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我-5

康德的生平、著作和性格斯克拉顿英国学者。本文节选自斯克拉顿《康德》，周文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除了义务(duty)外，不为任何东西所动。因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在他看来，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能控制自己而不受情感的驱使；应当对权力和名誉淡而处之，权力和名誉的意义比起义务本身的意义来，应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能够轻松地按照这个道德理想而行动，康德约束自己藏身于学术事业，完全服从于一种毫无变化的机械程序。哥尼斯堡①这位身材矮小的教授就这样成了典型的近代哲学家：蛰居于斗室之内，然而却视自己为无限空间的君主。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出生于哥尼期堡，父亲是一位贫苦的马具匠。在九个孩子中康德排行第四。康德的父母老实本分，是虔诚的虔信派②教徒。在当时，虔信派这个路德教会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用劳动、义务和祈祷的神圣性观念慰籍困苦，在德国中、下层等级中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它对至高无上的良心的幻想，对康德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反理智的，但仍然是17世纪推动德国教育普及的一股主要力量。虔信派学校在哥尼斯堡创办起来了。由于一位聪敏慈善的牧师发现了康德的才智，康德在8岁那年被送进这所学校读书。这样一种教育竟然轮到出身低微的康德，这对于后世是幸运的，但对于年轻的康德本人也许就不尽如此了。他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同对老师们的难以忍受的热情的厌恶之心混杂在一起，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只字不提早年教育。关于他的早年教育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篇论教育的短文(根据康德晚年的讲课笔记编辑而成)中得到一些印象：很多人想象他们的年轻岁月是其一生中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些岁月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那时处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很少能够选择朋友，更很少能够有自由。哲学家大卫?罗恩肯，康德以前的校友，在他们都成名之后给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三十年前，那些狂热的宗教徒们的迂腐而令人忧郁的(但不是毫无价值的)纪律压得我们俩透不过气来。”不可否认，康德从他的早期教育中既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忧郁感，也培养了非凡的自制力。成年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曾作过一番努力，用自制力去克服忧郁感，几乎获得完全成功。尽管环境窘迫，身材不端而瘦小；尽管失去了他所崇敬的父亲和深情热爱的母亲，康德还是很快成了哥尼斯堡最受爱戴的人之一，他的优雅、智慧和敏捷的谈吐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康德16岁进入他的出生地的哥尼斯堡大学念书．六年之后毕业。因无法谋取大学教职，他在许多家庭当过私人教师，直到31岁才在大学获得编外讲师职位。这种讲师没有薪俸，但有资格公开讲课，通过私人学费而获得一点微薄报酬。那时康德已出版了论动力学和数学的著作。他还通过私人数师身份带来的种种联系，获得了自如的社交机会，在这种交往中，他博得了一个“雅致的硕士”的美称。哥尼斯堡那时是一个比较显要的城市，有五万居民并驻守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它作为一个为东普鲁士贸易利益服务的海港，人口稠密，其构成也形形色色，有荷兰人，英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那所1544年作为阿尔伯尔金纳学院③而创办的大学，是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文化中心，但在18世纪中叶这所大学充满了一种地方偏狭之气，默默无闻，以至于腓特烈大帝④1739年作为王储访问哥尼斯堡时，竞说这所大学“与其说适合成为科学的舞台，不如说更适合于训熊。”次年，膜特烈大帝登上王位，他竭力向他的王国的这一角落推行高度的文化和标志他的统治特点的思想宽容。这时的康德已把真理和义务看得高于一切，他幸运地发现，这所大学对于他追求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成为重大障碍。或许正是这一点(正如他对于他的裔胞之地的依恋感情一样)，促使他留在这里长久地等待第一次委任，并在此后又继续等了15年，直到被授予他渴望已久的教授职位。这一时期，康德几次谢绝德国其它大学的聘请，继续在他的居室里诚心诚意地给学生们授课，正是这些讲授建立了他的声誉。他的智力劳动主要贡献给了数学和物理学，3l岁那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宇宙起源的论文包含了他对星云假说的第一次系统阐述。然而，他的任务要求他讲授范围广泛的学科，包括自然地理学。也许由于他不愿意旅行的缘故吧，他成了这门学科的公认权威和(根据极为赞赏这位哲学家的康特?普尔斯塔的意见)人们交谈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康德当上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教授而不是数学或自然科学教授，纯属偶然。然而在康德的生涯中，从这时起，他就把全副精力都倾注于哲学，在课堂上详尽地讲述着十年后出版的、使他赢得德国最伟大的杰出人物的声誉的那些著作的思想。哲学家哈曼⑥写道，听众必须在康德教授预定上课时间前一小时即早晨六点到达课堂，以便占上座位。康德的学生雅赫曼这样描述廉德的讲演：康德有一种独到的阐述和定义形面上学概念的巧妙方法，这种方法，就我所闻，就是在听众面前进行他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逐渐补充新鲜的决定性概念，一点一点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得出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明确结论。对这个结论，他已经从各个角度作了全面考察，使聚精会神的听众不仅获得关于这个题目的知识，而且无意中受到思想方法上的教益……在给朋友的信中，这同一位作者谈到了康德的伦理学讲座：在这里，他不再只是一位思辩哲学家，而同时成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演说家。他既满足了听众的智力要求，又完全抓住了听众的思想感情。确实，聆听它的创造者亲口以如此有力的哲学雄辩讲授卓越的纯伦理学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有多少次他曾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次他曾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波澜，有多少次他曾把我们的心灵和感情从自私的唯我主义的羁绊下解脱出来，升华为崇高的纯粹自由意志的自我意意识，升华为对理性规律的绝对服从，升华为对他人的崇高责任感！雅赫曼的话虽然有点恭维过分，但绝不虚假。无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公开讲演，康德的作为演说家的名望，远在他的那些最伟大的著作出版以前，就已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康德的个人生活常常被喻为时钟一般机械和枯燥，并且是过分吹毛求疵、学究气十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据说〔海涅就这么说〕哥尼斯堡的家庭主妇们根据康德每天路过的时间校正钟表；据说(康德有一次就这么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经常关注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自疑患症的表现；还据说他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简陋显示了他对美的冷漠，而他恪守时间的刻板生活则掩饰着一题冰冷甚而是冻僵的心。的确，康德的生活即使不是机械的，至少也是有严格戒律的。他的男仆每天遵命在清晨五点唤醒他，并且不容有任何例外，他总是头戴睡帽、身穿长袍在书桌前一直工作到七点，而每当上午讲课回来后又立刻恢复这套装束。此后他继续工作到下午一点，才开始进他那每天仅有的一餐。饭后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散步。不过这项活动他是独自进行的，因为他有一种古怪的看法，由于谈话使人用口呼吸，因此不应当在露天进行。他讨厌喧闹，曾两次更换住处以避他人吵嚷，曾一次愤慨地写信结警察总监，要求阻止附近监狱的犯人唱圣歌以自慰。众所闻知，除进行曲外，废德不喜欢音乐，对视觉艺术亦毫无兴趣——他仅有一幅版画，一张朋友赠给他的卢梭肖像。康德深知当时知识界所招受的责难。他通过这幅版画的主人来作自我辩解，说要不是卢梭使他确信，知识界可以在恢复人权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会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无价值。象所有献身于精神生活的人一样，康德需要强迫自己服从那种生活戒律，这不仅没有使他丧失精神创造力，反而使他的天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他爱寂寞，同样也爱交往。他总是毫无例外地有几个客人同他共进午餐，并且总是在当天上午去约请他们，免得他们因需要谢绝其他邀请而感到为难。他供给每人一品脱⑦红葡萄酒，如果可能的话，再加几道最爱吃的菜。他和客人们一道吃到三点，使他们既感到快乐，又得到教益。他努力让午餐在欢笑声中结束，（当然，这既是康德认为欢笑有助于消化而努力做到这一切的结果，也是谈话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康德著作还闪现现着许多讽刺的笔调，实际上，他最喜爱读讽刺作品。他对于诗歌的热爱同对于音乐绘画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他对健康的关注，也不过是一种康德式的对义务的哲学沉思的结果。他既不赞美也不欣赏定居生活，而是把它看作不过是训练自己的智力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浪漫主义运动的最伟大和最富于激情的著作家之一赫尔德⑧听过康德的讲座，以后又强烈地抵制这些讲座的影响。然而他高度评价康德本人井这样概括康德的特征：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哲学家，他就是我的老师。虽年已入壮年，但他仍有着青年人的那种充满快乐的饱满情绪，我相信，这种情绪他一直保持到垂暮之年。他那为思想而生就的宽阔前额显露出从不消逝的开朗与欢快的神情，丰富的思想从他的唇际轻吐而出，诙谐、警句和感人的幽默他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富于启发性的讲课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消遣。他考察过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通。克卢秀斯⑨和休漠，分析过物理学家开普勒和牛顿所阐述的自然规律。他以同样的精神——正象他在自然科学中注目于每一个进入他视野的新发现一样——高度赞赏当时问世的卢梭的著作《爱弥尔》和《爱洛伊丝》，评价了它们的意义，并且总是又回到关于自然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毫无偏见的知识上来。人类史、民族史、自然史、自然科学、数学及他自己的经历，是使他的讲课和日常生活生气勃勃的源泉。他从来不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了解的东西漠不关心。任何阴谋诡计、任何局部利益和好处、任何对名望的欲求，都毫无力量妨碍他去发展和阐释真理。他鼓励并耐心地说服人们独立思考，专横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这个人——我怀着最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情直呼其名——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回想起他的形象就感到愉快。作为大学教师，康德的责任是讲授哲学方面的全部课程。由于他长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到了教学上，因而只发表了一些简短而不成熟的著作和论文。1781年，当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成就)《纯粹理性批判》发表时，已年届57岁。在给摩西?孟德尔松的信中，康德就这本书写道：“虽然这本书是我十二年的沉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在大概四个或五个月的时间内仓促写成的。我极为注意其内容而较少考虑其文体和通俗性。”为了减少《纯粹理性批判》中出现的阅读困难，他出版了简短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一书，在这本书中，旗帜鲜明的论战同《纯粹理性批判》中那些最有攻击性的段落的浓缩结合在一起，但这些浓缩仍然模糊难懂。1787年《纯粹理性批判》印行第二版时，康德重写了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章节，结果是照样艰辛。于是评论家们终于一致认为，康德这本著作的晦涩难懂与其说是导源于文体，不如说是由于思想本身。然而，尽管有这种困难，这本书还是很快一举成名，以致整个德语世界都在提倡、教授、反对有时甚而是审查的刁难“批判哲学”。康德增强了自信心，1787年对赖因霍尔德(他为使康德思想通俗化作了大量工作)这样写道：“我能向你保保证，我越是长久地继续走我的路，我就越不担心会有任何反驳……能严重摧毁我的体系。”⑦《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问世三十年后，斯塔尔夫人⑩公正地概述了康德的这第一部《批判》的影响，她写道：当它所包含的思想财富被充分发现时，它在德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轰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自那时以来，文学和哲学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这部作品所推动的结果。”在给孟德尔松的信中所提到的那十二年沉思期间，康德几乎未出版任何著作，他的早期(“前批判”时期)著述对于研究其成熟哲学的人只具有外围的意义。然而，一旦批判哲学被表达出来，康德就越来越充满信心地继续探究其细节。《纯粹理性批判》系统探讨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接着，《实践理性批判》(1788)涉猎了伦理学，《判断力批判》(1790)则主要论述了美学。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它著作，所谓“柏林版”康德著作集现在已出版了整整27卷。在这些其他著作中，这样两本特别与我们有关，一是前面已提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是1785年在第二部《批判》以前问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达本书包含着康德道德理论的激动人心的表述。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哥尼斯堡呼吸到了启蒙的空气，康德赢得了腓特烈的大臣们，尤其是教育大臣冯?策德利茨的尊重(《纯粹理性批判》就是题献给他的)。