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我

总目录《大学人文读本》总序⊙夏中义当我为即将付梓的《大学人文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伏案作序时，我明白，我所想写的，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有人问：你们为何要编这套《读本》？这可从两方面来回答。若着眼于建设性，《读本》旨在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系统的优质思想资源；若着眼于补偿性，则无须讳言，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缺失久矣。大学人文教育之长期缺失，实为结构性缺失。且不说现实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一般重在专业乃至功利，而非人文关怀；也不说大学生在校往往囿于学科分支细化而诱发人文视野萎缩，以致“学哲学太空，学历史太死，学文学太浅”，本属人文学科的文、史、哲尚且如此，再遑论非人文学科的理、工、医、农等专业了；即使是高校专职做学生工作的，也因偏于政治导向与心理调节，而无力亦无计从“精神成人”的高度来满足大学生对普世价值通识的人文渴求——虽然一个大学生从18岁跻身高等学府，到22岁本科毕业，本是其生命史特有的“灵魂发育”季节，他本就有权要求大学设置有关“精神营养”教程；虽然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学，当它刚从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崛起时，它便是以“精神城堡”的英姿，而非“职业培训所”的招牌，昭示于人类社会的。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大学，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又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然俱往矣，今非昔比，但无碍后人来日可追先哲。《读本》应是一套普适性的青年知识分子修养读物，而不仅仅是大学人文系科的教参资料。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专业学识层面上的创造者、传播者及运用者，它可以涵盖学界、思想界那些敢于担当人间道义的“精神战士”，但前者的外延显然比后者宽泛。至于“精神成人”，则是强调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应在本科期间初具“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潜质。其鉴别尺度之一，当是看其在学业之余，能否认真且持续地向自己追问“如何做人”这一终极命题，以及在何种价值水平上思索乃至践履此命题。而《读本》的创意正在于，欲引导读者从如下三个维度，展开对上述命题的思考：第一， 人与自我——你将如何为自身的日常生存注入意义，从而使生物学层面的个体生命真正转化为文化学层面的“主体角色”；第二，人与国家——你将如何面对故土的百年沧桑及其社会——文化转型，以期将自己塑造成迥异于卑微子民的“现代国民”；第三，人与世界——你将如何置身于新世纪的“全球化”格局，尝试用全人类而非狭隘的眼光，来关注我们这颗星球所发生的宏大事件与国际难题，诸如生态、种族、战争、宗教、人权……而无愧为“世界公民”。上述三个维度或三大理念，实已暗示整套《读本》的构成框架或编纂规则：以理念分卷，按主词立章。所谓“以理念分卷”，是指每一分卷重在阐释一个理念，依次为：“主体角色”（第一卷）；“现代国民”（第二卷）；“世界公民”（第三卷）。所谓“按主词立章”，是指围绕给定分卷之理念，设置一串富有逻辑关联的主（题）词（如第一卷为“主体角色”理念设置的“人与自我”主词系列是：“大学”“人生”“日常”“良心”“青春”“婚恋”“女性”“角色”“勇气”“遗嘱”），再依据每一主词内涵的深广延绵，来精心选文，有机组合，独立成章。简言之，若曰“理念”是贯穿“主词”系列的灵魂，则刻意编排的“主词”当是逻辑地支撑“理念”的骨架。《读本》既然意在为大学生“精神成人”呈示根基性价值参照或“精神底线”，这便从根本上规定了《读本》内容，亦即选文须具备“思想性”、“可读性”与“经典性”。“思想性”、“可读性”无须赘言，“经典性”则重在辑录名家文字（内含著述、演讲、诗文、信函、奏章、碑铭、日记、随笔、格言、遗嘱诸多文体）。所谓名家，除了星辰般辉映20世纪人类文化星空的世界巨人外，《读本》还尤其珍视如下三类中华英杰所贡献的思想瑰宝：一是1840年以降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与进步而鞠躬尽瘁的仁人志士；二是1916～1919年间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而疾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先驱；三是晚近20余年来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而不懈奋斗的社会精英。这就意味着，《读本》所做的，实是在尝试现代人文视野的重新整合，即通过对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谱系的纵深勘探暨合理配方，以期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全方位、几近全息型的思想营养。这就明显越出了当下高校系科设置互为阻隔的基本格局，而使《读本》初步呈现出跨学科、又渐趋圆融的大人文视野。是的，若着意甄别惯常意义上的学科归属，《读本》可谓涉猎甚广，近乎学科“博物馆”，远不止文、史、哲、经、政，还有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精神史……但有趣的是，隶属上述学科的选文一旦被有机辑入《读本》所设定的语境，它又奇迹般地淡出原先学科圈，而让文本的每一个字甚至标点皆无声地用来澄明大学生精神成人时可能生发的困惑。由于近代分工所铸成的高校系科的功能互阻，而今却在《读本》这一实验性思想平台消失于无形，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诚然，《读本》不会忘记它的潜在读者首先是正在校园就读的大学生。大学生最终认同与否，可谓从根子上决定了《读本》的命运。为了让大学生在“灵魂发育”之际，能及时而确凿地听到另一种清醒而清洁的声音，《读本》颇讲究一个“贴”字。“贴”，要义有二：一是珍惜大学生内心的人文渴求；二是平等地正面应对大学生“成长的烦恼”——既不是居高临下地借权威语式来以偏概全，也不是把人文教育柔化为慈善家的安抚，更不是放任自流，眼看一群群大孩子因挡不住时尚的诱惑而及时行乐，以欲念的满足来遮蔽人生真谛，却一筹莫展。让《读本》平等地正面应对大学生的人文渴求，这既是编委的集体行为取向，也是对某种阅读理想的预设。若读者日后真能将《读本》之阅读转化为“灵魂对话”，这当是编者所梦寐以求的。由此不难理解本书为何要将每章编者絮语命名为“旁白”。“旁白”者，既含“参与”之意，又有“代庖”之戒也。毕竟“灵魂”之事，纯属个人精神事件，他者可供参照，无法代之思考。一部书稿，近百万字，好不容易编出来，末了却说编者对全书未必洞明若烛，相反，尚存疑点有待日后三思，这并非谦辞，倒是实话实说。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缺失既久，这便命定《读本》作为补偿性举措，近乎是在先哲曾经走过却又转眼荒芜的故土，重新踏出一条路来。我与我的编委一路走来，走了一年，似乎不曾有过“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豪迈。其间虽不缺“柳暗花明”之欣慰，那也是“山重水复”累月跋涉所致。是的，我不讳言《读本》是在尝试大人文视野之整合，但这片刚被整合的大人文视野对编者来说，无疑也很新，充满陌生化效果。我愿说我对全书构成早已廓然于胸，但我委实不敢说，我对《读本》每卷、每章乃至每篇选文对给定理念的细部阐释，也烂熟于心。我只是对与我专业相关的《读本》内容才有言说的自信。这就是说，面对《读本》所庄严展开的思想的宽银幕，我深感自己既是编者，同时也是亟须重新受洗的“教徒”，此“洗礼”所指亦有二：既指学识，更指灵魂。从这意义上，也可谓我和我的编委，是差不多与读者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不是传教士，也不是舍身为人间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我们所以从五湖四海聚到独秀峰下，齐心协编《读本》，是因为我们皆祈愿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可将曾真诚地感动过我们、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我们生命历程的那些思想暨文字，编成一本书，让现在那些渴望精神成人的大学生（其间将有我的孩子）也用心读一读，或许他们也会有所感动，有所思考。最后，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其社长萧启明，责编赵明节、杨胜刚，感谢他们在《读本》一案所体现的出版家的眼光、气度与责任心。我还要感谢我的尊敬的编委丁东（山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李新宇（吉林大学教授）、刘锋杰（苏州大学教授）、邵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富华（浙江嘉兴学院副教授）、谢泳（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编辑），感谢他们为《读本》所贡献的睿智、协作精神与文化使命感。　　谨为序。本卷导言◎刘锋杰若问我，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缺失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培养大写的人、舒展的人，使人的生命经教育而更加情韵悠长，光明磊落。前不久，在各报引起热烈讨论的清华大学学生“伤熊”事件，显示的就不是那位同学的法制意识淡薄，也不是如辩解的，是对熊的敏感性的测试，若如此，“伤熊”变成了科学实验，岂不滑稽?“伤熊”事件之所以会出现在一个高分高能的学生那里，根本上是他缺少人文教育，缺少了人文教育必然强调的爱的滋润，人的同情之心被堵塞，丧失悲悯情怀，才会将一时的好奇建立在对于他物的伤害上。这反映了教育的缺陷。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我们的体制提倡恨的培养，鼓动无情的斗争，这使爱意远离了日常生活和人的心灵，至今还使我们的社会积重而难返；漠视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仍然是一个顽症。再加上近年来功利主义不仅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同样地进入高等学府，成为高校的主要追逐目标，莘莘学子在耳濡目染中，一个一个变成功利主义者，心灵枯槁，思维定型，人生态度世俗化，行为方式畸变，使得生命的诗意尽失。这决非危言耸听。所以，呼唤一种广博优雅的人文教育，当是大学教育之迫切需要。实现一个世纪前鲁迅先生提出的“立人”理想，仍然是未竟事业，需要为之奋斗。在我看来，人文教育与大学生个体自我的关系，有三个维度密切相关，这是建构自我的三个价值目标：目标之一，创造意义自我。人的自我，具有多种内涵。它需要物质的满足，物质成为个体生存的基础，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仅仅满足人在现世的各种生理需要，只追求地位、金钱，将它们视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那就大错特错。物欲的满足永无止境。叔本华说过，人的一个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产生十个欲望；十个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产生百个、千个欲望。所以。简单的欲望满足，只能使人扎进欲望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其实，人生幸福并不受制于财富的多少，快乐完全可以来自对于物质的超越。孔子的学生颜回，只要一盒饭、一瓢水，住在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乐在他对自己行为方式的坚信上。人若能对一片水，对一座山，对一只鸟，对一棵树，都能产生欢喜，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具有真正的欢喜情怀。冯友兰将人生划分为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宗白华说人生有六个境界：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艺术境界和宗教境界。他们都在期望人能超越生理与物质的、实用与政治的境界而向道德的、艺术的、宗教的乃至天地的境界攀升，至此，人才获得人之为人的精神标识。现代人已经高度异化，根源就是现代人对物质文明的极端追求，导致现代人对幸福、对人生意义的严重曲解，结果，物质财富每天都在增长，快乐却不能同步。对现代人而言，解放自己的心灵，摆脱对物质的依赖，融入自然，与万物对话而交流，悲天又悯人，以爱惜作人生的底蕴，培养博大而深沉的情怀，确认良知对于人类的重要作用，无疑是人的首选价值。现代人若要真正走好漫漫人生路，意义自我的创造，远比知识的获取、谋生手段的训练、竞争能力的培养更重要。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做好任何事；一个工具化的人，只能机械地完成一件事，而于他事则显示出他的低能乃至破坏性来。目标之二，升华青春自我。青春者何?青春就是生命意义真正浮现于人生地表，人的身体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急速转化，欲望、迷茫、焦灼、欢乐、幸福、激越等齐聚于身体内，合奏出来的一曲交响乐。不能压抑青春之身体，它的饥渴得不到满足就会激生病态。比如性爱，它会在青春期构成灵与肉的巨大冲突，你不能取极端的否定态度，也不能取极端的放纵态度。否定性，青春会黯然失色；放纵性，身体会在肉欲中沉沦。追求性与爱的平衡，始终是性爱的主题。将性与爱作比，性比爱强烈，爱比性平和。性之事，若要创造出精彩，只有用爱来点题，才能谱写人生之诗篇，而有恒久之魅力。肉体的欢乐确能在瞬间令你销魂，但只有心灵在爱，才是永恒的销魂，它楔入你的生命直至生命谢幕也挥之不去。与青春相关者还有婚姻、家庭与代沟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青春自我向社会的必然延伸，在这些延伸面，既为青春自我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为青春自我设置了必然的障碍。所以，将婚姻、家庭和代沟，都纳入为青春自我创造意义而不是减去意义的发展设计中，是个体自我应当处理好的一个方面。与青春自我最为密切相关者，还有性别话题。在现代社会，不搞性别歧视，在解放与平等的两性关系中，为自我提供更加充分的创造空间，应作为自我的内在价值标准加以确认。我以为在青春期内培养女性具有健全的女性人格，培养男性具有健全的女性意识，将对社会发展产生良性互动。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女性反抗社会的合理诉求，但这间屋子不是封闭的，它四面洞开，可迎八方来风。“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这样的主张，很能反映性别生态的自然内涵及发展趋势。在性别合作上，不奉行性别单边主义，会使世界更美好。青春之自我不只有飞扬，它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对未来的承担，对创造事业的预备，但只要青春自我是建立在爱的而非恨的、美的而非丑的、理想的而非庸俗的、热情的而非偏执的、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优良心性之上，青春自我就将人生意义铸入了它的内涵，为走向社会、走向博大，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目标之三，沉思苦难自我。人，是无法避免苦难的。即使对于年轻的大学生而言，苦难也会不期而遇，它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步中，等着你，与你厮拼。所以，挑战苦难，几乎成了面对苦难的惟一选择。早早地思考诸如挫折、病痛、失意、死亡的威胁、无情的打击、身处逆境等人生苦难，是自我心智的一次次极限运动。伟大的前行者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光辉身影。先哲孟子也留下铮铮誓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于青年而言，通过体验苦难与想像苦难，可对自我生命进行某种预演与预防。像沈从文，被迫辍笔几十年，却没有倒下，用文弱的双肩，撑起了另一片艺术空间。他入故宫讲解文物，一讲就是十年，但能静下心来，用其智慧写成《中国服饰研究》，这是第一部中国服饰史著作!这表明，战胜苦难，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它就在日常的坚守中，只要你的心态健全，眼望远空，你就能穿透黑暗，找到光明。