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前言一九九七夏 陈伉爱读中国历史的人，一开始都会被帝王将相们的文韬武略所吸引。台前幕后的经国大计，莽原沙场的刀光剑影，舞榭歌台的杯盘交错，孤城远镇的阴谋策划，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壮士悲歌，忠臣饮恨......无不让人或击节嘘唏，或扼腕长叹。然而，看得多了，慢慢就会发觉浩翰的史籍应该记载却有意无意遗漏忽略的人事委实不少。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物看多了，目光会不经意地投向唯独中国历史才有的一个特殊的人群——隐士。说它特殊，首先是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性。二十五史每一部都专辟一章曰：‘隐逸’。然而，除个别人的生平较详，大多不知其从何而来，老于何乡。有的干脆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如朱元璋当了皇帝后，立法十分严酷。有一天他要到寺庙里走走，他从前穷得活不下去，也当过几天和尚，想必是恋旧情结使然，但他禁止随从人员进去，独自一人踱到寺院的山墙下，看见上面画了一个布袋和尚，墨迹未干，旁边题有一首诗偈：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装。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他转头立即命从人进庙搜索，里里外外无一人，只是一座荒芜已久的古寺而已。有的隐士人物是半入世态。这类人物虽名为隐士，深居山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其实非常关心天下大事，但又从不直接出面干预，只是从旁或通过朋友，或派出学生，帮助别人成功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后世比较熟悉的，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鬼谷子，他只打发出五个学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尉缭，就把天下诸侯玩得团团转，最后还是采用了张仪的策略，秦始皇才得以统一天下。还有隋唐之际的文中子王通，他以儒佛道三家通才的学养，讲学河汾，培训了一批开创盛唐的文臣武将，如魏征、李靖、房玄龄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而他作为隐身幕后的旷世奇人，正史中却不载一字；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也是几个始终不肯站出来的装疯卖傻的道人，推到台前的只有一个刘伯温。虽然朱元璋都亲自为他们写过传记，但编正史的儒家不予录用，因为不合他们的口味。将《素书》传给张良的黄石公，也是这样一个取‘犹抱琵琶半遮面’态的神秘人物。他在圯桥授书张良后，相约十三年济北相见，不过他说谷城山下有块黄石，那就是他。不早不晚，十三年后汉高祖率军路经谷城山下，张良果见山脚下有一黄石，于是取回家供了起来。黄石公很有点像鬼谷子，他预见到秦将亡，汉将兴，想物色一个代理人，替他出山辅佐刘邦打天下。但何以偏偏找的是张良呢？圯桥相遇，初看似乎纯属偶然，细思却不尽然。圯桥授书，其实是黄石公早已安排停当了的。张良作为韩国一风度翩翩、美若好女的佳公子，因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始皇大怒，通缉全国大肆追捕，这一爆炸性的新闻肯定被传得沸沸扬扬，无人不晓。正在留心天下大势的黄石公焉能不知？他想，一个纤弱如女子的青年，敢于狙击一跺脚地动山摇的秦始皇，勇则勇矣，但此乃匹夫之勇，还不足以成大事。亡秦需要这些热血壮士，然而必须具备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大勇，那就得看他能否学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忍劲了。因有此背景，有此思虑，黄石公肯定把张良作为首选人物，暗中跟踪、观察他有好久了。圯桥相遇，在张良是邂逅，在黄石公却是预谋；接著而来的一系列折辱，既是考验，也是上课。直到张良考试过关，才将《素书》给了他，也等于在传给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的同时，告诉他：忍点著，才有好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张良靠这部《素书》兴刘灭项，功成身退，完全得益于一个‘忍’字。即使纵观中外成功的政治家，除开客观因素不说，自身必须具备‘三忍’的素养：一曰容忍，二曰隐忍，三曰不忍。怎么理解？容忍者，胸怀气量也。海纳百川，没有海洋般的胸怀，怎能拥有天下！隐忍者，隐而不发也。越是伟大的政治家，所遭遇的凶险艰难也越多。在时不至、运不到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忍下去，再忍下去；同时积蓄力量，修德聚贤，像周文王在羑（音 友）里狱中那样。不忍者，非常人之所忍也，大义灭亲之忍也，消灭政敌绝不手软之忍也......如李世民之于胞兄李建成，诸葛亮之于马谡等等。由此可知，《素书》是为从政者就如何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如何把握道德与谋略的关系而写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书中这些效法天道地道，以格言形式表述的最高智慧，用之修身，可以明志益寿；用之治国，可以位极人臣；用之经商，可以富埒王侯；用之军事，可以百战百胜。《素书》原文并不长，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句。词句也不十分难懂，但每句话的内蕴却异常丰富、深邃。