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他的大臣魏乌纳起了很大的影响，1788年他负责宗教问题，企图结束对宗教的宽容。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经过哥尼斯堡学院的批准，逃避了依法进行的书报检查，于1793年出版。魏乌纳对此极不高兴。他以国王的名义给康德写信，责成他就此事作出说明。康德在回信中向他的国王严肃地保证，今后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著作中都不再公开讨论宗教问题。国王一死，康德就认为自己解除了这一保证。然而同当局的这一次冲突使他十分痛苦和辛酸。康德曾为自己是一个忠顺的臣民而感到自豪，虽然他曾在一位英国人面前表示过对共和国的同情。当时他说得那么轻松愉快，结果挑起了一场争论，最后他以雄辩的言辞赢了这场争论，驳倒了那位英国人的观点。这个人叫约瑟夫?格林，是哥尼斯堡的一位商人，从那以后，他成了康德最亲密的朋友。康德喜欢同妇女交际(只要地们不妄称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他也曾两次打算结婚，然而每次他都犹豫很久，直到最后决意不婚。一天，他的那位不修边幅的男仆身着黄色外衣，醉熏熏地来到桌旁，康德怒不可遏，命令他脱掉卖了，并答应补偿他的经济损失。当时康德非常吃惊地了解到这位仆人曾结过婚，现在是个鳏夫，正准备再婚，那件黄外衣就是为婚礼买的。康德对这些意想不到的事大为震惊，此后再也没有满意地看过他一跟。看来康德无法使自己相信婚姻——他曾把婚姻说成是两个人的“各自性器官的相互利用”的协议——是人之常倩。然而，在他的早期著作《对于美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1764)中，康德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两性之间的区别。他激烈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分有一种共同的本性，单是这种共同本性就足以决定他们的关系的特征，相反，他赋予女人以魅力、美以及融化人心的能力。与女人所属的性别不同，男性是一种更加“崇高的”、“讲原则的”和“重实际”的性别。康德对女人的这番描述与他对自然美的描述是一致的。正是自然首先激发了他的情感。他母亲曾带着孩提时的他去观赏自然美的景象，以便唤醒他对她所眷恋的事物的感情。①我们有可能从他身上所唤起的对女性魅力和自然美的倾倒中看出性爱感情的痕迹。这种性爱感情若能得到更能动地表达。我们的理智发展史从中获益非浅的常规，就很可能被打破。1796电康德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正式讲座。那时他的机体官能已经开始衰弱，阴沉的忧郁已取代了他以前的欢乐。费希待说他好象在沉睡中讲课，惊醒之后又去开始他那早已忘了一半的课题。不久康德便神志模糊，丧失了辨认旧友的能力，甚至讲不出一个完整的简单句。他凋谢了，完全失去了知觉。1804年2月12日，他结束了无可指责的一生与世长辞了，连他生前的理智能力也不能陪伴他。来自全德各地的人们以及哥尼斯堡的全体市民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甚至在老态龙钟之年也被公认为哥尼斯堡城的最伟大的荣耀。他的坟墓曾一度消失，1881年又被恢复。他的遗骨1924年被移放到附属于大教堂的一座庄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门廓。1950年不知哪些破坏者撬开了石棺，将其一扫而空。那时哥尼斯堡已不复是学问的中心，它被并入苏联的版图，并且已被重新命名．以纪念一个寿终正寝的斯大林的心腹。一座铜碑仍然安故在城堡的墙头上，俯瞰着这座死寂而荒凉的城市，碑上镌刻着《实践理性批判》结束语中的这样几句话：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这段碑文每天都使加里宁格勒的居民们想起他们可能仍然在赞美的这两种东西。这是加里宁格勒居民们的幸运。① 哥尼斯堡即前苏联的加里宁格勒，当时是东普鲁士王国的首府。——译者注② 虔信派是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教派。——译者注③ 哥尼斯堡大学的别名。——译者注④ 腓特烈大帝即腓特烈二世。——译者注⑤ 即《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译者注⑥ 哈曼(1730-1788)，德国作家、思想家。——译者注⑦ 品脱，容量单位。——译者注⑧ 赫尔德(1744-1803)，德国思想家，历史学家。——译者注⑨ 克卢秀斯(1715-1775)，德国神学家。——译者注⑩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译者注论学两则王国维(1877-1927)，中国现代学者。本文选自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大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且夫世之所谓有用者，孰有过于政治家及实业家者乎?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昔。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暂之别也。然则人而无所贡献于哲学美术，斯亦已耳，苟为真正之哲学家美术家，又何慊乎政治家哉。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惟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至我国哲学家及诗人所以多政治上之抱负者，抑又有说。夫势力之欲，人之所生而即具者，圣贤豪杰之所不能免也、而知力愈优者。其势力之欲也愈盛。人之对哲学而有兴味者，必其知力之优者也?故其势力之欲亦准之。今纯粹之哲学与纯粹之美术既不能得势力于我国之思想界矣，则彼等势力之欲，不于政治，将于何求其满足之地乎?且政治上之势力有形的也，及身的也；而哲学美术上之势力，无形的也，身后的也。故非旷世之豪杰，鲜有不为一时之势力所诱惑者矣。虽然，无亦其对哲学美术之趣味有未深，而于其价值有未自觉者乎?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且此宇宙人生而尚如故，则其所发明所表示之宇宙人生之真理之势力与价值，必仍如故。之二者，所以酬哲学家美术家者，固已多矣。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三十自序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末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荣誉与爱荣誉罗家伦(1897-1969)1928-193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1941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文选自罗家伦《新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我所提出的“荣誉”就是指英文的“Honour”或德文的“Ehrlichkeit”。这两个外国字，本都含有人格的意义，在中文方面，很难找到适当的译名，我现在译作“荣誉”。人生的目的不仅是为生活，而且还要荣誉的生存。荣誉是人格光辉的表现，也是整个人生不可分解的一部分。没有荣誉心的人，就谈不上人格；漆黑黯淡地过一世，这种生存有何意义？西洋人很重视荣誉；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更重要。假如你说某人无荣誉，他一定认为这是对于他最大的侮辱。为了荣誉问题而实行决斗，也是常见的事。这种决斗办法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对于荣誉的尊重，却不可小看。英国人对于身兼枢密大臣的内阁阁员，称作“The　Right　Honourable”，不是恭维他是最高贵的，而是恭维他是最荣誉的。美国西点（West　Point）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训是三个字，就是“国家，责任，荣誉”（Country，Duty，Honour）；这是他们在军人精神教育上对于荣誉的重视。欧美许多学校的考试，还有所谓“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就是教员于出题以后，立刻退出教室，并不监考；他只在黑板上写一个大字，就是“Honour”（荣誉）。于是学生懔然于荣誉的观念，不敢作弊。万一有人作弊，不但学校立刻把他开除，而且这个人从此不齿于同学。（最近西点学生同时是全美冠军足球队队员九十人，因考试抄袭而全体开除，任何人不能挽回，就是一例。1951年9月9日补注。）荣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却太不发达了。为唤起一般人对于荣誉的认识和尊重起见，所以我特别提出这“荣誉与爱荣誉”的问题来讨论。说到荣誉，往往就要联想到“名誉”。但是荣誉和名誉不同，荣誉不就是名誉。“名誉”在英文里面，是另一个字，即“Reputation”。名誉是外加的，而荣誉，却是内足的。更明白一点说，名誉只是外界的称许，而荣誉则内部发出来的光荣——也可说是光辉——与外界所加上的名誉相合而成的。所以荣誉具有内心的价值，较名誉还要可贵。西洋虽有名誉为第二生命的话，但荣誉却简直是第一生命，或是第一生命的一部分。不过，名誉和荣誉也有关联。人是社会的动物，多少都需要外界的刺激，外界的鼓励，外界的承认，人格外能自发的向上，自觉的求进步；所以人大都是要名誉的。“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好名誉不一定就是坏事。苏联就常常采取以名誉来鼓励人努力工作的方法。所以他选择工作最努力的工人为“工人英雄”；用这工人的名字去名工厂，去名制度。对于到北极探险的人，也常常加以“英雄”的徽号；这都是用名誉来奖励人奋发有为的证据。这并没有害，而且有益。中国的老子曾经问过一句话：“名誉身孰亲？”我想许多西洋人的回答一定是“名亲！”荣誉不是名誉，更不是“虚荣”。虚荣在英文里面是“VaniAty”，也可译为浮名。虚荣乃求他人一时之好尚，或是庸俗的称颂，而即沾沾自喜，以为满足的。虚荣的表现，就是好炫耀，好夸大，藉此以博得他人对自己的称赞。譬如女子常喜穿华美鲜艳的衣服，以引人的注意；男子则好出风头，往往做了一次什么会的主席，便自以为了不得，自以为是这小世界里的“小英雄”。这都是虚荣在作祟。虚荣是从错觉（Illusion）来的。错觉是虚荣的粮食，虚荣全靠他培养大的。所以错觉一旦幻灭，虚荣也就随之消散。荣誉则不然。他不是求之于外的，而是求之于内的，所以他可以自持，可以永久。西洋人说虚荣是女性的——但他不是优美的女性，是堕落的女性。男子何曾不好虚荣，不过女人较甚一点。普通女子都欢喜别人恭维她，捧她。如果男子要向女子求婚，最好多称赞她几声“安琪儿”或是“天仙化人”，那她便很容易落到情网里去了！这种虚荣，岂能和荣誉相提并论？荣誉不但和“名誉”、“虚荣”不同，而且和“野心”不同。“野心”在英文为“Ambition”，它可说是一种男性的虚荣。男子大都好求自己政治的名誉、权力、地位、官阶，以作个人自私的满足。这种野心有时也能推动人去做有益的事，但动机仍是自私，所以很容易发生不良的结果。有些人野心一旦发作，便往往不问自己的能力如何，竟为所欲为，以求侥幸的成功。“小人行险以侥幸”，其结果鲜有不将自己的荣誉甚至身体埋葬于野心的灰烬之中。如果说野心是荣誉，那它只是堕落的荣誉。至于所谓“门第”、“头衔”、“豪富”，那是更说不上荣誉了。这些都可叫做“荣宠”，而决不是“荣誉”。不过也有一种荣宠，是靠自己努力的成绩换来的，不可一概厚非。譬如外国有些科学家，对于科学有重大贡献，政府特赐他一个荣誉的头衔，如德国大学教授得“政府枢密顾问”的头衔一样。这确是一种比较高贵的荣宠，虽然不是真正的荣誉。荣誉既不是名誉，又不是虚荣，更不是野心或荣宠，那么真正的荣誉是什么呢？我以为真正的荣誉，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必须能维持生命的庄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有荣誉心的人，必定有不可侮的身体，不可侮的精神，不可侮的行为——简单说有不可侮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完整的，不容稍有玷污。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他的理想的生命，是崇高、伟大、正直、坚强，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的生命是高贵的，庄严的，所谓“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所以别人尊重他，而不敢轻视他；爱敬他，而不敢亵渎他。第二必须能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是人生最不容易做到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所以有荣誉心的人，对于标准以下的事，是绝对不干的。至于那一切欺骗、狭小、鄙吝、偷懒，和其他种种“挖墙脚”的事，他更是不屑干的。这正是孟子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大人的对面是小人，是小丈夫，是贱丈夫。有荣誉心的人，是以“大人”自许的。第三必须是自足的，也是求诸己的。外界的称许，如系实至名归，也所不辞；譬如以科学上重大的贡献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若是他配得的话，当然可以安心接受，何用推却？但凡事应该求诸自己，尽其在我，不必分心去猎取流俗的恭维。流俗的恭维，不但靠不住，而且在有荣誉心的人看来，反为一种侮辱。名画家的画，并不在乎有多少外行的人赞美，而贵乎能得一个真正内行的人来批评。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就是这个道理。即使内行的人也不称许，自己仍可得到安慰，因为自己的天才得到发挥，在自己的努力中，就有乐趣存在。古今中外，许多大艺术家，都是死后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大科学家开普勒（Kepler）在他一部名著《Weltharmonik》序上说道：“你的宽恕我引以自娱，你的忿怒我也忍受；此地我的骰子掷下来，我写成这本书给人读，是同时的人读或后代的人读，我管他干么？几千年以后有人来读，我也可以等，上帝也等六千年以后才有人来臆度他的工作。”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可说是一种孤寂的骄傲，但是这决不是骄傲。翻开一部科学史来看，古今多少科学家，在生前享国际大名的，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以外，还有几人呢？造化弄人，奇怪得很，生前最不求虚名者，往往死后最能得名。如果自己对人类真有贡献，即使名不可得，又有何妨？世间真正的价值，常埋藏在无名者之中。许多汲汲求名的人，实在可以休矣。第四必须自尊而能尊人。真正有荣誉心的人，不但爱自己的荣誉，而且也爱他人的荣誉。荣誉不是傲慢，乃是自尊而能尊人。“子以国士待我，我亦以国士报之。”其实毁灭了他人的荣誉，自己的荣誉，也就建设不起来。在侏儒国里，就算自己是长子，又有什么意思？要做长子，就要到长子国里去做，不要在侏儒国里做！有荣誉心的人，一定能尊人，能下人。他承认人的能力，赞叹人的特长，尊敬人善处，能适当的自尊，也能适当的低头，上谄下骄的事，绝不在他的行动意识里面。总而言之，荣誉就是人格，是人格最光荣的完成！爱荣誉乃是一种意志的倾向，行为的动态，是要以忠诚纯洁的行为，去得到依于德性合于美感的承认的，德国的哲学家包尔森（Friedrich　Paulsen）说：“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强烈的对荣誉之爱，而伟大的事业可以表现。”社会的向上靠此，人类的改善靠此，历史的转变也靠此。我们今日不但要提倡个人的荣誉心，和对于荣誉的强度的爱，而且要提倡集体荣誉观念，集体的荣誉观念，就是个人对团体的荣誉之爱。譬如一个家庭，凡是家庭的各分子，都要努力保持一家的“家风”或“家声”，不能做有辱门楣的事。又如一个商店，不肯卖坏东西，诚恐坏了他的牌子，也是出于爱护集体荣誉的观念。再如一个学校，无论是教职员或学生，人人都应该知道学校荣誉的重要，不能随便塌学校的台。实验室里未成熟或不正确的报告，不可轻易发表；因为这对于个人的责任的关系还小，对于整个学校的荣誉却太大了。不独以“长胜军”或“铁军”著称的军队，全部队的长官和兵士，要爱惜他本部队历史之光荣；凡是国家军队，谁不应该勇猛奋发，维护国家军队的光荣。扩而大之，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不没落和毁灭，必须由构成他的分子，共同努力维持和增进他集体的荣誉！人生是需要有荣誉的。