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5

持久的诸要素构造体。每一社会都时刻服从于变迁：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2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整合良好的诸要素构造体。每一社会都时刻在经历着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是普遍存在的。3社会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对社会具有功能作用。社会中的每一要素都对社会变迁发生积极作用。4每一社会都建立在其成员的合意基础之上每一社会都建立在某些成员被另一些成员压制的基础之上。*见崔树义摘译，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3期，第11~12页（原文载于美国《冲突平息》杂志1958年2月号）。达伦多夫认为，两种模式在一定意义上都富有成效。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合意与压制，似乎都是任何可想象社会的同样有用的两个方面。它们是被辩证地分离开来的，并且只有在被纳入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时才是可穷尽的。两种理论可以运用同样的范畴进行广泛的工作，但却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是其现代冲突理论最吸引人之处。冲突不仅导致了社会不和谐，它还具有社会整合的“正”功能。科塞的理论建立在对齐美尔群体和谐的理论传统之上，他的兴趣在于冲突怎样通过要求进行革新和创新来施加压力，以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他曾写下大量著作论述冲突的积极功能。冲突允许人们流露敌对情绪，改善紧张关系。通过建立新规范或者肯定旧规范，可以用来缓解各方冲突的根源，排除不满情绪。科塞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安全阀”概念。如果社会系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冲突或者把冲突制度化，那么要在存在敌对关系的情况下维持社会关系，社会就要利用排泄体制，排泄人们的不满情绪，这就是“安全阀”机制。“安全阀”机制可以提供转移敌对情感的作用，也可提供对侵犯倾向进行精神发泄的手段。参见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MF阿布拉汉：《冲突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3期。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冲突理论在理解阶层分化上也有不同的视角。功能论者旨在了解分层制度如何及为什么联结在一起，并探索实现社会融合的途径。阶级或阶层不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干预变量，而是一整套为社会运行提供必需条件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分工制度相当于一个复杂的报酬体系，由此而造成的地位和收入的差异被视为有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个体被置于许多必须填满的社会有机体的不同位置上。这样，可以把社会分层体系看成一种激励制度，用来鼓励最能干的人担任最艰难的角色以实现社会有效运行。否则，社会就不再能够正常运行。功能分析家关注社会制度如何使人们适应环境，使人们去追求或保持社会中的各种社会职位，包括那些收入微薄、地位底下、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的职位。而现代冲突论者是社会变革的倡导者，探索如何削弱分层制度，对人们为何要反叛、为何要变革感兴趣，所应用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强调不平等使人们受挫，并拒绝现状。冲突论倾向于用社会分层，甚至阶级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变革动力，认为新的职业或经济角色的确立往往会导致出现一些原来被摒弃在传统等级体系之外的新群体或集团。由于这些群体或集团力图稳定其在社会内部的地位，因而与旧的特权阶级发生了冲突，对旧特权者的地位、经济资源或权力提出挑战。这些新的集团也常常确立起一套价值观，试图削弱原有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以破坏其所维护的特权结构，加强自己的地位。这样，历史变革基本上被看做是一种新阶级、阶层的产生与旧阶级、阶层没落的过程。复杂的社会体系生来就是不稳定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冲突导致了要求在制度内进行变革的压力。可以看出，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转型历程中，现代冲突论更具有时代特征，贴近社会现实，不仅为学者所接受，还更容易为社会舆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现代冲突理论体现了我国传统上就具有的“乱中求治”的思维，在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历史阶段，更容易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和切入点。第四部分：结语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政治发展从现代冲突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推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过程和条件。而社会冲突是多种多样的，那些社会冲突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要方面？或者说，我们需要找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社会背景是社会阶层分化，要解决的是伴随社会阶层分化而来的社会冲突。根据作者的理解，社会冲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结构变化所引发的利益分配格局冲突；一个是社会文化规范的冲突，主要是社会转型中破除旧文化类型与建立新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原有政治秩序不适应新社会体系所引发的冲突。概括地说，就是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文化转型问题以及政治转型问题。每个社会在不同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要面临的主要社会冲突是不同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结构冲突问题，对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之间难以调和的经济关系本质。但在我国当前社会中，社会结构冲突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比如说，农民这里不是指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真正谋生手段意义上的农民。和进城农民工处境艰难，但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阶层与城市阶层的冲突，农民也没有痛恨城市市民。工人阶层（特别是下岗工人群体）处境艰难，但他们也不会将怨气归结到“老板”的剥削，和管理人员的不仁不义。中间阶层面临各种职业维持与发展上的压力，但他们也不会把罪过归结为雇主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职业机遇。即使社会结构冲突成为主要矛盾，也是在社会进一步分化的未来，而不是当前。文化规范冲突也不是当前社会分化中的主要矛盾。西方社会一度面临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冲突，而我们在文化规范上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在有些社会中一些文化规范可能成为冲突的主要内容，如宗教信仰冲突，但这并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冲突。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普遍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但这种文化规范的冲突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附属性，是根植于其他结构性的社会冲突之中的。而且，这种文化规范冲突的消解一般要靠社会的自我调节，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才能有所改变。比如，市场信用缺失、人际关系冷漠问题等都是影响深远的社会矛盾，但我们不能就这些问题本身而依靠强力宣传或其他运动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刻的社会根源。而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矛盾。政治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包括横向和纵向两种形式。横向上，政治体系体现了社会多元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政治秩序是渗透在社会各阶层之中的；纵向上，政治体系体现了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利益与权力关系，政治秩序是超越社会各阶层之上的。从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秩序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分歧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我国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纵向关系始终成为主导。至今，这种情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协调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矛盾，主要是政治体系自身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容纳新兴的社会阶层。这种政治体系的自身变革，就是政治发展。从而，政治发展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着力点。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论断，即构建和谐社会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角度。和谐社会是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来的。逻辑上，这里的和谐社会是客体，政治体制或公共权力是主体，论述的是政治体制或公共权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能动性。正如党的纲领性文件提出的，在构建和谐社会时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这种对社会深刻变化的适应，体现在执政体制上，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政治发展的核心是以公民政治参与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它与经济建设、道德建设联系紧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在论及构建和谐社会时，我们头脑中最先浮现出的往往是政治体系的秩序性或政治稳定。然而，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并不矛盾。政治秩序本身是个中性词，可能意味着良性的政治秩序，也可能意味着保守、滞后、不公平、酝酿着危机的政治秩序。非秩序也是一个中性词，可以体现为负面的社会动荡，也可以体现为打破不合理秩序、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而不仅指贬义的破坏。与政治发展相对的不是政治秩序或政治稳定，而是政治守旧或政治保守。保守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的一味维护，对良性变革的一味阻碍。表面的稳定可能在为更大的动荡和激烈的变革酝酿爆发力，而良性、持续的政治发展才为政治稳定提供长治久安的活力。第四部分：结语和谐社会的“推进器”：中间阶层（1）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不是“稳定器”，而是可以实现政治发展的“推进器”，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和谐。而政治发展中，不同的社会力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非都能作为“推进器”。那么，这种推动力量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品质呢？①这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政治发展的目的是要容纳新生的社会力量；反之，新生力量的兴起必然要求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并推动政治秩序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只有新生力量才是政治发展的“推进器”。