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的用处-3

对于聋子，一、三两阶段还是存在的，但第二阶段付缺。然而，完全可以设想，第二阶段可以绕过听觉器官而用其他器官来代替，例如，用触觉器官来代替。这时，第一阶段向新的第二阶段的过渡不是通过我们天生的物理-神经仪器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一个人工的，即人所制造的系统来完成。新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不是我们所能直接检查到的，它代表形成习惯和反应的新系统，例如，我们学习驾驶汽车时所养成的那些习惯和反应。我们所设计的仪器的现状是这样的：第一阶段和新的第二阶段之间的过渡已经完至能够控制了，虽然还有若干技术困难有待于克服。我们正在研究着学习过程，即研究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按照我们的意见，这些研究极有成功的希望。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证明的最好结果是：在使用由12个单字所组成的学习语汇时，80次随机重复的过程中只有6次错误。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总是记住某些事实。如前所述，其中的第一个事实是：听觉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器官，而且是一个其主要用途在于承担和他人建立交往的通讯器官。它又是一个作用于我们方面的某些通讯活动即言语活动的器官。听觉的其他用途也是重要的，例如，接受自然界的声音和欣赏音乐，但它们并没有重要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一个人除用言语参加人与人之间的日常通讯外，他的听觉不作其他用途时，那我们就得非要把他看成是社会上的聋子不可。换言之，听觉具有如下的性质：除了用作同他人交谈的通讯工具外，如果我们的听觉的全部其他用途都被剥夺掉的话，那我们还是会由于这种最低限度的缺陷而减到不方便的。　　为了弥补感官的缺陷，我们必须把整个言语过程看成一个构成单位。当我们考虑聋哑人的言语时，这一点的重要性是马上可以观察出来的。对于大多数聋哑人讲来，读唇术的训练既不是不可能的又不是极端困难的，所以聋哑人之接受他人发出的言语信号可以达到极其精通的地步。另一方面，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最良好和最新式的训练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是：虽然绝大多数的聋哑人都能学会使用口唇发音，但他们所发的都是奇怪的刺耳的音调，这是一种高度无效的发送消息的形式。　　困难在于这个事实：对于聋哑人说来，谈话活动已经分裂成两个完全分离的部分。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给正常人模拟出这种情况来，这只要我们给他一个电话通讯系统来跟别人交谈，让这部电话机不把他的言语传送到他自己耳朵中来就行了。要制造这样一种其传声器不起作用的传送系统是非常容易的，实际上，电话公司已经研究过它们了，这些系统之所以弃置不用，只是因为它们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感，特别是不知道自己的声音究竟有多少送入线路的那种混乱感。使用这类系统的人们总是大喊大叫地把自己的嗓门提高到顶点，唯恐线路的他端听不到他们发出的声音。　　我们现在回到普通的言语上来。我们知道，正常人的讲话过程和听话过程决不是分离开的；而言语的学习自身就取决于每个人都听得到自己在讲话这个事实。如果一个人只是零零碎碎地听到自己所讲的话，靠记忆来填补这中间的空隙，那是不足以取得最好的讲话效果的。仅当讲话是处于连续不断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批判的情况时，它才能取得良好的质量。任何一种供全聋者使用的辅助工具都必须利用这个事实，虽然这种工具的确可以求助于其他感官，例如触觉器官，而不求助于已经残缺了的听觉器官，但它必须制造得和目前手提式的、经久耐用的电动听觉器相似。　　弥补听觉缺陷的进一步理论和有效地用于听觉的信息量有关。最粗略地估算一下这个量的最大值，它能在一万赫芝声频和8O分贝左右的振幅范围内传送。通讯的这个负载量虽然标志着耳朵所能做到的最大值，但用这个量来表达实际言语所给出的有效信息，那就未免太大了。首先，通过电话进出的言语就没有三千赫芝以上的声音，其振幅范围肯定不超过5至10分贝；但即使在电话中，虽然我们没有把传送给耳朵的声音范围夸大了，我们还是大大夸大了耳朵和脑为了重建可理解的言语而使用的声音范围。　　我们讲过，在估计信息量的问题上，曾经做过的最有成绩的工作就是贝尔电话实验室关于自动语音合成器的工作。这项工作可以用来说明：如果把人语作适当的划分，使其不超过五个频带，如果这些频带经过检波使得被觉知的只是它们的外形式外貌，再把这些外形或外貌用来调制它们频率范围内的完全任意的声音；又如果这些声音最后都迭加起来，那么人们还是可以辨识出原来的言语是一种言语，甚至可以辨识出它是某人的言语。然而，这时可能输送的有用的或无用的信息量已经减缩到不及原来可能提出的信息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了。　　我们把言语中的有用信息和无用信息作出区分，也就是把耳朵接受言语的最大编码能力和通过耳朵与脑所组成的各个相继阶段的级联网的最大编码能力作出区分。