不荣誉的人生，是黑漆漆的，无声无臭的。有荣誉的人生，是高贵向上的；无荣誉的人生，是卑污低下的。禽兽才只要生存，不要荣誉，也无荣誉的观念。人应该是理智感情和品格发展到最高程度的动物；人不只要生存，而且要荣誉。荣誉也可说是人类的专有品。所以英国的诗人拜伦（Lord　Byrom）有两句诗道：“情愿把光荣加冕在一天，不情愿无声无臭的过一世！”按：本文初发表于《新民族》第三卷第一三期，1939年2月27日出版；嗣经订正、补注，辑入《新人生观》。这是爱因斯坦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纪念麦克斯?普朗克60岁生日演讲会上的演讲。——编者注探索的动机——在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演讲。①在科学的神殿里有许多楼阁，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神殿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而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到祭坛上的。如果上帝的一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神殿，那么集结在那里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我很明白在刚才的想象中被轻易逐出的人里面也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在建筑科学神殿中做出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以决定谁该不该被赶走。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神殿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么这座神殿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碰上机会，任何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是合适的：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得到天使宠爱而留下来的人吧。他们大多数是沉默寡言的、相当怪僻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他们之间却不像那些被赶走的一群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引到这座神殿中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由变化不定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熙来攘往的环境，而到高山上享受幽寂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净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沉醉地欣赏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合于他自己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单的和可理解的世界图像，然后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②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征服后者。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事。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枢，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内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在所有可能的图像中，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占有什么地位呢?在描述各种关系时，它要求严密的精确性达到那种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的最高的标准。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必须极其严格地控制他的主题范围，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对于一切更为复杂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把它们重演出来，这就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及的范围。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胆小谨慎地把一切比较复杂而难以捉摸的东西都撇开不管时，那么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过程）的描述，也就是它们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太多。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问题。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推理的途径，只有通过建立在经验的同感的理解之上的那种直觉。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将认为这样就会有多种可能同样适用的理论物理学体系，这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 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里，在所有可想到的解释中，总有一个比其他的一些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他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茨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天的和谐”。③物理学家往往责备研究认识论的人没有足够注意这个事实。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的论战，根源就在这里。渴望看到这种先天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的人。我常常听说，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和修养，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宗教信奉者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日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今天就坐在这里，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风灯④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我们但愿他对科学的热爱将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解决今天理论物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里。①这是爱因斯坦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译者注②“cosmos”原义是“宇宙”，指广包一切、秩序井然的整个体系。③“先定的和谐”(harmonia praestabilita)，莱布尼兹的术语。他说一切“单子”之间，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预先被确定了的和谐。④第欧根尼，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我是要被献祭的克尔凯戈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本文选自《克尔凯戈尔如是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在每一代人中，总有一些人命定要为其余的人做祭品。……我相信自己是要被献祭的，因为我理解我的痛苦和苦恼使我得以创造性地钻研有益于人的真理。以人性的意义而言，没有一个人可以模仿我……我是一个历危机而成为的人，甚至可以说，我是一只供研究存在之用的试验用兔。我，我相信，具有怀疑一切的勇气；我，我相信，具有与一切搏斗的勇气；但我没有去知道一切的勇气；没有去占领与拥有一切的勇气。我活得像一头伦尼伯格猪。我的思考就是激情。我能为别人拱出麦蕈来，虽然我自己是尝不着的。我的奢望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蜕变成世俗的工具。我必须时刻警醒，不使我的努力为追求自我的享乐所玷污，追求崇高的思想和真理，而不从中求得世俗的暂时利益。在生活中谋求一个固定的职业，得到某个对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的官方的任命，自然是比较可靠的，但是的确还有更可靠的工作。只是它要具备信念；在每一个紧要关头，每一个瞬间都需要有信念。这就是区别所在。大多数人向往安逸的生活而不顾其他，正因如此，他们对于上帝知之甚少。他们拥有固定的生活，从来不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他们和妻子同处，安享天伦——对于这种幸福，我是从不加以贬低的——但我相信我的天职与此无缘。我的工作达到了我能力的极限，愈来愈紧张，而孤独地致力于以最清楚、最优美、最确切的方式表达我的思想，丝毫不顾及其他事情。这正是我为什么被视同疯子，遭人怠慢的原因(因为我对他物漠不关心)。要是我也像当今真正的伟人那样，十分之一的精力花在理智的追求上，十分之九的精力花在追名逐利、斤斤计较我微不足道的工作能否得到金钱和荣誉的充分报酬上，那么，我也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受人尊敬、高山仰止的人物!!!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不断地努力寻找我自己并依靠我自己。在我们时代，著书立说已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了。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犯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我恨那些伪学者们——我在晚会上有几次不是故意端坐在某个靠嚼家庭琐事为生的老处女身边，怀着最大的兴致听她唠叨呢?大一点了，我睁开眼，看见了现实，我看得大笑起来，从那以后我的笑怎么也停不下来了。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是去讨一份生活，生活的目标是获取厚爵高位；爱情最美满的向往是娶一个女继承人，友谊的好处在于手头拮据时有人替你付账，智慧就是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对的东西，热情表现在演说里，勇气就是敢担十块钱的风险，善良在于能在晚餐桌上说“别客气”，虔诚在于一年去一趟教会。我看到了这些了，于是我大笑不止。我只有一位朋友，回声。回声为什么成了我的朋友呢?因为我爱着我的忧愁，回声从不从我这儿夺走它。我只有一位密友：夜一样的沉默。它为什么是我的密友呢?因为它沉默。需要创作活动，作为一种诱惑，以帮助我忘掉生活的平凡琐屑。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会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充分的不会枯竭的鞭策，它日复一日，已经存在了五六年，它仍将一如既往、来势汹汹，人们也许会想，这样一种鞭策莫非来自上帝的天命。也许有许多作家比我更为思想敏锐，才气横溢，可是我倒愿意看看，有哪一位作家能敏锐地重复思考辩证法的第二种能力①。在其作品里表现为一个敏锐的思想家是一回事，在其自身的存在里辩证地重复他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场不下赌注的游戏，是为游戏而游戏；而在其自身的存在里的重复，则是一场因为下了大赌注而趣味性陡增的游戏。作品里的辩证法仅仅表现思想，而思想在生活里的重复．则意味着在生活里采取行动。我是承受着内心极大的痛苦才成为一个作家的。年复一年，我继续当着作家，为了理想而承受着来自内心的痛苦。如果我不曾拥有一份独立的财产，我就会在现时代取得很好的地位。首先，我能不去花费时间写我的大部头著作，我的举止行为也和常人无异。于是，我会为人所爱，于是，人们读到的只是一些生活琐事而已。我只是希望被人家骂得狗血喷头，做一个文人而遭谩骂是和他的身份相合的，所以，每当我完成作品，便希望挨骂，要求挨骂……我有勇气敢于直面人世的嘲笑，并且敢于承受它，就这一点而言，我大概算得上是一个诗人。①辩证法的第一种能力是思堆，其次是作为存在的能力。克尔凯戈尔用重复(to reduplicate)一词来描述他所设想的生活的双向运动的反复过程。以政治为业的含义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本文选自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目前尚无法看出，以政治活动为业会呈现出什么面貌。甚至更无法看出，沿着什么途径才有可能找到机会，使得有政治天赋者承担起遂其心意的政治任务，基于物质条件而不得不“靠”政治吃饭的人，几乎总是会首先考虑新闻工作或党内官员职务，将其作为典型的谋生捷径。或者，他一定会考虑诸如工会、商会、农会、手工业协会、劳工委员会、雇主协会等这些利益团体的代表位置，或者是某个市政府中的位置。关于这些外在物质的方面，所能说的也不过如此：就像新闻工作者一样，党的官员也会被人当做“不得志者”受到厌恶。他的耳旁会一再响起“受雇文人”或“受雇说客”这种不幸的称呼，尽管这种话并未明白说出来。凡是心理上不堪一击，没有能力自寻答案的人，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无论如何，这条道路除了有强大的诱惑之外，也不断地导致失望。那么，这种生涯能带来什么样的内心享受，它为走上这条路的人安排了什么样的个人条件呢?首先，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有望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无论就具体的个人说这权力多么有限)他怎样才能有望正确履行这种权力加于他的责任呢?这把我们带入了伦理学问题的领域，因为这些问题就属于这一领域。一个人，如果他获得允许，把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里所说的激情，是指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它所指的，不是我的已故友人席美尔习惯上称为“无生育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的那种内心感受，这是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全都如此!)所独具的特色。正是这种亢奋，在我们用“革命”这一高傲的名称来修饰的这场狂欢节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Romantik des intellektuell Interessanten)，它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当然，无论这激情多么真诚，仅靠它是不够的。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方面所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是对政治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这也表现在他与事与人都能保持距离。“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激情和冷静且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同时熔铸在一个灵魂之中?