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中国文学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进”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将其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还当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说他是中国这个领域里很有名的医生。一问，原来正是我们试图寻找却未能如愿的北京的那位神经外科专家。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她把自己对Jacques Brotchi先生的信任毫无保留地转移到这位从未谋面的中国专家身上。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那家大医院。我本想让她先回家休息一下，可是她不同意。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位中国专家。晓东在同一时间去医院与她会合。两人花了300元钱匆匆挂号，然后和一大群病人一起坐在走廊里排队等候。虽然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见到那个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她们已经激动起来。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妹妹的脑子里面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只不过是期待这位中国专家做出一个认真严谨的诊断，就像几位国外医生一天前做过的一样。不过，她马上就要失望了。“很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这次会诊刚刚开始时，便已经急于结束。仅仅在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九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专家只不过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转瞬之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妹妹是医生，对肿瘤这种疾病有足够的理解和心理准备。但也正因为她是医生，才会对一个医生如此潦草、轻率和自以为是的诊断过程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我听着她们的叙述，很快明白了问题的焦点。原来国外的专家很认真地对待胶片影像，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症状；中国的这位专家很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我对中国医生的职业德行多少有些了解，早已见怪不怪。可是妹妹久居国外，多年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西方医疗机构的形象和那些外国医生的行医风范。她在国内做医生还是20多年前的事，脑子里面也只有那个时代的记忆。“我记得，那时候国内的医生不是这样啊。”她满脸迷惑不解地说。她的确不知道如今中国医生的职业精神已是另一番景象，更无从设想普通中国人的求医会是怎样一番艰难历程。不久前我的那一番遭遇——也是这家医院，也是神经外科，也是一位挂着“主任”头衔的专家，也是几百元挂号费的“特需门诊”——实在是异曲同工。从理智上说，我知道只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中国医生”，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从我求医问诊的经历来看，一个没有任何权力、金钱或者特殊因缘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会有类似遭遇。如果真像医生们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很多医生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晓东特别紧张。有好几天，她不断地表现出任何一个妻子都会有的忧虑。她提醒我：“你不打算再去这家医院看病啦？”“有朝一日真要做开颅手术，你不打算请这位大专家操刀啦？”“是的！”我每一次都回答，“是的！”我声若游丝，气力不足，但态度坚决。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也和相当多由成功走向失败的人打过交道。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医生怎样对待不懂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就算最权威、最有学识的专家也是如此。让我意外的是，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们也许觉得，对病人承认自己不懂，是一件丢脸的事！有了如此一番经历之后，妹妹忽然销声匿迹。那天下午她没来看我，晚上也没有来。到了午夜，她忽然打来电话，口气异常兴奋。她说，我脑子里的病灶和肺部病变很可能没有关联。“就算它是肿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她在电话那头信心十足地说。她的依据正是我的最新一次“波谱扫描”。我们是在两天前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的。那上面写着：“左侧桥臂病灶MRS示代谢略高，NAA/Cho值小于2.0，乳酸峰导置。”报告上要是像先前那样写个“占位”“结节”或者“增厚”，我还能明白其中含义，可现在这一串字符太深奥，我怎么也搞不懂。当初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做这项检查时，曾很认真地解释了这项检查的必要，所以两天来晓东拿着这堆胶片踏上新一轮求医之路，希望真能有所收获，不料北京的医生们对它并不在意。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连看也不看。我们又惊讶又奇怪，不明白医生们为什么对这个新的检查结果如此冷淡。直到北京医院的李金大夫对我承认了一个事实：“真对不起，我还看不懂它。这是个新技术，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她的语气充满真诚和歉疚，让我感动之余又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原来专家们也有不懂的东西。