前一种能力只和言语通过空气和通过象电话之类的中介工具的传递有关，电话只是模仿耳朵，而不是模仿人脑中任何用来理解言语的器官的。后者涉及空气-电话-耳朵-脑这整个复合系统的输送能力。当然，可以有音调变化的细微差别无法通过我们讲话时所使用的整个窄频带的传送系统，而要估价这些细微差别所带来的信息损耗量则是一桩难于做到的事情，但这个损耗量看来是不大的。这就是自动语音合成器所依据的观念。过去的工程学对信息的估价是有缺点的，他们忽视了从空气到脑这根链条的最后环节。　　在利用聋子的其他感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除视觉外，所有其他感觉都低于听觉，亦即它们在单位时间内所传送的信息是少于听觉所传送的信息的。要使象触觉器官这样比较低级的感官工作起来达到最大的效率，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把我们通过听觉得来的信息全部发送给它，而只把加工了的部分即适于理解言语的那一部分听觉发送给它。换句话说，在信息通过触觉接受器以前，我们就用信息过滤器来代替大脑皮质在接受声音后通常所执行的那一部分的功能。我们就是这样地把脑皮质的部分功能转嫁到人造的外在皮质上。在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个仪器中，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用的详细方法就是象自动语音合成器那样把言语的几个频带分开来，然后，在这些颇带用来调制其频率易为皮肤所知觉的振动之后，就把这些过滤后的不同频带输送到空间分隔的各个触觉区域。例如，五个频带可以分别发送给一只手上的大拇指和其余四个指头。　　以上就是我们所需的仪器的基本思想，即通过电学方法把声音振动转移给触觉来接受可以理解的言语。我们早已充分了解到了，大量词汇的模式彼此是十分不同的，而它们在许多讲话人之中又是十分一致的，所以用不着太多的言语训练就可以认清它们。从这一点出发，研究的主要方向应当是比较全面地去训练聋哑人辨识声音和再生声音。从技术观点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仪器轻便与否以及降低其能量需求而不损害其基本性能等问题，这些问题迄今还处在讨论阶段。我不想在那些有生理缺陷痛苦的人和他们的亲属中间散布虚无飘渺的希望，特别是不成熟的希望，但我认为这样讲是有把握的：制成的前景决不是没有希望的。　　自从本书初版发行以来，通讯理论方面的其他工作者已经制造出了一些新的专门仪器，据此阐明了通讯理论的若干基本原理。我在前面某一章中已经讲到阿希贝博士的稳态机和瓦尔特博士在某些方面的颇为类似的机器。这里让我再谈谈瓦尔特博士早期发明的几种机器，它们和我的“飞蛾”或“臭虫”颇为类似，但它们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就这些向光机器而言，每一元件都有光，所以它能刺激其他元件。因此，一系列元件同时动作就表现为若干群体和相互反应，如果动物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元件不是装在钢和铜之中，而是装在血肉之中的话，那他们大多数会把这种现象解释作社会行为的。这是一门新的关于机械行为的科学的开端，虽然它的全面展开则有待于未来。　　在过去两年中，麻省理工学院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听觉手套的制造工作很难得到开展，虽然制造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其间，理论的研究导致了仪器的改善，能够做到让盲人通过错综复杂的街道和建筑物，虽然仪器的细节还没有设计好。这项研究主要是C．M．维特策（Clifford M．Witcher）博士的工作，他本人就是先天盲，但他在光学、电工学和其他为这项工作所必需的领域中就是一位卓越的权威和专家。　　看来前途很有希望但迄今还没有得到任何真正发展或最后鉴定的一种弥补生理缺陷的仪器就是人造肺。在人造肺中，呼吸马达的引动是由病人的虽然衰弱但尚未毁坏的肺肌所发出的电信号或机械信号来决定的。这个情况说明了：可以把健康人的脊髓和脑干中的正常反馈应用到中风病人身上来帮助他控制呼吸。因此，所谓铁肺也许不再是一个使病人忘却如何呼吸的监狱了，它将是一种练习工具，用来保持病人残存的呼吸活动的能力，甚至有可能把这种能力提高到使他能够独立呼吸而不需要机器来帮助的程度。做到这一点是有希望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的机器都是一般公众所关心的机器，要末它们具有理论科学中直接与人有关的特点，要未它们肯定是有益于残废者的辅助工具。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类具有某些极为不祥的可能性的机器。十分奇怪的是，这类机器包括了自动象棋机在内。　　在若干时候以前，我曾经提出一种方法，用现代计算机来下象棋，这棋下得至少还是过得去的。在这项工作中，我所追随的思想线索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A．坡（Poe）曾经探讨过梅尔泽尔（Maelzel）的骗人的奕棋机，并且揭露了它，指出机器之能下棋是由一个断腿的残废人在里面操纵着。但是，我所指的那种机器是真有其事的，它利用了计算机发展中的最新成就。要制造一部只能按部就班下棋而棋品低劣的机器，那是容易办到的；而要试制一部下棋本领完美无缺的机器，那就毫无希望了，因为这样的机器要求有过多的棋步组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冯·诺意曼教授就曾经讨论过这个困难。