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笔记

CULTURE AND VALUE文化和价值(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黄正东 唐少杰 译中译者序序言文化和价值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之一，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维也纳。他毕业于柏林高等技术学校，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学，1929年移居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1951年4月29日死于剑桥。维特根斯坦二十年代初在哲学界开始崭露头角。早年他曾受罗素的影响而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先驱之一，后来他脱离了该哲学流派而成为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早期所坚持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后期所坚持的日常语言哲学是实证主义哲学中的两个不同流派。它们都认为，认识不能超越于经验之外。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经验证实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的意义是由它们所对应的经验事实决定的，而真理就是命题和经验事实的一致，真理的标准在于经验的证实。日常语言哲学主张日常语言分析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未有固定的经验对应者，它们的意义是由人们日常习惯中所约定的语言规则。事实上，这两个流派都否定语言，语词、语句反映客观实在，从而殊途同归，陷入主观经验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曾经震动了西方哲学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和在他之后的西方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包括他的老师罗素也曾—度接受了他的哲学。维特根斯坦在现代西方哲学界独树一帜，其影响经久不衰。他不仅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而且对哲学方法论，逻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近些年来，西方许多国家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专家，学者，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文献。奥地利还多次举办了国际维特根斯坦专题讨论会。在四方哲学界，有人称他的哲学为上一世纪唯心主义哲学转变为本世纪分析哲学的“革命”；也有人称他是把现代哲学方法“推进到决定性转折的第一人”。英国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今日伟大思想》1979年卷和1980年卷把他列为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六十二项重大成果(其中哲学为五项)的代表之一。总之，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的评价虽是众说纷纭，但维特根斯坦在现代西方哲学界的重要地位是不应忽视的。本书收集了维特根斯坦1914年至1951年所作的有关笔记。这些笔记是由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冯·赖特从维特根斯坦的遗稿中收集，挑选出来的．这些笔记涉及到哲学，宗教、历史、科学、教育、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美学，艺术、音乐、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它们不仅对于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是十分宝贵的，而且对于探讨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社会历史思想、文艺评论思想，道德伦理思想(在维特根斯坦主要著作中，对这些方面的论述相对来说很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从这些笔记中还可以大致看到一位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精神面貌、生活阅历、个人性格，文化修养，治学风格、兴趣爱好的特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不免有许多夸大、绝对化和谬误的东西，然而这一哲学中的许多思想理论深刻、严谨、富有独创性和启发意义。维特根斯坦的文风既有着简炼明快、深入浅出如常常以箴言警句式的语言表述出富有哲理的观点的一面，也有着深奥、晦涩，诘屈聱牙、枯燥乏味的一面。所有这些，同样都在本书中体现出来。这些短小的，各自相对为独立部分的笔记，有的哲理精辟、掷地有声；有的真知灼见，令人回味良久；有的谬误之论，不值一驳；有的异常隐晦，使人不知所云；有的咬文嚼字，意义模棱两可，前后矛盾，正如笔记者本人所说的是“语言游戏”；有的是笔记者本人的随感信笔，可能仅仅为笔记者一人所理解……。虽然维特根斯坦生前根本未打算发表它们，但是这些笔记对于了解维特根斯坦主要著作的孕育、创作过程，思想理论的酝酿、形成和变化过程等等有着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笔记是维特根斯坦三十七年期间思想活动的记实或缩影。本书中译本是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同名著作翻译的。本书德文版由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卡普出版社1977年出版，原名为《混合的评论》(Vermisehte Bemerkungen)。本书英文版改名为《文化和价值》(Culture and Value)。我们沿用了英文版的书名。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照了德、英两种版本。另外，我们附上了冯·赖特为本书德文版写的序言。在我国，已经出版的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有关传记、回忆文章和评论还为数较少。我们愿意把《文化和价值》一书奉献给有志于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同志们，为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著中难免有一些缺点和不确切之处，谨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承蒙武汉大学哲学系朱传 老师审阅了全部译稿，李海雁，朱国林、张里安、胡建新等同志给了我们专业知识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主任黄美来同志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使译稿成书给了我们大力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忱!译者1984年5月于珞珈山桂园初稿1986年6月清华园完稿序言维特根斯坦遗留的手稿中，有不少笔记与他的哲学著作没有直接的联系，尽管它们分布在他的哲学论述之中。笔记中有的是自传，有的评论哲学活动的本质，有的涉及一般意义的论题，譬如关于艺术和宗教的问题。通常没有必要把它们与哲学论述分开．不过，维特根斯坦本人在许多地方用括号或其他方式有意将两者分开。有些笔记简短，有些却很长。大多数具有巨大魅力。它们语言优美，寓意深刻，对于文科学者来说，显然有必要出版他的一部分笔记。G．H·冯·赖特受委托承担选编的任务。这项工作艰难异常。为了圆满地完成这项工作，我曾经有过各种设想．起初，我打算按主题整理笔记，比如“音乐”、“建筑”、“莎士比亚”、“妙语格言”、“哲学”等。按主题整理言论有时不费气力。但是，一般说来，将素材如此分割容易使人产生人为加工的印象，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许多最令人难忘的“格言”隐藏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的笔记本》、 《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应该指出，正因为他的格言融合于这些著作中，它们才具有慑人肺腑的魅力。出于此原因，我感到将格言与前后文分开不大妥当。有段时期，我曾设想仅选择“最精彩”的言论，不搞内容面面俱到的集子，庞杂的材料只会削弱精彩言论给人的印象。这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充当体验的仲裁者，况且我不相信自己能辨识连篇累牍的、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对我来说，重复本身似乎就含有实质性内容。最后，我确定了自认为是绝对正确的选材原则。我从集子中抽掉纯属“私人”性质的笔记，维特根斯坦的这些笔记议论他生活的外界环境，他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与其他人——其中有些人仍在世——的关系。一般说来，此类笔记容易被分开，因为它们与付印后的本书的笔记有不同的兴味。仅在泾渭分明的少数情况下，我才在本书中收入自传性笔记。本书的言论按照年代顺序编排。显然，近半数的言论发表于《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完成后的时期。