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九分钟(又名死亡9分钟)

死亡九分钟 序追溯哲学的历史和发展，委实可以将它描绘成“百转千回话死亡”。死亡向来是哲学家最深刻、最根本的关怀焦点！一九六五年，当我还是二十岁的哲学系学生时，我得知有个人经历了明显的医学上的“死亡”，他不但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了不可思议的经验，同时还活着在向人描述这事呢！因此，毫元疑问的，我立刻大受吸引。事情不止如此，这人还是一位可敬的医生——那时他已是执业十四年的驻院精神病医生——且极愿意与别人分享他的故事。于是我借即机会跑去听他叙述，这当然不在话下；不过当时印象虽颇深刻，但随及我就在心理上将它“归档冷藏”了。后来——再听见类似的事件，我才开始调查这些临死的经验。这位精神病医生名叫乔治·李齐，如今他将这经历叙述出书：是三、四个我所知的最奇特而且纪录完整的“死亡”经验中，属编年记叙体的一本。若说仅有这个记载，则李齐医生的故事读来已是令人惊骇万分；何况若一个人豁然知晓，曾有过数以百计的人们从千钧一发的死亡线上重返人间，并且携回显著相似的描述，惊讶更是不可言喻的。一定有许多人会问：“乔治·李齐（以及其他又过类似的经验的人）当真死了吗？”无可讳言的，若将“死亡”定义为——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身体不可能再恢复功能的状态，那么，这些人没有一个死了。但按医院临床的意思，对于判断死亡的标准根据等等，这些事至今尚在争论中，毕竟连整个医学界都还不能对此盖棺定论呢！至于我自己的看法是，不管一般人所了解的死亡状态为何，我敢于说，李齐医生和其他同此经验的人，实在比大部分活着的人类更接近于死亡的境界，仅毫厘之差吧。单为了上述的理由，我个人已相当乐意倾听他们所想讲的了。针对这些经历，往往有一个问题会被提出来，询问到底它们对这些人产生了何种影响？这可从李齐医生的叙述中明白的看出，这经历在他身上产生了极大的——着实是最根本的——影响。可惜的是，唯有我们这些与他亲近的朋友，才能够感受出他深沉的善良、包容、以及他对别人那种处于爱的关怀，正是这些特制刻划了这位不寻常的人。透过以上的短语，让我就此避开，并且向您介绍我这位朋友乔治·李齐，盼望读过这本书后，您也会认识他、喜欢他，像我和我一家人一样。《生命以后的生命》作者瑞蒙·慕迪序死亡九分钟 第一章我提早踏进了办公室，希望在第一个病人驾临之前仍有片刻的安静，这是我一向的习惯。我瞄了一下这个依旧在幽暗中的房间——书桌、舒适的椅子、以及坐落在窗前的黄颜色的沙发，我深深的感觉到，从事精神病医学的行业确实是令人相当满足的。我已经干了十三年的医生，这些年间，我常在意识中认为，自己所治疗的只是病人的某些部分而已，充其量只是在诊治疾病所显出来的征兆，而绝非在对付疾病。我在维金尼亚州利趣门的纪念医院工作，这里向其他规模宏大的现代医院一样，没有时间让我把病人当作“人”来了解，也没有时间让我倾听病人在诊断室所发的问题背后，那些真正的问题。因此，在四十岁时，我又回到了学校。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我必须要求妻子离开利趣门而搬往沙罗特维，并将两个孩子迁出学校，同时放弃自己在利趣门医士训练学院的院长职位而住进学校宿舍读上几年的书。然而自决定至今的十二个年头里，我多次因这抉择而感觉欢悦，并且今天在这一日之始的安静时刻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欣喜。我轻轻弹开桌面上挂号用的活页夹，按顺序看着今天约诊的名单：密特莉、姜彼得、珍马汀，随即我的指头停了下来。（注一：病人的名字改换假名。）午后第一个约诊的人是胡烈德·欧文，我几乎忘了他是昨天才离开大学里的诊所的。诊断胡列德的医生，上周曾打电话通知我说他的诊断报告是“肺癌，已蔓延及脑部”——其实我已经知道了。胡列德因肺癌而濒临死亡，这是我在五个月前就怀疑到的，因为九月里他第一次见我时，他显出了极强烈的沮丧；那种沮丧、干咳、以及整个会面中连续不断地抽烟，在让我提起警觉，于是我安排他到此地的维金尼亚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中，做一次全身总检查。显然的，胡烈德根本没有赴诊。三周之前，因为我的疑心再度涌起，所以我就在这房间里替他检查一番。虽然，当时我缺乏足够的设备，不过借着一个听诊器着时也让我听够了。随后他在大学中的医院里进行了一连串的试验和诊断；若说这样做，是因为对他的病况有所疑惑，倒不如说，是为了他的缘故。他会在今天下午一点正来到这里，可是我如何帮助他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个铁定的事实呢？他到这儿的数月里，虽然病情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可是距离痊愈却仍十分遥远。他所迫切需要的只是时间，而今时间却正是他所不再拥有的东西了。此外，眼前他这个无法开刀的癌，似乎彻底地否定了他所挣来的一切——然而他只有四十多岁啊！对他而言，这件事一点不误地证实了他的神经病向来所坚持的论点：从他出生至今，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在设谋陷害他！唉，问题是，他所坚持的并非完全错误呀。他的母亲遗弃了他，接着他便经历一连串不稳定的领养生活，遭遇到许多剥削人的老板，以及一个痛苦不堪的婚姻，因此，除了这些病态的关系之外，他知道得太少了。让他发展健全的人际关系乃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因着对我的信任，他开始建立了他一生中首次的真正友谊，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竟要死了！这最大的背叛事件发生了，同时这最终的证据显明了有个设计好的把戏，从起初就在陷害着他。整个早上的约诊之间，我的思路不断地转向胡烈德。