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医生的冷漠，也许不是因为这一检查结果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对发现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就算最权威、最有学识的专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善于学习新事物的医生，比如周良辅大夫；也看到了勇于承认自己有所不知的医生，比如李金大夫。可惜这样的医生并不多。让我意外的是，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们不能持续地学习新知识，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甚至不愿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他们也许觉得，对病人承认自己不懂，是一件丢脸的事！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恰恰是我的疾病诊断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妹妹来到北京后拿到这些脑片。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京城最大的新华书店，买来一本专门论述“波谱扫描”技术的书。一个上午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现在她决定依靠自己。整个下午和晚上，她都在阅读这本书。书比砖头还厚，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脑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查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就像周良辅教授说的一样。那天午夜，在经过八个小时的研究之后，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所有的征兆都在显示，良性的可能性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对，所有的。”这结论和国内医学专家们的诊断是如此不同，指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你相信谁呢？”晓东问我。“当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你不会是只想听好话吧？”晓东再问。她在过去的两周里被那些专家给吓坏了，对这突如其来的乐观消息一下子还无法适应。“不！”我说。我接着述说我的理由：我不懂医，但我了解妹妹。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她在脑神经医学领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个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最重要的，她是一个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学习的人。过去20多年，她以治学严谨和卓有成效在全世界的同行中获得了尊重。她可能会因为无力解决一个问题而茫然无奈，但她绝不会因为自以为是而导致一个错误结论。还有更重要的，她是我妹妹。她在这件事上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专业学识，还有感情和责任心。那些专家行医只不过投入了他们的时间——短暂的、以金钱来计算的时间，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专家小得多。次日清晨，这姑嫂二人再次走出家门寻访名医。妹妹揣着她的研究结果，满怀虔诚和信心。开始的时候，她态度谦恭，用一种求教的口吻说出自己的看法。但在看到专家们的不屑一顾时，她强硬起来，依仗着刚刚学来的新知识一个接一个地提出质疑。然而专家们照样态度消极。悲观的看法仍然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坚持自己的结论：良性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妹妹的质疑，他们不是根本不听，就是搪塞了事。这也难怪，职业习惯始终在暗示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只有他们自己才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威，病人和病人家属都没有发表意见的资格，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儿。他们知道面前这个人也是医学专家，但当他们听说她的专业是“糖尿病”时，就居高临下地一笑了之。很显然，她根本不具有挑战他们的资格，所以她的意见无须考虑。终于有一天，北京医院的一位医生觉察到一点什么。此人是个神经外科的专家，经验丰富，面相和善，机智豁达，颇有几分“老北京”的范儿，也是我们见到的唯一能够用一种幽默方式表达悲观看法的医生。听他的会诊就像是在听一位老朋友的神聊。“第一考虑是胶质瘤。”他这样说。“第二呢？”妹妹问。“第二？”他眯起眼睛，又倾身向前，把目光转到胶片上重新扫视一遍，“第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们知道，胶质瘤就是恶性肿瘤的一种，所以他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最悲观的结论。妹妹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她用手指着胶片上黑白相间的曲线，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战：“看这里！这说明什么？”“看这里！这是怎么回事？”医生张张嘴没说话。他看看面前这个人，满脸惊讶，惊讶于这个人如此执着，而且竟能提出一连串他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你是不是在考我啊？”他的脸上再一次涌现善意的幽默，“这样吧，日后病人的情况如果真的证明我错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希望在我们自己手里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他们盲目地跟随着医生的指挥棒，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最重要的环节。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他们盲目地跟随着医生的指挥棒，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医生们一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会说，医生的每个治疗方案都是经过病人同意的，没有谁强迫你吃下任何一味药。