由于本书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言论未作透彻的解释，不熟悉他的生活环境和所读书籍的读者，会感到他的言论晦涩难懂。在许多地方注上解释性评论是必要的。然而，除了少数地方外，我未冒昧评论。还应指出，所有脚注都是编辑加上的。本书将无可避免地到达某些现在不懂、将来仍不会懂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读者的手中，这并非有害或无益。我始终相信，读者只要参照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背景，就能贴切地理解和领悟这些笔记，进而有助于理解他的哲学。我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开始选择手稿，以后放下了这项工作，直到一九七四年。黑基·尼曼先生帮助我进行了最后选择和整理，他还细致地校对了全文，纠正了我的打字稿中的许多错误和脱漏，我非常感谢他的精心的、杰出的工作。离开他的帮助，我可能还未将本书付诸出版。我也深探地感谢拉什·雷斯先生。他纠正了我在书中的一些错误，并且对选择事宜向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乔治·亨利克·冯·赖特赫尔辛基一九七七年一月?第二版序言《文化和价值》的新版本收入了一些新材料，多半选自一九四四年以后的一本笔记本。乔治·亨利克，冯·赖特赫尔辛基一九七八年一月文化和价值一九一四年如果听中国人说话，听到的是难以捉摸的咯咯声。懂中文的人却承认这是一种语言。同样，我经常不能察觉一个人的本性。一九二九年我还在进行新的哲学探讨，而且被它深深地吸引。这是我不断重复的原因。它将变成新一代的第二本质。重复使他们厌烦，而我感到重复有必要。好就好在我不轻易受他人影响。好的比喻重新激起灵感。为眼睛近视者指引道路是很费力的，因为你不能对他说：“看见十哩外的教堂吗?朝这个方向走。”和数学相比，没有任何宗教术语承担了滥用抽象符号的罪责。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但它也抬高了事物的价格。让自然去说明和认可唯一比自然更高级的事物，但它不是其他的人可以想到的事物。你的悲剧在于，树不是弯曲了，而是折断了。悲剧有点象犹太人。我猜想门德尔松是作曲家中最无悲剧色彩的。每天早晨，你必须重新掀开废弃的碎砖石，碰触到生机盎然的种子。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种。我背着鼓涨的哲学背包，只能缓慢地在数学山上攀爬。门德尔松不是顶峰，而是高原。他的英格兰性。任何人不能替我思考，就象任何人不能替我戴帽子一样。任何聆听小孩的哭声并知道其意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精神力量，一种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事物绝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愤怒、痛苦和毁灭的欲望。门德尔松是这样的人，当他周围的人都快乐时他才快乐，当他生活于善良的人们之中时他才善良。他没有树完善。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树都执拗地挺立着。我也象树那样，并为它所吸引。我的理想是沉静。教堂是使情感不受干扰的场所。我时常怀疑我的文化观念是否新颖，比如，它是现代的还是舒曼时代的。这种观念的延续至少对我是一个打击，虽然它实际上并未延续。就是说，十九世纪后半叶被抹煞了。应当指出，这纯粹是本能的发展，而不是思考的结果。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前途通常指的是世界沿着我们目所能及的方向发展就能到达的目标。通往将来的道路不一定不是坦途，不一定就是方向多变的羊肠小道。我觉得奥地利人(格里尔柏尔策尔，列瑙，布鲁克讷，莱伯)的优秀作品特别难懂，蕴藏着无比微妙的含意。它们阐述的真理从不似是而非。好的事物同样是神圣的事物。这虽然听起来令人奇怪，但却是我的道德观的总结。超自然事物才能表示超自然现象。不可能引导人们到达善，只可能引导他们到达此地或者彼地。善在事实的范围之外。一九三O年最近，我和阿维德在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旧影片，我对他说：—部现代影片对一部旧影片的关系，就好象一辆当代汽车对一辆二十五年前制造的汽车的关系一样，旧影片给人的印象荒诞愚笨。可以把影片的发展过程与汽车的技术发展过程相比较。但是，它不能与艺术风格的发展——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相比较。它也一定与现代舞蹈音乐非常相仿。爵士舞蹈和电影一样是可以发展的。区别所有这些发展与风格的是它们的非组成部分的精神。我也许正确地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今天，优秀建筑师与拙劣建筑师之间的区别在于，拙劣建筑师经不住任何诱惑，优秀建筑师却能抵制它们。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出现裂缝时，有人用稻草将裂缝塞住；但是完抚人的心灵时，他只用最好的稻草。如果有人认为他解决了生命问题并自以为是地感到万事简单时，一旦他回忆过去未曾发现“答案”的时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况且当时人们也可以生存。现在的答案似乎与当时的事物有偶然的联系。逻辑研究也是如此。假若存在解决逻辑(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曾经有过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期。那时，人们一定已经懂得如何生存和思考了。恩格尔曼告诉我，他在家里的一个装满手稿的抽屉中翻弄时，豁然省悟到手稿对于他人是有用的(他说，当他阅读已去世的亲友的信件时也有同感。)然而，一旦他想象出版一本文集时，这项工作顿失魅力和价值，无法付诸实行。我说，这与下述情况一样：没有什么比一个自以为从事简单日常活动而不引人注目的人更值得注意。我们想象在一个剧场里，幕布拉开后，一个男人独自站在一个房间里，他来回踱步，点燃香烟后又坐下了。我们突然从局外以通常不能观察自己的方式观察一个人，好象在亲眼阅看自传的一章。——这当然是离奇的，精彩的。我们应该观察比剧作家设计的剧情和道白更为动人的场面：生活本身。然而，大家每天见着它，但没有留下点滴印象。这是真实的，可是人们不从那种观点看待生活。——恩格尔曼望着他的手稿，发觉它们巧夺天工(虽然他不愿意单独发表任何一篇)，他认为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和一切生命，一切事物一样值得探索。不过，只有艺术家才能描绘艺术品一般的单个事物。确实，事先对手稿没有热情的人单独地。特别是兴趣索然地对待手稿时，它们将失掉价值。艺术品迫使我们——可以说——从正确的角度看待它。离开了艺术，这个物与其他事物一样只是自然的断片。或许我们会热情地抬举它，但这不授予任何其他人权利使我们与它相对立。 (我不停地思索着一幅乏味的风景照片。这是一个对风景饶有兴致的人经历某事时亲自拍摄的；不过其他的人将非常公正地，冷冰冰地对它进行评价。冷冰冰地评价某物永远是公正的。)不过，好象我不必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就可以取得世界的劣种aeterni。尽管存在着这个途径——我相信——然而它在世界之上飞翔，在飞翔时从上空进行观察。勒南在《以色列人》中写道：“生育、疾病、死亡、疯狂、倔强症、睡眠和梦想都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今天，只有少数有天资的人才清楚地看到，这些现象的原因隐蔽在我们的素质中”。反之，绝对没有理由对此感到奇怪，因为它们每日都在发生。假如原始人不得不感到奇怪的话，狗和猴子就更是如此。是否认为人们突然清醒，第一次注意到这些永存于世的现象，从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讶呢?——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不过人们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现象的，他们只是突然开始感到奇怪。不过，这与他们的原始状态没有任何联系。除非原始人不对以上现象感到奇怪，否则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的确与原始人无异。勒南本人就是如此，假如他认为科学的解释能加深疑虑的话。今天，闪电比两千年前似乎更为常见，更不令人震惊。人必须清醒过来表示惊奇。大概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科学是重新使人入睡的途径。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讲：当然，这些原始人群不得不对一切感到奇怪。事实上这些人的确可能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奇怪。——关于他们不得不感到奇怪的猜想是一种原始迷信。(这好象在猜想他们不得不畏惧所有的自然力量。另一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原始部落非常害怕自然现象。——不过，不能排除高度文明的民族也将变得非常害怕的可能性。他们的文明和科学知识都不能保障他们免除害怕。尽管如此，伴随现代科学的精神的确不能与这种害怕相提并论。)勒南所说的闪米特族的“良好预付卷”(我很久以前昕到的主意)标志着他们直接追求具体物的无诗意的精神，这是我的哲学的特色。毫无掩饰地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这是宗教和艺术分手的地方。一篇序言的草稿这本书是为同情贯串于书中的精神的读者写的。本人相信，这种精神不是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它们的文明的精神清楚地体现在当代的工业、建筑、音乐之中，体现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与作者的本意水火不容。