鉴于此，我们在整理这部古籍时，没有采取逐字逐句翻译的方式，而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用‘释评’的办法，尽量挖掘、剖析每一段话的内涵。估计读者自己明白的地方，就一带而过；涉及到古代哲学或用典比较生僻之处，则力所能及给予较详尽的阐述，有时适当结合现代观念予以评析，对于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观点，则以当代先进思想观念为准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了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我们为《素书》的每一个观点都撰写了具体的历史事例，并对每一章摘精采、简要加以归纳，作为‘导读’置于章首。这无非是想尽编者的一片抛砖引玉、锦上添花的美意罢了。但如读者只想独立自主地玩味原作的精神要意，这些都可以不看，只看原著全文（第二十一页《素书白文》）即可。《素书》的校勘，是以《百子全书》为底本，参照《四库全书》和台湾南怀瑾先生的《历史的经验》完成的。张商英对《素书》的注，置于［］内，以别于正文。最后，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张商英其人简略地说几句。张商英字天觉，四川人。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期间都在中央政府作官，后位至宰相。《宋史》说他‘为政持平’，‘立同异’，‘宽民力’，能力谏徽宗禁绝豪华奢侈、大兴土木的恶习，徽宗对他颇为敬畏。可惜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正是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反覆覆斗得不可开交的时期，加之他又是由神宗时的奸相章惇举荐，两派的人际关系极其复杂，连苏轼这样的人都无法摆脱党争的牵连，更不要说别人了。而且两党的宗派斗争到了十分愚蠢可笑的地步。比如，宋朝皇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由于赵匡胤之后即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后来皇权的交替几乎都是叔侄之间交叉传递。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做侄子的当了皇帝后，对上一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叔叔该如何称呼的难题：是叫‘父皇’呢？还是叫叔父？为此两派在金銮殿上吵得箭拔弩张，磕头出血。王安石一派说，国之存亡就在这一叫上；司马光一派说，不认生身之父，而将叔父叫‘父皇’，这是大不孝，孔孟再世也不会答应的。这两个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可是一旦被偏见蒙了心后，竟会愚昧无聊到这种地步！张商英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能得善终，实为不易。环境虽然乌烟瘴气，但张商英学佛、为政又悟道，他卧病时，突然有一天对儿子和女婿说：‘我告诉你们《法华经》上所说的地上涌出多宝如来宝塔，确有其事，不是比喻。我现在就要走了。’他说完此话，把枕头随手向窗户扔去，只听空中一声雷响，再回头看他，已阖然而逝。《素书》由这样一位人物来注释，必然融会了他对政界风浪、世态炎凉以及人生素养的深刻认识，自当不会辱没那位世外奇人黄石公的一片苦心了。原作微言大义，编者才疏学浅，不当缺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黄石公素书原序宋　张商英序《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人间。然其传者，特黄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尽哉。余窃尝评之︰“‘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之圣贤皆尽心焉。尧钦若昊天，舜齐七政，禹叙九畴，傅说陈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设天地四时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阴阳。孔子欲无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阴符经》曰：‘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道至于此，则鬼神变化，皆不逃吾之术，而况于刑名度数之间者欤！’”黄石公，秦之隐君子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傅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然则，黄石公知秦之将亡，汉之将兴，故以此《书》授子房。而子房者，岂能尽知其《书》哉！凡子房之所以为子房者，仅能用其一二耳。《书》曰︰‘阴计外泄者败。’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王韩信矣；《书》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尝劝高帝侯雍齿矣；《书》曰：‘决策于不仁者险。’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罢封六国矣；《书》曰：‘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子房用之，尝致四皓而立惠帝矣；《书》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尝择留自封矣；《书》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尝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矣。