午餐时，我刻意叫人送进来一份三明治，就在书桌上吃起来，唯恐他会提前到达。然而一点钟过去了，在一点十五分时仍然没有胡烈德的踪迹；一点三十五分时，他来了，这是约诊五个月来他首次迟到。“我无法付你钱，”他抢在坐下之前说：“今天早晨我辞去了工作，同时我也把心里对他们那些吝啬鬼的想法，全讲出来！他们要我继续留下一直找着代替我的人，但是我干嘛要为他们效劳？”“医生们只给了我四个月时间！”他将自己摔进沙发，迸出了不真实的笑声，继续说：“唉，医生，这简直是开玩笑？过去这么多的检查原是为了让我获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只是如今，我不会再有未来啦！与我的母亲搞好关系、和我的妻子搞好关系，——现在看来，这一切都这是浪费时间，唉？”“正好相反，”我告诉他说：“这些事按目前而言，比过去的情况更急迫了；你的未来全看你如何迅速地处理这些关系。这比你想象的还要紧多了。”他盯着瞧我，那双受伤的眼神看来极令人难过。“我的未来？”他回答道：“我刚才告诉过你，他们说我只剩四个月，这也就是我可能只有四个星期了，因为医生们也跟一般人一样会撒谎的。老实说，我觉得我犯不着用什么苦心来搞好人际关系了。“我并非在于你谈谈四个月或四星期或四十年，我是在谈那永无止境的未来。”像一扇门摔倒我脸颊似的，我看见他眼中那种正要展开来的坦诚，一下子消失了，“你是在谈……天堂与地狱这码子事？算了吧，医生！”他试者保持那种“鬼才信”的语调，但我知道我已经惹得他相当恼火了。若非因在这段日子里，我们早一借着彼此了解而缓慢地建立了友善的关系，否则我是不会把话题如此明白的抖出来的。这点是颇重要的，因为他常说我是他所遇见的人中，头一个从来不向他耍花招的人。“所有的人中，我决不会想到会是你告诉我这些话！如果我想听这一套胡言乱语，谈什么死亡不是结束等等，我早就跑去找个谈饼在天空的牧师啦！他们会应许你得着一对翅膀、一座竖琴，以及其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唯一的条件就是丢张大钞到盘子里！”我深深的吸一口气，摸索着想找出合适的词句——或者至少不能挑到错误的字眼也好。胡烈德的过去我知道太多了，因此我了解对他而言，任何稍微涉及宗教的事物，都是该诅咒的。他寄养过的家庭中，最残酷的三家都是那些上教堂的虔诚人士；他们一直相信唯有狠狠痛打，才能将沉默阴郁从这个畏缩的孩子身上赶出去。“我不知道竖琴、翅膀这一类的事，”我接着说：“我只能告诉你我亲身体验到的事，自从——”我停了下来，担心着底下这危险的字眼，是否会彻底摧毁那座建筑在我们之间的信任桥梁？“自从我死过之后”——这就是方才我想说明的，但眼前这位是常被欺骗的人，我该如何才能将自己生命中的转折点与他分享，并且不至于让他听起来像是大谎言？“胡烈德，”我迟疑地开始说：“曾有一次，医生们也将我放弃了，宣判我死亡——拉起白被单覆盖上我的头。约过了十分钟左右，我又活过来并且在世上再度过一段年岁。对我来说，这件事只是那漫长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这是个庞大的故事呢！胡烈德，我想讲给你听。”胡烈德掏出一包烟，以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根，“你是不是要我相信，你曾瞥见过未来的生命？这是你想讲的，对不对？——即使今世是个窝囊的骗局也没关系啦，因为来生中凡事都是完美的？”“我并非要你相信什么，我只是想单纯地将我所信的告诉你，何况对于下一个生命会像什么样子，我自己也没有概念。我只能说我所看见的——管窥而已。但从那一刻起，有两件事让我完全信服；第一，我们的知觉意识在肉体死亡之后，并没有消失——事实上，他变得比往常更敏锐；第二，我们在世上如何过日子、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影响是深远而无限的，比我们所了解的还重要得多。”有片刻的时间，胡烈德向我发怒而不愿看我一眼，“如果你曾病得像你所说的那么厉害，”他问道，双眼瞪着棕绿色的地毯，“你怎知道自己不是在昏迷中狂乱了？”“因为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经验中，最真实的一个。胡烈德，那次事件以后，我也研究过梦和幻觉。我有过很多充满幻觉的病人，但从未遇过与我有类似经验的人。”“你的意思是，你的确相信我们会……继续地保持着自我？在死后？”“我敢以我的生命作赌注！这三十年来我所做的每件事——成为博士，做个精神病医生，以及每周拨出数小时和年轻人处在一起的自愿工作——其动机都得追溯到那个经验。我不认为精神狂乱能够做到这地步、甚至还能掌握一个人的整个生活。”“精神狂乱的人是没有办法如此，”他同意：“但那会不会是暂时的幻想？会不会是你至今一直都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你懂我的意思吧？”“你是说，如果我是发疯的？”我微笑着，然而却明白这个问题是合理的，因为疯狂的人对他们自己而言，似乎总是最有理的。“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胡烈德。不过我猜想，我们之中谁也无法永远确定自己是合理的。然而，有个理由让我相信自己是可礼遇的，那就是在我接受精神医学训练之前，我通过了他们在维金尼亚大学所给予我的严格询问。我必须应付每个上级人员，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以各种不同的问题考我。”“由于我拥有的经验——死亡以及随后发生的事——占据在我所信的一切事之核心地位，因此我感觉他们应该得知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描述给他们听了。那些文明的医生们怎么想，我是不知道，但是在听完我的陈述之后，他们每个人都判定，我不但精神正常而且情绪稳定。”“这就证明那些医生都疯了！”胡烈德说，但是他微笑了起来。这是他进门之后的第一个笑容，此时我知道，不论他保留着什么想法，至少他已准备好愿意听了。这故事太长了，不是一两个约诊能讲完的，然而我觉得，不管我们需要耗费多少时间，这都是值得的。