即使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你还可点起心中的灯，照亮自己的道路。如顾准，不怕坐牢，不怕妻离子散，不怕亲朋规避，在绝境中追求真理，真理也会为他显身。苦难对人生有三种意义：一、让你多了一种体验，使你的生命更丰富；二、为你战胜更多苦难积累了经验，使你能够坚定地走完一生；三、战胜苦难，就是战胜了恐惧，这从根本上具备了战胜一切苦难的本体性力量。对于没有恐惧的自我来说，还有什么苦难不能被战胜?因此，苦难感、幸福感、成就感与人生意义，在人的生命中是融为一体而交感互动的。为什么要对青春来谈死亡这个颇为遥远的难题呢?这是否显得太残酷?我不这样看。早在30年前，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无助的我就曾向苍穹发出我的呼喊：你为什么不用雷电将我劈了，免我在人生的艰难?死亡离生命并不远，它是生命的伴娘。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死亡。在生活中，白血病的肆虐，大自然的无情，恐怖主义的进攻，都使个体生命显得软弱无力。思考死亡，不是老者的专利，它也是青春的旋律。我们应当理解法国思想家蒙田说的那句话：学会死亡。这其实就是解除死亡对心灵的束缚，不要在死亡面前缩手缩脚，而是放心大胆地去生活，去享受，去创造。人的生命不应只完成它的物质运动，在机体衰老时不得不离开人世，而要活出生命的尊严，在生活中完成精神的创造，活得情趣盎然，日新月异。以此作人生的基点，也就有了高质量的人生。向死而生，向苦难而欢乐，这既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也把创造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何去何从，将由我们自己决定。总之，意义自我叫人超越世俗的拘束而达精神自由的高度，青春自我叫人守住生命的热情，苦难自我叫人伸展情志的深度与广度，如此，人的生命既光彩夺目，又平淡温柔，它才达到了最佳状态的超常发挥。而将这三个维度有机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人文自我，此时的自我具有人文情怀、人文视野、人文目标，不被极端的情感所制约，不为简单的功利主义所遮蔽，它就能将入世与出世、灵与肉、个体与群体、享受与创造、生与死等统一起来，在一种仁爱而非滥爱、博大而非庞大中去守护生命、创造生命、去守护文化、创造文化。一个当代的大学生，难道会不以此自期、自律与自尊?第一章 大学：人文精神的旗帜“高贵的精神隐修院”——解读“巴黎高师”莫伟民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试刊第二号，2001年10月。“高贵的精神隐修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对位于巴黎拉丁区中心于尔默街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精辟概括。大师云集，精英荟萃。当笔者有幸在这座心仪已久的举世闻名的巍巍学府从事哲学访问学者工作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由于培养高水平教师和从事科学研究并重，巴黎高师建校两百多年来(成立于1794年)，真可谓桃李芬芳。其中不仅有像免疫学之父——路易?巴斯德这样里程碑式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有来自物理、化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的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7位数学最高奖——费尔斯奖的获得者。不仅有“法国地理学派之父”保罗，；维达尔，“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夫尔，语言学家杜梅泽尔，而且：还有社会学大师杜尔凯姆、布尔迪厄、莱维?布留尔、马塞尔?莫斯，法国总统蓬皮杜等社会政要。雷蒙?阿隆、柏格森、卡瓦耶斯、伊波利特、康吉莱姆、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西蒙娜?韦伊、让凯莱维奇、福柯、德里达、米歇尔?塞尔等，个个都饱享了灵光熠熠的法兰西文化的恩惠，以其震古烁今的哲学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的培育之恩。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其中不乏哲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这些名声显赫的巴黎高师哲学系系友大都属于或介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一是有关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概念哲学”，一是有关经验、含义和主体性的“意识哲学”。卡瓦耶斯、康吉莱姆、阿尔都塞、福柯属于前者，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属于后者，而德里达、米歇尔?塞尔则试图在这两者进行调和，但张力依然存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不就是在这两者的冲突之中发展的吗?张力双方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不就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缩影吗?巴黎高师哲学系之所以“群星灿烂”，固然有优秀生源(在校生约100人，经几轮严格筛选，录取率近为1／20)和铁的作息纪律(规定每天近14小时的学习时间)作保障，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师生无不受“自由求索创新”这一倡导个性张扬的“高师”精神的泽溉。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曾坦陈，他们以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倾听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和巴尔特等大师的课程。大师的言传身教引导着年轻学子去解悟无尽的堂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母校执教达32年(1948-1980)，曾任哲学系主任。拉康从1964年起就在高师开设精神分析研讨班。福柯、德里达也曾在母校执教。福柯推翻了近代以来西方两百多年人类学主体主义及其大写的主体和大写的历史；德里达则解构了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影响早已逸出了哲学圈，渗入史学、法学、文学、医学、心理学等领域。巴黎高师并非与世隔绝。罗曼?罗兰称其为“隐修院”，主要是为了强调“高师人”可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自由思考。但在他们眼里，自由思考就是为了采取现实行动，甚至认为理论就是实践。每逢关键时刻，“高师人”都能挺身而出，把自己自由的思想付诸行动。当我站在那道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殉道者、自由斗士名字的高墙前，才真正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崇敬。如在纳粹占领时期，物理学家、抵抗战土乔治?布吕阿死于集中营，哲学家、“北方解放运动联络网”创始人卡瓦耶斯惨遭纳粹枪杀等。萨特曾亲历战争的体验，亲手创建《现代》、《解放报》，支持1968年“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在1972年11月27日走上街头参加支持入境移民的示威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其“介入现实”态度的实际体现。而福柯更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1971年创立“监狱报道小组”；1972年与萨特一起为人境移民的权益奔走呼号；1975年转赴西班牙为遭受不公正判决的死囚进行请愿活动；1978年关注伊朗革命；1979年声援越南船民；1981年心系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等。作为社会底层的发掘者，福柯在癫狂、犯人、精神病人、性倒错者等边缘问题上，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无疑，只有把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方显示出“高师人”的大师风采和无尽的人格魅力!《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尚传道本文选自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梅贻琦老师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从1898年戊戌政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在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做出卓越贡献、而为知识界和人民群众敬仰不忘的伟大人物，只有蔡元培、张伯苓、马相伯、胡适、黄炎培等可以和梅老师的名字相提并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综观梅老师的一生，他的突出特点是：第一，终身献给高等教育事业。梅师自1914年由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到清华担任教授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梅师作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常委之一，长期独立在昆明主持西南联大的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复员时期，梅师又将清华发展到比“七七”以前更大的规模。1949年离开大陆，后去台湾，直到1962年逝世，他妥善地保管了清华的庚款基金和用此基金息款购置的图书资料。去台后，他先筹建了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今天的与北京清华并驾齐驱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师于1962年病逝。半个世纪，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奉献给我们清华。现在清华大学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这与梅贻琦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献给一个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人，古今中外是少有的，而梅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粹然儒者”的典型。因而，我们大家从心底深处“翕然称之，胥无异词”。在政治上，梅老师生活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两次分离的时代他于1949年后虽然离开大陆并后又去了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总理在京津各大学负责人的集会上公开表示：“梅贻琦先生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第二，梅老师一生办大学，成绩卓越。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带规律性的精华，上升为理论和方略。主要有以下四点：(一)“大师论” 他在1931年出任校长的当天，就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根据这个论点，他长校期间，千方百计地罗致当代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为教授，始终荟聚着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为推动清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二)“教授治校” 从“大师论”出发，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方针，他把校长摆在“公仆”的位置上，以身作则地贯彻为教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国家的教育长远利益服务。(三)“通才教育”、“全人格”教育 他主张大学阶段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面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实际有用的人才。(四)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主张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允许百家争鸣，才能得到百花齐放。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梅老师的教育主张是否合于真理，我们从他实践的结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从1931年梅师长校到1950年的20年中，清华出的人才特别多，它产生了一大批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具有世界权威的大师、学者、专家，真正是繁星灿烂，光照宇宙。即以我毕业的1933年级(大学第五级)为例，就产生了钱钟书、曹禺这样的文学、戏剧大师；张明觉，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试管婴儿之父”；孙增爵，得美国专利近60项，是驰名世界的石油化工专家；卓牟来，在美国经营航运，于纽约市中心自盖摩天大楼的大企业家；乔冠华，国务活动家，国际知名的外交家，政论家；柯召，数学权威，四川大学校长；谷霁光，史学权威，江西大学校长；程裕淇，地质专家，地质矿产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吴组缃，国际知名的文学家，冯玉祥将军的老师，北京大学教授；王竹溪，物理学权威，北京大学副校长；赵力章、傅承义、顾功叙，我国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李国干，著名经济学家，画家，台湾大学教授；张天开，从事国际劳工运动的著名专家；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国际驰名的国际法学权威；沈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张昌龄，水利专家，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主要设计人等。在纪念清华八旬大庆时，冯友兰老师发表论文，说：“清华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迈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1929至1931年间罗家伦校长和冯老师等是这个过程的创始人。从1931年至1950年的20年间，梅贻琦校长完成了这个过程。我国当代文、理、法、工、农各门类独立的科学、技术的创建人、奠基者都产生或荟聚于这个时期的清华园，列举他们的芳名如次：钱三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国核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钱学森——“中国的氢弹之父”；钱伟长——力学物理的创建者；华罗庚、陈省身——数学大师；王大珩——光学大师；贝聿铭——建筑设计大师。清华各院系的奠基人有：施嘉炀，顾毓琇、刘仙洲、陶葆楷等、是工学院的创建人；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吴宓、赵元任、王力是国学、文学、语言学的奠基者；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贺麟是哲学系的创立人；蒋廷黼、刘崇鋐、吴晗、是历史系的奠基人或高才生；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是社会学系的建立者；浦薛凤、王化成、钱端升、萧公权、张铣是政治学系的奠基者；陈总、萧遽、余肇也是经济学系的创建人；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任之恭是物理学系的创建者；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是化学系的奠基者；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庄圻泰、许宝骤是数学系的创立者；赵九章、傅承义、顾功叙是地球物理、地震学的奠基人；陈桢是生物学的建立人；孙国华、周先庚是心理学的建立人；翁文灏、谢家荣、袁复礼是地质学、黄厦千是气象学的创始人。