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5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产生于农业，而后者产生于工业或商业。杜林先生产生这种非批判的和混乱的观点是必然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从“真正的历史的观点”出发的，根据这一观点，对土地的支配仅仅是借助对人的支配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只要土地是借助某种形式的奴役劳动来耕种，就会为地主产生剩余，而这种剩余正是地租，就像工业中劳动产品超出工资的剩余是资本赢利一样。“因此很清楚，在借助某种隶属形式的劳动来经营农业的地方，地租总是随时随地大规模地存在着。”既然把地租说成农业中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杜林先生面前就出现了拦路虎：一方面是英国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为整个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剩余产品之分为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而也就是纯粹的精确的地租概念。杜林先生怎么办呢？他假装丝毫不知道农业剩余产品分为租地农场主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丝毫不知道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地租理论；好像在整个经济学中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好像这里所探讨的是一种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对象，关于这个对象，似乎除假象和种种疑虑而外，人们◎第571页◎一无所知。在讨厌的英国，农业中的剩余产品未经任何理论学派的任何干预就被无情地分为这样的组成部分：地租和资本利润。而杜林先生就从这个讨厌的国家逃到他所热爱的、行使普鲁士邦法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盛行的是地主以完备的宗法形式经营自己的土地，“地主把地租理解为自己那块土地上的收入”，而容克老爷们关于地租的见解甚至妄想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意义的见解，所以在这里，杜林先生还可以指望自己的关于地租和利润的混乱概念能够蒙混过关，甚至让人们相信他的最新发现：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十、《批判史》论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称为“完全没有先驱者”的“这一企业”。也许我们在这里最后会遇到多次许诺的终极的和最严格的科学性。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4 页。——编者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上说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编者注）◎第572页◎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相反，他则有充分的权利在其引论的结尾扬扬得意地宣称：“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注：套用麦·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名，见注280。——573。）。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世界历史上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的外表的态度……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的外表”也没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第573页◎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编者注）——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内”，当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这大概是指《资本论》第3版第12章第5节第369页，可是，相反地，在这一节里恰巧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注：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编者注），杜林先生却嗤之以鼻，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不过希腊人色诺芬提到了（注：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8册第2章。——编者注），杜林先生！）这样一些界限，“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第574页◎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注：参看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第3版第1卷第86页。——编者注）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和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页。——编者注））“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作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这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可是，如果“一个叫作”亚里士多德的“人”竟擅自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注：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8-10章。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7页和第23卷第167-189页。——编者注），那么在杜林先生看来，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嫌恶”。如果“一个叫作”亚里士多德的“人”居然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的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学说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注：参看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编者注），那么“一个叫作”杜林的“人”◎第575页◎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卤莽行为保持完全的沉默，这自然是出于充足的秘密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25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法”（第19页）毕竟还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至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的一章，那么最好是读“原著”，即读弗·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29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产业体系》。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显示出任何“博学的外表”，这从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李斯特在第28章《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然后又提到“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在1613年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注：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卷第451、456页。——编者注）。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论》（注：安·塞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那不勒斯版。——编者注）“当作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第576页◎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1609年，即在《略论》出现前四年，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制度，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在最初的形式上就已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充当“某种入门标牌”，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对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关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具有“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而且“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他“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并且他“得出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发笑”。承蒙“比较认真的思想家”杜林先生留意到“一个叫作配第的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留意他的呢？配第关于“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不完整的痕迹”。（注：威·配第《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第24-25页。——编者注）◎第577页◎配第的这些论点，在杜林先生的书上只提到这一句话，此外就没有了。确实是不完整的痕迹。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 labour)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注：威·配第《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第24-25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a natural Par)，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①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杜林先生对于配第的价值论作出了经过缜密思考的评语：“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种对立见解的痕迹”； ◎第578页◎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要点，事实上，上述作者在以前和以后都是避开了这种要点的。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各种“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努力克服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可是这样的事情在经过筛选来概括150 年以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现在我们从大事情谈到小事情，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样向我们提供五种不同的价值以及同等数量的对立的见解，供任意选择。自然，“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他就不会花费这样多的力气来使他的读者脱离配第关于价值的十分清楚的见解而陷入极度的迷乱之中。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剖视》一书出版之后10年，即在1682年出版（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672年，而不是杜林先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抄下来的1691年）（注：威·配第的著作《货币略论》于1682年写成，1695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用的是1760年的版本。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写于1672年，1691年在伦敦出版。——579。）。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甚至连书名都不提一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好为人师的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只能◎第579页◎牢骚满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思想的火花竟没有齐整地作为现成的“公理”高傲地表现出来，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迸发出来。