胡烈德的个性如何我知道，所以我懂得若以个人主观的解释为开头，则不是最好的方式；他宁愿倾听一个个的细节，完全按照发生的顺序，然后才拟出他自己的意见。“我不打算马上就下任何结论，胡烈德，我只是试以事情发生的步骤，从我进入陆军医院开始，一步步地描述出来。最后，若你想谈谈其中——对我或对你——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再谈。”“陆军医院？”胡烈德问道。他往回数过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事了，对吗？你是说，……你吃了子弹？”“这是战时的事没错，不过并非我挨了子弹，”我悔恨地咧嘴而笑，回忆起来：“那是因为德州西部的天气……”死亡九分钟 第二章我合上双眼，回忆三十四年前，那列由维金尼亚(Virginia)驶往德州阿比灵的火车；成百的年青新兵，大部分像我一样，是初次离开家庭。我生长在利趣门(Richmond)，因此，我在途中惊异的发现，地球上竟有如此树木稀少的地方？“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底，”我开始讲：“我正前往德州的巴克利营接受基础训练。”当时我二十岁，高而瘦，是个相当典型的孩子，满脑子是打胜仗、击败纳粹势力的理想主义。唯一我没有预料到，会去战一场的就是灰尘；在阿运比灵的火车站，我们被一堆堆地装进卡车，等着拉到几里外的营地。因为尘埃满天乱飞，以至于一路上什么也没看见。我想巴克利营准是庞大的一块地——估计有二十五万人在此受训——然而一直到几天后，尘埃稍稍落定时，我才看清此地的面目：延伸到沙漠中的一座散装的木造兵营城。在沙尘的猛击中，我们必须戴着护目镜操练，这当儿我们仍需将一双手搭在前面家伙的肩头，否则我们准会撞在一起。接着在十一月中开始下雨，于是所有的沙尘转变成烂泥，但狂风依然不断地把地的表面吹干、把沙尘打在你的脸上。大家都惯于说，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能让你行进在及膝的烂泥中，但仍然满眼飞进灰尘的地方。十二月里，最严重的是天气转冷，较之利趣门的酷寒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二月十日那天，气温是华氏十度，我们坐在地上听几位年轻的尉官讲了二小时有关装备清理的正确方法，当晚，整排的人都咳个不停。次日清晨，我的喉咙依然作痛，于是我去病房挂号；我当然是在发烧！只是热度不甚高，约有华氏一百零二度左右。随及一辆吉普车驶来，将我载往基地医院。这是一间有五千床位的大医院，约占用了两百栋以上的低矮木造建筑，全都以通廊相互连接起来。由于我在发热，那位老资格的护士就把我分配到隔离病房，那是一栋有二十四床位的营房，其中医生和护士各有一间办公室，另外在进门处有间储藏室，而它的正对面有三件单人床的小卧室，如果你真病得严重了，他们就将你摆在那里。但我仅有一点微热，所以我是住在另一头的大病房中。事实上，唯一让我忧虑的是，这天已是十二月十一日了，而我必须在十二月十八日搭火车回维金尼亚州；我刚刚获得了一个小兵由美国军队中所能得着的最大假期，所以我无论如何不愿意被一个笨蛋感冒骗掉了。我家乡利趣门的维金尼亚医院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开课，透过陆军的特别训练计划，我将在那里变成一个医生呢！这件事的惊喜之感，常让我在夜间醒来，还一直的怀疑这究竟是否真实？那是感恩节隔天，我在操练场里突然被叫到屋中，面对着一屋子的少校和上校——其中还有好几个准将呢。我暗自深信那是个军事法庭，因此努力地想着电影中的情节，到底他们是否给你一个机会打电话回家通知父母，还是一下子拖出去枪毙掉？他们向我发射问题时，我虽立正站着，但我的膝头却还都得撞来撞去。他们问道，你完成过利趣门大学的医学院预科训练，这是真的吗？你已得着维金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许可，这是真的吗？当医学院的学生们都自动地申请缓征时，你偏偏申请入营，理由何在？终于有个长官向我解释；到目前为止（一九四三年冬天），军中严重地缺乏医生。每个人都知道明年某刻，同盟国将在欧洲大进击，但谁能预料此后战争将要持续多久？五年？六年？所以他们急需医生。显然的，培养出医生最迅速的方法，就是在士兵中找一些受过预科训练的人，再去受训。于是我战栗而释然地告诉他们说，是的，去年夏季我十九岁时就完成了医学院预科的训练，且向大战期间的一些学生那样，以两年的时间修完了四年的课程；是的，维金尼亚医学院已接受了我的入学申请；至于为什么我偏偏要入伍？……这是私人的事呀！然而所有的军官全望着我，等着听我回答。我告诉他们，这是因着我父亲的缘故，因为他服役去了。他们一直瞪着我，等待着全盘的故事，所以我只好把一切都掏出来。我解释道，父亲是铁路局的煤矿专家，四处旅行，去向他们的煤矿大主顾们示范如何建筑良好的熔炉等等。大战爆发后，公司将父亲借给联邦政府，随及他走遍全国，检查了军事基地中所有靠煤燃烧的工厂。当欧洲大进击的可能性增大时，父亲接到一个军中的任务，被分派到专为“进击日”储备燃料的小组里。这就是我父亲，早已超过了征兵年龄却要前往海外，准备随着第一支队伍踏上欧洲大陆去设立燃料补给站；而我，正值二十岁，怎能无视于战争而继续求学？所以我志愿入伍，接着被送到德州的巴克利营。当然，我并没告诉长官说，这数周在尘沙与烂泥中的生活，已经让我对一个步兵在战争中的价值起了很大的思想改变。虽然我丝毫没有期望得着什么，但竟传来这个不可思议的消息说我将要进入医学院！居然是军队决定送我去的！穿着他们给我的一件袋子般松垮的白睡衣，我躺着瞪向这间隔离病房的木制天花板，感觉事情的进展相当令人满意。我在想，如果我是个虔诚的信徒，我一定会说这是神所做的，然而这反应到没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我在家时曾上过教堂，但对我而言，那并非是很重要的事。要紧的乃是参加童子军活动！我十二岁时参加童子军，由最底层的新手一直干到鹰级童子军，接着在去年夏天晋升为少年童子军副教练。