②这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有活力的力量。政治发展需要强大的推动，只有那些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才有这种能力。这种力量是多个因素的综合，不仅需要人数的壮大，还需要足够的政治参与能力，阶层自我整合机制，以及共同的政治理念。③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结构平衡的力量。极端社会力量的兴起，推动的不是社会平衡，而是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进一步加深，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只有那些在自我阶层利益实现的同时，还能推动整体利益实现、不与其他阶层利益形成根本冲突的阶层，才是政治发展的积极力量。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这是一种具有变革要求、同时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完全是既得利益的分享者，那么他们就是保守的，缺乏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如果这种力量总是具有社会革命和暴力的冲动，那么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冲突将超出政治秩序的容纳底限，引发的不是政治发展，而是政治破坏。社会和谐目标的提出，对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趋势做出了积极应对。中间阶层作为社会分化中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新兴力量，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治影响应该受到切实的重视。结合本书前面关于中间阶层的各方面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中间阶层具备了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首先，中间阶层是典型的新生阶层。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随着中国20世纪80年改革开放而萌发，它不同于我们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任何一种社会阶层，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而进一步分化、整合和壮大。中间阶层具有优良的群体素质，在创造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疑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骨干部分，可以概括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中间阶层在发育过程中已经表现出了被政治秩序接纳的要求。其次，中间阶层的未来力量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如前文所说，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间阶层增长迅速。在当前和未来，虽然中间阶层的进一步壮大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不断增长的迹象和势头仍十分明显。即使其具体发展历程并不顺利，但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毫无争议的。而且，中间阶层的力量不仅来自于人数的增长，更来自于其社会骨干地位，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以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现代公民特征等。第三，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中非极端的力量。正如前文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它在社会结构中对其他阶层没有支配能力，也不完全受其他阶层的支配。这种社会中间性特征，决定了中间阶层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不是建立在对其他阶层社会利益的剥夺基础之上；相反，中间阶层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性，它所推动的政治发展方向更接近社会公共目标。第四，中间阶层倾向于社会变革。作为新兴力量，中间阶层要求政治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有充分表达阶层利益的渠道；同时，中间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稳定的职业发展，社会动荡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如前文所述，中间阶层在政治秩序中的多变性，某种程度上正是其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平衡的体现。如第六章所述，中间阶层于政治秩序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力量。把中间阶层看做缓和社会冲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器”，需要强大的阶层力量和低强度的期望张力作为前提。“稳定器说”仅仅描述了中间阶层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势下的一种特殊状态。同样，如果我们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发展的“推进器”，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必然，不如说是一种积极的期望。中间阶层具有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但在社会转型的现实过程中，它同样具有其他多种多样的特征：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驱利性……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仍然处于政治冷漠与无所作为的阶段，同时也孕育着政治活跃度激化的因素。政治发展“推进器”的角色需要中间阶层反对社会动荡，力图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自我利益的实现能够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缓解社会冲突，最终成为社会稳定力量。而这与“稳定器说”一样，仅仅是中间阶层众多未来模式中的一种可能，类似于上文中“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模式。但这并不表示将中间阶层看做构建和谐社会的期望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有中间阶层具备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或者说，中间阶层比其他阶层具有更多的这种品质，更有推动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无需回避，之所以提出这种期望，除了中间阶层自身的建设性特征之外，还有对社会基层和富裕阶层的非建设性特征的认识，甚至不信任。第四部分：结语和谐社会的“推进器”：中间阶层（2）比如社会基层。他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不是新生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诉求都是传统的，不能代表社会转型的新方向。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整体上是向上流动而不是向下流动。除非特殊突发原因导致的社会大退步和整体贫困化，社会基层的力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产业部门的职工状况有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即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参见刘实：《谈当前中国工人状况》，载《工农天地网》（wwwgongnongorg）2003年7月28日社会基层所表达的社会诉求具有直接性和局限性，争取的是眼前利益的实现，而不是社会整体进步这些较抽象的目标。他们是被支配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部分，其所处的弱势与被动地位使得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容忍的保守态度。而当社会基层变得政治活跃时，往往采取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从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政治变迁来看，社会基层从来都是革命的发源地，而不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又如，与中间阶层相伴而生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新兴力量，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态势，其自我整合能力、政治行动能力非常强。但是，正因为这个群体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强势性，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并没有社会变革的足够动力。而且，这一群体利益的实现往往和社会整体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其发展方向并不能代表社会和谐的主旋律。综上，如果非要给中间阶层一个简单的概括，并在这个概括上赋予对中间阶层的期待，那么与其称中间阶层为政治秩序的“稳定器”，不如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秩序调适或转型的“推动器”。虽然这一概括如“稳定器说”一样片面、偏颇，但更具有建设性些。中间阶层有作为政治发展的“推进器”的可能，同时也是这一可能力量的惟一候选。中间阶层能够、也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第二节对中间阶层的容纳〖1〗一体制创新中的容纳性如上节所讨论的，中间阶层具有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各种社会品质，同时，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走向并不确定。当前仍处于发育阶段的中间阶层蕴含着各种难以破解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具有深刻的体制原因。中间阶层发育中的冲突特征与社会转型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如社会结构转型，即从简单社会结构向复杂社会结构转型；经济转型，即由传统经济资源配置体制向市场竞争资源配置体制转型；政治转型，即由封闭性政治系统向开放式政治系统转型；社会意识转型，即由集体主义意识向个人主义意识转型等。这些冲突导致了中间阶层自身在利益、认同和行为上的各种分裂和两面性，决定了中间阶层自身力量发展的曲折性，以及政治倾向与行动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中间阶层如果要担当起政治发展“推进器”的作用，需要什么样的现实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这可以看做支持培育中间阶层的愿望。但要使中间阶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不仅仅在于其社会结构比重，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其社会力量。中间阶层在兴起中必然伴随着新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诉求，而这种诉求受既有政治秩序的约束，不免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从而引发期望张力。某项期望张力和综合期望张力的积累，有可能成为决定中间阶层政治取向的直接动力。这种期望张力的存在是绝对的，不可能彻底消除，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和释放。如果存在适当的社会机制，能够不断缓解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使其保持在政治秩序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就可以转化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活力，而不是破坏力。在考察中间阶层的未来模式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决定中间阶层行动取向的社会情景中，特别需要强调现有政治体制的灵活性，政治秩序自身弹性对于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释放十分关键。