如果医生认为你需要手术，他们就会对你详细描述手术台上的种种危险，还要征得你的签名。医生们也许相信，这就是让病人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可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由于对癌症的无知，更由于对癌症的恐惧，病人通常已经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病人家属则更加情绪化。由于对亲人的爱，也由于“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之类的信念，他们急切地选择所谓最好的治疗。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最昂贵的药一定是最好的药，医生提出的治疗办法一定是最必要也最恰当的办法。即使有人心存疑虑，面对医生的权威和死亡的威胁，又能如何？妹妹和专家们又有过几次论辩，可惜没人认真理睬她。我们依然被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笼罩着，而所有坏消息中最坏的一个来自医生对手术的预期：为了避免手术伤及脑干神经而使我当场死在手术台上，只能切除颅内肿块大约三分之二的部分。要对付剩余的肿瘤，就只能靠化疗和放疗了。现在到了我生病以来最难熬的时刻，也是最难过的关口：我们必须决定，要不要走医生给我们指明的路。哥哥也从美国赶回来了，和妹妹前后脚来到我的床前。为了不让我过分紧张，他告诉我，他是出差回国，顺便才来看我。可我心里明白，他是专程赶来的。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到大心心相印，后来妹妹定居欧洲，哥哥定居美国，我做了记者终年周游世界。彼此天各一方，聚少离多，也很少通信，但是只要知道彼此“好好的在那里”，就会心中坦然。如今，兄妹三人竟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中重逢。“其实不用回来，还没到非回来不可的时候呢。”我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特别高兴。被亲情包围的感觉真的很好。它让人在危难和绝望之中感觉到踏实，感觉到温暖。北京的早春依然寒冷。哥哥提议陪我到楼下走一走。我知道，他是希望我此时能有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家里气氛过于消沉阴郁，出去透透气也许能够感觉好些。于是我被他搀扶着下了楼。走出大门，北风迎面扑来，打在脸上有如鞭笞。我哆嗦一下，有点畏缩。“没事儿的。”他鼓励我继续前行，“让人感冒的不是冷风，是病毒。”我摇摇晃晃走进寒风里，大口呼吸，吐出的气息变成一团白雾，瞬间被吹散。我能感到一股清新的空气流向全身，脑袋也清醒了一些。哥哥想利用这个机会和我讨论治疗方法，问我需要他做什么。我却急于向他交代后事，语气虽然从容，话题却不轻松。“我真的觉得死到临头了。”我对他说，“我对家里的一切都不担心。儿子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我操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晓东。”想到这可能就是我们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聚，不禁鼻子有点酸。我忍着，尽力用一种平静的语气接着说：“如果我不在了……”哥哥打断了我的话。他不想让我陷在绝望的情绪中。他告诉我，回国前，他在美国访问了几个身患癌症的人，打听到一些治疗方法。他甚至还和其中一位女性癌症患者有过一次长谈。她在八年前被查出患了癌症，至今仍然快乐地活着。他看到她的时候，感觉到癌症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当然她也经过了一个艰难痛苦的治疗时期，包括手术和化疗。我呢？我该怎么办？要不要让医生锯开我的脑袋？这真是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周围的朋友也一再催我们当机立断。医生还在督促，说是“不要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谓“最佳治疗时机”，就是不能再等那肿瘤滋长哪怕一分一毫，因为它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神经，让我即刻完蛋。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最新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厘米”到“2.2厘米”，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我对自己说，也许我的死期没有那样迫在眉睫，我的病情也并非没有转圜之机。“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指着那一沓胶片小心地问医生。“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看着我的眼神明显表示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具有任何医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断层间隔为0.5毫米。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这在科学上讲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我眩晕的大脑忽然更快地运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三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就有可能不是恶性肿瘤了？！我知道这不足以成为推翻医生诊断的根据，但我觉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我的身体正在发出微弱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总之，所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互相吻合。医生们可以解释为医疗器械的“技术误差”。他们行医凭借的是专业技能、机器和经验，可是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的生理状况千差万别，疾病也是五花八门。即使是同一种病，比如癌症，也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不是机器，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可惜的是，当医生们看到的胶片影像和病人叙述不能吻合时，他们宁愿相信机器也不相信人。