因此我自然的倾向以荣誉的记号——一种善行——而被送往医学院则是奖赏似的。这就是我人生进展的方式，以读医为例吧！远在我不懂何为赚钱谋生时，我已决心做个医生，然后在大学时才发现，原来医生带给人们好处的同时，也能赚一大笔钱。问题是，我并非为报酬而踏入此行业的，那酬劳只是完成了正确事情之后随之而来的结果。随军护士在我床头停了脚步，甩了甩温度计，于是我把它塞在舌头下，祈望终于能出现好消息。已经是十二月十五日了，我在这病房中已捱了四天却毫无起色，十八日要上火车的事已叫我着实的担心起来。我知道即使是热退了，他们还会叫我在复元室待上好几天。她看了看温度计，然后记在统计表上，“还是一百零二度（华氏）没错。”她说着，语调听来满含歉意似的。我曾告诉她我的大假期，而她和其他的职员一样，似乎真诚地在关心着我。因为我一直搅扰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搜集来一堆火车时刻表。我将它们搁在床边桌上，和水壶、饮水杯、痰杯以及夜灯放在一起。医院中所有的装备里，只有这些时刻表是我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万一十八日我不幸仍呆在这里，我就要研读此地通往维金尼亚州的每一个火车站班次的时刻，一直到能找着让我在利趣门参加二十二日开课的一个方法。万一到时我不能露面，唉，此地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士兵正等着要代替我呢，这是我相当清楚的。即或有个奇迹使他们替我保留位子，但只要我到达时其他的课程都开始了，那么我想赶上进度的机会也就等于零，因为这是服役中竞争最激烈的课程之一！而且我已接获警告说，起初九个月里，班上就有三分之一会被淘汰。我将护士留在纸杯里的药丸吞下去后，马上回到自己那令人舒服的哲学中，告诉自己说，我十分明白我想成为医生的动机，决不是为赚钱而是想帮助达比尼爷爷。达比尼爷爷是我外祖父，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仿佛就看见他的蓝眼睛与根根直立的白胡子。达比尼家族是十八世纪移居到维金尼亚州的法国新教徒，他们所住的区域至今仍保留着特殊的语言。达比尼爷爷总是把花园念成“花依园”把车念做“吃依”。对结节与我而言，与其说达比尼爷爷和奶奶是我们的外祖父母，不如说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出生一个月时母亲去世，而父亲的工作使他到处游历，因此达比尼爷爷和奶奶把玛丽珍和我，带到利趣门郊区他们那栋叫“苔边”的古老大房子去住。那里实在是一个小男孩成长的奇妙环境，在宽敞的走廊上有很大的柳条椅，在院子中有古老的榭树。达比尼奶奶在草地上养着乳牛和小鸡，一直到城中立下了禁令才停止畜养。她是一位个子小小的守旧女士，称呼她的丈夫为达比尼先生。她宁可保留她那老旧的、燃烧木头的炉子，也不愿使用新式的瓦斯炉。童年时，每个清晨醒来，我就听见她在厨房中敲面糊团的声音。达比尼爷爷拥有南方最大的一间鞋铺。二楼孩子们的房间里，有座靠脚摇动的旋转木马，是我最爱玩的。有时候，他会带我到阿卡铁道区，就在我们房子附近，老利趣门、佛德瑞克和波多马克河的交汇处，观看转辙器的引擎。家中的另一分子是威廉斯小姐，她是颇富经验的护士，由医院里陪着我这不足月而恐怕活不成的婴孩一直回到家来。达比尼爷爷很喜欢提起当时我是多么小呀，以至只好用鞋盒装回来。威廉斯小姐带着银边眼镜，在鼻子上有块肿瘤，是以前受过伤而随便处置的结果。她把我疗养于一个大瓶子中，那是利趣门当时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后她继续留下来照顾玛丽珍和我。七岁时，父亲续弦，于是玛丽珍和我回去与父亲、继母同住，而威廉斯小姐则去别人家工作，但几乎每个周末我仍然跑去“苔边”和达比尼爷爷奶奶在一起。年复一年，我看着达比尼爷爷因一种无人能治的疾病，慢慢的扭曲、弯腰起来。人们说那是风湿性关节炎。当我还小时，风湿仅在他的腿里，所以他支着拐杖来来去去，接着风湿蔓延到肩膀和双手，于是他只好坐在轮椅中。我长大些后，常常将它由椅子上抱起来，放进他的车或床上，那时我才了解风湿是多么的令他痛苦。达比尼爷爷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他是世上最不会埋怨的人。事实上，他的医生常常带一些病人来探访这个严重的残废的老人，好让他使这些人快乐起来。但有时它会因着剧痛而退避，一张脸变得纸般白，此刻就是我决心做个医生的时候。现在想为达比尼爷爷做什么都太迟了，因为三年前在我十七岁时，他去世了。记得当我从周末的童军旅行回家时，发现小弟亨利和小妹布鲁丝倚在前窗旁；亨利只有七岁，布鲁丝五岁，他们太小了，根本不懂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一眼看见他们在哭。父亲、母亲、玛丽珍都在“苔边”，他们告诉了我。他们将达比尼爷爷置于前头的客厅。我在这熟稔的门边站了许久，感受着一种莫名的不情愿，很不想踏进去。灰色的金属棺木立在支架上，紧挨着一架老式的爱迪生留声机。最后我跨了过去，站着俯看我的外祖父。可是这苍白、寂静的躯体不是达比尼爷爷啊！他太沉默、太缺乏色泽了。他的双手尤其让我吃惊！化装师将它扭曲的手指拉直，因此他们平摆在发亮的锻布上。达比尼爷爷的手以前扭在一起的样子，对我而言是很美的，然而眼前这双手过分光滑、过分呈现蜡白色，因此让我觉得可怕。纵然我再也没有机会帮助我的外祖父，但至少他是我了解了世上的苦难。按我现今的见解，如果一个人能借着防止痛苦而赚钱的话，这纯粹知识因为构成着宇宙的那种令人叹服的正义使然吧。事实上，很有趣的是……一旦我想到金钱这一个角度时，我的心便会开始想到一切我所爱拥有的东西。目前我已与相当不错的清单了，从卡迪莱克跑车、游泳池、一直排到游艇。这时病房的小弟推着午餐进入大房子中，于是我把高尚生活的梦想暂搁一旁，以便能集中精神面对眼前的铁盘子；但午餐一过，顽固的思想立刻又回来了。我盘算着，自己将借着军队的火急计划，成为毕业的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位。