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冲突与变数

第一部分:问题与概念的重构序言近年来，社会中间阶层成了国内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种关注有三个方面的必然性。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导致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作为一个重要利益群体的中间阶层正在中国逐渐兴起；其二，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中间阶层对于民主政治和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的许多学者也据此判断，中间阶层的状况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也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治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向经济建设，淡化“阶级”概念而重视“阶层”概念，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现实语境。不过，已有的关于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众多研究，大多是一种社会学的观察和分析，鲜有从政治学角度所做的研究。其实，从政治学的方法分析社会中间阶层，具有社会学的分析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正是我向出版社和读者推荐该书的主要理由。本书作者张伟博士，是一位刚从北京大学完成学业的年轻学者。青年人的最可贵品质，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从本书的选题，到研究工具的使用和最终结论的形成，无不体现这一可贵的品质。作者选择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正在兴起的中国社会中间阶层，这本身就是一件有着相当开创性的工作。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已有的定论，如对中间阶层是“社会政治稳定器”的主流观点提出的质疑，就更具有挑战性。张伟博士所做的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它之所以仍然值得高度称道，就是因为他的研究基于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观察之上。全书的分析，主要立足于深度访谈等实证资料的基础之上。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本实证性研究的著作，实证性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国内政治学界开始日益重视社会中间层的研究，我充分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起到其积极的作用。俞可平2005年5月9日晚于京城北郊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的政治命题中间阶层现象中国民众对中间阶层的认识一度是贫乏和抽象的。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属于中间部分缺失的社会结构，惟一称得上中间阶层的或许是所谓的“士”阶层，即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出现在近代，与西方相比要晚近一些。他们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而产生，并在20世纪上半期逐渐形成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为着与马克思相同的阶级分析目的，即寻找革命的依靠、敌人和同盟，毛泽东在其经典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论及了中间阶层，它包括“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传统中间阶层在其后的几十年间销声匿迹。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如此简单，正式文本中只有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作为同盟军的农民阶级，其他所有“异质”社会层次都被历次政治运动涤荡得干干净净，至少不再承认他们的合法存在，只把他们作为“残余”、“专政对象”，扁平状的社会结构根本没有为中间阶层留下空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中间阶层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个似有似无的批判对象。对中间阶层的认识，与其说来自社会体验，不如说是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教科书上千篇一律的描述。只有政治地位定性充满争议的知识分子阶层身上还残留着些微中间阶层的痕迹——而正是这种痕迹成为知识分子命运坎坷的原因，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度沦落到“臭老九”的悲惨地步。几经周折，知识分子得到政治上的重新接纳，政治上定性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者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但其传统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如果把1949年前称之为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称之为快速发展阶段，那么1978年至今则可以称之为转型加速阶段。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二十余年的时间，中国一直处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转型时代。这种社会转型几乎跨越了所有领域，从社会结构、经济财富、政治制度、心理意识、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冲击着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深处。有学者将这种社会转型概括为四个方面：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社会转型中最本质的变化应该是阶层分化（stratification），这种影响深远的宏大社会场景变化仅仅用一堆数字资料来描绘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不知不觉被分化成了不同的人群：一些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形成、壮大，相反，一些传统的群体却在萎缩。原来地位优越的城镇产业工人发现自己正在丧失值得夸耀的资本；一些曾被人不屑一顾的“投机倒把分子”在腰包鼓起来之后腰杆也“壮”了许多；越来越多的农民洗去腿上的泥巴来到“城里”，“农民工问题”成为城市管理者新的困扰；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确认，但遭遇到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种种尴尬、不满，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他们在经济大潮中重新找回了自尊和自信……原来融洽、平和的人际关系，好像一夜之间变得隔阂，不同的人群逐渐被一种无形、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所分割。比邻而居、和和气气几十年的老相识，有人突然搬到了高尚住宅区，那里住的都是有钱人，在小区门口都能感受到保安异样的目光，和自己心中的胆怯……人们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并观察着别人的社会位置，交往中下意识地寻找着那些和自己差不多“档次”的人群。各种人群逐渐有了一些层次标识并被整个社会热烈地谈论着，其中夹杂着艳羡、愤懑、鄙视、同情等各种复杂甚至难以名状的情感变化。以往这些阶层标记只是记载在教科书上，或者在文艺作品中描述西方世界时才出现，可现在却清晰地洋溢在整个现实社会中，规束了每个人的交往空间和距离。转型中的社会，必然充满着文化、政治与经济等综合层面的失衡与冲突，不再能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和化解；同时，在这种失衡与冲突之中也孕育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中间阶层出现并被社会意识仅仅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中间阶层现象被整个社会所关注、追捧并引发学者的讨论更是近三、五年的事。与中间阶层相关的一些称呼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涌现，如中产阶级、中产者、中间群体、白领、小资、波波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杂志，越来越多地声称定位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被社会许多人所艳羡和模仿；通过个人努力，加入中间阶层，成了青年人的奋斗目标……学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新现象，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中间阶层做了许多探讨，并提出了许多热切的期望：经济学者期望中间阶层能拉动疲软的消费市场，文学批评者期望中间阶层成为社会文化主流，社会学者期望中间阶层能带来社会稳定……不管中间阶层的构成是哪些人，这个阶层的数量规模有多大，其发展来源和趋势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目光和期望都已经开始倾注到中间阶层身上，这至少说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类型确切出现了。第一部分:导论二政治与社会（1）如果说民众和媒体都是凭零星体验和想象来谈论中间阶层，那么我们期望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能从各自的视角理性、深刻地为我们描绘出当前中间阶层的真实画像，并且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对中间阶层的未来走向、影响等做出分析。阶层分析是社会学的传统领域，许多学者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基于一个政治学理论研究者的敏感，为中间阶层提出相应的政治命题并做出深刻分析也不可或缺。如果对这中间阶层现象视而不见，在理解中国政治稳定和变革的社会背景时就可能会产生偏差甚至背离。社会与政治两个领域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认识到了人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所谓“人天生是政治性的动物”。政治与社会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用“社会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来集中表述。以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基本目标是分析社会结构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如传统政治学一样提出一个政治行动纲领。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关于政治社会学的解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72~574页。20世纪50年代末，政治社会学在学术组织、学术规范上实现了制度化，其作为一门独特的分支学科地位得到了确认。李普塞特所著《政治人》堪称政治社会学的里程碑，它强调了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发展，在解答阶级结构的基础上解释了政治行为的问题，把许多政治冲突的研究建立在社会集团冲突的分析基础上。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其实，阶层与阶级分化问题历来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其中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政治特性需要社会结构作为背景，政治因素经常需要从社会基础中去找寻。政治学者在讨论政治现象时，不可能绕开阶层分化这个社会结构基础。社会结构变迁或转型是多层面的，并彼此存在联系，一个变迁层面往往可以映照出另外一个变迁层面的影子。阶层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它是政治分析的主体之一，从阶层结构的变迁中可以考察政治变迁的基础和方向。新兴阶层的出现，往往是政治变迁的征兆和象征。与政治学研究视角相关，有一系列的中间阶层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回答，例如：①中间阶层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的来源和形成的社会机制？②中间阶层在当前的界定标准和数量？③中间阶层的未来发展趋势？④中间阶层如何认识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以及如何看待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其他阶层或群体？⑤中间阶层是否存在阶层意识或者某种相互认同的“类”意识？⑥中间阶层是否有集体行动的可能性？⑦中间阶层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⑧中间阶层倾向于哪些政治理念和价值观？⑨中间阶层对政治事务和事务的认知如何，通过什么途径？⑩中间阶层与政治领域间的互动关系？中间阶层在社会责任、个人利益和行动能力之间如何选择？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程度？中间阶层的社会交往和组织程度？“中间阶层”的崛起在当前是表面现象，还是一种真实的力量？中间阶层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落脚于建设性的分析和对策，我们对中间阶层的关注可以归结为政治学研究的两个重要命题：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对于政治稳定的涵义有各种理解和不同的视角。比如，有学者认为，在日常用语、大众传媒、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中，“政治稳定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其一指政治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其二指关键政策的稳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稳定性；其四指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包含有两个基本要素：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意味着没有暴力，没有政治统治的瓦解；继承性则指未发生政治体系根本要素的改变。〔美〕萨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J普拉诺认为，稳定是指系统的组成部分保持或恢复到固定关系的一种状态，稳定往往被看做是没有根本的或破坏性的变化，或者是把变化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因而政治稳定通常是指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很少发生变化；或者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的宪政形式和过程；或者指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中相对地说没有暴乱和内部骚乱。〔美〕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69页。第一部分:导论二政治与社会（2）我们这里的政治稳定指的是政治体系保持一定的执政体制弹性和抗冲击能力，能够避免根本的破坏，使政治体系在整体意义上得以延续。我们的分析不是从政治体系的自身着手来分析政治稳定，而是从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中间阶层与政治体系间的互动关系。要实现政治稳定，就要政治体系适应社会体系的变化和诉求，社会体系提供政治体系稳定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支持，有效、合理参与政治体系的运行，从而形成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运转机制。这种良性关系要强调，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仅仅是政治体系控制社会体系的单向关系。如果执政体系单纯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控制，将社会生活约束在一定特定的政治秩序范围之内，即使保证了政权体系和社会体系各自的连续性和有序性，也不是一种可靠的、可持续的互动稳定和整体稳定。学者们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间的歧义颇大。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即：①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②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③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④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⑤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⑥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两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⑦政治发展即是建设民主政治。⑧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⑨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⑩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转引自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政治发展可以从四种不同的角度加以使用：①地理上的，即关于发展中国家中任何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可冠之以对政治发展的研究。②派生的，即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③目的论的，即政治发展的定义是朝向一个或更多目标或代表政治体系的状态的运动，包括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④功能的，即政治发展被看做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上的一种运动，政治发展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而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必需。〔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1~153页。陈鸿瑜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分化，组织渐趋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增强，社会渐趋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0页。本研究所指的政治发展与派伊所列举的第八种理解、亨廷顿所举出的第三种理解、陈鸿瑜的定义相似，把政治发展看做一种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秩序稳定的政治体系变迁与转型过程，并强调执政体制的基本理性、主动性和目的性。对于政治发展的界定，也可以做广义和狭义区分。“政治”可以看做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就广义而言，政治发展包括当前的政治形态向更高级政治形态革命性的整体转变；就狭义而言，专指现代化过程中现有政治体系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所做出的各种政治改革和变迁。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研究更多地侧重于研究狭义的政治发展，本研究也着意于此。如同理解政治稳定一样，我们同样从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关系来理解政治发展。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并列的关系，社会体系是政治体系的基础，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上层建筑。因此，政治发展就是一个政治体系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包括被动的、主动的，或者两者的某种结合）从而对社会体系需求变化不断进行回应的过程。中间阶层的兴起作为社会体系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必然带来对政治体系新的诉求。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是中间阶层研究的重要命题。而且，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核心命题本身是相互联系的。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实现需要持续而有效的政治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连续设问：①中间阶层与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是否有直接联系？