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9

但是，不仅地图和设计图是世界3客体，行动计划也是世界3客体，这可以包括计算机程序。　　所有这些世界3客体的特征是，它们可以由批评而得到改进。它们的特征是，批评可以是合作的，它可以来自与最初想法无关的人们。这是世界3客体的客观性，它们可以激发人们思考的这个事实的另一个论据，但这意味着，引起他们思考。设计中的批评性合作已变得流行，而且越来越流行，但这是个古老的观念。关于政治或军事计划的校订和修改，英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二百年前写道："在我的生涯中，我认识……一些伟人并与之合作；我从未看到过有什么计划没有由于一些人的意见而加以修改，而那些人的理解力远远不及领头做这些事情的人。"　　十分清楚，当伯克在这里谈论计划时，他心中想到的是世界3客体，而不是进行合作的人们的具体的思维过程。这些具体的思维过程有助于改进抽象的共同计划。它们由对抽象的共同计划的批评所构成，因此一定受到抽象的计划，尤其受到它打算达到的目标——尚不存在的目标——的因果的影响。对抽象计划的批评性合作以计划的客观性为前提。此外，在说到一项计划可通过批评得到改进时，伯克指明世界3客体的使它们又类似于世界1客体的一个方面：几乎如技工研究发动机并改进它的性能一样研究世界3客体是可能的。XIII　　让我回到我最初的中心命题。那就是，诸如理论这样的世界3客体在改变我们的世界1环境中起着巨大作用，由于它们对物质的世界1客体的间接的因果的影响，我们应当认为世界3客体是实在的。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取决于"实在"这个词的用法：我的命题是，我们的世界3理论和我们的世界3计划影响世界1的物质客体；它们对世界1有因果的作用。　　这种影响据我所知总是间接的。世界3理论、世界3计划和行动方案在它们导致人类行动，导致我们的物质环境的改变，例如建造机场或飞机之前，总是必须被心灵所领会或理解。在我看来，心灵的介入，因此是世界2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内心的世界2的介入才允许世界3客体间接地对物质的世界1产生因果的影响。因此，为着狭义相对论能够对建造原子弹产生影响，不同的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对这种理论发生兴趣，推导出它的结果，并领会这些结果。人类的理解，因此是人类心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有些人认为，计算机也可以这样做，因为计算机可以推导出一种理论的逻辑结果。如果我们制造了它们并通过我们设计出的计算机程序给它们以指令，它们无疑能够这样做。　　于是我得出这样的观点，身心二元论比唯物主义一元论更接近真理。但是二元论还不够，我们必须承认世界3。XIV　　提到计算机，我觉得必须谈一谈现今频繁讨论的一个问题。计算机能够思考吗？我毫不踌躇地以断然的"不"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将能制造能够思考的类似计算机的机器呢？此处我的回答要踌躇些，在到达月球和向火星发射了一两只宇宙飞船后，对能做得到什么的问题人们不应武断了。然而我认为，不首先制造活的有机体，我们就不能制造有意识的生物；而这似乎是非常困难的。意识在动物中具有生物学功能，在我看来，除非它需要意识，否则一架机器不可能是有意识的。当我们的意识没有功能可履行时，甚至我们自己也进入梦乡。　　因此，除非我们成功地人工创造生命，力求长期生存的生命；不止于此，还有需要一种导向器的人工自动动物，否则我认为有意识的人工智能不会成为现实。实际上，尽管计算机的能力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却认为人们对它们过于大惊小怪了。XV　　世界3的人类心灵的产物通过人类心灵的介入发生作用而改变了物质世界。如果我的这个观点正确，那么这意味着世界1、世界2和世界3可以相互作用，因此，它们在因果关系上都不是封闭的。物质世界在因果关系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可以受到世界2的作用，并通过它的介入，受到世界3的作用，这个命题对于唯物主义一元论者或者物理主义者来说似乎尤其难以相信。　　然而，物质的世界1可以受到外界影响正是经验不断向我们表明的那些事情之一。没有理由认为在最近的一百年中人类大脑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既通过我们有计划的行动，又通过我们有计划行动的非故意的结果，我们的物质环境已变得无法辨认。当然，唯物主义者会按照我们的大脑过程解释这一切；无可否认，它们确实在传递世界3的影响通过世界2对世界1的介入中起了作用。但是巨大变化来源于世界3，来源于我们的理论。这些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存在，尽管它们紧紧依赖于我们的心灵，很可能也依赖于我们的大脑。　　我认为，如果我们否认世界1可受到世界3的因果影响，那么这意味着对显而易见的事物置之不理，对显而易见的事物进行巧辩。XVI　　也应提一提我所称的世界3和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间的密切关系。两者几乎相同。两者都可被描述为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文化进化"一词的含义与我所称的"世界3进化"完全相同。　　然而，人类学家往往不区分世界3客体的世界1体现和世界3客体本身。这导致了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宇宙观的巨大差异。XVII　　总而言之，我们得出下面的宇宙概貌。有物质宇宙，即世界1，及其最重要的亚宇宙活的有机体。　　世界2，即有意识的经历的世界，作为由有机体世界的进化产物而出现。　　世界3，即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作为世界2的进化产物而出现。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出现的产物都具有对它出现于其中的世界的巨大反馈效应。例如，我们包含这样多氧气的大气层的化学成分是生命的产物——植物生命的反馈效应。世界3的出现对世界2并通过它的介入也对世界1具有巨大的反馈效应。　　世界3和世界2间的反馈效应尤其重要。我们的心灵是世界3的创造者；但是世界3又不仅形成了我们的心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它们。自我观念本身依赖于世界3的理论，尤其依赖于时间理论，它构成了自我的同一性的基础。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自我。语言的学习作为世界3的一个客体，它本身部分是创造性活动，部分是反馈效应；对自我的充分意识维系于我们的人类语言。我们与我们的工作的关系是一种反馈关系：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而增进，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而成长。这种成长，这种自我超越，有着理性方面和非理性的方面。新思想、新理论的创造部分是非理性的。它是人们所称的"直觉"的问题，但是直觉是难免出错的，如一切与人有关的事情都难免出错一样。它必须由人类语言最重要的产物理性讨论来控制。这种由批评进行的控制构成了知识增长和我们个人成长的理性的一面。它是使我们之所以是人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另外的两件是同情和对我们的可错性的意识。我怎样看待哲学　HOW I See Philosophy（剽窃自魏斯曼和一位首次登月的人）　　（Stolen from Fritz Waismann and from one of the First Men to Land on the Moon）Ⅰ　　我的已故朋友弗里德里希·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写过一篇著名而生动的论文，题为"我怎样看待哲学"［HowI See Philosophy］。这篇论文中有许多我赞赏的地方，也有一些我能够同意的论点，尽管我的出发点和他完全不同。　　魏斯曼和他的许多同事对下述的论点信以为然：哲学家是一类特殊的人，哲学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专门活动。他在文中试图通过举例表明，什么是哲学家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如果和其他的学科相比，例如与数学或物理学相比，哲学的特点又是什么。因此他特别注重描述当代学院哲学家的各种兴趣和活动，以及他们在什么意义上堪称是继续了过去哲学家的工作。　　不仅是这些东西引人入胜，而且魏斯曼的论文展示了他们每个人全力投入这些学术活动的程度，甚至展示了他们相当激动的程度。