以上列举的并不完全，但由此可见建立我国独立的现代学术的概貌。所有这些学术的规划和负责人物都是在梅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是梅校长的不朽功勋。还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西方人主持的诺贝尔奖金，在远东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和李远哲教授，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都是梅校长的学生。北大校长论北大北大之精神蒋梦麟(1886-1964)，中国现代教育家，1923—1925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1945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的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本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如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惊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出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胆小鬼，被本校渐渐地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1923年12月17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元培(1868—1940)，中国现代教育家，1917—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人去么?(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附：爱蔡孑民者启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1919年6月15日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1891—1962)，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1945—194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以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研究。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绣在一个当铺里做了二十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稿，岭云集)。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一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己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大学的深层温因张博树当代中国学者。本文原载2002年4月4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基本上是旧作，其中大部分文章写于20年前，但今天读起来并不觉得过时。原因很简单：大学“理念”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如此之稀缺，且这种“理念”的稀缺并非大学数量的增长所能弥补。学术自由、通识教育、世界主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学理念”——这些，金先生在他的书中已经谈了许多。我想，根据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现实，从公民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大学、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什么叫“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从社会整合维度对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概括，它与制度现代化的另外两个结构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恰成鼎足之势。公民不同于臣民，公民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上述两点相应，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出版、传媒系，教育、科研系统则是支持公民社会的最主要的结构系统。那么，何以大学乃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进一步研讨公 民社会的功能，尤其须探讨相对于政治建构、经济建构而言公民社会的独特作用。公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建构的正面推动作用当然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然而，我想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同样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视。这个功能就是公民社会对政治建构、经济建构中负面因子的抗衡作用。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用法国政治家路易斯?博洛尔的话讲：“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里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龊、残暴与血腥。当政者们并不需要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官场秘书兼智囊人物去教导他们怎样为恶……统治的欲望与权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会了当政者们欺骗与残忍。人类学会驾驭权力的前提，乃是首先战胜对权力的贪婪。”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么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像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么公民社会就应该像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健全人性发展的目标。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媒体固然也很重要，但活跃在媒体的无数为“公共领域”服务的斗士，他们本身也是大学的“成品”。另外从结构角度看，媒体还有一个先天的弱点，那就是大部分传媒机构本身也是经济组织，或亚经济组织，它们也要营利；而一旦维护正义与追求营利两者发生冲突时，事情就会变得不妙起来。大学则不然。大学乃“天下之公器”，本质上自当是公益机构。维持大学运转的经费来自社会，这是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大学不是为赚钱而存在的，这是大学区别于所有经济组织的根本标志，它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可图。这种“清白”的身份使大学面对社会时身正声朗，凛然而无所畏惧。从近现代教育史的实践历程看，大学乃是通过坚持下列理念而履行其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职责的，即教育、学术独立，知识的崇高地位，教育的世界性以及人格本位的 教育原则。在金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这些“理念”之发生与历史演进的精当阐释。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21世纪的中国大学应是中国现代早期伟大的高等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令人可喜的是，虽然中间有过一段历史曲折，但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确实正在重构、整合、崛起之中，它必然会伴随着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前行而日益成熟起来。中国大学之“理念”不再稀缺、中国大学成为社会良知维护者与代言人的那一天，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功就不远矣。我的大学观大学生的精神升华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哲学家，晚年入籍瑞士。本文节选自作者《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题目为编者所加。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的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就必须经历人生追求真理的痛苦磨难去寻求理想的亮光。我认为，大学的理想始终存在着，只要西方国家的大学里还把自由作为其生命的首要原则，那么实现这种理想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理解这一理想并将它广为传授的单个个人。年轻一代正因为年轻气盛，所以从其天性来说，他们对真理的敏感速度往往比成熟以后更为灵敏。哲学教授的任务就是，向年轻一代指出哪些是对思想史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不能让学生们把这些哲学家与普通的哲学家混为一谈。哲学教授应鼓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的把握，让他们认识到生活在大学的理想之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创新、去建设和实现这一理想，他不必讳言知识的极限，但是他要教授适当的内容。精神贵族是从各阶层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但是，由于精神贵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不是出自自我的要求，因此大学必须为他们提供机会。大学就是要求在成绩和个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更新要与整个人类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把握，其结果仿佛会导致国家观念的觉醒。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懂得怎样运用权力，惟其如此，国家的意义才能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思维方式中。如同所有精神生活一样，国家不断校正自我的形象，在精神的斗争中显示出自由，精神通过共同的任务存在于与它相连的对立面中。这样的国家充满了尊重知识的气氛，因此，在大学的精神创造中不仅要寻求最透明的意识，而且还要寻找国民教育的根源。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的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原则上，学生有学习的自由，他再也不是一个高中生，而是成熟的、高等学府中的一分子。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当然，也允许他们有懒惰、散漫，并因此而脱离学术职业的自由。如果人们要为助教和学生订下一系列学校的规则，那就是精神生活、创造和研究的终结之日。在这种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人，必然在思维方式上模棱两可，缺乏批判力，不会在每一种境况中寻找真理。假如我们希望大学之门为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就应该让全国公民，而不是某些阶层中的能干人拥有这项权利。这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些需要特别技巧应付的考试而淘汰了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人。通过一连串考试，一步步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方式对不能独立思考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考试则意味着自由学习的结束。大学应始终贯串这一思想观念：即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谁要想找一位领导者，就不该进人大学的世界，真正的大学生能主动地替自己订下学习目标，善于开动脑筋，并且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大学生在交往中成长，但仍保持其个性，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敢拿自己来冒险的个人。这种冒险既是现实的又必须带有想像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被召唤成为最伟大的人。最后一关是考试，而考试只是在证实已经发生的事情：学生运用他的自由对自我做出选择。如果经过严格条件挑选出来的大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仍要走一条由学校规定、控制的安稳之路，然后达其终点，这就不成其为大学生了。高等学府的本质在于，对学生的选择是以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行为为前提，他所负的责任也包括了到头来一无所成、一无所能之冒险。在学校里让学生在精神上做这样的选择是最严肃的事情。精神贵族与社会贵族迥然相异，每一个有天赋的人都应该寻求读书的机会。精神贵族有自己的自由，不论是在达官贵人或工人群中，在富商人家或在贫民窟里，均可发现他们，但不论何处，精神贵族都是珍品。而进人大学学习的年轻人便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订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想像力：大学存在的理由怀特海(1861—1947)，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本文选自《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题目为编者所加。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因为，这两种职能也可以在花费巨额开支的学校之外的地方，以较低的费用得以实行。书本的费用不高，学徒制也为人熟知。就传授纯粹的知识而言，由于15世纪印刷术的普及，大学已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然而，建立大学的主要推动力却正是自那以后产生的，而近来这种推动力还更为增强了。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像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像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在此，一件事实将不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赋予了全部的可能性。记忆不再是一种负担，因为它如同我们梦境中的诗人和我们的目标设计师一样富有生机。想像与事实不能分离。想像是探明事实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引出适应于事实的一般原则(正如事实的存在一样)，并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理智考察。它能使人建构一种新世界的理智的远见，并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目标来永葆生活的热情。