②如果没有，为什么？③如果有，是怎样的一种相互联系？如果中间阶层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确实可以建立起联系，那么我们分别使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互为主、客体，我们就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探讨：①中间阶层的兴起对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的影响如何。也就是说，中间阶层对当前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是一支积极力量，还是一支消极力量，或者是无关紧要的力量？②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对中间阶层的发育影响如何。也就是说，当前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对中间阶层的发育是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③政治体制需要做出那些积极的调整，以应对中间阶层的兴起，实现两者的良好互动？第一部分:导论三对中间阶层问题探索的得与失（1）对于中间阶层的探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城邦政治文明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亚里士多德着眼于如何化解这种危机，系统论述了中间阶层和政权形式、政治稳定的关系，并断定中间阶层是具有“中庸”和政治理性特点的政治缓冲阶层，在城邦政治中可以平衡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论述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兴起于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在欧洲封建社会，相对于贵族、僧侣等特权阶层，以及处于完全被压迫地位的底层阶级，资产阶级是纳税的第三等级，其实就是当时的中间阶层。他们在积攒了一定的力量之后，同当时的特权政治秩序相抗衡，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并由中间阶层地位上升为新的特权阶层地位，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保守或稳定力量。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其时中间阶层的历史作用做出过客观的评价。〔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十二章“政治革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随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危机激化，工人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为了分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敌人和不稳定的力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格局主要看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力量的直接对抗，但并未完全忽略中间阶层。当然，这种对中间阶层的分析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只占边缘地位。但阶层分化的趋势超乎马克思的想象。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判断，作为传统中间阶层的“资产阶级下层”“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降落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无产阶级得到了补充。同时，以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却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他们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并“完全失去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而是越来越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相关引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随着以专业技术和管理职能为特征的“新”中间阶层的兴起，晚年的马克思开始对中间阶层有了更多篇幅和专门的论述，并对中间阶层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对中间阶层寄托了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发挥作用的热情。中间阶层的这种发展趋势延续到二十世纪，引起了现代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包括中间阶层理论，一般都是以马克思的阶级论和韦伯的分层理论为起点。其中，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而新韦伯主义中间阶层理论则沿袭了韦伯的阶层分析思路。新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中间阶层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力量相互对抗的格局。而新韦伯主义即便不否认阶级的存在，也不再把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作为社会分层的惟一标准，甚至不再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首要标准。他们认为社会可以根据各种标准进行层次划分，职业结构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分化来源；并认为中间阶层是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资本与劳工两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不可调和的。参见白杨：《社会分层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类中间阶层》，载《东方论坛》，2002年第3期。西方新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鼓舞了整个西方社会，认为西方已经进入了中间阶层社会或多元阶层社会，阶级对抗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使得新韦伯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取得此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除了传统的阶层理论分析，学者们对阶层的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更加充满兴趣，如李普塞特、米尔斯、邓肯-布劳、弗洛伊德·亨特、达尔、多姆霍夫等，并有学者对美国的阶级结构研究做了详尽的总结，如吉尔伯特等。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新”中间阶层的著作，反映了当时存在于美国社会现实中一些新的现象。如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1950）、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白领阶级》（1951）和威廉·瓦特(William HWhite)的《组织人》（1956）。这表明在美国的社会结构阶梯中已经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并成为美国战后市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爱立克·戈德曼(Eric FGoldman)曾列举了8部最佳反映战后美国社会与文化存在的著作，上述三部全部列于其中。其中，美国学者米尔斯对中间阶层的专门学术研究引人注目，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经典文献。随着战后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民主化浪潮，学者们对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阶层研究产生了兴趣，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等问题的同中间阶层的发展联系起来，如东亚地区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南美的墨西哥、巴西等，以及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对社会分层的忌讳，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经济与文化层面上来探讨，比如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增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影响、拉动经济，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等。然而不必讳言，当前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讨论的内容有限。当前，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下面几点：①介绍与中间阶层相关的西方理论和概念，在理论上延续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传统争论，探讨中间阶层的属性问题，进而提出当前中国是否存在中间阶层；②讨论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有些学者进而根据指标体系分析或预测中间阶层的群体类型与数量；③零星介绍国外中间阶层的有关经验。第一部分:导论三对中间阶层问题探索的得与失（2）这样，国内学者缺乏从政治学的角度去探讨中间阶层。特别是缺乏探讨社会分层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从前瞻性和联系性角度来深入探讨中间阶层现象和当前的政治改革中间的联系，深入研究中间阶层的发展对未来中国的各种可能影响。国内系统讨论阶层分化问题的大多是社会学的学者，但大都没有将中间阶层直接与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政治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研究中间阶层现象，是当前中间阶层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不断涌现，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学者们从多种层面上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但结论并不明朗。如人大选举改革、宪政国家、司法改革、党内民主、草根民主、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协商制度等各种探讨层面。李普塞特直言不讳地讲到：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在这种情况下，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探求中间阶层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的影响，无疑都可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加一种新的思路。其次，中间阶层研究并不深入。中间阶层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起源、人数、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占有水平等方面的讨论是必须的，但这种讨论仅仅是宏观指标的分析，并不能回答中间阶层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倾向、作用等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利用深度访谈等经验研究方法，简单的宏观数字罗列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媒体对中间阶层的关注甚至要大于学者的关注。媒体在捕捉社会热点上具有特别的灵敏性，他们需要社会热点以吸引眼球，但媒体的缺陷在于难以如学者般严谨、深入地探讨社会问题。所以，媒体对中间阶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消费时尚、文化流行的渲染方面，诱导着人们对一种抽象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一些打着中间阶层名义的专著，只不过是一些泛泛材料的拼凑。甚至一些学者也常常迎合大众流行口味，在媒体上发表一些关于中间阶层的泛泛言论。即使是学者对西方中间阶层的理论探讨，也多流于泛泛而论的介绍，没有详细而深入地介绍其背景和实际影响。关于国内中间阶层的论述，也多是在理论基础上构建理论。虽然开始出现中间阶层的实证研究，但所利用的数据大多仍然是二手的，花费精力和财力去做一手资料的积累工作的，仍然嫌少。当然，这种对中间阶层研究与认识的不深入，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中间阶层在中国的发育被打断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新型职业的培育开始缓慢发展，中间阶层对于中国的学者仍然是一个刚刚涌现的事物。无论个人体验，还是文献参考，中间阶层研究都缺乏连续时空的积累，而传统上对中间阶层教条化的描述对理解当前中间阶层的借鉴意义并不大。而且，意识形态化的传统阶级理论约束了对社会分层的讨论，它对中国阶级划分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表述，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等。引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序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阶级结构是明晰而简单的，给中间阶层的探讨留下很小的理论空间。再次，国内中间阶层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主要表现在对当代西方理论不加辨析地引进和崇拜。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经过长期停滞之后，对来自西方的理论、文献充满新鲜感，因而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做了大量必需的、富有价值的引进工作。但是，在引进中也往往会犯两个很致命的错误：一个是以偏概全，一个是忽略本土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难以把握的人类社会，社会科学领域从来都充满了争议，甚至针锋相对。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观察角度和和对具体材料的掌握，现实社会的时空背景也是多种多样、不断发展演化。即使当代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见解是多姿多彩的，但从来没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或定论。所以，要借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就要对整个研究领域有完整的把握，才能鉴别具体理论成果的价值所在，并以本土研究检验现有理论、创新本土理论。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基本概念的辨析与中间阶层相联系，出现了具体指向类似，但名称各异的许多或新或旧的名词，往往令人无以适从。比如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层、中间群体、中等收入者群体、新富裕群体、新小康群体、白领、小资、BOBO、IF等，都在当前国内学者论述、媒体炒作或正式官方文本中出现过。对这些名称的辨析不仅仅在于字面，还关系到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大环境中对一些基本思路、基本判断的认识。一“阶级”、“阶层”与“群体”分歧最多的，是以“阶级”来称呼中间阶层，还是以“阶层”、“群体”来称呼它。阶级和阶层都是社会结构分析中的核心词汇，群体也是社会科学中的关键术语，它们的含义呈现多个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辨析它们，其中主要是阶级与阶层之间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总体趋势下的理念变化我们所熟悉的阶级概念主要来自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此之前，最先用阶级的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的是18、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对阶级做出了经济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批判地吸收了以往的阶级分析方法，建立了阶级分析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现象的基本工具。但阶级不仅仅是社会在结构层面上的概念，它的理论核心是阶级斗争。传统理论认为，每种社会状态下都存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做一部阶级斗争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社会历史上最后的两大对立阶级，前者的历史使命是消灭后者，并铲除私有制这一阶级社会的主要根源，无产阶级最终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这样，如果把中间阶层看做一个“阶级”，就必须将它容纳到整个阶级斗争理论框架之中。实际上，传统的阶级理论确实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中间阶层。根据马克思当初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那么，作为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要么选择资产阶级的立场，要么站到无产阶级的一边。马克思曾多处论述到了中产阶级在这种立场选择中的分化与两面性，如：“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9页。马克思预言，除了两大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然而事实上，中间阶层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流社会结构，而在中国，各种迹象表明中间阶层正在迅速壮大。马克思晚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没有来得及系统修正原有的理论。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在理念上已经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如毛泽东所说，各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是如此，即使“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402页。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党断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重新获得了正确的认识。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明确回答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的形式肯定了这一论断，党的十二大确认了这个提法，并且将它载入了党纲。后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在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时，再次重申了这个正确的论断。历史发展到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党的重大决策，将有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与十六大提出的小康社会建设相互包含、相辅相成，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间阶层作为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出现的一种新生社会力量，如果将之冠以“阶级”的名称，即使是出于一种传统的话语习惯，仍然会带来难以拭去的阶级斗争色彩。这种意识转变已经体现在党的文件中，如在十六大报告中，除了“工人阶级”之外，没有为任何其他具体的社会组成冠以“某某阶级”的名称，包括农民，对于那些新出现的社会组成更是如此。相反，对于各种新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们，一致使用了“阶层”的名称，表述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中间阶层是具有某种共性的多种社会群体的组合，有些来自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有的则属于新生的社会力量。它的出现绝不意味着在阶级斗争环境中的一个新生阶级，而应该是多元化建设者中的一个具体构成。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个价值目标，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因此，继续使用“阶级”来命名新生的中间阶层，在话语氛围上已经不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事实上，无论是西方主流的社会分层理论，还是当前国内主流的社会分层理论，大都是“阶层”意义上的讨论，而非传统“阶级”意义上的讨论。