如果现有政治秩序能够与中间阶层产生良好互动，不仅可以削弱中间阶层自身的期望张力，使它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而且还可以缓解来自底层的压力，对阶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有为中间阶层的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则很容易将中间阶层推到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剧烈冲突的来源，甚至成为社会基层反抗的同盟。要建立这种缓解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社会机制，就需要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一定程度上的容纳。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进行体制创新、发挥社会创造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共识。这种共识可以表述为：“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在着力抓好当前重点工作、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以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工作的创新。”参见曾庆红：《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扎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6日第1版。对应于中间阶层的兴起，体制创新体现为对中间阶层的积极容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政治参与诉求、释放社会紧张的诉求，以及建立社会联系和组织的诉求等。第四部分：结语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1）政治秩序是社会基层的上层建筑。在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容纳，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就像一架天平，社会是天平的底座，而政治秩序是天平的横梁，横梁是架在社会底座之上的。这种关系类似于古人所说的“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天平横梁如果不能在底座之上保持平衡，就会失去政治秩序的稳定，引发社会与政治冲突。相对来说，天平的比喻比水/舟的比喻更强调现代社会中政治公平的重要性。天平要保持平衡，除了要具有不断调整横梁两端权重的高超驾驭能力，更重要的前提是，横梁自身要放置在底座的一个合适的支点之上。如果支点选择不恰当，则天平平衡的调节会十分艰难。现实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具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政治秩序要容纳所有人群的所有诉求，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出力不讨好的，因为这种目标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政治秩序也要在社会各阶层中寻找一个支点，使得这个支点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还能维持社会体系整体利益诉求实现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利益博弈。这个支点就是中间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与最大多数的阶层保持共同利益的联系，最能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中间阶层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心，也是最接近这个重心的阶层；作为参照，也使政治秩序更容易建立社会和谐。比如，如果把强势群体（如私营企业家群体）作为执政支点，只会加剧社会两极化和社会对立。如果只关注弱势阶层的处境，就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寻求社会和谐中就难以找到利益平衡点，只会事倍功半。中间阶层的这种支点作用与“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目标并不矛盾，可以将前者看做后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操作化策略。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党都普遍有“中间化”的趋势，以应对社会结构“中间化”的现实。因为，以赢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为首要目标的各个政党，面临着的一个激烈挑战就是，如何扩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政坛对“第三条道路”的热衷就是对执政党中间化的理论探索。一些政党坚持传统观念，无视现代社会“中间化”的事实，固守日益萎缩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终于导致失去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执政地位。最为典型的是法国共产党，该党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蓬勃发展，党员人数达到100多万，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最高曾达到39％。但当法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时，它仍然固守工人阶级就是传统的产业工人的观念，结果致使法国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萎缩，以至于现在法国共产党只有十几万人，在议会得票率只有5％。在当前，虽然我国中间阶层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加深的处境中，执政党社会基础的中间化至少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平衡，与西方政党的中间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当代西方社会的这一政治经验应当引起重视。三体质弹性：容纳中间阶层的参政诉求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于骨干地位，具有相对较高的教育层次，容易接受现代政治理念，这些决定了中间阶层的诉求是多元性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甚至，很多时候中间阶层的诉求是抽象的，具有价值倾向。中间阶层普遍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他们的行为常常可以超越个人得失的经济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现代积极公民性特征。中间阶层的这些价值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他们的政治参与期望。从我们的研究和现实社会生活经验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诉求。而一旦这种期望无法实现，张力就会积累。即使这种期望张力在外界约束下没有表现为显性的社会冲突，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压力，也会造成中间阶层对政治秩序的疏离、甚至离异，销蚀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最终为显性的社会冲突酝酿能量。而且，相对于直接利益诉求的冲突，政治价值取向的冲突更具有不妥协性。即使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起因并不是价值取向的，但中间阶层很容易将社会冲突引向政治价值诉求。齐美尔将社会冲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参与者只是作为“私人的个体”的参与冲突，另外一种是参与者主观意识上作为集体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入的参与冲突。前一种冲突参与的目标是个人利益，建立在个人计算基础之上；后一种参与冲突则体现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协的特征。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 pp 39~40在齐美尔思想的基础上，科塞讨论了意识形态与冲突的联系。他也认为，“如果参与者感到他们只是集体或群体的代表，不是为自己，而只是为他们代表的群体的理想而战斗的时候，冲突似乎要比为个人原因而进行的斗争更激进、更冷酷无情”。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第四部分：结语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2）科塞分析了社会冲突暴力性、体制僵化与价值冲突的相互关系，提出以下几个命题，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秩序容纳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会有所启示：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05页；并参考《科塞关于冲突过程的命题》一文，崔树义摘译自考J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8章（美国多赛出版公司1978年修订版），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8~14页。①冲突越是具体表现为超出个人利益之上的东西，冲突就越激烈。一个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是统一，其目标就越是共同的和超出个人自我利益的，越具有一种明确的良心，冲突双方感情的卷入就越深，减少了缓解冲突的可能性。相反，群体越是为了其“现实”（客观的）利益而参加冲突，冲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就越有可能在实现其利益的手段问题上寻求妥协。②发生冲突的体系和社会结构越僵化，冲突就越有可能是非现实的，冲突双方寻求妥协的备选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承担冲突和紧张的制度性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冲突就越具有暴力性。③控制机制越是庞大，冲突体系和社会结构越僵化。在社会控制严密的体系中，尽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但当冲突确实出现时，由于这种体系没有承担或调节冲突关系的任何手段，冲突就会倾向于是暴力性的。④如果冲突双方的关系越是次级的，具有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冲突群体的成员不会投入其全部感情能量，社会结构就越不僵化，因而冲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以功能方面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体系，很有可能更灵活和更有可能调节冲突，使之不破坏相互依赖关系。⑤冲突越是围绕价值而发生，冲突就越具有暴力性。而发生冲突的结构越是僵化，冲突就越容易围绕核心价值而发生。一个冲突处境中的感情卷入越多，这种具有就越可能反映对核心价值的认可。只要各群体信奉不同的价值，或者对什么是“好的”和“适当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就很难达成妥协和和解。因为对冲突群体的成员来说，这种价值具有深厚的感情意义。在由强烈的价值认可维系在一起的僵化体系中，最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分析认为，超越制度建设水平的过度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这种观点也可以理解为：滞后于政治参与需求的过度制度僵化也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政治参与诉求的容纳，是缓和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重要一环。而在现实中，由于我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国情，政治体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不够通畅。即使曾经存在过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也大多属于政治动员的结果，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性政治参与。虽然当前所存在的各种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大多实现了制度化，并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口径，创新出更多的政治参与形式；但在研究中发现，中间阶层对这些政治参与的实质性很大程度上持不信任态度，与其有意或无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感到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缺乏参与感已经成为他们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和政治离异的深刻原因，影响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政治秩序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中间阶层提供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渠道。