青年人是富于想像的，如果通过训练使想像力得到增强，这种想像的活力大都能保持终生。世界的悲剧在于，那些富于想像力的人经验不足，而那些富有经验的人又贫于想像。蠢人们凭想像行事而缺乏知识，学究们又凭知识行事而缺乏想像。大学的任务就是要将想像力和经验融为一体。在想像充满青春活力的时期，对想像力的最初训练无须考虑当前行为的后果。不偏不倚的思维习惯，是不可能在细致而微、因循守旧的日常工作中获得的，而正是靠这种习惯，我们得以从一般原则的派生物中看到各种范例性观念的变化。不管是对，还是错，你尽可能自由思考，自由地去欣赏大自然的千姿百态，而不必害怕冒险。大学造就我们文明的知识先驱：牧师、律师、政治家、医生、科学家和文人学者。大学一直是引导人们面对他们时代的混乱的思想之家。清教徒的先辈离开英格兰，按其宗教信念建立了一个社会：他们较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在以其母国观念命名的坎布里奇建立了哈佛大学，很多清教徒都在这所大学得到了培养。今天的商业活动正如以往其他职业的活动所有过的那样，需要同样的富有理智的想像力。大学就是这种曾为欧洲民族的进步提供这种智慧的机构。在中世纪早期，大学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几乎不引人注目。它们是逐渐而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但大学的存在是欧洲人在许多活动领域的生活持续、飞速发展的原因。由于大学的作用，行动的探险与思想的探险得以统一。我们不可能预测这种机构必然会取得成功。即使现在，有时，对它们是如何在令人困惑的人类一切事务中成功地发挥作用的，仍感到难以理解。当然，大学的工作也有许多失败，但是，如果以一种深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大学的成就是明显的，而且几乎是一贯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的文化史都证明了大学的这种影响。“文化史”一词，我主要不是用来指学者们的生活，我是以此来显示那些给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带来?各种类型的人类成就的那些人的生命活力，这种成就加上他们对生活的激情，构成了我们爱国主义的基础。我们是乐意成为这种社会的一个成员的。人类更深入一步的各种努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一困境，在现时代，恶化的可能性已大为增加。在一个大机构中，作为新手的年轻人，必须服从命令，照章行事……这样的工作就是一种强化训练，它传授知识，造就忍耐的性格，并且，这是处于新手阶段的年轻人仅有的工作……其结果是职业后期所需的重要素质很容易在早期被践踏。这仅是更多的一般事实的一个事例，即所需的良好技术只能通过那些易于摧残心智活力的训练去获得，而这种心智活动本应是要指导技术性技能的。这是教育中重要的事实，也是大多数团难的症结所在。大学为诸如现代商业或传统一类的智力化职业做准备的方式在于增进对作为职业基础的各种一般原则的富于想像的思考。这样，学生才能带着他们在将具体事务与一般原则相联系的过程中已经践行过的想像，进入其技术学徒制阶段。具体事务也就获得了意义，并例证了被赋予的那种意义的原则。因此，一个人要受到适当的训练，应期望通过具体的事例和必需的习惯去获得想像的训练，而不是单凭经验去做苦工。为此，一所大学的特有功能就是运用想像力去获得知识。若不是为了这种重要的想像力，也就没有理由说为什么商业人员和其他职业的人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一点一滴地收集事实。大学是富有想像力的，否则就不是大学(至少毫无用处)。想像力是一种“传染病”。它不可能用尺量，用秤称，然后，再由大学教师分发给学生。它只有通过其成员自身也具有丰富想像力的大学进行交流传递。讲到这一点，我无非在重复一个最古老的观点。两千多年前，古人就用一枝代代相传的火炬来象征学问。这个燃烧的火炬就是我所讲的想像力。组织大学的全部艺术在于提供教育的是由其学问闪耀着想像力的大学教师，这是大学教育的问题之一；除非我们小心谨慎，否则，我们如此引以为豪的大学近来在学生数量和活动的多样化方面的巨大发展，都将由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错误处置而未能产生正确的结果。想像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同那些在观点上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相互激发。还需要在促进知识的发展时，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想像力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然后永远保存在冰柜里让其以固定的数量定期增长。学习和富有想像的生活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一件商品。你要教师有想像力吗?那么让他们对正处在一生中最有朝气、最富有想像力时期的青年人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此时理智正进入这些青年人成熟的训练中。让研究人员在可塑、开放、富有活力的心智面前展示自己，让青年学生在与充满智力探险的心智的接触中，圆满地通过他们的理智获取阶段。教育是对生活的探险的训练，研究就是智力的探险，而大学应该成为年轻人和年长者共同进行探险的故乡。成功的教育在其所传授的知识中必须具有一定的新颖性。要么知识本身是新的，要么具有某些适用于新时代新世界的新颖性。知识并不比活鱼更好保存。你可以讲古老的真理、传授古老的知识，但你必须设法使知识(如它本来的那样)，像刚从海里抓上来的鲜鱼，带着它即时的新鲜，呈现给学生。学者的职责是唤醒智慧和美的生活，这种生活若不是学者们的苦心孤诣，在过去就丧失了。一个进步的社会有赖于三个群体：学者、发现者和发明者。社会的进步也基于以下的事实：受过教育的人是由每一个都略有学问、略有发现和略有发明的人构成。我这里所用的“发现”一词，是指有关高度概括之真理这一类知识的增长；“发明”一词指有关一般真理按即时需要以特定方式加以运用而形成的这一类知识的增长。很明显，这三个群体是融为一体的，那些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就他们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而言也可以称为发明者。不过，任何人都有其自身职能和自身特定需要的局限性。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各种进步因素要紧密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可以使学习影响市场，而市场又可调整学习。大学是将各种进步因素融合起来以形成有效发展之工具的主要机构，当然，它并不是惟一的机构。不过，今天进步快的国家都是那些大学兴旺发达的国家，这是事实。无条件的大学德里达(1930-)，法国哲学家。本文原载《读书》，2001(11)。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Profession的未来与五条件的大学”。我要先谈几个概念以开始今天的讨论。自然，我不多说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大学的问题；我要说，今天在世界上，在世界的转型中，大学的使命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并且所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对此都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我在此强调的“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业”、“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拉丁文中，“Iaprofes．sion”不仅仅是“职业”和“志业”的意思，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我今天的问题是要探询大学的责任，就是说对知识传授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在大学“任务”中的某种意义上的行为的“责任”。在今天世界各地，无论是欧洲，还是东方，比如在中国，大学的建设和重建都是以欧洲模式，特别是以18、19世纪在德国构建的模式进行的，这个模式要求大学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自主性，大学的独立、自由能够达到什么程度1在这个问题和对真理的探讨中，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面临的问题。我还要提出下面一个问题：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五条件地追求真理。自然，存在很多关于什么是真理，比如何谓哲学真理、历史的真理、真理的价值等问题，有许多解释真理、揭示真理的类型。但是，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大学里优先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校之外，人类所关心的问题。我所提出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欧洲类我想谈第三点。不应该使这个对大学的自由的无条件的命令屈从于内在，大学没有内在。大学应该从“自主”、从“绝对独立”出发，与社会和政治世界这些所谓外在联系、工作，从而去制造“事件”。我常常引用“Profession”，因为，这个词不仅仅是“职业”、“志业”的意思，而且还有“职业信仰”的意思，也就是“行为的介入”。是一种“诺言”，一种要趋向外在的“责任”。如果区分奥斯丁的“陈述句”(天空是蓝的)和“行为句”(我允许……我和某人结婚等)，那“Profession"就是“行为句”。一个教师教授理论知识，发挥陈述知识，这是他基本的任务。但是，他要完成的义务，他的权力，并不是理论的，而是行为的，是对义务、责任的“承诺”。那么，这种责任就在于制造“事件”，而他是用语言制造的。当我谈到“人权”时，谈到“反人类罪”，这是话语制造从前没有过的机制，制造“介入”。“反人类罪”的概念就是一个“行为句”。在一个特定时刻，一个人类团体决定用语言指示这样或那样的罪行为“反人类罪”，这些“罪行”应该受到惩罚。我认为，在大学里，“Profession"这个词就包含着这种“行为性”。我很概括地简述一下它的困难。旨在保持提问的自由，同时向外从事社会和政治的工作，这是大学的任务。后者是通过出版、杂志(很多教授就是作家)、书店等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通过我刚刚所说的“行为句”实现的。近几十年来，“行为”语言理论的研究有长足发展。这是要很快地使“语言行为”制造“事件”。比如，在婚礼上，我说“是的，我同意……”，行为句制造“事件”，但是为了使“事件”被制造出来，事件的制造者(比如会议主席)必须对此胜任，如果随便什么人都来当主席，那就会坏事。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法定的职业权力。行为语言意味着“我能够……”“我擅长做……”“Ican……”“Imay……”等但是，“事件”被制造出来的条件是“行为”要得到允许。这就是说，被“行为句”制造的“事件”，它是真实的，同时又由于得到某种合约和机构的保证而被中性化了。我想如果这几十年来行为理论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受到广泛关注，那是因为人们有一个幻想：即得到一个语言在其中拥有权力的平台。我想，制造“事件”的权利是与这种权力相关的，我要把事情相对化，要指出从这个词而来的“事件”是在这行为的权力被超过限度来到我身上的。“事件”的本身缺少行为，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这就是大学在向“行为性”敞开的地方，大学向发生、在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开放。这在外的事件引起了国外的学生、移民等他人的到来。当他人像“事件”一样到来时，就把“行为”导引上路。应该想到，在大学内部，“事件”的可能，就可以说是某种权力，行为的权力，大学“职业信仰”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还有司法权力，都是通过强力、合约和机构建立的权力。今天，我们不能忽视在大学里认识实行行为性的必要性，应该认识到正是在大学内部保持独立性和社会、经济、政治、科学的外部的这条分界线上，我们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条艰难、冒险的界线上诸种事情发生了。我在结束我的开场白，然后进行讨论之前，要指出，我和你们一样，相信大学，相信大学的必要的生命力。但是，我并不是说，大学是和公园和花园一样的空间，掩盖人的历史我不相信大学只是在大学里面。我不相信，我提出的反抗和提出异见的五条件原则只适用于大学里面。相反，这种反抗和异见的原则到处在呼唤、在实施，这可能在大学总体的外面发生。我要说，无论什么时候，大学的行为可能发生在天安门，可能发生在一个公园等大学之外的地方。这就是大学教师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对学生说：一个大学生可以在讨论课上使某种我们所说的那种类型的事情发生。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大学的意义。永远的校园谢冕(1932- )中国当代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本文选自《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这圣地绵延着不熄的火种——题记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这也许竟是夙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8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里林丛中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 燕园的美丽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一味的幸福欢愉，会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飘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匆匆五年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但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战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当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醇、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我同样拥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园。我的校园回忆包蕴了一段不平常的记忆。时代曾给予我们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际遇，及今思来，可说是痛苦多于欢愉。我们曾有个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的春天。一个预示着解放的早春降临了，万物因严冬的解冻而萌动。北大校园内传染着悄悄的激动，年轻的预感于富有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可能到来而不安和兴奋。白天连着夜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关于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辩论，在课堂、在宿舍、在湖滨，也在大、小膳厅和广场上激烈地进行。这里有向着习惯思维和因袭势力的勇敢抗争。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蒙的时刻发出了动人的微光。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与此同时，观念的束缚、疑惧的心态、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的彷徨，更有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的夏季，多雨而湿闷。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着这座校园，花木为风雨所摧折。激烈的呼喊静寂以后，蒙难的血泪默默唤醒沉睡的灵魂。