这不是价值判断。诚然，作者没有接受为建筑而建筑的现时代，并且由于深感疑虑而不敢接近现代音乐(尽管没有弄懂现代音乐语汇)；然而，艺术的消失并不能证明对创造这种文明的人的贬损是公正的。在这样韵时代，真正的强者把艺术直接地摆在一边，转向其他事物。单个人的价值不知怎样得到表达。当然，这没有发生在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一种文化犹如一个大型组织。它给每个成员分配一席之地，使这些成员按照整体精神进行工作。按每个成员给整个组织作出的贡献来衡量他的权力，是完全公正的。但是，在没有文化的时代，力量是分散的，个人的力量在克服敌对势力的倾轧性对抗中衰竭。这种力量没有在人们的旅途中表现出来，大概仅在人们克服倾轧时所产生的热情之中表现出来。既使时代展现的景象不是伟大的文化成果的形成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种景象不是它的本来意义，因为它是由最优秀的人物在为一个伟大目标进行努力，一个拥有最优秀成员的团体在为纯粹的个人目标奋斗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引人注目的景象。因此，我认识到，文化的消失不表明人的价值的消失，它仅仅意味着这种价值得到表述。然而，我不同情欧洲文明的趋势，不理解它的目标。——如果它有目标的话。——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铪分散在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朋友们写了这番话。如果典型的西方科学家根本不理解我的著作的精神的话，无论他是否理解或赏识我的著作，对我来说都无甚区别。我们的文明以“进步”一词为特征。与其说取得进步是文明的特点之一，不如说进步是文明的形态。它的特点在于建筑。它全力以赴地在建筑一个更复杂的结构。明确的探讨也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它自身的目的。相反，我觉得明确、清楚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我对建筑一幢大楼兴趣索然，因为我对这幢大楼的基础抱有明确的看法。所以，我和这类科学家追求的不是同一目标，我的思维方式也与其他人的不一样。我写的每句话都力图阐明整个事物，不断地对同一事物进行复述。似乎这些话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一种事物进行观察。我也许说：假如我非得依靠梯子才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我就会放弃去那儿的念头，因为我必须去的地方是我现在站立的地方。任何需要攀爬梯子才能获取的东西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一种运动在系列中与思想密切相连，另一种运动却始终对准同一个地方。某人富有创建性，捡起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另一人却始终捧着同样的物。冗长的序言的危险在于，书的精神实质必须明显地寓于其中，而不可能被描述。如果为少数读者写一本书，那是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这本书必定自然而然地把理解它的人和不理解它的人分开。甚至序言也是为理解它的人写的。对某人谈论他不懂的事物是无的放矢，既使你多费口舌，他也无法理解。(这经常发生在你所爱恋的人身上。)如果你不希望有些人进入你的房间，那就把门用他们没有钥匙的锁锁上。不过，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及此事，除非你需要他们站在门外欣赏房间。体面的做法是把门锁上，能打开锁的人才会注意到，其他人却不会注意。然而，适当的言词是：我认为这本书与欧洲和美国的发展的文明毫无联系。由于他的精神在环绕文明时才可能产生，所以它们有不同的目标。必须严格避免一切宗教仪式(如高级神父的拍打)，因为这类仪式很快变腐朽了。当然，接吻也是仪式，而且它不会变腐朽。不过，只有真诚的接吻之类的仪式才是被允许的。使精神简洁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当你撞到你的诚实的限度时，你的思想似乎陷入了混乱。无尽的倒退：你能说出你喜欢什么，那使你不走得更远。我一直在读莱辛的著作(对《圣经》的评论)：给它添上言词的外衣和风格……，它完全是同义重复。不过，玩弄伎俩时有时显得要说不同的，实际上雷同的话，有时显得要说雷同的，实际上或可能是不同的话。如果我开始写一本书时没有把握，那是因为我对有些情况不了解。我喜欢开始时运用第一手哲学资料、形成文字和口语化的句子以及相关的书籍。现在我们正处在“天下大乱”的困境之中。也许这是开篇之言。假如某人仅仅超越了他的时代，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一九三一年有的人认为音乐是一种原始艺术，因为它只有一些音符和节拍。可是，音乐表面上简单，它的实体本身却可能解释这种明确的内容。音乐的实体包罗一切其他艺术的外部形式的、音乐隐含其间的无限复杂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是最深奥微妙的艺术。有些问题是我从未接触到的。它们不在我的道路上，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是任何哲学家都未碰到的(尼采可能从旁经过)，而由贝多芬(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有歌德)去解决和应付的问题。它们在西方哲学涉足的范畴之外，例如，无人能够体验和描述这种史诗般文化的进步。更准确地说，这种文化已不是史诗，或者仅有某些局外人将其看作史诗。贝多芬或许曾准确地看出这点(施本格勒在某些方面暗示过)。可以说，文明只能提前获得史诗诗人，这正象一个人的死亡来临时他不可能报告一样，他只能预先推测和描述将来的死亡。因此，可以说：如果你想看到完整文化的史诗描写，就必须阅读这种文化的最伟大人物的著作，即阅读在只能预见这种文化衰亡的时期所写的著作，因为将来不会有人活着对它加以描写。因此，它仅能以预示性的隐晦语言撰写，只为寥寥数人所理解，这是不奇怪的。不过，我不去接触这些问题。当我“离开尘世”时，我将创造出无形状的(透明的)一团，创造出各种变化象一间平庸的杂物间被冷落一边的世界。也许更精确地说：整个工作的全部后果是为了被置于一边的世界(整个世界的“扔杂物间”)。这个世界(我的)没有悲剧，也没有产生悲剧的无限种类的条件(作为它的后果)。一切事物在这个世界的元气里都可以溶解，不存在任何坚硬的表层。这意味着坚硬和对抗不变成光彩夺目的物质，仅仅变成瑕疵。对抗的消失与机械装置在溶解(或在硝酸中溶化)时弹簧张力的消失十分相似。这种溶解消除了一切紧张状态。如果我说我的书是为一小群人(倘若能被称为一群)写的，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一群人是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的确是我所侧目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而是因为他们形成我的文化背景，成为我的同伴、其他人对于我却是陌生的。由于不可能描写与语句相适应的(相转化的)事实，语言的界限显示出来。这种语句没有简单重复。(这必然与康德关于哲学问题的解答有关。)能否说戏剧有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又不是历史时代的片断呢?譬如，我能区分剧中的前后时期，但对于剧中事件发生在凯撒死之前或死之后这个问题却一筹莫展。另外，旧观点——大致上是西方(伟大的)哲学家的——认为科学的意识存在两类问题：本质的、重大的、普遍的问题和非本质的，偶然的问题。另一方面，按照我们的观这点。忍让地——宽容地——回避你所伤害的人要比亲近他容易得多。对此要有勇气。好心对待你不喜欢的人，不仅需要本性善良，而且需要非常机敏。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哲学问题的答案可与神话故事的智慧相比较：它在魔幻般的城堡里显得妩媚动人；但在白昼，它在户外看上去仅是一块普通的铁(或者类似的物)。思想家与制图员十分相似，制图员的目的在于表现事物之间的各种相互联系。在钢琴键盘旁创作的乐曲、靠笔和纸创作的乐曲以及仅靠想象声音创作的乐曲在特征上一定大相径庭，造成十分不同的印象。我相信，布鲁克讷仅靠用脑子想象管弦乐队的声音进行创作，勃拉姆斯靠笔和纸。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但它强调了一个特点。念，在科学上是不能讲巨大的、本质的问题的。音乐的结构和情感。情感按照伴随人们生活的方式伴随着我们对音乐作品的领悟。莱伯的作品是很晚的麻烦。智力是一口不断涌出淡水的泉，但是，如果不合理地使用这口泉，它就会失去价值。“聪明人理解的东西是难以理解的”。歌德轻视实验室的实验、规劝人们走出去在不受羁绊的自然界中汲取教益，这难道与前提(按照错误的方式解释的)歪曲真理的观点有任何联系吗?它与我着手著书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自然的描述——有联系吗?丑陋的花和动物经常象人工制品一样使人们震惊。“它看上去象……”，他们说。这句话阐明了“丑陋”、“美丽”等词的意义。人体的各个部分的温度不同，可喜的途径。不得不象一根仅用思维充塞的空管子一样出现，是使人羞愧的。无人愿意冒犯他人。因此，如果他人显得未被冒犯，大家就都感觉好些。无人愿意与受伤的长毛垂耳狗对抗。记住。每个悲剧的开章都可以写道：“本来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倘若不是……”(他的衣服边角不曾让机器咬住吗? )不过，仅仅一次遭遇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看法是悲剧的一种片面观点。我认为现在可以有一种戴面具的戏剧，演员们仅是风格化的各种人物。克劳斯的作品清楚地表现出这种特点，可以或者说应该戴着面具表演他的剧本。当然，这些典型作品有些抽象。依我看，面具剧无论如何是理性形象的表现。出于同一理由，这也许是唯一吸引犹太人的戏剧形式。弗里达·香茨：雾天。