所以，当疾病猝然而至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迷信医生的滔滔不绝，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这种想法开始占据我的头脑，让我更加不愿匆忙地做出决定。我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客厅，和家人一起围坐在沙发上。我一直都拥有他们的关爱，但现在，我还特别需要他们的智慧。我知道他们都有足够的智慧，能帮我避免错误的选择。日光从窗户射进来，刺激着我的眼睛，泪水不停地流下来。这是颅内视觉神经受到肿物压迫而出现的典型症状。我不得不拉上窗帘，让室内更暗些，然后又戴了一副墨镜。哥哥和妹妹的到来让家里的气氛缓和不少。晓东也显得平静了一些，开始详细叙述过去两周从专家们那里得到的信息，还有她寻找到的许多病例。接着，我们开始直截了当地讨论要不要立即手术。这问题让晓东的情绪再次坏到极点，终于抑制不住，当场爆发出一阵痛哭。这些天她白天焦躁不安，晚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刻不停想着的就是这件事。迄今为止她手上的病例都在显示，走上手术、化疗、放疗这条路的大部分病人，在经过短暂的好转之后就会迅速恶化，然后悲惨地死去。这在她的脑子里勾画出一幅幅黑暗的图画，而她不由自主地把它们和自己丈夫的治疗前景联系在一起。有一夜她实在不能排解心中焦虑，拨通了在上海新结识的一位专家的电话，询问我的开颅手术的种种细节。这位专家不久前亲自看过我的胶片和所有检查报告，所以能够相当精确地解释晓东的所有问题。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既温和又有耐心，不料他所描述的手术前景让人更加沮丧。他坦率地说，这个手术即使在最成功的情况下，术后状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好。那些纠缠着病人的症状——眼球震颤、肢体不能协调等，还有可能更严重些。这样看来，我的手术还没开始，就已注定不会成功。或者更准确地说，医生千辛万苦切开我的脑壳，并不准备治愈我的病，只不过是设法延长我的生命。这让晓东重新堕入一片黑暗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脑瘤已经造成的神经损伤，是不能修复和逆转的。”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由于头天晚上的电话，情绪又坏到极点，信心一落千丈。想掩饰也掩饰不住。”现在，坏消息塞满了整个房间。晓东不喜欢“立即手术”的想法，对中医寄托着极大希望。妹妹却怎么也不相信中医。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讨论似乎无法继续。每个人都对国内的手术治疗前景增加了疑虑，可是谁也找不出理由拒绝手术。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哥哥说，如果一个机器还能运转，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拆散了呢？他这是在开导我们，不要急于使用破坏性的手段。接着他又说：“如果你们决定手术，是不是认真考虑一下到美国去做？”他在美国生活多年，禀性之中已经融入很浓的美国色彩，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也从来不说假话——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在疾病这个问题上，他和我们一样，都主张不能对病人有任何隐瞒，而且最终要由病人自己决定应当怎么办。同时，他悄悄地为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回到北京之前，他就在电子邮件中和妹妹详细讨论把我弄到美国去治疗的可能性，还询问在美国做这种手术需要多少钱。在妹妹给了他一个大致的预算之后，他说，他还能付得起。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心血来潮。然而多日来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已经让我产生一种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一点是对的。我并不排斥西医的手术、化疗，或者放疗；我也不能否定或者回避医生的结论——恶性脑瘤并且迅速长大，不可能自我修复或者逆转；但是，我已经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不同的声音。过去两周，无论是仪器检查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没有证据表明脑袋里的肿瘤在继续恶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开脑袋呢？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变得冷静从容。我们逐渐抓住了问题的焦点：现在不能确定手术是否不可避免，但可以确定手术并非迫在眉睫。我们还有时间等待和观察！为了证明这个想法是出于冷静和理性，而不是讳疾忌医，我同意三周后再做一次检查，以确保对身体变化的最密切的跟踪。晓东本来就对外科手术和化疗抱着敌视情绪，好像允许别人切开丈夫的脑壳就是谋害亲夫，所以她坚决地和我站在一起。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我们要做出什么决定的时候，她就会说：“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决定：暂时搁置医生的“立即实施颅内肿瘤切除手术”的建议，继续观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细致入微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西医好还是中医好这一行人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早春的暮色中，留下一片既欣慰又疑惑的气息包围着我们：欣慰的是看到了希望；疑惑的是，若能熬过三个月，我还用得着他那神奇的“祖传秘药”吗？朋友们接踵而来。我们不断地接受各种各样的鲜花、祝福、同情和关切，很快习惯了那些故作轻松的目光，习惯了在一种庄严的气氛笼罩下一遍遍叙述疾病的来龙去脉，倾听各种各样的鼓励、开导和劝慰。在亲友们絮絮叨叨的细语中，我睡过去，又醒过来，心里感谢上帝待我不薄，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刻有那么多温情相伴。可是理智告诉我，朋友们只是在为我做精神按摩。他们本能地躲避着事实最残酷、最令人绝望的部分，尽力让我心情好些。看到他们深情肃穆地把鲜花从起居室一直摆放到床边时，我不禁想到，他们也许正在潜意识里和我告别。当他们一边说着轻松逗趣的故事一边笑起来时，我听到了勉强、哀痛和忧伤。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声音中带着喜悦。这一回，我听出他的兴奋发自内心，而不是专门做给我看的。