政治运作靠的是头脑，不是身体或心灵的其他部分。献身于政治，如果尚未变成轻浮的智力游戏，而是一种真诚的人类行为，那么单靠激情即可唤起和培养这种献身。但是，使一个充满激情的政治家有别于常人，使他不同于徒有“无生育能力的亢奋”的纯粹政治票友的，则是他对灵魂的坚定驯化，而惟有通过习惯于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感，他才有可能做到这点。“政治人格”的“强大”，首先就是指拥有激情、责任心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些素质。因此，政治家每时每刻都要在内心征服一个十分无聊，却又十分符合人情的敌人：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它是对事业采取不脱离现实的一切献身行为的死敌，是保持距离的死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同自我保持距离的死敌。虚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品性，大概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它。在学术和学者的圈子里，虚荣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在学者中间，从虚荣不致损害科学工作这个意义上说，它不管表现得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却是相对无害的。政治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工作，离不开追求权力这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如平常所说的那样，“权力本能”属于他的正常品质。但是，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一旦不再具有客观性，不是忘我地效力于“事业”，而变为纯属个人的自我陶醉，他便开始对自己职业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过。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虚荣心，个人尽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强烈地诱惑着政治家犯下这两种过失。当煽动家极想制造“效果”时，情况就更复如此。他会因此时刻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变成一名演员，对于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满不在乎，只关心自己的表演留给人们的“印象”。他的缺乏客观性，诱使他不去追求真实的权力，而是追求浮华不实的权力外表。他的无责任心，又会使他缺乏实质性的目标，仅仅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权力是不可缺少的手段，追求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动力之一，虽然如此，或毋宁说正因为如此，对政治力量最最有害的歪曲，莫过于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和一般来说对权力本身的所有崇拜。单纯的“权力政治家”或许可以造成强烈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既无目标也无意义。(在我们中间，也有着一种强烈的崇拜欲望，会给他带来荣耀)在这方面，对“权力政治”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些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突然出现心理崩溃，从此类事例我们即可看出，在这种外强中干的姿态背后，隐藏着内心的虚弱。这种心理崩溃，是对人类行为的意义持一种虚假而肤浅的态度所造成的产物，它同所有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中包含的真正悲剧意识毫不相干。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或时常同它截然相悖。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无暇做详细的证明。但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若想让政治行为获得内在的支持，对事业的奉献就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家为了事业而追求和运用权力，至于这事业具体是什么，属于信仰问题。政治家可以服务于民族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的、伦理的、文化的、世界性的或宗教的目的。政治家可以为一种对“进步”的强烈信念所鼓舞，无论它的含义是什么，他也可以冷静地拒绝这种信念。他可以宣称要为某种“理想”效力，也可以从原则上否认这种理想，只打算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物质目的。然而，某种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话，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外在政治成就，也免不了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做上面这些说明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今晚所关心的问题了：政治作为一项“事业”的性质。如果完全不考虑它自身在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die sittliche Gesamtokonomie)中的目标，政治能够完成什么使命?也就是说，在伦理世界中，政治的家园在哪里呢?当然，在这里，终极的世界观相互冲突，人们必须在各种世界观中做一抉择。让我们来果敢地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近人们又以十分错误的方式，重新开始对它展开讨论。不过我们首先要让自己摆脱一种十分不足道的谬误，即从道德的角度说，伦理学乍看上去是在起一种非常有害的作用。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各位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当他移情别恋时，他不觉得需要给这种行为找个理由，对自己说：她不值得我爱，或她令我失望，或无论什么好像存在的“理由”。这种极其缺乏风度的态度，是要为一个明白的事实—一他不再爱那个女人，她必须接受这一点——找个虚构的“正当理由”。靠着这种“正当理由”，这个男人为自己要求一种权利，同时把引起不幸的错误加在她的头上。情场上获胜的竞争者，其作为也如出一辙：他的对手一定不如他值得人爱，不然他也不会被淘汰出局了。当然，如果在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胜利者以有失尊严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宣布，“我赢了，因为我是正确的”，这同上面的情况并无两样。或者，如果有人在心理上不堪忍受战争的灾难，又不想说自己难以承受，他便会感到，有必要代之以另外一种感情，来为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寻找正当理由：“我不能忍受这种战争，因为我是被迫为一种不道德的理由去战斗。”战争的失败者也是如此，战争结束后，一切既通人情又态度节制的人，在社会结构引起了战争的情况下，不是像一些老妇人那样去寻找“罪魁祸首”，而会对敌人说：“我们输掉了战争，你们赢了。这些都已成为过去。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根据已开始产生影响的客观利益，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从尤其要由胜利者承担的对未来的责任这个角度看，主要问题是什么。”任何其他做法都是有失尊严的，都会为来日种下祸根。一个民族，如果它的利益受到侵害，它可以示以宽恕，但没有哪个民族，当它的荣誉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固执的自命正确者的侵犯时，它也会示以宽恕。在几十年之后，公布于众的每一份新文件，都重新引起有失尊严的哀号、仇恨和愤怒，而不是让这场战争一俟结束便至少从道德上被埋葬。若想做到这一步，只能凭借客观精神和风度，尤其是只能凭借保持尊严的态度、而依靠“道德”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实际上意味着让双方都失去尊严。这种道德所关心的，不是政治家所感兴趣的事情，即未来，以及对未来的责任，而是“过去的罪责”这种政治上不会有结果的问题，因为它根本无法从政治上得到解决。如果存在着政治犯罪的话，这种做法就是政治犯罪。它忽视了这整个问题会由于物质利益的缘故，无可避免地受到歪曲：胜利者的利益所在，是尽可能多地获取道德和物质利益，至于战败者，则希望借着悔过，换回一些便宜。如果有任何可称为“卑劣”的事情，那就是这种事情，以“道德”作为手段，获得“惟我正确”的地位。所谓卑劣之事，正是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责任——荣誉——国家麦克阿瑟(1880-1964), 美国五星上将。本文选自尹洪滨主编《著名军事家演讲鉴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今天早晨，我走出旅馆的时候，看门人问道：“将军，您上哪儿去？”一听说我到西点时，他说：“那是一个好地方，您从前去过吗？”这样的荣誉是没有人不深受感动的，长期以来，我从事这个职业；我又如此热爱这个民族；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情。然而，这种奖赏主要的并非着重推崇个人，而是表现一个伟大的道德情操——捍卫这块可爱的土地上的文化与古老传统的那些人的行为与品质的准则。这就是这个大奖章的意义。从现在以及后代看来，这是美国军人的道德标准的一种表现。我一定要遵循这种方式，结合崇高的理想，唤起自豪感；也要保持谦虚。责任——荣誉——国家。这些神圣的名词尊严地指出您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是您振奋精华的起点；当您似乎丧失勇气时由此鼓起勇气；似乎没有利用相信时重建信念；当信心快要失去的时候，由此产生希望。遗憾得很，我既没有雄辩的辞令，诗意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隐喻向你们说明它们的意义。怀疑者一定要说它们只不过是几个名词，一句口号，一个华丽的词句而已。每一个迂腐的学究，每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专肇事端的人，很遗憾，还有其他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一定企图贬低它们，甚至达到愚弄、嘲笑它们的程度。但这些名词却能完成这些事。它们建立您的基本特性，它们塑造您将来成为国防卫士的角色；使你软弱时能够坚强起来，畏惧时有勇气面对自己。在真正失败时要自尊，要不屈不挠；成功时要谦和，要身体力行不崇尚空谈，要面对重压以及困难和挑战的刺激，要学会巍然屹立于风浪之中，但是，对遇难者要寄予同情；要律人也律己；心灵要纯洁的，目标要崇高的；要学会笑，不要忘记怎么哭；要长驱直入未来，可不该忽略过去；要为人持重，但不可过于严肃；要谦逊。这样您就会记住真正伟大的纯朴，智慧的虚心，强大的温顺。它们赋予您意志的坚韧，想象的质量，感情的活力，从生命深处所焕发精神，以勇敢的优势克服胆怯，甘于冒险胜过贪图安逸。它们在你们心中创造奇境，永不熄灭的进取精神，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它们以这种方式教导你们成为军官或绅士。您所率领的是哪一类的士兵？他们可靠吗？勇敢吗？他们有能力赢得胜利吗？他们的故事您全都熟悉，那是美国士兵的故事。我对他们的估价是多年前在战场上形成的，至今并没有改变。那时，我把他们看作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物！现在，仍然这样看待他们，不仅是具有最优秀的军事品德，而且也是最纯洁的人。他们的名字与威望是每个美国公民的骄傲。在年轻力壮时期，他们奉献出了一切与忠诚，他无需找别人来颂扬，他们自己写下了自己的历史，用鲜血写在敌人的胸膛上。可是，当我想到他们在灾难中的坚忍，在战火里的勇气，成功的谦虚，我满怀的赞美之情是无法言状的。他们在历史上成为一位成功的爱国者的伟大典范；他们是后代的，作为对于子孙进行解放与自由主义教育的教导者；现在，他们把美德与成就献给我们。在20次会战中，在上百个战场上，在成千堆的营火中，我亲眼目睹不朽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爱国的忘我精神以及不可战胜的决心，这些已把他们的形象铭刻在他的人民的心坎上。从天涯到海角，他们已深深饮干勇气之杯。当我听到合唱队的这些歌曲，在记忆的眼光中，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蹒跚的行列，在透湿的背包的重负下，从大雨到黄昏、从细雨到黎明，疲惫不堪地在行军，沉重的脚踝深深踩在弹痕斑斑的泥泞路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嘴唇发青，浑身泥泞，在风雨中哆嗦着，从家里被赶到敌人面前，而且，许多人被赶到上帝的审判席上。我不了解他们出生的高贵，可我知道他们死的光荣。他们从不犹豫，毫不怨恨，满怀信念，嘴边唠叨着继续战斗直到胜利的希望而死。他们信奉——责任——荣誉——国家；当他们在开启光明与真理时，他们一直为此流血、挥汗、洒泪。20年以后，在地球另一边，又是肮脏的散兵坑，泥泞的地下洞；那灼热的阳光，倾盆的大雨，荒无人烟的丛林小道，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热带疾病的猖獗蔓延，战后的恐怖阴森；他们坚定果敢的防御，他们迅速准确的攻击，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他们全面决定性的胜利——永远通过他们最后在血泊中的攻击，庄严地跟随着您的责任——荣誉——国家。这几个名词的准则贯穿着最高的道德准则，并将经受任何为提高人类文明而传播的伦理或哲学的检验。它所要求的是正确的事物，它所制止的是谬误的东西。在众人之上的战士，要履行宗教修炼的最伟大行为——牺牲。在战斗中，面对着危险与死亡，他显示出造物者按照自己愿意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品质，只有神明的援助能支持他，任何肉体的勇敢与动物的本能都代替不了。无论战争如何恐怖，召之即来的战士准备为国捐躯是人类最崇高的进化。现在，你们面临着一个新世界——一个变革中的世界。人造卫星和火箭进入太空，标志着人类漫长的历史开始了另一个时代——太空时代的篇章。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花费了50亿年造成的地球，在3万万年才出现的人类，再没有比现在发展更快、更伟大了。我们从现在起，不单要处理世界上的事物，同时要探索宇宙中无穷无尽尚未发现的秘密。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界限。我们谈论着不可思议的话：控制宇宙的能源；呼风唤雨为我们工作；创造空前的合成物质，补充甚至代替古老的基本物质；净化海水供我们饮用；开发海底作为财富与粮食新基地；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几百岁；调节空气，使冷热、晴雨分布均衡；登月宇宙飞船；战争中的主要目标不仅限于敌人的军队，也包括其居民；团结起来的人类与某些星系行星的恶势力的最根本矛盾；使生命成为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那些梦境与幻想。在所有这些巨大变化与发展中，你们的任务就是坚定与神圣的——即赢得我们战争的胜利。你们是职业军人，这是个生死攸关的献身的职业。其余的一切公共目的、公共计划、公共需求、无论大小，都可以寻找其他的办法完成；而你们就是训练好参加战斗的，你们的职业就是战斗——决心取胜。在战争中明确的认识就是为了胜利，胜利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假如您失败了，国家就要遭到灭亡，唯一缠住您的公务职责就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他人将争论着国内外的、分散人们思想的争论结果，可是，您将安详、宁静地屹立在远处，作为国家的卫士，作为国际矛盾的怒潮中的救生员，作为战斗的竞技场上的格斗士。