确实，从这种特殊的哲学家群体的意义上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家，而且显然，他希望向我们传达他们这种有点孤高封闭的社区的成员们所共享的一些激动。Ⅱ　　我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是哲学家，只不过某些人具有更多的哲学家的特点罢了。我当然认为有像学院哲学家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孤高团体，但是我却远远不能分享魏斯曼对他们的活动和对他们的取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相反，我感到要为那些不相信学院哲学家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是另一类哲学家）多讲几句话。至少我强烈地反对一种观念（一种哲学的观念），这种未经检验也没有明白讲出的观念就弥漫在魏斯曼这篇出色的论文中：我指的是那种认为知识界和哲学界存在着精英人物[elite]的观念。　　我当然承认有少数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也承认有为数不多的哲学家，他们虽然在许多方面令人赞赏，却还够不上伟大。尽管他们的成果对于任何学院哲学家都应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可是哲学并不像绘画依赖伟大的画家或音乐依赖伟大的作曲家那样依赖他们。另外，伟大的哲学（例如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s］的哲学）则早于一切学院哲学和专业哲学。Ⅲ　　在我看来，专业哲学做得并不太好。它迫切需要apologiapro vita sua「为其生命的行为进行申辩］，为其存在进行辩护。　　我甚至感到人家称我为专业哲学家的这一事实对我作出了一个极为不利的判决：我感到我被指控。我必须服罪，并且像苏格拉底那样提出自己的申辩。　　我提到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y」，因为在所有的哲学著作中我最喜欢它。我猜想它记录了历史的真相——大体上，它告诉了我们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面前所讲的话。我喜欢它，因为讲话的人是一个谦虚的人，一个无畏的人。并且他的申辩极为简单：他坚持说他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并不聪明。而这一点却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也许要把这一点除外才是他的不聪明；他是一个批评家，特别喜欢批评别人的高谈阔论，然而他是他同胞的朋友，是一个好市民。　　这不仅是苏格拉底的申辩，而且在我看来，它也是为哲学所作的动人心弦的申辩。Ⅳ　　但是让我们看看对哲学提出的指控。许多哲学家，包括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做得并不太出色。此处我要讲四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休谟，斯宾诺莎和康德。　　柏拉图在所有哲学家中最伟大、最深刻也最有天赋，但他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却让我感到厌恶甚至恐怖。然而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最伟大的哲学专业学校的创建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富有灵感的诗人。他写了一些优美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申辩篇》。　　与苏格拉底完全相反，他和他以后的许多专业哲学家的通病是相信精英人物[elite]：这些人物只存在于哲学的王国，苏格拉底要求政治家应该聪明，即懂得自己所知甚少，而柏拉图则要求聪明的人，即有学问的哲学家应该成为绝对的统治者。（从柏拉图以来，自大狂已经成了哲学家当中最流行的职业病。）在《法律篇》[The Laws]第十章中，柏拉图又设想了一种体现着宗教法庭［the Inquisition］的机构，而且为了医治持不同政见者的心灵，他几乎建议设立集中营。　　大卫·休谟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他也许是继苏格拉底之后在所有哲学家当中最正直和最正常的人，也是极其谦虚、理智和不带偏见的人。然而他却被一种令人遗憾的错误心理学理论（和一种教导他不相信自己的出色的理性力量的知识论）引导到一种可怕的学说："理性是并且只应该是各种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激情之外，决不能自称有任何其他职务"。我随时可以承认，没有激情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但我相信的却正好与体谟所说的相反。在我看来，让我们的激情受到我们所能保持的有限理性的控制，才是人类的唯一希望。　　斯宾诺莎，这位伟大哲学家当中的圣者，像苏格拉底和休谟一样也不是专业哲学家。他的教导几乎和休谟恰恰相反，但是有一个方面，在我看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从伦理上也是无法接受的。他是一个决定论者（同体谟一样），对他来说，人类的自由仅仅在于对迫使我们行动的真正原因有一种清楚、明白和足够的理解："一种感情，是一种激情，我们一旦对它有了清楚明白的观念，它就不是激情。"只要它是激情，我们就受其控制而不自由；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楚明白的观念，我们仍然受其决定，但是我们已经把它变为我们理性的一部分。斯宾诺莎教导说，只有这才是自由。　　我认为这种教导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危险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形式，尽管我自己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首先我不相信决定论，我认为斯宾诺莎或别的任何人在支持决定论或者支持决定论与人类自由的调和（也就是与常识的调和）方面都没有提出过有力的论证。在我看来即使我们所做的多数事情（但不是全部）是被决定并且甚至可以预见乃当然之事，斯宾诺莎的决定论也是一种典型的哲学家所犯的错误。其次，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斯宾诺莎所说的"激情"[Passion]之物如果无节制会使我们失去自由，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上面所援引的他的公式却会解除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所负的责任，如果我们对自己行动的动机缺乏清楚明白和足够的理性观念的话。不过，我声明，我们从未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认为在我们的行动中，在我们与同胞的交道中，保持理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目的（斯宾诺莎肯定也这样认为），但是这不是一种我们能够说我们已经达到的一种目的。　　康德是专业哲学家中的凤毛鳞角，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努力解决体谟否定理性的问题和斯宾诺莎的决定论问题；然而他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　　这是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我非常赞扬的哲学家。你们将会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哲学进行辩护。Ⅴ　　与我的朋友弗里茨·魏斯曼、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和维克托·克拉夫特［Victor Kraft］不同，我从来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成员；事实上，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称我为正式的反对者［the offi-cial opposition］。我从未被邀请参加这个学派的任何会议，这也许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反对实证主义的缘故。（我本来会乐意接受邀请，因为不仅这个学派中有些成员是我的朋友，而且我对某些其他成员也非常赞赏。）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影响下，这个学派不仅反对形而上学，而且也反对哲学。