第一部分:导论中、西文互译的辨析在西文里，一般都使用英文的“class”、法文的“classe”、德文的“klasse”和拉丁语的“classis”或“classicus”等表示“阶级”或阶层。古罗马曾将国民分成六类，每一个类别就是一个classicus。然而在通常的西方文献中，这些词汇同时对应着中文里的“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比如，英文“class”既可以翻译为“阶级”，也可以翻译为“阶层”。至于其真正的涵义，是属于传统阶级斗争理论，还是指非阶级斗争理论的阶层概念，则要看学者本人的理论倾向和上下文背景。在翻译中如何选择，也主要看译者的个人偏好。在中文中，阶级和阶层在涵义上具有本质的差异，前者通常指阶级斗争理论中的“阶级”，而后者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淡，主要呈中性。因此，中、西文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造成了很大的混淆。可以与中文里的“阶层”直接对应的是英文里的“stratum”，其复数形式为“strata”,动词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为“stratification”。这些词最初是在地质学的意义上使用，指地质构造分析中的不同层面和层次离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若干部分和层次，可以与地质分层上的涵义相比照。因而。许多社会结构分析的学者借地质学上的这个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直接使用“stratum”、“stratification”代替“class”、“classification”来表达阶层和社会分层。从字面上来看，“class”相对于“stratum”的等级意味更浓厚一些。实际上，即使回到传统的阶级理论，中间阶层也很难被称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它人数较少，构成复杂，处于社会主要矛盾阶级之外，阶层意识和行动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学者直接将中间阶层归为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称之为“新工人阶级”。Fidler:The British business elite: its attitude to class, status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1, p261.西方学者在讨论社会分层问题时除了使用“stratum”之外，虽然许多人仍然使用“class”这个名词，但以“阶级”内涵为主题的很少。即使有，也主要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其他大部分学者对阶级斗争并不感兴趣。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描述中间阶层的有关社会现象，而不是找出社会发展方向或规律，也就不必为这一社会力量的阶级归属费心。参见周奇：《关于“中间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载《欧洲》，1994年第4期。因此，将英文中的“class”直接翻译为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恰当。另外有一种理解，将阶层看做阶级的进一步剖析，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具有共同的阶级属性。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关于“阶层”词条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比如，地主因为土地数量可以分为大、中和小地主；农民阶级则因为受剥削的程度被分为上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分；工人阶级也分为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可以说，这种理解仍然属于传统阶级理论，因为阶层概念相对于阶级概念是从属性的。但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属于哪一个更高范畴的阶级。与其囿于传统阶级理论的束缚，不如转变思路，阶层同样可以作为社会结构划分的直接归宿。总之，把中间阶层看做一个阶层还是一个阶级，其理论起点存在根本的分歧。前者已经和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仅仅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不同，仅仅是指在某种维度上存在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并没有隐含其他理论预设。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建中，如果仍然使用阶级这个名称，无论是有意识地延续传统观念，还是出于无意识的传统话语习惯，相对于“阶层”的名称，都已经不合时宜。第一部分:导论“阶层”与“群体”社会群体（social group）泛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关于“社会群体”词条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例如以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集体是氏族、家庭，以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集体是邻里，以业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则是职业群体等。因此，相对于阶层和阶级而言，“群体”的概念要宽泛、松散、随意得多，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规模和范围较狭窄。如果把阶层和阶级看做社会结构中的“层”或“带”，那么社会群体则可以看做社会结构中的许多“点”，社会可以看做由一个个单位（unit）或细胞（cell）所构成的系统，而且点与点之间交叉重叠。从这个意义上，阶层是由许多具体的群体所构成的。更重要的是，阶层概念强调了社会分化，不仅承认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客观差异，而且还承认社会成员的这些综合差异导致了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下之分。而群体本身则不包含社会分化的意义，仅仅体现了社会差异。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是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同时，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两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协调。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和矛盾，而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都与社会分化相联系，社会分层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因此，不但不能武断地将中间阶层看做一个阶级，也不能简单地将它看做一个社会群体。处在社会分化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背景中，将中间阶层看做一个新生阶层比较恰当。第一部分:导论“中间”与“中产”如上所述，对于新生的中间阶层，“阶级”的称呼不如“阶层”更符合本意和时代背景。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是中“间”阶层还是中“产”阶层？在英文中，无论“中间”还是“中产”，它们都来源于同一个英文词汇“middle”。从字面本身来看，“middle”只有“中间”的意思，并没有包括“产”的涵义。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传统上更多地使用“中产”而不是“中间”呢？这涉及社会结构划分的基本标准问题。“中产”这种用法和传统阶级理论中的阶级划分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传统阶级理论的前提是，社会组织的首要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衣、食、住、行，生产系统是核心，其他社会要素是围绕生产系统形成的，分配不过是生产的附属功能。将阶级定义为“在生产机制中担任相同角色的人们的集团”，是从“生产第一性”这一假设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对阶级进行划分的惟一标准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他们在生产方式中所起的作用，获取社会财富的方式、数量等。这样，资本家是工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称为“资产阶级”；工人是所有被雇用者（包括农业工人），称为“无产阶级”；而地主是土地资产所有者，称为“地主阶级”。但是，这种阶级划分标准却在定义中间阶层时发生了困难。中间阶层主要包含两部分：小资产者和专业技术与管理职业群体。“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这个“新的小资产阶级”，指的是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等。而逐渐壮大的新兴中间阶层主体是专业人群，如律师、医生、企业管理人员、政府职员等。如果说前者仍然可以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来界定，与传统阶级理论相契合，那么后者就不能单纯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来界定了。因为虽然他们拥有明显高于产业工人的收入、财富、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等，但他们和工人阶级一样，几乎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同属于资产阶级的被雇佣者。这样，这些新兴社会群体应该归为“无产”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要从理论上解决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地位问题，只有放弃传统的生产资料一元标准。韦伯认同马克思重视经济基础的传统，但他是从经济的商品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来进行阶层（或阶级）分析的。他认为，阶层（或阶级）是由具有共同生活命运的人组成的，而生活命运又是由他们处理商品的技艺以获取收入的能力决定的。因此，财产而非生产资料才是一个阶级的特征。而且，财产并非阶级的惟一标准，它是和个人声望、影响力（或权力）一起构成阶层（或阶级）共同体的多元标准。这是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基本渊源，并在研究者中成为主流，被称为新韦伯主义。西方主流的社会分层理论继承了阶层划分的多元标准的思路，但并非机械地接受韦伯划分阶层的经济、权力与声望三个界定标准，而是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并特别强调了职业分层标准。准确地说，韦伯为西方学者提供了对马克思一元标准的反思，以及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内选择分层维度的新思路，如财富、声望、影响力、职业、教育素质、生活方式等标准中的一个，或若干个标准所形成的综合体系。因此，在中间阶层的界定上，从来都没有使用过纯粹的生产资料一元标准。中间阶级或阶层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其他传统社会组成（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地主阶级等、贵族阶级等）不同的社会构成，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中间性”地位——当然，具体如何界定这种相对中间性需要另当别论，但绝非简单生产资料意义上的“中产”特征。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继承了传统阶级理论的内核。同时，它们在面对传统阶级理论解释中间阶层乏力的现实面前，对一元化的生产资料标准做出了调整，从而在中间阶层的界定上比传统理论更加灵活、精致。如美国学者赖特的“矛盾阶级地位”理论，在剥削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他仍然坚持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存在及阶级划分的基础。同时，他赋予财产更加宽泛和新颖的内涵，认为不平等分配的财产不仅指生产资料财产，它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拥有生产资料财产的是资本家、小雇主和自雇小业主，拥有劳动力财产的是工人阶级，而另外两种财产的拥有者则是从事管理和技术职业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受到拥有生产资料财产的资本家的剥削，同时依靠所拥有的管理财产和技术财产剥削他人。这样，中间阶层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双重矛盾地位中。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希腊学者、“新小资产阶级”论者普兰查斯持认为：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从而把大部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并领取薪金的中间阶层划归“新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传统工人阶级，也有别于传统小资产阶级。而且，认为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应仅根据经济地位来确定，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决定阶级地位的重要因素，从而绕开了生产资料界定标准。Poulantzas N：“On Social Classes”, in A Giddens and D Held (eds) :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而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工人阶级除了要直接生产有形的产品，还要生产无形的“生产条件”，即为生产提供技术、管理和服务等。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蓝领工人，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称之为“新工人阶级”。由于新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阶级理论中的生产资料界定标准的泛化，其结论与新韦伯主义往往异曲同工。但我们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这还是严谨的传统阶级理论吗？与其不遗余力地修正、篡改原有的界定标准，为何不直接开拓新的思路来思考中间阶层基本概念？实际上，新韦伯主义的中间阶层多元界定方式一直是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主流，也是当前国内分析中间阶层的主要理论起点。如此以来，既然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力量的界定标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一元论，甚至不再是经济一元论，就没有必要仍然沿袭带有一元论色彩浓厚的“中产”的称呼。“中间”这个名称在涵义上更加具有弹性和包容性，这也更加符合“middle class”中“middle”的原意。而且，在当前大力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历史阶段，要使“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版。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仍然使用“中产”阶层的称呼，无疑强调了生产资料在社会分层中的突出作用，使在生产资料占有程度上存在差异的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得以凸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第一部分:导论对其他一些概念的考察（1）除了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产阶级这四种用法的混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指向类似的概念需要澄清。1中等收入者、较富裕群体、后小康一代等“中等收入者”这个概念来自“十六大”报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参见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之后，许多媒体在使用中将“中等收入者”群体等同于中间阶层。“中等收入者”强调了经济收入水平，这是界定中间阶层的重要指标，甚至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指标。而且，相对于中间阶级、中产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用法，“中等收入者”淡化了阶级斗争色彩，而且也不再强调阶层划分的生产资料标准，成为一个指向明确、判断简单的界定方式。我们也要看到，“中等收入者”只包含一个阶层划分指标，而且这个指标明确限定为经济收入（甚至没有包括财产），并不能涵盖当前社会科学分析中对中间阶层的共识，与人们在日常中对中间阶层的理解也不完全相符。所以，“中等收入者”的提法体现了对减少收入差距、缓解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指导原则；同时，“中等收入者”并不能与社会科学分析中的中间阶层概念等同，舆论、媒体宣传中的用法毕竟和学术研究不同。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与“中等收入者”类似的概念，如“较富裕群体”等，也不能替代规范研究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概念。而相应于“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有的人用“新小康一代”来指代生活水平已经超越通常小康层次的社会群体，这个说法同样不能等同于中间阶层。2白领阶层“白领”是相对于“蓝领”而言的，是一种从所从事的具体职业来界定社会分层的方式。“蓝领”指代传统的产业工人，而“白领”主要指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米尔斯直接用白领的概念来分析美国的中间阶层，并对其20世纪50年代白领所包含的职业进行了详细描述，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美〕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新兴行业不断涌现，白领的职业构成也越来越丰富。白领是个内涵相对丰富的概念，除了职业种类之外，还包含了共识性的其他社会特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都很高。比如，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有研究者对白领提出了“三高”标准：较高学历、较高收入和较高职位，认为他们是指那些正从事着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热门职业、具有高学历、有着较高收入的青年群体。郗杰英：《解读新白领》，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另一项社会调查将白领界定为在“三高”(高学历、高收入及较高职位)标准中符合其中二项条件、年龄介于20~39岁、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杨雄：《上海“白领”青年职业生活调查》，载《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然而，按照通常的理解，白领属于中间阶层的新生力量，相对于传统的小资产者和小农场主等“老”中间阶层，可以被称为“新”中间阶层。所以，即使传统中间阶层在总体趋势上不断衰落，白领群体不断壮大，白领也只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与完整意义的中间阶层相等同。而且，在舆论的理解中，通常把白领局限于企业领域中的新兴职业群体。3BOBO（波波），小资，IF等一些时尚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经常炒作一些与生活格调、消费方式、甚至做派打扮相关的概念，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将其对象等同于中间阶层。比如BOBO（波波），来源于两个词汇的组合，即Bourgeois（布尔乔亚），主要意指中产阶级；和Bohemia（波希米亚），意指生活方式随意，甚至不羁的文化群体。有人对BOBO做出这样的描述：“BOBO族的精神精髓在于追逐财富，并以财富换取个人生活的最大自由。BOBO族一般拥有高学历、高收入，是现代新经济社会的精英。他们认为钱是挣不完的，足够生活享受就行了。他们花钱、享乐随意而自信、从容、有个性，追逐名牌，在乎名牌的质感，喜好出游、健身、美容、斗牌、陶艺等各种时尚。”总之，BOBO就是“有钱有闲享受生活”的人。“小资”与BOBO类似，但被认为是BOBO的初级形式，因为BOBO比小资“有更好的收入，花起钱来更随意、自信”。后来，又有人宣称“BOBO走了，IF来了”。IF(International Freeman)意为国际自由人，指那些“经常乘坐飞机在世界范围内出差、居住和旅游度假”的一群人。据称，要想成为IF，“除英语、诚信等基本技能和素质外，还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专业特长，以及积极上进的精神。”这样，IF比起BOBO、小资来，好像少了些矫情，多了些敬业。无论对于这些时尚概念如何挖空心思进行描述，它们都主要注重一些外在的生活方式，指代对象模糊、多变，并不能作为严谨的社会科学术语来对待。第一部分:导论对其他一些概念的考察（2）综上所述，在构建和谐社与社会分化的双重背景下，中间阶层虽然有指向类似的各种名称，但只有“中间阶层”这个概念能够比较适当地表述这一新生社会构成。