然后——哦，大战是不会永远打下去的。我瞧着左手上的戒指：在卵形黑玛瑙上的是代表费·加玛·德塔弟兄会的金色猫头鹰，玛瑙座上绕着一圈字“利趣门大学一九四五年”。像大多数一九四五年的班级那样，我不但已毕业且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就穿上了制服！倘若这个月我能开始读医学院，并且在三年内完成学业……我算了算，自己在二十五岁时就能拥有卡迪莱克跑车了。十二月十六日，我从床边桌上抓起一堆火车时刻表，读它第一百遍，但不论我如何计算，就是无法在三十个小时之内，离开德州阿比灵前往维金尼亚州的利趣门。其实，战时的旅行较困难，又遇上圣诞节前后，能够在四十八小时内到达，已算幸运了。换句话说，十二月十九日是我必须离开阿比灵的最后一天了，然而医生刚才却宣布我并非受寒，而是染上了流行性感冒。出乎意料的，十二月十七日早晨，水银柱在细小的玻璃管中停于九十八点六度，于是，执班护士立刻向值日的医官报告这个好消息。几分钟后，医官出现在我的床边。“我要亲自送你去复元室。”他说。他亲自把我的厚毛衣搭在肩上，而我穿着靴子和外套疾步地跟着他，走过一些错综复杂的木造走廊。我简直无法相信，这许多男女长官竟肯为我这个低阶小兵惹上如此多麻烦，然而这医官向我保证，若我的温度维持不上升，他会尽快地办好离营手续，第二天就送我出去。我所迁入的这间复元室，与我刚离开的那间看起来一模一样，两边沿墙各有十二张床，计二十四张漆白的椅子，二十四台窗边桌，桌上各有一盏台灯和一个小夜灯。进门处同样有三间办公室，正对面也是三间单人小卧房。唯在此处，因为我们是恢复健康中的病人，所以能自由地出入于这复杂大医院的其他部门——举例来说，可以进出坐落于相连几栋建筑物之外的医院贩卖部或者电影院。然而，这一整天我都坐落在床边。外面飘着雪花，我绝不愿冒险在那通风的走廊上再得个感冒。我不断地想着圣诞节。如果届时能会到利趣门该有多棒！我确信他们会在圣诞节给医学院学生一天假期的，由于利趣门是我的家乡，换言之，我可以和家人团聚了！父亲当然仍是出远门的，不过母亲一定在家。事实上它只是我的继母，而我们一直处得不甚好，不过此时枯坐在德州这栋木造的医院营房中，听者乒乓打在窗上的霰（注：一种弹药），我心里知道自己在想念她。玛丽珍与新婚丈夫也许会从维金尼亚州的贝福堡南下。我真是想念玛丽珍！甚至我也想念亨利和布鲁丝，自从他们生下来之后，我一直在嫉妒他们：如今继母有了她自己的孩子，我相信他是不至于那么关心我的。但是，这个圣诞节——若能看见他们沿着楼梯叫喊着冲下来，那可真是太棒了！熄灯时刻，一个护士穿过复元室，量出体温并记在笔记簿上。这是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一天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巡一次——我毫不当它一回事。然后病房小弟出现在我床头。腋下夹着我的行李袋和其他装备。“我们必须去隔离病房。”他说。“可是——我已退热啦！明天我就要出院！”他耸耸肩跑去找护士，此时我自己读了温度计：一百零三度（华氏）。我麻木地尾随着小兵走过一串木造长廊，进到一间和我曾住过的两间病房一模一样的营房。起初我还期望，至少也得把我带回今早离开的病房，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相当感兴趣，然而当我对这间完全相似的营房瞄了一圈时，心里立即明白，这不是原来的那间！病房小弟说，目前营地里到处是流行性感冒，只要病床一空出来，立刻有人补上去。我爬上他指示我的那张床，但睡眠是不可能的事了。现在我怎么办呢？明天就是十八日了，看来我是永远搭不成预定的火车了——万一连十九日那班车也赶不上，怎么办？整晚我痛苦地翻来覆去，因着自己和四邻的咳嗽声，我无法入睡。为什么我的热度会突然上升？医学院预料的训练使我明白，流行性感冒常会一声不响地转成肺炎，这种情形一发生，则谁也帮不上忙。听说有几名医生正在试验某种新药，不过他们尚未大量使用它。如果我恶化成肺炎——噢，那就别提我会在此待多久了。次日，十二月十八日的清晨，我的热度略减，固然仍不足以送我回复原室，倒也够让我的希望节节激增。我告诉新护士们有关利趣门医学院的截止日期，而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显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天黑之前，已有一小群关心我的医护人员在花时间注意着我的难题。有人细读时刻表，发现有一班火车将在十九日晚上开出阿比灵——实际上是二十日凌晨的班车——四点钟！如果幸运的话，或者能及时载我赶到利趣门！“我可以安排一辆吉普车到医院来接你，”其中一位医生说：“只要你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在清晨时就把你送到复元室——那是十九日——然后明晚你便可以直接到火车站去，根本用不着回原单位报告了。”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在十九日清晨，我的体温再度回复正常！诚如医生所说的，随同所有的装备，我立刻被送往复元室，并且在翌日清晨三点二十分将有一辆调来的吉普车到此接我！这已是我在此大杂烩医院中所分派的第四张床了，但外表看来，它们毫无不同。十二张床一排，而隔个通道也是十二张床；靠门边三间办公室，另外正对面有三间小病房专为重病患使用。但这些单调的排列对我而言，竟是全世界最美的房屋了，因为今夜将有一辆吉普车到此，把我永远的载离狂暴的尘沙与操练场。那日下午我穿上制服，试着让自己再次习惯于穿衣。虽然我尽力叫自己休息，但我太兴奋了，根本无法安静地久坐。约五点钟时，临床的家伙提议去看电影打发时间。上次在复原室时，我动也不敢动，唯恐一动又病了，但这次，只要是能让等待的时间过得快一点的事，我都乐意去干。几天来，眼看要出院却忽又回到隔离病房，现在又跑到复元室，这种悬而未决的焦虑，委实把我搞惨了。因为我希望早一点睡觉，所以吃过晚餐，我们就去看头场。我几乎想不起演些什么了，只记得当时我们坐在电影院中，而强烈地咳嗽不断地向我猛攻。