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汉以来，章句文词之学炽，而知道之士极少。如诸葛亮、王猛、房乔、裴度等辈，虽号为一时贤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仿彿。此《书》所以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也。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宋　张商英天觉序【译释】陈伉秦朝末年的隐士黄石公的《素书》共有六章。大多数人以为黄石公在圯桥传授给张良的《素书》就是《三略》，这实在是以讹传讹啊。西晋时期，天下大乱。盗墓贼发掘了张良的坟墓，在头底下的玉枕中发现了这本《素书》，共计有一千三百三十六字，上面题有秘诫说：‘不允许将此书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否则必遭祸殃；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传人而不传授，也将遭殃。’可见像《素书》这样一本关系到天下兴亡、个人命运的‘天书’，是否要传世，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情！当年黄石公遇到张良这样的豪杰，经过几次无情的考较后，才慎重地传给了他；张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只好将它和自己一起带进棺材。五百余年后，因盗墓贼得到了它，才从而使这本‘奇书’得以在人间流传，然而公之于世的，也只不过是黄石公的极其简略的言词，至于其中的玄机深意，浮浅的言语怎么能穷尽呢？我与人议论到古人时曾经讲过，天道和人道，何尝不是相辅相成呢？对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古代的圣人贤哲都能够心领神会并尽心竭力地去顺天而行。比如帝尧，恭敬地顺应上天的法则就像敬畏上帝一样；舜遵循天道建立建全七种治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制度；禹依据自然地理的实际情况把天下划为九州；傅说向殷商中期的继承人武丁讲述天道的原则，才使商朝得以中兴；文王‘法天象地’，才推演发展了八卦；周公效法天地四时的规则建立了封建官吏组织，同时设立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负责调和平衡阴阳；孔子觉得天人之道太奥妙了，常常不愿意轻易谈论；老子却用‘无’与‘有’来概括天道运行的规律。托名黄帝的《阴符经》中说：‘对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了然于心之后，思想才会处于一种自由状态，于是就会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万事万物的变化都由我来主宰。’一个人的道行到了这种地步，神鬼变化都无法逃脱其谋术，更何况类似刑罚、名实、制度、相卜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呢！黄石公是一位秦时的世外高人，他传给张良的这本书，词语虽然简略，但含义却很深邃，即使尧、舜、禹、文王、傅说、周公、孔子、老子也无法超过他。他知道秦朝就要灭亡，汉朝即将兴起，因此把《素书》传给了张良，让他替天行道，帮助刘邦灭秦兴汉。张良虽然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但他又怎么能完全精通这本书的奥妙呢？张良之所以能成为千古流芳的张良，功成名遂，全身而退，也只不过用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二罢了。当年韩信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很恼火，但又是用人之际，刘邦不能得罪韩信，张良正是运用《素书》上所说的‘阴计外泄者败’这一谋略的基本法则，暗示刘邦答应了韩信的要求，才使他能最后打败项羽。当天下初定，众功臣因没有得到封赏而策划叛乱的时候，张良根据‘小怨不赦，大怨必生’的人情世故，劝汉高祖首先封赏了与他有隔阂的雍齿为什方侯，从而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一场宫廷内乱。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刘邦一筹莫展，谋士郦食其建议刘邦重封六国的后代，以争取各国君臣百姓的拥戴，张良知道这一决策不是出于真正的仁爱之心，根据‘决策于不仁者险’的原则，说服了刘邦，把已经赶制好的印信全部收回，才使刘邦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素书》上说：‘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张良采用了这一明哲保身的至理，抛弃功成名就后的荣华富贵，飘然出世，避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清风明月为侣，逍遥自在地度过了一生。真神妙啊！张良只用了《素书》中一些残渣余唾，就推翻了秦王朝，打败了项羽，辅佐刘邦统一了天下，如果能领会其中的精华奥义，进而有所发挥，灵活运用，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自从汉刘氏一统天下、九合诸侯后，诗赋文章蔚然成风，蓬勃发展，但是真正认识、掌握宇宙大道的哲人却寥寥无几。