相对于“阶层”的用法，“阶级”保留了浓厚的传统阶级斗争色彩，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目标共识的形成；而“群体”又回避了社会分化的客观现实，否认了和谐社会的动态历史过程性。“中产”仅仅强调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社会分层功能，没有反映中间阶层多元综合的“中间”性特征，不利于发挥同样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各阶层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其他一些概念，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度看，要么概括不全面，要么指向模糊，不能替代中间阶层这一规范的概念。第三节中间阶层的界定〖1〗一中间阶层的“老”与“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中间阶层有“新”、“老”之分。马克思的论著里将中间阶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小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小农场主（自耕农）等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由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律师、医生等所组成的专业技术阶层，或资产阶级的服务阶层，两者共同构成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过渡中间层。随着小资产阶级逐渐衰落，而专业技术阶层逐渐壮大，马克思开始关注专业技术阶层这一新兴阶层，而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称作“老中间阶层”。米尔斯也在其关于中间阶层的专著中使用了这种称呼，并对新中间阶层从职业上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美〕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随着职业构成越来越复杂，职业分工越来越细致，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可以划归为新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也会越来越多。在西方，中间阶层的“新”与“老”确有所指。老中间阶层自古有之，而新中间阶层则是在当代社会职业分工不断细化中逐渐形成的。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新、老中间阶层在出现与发育的时间上并没有明显先后之分，不能说一个比另外一个更“老”或更“新”一些。二十多年前，随着计划体制的消解，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个体工商户（“老”中间阶层的萌芽）和新兴白领职业（“新”中间阶层的萌芽）同时开始涌现。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中间阶层比老中间阶层出现更早。比如，将时间上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间，各种形式的“老”中间阶层被消灭，而广大具有“干部”身份的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与“新”中间阶层有类似之处。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新”与“老”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职业界定方式。第一部分:导论“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1）对所属阶层主观界定的根据是被研究对象的自我认同，而客观界定则是按照研究者预先设定的客观指标来衡量。主观界定充分照顾到了被研究对象的观念与感受。正如英克尔斯在研究现代化时所强调的，现代化不可忽略的是“人的现代化”，人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具备了一些基本特征，才可以确认社会的现代化。参见〔美〕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然而，如果采用主观的认定标准，则会带来被研究者在自我判断上的随意性，被研究对象相互之间，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在理解上的分歧。有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主观认定和客观认定的结果往往不太一致，一般会出现自我评价高于客观评价的现象。比如，美国《财富》杂志在1940年进行的调查中，给出“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三个备选答案，80%的美国人选择自己为中间阶层，这个结果成为许多人欢呼美国已经“中间阶级化”的直接证据。但后来阶层分析学者理查德·森斯特的研究却表明：美国人不喜欢“下层阶级”这个称呼，所以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中层阶级，即使那些数量庞大的蓝领工人也是如此。转引自〔美〕吉尔伯特：《美国的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303页。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新生的现象和概念，学者们在如何界定时都争论不休，一般民众更难有清晰的标准。客观界定虽然忽略了被研究对象的个人观念和感受，但操作简单、明确，可以通过显而易见的职业、收入等指标界定中间阶层。因此，依据客观指标特征来界定中间阶层成为研究中的主要方式，而主观界定常常作为一种补充。在具体使用客观指标的时候，学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研究角度和条件来选择使用一种指标，或几个指标的组合。如果选择指标组合，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往往有主次之分；其次，指标之间往往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或多或少的相关性，甚至有时这种相关性很高。三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的分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要灵活、精致得多。如美国学者赖特的“矛盾阶级地位”理论，在剥削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他仍然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存在及阶级划分的基础。同时，他赋予财产更加宽泛和新颖的概念，认为不平等分配的财产不仅指生产资料财产，它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拥有生产资料财产的是资本家、小雇主和自雇小业主，拥有劳动力财产的是工人阶级，而另外两种财产的拥有者则是从事管理和技术职业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受拥有生产资料财产的资本家的剥削，同时依靠所拥有的管理财产和技术财产剥削他人。这样，中间阶层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双重矛盾地位中。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希腊学者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其理论特征有两条：一是以非生产性劳动作为划分和确定“新小资产阶级”的标准，从而把大部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领取薪金的人划归“新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传统工人阶级，也有别于传统小资产阶级；二是认为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应仅根据经济地位来确定，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决定阶级地位的重要因素。Poulantzas N：“On Social Classes”, in A Giddens and D Held (eds) :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而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除了受过训练的传统蓝领工人，“新工人阶级”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意大利学者卡切迪的“新中间阶级”理论以社会承担者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职能”为标准划分社会阶级，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有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新中间阶级”，而“新中间阶级”仅指工厂企业中的中下层管理人员。Carchedi G: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London: Routledge，1977.当然，这些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有概念进行泛化了处理，保持了传统理论在新的社会现实中的解释力，但同时也面临一个理论困境：这还是传统理论吗？新韦伯主义继承了阶层划分的多元标准的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机械接受了韦伯划分阶层的经济、权力与声望三个界定标准，而是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并特别强调了职业分层标准。准确地说，韦伯为西方学者提供了对马克思一元标准的反思，以及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内选择分层维度的新思路。新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键概念的泛化，其结论与新韦伯主义往往异曲同工。相对于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成为阶层分析的主流，包括中间阶层的界定。四多元化的界定指标如前所述，新韦伯主义的多元界定思路成为阶层分析的主流。概括来看，学者们常用的中间阶层界定指标主要包括四类：经济类指标，社会地位类指标，政治类指标，以及文化类指标。第一部分:导论“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2）经济类指标包括职业、收入和财产等。布劳（Peter MBlau）和邓肯（Oliver DDuncan）在《美国人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中，首次提出了职业分层模型。职业可定义为社会角色，表示一个人为了谋生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在激烈的生活竞争中,人们的生活机会关键取决于社会对某种类型的劳动力或生产资源的需求情况，其突出的标志就是社会对职业的“标价”。“对大多数人而言,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也许已经成为人们物质报酬水平、社会地位水平和生活机遇水平的一个最有力的指示器。因此,在本世纪里,把职业结构划分为与不同水平的社会和物质不平等相联系的，将职业结构普遍理解为社会阶级的聚合体,已成为各类社会学研究者的常识。”David Ro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M〕, Hutchinson, 1988, p13.“在工业社会中,职业是衡量人们所得到的报酬水平及其社会地位水平的最好指示器”Rosemary Crompton: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debates〔M〕, Polity Press, 1996, p50.。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学研究人们进入社会位置和社会阶层的主切入点是人们“进入不同的职业阶层”。Gerhard E Lenski: Power and Privileg 〔M〕, McGRAW -Company, 1996, p195.收入是在一个特定时间内的货币收益，例如年薪。但要注意的是，收入和财产是有区别的。财产指各种资产，如储蓄存款、房地产、有价证券、小汽车等大件消费品、企业资产等；消费性的财产和投资性的财产，在社会分层方面往往具有不同的研究意义。它可以是个人、家庭收入的积累，也可以是通过继承等其他手段得到。在社会地位方面，有个人声望、社会交往、品质素养等指标。个人声望表示社会对其社会价值认可、尊敬等情感，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影响是明显的。虽然这种指标比较抽象，但仍然可以观察被研究者下意识的态度，如对观念或生活方式的模仿。社会交往是重要的，因为它促进了某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行为、观念和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相似性。地位结构中具有既定地位的人，容易与其地位相同或相似的他人建立更多的个人联系和交往。个人品质素养是在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受家庭、社区环境和个人经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有学者根据统计筛选出父母对孩子最希望的一些品质素养特征，如恭顺、整齐清洁、体谅他人、好奇、自制、快乐、诚实等，发现不同的父母对这些品质的期望排列顺序是不同的，表现出了与父母阶层地位的相关性。Melvin L Kohn, and Carmi Schooler: Work and person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orwood, N J: Ablex Publishing, 1983.政治方面有两个与社会分层有关的指标：权力，阶层意识。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个人或者群体即使有人反对也要实现其意志的潜力”。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可以看出，这里的权力其实是一种影响力，而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权力，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上级对下级的支配权力。首先提出阶级意识概念、集大成者是马克思，相关理论对后世形成了深远影响，并引起广泛争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是指由生产关系规定的对阶级成员资格认可的意识，对于这一共同身份产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觉，以及为谋求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马克思认为只有一个群体的成员具有阶级意识时，才能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即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概念是阶级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阶级冲突意识层面上的必要条件。是否存在普遍的阶级意识，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为了避免意识形态化，我们这里宁愿称之为一种“共同体意识”，是对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某种自觉辨识意识。在文化方面，有知识教育背景和生活方式指标。教育从来都是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它的作用往往通过其他方面得到综合的表达，如声望、品质素养、职业获得、影响力、共同体意识、收入等。有学者认为，知识的力量在现代经济中的充分显性化,取代了物质资本而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赖以生产与发展的经济形态,还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资本的占有者是社会的上层，而知识的占有者成为社会的中间阶层。参见张孝德：《知识经济社会与中产阶层》，载《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5期。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是国内媒体很热衷讨论的话题，有媒体更将中间阶层生活方式渲染得无以复加，提出了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①年收入20万元以上。②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③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④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⑤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⑥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⑦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⑧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⑨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⑩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分别转引自辛保平：《中国中产阶级真相》，载《投资科学》杂志，2003年总第617期，第26、38页。国内学者从理论、实证和经验上分别探讨了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甚至一些官员和媒体也参与其中。这些界定标准借鉴了西方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从整体上并没有超越上文所述的内容。其中，有的只是在经验或理论上进行了探讨，有的则进一步做了量化研究。第一部分:导论经验的界定从经验上，比较早进行阶层分析的学者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比较简单。如有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指“脑力劳动者，即广义的白领阶层”。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有学者借鉴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以资本资产、组织资产和文化资产占有状况为依据，从理论上将当代中国的中间阶级定义为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和小资产阶级。Lichunlin:“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as Urban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lational Perio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pring 2002, pp91~99.有学者认为市场转型以前，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是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在市场转型以后，我国的中间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产业和大城市正在形成年轻的新中间阶层。而且新、老中间阶层的更替速度非常快，作为改革以前典型中间阶层的国有企业职工群体出现整体性衰落。参见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载《人民大学学报》，2001第2期。有学者从行业上来划分，认为在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保持传统垄断地位的一些行业从业人员（如航空、金融、保险、电讯、外贸、房地产、旅游、烟草、电力等）与外资企业从业人员构成了中间阶层。薛求知、诸葛辉：《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育》，载《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这种以行业为标准的划分方式明晰、操作简便，但也有很大的缺陷。首先，行业的优势是暂时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垄断行业的种类在不断减少，垄断程度也在不断降低。随着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外资企业也逐渐褪去高薪的色彩。其次，行业内部不同职位间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更多的学者在经验上提出了多指标的组合体系。比如，有学者将所谓的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与一般使用的指标（包括职业、经济、声望和权力），形成综合评价体系，划分出精英阶层(核心或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一般阶层和渐进阶层(代价阶层)。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是指在社会变迁中的市场机制、体制改革、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发展潮流等因素。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有学者将职业分类与韦伯的阶层指标结合，在度量收入、声望和权力的基础上，从高到低划分出上海市区的主要职业类别，分别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并发现三种指标的内在一致性。其中，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工作者被认为是当前中间阶层的上、中、下部分。Qiuliping: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pring2002.