施利克「Schlick］这位学派领袖用预言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点：哲学"从未说出有意义的东西，吐露的仅仅是一些无意义的词语"，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哲学家会发现"他们的听众"由于厌倦空洞的长篇大论而掉头离去。　　多年来魏斯曼赞成维特根维坦和施利克。我认为我能从他对哲学的热情中窥见出这种皈依的热情。　　虽然我必须承认哲学家做得并不太好，但是我总是为了保卫哲学甚至形而上学而反对维也纳学派。因为我认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是在严肃性和困难性上程度不同，并且这些问题并非全部无法解决。　　确实存在着一些迫切而严肃的哲学问题，并且需要用批评的态度来讨论它们，在我看来，这就是为可以被称为专业哲学或学院哲学所提出的唯一辩护。　　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否认存在着严肃的哲学问题。　　按照《逻辑哲学论》的结尾之处的说法，哲学上明显的问题（包括《逻辑哲学论》本身的问题）都是假问题，这是由于说话者没有赋予所有的词以意义的缘故。这种理论可以被看成是受了罗素的启发，因为罗素就把逻辑停论看成是假命题，这些假命题既不真也不伪，只是无意义。这发展成了一种现代哲学的技术，这种技术把一切难以对付的命题或问题都说成是"无意义"。维特根斯坦在后来经常谈起在哲学上误用语言而引起的"迷惑"［puzzles」。我只能说，如果我没有严肃的哲学问题，没有解决它们的希望，我就没有理由作一个哲学家：对我来说，也就没有必要为哲学的存在辩护。Ⅵ　　在这一节我将列举一些哲学观点和活动，这些观点和活动典型地代表了我所不满的那种哲学。这一节可以题为"我不怎样看待哲学"［How IDo Not See Philosophy。]　　1．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为了解决语言迷惑，虽然消除误解有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预备工作。　　2．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系列艺术作品，也就是说，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些惊人而有独创性的世界图画，或者是对世界的机敏而奇异的描绘。我认为，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看待哲学，那么我们就对伟大的哲学家很不公正。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并不肩负着美学追求。他们并不想当精心构思体系的建筑师；而是像伟大的科学家一样，他们首先是真理的寻求者，即寻求真正问题的真正解决。我认为，哲学史从根本上讲是追求真理的历史的一部分，我反对把哲学当作纯粹的美学，尽管美在哲学中和在科学中一样重要。　　我完全赞成在理智上的大胆探索。我们不能同时既当理智的懦夫又当真理的寻求者。一个真理的寻求者一定要敢于显示智慧，他一定要敢于成为思想领域的革命家。　　3．我不把哲学体系的漫长历史看成是一座理智大厦，在这座大厦里所有的可能观念都一试身手，而真理也许只是一种副产品偶露光芒。我认为，历史上的每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一旦确信，他的体系尽管辉煌壮观，但是没有接近真理一步，他就会抛弃体系（就像他所做过的那样），谁要对此有片刻怀疑，谁就是对他们不够公平。（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把费希特和黑格尔看作真正哲学家的原因：我不相信他们把自己献身给了真理。）　　4．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澄清、分析和"引伸"［explicate ］概念、字词和语言的努力。　　概念或词语仅仅是表述命题、猜测和理论的工具。概念或词语本身不可能真；它们仅仅为人类描述和论证的语言服务。我们的目的不应该是分析意义［meanings］，而应该是寻求有益和重要的真理；也就是说寻求真正的理论。　　5．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显示聪明的方式。　　6.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智力疗法（维特根斯坦这样看），一种帮助人们走出哲学窘境的活动。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的著作里）并没有让苍蝇看到从瓶中飞出的途径。相反，我倒从无法从瓶中逃遁的苍蝇身上看到了一幅维特根斯坦的触目的自画像。（维特根斯坦是维特根斯坦学派的一个实例，正如弗洛伊德是弗洛伊德学派的一个实例一样）。　　7．我不把哲学看成是对如何更精确或更准确表达事物的研究。精确性和准确性其本身并没有智力价值，我们决不应该追求超过问题本身所要求的精确性或准确性。　　8．因此，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为解决最近或较远的未来所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提供基础或概念框架的一种努力。约翰·洛克［John Locke」正是这样做的，他想写一部关于伦理学的著作，他认为首先必不可少的就是提供概念方面的预备条件。　　他的著作（指《人类理解论》［Essay con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就是由这些预备性的条件构成的，从此英国哲学（仅有少数例外，例如休谟的一些政治论文）就一直陷入这些预备性条件的泥淖之中。　　9．我也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时代精神是黑格尔的观念，它经受不住批评。在哲学中有时尚，正像在科学中一样。但是一个真正探索真理的人不会去追随时尚；他不但不相信时尚甚至会反抗时尚。Ⅶ　　一切男人和一切女人都是哲学家。如果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有哲学问题，至少他们有哲学偏见。这些偏见大部分都是未经考察就接受的理论：他们从周围的智力环境和传统中吸收了这些理论。　　因为这些理论中很少是人们自觉接受的，所以它们在下述意义上是偏见：没有经过批判性考察就接受了它们，尽管它们对人的实际活动，对人的整个生活可能都有巨大的重要性。　　需要有人对这些广泛流行而有影响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就是为专业哲学的存在所作的一种辩护。　　这些理论是所有科学和所有哲学的不可靠的起点。所有哲学都必须始于这些可疑而且常常有害的未经批判的常识。它的目的是获得经过明确化和批判性考察的常识：获得一种更接近真理的观点；一种更少有害于人类生活的观点。Ⅷ　　让我例举一些广泛流传的哲学偏见。　　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哲学人生观，大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某件真正坏事（或是我们非常讨厌的事），那么都肯定有某个人是造成此事的原因：这件事肯定是某个人故意而为。这种观点非常古老。在荷马史诗中，正是众神的忌妒和愤怒造成了发生在特洛伊城前的战场和特洛伊城内的大部分可怕事件；正是海神波赛东「Poseidon］造成了奥德修斯［Odysseus］的不幸命运。在后期基督教思想中，邪恶的根源是魔鬼「Devil」；在庸俗的社会学看来，正是贪婪无厌的资本家的阴谋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到来，阻碍了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　　那种把战争、贫困和失业看成是来自某种邪恶的企图或某种阴险的计划的理论是常识的一部分，然而未经过批判的考察。我曾把这种未经批判的常识理论叫作社会阴谋理论「比econs－piracy the ory of society」。（人们甚至可以称它为世界阴谋理论：请想一下宙斯的雷霆。）这种理论通过寻找替罪羊的形式，被人们广泛接受，它频频地煽动起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其可怕的苦难。　　社会阴谋理论的一个方面是它鼓动人们搞真正的阴谋，但是一项批判性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阴谋很难达到它们的目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这样的阴谋家，他们拥有阴谋理论，但是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目的都没有在意大利或德国实现。　　所有这些阴谋家之所以成为阴谋家，就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社会阴谋理论。　　