诸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十六国时的王猛、初唐的房玄龄、唐宪宗时的裴度这些名臣，虽然被世人称作冠绝一时的贤相，但他们对于道为何物，连其依稀仿佛的皮毛也并没有领会多少，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还算不上是通晓‘天道’的神异之才，造福苍生的圣贤之士，所以没有那个福气得其真传。‘天道’的真谛可以这样理解：‘道’的存在‘离有离无’；‘道’化为真气后，就成了一种‘非有非无’的物质，可以将其叫做‘神’；如果谁能永远持有这种‘神’的状态又不显露出来，就是‘圣人’；保持在这种无形无状的境界中又能随心所欲地将之生化为万事万物的人就是‘贤人’。素书白文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明重于后代。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损恶，所以让过。贬酒阙色，所以无污；避嫌远疑，所以不误。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俭谦约，所以自守；深计远虑，所以不穷。亲仁友直，所以扶颠；近恕笃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瘅恶斥谗，所以止乱；推古验今，所以不惑；先揆后度，所以应卒。设变致权，所以解结；括囊顺会，所以无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终。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短莫短于苟得，幽莫幽于贪鄙，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疑，败莫败于多私。’以明示下者闇，有过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近色远贤者惛，女谒公行者乱，私人以官者浮。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以过弃功者损，群下外异者沦，既用不任者疏。行赏吝色者沮，多许少与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念旧而弃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为人择官者乱，失其所强者弱。决策于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战士贫游士富者衰。货赂公行者昧。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豫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饥在贱农，寒在惰织。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来，贫在弃时。上无常操，下多疑心；轻上生罪，侮下无亲。近臣不重，远臣轻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无正友，曲上无直下。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山峭者崩，泽满者溢。弃玉抱石者盲，羊质虎皮者柔。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地者颠。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民先弊。根枯枝朽，民困国残。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见已生者，慎将生；恶其迹者，须避之。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黄石公素书汉　黄石公　著 宋　张商英　注明　程天荣　校 清　王　氏　笺民　陈　伉　释评 寄中兰若主　辑原始章第一注曰：【道不可以无始。】王氏曰：‘原者，根。原始者，初始。章者，篇章。此章之内，先说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之根本，立身成名的道理。’释评：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这五者统而言之囊括了东方文明总体思想的原始理论。若用自然规律来代替古人之所谓‘道’，仍不足以明其精微玄妙；用文明礼貌来代替‘德’，不足以明其瑰伟高超。以道为体为因，以德为用为果，济世以仁，处事以义，待人以礼，可以说这就是经世治国之根本，谋钍、权变之准绳，涉世、立身之起点。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注曰：【离而用之则有五，合而浑之则为一；一之所以贯五，五所以衍一。】王氏曰：‘此五件是教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若肯一件件依著行，乃立身、成名之根本。’释评：道、德、仁、义、礼，本质上是一个原始本体的五个范畴之外化，无论三教还是其他用于治国兴邦的思想体系，无不将道德作为改造世界的根本。老子说：由于世风日下，人们距离天道本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心日益丧失先天的淳朴、自然，矫情、伪饰成了人们必备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伦理道德教育世人，当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只好提倡仁爱。当人们的仁爱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时，就呼吁要用正义，在正义感也丧失殆尽后，就只能用法规性的礼制来约束民众了。因此，道、德、仁、义、礼，这五个方面是天道因时因势之不同而权变使用的结果，实际上是一而五、五而一的不同说法、解释罢了。道者，人之所蹈（蹈犹走路也），使万物不知其所由。