有学者提出中间阶层的界定可以综合考虑六个因素，包括：职业工作方式、职业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就业能力、消费及生活方式、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页。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对“新白领”的界定提出了“三高”标准：高学历、较高收入和较高职位，认为他们是指那些正从事着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热门职业，具有高学历、有着较高收入的青年群体。郗杰英：《解读新白领》，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1998年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将研究对象——白领青年界定为在“三高”(高学历、高收入及较高职位)中符合其中二项条件、年龄介于20~39岁、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杨雄：《上海“白领”青年职业生活调查》，载《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第一部分:导论量化的误区近年来，随着中间阶层现象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当前到底有多少中间阶层”，成为舆论的一个热点。在这种舆论的引导下，许多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研究，甚至国家统计部门也参与进来。比如，有学者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所做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别划分出“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四种中间阶层类型，然后取它们的重叠部分作为中产阶层，并计算出只有41%的人符合完整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标准。参见李春玲：《中产阶级：中国社会值得关注的人群》，载《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比如，有学者综合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和职业三项指标，并分别量化，根据每个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得分界定其所在阶层位置：15分（满分）为上层、12～14分为中上层、9～11分为中层、6～8分为中下层、3～5分为下层（见表1-1）。张建明等：《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新装及其未来发展》，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5月。又如，有关部门在一份抽样调查中将6万~50万元作为我国城市中间阶层数据中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官方对中间阶层的类似称呼。家庭年收入标准。并预测，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虽然有关部门否认公布过这一数据，但承认“数据是有的，只是没有正式公布而已”。申剑丽：《未公布过中间阶层数据》，载《新京报》2005年1月2日。表1-1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项目评分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及以上大学专科高中（含职高、中专、中技）初中小学及以下54321家庭人均月收入（按人口五等分法划分）825元及以上625~824元500~624元367~499元0~366元54321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体力劳动工人和个体经营人员临时工、失业、待业人员54321数量上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最直观的中间阶层发展现状，解决“有多少中间阶层”的问题。同时，这种量化研究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和误区。当前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从财产和收入拥有的量化上进行界定，无论是臆测一个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作为界定标准，都存在很多争议，甚至毫无道理。比如，“6万元中产”的说法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设定依据，引发了许多质疑。在不同国家之间、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的不同阶段，收入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收入水平在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不断发展变化，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如果升值一倍，以美元计算的国内个人财产拥有量升值一倍，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绝对财产一夜之间真的升值了一倍、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更不意味着中间阶层的数量大幅增长。而且，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个人财产的拥有量是不透明的，个人财产形式和来源渠道复杂，不存在一个有公信力的个人财产评价体系。至少表面的工资收入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财产拥有量，更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资源拥有量。即使使用其他方面的标准、或多指标体系来进行量化研究，也很难摆脱标准本身的臆测性。比如，在上述一个量化界定的例子中，将大学本科及以上定义为5分，将小学及以下定为1分，等等，并没有确切的依据。而且，学历水平的低分与收入上的高分并不能简单中和。另外，量化的指标缺乏弹性，只适合于某种特定的发展时期，不能适应中间阶层自身的不断演化。为了中间阶层的量化指标能够被接受，就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这些特定的数字。综上所述，对中间阶层的界定已经脱离了传统的阶级划分约束，具体指标实现了多元化，并在中间阶层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不断调整。在看待中间阶层界定标准的问题上，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完全相同，并在具体指标上存在争议。同时，许多研究者在中间阶层最终指向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并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比如，不再将中间阶层简单看做“中等收入者”，而是看做在综合指标意义上的社会中间层次。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起点的思考（1）中间阶层的政治内涵从上节对中间阶层界定标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界定中间阶层，并在最终的对象指向上具有较好的重叠性。但同时，根据一些标准将一些社会群体“捏合”为中间阶层，总是给人“大杂烩”或“拼盘”的感觉，中间阶层成为多个似乎“毫不相干”的社会群体，使人怀疑是否可以看做一个社会共同体。所以，我们需要抛开那些表面性的界定标准，从中间阶层的联系性上把握其内涵，使其作为一个共同体，形成有价值的分析对象。要把握中间阶层的内涵，必须理解它的“中间性”。中间阶层之所以称为“中间”，是相对于其他更上层和更下层的社会结构而言的。这种上、中、下的社会结构划分具有宏观性，我们也需要从宏观的层次来理解中间阶层的这种中间性。最简单的界定是把中间阶层看做“处于社会中间状态”的社会群，但这种界定只能被看做“没有定义的定义”。因为，不同的人可以针对“中间状态”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建立其角度各异的理论框架。之所以对中间阶层的“中间性”难以把握，是因为中间阶层所能包含的各种群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操作性指标来界定。中间阶层各群体彼此相似的是一种很难言表的“综合状态”，而这种“综合状态”难以用其中的各种具体“状态”加以量化并加权运算的。所以，美国人口咨询局在199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也坦率地承认，中间阶层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义。这样，如果要给出中间阶层一个既有弹性、又不会同义反复的定义，就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这种困境并不仅仅在界定中间阶层时才会出现。如果我们给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一个既有弹性、又有操作性的定义，同样会产生上述困难。这本身说明了社会的复杂性，社会结构的划分并不存在一种完全排他的本质属性。我们并不能完全解决上述困境，我们所能做的是，超越操作性指标，特别是那些量化的操作性指标，从某种角度寻求中间阶层的内涵，从而找出中间阶层的共性，可以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社会共同体。本书以中间阶层的政治分析为目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间阶层，包括中间阶层的兴起对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对中间阶层的影响。所以，这里希望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中间阶层的某种内涵，寻找中间阶层各群体内部的联系纽带。政治可以看做一种社会关系，是以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公共权力为对象的社会关系总和。在社会结构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政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关系，并从公共权力上加以确认。社会上层凭借各种资源优势，可以对其他阶层进行控制和支配。而社会下层因为资源弱势，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要受到其他较高阶层控制和支配。中间阶层处于社会利益格局的中等位置，不是社会弱势阶层，也不是社会强势阶层，他们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在社会资源分配上，他们不靠剥取其他阶层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在社会利益冲突中处于受剥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在宏观政策上影响上，他们的声音既不会是最优先得到考虑的，也不会是最受漠视的。等等。总之，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更高的阶层，他们的支配性更强；更低的阶层，他们的依附性更强。这样，把中间阶层放在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相对政治关系中来考察，可以将其界定为“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群体的集合”。中间阶层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中间阶层的其他界定方法相互融合。比如，如果把中间阶层看做专业技术和管理集团，那么由于中间阶层拥有的专业的技术，所以他们在职业发展上既受制于雇主（无论是企业雇主、政府雇主或其他社会组织雇主），也可以选择另谋高就。在地域迁徙上，可以比产业工人与农民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不会被完全约束。在经济收入上，中间阶层所拥有的物质水平虽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过一种豪华的生活，但他们也不必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调配自己的生活内容，有自己的以一定经济能力为基础的个人爱好（如旅游等）。在社会交往上，中间阶层不会如社会上层那样处处得到其他人的尊崇，但也不必如社会下层那样对人低声下气，保持中间阶层的自尊。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具有更多的弹性和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通过调节寻找出自己的价值平衡点。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能随意地支配他人的命运，也不会完全受制于人。受到伤害时，或者认为受到社会不公时，有进行申诉、寻求解决的意识和能力。等等。用最通俗（当然并不准确）的话来概括，社会上层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基层只能“听天由命”，而中间阶层则能够做到“独善其身”。这种中间阶层的内涵与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有相容的地方。赖特认为中间阶层在生产关系中具有职能的双重性。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依靠资本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工人阶级出卖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被资产阶级所剥夺，只得到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或维持再生产的生活报酬。而中间阶层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用付出工人阶级那样的劳动，但他们依靠特有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权，对生产资料和劳动都具有一定的支配和控制。这样，中间阶层既执行资本增值的职能——资本家的职能，又执行社会生产——工人阶级的职能。从而，中间阶层在生产关系上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中间”位置，并占据了社会结构的中间地位。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但这种观点仅仅将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归结到生产资料关系中，没有突破传统阶级理论框架，在解释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社会现实中，很难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或帮助。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起点的思考（2）本文的相对自主性是从社会控制能力着手的，使人联想到社会分层中“权力分层模式”。在韦伯的阶层划分思想中，政治权力成为多元界定标准中的重要内容。而米尔斯和达伦多夫更是直接提出了权力分层模式，认为社会分层源于社会结构不平等和权力强制。比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Power Elite)中对功能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社会报酬并不能解释社会分层，权力才是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社会分层是拥有权力的统治者群体强加给没有权力的被统治者群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但本研究的用意并不在于此。首先，权力分层模式主要分析的是社会分层的根源，而本文的内涵界定则分析了社会分层的结果（或效果）。其次，权力分层模式中“权力”明确所指的是政治权力，而相对自主性所涉及的社会控制力则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地位，根植于多种社会因素。中间阶层相对自主性的基础来自“相对独立的社会资源获得能力”。这种能力处于社会中等水平，既有上限，也有底限。超过了上限，就会向上流动成为社会上层；降到了底限，就向下流动到了社会下层。这里需要说明几点。①“资源”是个宽泛的概念，包含了多元化的价值内容。所以，虽然经济性的资源是资源的首要内容，但它仍然不等同于资产、财产或收入等经济性内容，它还包含政治性的资源（如竞争选举）、社会性的资源（如社会信用）和文化性的资源（如教育）等。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资源的获得可以提高中间阶层在社会群体竞争中的谈判能力、政治能动性。即使经济性的资源获得能力不高，如果其他方面的资源获得能力较高，也可以融入中间阶层的行列，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同样，如果仅仅一方面的社会资源获得能力较大，而其他方面十分欠缺，那么他的中间阶层地位可能会受到质疑。②“能力”是一种获得社会资源的潜在可能，不完全等同于实际获得的资源数量。中间阶层具有了获得一定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相当于他跨入了中间阶层的层次。即使他实际的社会资源拥有量并不高，但这往往只是个时间问题。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中间阶层的个体需要一个成长、积累的历程。在判断成年个体的阶层归属的时候，能力素质往往比实际的资源拥有量更有概括性。比如，一个苦读多年的医学博士生，在获得执业资格并走上工作岗位之前经济上可能很窘迫，但很少有人会把他作为社会底层看待，因为人们相信他有足够的资源获得能力，只不过还没有发挥出来。又如，一无所长的街头流浪者拣到相当于中等收入者一年的一笔钱，获得了较高的资源，但并不表示他的资源获得能力获得了提高，人们也难以认同他一夜之间跨越了中间阶层。这样，摆脱了对前文所述纷繁复杂的中间阶层界定方法的困扰，使得中间阶层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群体的拼凑或大杂烩，而是在相互联系中成为一个有研究意义的共同体。第一部分:导论界定中间阶层的新视角我们承认上述中间阶层的政治内涵比较抽象，并不能如上节所讨论的各种界定方法那样直接划分出中间阶层的各种群体，更不能依此计算中间阶层的数量。但这并不是说中间阶层的内涵对于中间阶层的具体界定没有意义。“去两边、留中间”是作者界定中间阶层的独特视角。如前文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作者所理解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的“中间”部分，是相对于社会基层与社会上层而言的。换句话说，先挑出社会上层（较高的资源获得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支配他人）和社会基层（较弱的资源获得能力，一定程度上受他人的控制、支配）两部分，剩下的就是社会中间阶层（中等的资源获得能力，对自己的命运和安排有相对独立的支配）。中间阶层的范围比较模糊，但社会上层和下层则相对清晰。就像一块蛋糕，先看准了比较明显的上层部分和下层部分，横切两刀，落在中间的那一块就是中间阶层。社会上层主要是政府官员（权力的拥有者，作为中国特色，还包括各种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较大企业主（财富的直接拥有者）、企业较高级经理人员，以及名人群体（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高级知识精英等）等。而社会基层相对简单，主要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包含“民工”这一中国的又一特色群体），以及各种社会底层群体（如无家可归者）等。其余社会群体，大都可以划归为中间阶层。可以看出，相对于一般学者和媒体的界定范围，特别是相对于以具体职业来进行“点名”的界定方法和以具体财产收入数字来“框定”社会成员的界定方法，本文的界定视角无形中将中间阶层的范围扩大了许多。作者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相反，确信对中间阶层的广义理解正是这一视角的价值所在。首先，“去两边、留中间”的界定视角有较高的弹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历史阶段，社会上层和社会基层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对他们强势或者弱势的理解在社会舆论中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会像界定中间阶层那样充满分歧。中间阶层本身就是比较模糊的社会中间地带，所包含群体的综合地位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不断变化，而且还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兴的职业群体。这样，从清晰的社会层次入手，抽丝剥茧，更容易辨识出中间阶层，并为社会转型中的变数留下足够空间。其次，对中间阶层的广义界定与作者的基本判断相互呼应。这个判断就是：中间阶层不是很多学者和媒体所炒作的“精英”阶层，而是社会“骨干阶层”。从媒体对中间阶层高高在上的生活态度、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奢华的生活标准的炒作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眼中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精英”，如消费精英和赚钱精英。某些学者对于这种严重的舆论误导不仅没有提出批评和校正，反而推波助澜、隔三差五、信手拈来地提出一些高收入或高财产标准，或者不负责任、不加推敲地推出一些中间阶层发展数字，甚至肤浅地附和一些界定中间阶层的庸俗化生活方式标准，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的误导。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讲，中间阶层竟然成了一种高不可攀的幻象。如此以来，中间阶层又何谓“中间”呢？所谓“中间”，至少有融入社会大众之间的意思。中间阶层是看得见、摸得着、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创造着各种财富的社会骨干，而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社会精英。