另外，中间阶层具有较高的素质，参政议政能力较强。对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容纳，还可以加强政治秩序的执政能力，增添政治智慧，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四“安全阀”：容纳释放社会紧张的诉求社会紧张和敌意可以通过有限的、可以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冲突得以释放。齐美尔推崇冲突的正面功能，认为冲突自身是一种释放敌意并维持群体关系的机制，并使用了“安全阀”这个概念来描述为社会不满提供释放途径的合法冲突机制。他认为，释放不满是“清洁空气”，通过允许行为和言证的自由表达而防止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p19如莎士比亚笔下约翰王所咏叹的，“没有暴风雨，就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实际上，社会紧张和敌意的缓解不仅可以通过行为上的冲突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替代手段来达到“宣泄”的目的。德国人类学家舒尔茨创造了“排气孔”这个术语，用来指原始社会中为敌意和被群体压抑的紧张气氛提供制度化释放出口的习俗。他举出了放荡仪式这个例子。在这种仪式中，对于通常的性行为规则和尊讳回避规则可以加以违犯，但又不产生破坏性。Heinrich Schurtz, Altersklassen und Maennerbuende， Berlin: G Reimer, 1903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费尔坎特所说，这种“排气孔”机制就像为被堵塞的河流提供一条河道，它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予受到毁灭性的影响。See Alfred Vierkandt, Gesellschaftslehr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28, pp309~305科塞修正了齐美尔的“安全阀”思想，认为紧张的释放不一定要通过原始冲突行为，还可以寻找替代手段：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3页。积累起来的敌意不仅可以向敌意的原始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很明显，齐美尔只是考虑到了与最初的对立对象的直接冲突，他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即除冲突以外的其他行为模式也可以至少部分地承担与冲突相似的功能。如果没有发泄相互之间的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群体成员就会感到不堪重负，也许就会用逃避的手段做出反应。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冲突可以起维护关系的作用。第四部分：结语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3）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社会冲突大多是行动的显性形式，但我们所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是更多的处于酝酿不满阶段的社会冲突。不满是形成冲突行动的直接原因，不满同样可以通过替代手段得以一定程度的化解，使不满不致继续积累，防止其在某种合适的契机下转化为社会冲突行动。政治机智（如政治笑话）、戏剧或其他文娱活动都可以为表达对原初敌意源的对立提供类似的替代手段。玛格丽特研究了巴厘人的滑稽戏剧，认为巴厘的社会结构高度阶层化并且很僵硬，大量的注意力用在表示等级和身份的仪表上，戏剧就是用来专门对等级现象进行滑稽的模仿。这种戏剧讽刺的自由在社会制度关系的紧张点上，所以它使紧张关系在笑声中得以松弛。可以说，巴厘人的戏剧排解了在这个僵硬的等级社会中明显的敌对情绪，并有着使原有制度延续下去的功能。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Balinese Character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Vol II 1942容纳中间阶层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不满情绪，是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机制。中间阶层与社会转型中的其他阶层和群体一样，会有各种各样不满的情绪。在社会冲突中，基础阶层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直接行动；而优势阶层则倾向于直接以行动来解决冲突。相对而言，中间阶层更倾向于首先将不满表达出来，特别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这种表达是直接的，还是隐晦、机智的。对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参与不仅指政治选举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评论。从本研究和生活体验中可以发现，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中间阶层自由表达情绪的“第四媒体”，包括时事议论。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当问到中间阶层更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时，与利用传统渠道如“向媒体投诉”，“参加政治、公益社团”等方式相比，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在网上参加讨论”的方式来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占到33%的比率，高居第一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哪些人构成社会中间层：关注社会和言论自由》，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9日版。中间阶层对公共事务的议论，在初始时一般总是就事论事；但如果言路受到阻塞，不满情绪反而会激化，将问题全盘化、抽象化和价值化，使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这种情绪受到压制，也成为一个冲突的积累点。第四部分：结语“抗震带”：容纳构建社会联系的诉求人体凹凸有致，并不是一个平面，更不是浑然无形，何况有时还要辗转反侧。所以，要想睡得舒适并不容易，对床面的要求较高。如果躺在光板床面上，无论如何都会觉得有些“硌”。所以需要在床面上铺上各种棉垫、棕垫，或其他松软的东西，抵消许多床板的生硬感觉。席梦思弹簧床垫比起各种传统的铺垫更加舒适，越来越多的现代家居开始使用这种它。稍微熟悉席梦思弹簧床垫的人都知道，床垫的内部是由许多个弹簧共同支撑起来的。决定床垫品质和价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弹簧的数量。当躺在上面时，弹簧密度越大，床垫对人体重量的支持就越均匀，人体的各个部位就越容易找到平衡，舒适度也就越高。这样，数量众多的弹簧共同撑起床面，构成了一个优良的“抗震带”，不仅能够满足常规的睡姿，甚至还能适应一些比较“出位”（非常规）的睡姿。如果把现代社会中的众多民间社团组织比作席梦思弹簧床垫中的那些弹簧，那么转型社会中的诉求与社会冲突就是凹凸有致的人体，而缺乏民间团体的社会就像失去缓冲的生硬的光板床面。在社会分化中，人们的社会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同时，社会冲突也无处不在。民间社会团体是社会整合的平台，可以满足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诉求，并缓和无处不在的社会冲突。否则，如果所有的诉求和冲突都指向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成为矛盾的焦点，政治秩序就会不堪重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缺乏整合的社会既有维持稳定的一面，也存在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的危险。人类天然具有相互联系、整合的社会性，每个社会的每个时期，都不乏试图进行社会整合的力量存在。越是在一盘散沙式的社会，人们渴望寻求社会归属的倾向就越强烈。特别是在社会整合受到有意约束的时候，这种冲动更加强烈，具有某种不加选择的盲目性。在这种状态下，一旦某种整合力量出现，就会吸引现有体制秩序所不能满足的各种社会诉求，跨越本来难以打破的阶层隔阂。因此，其所能动员起来的社会能量将非常巨大，对政治秩序形成强大的威胁。这就像在缺乏缓冲的光板床面上，即使出现一个并不大的异物，也会非常令人难以忍受。曾经引发我国社会不稳定的邪教组织事件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那些教义荒唐得近乎可笑的法门组织能够积聚起那么多的狂热信众，甚至众多中间阶层与精英阶层也不能独善其身。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整合机制的转型。以动员和控制为主要特点的传统社会整合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多元化需求。相对于社会基层，中间阶层在社会交往和寻求社会归属上的需求较强。当前，中间阶层是民间社会团体组织的主要来源，现存的许多民间组织都具有典型的中间阶层影子。如果期望中间阶层减少对政治秩序的压力，甚至期望它成为社会冲突的缓冲力量，放松规制、大力培育中间阶层社团组织，就成为关键。少量而弱小的弹簧不能支撑起人体的重量。而少量而强大的弹簧则容易导致床面失衡。那么，我们就不仅要容纳床面下面出现弹簧，还需要培育数量众多的弹簧，这些弹簧不仅不是床面上的“异端”，反而是床面的共同支撑。民间社会组织同样如此。因为众多的民间社会团体之间是相互竞争的，无形中分散了破坏性社会动员的潜力，减少了出现“独大”力量的可能性。实际上，中间阶层的社会需求非常多元化，其所参与的社团组织大多属于志愿组织、社区组织、环保组织、慈善组织、休闲娱乐组织、学术研究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等，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参与指向，对政治秩序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压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执政党已经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意在培育中间阶层，加强社会中间力量；那么，培育中间阶层的民间社团组织，就是进一步整合社会中间力量的举措，是宏观政策的具体化。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1）样本采集使用目的性选样方法，以能为本研究提供最多、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信息为目标来确定样本。年龄段确定在25～40岁，主要考虑到中间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集中分布在中、青年人群。职业上考虑到了中间阶层的各种类型，主要包括公务员、企业白领、事业单位专业管理人员、自营者等。另外，综合考虑了性别、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家庭特征等各种因素。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间，先后联系了三十六位被访者，完成有效访问二十四次（一次访问最多两个对象），有效被访问者人数三十人。具体样本的分类、背景和部分样本访谈内容的摘编参见文后的附录部分。为对被访者的身份进行保密的原则，全部隐去被访者的真实姓名。同时为了使得论文引述更加方便和生动，取传统《百家姓》中前三十位姓氏编排了化名，并和编号一起作为研究对象的代号，如“李亮（03）”、“钱民（13）”等。为了更好地理解被访者，使访谈气氛更加融洽、坦诚、深入，研究者在访问前和访问中对被访者的个人背景做了尽可能的深入了解。完整的访谈素材没有附上，但此处给出了访谈者本人和访谈过程的有关背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本书中对被访者的引述。其中。对有关被访者身份性和隐私性的内容尽量做了模糊化处理，删除了与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附表1访谈对象列表编 号类 型单位性质职业身份化 名性 别年 龄1白领企业外企经理卫成男302白领企业外企职员蒋丽女293白领企业私企主管李亮男284白领企业外企经理周燕女295白领企业外企经理朱海男316白领企业私企经理秦云女317白领企业外企经理赵岚女278白领企业外企经理褚峰男339白领企业律师曹飞男3310白领企业银行职员魏琼女2811企业企业国企主管沈智男3212自营自营知识个体韩娟女3013事业人事业工程师钱民男3014事业人事业工程师孙敏女3015事业人事业杂志编辑郑颖女2516事业人事业报纸记者严伟男2817事业人事业行政主管陈明男2618事业人事业研究员冯涛男3319事业人事业技术主管王慧女3120事业人事业高校教师杨波男3121事业人事业中学教师华林男3722事业人事业医生孔楠男2823公务员机关市公务员尤军男3324公务员机关市公务员何京男3025事业人事业社保管理吕英女3526公务员机关中央公务员张兵男4027公务员机关中央公务员金宇男3528自营者自营企业主许刚男3529自营者自营企业主施全男3530学生学生研究生吴芳女25卫成（01）、蒋丽（02）夫妇卫成硕士毕业到了北京一所研究院工作。期间因为本地没有亲戚朋友，各种待遇也不好，住在集体宿舍里，过得有些苦闷。蒋丽是本地人，大专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单位上班。