注意到社会阴谋理论的错误也许是一种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却并非全然没有意义的贡献。况且，这一贡献又导致了另外一些贡献，例如发现人的行为所导致的不受意图决定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对于社会的意义，以及促使我们认识到理论性的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造成了我们的行为所导致的不受意图决定的后果的那些社会关系。　　且以战争问题为例。甚至是罗素这样卓有声望的批判性哲学家也认为，我们不得不用心理动机即人类的好斗习性来说明战争。我不否认存在着好斗习性，但是令我震惊的是，罗素没有看到现代的大多数战争都是由于恐惧侵略而不是个人的好斗习性所造成的。它们不是由于害怕某种阴谋力量所引起的观念形态的战争，就是由于某种客观情境所造成的恐惧所引起的战争，尽管这种战争没人想打。一个例子就是由于互相害怕受到侵略而导致军备竞赛从而引起战争；也许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争，例如甚至像罗素这样一个反对战争和反对侵略的人，也曾一度提出这种先发制人的主张，因为他（正当地）害怕俄国不久会拥有氢弹。（没有人想要这种炸弹，正是由于害怕希特勒会垄断才导致了它的建造）。　　再举一个不同的例子，举一个哲学上的偏见。有一种偏见认为，一个人的意见总是被自身利益决定。通常这种学说（它可以被描述为休谟学说「即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的一种退化形式）并不用于他自身（休谟是这样做的，他教导说我们要以谦虚和怀疑的态度来对待理性能力，包括他本人在内）；而是只用于别人，因为别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这妨碍了我们耐心地听取和我们相反的意见，并严肃地对待它们，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些意见说成是出自别人的"利益"。这样一来，理性的讨论便成为泡影，导致了我们天真的好奇心和发现事物真相的兴趣的衰败。这就把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换成了一个很不重要的问题："你的自身利益是什么，你的内心动机是什么？"它妨碍了我们向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学习，从而导致了人类统一性的崩溃，这种统一性正是以我们共有的理性为基础的。　　一种类似的哲学偏见认为，理性讨论只有在基本问题上意见相同的人之间才能进行，这种观点目前非常流行。这种有害的学说意味着对基本问题不可能进行理性的或批评性的讨论，从而得出了和前面讨论过的学说同样不良的结论。　　很多人拥有这种学说，但它们属于哲学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一直是很多专业哲学家们所关心的对象：即知识的理论［the theory of knowledge］。Ⅸ　　在我看来，是知识理论的各种问题构成了哲学的核心，既是未经批判的或大众的常识哲学也是学院派哲学的核心。这些问题甚至决定了伦理学的理论（就像雅克·莫诺「Jacqces Monod］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　　简单地说，正像在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optimism」和"认识论的悲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之间的冲突。我们能获得知识吗？我们能够知道多少东西？认识论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能够获得知识，而认识论的悲观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知识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之外。　　我是一个常识的赞赏者，尽管不是全都赞赏。我认为，常识是我们唯一可能拥有的起点。但是我们不应该试图靠常识建立起一座可靠的知识大厦，而是应该批评它和改进它。所以我是一个常识的实在论者［a commonsense realist」；我相信物质的实在性（我认为物质是"实在"一词所表示的范例）；由于这个原因，我应该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不是这一术语所表示的下述学说的话：（a）认为物质在本质上不可还原；（b）否认非物质的力场［fields of forces〕，当然也否认精神或意识的实在性；否认除物质以外任何东西的实在性。　　我按照常识的看法，认为既存在着物质（"世界1"）也存在着精神（"世界2"），我提议还存在着另外的东西，特别是人类精神的产物，这包括我们的科学猜想、理论和问题（"世界3"）。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常识多元论者［a commonsense plural-ist］，我完全愿意让这种观点受到批判，被另一种主张取代，但是我所知道的所有批判它的论点，在我看来，都还不能成立。（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从伦理学上说，这里所讲的多元论也是需要的）。　　所有反对多元实在论的论点归根到底是以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常识的知识论[the commonsense theory of knowledge]为基础的，这种知识论在我看来是常识的最薄弱的部分。　　常识的知识论在把知识与确实的知识［knowledge　withcertain knowledge]相等同的范围内是高度乐观的。因此它认为猜想性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知识。我把这种论点看作仅仅是纠缠词语而不予考虑。我随时承认"知识"一词在我所知道的各种语言中都带有确定的含义。但是科学是由假说构成的，想以看起来最确实或基本的现成知识（观察性知识）为起点，以便在它们的基础上建一座可靠的知识大厦，这种常识理论的纲领经不起批评。　　顺便说一句，它导致了两种非常识性的实在论观点，这两种观点直接对立。　　1．非物质论［lmmaterialism〕（贝克莱、休谟、马赫）　　2．行为主义的唯物论［Behaviourist materialism］（沃森［Watsod、斯金纳［Skinne］）　　第一种否认物质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知识的唯一确实而可靠的基础就是我们自己的知觉经验；这些知觉经验永远是非物质的。　　第二种否认精神的存在（附带地也就否认了人类自由的存在），因为我们实际能够观察的都是人类的行为，而人类行为在各方面都同动物行为相像（除了它包括的一个广阔而重要的领域"语言行为"之外）。　　这两种理论都是以站不住脚的常识的知识论为基础的，正是这种常识的知识论对常识的实在论作出了传统性的但却不正确的批判。这些理论在伦理上并非中立而是有害的；如果我想安慰一个哭泣的小孩，我不想中止某些（我的或你的）令人不快的知觉，我也不能改变儿童的行为，或者不让泪水从他的面颊上流下来。我的动机与这些完全不同——它不能证明也不能推导，而是出于人性。　　由于恩斯特·马赫，非物质论（它的起源应归于笛卡尔——他当然不是非物质论者——所坚持的主张：我们必须以知道我们自己的存在这一不容置疑的基础作为出发点）在本世纪初达到顶峰，但现在已失去了大部分影响。它不再流行了。　　行为主义（否认精神的存在）在目前大为盛行。虽然它提倡观察，但它却不仅在一切人类经验面前逃遁，而且还试图从它的理论中推导出一种在伦理上很可怕的理论：条件反射理论〔the theoryconditioning］；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伦理学理论可以从人性推导出来。（雅克·莫诺已经正确地强调这一点；另见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行行为主义这种时尚根据的是一种未经批判就接受的常识的知识论，我已经力图指明这种知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希望这种时尚迟早会失去它的影响。Ⅹ　　在我看来，哲学从来也不应该而且它也确实不能与各门科学脱离关系。从历史上看，全部西方科学都源于希腊人关于宇宙即世界秩序的哲学沉思。荷马、赫西奥德［Hesiod」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所有科学家和所有哲学家的共同祖先。他们的目的就是探索宇宙结构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包括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仍然是整个哲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正是批判性地探索各门科学，探索它们的发现和它们的方法，甚至在各门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以后还仍然是哲学探索的特点。