“刘太医要来给你看病。”他在电话那一头宣告。我对医学界的人物知之甚少，但是对于“刘太医”这个名号并不生疏。他依靠“祖传秘方”治疗肿瘤的诸多病例，好几个月以来都是这个圈子里最神奇、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也让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江湖郎中”一下子变成当红的“中医世家”。多年以后他被公安机关逮捕调查，又以“制售伪劣产品”的罪名被检察院公诉，但还是不断地有一些癌症患者的家人打来电话，向我们询问他的“治癌秘方”。他的原名叫刘弘章，其“太医”的称谓，受惠于他的一位显赫的祖先。在风行一时的《刘太医谈养生》一书中，刘弘章自称，刘家源远流长的族谱中，有一位专为皇帝和皇后治病的御医，名叫刘纯。这位光彩夺目的刘氏先人生活在14世纪的明王朝，与明朝永乐皇后徐仪华有着表姐弟的亲缘。刘纯曾因未能治好徐皇后的乳腺癌而痛心不已，因此以毕生精力专攻肿瘤治疗。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段历史的确凿无误，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位御医弄来大批在押死囚，饲以剧毒物质，催生体内肿瘤，再以形形色色的药物配合起来给予治疗。在皇家的支持下，这一试验规模巨大，牵涉数以百计的活人，历时66年，直到15世纪中叶，最终形成一套治疗肿瘤的卓有成效的方法。刘纯本人被明清两朝太医院尊为“太医保护神”，得享126岁高龄，死后将这治癌秘方留于后人。刘家因此成为代代相传的“治瘤世家”。刘弘章诸如此类的叙述为他赢得了无数病人的信任。不过，没有人能够证实六百多年前这一试验的科学性，甚至没人能够证实它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文献古籍中找到关于这个故事的只言片语。他们说，如此规模巨大且耗时悠久的一个事件，又是在皇家一手操持下进行，倘若真的发生过，不会不留下记录。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故事，进而暗示刘弘章是在撒谎。有些人进而指出，所谓“御医”之说也大可怀疑。他们说，尽管历史上确有刘纯其人，但他根本不是什么御医。几年后公安机关经过一番调查，果然认定刘的所谓“太医传人”的身世，都是子虚乌有。然而我的这位朋友当时虔诚地相信刘弘章的故事。他口口声声都是“刘太医”，这不仅因为他相信刘的家传渊源，而且也因为他相信刘的医术。他对我眉飞色舞地述说“刘太医”别出心裁的治疗法术，还列举若干病例证明，经过“刘太医”妙手回春的癌症患者是如何感激涕零。好多病人慕名求医，踏破他家门槛。而现在，这位“神医”居然答应从天津跑到北京来为我治病。作为“刘太医”的忠实信徒，我的朋友认定，有这位“治瘤世家”的传人亲自登门，我的前途充满光明。治疗肿瘤究竟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两难选择。老实说，我自己一点数都没有。这两大门派的相互排斥，早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几乎所有中医都会尖锐批评西医治疗肿瘤的种种方法，而大多数西医则干脆否认中医治疗肿瘤的作用。一位声望很高的西医专家甚至干脆对我们说，中医所谓的控制病情恶化和减轻症状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药不可能真正控制和缩小肿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对中医抱有希望，在西医对手术前景的预期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如今竟有一位“太医”从天而降，我当然乐得听从他的意见。第二天下午，“刘太医”在朋友的引领下如约前来。晓东满怀虔诚，把他们一行人迎进门来。我也挣扎着起身相见。在我和家人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此人顶着寒风，驱车赶路一百多公里，直奔我家而来，仅仅这个情节便令我感动不已。我对这次治疗充满期待，摘下墨镜，努力睁开眼睛，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展现在“太医”面前，也希望能够一睹真人容颜。在一片模糊重叠的人影之中，我很快感觉到面前这个人浑身洋溢着一种粗率的江湖气。他的身形既不高也不矮，薄薄的头发衬托着一张长脸。衣着松垮邋遢，不修边幅，喜欢高谈阔论。几句话之后，他便显露出自己最明显的特点：谈论自己的热情甚于谈论病人。他在说话时不断地将眼光在我脸上扫过，对我的反应非常留意，却并不急于询问我的病情。我知道中医诊断下药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想象中他也会如此这般，现在看来“太医”自有一套。他不像其他中医那样张大鼻孔嗅出病人味道，对病人自述的症状似乎也不关心，他甚至既不为我把脉，也不让我张开嘴巴露出舌苔。这让我不免生出几分疑惑。他的书表明他是一个研究过西医理论的人，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对我的脑部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提出看法。看来晓东也抱着同样的希望，递上了那一大堆胶片，打断他的话头，请他查看，却被他挡了回来。就这样你来我往好几个回合，“太医”终于从那堆胶片中拣出一张，对着灯光草草扫了一眼，又放到一边。“这就算看完了？”我正想着，就听见他说：“哦，还不止一个。”什么意思？莫非我的脑子里面不止一个瘤子？我急切地等着下文，不料他把话头一转，顾左右而言他。看样子“太医”对胶片不感兴趣，又好像在躲闪什么。我不由得在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他真的会看片子吗？这个念头让我有点不自在。我这人一向“多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先打个问号。我担心自己“怀疑一切”的毛病又在作祟，不禁隐隐有一种内疚。也许人家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愿意当着病人的面说得太过直白。晓东仍然锲而不舍地寻找自己的希望：有没有可能不是肿瘤呢？有没有可能是结核？有没有可能是脑血栓？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脑炎？就算是肿瘤，有没有可能是良性的呢？“太医”对这一切问题都不给予正面回答。“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些都是一样的。”他说，“肿瘤和结核是一样的东西。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也是一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样呢？”我们全都大惑不解。“对！一样。”“太医”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体内经脉不通，毒素淤积。西医叫肿瘤，我们叫淤积。