他们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树木，但因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都过去了湖畔走不到头的花阴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而不怨尤也许即在此时，忧患与我们同在，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节目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我们有自己的青春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日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和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燕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皱着眉宇，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严肃和沉郁。当然也不尽然，广告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间或也露出某些诙谐和轻松，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更体现出北大自由灵魂的机智和聪慧。北大又是洒脱的和充满了活力的。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烟景，从镜春园进入朗润园，从成府小街东迤，人燕东园林阴曲径，以燕园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这样的道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履稳健、仪态从容，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常。但此刻与你默默交臂而过的，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当然，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有更多他们的学生，作为自由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伟力。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北大学生以最高分录取，往往带来了优越感和才子气。与表层现象的骄傲和自负相联系的，往往是北大学生心理上潜在的社会精英意识：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个人顿时便具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北大人具有一种外界人很难把握的共同气质，他们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所笼罩。今日的精英与明日的栋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的力量维系在一起。青春曼妙的青年男女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因这种献身精神和使命感而变得沉稳起来。这是一片自由的乡土。从上个世纪末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扼。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阻扼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怀着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终于不再移动。它期待并期许一种奉献，以补偿青春的遗憾，并至诚期望冥冥之中不朽的中国魂永远绵延。编者旁白谁不曾做过大学梦呢?想当年，苏联作家高尔基因贫寒失学，无计深造，却又执著追梦不止，还刻意将其初涉人生时的困苦唤做“我的大学”呢。但无论是否跻身高等学府，能一语道破“大学何以成为大学”之真谛者恐不在多数。有人说，大学是颁发高等学历文凭的机关；也有人说，大学是有大学者的殿堂；还有人说，大学是告别了花季的少男少女放牧其爱意的青春田园……诸说皆有理，但离编者心中的答案，尚差一口气。大学所以能让中外学子心向往之，根子在于：大学应比其他世俗机构更关注人的心灵发育与成长，它是呵护青年的至情至性的摇篮，亦是诱导青年反身体认人格奥秘的智慧谷，更是砥砺青年独立践行精神成年礼的祭坛。无怪，大学常在它与社会的接壤处筑起一堵围墙，这当然不是为了拒坊间于门外，将自己幽闭成象牙之塔；这仅仅是为了划出一道边界，提醒学子一俟踏上其领土，他便可能被换了心情、心境乃至心灵——因为大学作为特殊的人类文化存在，它有足够的理由自期：这儿的天应该更蓝，云应该更白，阳光应该更璀璨，水木清芬，华表傲然，天地悠悠，魂魄所系……是的，大学不是厂矿、农庄、银行，人类所以需要大学，并非重在指望它来增殖国计民生，而是企盼它能创造别处无可炮制的精神能源——这便是与人的终极关怀连在一起的价值情思，对真理的敏感，想像力，人生境界……这是人类文化为抵御世风卑琐乃至委顿而高擎起的一面醒世之旗。这是否说，大学生无须重视专业课程学习与专业技能培养?当然不是。编者的本意是想强调，与人们惯常所注重的“专业成才”相比，大学生能否在青春期奠立“精神成人”意识，或许更为关键，因为这将影响你一辈子。“精神成人”作为人生课题所以重于“专业成才”，著名教育家亨利?纽曼有个很好的说法，这就像“健康应先于劳动”一样：“正如一个健康人能够做一个病人所不能做的事，正如这种健康的特征是力量、精力、敏捷、优美的姿势和行动、身手灵巧、耐劳等，同样地，智力的全面培养(此近乎‘精神成人’——编者注)对学习专业和科学是最好的帮助，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做文盲所不能做的事。一个人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练就了审美力，养成了判断力，增强了内心的想像力，这之后，他的确不一定马上成为一名法学家、一名辩护律师、一名演说家、一名政治学家、一名医生、一名商人、一名军人、一名工程师、一名化学家、一名地质学家或一名文物工作者，但是，他将处于这样一种智力状态，即他能够从事以上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或从事以上任何一门职业……”亨利?纽曼又说：“大学不能保证培养出像亚里士多德、牛顿、拿破仑、华盛顿、拉斐尔或莎士比亚那样的名人，尽管在此之前大学内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另一方面，大学也不满足于培养出评论家、科学家、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大学里也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目的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我曾困惑：高踞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太晶莹、太圣洁、太崇高了，高得地球上没几个人能攀登，它对我有何意义呢?但很快，我想通了：珠峰的永恒存在，可使我不时测出自身的卑微。不妨对大学这面旗帜，亦作如是观。(夏中义)第二章 人生须活出意义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罗杰斯美国心理学家。本文选自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常常有人这样问我，“人们究竟因为什么问题前来咨询中心求助于你和其他心理顾问？”对此我总感到难以答复。我只能说，他们有着你所能想象的任何一种问题，而且有相当部分我敢肯定是你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例如，有学业上一败涂地的大学生，有被婚姻弄得苦恼不堪的家庭主妇；有感到自己已经濒临精神崩溃或精神病变的人；或是某个担任要职的专业人员，由于过分沉溺于性方面的胡思乱想而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或是一个在班上拔尖的优秀学生，仅仅因为相信别人断言自己是无可救药的蠢笨而变得绝望呆滞；也有被孩子的顽皮行径搞得焦头烂额的家长；有活跃于交际场所的时髦女郎发现自己突然被一阵无可名状的沮丧心情所压倒，有的女性因感到生活与爱情都正在从身边悄然逝去而万分忧虑，纵使她的大学毕业成绩优良也不足以补偿她失去的一切；有的男子则确信某些强大的邪恶势力正在积极策划阴谋，企图暗算他，……。我可以这样无休止地列举出一大堆人们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它们真可说是集各种生活经验之大成。然而，我对这种开清单的作法是不会满意的。作为一个心理咨询顾问，我很清楚，人们第一次向你诉说的问题隔上两、三个小时后就会完全变成两样，即便到了第十次来向你诉说时，问题还会变。现在你们该明白了为什么我会感到难以回答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不过，我已逐渐相信这么一个事实：尽管人们的问题包罗万象、错综复杂，但回答却只有一个而且非带简单。我们努力为咨询者创立了一种利于治疗的关系，这样，我们可以倾听他们诉说自己的经验。从许多咨询者的谈话中，我感到他们每个人其实都为同一个问题所困扰。人们主要诉说的问题可能在情境上有所不同，他们苦恼的原因也可能大不一样，有的来自学习，有的源于妻子，有的因为老板，有的是因为自己失去控制的或荒唐古怪的行为，有的却因为某种恐惧心理等等。但是在所有这些差异后面，有一个人们共同探求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心底深处反复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怎样才能接触到隐藏在表面行为下面的真正的我?我如何才能真正变成我自己？”从面具后面走出来看来每个人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和他有意无意追求的目的不外是要变成他自己罢了。这里，让我先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种种烦恼来找我咨询时，我发现首先最好是努力与他建立一种可以使他感到自由安全的关系。我的目的是要了解存在于他内心世界里的感受方式，认识他的本来面目，并创造一种自由气氛，使他对自己的思想、感受和存在感到无拘无束，爱怎样就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样利用这种自由呢?我的经验表明，他靠这种自由可以变得愈来愈接近他真正的自己。他开始抛弃那用来对付生活的伪装、面具或扮演的角色。他力图想发现某种更本质、更接近于他真实自身的东西。他首先把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识地用来对付生活的面具扔在一旁。在一次咨询中，一位年轻女人在对我描述她一直长期使用的面具时，她表示自己已完全不能确信在这种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伪装后面还存在什么她的真正自身：我正在考虑有关是非标准的问题。我不知怎么学会了一种窍门，我想，嗯，或者说是一种习惯，即老是想使我周围的人感到轻松自在，或使事情进行得一帆风顺。我们周围总得有些能息事宁人的和事佬吧，他们就象能平息海浪的油一样。无论是在小型会议上，或是在朋友们的聚会时，还是在其他什么场合，我总能帮助把事情搞得顺顺当当的，而又总是显得自己过得挺快活。有时，我连自己也感到惊讶地提出与我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意见，因为我注意到如果我不这么做，负责召集的人就会很不高兴。换句话说，我简直从来就不曾有过——我的意思是我从未发现自己对于事物曾有过——什么明确固定的看法。现在看来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在家里长期养成的习惯。开始，我只是不坚持自己的信念；到后来，我已经不知道我是否还有什么应该支持的信念。我从来没有诚实地成为我自己，我也从来不清楚我自己究竟是什么，我只不过一直在扮演某个虚假的角色。从这段谈话里，你能看到她如何审视自己长期沿用的假面具，如何认识到自己对它的不满，并努力思考怎样才能认识到面具后面的真正自身，如果这自身确乎存在的话。在这一努力发掘真实自身的过程中，咨询者特别愿意利用我们为他建立的治疗关系去探索考察他的经验的各个侧面，并勇敢地承认和正视自己常常面临的深刻矛盾。他懂得他有不少行为，甚至有不少情感都不是真的，都不是他的机体的真实反应。所有这些不过是某些表面的东西，某种伪装而已。在这背后，他自己却深藏不露。他发现，他在许多时候是按照自认为应该的那样去生活，而不是根据他本身的要求。他常常感到自己只是应别人的需要而生存在世，他似乎根本没有什么自我，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他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罢了。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经以他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极其准确地描述了人的这种困境。最常见的使人沮丧的情景是一个人不能根据其选择或意愿而成为他自己；但最令人绝望的则是“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身的人”。另一方面，“与绝望相反的情景就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真正成为他自己，”而这种自由选择正是人的最高责任。当我在读他的某些著述时，我几乎觉得他曾听我们的咨询者描述过对自我的探索。这种探索常常使人感到痛苦不安。当人们看到自己正在摆脱这些以前从未觉察到的假面孔时，对自我的探索就变得更加令人心烦意乱。他们开始探究存在于自身内部的那些狂乱而猛烈的情感，这是一件可怕的工作。要除掉自己曾以为是真正自我的一部分的面具，这可能是一种令人极度不安的经验。不过，一旦人们有了思想、感受和存在的自由，他们便会朝着这一目标迈进。有一个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的交谈，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揭示这一点。她用了不少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她是怎样竭尽全力去接近她自己的真实内在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曾经一层一层地拆掉了我的全部防御，因为我总爱在自己周围建起道道防线，然后在生活中试一试，最后又将它们摒弃；而在这整个过程中，自己却始终保持不变。我并不知道在这些防御工事的里面究竟是什么，我真有些害怕发现它，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最初，我觉得在自己的内部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空虚。我感到自己急切需要一个坚实的核心。过后，我感到自己面临一堵厚实的砖墙，高得难以翻越，厚得无法穿过。一天，这堵墙开始变成半透明状，不再是固体。后来，墙好像慢慢消失了，但是在它的后边，我看见一座大坝，里面是被拦截的凶猛翻腾的水。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正在拼死地顶住这般大水的冲击，假如我开一个哪怕是极小的洞，我和我周围的一切便会在顷刻之间被这股代表汹涌情感的急流所吞没。最后，我再也挺不住了，只得听凭潮水奔流。无可奈何，我只好完全屈服于一种自怜情绪，然后是自恨，最后则变成了自爱。我感到自己好像已经跃过了一道深渊，安全地到达了彼岸，虽然我还在边缘处摇摇晃晃，尚末站稳脚根。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也不知道我正向何处去，但我那时确实感觉到自己在向前迈进，正如每当我在真正地生活时所能感受的一样。我相信她的这番话能够较好地表达出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一旦伪装、高墙或大坝不复存在，那么被他内心世界所禁锢的汹涌的情感浪潮就会冲走一切障碍，使之荡然无存。而且，她的话表明人对寻求成为自已有一种紧迫的需要。同时，她的话也初步揭示人如何确定自身实在的方法，即只有在他充分体验到自己处于活生生的有机状态时所产生的各种情感以后，他才能肯定他确实是他的真正自我的一部分，正如这位咨询者曾经体验过她的自怜、自恨和自爱等各种情感一样。情感体验我想再进一步谈谈关于情感体验的问题。这种体验实实在在是对我们自身中未知的因素的发掘。我将尽力描述出这种现象，尽管它是很难用任何明确的语言来表达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原因使我们不能充分体会到自己的情感态度。这些原因可能是出于过去的经验，或可能是基于眼前的情况，也可能是出于我们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假如我们让自己的情感态度自由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就显得太危险，或具有太大的潜在的危害性。但是，一旦人们处于安全而自由的治疗关系中时，他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如实地获得种种体验．