一个半世纪以来，你们曾经防御、守卫、保护着解放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神圣传统。让老百姓的声音来辩论我们的政府的功过，诸如我们的力量是否因长期的财政赤字而衰竭；是否因联邦的家长式统治力量过大，权力集团发展过于骄傲自大，政治太腐败，罪犯过于猖獗，道德标准降得太低，捐税提得太高，极端分子的偏激而衰竭；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否像应有的那样完全彻底。这些重大的国家问题毋须你们的职业去分担或军事来解决。你们的路标——责任——荣誉——国家，这抵得上夜里的10倍灯塔。你们是联系我国防御系统全部机构的酵母。从你们的队伍中涌现那些战争警钟敲响时手操国家命运的伟大军官。从来也没有人打败过我们。假如您这样做，100万身穿橄榄色、棕卡其、蓝色和灰色制服的灵魂将从他们的白色十字架下站起来，以雷霆般的声音响起神奇的词句——责任——荣誉——国家。我并不是说你们是好战之徒。相反，战士比任何人更祈求和平，因为他必须忍受战争最深刻的伤痛与疮疤。可是，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著名哲人柏拉图的不详之话：“只有死者看到战争的结束。”我已老朽，黄昏将至，我肉体行将入木，声音与颜色也将随之消失，辉煌的往事，已在梦境中消逝。这些回忆是非常美好的，是以泪水湿润，以昨天的微笑抚慰的。我以渴望的耳朵聆听着微弱的起床号声的迷人旋律，远处咚咚作响的鼓声，在我的梦境里又听到劈啪的炮声，咯咯的步枪射击声，战场上忧伤的低语声。可是，在我记忆的黄昏，我又来到西点，那里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今天我是最后一次检阅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死去时，我最后内心深处一定是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我愿你们珍重，再见了！（选自《麦克阿瑟元帅回忆录》）编者旁白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学科，皆无法圆说你为何能作为一个生命体，侥幸降临人间。因为冥冥中有太多的理由，犹如风拂去云烟，把你从宇宙轻轻抹了。若某夜你的双亲不曾亲热，那就没了你：你也无权选择你的诞辰与诞生地。你来到地球纯属偶然。这是人类史永远玻译不了的悬念，加缪甚至将此命名为“荒诞”。“荒诞”者，难以理喻也，不能用常识与学识说明白。我所以讲这些“荒诞不经”的话，当是极而言之，意在劝勉青年朋友珍爱生命：既然你的生命属于苍天的馈赠，苍天在上，你当竭诚仰面感恩啊!感恩生命，若着眼于根本，莫过于让自身这一生命个体成长为价值主体；若着眼于人生操作，则须为自我实现择一可能自适且自慰的社会岗位，此即“角色自期”。这对当下中国大学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中国加入WTO，置身于全球化格局后，那种曾像噩梦般纠缠你父兄之命运的强制性社会分工(又曰“组织分配”)即将消逝，至少在理论上，可供你作自由选择的角色空间豁然开阔，甚至可延展到大洋彼岸……但自由未必等于独立。自由是可以给你的，独立则须靠自己完成。我是谁?我将去何方?我扮演什么角色，才能将自身的潜能、兴趣、学养发挥到极致，亦即将职业与事业合二而一，既作“稻粱谋”，又是自己乐生的第一需求，同时有补于社会公益或文化积累；而不是权欲熏心，“为五斗米折腰”；或鬼迷心窍，不慎被灯红酒绿、纸迷金醉掳去你的青春、良知乃至贞操?……这倒恰巧应了一句大实话，叫做“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是指你得胜任你所选择的社会角色；“清清白白做人”，当指你胜任角色之“价值底线”之所在，亦即“角色自律”。诚然，如上“清白”，不仅泛指洁身自好，不淫不盗，更特指人须活出意义乃至圣洁，即把胜任角色作为“精神成人”的日常环节来践履。“精神成人”是“何以成人”之“自我立法”，“角色自律”是“人所以成人”之“自我执法”。“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当你面对忽清忽浊乃至清浊难辨之尘世沧浪时，最要紧的，永远取决于你能否守住自己。这也就是说，不论你想在未来舞台扮演陈寅恪、马寅初(人文学者)、爱因斯坦(科学巨匠)，还是想扮演麦克阿瑟(将军)抑或马丁?路德?金(人权活动家)——别忘了，他们所以伟大得像纪念碑，首先是因为他们不曾玷污“人”的光荣与尊严。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同“人”这一大写的字相比，与“富贵”、“贫贱”相连的“钱”字，与“威武”相连的“权”字，理应小写。明乎此，“角色自尊”，不言自明。(夏中义)第九章 直面苦难的勇气梁漱溟的骨气任华 驰方本文选自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原题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有删节，现题为编者所加。“思想是销毁不了的!”谈到文化大革命，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当时，梁漱溟住在德胜门的积水潭小铜井一号，附近还有城墙。梁家正面叫豁口，不远处是“一二三中学”。最早来“造反”的，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梁老先生说：“都是一群孩子。”1966年8月24日，这些红卫兵来敲门。梁老先生赶紧去开门，小将们蜂拥冲入。不容分说，大家就动手：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小铜井搞得不亦乐乎，梁氏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法绘、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名家手札等文物古籍，院子里烧了好几天。梁漱溟说：“这些东西，是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当了三代京官陆续购买的。有些珍本古籍，对我们用处不大。我向来反对附庸风雅，对名人书画也不感兴趣，如果真是‘革命’需要，那你们就处理吧。不过，我对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同意的。最可惜的，是两部洋装书：《辞源》和《辞海》。这是我一个四川的学生借给我的，不能烧。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他们不听，硬把两部书丢进火海。因为布面精装，一时烧不着，就捞起来边撕边烧……当时我心里很不愉快，因为我将失信于学生，无法把原物归还原主了，这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连我学生的两部普通书也不肯放过呢?……”红卫兵的头领看到梁家正房装有电话，就说：“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梁家的日常用具丢了出来。红卫兵又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判斗争。游斗回来，梁漱溟被关在小铜井南房的小屋中，不准自由行动。老人被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家也砸了，书也烧了，游街也游了，批斗也斗了，最后造反派拿来一叠白纸，“勒令”梁漱溟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梁漱溟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感慨万千。萦绕他的脑际的，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毁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从19随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南小屋，凭着记忆，73岁的梁漱溟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白天，在狂热的噪音声中，他写作不辍；夜晚，在暗蚊的不断侵扰中，他依然写作不辍；红卫兵把他揪出去批斗，回来时满身大汗，家人拿毛巾替他擦汗，他回到南小屋继续写作。《儒佛异同论》进度每天一千多字，写了个把月，终于完篇，全文四万多字。意犹未尽，接着又动手写《东方学术概观》。此时，黑云压城，从海上刮来了所谓“一月风暴”。他仰望云天，忧虑重重，深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但是，他相信：“纵然是‘泰山颓、梁木坏、哲人萎’，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将千秋万代，与世永存！”“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1973年10月4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在寂寥中度过了他的八十诞辰。同年 10月底，江青鼓动的“批林批孔”，捎带批判梁漱溟。江青在一次大会上还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梁漱溟先生说：“那时，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听了文件，读了报，觉得都是一个调子，就是对孔子全盘否定，把林彪的罪恶归罪于孔孟之道。当时我只能‘腹非’，不能‘明言’，因为这又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决定保持沉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压力逼得他非开口不可，而一开口，便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梁漱溟沉默了一个多月，但会上会下逼他一定要表态。君子坦荡荡，无所畏惧，他就在同年12月14日的会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协调若一。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要协调就要求同存异。……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和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年过八旬的梁漱溟当然清楚，此时此地，他再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在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下，他连“不能公开”的堑壕也告陷落。在无路可退的情势下，只好公开见解。1974年2月24日和25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整洁，拿着皮包，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了“政协会议室”。他打开皮包，取出里面的讲稿、参考书和笔记本，整齐地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庄严地站起来，和课堂上的教师一样，就“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有声有色地讲了两个半天。消息传开，轰动丁北京。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在今天回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量。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这于孔子倒无损，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整个讲话分“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伦理情谊”、“社会家庭化国家天下化”、“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孔子反独断的理性主义”、“传统文化消极失败的一面”、“中西文化之长短得失”、“汗明无执与仁厚有容”、“何以欧洲分裂而中国浑融”等十段。梁漱溟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然后肯定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明确表示：“我的观点，是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这就是对江青之流全盘否定孔子的答复。针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编的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文件”，梁漱溟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盂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他公开表示：“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梁漱溟这番言论的后果，便是由“批林批孔”发展到“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批判梁漱溟”的运动搞了整整7个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余次，赠予他的新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和“孔盂之道的卫道士”。在3月11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从此以后，历时半年，每会必到，态度是：沉默!“批梁”运动打算9月底告一段落。作为结束前的高潮，政协开了次总结性的集中批梁大会，批判会的主持人奉命一再追问梁漱溟对批判的感想。梁漱溟在9月23日的座谈会上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1月18日，梁漱溟还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再次重申了“不可夺志”的明确立场。有人要梁漱溟对这两句话做出解释。梁漱溟在会议上侃侃而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是这个‘志’却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面对苦难四题周国平(1945-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国平《人生哲思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题目为编者所加。1. 面对苦难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须乎后福?2. 苦难的价值人们往往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也是完全消极的吗?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的强烈体验。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乏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外部世界里。我们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厄运时，我们忙碌的身子停了下来。厄运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眼光。古罗马哲学家认为逆境启迪智慧，佛教把对苦难的认识看做觉悟的起点，都自有其深刻之处。人生固有悲剧的一面，对之视而不见未免肤浅。当然，我们要注意不因此而看破红尘。我相信，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至于说以温馨为一种人生理想，就更加小家子气了。人生中有顺境，也有困境和逆境。困境和逆境当然一点儿也不温馨，却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往往促人奋斗，也引人彻悟。