没有道成肉身。“试炼”的意思是在阴谋之上还有阳谋。上帝藉着罪的试探，叫人看见自己的不堪试探。然后开出一条恩典之路，就像在沙漠中开出一道江河，叫人在试探中，学着信靠上帝的爱和公义。这也是一个惟独在肉身中才能经历的过程。因为没有在绝望中呼求过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恩典。　　电影在说一个地狱般的世界。一个只有出于罪的试探、而没有出于恩典的试炼的世界，其实就是地狱。3个警察面临的试探，我们早晚会遇见。《圣经》中那位约伯，在苦难的煎熬中是怎么说的呢？“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怎么说得出口啊。但真希望我们一家，从老到少，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麦兆辉 庄文强 《窃听风云》[电光倒影]人为什么不能怀疑上帝　　王书亚　　刘镇伟出生在天主教家庭，小时候做了错事，要去神父那里告解（忏悔）。他说，“我慢慢觉得，凭什么你那么厉害，可以代表上帝赦免我，我就不能自己去吗？”这个疑问基本上是每个基督徒不去天主教会的一个原因。但许多提问的人并不是就自己去了，而是离开神父之后就永远都不去了。换言之，人提的问题往往很好，但提问的人都不好。你看不到为什么“我”需要忏悔、“他”可以倾听和宣赦，提问的动机，不过是骄傲。我对许多慕道的朋友说，出于骄傲所提的问题，越精彩越帮不了你。　　刘镇伟是爱提问的孩子，所以茁壮成长为无厘头导演，给过我们许多莫名其妙的欢乐。在这部一边搞笑、一边浪漫的科幻片中，他开头就打出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上帝造人，人制造机器人；人能怀疑上帝，机器人为什么不能怀疑人？”　　在相信上帝和怀疑上帝的人看来，这话都有点意思。一个朋友来信说想做基督教与香港电影的论文。香港的天主教传统很深，比基督教对电影文化的影响更大些。许多文化名流、明星大腕，都读过教会学校。我小时候，基本上是从香港电影里知道圣母玛利亚的。对我和我的高中死党来说，哪里有周润发，哪里就有教堂和圣母玛利亚；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有鸽子飞起来。　　和吴宇森一样，在刘镇伟的电影中，上帝、教堂都只是一种拿来主义的叙事元素。回回当圣母像或十字架在M16的枪声中轰然坍塌，给你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就像焚琴煮鹤、花间喝道，又把对黑社会分子的憎恨淡化了，就像耶稣和罪犯、妓女同坐，温柔地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刘德华早年的名作《法外情》，也是以教会，作为一个情与法冲突的伦理学背景。以前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放过许多遍。剧情设计，几乎为刚出道的刘德华量身定做。他扮演一位在天主教学校长大的孤儿刘志鹏（刘德华本人也是天主教学校毕业），成为年轻有为的律师，替一位杀死嫖客的妓女辩护，基本上是邓玉娇案的翻版。后来才知那是他的生身母亲。根据香港法律律师不能为直系亲属辩护，最后修女出庭，紧握十字架，在庭上否定了他们的关系。　　近20年来，对这个故事的诠释一直充满张力。这是一部有着浓厚人文主义情怀的影片。在《法外情》中，宗教背景是深化伦理冲突之必须，但导演的倾向仍是以人的良知，取代了上帝和法庭，本质上和《机器侠》的价值立场差不多。这部港片经典带着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气质，也与80年代大陆新启蒙运动遥相呼应。就像刘镇伟的《大话西游》，引导了大陆后现代浪潮一样。　　从2004年开始，天主教会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设立了一个“天主教文化奖”。这是亚洲惟一一个天主教电影奖项。显然天主教徒比基督徒更爱看电影。全球最著名的天主教电影奖项，是柏林电影节上的“天主教人道主义精神奖”。有意思的是，获得天主教电影奖项最多的华人导演，是张艺谋。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天主教影评人协会大奖；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再获此奖；2000年《我的父亲母亲》在柏林得到银熊奖，同时获得天主教和基督教联合颁发的“人道主义精神奖”。2006年，《图雅的婚事》实现超越，在柏林同时得到金熊和“天主教人道主义奖”。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得奖的作品全是女性主题。包括我喜欢的香港女导演许鞍华，也在1994年凭着《女人四十》在柏林得过这个宗教大奖。　　许鞍华的电影中，教会不再是简单的叙事元素。《千言万语》中，她用尽半辈子的热情，去描述那个从意大利来到香港的甘神父。此前，神父在香港电影中基本上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就是有时需要有人穿这么一身古怪行头出来晃一晃。尤其是黑社会和古惑仔电影，一定要有个神父在旁边，就像唐僧在至尊宝旁边，说几句语重心长的话。　　但黄秋生在这个香港电影中罕见的神父角色里贡献了他一生罕见的表演。尤其是街头绝食抗议的那几幕，将香港电影的宗教背景延伸了几英里。香港回归10年时，金像奖将10年来最佳电影的殊荣，给了《千言万语》。去年，许鞍华回归新浪潮风格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再获金像奖最佳影片。教会在影片中的出现，更加深入。　　