但是，要制造出一部机器，能够保证它在每着的以后有限几步之内，譬如说，两步之内，都能有最好的走法，从而保证它按照某种比较容易的估算方法使自身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上，这虽然不容易，但不是没有希望的。　　现在的快速计算机可以改装得象奕棋机那样地来工作，但如果我们决心要机器下棋，也可以去制造一部更好的机器，虽然它的造价可能很贵。这些现代计算机的速度是足够快的，它们能够在每走一着棋的规定时间之内估算出后面两着棋的各种可能性。棋步组合的数目大体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因此，计算出两步内的一切可能性和计算出三步内的一切可能性区别极大。要在任何合理的时间之内计算出一盘棋，譬如说一盘要走五十步的棋，那是机器办不到的事。然而，对于活得足够长的生物说来，如冯·诺意曼所指出的，这是可能办到的，而双方都下得尽善尽美的棋局，不言而喻的结论，或是白子常胜，或是黑子常胜，或是，最可能的情况，经常下成平局。　　贝尔电话实验室的C．申农先生曾经提出一种机器，其原理和我所思考过的能算两步棋的机器的原理相同，但他作了相当多的改进。首先，他的关于走两步后的最后棋势的估算方法就包括了棋局的控制、棋子之间的相互防护等等因素的估计在内，也包括了棋子的数量、将军和将死。然后，如果在走完两步后，由于将军或者由于一个重要的棋子被吃掉或者由于“两头将”而使棋局显得不稳定时，机器棋手就会自动地再动一子或两子，直到棋局获得稳定为止。这样做会使整盘棋延长多少时间，每走一步棋会超过规定时间多少，我不知道；虽然我是不相信我们能够遵循这个方向走得很远而不会在我们现有速度下遇到时间问题的困难的。　　我愿意接受申农所作的如下的推测：这种机器所下的棋可以达到业余优秀棋手的水平，甚至可以达到优秀棋手的水平。它下棋下得生硬而乏味，但比任何人所下的棋都稳健得多。如申农所指出的，在机器的操作中，我们可以加进足够多的机遇来防止在纯粹系统化了的方法中由于走棋次序生硬不变而经常遭到的失败。这种机遇或不确定性可以加进走两步后的终极棋势的估算方法中去。　　机器也会象人那样利用标准的以守为攻和关于绝招的学识去走那种以守为攻的棋并使出可能的绝招来的。一部比较完善的机器会在纸带上把过去下过的每一盘棋都纪录下来，并且会对我们所已经确定下来的种种走棋过程作出补充，而这些走棋过程则是机器研究过去所有的棋局而后找到的某种诀窍的。简单地说，这是依靠机器的学习能力。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会学习的机器是能够制造出来的，但是，制造和使用这些机器的技术仍然很不完善。按照学习原则来设计奕棋机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虽然需时也许不长。　　能学习的奕棋机可以表现出差距很大的下棋才能，这是由过去与它对奕的棋手的本领来决定的。要造出一部优秀的奕棋机，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让它同下棋手段变化多端的奕棋能手对奕。另一方面，一部设计得很好的机器可以因为没有慎重选择敌手之故而遭到或多或少的损坏。一匹马也会被骑坏的，如果让拙劣的骑手会糟蹋它的话。　　在能学习的机器中，我们应当分清哪些东西是机器能够学习的，而哪些不能。在制造一部机器的时候，要末使它具有完成某类行为的统计倾向而又不排斥其他行为的可能性，要求就把它的行为的某些特性严格不变地决定下来。我们把第一类决定称为选择性的，把第二类决定称为限制性的。例如，如果我们不把规定的棋规作为限制而加进奕棋机中，又如果机器造得具有学习能力，那么这部奕棋机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一部执行完圣不同任务的机器。反之，制造具有规则限制的奕棋机在下棋的战术和战略方面还是一部学习机。　　读者也许奇怪：我们为什么对奕棋机竟然减到兴趣。难道它们不就是设计家借以要向人世显示他们的本领，希望人们对其成就瞠目结舌、减到惊奇万分的一种于人无害的小玩意儿吗，作为一个老实人，我不否认，在我身上至少有着某种得意扬扬、自我陶醉的因素的。但是，你马上可以了解到，这种情绪并非我在这里讲述这个问题的唯一因素，再说，这种本领对干不是职业奕棋的读者讲来也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申农先生曾经提出几个理由，说明他的研究为什么比起仅仅设计一种只能使博奕者减到兴趣的玩意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些理由之中，他指出了这样一点：这种机器可以成为制造用来估计种种军事情势并决定其中任一特殊阶段的最优行动的机器的前身。没有人认为他讲得不够认真严肃。冯·诺意曼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的名著《博奕论》曾经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在华盛顿，这种印象也不浅。当申农先生讲到军事技术的发展时，他不是谈论一项荒诞无稽的空想，而是探讨一桩迫近眉睫而又极端危险的事变。　　在著名的巴黎杂志《世界》（Le Monde）1948年12月28日出版的那一期上，有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土P．杜巴勒（Pere Dubarle）写了一篇内容深刻的文章来评论我著的《控制论》一书。下面我引用他的几段话来说明他对奕棋机所促成的并且包藏在军备竞赛中的可怕后果的若干想法。　　由是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最魅人的远景之一，这就是人类事务的理性的管理，特别是那些有关社会利益而且看来具有某种统计规律性的事务的理性的管理，譬如说，社会舆论发展的现象就是具有统计规律性的。