肿瘤和结核都是淤积，所以我们对付肿瘤和对付结核的办法也是一样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刘太医”的办法就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以不变应万变”。无论你是什么病，只要到他这里来，都是一个办法。但在当时，我对这种理论闻所未闻，不免为自己的无知觉得惭愧，还有点将信将疑。晓东开始介绍西医专家们提到的那些办法，穿刺？伽马刀？化疗？放疗？开颅手术？还把专家的预测告诉他：如果不手术，恐怕挺不过三个月了。“不要手术！千万不要手术！”“太医”几乎跳将起来，操着一口浸透天津味儿的普通话断然喝道，“你要是不想活了，就去手术。”“刘太医”是西医的激烈反对者。他排斥手术，排斥所有的西医治疗方法，排斥所有流行的“特效药”和“营养保健药”。在叙述这些看法时，他不假思索地使用一些最极端的贬义词，情绪激烈，器宇轩昂，声如洪钟，震得房顶嗡嗡响。按照他的说法，“PET的检查是有钱没处花”“化疗是把杀人刀”“穿刺会促使癌细胞转移”……尽管我已经在他的书中领教了所有这些教导，现在当面聆听，仍然为他那些激烈的言辞震惊。然而还有让我更加惊讶的事呢。他甚至也排斥他本人之外的所有中医。他认定，灵芝孢子没有用处，花旗参反而会让肿瘤细胞更快生长，冬虫夏草没害处也没什么好处……西医不行，中医也不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喝我的牛筋汤和开胃汤。”他说，“先喝三个月。”这是“太医”的两大法宝，他就是用它们来医治所有肿瘤病人的。了解这一点后，我们不禁如饥似渴地聆听“太医”讲述其中奥妙，虽听得吃力，但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尤其对他的信心十足印象深刻。“牛筋汤”顾名思义，是用牛筋经过长时间文火熬制而成。“牛筋，”他抬起手来做出牛蹄子的样子，进一步解释，“是牛蹄上的筋脉，不是超市里的那种牛筋。”他反复告诫我们，超市里卖的那种牛筋不是牛蹄筋，是牛腿大筋，取自牛大腿部分，经过漂洗增白，样子好看，也好吃，但是已经失去药用价值。真正具有疗效的牛筋集中在牛的四蹄以及脚踝部位。此种蹄筋富含胶原蛋白。说到这里，他再次提高声音，阐述了自己独特的“太医理论”。与其他动物蛋白比较起来，他说，胶原蛋白有个好处，它进入人体之后可以把癌细胞团团包裹，不使扩张和转移。“开胃汤”以四味药煎成。“刘太医”一面说，一面顺手拿过一张白纸，铺在茶几上，大笔一挥，写下药方，动作异常熟练潇洒。按照他的解释，这“开胃汤”功效神奇，不仅能增加病人食欲，通便利尿，而且还能激发病人体内吞噬细胞的活力，促使它们更积极地跃马扬鞭，杀向癌细胞。“刘太医”循循善诱，不厌其详，花了半个多小时为我们扫盲，他的这一大堂启蒙课让我明白了，这世界只有他的办法才是救命良方！末了，他为我们勾画出一派光明前景：“喝它三个月，瘤子应当不会进一步长大，还能缩小一些。”“缩小多少？”晓东追问。“缩小10%左右。”“然后呢？”“然后……”他笑了，带着几分神秘，“然后，我视情况开给你‘控岩散’。”他终于说到了“控岩散”，让晓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她读过“刘太医”的书，知道这是刘家独门秘籍，专门用来杀死癌细胞的，所以赶忙请教“控岩散”的疗效。“前半年能让瘤子缩小30%。这以后就会慢一些。”他回答。“整个疗程要多长时间？”“四年！”“四年？！”尽管这时间长得让人难以忍耐，但还是在我们面前亮起一缕希望之光。我心里有点激动，觉得生命重新回到体内。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太医”：“为什么不是现在就用‘控岩散’呢？”“现在？”“刘太医”看看我，脸上再次绽开一片笑容，“急嘛！现在病人体质太弱。这‘控岩散’里含有鲨鱼胆，有毒的。猛然上了药，病人一下子受不了，还会把瘤子箍得更结实、更坚硬，以后就更不容易缩小啦。”我们迫不及待的样子一定让“太医”特别满意，他又开始滔滔不绝，语气更加权威和热烈。他告诉我们到哪里去买那些牛蹄筋和中草药，还特别关照要用经过改装的电锅小火慢炖。这种电锅容量巨大，至少有12升，耗电功率却只有350瓦，只及通常电锅的1/8，所以从加热到开锅需要两个小时。他一再强调，若不是这样慢慢煮开，就会把牛筋煮硬，以至营养和药用成分不能充分溶解在汤中。我正在发愁到哪里去买那特制电锅，他顺手一指：“我已经给你带来了。这是我自己改装过的。”这时我才发现，墙角处多了一个大纸箱。对他这雪中送炭之举，我们不禁心生无限感激。他又把熬汤的方法说了几遍，直到确定我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就与我们告别，不收分文出诊费，连熬药电锅的钱也不肯要。这一行人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早春的暮色中，留下一片既欣慰又疑惑的气息包围着我们：欣慰的是看到了希望；疑惑的是，若能熬过三个月，我还用得着他那神奇的“祖传秘药”吗？晓东看着我，眼睛里同样有一种焦虑和犹疑。我知道她在想同一个问题。“三个月”！这个时间表里潜伏着一个逻辑上的矛盾：按照西医专家的预测，如果我不立即实施手术切除肿瘤，这就是我的死期！如果我不经手术治疗还能活着，那它就不是恶性肿瘤！这样看来，三个月后，我无论是死是活，都用不着“太医”的灵丹妙药了！开胃汤和牛筋汤很多癌症患者问，是不是“牛筋汤”和“开胃汤”真的具有神奇功效？对我来说，这种“疗法”的效果似乎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至于其他，那就不能仅凭直觉下断言。因为我不能确定，如果当初没有喝这两味汤是不是就会命归西天，所以也无从证明它们是否有起死回生之效。不管怎样，我们开始全心全意地执行“刘太医”的方法。晓东第二遍阅读“刘太医”的书，看到能让她产生共鸣的段落就读给我听。在我们以往的知识体系中，癌症是个空白，现在，我们都急于学到一些对付疾病的知识。刘的夸张和极端的表述方式让我不舒服。他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形形色色的疾病，甚至把结核和恶性肿瘤当作一回事，也让我疑惑不解。他声称牛蹄筋中的胶原蛋白可以“把癌块紧紧地包裹住”，再用他的“家传秘药”杀灭癌瘤，就能实现“关门打狗”之效。这些话在我看来，如同给一个小孩子讲故事，或者说更像一种江湖术。不过，抛开这些细节，他极力弘扬的一些道理，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应当说，我的治疗癌症的基本理念，有一些是从他那里来的——也许他不是第一个阐述这些观点的人，但我的确是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的。其中有些理念，在此后几年我的康复之路上，一直发挥着不小的影响。比如他说：——疾病本来是不可怕的，之所以可怕，是因为病人放弃了自救能力，而听任医生的摆布。被医生吓死了。——与癌细胞和平共处，而不是你死我活。——不是依靠外来的药物杀死癌细胞，而是依靠自己肌体的力量和癌细胞抗衡。——三分治，七分养。很难搞清楚这些思想是不是“刘太医”的创造，不过，他所推崇的“开胃汤”和“牛筋汤”，却是别出心裁的治癌之道。