中间阶层主要存在于城市之中，因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为城市中间阶层，并具体选择了北京市区作为抽取样本的地域范围。这除了作者本人的研究便利之外，主要考虑到了大都市作为城市中间阶层集中之地，能够体现未来中间阶层发展的许多特征，具有较好的预测性。因为，本研究的着眼点就在于中间阶层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政治影响。中间阶层在北京市区不仅有较高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而且所包含的群体类型也更加丰富一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基于以上的讨论，并考虑到了范围跨度和覆盖性，作者选取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中间阶层群体作为研究典型。包括：企业白领（不包括高级经理人）、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少量依靠出租、置换房产和出卖地皮快速致富的城市原住民，本研究称之为“城市新地主”这是作者所使用的一个新词汇，在后文的讨论中有详细解释。）。要说明的是，这些中间阶层群体并不一定能概括中间阶层的全部，而只是中间阶层在特定时间（当前）、特定地域（北京市区）的一些典型（只给出了四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群体会不断涌现，特别是新的职业群体日新月异，一些新的群体可以被划为中间阶层；而原有的一些中间阶层群体可能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如果将研究地域转移到其他城市，一些特有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这个城市可能并不成型，比如“城市新地主”；同时，这个城市也可能会有一些北京城区所没有的其他中间阶层群体。所幸本研究不是定量研究，并没有从数字上概括整个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企图。从“典型性”出发来选取研究群体和具体调查对象，目的是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初步探索需进一步验证的规律（下一节将对研究途径的选择做专门的讨论）。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1）前文中提出了中间阶层兴起中的政治命题，讨论了其政治内涵，并进一步界定了中间阶层的范围。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建立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间的联系，从而展开对中间阶层的描述和解释，为最终的中间阶层政治命题提供分析基础。实际上，社会阶层或阶级是一个表述社会成员划分情况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社会生活划分为三个领域或三个层次。相关论述参考了《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第一个是结构层面。这个层面的内容是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各种客观社会关系。其中，经济关系是基础性的，包括商品和劳务领域中的生产和交换领域中的各类关系，特别是职业，财产等内容。另外，其他社会关系也非常重要，如声望、话语权力、谈判能力等。表现在政治上，即受公共权力体制约束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第二个是意识层面。这个层面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文化与心理层面，即在生存体验中建立起来的“抽象世界”，包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结构的主观态度和取向等。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治文化。第三个是行动层面。这个层面是指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领域中个人或集体所做出的行为、采取的行动，包括他们作为私人、消费者、劳动者和公民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选举行为，以及他们在产业和政治上的组织方式等等。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治参与。毫无疑问，如果某个社会群体在三个层面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在结构层面上具有相同的地位，在意识层面上有共同体的认同，在行动层面上能够为共同的利益而进退，那么，这个社会群体就形成了一个阶层。但实际上，完全一致的理想阶层并不存在，至少三个层面上的一致性程度并不平衡。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社会，都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每个人群都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可以找到自己的社会归属位置。就是说，无论持有何种价值观，无论是否接受阶层的划分，阶层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可以辨识的。但对于阶层的第二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阶层意识和阶层共同行动，充满了争论。另外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三个层面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系，如社会结构是否必然产生相应的阶级意识，阶层意识是否必然引发一致的阶级行动。马克思和韦伯都承认阶层结构、阶层意识与阶层行动三个层面的客观存在，并且认为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就是说，当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等的人们彼此在生活经验、意识上发生重要的联系时，而且两者对人们作为消费者、劳动者或公民的行为——包括怎样生活、加入什么组织、支持何种政治党派等具体行动——有重要影响时，社会中就存在或形成了阶层。但马克思的阶层理论和韦伯的阶层理论在三个层面之间相互联系的向度和紧密程度上有很大的分歧。马克思所描绘的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非常严密，而且是单向度的，因果关系从经济与政治结构起始，到阶层意识，最后达至阶层行动。在生产关系中直接对抗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其他阶层纳入自己的队伍中，分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巩固壮大，并逐渐形成阶级意识、产业组织和政治组织。这两个阶级之间终将爆发革命性的冲突，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灭亡时这场冲突才会宣告结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韦伯的阶层理论宽泛，阶层的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在因果联系上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比如，层面间的联系不仅能从经济地位到意识、从意识到行动，而且也能够从意识领域到政治、经济地位基础。因此，不存在一种必然的顺序，即从阶级结构到阶级意识、到阶级行动的完整的发展过程。也没有任何可以解释这种发展过程的基于“阶级利益”的宏观理论，因为历史的可能性是多样和不确定的。各个层面的中心问题的范围也要宽泛得多：在经济结构层面上，中心问题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流通”领域和“市场”地位（尽管韦伯和马克思一样，认为拥有财产与否是阶级状况的基础）；在意识形态和行动层面，中心问题也包罗万象，意识层面包括伦理、宗教和社会地位等等，行动层面则既包括劳动领域和政治领域，也包括消费领域和分配领域。可以设想一条连线，其两极分别为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理论所占据。对这两种观点的认同程度，取决于人们心目中衡量理论优劣的标准。更严密、更条理化的理论体系出现差错的风险较大，但如果正确无误的话，则具有相当强的阐释力和预测力。按照这种标准衡量，马克思的理论无疑可以占上风。另一种分析当代社会的理论架构因保留了更多的联系和发展的可能性，降低了理论的清晰性和说服力，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失误的风险。按照这种标准来衡量，韦伯的理论就会因阐释充分而认同度较高。当代的各种阶级理论仍然离不开这两个极点，要么被引向其中一极，要么承担起调和这两极的任务。作者认为，阶层分析中的各个层次应该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联系，而且在“结构——意识——行动”的逻辑上是双向度的。甚至，三个层面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线性的，而是环形的，即结构和行动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意识并不是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必然桥梁。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间阶层，目的和落脚点是要揭示中间阶层在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中可能扮演的政治角色，以及在政治背景中的自身发展趋势。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各个层面上考察中间阶层的政治与结构特征，中间阶层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取向特征，中间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本书对中间阶层的描述和解释部分（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就采用这种三层面的框架，后面的理论总结和分析部分建立在此框架的基础上，有以下要点：①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对中间阶层的描述: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即对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客观描述，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和社会体验，以及中间阶层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所采取的行动和效果。②中间阶层在三个层面上是相互联系的，同时这种联系是宽泛的，而不是决定论的。③三个层面间的联系是双向度的。社会结构对社会意识具有影响，社会意识影响社会行动；同样，社会行动的经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结构形成冲击。并且，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还存在直接的影响与反影响的联系，政治意识并不是社会结构与行动中间的必然过程。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2）上述要点可以用图1-1简要地进行表述：图1-1中间阶层的分析层面与联系当前国内的中间阶层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层面上，或者进行“空对空”的理论分析，或者通过各种宏观指标进行考察。对政治意识层面的问题，本土研究比较少。至于对社会行动层面，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生活、消费、文化、经济领域，政治参与层面上的研究更少。其原因有二：当前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程度很低，缺乏现实素材；出于某种考虑，不愿涉足这个领域。至于三种层面之间的联系，则几乎难以见到。本研究希望能够在中间阶层的三个层面上分别展开，并逐渐起内在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强还是弱。第五节研究途径与设计〖1〗一研究途径的选择思辨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层次不但重要，而且不好把握，需要细致入微地进行理论辨析，才能对现实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解释和指导。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可能就是以思辨研究为主的研究途径。思辨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各自具有自己的优势，但纯粹的思辨和纯粹的描述，却都不是最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思辨性研究常被指责为一种空对空、以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构建知识的方法，并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而纯粹描述性的实证研究，常被指责为浮浅，忽略了重要的制度因素。所以，根据具体课题与现实情况，寻求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与平衡，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对现实的关注是作者所推崇的研究思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自于现实社会的风起云涌。所以，本研究选择了以实证研究为主，并结合一些思辨性论述。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中国当前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期，无论从问题的提出，还是从材料来源、理论检验上看，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利用它。其中，新问题的提出，新一手材料的收集，是最迫切的工作，这些是新理论的基础，否则研究就成了无米（问题和材料）之炊（理论）。在新领域中，每个新问题的提出，每批新材料的积累，都是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实实在在的贡献、真正的耕耘。所以，本研究选择了收集一手材料，即使不能提出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创新观点，还可以寄希望于所搜集的材料和提出的问题能够被其他学者的研究加以利用、批评。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在开始设计研究方法的时候，和通常的思路一样，首先考虑的是使用定量方法（特别是问卷调查方法）来取得一手资料并进行分析。但随着思考的深入和尝试调查，发现定性研究方法对本研究课题更加适合。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建立在厚实的现有文献资料、清晰的概念基础上，从中抽象出理论假设或框架，然后根据所取得的新数据体系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修正，从而形成新的理论。然而，当前所能提供的这些条件并不充分。中间阶层研究至今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新兴领域，关于中间阶层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甚至连中间阶层是否存在还是一个正在讨论的问题。中间阶层的概念并没有在民众中深入人心，许多人对自身的阶层定位并不清晰。中国到底有多大数量的中间阶层，是媒体和学者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关于中间阶层群体数量的说法相差巨大，统计方法也五花八门。甚至有些人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能凭空“猜”出中间阶层在中国有多少人、以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发展。如果说民众和媒体的混乱和盲目尚且可以接受，那么学者们对中间阶层缺乏洞见的臆断就显得让人失望。因此，在缺乏厚实的研究背景的情况下，贸然采用定量研究，犹如空中画饼。即使设计出一个理论框架，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可能会发现与现实想去甚远，难以回头对理论框架进行修正从而再次收集新的资料，或者陷入为证明而证明的尴尬境地。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3）而定性研究在对一个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重在提出问题，做出启示性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论断。它所取得的每一点成果，都是在本领域研究中迈出的坚实一步，为将来的进一步探索——包括在此基础之上的定量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积累。定性研究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承认自己的立场性，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个案开始，从个案出发，用数据说话，解释个案材料的内在逻辑。研究者把自己沉浸到丰富的材料中，从当事人的话语、立场寻找出当时人到底想说什么，看他是怎么说的，追究出他所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思路。根据这些关键话语找出主题思想，归纳出主题。定性研究通常意味着三个概念：①建构的研究认识论(即基于认识知识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或自然主义范式的方法)；②具体的研究战略，如研究设计是针对解释和揭示事物、现象和事件，而不是总结出可运用于更大范围的因果关系；③具体的、不需要涉及数字的技术，如访谈、观察和实物分析。Gabrielian, Vatc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 overview”,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rche Dekker, Inc New York, 1999.定性研究有时也被称为质性研究，它们都来自同一个英文词“qualitative research”，是相对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而言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各自的特点：①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上，定量研究把被研究者放到被动的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研究样本；定性研究则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看成互为主体的关系，被研究者也在研究过程中被更新、唤醒。②在应用环境和规模上，定量的方法可以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政策预测，将复杂流动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数量化、固定化；定性研究则可以在自然环境下对微观层面进行细致、深入、动态的描述和分析。③面对不同的研究课题时，定量研究可以对比较熟悉的社会现象进行量化，达到更加准确的理解，而定性研究可以对研究者并不熟悉的新现象进行初步探索，提出问题，得出可供继续探讨和验证的结论。④在研究起点上，定量研究在课题设计时，事先构建理论假设或框架，并在取得研究材料和分析的过程中去证实、补充；定性研究强调“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者同时作为一名“学习者”，从经验资料中构建理论，而不是从经验材料中搜寻对预先理论假设的支持。相对于“空对空”式的研究，定量分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可以说，定量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现状来说，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但在我们重视计量政治学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对定量研究的盲目崇拜，比如对问卷调查的过分偏好和对数据的迷信。定量研究在问题的深入与确证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定性研究在新兴领域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事实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并行的两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互为补充。它们相当于方法论维度上的两端，一端是严格控制的在实验室条件下的量化研究，一端是在自然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所从事的体验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选择适当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交互融合，或者在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最受诟病的是这种研究方式是否有足够的推广度，或者说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通过对样本的研究找到一种可以推广的普遍规律，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现其本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越是深入到本质层面，就越有可能对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和事起到一种对照的作用。