回到病房已是九点十五分，于是我暗自庆幸着护士已作过夜晚的巡行，现在仅剩病房小弟值班，因此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仿佛感到自己会再度发热似的，不过我不希望再有人插一根温度计到我嘴巴里。我跑到病房小弟的小房间去讨几粒阿司匹林，他给我六粒、外加三篇综合要锭，他只准分这种药。我又到他屋后去取行李袋、高及足踝的美国陆军靴以及黄褐色外套，把它们全堆在我的床脚，然后我把制服折好摆在椅子上，预备好夜间要穿。有位护士借我一具闹钟，我检查了它两遍以确定它是拨到凌晨三点钟，最后我吞了两粒阿司匹林和一片综合药锭，也管不着病房中其他家伙们还醒着、还走来走去，便一头倒在床上，瞬间就睡着了。死亡九分钟 第三章突发的一阵咳嗽令我惊醒过来，我摸索着床边的痰杯，吐了些东西进去；我的头疼得很厉害，而我的胸口像火在烧似的。病房中黑漆漆、静悄悄地，唯有小夜灯燃亮在每张床边，使两边的墙上各显出十二个小光圈。什么时刻了？我眯眼细看闹钟，然而太黑了什么也看不清楚。拣起闹钟，我将它移近夜灯——午夜！从桌上的壶中我倒出一杯水，再吞下两粒阿司匹林和另一片综合药锭，躺下时，首次注意到自己的被单完全湿透了。我不断地需要坐起身来向杯里吐一吐；后来我一定是在打瞌睡，因为我又猛然醒过来，挣扎着想吸一口空气。当一阵咳嗽袭击过后，我再次看了闹钟——二点十分。再一小时不到，就必须起床了，可是我感觉自己糟透了，汗如雨下，心脏像千斤锤似的。吞下最后一粒阿司匹林，我试着再睡下去，但是我咳个不停，把胸口深处的东西直往上咳出来，然后只好再去抓痰杯。最后我把枕头撑在背后坐起身来，这样似乎咳得舒服些，但我感觉浑身作痛。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发烧，不过只要我安全地上火车之前没人发现就成了！我又看了一下闹钟，差不多是开始穿衣的时候了，于是我把钟扭按了下去，反正我已醒过来，没有必要将每个人都吵醒，我站起身，想着自己到底敢不敢将台灯扭开穿衣服？既然我的咳嗽声没把别人吵醒，那么我猜再不会有什么能吵到他们了。我扭亮了灯，绕过床走到椅子前，很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双腿在打抖。拾起制服后，我谨慎地回到床边桌子旁，感觉一阵晕眩；我必须十分小心，否则吉普车驾驶员一定会看出不对劲的。我停了一下，低头望向桌面。痰杯内满满的填到杯口，全是鲜红的血。一线亮光由门边的贮藏室里射了过来，我走进往里一看，夜班的病房小弟正在读杂志。“温度计借我一下？”我说。他起身到架上取来一只温度计，而我走开很远才将它放进嘴里；这绝对是我私人用的资料。片刻后，我借着门边贮藏室的亮光看了一下温度计。试了半天，我实在搞不懂，不管我如何将温度倒过来、转过去，那水银柱似乎总是伸到尽头。病房小弟从我身后倚上来，由我手中将温度计抢走。“一百零六点五度！”他嚷了起来，并且在我逮住他之前，飞奔出两道门，冲进了走廊。瞬间，一个值夜班的护士跟着他回来。她由架上另外取下一支温度计，量着手表；而我在舌下塞着一只小管子，不断咒骂自己是个没头脑的笨蛋。她把温度计抽出时望了它一眼，说：“坐下！”她督着我像个小孩一般的，坐在病房小弟刚才坐过的椅子上。“你看着他，”她对他说：“我马上回来！”“我不能在这里等呀，”护士一消失我就对这小弟说：“我必须去穿衣服！我必须在一小时内赶搭火车啊！”“不要急，”他回答：“医生一会儿就到了。”这家伙怎么搞的？难道他没听懂我的话吗？“我要去阿比灵！吉普车在二十分钟内回来接我！”“对啦！”他说：“只要静静坐一下，一切都会没事的。”这个疯子根本不理我，接着赶到的医生也是如此；他听了一会儿我的胸口，然后开始谈起X光。“他绝对无法走那么远的，”医生对护士说：“最好我们去叫一部救护车。”护士打电话时，我拼命向他们解释说，我并非在等救护车，我在等吉普车啊！我继续不断地讲着，这时跑来两个抬着担架的兵。医生叫我躺上去，这简直是疯了嘛，我应该穿上制服才对。可是，一个小兵绝不能与上尉争论的，所以我躺了上去，接着他们拿一条毯子将我裹起来，把东西收拾上来。过了一分钟，我感觉夜晚的寒冷空气袭在脸上，原来他们正把我从救护车尾滑进去，随及我们颠簸在一条路上。隔了一会儿，医生开启车门，此时我再度感觉冰冷空气的袭击。他们抬我经过几道门，在一间充满机器的房间中把担架放下，接着一个穿白衣的男子弯身在我上头说：“你觉得自己能够站几分钟吗？”当两个抬担架的人环臂把我支撑起来时，我几乎笑出声来。岂止几分钟？待会儿我能在火车站站很久呢！他们仍然挽着我的双臂，让我走到一具笔直的金属框，其上有个拖住下颚的低凹处，于是那个白衣人用眼睛打量我说：“六尺二寸。”接着就向里转动一个曲柄，让机器升高一点。轻敲上面那个凹处，他说道：“你能把下颚放在此吗？对了，现在保持这姿势几分钟。”他们放开我的双臂，而技术人员退到一个隔板后面，接着我听见滴答声与呼呼声。那呼呼声持续不停地越来越响，且在我的头里面吵着，而我的双膝似乎是橡皮做成的一般，不断地弯曲起来，此时我跌了下去，而那从头到尾响着的呼呼声越发不断地大作起来。死亡九分钟 第四章突然，我惊讶地坐起身来，现在几点了？我瞧了瞧床边的桌子，但是他们把闹钟取走了，其实……其实，咦，我的东西跑那儿去了？火车时刻表、手表呢？！我四周望了一下，发现自己在一间从未见过的小房子里。借着夜灯的亮光，我看出这张床差不多已填满了整间房子；靠门边有一张白色的木椅，连同床、桌子，全部就是这么多！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还有，我是怎么跑到这里的？我试着回想一下，X光机器——对啦！他们把我带到照射X光的部门，然后……我大概是昏倒或怎么了。啊，火车！我会赶不上火车！我惊恐地跳开床铺，寻找着自己的衣服。X光部门的人当然不知道我要赶火车的事，所以他们把我摆在这里，而没有送我回到等吉普车的地方。我的制服不在椅子上？！我前后左右找了一回，连行李袋也不见了。这么一间小屋中，他们又能把东西藏于何处？大概是床底下！于是我转个身，刹时僵在那里——床上有个人躺着！我倚近了一步，看出他是个短棕色头发的年轻人，静静地躺着。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啊！