两个人都不安心原来的工作，想另谋发展，对学习英语很感兴趣。所以就都时常去一所大学的英语角，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认识、恋爱并结婚的。蒋丽谈起这段往事半开玩笑说，当时卫成的动机就不纯，因为他们恋爱之后卫成就再也没有去过英语角，卫成笑着不置可否。卫成工作不到两年就离开原来的研究院，给单位交了两万块钱的违约金（否则就不给档案），卫成对此一直愤愤不平。他在一家知名外资企业工作了几年，工作还算稳定，但总有些不踏实，担心一旦有些变动不能适应市场上的竞争。后来被猎头公司看中，辞职到了另一家外资企业。回想起过去几年的工作经历，卫成觉着不太满意，主要是一直不知道前景在哪里。像自己这种背景的如果要找工作不是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找到非常好的、称心如意的工作。但是称心如意的标准是什么，自己都不是特别清楚。卫成觉着仍然有将来继续读个博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国的想法至今没有打消。蒋丽虽然心里挺矛盾的，但还是表示支持，这让卫成比较感动。蒋丽不是特别能言善辩，和一般北京当地女性有些不同，很恬静平和。她现在一家外企做财会，心态是希望能稳定，因为“女孩子一过三十都这样，该结婚的结婚，该生孩子的生孩子，都希望稳一些”。但将来实际上会如何，也不好说。现在公司和其他企业发生并购，公司在重组。对于公司的发展方向，工作前景，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承认和卫成的危机意识很不一样，“可能和年龄有关系吧，两年前我觉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现在奔三十的人了，感觉不一样了，懒了似的，差不多就这样呗”。两个人原来都住在蒋丽家，蒋丽的父母在家做饭做家务，不用两个人操一点心。原来的房子拆迁后给补了一套新房，但觉着房子不够好，就重买了一套大的，全额付的，经济上比较吃力。现在把小些的房子卖掉后，经济上一下子宽松起来了，没有什么负担了，蒋丽感觉挺知足的。两个人对消费都要求不高，“别人到我们这个生活水平就想买辆车，但我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就不买，只要两个人觉着过得好就无所谓吧。”李亮（03）、周燕（04）夫妇李亮和周燕大学期间开始恋爱，在外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李亮到北京后换了好几次工作，从事的工作也各种各样，每一个工作都没能长久，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领域。直到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进了一家外企，认识了一些朋友，开始从事外贸出口工作。一年前，李亮找到了现在的一家外贸公司，是私营企业。公司结构比较简单，有一百多人。李亮主管一摊业务，相当于中间管理层。工资收入比较有弹性，和公司效益变化联系紧密。虽然在这家外贸公司还不到两年，但已经挣了不少钱。回首过去的几年，感觉并不顺利，但仍然认为做的每一份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获。感觉以前都是在慢慢摸索和积累，也包括一些机遇，现在终于上了轨道，希望将来一直从事外贸出口的工作。这样走下去，感觉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2）周燕在北京工作一年后，感觉到自己本科学历的发展机会并不多，认为有深造的必要，于是多方筹措了一笔钱去读全职MBA。拿到MBA证书后，却发现市场对MBA的追捧已经大大降温。找工作过程中多次受挫，终于在将近半年的准失业状态之后到了一家外企。虽然那家企业本身很知名，但周燕认为自己的工作范围有限，对工作前景和待遇都很不满意，于是又谋划离开那家外企重新定位，将来还是要做市场策划和销售管理方面的工作。后来到了另外一家外企，和原来的工作内容设想比较接近。工资待遇虽然还没有质的提高，但公司配给周燕一辆轿车，等于买了辆家庭私车，还免去了一大笔和车有关的日常费用。两个人来北京后一直租房子住，但还没有结婚。周燕的一个理由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结了婚也没有立足的感觉。前不久已经买了房，装修好马上就要住进去的时候，周燕才答应领结婚证。而且，正筹划再买一套小户型给父母来京住。两个人总体上感觉一步一步走过来，现在比较稳了，特别是买了房子，感觉在北京算是立了足。当经济上有了保障之后，现在比较注重事业和成就感了。朱海（05）、秦云（06）夫妇按约周末到了朱海和秦云的家里，已经将近11点，发现秦云的母亲在做饭。但听朱海解释，不是午饭，是早饭，不仅莞尔。原来小俩口平常很忙，睡不足，周末补补觉，刚起床。怪不得坚持和我约在这个时间。他们的家很宽敞，是三室一厅，特别是大厅，可以让小儿子开着电瓶汽车跑。房子买了几年了，在市区边上。小儿子四岁多了，很好动、调皮。朱海毕业后进了现在的外企，工作很努力、投入，也很有起色。虽然竞争激烈，去年还是获得晋升。朱海性格开朗，乐观。对将来有很强的进取心，“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很多路要走”，认为“如果安于现状就没有意义了”。想成为一个营销专家，我确实看到他家里的书柜里有不少书，大部分都是和自己工作有关的营销、管理类。他自嘲经常买书，但常常没有时间看。自信工作干得不错，超过上司的期望，“甚至给他们也造成了压力”。对于未来的发展，希望踏踏实实、稳步向前，并保持平常心：“我有我的想法，我的追求。但这些追求也是水到渠成的，不是别人不让你上你偏上。比如我希望能自己出来做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我不会说要现在就做到。只要我的skill、我的talent得到充分发展就行。要慢慢积累自己的knowledge，积累自己的quality，否则，即使给你那个位置，你也承受不了。至于对将来事业高度的期望，即使不能实现，fine。关键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人生要有价值，社会价值。”朱海在采访中一再强调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我的工作不光是business need，还要让我的消费者生活得更好，为他们提供一些方案，提供解决一些问题的方法。当然只要自己努力做到这些，就会有相应的回报，包括位置。”秦云在一家私营企业里做主管，主要负责产品生产和引进，不是拓展业务、市场那种，所以压力没有朱海那么大。但是要管很多人，有时候让人很烦。对自己的事业，没有把目标订得像朱海那么远，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公司里相对比较平稳，因为公司体制决定了，位置有限，在她的工作位置上，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但朱海对这个并不在意，认为两个人没有必要都那么进取。当然，秦云曾经干过几个工作，经验更丰富，如果发展得好，自己开一家公司，他也会全力支持。两个人的家都在外地，自己工作又很忙，所以带孩子成了负担。开始一直是朱海的母亲照顾孩子和干家务，比较劳累。前一阵曾把孩子送到秦云的老家，让孩子的姥姥看着，但两个人都想孩子，不放心，还是接了回来，把朱海的母亲也接了回来。赵岚（07，女）赵岚是很典型的外企职业粉领形象，采访时显得很健谈，不时夹杂着英文单词。她从小就要强，成熟的性格在大学生活中得到了施展，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也很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她被一家驻北京的外企录取，并被派驻到外地做销售管理。后来调回北京上班，工作性质和内容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不像外派时那样轻松自在了。工作量加大了，周围的竞争压力也骤然加大。经过一段开始时的忙碌，现在已经能应付自如。赵岚现在的收入虽然不低，但大块和日常的支出也不少。这丝毫没有影响赵岚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在消费上一定讲求品味、时尚和档次，喜欢旅游。赵岚解释说这和她所处的环境关系很大，周围同事和其他交往的人都这样，大家平常谈论的也都是这些，不用刻意，大家都会暗中相互比较。如果自己对这些东西不讲究，就会显得不合群。但这并不表示生活粗心大意，相反，制定消费计划很周密，有长期的有短期的，善于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服务，并对此颇为自豪。她最信奉的一句话是：钱是挣来的，不是省来的。对将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赵岚的丈夫在机关部门工作，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单位分的经济适用房，居住基本没有带来负担。两个人平常都非常忙碌，彼此早出晚归，加班成了习惯，晚上很少在家做饭，只有到了周末才彼此放松下来。赵岚笑称和丈夫是天天住在一起的“周末夫妻”，并说这种情况很普遍。谈起现在的生活，她说还不太满意，因为她觉着生活还有变得更好的可能。对将来，有一些目标和期望，但并非不切实际。以前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一个稳定的家庭收入，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疼我的老公”。现在这些都已经实现了，又有了新的期望。对于现在的工作，无论从收入还是从体面上，还是比较满意，但希望经济上能更宽裕些。以前曾面临着晋升的压力，对将来的前景有些担忧。毕竟公司是很成熟的大企业，管理层次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晋升的竞争很激烈。现在已经顺利升职了，三五年内不必太紧张了。于是开始谋划要孩子的事情，希望将来生了孩子之后能够转到一个相对更稳定、更轻松一些的岗位或单位，能够一直做下去，兼顾家庭和事业。褚峰（08）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3）见到褚峰是在北京最繁华的商务区一座租金昂贵的写字楼。褚峰看起来很斯文白净，说话不紧不慢，如果不了解，很难将他和一家人才跻跻的跨国公司部门主管相联系。由于工作繁忙，约好在他中午吃饭的时间边吃饭边聊。褚峰提议到楼里的一家日本餐馆，说那里安静，便于说话，而且说自己平常喜欢日本菜，经常中午或晚饭去。褚峰很健谈，和一般在外企长期工作的人一样，不时夹杂着英文单词。他言词缜密，思维活跃，并非第一印象中的内向。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先到另外一家知名外资企业做过一年，然后跳到现在的这家企业，至今已经有了九个年头。从最基层的经理干起，一步一步过来，终于晋升到现在这个位置。褚峰三十出头了，至今单身。对下属，除了工作，很注意部门人际关系的融洽，经常以各种名义组织或鼓励聚会。平时注重健康和保养，定期去健身俱乐部锻炼，甚至经常光顾美容厅做面部保养。褚峰评价说自己骨子里的性格比较淡泊，是长期养成的个性，包括长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拼搏后的从容。这种个性也反映到外表气质上，他看起来比较温和儒雅。对现在的状况还算满意，但强调说还有许多东西要进一步追求。“我这个人知足、中庸，但也不是无为”。“有些东西是由内至外的。人要有一颗知足的心，就是所说的感恩的心，我觉着就是这样的。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但他没有说他的这些具体经历，我也不好问。评价自己的工作，褚峰说每次刚升到一个新的职位的时候，周围都是新的东西，工作的要求往往要超过能够负担的程度，有一种迎接挑战的感觉，所以很努力。这时候，在思维上，在处理事务的能力上，都有一种加速度的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对新职位游刃有余了，就开始失去以前的激情，希望拥有更多的责任和新的挑战。这也是追求不断晋升的动力。公司能提供自己独当一面的环境，做事的时候，有一种责任心。“但当停下来的时候，回过头看一看，仍然会有为公司打工的感觉”。褚峰强调说，从“打工”的角度，还是满意的。但从充分施展才华、展现自己价值方面，仍然认为自己有很多潜力没有被开发出来。后来再和褚峰联系时，他说已经辞职了，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收入更高了，当然风险也大了，毕竟自己给自己发薪水了。日子没有以前轻松了，但感觉充实。曹飞（09）和曹飞联系采访的事并不顺利，因为他很忙，时间不好安排。而且，他听说我要录音，不太情愿，显示了做律师的敏感和谨慎。曹飞说话的速度很快，反应比较敏捷。在采访中有些事情听得出来是有所保留的，但也基本配合采访，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信息。曹飞本科是学工科的，毕业后在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上班。后来在单位有些闷，感觉律师行业很有前途，决定转行，参加了律师考试。通过后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前两年买了房子，但车直到最近才买，因为总希望等好车型再降一降价格。他对于律师行业很有信心，认为肯定有发展前景。现在逐渐向依法治国变化，法制环境越有健全，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就越大。曹飞说人们现在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对法律服务需求量最大的是普通百姓，而不是以往的一些大企业和名人。自己也把业务定位在这个领域，主要承接的是经济、民事案子。现在的发展比较稳了，但希望将来在事业上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认为每个行业都要不断充电，很想再读一个法律硕士。但是手头很多案件，牵扯很大精力，以前尝试过读书，但没有实现（没有明说原因，猜想可能是没有考上）。现在读书的想法还有，但也不愿意将手头的东西都丢掉，希望能够平衡，否则得不偿失。魏琼（10，女）魏琼本来是学计算机软件的，但自我评价说专业学得一般，而且程序员很辛苦，不太适合女性。最后，几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放弃了专业很强的工作，到一家银行做行政管理方面的职员。我原来的印象认为银行工作比较轻松，毕竟是国有单位。但魏琼说现在的工作很紧张。