灰色的秋萦绕着人们，笑声似乎都受到感染；今日尘世万赖沉寂，昨夜一去再不复返。赤金色的树篱里，妖魔在雾中把阴谋耍玩：苍天啊躺下熟睡，苍天啊不再睁眼看。我从“Rosselsprung”中抄下这首标点不明的诗，因此不明白“Nebeltag”(“雾天”)究竟是标题，还是我所理解的第一句诗的一部分。很奇怪，如果诗的开头不是“Nebeltag”——词，而是“Dergraue”[“灰色的”)一词的话，这首诗就会平淡无奇。它改变了全诗的韵律。你取得的成就对于他人不可能比对于你的意义更大。无论价值多少，那是他们将付给你的价钱。在犹太人那里有不毛之地，可是在其绵薄的石层底下躺着精神和智慧的溶液。格里尔柏尔策尔说：“漫游于远方的巨大物体之间是容易的，抓住眼前的孤独东西是很难的……。”假如没有听说过耶稣怎么办?我们会感到孤单地呆在黑暗中吗?能否象小孩知道房里有人和他作伴那样摆脱这种感觉吗?宗教的疯狂产生于非宗教的疯狂。我边看着科西嘉强盗的照片边沉想：他们的脸过于坚硬，我的脸过于柔嫩，因此基督教不能给他们打上标记。强盗的脸上凶相毕露，可是他们肯定不比我距离良好的生活更远，因为他们和我从生活的不同位置上得到拯救。莱伯的美好音乐绝没有浪漫色彩。这个特点十分明显，十分有意义。人们读苏格拉底的对话时有这样的感觉：多可怕的时间浪费啊!这些什么都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澄清的论说的意图何在?我认为彼得·示路蔑的故事应如此读：他叫他的灵魂去找魔王要钱。后来他对此感到后悔，魔王要他用身影作为赎金。然而，彼得·示路蔑仍然可以在把灵魂交给魔王和随同身影与其他人一道牺牲这两者间进行选择。在基督教中，上帝好象对人们说：不要演悲剧，就是说，不要在尘世里扮演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是我的事务。如果施本格勒这样说就更好理解：我把不同的文化时代与家庭生活相比较；一个家庭内存在家庭共同点，尽管在不同家庭的成员之间也能找到共同点；家庭共同点与其他共同点在这些、这些方面不同，我的意思是：必须了解比较的对象，即衍生这种看问题方法的对象，否则讨论将始终被歪曲。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将把典型的特征赋予我们如此看待的对象，我们声称：“它一定始终是……”这是因为在表示事物的方式上，我们追求典型的特征。但由于我们混淆了典型和对象，因此发现我们自己教条地将只有典型才具有的特征赋予了对象。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看法只在个别场合是正确的话，它就不具有我们所希望的普遍性。典型应该清晰地显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它就表现了全部探讨的特征，决定了探讨的形式。这种探讨使典型成为焦点，后者的普遍效力基于它所决定的探讨形式的事实之上，而不基于某种声明之上，这种声明认为一切真正具有典型特征的事物对于所有被探讨的事物都是适用的。同样，当人们持夸张的，教条的主张时,通常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实的?或者：它在什么场合是真实的?摘自《纯朴者》：技术之谜。(两个教授站在一座建设中的桥梁前的照片)上面传来声音：“La 日 abi—huah—ta9 abi sag'i-naeha drah'n mer'n anders um!”——“亲爱的伙伴，这话太令人费解了，谁能靠这种语言去从事如此复杂精确的工作哟!”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哲学确实没有进步，我们仍然忙于解决希腊人探讨过的相同的问题。然而，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哲学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原因在于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地诱使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存在与“吃”，“喝”等词的功能相同的“是”动词，只要还存在“同一的”、“真的”、“假的”等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讲什么时代的河流，辽阔的天空，等等，大家就将不断被相同的疑难问题所困惑，凝视着一切无法解释清楚的事物。我读到：“……没有几个哲学家比柏拉图更接近‘实在’……。”奇怪的现象。不可思议，柏拉图竟能走到如此之远!难到我们不能走得更远!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吗?克莱斯特在某处写道，诗人最愿意做的事是不用语言去传播思想。(多么奇怪的表白。)据说，新宗教往往把旧宗教的神看作魔鬼。不过，这些神事实上可能已经变成了魔鬼。伟大人物的著作是环绕我们升起、落下的太阳。一切正待再次升起的伟大著作，它们的时刻来临了。门德尔松的最优秀乐曲是由阿拉伯风格的音乐组成的。这是我为什么对他的缺乏严肃性的作品感到困惑的原因。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始终用不适宜犹太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许多人清楚地认识到，希腊思想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加者不是职业运动员，与任何西方职业不相适应。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也一样。如果以我们的(语言)作为唯一标准的话，我们就会经常地、不公正地对待他们。因此，他们有时被过高评价，有时又被过低评价。在这方面，施本格勒正确地未把威林格划为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最终的维护。然而，只有参照其他的事物，这才是无疑问的。例如，没有理由能说明你为什么要如此行动(或已经行动)，除非这种行动给你带来如此的形势，即不得不再次成为你所接受的目标的形势。也许，无法表示的(我感到神秘，又不能表示的)是与我所能表示的有意义的东西相对立的背景。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学研究相仿——更是对自我的研究。关于个人的阐释。关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个人对它们的期望。)一个哲学家轻易地占据了一个无能的经理的职位。这位经理不去干自己的工作，仅仅把眼睛盯住雇员们，监视他们得体地工作，接替他们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过分承担着他人的工作。同时，雇员们面对面地谴责他。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不再起作用了。(我曾经听见莱伯对于音乐思想发表过相同的意见。)这正如银纸一旦弄皱后不能再捋平一样。我的全部思想几乎都弄皱了。我确实靠钢笔进行思维，因为我的头脑经常对我的手写的东西一无所知。哲学家的行为经常与小孩的行为差不多。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后问大人：“这是什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也涂画了一些符号，问道：那末这是什么?拉姆齐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譬如，他想象的目标是清理一些特殊社会的事务。他不去思考国家的本质——至少他不愿意这样做——而去思考这个国家是如何合理地组织的。该国可能不是唯一的国家，这个思想一方面使他不得安宁，一方面使他厌烦。他想尽快地开始考虑基础——这个国家的基础。这是他的擅长之处，并且深深地吸引着他。真正的哲学思想一直在于扰他，直到他将结果(如果有的话)扔在一旁、并且宣布它无足轻重时为止。奇妙的比喻基于这样的事实上：甚至最大的望远镜都必须带一个不大于人的眼睛的目镜。托尔斯泰：一个事物的意义(重要性)在于它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东西。——包括真理和谬误两个方面。主题之难以理解——如果它是有意义的、重要的东西——不在于在理解它以前特别需要研究深奥的问题，而在于把主题的理解与多数人想认识的事物这两者加以区别。因此，最显而易见的事物可以变成最难以理解的事物。必须克服的东西是与意志有联系的，而不是与智力有联系的困难。观在的哲学教师为学生选择食物时不带有取悦他的胃口的意图，而带有改变他的胃口的意图。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的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语言给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径错途的网状系统。看见一个接一个的人沿着同一条路走去，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哪儿会走上歧路，在哪儿笔直走无需留意拐弯处，等等。我必须做的事是在所有交叉口竖立起路标，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爱丁顿关于“时间的方向”和熵的法则是：假如有一天人们开始走回头路，时间就会改变方向。当然，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这样说；但日后你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你没有说出比人们已经改变了走路的方向这句话更多的东西。有的人把人类分成买者和卖者，忘记了买者也是卖者。假如我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他的文法改变了吗?哥白尼或者达尔文的真正成就不是发现了一种真实的理论，而是发现了一种丰富的新观点。我相信，歌德真正寻求的不是生理的色彩理论，而是心理的色彩理论。忏悔必须成为你的新生活的一部分。我从没有一半以上成功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事物，实际上还没有一半，只有十分之一强。