香港有天水围，香港也有机器侠。两部电影的差距，看起来十万八千里，其实骨子里都延续着《榴莲飘飘》之后对大陆的隐喻。电影情节设定在2046年，看起来却故意和今天一个镇上的派出所差不多。普通警察之上，由研究所控制的机器人，像超人一样凌驾在治安系统之上--上帝创造了人，国家创造了机器人。人可以怀疑上帝，机器人为什么不可以怀疑国家呢？　　觉悟的机器人想恋爱，想做人，想道成肉身，想离开研究所的笼罩，终于自毁在恋人身旁。　　刘镇伟小时候的逆反，一样还在。小时候对上帝，现在对政治，终有一天也要对自己。因为人不可能真的怀疑上帝，人只能怀疑人。你可以怀疑一个神父、一个领袖，因为你认识他们；你也可以怀疑国家，因为它无处不在。但你怎么去怀疑上帝呢，如果你根本不认识他。　　你只能说，我不知道。　　[电光倒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王书亚　　真正的自由，是顺服，并活出生命中的次序。我问孩子，爸爸的宝贝是谁？他说是亚亚。我说不，是妈妈。又问，妈妈的宝贝是谁，他眨巴眼睛，说，是亚亚。我说不，是爸爸。再问，爸爸妈妈的宝贝是谁？他终于跳起来：是亚亚！　　我和妻子就抱在一起，然后喊他加入，说，你就是这么来到世上。　　过几天妻子给他唱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他说不对，是“地上的爸爸想妈妈”。笑过后，勾起对老电影的怀念。　　又过几天，原本台湾基督教救助协会的夏牧师要来。这个协会大地震后一直呆在四川。结果风灾发生，他匆匆赶回台湾。我正好看见这部翻拍的《新鲁冰花》，年过七旬的陈坤厚，起意把孩子的天空再描绘一遍。　　家乡的茶园开满花，不一定是穷人的福音。对古阿明来说，那个夏天世界是两副面孔，一是绘画中的驰骋放任，终于得到了新老师的鼓励；二是小小的茶虫吃掉茶叶，也吃掉性命。原著小说出自台湾著名的客家作家钟肇政。20年前的老版，隐含了社会批判的维度，刻板的学校教育、乡绅议员的势力。不过阿明活在才华与贫落之间，他萤火般短暂的一生，并未指向对社会的控诉，反而打动每个观众，如鲁冰花一现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奔头？　　我这10年经历无数主管部门：教育局、网管处、政法委、司法局、街道办、宗教局、公安局、民政局、综治办……而我父亲一辈子，基本上只有一个主管部门。民间社会的发育，能够容纳个体生命的丰富性。而这种生命样式的丰富性（也意味着公共性），使原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辖制体系慢慢失去了一一对应的能力。　　因此，一个僵硬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会将更多的部门拖进低效管制的无底洞。今日的社会空间，已能承载一个个足够丰富的个体生命形态。但今日的公共管理，尚无法承载这些过于丰富的生命。　　古阿明的存在，不是审美问题。是他的画，对一所乡间小学而言构成了对稳定的威胁。郭老师爱他的想象力充满童趣。但某种程度上，阿明的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的画被摆出来时，有一种次序就被煽动颠覆了。就像一群基督徒在唱诗，几个醉醺醺的人进来，横七竖八，在前排坐下来听。仅仅是他们的面庞、姿态与灵魂的形态，就足以使那里的圣洁遭受破坏。又像两个西装革履的人，走进一个化装的狂欢舞会，坐下来谈生意。　　有人就有次序。在次序中，或者有自由，或者有捆绑。最痛苦的事，是以外在的次序，取代了生命的次序。当我们活着的意义及其样式，受到外在次序的捆绑时，我们就不自由。当我们顺服灵魂中的次序时，我们就自由了。　　但最痛苦的事，其实还不是被外在次序捆绑。而是按我的天性说，我不可能主动顺服灵魂中的次序。基督教中，把前一种处境叫做律法主义，把后一种处境下的出路称为救赎。　　你若不承认生命中有被给定的次序，高于外在次序，或者你不承认，自己不可能主动认识并顺服这种次序，那救赎就与你无关。所以孔孟老庄无法触碰救赎议题。知识分子有一种错误假设，以为理性上的认知具有一种力量，足以产生意志上的降服。其实，从理性到意志就如从南极到北极。如果一个男人知道应该戒烟，也的确想戒烟，却永远都戒不了。　　这部电影也一样。　　对阿明来说，他活在两种外在次序中，一是贫富悬殊，在当地家庭收入排行榜上，他家一定是倒数10名。二是学校的绘画课，他在那里永远只能拿到60分，因为他的画不是对现实的肯定。林志鸿的父亲是省议员，他的画中规中矩，在一种稳定的外在次序中如实地临摹万物，给他带来安全感。但对阿明来说，“现实主义”是个残酷的词。　　如果真像郭老师说的，教他们绘画不是为职业，而是为生命，“我只想教会他们，将来遇到困难时，可以用绘画来抒发情感”，那么批评林志鸿的画，也不公平。对阿明来说，想象力是他的避难所，是否定现实次序的方式，是宗教性的。但对林志鸿来说，他并不需要将想象力作为救赎的替代品。　　学校选了林志鸿，排斥了阿明和郭老师，显明教育的目的是对外在次序的肯定。换言之教育在本质上是律法主义的。阿明又画了自己摘茶虫的画，比茶叶更大的是茶虫，比茶虫更大的是他的蜡笔。郭老师把它寄出去，得到了世界儿童画展的优胜奖。好消息传进小小的乡村时，阿明已因雨后感染去世。　　遗憾的是，新版淡化了这种生存次序与灵魂次序的张力，而将焦点过于放在儿童绘画的想象力上。十几年后，郭老师在城里开办儿童画室，鼓励孩子们率性而为，画出很“古阿明”的画。这就把对想象力的肯定后现代化了。这一群天马行空的孩子，和另一群在网吧天马行空打游戏的孩子，将来在外在次序中，或有区分；在灵魂的次序中，没有本质的差别。　　当熟悉的旋律再响起，剩下的不是锋利的追寻，而是伪装的乡愁。想象力拿来做什么呢？若不能叫人追问意义与样式，想象力也不过是自我麻醉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