为了压缩成本，这些年工作量增大了，而人员编制反而减少了，现在已经很少从大学招毕业生了。连岗位都不再是铁饭碗，讲求效益，如果能多吸引来存款，职位和工资待遇都不是问题。否则，不光待遇不好，连职位都可能不保。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但几乎没有按时下班的时候，到八、九点钟下班成了家常便饭。周末也经常加班，更让魏琼抱怨的是，有时候连五一、十一这样的长假都不能保证。我问她待遇怎么样，她说还可以，但和以前既轻松、又拿高工资的时候根本不能比了。比起自己的辛苦，感觉现在的收入并不高。其实魏琼并不为经济上的问题担心。她是北京人，独生女，家里有很宽敞的房子住。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单位的公车基本上可以当私家车用。她自己也不是那种比较张扬的个性，穿着气质都比较素净，消费不高，又住在家里，平常的工资基本不用花费。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4）但魏琼还是有自己的烦恼，主要是自己的工作问题。平时太忙太累，连恋爱也受到影响，男朋友很有意见。现在年轻，可以做这种强度比较大的工作，但是将来就不一定了。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能力强、待遇要求低，自己感到有压力。所以想将来转到一个强度没有那么高的工作，但并没有想好。现在想出国看看，比如到英国一、两年，读个硕士回来。二、三十万元的费用不用担心，但父母反对，主要是不放心。因为魏琼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包括大学都是在北京上的。沈智（11）、韩娟（12）夫妇夫妇两个都是“北京土著”。沈智在外地本科毕业之后回到北京，在一家国营建筑公司做工程师，没有换过工作。这些年从最普通的工地技术员干起，很扎实，做过建筑工程方面的各种工作，对技术和管理工作都很熟悉。“因为领导对自己不错，提供了各种机会，所以才愿意干下去”。马上要被提升为工程处主任，对将来的前景很有信心。有工程的时候很忙，没有工程的时候就和太太一起做个人承揽的室内装修工程。韩娟专科毕业后先到一家挂靠在国营单位下面的私人公司上班，大约干了三年。后来去了一个“说是合资其实还是国营单位下属的公司”，做了五年，还是辞职了。都是因为不适应，甚至厌恶中规中矩的作息方式，单位人际关系也不融洽。“因为自己说话比较直接，有些东西看不惯就不能容忍”。“和同事的关系也不是表面上就弄得很夸张，就是觉着大家一起上班不轻松，可能和性格有关系”。2000年辞职，在一家学院脱产进修，学的是室内设计。2002年毕业后没有再找工作，而是自己个人承包工程，搞室内装修，现在已经有了个人公司执照和资格认证。劳动力来源是一些保持联系的包工头，他们负责找民工。两个人这一段都很忙。沈智刚完成单位的一个项目，韩娟也正赶着在元旦前把几个工程收尾。因为两个人都经常在工程现场，穿工作服的时间比较多。也习惯了穿着很随便。忙的时候连午饭都来不及吃，闲的时候整天都在家里。“过的日子不是规规矩矩的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睡觉，没谱”。韩娟父母有两套住房，都是原来的工作单位分的。沈智夫妇就住其中一套，两个人没有再买自己的住房，也暂时没有这个计划，所以经济上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对钱的要求不是很高，不是特别会计算计过日子的那种”，没有什么压力。平常没有什么高档的消费，就是“吃吃喝喝，该工作就工作”。但去年韩娟的父亲去世，想法有了很到改变，觉着现在没有什么保障，应该为生小孩、孩子教育、父母养老和自己将来的老年生活保障计划一下。所以想趁着年轻在银行存些钱，希望存一个基数，轻易不动。至今没有要孩子，因为觉着负担太大，没有精力。沈智将要晋升，感觉将来的事业空间很大，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但韩娟有些担心，因为不知道新的一年里能揽到多少工程。钱民(13)、孙敏（14）夫妇钱民和孙敏的孩子刚满周岁，看起来很壮实，但从出生身体一直就不好，夫妇两个这两年没有少跑医院。北京地方大，路上又经常堵，从家里到儿童医院还有一段距离，来回打车就不少钱。今天下午刚从医院回来，药费反倒没有车费多，让钱民有些牢骚。小家伙似乎对自己的健康和爸爸的牢骚都不在意，在房间里很兴奋地让孙敏扶着走来走去。家里还有第四个成员，就是保姆。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钱民还时常出差，不得已，从家政公司请来一个保姆帮着看孩子、收拾家务。孙敏几次在孩子吵闹得厉害的时候离开了客厅，但她对访谈的兴趣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夫妇两个人都是北京一家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毕业后又都留在院里。虽然是科研类的事业单位，但是现在挂靠了一些公司，对外承揽一些项目，在体制上有些复杂。在分配体制上采取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加效益工资的做法。实际上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成为主要的收入，并且在员工之间拉开了相当的差距。婚后两个人住在院里的筒子楼里，一直到有孩子之前住进了单位的福利房。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厅的，虽然不是面积很大的单元，但对于小家庭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装修不豪华，家具家电也是普通的。房子离单位不远，小区虽然不大，但很干净、漂亮，设施很齐全。钱民说，在科研单位工资不高，但可以省去很大一笔房子的开支和压力，算起来并不比在外面干差。而且，科研单位压力小，比较稳定。开始他也曾经犹豫要不要离开科研院，但最终选择了留下。两个人都表示这些年一直比较顺利。没有大的波折，毕业、结婚、要孩子，按部就班，工作也很稳定。但在谈起对现状是否满意时，两个人表达了不同的想法。钱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就是不用为将来的生活担心呗，也能在工作中发挥自己学的一些东西。觉着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现在有的待遇还是很相配的。期望和现状差距不大”。孙敏虽然表示现状不是特别差劲，但同时强烈地表示了不如意的想法，认为现实和自己的期望差得比较远。原来，她很早就有出国的想法，在考研之前就有，但是“折腾这么多年也没有出去”。现在也不能想了，“孩子都生下来了，哪有有了孩子还出国的，而且这个年龄不适合出国了”。觉着自己没有能出去，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不是她自己的原因。至于具体什么原因，不好深问。但她“还是不甘心，心里不平衡。不光是出国，我原来设计的根本不是这条路。原先只是把考研作为一个跳板，没有想到这次考研决定了我的后半生。我没有想到要干一辈子这种事情，如果当时想到考研要干一辈子这种工作，我会更慎重考虑专业的问题。”在访谈结束后，钱民很有兴趣地谈起了信仰问题，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惑。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5）郑颖（15，女）郑颖换过好几次工作，都是在杂志社，做记者或编辑。见到郑颖是在她的杂志社，办公室里铺满了各种稿件和照片，显得有些杂乱。看到她在忙碌着安排各种有关刊物的事务，有些风风火火。但坐下来却一下子变得文文弱弱，和办公室里杂乱的气氛、刚才的精明干练显得不太协调。要不是来之前就从她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我真的难以理解这种明显的对比。听郑颖说她从小养成了大大咧咧的性格，话不多，但性格豪爽、倔强、叛逆，特别喜欢冒险，大家都不把她当女孩子看。上了大学，郑颖终于有了自由伸展的空间，在学校参加、领导了许多社团，交接了一大帮“狐朋狗友”，总是率性而为。在临毕业时看着同学们都为将来的出路用尽心机，自己也开始现实起来，为将来的事业默默打算。后来的许多经历、包括感情的挫折使她逐渐蜕去了许多大学时的锋芒，变得更加稳重、成熟，成了一个很职业的媒体人。郑颖对环保事业很感兴趣，参加了一些协会组织，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想过要全身心投入到环保事业中去。但现在她说自己要把工作先作好，希望等将来有了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严伟（16）严伟硕士毕业，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已经换了好几个单位。先是到了广州的一家综合性大报，但觉着那个单位管得太死，“不太适合自己的性格”，另外觉着广州不太适合自己的发展。后来跳到北京的一家财经杂志，但后来觉着发展空间不够大，毕竟是份杂志，自己有很多想法和能力，但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又跳到了一家财经类报纸。他认为记者有两种，一种是做得比较好的，选题比较成型；另外一种老换领域，总是找不到位置，自己就属于这种。自我评价涉猎很杂，什么都能写。单位说他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都能写，比如社论版、新闻版、深度报道、副刊都能写。我上网印证了他说的这一点，从他所在报纸的网页上查出来很多他写的文章，很高产，内容也各种各样。对于现在的单位，感觉还可以，但对于将来能不能干长，并不明确，“谁知道呢，这个世界太大了，反正是做媒体吧”。对于自己的前景，虽然很多想法，但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挫折。由于这两年漂泊不定，所以至今单身，生活上感觉有压力，比如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车子。能感觉出来，严伟骨子里有很强的精英意识，希望在新闻行业里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但在现实面前，也逐渐少了一些开始时候的冲动。陈明（17）在见到陈明之前，我就知道他大学毕业到单位以后，很快就提升到了正处级，担任某事业单位一个行政管理部门的主任。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比同龄人更多些老成持重。不过，随着谈话的进行，才感觉出和同龄年轻人同样的朝气。陈明把自己工作上的顺利归结为遇到了好领导和机遇。他其实在毕业前就开始在现在的单位实习，当时大四，有课就上课，没有课就过来。这样，在正式毕业之前就在单位给同事和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以后的工作做了铺垫。单位机构改革，大大压缩了一些职能机构，把原来的好几个部门的工作都并到了一个部门。单位的人事设置变得偏平化，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其实就三四个人，大家各管一块，其实就是一个人管原来一个部门的工作。2002年3月份，当时办公室缺一个副主任，陈明接了过来。后来单位统一竞岗，正好处里没有主任，他当时以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工作，经过竞岗后成为主任，级别也相应地调成正处级。但是陈明对这个级别并不以为然，说事业单位毕竟不是行政机关，和机关里的级别划分不好等同起来。在机关里要做到处长，要扎扎实实熬上几年。陈明的农村出身对他影响很大。对比来北京之前的生活，陈明对现在的生活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已经买了房子，马上就要住进去。虽然暂时没有结婚，但现在和女朋友关系很好。出人意料的是，陈明表达了很强烈的事业上的危机感和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单位内部，而是来自长远职业发展和人才市场趋势。冯涛（18）冯涛在某科研所工作，他要下午去图书馆借书，所以约好在图书馆见面。他很守时，在约好的时间的前两分钟内准时出现。第一印象，冯涛的穿着很随意，气质谦和，典型的科研人员的形象。他不是外向的性格，但在我的引导下，还是侃侃而谈，可能和他有一些学文科的同学有关，他自己也经常买一些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书来看。思维很严密，逻辑性强，很符合长期做科研的习惯。冯涛多年前工科本科毕业，后来又读了硕士，接着来到现在的单位读博。一路下来，中间没有任何全职工作经历，专业也一直没有变。毕业后留到了读博的科研所，做科研工作，马上要评副研究员。已经成家了，太太也是同专业的博士，现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感觉这些年一直读书还是比较顺利。工作环境比较简单，工作、学习过程中接触的人都比较单纯，所以人际关系比较好。但是觉着单调些，每天就是吃饭、上班、加班，很多年都是这样。现在虽然工作了，但和读博的时候差别并不大，每天晚上都要去单位加班。不是单位要求，是自己习惯了，可能也和太太不在身边有很大关系。平常工作时间很长，但效率并不大高。工作、生活单调，感觉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回想起在北京的7年，其实已经变换了很多角色。这个年龄段，7年很重要。在研究机构里要按部就班，先要拿到学位，再从助理研究员干起，到副研究员，项目负责人，研究员，直至领域里的知名学者，甚至权威。要经费，发文章，评职称，基本就是这个路子。对于自己现在的状况，自身感觉还可以，但考虑到家庭，觉着还是不满意。孩子没有来得及要，已经觉得有些晚了。父母在湖北老家，有责任给父母养老，将来一定要接到北京身边生活。这些很实际的负担对自己来说感觉有很大压力。不过，也认为这些事情是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会遇到的，特别是自己的事业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对将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6）王慧（19，女）和王慧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11点多钟，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平常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没有固定的中午吃饭时间段。