这仍然有些价值。我的作品经常只是“结结巴巴”。犹太人的“天才”仅仅指的是圣人。甚至犹太人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只能算是有才干的人(譬如我自己)。我认为我的唯一的可以再生的思想有些真理。我相信我从未创造过一线思想，我的思想是从其他人那儿获得的。我热情地，直接地抓住它，将它运用于我的分类工作中。这就是博尔茨曼， 赫茨，叔本华，弗莱格，罗素，克劳斯，卢斯，威林格，施本格勒，斯特佛等人对我产生的影响。能否把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的情况作为犹太人复生的例子呢?——我发明了新的明喻。我也曾经为德罗比尔模拟过头型，刺激本质上是德罗比尔的工作，我的成就的确还是分类。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是鼓起勇气去完成分类工作：否则它只是一种聪明的游戏。犹太人必须懂得，从字面意义上看，“一切事物对于他等于空无一物”。然而，这是他特别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没有特别的东西。当你可以变富时，你很难接受贫困；当你不得不变穷时，你更难心甘情愿地接受贫困。或许说(正确地或错误地)，犹太人的头脑没有创造最小的花和小草的力量，他们仅从他人的思想土壤上将生长的花和草拔出来，移植于综合图案中。我们这样说话，不是指出什么谬误。只要所做的事情十分清楚，那一切就是对的。只有犹太人的工作的本质与非犹太人的工作的本质相混淆时，才会有危险，尤其当犹太人作者自己陷入混乱时，更是如此，因为他容易陷入混乱。(他是否看上去神气十足，好象他自己生产了牛奶似的呢?)犹太人的头脑特别对于他人的作品比对于自己的作品能更好地加以理解。当我精心地镶嵌一幅画或者把它挂在适宜的环境时，我经常自豪地感觉到这幅画是我画的。这不十分正确：不是“自豪地感觉到它是我画的”，而是自豪地感觉到我协助完戒了它，似乎我画了一小部分。这就象一个天资过人的植物管理员一样，他最后竟认为自己至少创造了一根草。可是，他应该明白，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工作。他甚至对最微不足道的小草的生长过程也全然无知，完全不懂。一幅画着一株完整的苹果树的画无论多么逼真，在某种意义上不比一株小雏菊更象树。同样，布鲁克讷的交响曲不比马勒尔的交响曲更无比接近英雄时代的交响曲。如果马勒尔的交响曲是艺术品的话，那它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可是这实际上是施本格勒式观察。)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在挪威曾偶然地得到某些我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有这样酌印象，我给生命带来了新的思维运动(不过我也许错了)。我现在似乎仅在运用旧的思维运动。卢梭的性格中有犹太人的因素。有时听说一个人的哲学是一个气质问题，其中含有某些因素。可以称明喻的选择为气质问题，而且这种选择远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加强调不同意见。“将这块肿瘤看成你的身体的完全正常的一部分吧!”有人能够如此俯首听命吗?我有随意决定获得或不获得关于我的身体的理想观念的力量吗?”在欧洲人的历史上，犹太人的历史没有按照他们对欧洲事务进行干预的实际成就被详细记载，因为在这种历史上，犹太人被看作一种疾病、一种畸形物。没有人愿意把疾病和正常的生命置于同等地位[没有人想说疾病和健康的身体(甚至痛苦的身体)有同等权利]。我们可以说：如果人们身体的整个感觉改变了(如果身体的整个自然感觉改变了)，他们就只能把这块肿瘤看成身体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否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容忍这块肿瘤。可以期望单个人表现出这种宽容或者漠视肿瘤这类东西；但是不能期望一个民族这样做，因为准确地说，对这类东西的漠视并不能造就一个民族。比如，期望某人既保留以前的对于身体的审美感，又要使肿瘤受欢迎，这两者是矛盾的。权力和占有不是一回事，尽管占有也给我们带来权力。如果说犹太人没有任何贫穷感，这种说法就与他们追求富裕的欲望相吻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是一种特权，贫穷却不是。(例如，我不希望我的人民变穷，因为我希望他们有一定的权力。当然，我也希望他们恰当地运用权力。)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之间肯定有其种亲缘关系，但这不是说，勃拉姆斯的作品的章节模仿了门德尔松的作品的章节。——这样说可以更好地表达我所说的亲缘关系：勃拉姆斯具有完整的严密性，门德尔松却只有一半的严密性。或者，勃拉姆斯经常是无缺陷的门德尔松。这一定是我不熟悉的一个主题的结尾。今天，当我考虑哲学问题并自言自语地说“我毁灭，我毁灭，我毁灭”的时候，它钻进了我的脑子。有时听人说，犹太人的诡秘狡诈的本性是长期遭受迫害的结果。这种说法肯定不真实。然而，也可以肯定，正是因为他们有诡秘的本能，他们才不顾迫害地继续生存着。可以说，这种或那种野兽之所以能幸免灭绝，是因为它们具有躲藏的本领和能力。当然，我并不以此作为称赞这种能力的理由，绝对不。布鲁克讷的音乐中没有留下内斯特曼伊、格里尔柏尔策尔、海顿等人的修长、苗条(日耳曼民族的?)的形象；它的形象完全是匀称和丰满的(阿尔卑斯山区人的?)甚至比舒伯特的形象更加单一。有力量的语言必须使一切事物看上去是一样的，这在字典中最显而易见，并且使时间的拟人化成为可能：其重要性不亚于使逻辑常数神化的某种事物。一件漂亮的外套会变成(仿佛凝结成)蠕虫和毒蛇，假若穿衣者在镜子中显得舒适自如的话。我的思想的欢乐是我自己的奇特生活的欢乐。这是生活：的乐趣吗?一九三二年哲学家们说：“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后开始；”或者：“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时开始。”他们忽视了“之后”，“之时”，“开始”等词的暂时意义。暂时性蕴藏于他们的文法之中。大约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牢记好的建筑物给人造成的印象，因为它表达了一种思想，它使人想以某种姿态作出反应。不要玩弄深埋在他人心底的东西。面容是躯体的灵魂。从外表评价一个人自己的性格就象评价一个人自己的笔迹一样是不可能的。我和我的笔迹有单方面联系，这种联系阻碍我从同样的角度看待我的笔迹和他人的书写，阻碍我对这两者加以比较。在艺术上，说这样的话是困难的：什么都别说。象所有人的一样，我的思想上粘贴着我过去的(凋零酌)思想的萎缩残留物。勃拉姆斯的音乐中思想的力量。各种植物的人性 玫瑰、常春藤、草，栎树、苹果树、王米，棕榈。比较言词的不同特性。欲刻划门德尔松的本质特征，可以做到的事是说，门德尔松大概没有写任何难懂的乐曲。每个艺术家都受到他人的影响，他的作品显现了这种影响的痕迹。然而，他的重要性在于个性、即他的个性。他从别人那里继承的只是蛋壳。我们会迷恋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们不会给我们提供精神粮食。我有时似乎在推究无牙齿龈的哲理，似乎我不用牙就能正确地、适宜地说话。我从克劳斯身上察觉到相似之处。与我所承认的那种老朽的看法相反。一九三三年假如某人说，我们设想“甲的眼睛比乙的眼睛更含有美丽的神情”。那末，他根本不是在用“美丽”一词去形容通常意义上的美好事物。相反，他是在狭窄的意义上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怎样证明这点呢?我对“美丽”一词是否有特定的、严格的解释呢?当然没有。——可是，也许我喜欢对眼睛的情美和鼻子的形美相比较。因此，可以说：如果有一种两个词的语言使我在类似情况下不能参照普通事物的话，我在使用这两个特殊词中的一个时就不会有麻烦，而且我的意思也不会受到削弱。如果我说甲的眼睛很美丽，有人会问：你看出他的眼睛美在何处?我可能回答：杏仁形、长睫毛，柔嫩的眼睑。这双眼睛与我所发现的美丽的哥特式建筑有何共同之处呢?它们使我产生了相同的印象吗?可以说在两种情况下我的手都企图拽住它们吗?无论如何，这是对美丽一词的狭窄定义。通常可以说：去探讨你所称谓的善的、美丽的事物的原因，然后，在这个例子中“善”一词的奇怪文法就会一目了然。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我认为，我的话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似乎对我来说，不管我的思想属于现在、将来或者过去，如此获得哲学是一定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揭示我自己，而不象有的人不能随意地尽其所能去活动。假如你运用逻辑的骗术，除了骗你自己之外你还能骗谁呢?作者的姓名。我们有时把酝酿方式看成既定的。例如，我们问：什么姓名适合于这个人的性格?然而，我们有时又使性格适合于姓名，把它也看成既定的。我们据此得到的印象是，著名大师的姓名仅适合于他们的事业。一九三四年当某人预言下一代人将接过这些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时，这通常是一种渴望的思想，是一种谅解自己未能完成所应该完成的工作的方式。父亲希望儿子在他未能成功的领域里取得成功，从而使他留下的问题能最终得到解决。可是，他的儿子将面临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希望任务能够完成的愿望披上了预言下一代人将取得进展的假象。勃拉姆斯的势不可挡的能力。假如某个坐在小轿车里的人有急事，他就会主动地加速。即使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加速。我在艺术活动中的确只表现了良好风度。一九三六年哲学研究(大概特别在数学上)和美学研究之间存在奇怪的相似之处。 (例如，这件外套哪点不好，怎么成这样，等等。)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七年在无声电影时代，除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作品外，所有的古典作品都作为伴奏曲演奏。