人们可以通过我称之为“纯精神修养”的方式去进行这样的体验，而且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在这些短暂的时刻里，体验者便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恐惧、愤怒或柔情之中。或许，我能再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从下面这段咨询者的谈话中，可以明白一些我的意思。这是与一位女性咨询者进行的第31次治疗谈话的节录。她已经好几次谈到，有一种周期性情感使她烦恼不安。她无法控制这种情感，甚至还不大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这是由于她实际上已中断了与父母的关系而产生的吗?这是一种罪恶感吗？她无法确定。最后，她以下面这些话结束了交谈。咨询者：我有一种感觉，但不是犯罪感。(停顿，她抽泣了)。因此……当然我是指，我还无法把它说清楚，只是觉得这是一种受到严重伤害后所产生的情感。治疗家：晤，不是犯罪感，只是感到受了严重的伤害。咨询者：(哭泣)这是……你知道，我自己常为这种情绪感到内疚；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当我听到父母们……对他们的孩子喝斥“不要哭”时，我似乎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嗯，他们凭什么该叫孩子别哭?他们只知道自己感到不好受，但谁还能比—个孩子感到更难受呢？啊，这似乎就是我想要说的意思……我——我是说他们应当让该子哭，而且……他们或许还该体谅体谅孩子。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嗯，这就是……就是我一直体验到的那种情感。我是指，现在……正是现在我所体验的这种情感。治疗家：我现在多少能明白一点你所指的这种情感了。看来你实际上挺像是在为自己哭泣……。咨询者：那当然，我已经开始明白并感受到了这一点……你看，我曾一直竭力掩藏它，(哭泣)而宁肯为此默默地忍受这许多痛苦，甚至我还得掩藏所有这些痛苦。(哭泣)这正是我要摒弃的，就是受到伤害我也不大在乎了！治疗家：(安详地)你感觉到了在这种情感的最底部有一种不禁为你自己而哭泣的悲伤情绪，正如你己体验过的那样。但你觉得不能流露出来，一定不能，于是你不得不用你所讨厌的、想要摒弃的痛苦来掩盖它。现在你已几乎感觉到，你与其承受这种痛苦的折磨，不如忍受伤害。(停顿)你似乎想极力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我在受到伤害，但我一直力图把它掩盖起来。咨询者：我以前并不清楚这一点。治疗家：唔，那么这实际上是你的一个新发现。咨询者：[同时说道)我以前真的没有弄清楚。我以为这似乎与生理的问题有关，我……我一直在我的自身内部到处查找，看是否有些东西，像神经末梢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细小组织，给捣碎了。(哭泣)。治疗家：你觉得就好像你某些最脆弱的方面——几乎是纯生理性的——已被压碎或损害了。咨询者：对，而且你知道，我确实就产生了这种感情：噢，你这可怜的人！(停顿)。治疗家：于是，你不由得对这个人，即你自己，产生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怜悯感。我希望上面这段引述表达出了一些我想极力说明的东西，即最大限度地体验你的情感。正如这位女性，她在这些短暂的时刻里只是深深地感到自己受了伤害，只知道为自己所承受的损害感到悲哀。在这种毫无保留的情感流泄中，人们不仅可以体验到伤害和悲哀，而且可以感受到人所能产生的一切情绪，如妒嫉、狂怒、绝望、或信心、骄傲、敏感的柔情、使人不寒而傈的恐惧、令人销魂落魄的爱情等等。我从这类体验中渐渐懂得，人正是在这种时刻才接近于他的本来面目，真正成为他自己。如果一个人通过治疗，以这种方式体验到了来自他自身机体的全部情感，也就是说，以这种自己能够清楚意识到的、公开的方式体验这些情感，那么他就已经体验到了他自己，体验到了他自己所具有的内在。这时，他就真正成为他自己了。在体验中发现自我让我们就如何变成自己本身这一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是一个最使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我想再次引用某个当事人在咨询交谈中的一些谈话记录，以期从中获得解答这个问题的启示。她谈到她在生活中所用的种种假面孔是怎样给打碎的、遗弃的，尽管这样会使人感到某种程度的惶惑，但同时又使人感到如释重负，轻松起来。她接着讲道：你知道，一个人把精力用来拼凑某种武断的生活模式是毫无必要的，完全是一种浪费。你以为你必须像玩积木那样自己去构造某种模式；但是，你会发现有这么多方面需要考虑，就如积木大多而不知道该把它们分别放在什么位置上好。一旦你放错了地方，就不免导致连锁反应，造成更多的不适当。于是，你不得不花更多的力气去维持这种状况，因为稍一松手，整个模式就会坍塌。但由于过于疲惫，你最后不得不感到与其这样白费力气地维持错误状态，还不如一团混乱的好。接着体会很快看到，一旦你撒手不管、听其自然，生活模式就会自己出现，你根本无须耗费丝毫心血。你只要去发现它就行；在这种过程中，你也会发现自己。你必须让你的经验向你揭示其深刻含义；假如你要自作聪明地把某种意义强加给经验的话，那么你就是在反对自己。现在让我按照我的理解来解释一下她的这段富有诗意的谈话。我想，所谓变成自己，在她看来就是要去发现存在于不断变幻的经验中的模式，或内在秩序，而不是把经验纳入某种轨道，变成某种伪装或面目全非的结构。“变成自己”的意思就是去发现存在于自己的感觉和反应中的统一与和谐。真正的自我应该在一个人自己的经验中自然而然地找到，而不是强加。通过引用这些咨询者的谈话片断，我一直力图说明由于他们跟治疗家建立了充满热情和谅解的、富有益处的关系，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咨询者似乎开始逐步地、痛苦地探索在他用来对付世界的面具后边究竞是什么，甚至他自己也一直受着这个面具的欺骗。他深刻地，而且常常是生动地体验到了隐藏在他自身内部的各种因素，因此他越来越变成了他自己。他不再装着处处顺应别人，不再玩世不恭地否认一切情感，也不再披上理智的外衣，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充满情感的、起伏变幻的生命过程。一句话，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以下删除]抛开面具后出现的新人我想有些人可能会问，“咨询者究竟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仅仅对我们说他抛弃了面具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面具后面掩蔽的是什么人?”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决非易事，这是由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有独自特点的人。不过，我可以指出我所目睹的经过治疗而出现的新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倾向。任何人都多少有些这类特点，但没有人能够全部具备。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根据我所治疗过的人来进行一些概括。对经验开放首先，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变得比较开放地对待自己的经验。这在我看来有丰富的含义，它与防御戒备性态度相反。心理实验证明，如果感官信息与自我的组织模式有矛盾，这些信息就往往在意识中遭到歪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容纳那些符合预先存在于我们心中的图象的东西，而不能如实地接受全部感官信息。但是，当人们处于我己描述过的那种安适的关系中时，他们的防御戒备心和僵化态度往往会消失，而以愈益开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经验。他们变得更易于了解源于自身机体内部的情感和态度，同时也变得更能认识周围的客观现实，而不是以先入之见去一味硬套。他们能够看到，并非一切树木都是绿的，并非一切男子都像刻板无情的神父，并非一切女性都拒人于千里之外，并非一切失败都证明自己毫无是处，……。他们可以从新的环境中如实地获得证据，而不是曲解存在，使之符合早已持有的模式。可以想见，一个人越是开放地对待其经验，他就越能够以现实的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人，正视他的新环境，处理他所面临的新问题。这就意味着他的信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可以容忍模糊。他可以接受对立的证据，而不封闭现实。我相信，这种在认识自己周围的客观实在时所抱有的开放态度，是那些通过治疗而呈现新貌的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我可以用一次治疗交谈的记录来对此作出更生动的说明。一位年青的男性专业人员在第41次交谈时说，他在对待自己的机体感官和情感体验上已变得越来越开放了。咨询者：在我看来，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说出我所体会列的全部变化。但可以肯定地说，我近来对自己的生理结构已抱有更尊重和更客观的态度，我的意思是我不再对我的自身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便是治疗产生的结果。我过去常常想克服自己在晚餐后产生的疲乏感。而现在，我己能比较确切地感到我真的累了，我并未有意使自己疲乏，这不过是我在生理方面有些虚弱罢了。我过去对自己的倦意看来是过于苛刻。治疗家：所以现在你能容忍自己感觉累了，而不再以一种责难的态度来对待它。咨询者：是的，我已不再认为我不应该产生疲乏或别的感觉。我不再与自己的疲乏感过意不去，也不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坏事。这一点似乎有极其深刻的意义。而且，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我过去为什么要持那种苛求态度的原因。这主要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如此对待这类事情的。例如，我若是病了，并且告诉了家里的人，我父亲就明显地希望替我干点什么，但同时他要说，“天哪，这太麻烦了。”你知道，他的态度就是这样。治疗家；他看来挺讨厌生病。咨询者：对，我敢说我父亲对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太满意，正如我过去一样。去年夏天我把背部扭伤了，我当时听见“嚓”的一声，我立刻明白糟了。开始，我感到持续不断的剧烈疼痛。医生检查后对我说不要紧，只要注意不再过皮扭曲，伤就会自己好的。唔，大约在几个月前他说的这话，但是直到最近，见鬼，我还觉得疼，依然如故。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治疗家：这并不说明你有什么不对。咨询者：是的，我似乎过分感到疲乏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长期不愈的扭伤，所以——我已经跟医院的大夫约好用X光透视一下。你可以看到，我对这方面的感觉已变得比较准确客观。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也能够这样准确而客观地去感觉我吃的东西和我吃了多少。这真是一种深刻的变比。当然我跟妻子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啊，要是你能看得见我的内心世界，你会简直认不出来——正如你具有的关系一样。我是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实在更真实的了，你对孩子抱有真正的爱，同时又从孩子那里得到同样的爱。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们越来越尊重琼蒂，我们都是如此。我们都注意到了——是的，我们都注意到了她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可真是件意义深刻的事情。治疗家：依我看，你现在似乎已能更准确地理解你自己。如果你的身体感到疲乏，你会留意到并相信这一点，而不表示责难；如果你的身体出现疼痛，你能立即察觉；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妻子和孩子，你也能感受到，而且能体会到其间的差异。从这段不长的然而具有象征意义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我一直想极力说明的问题，即对待自己经验的开放。起初，这个人不能自由地感觉自己的疼痛和疾病，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他不能体会自己对孩子的柔情和爱，因为这样的感情似乎意味着脆弱，结果他不得不时常装出一付刚强的男子汉气概。但是，他现在能够真正开放地对待来源于自身机体的经验：当他累了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疲乏；当他的机体组织出现疼痛时，他能感到疼痛；他可以自由地体验自己对女儿的爱，也可以对她生气，甚至表示出来，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总之，他能够在生活中体会到来自他的整个机体的全部经验，而不是将它们排斥在意识之外。信任自己的机体那些经过治疗改变的人的第二大特点是，他们越来越深刻地发现自己机体的可靠性，认为它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工具，因为它能够在任何新的环境下找到最恰当的行为方式。如果这话看来有点使人莫名其妙的话，我可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为了帮助理解，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面临下述这些存在的选择：“我是回家度假，还是独自消磨时光？”“我要喝别人给我的第三坏鸡尾洒吗?”“我愿意选择此人作我的伴侣吗?”请想想在这样一些情况中，经过治疗改变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只要他开放地对待他的感官经验，他就可以得到一切有关的资料，在这基础上他可以制定恰当的行为方式。他对自己常常是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和冲动了如指掌。他能够自由地感知社会的要求，无论是相对僵化的“法令”，还是朋友和家庭的愿望。他能够回忆起曾有过的类似情景，以及自己在那时的不同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他对这种复杂的生活情景具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他可以让他的机体组织和意识较好地共同考虑、权衡和比较各种刺激、需要和要求，以及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这种复杂的权衡和比较，他可以找到在这一特定情景中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他的全部需要的行动途径，既包括长远的需要，也包括近期的需要。在这种斟酌权衡某一特定的生活选择所包含的各种因素时，人的机体组织并不是一贯正确，有时也可能作出错误的选择。但是，由于他对自己的感性经验常常持开放的态度，所以一旦出现令人不满的后果，他便能立即意识到，并迅速进行修正。这可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大多数人不能正确估量和权衡所面临的选挥，这主耍是因为我们常常把某些不属于自己经验的因素考虑在内，同时又把某些经验以内的成分排斥在外。举例来说，—个人可能坚持认为“我可以饮烈酒而不醉，”但只要看看他过去的经验，他的话就很难说是正确的。又如一位年轻女子在她未来的丈夫身上可能只看见其优点和长处，但如果她对自己的经验开放些，她就会发现他也具有弱点和毛病。一般说来，当咨询者对其经验持开放的态度时，他就会发现他的机体组织是值得信赖的。他不再那么害怕自己的情感反应，对源于自身机体的各种复杂丰富的情感和倾向越发感到信任和喜爱。良心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铁面无私的监察官，专门监视那些富于危险、不可预测的本能冲动，因为人们很少敢让这些冲动自由地表现出来，而现在良心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已经与情感思想和睦相处，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们发现一旦消除了严厉的监视和控制后，本能冲动和情感思想完全可以实行恰如其分的自理。[以上删除]出自个人内心的评判当一个人由于治疗而正在向真正的人转变时，他的另一个独特倾向表现在他的选择、决定和价值判断的根源和出发点。他越来越感到评价的基点存在于自身内部，因而他逐渐不再寻求他人的赞同或否定，不再依赖他人提出的生活标准，也不再依靠他人来帮助自己作出决定和选择。他认识到自己进行选择的基点在自身内部，唯一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我的生活方式能使我真正感到满意吗?