王慧在国家某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编制上是挂在机关下面的一家公司，虽然业务上增加了一些为市场主体服务的内容，但主要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与传统的行政机关没有太大区别，待遇和机关公务员一样。不用像一般公司那样去开发市场，只要等业务找上门就行了。虽然有时工作也会很忙碌，偶尔需要加班，但总体还是比较轻松。业务比较熟悉了，工作上没有压力和明显竞争，只要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就行。工作稳定，待遇也不错。王慧看上去性格很开朗、随和，从谈吐上看得出受过很好的教育。穿着打扮比较素雅，没有刻意讲究。她自己也说在单位人缘很好，对人没有心机，所以大家都愿意和她来往。王慧从很早开始就有给人做媒的爱好，很大原因就在于她的热心和别人对她的信任，平常交往也比较多。王慧声称做媒的对象大都是27岁到30岁左右的，学历都比较高，工作也不错。但是其中大龄女士较困难，同龄的男士反倒比较抢手，手头有几个女士没有“出手”，所以现在不再敢“接受”女士的请求。王慧饶有兴致地给我分析了许多原因，让我听得频频点头。王慧本来一直不想要小孩，主要是工作忙，觉着很麻烦。但是现在想法有了改变。王慧的丈夫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父母在一个小城市。刚在工作单位附近买了房子，经济上没有负担。杨波（20）杨波本科毕业后做过大学教师，之后来北京读了硕士和博士，现在一所大学做教师。他在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讲授各种考试英语，多年下来，在圈子里俨然已经小有名气，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讲课，英语考试方面的书都已经出了几本。虽然是第二职业，但几乎成了第一职业，最近又和人合伙注册了一家公司，以出英语书为主。平时很忙，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经被各家学习班约好了。杨波这些年讲课的回报很可观，短短几年挣了不少钱，自嘲成了挣钱机器。结婚前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又买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去年自费送太太去国外学习，前一段又买了辆车。但经济上无所顾虑之后就想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所以博士毕业前曾一直想从政，最后因各种原因作罢。杨波这两年感觉很疲劳，这几年要讲课，还要兼顾学习和工作，所以很忙碌。“没有时间休息，连锻炼的时间都没有，牺牲了所有的时间来做事情。虽然事业很成功，赚了不少钱，但时间长了，开始厌烦，觉着做这些事情很痛苦。但也没有办法放弃，因为对别人承诺了，自己也想再多挣一些钱。到了十月、十一月的时候，没有学习班，可以休息一下，反而觉着这个时候生活最美好，可以享受一下。这种感觉这两年感觉越来越深。”原来没有想过要小孩，现在觉着应该考虑了。看他的头发明显有些稀疏，与年龄有些不相称。对现在的状况还算满意，感觉事业上不断前进。想出国再读一个其他专业的博士学位，能作为将来的事业。自信一件事只要自己决定要做，就能做成。华林（21）华林刚刚搬进新房，这些天比较忙乱。看起来很和气，说话很有条理，很符合中学老师的风格。聊起来，很坦诚，无所保留。华林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教书，后来在北京读在职教育学硕士。拿到硕士文凭后，为了自己和家庭有更好的发展，特别是为孩子将来考虑，就找到北京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留了下来，已经两三年了。妻子是大学同学，现在北京另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教书。夫妻两个人的收入都很稳定，加起来小日子过得还可以。房子是学校分的福利房，比外面的商品房要便宜很多。原来在外地买了商品房，现在也卖掉了，所以负担并不大。在单位和教学组的同事关系比较融洽。对于将来，没有太多的想法，认为该努力的都已经努力过了，以前一直比较劳累，现在就想好好地把书教好，希望孩子有个好前途。女儿在读小学。感到欣慰的是孩子成绩比较好，在学校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到现在的单位需要办人事调动和户口迁移，前两年这些事情让华林很烦恼，跑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心思。说起这件事，华林仍然很不平，说现在办事真难，很多政策和部门人为地为人才流动设置了许么多不合理障碍。即使觉着没有任何问题的手续，都会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麻烦。孔楠（22）孔楠当初上高中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家里建议他高考报医学。他自己也觉着学理工科比较艰苦，怕身体吃不消，也就同意了。而且，当时医生的职业比较热门。当然，在真正学了医科后，才发现并不轻松。但孔楠仍然认为当时的选择是不错的，如果学理科搞基础研究，在当前中国的出路并不好，“在社会上都不好生存”，而学医比较有前景。毕业后孔楠到了现在的医院工作，马上要评主治医师（中级职称）。但要真正“主事”，还要些年头。现在住院部做临床工作，感觉在单位还是属于基层，所以也和各方面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竞争不算激烈，和大家关系也比较好。“将来往高的位置上走的时候，就会竞争越来越厉害”。孔楠觉着在医学界没有高学历很难发展，现在大家都在读书，水涨船高，压力很大。单位是科研所和医院相结合的，所以在本单位读了研究生。这样，除了工作、家庭，还要学习，经常要查找、阅读文献资料，感觉很忙碌。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7）到孔楠家，最大的“亮点”是他怀孕的太太，突出的体型已经非常显眼。他太太是一所大学的附属小学教师，平常工作很忙，从学校回来还要在家批改作业。待遇还不错，家里的新房就是太太单位分的，三室一厅，很宽敞，装修得也很漂亮。地段靠边些，但上班有班车接送。对于现在的生活，感觉还可以，比较平稳。就是经济上还是稍微紧了些，除了刚买了房子，主要是后面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孩子快要出生了，开销会很大。将来硕士读完，还准备读博士，到时候就要求脱产读书做科研，所以经济稍微紧张的时间还会持续几年。我问他为什么现在要孩子，他说预期孩子牵扯的精力不会很大，到时候父母可以过来照顾。到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说到这里，孔楠庆幸自己的妻子在教育行业，小孩子将来的教育就不用太操心。不然，操心可就大了，会有很大的一笔开支，麻烦也很多。而且，妻子本身就是老师，自己就会教育孩子。所以，将要出生的孩子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父母身体都还好，有自己的住房，退休在家养老。对于将来的生活，孔楠说并不向往非常高档的生活，希望的是比较恬静的日子，“觉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像商业人士那样有那么高的生活水准期望”。主要考虑的是在学术、工作上有所建树，现在自己就在朝这个目标扎实地走着，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尤军（23）尤军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地处繁华地段，但不在街边，隐藏在高楼后面的一栋低层楼房里，曲曲折折才找到。外面丝毫不起眼，但走进楼去，没有想到竟然有那么多的科室。后来听尤军说正式的公务员有六十多个，非正式的八十多个，被吓了一跳。尤军有自己的单独办公室，敲门进去的时候竟然看到他在安安静静看书。尤军今年三十出头，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稳重，说话语气很平缓，可能和多年机关生活磨炼有关。大学毕业后到区委做最基层的科员，几年后平调到街道办事处，仍然是科员，一年之后提到副科。后来市里要求所有街道的副处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当时区里这种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只有十几个，属于“青黄不接”。尤军被推荐参加了全区的选拔综合考试，通过后被任命为街办的主任助理，后来转为副主任。尤军认为自己是政策的受益者，如果不是这次机会，可能还提不上来。当时一起分配到区委、区政府工作的大学生有十几个，四年里没有提拔一个。现在从高校里过来的毕业生多了，上面的大环境也变了，领导也开始重视人才，提拔这些科班出身的。他说以前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虽然上层不错，但中层很顽固，掌握实权的许多中层干部是从兵团、军队转业过来的，最下层就是他们这些科员。对于现在的状况，尤军表示，如果和当初的预期比，肯定是不满意。但是如果和当时同一个起点的人比，还算可以。既不是特别快的，也不是特别慢的，和同学比也是这样。但对前景，尤军表示并不明朗，甚至有些悲观。自己从学校出来，很长时间不会拉关系，主要是拉不下面子。刚开始对官场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和朋友、同事聊天，才慢慢体会，感觉现实是很打击人信心的。即使现在好了很多，但承认骨子里还是很清高。虽然自信自己的能力，但没有很强的背景，在官场很难。如果发展中有什么转折和机遇还可以，但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尤军大学班上的同学很多并没有进机关，而是到了公司里，包括一些从机关跳出去的。但和他们比较，自己仍然觉着选择是对的。他认为在公司里风险太高，虽然可能发财，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一些，但是将来没有好的预期。将来自己虽然可能升到正处、副局就到头了，但还是要去争取一些机会，拼搏一下。自己这些年一直读书，没有间断过，认为在机关发展最忌讳后劲不足。对从基层干起，觉着并不一定是个坏事。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在基层东西比较多，什么事情都可以遇到，什么人都可以碰到，“很多人说经历就是财富”，在基层有很多事情在高层接触不到。这种经历在将来很重要，是所谓“后发优势”。何京（24）、吕英（25）吕英开始是在一家外企工作，感觉在外企能培养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或工作思维，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但做到一定的位置就很难得到发展。所以，后来到现在的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当时觉着这个工作比较稳定，待遇也不错，自己的工作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但是时间长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有能承担一些责任、承担一些事务的感觉，但后来熟悉了业务，感觉工作缺乏挑战性。所以，现在想静下心来加加油、读读书，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在，所以报考了研究生。何京是吕英的朋友，被我也“顺道”作为采访对象，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做组织工作，开始说话有些官腔，言语很谨慎。后来放开了些。很值得注意的是，吕英在准备报考研究生后变得关心政治，思想活跃，对何京所说的很多话不以为然，把何京作为保守的靶子。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几乎吵了起来，弄得何京很不高兴。张兵（26）张兵已届不惑之年，在国家机关下面的一个事业编制单位工作，副处级。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张兵感慨很多。张兵在刚恢复高考时读的专科，学校师资并不好，学制只有两年，外语课都不开，所以认为自己教育上先天不足。毕业后在军队干了多年，驻地在京郊。他看玩笑说自己有“三个女人”：母亲、夫人和女儿。张兵老家不在北京，他是长子，希望能照顾母亲。夫人在企业，不太稳定。孩子现在上初中，虽然说是在北京生、北京长，但因为部队在郊区，决心不能让她只接受大都市的“郊区教育”。为了“三个女人”，决心要转业。“当时转业有规定，正营以下不包分配，副团以上才包分配，解决待遇也就是个副处级，还不见得是实职。”很多军队专业干部都会降级安排。张兵当时从“正营”级转过来的，在1996年的时候为新的工作单位多方奔波。后来放弃了企业单位，到了国家机关，虽然是事业编制，但也是考公务员“挤进来的”，感觉不容易。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8）进来不到一年，正赶上当时的新一届政府上来之后的机构大改革，精简人员。当时的分流条件非常优厚，“分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其中一个去向是读研究生，费用全额报销，读研期间人事关系仍挂靠在机关。就是说，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脱产读书。毕业之后，原单位还负责推荐工作。张兵动了心，他感觉自己的教育基础不够，梦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规大学学习。但在申请的时候，人事部门不批，说张兵不符合条件。因为单位虽然是财政全额拨款、按公务员管理，但还不完全是“公务员”，所以张兵想被分流读研的想法落了空，失去了一个读研的机会。后来所在部委推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那时候他还是正科级，领导动员他参与竞争，到了副处岗位。他对上次没能继续求学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又参加研究生考试，如愿以偿。复习考试时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自己在文化上有点先天不足，年龄偏大，离开学校太久了，英语都是靠自学的。入学后，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勇气。