在我看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I Philosphy］标志着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事件，最伟大的智力革命。它标志着两千多年梦想的实现；它标志着科学的成熟，标志着科学从哲学中脱颖而出。牛顿本人像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一样，依然是一个哲学家；依然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一个探索者，并且对他自己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在给本特利「Bentley」的信中（1693年2月25日）这样谈到了他自己关于超距作用的理论（重点号系我所加）：　　对物质来说，引力应该是固有的、内在的和本质的，所以一个物体可以超距地作用于另一个……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如此荒谬，以致我认为在哲学问题上有健全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陷入这种荒谬。　　正是他自己的超距作用理论导致他走向了怀疑论和神秘主义。他推论出如果空间的所有遥远区域都能同时地相互作用，那么肯定是由于某种无所不在之物，它在同一个时间同样存在于所有的区域，这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因此正是试图解决这个超距作用问题才使牛顿产生了他的神秘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空间是上帝的感觉中枢［the sensorium of God］；在这种理论中他超越了科学，并融进了批判和思辨的哲学以及思辨的宗教的因素。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也产生过类似的动机。XI　　我承认在哲学中有一些非常精细然而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在学院哲学中占有而且仅仅在那里占有它们的地位；例如数理逻辑的问题，概括地说是数学哲学的问题。在我们的世纪，这些领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就一般学院哲学而言，我却为贝克莱常说的"琐碎哲学家"［minute philosophers」的影响而担忧。诚然，批评是哲学的生命源泉。然而我们却应该避免吹毛求疵。对于琐碎论点进行琐碎的批判而不理解宇宙论和人类知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并且没有严肃而竭尽全力地去解决它们，在我看来是致命的错误。好像每一段只要费些力气就可以被误解或曲解的印刷文字，都足以证明写作另一篇批评性的哲学论文是合理的。最坏意义上的烦琐哲学到处流行；所有伟大的观念都被埋没在词语的洪流之下。与此同时，某种傲慢和粗暴（这在过去哲学文献中很少出现）似乎已经被许多杂志的编辑当作是在思想上和创独性上有魄力的证明。　　我认为，每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意识到他所处的优越地位。他有责任尽可能把文章写得简单明白，而且尽可能用规范的形式写；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困扰着人类而且要求用新的大胆而耐心思考去处理的重大问题，不要忘记那种承认自己所知甚少的苏格拉底式的谦虚。与处理琐碎问题的琐碎哲学家不同，我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性地沉思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也包括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及我们行善和作恶的能力。XII　　我也许可以用一点肯定不是学院的哲学来结束这篇文章。　　据说首次登月的一位宇宙飞行员在返回地球时讲过一句简单而又智慧的话（我根据记忆援引）："我在我的生涯中已经见到一些星球！但是每次我都想到地球。"我认为这不仅是智慧而且是哲学的智慧。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生活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小小星球之上——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某种类似生命的东西，使我们的星球显得如此美丽。但是我们确实站在这里，而且有各种理由对它感到惊奇，对它充满感激之情。它几乎是一种奇迹。不管科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宇宙还是几乎没有什么物质；在有物质的地方，物质也几乎都是一片混乱动荡的状态，不适宜生物居住。在许多别的星球上可能存在着生命。然而如果我们在宇宙中随意地选择一个地方，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仍有疑义的宇宙论来计算）在这个地方发现生命的概率将是零或接近零。因此生命至少有一种稀有之物的价值，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都容易忘记这一点，把生命看得太不值钱，这也许是由于思想上的轻率，也许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上肯定是有点过于拥挤了。　　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好歹都要设法对生与死表示一种态度。有些人认为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它会完结。他们没有看到也许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如果生命不会完结，生命就会没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每时每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才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卡尔·波普尔的谈话Conversation with Karl Popper　　马吉「Bryan Magee」：卡尔·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在那里生活到三十余岁。他从不是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会员，因为他尽管也具有他们的大部分兴趣，却不同意他们的学说。几乎可以说，他的第一本书，Logikder Forschung——字面的意思是"探究的逻辑"——就是反对维也纳学派的。遗憾的是，尽管它于1934年秋季出版，然而直至四分之一世纪后才有了英译本（书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nscovery］）。我不禁感到，如果此书早些在这里问世，英国整个一代人的哲学也许就是另一番样子了。　　波普尔于1937年离开维也纳，在新西兰度过战争岁月。正是在那里他用英语写成了最先使他在讲英语的世界真正驰名的两卷本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这是对赞成民主、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民主的主要哲学对手，尤其是柏拉图——的主张的给人深刻印象的雄辩有力的陈述。小一些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论述的是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它最初作为一系列文章与《开放社会》同时发表，可看作该书的姊妹篇。同样，波普尔最近出版的著作，《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可看作他最初的和基本的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姊妹篇。波普尔自从1945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国民，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 of Economics]任教，最近作为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退休。　　