能真正表现我自己吗？”我想，这一点对任何有创造性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它或许能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这段简要的对话引自我与一个年轻女研究生的交谈记录。她来寻求咨询帮助，因为她有许多烦恼，甚至考虑过自杀。在交谈过程户，她发现自己有一种极强烈的愿望，即希望依赖他人，希望有人为她指点生活的道路和方向。因此，她对那些未能给她足够指导的人抱有苛刻的批评态度。她一个接着一个地评论她的教授，她痛心地认为没有一个教授能使她懂得任何具有深刻意义的东西。后来，她开始逐渐意识到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她自己未能主动地配合老师学习这些课程。接着就是下面这段我要引述的对话。从这段引述中，我想你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一个人承认评价的基点存在于自身内部”的深刻含义。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段引述，它摘自与这位年轻女性的一次后期交谈，她在这时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她自己可能对学习的落后负有部分责任。咨询者：啊，我不知道我是否一直在四处瞎碰，结果只求得一知半解，而没有真正掌握什么知识，也根本没有真正定下心来深钻学问。治疗家：也许，你的学习就象蜻蜓点水，没有在某一点上进行深入地挖掘。咨询者：嗯，因此我说——(缓慢地、沉思地)嗯，据此看来，嗯，事实上全在我自己。我是说，我事实上根本不能在学习上依赖他人。(很轻地)我得靠自己。治疗家：你现在开始明白了——只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完成学业——你必须认识到除你自己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越俎代庖。咨询者：(长时间停顿——静坐沉思)我显得象吃了一掠吧。(轻轻地笑了)治疗家：吃惊？你是说这是一桩使人吃惊的事吗?咨询者：噢，(很长时间的停顿——明显地在与内心情感作斗争)。治疗家：你愿意再进一步谈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这真的使你感到惊吓？咨询者：(笑起来)我，唔——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我是说——唔，我就象断了线的风筝(停顿)，我似乎处于——我自己也不清焚——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位置。但是我，唔，我把这种想法全倒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几乎是自己涌出来的，而不是我说出来的。好象我把什么东西放了出来似的。治疗家：你觉得它很难说是你自身的一部分。咨询者：啊，我对此感到万分惊讶。治疗家：你好象觉得，“啊，看在老天的分上，我说过这样的话？”(两人都笑起来)。咨询者：真的，我以前可没有这种感觉。我一直——唔，这真象我在说某种想法，唔，它本来就是我白男的一个组成部分。(停顿)或者说，唔，(困惑不解地)它是我拥有的某种东西，唔，我说不清楚。我感到有了力量，但同时我又感到——意识到这是一件使人害怕和吃惊的事。治疗家：对啦，你的意思是当你诉说这种想法时，你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持你，但同时你对自己所说的又感到害怕，是吧?咨询者：嗯，我感觉如此。例如，就是此时此刻我也感到——我的内部有一种力量在冲动汹涌，好象确实有某种强大的存在。不过，唔，它最初只是一种身体的感觉，它脱离我长期以来一直依凭的支撑而涌现出来。治疗家：你感觉到了某种深藏于你自己内部的强大东西，它不断向外汹涌；同时，你又觉得一旦将它表述出来，你就会感到自己像失去了原有的支撑。咨询者：嗯，大概是这样——我不敢肯定——我想它打乱了我一直习惯的精神结构。治疗家：它在一定程度上震撼了原有的强大结构，使它完全被震松了。咨询者：嗯，(停顿，然后谨慎地然而确信无疑地)我，我想——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我将开始去做更多我应该做的事……我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做。看来，在我生活的条条大道上，我还得开辟新的行为途径——或许——我可以看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经干得好多了。我希望这段引述能帮助说明那种被一个正在成为有自己特点和有责任感的人所体验到的力量，以及伴随着他所承担的责任而同时产生的烦恼和不安。愿意成为一个变化的过程这里，我愿意指出那些为发现自己和变成自己而努力奋斗的人所具有的最后一个特点，即他们宁愿成为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愿做某种单纯的成品。当咨询者刚一进入治疗关系时，他总希望达到某种固定的状态；他总想触及能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希望工作效率高，婚姻状况使人满意。在自由的治疗对话中，他常常会放弃这些一成不变的目标，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令人满意的认识；他不是一个固定僵化的实体，而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一位咨询者在结束治疗时，似乎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他说：“我还没有完成自我综合和自我重新组织的工作，但这并不使人气馁，只是有点困惑罢了。现在我认识到这原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令人激动，有时还使人感到不安，同时它又使人大受鼓舞，感到自己在行动，在朝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前进，尽管你并不能总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信任自身机体组织”，以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再引用一段咨询者就生命存在的流动性所说的话，“整个经验系列和我从中发现的意义似乎把我引入了一个既迷人又令人惊吓的过程。当我最后竭力去理解经验的直接含义时，我只是感到自己好象在经验的左右下，朝着一些我只能模糊定义的目标迈进。我的感觉表明，复杂的经验系列像河水一样奔流不息，从中我可能有幸懂得经验自身包含的不断演变的复杂性。”显然，他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流变不止的过程，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结果。这意味着人应该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实体；是一条奔流不停的江河，而非坚硬的顽石；是潜能不断变化实现的集锦，而非若干固定特征的简单汇集。小结我已经对你们描述了那些努力变成自己的人在生活上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我的职业使我有幸能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我试图尽可能精确地揭示这种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的过程所包含的意义。我相信我自己对此的认识也是不清楚和不完全的，因为我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改变。我希望你们只将我所讲的当作一个目前暂时有用的解释，而不是最后的定论。我所以要强调这只是某种暂时的解释，因为我想澄清一点：我并不是在告诉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变成这种人，这便是你们的目标。”我只是向你们讲述我在咨询者的经验中所窥见的种种意义，我的描述或许能说明你自己的经验，或者能给你的经验增添新的意义。[以下删除]我已经指出，人们似乎有一种成为真正自己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是一个有利的心理因素，它促使人摒弃他农生活中常用的面具，促使他去发现和体验隐藏在面具后面的陌生人——他自己的被掩盖起来的部分。我也刻画了那些经过治疗而形成的新人的某些特点，如：开放地对待自己的机体经验；相信自己的机体是感知生活的最佳工具；承认自己有责任作一个有独自特点的人；最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流变的前进过程，并力图在这个经验的流程中不断发现自我的新内容。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处于变成一个真正的入的过程时，这些特点就要出现。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冯友兰(1895-1990)，中国现代哲学家。本文选自李中华编《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何谓“意义”?意义发生于自觉及了解；任何事物，如果我们对它能够了解，便有意义，否则便无意义；了解越多，越有意义，了解得少，便没有多大的意义。何谓“自觉”?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一种事情，便是自觉。人类与禽兽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类能够了解，能够自觉，而禽兽则否。譬如喝水吧，我们晓得自己在喝水，并且知道喝水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兽类喝水的时候，它却不晓得它在喝水，而且不明白喝水是一回什么事，兽类的喝水，常常是出于一种冲动。对于任何事物，每个人了解的程度不一定相同，然而兽类对于事物，却谈不到什么了解；例如我们在礼堂演讲，忽然跑进了一条狗，狗只看见一堆东西，坐在那里，它不了解这就是演讲，因为它不了解演讲，所以我们的演讲，对于它便毫无意义。又如逃警报的时候，街上的狗每每跟着人们乱跑，它们对于逃警报，根本就不懂得是一回什么事，不过跟着人们跑跑而已。可是逃警报的人却各有各的了解，有的懂得为什么会有警报，有的懂得为什么敌人会打我们，有的却不能完全了解这些道理。同样的，假如我们能够了解人生，人生便有意义，倘使我们不能了解人生，人生便无意义。各个人对于人生的了解多不相同，因此，人生的境界，便有存分别。境界的不．同，是由于认识的互异；这，有如旅行游山一样，地质学家与诗人虽同往游山，可是地质学家的观感和诗人的观感，却大不相同。人生的境界，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自然境界——最低级的，了解的程度最少这一类人，大半是“顺才”或“顺习”。(二)功利境界——较高级的，需要进一层的7解。(三)道德境界——更高级的，需要更高深的理解。(四)天地境界——最高的境界，需要最彻底的了解。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不论干什么事情，不是依照社会习惯，侄是依照其本性去做，他们从来未曾了解做某种事情的意义。往好处说，这就是“天真烂漫”，往差处说便是“糊里糊涂”。他们既不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又不明白做某种事情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可说没有自觉。有时他们纵然是整天笑嘻嘻，可是却不自觉快乐。这，有如天真的婴孩，他虽然笑逐颜开，可是却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快乐，两种情况，完全相同。这一类人，对于“生”“死”皆不了解，而且亦没有“我”的观念。功利境界中的人，对于人生的了解，比较进了一步，他们有“我”的观念，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为着功利，为着自己的利益打算。这一批人，大抵贪生怕死。有时他们亦会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做点事，可是他们做事的动机，是想换取更高的代价，表面上，他们虽在服务，但其最后的目的还是为着小我。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不论所做何事，皆以服务社会为目的。这一类人既不贪生，又不怕死；他们晓得除“我”以外，上面还有一个社会，一个全体。他们了解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社会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就普通常识来说，部分的存在似乎先于全体，可是从哲学来说，应该先有全体，然后始；个体。例如房子中的支“柱”，是有了房子以后，始有所谓“柱”，假使没有房子，则柱不成为柱，它只是一件大木料而已。同样，人类在有了人伦的关系以后，始有所谓“人”如没有人伦关系，则人便不成为人，只是一团血肉。不错，在没有社会组织以前，每个人确已先具有一团肉，可是我们之成为人，却因为是有了社会组织的缘故。道德境界中的人，很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天地境界中的人，一切皆以服务宇宙为目的。他们生死的见解，既无所谓生，复无所谓死；他们认为在社会之上，尚有一个更高的全体——宇宙。科学家的所谓宇宙，系指天体，太阳系及天河等，哲学家的所谓宇宙，剩一切，所以宇宙之外，不会有其他的东西，我人绝对不能离开宇宙而存在。天地境界的人能够彻底了解这些道理，所以他们所做的事，便是为宇宙服务。中国的所谓“圣贤”，应该有一个分别，“贤”是指道德境界的人，“圣”是指天地界的人。至于一般的芸芸众生，不是属于自然境界，便是属于功利境界。要达到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非常容易，要想进入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却需要努力，只有努力，才能了解。究竟要怎样做，才算是为宇宙服务呢?为宇宙服务所做的事，绝对不是什么离奇特别的事，与为社会服务而做的事，并无二致。不过所做的事虽然一样，了解的程度不同，其境界就不同了。我曾经看见一个文字学的教授，在指责一个粗识文字的老百姓，说他写了一个别字。那一个别字，本来可以当做古字的假借，所以当时我代那写字的人辩护。结果，那位文字学教授这样的回答我：“这一个字如果是我写的就是假借，出自一个粗识文字的人的手笔，便是别字。”这一段话很值得寻味，这就说，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了解程度互异，可以有不同的境界。再举一例：同样是大学教授，因为了解不同，亦有几种不同的境界：属于自然境界的，他们留学回来以后，有人请他教课，他便莫名其妙的当起教授来，什么叫做教育，他毫不理会；有些教授则属于功利境界，他们所以跑去当教授，是为着提高声望，以便将来做官，可以铨叙较高的职位；另外有些教授则属于道德境界，因为他们具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怀抱；有些教授则系天地境界，他们执教的目的，是为欲“得宇宙天才而教育之”。在客观上，这四种教授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可是因为了解的程度不同，其境界自有差别。《中庸》有两句话：“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并不是帮助天地刮风或下雨，“化育”是什么?能够在天地间生长的都是化育，能够了解这一点，则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可以说是“赞天地之化育”，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生活行动，只能说是“为天地所化育”。所谓圣人，他能够了解天地的化育，所以始能顶天立地，与天地参。草木无知(不懂化育的原理)，所以草木只能为天地所化育。由此看来，做圣人可以说很容易，亦可以说很难。圣人固然可以干出特别的事来，但并不是干出特别的事，始能成为圣人。所谓“迷则为凡，悟则为圣”，就是指做圣人的容易，人人可为圣贤，其原因亦在于此。总而言之，所谓人生的意义，全凭我们对于人生的了解。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1879-1955)．德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晚年移居美国。本文选自赵中立、许良英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信条弗洛姆(1900-1980)，德国哲学家。本文选自《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我相信，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又能超越自然，那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可以搞清楚的。不过，这一本质并不是一种实体，它具有历史上一切时代人的特征。