没有勃拉姆斯。这是因为他太抽象。我可以想象出由贝多芬或舒伯特的乐曲伴奏的电影中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可以对电影的音乐获得某种了解。然而，这不能帮助我理解勃拉姆斯的乐曲。另一方面，布鲁克纳却和电影同步。一九三七年如果你奉献了一件祭品后对此感到得意的话，你和你的祭品都会受到诅咒。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拆毁，这是件艰难无比的事情。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地狱的恐怖。时间足够了。能够流畅地加以阅读的手稿与能够写但是不容易加以解释的手稿的效力大不一样。对象的更大“纯洁性”不影响理性、例数。明亮的工作棚是一盏美丽的灯，可是它只有在另一盏灯的照耀下才放射出美丽的光芒。“对，是这样的”，你说，“因为它一定是这样的!”(叔本华：人的真实寿命是一百岁。)“当然，它一定是这样的!”似乎你已经领会了创造者的意图。你已经掌握了该体系。你没有问“人实际上活多久呢?”这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个肤浅的问题，而你已经懂得更深刻的东西。防止我们的主张被曲解——或避免我们的主张流于空泛——的唯一途径，是明确阐述我们关于什么是理想的比较对象——好象是一种标准——的看法，以取代对于这种主张的偏见；，即一切事物都必须与这种主张相适应。这是产生教条主义的途径，而哲学在其中容易堕落。可是，类似施本格勒的观点是怎样和我的观点相联系的呢?对施本格勒的曲解：如果理想作为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形式的原则被提出的话，它不丧失任何尊严。一种可靠的衡量。麦考莱的论文中含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可是他对于人的价值判断却冗闷累赘。人们想对他说：不要装腔作势!只说出你必须说的话。据说从前的物理学家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极端缺乏与物理有关的数学知识。今天的青年人几乎完全一样，据说他们正处在普通常识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奇怪要求的境况中。一切事情都变得这样的复杂，以至于把握它们需要特殊的才智。由于玩游戏的技巧已经不够了，因此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现在还能玩这种游戏吗?什么是适宜的游戏呢?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途径，是以促使疑难问题消失的方式去生活。生活难以应付这个事实说明，你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生活的模式，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适应生活的模式，疑难问题就随之消失。可是，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到，看不到生活中的问题的人对于重要事情、甚至对最重要的事情都视而不见吗?能否说这种人只是毫无目的地生活呢——盲目的，如鼹鼠一样?如果他看得见，他会看到问题吗?我不应该这样说吗：正确地生活的人遇到问题时不感到遗憾，所以对于他来说，问题不是问题，而是欢乐。换句话说，问题对于他来说是环绕他的生活的一道明亮的晕圈，不是含混暧昧的背景。有时，思想也在未成熟之前就从树上掉下来。我发现，在探究哲理时不断变化姿势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立太久而僵硬。这就象攀登高山的人为了恢复体力而后退一会儿，伸张不同部位的肌肉。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是说，它不是一种对人的灵魂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理论，它是对于人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由于“悔罪”是一种真实的事件，因而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是真实的。议论这些事件的人(如班扬)仅仅是在描述对于他们发生的事情，而不管人们可能想给这类事件抹上什么光泽。我每天经常地构思一首乐曲，这时我总是有节奏地摩擦上下牙齿。虽然我经常下意识地这样做，但我以前就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我构思的音符似乎是由这种摩擦产生的。我相信这可能是构思乐曲的常见的体内的方式。当然，我不动牙齿也能构思乐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音符就变得如同鬼魂一样，模糊含混。思维也有耕耘的时间和收获的时间使人们按照教条进行思维所产生的后果， (大概采用某种图式命题的形式)是非常奇怪的。我并不认为这些教条左右了人们的看法，而是认为它们绝对地控制了一切观点的表达方式。人们将生活在绝对的、露骨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还不能说他们不自由。我认为天主教的一些行为与此十分相似。由于教条是以断言的形式表达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任何实际的看法同时也可以与教条相一致，并且公认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容易做到相一致。可能被人们所相信的并不是带有各种限制的墙，倒是更象是一个制动机，但它实际上也是为同样目的服务的。这很象某人在你的脚上缚上重物，以便限制你的行动自由。这就是教条之所以不容反驳、超出攻击范围之外的原因。假如我仅仅为了自己思考一个题目，而且不打算写成一本书的话，我的思路会围绕着这个题目跳来跳去。这对于我来说是唯一自然的思维方式。强迫目己按照既定的顺序去思维，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甚至现在有尝试的价值吗?我在整理我的可能是毫无价值的思想时，浪费了无法表述的大量努力。人们有时说，由于没有研究过哲学，所以无法对这种或那种事物作出任何判断。这是恼人的胡说，因为它的虚假理由是说哲学是一门科学。人们几乎象谈论医学一样谈论它。——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从事过哲学研究的人，比如大多数数学家，就不具有从事这种研究、探讨的视觉器官。一个不习惯于在森林里寻找花朵、浆果或植物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它们的，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受过发现它们的训练，而且他不知道必须在什么地方专心致志地进行搜索。同样，缺乏哲学实践的人路过了草中藏有困难的所有地带。相反，具有哲学实践的人会停住脚，觉察到附近存在着他还看不见的困难。——对于懂得并具有哲学实践、知道存在困难并且知道在发现问题前需要探索多长时间的人来说，这是毫不奇怪的。巧妙隐藏的东西是很难找到的。据说宗教的明喻能在地狱的边缘移动。例如班(扬)的明喻。倘若我们在班的明喻上简单地加上：“所有的陷井，流沙、迷径都由道路之神没置，并且各种妖魔、小偷、强盗都由他创造”这段话，情况会怎样呢?当然，这不是班扬明喻的意义!可是，这种增加部分太明显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使这一明喻失去了它的力量。但是，如果这种附加受到——可以说——压抑，可以说那情况更会如此。如果在经常被坦率说出的话中，那就不一样：我在用它作为明喻，不过注意：它在此不适宜。你将不会感到受了骗，不会认为有人在玩弄诡计企图说服你。可以告诉某人，例如：“感谢上帝赐给你的恩惠，但不要抱怨不幸；因为，假如有个人即使你得到恩惠，又使你遭受不幸的话，你会这样做的。”生活的规则在各种生动的描写中被美化了，这些描写的作用仅能描述我们将做些什么事，而不能证明我们将做的事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当这些描写在别的方面也是适用时，它们才能提供合理的证明。我可以说：“谢谢这些蜜蜂吧，它们献出它们的蜜，就好象善良的人给你预备好了一样。”这种说法明白易懂,描述了我希望你如何行动。可是我不能说：“谢谢这些蜜蜂，看，它们多么好啊!”——因为它们等一会儿可能螫你。宗教说：这样去做!——那样去想!但是宗教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而且，甚至一旦它试图作这种证明时，它就会变得令人厌恶了；因为对于它提出的每个理由，都存在着一个有根据的对立理由。这样说更明白些：“这样去想，不管它如何使你感到吃惊。”或者:“你这样做吧!——无论你对它多么反感。”宿命论：这样描写最骇人听闻的苦难才是允许的——如此一来，它就含有大不相同的内容。可是出于相同的理由，也不允许有的人主张它是真理，除非他自己在极度痛苦中说起它。——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者换个方式说：如果这是真理的话，也不是那种一看就能用言词表达的真理。它此叹息、哭泣更少理论的味道。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罗素会经常高叫，“逻辑是地狱!”——这完全表述了我们思考逻辑问题时具有的感觉；这指的是，它们的巨大困难，它们的坚固的和不稳的结构。我相信，我们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以下事实：每当出现新的语言现象时，这种语言现象追溯既往地说明，我们先前的解释没有作用。(我们感到，语言经常提出新的、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它使全部解释毫无作用。)不过，这是苏格拉底在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时所遇到的困难。