杜林先生对待配第的真正经济学的著作的态度，也同样用来对待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一般所说的统计。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100年以后甚至拉瓦锡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注：参看法国化学家安·罗·拉瓦锡的经济学著作《论法兰西王国的土地财富》和《试论巴黎的人口、财富和消费》，以及拉瓦锡和法国数学家约·路·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术试论》。马克思用的这两本著作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集》，附欧·德尔和古·德·莫利纳里编写的作者传略、评注和注解，1847年巴黎版第1卷第575-620页。——580。），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给它极概要地规定的目的还相距很远，那么，在200年以后这种自鸣得意的骄傲，就只是表现出无法粉饰的愚蠢。配第的最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兴的评论，它们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过断章取义的引用，而赋予一种它们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杜林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好像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当谈论洛克和诺思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布阿吉尔贝尔和罗。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须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以被信用货币（ un　morceau　depapier［一块纸片］）所代替。（注：参看比·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见《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7页。——编者注）◎第580页◎相反地，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布阿吉尔贝尔的“转变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形态”，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活见鬼，他怎么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第83页）关于罗，杜林先生只能说出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显然，罗也永远不能完全抛弃上述基础〈即”贵金属的基础“〉，可是他促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达到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注：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曾经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增加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1720年国家银行完全倒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581。）在回过来谈论配第以及杜林先生在经济学史上让他所起的渺小作用的时候，我们首先听一听杜林先生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第581页◎洛克和诺思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洛克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第64页）现在，这个“报告”的读者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作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64页）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作高利贷的货币租金(rent of money which we call usury)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rent　ofland and houses)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 the　vanityandfruitlessness of making civil positive law against the law of nature) （注：参看威·配第《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第28-29页。——编者注）。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调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用一盎司银铸造出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第582页◎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洛克从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相提并论这一点出发，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rent of stock)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Stocklords]和地主[Landlords] 相对立（注：参看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编者注）。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厉的重商主义者——在评述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的时候，说它是按“自由贸易的精神”写的，只用这一句话就把它打发过去，这时他就超过了自己。这和有人在谈到哈维的时候，说他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在1691年这确是“某种奇闻”！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领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出版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在17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第583页◎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一过程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的痕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历史记述”则干脆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把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注：大·休谟《政治辩论》1752年爱丁堡版。——编者注）。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尽管杜林先生不知道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像范德林特一样，休谟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本来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袭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总是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教导说，贸易差额的平衡是按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第584页◎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随范德林特，也误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别咄咄逼人地提到了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本论》中违犯警章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注：《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2节b和第1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4-143、555-566页。——编者注）；关于马西，后面还要谈到。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确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可是休谟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注：参看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日内瓦版。——编者注））：“毫无疑问”，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第585页◎“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还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在观察时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个人的勤勉心。”（注：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03-304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是描写贵金属的价值所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所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一般所说的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为一谈。因此，休谟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7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0-151页。——编者注）。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论文《利息论》。休谟明确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节，◎第586页◎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要精确得多，而文笔较少机智。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作者，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润”的本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杜林先生教导我们：“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杜林先生本人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不止一次的明显例证。例如，休谟在利息论中开始就说：“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注：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13页。——编者注）这样，休谟在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整整100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第587页◎“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第130页）说这些话的那个“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而且，我们的批判的历史编纂学家对于下面这一点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惊讶：休谟在发挥了某种出色的观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样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已经看到，休谟是如何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的。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丛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的错误见解，而结果越纠正越糟，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注：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14页。