人的本质包括前面所论述过的、内在于人的生存中的矛盾，这一矛盾迫使人做出反应，以便找到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或途径。人在这种生存的矛盾中不可能是中立的、被动的。生活以及人之所以作为一个人的事实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达到与自己的同类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经验，如何克服人本身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必须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不但一或者首先——用思想和语言文字来回答，而且也要通过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答复。我相信，关于生存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也是能够表达清楚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便是这些答案的一本目录册)。然而，这些答案的基本范畴只有两个：一是通过倒退到人类以前的生存形式，取消人所固有的理性和爱情这些特性，来寻求人与自然的再次和谐；二是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从而达到与自己的同类以及同自然界的最终的新的和谐，而这也正是人的最终目标。我相信，第一种回答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只能导致死亡、毁灭、痛苦，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和谐与力量，不可能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第二种回答则需要消灭贪婪和自私自利者，它要求守纪律、有意志，尊重那些引路人。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的，但这却是惟一不会失败的答案。事实上，在最终目标实现以前，为接近这个目标所扩大了的活动和努力的范围都有一种相同的效果，它增强了人的生命力。我相信，人的基本选择是生与死的选择。每一个行动都蕴含着这种选择。人民选择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有许多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会使人屈服一他的心理结构、他所诞生的那个社会的状况，他的家庭、教师以及他所遇到的或选择的朋友。人的任务就是要扩大自由的领域，创造生的条件，取消导致死的状况这里边所说的生与死不是生物学的状态，而是指存在的状态，指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状态生意味着不断变化，不断地产生。死意味着发展的停止，意味着僵化和重复。许多的不幸命运就在于他们不能做出选择。他们既不是活着的，又没有死去。生活成一种负担，一项无目的的事业，忙忙碌碌成了保护人不在阴暗王国受折磨的手段。我相信，生命和历史都不具有一种终极的意义，它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意义或使每个人的痛苦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考虑到扰乱人的生存的矛盾和软弱性时，这样一种看法便显得十分幼稚了，即人寻求一种“绝对”，正是这种绝对才使人对确定性生了幻想，摆脱了冲突、怀疑和责任心。然而，上帝并不会披着神学、哲学或历史的衣来拯救或谴责人类。只有人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然，人不能找到拯救的最终的或绝对的答案，但是，人能努力争取达到经验的这一度、深度和明晰性，这一经验使他获得丢掉幻想而生活的力量，使他获得自由的力量我相信，没有人能通过为别人做出选择而“拯救”了别人。一个人能为别人所的就是真诚地、友好地向他表明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或幻想。真实的选择相冲突能激起一个人内含的一切能量，并使他选择生，而反对死。如果不能选择生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向他注入生命。我相信，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的选择。一是责任和对道德律令的服从。这途径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几千年内，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基督教的十诫。许多人犯了罪，他们的罪行被那些颁布命令的权威人士所揭示。另一条途径乃是产生一种从善的幸福感。我所说的幸福感，并不是指边沁主义或弗洛伊德所的快乐。我指的是崇高的存在，从中可以肯定我自己的权利和同一性。我相信，教育意味着使青年人能了解到人类最优秀的遗产。但是，大部分遗产用语言表达的，只有当这些语言在一个教师和社会的实践及其结构中成为现实的候，这一遗产才是有效的。思想只有活生生地物质化的时候才能影响人，永远仅停在字里行间的思想只能改变语言本身。我相信人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意味着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这并不用说人必须要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一个人不选择生，不成长起来的话，他就必然要灭，必然要成为一具活着的僵尸。罪恶、自我的丧失与善和生命力一样，都是真真实然而，这些只是人的第二潜在性，如果人不选择实现他的首要的潜在性的话。我相信，人天生是一个圣人或一个罪犯，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许多人都善和恶的倾向，尽管对这些倾向的侧重点四人而异。因此，我们的命运大都是由那些影响所决定的，这些影响改变和形成那些被给予的倾向。家庭是最重要的影响。不过，家庭本身主要还是社会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社会想把那些价值和规范强加于其成员们身上的传送带。因此，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人所诞生的社会的结构和价值。我相信，社会既有促进的作用，又有阻碍的作用。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在工作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人也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创造自己。但是，至今许多社会只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这些少数人也只想利用大多数人，其目的则是为了阻止人们发展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愚弄和威胁大多数人(因而，也间接地愚弄了他们白己)。由于这个原因，社会通常呈与人性、与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普遍规范相冲突的。只有当社会的目的与人类的日的相一致的时候，社会也就不再使人残缺，不再出现罪恶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现着人性。虽然．我们在智力、健康、才能各方面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圣人、罪犯、成年人和儿童，谁也不是谁的上级或法官。我们都由于释迦牟尼而觉醒，都由于基督而受苦，都由于成吉思汗、斯大林和希特勒面遭到杀害和抢劫。我相信，人只有实现自己的个性，永远不把自己还原成一种抽象的、共同的名称，才能正视整个人类普遍的经验。人一生的任务恰恰是既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要超越自己的个性，达到普遍的经验这样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任务。只有全面地发展个人的自我才能抛弃利己主义。我相信，只有当一个新型的人出现的时候，一个正在出现的统一世界才能真正地存在。这个新型的人便是从古老的土壤和血缘的束缚中出现的，他感到自己就是人类的儿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而不是人类之外的任何存在物；他忠诚于人类和生命，熟爱自己的国家，因为他爱整个人类，他的判断不会由于民族的忠诚而遭到歪曲。我相信，人的成长即是…个不断获得新生和不断觉醒的过程。我们通常是处于半睡眠半醒着的状态，只有当我们去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才足够地清醒；但是，我们在考虑生存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这是有关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惟一任务。人类伟大的领袖乃是那些能使人从半睡眠状态中觉醒过来的人。人类最大的敌人则使人类陷于沉睡之中，而不管人类的安眠药是对上帝的崇拜还是对金钱的崇拜。我相信，在过去四千年的历史中，人类的发展确实是令人惊奇和鼓舞的。人的理性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人能解开大自然之谜，并能使自己摆脱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权威。但是，正当人类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正当人类踏进新世界的门槛的时候，人又不得不屈服于所创造出来的事物与组织。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却把生产和分配当做自己的新的偶像。人崇拜自己的双手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并把自己还原成商品的奴仆。人徒劳地使用上帝、自由、人性、社会主义这些名称，他对自己的这些一炸弹和机器——感到自豪，他吹嘘自己毁灭的力量，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人的软弱性。我相信，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惟一的力量是理性，是认识人类所把握的许多思想的非真实性的能力，是认识被那些欺骗者和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所掩盖着的现实。理性不是认识的一种躯体，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在其作用和效果中被全面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结合和分散的权力”。暴力和武器不能拯救我们，健全的理智和理性才能拯救我们。我相信，当人具有希望和信仰的时候，理性才是有效的。歌德说过，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的最明确的区别就在于信仰什么和怀疑什么；歌德还说，信仰占统治地位的一切时代都是光辉的、进步的、有成效的，而那些由怀疑所支配的时代则是渐趋灭亡的，因为谁也不会使自己对毫无成效的事物发生兴趣。歌德的这些话是正确的13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无疑都是信仰和希望的时代。我觉得，20世纪的西方世界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欺骗了自己，即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和信仰。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不存在任何对人的信仰。因此，对机器的信仰并不能从灭亡中将我们拯救出来；相反，这种“信仰”只能加速自身的毁灭。西方世界既不会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复兴(在这种复兴中，问题主要不在生产和工作，而在于人性的最全面的发展)，也不会取消其他伟大的文明世界所具有的一切。我相信，认识真理首先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敢说个“不”字、敢于不服从权威的命令和公众舆论的命令的勇气。这种人再处于熟睡状态，而成为人；他觉醒了，并失去了无能、无用之感。亚当和普罗米修斯是两个伟大的叛逆者，正是他们的“罪行”解放了人类。但是，具有说声“不”字的能力从意义上讲也蕴含着说声“是”的能力。对上帝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就是给凯撒说声否定回答；对人的“肯定”也就是对所有想奴役、剥削和愚弄人的那些人的否定。我相信自由、相信人成为人的权力，相信人肯定自己并与所有试图阻碍人成为个人的那些人做斗争的权力。但是，自由不只是残酷压迫的废除，它不只意味着“脱”，而意味着这样一种自由——获得“独立”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而不是充分有或使用物与人的自由。我相信，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都不可能解决未来的问题。他们都产生了将人变为物的官僚主义机构。人必须将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置自己的意识和理性的控制之下，置于那些自由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之下，不是置于一个管理物和人的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这些生产者管理着万物，并使物服从人的意志。人是万物的尺度，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官僚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选择。民主的、非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些状况的现，这些状况对于实现全面发挥人的一切力量这个最终目的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个人和社会中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便是遵循统一的思维选择。“是死是活”、“要一种异化的工业文明还是个人主义的前工业化的社会”、“重新武装起来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些都是这种思维的例子。当然只有在人们从陈腐思想紧紧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只有在人们允许发出人性和理性的声音的时候，才存在着或表现出别的新的可能性。“减少罪恶”的原则乃是失望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原则只能延长罪恶的时期，直至更大的罪恶出现。冒险去从事正义的、人类的事业，相信人性和真理声音的力量，较之所谓的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我相信人必须摆脱奴役和使人麻木不仁的幻想。为了创造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的世界，人必须意识到人本身内在的和外在于人本身的现实。只有丢掉幻想，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我相信，今天要注意的惟一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人似乎要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或者要摧毁一切保存下来的文明生活的价值，建设一个野蛮的、极权主义的组织来统治人类所剩留下来的一切。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这一切方面的双边谈话——这些谈话使人看不到自己正在陷入的深渊，这是现代人所必须正视的一种职责、一种道德和理智的律令。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我们都在核屠杀中被毁灭，这并不是因为人没有能力成为人，也不是因为人天生就是恶的，而是因为愚昧无知的舆论使人看不到现实，不能按真理行事。我相信人的完美性，但是，对于人是否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仍持怀疑的态度，除非人不久就能觉醒过来。看守人，夜里如何?看守人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了。你们若要问，就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