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抵御癌症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我度过最初的危机之后，很多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友都来询问，是不是“牛筋汤”和“开胃汤”真的具有神奇功效？这问题实在不好回答。我只能凭借直观感受告诉那些想要尝试这种疗法的人，这是一种最奇特最廉价也最极端的方法。它绝对说不上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体验，实行起来相当烦琐、累赘、千篇一律。但它的确没有给我带来痛苦，甚至没有任何可以感觉到的副作用。对我来说，这种“疗法”的效果似乎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至于其他，那就不能仅凭直觉下断言。因为我不能确定，如果当初没有喝这两味汤是不是就会命归西天，所以也无从证明它们是否有起死回生之效。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量喝下这两味汤的那些日子，我满面红润光亮，晓东曾笑说“就像涂了猪板油似的”，并且很自豪地认为她对我的辛勤照料有了回报。那时我们都相信这是“开胃汤”和“牛筋汤”的效果，可是，当我后来不再喝这些汤的时候，依然面不改色。“开胃汤”在我看来是一种很普通的汤剂。煎制方法如同寻常中草药，其药物成分简单到只有四味——北山楂、广木香、决明子、菊花。你在任何一家普通的中药店里都能买到，而且价钱不贵。新鲜出锅的浓汤具有醇厚的焦褐色和强烈的酸苦味。以我过去的中药体验，这并不意外，然而它还是给我带来强烈的新奇感和迷惑不解。“开胃汤”的灵魂在于它的规模巨大和永恒不变。按照“刘太医”开的处方，其用量为每味50克——大约是通常中医处方用量的10倍甚至20倍！这些草药集中起来，有很大一堆，不用说，寻常煎药锅根本无法容纳，所以晓东不得不去买来一口巨大的玻璃锅。每日清晨，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大口袋草药置入锅中，倒满清水，放在炉上。草药的味道迅速飘散出来，那是一种混合着中医精华的特有气息，特别浓郁。煎余的药汤名为“开胃汤”，汤量巨大，足可灌满一个大号暖水壶。我从早饭之后便与这一暖壶汤为伴，必须在晚上睡觉前全部喝完。日复一日，如此这般。仅仅一周，我便意识到，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宗教仪式般的狂热、从容和神圣的精神状态，任何人都无法持之以恒、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件事。然而最为奇特的是，根据“刘太医”一再向我们宣示的道理，不论你得了什么病，不论你的病情如何演变，也不论你的治疗时间持续一个月、一年，还是十年，这“开胃汤”都必须坚持不懈，其成分和用量全都一成不变。后来我读了“刘太医”的书，才知道原来这“开胃汤”是刘家祖传，其一成不变的历史至少已有六百年。“牛筋汤”是一种棕黄色的黏稠液体，放入冰箱经过冷藏，形成胶状物，晶莹剔透，富有弹性，回锅加热又能化冻为汤。它的制作有着更多讲究。其难处不在煎熬过程，而在原料选购。牛筋并非奇珍异宝，却很难购得，因为它不同于超级市场里的寻常牛腿筋，而是取自牛蹄部分，每只牛蹄只能切出半斤左右，并且必须保持未经任何加工漂洗的原始形态。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只要你有钱，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没有“原始形态”。所以这种牛筋在我竟是闻所未闻，也让我们犯愁。所幸我们有个朋友，自告奋勇操办此事。他沿着“刘太医”指引的路线，驱车几十公里，经过无数大型超市而不入，一路寻觅，直到在京郊一个肉牛屠宰场找到一个屠夫。看来早有不少和我同样命运的人来过这里，所以此人很容易就明白了我们的需要。他将牛蹄筋按我们的要求备好，分装于若干黑色塑料口袋，每包重达10公斤。每公斤只收16元。我们暗自惊喜，与超市里的牛筋比起来，这简直就像白送的一样。这个屠夫提供给我们的牛筋，看上去是经过剥皮剔骨后的剩余部分，从外观上仍能辨出牛蹄形状。由于严格遵循不做任何加工的要求，所以带着强烈的原始气息，张牙舞爪，色泽黑黄，散发着刺鼻的臊臭。这是一种牛粪、腐肉和污水的混合味道，让我想起久未清扫的牛圈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旧式屠宰场。我恭恭敬敬地把这堆臭烘烘的口袋迎进家门，就像迎接拯救生命的奇珍异宝。晓东对于异味一向敏感，这一回却是充鼻不闻的样子。她把牛筋精心分成小包珍藏在冰柜之中，一边放一边念叨“全靠它啦”。晚饭后她取出一块牛筋，重约一斤半，切成小块，洗净焯水，放进电锅，再将一斤瘦牛肉末和一斤淡水鱼投入其中，不加葱姜蒜，也不加任何调味品，灌满清水，慢慢煲制。直到次日清晨，已过12小时，大部分筋肉化入汤中，用滤网将剩余杂质全部去掉，只留清汤，分为6份，每次喝下一大碗，12小时内全部喝完。到了晚上，又将这全部过程重来一回。我们每天怀着一种既好奇又庄严的心情，注视着锅中的汤水由清澈渐渐变成粉红，又渐渐变成棕黄。汤面泛出细细的泡沫，一股强烈的臊臭味随之荡漾开来，钻出厨房，穿过客厅，直透卧室，弥漫在整个房间，越来越浓。这种感觉在我喝汤时达到了顶点。由于没有任何调味品，这汤淡而无味，却保留着一切最原始的气息，粗犷、醇厚、充满活力，很霸道地杀进嘴里，进入肠胃，接着就在里面翻江倒海。“我们该不是把整个屠宰场都带回家来了吧！”我对晓东笑道，同时暗自庆幸“脑瘤”还没有破坏我的味觉神经，又想到既然牛筋能够对付癌细胞，那么这牛筋的臊臭味说不定还能把癌细胞熏死。这种想入非非的境界，促使我更贪婪地吮吸这股难闻的味道。多年以后我读到“苹果之父”乔布斯的一篇传记，写他在身患癌症之后曾经吃马粪治疗。和朋友们谈及此事，大家连连叹息，都无法想象把马粪塞进嘴里的情景，可是我太能理解乔布斯了。我给朋友们描述我喝的牛筋汤，最后我说：“人到了那时候，只要他相信有用，别说马粪，就是人粪，也能吃下去。”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牛筋汤”和“开胃汤”占据了我们的厨房和餐桌，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也占据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它寄托着我们战胜癌症的希望。晓东每天用大量时间采购原料，熬汤煎药，为此忙得不可开交。她请了长假，不再上班，因为担心阿姨会在某个环节上出错，她一头扎在厨房，一切亲力亲为。结婚25年，我深知她最讨厌家务琐事，尤其不喜欢做厨房里的事，可现在她心甘情愿，并且保持着心无旁骛的虔诚状态。她一丝不苟地执行每日计划，同时还四处打电话托亲拜友，希望建立一两处长久稳定的牛筋购买渠道。因为按照“刘太医”的说法，即使在癌症痊愈之后，我也必须终生服用这种臊臭黏稠的液体。不过，我并没这份毅力和耐心。事实上我喝“牛筋汤”的时间不到一年。至于“开胃汤”，我在服用四个月后便逐渐减少，半年后就完全停止了，因为有人告诉我，长期大量地服用决明子会伤及肾脏。大多数人在遭遇癌症袭击时都会迫不及待地做点什么。那种以逸待劳、“随它去吧”的情形，会让病人心里不安，也让病人的亲友们难以接受。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决定至少在几周内静观变化，但是，“什么也不做”的状态还是让我们很纠结。