难道人们不能想象有这样一部机器，它能够搜集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信息，例如，关于生产的信息、市场的信息，然后把它作为人的平常心理作用，作为某些在确定场合下可以测量到的量的作用；从而来确定何者是事态的最可几的发展吗？难道人们不能进一步设想有这样一部国家机器，它在地球上许多国家共同组成的政体的控制之下，或者在这个行星的人类政府这种显然简单得多的政体的控制之下，统辖着一切政治裁决制度吗？目前并没有什么东西阻碍我们去作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梦想有那么一天，政府管理机器（machine a gouverner）可以补充——不论是行善还是作恶——目前我们的脑子在参预一般政治机构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不适应性。　　总的说来，人的种种现实问题是不能作出象数字计算数据那样明确的决定的。我们只能决定它们的可几值。因此，一部处理这些过程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问题的机器一定得具有那种几率论的思想，而不是决定论的思想，譬如说，就象现代计算机所表现的那样。这就使得机器的任务更加复杂了，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决定高射炮效能的预测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从理论上说，时间预测不是不可能的，最优决策的确定也不是做不到的，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就是如此。一部象奕棋机那样的博奕机之具有制造的可能性就是为了建立这种预测的。至于作为政府管理对象的种种人事过程，那是可以和冯·诺意曼用数学研究过的那种意义的博奕相融合。虽说这类博奕已经有了一个不完全成套的规则，但还有其他的博奕，有大量博奕者参加，其数据极为复杂。国家管理机器可以把国家定义为在每一特定阶段都能以最优方式取得信息的博奕者，而国家又是一切局部决策的唯一的最高调节者。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特权；如果这些特权都是科学地使用的，那它们就会使国家在一切情况下击败自身以外的所有参与人事博奕的博奕者，这只要提出下列的两端论法就足以说明问题：要末立即毁灭对方，要末有计划地跟对方合作。这就是不受外界干预的博奕自身的必然结果。热爱美好世界的人们确实是有某些东西让他们到梦乡中去寻找的。　　不管这一切怎样，值得庆幸的也许是：国家管理机器不会在不久的未来出现。因为除有种种非常严肃的问题仍需搜集大量信息并从速处理外，预测的稳定性问题仍然处在我们的控制能力所能认真梦想的范围之外。这是因为人事过程可以比拟为规则不完全确定的博奕，尤其可以比拟为规则自身为时间函数的博奕。规则的这种变化，既取决于博奕自身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有效细节，又取决于博奕者们每一瞬间面对所得结果的心理反应所构成的系统。　　还有比这些情况甚至变化得更加迅速的情况。在1948年的选举中，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发生的情况看来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一切，不仅使得种种预测因素受到影响的复杂性增大，它也许还使得人事状况的机械操作根本破产。就我们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这里只有两个条件可以保证人事问题取得数学意义上的稳定性。这两个条件是：一方面，广大的博奕者是十分愚蠢无知的，他们受到一位精明的博奕者的愚弄，而他甚至还可以计划出麻痹群众意识的方法来；或者，另一方面，有足够的善意允许某人为了稳定全局起见而把自己的决定提供给一位或为数无多的几位在全局中具有任意特权的博奕者作为参考。这是一门艰苦的课程，其中都是冷冰冰的数学，但它可以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冒险事业——彷徨于人情世事变幻莫测和可怕的大海兽的到来之间——指点迷津。和这种情况比较起来，霍布士《利维坦》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笑话而已。今天，我们去创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国家”是冒着风险的，在这样的国家中，能使群众统计地得到幸福的唯一可能条件恐怕就是存心蓄意作出粗暴不公之举了：对于每个头脑清楚的人讲来，这是一个比地狱还要坏的世界。对于目前正在创建控制论的人们而言，给他们的技术干部增加上述的思想也许不无好处，这些技术干部现在已经从所有各门科学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其中有些是严肃的人类学家，也许还有一位对世界问题表现出某种好奇心的哲学家。　　P．杜巴勒的国家管理机器并不因为它有自动控制人类的任何危险而令人感到恐怖。这种机器过于粗糙，过于不完善了，它不足以表现人类合目的的独立行为的千分之一。不过，它的真正危险却是完全另一回事，那就是，这类机器虽然自身不会兴风作浪，但可以被某人或某一伙人所利用，以之来增强他们对其余人类的控制；或者是，某些政治领导人不是企图借助机器自身来控制人民，而是企图通过政治技术来控制人民，这种政治技术对人的可能性显得如此之狭隘，如此之漠不关心，就好象它们事实上是用机器制订出来的一样。