——编者注）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一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是生产的第一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同样“落后”。至于杜林先生要人相信休谟在其论丛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那么只要把亚当·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龙的著作（该著作和休谟的论丛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多年◎第588页◎了）（注：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是在1755年出版的。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中提到了康替龙的这部著作。——589。）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惊异地看到休谟的经济学著作的范围是多么狭窄。正如前面所说（注：“正如前面所说”是指从“可是，为什么休谟……”开始到“……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还忽视这样的经济学泰斗的意义”为止的两段话（见本卷第283页）。这两段话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接在“大卫·休谟”的后面（见本卷第277页倒第10行）。恩格斯在为第三版变动正文的顺序时，保留了“正如前面所说”这几个字，未作相应的修改。——编者注），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经济学论丛之所以能影响当时的知识界，不仅是因为卓越的表达方法，而且更多地还是因为他的论丛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丛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一切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的论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始终仰望的权威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劳动价格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注：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67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把◎第589页◎《论公债》的论文中所说的一段话联系起来，更觉得是这样；在那里，关于向公债持有者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遮掩的。”（注：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79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决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对于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别的态度。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1 000 英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对这一事实作了如下的周到实用的表达：“因为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作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还说道：“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作“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注：1866年俾斯麦通过自己的顾问海·瓦盖纳建议杜林起草致普鲁士政府关于工人问题的条陈。宣扬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杜林，接受了这一委托。但是，1867年这一文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就发表了。起初是匿名发表，后来是瓦盖纳冒充作者署名发表。于是杜林对瓦盖纳提出诉讼，控告他侵犯著作权。1868年，杜林胜诉。在这一事件引起轰动的时候，杜林出版了小册子《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590。），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辉格党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大得多的副国务大臣的官职。施洛塞尔老头说：“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第590页◎那样猛烈。”（注：见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编者注）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贝特说：“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注：见威·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24年伦敦版第149、116、130节。——编者注）杜林先生说：休谟“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作康德的人高明得多”。可是，为什么休谟在《批判史》中被捧得这样高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荣幸地扮演了18世纪的杜林。一个叫作休谟的人可以证明“整个科学部门〈经济学〉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同样，休谟的前驱作用也极好地显示了这整个科学部门将保证会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完成。这位人物把仅是“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现实哲学，这位人物也和休谟一样，把“狭义的哲学的研究同国民经济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到现在为止，这在德国是没有先例的”。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经济学家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尊重的休◎第591页◎谟，被吹嘘成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而只有到现在为止对杜林先生的“划时代”的成就还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仍然忽视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的价值。大家知道，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注：魁奈的《经济表》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首次发表。——353、592。　 （摘自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为解开这个谜，经济学的以前的批评家和历史编纂学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表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仍然是一团模糊。在这里，杜林先生也要给我们以终极的启示。他说：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因为到现在为止对这些概念人们总是带着“动摇的不确定性”来说明，甚至亚当·斯密也“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的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杜林先生现在要永远结束这种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可是他用整整五页的篇幅来愚弄读者，在这五页上，使用各种夸张言词，不断重复，有意搅混，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关于魁奈的“主导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诉我们的，未必多于他不断警告读者去反对的那些“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这个引论上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甚至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经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但接着就消失在各种各样的“思考”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思考中。如果说这种区别“不能在魁奈的观念中现成地找到”，那么一旦杜林先生从他的冗长的引论上的“耗费”转到异常短命的“成果”上来，即对《经济表》本身的说明上来，他倒会给我们提◎第592页◎供一个关于这种区别的光辉范例，现在让我们引证他认为围绕魁奈的经济表应该告诉我们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证的这一切。在“耗费”上，杜林先生说道：“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运用的是“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我们在本文中读到：“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　但是他只计算价值数额（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且一开始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听到：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由于他〈魁奈〉扣除了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纯产品〉。”（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出现了：“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第593页◎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的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各类产品作为“自然对象”出现，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注：参看勃多《经济表说明》，1767年首次刊载于《公民历书》杂志。——编者注）在如此“耗费”之后终于有了“成果”。听一听就会感到吃惊：“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经济的循环〈经济表中所显示的〉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自己承认，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在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进行纵横跳跃、耍了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第594页◎惑不解的语无伦次之后——而这一切只是准备让我们去听取关于“经济表对于魁奈本人具有怎样的意义”的有力说明，——在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杜林先生终于羞愧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既然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这个在他驰骋重农学派国度时骑在他背上的贺拉斯式的黑暗的烦恼（注：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册第1篇。——编者注），我们的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五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相交的线中”，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等等。因为杜林先生自己承认，尽管这些线很简单，他还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惯用的手法去怀疑它们。现在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给予这个讨厌的经济表以致命的打击了：“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等等。就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以及其中的纯产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就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致于像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们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我们作以下的简短说明：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第595页◎余的阶级，包括土地占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有以什一税占有者这一特殊身分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三）从事工商业的或steril（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结果实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上消费掉的价值。