注曰：【道之衣被万物，广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之间）。大而八纮之表，小而芒（纤）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谓之仁；智不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日用而不知也。】（故知道鲜矣！）王氏曰：‘天有昼夜，岁分四时。春和、夏热、秋凉、冬寒；日月往来，生长万物，是天理自然之道。容纳百川，不择净秽。春生、夏长、秋盛、冬衰，万物荣枯各得所宜，是地利自然之道。人生天、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信，若能上顺天时，下察地利，成就万物，是人事自然之道也。’释评：我们终生奔波，日夜忙碌，人人离不开运用世间万物以成就大大小小的繁杂事务。然而，并不知晓这一切都只不过是道体的本有功用（包括我们人自身在内）而已。如果我们以空灵虚静之心去体味时空之奥妙，似乎恍兮惚兮地能感觉到一些个中之真味，可是一旦忙乱起尘世琐事时，就又变成〝摸象的盲人〞了。其实，道体对宇宙万物的包融太广阔、太伟大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动静休止，言谈仪表，大到无边际的宇宙，小到纤细的草籽内核，哪里没有道体的存在呢！用‘仁’或‘智’这类字眼来表述它，那只不过是崇尚‘仁’或‘智’的人强加给它的名称罢了。至于老百姓，虽然时时刻刻离不开它，事事处处都在运用它，但是却不知晓它到底是什么。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注曰：【有求之谓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于规矩者，得方圆而已矣；求于权衡者，得轻重而已矣。求（至）于德者，无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为君臣父子；昆虫草木得之，以为昆虫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迩之一身，远之万物，无所欲而不得（者）也。】王氏曰：‘阴阳、寒暑运在四时，风雨顺序，润滋万物，是天之德也。天地草木各得所产，飞禽、走兽，各安其居；山川万物，各遂其性，是地之德也。讲明圣人经书，通晓古今事理。安居养性，正心修身，忠于君主，孝于父母，诚信于朋友，是人之德也。’释评：对于什么是‘德’，《易经》的解释是‘赞助天地之化育’，佛教解释是‘慈悲喜舍’，儒家则认为是‘博施济众’。可是所谓的‘德’，其本意是舍己为人，是效法‘天道’以成就世人，恩泽天下，使广大民众各得其所，各得其位，各尽其材。也就是古贤所理想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境界。德之功用，对别人来说是使之得其所欲；在自己来说，则体现为一种崇高伟大的道德品质。上面张商英从满足万物之欲求的角度解释了‘德’的内函。他说：世间万物有所求就有欲望，假如其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是最大的不道德。然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讲道德，欲望终将落空，只有以道德为立身处世的根基，才能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君臣父子才会各尽其责，各得其位；鱼虫草木才能各各依从自然规律生息繁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要遵从这样的法则，大欲求必有大成就，小欲求也有小成就，宇宙万物也将充满无限生机。近到个人的生命，远到万事万物，只要顺天道而行，以天下为怀，从政也好、经商也好、处世也好，没有不成功的，而且谋钍越高，功德越大。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注曰：【仁之为体如天，天无不覆；如海，海无不容；如雨露，雨露无不润。慈慧恻隐，所以用仁者也。非（有心以）亲于天下，而天下自亲之。无一夫不获其所，无一物不获其生。《书》曰：“鸟、兽、鱼、鳖咸若。”《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其仁之至也。】王氏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行恩惠，人自相亲。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能行义让，必无所争也。仁者，人之所亲，恤孤念寡，周急济困，是慈惠之心；人之苦楚，思与同忧；我之快乐，与人同乐，是恻隐之心。若知慈惠、恻隐之道，必不肯妨误人之生理，各遂艺业、营生、成家、富国之道。’释评：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本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伦理关系，这从‘仁’字的结构 —二人为‘仁’—也可看出古人所赋予仁的至深至广的伦理内涵，天道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只有人方能最生动的弘扬，体现天道。如若相亲相爱，就必须具有仁慈乐施的恻隐之心，常存利人利物的奉献之念，胸怀使天下人民、世间万物各遂其愿的伟大志向。由此看来，仁的本质如天、如海、如雨露，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无所不滋养。慈惠恻隐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真正具有仁德的人，虽然不刻意表现自己爱护民众，但是天下人民无不自觉自愿的亲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他的恩惠，种种生灵在他的庇护下都得以安乐生存。