我自己刚刚才从床上跳下来的呀！瞬间，我纠缠在这件神秘的事件上，越想越发令人感到奇怪——管他呢，反正我时间不够了。病房小弟？对，也许我的衣服在他的房间里！我急忙冲出这小房间，四处张望。病房中，两排夜灯映照在墙上，我觉得自己似乎从未到过这间病房，但是难讲呢，这些病房看来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正对面的贮藏室的门开着，灯也亮着，但是病房小弟不在。我踏了进去，虽然架子上摆的仍是相似的装备，但却看不到衣鞋的踪迹。医生、护士的办公室里一片漆黑——也没有人！静寂地走过这间大房子里两列睡着的士兵当中的狭道，我疑惑着，他们会不会把我的东西放在这儿的某个地方？但是灯光微弱得什么也看不清楚。此时，除了鼾声和偶尔爆起的咳嗽之外，一片死寂。我回头经过了办公室，踏进了走廊，这时候，一位中士拿着一个布盖着的工具盘，迎面而来，也许他是什么也不知的，不过我很高兴能发现至少有个人是醒着的，因此朝他走过去。“对不起，中士，”我说：“你没有看到这单位的病房小弟呢？”他并不回答，甚至瞄都不瞄我一眼，只是径直冲着我，毫不减速地笔直走过来。“小心啊！”我叫起来，并闪开一边去。刹那间，他已越过我朝长廊走下去，仿佛没看到我似的。我简直不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我们竟没有撞在一块？！然后我发现有个东西激起了我的新念头。走廊远远的另一端是一扇通向外面的后重金属门，于是我朝着它匆匆过去。即使赶不上火车，我总得找其它的法子到达利趣门啊！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我发现自己已置身外面，迅速地往前飞奔着，事实上，我移动的速度之快，是有生以来所不曾发生的。而且，天气也不象早些时候那么冷——其实我即不觉冷也不觉热。低头一看，我惊觉那在我脚下的不是地面，而是豆科灌木的顶端。当我加速飞跃那黑暗冰冻的沙漠时，巴克利营早已远远地落在后头。思想不断地告诉自己，我现在所做的乃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毕竟是发生了！一座村镇在我底下一闪而过，有些警戒灯在交叉路口眨着，简直是不可思议！不靠飞机，人类是飞不起来的——话又说回来，飞机也无法像我飞得这么低呀！底下的乡村，现在树越来越多：一片白雪遮盖的地面有黑黝黝的树林围绕着。偶尔我会看见一条路，但在这种夜深时刻，几乎是没有交通可言，而且我所越过的村镇全部是黑漆漆而静悄悄的。我正前往利趣门，这是从我冲出医院门口的那一刻就知道的，而且我比世上的任何火车都要迅速百倍地奔向利趣门。但是……既然想及此，我怎么能确定这是通往利趣门的路？从德州到维金尼亚州，我只旅行过一次，而且是反方向的呢，何况当时火车大半是在夜晚行进的。为什么我会认为自己能单独找到回利趣门的路线？有一条十分宽广的河流正在我底下，其上有一座长而高大的桥梁，而遥远的对岸还有一个大城市是我必须过去的，我盼望能下到那里去，找个人指示我方向。几乎在同一刹那，我注意到自己缓慢了下来。在两条街道交汇处的下面，我瞥见一团闪烁的蓝光，那是来自一间红屋顶、一层楼建筑的门上的霓虹灯，它随着那“派伯蓝带啤酒”的招牌立在前窗。门上有个慌张闪烁的字“咖啡”，而灯光就从窗口射在人行道上。瞪向那些灯光，我明白自己已在此时停止移动了。但发现自己不知怎的竟悬在五十尺空中，感觉上比刚才旋风似地飞行更加奇怪。然而我实在没有时间困惑了，因为下面的人行道上，有个人正轻快地走向这整晚开放的咖啡店。至少我可以向他打听，这是什么城市？我正朝哪个方向走？我想。就在这念头临到我的同时——似乎思想和行动变成同一回事——我发觉自己已在人行道上，急急地走到他身旁。他是个约四十或四十五岁的老百姓，穿着外套却没戴帽子；很显然地，他忙着在想某桩心事，因为我靠在他身边踱步时，他丝毫没有瞄我一眼。“拜托你告诉我，”我问：“这是什么城市？”他依旧走着。“先生，拜托你！”我大声些讲：“我对此地完全陌生，如果你能告诉——”我们走到了咖啡店而他转身去扭门柄，莫非这家伙是聋子？于是我伸出左手去敲他的肩膀。但我什么也没摸着！我站在门前，张着嘴，望着他开门消失进去。那仿佛就像再摸……稀薄的空气！就象根本无人在那儿一般。然而我是清楚地看见了他，甚至看出他下颚冒出的短须是再需要刮一刮了。因着无形体的男子的神秘疑云，我倒退了几步，倚在一支电线杆的拉绳上，准备好好想一想。但我的身子穿过了拉绳，仿佛它也不存在似的。在这无名城市的人行道上，我想了些不易令人相信的是，是我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怪、困难的想法。那咖啡店中的男子、这支电线杆……假设这些都是全然正常的，而又假设我自己是唯一改变的？万一是在某种不可能而无法想像的变化中，我失去了我的——我的硬壳！失去了那种与世界接触的抓东西的能力？甚至无法被人看见？刚才那家伙？对，很显然的，他根本没有看见或听见我。由于我正在面对事实，因此回想及医院里的中士，他也没看见我？！不是吗？对这两人来说，似乎我根本不存在一般！如果那两个人无法看到我，何以我认为维金尼亚医学院的人就能够看得见我呢？这种令人困惑的思想不停地翻腾着。如果我到达利趣门而没有半个人知道，那么我鲁莽地冲往那里又有何意义？圣诞节也一样——万一我回家过圣诞节，竟连家人都看不见我？一种可怕的寂寞感淹没了我。不知怎的，我又决定设法回到——那个别人能看见也能反应的硬壳里去。突然间，我想起我见过那位躺在医院小病房的年轻人，万一那是……我？或者说，是我那物质、坚硬的部分，是以某种不可解释的方式而与我分开的。万一留在德州医院病房中的那个身躯，正是我自己？！我又开始移动了，飞快地离开这个城市。在我下面就是那条宽阔的河，显然我正在往回跑，徇着原路回去。而且我似乎比先前更迅速地、闪电般越过了空间！当我以一种坚决的直线途径飞越过黑夜里的大地时，高山、湖泊、农场都在我底下轻轻滑过。终于，下面的树木稀少了，接着出现熟悉的感觉，我看见底下出现德州西部的豆科灌木与无水溪谷。巴克利营的兵营屋顶在白雪遮满的大地上显出黑而长的轮廓。现在我降低了些，速度缓慢下来，接着我站在基地医院前面。我积极地进去，这是十天前我办报到入营的部门。很明显的，时间还在半夜，因为办公室还关锁着。