我无意赞美形形色色的英雄、圣徒、冒险家和苦行僧，可是，如果否认了苦难的价值，就不复有壮丽的人生了。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的内心悲剧。欢乐与欢乐不同，痛苦与痛苦不同，其间的区别远远超过欢乐与痛苦的不同。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享受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欢乐。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烦恼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痛苦。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3.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譬如失恋，只要失恋者真心爱那个弃他而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同为失恋，有的人因此自暴自弃，委靡不振，有的人为之反目为仇，甚至行凶报复，有的人则怀着自尊和对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间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当然，每个人的人格并非一成不变的，他对痛苦的态度本身也在铸造着他的人格。不论遭受怎样的苦难，只要他始终警觉着他拥有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并勉励自己以一种坚忍高贵的态度承受苦难，他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提高着自己的人格。凡苦难都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指不可挽回地丧失了某种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人生中毕竟还存在着别的一些价值，它们鼓舞着受苦者承受眼前的苦难。譬如说，一个失恋者即使已经对爱情根本失望，他仍然会为了事业或为了爱他的亲人活下去。但是，世上有一种苦难，不但本身不可挽回，而且意味着其余一切价值的毁灭，因而不可能从别的方面汲取承受它的勇气。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如果说承受苦难仍有意义，那么，这意义几乎惟一地就在于承受苦难的方式本身了。弗兰克说得好：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终归要面对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苦难，那就是死亡。而以尊严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确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项巨大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这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它剥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知道痛苦的价值的人，不会轻易向别人泄露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喜欢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饱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颂。面对社会悲剧，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我们，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无比地优越于那迫害乃至毁灭我们的恶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含笑受难，慷慨赴死。我们是舞台上的英雄，哪怕眼前这个剧场里的观众全都浑浑噩噩，是非颠倒，我们仍有勇气把戏演下去，演给我们心目中绝对清醒公正的观众看，我们称这观众为历史、上帝或良心。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感。当史前人类遭受大洪水的灭顶之灾时，当庞贝城庞贝城：意大利坎佩尼亚的古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维苏威火山东南麓，公元79年被火山喷发物掩埋。城市被毁时人口约25000。该城是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海港。居民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吞没时，他们能有什么慰藉呢?地震、海啸、车祸、空难、瘟疫、绝症……大自然的恶势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或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敌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愈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的。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申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神=虚无)面前的尊严。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佛的智慧把爱当做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做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一个人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同情就会消退。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罪恶仿佛是命运，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痛苦却几乎是罪恶了。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在多数情况下，同情伤害了痛苦者的自尊。如果他是强者，你把他当弱者来同情，是一种伤害；如果他是弱者，你的同情只会使他更不求自强，也是一种伤害。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如同肉体的痛苦一样，精神的痛苦也是无法分担的。别人的关爱至多只能转移你对痛苦的注意力，却不能改变痛苦的实质。甚至在一场共同承受的苦难中，每人也必须独自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痛苦，这痛苦并不因为有一个难友而有所减轻。4. 不美化苦难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中没有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它缺乏爱和宽容。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做作。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浪漫主义在痛苦中发现了美感，于是为了美感而寻找痛苦，夸大痛苦，甚至伪造痛苦。然而，假的痛苦有千百种语言，真的痛苦却没有语言。人天生是软弱的，惟其软弱而犹能承担起苦难，才显出人的尊严。我厌恶那种号称铁石心肠的强者，蔑视他们一路旗开得胜的骄横，只有以软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着寻常苦难的人们，才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不是英雄。做英雄是轻松的，因为他有净化和升华；做英雄又是沉重的，因为他要演戏。我们只是忍受着人间寻常苦难的普通人。张鸣善《普天乐》：“风雨儿怎当?风雨儿定当。风雨儿难当!”这三句话说出了人们对于苦难的感受的三个阶段：事前不敢想像，到时必须忍受，过后不堪回首。一个经历过巨大灾难的人就好像一座经历过地震的城市，虽然在废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内心有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沉落了。许多时候人需要遗忘，有时候人还需要装作已经遗忘——我当然是指对自己，而不只是对别人。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一切，我甚至敢于深入到悲剧的核心，在纯粹的荒谬之中停留，但我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出现奇迹般的变化。人们常常期望一个经历了重大苦难的人生活得与众不同，人们认为他应该比别人有更积极或者更超脱的人生境界；然而，实际上，只要我活下去，我就仍旧只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依然会被卷入世俗生活的旋涡。生命中那些最深刻的体验必定也是最无奈的，它们缺乏世俗的对应物，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被日常生活的潮流淹没。当然，淹没并不等于不存在了，它们仍然存在于日常生活所触及不到的深处，成为每一个人既无法面对也无法逃避的心灵暗流。我的确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这样的暗流，无论你怎样逃避，它们都依然存在，无论你怎样面对，它们都不会浮现到生活的表面上来。当生活中的小挫折彼此争夺意义之时，大苦难永远藏在找不到意义的沉默的深渊里。认识到生命中的这种无奈，我看自己、看别人的眼光便宽容多了，不会再被喧闹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西西弗的神话①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作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本文选自加缪《西西弗的神》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荷马说，西西弗是最终要死的人中最聪明最谨慎的人。但另有传说说他屈从于强盗生涯。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矛盾。各种说法的分歧在于是否要赋予这地狱中的无效劳动者的行为动机以价值。人们首先是以某种轻率的态度把他与诸神放在一起进行谴责，并历数他们的隐私。阿索玻斯的女儿埃癸娜②被朱庇特劫走。父亲对女儿的失踪大为震惊并且怪罪于西西弗，深知内情的西西弗对阿索玻斯说，他可以告诉他女儿的消息，但必须以给柯兰特城堡供水为条件，他宁愿得到水的圣浴，而不是天火雷电。他因此被罚下地狱，荷马告诉我们西西弗曾经扼往过死神的喉咙。普洛托③忍受不了地狱王国的荒凉寂寞，他催促战神把死神从其战胜者手中解放出来。还有人说，西西弗在临死前冒失地要检验他妻子对他的爱情。他命令她把他的尸体扔在广场中央。不举行任何仪式。于是西西弗重堕地狱。他在地狱里对那恣意践踏人类之爱的行径十分愤慨。她获得普洛托的允诺重返人间以惩罚他的妻子。但当他又一次看到这大地的面貌，重新领略流水、阳光的抚爱，重新触摸那火热的石头、宽阔的大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愿回到阴森的地狱中去了。冥王的诏令、气愤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他又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年，面对起伏的山峦，奔腾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他又生活了多年。诸神于是进行干涉。墨丘利④跑来揪住这冒犯者的领子，把他从欢乐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强行把他重新投入地狱，在那里，为惩罚他而设的巨石已准备就绪。我们已经明白：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并没有谈到西西弗在地狱里的情况。创造这些神话是为了让人的想象使西西弗的形象栩栩如生。在西西弗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正是因为这种回复、停歇，我对西西弗产生了兴趣。这一张饱经磨难近似石头般坚硬的面孔已经自己化成了石头！我看到这个人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这个时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样短促，它的到来与西西弗的不幸一样是确定无疑的，这个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中，他离开山顶并且逐渐地深入到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如果说，这个神话是悲剧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若他行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实际上又在那里呢？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西弗的命运荒谬。但是，这种命运只有在工人变得有意识的偶然时刻才是悲剧性的。西西弗，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还想象西西弗又回头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开始。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难以承担的重负。这就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⑤但是，雄辩的真理一旦被认识就会衰竭。因此，俄狄浦斯不知不觉首先屈从命运。而一旦他明白了一切，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两眼失明而又丧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认识到，他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个年轻姑娘鲜润的手。他于是毫无顾忌地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声音：“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都提出了荒谬胜利的法则。先贤的智慧与现代英雄主义汇合了。人们要发现荒谬，就不能不想到要写某种有关幸福的教材。“哎，什么！就凭这些如此狭窄的道路……？”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幸福与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若说幸福一定是从荒谬的发现中产生的，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荒谬的感情还很可能产生于幸福。“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诫人们一切都还没有也从没有被穷尽过。它把一个上帝从世界中驱逐出去，这个上帝是怀着不满足的心理以及对无效痛苦的偏好而进入人间的。它还把命运改造成为一件应该在人们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此外，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因此，盲人从一开始就坚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源于人道主义，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西西弗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着。