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大禹施行德政，在位其间，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诗经、行苇》借芦苇温柔相依地生长在一起来比喻兄弟亲人之间的体贴关怀。这都是充满仁慈友爱之情的生动表现啊！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注曰：【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断也。】王氏曰：‘量宽容众，志广安人；弃金玉如粪土，爱贤善如思亲；常行谦下恭敬之心，是义者人之所宜道理。有功好人重赏，多人见之，也学行好；有罪歹人刑罚惩治，多人看见，不敢为非，便可以成功立事。’释评：如果说‘仁’是指人与人的亲和关系，那么‘义’则是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事适宜，符合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事要公正。只要衡量办事是否公正，社会的目光自然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当权者的身上，而有职有权的人公正与否，突出表现是否赏罚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的各得其宜。只有赏罚得宜，才会发挥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使大家争相建功立业，使事业兴旺发达。理和义是统一的。只有按照真理去判断、处理事务，才会体现为仁义。赏善罚恶，是正义的基本原则；能否建功立业，则是检验正义是否得到落寔的标准。礼者，人之所履（履者，言人之举动不出乎规矩），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注曰︰【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王氏曰：‘大抵事君、奉亲，必当进退；承应内外，尊卑须要谦让。恭敬侍奉之礼，昼夜勿怠，可成人伦之序。’释评：‘礼’是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行为之规仪和准则，无论在家在国，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涉及到它。大到国家、社团的集体活动，小到个人的饮食起居，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样，社会生活才能井然有序，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融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一个国家，如果朝野上下，从国家的领导人，到基层的人民群众，动静视听，进退休止，都能按照人伦道德规范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产生放荡怪癖、邪恶腐败的不良现象。道、德、仁、义、礼，是构成我国古代社会全部上层建筑的五大要素。古代的所有思想家，当然不可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原理，而一致认为伦理道德、礼仪法规是‘天道’的演化。古代思想家虽然有其不应苛求的认识局限性，但源远流长的人类要敬畏大自然（天道） ，保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却包蕴著极其深邃伟大的智慧。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注曰：【老子曰：“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为德，德散而为仁；仁散而为义，义散而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王氏曰：‘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合行好事；若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不可无一焉。’释评：人人都知道孔子讲过‘三十而立’，但立什么？知道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所谓立，是指立身、立言、立德’。一个成人，首先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独立生活，这就是‘立身’。立身不可不修德，否则立身不稳；处事不可不讲权谋，否则难以成功。以道德为基石，以权谋为手段，人生在世，二者缺一不可。只讲权谋，不讲道德，终规要失败，终归要被人唾弃；只讲道德，不讲权谋，也会到处碰壁，寸步难行。老子所说的由于道、德、仁、义依次丧失，人们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用等级、法规性的礼教来规范社会，其本意是指因时适势地运用道体的不同功用而已。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注曰：【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王氏曰：‘君行仁道，信用忠良，其国昌盛，尽心而行；君若无道，不听良言， 其国衰败，可以退隐闲居。若贪爱名禄，不知进退，必遭祸于身也。能审理、乱之势，行藏必以其道，若达去、就之理，进退必有其时。参详国家盛衰模样，君若圣明，肯听良言，虽无贤辅，其国可治；君不圣明，不纳良言，俦远贤能，其国难理。见可治，则就其国，竭立而行；若难理，则退其位，隐身闲居。有见识贤人，要省理、乱道理、去、就动静。’