机器的最大弱点——正是这个弱点使我们远不至于被它统治住的——就是它还计算不出表征人事变化幅度甚大的几率性。用机器来统治人类就预先假定了社会已经处在熵增加的最后阶段，其中几率性可以略而不计，各个个体之间的统计偏差等于零．幸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即便现在还没有P．杜巴勒的国家管理机器，但就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种种发展所已经表明的情况看来，我们还是发展出了新的战争概念，新的经济竞争概念以及以冯·诺意曼的博奕论（它自身就是一种通讯理论）为依据的宣传概念。我在前面的一章中已经讲过，这种博奕论有助于语言理论的研究，但是，现在有些政府机构却热衷于把它应用在军事和半军事的攻守目的上面了。　　博奕论依其本质而言乃是以博奕者之间的协议或结合为基础的，每个博奕者都力图制订一种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假定自己的敌手和自己一样地为了争取胜利而各自使用最优的策略。这种大规模的博奕已经机械地实现了，而且大量制造出来了。纵使这种理论所依据的哲学也许不为我们的对手共产主义者所接受，然而，有种种明显的迹象表明：在俄国也象在我们这里一样，对于它的可能性已经作了研究，俄国人不满足于接受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已经在它的若干重要方面作了可能的修正。具体说，我们在博奕论上所完成的大部分工作（虽然不是全部工作）都是以下述假定为依据的：敌我双方都有无限的才干，我们博奕所受到的限制唯一地决定于分配到我们手上的牌或者棋盘上的明显局势。有相当数量（事实方面而不是文字方面）的证据表明：俄国人给世界赌局的这个态度补充了一个看法，即考虑到了博奕者的心理限制，特别是考虑到了他们作为赌局自身的组成部分的疲劳性。因此，现在世界矛盾的双方本质上都在使用着某种国家管理机器，虽然它从任一方面说来都不是一部独立的制订策略的机器，但它却是一种机械技术，这种机械技术是适应于那群醉心于制订策略的、象机器般的人们的紧急需要的。　　P．杜巴勒吁请科学家注意世界上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日益增长的机械化，其情况就跟一部巨大的按照控制论原理进行工作的超人般的机器一样。为了避免这种机械化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危险，他之强调需要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是十分正确的。换句话说，作为科学家，我们一定要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一定要知道安排给人的种种目的是什么，甚至当我们一定得去使用象军人或政治家之类的知识时，我们也得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得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控制人。　　当我说到机器对社会的危险并非来自机器自身，而是来自使用机器的人时，我的确得强调一下S.巴特勒的预见。在《爱理翁》中，他认为，机器只有被人用来作为自己的附属器官时才能征服人类，否则，它就无所作为。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宜把巴特勒的这个预见看得过分认真，因为事实上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和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无法理解自动机行为的真正性质，而他所讲的话，与其说是科学方面的评论，勿宁说是言词方面的尖锐夸张。　　自从我们不幸发现了原子弹以来，我们的报纸一直在大事渲染美国人“懂得如何做”。但是，还有一种比“懂得如何做”更加重要的品质，而这，我们就无从责备美国有任何不当之处了。这个品质就是“懂得做什么”，我们不仅据此来决定如何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且据此决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若干年前，有位知名的美国工程师买了一架高价的钢琴。一两个星期以后，事情明白了，该物之被购买并非因为他对钢琴演奏的音乐特别减到兴趣，而是因为他对钢琴的机械结构有着不可抗拒的好奇心。对于这位先生讲来，钢琴这种乐器并非产生音乐的工具，而是给某位发明家提供机会来表明他在乐器生产中如何巧妙地克服若干困难的工具。这种态度对于中学二年级学生讲来是值得尊敬的，但对于国家的整个文化前途赖以决定的人物之一讲来，这种态度如何值得尊敬，我留给读者去考虑。　　在我们童年时代读过的神话故事中，我们学到了一些比较单纯、比较浅显的生活真理，例如，当我们发现瓶中装有妖魔时，最好的办法是把瓶子扔下；如果渔夫在自己妻子的唆使之下向上天祈求恩赐的次数太多时，那他就要回到原先由之出发的状态的；如果让你满足三个愿望，那你就要对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十分当心。这些单纯浅显的真理是从儿童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生悲剧感，它是希腊人和许多现代欧洲人都具有的观点，但它不知何故却是这个富饶国家所缺少的东西。　　