我沿着左边的长廊开始找起，不过当我看见它通向大众餐厅时，我停了下来。早些时候我睡醒的房间在何处呢？穿过几个回廊，我终于来到一间状似熟悉的大房子，沿着两旁的墙各排着一列有形的躯体睡在其上的床，但我所要找的那一位——如今我确信是属于我自己的那位——应该是在靠门的小房间里，这是我相当有把握的。我急切地查过这三间房子，但其中两间是空荡荡的，而最后一间里，一个男子的两只脚包裹在石膏模里，高悬吊挂着。我回到走廊，左叹右望犹豫不决。何处是那个小房间？他究竟是在这庞大医院的哪一侧呢？我绞尽脑汁，希望记起一些东西——什么都好——只要能帮助我找出位置！但是丝毫无效。他们从X光室是把我移到那里时，我准时在昏迷中，加上我一醒来，满脑中缠绕着的都是赶往维金尼亚的念头，因此我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问题是，在这两百多个营房中，只有某处的一个小房间，对我而言，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偏偏他又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间。接着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最奇怪的搜索——寻找我自己。我急忙地经过这大而复杂的医院，一间挨一间的，我停在小房间里，弯身去审视那睡在床上的人，然后又匆匆离去。这里有成百放单人床的狭小病房，一间间看来完全相似，而大病房又都一模一样，所以很快地，我便迷糊了，搞不清自己进过哪些病房？亦或只是再三地重复自己踏过的脚步而已？逐渐地，一种令人更加惊异的真相开始形成。那就是，我从未见过自己啊！并非全然如此，而是我从未以观看别人的方式看过自己。当然我见过胸部以下这范围内的自己，但是肩膀以上呢？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我只曾从一面镜子里望见过那两度空间的影像吧。偶尔拍的一些照片呢？同样也是两度空间而已！症结就在这儿！那种圆浑、生动、而占住空间的自己，是我从来不知的。现在我才发觉，我们彼此辨认的方式，并非单凭着鼻子的模样或是眼睛的颜色，而是借着所有的特征同时交会于三度空间而认出的。当然罗，我知道自己的体重与身高，“六尺二寸，一百七十八磅。”我不断地呢喃着，仿佛在牢记一个陌生的人的特征。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人躺在床上，那么我记着这些又有何益？此处一排排的军人几乎都与我同高同重，大半像我一样，年纪在十九、二十岁左右，都穿着医院的睡衣服盖在棕色军毯底下，而且每个人都剪着陆军头。我唯一能抓住的要领是，我要找的身躯比是在大病房前端三间单独的小卧室中的一间。然而我所巡过的房间里，约有十来人和我想象的自己看似完全相同——可是我几乎才在“开始”搜寻这个迷宫呀！我又怎能认出自己呢？会不会刚刚我就经过自己而丝毫辨认不出？我不停地徘徊、停下脚步、认一认脸、转身而去。方才在陌生城市中所感受的寂寞，现在正达到痛苦的巅峰；我已与这世界上的每个人断离关系，与物质界的硬质分开……甚至与自己的本体也隔离了。倘若望见床上的人是个胖子，或有金发，或长雀斑，我就迅速越过。然而在微弱的夜灯亮光中，甚至连这一点特征也不易辨认。简直毫无希望！我靠着墙，（墙壁和家具均无法支撑我，这个事实我是熟悉的，不过这种姿势却已成了习惯），我苦思着一些身体上的记号，一些生理上的特征，以便我能从这些睡着的二十岁左右的士兵中把自己认出来。手上或是脸上有什么记号，肿瘤或疤痕之类的？那只费·加玛·德塔戒指！对啊！那只上头镶有金色猫头鹰的卵形黑玛瑙戒指……刚才我为什么没想到呢？现在只得从头开始，我必须回到每个房间，其中每张床上总有一个家伙好像我已看过一般。于是我循原路回去。看来看去就是这么一回事，一切都显得如此混淆；相同的病房通向相似的走廊。我急急地在那一个个单独的小房间中穿进穿出，如果发现是左手露在外面，我则谨慎地瞥一眼，然而，他们的左手通常总是藏在被单底下，这时我只好等待那睡着的人改换姿势了。有一次，我在一位黑发年轻人身旁坐了许久，他的嘴和下巴在昏暗的光线中，令我想及父亲。他轻轻地呻吟着，向左侧而睡，并将左手压在枕头下；我越瞧越相信他就是我肉体上的自己。我三番两次地想抓住枕头而甩开一边，然而我的指头总是抓空。最后他自己以手肘撑起身子，摸索着黑暗中桌上的水罐，此时，他的左手上露出一只金质结婚戒指。我一间接一间的搜寻，经过了不少醒着的士兵，他们沉默地瞪着天花板，或坐在床沿吸着烟。也正是因为这些醒着的人，让我的孤寂感显得格外可怕；踏进别人睡着的房间而不被注意，这是一回事，但若碰到别人正面望着你却一点不觉得你存在似的，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通道上遇见一个护士或侍者时，我总是改不掉的向旁边闪开，明知现在我们是不会撞在一起——甚至摸都摸不着对方——不过，让别人穿过我所站立着的空间这种想法，我总是不能适应。终于我漫游到X光部门。起初我所遇见的那位穿白衣的技术人员，他坐在书桌前，阅读者书报夹上的纸，他就是最后一位与我讲过话的人。“看着我，”我对着他叫道：“我站在这里！”他拿开笔套，在纸上匆匆记了些东西。我被放在担架并抬进这房间是否仅是数小时前的事？恐怕是数星期之前，数年之前吧？或者……只是几分钟而已？在空间、速度、实质体等定理都被丢弃的境界中，时间也是很怪异的观念。对于一个经验是否发生于一瞬间、或者延续数小时，这种直觉我已全然失落了。我深深发觉自己很不情愿离开这位刚被我认出来的人，但最后，很难说经过多久，我还是继续游荡下去。更多的走廊与病房不断出现；沿右边墙有十二张床，沿左边墙也是十二张床，另外在门边有三间办公室，他们正对面也有三间房。处处是睡着的人，醒着的人，厌烦的人，畏惧的人，但从未见过带有猫头鹰戒指的人。在一间小房子里，一个年轻人啜泣着，也许是思乡吧！尤其在这圣诞节时分，我们之中很多人趁没人注意时哭个不停。第二间小卧室——没人，床上的被单剥走了。至于最后这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