释评：大凡以高尚道德立身处世的伟大人物，在其走上社会，施展抱负之际，就已经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了然于胸，既能预测未来的趋势，又能洞悉兴亡成败、治乱去留的玄机了。由于对主观和客观的规律，时事变幻的奥秘洞若观火，所以天下的兴亡仿佛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样。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注曰：【道犹舟也，时犹水也；有舟楫之利而无江河以行之，亦莫见其利涉也。】王氏曰：‘君不圣明，不能进谏、直言，其国衰败。事不能行其政，隐身闲居，躲避衰乱之亡；抱养道德，以待兴盛之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尚父阿衡帝师王佐）；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注曰：【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王氏曰：‘君臣相遇，各有其时。若遇其时，言听事从；立功行正，必至人臣相位。如魏征初事李密之时，不遇明主，不遂其志，不能成名立事；遇唐太宗圣德之君，言听事从，身居相位，名香万古，此乃时至而成功。事理安危，明之得失；临时而动，遇机会而行。辅佐明君，必施恩布德；理治国事，当以恤军、爱民；其功足高，同于前代贤臣。不遇明君，隐迹埋名，守分闲居；若是强行谏诤，必伤其身。’释评：伟大人物的成功在于自身的才德皆备，但更重要的是懂得乘势而行，待时而动。龙无云则成虫，虎无风则类犬。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不会违背时势、率意妄动。倘若时机不成熟，便甘于寂寞，静观其变，如姜太公钓闲于渭水，诸葛亮抱膝于隆中；一旦风云际会，时运骤至，就会奋然而起，当仁不让，改变历史，造福于民，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先法制人，诛杀长兄建成；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就是儒家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机遇、局势对于有志者的重要性。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所以有大智者不与天争，不与势抗。因为他们明白，真理有如舟船，时运有如江河。没有可达彼岸的浩瀚之水，真理只不过是一个如如不动的客观规律。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注曰：【道高则名垂于后而重矣。】王氏曰：‘识时务、晓进退，远保全身，好名传于后世。’释评：人生有限，时空无涯；势有不至，运有穷通。所以历史上不乏才德超群而终生怀才不遇的高士，如孔子厄于陈、蔡，发出‘吾道非耶？吾为何如此？’的浩叹；陈搏高卧华山，只赢得一个‘睡仙’的雅名。但其道愈高，其德愈远，其行愈清，其英名也愈为后世所重。所以，只要道德高尚，无论穷与通，都会千古流芳，彪柄史册。正道章第二注曰：【道不可以非正。】王氏曰：‘不偏其中，谓之正；人行之履，谓之道。此章之内，显明英俊、豪杰，明事顺理，各尽其道，所行忠、孝、义的道理。’释评：天道之体用，既已心领神会，那么为人处事就要顺天道而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德君子如有凌云之志，就应当德、才、学皆备。信义才智，胸襟气度，缺一不可。如此者，便是人中龙凤，世间俊杰。这才是做人的正道。德足以怀远。注曰︰【怀者，中心悦而诚服之谓也。】王氏曰：‘善政安民，四海无事；以德治国，远近咸服。圣德明君，贤能良相，修德行政，礼贤爱士，屈已于人，好名散于四方，豪杰若闻如此贤义，自然归集。此是德行齐足，威声伏远道理。’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注曰：【有行有为，而众人宜之，则得乎众人矣。天无信，四时失序；人无信，行止不立。人若志诚守信，乃立身成名之本。君子寡言言必忠信，一言议定再不肯改议、失约。有得有为而众人宜之，则得乎众人心。一异者，言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不使人分门别户。赏不先于身，利不厚于巳；喜乐共用，患难相恤。如汉先主结义于桃园，立功名于三国；唐太宗集义于太原，成事于隋末，此是义足以得众道理。】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注曰：【嫌疑之际，非智不决。】王氏曰：‘古之成败，无才智，不能通晓今时得失；不聪明，难以分辨是非。才智齐足，必能通晓时务；聪明广览，可以详辨兴衰。若能参审古今成败之事，便有鉴其得失。天运日月，照耀于昼夜之中，无所不明；人聪耳目，听鉴于声色之势，无所不辨。居人之上，如镜高悬，一般人之善恶，自然照见。在上之人，善能分辨善恶，别辨贤愚；在下之人，自然不敢为非。能行此五件，便是聪明俊毅之人。德行存之于心，仁义行之于外。但凡动静其间，若有威仪，是形端表正之礼。人若见之，动静安详，行止威仪，自然心生恭敬之礼，上下不敢怠慢。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明可以鉴察自己之善恶，智可以详决他人之嫌疑。聪明之人，事奉君王，必要省晓嫌疑道理。若是嫌疑时分却近前，行必惹祸患怪怨，其间管领勾当，身必不安。若识嫌疑， 便识进退，自然身无祸也。’释评：崇高品德的精神力量就在于他能使远方的人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顺。武力征服只能使人暂时屈从，道德感化却使人永久心服。我泽如春，人应如草。道德的力量，有如春风春雨，万物无不受其恩泽。凡事讲信誉，可以消除猜忌，使万众一心，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办事公道，勇于负责，就会给部属带来一种满足感、信任感，这样的领导，自然会得到大家的拥戴。博学多才，可以洞古彻今，通情达理，在寔践中善于以古今中外为人处事的成败得失为借鉴，这样的人，自然会无往而不胜。