希腊人是以极端矛盾的情绪来对待大的发现这桩事情的。一方面，他们和我们一样，认为火是给予全人类的巨大恩益。另一方面，把火从天上取到人间乃是对奥林普斯诸神的反抗，而这就不能不因冒犯诸神的特权而受到他们的谴罚。于是，我们看到了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伟大形象——他是科学家的原型，一位英雄，然而却是应该受罚的英雄——被锁在高加索山上，让兀鹰来啄食他的肝肠。我们都读过伊斯奇拉斯（Aescnylus）的音韵铿锵的悲剧诗章，诗中讲到，这位被囚禁的神在祈求着阳光普照之下的全世界为他作证，证明他在诸神手中遭受到何等的苦难。　　悲剧感意味着世界不是一个快乐的、为了保护我们而创造出来的小窝巢，而是一个具有巨大敌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只有反抗诸神才能取得伟大的成就，而这种反抗又必然地给它自己带来了谴罚。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除了谦卑顺从、知足常乐可以得到某种消极的安全外，再也没有任何安全了。我们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理所当然的谴罚不仅要落到有意犯罪者的头上，而且要落到其唯一罪过就是对诸神和周围环境措然无知者的头上。　　一个人如果怀着这种悲剧感去对待另一种力之本源的显现，不是火，例如，去对待原子分裂，那他就会怀着畏惧颤栗的心情。他不会冒险进入天使都害怕涉足的地方去的，除非他准备接受堕落天使的折磨。他也不会心安理得地把选择善恶的责任托付给按照自己形象而制造出来的机器，自以为以后不用承担从事该项选择的全部责任。　　我讲过，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美国人，尽管他可以有很多“懂得如何做”的知识，但他的“懂得做什么”的知识却是极少的。他乐意接受高度敏捷的机器决策，而不想较多地追问一下它们背后的动机和原理为何。他这样做，迟早是要把他自己置身于w．W．贾可布斯（Jacobs）的《猴掌》（The Monkey’s Paw ）一书中那位父亲的地位上的，这位为父者企望得到一百金镑，结果只是在他家门口碰到他儿子工作的那家公司的代理人，给他一百金镑作为他儿子在厂里因公死去的抚卹金。或者，他还可以象《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伯渔翁在那只装有愤怒妖魔的瓶子上揭开所罗门的封印时所做的那样地做去。　　让我们记住：猴掌型的和瓶装妖魔型的博奕机都是存在的。任何一部为了制订决策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机器要是不具有学习能力的话，那它就会是一部思想完全僵化的机器。如果我们让这样的机器来决定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就该倒霉了，除非，我们预先研究过它的活动规律，充分了解到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我们所能接受的原则来贯彻的；另一方面，瓶装妖魔型的机器虽然能够学习，能够在学习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但它无论如何也不会遵照我们的意图去作出我们应该作出的或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决策的。不了解这一点而把自己责任推卸给机器的人，不论该机器能够学习与否，都意味着他把自己的责任交给天风，任其吹逝，然后发现，它骑在旋风的背上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我讲的是机器，但不限于那些具有铜脑铁骨的机器。当个体人被用作基本成员来编织成一个社会时，如果他们不能恰如其分地作为负着责任的人，而只是作为齿轮、杠杆和连杆的话，那即使他们的原料是血是肉，实际上和金属并无什么区别。作为机器的一个元件来利用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机器的一个元件。不论我们把我们的决策委托给金属组成的机器抑是血肉组成的机器（机关、大型实验室、军队和股份公司），除非我们问题提得正确，我们决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的。肌肤骨骼组成的猴掌就跟钢铁铸成的东西一样地没有生命，瓶装妖魔作为描述整个团体的综合形象时，就跟惊心动魄的邪法一样地可怕。　　时已近矣，善恶抉择之机已经迫在眉睫了。第十一章　语言、混乱和堵塞　　我在第四章提到过一桩非常有趣的工作，那就是巴黎大学的R.曼德尔勃洛特博士和哈佛大学的贾可布逊（Jacobson）教授最近关于语言现象所做出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字的长度的最恰当分布的讨论。在本章，我不想细谈这项工作，只从这两位作者所提出的若干哲学假设出发，引申出一些结论来。　　他们认为，通讯是一种博奕，是讲者和听者联合起来为反对混乱力量而进行的博奕，这个混乱力量就是通讯中常见的种种困难和假想中的企图堵塞通讯的人们。确切他说，这种情况就是冯，诺意曼的博奕论，这个理论讲的是一批人在设法传送消息，而另一批人则采取某种策略来堵塞消息的传送。在严格意义的冯.诺意曼的博奕论中，这就意味着讲者和听者在策略上共同合作，并从下述假定出发：堵塞通讯的人采取最优策略来扰乱他们，又假定讲者和听者也一直都在使用最优的策略来防止堵塞，如此等等。　　