马吉：卡尔先生，我从上一次谈话中了解到，您认为当哲学家是需要为之辩护的事情。为什么？　　波普尔：是的，我不能说我为被称作哲学家而感到骄傲。　　马吉：这样说很怪。您为什么这样说？　　波普尔：在漫长的哲学史中，我为之感到羞愧的哲学辩论比我为之感到骄傲的哲学辩论要多得多。　　马吉：但是您显然认为，当一名哲学家即使不令人骄傲，也是值得的。　　波普尔：我认为我可以提出一种理由——有些像为哲学的存在而作的辩护，或者何以存在思考哲学的需要的理由。　　马吉：那是什么？　　波普尔：那就是，人人都具有某种哲学：我们大家、你、我和每一个人。无论知道与否，我们都认为许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不加批评的假设常常具有哲学特点。有时它们是正确的，但我们这些哲学更经常是错误的。我们是对是错，只有对我们不加批评地认为理所当然的哲学进行批评性检验才能弄清。我认为，这种批评性检验就是哲学的任务及其存在的理由。　　马吉：关于需要进行批评性检验的末加批评的哲学信条，您会举出什么当代的例子呢？　　波普尔：我想到的那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是这样一种观点，当社会上发生某种"坏的"事情，某种我们讨厌的事情，例如战争、贫困、失业时，那么它一定是某种坏的意图、某种阴险企图的结果：有人"故意"这样做；当然，有人从中获益。我把这种哲学假设称为社会阴谋理论。它是可以批评的；我认为，可以表明它是错误的：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我们的行动的非故意的、未预见到的结果。　　社会阴谋理论是产生了批评性审查的需要的那许多未加批评的哲学之一。我认为，它们构成了当哲学家的一种理由。这些错误的哲学很有影响，应当有人讨论它们、批评它们。马吉：您能再举些例子吗？波普尔：这样的例子很多。一种很有害的哲学可用下面的话来系统阐述："一个人的见解总是由他的经济或政治利益所决定的。"这常常被人以下面的方式仅仅应用于他的对手："倘若你不与我持同样的观点，那么你一定受到某些阴险的经济动机的支配。"这种哲学十分糟糕的是，接受了它，就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讨论。它导致对弄清事物的真理的兴趣的败坏。因为人们不再问这样的问题："这件事情的真理是什么？"而仅仅问："你的动机是什么？"这显然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一种类似的哲学也很有害，当前极具影响，可系统阐述如下："只是在基本原则上意见一致的人们之间，理性讨论才是可能的。"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们也会认为，对基本问题的理性讨论是不可能的。有时，下述一种断言为这种哲学进行辩护："首先，只有我们接受一种广泛的共同的假定框架，才可望在理性讨论中取得一致。"这种哲学听上去似乎十分有理和合理，但具有可怕的后果。因为它把人类分裂为群落——文化群落——在它们之间不可能进行讨论，而只有战争。这不仅是一种拙劣的哲学，而且我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哲学——一种可以驳倒的哲学，尽管不是我在几分钟内即可驳倒的哲学。但是我认为，它的存在和它的巨大影响是当哲学家的理由之一。　　马吉：那么您的观点就是：在我们都持有哲学理论并对它们起作用的意义上，我们都在当哲学家。但是，通常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在做的是不加批评地承认一种理论是正确的。　　波普尔：是的。　　马吉：您说，这些理论有些是正确的，而有些不仅错误而且有害。您说哲学的真正任务是批评地检验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哲学偏见，并在需要纠正之处纠正它们。　　波普尔：正是如此。顺便说一下，我不认为纠正专业哲学家们的言论的需要是哲学存在的充分理由。　　马吉：这与穆尔［Moore」的观点恰恰相反。他曾说，世界本身并不向他提出使他想从哲学观点思考的问题——只是其他哲学家所说的难以接受的话才使他成为哲学家。　　波普尔：我认为这导致了有些像哲学近亲繁殖的事物。它会造成哲学的专门化，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现在我认为可以提出强有力的理由反对科学中这种过于时髦的专门化；而反对哲学中的专门化的理由更强有力。　　马吉：您提到现代科学——我推测您在这方面有一些训练，对吧？　　波普尔：是的。我确实在数学和物理学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研究，我最初的教员职务就是这些学科的中学教员。但我从不是一名专家，我总是致力于令我最感兴趣的东西。在物理学方面我只是业余爱好者，决不是专家。我为取得数学教师资格而撰写的论文是论几何公理的，后来我便致力于概率论的公理化。　　马吉：那是您的研究领域的中心吗？　　波普尔：这很难说。也许我可以说我的研究集中在科学的方法上，尤其是物理学的方法上；或者用更时髦的字眼来说，科学哲学。但是，还有许多其他事物令我感兴趣。　　马吉：您第一部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波普尔：我认为，中心思想是，鉴于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对科学的作用和对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所有较早的描述都是错误的。　　马吉：如何错误呢？　　波普尔：普遍持有的观点是，科学或者科学知识是一种特别可靠或者很确定的知识；还有，它是观察与实验的结果。观察与实验使我们作出一种假设。它再三受到检查和检验后，就被承认为确定的、被证明了的科学理论。简言之，这是公认的观点。我看到，由于爱因斯坦对牛顿的理论——人们曾提出并接受的最成功、最重要的理论——的挑战，它已站不住脚了。　　马吉：是什么使您给予牛顿的理论那种独特的地位？　　波普尔：牛顿使我们第一次对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有所了解。我们第一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有了正确理论。因为牛顿的理论允许我们对种种新的结果做出最详细的预言——例如对开普勒的定律的背离——这些预言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这个理论最伟大的成功当然是海王星的发现：它把失败的威胁转变为胜利。　　马吉：您能说得再详细些吗？　　波普尔：对天王星的观察表明与由牛顿的理论得出的预言有某些轻微的不符。后来英国的亚当斯[Adams]和法国的勒威耶［Leverrier］指出，这些明显的不符能够以存在一颗尚未观察到的外行星的设想为根据而得到说明。两人都计算了这颗未知行星的位置，它旋即被柏林的伽勒「Galle］发现。我认为这是人类曾取得的智力成就的最惊人、最令人信服的成功，尽管必须承认自那以来类似的成功预言已不鲜见。无论如何，在这次伟大的成功之后，很少有人怀疑牛顿理论的正确性。通常的观点是，它是通过以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推理而确立的。但现在爱因斯坦提出了一种竞争的理论。关于这种新理论的优点，人们当时的看法大相径庭，现在仍然不同：一些物理学家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坚持牛顿的理论。　　马吉：您赞成哪一种？　　波普尔：我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胜过牛顿的理论；但这确实不是我的要点。　　马吉：哪个是……？　　波普尔：那就是，可宣称其支持牛顿理论的所有观察证据，也可以宣称其支持爱因斯坦的迥然不同的理论。这确定地表明，当我们认为可以说牛顿的理论是根据证据确立的或通过归纳证明的时，我们完全是错误的。它进一步表明没有任何理论可宣称是通过归纳确立的。因为在理论与观察证据之间，不会有比我们就牛顿的理论而言所拥有的更令人难忘的一致了。倘若连这都不能通过归纳确立理论，那么显然无论什么都做不到这一点。　　马吉：那就是您放弃归纳理论的原因吗？　　波普尔：是的，在根本上，逻辑情境极其简单。无论多少对白天鹅的观察都不能确立所有天鹅皆为白色的理论：对黑天鹅的第一次观察就可以驳倒它。由于牛顿理论十分详细预告的非常精细的量度，对这种理论的观察上的支持当然令人难忘得多。但是第一次真正的不符就可以驳倒它。　　马吉：当然，这样的不符确实出现了——与水星有关，除非我说错了。　　波普尔：是的，但是这种不符极小，也许可以（如迪克［Dicke」所指出的）在牛顿的理论之内加以解释。我的观点不是牛顿的理论已被驳倒，或者它明确地被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取代；而是由于爱因斯坦提出了他的竞争的理论，我们了解到，甚至最伟大的预言性成功，甚至最严格的检验，也不能通过归纳确立一种理论。这意味着我们的科学观的决定性的改变；它意味着我们对科学知识的看法是错误的；科学理论总是假设的；甚至对最确定的科学理论来说，也总有可能被更好的理论所取代。