词的一种功用反复地出现，使它看起来与它的概念不一致，而这个概念是由词的其他功用所导致形成的。我们说：可那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一虽然它与其相仿!我能够做的一切是不断重复这些对话。《福音书》中轻柔地、平静地涌流的泉水到了《保罗的使徒书》中就泛起了渣滓。或者说我看是如此。也许正是因为我不纯洁，才使我从中读到污浊。这种不纯洁怎能不污染清白的事物呢?不过，我似乎在此看出人的情感，如傲慢和气恼，这种情感与《福音书》中的谦卑不和谐。他仿佛在此力主他的人。以此作为一种宗教姿态，这是与福音不相吻合的事情。我想问——但愿这不是亵渎——：“耶稣可能对保罗说什么?”不过对此的回答可能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使你自己更诚实吧!在你目前的境地，你完全不可能理解可能是真理的东西。在《福音书》里——我看来如此——一切事物更少矫饰，更加谦卑，更加简单。你在那儿发现棚屋；你在保罗身上发现教堂。在那里，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上帝自己就是人。保罗的身上已经有等级，名誉，地位之类东西了。——这也许是我的鼻子告诉我的。让我们做人。——(我)从纸袋里掏出一些苹果。它们在里面放了很久。我不得不把许多苹果切掉一半，然后扔掉，后来，当我誊抄我写的一句话时，我发现后半句很糟糕。我马上把它看成了一个烂掉了一半的苹果。这是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我的道路上的每件事都变成了表现我当时的思想的图画。 (这种思维方式有些女人气吗?)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我发现自己象一个徒劳无益地回忆一个姓名的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想别的事吧，你会记起来的”——同样，我曾经不停地考虑别的事情，以便让我所长期探索的事物出现在我的眼前。语言游戏的渊源和原始形式是一种反作用，只有它才使更加复杂的形式得到发展。语言——我要说——是一种提炼，“开始是行为”。克尔凯郭尔写道：如果基督教这样宽容和舒适，那上帝为什么在《圣经》中使天国和地狱共存，并且威胁要进行永恒的惩罚呢?——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圣经》这样含糊呢?如果我们想警告某人注意可怕的危险，能否给他出个谜，谜底是警告的内容呢?一可是哪个会说《圣经》确实含糊呢?在这种情况下，“出个谜”难道不是关键吗?另一方面,难道更直接的警告一定会引起错误的结果吗?上帝要四个人详细叙述他的化身耶稣的生活，他们的叙述在各种场合都不一样，前后矛盾——然而能否说：重要的是，这种叙述不应超乎寻常地显得合情合理，从而不应被看作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呢?。因此，不应该不适当地相信字面意义，精神可能接受它的应得权益。譬如，你可能见到的东西却不可能由甚至第一流的、精确的历史学家予以描述。所以，平庸的叙述就足够了，它甚至被优先对待。因为这种叙述也能告诉你你想被告知的事情。(大概在这个方面，平庸的舞台背景可能比复杂的舞台背景更出色，画上的树可能比真正的树更出色，——因为它们可以转移对于重要事情的注意力)。圣灵将本质的、对于你的生活是本质的东西赋予这些言词。其要旨是，你只应该清晰地看见在这种展现中清晰地出现的事物。(我不能肯定这在克尔凯郭尔精神中的精确程度。)在宗教中，每种程度的虔诚必然有适当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较低的程度没有任何意义。在较高程度上有——定意义的教义对于仍然处于较低程度上的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这种人只能错误地加以理解，所以这些言词对于他们没有作用’。比如，按照我的程度，保罗的宿命论教义只是邪恶的胡话，是违背宗教的。因此，它不适合于我，因为我所得到的这幅画的唯一用途是一种错误的用途。如果说它是一幅好的、神圣的画，那只是对处在完全不同程度上的人而言的，这种人在他的生活中使用这幅画的方式，与我的可能的方式绝然不同。基督教没有基于历史的真实之上；可是，它向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叙述；它讲：现在去信仰吧!不过，不要以适合历史叙述的方式去相信这种叙述，相反：在任何情况下，相信你所能做的、仅仅作为生命的结果的事情吧!你在这里听到了历史叙述，但决不能象对待其他的历史叙述一样来对待它!要使它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不寻常的地位。——对此不存在自相矛盾的事。没有人能够诚实地说他自己是废物。因为如果我说了，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但这仍然不是他人据此可以识破我的真相，否则，我或者会发疯，或者会改变自己。听起来很奇怪；从历史角度看，可以证明《福音书》中的历史记述是虚假的，可是信仰并不因此失掉什么：不，因为它涉及‘普遍的理性真理”!再则，因为历史证明(历史证明的把戏)与信仰没有关系。人们虔诚地(热爱地)抓住这种启示(福音书)。这理所当然地刻划了“奉为真理、而非别物”的特征。信仰者与这些叙述的联系，既不是他与历史真实(可能性)的联系，也不是它与“理性真理”所构成的理论的联系。有这样的事物。——(甚至对于我们称之为杜撰的不同物种，我们也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我读到，“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上帝。”这是事实：我不能称他为上帝：因为这对于我来说等于什么没有说。我可以称他为“完人”，甚至“神”——或者说，他被人如此称呼时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不能有意吐出“上帝”这个词。因为我不相信他将会审判我；因为那对于我等于什么没说。只有我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时，这个词对我才有一定意义。甚至什么能使我相信耶稣的复活呢，似乎我在玩弄思想。——假如他没有由死复生的话，他将如其他人一样在坟墓中腐烂。他已经死了和腐烂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一个和旁人无异的教师，并且不能再帮助旁人了。我们又成为孤苦零丁的孤儿。所以，我们只好用才智和推想使自己得到满足。我们正在一种地狱之中，在那里，我们只能做梦，梦似乎根源于天国，是天国的一个部分。如果我确实得到拯救的话，——我所需要的是肯定——不是智慧、梦和推想——这种肯定就是信仰。信仰是我的心灵，我的灵魂所需要的，而不是我的远见卓识所需要的。并不是我的抽象的头脑必须得到拯救，而是我的具有情感的、似乎有血有肉的灵魂必须得到拯救。或许可以说：只有爱才相信复活。或者：正是爱才相信复活。可以说：重新获得的爱更相信复活；甚至对复活坚信不移。与怀疑相对立的， 好象是赎罪。对此坚信不移一定会导致对这种信仰坚信不移。这意味着：首先你必须赎罪，坚持不懈地赎罪(不断地赎罪)——之后你将发现，你对这种信仰坚定不移。所以，只有当你不再站立在尘世上、而且把你自己悬挂在天上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假如你将来能做你现在还不能做的事情，那末一切事物都会不一样，而且会“毫无疑问”。(悬挂着的人看上去和站立的人一样，然而他的内部力量的交互作用却完全不同，因而他的举止完全不同于站立的人。)关于你，你不可能写出比你本人更真实的东西。这就是描写你本人和描写外部对象两者之间的差别。你从你自己的高度描写你自己。你没有站在高跷上或楼梯上，而是光着脚站着。一九三八年弗洛伊德的思想：疯狂的锁没有被毁坏，它仅仅被更换了；旧钥匙已经不能打开这把锁，但是它可以被一把结构不同的钥匙打开。据说布鲁克讷的交响曲有两支序曲。交响曲先以第一种思想开始，然后又以第二种思想开始。这两种思想不是作为血缘亲属，而是作为丈夫和妻子相互依存的。布鲁克讷的第九交响曲是对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一种抗议，这就使前者在某个方面为大家所容忍，假如它是一种仿制晶的话，它就不会抗议。它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之间的联系非常类似列瑙的《浮士德》与歌德的《浮士德》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非常类似天主教和“启蒙浮士德”之间的联系，等等。没有比不欺骗自己更困难的事情。朗费罗：在艺术的早年，建设者们精心锤炼每个细微难见的部分，因为神人各地可见。(这可以作为我的一条格言。)类似音乐的语言和建筑的现象。意味深长的不规则变化——例如在哥特语中(我也在想圣·巴兹尔教堂的高塔)。巴赫的乐曲比莫扎特或海顿的乐曲更象语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低音二重奏的宣叙调。〈将叔本华关于创作普遍性乐曲的评论比作一种特殊乐谱。)在哲学上，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一九三九年运用精神分析法治疗就象食用树上的知识一般。已经掌握的知识给我们提出(新的)伦理问题：但它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O年门德尔松的乐曲缺少什么?一种“勇敢的”旋律吗?《圣经旧约》被看作一具无头的身子；《圣经新约》：头；《使徒书》：头上的王冠。当我想着犹太教《圣经》、即《圣约旧约》的时侯，我感到想说：头(仍然)不在身子上。这些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这些愿望还未得到实现，可是，我不一定必须想着一个戴着王冠的头。妒嫉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比如，标识妒嫉的颜色没有更深入一步——更深的情感具有不同的颜色。(当然，这没有使妒嫉减少丝毫真实性。)天才的尺度是性格，——即使性格本身不能产生天才。天才不是“才能加性格”，而性格则是以特殊才能的形式表现出自己。正如一个人为了表现得勇敢，跟着一些人跳入水中；而另一个人为了表现得勇敢，写下一首交响曲。