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无论是通话的人抑是堵塞通话的力量都可以随意使用欺骗手段来互相捣乱的，而且，一般他说，采用这种手段就是不让对方有可能根据关于我方手段的可靠知识来行动。所以，双方都在欺骗，堵塞通讯的力量要使自己适应于通讯力量所发展起来的新的通讯技术，而通讯力量则要机巧地胜过堵塞通讯的力量所制订的任何策略。在这种通讯中，我前面引用的爱因斯坦在科学方法上的名言是具有极大意义的，这句名言是：“上帝精明，但无恶意”（Der Herr Gott ist raffiniert，aber boshaftist Er nicht）。　　这句名言决非陈词滥调，而是非常深刻的陈述，涉及科学家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要发现自然界的秘密，那就需要采取有力而精巧的手段，但是，就无生命的自然界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期望一桩事情，即当我们能够前跨一步时，我们不会因为自然界存心和我们捣乱，有意进行破坏，从而改变了它的策略，使得我们受到它的阻挡。的确，当我们涉及有生命的自然界时，这个陈述不免受到一些限制，因为歇斯底里常常是因为有位听众在场而表现出来的，其用意（经常是无意识的）在于迷惑这位听众。另一方面，正当我们似乎征服了一种传染病的时候，病菌可以突变，显示某些特性，其发展方向使人看来至少是有意识地想把我们带回原来由之出发的地方的。　　自然界的这些不驯性无论会使生命科学的研究者何等烦恼，幸而都不属于物理学家所考虑的困难之列。自然界是光明正大的，如果物理学家在攀登一座山峰之后，又在自己面前看到另外一座山峰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它不是为了破坏他所做出的成绩而故意树立在那里的。　　表面看来，也许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自然界有意识地或有目的地干扰我们，科学工作者也应审慎从事，他应该如此这般地行动，使得自然界纵然是有意识地和有目的地欺骗我们，也不至于妨碍他以最有利的方式取得并传送信息。这种观点是不公正的。通讯（一般而言）和科学研究（特殊而言）都是很费力气的工作，即使是卓有成效的努力也是如此，其中还得包括同不相干的妖魔鬼怪作斗争而浪费掉的力量在内，而这种力量本来是应该节约下来的。我们不能过着一种象是跟群鬼在一起进行拳击练习那样的通讯生活和科学生活。经验已使每个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深深相信：自然界不仅难于被解释，而且它是积极地抗拒人家对它作出解释的，就他已经做过的工作而言，有关自然的任一观念都还是没有得到确切证明的，所以，要想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科学家，那他就必须纯朴，甚至是有意识地纯朴，假定自己是跟诚实的上帝打交道，所以他就得象个诚实的人那样地对世界提出自己的问题的。　　因此，科学家的纯朴虽然是顺应职业而形成的特点，但不是职业上的缺点。一个人要是采取警局侦探人员的观点去研究科学，那他就得浪费许多时间去破获种种无中生有的阴谋，去侦讯那些心甘情愿地对直截了当的问题作出回答的嫌疑分子，总而言之，去玩警察与强盗这种流行的游戏，就象现在在官办科学和军事科学的领域里所出现的情况那样。目前科学行政首脑的侦探狂热乃是科学工作所以障碍如此之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我是深信不疑的。　　从这点出发，几乎用三段论式就可以推得一个结论：除了侦探职业外，还有其他职业不能也不会使人适于从事最有效的科学工作，因为这类职业既能使他怀疑自然界的诚实性，叉能使他对自然界及其有关问题采取不诚实的态度。军人被训练得把生活看作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然而他未必会象军事宗教组织——十字军或镰刀铁锤军——中的分子那样地死抱着这个看法不放。在这里，基本宣传观点的存在远比宣传的具体性质重要得多。无论一个人对之庄严宣誓的军事组织是那杜斯·罗约那式的军事组织还是列宁式的军事组织，都不是要点，要点在于他认为他的信仰的正义性要比他应该维护自己的自由甚至自己职业上的纯朴性更为重要。不管他效忠于什么，只要这种效忠是绝对的，那他就不适于在科学的高空飞翔。在今天，几乎每一种的统治力量——不论是左的或是右的——二都要求科学家具有思想上的一致性，而不是要求他坦白为怀，这就不难理解科学已经受到怎样的损害，而将来等着它的叉是什么样的贬抑和什么样的挫折了。　　我已经指出，科学家与之斗争的妖魔，是混乱，而非有目的的阴谋。自然界之具有熵趋势，这见解是奥古斯汀的见解，不是摩尼教的见解。自然界未曾采取进攻的策略，有意识地去打败科学家，这情况意味着自然界的恶行乃是科学家本身的弱点所致，而非自然界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够和宇宙中有秩序的原则相抗衡或胜过它们的作恶力量。宇宙中有秩序的原则虽然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但也许和宗教界人士所指的上帝并无多大的不同。依据奥古斯汀主义，世界上黑的东西都是消极的黑，只不过是因为它缺少了白；然而按照摩尼教，白的和黑的则是两支相互对抗的军队，面对面地排在一条线上。在所有的十字军远征中，在所有的穆斯林的护教战争中和在共产主义为反对资本主义罪恶的一切战争中，都含有一种微妙的、充满感情的摩尼教的色彩。　　要想停留在奥古斯汀的地位上总是很困难的。稍微有点儿动荡，它就要转化成一种隐蔽的摩尼教了。