这种对照在定性研究中被称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或者“通过理论而达到推广”。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从研究结果中提升出来的理论，对同类具体事物具有一定的解释和论证力。此外，定性研究虽不能使用定量意义上的“外部推广度”(external generalization)，却可以测查研究结果的“内部推广度”(internal generalization)。后者指的是将在样本中获得的结果推广到样本所包含的时空范围。而且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将此时此地收集到的信息推广到研究对象所描述的彼时彼地或另一个时期。第一部分:导论开放式深度访谈方法开放式深度访谈是本文选择的具体定性研究方法。访谈本身并不一定是定性研究，比如问卷访谈就是一种定量研究，和自填问卷、电话问卷、网上问卷、邮寄问卷等各种问卷形式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访问者将问题当面读给研究对象。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是被访问者和被访问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过程，而深度访谈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接触要更加直接、充分，它通过观察、揣摩、记录、探询、追问、背景分析等各种手段，把研究者的言词表达放在其表情、动作、情绪、场景、用词、经历等组成的立体背景中去理解，抓住最鲜活生动的日常语言，从最可能的深度层次理解被研究者所要表达的心理意识。“开放式”访谈则表明访谈并不是严格遵循事先拟好的提纲，而是根据被访问者的具体特点、访问者与被访问者间的关系、现场气氛等具体情况调整访谈内容，更加强调被访问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开放式访谈绝不是漫无边际。在访问者心目中仍然有一个明确的访问线索，话题都围绕本书各章节中的基本问题展开，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调整、引导访谈进程。访谈并非研究者一味地问、被访问者一味地答，而是一个互动交流的过程，中间可以穿插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只不过要注意研究者首先要扮演好倾听的角色，充分理解被访者言语的涵义，能控制、引导访谈话题。关于定性研究的问题类型，有学者做出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如表1-2所示）Marshall，C and G B Rossman：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p41.，本研究的访谈提纲也参照此表：表1-2定性研究的问题类型问题类型研究对象设问探索性·调查不易理解的现象·识别/发现重要的变量·产生假设以便将来研究·这里发生了什么?·在参与者有意义的建构中,显著的主题、类型、类别是什么?其相互关联是什么?描述性·记录感兴趣的现象·该现象发生过程中显著的行为、事件、信仰、态度、结构和过程是什么?解释性·解释问题中导致现象的作用力·识别现象发生的可能因果关系·什么事件、信念、态度和政策影响该现象?·这些力量是如何导致现象的产生?批判性·发现占主导地位的论证(叙述)所依赖的内在假设和偏见·基本假设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现有的见解?·这些见解客观、公正吗?预测性·预测现象的结果·预测可能导致的事件和行为·该现象出现后将要发生什么?·谁会受到影响?以什么方式影响?第一部分:导论样本的选取与使用样本采集使用目的性选样方法，以能为本研究提供最多、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信息为目标来确定样本。年龄段确定在25～40岁，主要考虑到中间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集中分布在中、青年人群。职业上考虑到了中间阶层的各种类型，主要包括公务员、企业白领、事业单位专业管理人员、自营者等。另外，综合考虑了性别、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家庭特征等各种因素。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间，先后联系了36个被访者，有效被访问者人数30人。具体样本的分类、背景和部分样本访谈内容的摘编参见本书的附录部分。为了更好地理解被访者，使访谈气氛更加融洽、坦诚、深入，研究者在访问前和访问中对被访者的个人背景做了尽可能的了解。为对被访者的身份进行保密，全部隐去被访者的真实姓名；同时为了使得论文引述更加方便和生动，取传统《百家姓》中前三十位姓氏编排了化名，并和编号一起作为研究对象的代号，如“李亮（03）”、“钱民（13）”等。附录中给出了访谈的相关背景，包括访谈者的背景和访谈过程背景。其中，对有关被访者身份性和隐私性的内容尽量做了模糊化处理，删除了与研究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访谈中尽量采用了直接录音的方式，在访谈结束后将整个录音内容全部转化为纸面文字资料，并根据记忆对于整个访谈过程的场景细节、被访者的表情、语气变化等做了详细记录。少数被访者由于职业身份的特殊、对话题的敏感，为了使访谈顺利进行，给被访者一个宽松的谈话环境，作者放弃了直接录音，使用了重点笔录或强行记忆，在访谈结束后迅速整理访谈内容。经过整理，整个访谈得到约25万多字的原始文字素材，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基础。定性研究的叙述方式有很多，如现实的故事，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当事人看问题的观点，从他们的角度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研究结果；坦诚的故事，介绍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反省和思考，再现访谈情景和对话片断；印象的故事，详细描写事件发生时的情景和当事人的反应与表情动态；批判的故事，从社会文化大环境对研究结果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讨；规范的故事，用研究结果去验证某一理论或研究者自己的某种观念，等等。J Van Maanen,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A, 1998.在具体应用中，往往不是仅仅局限于一种表述方式，作者把“现实的故事”与“坦诚的故事”进行有机组合，形成本书的叙述风格。定性研究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上文中所说的“坦诚的故事”。研究者是个“学习者”，从被研究者方面得到大量新鲜、生动的信息，激发其灵感的火花，逐渐打开思路。被研究者在与访问者的互动交流中整理思路，从访谈体验中被激发起记忆和潜意识，重构知识体系。为了体现这种交融式的交流风格，在本文对访谈的叙述中，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我”。这样，研究者不再处于完全超然与客观的地位，而是被放置在开放式深度访谈的场景之内，与被研究者一起作为定性研究的主体进行反思、思考。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双色蛋糕”模型描述了中间阶层各群体在二元性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中的分裂特征，形成了其内部异质化的基础。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和政治体制封闭三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并产生扭曲，构成了中间阶层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政治选举中的消极，民主需求的“拜佛主义”，社会运动中的谨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维权运动中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主动，这些矛盾的参与取向中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线索。第二章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当代的“吏阶层”：基层公务员〖1〗一安身立命的职业北京市区不仅有市级机关，还驻扎着庞大的中央机关，甚至还包括外地驻京的办事机构和外地来京的政府人员。所以，来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其阵容之庞大，在市民中比例之高，不是中国任何其他城市可比拟的。古代的官场中有“官”和“吏”的区别。官之所以为官，在于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运，包括“吏”的命运。“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头、文书先生、账簿先生、师爷等等，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如何办、办得顺不顺利等。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可以看做现代的“吏阶层”，是相对于“官”而言。但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公务员”并不是官方文本正式表述意义上的“公务员”，而是日常百姓生活中习惯称呼意义上的机关基层公务员。比如，按照公务员法，国务院总理也是一级公务员，但他不是我们的讨论对象，我们通常把这些较高级的“公务员”称为“官员”。至于什么级别以下的公务员可以作为中间阶层意义上的“吏”，是个比较头痛的难题，因为中国的机关公务员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具体公务员的职务权力、个人影响力、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和隐性收入）、社会地位等很难单纯从职级上进行划分。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简单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的标准，可以把职级在正处以下（包括正处）的中央机关公务员都归入中间阶层，而北京市级的机关公务员职级标准可以降为副处（包括副处）。当然，如果到省市地方，特别是一些小城市地方，标准应该更低。这里所说的公务员里并不包括无公务员身份、管理职务和专业技术的机关勤杂人员。比如担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尤军背景见附录，下同。作者注。（23）给我介绍他们单位的人员构成：一共有140多人，但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只有60多个，其余80多人都是各种勤杂人员。另外，这里的“机关”是广义的，不仅局限于政府行政部门机关，而且还包括参照公务员待遇的党务机关、人大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等，甚至那些按事业单位编制、但实际行使行政机关职能的单位也包含在内。当然，这种复杂的机关单位格局是由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很难让一般国外学者所理解。公务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在国内尤其如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多少带着一些光环。相当程度上，公务员是社会结构中资源占有的强者，他们的收益可以体现在职业稳定、社会保障、上升空间、社会地位、体制资源、权力寻租等综合方面，或者其中的几个方面。当然，这些收益空间也充满了变数。稳定是评价职业含金量的重要因素，它带来长期的职业收益和可预期的收益底线，并在心理上为从业人员减少了很多压力。从稳定性上看，靠近体制权力的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无疑比更市场化职业的工资收入更有含金量。尤军（23）以前在区委办公室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上班时间主要看看报纸，喝喝茶水，聊聊天，“无所事事”。张兵（26）从军队转业的时候对企业工作更有兴趣，但为了他的“三个女人”（他的玩笑话，他把母亲、妻子和女儿统称为自己的“三个女人”），最终选择了中央机关单位。因为，女儿要上学，在机关单位工作可以为孩子选择比较好的学校；太太在企业里工作，不太稳定，需要他有个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家用；另外，母亲需要照顾，工作不能过于劳累，不能经常出差。公务员有当前最好的社会保障，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并可以提供事业发展空间。张兵（26）1996年刚转业到机关上班不久，就赶上了新一届政府的中央机关机构改革，要精简分流。分流的条件很优厚，正如张兵（26）自己所说，“谁被分流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理应得到补偿。其中分流人员的一个去向是去国外大学或国内一流大学读研究生，费用全额报销，读研期间人事关系仍挂靠在机关。就是说，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脱产读书。毕业之后，原单位还负责推荐工作。张兵（26）动了心，他感觉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基础不够扎实（毕业于军队院校），梦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规普通大学学习。但因为当时为了“稳定军心”，分流改革方案没有把军队转业干部列为分流对象，张兵主动申请“下岗”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但张兵（26）希望读书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后来终于考上了在职硕士，培养费仍然是单位报销的。这种工作、读研两不误，自己还不用承担学习费用的特殊待遇，只有在机关里比较常见。张兵（26）还谈起过他的一个朋友，在机关里工作平平淡淡，但有机会出国学习两年，单位给几十万元的花费，所以至今舍不得离开机关工作。尤军（23）的大多数大学同学没有在行政机关工作，而是到了公司当白领或者自己创业做企业。我问他和那些同学相比较如何，尤军（23）的回答非常干脆：我觉着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在公司里风险太高，可能发财，生活比较丰富一些，但很难说将来会怎么样，不一定有好的预期。这里的“预期”就是职业的上升空间。许多公务员即使没有明显的职业收益优势，能够吸引他们继续留在机关里的，是他们对事业上升空间的预期。这种预期，也为公务员拥有的社会资源增添了无形的含金量。公务员的这种上升空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施全（29）的企业在和一个人民团体中央机关的下属事业单位合作，除了一些直接的经济考虑，更是为将来的发展提早铺路。他说，这个部门虽然本身没有“实权”，但“十几年后，他们里面很多人将来到了地方或者留到中央，可能都是一些政府骨干力量”。现在的合作可以提供很多与部门公务员的个人交往，在将来可能转化为加以利用的人脉关系。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烦恼与变数但实际上，公务员并不一定都那么轻松惬意，至少在他们跨越中间阶层为“官”之前是如此。尤军（23）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地处繁华地段，但并不在街边，隐藏在高楼后面的一栋毫不起眼的低层楼房里，曲曲折折才能找到。他的办公室很旧，没有什么装修，是倒退许多年所有办公室的形象。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办公室里竟然没有电脑。中央机关的公务员普遍比较忙碌（至于忙碌的内容，另当别论）。在某部委工作的金宇（27），经常封闭到宾馆里起草各种文件材料。他强调说，这些工作不是和做学问一样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时间限制，经常是要求几天内交稿，节奏很快，心情很紧张。遇到赶稿子的情况，就没有了时间概念。除了熬夜，周末也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电脑旁边，房间到处铺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饭后在宾馆下面散散步，有时候连这种放松都不能有。金宇明显有些脱发，看起来四十上下，但实际只有三十五、六岁。金宇（27）说，这些年太劳累了，精神上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同时，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空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透明和规范，充满了变数。金宇（27）面临着从副处到正处的升迁，但没有决定是留在现在的处里，还是调到其他处。金宇（27）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某个领域的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于现在的工作，他感觉有些枯燥。但现在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毕竟积累了几年时间，如果转到其他领域，有些可惜。我问他在兴趣和业务积累之间如何选择，他说其实并没有选择，机关里面的工作安排有时不会太多考虑个人的兴趣和事业设计，主要还是要看领导的意图。几个月之后再次和他联系，得知他在所在的处里被提为处长，代替了升迁为副局长的原处长的位置。尤军（23）大学毕业后在区委机关里的四年时间一直是科员，平调到街道办事处一年之后提到副科级。市里曾下文要求，所有街道办事处的副处级干部年龄必须在三十岁左右，而当时区里这种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只有十几个，处于青黄不接的处境，所以尤军（23）得以被推荐参加了全区的选拔考试，通过后担任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助理，后来转为副主任。他把自己能提到副处归结为政策机遇，否则还很难预料自己能否被提上来。这并不是个人能力素质的问题。当时和尤军（23）一起到区机关工作的大学生有十几个，四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被提拔，都在科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他分析说：问题出在机关里的中间层次。虽然现在有些领导是从大学出来的，但那时候在机关掌握实权的都是兵团或者是军队的专业干部，这个中间层次很顽固。下面层次的就是我们这些从学校直接过来的，人数很多，机会很少。后来大环境变了，区领导对人才发展战略也比较重视了，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处境才好些。在机关发展的变数，不是单纯业务能力和个人努力所能控制的，多种因素对公务员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人际关系。而这种机关人际关系的把握，需要长期沉浸其中才能深刻体会，并运用自如。张兵（26）谈起如何平衡工作和在职读书的问题时说：在机关单位能否游刃有余，关键是在原单位的地位如何。这种地位并不只是职位如何，这个地位是综合性的。首先是你的人际关系，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看你在司局里人际关系能不能摆得平。其次，就是业务能力，能不能“罩”得住。如果业务能力都不够强的话，你再要学这个学那个的，领导对你肯定有意见。我感觉自己还能“罩”得住。第三，工、学矛盾处理的技巧问题。这个跟工作经历有关系，如果你的工作经验不到那里，好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否则教你都教不会。好多老同志就会这么给你说，机关的事情一定要慢慢悟。我在原单位的氛围还是可以的。另外，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原则上空间很大，但实际上具体到个人这种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尤军（23）对此深有体会。他刚到机关的时候，对于机关里的奥妙一直懵懵懂懂：后来慢慢地和同事、朋友聊天，自己体会，才知道很多东西，现实是很打击人的。对于自己的前景，尤军（23）并不表示乐观：如果没有太大的变数，我觉着前景并不是太好，这也是比较现实的看法。如果没有很强的个人背景，没有不同寻常的工作实力，在官场上不是很容易，最多到副局、正局就到头了。我现在到了副处，从副处到正处，从正处到副局，这是两大坎。如果这两大坎不顺的话，（升迁）时间会比较长。如果在发展中有什么转折、机遇，那还可以，但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于他所说的“背景”，尤军（23）解释说：我说的背景有几种。一种是父母、岳父母这种血缘、裙带关系，其他的个人交往关系不算。还有交易的，这种在地方上比较盛行。或者有利害关系。有的甚至凭借男女关系。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如果有这些关系，发展还是比较快。但是这四种我一样都沾不上。我追问他有没有想过要争取主动去“沾”上一样，他笑了，说其实自己并不是没有这种机会，但很多情况下是不愿意利用这些机会，这和骨子里的清高有关。随着多年机关生活的磨炼，虽然这种清高都已经被深深地隐藏在内心，但它总在一些关键时刻影响着自己的举动和决定。尤军（23）还提到其他一些影响在机关发展的个人背景，比如学校出身：这种出身到了中层就会感觉出来，高层同样背景的人在感情上就会自然和你比较近，会特别关照一下，反正提拔谁都是提拔。他专门提到两三所大学在政府机关部门里的人脉网络。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灰色地带利用体制资源（无论是显性的交易性权力寻租，还是隐性的拉关系、办事方便等形式）获取个人收益，一直是公务员最受非议的方面。“吏”是做事和管事的，不管“吏”的大小，都会有一些管事的权力。即使不是自己直接管的，也可以在体制内形成一个网络，大家相互关照，彼此呵护。关键是，这些事不是个人的事，是公共事务。对他来讲轻而易举、举手投足的事，可能会影响到许多资源利益的分配走向。自己揽小工程的韩娟（12）给我讲到她一个朋友的老公：他就是某某区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很牛很牛的啦。他一个月两千块（工资收入）撑死了，一年就是三万块钱的工资水平吧，但是他的生活水平并不低，含金量至少有几十万。即使我们一年挣二十万，可能有些东西也没有他们好。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花费，但他经常有朋友请吃饭，也不能叫利用职权吧，友情关系嘛。他经常可以出入一些很高档的场所，生活档次水平很高，还根本不需要花自己的钱。你说这能算他贪污吗？很难算吧。你如果要查他有多少钱，他没有多少钱。