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领导支持还是支持的，因为是利用业余时间的周末上课。他对职业前景还是很看好，希望在硕士毕业后能有更好的发展。金宇（27）金宇明显有些脱发了，看起来将近四十了，但实际只有三十五、六岁。说起来，金宇觉着这些年太劳累了，心理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金宇在某中央机关工作，总是要起草各种文件材料，所以经常要封闭到宾馆里面写东西。他强调说，这些工作不是和做学问一样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时间限制，节奏很快，经常是要求几天内交稿，心情很紧张。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没有了时间概念，除了熬夜，周末也经常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电脑前边，房间到处铺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饭后，能在宾馆下面散散步，如果能有人一起散步聊聊天更好了。如果紧张起来，连这种放松都没有了。对于现在的工作，感觉有些枯燥。金宇还是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其他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但现在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毕竟积累了几年时间，如果转过去有些可惜。自己现在是副处，处长马上要升职，不出意外自己能升到他的位置上。他强调说机关里面的工作安排主要不是看自己的兴趣，而是看领导的意图。金宇觉着机关里的工作事务性比较强，而且经常有些工作变动，所以虽然在机关里这么多年，但谈不上什么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不是专家。但又补充说，这本来就是机关里的工作性质，一般官员根本不需要自己是专家。生活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房子是单位分的，没有什么负担。妻子在事业单位上班，比较稳定。小孩在上小学，主要是妻子操心。曾想买一辆车，但发现自己早已经养成了路上出神的习惯，感觉这样开车非常危险，所以就放弃了买车的想法。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等我有司机的那天坐专车吧。没有过多长时间，再和金宇联系的时候，他说已经升了处长。许刚（28）许刚的企业虽然资产规模不大，但很有特色，知名度很高，在见面之前竟然从网上搜到很多有关他个人和企业的采访、介绍。当然我对他从事的领域并不了解，以前也没有听说过他。许刚中学的时候看过很多伟人的传记，当时发现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想从政。“目的很纯洁，想为人民服务，想做个好官”。高中时候就入了党，在中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总是第一第二。其他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绝对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中学经历很自豪。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般，担任过一些学生干部职务，“但没有很做大的职务”。他们那一年毕业分配很不理想，没有能去机关，而是到了北京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党务部门，还是因为自己有学生干部和党员的背景。在单位整天看报纸喝茶，无所事事，工资也不高，感觉很苦闷。后来离开单位，到一家公司“打工”。在第一家企业只干了一年半，在第二家也没有长久，受当时经商风潮的影响，自己出来干起企业，至今已经有10年了。后来，原来就职的那家大企业破产了。现在自己的企业比较稳定，而且处于上升趋势。前些年忙企业感觉身体有些透支，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现在实行了员工持股制，自己做董事长，持股百分之六十，另外聘了人管理日常经营。“以前是自己老失眠，现在是总经理失眠，他的压力比较大。”自己上班就是两三个月开一次董事会，审查财务报表、过去三个月的工作，对一些企业的大事做决策，但具体的经营就不管了。一年前太太生孩子，自己也在家照顾，也算自己休息一下。除了带小孩，就去健身俱乐部锻炼，旅游，感觉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运动，而是心理压力太大，没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并不希望自己的企业做得多大，但希望能长久地良性生存下去。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9）回过头看当时从商的选择，很庆幸没有从政，觉着现在这个商业社会，要做纯洁的官很难。既然是商品社会，就不如拿钱说话。自己的公司性质决定了应酬也不多，感觉现在很自在，没有人约束，不用违心地说什么话，生活很真实。“如果现在要我选择做一个处长或者做现在的事情，我绝不会走仕途”。他的口气很肯定。他的经营宗旨是要诚信，强调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经常发动员工给灾民捐款，自己也捐助了2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他强调这并不是公共关系，对自己的企业经营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对生活要求不高，“有车有房子就行呗。我绝不想买别墅，有钱我也不买”，这种说法印证了他随意的穿着、随和的性格。施全（29）和施全约在他家所在小区的会所里的咖啡厅，那个小区是知名的高尚住宅单位。见面时他正在和人谈生意，随身的笔记本开着。穿着很讲究，待人很有分寸。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忙碌而精干的商人，也是一般大家都熟悉的成功人士形象。施全很忙，只有中午吃饭的时间可以边吃边聊，而且还约了另外一个朋友。施全大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曾经历过“八九风波”，之后信念和生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毕业的时候分配到北京一家百货商场做售货员卖牛仔裤，不到一年就去了一家外企在华机构，后来公司经营失败关门了。那一段是施全最困难的时期，赶上了许多事情。后来转行做现在的行业，从公司注册至今已经十年，企业有了一定规模。对未来期望很高，立志要把企业做大，称过去的十年是从婴儿到小学，今后的十年是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同时解释这是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处在发展初期，技术含量不高，市场进入门槛低，如果不做大就难以生存。对于企业的发展喜忧参半，认为发展势头很好，竞争力也很强，但希望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些。对生活比较满足，家庭很和谐。就是事业有压力，比较忙碌劳累。虽然施全的年龄应该有三十五岁了，但还没有要孩子，准备最近要孩子。在职读了一个硕士，自嘲是“混”来的。施全说当年从商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过得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就建学校搞教育。现在愿望基本都实现了，已经捐助了两个希望小学，“企业的中期目标就是要把所有的员工培养成中产阶级”。吴芳（30）吴芳来自南方，是独生女，十年前考到北京一所大学，学的是工科，但从小就对文科充满兴趣，喜欢写东西，对数学感到很头痛。在学校比较活跃，参加了不少社团，编辑了一些校园刊物，认识了许多朋友。将要毕业时决定要弃工从文，于是考取了文科类的硕士。参加社会工作的兴趣仍然很大，曾担任过学校研究生会的主要干部。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也在教育系统的机关里工作。祖父的家庭成分比较高，在以前的运动中受到了很大冲击。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也受到父辈的影响，经历过知青上山下乡的苦难。这种家庭背景对吴芳影响很大。我觉着她从小到大都很顺利，但她说这只是表面，其实也受到过很多打击，只是都挺过来了。第四部分：结语后记“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这里说的是治学的态度和心境。然而，这和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并不矛盾。政治学作为一门显学，固然不必像流行媒体一样炒作，但保持对社会现象和前沿问题的敏感，却是一个学者应当具有的品质。建国后的三十多年间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政治学研究的材料极其丰富，但真正的政治学研究并没有应运而发。逝者已不可追。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政治领域的变革也为我们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研究场景。“摸着石头过河”既是勇气，也是无奈，大量问题、困惑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来解释、总结和指导。当前极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材料，政治学者需要强烈而敏感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感，不应再次错过政治学研究的历史机遇。有感于中间阶层的复杂性，并预感其在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所可能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可以作为探讨民主政治的众多研究角度之一，所以“中间阶层”走入自己的视野并成为持久的关注点。米尔斯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样断言：“正是在这个白领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美国）20世纪生活的特征。”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同样，我们可以在刚刚跨过21世纪门槛时满怀信心地说：正是在“中间阶层”这个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21世纪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特征。写作本书的动力尽籍于此。以前曾听一个朋友称呼自己的工作成果为“my baby”（我的孩子），现在看着案头的书稿，一种“my baby”的感觉也油然而生。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丑陋不堪，文章也一样。严谨的前辈、学长都经常教诲：文章是改出来的。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而成的。最初的博士论文仍然很粗糙，当时便下决心以后慢慢去雕琢、打磨。学术研究需要长时间“钻”进去，保持一种学者所特有的兴奋感。然而，离开北大的校园，真正静下心来并不容易，之艰辛丝毫不亚于当初博士论文的写作。几易其稿，终于要定稿了，却没有原来预料的轻松愉悦，反而多了一些不安和遗憾，因为总觉着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现在只能自我安慰：已经尽力了，留待将来自己和他人继续思索、修正吧。在未被开拓的领域每走一步都充满了艰难，在与师、友的多次讨论中一直承认此文仍然充满了缺陷和争议。比如，书中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事实材料进行描述和解释，这是此著作的特点，但很难将它归为优点或缺点。“一项好的理论不仅精确、严谨、优美，且能凸现出若干概念变项间的关系。然而没有一项理论能够全面地解释一个单一的事件，或一组事件。相比之下，一项解释则难免庞杂、肤浅、拖泥带水，而且思想上不令人满意。一部解释性的专著，其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严谨，而在于全面”。参见亨廷顿：《第三波》的前言部分，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为了避免内容流于散乱，只有在分析逻辑上尽力保持一个清晰的思路框架。又如，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靠定性分析，对中间阶层的现状揭示和未来走向的推断需要进一步确证。所以，我总是强调此研究的“野心”并不大，重在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许多结论从初衷上都是存疑的，需要将来的深入研究来继续商榷。书稿付梓之际，有言不尽的感激。感激博士导师宁骚教授为我的学习、生活所付出的心血与心意，先生的学识和品格都已经在学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感谢为本书的出版关怀备至的俞可平教授、谢寿光社长、高贤峰博士、邓泳红先生。感谢对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进行过悉心指导的李景鹏教授、谢庆奎教授、王浦劬教授、关海庭教授、丁则勤教授、李强教授、张国庆教授、李成言教授等。感谢在修改书稿过程中提供诸多指导的李良栋教授、刘春教授、王军教授、赵虎吉教授等。感谢常坐而论道、亦师亦友的各位同事、学长和同学。感谢在研究中为我提供各种便利的许多或相熟或陌生的朋友，特别是在最为关键的访谈阶段，是他们热情与坦诚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最难忘埋首钻研的日子里家人为我的生活点滴而牵挂，他们的体贴、理解一直是我最大的支持。张伟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