奥古斯汀主义在情绪方面的征结就表现在密尔顿（Milton）《失乐园》（Paradise Lost）里的两端论法中：如果妖魔只是上帝的创造物，又如果妖魔只在上帝主宰的世界中活动着，其作用只是为了指出生活方面的某些阴暗角落，那么，妖魔和上帝力量之间的一场恶战差不多就变成一场职业性摔跤竞赛那样地有趣了。如果密尔顿的诗篇要比这些摔跤表演中的任何一场都更有价值的话，那就一定会给妖魔以打赢的机会，至少在妖魔自己所作的估计中就得如此，那怕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机会。在《失乐园》中，妖魔自己讲出的话说明他是认识到了上帝是万能的，跟他作斗争是没有希望取胜的，然而，妖魔的行动则说明了，至少在情绪方面，他是把这场斗争看成他的主人和他自己双方种种权利的一项无望的、但并非完全无用的声明。但即使是奥古斯汀式的妖魔，也得自己十分当心，不然的话，它就会被改造成摩尼教式的了。　　任何一种按照军队方式建立起来的宗教组织都是受到了与堕落成为摩尼教异端相同的诱惑。它把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力量都比作一支注定要失败的孤军，但这支孤军是能够（至少是可以设想作能够）取胜并使自己成为统治力量的。由于这个缘故，这类秩序或组织和我们鼓励科学家采取奥古斯汀式的态度就完全不相容了；何况，按照其自身的道德尺度而言，这类组织对于精神领域中的诚实性并无太高的估价。为了反对一个阴险的玩弄诡计的敌人，使用军事计谋是允许的。因此，宗教的军事组织几乎不得不十分重视服从、信仰自自以及所有那些对科学家有所损害的限制条件。　　除了教会自身，任何人都不能评价教会，这是真的；但同样真实的是，教会以外的人士对于这一教会组织及共主张可以有甚至应当有他自己的态度。同样真实的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共产主义基本上就是共产党人所讲的东西，但他们的种种陈述对我们自有一种限制，即仅能看作如何定义一个理想的方法，而非我们能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运动中据之行动的描述。　　看来，马克思自己的见解是奥古斯汀式的；而恶，依他的见解，与其说是一种和善作斗争的值得注意的自发力量，不如说是完满的欠缺。但虽然如此，共产主义已经在斗争中壮大起来了，其一般趋势似乎就是要把黑格尔的最后综合（奥古斯汀主义者对恶的态度是与这一综合相符的）推到未来，而这个未来，如果不是无限远，那至少也是和目前所发生的情况非常疏远的。　　因此，目前在实际的做法上，无论是共产主义阵营，还是教会阵营中的许多分子，都是采取坚定不移的摩尼教徒的立场。我曾经隐约他讲过，摩尼教对科学来说，是一个很坏的环境。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对信仰来说，也是一个很坏的环境。当我们不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某一特殊现象是上帝的作品还是撒旦的作品时，我们信仰的根基就被动摇了。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可能在上帝和撒旦之间作出重大而任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可以导致魔力或者（换个说法）导致巫术的。进一步说，只在巫术成为真正可能的气氛中，女巫迫害才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而盛行起来。因此，俄国有它的贝利亚之流，我们有我们的麦卡锡之流，这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　　我已经讲过，科学不可能没有信仰。我讲这话并不意味着科学所依赖的信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者说它也要接受一般宗教信仰中的任何教条，然而，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律这样一种信仰，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自然界之遵守规律，这是不能证明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在下一刹那可能变得象《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槌球戏那样，在这个游戏里，用活的刺猬当球，球门乃是走向球场的其他地方去的兵士，而游戏的规则则是根据女王时时刻刻随心所欲的命令来制定的。在极权主义的国家中，科学家所必须适应的正是象这样的一个世界，不管这些国家是右的还是左的。马克思主义的女王的确是很任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女王则是她的好对手。　　我所讲的关于科学需要信仰的这些话，对于纯粹因果支配的世界和几率统治的世界同样都是正确的。任何程度纯客观的和彼此分立的观察都不足以证明几率是一个有效的观念。换句话说，逻辑上的归纳法是不能归纳地建立起来的。归纳逻辑（培根的逻辑）与其说是一种能够证明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能够据以行动的东西；我们根据这种逻辑所作出的行动就是信仰的最高表现。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必须说，爱因斯坦关于上帝坦白为怀的格言自身就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陈述。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