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戏剧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杜小真译① 西西弗：希腊传说中的科林斯王。② 阿索玻斯：希腊神话中的河神，埃癸娜是他的女儿。——译者注③ 普洛托：罗马神话中的冥王。——译者注④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泽者注⑤ 客西马尼《福音书》中所说的耶稣被犹大出卖而遭大祭司抓捕前所在的地方，位于橄榄山下。耶稣在此作最后的祷告，而门徒们都在沉睡。——译者注严酷时代里的证词王晓明(1955-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1995（1）大约半年前，我间接听到一个疑问：“钱谷融先生的名气这么大，为什么文章却不多？”我很能理解这个疑问，十五年前，我做钱先生的研究生的时候，一边搜读他的文章，一边就也在心里发生过这样的疑问。记得有一次，他指着自己那张堆满了书，几乎不容他再铺开稿纸的书桌，笑说道：“我这个人太懒，喜欢读，却不喜欢写”。我竟暗暗地有点同意，以为先生确实是懒了一些。转眼之间，十五年过去了，回想自己当时的幼稚和简单，不免会觉得好笑。我甚至由此猜想，我最近听到的这个疑问的发问者，一定也是非常年轻的吧。也是在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钱先生读大学时写过许多颇具风致的散文，有的还引起老师的热烈称赞，在后面批道：“非深于情者，不能作此文！”他二十四岁时还写过一篇文言的《说水(述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用长长的排比句式，描绘江河雨露的千姿百态，最后说：“是以其为器也，芴漠无形，变化无常；乘风凭虚，卑以自居，甄有形于无欲，颁大惠于群生。使身而能化也，吾其为水矣。”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然容易有阔大的抱负；但他又要“甄有形于无欲”，像水那样取一种“卑以自居”的低姿态，却明显是表现了他性情的另外一面。再联想到他同时候写下的那些多情的散文，我就不由地要认定，那敏感而多情的因素，实在是占了他天性中很大一个比重的。他并非没有刚性和雄心，但从内心最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却首先还是热烈、天真与谦和。但他却遭遇了一个严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越是热烈而谦和的人，往往越容易受到践踏。四十年代的战乱自不必说，就是五十年代之后，种种粗暴的对待也还是接踵不断。他写了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就受到那样大规模的批判，上海有一家出版社，竟打算连续出版那些所谓的批判文章。虽然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此后的处境却一直岌岌可危，他成了一面触目的“白旗”，随时都可能被拔掉。甚至他给学生讲完课，刚刚离去，都会有预先布置好的“革命”教师上台“消毒”。再以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会遭受怎样的折磨，也就不必细说了。直到一九七八年，他已经当了三十六年讲师，却仍然被排除在申报副教授的名单之外，仿佛依旧是某种无形的另册中的人物……即使是像我这样在“文革”中长大，对种种反常现象并不陌生的人，有时候也很难体会，在钱先生陷入的那种生活氛围里，人要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人性是多么困难。或许是因为天性，他很少采取那种宁折不弯的对抗姿态，倒是常常以忍让和退避的方式，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他由此养成的有些习惯，也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甚至我们做他的学生了，私下里还曾诧异过，说怎么从不见先生与别人据理力争。他对人生采取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的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到他的痛苦的深广。但我想，他年轻时那种对水的向往，是不是又会使他从这低姿态中感受到别一种意味呢？忍让当然是忍让，退避也当然是退避，但只要内心的方寸大致不乱，又何尝不能将这忍让和退避转变成某种隐约的超脱呢？你和钱先生接触越久，就越会从他的温厚和谦和背后，感受到热烈的爱憎之心，与他对散淡超脱的向往同时，还分明涌动着对邪恶的强烈的反感，对庸俗的毫不掩饰的轻蔑。我有时确实暗暗感慨，他经历了那么长期的严酷的生活，却还能保持这样一份正常的性情，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现在更多了一个猜测，那《说水》所体现的甘居弱势的天性，是否也是助成他这“不容易”的一个原因呢？以钱先生的天性，即使不继续先前的散文创作，也会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和批评家。他越是想避开污浊的现实，就越会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文学世界之中，当外界的压力一天天加重的时候，他大概也只有在书房里静静读书，才能获得片刻的松弛和欢愉吧。有时候，对伟大作品的感动，竟会成为人体验人性尊严的唯一途径，我想，钱先生对他的写作，内心里一定是极为看重的。当然，就在这一方面，他也常常是采取了低姿态。比方说，自《论“文学是人学”》遭到批判之后，他就几乎再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宁愿通过具体的作品评论，一点一滴地表现这些见解，却无心再做《论“文学是人学”》那样令人侧目的长论。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宽容含蓄的文风，很少写否定性的批评文字，即便有时候非得要说上两句，也总是异常温和，甚至简直就不露痕迹。自然，最能表现他这低姿态的，还是他在写作上的“疏懒”。一般而言，从事文字生涯的人，越是善感多情，就越可能勤于写作。从钱先生早年的散文来看，他分明正是一个勤于用笔墨表达心绪的人。即便后来从事文学批评，情形也还是一样，为了学校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他会一口气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学是人学”》，就说明他那枝笔是多么勤快。可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环境，却似乎越来越不能容忍一个人再像先前那样真诚地写作，在动辄得咎的形势下，恐怕也只有随时自我调整的人，才可能保持勤奋和高产。这样的自我调整是极不容易的，它常常需要某种特别旺盛的欲望作为动力。可在钱先生，这样的欲望却不怎么强烈，他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不断地停笔。中国的文人固然有好名的传统，却也有“狷者有所不为”的古训，当文章上的功业竟要以谈世作为代价，洁身自好的人便只能放弃它。功名心是淡漠了，疏懒的习性也确实渐渐养成了，八十年代以来，钱先生的文字仍然不多，大概也有几分是由这习性造成的吧？但我要说的是，他却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内心的坦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似乎并没有付出那么重的自我迷失的代价。这就是他那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为什么却能获得很大声誉的原因。不单像《论“文学是人学”》那样的长文，当时就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是《管窥蠡测》一类的短文，在发表二十年之后，也仍然使我这样的年轻人感到佩服。就如他在整个人生道路上，常常以退避来保全心灵的健康一样，他在写作上也正是以“疏懒”换来了风格的一贯。无论写什么文章，他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谈作家对人物的创造也好，谈批评家对艺术的感受也好，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也好，谈一出戏剧、甚至一首词的结构也好，他投出的始终是一种审美的眼光。他给自己的一本论文集取名《艺术的魅力》，正是非常确切的概括出了他从事批评的兴趣所在。正因为总是在谈论艺术，他就常常能自然地袒露情怀，他的笔端总是带着情感，从容不迫，娓娓道来，那种诚恳亲切的口吻，确实非一般人所能摹仿。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要有“事外远致”》，在我看来，他自己的文章就常能表现出对这境界的追求。他笔下绝少峻急愤激之气，从娓娓道来的风度之中，你倒常常能感受到一丝飘逸的气息。即便分析一个很小的细节，他也总能向你传达出对于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他的文字远离匠气，更没有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呆板和矫情，倘若不是心中远远地悬着那一个“事外远致”的境界，这些怕都是难以做到的吧。不用说，他的文笔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人情和人性的一贯的尊重。只要有可能，他总会以各种方式表露他的这种尊重，强调文学是“人学”也罢，辨析文学的“特征”和“魅力”也罢，他的根本立论都在这一点上。说起来，这应该是人人能懂的道理，并不算怎样的深奥，但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要像这样固执地重复这些道理，却又分明需要勇气，需要坚守良知的决心。在一个连基本的是非都颠倒了的社会里，能够不丧失对于普通的人情物理的正常感觉，已经不容易了，再要坚持把这些感觉说出来，就更加难得。八十年代中期，钱先生在自己一本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变化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而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对艺术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是前后相当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不过，如今当我动手来辑录和整理这些旧作时，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作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或某些提法的情况，这一点，却也是很可自慰的。”在那一代作者当中，能这样坦然回顾的，又有几人呢？一个人的写作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除了来自他自己的愿望，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时代环境的作用，即如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就有许多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兼具一种证词的含义，以至有论者公开断言，说批评的意义正在于为时代作证。我也很愿意这样来理解钱先生的文字，它们不但是一种学术研究，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看法，更是一份深具个性的证词，记录了他所遭遇的那个严峻的时代以及他在这样的时代中苦苦挣扎，竭力保持人性和尊严的精神历程。十几年前他给我们授课，曾和已故的许杰先生一起，反复强调做人和作文的关系。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他们这些话的深意，直到我自己也从事文学批评，逐渐感受到了手中这枝笔的份量，才渐渐明白了，他当初为什么要反复作那样的叮嘱。虽说今天的许多情况，都已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文学批评所承受的严重压力，大体上却似乎依然如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写作同样并不单纯，我们同样是在向社会和历史提交自己的一份证词。事实上，也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当钱先生嘱我为他这部自选集写几句话的时候，我才能排除种种的犹豫而欣然应命：对他回顾写作生涯时的那种坦然的态度，对他那种无需将自己的证词多加删改的轻松的心境，我是太向往了。　一九九四年七月，上海　(《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著，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邮购书目勇气来源于“不合时宜”的偏执斯迈尔斯(1812-1904)，英国道德学家。本文选自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刘曙光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选文、注释有删节。暴风雨并不能证明海员的勇气，惟有与暴风雨的搏斗才能铸就、磨炼海员的勇气；惟有在人们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丹尼尔如果你想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绝不要半途而废。在奋斗的征程中，也许遍布荆棘，勇往直前吧，真正的勇士!你的辛劳和汗水将凝聚成胜利的时刻，你将获得丰收．你将成功地达到目标，你将成功地到达胜利的彼岸。——C．麦凯在很大程度上，各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都是由各个时代的勇气铸就的。因为极富挑战性事业背后那诱人的果实，总是强烈地刺激人们坚定地、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它们。——荷尔普斯我们内心都富有勇士精神，只不过，时间的推移和不幸的命运使得其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这种勇士精神。但是，意志坚强的人却绝不会屈从命运和天数的安排，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奋斗、求索!——丁尼生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是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基础上取得的。人类历史上每一项进步的获取都与人类英勇无畏的勇气，与思想先驱，与伟大的发现者、爱国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伟大人物密不可分。每一个真理或每一种学说无不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贬损、诽谤和迫害中冲开一条血路，才最终获得普遍的认同的。“在每一个伟人发表伟大思想之处，也就是他的殉道之处。”海涅说。许多人热爱真理，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在浩瀚的典籍中，苦苦寻觅真理，因为其辛劳和汗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沐浴在真理的光辉中。许多懦弱之人找寻她，许多不幸的人渴望她，但是．惟有我们的勇士，为她英勇地进行战斗!即使在宝贵生命的危急关头，仍为她英勇地进行战斗!他们如此热爱她，以致甘愿为她抛头颅、洒热血，因为，捍卫神圣的真理，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最幸福情感的真切体验!因为他崇高的学说违背了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派性，苏格拉底在72岁高龄时仍被迫在雅典饮鸩自尽。他被指控犯有败坏雅典青年的罪行，因为他激励青年蔑视国家的监护神。但他不仅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去面对专制法庭对他的指控，而且，他还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去面对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群氓抑或暴民。