这个派出所副所长并没有多少工资收入，按她的说法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正当收入，但生活质量很好，丝毫不亚于她自己家的生活水平。这么多人想给这个副所长交朋友，应该不是纯粹的友情关系。陈明（17）讲到现在的权力寻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现在管事的人也越来越小心了，不是说只要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办事，他会考虑相互是否知根知底。很多人都是先和你交朋友，业务上的事根本不谈。时间长了，相互建立了信任关系，什么事情都自然好说。朋友圈子都是盘根错节的，一圈又一圈，说不定哪天认识的朋友在将来就能用的上，真正有头脑的人对这种事情不会太功利。有时候，“吏”不在大小，而在于能管的事恰到好处。在建筑公司工作的沈智（11）就很有感触：我们一个建筑处的处长，可能还不如一个片警呢，不一定要带“长”的（作者注：指领导职位），关键是那个片警管的是哪个片。如果你管的这个片是地方，比如马上要拆迁了，你刚好是这个片的片警，又跟开发商很熟，那你的好处就可观了。做中学老师的华林（21）前两年要从外地调来人事关系和户籍，对到机关办事感触颇深。这些调动对于华林的意义重大，比如把人事关系调过来，就可以在单位评职称，可以分房子，可以拿到很多应该拿的补贴。户籍同样重要，没有户籍孩子上学要交一大笔赞助费。华林（21）曾为调动折腾得身心俱疲。很多明明能办的事，有些部门却找借口不给办；很多明明是这个部门的事情，结果有几个部门都插手进来，哪家不过关都办不成。接触的都是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还算和蔼，但就是不给你办事。华林（21）感叹说：“还是利益在里面。”最后，经人指点，终于托人破费办好了这些事。四坚持与逃离公务员的形象并非都是负面的。很多人在提到公务员的时候，特别是直接接触到一些公务员的时候，感觉他们有些人有能力、有抱负，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希望。当我敲门进尤军（23）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安静地读书。他说这些年一直在坚持读书，思考。对于长期在基层工作，尤军（23）认为：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基层经验就是其中一种。很多事情在高层都是碰不到的，在基层东西就比较多，什么事情都能遇到，什么人都能碰到，经历就是财富嘛。在将来走到高处的时候，这种基层积累的经验会显出优势，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当然，在这种自信的话语里，我们也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无奈与忧虑。能力与抱负有没有施展的空间和机会，并不是“尤军们”个人能把握得了的。机关单位不是铁板一块，在改革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机构改革中的机关单位事业化，甚至机关单位市场化，职能和单位编制模糊化等。何京（24）所在的科技园区在编制上属于事业单位，名义上属于“参照”公务员待遇。但他的工作性质和通常的党政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区别，各种待遇几乎完全相同，任用上仍然属于党务组织部门管理，所以本研究把他归入公务员的类别。他这种模糊的、甚至矛盾的身份只有在当前中国机构改革过程中才会出现，体现了部分传统机关单位向市场方向转变的趋势。另一个特点是市场对公务员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比如张兵（26）在1996年从部队复员，他在选择职业时曾经把企业作为首选，因为他认为企业更有活力，更有自己发挥的空间，更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只不过考虑到家庭需要，最终选择了机关单位。有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部门公务员的流失率在加大。专栏工资激励功能弱化，制度外收入混乱摘自某内部调查报告。一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水平总体偏低。近几年来，尽管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工资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与企业同类人员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越是学历高的人，差距越大。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政策出台以后，机关干部支出有较大增加，部分年轻干部生活比较困难。二是补贴津贴混乱。一些地区和不能的津贴补贴五花八门，有的超过国家规定工资的1~3倍，基本工资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据统计，上海、广东、浙江三省市，基本工资只分别占收入的18%、21%、30%。三是地区、部门收入差距拉大。2002年上海市机关干部人均收入为65220元，云南为人均12984元。2003年广东省厅级干部的平均收入是贵州省同级干部的四倍。同一地区不同部门也不相同。据财政部2002年对公安部、税务局等八个执法部门津贴补贴的统计，国家质检总局年人均23448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均为8100元，相差15348元。北京市比中央机关人年均高12444元。四是职务消费失范。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干部公车私用，各种招待费及健身、娱乐消费等失去监控，成为财政支出的一个漏斗和黑洞。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中央部委公务员流失情况摘编自王虎、蒋明倬：《公务员流失报告：中央部委3年流失人才千人》，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10日版。离开中央国家机关1年以来，肖成的生活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上班时间推迟到了9点，但是不再有班车；大多数工作可以自己做主，但是忙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最重要的改变是，工资单上的数字比以前多了10倍。肖成现在是北京一家葡资公司的行政部主管，他的工作性质与过去差别很大，工作内容也多了不止10倍。肖成说，促成他下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是，那时他已经晋升到副处长职位2年了，可是考察一下机关里的环境，至少5年之内变化不大。就他自己的背景来说，机会其实并不是太多。近年来，像肖成一样选择离开的公务员，在中央国家机关越来越多了。根据人事部一份名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流失问题不容忽视》的调研报告统计，自从机构改革、人员定岗以来，从1998年到2002年，在人事部抽查的21个中央部委共流失本科学历以上公务员1039人，占同等学历公务员总数的88％。人事部的统计情况表明，公务员流失在各方面都相当不平衡，外语、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涉外审计等涉外专业的人才流失相对严重。例如，外交部流失人员共164人，其中外交业务类136人，占83％；文化部共流失22人，其中外语专业人才13人，占总数的59％。“这或许跟市场对外语专业需求大、外语人才更容易将专业优势转化成市场价值有关。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显然多一些。”毛寿龙说。相应地，跟这些专业相关的机关，成为流失最突出的部门，如原外经贸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等分别流失158、157、107和88人。而在一些对专业性要求比较严格的部门，如教育部、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原经贸委、知识产权局、建设部、科技部等流失也比较严重。在这些流失公务员中，35岁以下年轻公务员流失的情况尤为严重。例如外交部的流失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了80％；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的3年中，有123名青年公务员流失，占同期录用大学毕业生总数的728％。这些年轻人员具有相当好的知识结构，其中很多都是高学历人才和业务骨干，有的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有的甚至是某项工作或涉外谈判的核心成员。从发展趋势上看，处级公务员和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公务员流失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原外经贸部在2001年流失的59人中，处级公务员就有19人；而原经贸委流失的51人中，就有5位博士、15位硕士。从趋势上看，公务员流失数量在逐年上升。例如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流失人数以24、40、59人持续攀升。有专家称受近年来整个社会就业环境不佳所累，近一年来流失人数稍有下降；总体看来，这种公务员流失的趋势已经损害了公务员整体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脚踏两只船的“事业人”庞大的群体在国际交流中，我们常常为“事业单位”的英文表述和解释感到为难，称得上与“干部身份”并列的中国特色。大量事业单位所承载的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是城市中间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方便，不妨称呼他们为“事业人”。当然，并非事业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属于“事业人”，比如勤杂工人就属于社会基层。国家统计部门给出了一个具有统计操作性的界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专业技术人员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且已在1983年以前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或在1984年以后聘任了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指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及实验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教学人员（含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学、小学）、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员、船舶技术人员、经济人员、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翻译人员、图书资料、档案、文博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律师、公证人员、广播电视播音人员、工艺美术人员、体育人员、艺术人员及政工人员。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具体指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企业、事业单位下设的职能机构、企业的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或附属辅助生产单位）中从事生产、技术、经济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员。按照公务员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不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这里理解的“事业人”和上述统计意义上的界定大致类似，不过将企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排除在外。另外，传统上依附于事业单位的许多专业人员已经走向市场，我们宁可将这部分人看做企业白领，甚至律师也是如此，如本研究中的曹飞（09）。毫无疑问，这种“事业人”在作为整个国家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人数最为众多，2003年底的统计数字是147万人，分属于75万个事业单位，其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数量超过120万，而从业者已经超过了3000万。《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7页。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左右逢源的幸福生活“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事业人”的收入水平现在已经大幅提高。但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相对于进入市场化组织里的他们的同行、同学，“事业人”工资单上的数目看起来并不高，好像“事业人”在经济上还算不上中间阶层。但我们这里之所以仍然把“事业人”作为中间阶层，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源获得并不仅仅来自单纯的工资收入。下面所描述的是采访中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工程师夫妇的家庭，是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市场转型中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的一个形象化缩影：钱民（13）和孙敏（14）都在某科研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都留到了科研院里。单位在人事管理上还沿袭了原来的体制，在经费与人事工资上仍然有相关部门的财政拨款，也仍然承担着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和研究生培养的任务。但这些只是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保证了科研单位的基本运行，保持了事业单位的基本身份。如个人一样，不光要求生存，还要求生存得有声有色，这是每个组织的基本冲动。如果仅仅靠财政拨款，不要说活得有声有色，有时连生存都是问题。所以，单位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放在了对外承揽工程项目与开发产品上。在体制上，单位挂靠了一些公司的名头，许多科研院里的专业人员兼有科研院工程技术员和公司职员的身份。在分配上，相应地采取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加效益工资的做法。实际上，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成为收入的主要部分，并且在员工之间拉开了相当的差距。钱民（13）和孙敏（14）刚结婚时，住在院里的筒子楼里，后来小夫妻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价格只有商品房的三分之一。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厅，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对于小家庭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装修不豪华，但布置得整洁精致。房子离单位不远，平时走路就可以过去。所在的小区虽然不大，但很干净、优雅，设施很齐全。两个人的收入还不能让他们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孩子出生后更成了家庭主要支出，暂时会紧张些，但房子为他们节省了很大经济压力，经济上可以保证家庭的良性运转。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所以家里还请来一个知根知底的保姆，帮着看孩子、收拾家务。生活节奏不紧不满，祥和平安。从上述钱民（13）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事业人”的资源优势在于，他们在享有传统体制福利资源的同时，已经将另一只脚踏到了市场化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充分利用了体制优势、特别是体制垄断优势。“事业人”在享有体制资源上，不如公务员；在享有市场成果时，不如完全进入市场的企业白领，但“事业人”将两种资源途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凭借综合资源优势，并不逊色于公务员和企业白领，从而跻身于中间阶层的行列。这种结合有时候是微妙的，需要同时深刻理解传统体制长时间仍得以延续和市场转型不可逆转两方面的特征，熟练地掌握一些“左右逢源”的技巧。钱民(13)说，他在刚开始工作的一段时间，心理上并不平静。单位工资不高，看着同学、朋友在外企里面风风光光，也想从单位跳出去算了。特别是在结婚后住在筒子楼里的那段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着好坏算夫妻两个硕士，为什么非要憋在这个地方？但后来还是没有跳出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听说单位正在盖房子，以他和太太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和都是硕士学历的条件，应该可以分到一套很不错的住房。如果在外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买同样的房子的话，除了要交首期，每个月大约要付四千多块钱。算了算，在外企里工作和在科研院工作，从收入上来讲的话其实差不多。而且，随着单位越来越活，科研院有企业化的趋势。凭借着体制内的资源，单位比外面的公司效益还好，收入也逐渐涨了上来。另外，在科研院工作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工作上不太如意，也就是少拿些工资而已，不必担心被“炒”掉。而在外面的企业里，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说起这些往事，钱民(13)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跳出去。如果说钱民（13）和孙敏（14）夫妇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科研所市场化的图景，那么杨波（20）就为我们提供了高校教师这个群体市场化的生动例子。杨波（20）现在一所大学做教师。几年前，他就开始在外面讲授各种应试英语。多年下来，在圈子里俨然已经小有名气，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讲课，甚至已经出了几本英语考试方面的“专著”。虽然这是他的第二职业，但实际上成了第一职业（可以把这种职业叫“知识个体户”），因为外出讲课和相关的事情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自己主要的收入也来源于此。结婚前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又买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他自费送太太去国外学习，前一段又买了辆车，另外他还有出国进修的打算。光是这几笔花费就是不小的数目。这些支出都来自讲课的报酬，他也自嘲成了挣钱机器。作为大学教师，学校的事仍然要做，比如学校的授课任务，但并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太大的热情。我问他，在高校里的收益相对自己外出讲课的收益微不足道，对自己还是个牵扯，为什么不干脆辞职呢？杨波毫不迟疑地给了我否定的回答，强调事业单位这个“靠山”不能丢：从来没有想过要辞职，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想，不可能辞职的。我现在出外讲课都打着所在大学的名头，所谓“名校名师”，很多学习班的组织者和学员也都是冲着我这块招牌来的，没有了这块招牌，我算什么？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干的，那是人家已经出大名了，不需要学校这块招牌了。而且，他们年纪大了，也没有其他想法了，就想挣点钱。可是我还这么年轻，不可能讲考试英语讲一辈子吧？我将来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离不开学校这个平台。另外，有学校做靠山，心里踏实。有些资源，是钱不能买来的，但学校能给你。也许杨波（20）的例子并不能代表所有高校教师，但高校市场化、产业化的一面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伴随着高校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自由度也大大提高，活动空间和资源来源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的院墙。同时占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的成果，使得教师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业。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责难与辩解从顺应市场转型规律的角度来看，有些“事业人”“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一种良性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存在，可以认为是在特殊的社会过渡时期对不合理的传统分配方式的一种反动。同时，这种“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的体制往往是非正式的，利用体制资源的方式和合理性难以控制。有学者提出，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在当前还存在着三种隐性的收入，分别是工资外收入（相当于各种福利，如成本价分房等）、单位外收入（即兼职收入）和非法收入（如钱权交易等）。参见鲍迪克：《李强：收入体制紊乱引发隐性收入现象》，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能够全部享有这三种收入途径的，只有“事业人”，因为公务员一般没有兼职收入，而企业人员本身的各种灰色收入都比较少。如果单单从合理与合法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收入中没有一种肯定合理、合法，也没有一种肯定不合理、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