(这是一个无力的例子。)天才并不比其他任何正派人有更多的光——但是他有一个能聚集光至燃点的特殊透镜。为什么这个灵魂被空虚的思想撼动了呢?——它们毕竟是空虚的。嘿，灵魂被它们撼动了。(风只是空气，可是它怎么能撼动树呢?嘿，风确实撼动了它。不要忘记它。)没有人能讲出真理；如果他仍然把握不住自己。他不能讲出真理；——但不是因为他还不够聪明。只有和真理亲如一家的人才能够讲出它。仍然生活于谬误之中，仅偶而走出谬误，迈向真理的人是不行的。躺在成就上就象行进时躺在雪地里一样危险。你昏昏沉沉，在熟睡中死去。表现出希望极度空虚的一个例子是，我希望在一本漂亮的笔记本上尽可能快地写字。我根本就毫无昕获。我不希望如此，因为它会成为衡量我的工作能力的证明。它不过是一种渴望，即我渴望尽快地摆脱掉所熟悉的事物；尽管我已摆脱掉这种希望，但是我不得不开始新的希望，全部事情又只得重演。有人会说，叔本华是一个十分粗糙的头脑。比如，尽管他经过精制，但这种精制到一定程度时突然衰竭，这样一来，他更粗糙无比了。真正的深度在哪里开始，他的深度就归于灭亡。可以这样评论叔本华：他从不探讨他的良知。我象一个骑在马上的拙劣骑手一样，骑在生活上。我之所以现在还未被抛下，仅仅归功于马的良好本性。假如艺术的作用是“唤醒感情”的话，领悟艺术的意识是否包括在这些感情之中呢?我相信，我的原动力(如果这是适当的词)是一种属于土壤的、而不是属于种籽的原动力。(也许我没有自己的种籽。)在我的土壤上撒下一粒种籽，它的成长将与它可能在其他土壤上的成长不同。弗洛伊德的原动力也是如此。我始终相信——不知什么原因——精神分析学的真正胚芽起源于布罗伊尔，而不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当然，布罗伊尔的种子必定是颗粒微小。勇气始终是首要的。当代的人认为，科学家的存在是为了教育他们，诗人，音乐家等的存在是为了给他们快乐。这给他们某种启迪一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一点。钢琴演奏，人类的一种手指舞蹈。可以说，莎士比亚表演了人的情感的舞蹈。所以，他必须是客观的；否则，他就不会大量地表演人的情感的舞蹈——象他所谈论的。然而，他是在舞蹈中，而不是自然主义地向我们表演这种舞蹈的。(我的看法来自保尔·恩格尔曼。)甚至最高级的艺术形式也有被称之为“风格”的东西，这种东西甚至可以被称为“个人惯用格调”。他们的风格还不如儿童的第一次讲话的风格。一九四O年因果联系观点的潜在危险在于，它引导我们说:“当然，这必然会如此发生。”然而，我们应该想到：它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途径发生。如果我们从人种学观点看待事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认为哲学是人种学呢?不是。它仅仅意味着我们站在局外的立场上，以便能更客观地观察事物。我所反对的是我们所得到的一种先验的，完美无缺的观念。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完善观，它们都不是绝对灼。我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为我们的不同于现实舶思想构思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末我们就会从一种崭新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讲真话比起讲假话来，只是经常地有点微微的不舒服，这就象喝苦咖啡比喝甜咖啡要困难些一样。可是我强烈地倾向于讲假话。一切伟大的艺术里面都有一头野兽：驯服。比如，门德尔松那里没有。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把人的原始冲动作为低音基础。它们不是旋律(也许象它们在瓦格纳那里一样)。但是，它们是使旋律获得深度和力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门德尔松可以被称为“复制的”艺术家。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为格蕾特尔建造的房子是极其灵敏的耳朵和良好的风度的产物，是(对一种文化等)高度理解的表现。但是，进发在空旷之地的原始生活、野蛮生活——这很缺乏。所以，他可以说这不健康(克尔凯郭尔)。(温室植物。)一位先生在教学时可以从学生那里得到好的、甚至惊人的成果；可是，他可能不是一位好先生；因为情况可能是，当他的学生直接受他的影响时，他把他们提到不自然的高度，却没有培养他们在这个水平上的工作能力，所以先生刚刚离开教室后，学生们又马上加以抵制。或许我也是这样；我有时这样考虑过。(马勒尔在亲自指导学生的学业时，获得了优良成绩。他没有亲自指导时，管弦乐队似乎马上要垮台。)“音乐的目的：交流感情。”与此有关：我们可以正确地说：“他脸上现在的表情和以前的一样”——即使标准在这两种场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怎样运用“同样的面部表情”这些词呢?——怎样知道有的人正在正确地运用这些词呢?我是否知道我正在正确地运用它们呢?可以说：“天才是依靠勇敢去实践的才能。”力求被人爱戴，不求被人羡慕。值得称羡的不是惶恐，而是受到抑制的惶恐，它使生活具有价值。勇气，而不是机智，甚至不是灵感，——这是一粒会长成大树的芥茉。在这种程度上，哪儿有勇气，哪儿就有互和死的联系。(我正在思考莱伯和门德尔松的管风琴乐曲。)可是，承认他人需要勇气并不能使你赢得勇气。有些时候，某种措词必须从语言中撤走，送去清洗，——然后，可以将它送回到交流之中。能看见正在眼前的东西是多么困难啊!你一定不能勉强放弃谎话，同时又讲真话。风格适当的写作直接将客车搁在轨道上。如果这块石头此时纹丝不动，被牢牢楔入的话，那首先就移动一些石块放在它的周围。如果你的客车在铁轨上扭曲的话，我们所能做的是使你在铁轨上挺直。然后开动客车是我们留给你的事情。抹掉灰泥比移动一块石头要容易得多。嗯，你只得先干一件，然后再干另一件。一九四一年我的风格象拙劣的音乐作品。不要为任何事情道歉，不要遗留任何事情；注意看它究竟象什么——但是必须留意有助于理解事实的东西。我们的最大愚蠢也许是非常聪明的。难以相信一个新抽屉是多么的有用，它被恰当地置于我们的档案柜中。必须说新东西，可是它肯定全是旧的。事实上，你必须限定自己讲旧东西——它肯定仍然是新东西。不同的解释必须与不同的运用相一致。一个诗人也必须经常扪心自问：“可是我写的东西的确真实吗?”——这不一定意味着：“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吗?”是的，你必须收集旧材料。但是在一座建筑物中，——我们年老了，问题又从手指上滑掉了，就象我们年轻时一样。我们现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不能抓住它们了。科学家的态度是多么奇怪啊——：“我们对它仍然无知；但是它是可知的，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似乎它的进行不需要说话。我可以想象，某人认为‘弗纳姆”和“梅森”两个名字互相适用。不要提过多的要求，不要担心你所要求的东西会化为乌有。经常问‘为什么”的人就象站在一幢建筑物前阅读导游手册的旅行者一样，这些旅行者忙于了解这幢建筑物的建造史，以至于妨碍他们观看这幢建筑物本身。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配合旋律可能是—个特别困难时问题。问题是：如果我有倾向性的话，我应该对配合旋律抱什么态度呢?他也许已经找到合乎常规的、为人接受的态度，但是仍然感到这种态度不适合于他。什么样的配合旋律应该对他有意义，这点还不清楚。(在这方面，我想起舒伯特临死前想学习配合旋律的事。我认为，他的目的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多懂点配合旋律、以便决定他在哪儿与配合旋律有关系。)瓦格纳乐曲的主题可以被称为音乐散文句子。正因为存在“格律散文”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些主题能按照旋律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不构成一首旋律。瓦格纳戏剧也不是场景的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仿佛是一根巧妙纺织的线，而且不象主题和场景那样受到激励。除了本质以外，不要把他人的例子作为你的指南。哲学家们使用的语言似乎已经被过紧的鞋子挤变形了。戏剧中的人物激发了我们的同情心；他们象我们所认识酌人、通常象我们所爱的和所恨的人：《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人物根本不能唤起我们的同情：我们从不感到似乎认识他们。他们象思想、而不象人一样列队从我们身旁经过。一九四二年数学家帕斯卡欣赏数论原理的美，似乎他在欣赏一种美丽的自然现象。他说，妙不可言，数有多么精彩的特性呀：似乎他在欣赏某种水晶体的对称。有人或许说，造物主在数中创造了多么不可思议的法则啊!你不可能建造云彩，这就是你梦中的未来永远得不到实现的原因。飞机出现以前，人们梦想着飞机，梦想着拥有飞机的世界的场景。可是，正由于现实不同于人们的梦想，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一定会按照我们现在的梦想发展。因为我们的梦想蒙盖着纸帽、化装服装之类的虚饰物。科学家的科普读物不是艰苦工作的产物，而是他们在满足于已得成绩的时候编写的。如果你已经得到一个人的爱，那么为这种爱作出任何牺牲都不为过分；不过，任何牺牲都太大，以至于你买不到它。实际上，正如熟睡和浅睡之间存在着差异一样，存在着深刻显现的思想和表面喧闹的思想。不能拔苗助长。你所能做的一切是使它得到温暖，滋润和光线；这样它必然生长。(你甚至触摸它时也得小心翼翼。漂亮的东西不会是美的。——有个人将被监禁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有扇未上锁的门，从里边可以把门打开；只要他没有想到拉门，而是想着推门的话。把一个人放到错误的环境以后，一切事情都将不正常，他在各方面将显得不健康。把它放回到适宜的环境以后，一切事物都将生机勃勃，显得很健康。但是，假如他不在适宜的环境怎么办?那末，他只好在世界面前尽量显得象个跛子。如果白色变成了黑色，有的人会说“它本质上未变”。然而，如果颜色变暗了一成，其他的人会说：“它已完全变了。”