他临死前发表了流芳万古的演说，他最后对法官们说：“现在是我们分离的时候了——我将慨然赴死，他们则仍然留在人间；但是，除了伟大的上帝之外，你们都不知道，我和你们，究竟哪一个有更好的命运。”有多少伟人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宗教的名义下惨遭迫害呵!布鲁诺便被活活烧死在罗马，因为他揭露了他那个时代风行然而却是错误的学说。当宗教法庭宣判他的死刑时，布鲁诺却骄傲地说：“你们宣判我的死刑时比我慨然接受你们的死刑宣判更为害怕吧!”紧随布鲁诺的则是伽利略，这位科学巨人在科学上的名声与他作为一个殉道者的名声相比，也要黯然失色。因为他教授的关于地球运转的观点，他受到教会的强烈谴责。在他70高龄的时候，因为他的“异端邪说”，他被羁押到罗马。尽管他没有遭到严刑拷打，但他要被终身监禁在宗教牢狱中。甚至在死后，伽利略仍遭到迫害，因为教皇拒绝将伽利略的尸体安放于坟墓之中。罗杰?培根这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因为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研究而惨遭迫害，而且，因为其在化学方面的研究，他被指控为兜售巫术。他的著作遭到谴责，他本人也遭到监禁，而且，他一遭监禁就是10年。其间更换过几任教皇，甚至有人说，他死于监狱。英国早期的思辨哲学家奥卡姆则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在流放地慕尼黑去世。所幸的是，在慕尼黑时，他受到了当时德国皇帝的友好保护。宗教法庭也将维萨里视做“异端分子”，因为他揭示了人的本来面目，如同以前被宗教法庭视为“异端分子”的布鲁诺和伽利略揭示了天国的本来面目一样。维萨里敢于通过实际的尸体解剖去研究人体构造，这种尸体解剖在当时几乎是完全遭到禁止的。他为一门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宗教法庭宣判了他的死刑，但由于西班牙国王的说情，他的死刑被减刑为千里迢迢去朝觐圣地。当他返回时，他正处于生命的盛年期，因为发烧和贫困，他在桑德悲惨地死去——成了他所热爱的科学的殉道者。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一书发表后，立即掀起了一阵大叫大嚷的反对声，因为它被称为有产生“危险的革命”的倾向。①一个名叫亨利?斯塔布的博士专门写了一本书反对培根的新哲学(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名字肯定要被人遗忘)，他将所有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都痛斥为“亲培根的一代”。甚至连英国的皇家协会都反对《新工具》，因为皇家协会认为，“经验哲学颠覆、动摇基督教信仰”。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被宗教法庭当做异教徒而加以迫害，开普勒便被宗教法庭贴上了异教徒的标签。“因为，”他说，“我似乎总是攻击与上帝命令一致的那一方。”甚至连淳朴的牛顿——伯奈特主教认为牛顿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牛顿的心灵淳朴得如同一个婴儿——也因为其伟大的发现，即万有引力定理，而被指控为有“推翻上帝”的罪行。富兰克林也因为揭示雷电之谜而受到了同样的指控。斯宾诺莎也因为其哲学观点而被开除了他的犹太教籍。犹太教认为他的哲学观点违背宗教教义。以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暗杀者一直企图暗杀他。斯宾诺莎一直到最后都仍然保留有这种勇气，完全靠自力更生生活。他去世时，一贫如洗，惨淡凄凉。笛卡尔的哲学被斥责为敌视宗教；洛克的学说也被说成产生了唯物主义；在我们这一时代，布坎南博士、塞奇威克先生以及其他资深的地理学家都被指控为企图推翻《永示录》中有关地球形成及其历史的启示。确实，在天文学领域，在自然历史的领域以及在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受到偏执和心胸狭窄之人的攻击，并被痛斥为“异端邪说”。其他伟大的发现者，他们虽未被指责为敌视宗教，但也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强烈谴责。哈维博士发表他的血液循环理论后，他的业务锐减②，整个医学界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我所做的几件好事”，约翰?韩特尔说，“无不伴随有极其巨大的困难，无不遭遇过极其巨大的阻力。”查尔斯?贝尔先生在从事他关于神经系统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时，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如果我不是这么贫困，如果我不遭遇如此多的烦恼，我现在该多么幸福呵！”他对神经系统的研究导致了生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是，他自己说，自从他的发现依次发表后，他的业务明显减少了。因而，几乎每一知识领域的拓展——这些知识领域的不断拓展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天国、地球以及我们人类自身——都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伟人们的热情、专一、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巨大的勇气息息相关。这些历史上的伟人，无论他们的同龄人怎样谩骂和反对他们，也阻止不了他们成为极具荣誉的开明人士。不公正地、褊狭地对待历史上的科学巨人对我们今天不无教训。它教导我们，对待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如果他们耐心地说，诚实地思考，以及自由真实地说出他们的信念，我们就应该保持克制，不能以势压人。柏拉图曾经有言：“世界也就是上帝交给人类的书信。”因此，研读上帝的书信，诠释上帝书信的真正意义，就只能使人类更加深刻地感受上帝的力量，就只能使人类更加真切地感受上帝的智慧，就只能使人类更加感恩戴德于上帝的恩赐。这就是科学殉道者的勇气，正如光荣是信仰的殉道者的勇气一样。为了问心无愧，许多人，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甚至在没有一丝一毫的鼓励和同情的环境中，他们能温顺地忍受一切不公正的遭遇，这种勇气要高于在炮火连天、杀声震天的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因为，在战场上，即使是最懦弱的人也能感受到战友们热切同情的鼓励以及军中楷模的激励。时间也许会逐渐淡忘那些殉道者的名字。这些殉道者因为信仰真理，即使在面临艰难险阻、惨遭不幸和身陷绝境之时，他们也仍然会在世界的道德战场上坚守正义，他们会英勇无畏地面对这一切，他们会甘愿为了其所信仰的真理而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绝不会背弃自己对真理的虔诚信仰。历史上，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因为其高度的责任感，无不表现出极其达观的勇气，继续为我们作一些可以预见的极富睿智的历史预测，甚至一些女性，一些温文尔雅、贞淑娴静的女性，也和男人一样，为了真理和正义，也能表现出极其坚定、无所畏惧的勇气。例如，安娜?阿斯库，即使被施行脱肢刑致其骨关节脱臼时，她也绝不呻吟一声，只是一动不动，静静地注视她的施刑者的脸，她绝不向神父忏悔，也绝不放弃坚定的信仰；又如拉迪米尔和里德利，她们既不哀叹她们不幸的命运，也没有在临刑就义之前表现出惊惶紧张，而是像一个新娘一般欢快地走向祭坛，慨然赴死——其中一个祝福另一个“振作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将沐浴上帝的恩赐，在英格兰点燃永不熄灭的智慧之火，智慧之火所折射出的理性之光将恩泽整个英国”。还如玛丽?戴尔，一个贵格会教徒，当其因为对人民群众的布道而被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处以绞刑时，她面不改色，迈着坚定的步伐登上绞刑架。在心平气和地对站在其四周的人们发表就义前的演说之后，她任由刽子手施刑，然后平静地、快乐地死去。虔诚善良的托马斯?莫尔先生也表现出了伟大的勇气，他也心甘情愿地走向断头台慨然就义，而绝不愿背弃他对真理的信仰。当莫尔最终决定坚守他的节操时，他感到他赢得了光荣的胜利。莫尔对他的侄儿罗波尔说：“孩子，我感谢我们全能的上帝。战斗就是胜利。”诺福克公爵告诫他注意危险：“总之，莫尔先生，与帝王抗争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帝王一怒，顿时便会尸横遍地，流血千里。只怕你的性命堪忧矣。”“勋爵先生，果真是这样吗?那也不过如此。我和你的区别也就是——我今天死去，你则稍后死去，只不过我们死的时间早晚不同罢了。”虽然许多伟人在艰难和危险的时刻有妻子们在背后的坚定支持，但莫尔却没有这种及时给予安慰的妻子。在他被羁押于伦敦塔③期间，他的配偶从不给予他半点安慰。她根本不能明白他还有什么充分的理由继续被监禁在那儿，因为，其时，只要莫尔按照国王的要求去做，那他就能立刻重享自由，他就能重新拥有他在切尔西的精致漂亮的住宅以及他的果园、藏书室和画廊，他就能重新和妻子、孩子共享天伦之乐。“我真的感到不可思议”，一天，他的妻子对他说，“迄今为止，你一直被当做最明智的人，然而你现在却傻到被监禁在这间封闭、肮脏的监狱里，甘愿与耗子为伴。你本来可以出去，重获你的自由，只要你按照主教们的要求去做。”但是，莫尔对自己的义务的看法并不同于他的妻子：他的神圣的义务绝不只是他个人的。他对妻子的话置之不顾。他温和而高兴地说：“精致漂亮的住宅能与我热爱的真理相提并论吗?”他的妻子则轻蔑地回答：“真是愚不可及，真是愚不可及!”但是，莫尔的女儿，玛格丽特?罗波尔却鼓励父亲坚守节操。在父亲长期身陷囹圄期间，她义无反顾。地安慰父亲。没有笔和墨，莫尔就用一块炭给女儿写信。莫尔在一封信中说：“如果要我将你的关爱父亲的信给我所带来的快慰点点滴滴地写在纸上，一块炭显然是不够当笔用的。”莫尔终于成了讲实话的第一个殉道者：他绝不愿虚伪地起誓。因为他的诚实、正直，他惨遭杀害。他的头被砍下来以后，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玛格丽特?罗波尔勇敢地请求人们取下悬挂于伦敦桥之上的她父亲的头颅并给她。怀着对已不在人世的父亲的满腔的爱，她要求死后和父亲的头颅合葬在一起。许久以后，当玛格丽特?罗波尔的坟墓被打开时，人们看到，这件珍贵的遗物，即莫尔的头颅，正搁在玛格丽特遗骸的胸部。虽然马丁?路德并没有因为他的信仰而献出生命，但是，从他宣布反对教皇的那一天起，他就冒着时刻失去生命的危险。在开始他伟大的斗争之初，他几乎完全是孤身一人奋战。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一方是”，他对人说，“博学、崇高、显贵、神圣不可侵犯的、极具才华、手中握有强权的且受到大众拥护的教士们，另一方则是威克利夫、洛伦佐?瓦纳?奥古斯汀和路德——可怜的，无知的，仅有几个朋友的人。”当皇帝召他到沃姆斯去答复关于他的异端指控时，他决定亲自去答复指控。周围的人都对他说，如果他去，就很有可能会为此而失去宝贵的生命，他们都劝他逃走。“我不逃走”，他说，“虽然我也许会发现那儿的魔鬼比这里公开张牙舞爪的魔鬼要多三倍，但我仍然要去那儿，就是龙潭虎穴，我要去那儿。”当有人警告他当心乔治公爵的刻骨仇恨时，他说：“我要去那儿，连续9个整天应该能熄灭乔治公爵的仇恨火焰。”路德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立刻动身出发，开始了他充满危险的旅程。当他经过沃姆斯古老的钟楼时，他立刻从马车上站起来并唱道：“伟大的城堡就是我们的上帝。”——这是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的“马塞曲”——他唱的这首“马塞曲”的歌词和曲子都是他在仅仅两天前临时创作的。在路德即将会见迪埃特之时，一个名叫乔治?弗伦淡伯格的老军人拍了拍路德的肩膀，并对他说：“虔诚、仁慈的僧侣啊，我劝你注意你的言行，你将进行一次比我们任何人曾遭遇过的更为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路德对这位老兵的回答却是：“决心捍卫《圣经》和我的良心。”关于路德在迪埃特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历史上已有记载。路德的勇气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篇章上的一页。当皇帝最后要求他放弃他的信仰时，他坚定地说：“陛下，除非根据《圣经》或根据极其明显的证据，我才会相信我错了。我不能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因为我们绝对不能违背我们的良心。我站在这里说，我不能不这样做，上帝会帮助我!他必须恪尽职守——与国王的命令相比，他应该首先服从上帝的命令，他是冒着一切危险躬行践履这一信念的。”后来，在奥格斯堡④，当他的敌人多方刁难他时，路德说：“如果我有500颗头颅，我也宁愿全部失去它们，我也绝不愿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像所有大智大勇之人一样，路德的勇气也似乎随着他所不得不遭遇和不得不克服的困难的增加而增加。“在德国，没有人”，霍顿说，“比路德更视死如归。”我们应该把现代的思想自由以及对伟大的人权的维护归因于马丁?路德那样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其他人对现代思想自由以及维护人权观念的贡献都远远不及马丁?路德。高尚勇敢的人绝不会忍辱偷生。据说，保皇主义者厄尔?斯特拉福德昂然走向塔山的断头台时，其坚定的步伐和坚定的态度就像一位将军率领一支军队去夺取胜利时的态度一样，绝不像一个被宣判并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同样，英国的约翰?埃利奥特先生也在同一地点英勇就义。在英勇就义前，埃利奥特先生说：“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能玷污我的良心。我把纯洁的良心看得重于世上的一切。”埃利奥特最牵肠挂肚的便是他的妻子，他不得不弃她而去。当他看到妻子正透过塔楼的窗户朝下看他时，他立刻从马车上站起来，挥舞着他的礼帽，朝妻子喊道：“亲爱的，我要去天堂!——去天堂!——而把你留在地狱!”当他继续行进时，人群中有一个人大喊道：“这是你曾坐过的最光荣的座位。”他回答说：“的确如此，你说得对。”显然，他分外高兴。⑤虽然成功是对那些辛勤耕耘、不懈奋斗之人士的酬劳，但是，这些人士却经常在看不到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仍然不懈奋斗。其时，他们必定是靠其勇气而生活——也许是在生命的黑夜播下奋斗的种子，怀着美好的憧憬，希冀将来有朝一日，他们播下的种子能生根，发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那些最崇高的事业必定是屡遭失败之后才到达胜利的彼岸的，许多奋斗者在到达胜利彼岸之前就死于狂风巨浪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不应该根据他们是否成功来衡量，而应该根据其所遭遇的艰难险阻，根据他们坚持不懈地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来衡量。①培根自己写道：“我宁愿信仰传说中的信念、犹大教法典和《古兰经》，也不愿信仰这一没有思想的空架子。”②奥布里在其《威尔郡的自然历史》中间接提到了哈维。他说：“他亲口告诉我，自从出版了那本书以后，他的医疗业务就锐减。”——原注③伦敦塔：英国皇家要塞，曾长期被用做国家监狱。④奥格斯堡：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城市。⑤在就义前，埃利奥特说：“死只不过是一个词儿，但赴死却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他在就义前写就的《狱中随想》中写道：“他并不害怕死亡，他什么也不怕……有生的时光，也有死的时刻。死得其所远比忍辱偷生强。聪明的人惟有在认识到生比死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时候才会顽强地活下来，并非总是寿命越长越好。”——原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怀念顾准先生（顾准日记序言）吴敬琏(1930-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本文原载《读书》，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