现在有了“开胃汤”和“牛筋汤”，尽管不能确定它们到底能不能对付癌细胞，我相信它们至少没有坏处。然而还有最重要的，它们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在死神面前没有束手就擒。它们让我们心安，让我们乐观，让我们有了精神依托。预知死期的一个好处想明白这些，让我的心情好了许多。由于体验到生命的另一个领域而感到天澄地澈，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也都随风散去。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空气中飘浮着万物竞发的气息，春天悄悄来到身边。最初的打击过去之后，家里的气氛逐渐缓和，不再那么紧张、压抑和脆弱，笑声也越来越多。我可以奢侈地睡到日上三竿，醒来后静静地躺在床上，听晓东朗读手机上留下的朋友们的祝福。我们没有顾忌地谈论我的病情，谈论脑子里面瘤子的大小，谈论医生那些令人绝望的诊断和建议。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在经过十年分居两地的生活之后，终于可以朝夕相处。我的心境渐渐沉静，感到自己虽然失去活力，却获得了过去几十年梦寐以求而不能得到的东西：时间和空间。是的，现在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在我的生命中，迄今为止，我把全部身心投入写作。这行当在本质上说是寂寞的。在埋头写作的漫长的日日夜夜，我沉浸在这种寂寞里，同时期待着众多读者的共鸣。可是每次真的出现热闹的场面时，我又感到格外厌烦。就本性而言，我喜欢独处，不喜欢呼朋唤友；喜欢清静，不喜欢喧嚣，尤其讨厌不真不假的客套和不咸不淡的应酬。我选择写作这个行当，最初的动力其实不是心忧天下，也不是为稻粱谋，而是觉得，只有顺应天性才能让自己更加快乐。预知死期将至的一个好处是，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回望自己走过的生命旅程。想到过去岁月中自己的种种经历，觉得很知足。家庭和美，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守住了自己的职业信念，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情真意笃的朋友。未求得应，未富得福。假如明天离开人世，我可以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抱怨，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牵挂。因为对自己的一生很知足，我内心有一种很深的感恩之念。我感谢上帝给了我那么多快乐，同时想象上帝是公平的。他老人家对每个人一定都是平等相待，所以在给予一个人生命时，不是衡以时间，而是衡以快乐。你拥有的权势越多，你拥有的真诚就越少；你拥有的钱越多，你拥有的情就越少；你拥有的名声越大，你的隐私就越少；你周围簇拥的谄媚者越多，你拥有的朋友就越少。同样，死亡迟早会来的。既然我的生命中已经拥有那么多快乐，那么我和死神的握手来得早些也就没什么奇怪的。想明白这些，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柳传志来看我的那天，我刚刚想明白这些事，由于体验到生命的另一个领域而感到天澄地澈，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也都随风散去。我以一种轻松快乐的心情迎他进门。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人相顾无言。他目不转睛地看我一会儿，忽然笑了，说我的气色好得让他感到意外，而我的精神状态更加不像一个癌症患者。我也笑了。我知道大多数人探视病人都会说些好听的，例如“气色不错”之类，但我能从柳传志的眼睛里读到他的真诚。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可是我对他的尊重并不是由于他的功名，而是他的为人。我由于职业的关系和他相识，以后交往渐多，但并不密切，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和他保持着距离。现在他坐在我面前，很像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让我禁不住把自己生命旅程上的最后一点感悟对他说出来。我告诉他，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抱怨，没有什么遗憾。我对自己的今生感到快乐和满足。我感觉到自己虽然刚过五十，可是拥有的快乐比那些百岁老人还要多！所以，我的内心有一种很深的感恩之念。只不过想到已经走到生命尽头，再也不能继续写作，不能继续回复读者的来信，还是有些伤感。幸运的是，没过几天，出版界的两个朋友让我有了弥补的机会。我们在十年前因《交锋》的出版而相识，当时只不过是作者和出版者的合作，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一种真挚的友谊，每次见面都能带来欢快的笑声。这一回他们告诉我，《中国的新革命》已经出版，还带来几本样书。新书有个鲜红的封面，里面飘出一缕淡淡的墨香，混合着铜版纸的味道，环绕在我周围，绵绵不绝。它是我在疾病袭来前一天完稿的那本书。迄今为止的写作生涯中，我为它倾注心血最多，写得也最累。几周前我交付书稿时，对他们说：“要是我真的不行了，你们可以在书的署名上加个黑框。”现在想来，他们一定是担心我来不及看到书的出版，才如此神速地编辑付印。朋友们要为这本书开个新闻发布会，小心翼翼地问我能不能出席。他们说，看我虚弱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好意思提这要求。我笑了，一口答应下来。我说：“我正期待有这么一次机会。”以往每一次新书出版，就意味着一阵子千篇一律和过度的应酬。那些无法推辞的记者采访、公式般的回答、演讲、签名售书以及接受别人的祝贺，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快乐的体验。现在，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后，我终于可以离开所有掌声、鲜花和善恶褒贬，但我真的不想离开我的读者们，他们一直都是我的精神寄托。没有他们，我无法沿着自己的写作之路走到今天。过去这些天，他们不知从何处听说了我的消息，想方设法把他们的祝福传递过来。有一位说，他“烧了一炷香，含泪祈祷”！另一位说：“愿好人有好报，我们期待着您的佳音。”又一位说：“我们敬佩您的才华和人品，还想看到您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从他们那里感受到温暖和力量，暗自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如今只剩最后一个心愿还未了结：我想向他们表达我内心的感恩之情，向他们说再见。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到发布会召开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