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更好的理论必须包含任何成功的、久经考验的先前理论作为近似理论。这样它也会解释它所取代的先前理论何以成功的原因。　　马吉：那么，您可以概括一下您得出的新的科学观吗？　　波普尔：首先，不可把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看作明确地确立或被证明了的。其次，科学的确定性（或盖然性）随反复的观察或实验的数量而增加的观点有根本性的错误。相反，观察与实验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检验的作用而已。这些检验越是严格，就越是重要。例如，海王星的发现曾是极严格的检验。然而它并不确立牛顿的理论。这一切使我把对理论的科学检验描述为对那种理论的尝试性反驳。一种理论只要经得起检验——只要抵御住我们驳倒它的尝试，就是成功的。倘若它被驳倒，就产生了对一种新的说明性理论的需要，这种新理论必须既解释先前理论的成功，又说明它的不成功。　　马吉：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被驳倒的先前理论的令人满意的继承理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波普尔：那样，我们当然会继续使用旧的被驳倒的理论，直至发现了更好的理论为止；但在使用它时应当心中有数，这种理论有些错误。会有一个未决的问题，我们应当事先知道一种新理论要被看作对这个未决问题的令人感兴趣的解决办法所必须满足的最低条件。　　马吉：当然，您是用解决问题的逻辑「the logic of problem-solving」与传统经验哲学进行伟大的决裂。现在我可以扼要重述这一点吗？从培根［Bacon］起，关于知识进步方式的正统观点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通过观察与实验积累数据，直至某些普遍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他们根据这些普遍特征做出假设。然后试图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来证实这些假设。如果尝试成功，这种假设就被确认为定律——瞧，另一个自然的奥秘被揭开了。这种通过由观察的实例进行归纳而得出定律的宣称，其过程就是所谓的归纳法。您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您宣布没有归纳法之物这一惊人的学说。您说，这种观念并不描述科学家的实际所为，它也不是他们的所为的理论基础。　　波普尔：是的，我的观点过去不同于此，现在也不同于此。按照我的观点，动物和人生来就具有许多直觉知识——对种种境况做出反应的许多方式，许多期待。新生儿期待被人喂哺和照料。他的期待，他的先天的假设知识，可能落空。若是这样，他就会死亡，除非他设法以某种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先天知识可能落空的事实表明，甚至这种先天知识也仅仅是假设的。而且，按照我的观点，我们不是通过观察，或者通过联想，而是通过试图解决问题来学习的。每当我们的猜想或者期待失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通过修改我们的猜想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些新的尝试性的猜想是我们的风向试探气球——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解决办法、新的行为、新的猜想、新的理论可能奏效，或者也许失败。因此，我们是通过试错法「trial and error］来学习的；更确切地说，通过尝试性解决办法，通过淘汰它们，如果它们结果是错误的话。如H.S.詹宁斯［H．S J ennings］于1910年所表明的那样，甚至阿米巴也使用这种方法。　　马吉：但是——如您本人在某处曾指出的那样——它被阿米巴使用时和被爱因斯坦使用时并不完全相同。　　波普尔：你说得十分正确：有一种很重要的区别。是这样的。在近代科学出现前的水平上，我们讨厌我们也许是错误的这种观念。因此，只要可能，就固执地坚持我们的猜想。在科学的水平上，我们有意地寻找我们的错误，寻找我们的差错。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自觉地进行批评以便发现我们的差错。因此，在近代科学出现前的水平上，我们自己常常因我们的错误理论而被毁灭，被消灭；我们因我们的错误理论而灭亡。在科学的水平上，我们有意地试图淘汰我们的错误理论——我们试图让我们的错误理论代替我们消亡。这是淘汰错误式的批评方法。它是科学的方法。它以我们能够批评地看待我们的理论为前提——把它们看作我们自身之外的事物。它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观信念——它们是我们的客观猜想。　　因此，科学的概貌就是：我们选择某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提出一种大胆的理论作为尝试性解决办法。我们尽最大努力批评这种理论，这意味着我们试图驳倒它。如果成功地驳倒了它，那么我们就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我们又会对它进行批评；如此等等。这样，即使我们没有成功地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也会了解到许多东西：会了解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我们将知道它的困难所在。全部过程可用下面的话概括：大胆的猜想，被包括严格检验在内的严格批评所控制。批评是尝试性的反驳，检验也是如此。　　马吉：观察与实验只是作为第二个步骤起作用？　　波普尔：按照我的观点，观察与实验实质上是检验我们理论的方式。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属于对理论的批评性讨论。　　马吉：从您的观点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从不真正知道任何东西——只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　　波普尔："知识"与"确定性"有种种不同的意义。有很严格的意义上的"我知道"，可以这样描述："我知道"意味着，"我相信，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我不可能是错误的。"当你提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从不知道时，你是正确的：总是有错误的可能。但是我认为这是无价值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主观意义上的知识与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的区分。　　马吉：或许您最好解释一下这个区分。　　波普尔：主观意义上的知识由以某些方式行动的、或者相信某些事物的、或者说某些话的倾向构成。我的知识由我的倾向构成，你的知识由你的倾向构成。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由口头的或写出的或印出的陈述构成——在某些场合例如在科学刊物中出现的陈述或理论。牛顿的理论或者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是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的例子。牛顿写下他的理论或讨论它，这种倾向是主观或个人意义上的知识的例子。他一旦用语言系统阐述他的思想并写下它们，也有客观意义上的知识。这两种知识都是不确定的，或者猜想的或者假设的。　　马吉：但是，在我头脑中的知识与写下的同样的知识之间在逻辑状况上真的有那么严重的差异吗？　　波普尔：是的。用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或者更好一些，把它们写下来，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这样它们就成为可批评的了。在这之前，它们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也许有怀疑。但是我们不能以批评一个用语言系统阐述的命题，或者更好一些，写下的报告那样的方式批评它们。因此，"知识"至少有一种重要的意义——"提交批评的用语言系统阐述的理论"的意义。这就是我所称的"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科学知识就属于这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图书馆而不是我们的头脑中的正是这种知识。　　马吉：您认为储存在图书馆中的知识比储存在我们头脑中的知识更重要？　　波普尔：从各种观点看，甚至从我们个人对知识的喜爱的高度主观性的观点看，那要重要得多。