明察秋毫而又人情练达，才能做到既知善任，又宽厚容人。在这样的领导人面前，坏人坏事无法藏奸，难以避免的失误又能得到谅解。这样，手下的人才会充分发挥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更大的成绩。德行高尚，恪守信用，办事公正，博学多才，明智通达——具备这五种品质的，就是人中之‘俊’。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注曰：【孔子为委吏乘田之职是也。】王氏曰：‘诚信，君子之本；守己，养德之源。若有关系机密重事，用人其间，选拣身能志诚，语能忠信，共与会约；至于患难之时，必不悔约、失信。掌法从其公正，不偏于事；主财守其廉洁，不私于利。肯立纪纲，遵行法度，财物不贪爱。惜行止，有志气，必知羞耻；此等之人，掌管钱粮，岂有虚废？若能行此四件，便是英豪贤人。’释评：行为能够被人奉为楷模，起到表率作用；在功名利禄、是非恩怨的复杂矛盾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大智慧判断，处理这些很容易使人身败名裂的问题；说一不二，一诺千金，一旦首肯，即便吃亏受损，决不反悔；重义轻财，一心为公，能与下属有福同享，同甘共苦。具备这些品质的，就是人中之‘豪’。虽然美色、功利、私情......都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然而，真正的智慧是不会为其惑乱的，而且，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在这些引诱面前可做出冷静、正确的抉择。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注曰：【迫于利害之际而确然守义者，此不回也。（临难毋茍免）】王氏曰：‘设官定位，各有掌管之事理。分守其职，勿择干办之易难，必索尽心向前办。不该管干之事休管，逞自己之聪明，强搀览而行为之，犯分合管之事；若不误了自己上名爵、职位必不失废。避患求安，生无贤易之名；居危不便，死尽效忠之道。侍奉君王，必索尽心行政；遇患难之际，竭力亡身，宁守仁义而死也，有忠义清名；避仁义而求生，虽存其命，不以为美。故曰：有死之荣，无生之辱。临患难效力尽忠，遇危险心无二志，身荣名显。快活时分，同共受用；事急、国危，却不救济，此是忘恩背义之人，君子贤人不肯背义忘恩。如李密与唐兵阵败，伤身坠马倒于涧下，将士皆散，唯王伯当一人在侧，唐将呼之，汝可受降，免你之死。伯当曰：忠臣不侍二主，吾宁死不受降。恐矢射所伤其主，伏身于李密之上，后被唐兵乱射，君臣叠尸，死于涧中。忠臣义士，患难相同；临危遇难，而不茍免。王伯当忠义之名，自唐传于今世。’见嫌而不苟免。注曰：【周公不嫌于居摄，召公则有所嫌也。孔子不嫌于见南子，子路则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注曰：【俊者，峻于人也；豪者，高于人；杰者，桀于人。有德、有信、有义、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于杰，则才行足以名之矣。然，杰胜于豪，豪胜于俊也。】王氏曰：‘名显于己，行之不公者，必有其殃；利荣于家，得之不义者，必损其身。事虽利己，理上不顺，勿得强行。财虽荣身，违碍法度，不可贪爱。贤善君子，顺理行义，仗义俦财，必不肯贪爱小利也。能行此四件，便是人士之杰也。诸葛武侯、狄梁，公正人之杰也。武侯处三分偏安、敌强君庸，危难疑嫌莫过如此。梁公处周唐反变、奸后昏主，危难嫌疑莫过于此。为武侯难，为梁公更难，谓之人杰，真人杰也。’释评：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富于敬业奉献的精神；面对义与利、生与死的冲突，能够毅然决然地舍生取义，挺身赴难，决无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令智昏之类，丧失人格、气节的卑劣行径。功名利禄摆在面前，可以自由攫取。然而，首先要问一问是不是理应所得？孔子年青的时候为了挣钱糊口，也曾给人家管过仓库，放过牛羊。处在容易被人误解、猜疑的是非之地，但为了整体的利益，仍然犯嫌涉难，只因自信心底无私，背‘黑锅’也不怕，譬如周公为了江山社稷，被召公猜忌、诽谤，依然忠心辅佐成王；孔子不得已去见南子，引得子路不高兴，孔子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不是明达之至的俊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具备上述品质的就是人中之‘杰’。要而言之，凡是可称之为英雄豪杰的，必须具备德、才、学三种素质。德才难全，古今盖同。有大才能的人，长处是勇于进取，但往往华而不实，好高鹜远；有大德行的人，优点是善于守业图成，但往往失于优柔寡断，贻误良机。有德有才的人克服自己不足之处的唯一途径是好学广知，鉴古通今，善于把人类精神财富的全部精华变成自己建功立业的武器。只有这样，才能进则匡时济世，名垂青史；退则安身立命，超凡入圣。求人之志章第三注曰：【志不可以妄求。】王氏曰：‘求者，访问推求；志者，人之心志。此章之内，谓明贤人必求其志，量材受职，立纲纪、法度、道理。’释评：志之于人，犹如信仰之于人生。人的一生随时在自觉不自觉的调整、加强著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建设。对古今风云际会、人生浮沉荣辱给予高度建设般的哲学蒸馏后，这里的每一句格言都是对如何安身立命、经国济世的语重心长的告诫，而且一正一反，既有危难时的慈航指迷，也有得志时的暮鼓晨钟。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注曰：【人性清净，本无系累；嗜欲所牵，舍己逐物。】王氏曰：‘远声色，无患于巳；纵骄奢，必伤其身。虚华所好，可以断除；贪爱生欲，可以禁绝，若不断除色欲，恐蔽塞自己。聪明人被虚名、欲色所染污，必不能正心、洁巳；若除所好，心清志广；绝色欲，无污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