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大规模的农业（在魁奈那个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第、法兰西岛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整个生产的（从事农业的）阶级，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全体租地农场主共计拥有创业资本或总财产100亿利弗尔，其中1/5，即20亿，是每年应被补偿的经营资本，这种计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农场为标准的。另外的前提是：（一）为简单起见，采用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二）在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任何流通，都置之不顾，而只考虑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流通；（三）在生产年度内阶级与阶级间所进行的一切买卖，都合算成一个总数。最后应该记住，在魁奈那个时代，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民家庭自身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必需品，所以在这里，它作为农业的当然附属物被当作前提了。◎第596页◎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因此，这种总产品列在表的最上端），或一个国家（在这里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这个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50亿利弗尔，这个数额依据当时可能的统计估算，大致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正是这种情形，而不是别种情形，才使魁奈在经济表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运用50亿的数目，而不是5个图尔利弗尔（注：图尔利弗尔是因图尔城而得名的法国货币单位；从1740年起，1图尔利弗尔相当于1法郎，1795年，这种货币为法郎所代替。——597。）。这样，价值50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 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固定价格和既定规模的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任何在每一个别阶级的范围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额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2/3，即20亿。为什么只有这20 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的项目下，马上就会看到。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50亿，其中30亿进入一般的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尚未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全国的“储金”，即20◎第597页◎亿现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在1759年这个新的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一定次数的支付即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无论如何是经济表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行为，其中每一种行为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占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20亿数额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个数额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额，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额（由于支付是不断以零星数额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20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可以见到。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亿地租的4/7； 其余2/7归政府，1/7归什一税的收取者。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10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机器等等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工业生产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把原料转化为工◎第598页◎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它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不结果实的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业的全部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种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这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结果实的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10亿的原料，转化为价值20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这个转变时期中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这里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结果实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么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结果实的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还企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实际价值要高，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这些商品计算在它们的生产的全部价值内的。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在表上引起任何变化，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工业品的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30亿的全部农产品和20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20亿地租的权力。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品。仅仅在这三个阶级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重农学派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则◎第599页◎称为完全的流通。现在来谈《经济表》本身。第一（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魁奈在他的《经济表的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2/7 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1/7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至少极大部分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地产并提高他们的耕作技术”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权利”，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关心良好的管理和关心维持他们的世袭财产所必需的费用”（注：见《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编者注），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 foncières，即支出一笔费用，以准备土地并供给租地农场以一切必需的东西，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第二（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第三（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第600页◎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亿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这样，“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这个大谜，也就解开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过程开始的时候，生产阶级手中握有30亿的剩余。其中只有20亿作为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10亿，成为租地农场主整个创业资本的利息，对100亿来说，就是10％的利息。这种利息，他们——请注意——不是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以实物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同等价值的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把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魁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作一年中必要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作防止意外事故的准备金，最后，在可能范围内，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整个过程确实是“相当简单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农场主拿来交租的20亿货币，以及30亿的产品，其中2/3是生活资料，1/3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的20亿的工业品。在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人员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本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第601页◎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如此无限地优越于“传统的轻率的记述”的、“真正批判的”说明吧！他接连五次神秘地告诫我们说，魁奈在其《经济表》中仅仅运用货币价值（而且这是不真实的）是多么令人可疑；在这以后，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他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那么“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表这种对于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度再生产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这样，“神秘主义”以及“混乱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独自拥有的，是他的重农学派研究的“最可怀疑的方面”和唯一的“纯产品”。杜林先生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教导我们说：“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但是，如果米拉波按其经济学观点来说实质上是一个重农学派，如果他在1789年的制宪议会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如果这次制宪议会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理从理论变成了实际，特别是对土地占有者“没有回报”地占有的纯产品即地租还征收了重税，那么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叫作”杜林的“人”是◎第602页◎不存在的。