因为我们所喜爱的是理论本身。假定你或我提出一种新的思想，这是一种很愉快的经历；那么就有了它与客观的旧的思想的客观关系，与我们用我们的新思想加以解决的问题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这种喜爱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当然，如果不首先掌握一些现存的客观理论，一些客观的问题情境——换言之，没有研究过科学书籍或刊物，我们决不会做出发现；而那一切都意味着客观意义上的知识。而且，我们的喜爱的一个主要部分正在于这样的事实，如一句名言所说，我们做出了"对知识的贡献"。我们就像帮助建造大厦的工人，就像建造大教堂的工人。我们的贡献是对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的增长的贡献，对于我们的喜爱来说，这的确是关系重大的。　　马吉：我想回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上来。当您谈到知识的增长时，您的真正意思是仅仅假设或猜想的系统的增长——尽管无疑是严格批评和严格检验过的猜想的系统，我这样说对吗？　　波普尔：是的。我们的一切理论都是猜想。　　马吉：增长就是由于批评的结果而出现的了？　　波普尔：通过严格的、富于想象的批评，它帮助我们揭露新的问题，并通过大胆的、富于想象的猜测，它帮助我们提出新的、革命的理论，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办法。　　马吉：但是，如果我们从不真正地知道任何事情，那么我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根据什么接受一些假设而摒弃另一些假设？　　波普尔：我们对各种不同的竞争的理论进行的批评性讨论提供了依据。在这些讨论中，我们试图从它们的对或错的观点评价这些理论。更确切地说，我们试图通过探问它们中哪一个似乎最接近真理来比较它们。　　马吉：但是如果没有确定性，没有知识，您说的"真理"意味着什么？　　波普尔：与事实相符。即使你不能决定理论是否确实与事实相符，我们也知道它与事实相符意味着什么。　　马吉：对于您所说的接近或近似真理，您使用了"貌似真实"［verisimilitude］这个字眼，对吧？　　波普尔：是的。我们在讨论中所试图做的是弄清竞争的理论中哪一个最貌似真实。从这个观点看，我们的讨论有时包含了喜欢竞争的理论中的一些而不喜欢另一些的良好的理由。但是这充其量不过是我们可以用这种合理辩护的方式表达对一种理论的偏爱。倘若明天有人提出另一种理论，那么种种理论间竞争的形势就会改变，我们的偏爱也会随之改变。　　马吉：这就是为什么您曾说，对某种理论是正确的这种信念我们永远也不能证明其正确；不过对一种理论的偏爱胜过另一种理论我们有时能够证明其正确。　　波普尔：正是如此。哲学家们通常试图证明一种理论正确，或证明我们对一种理论的信仰正确。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幸运，我们能证明一种偏爱正确；例如我已表明我们为什么能证明对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偏爱正确，即使我们无视水星运动的证据。　　马吉：此时询问一下如何证明它正确，是否离题？　　波普尔：首先，我们能够表明，对于可用牛顿的理论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来说，也可以从爱因斯坦的理论那里获得一种至少同样精确的解决办法。这可以由下面的话来表达，即爱因斯坦理论的信息含量和经验含量至少和牛顿理论的同样大。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表明，爱因斯坦理论的含量超过牛顿理论的含量，因为它容许我们提出并解决牛顿理论不能解决的光在引力场中的发射与传播的问题。我已表明，爱因斯坦理论的这种更大的经验含量意味着它比牛顿的理论更经得住检验，因此也能更好地得到证实。最终我们可以表明实际上它更好地得到证实，即使我们忽略水星的例子。但是，由于我们的批评性比较是从是否更接近真理的观点进行的，我们可以把结果概括为表明爱因斯坦的理论目前似乎比牛顿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马吉：您说的"目前"我想是指"按照讨论的目前状况"？　　波普尔：是的。　　马吉："讨论的目前状况"这种观念难道没有引入一种相对主义的成分吗？　　波普尔：没有。它确实引入了一种历史成分，但没有引入一种相对主义成分。每个明确地系统阐述的命题或理论都或者正确或者错误：没有第三种可能。但是一种错误理论可以比另一种更接近真理。而且，一种正确的理论可以比另一种包含更多的真理：如我所称呼的那样，它的"真理含量"可以更大。　　马吉：请举个例子。　　波普尔：让我们假设现在是差三分十二点，那么现在是差五分十二点的陈述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比起现在是差十分十二点的陈述或现在是十二点过十分的陈述来，它都更接近真理。而且，现在是差五分十二点的错误陈述比像"现在是十一点和一点之间"这样的模糊的正确陈述真理含量要大。即，由此可得出更大的一类正确陈述。　　马吉：您怎么毕生主要关心科学和科学知识，而不是其他种类的知识呢？　　波普尔：伟大的科学家们和他们的理论的革命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科学不过是以鲜明的形式表示的常识而已。好挑剔是常识的一部分。将我们的常识性观点提交批评是常识的一部分；科学不过是这种批评的结果。　　马吉：现在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科学？"您所提出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方法构成了您对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波普尔：我建议这样说，如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应把哪种事件接受为对它的反驳，一种理论就属于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换言之，如果一种理论原则上是可反驳的，它就属于科学。不能与任何可能的或可想象的事件冲突的理论，按照这种观点，就排除在科学之外。　　马吉：让我们弄清这一点——您没有说科学以外的事物必然是错误的，也不那样无意义。　　波普尔：是的。我们不能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因为我们认为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都属于科学，但是它们不会都是正确的，它们很可能都是错误的。但是它们都是可检验的，这意味着倘若它们不能经受检验，就被驳倒了。因此我把可检验性或可反驳性看作科学性的标准。　　马吉：维也纳学派会员，实际上所有逻辑实证主义者，都断言任何科学以外的陈述都确实是无意义的，确实是胡言。您从不同意这种观点。　　波普尔：是的，我从不同意。在我看来，不可反驳的陈述不属于经验科学，但这并不使它无意义。我们的许多科学理论就是从不可检验的、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的理论发展而来的。人们可以把牛顿理论的历史一直追溯到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赫西奥德［Hesiod 〕，而古代原子论直至约1905年以前是不可检验的。实际上，大部分科学理论都出自近代科学出现前的讲故事。我倒认为称这些故事为"无意义"是令人误解的……但是似乎我对关于无意义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批评被人们十分广泛地接受了。　　马吉：实际上您从未十分关心意义的问题，对吧？您也没有认为语言本身是十分重要的。在大部分哲学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倾向于语言研究的时间和地方，这就更值得注意了。是什么使您采取了您所采取的态度？　　波普尔：我认为你并没有正确领会我的态度。确实，我对关于无意义的问题不感兴趣；而且我对关于词语意义的讨论感到厌烦。有时自称为语言哲学家［Philosophers of language］或语言学哲学家「linguistic Philosop hers」的人也确实对恰恰引不起我的兴趣的关于意义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不把语言看作是重要的，那就十分错误了。只要想一想我说的关于客观知识的话。我认为没有什么事物像语言一样重要：我有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是语言使我们成为人，人类的意识——自我意识——是语言的结果。我对于从哲学观点探讨词语意义不感兴趣，部分是由于我认为甚至动物也能学会词语的意义。但是人类语言始于描述性使用句子，或者以不那样枯燥的方式来说；它始于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