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掉了，同时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同样，再把笔一挥，他又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注：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编者注），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经久地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没有看到片语只字。可是，对于斯图亚特，杜林先生却把自己的词典中最恶毒的谩骂的言词都搬出来了，而且还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教授”。可惜，这种怀疑完全是凭空而生的。实际上，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的大地主，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逐出英国。他长期在大陆居住，并且游历大陆各地，所以熟悉各国的经济状况。总而言之，根据《批判史》，以前一切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在于他们的学说要么可以充当杜林先生的“标准的”、更加深刻的基础的“萌芽”，要么由于他们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衬托出杜林先生的基础的优越。可是无论如何，在经济学上还存在着一些英雄，他们不仅是“更加深刻的基础”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像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学中所提示的那样——不必由此“发展”，而只要“凑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一个叫作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吹嘘成为“较有力”的词句；其次是凯里，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质：◎第603页◎“李嘉图的体系是一个不和的体系……其结果是制造阶级的敌视……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以分配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方法来获取权力的蛊惑家的手册”（注：见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75页。——编者注）；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糊涂人麦克劳德。因此，凡是想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们，与其依靠杜林先生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还不如去熟悉“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的“白水似的作品”、“老生常谈”与“施给乞丐的稀汤”，要可靠得多。——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像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从价值论这块“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得出的结果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原来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极差的、最糟糕的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关于经济事实向我们提供的唯一解释是：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知道得多一些。杜林先生不去研究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在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时，他最先把这一剥削笼统地说成是以课税和加◎第604页◎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税”(prélèvement)观点（注：参看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编者注），以后又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把二者都抄袭下来，并做到了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点巧妙地调和起来。他在哲学上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且使之庸俗化，同样，他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最放肆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无知，几乎又被《批判史》中以“历史眼光的广博远大”而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最初为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费”，而后来的“成果”却——等于零。◎第605页◎第三编　社会主义一、历　史我们在《引论》里（注：参看《哲学》第1章（指《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355-356页）。最初，《反杜林论》前十四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在《前进报》上。从单行本第1版开始，头两章划为全书的总的《引论》，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各章的序数没有改变，引论和第一编的各章仍用同一序数。脚注“参看《哲学》第一章”，是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在报上发表时就加上的。这一脚注在恩格斯生前出版的所有版本中都保留下来，未作过更动。——606。）。）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注：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5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606、722。）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第606页◎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注：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注：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注：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注：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编者注）的管理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第607页◎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这一点已经弄清，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去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去宣扬自己的清醒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第608页◎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注：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编者注）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注：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609、726。）如果说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注：参看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拿破仑本人宣布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1815年3月20日他率军从流放地重返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止。——609、726。）在1815 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进行一场舌战，当然是需要有更多一点勇气的。（注：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关于杜林和德国教授的“舌战”，见注239。——609、726。）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第609页◎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注：这一思想在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作过阐述，该书包含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610、727。）但是，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 虚伪的存在形式”（注：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 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编者注）；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注：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编者注）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第610页◎“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注：《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编者注）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注：参看《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第611页◎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 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第612页◎“可是，这2 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 500 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 ％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注：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编者注）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注：参看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上的报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编者注）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至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第613页◎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 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注：1815年1月，欧文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遭到工厂主们的反对。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形成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限定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十二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614、731。）。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注：1833年10月，由欧文主持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614、731。）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注：指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见注137。——614、731。），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注：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154、614、732。），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